保险公司转正总结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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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公司转正总结篇1

最近20年来，以20%的年均增速疾行的保险业，近两年放慢了步伐。业界共识是，资本市场低迷、银保业务下滑、营销队伍增长乏力，诸多因素让保险业陷入发展的困局。

四大保险上市公司的2012年报均显示，寿险业务陷入低迷：中国人寿（601628.SH，2628.HK）净利润同比下滑39.7%，位居上市险企降幅首位；中国太保（601601.SH，2601.HK）净利润同比下滑38.9%，降幅居次；中国平安（601318.SH，2318.HK）整体净利润虽然增长3%，但寿险业务贡献的净利润同比下降35%。只有新华保险（601336.SH，1336.HK）实现4.8%的正增长。

上市险企将净利润下降大多归因于资本市场低迷，使得其持有的股权型投资资产公允价值下跌，从而大笔计提资产减值损失。中国人寿、中国平安、中国太保和新华保险四家公司的年报显示，资产减值计提总计高达471.96亿元，为近三年之最。

这正是多数寿险公司业务构成的现实困境：过度依赖于保费收入的规模增长，银保业务占比畸高，深受资本市场走势影响。“如果早点实现转型，情况或许不会像现在这样糟糕。”一位监管层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

自2008年以来，保险业“调结构”、谋转型已有五年，但至今痼疾犹存，转型成效有限。“保险业现在已到了关键期，需要真正回归到保险的本源上来。”一位寿险公司前高管对《财经》记者表示。在上市险企各自举办的年报业绩会上，高管们不约而同发出了继续深化“转型”的信号。

弱势中的转型

外部环境的艰难，迫使保险公司不再单纯比拼规模，而是关注公司一年新业务价值和内含价值的成长。而一年新业务价值和内含价值的实现情况，最能反映公司以价值为驱动的转型策略效应。

中国人寿董事长杨明生在年报会上坦言，他执掌中国人寿之后，“比较忧虑的一件事情就是新业务价值”。

据了解，个险期缴产品对内含价值的贡献通常是银邮趸缴产品的10倍左右。据国信证券分析师邵子钦测算，从内含价值指标（剔除再融资、派息、精算假设调整等影响因素）来看，新华增幅最大，达19.7%，平安以18.3%次之，中国人寿同比增长18.1%，太保增长15.4%。

中国太保的一年新业务价值实现5.2%的增长，中国人寿同比增长4.3%，中国平安同比微增0.2%，人保寿险增幅最大，达8.6%，而新华保险则同比下降4.3%。

中国太保董事长高国富在年报会上表示，在董事会对寿险KPI指标中，考核权重最大的不是保费规模，而是一年新业务价值的增长。中国人寿亦在2012年将一年新业务价值和内含价值纳入考核指标体系，其中一年新业务价值的权重达35%。

不过，新单保费增速下滑甚至负增长，令保险公司高管们不无压力。中国人寿总裁万峰在年报会上承认，2012年该公司的新单保费负增长，总保费由以往的新单保费拉动变为续期保费拉动。新华保险虽然个险新单保费同比增长3.8%，但新单总保费下滑了21.1%。中国平安新单保费下滑17.7%，其中，个险新单保费下降17.2%。

新单保费的骤降主要来自银保业务滑坡。中国人寿、中国平安和中国太保的银保新单业务都呈负增长，其中，中国太保银保新单业务同比下滑40.2%。

曾几何时，银保业务一度成为寿险公司抢占市场的利器。仅2008年上半年，全行业实现银保保费收入2000亿元，占寿险总保费收入的一半。彼时，无论是监管层还是保险公司，对此都连呼“想不到”。

2010年银保新政出台后，银保渠道急转直下。“现在来看，2011年底我们上市时对银保新政影响的预测过于乐观了。”新华保险董事长兼CEO康典在年报会上感叹。杨明生则表示，银保渠道下滑的趋势在一段时间内还将持续。

上述寿险公司前高管认为，很多保险公司没有想明白，盲目扩张银保业务，银保业务对资本的消耗相当大，这也是很多公司偿付能力压力很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德勤中国金融服务业管理咨询副总监杨桦认为，围绕客户实际需求的产品结构转型将是今年银保工作的重点，寿险产品回归保障，加大养老、医疗、护理类寿险产品的研发，可以避开与银行理财产品进行直接竞争。

平衡价值与规模

保险公司转型，需要根本转变经营方式和理念，否则很难扭转现状。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所长助理郭金龙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认为，现在保险业存在的问题，与前几年的金融形势有很大关系，保险业过度依赖银保业务，受到外部环境的综合制约。

中国人寿保险总裁万峰在2012年金博会上表示，从理财角度来说，投资型保险产品在时间与收益方面都不具有优势。“方向错了，保险的本业不应是理财而应专注保障保险。寿险公司的转型首先要以产品转型为核心，今后不能再跟银行、基金、信托等理财领域竞争。”

在转型过程中，如何坚持自己的战略，不为市场和他人左右，平衡价值与规模，考验着保险公司管理层的智慧。

畸高的银保业务结构为当前寿险业转型带来压力。康典坦言，由于银保业务占比过高，2012年银保渠道下滑对新华保险整体业务影响比同业更大。虽然个险渠道保费同比增长6.2%，但“此长未能弥补彼消”。

转型的直观代价是保费收入下滑。“我们转到了价值率更高的产品，但价值率大幅提升仍不足以弥补新契约规模保费下降所导致的新契约价值减少，同时，部分营销员收入的下滑也影响到队伍的稳定。”康典在年报致辞中表示。

在“唯保费论英雄”的思维定式下，保费规模的增减成为悬在保险公司高管头上的千斤顶。中国人寿一位前高管曾私下透露，公司确实很想把增速降一降，以便留出空间调结构，但监管层和市场的压力马上压了下来：作为寿险业老大，中国人寿增速一旦降下来，会直接影响到行业的整体增速。

因此，即便在2008年10月以来便将重心转向长期期缴产品，停销三年期产品，主推五年期以上产品，中国人寿仍然难耐由此所带来的保费增速放缓的压力，为保住“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市场份额，亦会不时打出“趸缴”牌。今年首季，便又推出一款趸缴银保产品保“开门红”。

中国人寿副总裁刘家德坦言，保险业一般在上半年拼规模，下半年做期缴增效益，中国人寿亦采取了这种策略。

中金公司认为，2012年完成高层变更之后，中国人寿的规模和效益并重的新战略将主导公司未来的业务发展。但挑战在于，其将需要通过滚动销售短期储蓄类产品，缓解当前满期给付和退保增加的压力，这将暂缓公司转型的进程，中国人寿将在短期规模和长期价值之间进行平衡。

杨明生则表示，要均衡对待价值与规模之间的关系，不能只顾价值而抛弃规模，也不能光看规模而不顾价值，“当二者只能取其一时，价值成为首选目标”。

相较中国人寿的两难选择，较早进行转型的中国太保则略有章法，先是逐步退出银保万能险市场，继而发展银保期缴业务，控制趸缴产品销售规模，在此基础上，推行“聚焦营销、聚焦期缴”战略，加大个险渠道的发展。虽然近年失去了寿险业第三的位置，但其业务结构已趋良性。

尽管寿险业迫切需要转型，但船大难调头，对于保险公司特别是大型保险公司来说，转型不能转急弯，其风险在于，靠趸缴型银保业务做大规模，如果没有一定的续期业务支撑，一旦次年保费收入达不到一定规模，在高成本支出下，将出现收不抵支，带来现金流风险。在2013年保险监管工作会议上，中国保监会主席项俊波提醒说，现金流风险是今年的重要风险之一。

转型的风险也由此显现。康典在年报致辞中指出，目前市场不振，为了突破困局，很多公司选择力推高收益储蓄替代型理财类产品打规模、保现金流。“这种竞争的过度对寿险行业价值链的解构性破坏是不可忽视的，大家将风险后延，最终把宝押在投资回报上，将有可能扩大投资风险。”

保险业今年形势很严峻，2008年销售的五年期银保产品将在2013年满期，寿险业将迎来满期给付高峰，同时，伴随续期红利不断减弱，行业现金流压力提升。此外，由于客户满期利益与存款的差距加大，可能引发未满期客户退保。

德勤中国金融服务业审计暨保险业领导合伙人文启斯指出，由于目前寿险公司主要销售投资型产品，投资回报的下滑和其他金融机构的竞争，导致寿险公司最主要的利润驱动因素——利差收益收窄，甚至可能产生更多的退保。

如果新单保费无法维持高增长，续收红利将受到较大影响。康典坦承，新华保险的形势颇为严峻，如果没有有效的应对措施，在未来1年-2年，续收红利将持续减少。

创新驱动发展

上述寿险公司前高管认为，现在行业再次转型“稍有点晚了”，如今的外部环境今非昔比，如果五年前保险业能够切实走回归保险本源之路，“可能保险业就不会搞成这样，出现这么多问题了，转型成本也会小得多”。

一个现实情况是，由于满期给付和退保，整个行业新增客户的数量在持续减少，而客户流失的状况却日益严重。对此，康典认为，行业需要新的客户开发、服务和增值模式。今年初，杨明生在中国人寿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公司从规模速度型向规模效益型转变。

保险业首个蓝皮书《中国保险业竞争力报告——转型的艰难起步（2012-2013）》建议，保险业应调整人身险的产品结构，改革销售管道，采用险种差别费率，对健康险、养老险实施单独核算，实现专业化经营。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推进，老百姓在健康、医疗和养老等方面的保险需求增大，郭金龙认为，保险公司应该顺应这一发展趋势，在产品开发上更多关注养老和健康保障，为消费者提供价格更优惠的此类产品。

对此，太保已作出明确的战略安排。2012年，太保健康险业务增长24.7%，基于这种判断，太保计划与安联联手组建健康险公司。高国富表示，“我们决定把健康险的产品和服务朝专业化的方向发展”。

据了解，新华保险也将养老和健康两大产业作为未来战略转型的重点发展方向。申银万国报告认为，新华保险2013年全面转型价值增长，将主要推动健康险和终身寿险产品销售。

对于正在转型中的保险业来说，金融综合经营的深入和互联网金融的兴起，提供了转型的新契机。杨明生表示，中国人寿将迅速启动电子商务渠道，今年要抓紧把上海的全国数据中心、北京研发中心和灾备中心建立起来，形成有效互动，为客户提供一站式服务。

