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税转正总结十篇

地税转正总结篇1

一、认真学习理论不断增强自身素质

一年来，我坚持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断提高自身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牢固树立“讲政治”的大局观，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业务学习上，我能够认真地学习专业知识，对税收业务工作规程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使自己的业务工作能力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二、积极参与政务当好参谋助手

参与政务是办公室的主要任务。一年来，我们按照分局领导的要求，多学习、多思考、多了解实际情况，积极开展各项工作，狠抓了信息调研督办工作，为领导决策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

一是抓信息工作。今年我们坚持执行《信息工作制度》，要求各单位每月至少上报条以上信息，并按照上级要求及时上报各类专报信息，共编发各类简报期，发信息余条。

二是抓调研工作。今年的调研工作我们着重在中青年干部中培养人才，推进中青年理论骨干学习、钻研的积极性，培养储备了一批后备人材。

三是抓督办工作。按照领导的要求，局办今年积极开展了各项工作的督办，除对办公会和局务会确定的工作事项进行督办外，另外还针对区局工作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开展了有针对性的工作督办，及时反映工作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议，为领导决策提供了参考依据。

二、认真管好事务发挥管理职能版权所有，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

办公室承担着区局各项事务的管理工作，内容繁杂，可谓千头万绪。一年来，我们积极按照区局领导的要求，认真管好事务，较好地发挥了办公室的管理职能。

一是加强了机要保密打印工作。今年传阅机要文件无泄密、无遗失，及时准确地将文件传送到区局领导及机关职能科室手中。

二是加强了安全保卫工作。今年针对分局环境特点，增加防固设备使分局的内保硬件设施有了根本性的改善；每逢节假日，分局均实行小时昼夜值班工作制，分局干部人人上岗，领导亲自坐阵。今年未发生任何重大安全事故，确保了一方平安。

三、主动搞好服务促进中心工作

服务是办公室的重要工作职能之一。一年来，我们本着积极主动的指导思想，想基层之所想，急基层之所急，积极为基层排忧解难，较好地促进了税收中心工作。

一是做好会务工作。一年来，分局先后召开了各类会议余次，每次会议办公室都全员投入，做好保障服务，保证会议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得到了领导的肯定。

二是保持了环境卫生的整洁。加强了对食堂卫生的管理，坚持卫生大扫除制度，并严格实行了检查考核通报制度，投入资金对办公楼的环境进行了整治，使大家有了一个优美的办公环境。

地税转正总结篇2

纵向梳理世界各国税制结构从唯直接税独尊，到间接税突出，再到直接税为主或二者大体均衡，直至近十几年来逆向回流的演变历程，并横向比较当今世界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税制结构的差异，有助于总结税制结构转型改革的一般规律，并提炼出可供我国借鉴的国际经验。

(一)税制结构的纵向梳理:世界各国的演变历程1．发达国家税制结构的演变历程。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政府政策目标等皆为影响税制结构的重要因素，因而税制结构在适应客观环境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刻画了特定历史背景下经济、社会的重要特征。按照不同历史时期直接税与间接税财政地位的更迭可将发达国家的税制结构演变历程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工业革命之前以原始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在传统的农业经济时代，由于商品货币关系不发达、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据主导地位，政府主要通过对土地和人身课征原始直接税，如土地税、农业税以取得财政收入。［7］第二阶段:工业革命之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工业革命促进了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大生产，新的税源也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而逐渐涌现。由于国内商品税、关税税源丰富且便于征收，因此，以商品税为主的间接税逐步取代了原始直接税的主体地位。在该时期，随着所得形式日趋多元，各国也逐步开征了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社会保障税等现代直接税。尽管当时所得税在财政中的地位较弱，但正是该类税种的开征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的税制结构改革奠定了基础。第三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至20世纪70年代以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间接税因其税负可以转嫁，对商品价格会产生一定的“添加效应”。［8］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及市场竞争程度的加剧，由间接税的大量征收带来的物价水平的上涨，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经济效率的损失，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出于增强经济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考虑，各国开始采取措施削弱间接税的主体地位。与此同时，在直接税中，一方面，随着私人部门收入的不断增加，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的税源日益丰富，其在税收收入中的占比得到了大幅提高;另一方面，随着发达国家在政策目标上由效率转向公平，为满足巨额的社会福利开支需要，各国也不断加强对社会保障税的征收。因此，在该时期以所得税、社会保障税为主的直接税占比逐步提高，并最终取代了间接税的主体地位。第四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今以直接税为主并逐步提高间接税比重的税制结构。20世纪80年代，为克服滞胀、刺激经济，在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发达国家政策目标的侧重点由公平回到效率，并相应地进行了大规模的税制改革。为避免直接税比重过高对经济的损害，各国在以直接税为主体的基础上，通过采取降低所得税税率、开征增值税等措施，逐步降低直接税比重、提高间接税比重。2．发展中国家税制结构的演变历程。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且税收征管条件较为落后，因此，兼具税源充足、分布普遍、征收简便等特点的间接税在税制结构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而所得税、财产税等直接税的财政地位普遍较弱。近年来，随着发展中国家对社会公平问题的愈发关注，为强化所得税和财产税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各国纷纷在以间接税为主的基础上，逐步提高直接税的比重，以使直接税、间接税的比重更为合理。