在一站式服务方面，中国平安是先行者。平安集团副总经理兼首席保险业务执行官李源祥接受《财经》记者书面采访时表示，互联网作为新兴的销售管道，为公司创造了更多机会来捕捉客户的需求，并可以更快、更精准地为客户提供综合金融产品和服务。

文启斯认为，产寿险的交叉销售将成为电销渠道的业务增长点，保险公司在电销渠道已从拼价格向拼服务转变，将逐步向精细化经营模式转型。

保险公司转正总结篇2

产融结合推动资本运作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总会计师贡华章说，石油是资金、技术、劳动力密集的高风险行业，而保险业属于一种长期稳定的战略性投资。产融结合，可以实现优势互补。从企业来讲，不仅可以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和其他成本，而且还可以改善财务结构，分散经营风险。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结合就像车的两个轮子，将推动公司的资本运营进入更高的层次。

一箭双雕

中央财经大学保险系主任郝演苏认为，三大油气公司涉足保险业，无非是在原有的资本市场运作中增加了一个管道。

首先，三大石油巨头现实的考虑是如何先把自身所具有的良好的保险资源转化为现实资源。在我国现有的法律框架下，不支持企业自保，这就促使它们开始选择投资或者掌控保险公司，为己所用，做成间接自保。这样就把企业优势资源转化成了支持各自主业发展的潜在资源。

其次，石油巨头的合资意图也包含着为各自主业在海外拓展打开渠道的想法。组建合资寿险公司成了石油巨头实现各自海外产业多元化战略布局走的一步棋。

垄断可能产生不公平竞争

郝演苏认为，这些居垄断地位的国内大型企业与外资组建合资保险公司，在法律和组织结构上建立了利用垄断地位或股东优势分享保险市场资源、获得非市场经营利润的平台。

可以假设：如果国家邮政局控股50％的中法人寿启动全国邮政服务网点销售保险产品；如果首都机场控股50％的中美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利用垄断优势实现对于首都机场及其控股的国内机场相关保险产品销售的垄断；如果中国石油控股50％的中意人寿保险公司利用股东优势完成对于全系统百万员工补充养老保险业务的控制……

保险公司转正总结篇3

[关键词]国际保险；保险公司；转让定价；关联交易

一、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监管的必要性

保险业自由化和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使得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监管成为必要。保险的自由化表现为保险险种在过去几十年不断创新，新险种打破保险与金融、寿险与非寿险业务的界限，保险市场与其他金融市场如银行信贷市场、股票证券市场呈现出很强的相互融合与渗透的发展趋势。发展中国家受外部压力或自身发展需要不得不减少甚至取消保险市场准人的障碍，放松对保险业的管制并按国际惯例的原则进行监管。保险业全球一体化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保险业在经济一体化的巨浪下，向其他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渗透，在国内市场竞争处于极限之际，向海外寻求新的发展空间和高额利润来源。

这种趋势意味着一方面跨国保险公司可以在各个国家金融保险市场上投资，获取高额利润；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可以通过母子公司内部的关联交易将所获取的利润转移到国外，通过会计技术使得利润来源地国家保险公司的利润变小甚至产生负利润。转移的利润将流向母公司或者是税负较低的其他子公司，导致投资所在国税收流失，而利润流向国也可能因为其税收体系与投资所在国的不同最终致使所转移利润在流向国也无需纳税，造成无税收灰色地带。

国际税法中的转让定价是指跨国公司为了谋求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在集团内部对货物销售、资金借贷、劳务提供或技术交易、有形财产租赁和无形财产转让等业务制订不同于市场公平竞争的价格或就费用的分摊进行不合理的分配。它不受国际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只服从于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目标和跨国公司全球利益最大化目标。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监管，就是要使关联保险企业之间的业务定价有章可循，税收在国际间合理分配，同时也有利于维护国家正常的市场竞争，保障市场的稳定发展。

二、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监管的发展综述

关于关联交易和转让定价监管的税法规制，最早始于1915年的英国，随后美国于1917年颁布了类似的法规。20世纪50年代，国际贸易和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 fdi)活动日益频繁，西方发达国家关于关联交易和转让定价的税法规制不断完善，执法也日趋严格，这些国家在此过程中积累了不少可取的经验。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借鉴美国的做法，于1979年提出了著名的《转让定价与跨国企业》报告，该报告坚持了正常交易原则，并对确定有形财产、劳务、资金及无形资产等方面正常交易价格的方式方法作出了明确的规定。1984年，oecd出版了《转让定价与跨国公司：三个税收问题》报告，作为1979年指导方针的补充。而后，oecd对1979年《转让定价与跨国公司》报告进行了修改补充。该补充修订的新的指导方针《对跨国公司和税务当局的转让定价指南》于1995年公布。1996年，该《转让定价指南》又新增了有关无形资产和劳务两章。1997年，oecd《转让定价指南》又吸收了《关于成本分摊的报告》作为第八章。oecd对转让定价问题一般性指导方针对理论研究和实务操作的探讨是持续的和领先的，它以一个全球性知名国际组织的纲领性文件形式将其基本原则固定下来，对全球的关联交易和转让定价问题研究具有划时代意义。

尽管国际上对生产性企业的关联交易与转让定价的监管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已经相对完备，但是在金融服务领域内对关联交易与转让定价的确定却没有明确统一的观点。迄今为止，对国际保险业转让定价模型的构建仍处在讨论阶段，着手领导这一讨论的仍然是国际经济与合作组织。oecd于2005年6月发表的《保险公司长期外设机构利润分配报告的讨论初稿》（以下简称《讨论初稿》）成为最新研究保险业转让定价的文献。然而该文献重点分析了保险公司所涉及到的主要业务及其功能，对构建一个转让定价体系并没有提出相应的建议。

由于保险业与其他行业有着截然不同的经营特点，因此oecd对保险公司的主要业务及其功能的论证有助于分析跨国公司内部可转让定价关联交易的主要业务，同时也为进一步完善保险公司内部关联交易监管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基础。

三、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的主要业务与定价监管

保险公司关联方内部交易的主要业务，既包括一般跨国公司常见的关联方交易业务，也包括保险公司特有的业务。具体地讲，这些业务主要是跨国保险公司内部的借贷款业务、关联企业之间的再保险业务、母子企业间对无形资产特许权的使用费和跨国保险公司中心服务费。

（一）保险公司关联方内部的借贷业务

融资对保险公司来说意义十分重大。从监管的角度看，保险公司需要具备一定的保险偿还准备金，满足监管部门规定的偿付能力标准；从评级的角度看，保险公司需要保持一定的风险准备金，以获取稳定或者更好的评级；从经营的角度看，保险公司需要大量的流动资金，保证公司的正常运营。对此，保险公司关联方一般通过集团内部的借贷款业务实现资金的国际流动，这也使得借贷业务成为保险公司进行税收筹划、转移税负的一种常见手段之一。

直接签订借贷款合同是保险公司关联方内部之间借贷业务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实践操作中存在着许多隐性的方式，这些方式也应该归类于借贷业务。常见的隐性借贷业务比如：母公司授权子公司可以使用其资金，使得子公司可以得到更优惠利息的银行贷款；母公司声明子公司可以使用母公司的评级结果，但是出于税收筹划的目的子公司必须为此付给母公司一定的费用。除此之外，财务再保险也是借贷业务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保险集团内部的财务再保险是指母公司与子公司双方约定，一方支付再保险费给另外一方，收取再保险费的一方为另外一方提供财务融通，并对于原保险一方因风险所致损失，负担赔偿责任的行为。因为再保险人融通的资金与保险人整体财务状况有显著关系，且其现金流量应大于保险人传统再保险安排的现金流量，所以实际操作中一般母公司为再保险人，子公司为原保险人。将融资为目的的再保险归类于借贷业务，是因为从目的、手段和效果来看，财务再保险都具有显著的借贷业务特点。

通常来讲，保险公司内部关联方借贷业务的定价都不同于无关联企业间的借贷业务定价。这种差异使得合理避税成为可能，但是合理避税的前提同样要求定价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在借贷业务中可以通过运用以下因素进行审核与监管，即假设无关联贷方的贷款价值( stand-alone basis)、贷款货币、贷款时间、还款方式、信用风险和其他权利（比如优先还款约定）等。

（二）保险公司关联方内部的再保险业务

再保险主要是指传统的再保险业务，即保险人将其承担的保险业务，以承保形式部分转移给其他保险人。再保险的合同关系中，再保险分出人分出一定的保费给再保险接受人，再保险接受人对再保险分出人由原保险合同所引起的赔付成本及其他相关费用进行补偿。由于各个国家之间的税制存在着许多差别，利用保险公司关联方内部的再保险业务交易无疑可以优化保险集团的税收结构，同时还可以调整集团内部的财务结构，降低责任准备金压力，甚至可以将仲裁地转移到监管更为有利的地区。

如何界定保险公司关联方内部再保险交易定价的合理性是保险监管部门和税

务部门的难题。因为大量的临时再保险合同都是针对特定的风险进行定价，使得运用“无关联第三方定价”方法难度较大。国际经合组织《讨论初稿》将再保险的功能定义为无关联两方确保通过一个再保险合同来保证必要的人力和财力，实现再保险交易风险的评估和转移。利用这一定义实现对保险公司内部关联方再保险业务定价的难度是非常高的，因为从税收中性原则看很难以通过第三方来证明在什么条件下的人力和在什么条件下的物力对于再保险交易风险的评估和转移为充分的。

实践中采用无关联第三方定价的设想仍然是可以实现的，即不考虑自己投人必要人力和财力的费用，而是考虑转移风险的费用（即预期的可预算风险资金值）。监管部门可要求保险公司提供关联企业间基于风险资金值翔实的，可利于比较的建档定价文件，用于确认转移定价的合理性。

（三）保险公司关联方内部无形资产的使用费

无形资产对所有服务性企业都有着无可或缺的意义。所谓无形资产包括：使用工业资产（如专利、商标、商号、设计或模型）的权利，文学和艺术财产权利和诸如专有技术、行业秘密之类的知识产权。就保险公司而言，典型的保险公司关联方内部无形资产交易物包括代表着公司整体实力和信誉统一的商号，使子公司可以更有效地控制风险和保证集团的最大利益的由母公司依借其丰厚实力与经验制定的《保险指南》，母公司设计的用于风险评估、定价等软件程序或者保险合同的样本。

子保险公司使用母公司的无形资产，通常都是有偿的。但是对转让的无形资产特许权使用费应该如何定价，是实务中的难点。在无形资产交易中，一方面很难找到可比交易，另一方面即使找到可比交易，由于无形资产交易时价值难以确定，并且即便当时是确定的，在其后的转让期间中也很可能发生变化，使得其正常交易价格难以确定。无形资产一般缺乏可比财产或交易，评估相当困难，而跨国关联企业为了实现集团内部目标，可以随意地确定无形资产的价格，使得利润来源国税收可能流失。

对保险公司关联企业无形资产转让定价的监管，可以参照各国和国际组织近年来发展的新转让定价方法——比较利润法。比较利润法的基本特征是根据可比的无关联企业之间独立交易的利润水平，而并不是根据价格水平，来决定关联企业内部交易中应得的利润。可比利润法的理论基础是，尽管可比交易的价格可能存在较大差距，但其利润水平却应该是基本一致的。不少学者致力于研究关联企业利润水平的确定，德国学者knoppe提出关于许可证使用费在许可证所有人和许可证使用人之间利润分配比例公式。该公式认为，支付给许可证所有人的费用应当介于许可证使用人在扣除支付许可证特许费之前利润的1／3到1/4之间。该结论已经被许多实证数据证明是可行的。

（四）保险公司中心服务费

跨国公司习惯于由母公司统一提供某种服务，以节省成本和提高竞争力。典型的中心服务包括定期的会计处理、税务和法律的咨询、信息技术、市场营销和企业运营等管理活动。对于直接单一的服务，监管部门和保险公司内部都不难用传统的转让定价方法确定交易成本。

保险公司的中心服务还包括保险业务直接由海外关联企业进行承保。对于信用保险、运输保险、d&o保险( director＆officer insurance)、非传统风险转移(altemative risk transfer)和巨灾保险等业务，跨国公司内部往往设有专门统一负责处理承保和索赔业务的机构，为投保人提供最优化的保险方案。基于跨国公司专门机构的专业化程度，他们所提供的保险方案一般都综合考虑了财务风险转移和税收筹划等因素。

对该类费用的转让定价监管需要解决两个问题，即税收的归属权和价格的确定问题。由于主要的保险业务都由海外的专门机构完成，而利润来源国的保险公司仅仅负责市场的推广和交易过程的协调，利润来源国如何依据现有法律或国际惯例对本国利润实施征税是问题的症结。许多国家均采用利润来源地征税原则，那么应该将利润来源国的关联企业方看作是跨国保险公司的常设机构。参照《oecd国际税收协定范本》第5条的规定，利润来源国有权对常设机构在该国取得的利润进行征税。由于风险转移主要通过海外专门机构完成，因此看作常设机构的保险公司实际上扮演着保险经纪人的角色。对常设机构利润额确定的合理性，监管部门可以参照国际保险经纪人对相关风险收取的佣金予以评估。

四、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的常规监管措施

上文分析了保险公司关联企业间转让定价重要业务和定价合理性监管的主要方法。本部分将重点从整体的角度分析如何对保险公司关联交易进行常规监管。基于保险业的特殊性，监管部门转让定价常规监管措施主要包括跨国保险公司关联交易转让定价指南、单一业务建档义务与保险公司内部的费用分摊协定的订立与报告。

（一）保险公司关联交易内部转让定价指南

监管部门必须首先要求保险公司建立关联方交易内部转让定价指南，将定价体系标准化、定价依据合理化。规范转让定价指南是单一业务建档义务和费用分摊系统的基础。关联方内部转让定价指南应当首先将跨国保险公司内部可能出现的各种交易业务进行分类汇总，根据分类汇总的各项业务分析其无关联第三方定价，即规定计价依据，并且保证计价依据与同行业无关联第三方的定价具备可比性。作为转让定价监管的依据，定价指南必须规定单一业务建档义务和费用分摊系统的内容，并且保证关联方内部在实践操作中能够易于执行，保险和税收监管部门在审核环节中有据可依。

保险公司关联交易业务形式各异，总体来讲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业务：跨国保险公司内部的投保业务、关联企业间再保险业务、母公司总部精算业务、资产管理、公司总部会计业务、法律与税务和计算机信息业务，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保险公司关联交易内部转让定价指南可能无法涵盖所有的业务，对于内部转让定价指南没有涉及到的业务，保险公司应该通过单独建档加以说明。

（二）单一业务建档义务

监管部门必须加强对单一业务建档义务的规范。单一业务建档义务主要针对大规模的再保险合同或者大型融资交易。单一建档义务的目的是便于保险公司内部管理、外部审计、税务监管部门的税务稽查和保险监管。单一业务建档需要说明交易双方在法律上和商业往来中的关系，具体采用的定价标准和定价是否与无关联第三方具有可比性。

具体而言，大规模再保险合同的建档需要披露以下要件：包含再保险详细内容的再保险合同、标准的原保险合同、精算定价模型和保费的具体计算方法、足以证明定价具备与无关联第三方交易价格可比性的各项指标。如果保险公司自身存在着与无关联第三方类似的再保险交易，应该将与无关联第三方类似交易的价格模型和合同也一并存档。对于大型融资交易，建档内容应该至少包括以下要件：融资交易合同、公司之间的法律结构和股权结构、交易的基本数据和交易价格具有第三方可比性的各项指标。

（三）保险公司内部费用分摊协定的订立与披露

监管部门必须规范保险公司订立内部费用分摊协定和要求严格执行该协定并且予以披露。保险公司内部费用分摊包括母公司用于子公司的专属费用或共同费用。专属费用是指专门为某一归属对象发生的，能够全部归属于该归属对象的费用。共同费用是指并非为专门某一归属对象发生的，其费用也不能全部归属于某归属对象的费用。典型的保险公司共同费用例如由母公司开发的集团保险指南(underwriting guideline)、索赔处理软件、公司评级等开销。这些费用一般都由母公司先予以支付，但是母公司和所有子公司都可以从中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优惠。要求保险公司建立费用分摊系统并且予以披露，就是要确立共同费用在跨国

保险公司内部合理化地分摊，规范跨国保险公司内部的利润分配，提供保险公司关联企业间转让定价的基本依据。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分摊目的和管理水平的不同，认定的分摊结果也会因之不同，即同一项费用在不同的分摊目的下会认定为不同的属性。此外，保险公司管理和核算水平不同，费用的细分程度就会不同，费用认定结果也会不同。所以，保险监管中必须要求保险公司内部费用分摊系统至少应该包含以下要件：专属费用和共同费用的认定，重点分析可分摊共同费用的特点、种类和会计科目归类；共同费用的分摊程序和标准，重点分析母公司承担费用比例的界限，扣除母公司承担费用后子公司间可分摊费用的核算、费用的分摊标准和分摊方法。

保险公司转正总结篇4

 

关键词：财产保险公司 应收保费 管理 

 

近年来，我国财产保险公司的应收保费总量不断增加，其表面上表现为保险责任与交费的时间差，背面则在于保险公司的财务管理中的一系列问题。加强应收保费的管理，对防范风险、提高公司竞争力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财产保险公司应收保费的现状 

 

应收保费是指保险合同已经生效、符合保费收入确认条件但尚未收到资金的保费，待以后收到保户交纳的保费时，冲减应收保费。投保人将风险转嫁给保险公司，应收保费要对应相应保险单承保的风险责任。一般企业在取得收入的成本是已经发生、可准确计量的，确认收入的同时可确定盈利；而由于保险成本的事后确定性，取得保费收入的成本是对未来的一种估计，不能准确预计和计量。这与会计上的应收账款所对应的已完成事项有本质的差异。在保险期限没有结束前，应收保费不能按照简单的应收款项处理。 

从性质上看，应收保费是保险企业对投保人的一种债权，表现为保险责任与交费的时间差。但是部分财产保险公司利用应收保费账户进行相关财务处理，以达到逃避和谋利的目的。另外，由于人身保险合同生效需要合同成立与缴纳保险费两个条件，而财产保险合同的生效不需缴纳保险费。只要保险合同成立，约定了保险责任起讫时间即生效。因此，应收保费比较严重的主要是财产保险公司。目前，关于应收保费在保费收入中的理想比重一般认为在3%-5%。人保系统把应收保费比率定为5%，而保监会下达给财产保险公司应收保费比率的底线定为8%。 

实事上，我国财产保险公司应收保费比率过高且各财产保险公司之间不平衡。中国人保、平安保险、太平洋保险等公司低于认可标准8%。但中国人保是从原来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分立而来的，而一般公司分立时，会对其历史上的财务包袱进行处理。平安保险和太平洋保险的数据是以集团公司为基准的，因寿险公司的应收保费比率低于财产保险公司，比率可能会被稀释。比率远高于8%的有中华联合、香港民安、东京海上火灾保险等。华泰、天安等公司的指标与8%较为接近。总体上看，几家大的财产保险公司的指标要远低于中小财产保险公司的同项指标，这反映出较为规范的内控管理。 

从纵向看，多数财产保险公司各个年份的比率有较大的波动性。以平安保险为例，从1990年到1995年，应收保费比率较高，接近或高于9%，1994年甚至达到15.4%；而从1996年到2000年应收保费比率迅速下降到3%以下，2002年甚至只有0.90%；而在2003年该比率又有反弹趋势，达到6.21%。比率的不稳定性可能与经济环境及控制管理水平等因素有关。 

应收保费的险种分布较集中，主要在机车险、企财产保险、货运险等传统险种上。由于国家规定交强险须先交保费再出单，一般不会出现应收保费，而车险中的商业险应收保费的比例就较高。另外，应收保费还呈现出季节性分布特点，往往年中比率高于年末，这与应收保费产生的时段及年终的大力清缴有关。 

 

二、应收保费的产生 

 

我国财产保险业近年均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长率，2007年财产保险业保费收入更是达到了1997.73亿元人民币，逼近2000亿元大关。保险收入的增加带动了应收保费的增加。就应收保费的会计意义，可按产生的原因将其分为正常的应收保费和不正常的应收保费。 

1、正常的应收保费 

（1）信用政策形成的应收保费。由于展业和市场竞争的需要，财产保险公司针对一些大客户签发的机车险、企业财产保险、货运险的大额保单或招投标业务，会在保险费率和保险交纳期限上给予优惠，从而形成部分应收保费。 