(二)税制结构的横向比较: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差异经济发展水平是税制结构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为考察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世界各国税制结构的差异，本文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GFS数据库中获取数据较全的103个国家和地区2012年的税制结构数据①，并按照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人均GDP水平的高低，将经过筛选后的93个国家/地区分为以下7组②:5000美元以下(36个)、5000～10000美元(16个)、10000～20000美元(16个)、20000～30000美元(5个)、30000～40000美元(4个)、40000～50000美元(8个)、50000美元以上(8个)，分别测算7组国家/地区的直接税、间接税占比的平均值。将7组国家和地区的税制结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可知，按照经济发展水平由低到高的视角，直接税占比呈上升趋势，而间接税占比呈下降趋势。对于人均GDP在5000美元以下的国家，其间接税占比的平均值高达66．59%，而直接税占比仅有33．41%;随着人均GDP从5000美元逐步提高至30000美元，直接税占比缓慢增长，且始终低于间接税占比;而当人均GDP从30000美元步入40000美元时，直接税占比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且首次超过了间接税占比;对于人均GDP在40000美元以上的国家而言，其直接税占比远高于间接税占比。③无论是通过纵向的梳理还是基于横向的比较都不难看出，尽管除经济发展水平以外的政治、社会、文化传统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对一国税制结构产生影响，并使个别国家的税制结构与世界整体趋势相悖，但总体来说，直接税收入占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步上升不失为税制结构变化的一般规律。这对我国税制结构转型改革具有极大的启示和指导意义。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税制结构的演变历程及转型的必要性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税收制度经历了三次重大改革，在此过程中税制结构也相应地得到了不断调整。然而，相较于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现阶段的税制结构仍处于失衡状态。与此同时，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需求、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政府政策目标侧重点的转变，以及国际税收竞争的日益加剧，均对我国税制结构转型改革提出了迫切要求。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税制结构的演变历程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税收制度共经历了三次重大改革:1984年的“利改税”及工商税制改革，标志着我国初步建立起了工商税制体系;1994年的税制改革则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为全面、深刻的一次，按照“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的指导思想，初步建立起了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税制体系，形成了现行税收制度的基本框架;进入21世纪，尤其是自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为进一步完善税制，我国按照“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继续对税收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调整。税制改革意味着税制结构的变化，现对1985年、1994年、2008年以及2012年这四个具有代表性的时间点上的直接税和间接税状况进行分析，以勾勒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税制结构的演变历程(具体见表1)。(1)1985年我国共设置29个税种，其中直接税13个，间接税16个，直接税与间接税之比为34．78:65．22;(2)1994年我国共设置23个税种，其中直接税9个，间接税14个，直接税与间接税之比为17．12:82．88。相较于1985年的税制结构，直接税占比由34．78%下降至17．12%;(3)2008年我国共设置了20个税种，其中，直接税8个，间接税12个，直接税与间接税之比为34．74:65．26。相较于1994年的税制结构，2008年我国的直接税占比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4)截至2012年底，我国共设置了18个税种，其中直接税包括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契税、车船税、车辆购置税这7个税种，间接税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关税、资源税、印花税、船舶吨税、烟叶税这11个税种，直接税与间接税之比为33．68:66．32。改革开放后的相当一段时期，我国处于经济增长的起步阶段，各项建设支出压力巨大，因而高度重视税收的筹集收入职能，而间接税在对征管水平的要求以及筹集收入能力方面相对于直接税具有优势，因此，其收入占比远远高于直接税。这一态势在1994年税制改革中甚至得到了强化，直到进入新世纪我国社会经济形势发生进一步变化之后才发生转变。具体来看，随着企业利润的快速增长及居民收入的逐步增加，所得税占比增长迅速;同时，随着政府对公平问题愈发重视，更为强调直接税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因此，直接税收入占比在此期间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升。然而，自2008年以来，这一上升趋势不再延续，直接税收入占比踯躅不前，2008～2012年直接税收入占比依次为34．74%、34．10%、32．89%、33．72%和33．68%，始终在32%～34%的区间内波动。这意味着我国税制结构失衡的状况近年来没有明显的改善迹象。显然，从保障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角度考量，我国税制结构转型改革在当前形势下势在必行。