（2）正常的流转过程中形成的应收保费。保费在正常的流转过程中，由于出单与结算之间的时间差以及保单在流转过程中的正常失误如代理网点保费结算滞后，也会形成应收保费。有些保险业务如个人住房按揭险、货运险、航运险等业务是通过银行、邮政及交通运输部门等中介代理网点代办代收的，而财险公司与中介的结算惯例通常是月结或季结。保险中介的介入增加了保费从投保人到保险人的环节，减缓了资金流通速度，导致保费结算期限较长从而产生应收保费。另外，一些不能在业务处理系统直接出单的保险业务，如某些代理业务、定额保险，要进行手工补录，由于补录时间紧、工作量大等原因补录数据不到位，未能及时进行收付保费的结转确认，也会产生应收保费。 

（3）系统处理方式和操作失误产生的应收保费。由于财产保险公司的业务系统与财务系统已经实现了无缝对接，业务系统中每录入一张保单，财务系统就会自动确认保费收入。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录单操作失误（录入的信息不能随便删除）及复核把关不严，导致同一张保单重复录入，财务系统相应进行多次确认，从而虚增一部分应收保费。 

2、非正常的应收保费 

财产保险公司的应收保费中相当部分是不正常的，根据其产生的原因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恶意拖欠行为产生的应收保费。部分投保人以各种借口比如经营状况不佳、资金周转困难恶意拖欠保费。有些代理人出于提高佣金、甚至侵吞保费的目的，进行隐瞒欺骗，不按时向保险公司划转保费。因拖欠而形成的应收保费，坏账率往往较高。而在清收过程中财产保险公司又畏惧诉讼成本，一般不通过法律途径加以解决，进一步纵容了投保人和代理人的拖欠行为。 

保险公司转正总结篇5

由于市场利率持续下行，国内寿险将面临重大挑战，不管是以资产驱动负债的商业模式，还是过于依赖利差益的模式都将受到影响。

从去2016年末开始，保监会加强了万能险等投资性保险产品的监管，多次重申“保险姓保”。很多保险公司开始谈转型。

但是《投资者报》记者注意到，行业排名前列的人保寿险早在2014年就开始进行全面转型，由规模向价值转变成果显著，仅用了1年零8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三年见效的目标。

近日，人保寿险总裁傅安平接受了《投资者报》记者的专访，讲讲转型成功的轨迹以及经验。

价值转型目标提早完成

2014年11月，傅安平接棒人保寿险总裁。当时公司发展缓慢，规模保费已连续四年没有大的增长。

据保监会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14年，公司规模保费一直在800亿元上下，发展缓慢最大的症结就是趸缴业务占比太高，持续高增长的压力太大。

“趸缴业务是一次性缴费业务，每年都需要从头开始，展业费用逐年升高，在这个基础上实现快速增长，难度太大。另外市场利率的持续下行，资产配置的压力也加大。现实的情况要求公司的业务结构要转向期缴，最重要的是期缴可以为公司带来稳定的现金流。”傅安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投资者报》记者了解到，人保寿险之前大力发展趸缴业务，也是有客观的需要。2006年，人保集团首次提出整体上市计划，集团中人保财险已于2003年在香港上市，提高投资价值的压力就落在了2005年成立的人保寿险上。

人保寿险选择了借船出海的规模效益化经营道路，利用银保渠道发力趸缴产品，尽力用最短的时间做大资产规模，分享中国经济增L的成果。

公司通过银保渠道迅速做大保费规模，从2007年的43.59亿元，飙涨至2008年的288.12亿元，随后2009年上涨至507亿元，到2010年保费规模已达到802亿元。人保寿险在保费迅速增长的同时，也很快在2009年实现了盈亏平衡。而传统寿险行业的惯例是，一家新寿险公司的盈利周期是6～7年。

2012年，人保集团在香港整体上市，人保寿险在这个时候也初显发展的疲软。傅安平说，当时公司就开始研究转型，2014年正式提出转型的“九字方针”，即“稳增长，重价值，强基础”。

具体怎么理解？傅安平解释说，人保寿险的转型要稳定现金流增长，重视业务价值，调整业务结构，关注基础建设。

据记者了解，人保寿险还为此制定了“三年见效，六年达标”的转型目标，提到2017年规模保费要达到1000亿元，新单期缴保费要翻两番达到130亿元。

现在看来，已提前完成三年转型目标。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12月末，人保寿险规模保费为1166.84亿元，新单期交保费163.61亿元，是2014年的5.11倍。

全方位转型是个大工程

转型不是光嘴上说说那么简单，也不是从趸缴到期缴简单产品的调整，而是需要公司全方位转型。

一个最重要的改革是人力资源改革。去年年末，人保寿险先后传出“核心层大换血”、“离职潮汹涌”等新闻，令外界对人保寿险产生担忧。

但是有人来就有人走。 “一个公司的人员有流动是正常的，这样才能保持一个公司的新陈代谢，人才流动更有利于激发企业建立良好的造血机制。”傅安平告诉记者：“2015年企业员工流失率平均在17%左右，而人保只有6%左右的流失率，远远低于平均水平。”

他认为，“人力资源改革必须要做，肯定会触及既得人的利益，会有很多人反对它，但这并无碍改革的推进。在此次人事调整中，我们也趁机提拔了一批年轻有活力的干部。”

除了人力资源，傅安平还介绍到财务管理模式、渠道管理、后援保障体系以及合规风险管控等都需要改革。

寿险需要不断创新发展

傅安平在采访中对人保寿险的发展前景是自信满满。

他说，中国人民保险作为国内历史最长的保险公司，具备品牌优势。业务员基础也比较稳定，据公开数据显示，2014年底，人保寿险销售渠道规模人力为14.61万人，2016年12月底为28.84万人，较2014年增长97%，增加14.23万人。

相比其他寿险公司，人保寿险还有一个优势则是网点遍布全国，特别是县域地区，人保寿险的占有率排名前列。人保财险是国内最大的财险公司，而人保寿险可以借助财险的强势资源，同时发展寿险业务。

傅安平说，目前寿险转型比较成功，他们接下来正在研究新的布局。譬如将加大健康养老产业的发展，希望通过购买保险，客户能够获得更好的医疗、养老、教育等服务资源。今年1月9日，人保集团养老保险公司还获批筹建。

保险公司转正总结篇6

2008年的冰雪灾害和汶川大地震的巨大损失，使自然灾害巨灾保险问题成为今年“两会”重要议题。保监会副主席魏迎宁、人保集团总裁吴焰、中国人寿集团总裁杨超分别从巨灾保险制度建设、方案实施和保险基金积累等方面提出建议和完善措施，本文中巨灾风险证券化作为巨灾风险市场化、金融化的转嫁手段也是必不可少的。

风险证券化是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际保险市场化解巨灾风险的一项重要技术创新，其核心是在资本市场上构造和发行保险连接型债券，使得保险市场上的风险被分割和标准化，使资本市场的投资者成为真正的风险承担者，从而化解保险公司面临的巨灾风险和解决保险公司承保能力不足的问题。原则上讲，保险风险证券化并不仅限于巨灾保险，只是巨灾保险承保能力的严重不足促使风险证券化在巨灾保险领域率先发展起来。

保险风险证券化包括巨灾债券、巨灾互换、巨灾期权、应急资本、行业损失担保、债券连结期权，寿险债券、基准风险交易等10多种交易方式，其中交易最活跃和最具代表性的是巨灾债券。

以巨灾债券为例，巨灾债券是指通过发行收益与指定的巨灾损失相连结的债券，将保险公司部分巨灾风险转移给债券投资者，在资本市场上，需要通过专门中间机构(SPRV)来确保巨灾发生时保险公司可以得到及时的补偿，以及保障债券投资者获得与巨灾损失相连结的投资收益。

巨灾债券产品的直接参与方包括：特殊目的再保险机构(Special PurposeReinsurance Vehicle，以下简称SPRV)、巨灾风险转移需求的保险公司(又称分保公司)、投资者和信托机构。具体运作流程如上图所示；

(1)SPRV与保险公司(分保公司)签订再保险合同，接收分保公司分出来的巨灾风险以及相应的再保险保费，并以此为基础设计、发行巨灾债券产品。

(2)SPRV向投资者发行巨灾债券，同时约定触发条件和债券利率，债券的利率通常为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加风险利差，风险利差一般在2％－3％之间。

(3)SPRV把发行巨灾债券获得的资金存入一个信托机构，用于购买国库券等低风险的投资产品。放在信托机构的这些资金将被用来支付分保公司的索赔或投资者的债券投资收益。

(4)在约定的期间内，如果没有发生巨灾事件，SPRV将存入信托机构的资金收回，并按照约定的债券利率支付投资者投资收益，同时交易终止。但是，一旦所约定的巨灾事件发生且达到触发条件要求，SPRV将立即收回存入信托机构的资金，提供给分保公司相应的赔偿，剩余的资金将偿还投资者。

现阶段在我国发行巨灾债券还存在以下几个难点问题：一是金融市场发展的不完善。二是法规的不完善。三是巨灾风险的资料数据不全。但是我国已经具备了引入巨灾债券的一些基本条件：首先，我国的证券市场已经初具规模，市场行为监管、证券的定价技术和投资者的投资理念都已经比较成熟；其次，我国目前已经实现了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证券化的尝试，这为引入巨灾债券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外，保监会对保险公司的监管正逐步向以偿付能力为核心的监管过渡，这将为保险公司开展巨灾债券业务创造一个相对宽松的法律环境。

保险公司转正总结篇7

【论文摘要】财产保险企业巨额的应收保费给企业经营造成了不利影响。文章试图从应收保费发生的原因入手，分析过多的应收保费对保险企业的负面影响，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和对策，以期能减少应收保费并将其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这对我国财产保险企业的健康发展以及进一步提高其自身的竞争力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我国财产保险公司的应收保费总量不断增加，其表面上表现为保险责任与交费的时间差，背面则在于保险公司的财务管理中的一系列问题。加强应收保费的管理，对防范风险、提高公司竞争力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财产保险公司应收保费的现状

应收保费是指保险合同已经生效、符合保费收入确认条件但尚未收到资金的保费，待以后收到保户交纳的保费时，冲减应收保费。投保人将风险转嫁给保险公司，应收保费要对应相应保险单承保的风险责任。一般企业在取得收入的成本是已经发生、可准确计量的，确认收入的同时可确定盈利；而由于保险成本的事后确定性，取得保费收入的成本是对未来的一种估计，不能准确预计和计量。这与会计上的应收账款所对应的已完成事项有本质的差异。在保险期限没有结束前，应收保费不能按照简单的应收款项处理。

从性质上看，应收保费是保险企业对投保人的一种债权，表现为保险责任与交费的时间差。但是部分财产保险公司利用应收保费账户进行相关财务处理，以达到逃避和谋利的目的。另外，由于人身保险合同生效需要合同成立与缴纳保险费两个条件，而财产保险合同的生效不需缴纳保险费。只要保险合同成立，约定了保险责任起讫时间即生效。因此，应收保费比较严重的主要是财产保险公司。目前，关于应收保费在保费收入中的理想比重一般认为在3%-5%。人保系统把应收保费比率定为5%，而保监会下达给财产保险公司应收保费比率的底线定为8%。

实事上，我国财产保险公司应收保费比率过高且各财产保险公司之间不平衡。中国人保、平安保险、太平洋保险等公司低于认可标准8%。但中国人保是从原来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分立而来的，而一般公司分立时，会对其历史上的财务包袱进行处理。平安保险和太平洋保险的数据是以集团公司为基准的，因寿险公司的应收保费比率低于财产保险公司，比率可能会被稀释。比率远高于8%的有中华联合、香港民安、东京海上火灾保险等。华泰、天安等公司的指标与8%较为接近。总体上看，几家大的财产保险公司的指标要远低于中小财产保险公司的同项指标，这反映出较为规范的内控管理。

从纵向看，多数财产保险公司各个年份的比率有较大的波动性。以平安保险为例，从1990年到1995年，应收保费比率较高，接近或高于9%，1994年甚至达到15.4%；而从1996年到2000年应收保费比率迅速下降到3%以下，2002年甚至只有0.90%；而在2003年该比率又有反弹趋势，达到6.21%。比率的不稳定性可能与经济环境及控制管理水平等因素有关。

应收保费的险种分布较集中，主要在机车险、企财产保险、货运险等传统险种上。由于国家规定交强险须先交保费再出单，一般不会出现应收保费，而车险中的商业险应收保费的比例就较高。另外，应收保费还呈现出季节性分布特点，往往年中比率高于年末，这与应收保费产生的时段及年终的大力清缴有关。

二、应收保费的产生

我国财产保险业近年均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长率，2007年财产保险业保费收入更是达到了1997.73亿元人民币，逼近2000亿元大关。保险收入的增加带动了应收保费的增加。就应收保费的会计意义，可按产生的原因将其分为正常的应收保费和不正常的应收保费。

1、正常的应收保费

（1）信用政策形成的应收保费。由于展业和市场竞争的需要，财产保险公司针对一些大客户签发的机车险、企业财产保险、货运险的大额保单或招投标业务，会在保险费率和保险交纳期限上给予优惠，从而形成部分应收保费。

（2）正常的流转过程中形成的应收保费。保费在正常的流转过程中，由于出单与结算之间的时间差以及保单在流转过程中的正常失误如网点保费结算滞后，也会形成应收保费。有些保险业务如个人住房按揭险、货运险、航运险等业务是通过银行、邮政及交通运输部门等中介网点代办代收的，而财险公司与中介的结算惯例通常是月结或季结。保险中介的介入增加了保费从投保人到保险人的环节，减缓了资金流通速度，导致保费结算期限较长从而产生应收保费。另外，一些不能在业务处理系统直接出单的保险业务，如某些业务、定额保险，要进行手工补录，由于补录时间紧、工作量大等原因补录数据不到位，未能及时进行收付保费的结转确认，也会产生应收保费。

（3）系统处理方式和操作失误产生的应收保费。由于财产保险公司的业务系统与财务系统已经实现了无缝对接，业务系统中每录入一张保单，财务系统就会自动确认保费收入。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录单操作失误（录入的信息不能随便删除）及复核把关不严，导致同一张保单重复录入，财务系统相应进行多次确认，从而虚增一部分应收保费。

2、非正常的应收保费

财产保险公司的应收保费中相当部分是不正常的，根据其产生的原因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恶意拖欠行为产生的应收保费。部分投保人以各种借口比如经营状况不佳、资金周转困难恶意拖欠保费。有些人出于提高佣金、甚至侵吞保费的目的，进行隐瞒欺骗，不按时向保险公司划转保费。因拖欠而形成的应收保费，坏账率往往较高。而在清收过程中财产保险公司又畏惧诉讼成本，一般不通过法律途径加以解决，进一步纵容了投保人和人的拖欠行为。

（2）保险公司的违规造假行为形成应收保费。由于各保险公司的产品费率和支付给人手续费的最高限额均由保监会审批，部分财产保险公司为了扩大销售额，承诺给予保费回扣或变相降低费率，即“暗返”。利用虚挂应收保费的方式支付给人法律规定以外的高额手续费，这部分多支付的手续费以应收保费的形式存在，实际上却不能收回，彻底成为了坏账。另一方面，保险机构索要高额手续费，为躲避监管机构的检查，在会计上以挂应收保费的形式对支付的费用进行处理，但实际上已无法收回；还有一些保险公司通过出具批单反向冲减保费收入，达到“暗返”的目的。基层保险机构为完成上级规定的指标任务，达到多提费用的目的，通过“应收保费”账户进行造假。以上情况产生的应收保费通常被称为“虚应收”。这也是监管部门对应收保费监管的重点部分。

（3）营销人员变动导致的应收保费。保险营销人员的流动非常频繁，部分财产保险公司对业务员缺乏有效的管理。一旦营销人员变动，就有可能留下一部分保单因客户资料遗失而无法收款。

三、不良应收保费的影响

应收保费的数量太多，甚至发生很多不正常的应收保费时，会对财产保险公司造成不良影响。

1、降低会计信息真实性

一方面，应收保费长期挂账，虚增了保费收入；另一方面，由于业务系统的设置，部分财产保险公司由于应付未付的批减保费会存在一部分负数的应收保费。这实际上是财产保险公司的一项债务，而正数的应收保费是一项债权，两者对应的债权人和债务人通常不是同一人，不能直接抵减。如财产保险公司直接冲减正数的应收保费，会降低应收保费数据的真实性。

2、加大了企业的财务风险

第一，它直接造成了现金流的减少。应收保费占用了保险公司正常的现金流，公司可能因现金周转困难而出现支付危机。另外应收保费缺乏流动性和收益性，直接影响了保险公司的资产质量。第二，加大了企业偿付风险，不利于正常的赔付。对于已生效但尚未收到保费的财产保险保单，一旦出险，保险人就需承担响应的赔付责任，而应收保费造成的大量未收回的资金则给正常赔付增加了压力。第三，保监会的《保险公司偿付能力额度及监管指标管理规定》对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有着严格的规定，大量的应收保费直接影响公司的偿付能力。再次，应收保费作为收入虽未收到款项，但保险公司须据此预缴营业税和所得税，增加了经费负担。第四，无论是否收到款项均要进行分保（再保险），又增加了保险公司的分保成本。第五，应收保费易诱发经济犯罪。应收保费的长期大量存在，有可能给不法分子贪污挪用、弄虚作假提供了可乘之机，如已经收到资金而不入账，或未缴费出险时，用赔款冲抵应收保费。

四、针对不良应收保费所采取的对策

由于过多的应收保费给财产保险公司造成不良影响，为了防范经营风险，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加强应收保费的管理。

1、加大保险宣传力度和提高诚信的投入

部分客户片面认为投了保就有保障，缴费的时间不是决定因素。对此保险公司要加大宣传，鼓励主动缴费，消除产生应收保费的客户因素。另外，树立全员防范经营风险的意识，实现稳健经营、风险可控的发展。

2、根据投保业务的质量进行有选择的承保

在扩大市场份额和业务规模的同时还要考虑成本效益原则。首先，保险公司要在收入和费用、规模与效益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其次培养业务员对企业的责任感。按照保户信誉程度、偿债能力、当前财务状况和实际支付保费的能力制定信用政策，降低应收保费产生的可能性，从而确保保费的实收率。

3、充分利用特别约定

利用特别约定可以有效提高应收保费的实收率。比如，在特别约定中增加保单生效或失效的条件，以减少在不能按规定时间收取保费时的保险责任；在特别约定中增加缴费时间，以及未缴费合同失效条款，以减少保险责任，促进保费的及时回收。

4、建立科学的回收管理机制

应收保费发生后，保险公司应采取各种措施，尽量争取按期收回保费。有效的措施包括对回收情况的监督、提取坏账准备和制定适当的收账政策。在制定收账政策时，要以应收保费总成本最小化为原则，在收账费用和所减少坏账损失之间做出权衡。

5、完善公司内部控制体系

通过开展应收保费的审计调查工作，摸清应收保费的底线，了解其管理现状。保险公司各部门之间要积极配合，以公司利益为重，加强风险管控，有力推动应收保费的管理工作。

通过上述措施的结合使用，可以有效降低不良保费的比重，将其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这对我国财产保险企业的健康发展以及进一步提高其自身的竞争力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姜星明：财产保险公司应收保费有关问题的探讨[J].金融会计，2004（11）.

[2]丁少群、梁新潮：我国保费收入核算存在的问题与改革建议[J].会计研究，2005（10）.

[3]邬润龙：应收保费认可标准初探[J].上海保险，2005（4）.

保险公司转正总结篇8

关键词:财产保险公司应收保费管理

近年来,我国财产保险公司的应收保费总量不断增加,其表面上表现为保险责任与交费的时间差,背面则在于保险公司的财务管理中的一系列问题。加强应收保费的管理,对防范风险、提高公司竞争力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财产保险公司应收保费的现状

应收保费是指保险合同已经生效、符合保费收入确认条件但尚未收到资金的保费,待以后收到保户交纳的保费时,冲减应收保费。投保人将风险转嫁给保险公司,应收保费要对应相应保险单承保的风险责任。一般企业在取得收入的成本是已经发生、可准确计量的,确认收入的同时可确定盈利;而由于保险成本的事后确定性,取得保费收入的成本是对未来的一种估计,不能准确预计和计量。这与会计上的应收账款所对应的已完成事项有本质的差异。在保险期限没有结束前,应收保费不能按照简单的应收款项处理。

从性质上看,应收保费是保险企业对投保人的一种债权,表现为保险责任与交费的时间差。但是部分财产保险公司利用应收保费账户进行相关财务处理,以达到逃避和谋利的目的。另外,由于人身保险合同生效需要合同成立与缴纳保险费两个条件,而财产保险合同的生效不需缴纳保险费。只要保险合同成立,约定了保险责任起讫时间即生效。因此,应收保费比较严重的主要是财产保险公司。目前,关于应收保费在保费收入中的理想比重一般认为在3%-5%。人保系统把应收保费比率定为5%,而保监会下达给财产保险公司应收保费比率的底线定为8%。

实事上,我国财产保险公司应收保费比率过高且各财产保险公司之间不平衡。中国人保、平安保险、太平洋保险等公司低于认可标准8%。但中国人保是从原来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分立而来的,而一般公司分立时,会对其历史上的财务包袱进行处理。平安保险和太平洋保险的数据是以集团公司为基准的,因寿险公司的应收保费比率低于财产保险公司,比率可能会被稀释。比率远高于8%的有中华联合、香港民安、东京海上火灾保险等。华泰、天安等公司的指标与8%较为接近。总体上看,几家大的财产保险公司的指标要远低于中小财产保险公司的同项指标,这反映出较为规范的内控管理。

从纵向看,多数财产保险公司各个年份的比率有较大的波动性。以平安保险为例,从1990年到1995年,应收保费比率较高,接近或高于9%,1994年甚至达到15.4%;而从1996年到2000年应收保费比率迅速下降到3%以下,2002年甚至只有0.90%;而在2003年该比率又有反弹趋势,达到6.21%。比率的不稳定性可能与经济环境及控制管理水平等因素有关。

应收保费的险种分布较集中,主要在机车险、企财产保险、货运险等传统险种上。由于国家规定交强险须先交保费再出单,一般不会出现应收保费,而车险中的商业险应收保费的比例就较高。另外,应收保费还呈现出季节性分布特点,往往年中比率高于年末,这与应收保费产生的时段及年终的大力清缴有关。

二、应收保费的产生

我国财产保险业近年均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长率,2007年财产保险业保费收入更是达到了1997.73亿元人民币,逼近2000亿元大关。保险收入的增加带动了应收保费的增加。就应收保费的会计意义,可按产生的原因将其分为正常的应收保费和不正常的应收保费。

1、正常的应收保费

(1)信用政策形成的应收保费。由于展业和市场竞争的需要,财产保险公司针对一些大客户签发的机车险、企业财产保险、货运险的大额保单或招投标业务,会在保险费率和保险交纳期限上给予优惠,从而形成部分应收保费。

(2)正常的流转过程中形成的应收保费。保费在正常的流转过程中,由于出单与结算之间的时间差以及保单在流转过程中的正常失误如网点保费结算滞后,也会形成应收保费。有些保险业务如个人住房按揭险、货运险、航运险等业务是通过银行、邮政及交通运输部门等中介网点代办代收的,而财险公司与中介的结算惯例通常是月结或季结。保险中介的介入增加了保费从投保人到保险人的环节,减缓了资金流通速度,导致保费结算期限较长从而产生应收保费。另外,一些不能在业务处理系统直接出单的保险业务,如某些业务、定额保险,要进行手工补录,由于补录时间紧、工作量大等原因补录数据不到位,未能及时进行收付保费的结转确认,也会产生应收保费。

(3)系统处理方式和操作失误产生的应收保费。由于财产保险公司的业务系统与财务系统已经实现了无缝对接,业务系统中每录入一张保单,财务系统就会自动确认保费收入。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录单操作失误(录入的信息不能随便删除)及复核把关不严,导致同一张保单重复录入,财务系统相应进行多次确认,从而虚增一部分应收保费。

2、非正常的应收保费

财产保险公司的应收保费中相当部分是不正常的,根据其产生的原因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恶意拖欠行为产生的应收保费。部分投保人以各种借口比如经营状况不佳、资金周转困难恶意拖欠保费。有些人出于提高佣金、甚至侵吞保费的目的,进行隐瞒欺骗,不按时向保险公司划转保费。因拖欠而形成的应收保费,坏账率往往较高。而在清收过程中财产保险公司又畏惧诉讼成本,一般不通过法律途径加以解决,进一步纵容了投保人和人的拖欠行为。员变动,就有可能留下一部分保单因客户资料遗失而无法收款。

三、不良应收保费的影响

应收保费的数量太多,甚至发生很多不正常的应收保费时,会对财产保险公司造成不良影响。

1、降低会计信息真实性

一方面,应收保费长期挂账,虚增了保费收入;另一 方面,由于业务系统的设置,部分财产保险公司由于应付未付的批减保费会存在一部分负数的应收保费。这实际上是财产保险公司的一项债务,而正数的应收保费是一项债权,两者对应的债权人和债务人通常不是同一人,不能直接抵减。如财产保险公司直接冲减正数的应收保费,会降低应收保费数据的真实性。

2、加大了企业的财务风险

第一,它直接造成了现金流的减少。应收保费占用了保险公司正常的现金流,公司可能因现金周转困难而出现支付危机。另外应收保费缺乏流动性和收益性,直接影响了保险公司的资产质量。第二,加大了企业偿付风险,不利于正常的赔付。对于已生效但尚未收到保费的财产保险保单,一旦出险,保险人就需承担响应的赔付责任,而应收保费造成的大量未收回的资金则给正常赔付增加了压力。第三,保监会的《保险公司偿付能力额度及监管指标管理规定》对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有着严格的规定,大量的应收保费直接影响公司的偿付能力。再次,应收保费作为收入虽未收到款项,但保险公司须据此预缴营业税和所得税,增加了经费负担。第四,无论是否收到款项均要进行分保(再保险),又增加了保险公司的分保成本。第五,应收保费易诱发经济犯罪。应收保费的长期大量存在,有可能给不法分子贪污挪用、弄虚作假提供了可乘之机,如已经收到资金而不入账,或未缴费出险时,用赔款冲抵应收保费。

四、针对不良应收保费所采取的对策

由于过多的应收保费给财产保险公司造成不良影响,为了防范经营风险,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加强应收保费的管理。

1、加大保险宣传力度和提高诚信的投入

部分客户片面认为投了保就有保障,缴费的时间不是决定因素。对此保险公司要加大宣传,鼓励主动缴费,消除产生应收保费的客户因素。另外,树立全员防范经营风险的意识,实现稳健经营、风险可控的发展。

2、根据投保业务的质量进行有选择的承保

在扩大市场份额和业务规模的同时还要考虑成本效益原则。首先,保险公司要在收入和费用、规模与效益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其次培养业务员对企业的责任感。按照保户信誉程度、偿债能力、当前财务状况和实际支付保费的能力制定信用政策,降低应收保费产生的可能性,从而确保保费的实收率。

3、充分利用特别约定

利用特别约定可以有效提高应收保费的实收率。比如,在特别约定中增加保单生效或失效的条件,以减少在不能按规定时间收取保费时的保险责任;在特别约定中增加缴费时间,以及未缴费合同失效条款,以减少保险责任,促进保费的及时回收。

4、建立科学的回收管理机制

应收保费发生后,保险公司应采取各种措施,尽量争取按期收回保费。有效的措施包括对回收情况的监督、提取坏账准备和制定适当的收账政策。在制定收账政策时,要以应收保费总成本最小化为原则,在收账费用和所减少坏账损失之间做出权衡。

5、完善公司内部控制体系

通过开展应收保费的审计调查工作,摸清应收保费的底线,了解其管理现状。保险公司各部门之间要积极配合,以公司利益为重,加强风险管控,有力推动应收保费的管理工作。通过上述措施的结合使用,可以有效降低不良保费的比重,将其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这对我国财产保险企业的健康发展以及进一步提高其自身的竞争力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姜星明:财产保险公司应收保费有关问题的探讨[J].金融会计,2004(11).

[2]丁少群、梁新潮:我国保费收入核算存在的问题与改革建议[J].会计研究,2005(10).

[3]邬润龙:应收保费认可标准初探[J].上海保险,2005(4).

保险公司转正总结篇9

一、公司治理结构主要理论综述

公司治理结构（CorporateGoverance）又译作公司治理、公司治理机制。公司治理是通过一整套包括正式或非正式的、内部的或外部的制度或机制来协调公司与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以保证决策的科学化，从而最终维护公司各方面的利益。公司治理的目标并不单纯是为了相互制衡，而是为了保证决策的科学性。

从现有的理论和实践看，公司治理结构的模式主要可以分为传统的“股东至上”模式、传统的“劳动控制”模式、欧洲的“共同决定”模式、日本的“经理协调”模式、“利益相关者”等5种模式。这些模式所依据的体制背景不同，法律和经济权利的分配也不同，从而导致具体的制度安排有很大差异。

一个国家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是与其政治经济和历史文化背景分不开的。纷繁复杂的背景，形成了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这些模式所反映出来的特征有：

1.与一国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相关。“股东至上”模式是与英美法系相辅相成的：“共同决定”模式是与大陆法系及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分不开的：“劳动控制”模式则是与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极端冒进运动相联系的：“经理协调”模式是与日本的劳动用工制度密不可分的：“利益相关者”模式虽然在现实中还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但却是现实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发展的必然反映与要求。

2.与一国的金融市场发展成熟程度相关。一国的金融市场是否完善，发展是否成熟，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一国公司治理机制的效率。“股东至上”模式中机构投资者扮演重要角色和外部治理机制发达，说到底是由于英美国家股票市场十分成熟和完善；而采取主银行制度的“经理协调”模式，更多的偏向于内部治理，则恰恰是由于日本的股票市场不如英美发达的缘故。

3.重视社会中介力量和独立第三者的监督作用。社会中介和独立第三者能以其专业知识和职业声誉，站在超然中立的立场上，对公司的决策者和经营管理者实行有效监督。英美模式较多地运用了独立董事，欧洲模式正在一改往日做法，积极探索引进独立董事。

4.重视雇员参与企业管理的权利，并从机制上予以保证。企业以人为本，人力资本的专属性得到普遍承认。无论是社会进步的要求，还是出于提高雇员积极性的目的，雇员以各种形式广泛参与企业管理，有效地改变了公司治理结构的组成，提高了公司治理机制的效能。

5.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包含相机治理机制。相机治理是基于合约的不完全特征而要求公司治理必须具备的功能。因为，合约不可能将公司运营过程中所有的可能性列举完全，在一开始就设计完备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配置机制，必须在公司存续期间进行相机治理。这就要求在设计公司治理结构时，必须考虑其是否具有相机治理的功能。英美模式中的外部治理机制和独立董事制度都起到了相机治理的作用。股票市场的“用脚投票”和董事会的“用手投票”，都可以校正公司决策者和经营管理者的行为，从而起到有效的激励与约束作用。

6.公司治理结构朝着“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方向发展。随着利益相关者观念逐渐在更大的范围内被更多的人接受，在公司治理结构这一公司最核心的事物上也必然会体现这一原则。尽管目前“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实践还不多见，但作为一种趋势却是十分明显的。

二、国有保险公司治理机制的现状与缺陷

在传统的企业制度下，国家所有的财产是靠行政垄断、行政命令来运行的。政府集所有者和经营者权力于一身，使国有企业成为政府行政机构的附属物，国有保险公司也不例外。由于受客观历史和经济体制的限制，时至目前，国有保险公司的治理机制仍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其最大的特点在于，它仅仅是一个名义的公司形式，而其治理机制仍然是一种行政主导的形式，可以概括为“内部治理不到位，外部治理仍缺位”。

“内部治理不到位”主要表现在：首先，国有保险公司内部治理需要负责任的委托者，而所有者“虚位”使其得不到制度保证。国有保险公司的资本金虽然由国家全额拨款，但究竟其投资单位是谁，是国家还是其他管理部门，却不够明确；事实上国家所有者（即全体人民）可以看成是委托人，各级政府部门可以看成是人，由其指定的公司总经理到部门经理则可以看成是下一级人。由于各级政府部门的利益不一定总能保证与国家所有者的利益相一致，最终往往导致所有者的缺位，但政府官员及其有关人员却有很强的激励去干涉和控制国有保险公司的经营活动，使委托人没有能力和积极性去监督和控制保险公司的各级经理人员（事实上也不可能），从而使全民所有的保险公司有名无实。其次，国有保险公司内部治理机构设置不合理。目前国有保险公司实行总经理负责制，没有设立董事会，党委书记和总经理仍由行政任命，并且通常由一人兼任，党委会成员和经理、副经理高度重合，决策者同时又是执行者，导致各个成员之间职责、权利和义务不明晰；监事会主要针对经营活动进行监督，但是通常不能形成对经理层的有效约束，因为监事是由国家委派的，事实上也是国家的人，并不是保险公司的出资人，客观上行使监督权的激励不强；在相当广泛的领域内，公司不能决定自身依照法规做出的经营决策，必须报政府部门审批；分配制度事实上存在工资制与内部制的“双轨制”；展业手段依靠政府行政力量。

“外部治理仍缺位”主要表现在：我国还没有有效的法人控制市场、经理人市场以及完善的信用评级制度等，导致现有的公司治理结构不可能对经理人形成有效地选择、激励与约束，各级经理人在自身利益的驱动下进行“逆选择”在所难免。国有保险公司的粗放经营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与经理层的低效率运作不无关系，如盲目追求保费规模不重视效益的短视行为，对保险资源“滥采滥伐”，各种腐败和犯罪行为也不断滋生，在社会上产生了许多消极影响。经理层运作的低效率从根本上说，在很大程度上与公司外部治理机制的低效率有关。更为重要的是，近几年我国保险业的迅猛发展尤其是国有保险公司仍一支独秀，掩盖了该问题的严重性。不思进取的“垄断饭”终究不会长久，尤其是在我国加入WTO及有限的保护期过后，国有保险公司将面临国内外同业严峻的挑战，而竞争力不强必将成为国有保险公司的一块“硬伤”。

具体来说，这种治理机制产生了两个突出的缺陷：

1.国有保险公司并没有摆脱政府的干预。国企改革的目标之一是实现政企分开，使企业从政府附属物的地位中摆脱出来，真正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拥有经营自。目前国有保险公司的经营权确实较以前扩大了，但政府干预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首先，国有保险公司的资本金全部来自国家，这使得国有资本的代表——政府仍可以对公司享有绝对的控制权。其次，组织人事任免制度改革滞后，对经营者仍沿用行政式的任免制度，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的选用权仍控制在政府手中，更谈不上《公司法》赋予企业董事会的十项职权、经理的八项职权，实际上企业还不具有充分的经营自。

2.公司治理结构失衡，导致“内部人控制问题”严重。一方面，企业的老总是由组织人事部门任命的，但组织人事部门并不对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负责，因而企业老总是否是国有资本代表实际上是不明确的。另一方面，企业老总兼任总经理，他们既是国有资本所有者的代表，又是企业自身利益的代表；既是企业经营的战略决策者，又是企业具体经营活动的组织者，这种机制显然不能构成有效的相互制衡。公司的总经理、党委书记等数权集于一身，决策职能、执行职能与监督职能合一，而且约束缺乏。显然，这种公司治理结构缺乏有效的制衡机制而处于失衡状态。在股权监督失效、债权缺位和职工监督微弱的情况下，公司内部人包括董事会、监事会、经理人会利用自己手中职权，为自己或雇员谋利而有损所有者的利益，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内部人控制”现象。企业家素质不高，创新动力不强，经营管理低效，资源浪费严重，寻租、腐败和经济犯罪现象猖獗，这些影响公司经营效率和社会效益的问题与此不无关系。

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性质之一，是企业资产的经营决策权最终来源并受制于外在的资本所有权；最基本的法则就是要通过对资本运营过程及其成果的有效制约和最终控制，保障所有者权益的最终实现。由于上述问题的存在，尽管存在着政府作为所有者掌握着任免权、审计权、稽查特派员和财务总监派出权等监督约束机制；存在着党组织的监督约束机制；存在着工会和职代会的监督约束机制以及法律法规等约束机制，但这些机制都难以有效地发挥作用，从而导致了国有资本经营效率不高和国有资产的流失，导致了国有保险公司事实上的“内部人控制”现象。

三、国有保险公司治理结构模式的理想选择

基于上述分析，我国国有保险公司治理模式的理想选择应为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与相机治理相结合的模式。从国家制度来讲，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法律规定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有参与国家政治与经济生活管理的权利，这为共同治理提供了法律保障。具体到经济管理的权利，我国企业普遍采用职代会和工会制度，但这种形式还存在许多问题，必须加以改进，今后在国有保险公司的治理结构中必须有所设计。从金融市场的发展来看，我国的金融市场现阶段还远远谈不上成熟，尚处于初级阶段，存在诸多不完善的地方，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我国金融市场发展势头强劲，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活动也将有长足发展，由于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结构的效率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借助外部治理机制来改善国有保险公司的公司治理结构也应在考虑之中。此外，构建国有保险公司的公司治理结构时也应考虑相机治理功能，以便更好地解决国有保险公司存在的“行政干预下的经营者控制”问题。共同治理与相机治理，涵盖了外部治理与内部治理机制的功能，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同时着手，有利于建立一整套完整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是一种较为合理的选择。

由于制度变迁存在“路径依赖”的特性，国有保险公司治理机制的创新也不可能割断历史联系另起炉灶，成为“空中楼阁”，而必须依赖一定的制度基础。

1.推进国有保险公司股份制改革，优化产权结构。股份制改革可以为国有保险公司实现公司治理机制转换创造条件。国有保险公司体制改革必须与机制转换结合起来，落脚点在于机制的转换上。同时，国有保险公司的股份制改造一定要注意合理配置股权，优化股权结构，以有利于股权的相对分散和形成多元产权主体制衡机制。否则，国有股“一股独大”将使企业的经营机制很难转换。这就要求做到以下两点：（1）促进产权流通，合理配置股权。通过资本市场的有效调节和相关制度安排，促进国有股、法人股、个人股以及外资股进入国有保险公司，并根据实际情况对各种性质的股权比例做出安排；（2）切实加强股东大会的职能。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关，具有选举董事会、监事会，审批董事会决议，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审批公司年度财务预算、分配方案等职能。以往这些职能由于股东大会被架空而得不到有效执行，以致公司治理结构严重失衡，“内部人控制”严重，今后在国有保险公司的公司制构建中，切实加强股东大会的职能对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无疑十分关键。当前，在改革方案尚未出台之前，各国有保险公司应继续搞好用人和分配制度以及精简机构、减员增效等各项机制转换工作。

2.完善相关治理原则和法律法规，为实现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的共同治理机制提供制度保障。我国现行法律涉及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的内容很少，《公司法》只是对职工董事、职工监事做出了一般性规定，至于其具体运行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原则没有多少说明。因此加紧中国公司治理原则的制定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工作，就显得非常迫切。

3.培养职业保险企业家。职业保险企业家的素质对法人资产的高效率运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职业企业家的形成必须依赖市场的孕育与培养，而不能是靠行政命令指派出来的。在法人资产制度下，企业家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董事身份出现的企业家。董事会一旦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后，他们就能独立行使法人财产权，追求资本增值和企业扩张，并承担相应的风险；另一类是以经理人员身份出现的企业家。他们在经营过程中实现自身人力资本价值最大化和个人货币收益的同时，使企业资产不断增值。

保险公司转正总结篇10

上海保险业竞争中前行

《保险家》：2007年是上海保险业改革发展进程中重要的一年，能否对上海保险业在2007年的工作做一个盘点和总结？

孙国栋：2 0 0 7年，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上海保险行业迈上了一个新台阶。通过数据反映，表现得十分明显。首先，市场主体快速增加，机构聚集成效显著。2007年，共有20家保险法人机构和分公司落户上海，有四家外资保险分公司被批准转为法人公司。截至2007年底，全市共有分公司以上的保险机构96家（其中资产管理公司5家，法人机构突破40家），比2002年36家增加了60家；保险专业中介机构244家，是2002年14家的17倍。保险营销员4.37万人，初步扭转了前几年增员困难的不利局面。外资保险公司代表处49家。初步形成了数量众多，种类相对齐全，资本结构多元化，中外资共同发展、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市场体系。尤其是劳合社中国有限公司，长江养老保险公司的开业，以及一批重量级保险机构的后援中心的投入使用和建设，对上海保险业今天和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市场发展平稳有序，业务规模增长较快。2007年，上海全市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482.64亿元，比2002年的2 3 8亿元翻了一番还多，比上年增长了19.43%，连续两年高于上海市的GDP增长。其中，财产险公司保费收入124.20亿元，同比增长20.14%；寿险公司保费收入358.45亿元，同比增长19.19%。保费规模列全国第四位。中外资保费收入比例为75：25；产寿险公司保费比例为25：75。

第三是险种结构逐步改善，行业竞争更加充分。财产保险的一些优势险种继续在全国保持领先地位，有七个险种的保费总量占全国相应险种保费总量的10%以上，其中工程保险、货运保险、船舶保险的保费总量已占全国相应险种的18%左右。机动车险保费占财产险保费的比重为53%，比全国平均水平的71%低18个百分点。投连和万能保险产品发展迅速，分别占全国市场的18%和7%。产险前三名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占上海产险市场的54%，比全国水平要低12个百分点；寿险前三名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占上海寿险市场的51.5%,比全国水平要低18个百分点。上海无论是产险还是寿险业，市场竞争都相对较为充分。

四是体现在资产规模不断增加，保险业的实力不断壮大。2007年所有在沪保险总公司资产规模达到7，306亿元。占全国保险业总资产25%；在沪分公司资产1，427亿元。2007年上海保险业共支付赔款和给付近140亿元，同比增长了54%。较好地发挥了经济补偿和社会“稳定器”的作用。

五是外资公司快速发展，市场份额进一步提高。2007年，外资公司保费收入达到121.73亿元，比上年增长了62%，市场份额达到25.22%。外资寿险公司投资连结保险产品比上年增长10.41倍，占该险种市场份额的73.22%；外资产险公司货运险保费和责任险保费收入分别占该险种市场份额50.34%和45.74%。

《保险家》：对于具体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体现在哪些方面？

孙国栋：首先是发挥保险业风险防范和经济补偿功能，构筑城市的保险“安全网”。加快责任险创新发展，扩大校方责任保险范围，继向全市3000余所普通中小学校提供校方责任保险后，又承保了全市约17万登记在册的农民子女学校学生的校方责任险；与市科委联合开展科技保险项目试点工作；与市安监局联合开展针对高危行业的公众责任保险的研究论证并制定了实施方案；推动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配合金融办、农委、财政部门，推动能繁母猪保险。在未增加农民保费负担的基础上，提高了保额，扩大了保险责任，确保能繁母猪保险面达到100%。促进养老和健康保险发展，配合市金融办结合上海实际情况，完成上海市政府督办项目――“个人税延型养老保险运营机制”前期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实施建议。推动保险同业公会以及有关保险公司组建项目启动了“上海市健康险信息平台”建设。支持和促进社区、大型团队活动综合保险发展，服务和谐社区建设。

其次，进一步发挥了保险业服务于社会管理的功能。与公安部门配合，完善机动车联合信息平台功能，实施交强险费率浮动机制，服务政府“排堵保畅”工程。结合上海实际，做好与全国交强险费率浮动办法的衔接工作，在全国交强险费率浮动“单挂钩”的情况下，上海继续推行交强险费率与交通事故和违法行为“双挂钩”的浮动制度。运行总体平稳，功能进一步显现。与市地税部门配合，从去年10月1日起，种子产险公司全面开展车船税代收代缴工作，目前进展平稳。配合上海世博局和金融办继续做好世博保险相关工作。世博会规定保险方案或国务院批准编制的世博会《特殊规章第8号：保险》，获国际展览局通过。配合市政府有关部门做好长江养老保险公司筹备过程中的相关工作，推动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如期设立，且整体承接上海社保局经办的企业年金业务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

《保险家》：作为监管部门，保监局都作了哪些卓有成效的努力？

孙国栋：在监管上，我们采取综合治理的手段。一是加大检查力度。对部分保险公司交强险、商业车险和大型商业保险项目经营情况、内控管理和业务合规性、中介机构与保险公司合作业务进行现场检查，对7家违规机构进行处罚。二是做好风险防范工作。密切关注银保满期给付动态，建立定期报告制度，督促保险公司做好应对准备，保证了市场平稳有序。针对投连型保险快速增长的情况，制定《关于进一步加强投资连结保险业务销售管理的通知》，防范投连保险的潜在经营风险。三是不断改进监管方式。进一步改进完善行政审批工作流程，严把机关审批关、高管人员任职资格审查关及产品备案关；进一步推进政务公开，依法做好行政许可相关工作。四是加强对行业组织的指导。指导同业公会加强行业自律的推进。指导并推动同业公会开展对《上海市财产保险公司机动车保险自律公约》执行情况检查，规范上海车险市场秩序。研究完善《上海市人寿保险公司防止不正当增员自律公约》，防止恶性竞争，维护行业整体形象。

在推动诚信体系建设上，一是根据媒体披露质量万里行暗访保险业的情况，及时推动行业制定《上海市财产保险公司车险理赔服务标准》和《上海市寿险同业窗口服务标准》，明确行业服务基本要求，督促公司完善业务流程、提升服务品质。

二是开展了保险专业中介机构信用评级工作。推动同业公会组织保险公司、保险专业中介机构、被保险人等相关各方，对各保险专业中介机构的诚信状况和履约能力进行综合评价，为培育中介诚信文化、实现中介机构分类监管打下基础。三是加强行业诚信宣传。借助媒体力量，指导和推动同业公会、学会整合行业宣传资源，开展“保险消费者维权”和“保险宣传周”等活动。

《保险家》：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的同时，还存在哪些不足及需要完善的地方？

孙国栋：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应清醒地看到当前上海保险市场上所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产险市场不规范的情况仍然存在。机动车保险中利用车险信息平台抢单的现象没有根本好转，现在还出现了以车船税作为竞争手段的新苗头。大型商业风险的无序竞争问题仍然比较严重。部分公司未能按照保监会的规定做到事前备案、事后报告，且突破基准费率进行投标，竞相压价，导致费率持续走低，风险加大。中介市场上，一些中介机构依法合规经营的意识仍然比较淡薄，部分专业中介公司从业人员的持证比例较低，部分专业保险中介机构的内控制度不够健全，执行更是流于形式。以上问题，全行业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上海保险业站在新起点上

《保险家》：展望2008年，上海保险业又将面对怎样新的形势？

孙国栋：2008年，上海保险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都是前所未有的。目前上海保险机构初成体系，保费收入初具规模，保险产品日渐丰富，保险市场稳步开放，保险人才不断聚集。我们是在人均实现国内生产总值超过8000美元，常住人口人均保费2600多元，国民保险意识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发展保险业；我们是在全力推进“四个中心”建设和国际化大都市，各级政府十分重视发挥保险功能的背景下发展保险业；我们是在服务于构筑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构建和谐社会，保险业大有可为的背景下发展保险业。所以上海保险业已经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

首先是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随着保险业服务和谐社会的实践不断丰富，上海保险业发展的政策环境将日趋优化。随着上海经济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为适应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制政府的需要，政府职能加快转变，其风险保障模式、经济金融运营模式和社会管理模式正在逐步市场化，这就需要保险业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上海经济已经连续16年保持两位数增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8000美元，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保险业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必将从上海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过程中获得新的发展动力。消费结构升级带动更多的保险需求。广大市民对安全和保障的需求明显增加，保险消费正成为现代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也为上海保险业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目前，上海居民储蓄存款已经达到9326亿元，其中相当一部分储蓄存款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未来养老和医疗方面的需求。随着上海保险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这些潜在的保险需求将逐步向现实的保险需求转化。

社会保障体制的进一步完善，目前上海户籍人口中60岁以上的老人已经接近270万，占全部户籍人口的20%左右。所有这些都又催生了养老、医疗保障等巨大需求，而这些养老、医疗保障需求，仅仅靠政府是不可能包下来的，必然会寻求包括商业保险在内的市场来共同分担。今年是世博会筹备工作的关键之年。世博会场馆和为之配套的交通枢纽等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开工。基本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都将超过以往，这些都将带来巨大的保险需求。

面临挑战也是前所未有。金融环境的急剧变化带来了挑战。随着保险市场与金融资本市场的关系日益密切，金融环境的变化为保险业发展增加了诸多不确定因素。一是利率上升的“双刃剑”效应。利率上升一方面有利于提高保险资金运用的收益率，有利于化解前些年积累的利差损，但另一方面传统寿险产品的吸引力下降，销售更加困难。二是人民币升值的“双刃剑”效应。三是金融资产价格剧烈波动带来的影响，四是金融风险跨行业传递。

日趋复杂的经济环境所带来的挑战。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一些长期积累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同时还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情况新问题。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的趋势尚未缓解，价格上涨的压力进一步加大，农业基础依然薄弱，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还比较突出。

行业自身基础比较薄弱所带来的挑战。目前保险业发展的基础还比较薄弱：一是不少公司信息化水平不高。有一些公司的信息化基础薄弱，财务系统和业务系统不能对接，导致数据库失真，管理失控。二是保险诚信建设薄弱。诚信建设滞后对保险业发展的负面影响已经开始显现。三是投保人教育工作才刚刚起步。此外，还有市场秩序不规范的问题，违规批单、撕单埋单、拼手续费、高额回扣等市场顽症还没有根本好转。

《保险家》：看来2008年的任务更重也更艰巨。2008年及今后一个时期上海保险业的主要工作具体体现在哪几方面？

孙国栋：一是继续深入落实国务院23号文件和市府23号文件精神，紧密结合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努力推动有关政策的出台和实施，早出成效。二是推动保险业服务于长三角协同发展。抓住长三角协同发展契机，加大与江苏、浙江保险业的协调合作力度。三是充分利用在沪法人机构优势，力争把上海地区乃至长三角地区作为经营机制转换、产品创新、服务创新以及销售创新的试点地区，增强上海市场的辐射力，推动发展方式转变。四是服务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国家战略不断营造和改善发展环境。服务好现有机构。

另外，就我们监管部门自身而言，加强和改善保险监管是我们的天职。在强化监管重点，着力保护被保险人利益方面，我们推出以下措施，一，进一步推动行业服务标准的建设和落实。二是建立投连和万能保险产品新售保单100%回访制度。三是在继续发挥好人民调解委员会作用的同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强和改善投诉工作。四是继续深入开展保险消费者的教育。五是进一步完善保险中介信用评级方案。在防范行业运行风险方面，针对产险，我们加强内控监管，加大对大型商业风险的招投标管理，加强对车船税代征代缴工作的管理。

针对寿险，我们密切关注资本市场变化，防止大起大落；着眼于加强寿险公司内控制度建设；继续做好应对满期给付高峰的工作；继续推进对分公司的风险评估工作。针对中介市场监管，我们继续加大保险中介现场检查力度；继续做好保险营销员分类考试试点工作；推动有资质的培训机构；继续完善上海营销员诚信系统的同时，做好与全国营销员诚信系统的对接。针对信息化监管，我们要促进各类保险机构尤其是专业中介加快信息系统建设进程；进一步完善车险信息平台功能建设；加强信息安全管理。

《保险家》：2 0 0 8年一开始，一场罕见的特大冰雪灾害就带给保险业一场严峻的考验。您能否就这第一个考试来谈谈上海保险业如何应对，它将具有怎样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