(二)我国税制结构转型改革的必要性1．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要求适当降低间接税比重，减轻企业税负。税制结构既无法超越现实的经济环境而存在，同时也不能滞后于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否则都将对经济造成危害。目前，我国间接税占比过高的问题客观存在。2012年间接税在税收总额中的占比为66．32%，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近8个百分点，高于相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近3个百分点;同时，我国企业的负担，尤其是由企业直接缴纳的间接税的税收负担过重。在我国，企业缴纳的税收占全国税收总额的90%以上［9］①，企业直接缴纳的营业税、增值税、消费税等间接税占全国税收总额的60%以上。就我国当下这样一种税制结构的效应而言，一方面间接税因其税负可以转嫁，对物价具有“添加效应”，因此带来的物价水平的上涨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经济效率的损失;同时，在经济形势不景气的宏观背景下，过高的企业税负相对削弱了中小企业的竞争力，阻碍了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这迫切要求我国适当降低间接税比重、减轻企业税负，为经济发展增添活力。2．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要求适当提高直接税比重，构建有利于调节收入差距的直接税体系。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居民收入水平也随之得到了大幅提高，然而收入分配差距却日益加剧。2013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6955元，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3．03倍;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73，虽然较2012年的0．474有小幅下降②，但收入分配差距仍处在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之上。与此同时，具有收入调节作用的直接税体系尚未真正建立，在所得税中，个人所得税因其制度设计得不完善，未能发挥“调高”的作用，反而沦为“工薪税”;在财产税中，房地产税的全面开征仍面临较大阻力，遗产与赠与税的开征也远未提上日程。因此，我国需要通过所得税、财产税改革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构建起有利于调节居民收入差距的直接税体系。3．政府政策目标侧重点的转变要求推进税制结构转型改革。公平和效率是一对矛盾体，两者往往不可兼得。政府在公平与效率上的侧重点不同，将直接影响其对税收公平和效率原则的选择，从而对应不同的税制结构。在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的宏观背景下，近年来，政府逐渐将政策目标侧重点由“效率优先”转向对公平的重视，十报告提出了“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改革方向。政府政策目标的转变无疑对税制结构转型改革提出了要求，即通过对具有收入调节作用的直接税，如个人所得税、房产税等税种进行改革，以促进税收在收入分配领域中的相关职能的实现。4．国际税收竞争的加剧要求我国适当降低间接税比重。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国际税收竞争也随之日益加剧，在设计本国的税制结构时，需要充分考虑来自其他国家的影响。就世界各国税制结构的现状而言，近年来，发达国家逐步提高其间接税比重，发展中国家逐步提高其直接税比重，世界各国正朝着直接税与间接税大致平衡的方向演进。而在我国，直接税与间接税比重失衡的问题仍较为严峻，间接税占比过高不仅会推动物价水平上涨，削弱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并且容易在进出口退税环节对进出口商品的价格产生差别影响，激化国际贸易摩擦。因此，国际税收环境的改变迫切要求我国推进税制结构转型改革，即逐步降低间接税比重，与世界各国税制结构演变的基本方向趋同。

三、我国税制结构转型的目标设计与改革建议

在推进税制结构转型改革的过程中，要坚持既不急于求成亦不走极端的基本原则，并在改革的总体目标、阶段性目标框架下，对具体税种、具体税收要素的改革进行统筹安排，以实现通过税制改革推动税制结构转型的目标。

(一)我国税制结构转型的目标设计“十二五”时期及即将到来的“十三五”时期正是我国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我国应对该时期内税制结构转型的总体目标、阶段性目标进行科学、合理的设计，并对具体税种及税收要素的改革方案做出统筹安排，通过财税领域的改革来推动整体改革的不断深化。考虑到2015年、2020年分别为“十二五”规划、“十三五”规划的最后一年，故本文对这两个关键时间点上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预测，并借鉴税制结构转型的国际经验，设计我国税制结构转型的总体目标(2020年)、阶段性目标(2015年)。1．对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预测。为对2015年、2020年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进行预测，本如下处理:(1)国内生产总值的预测。2012年、2013年我国GDP实际增长率均为7．7%，由于物价因素的影响，2012年、2013年我国GDP名义增长率均在9%以上。考虑到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在未来一定时期内经济的增长步伐将放缓，因而初步估计2014～2020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名义增长率为9%，由此推算出2015年、2020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2)人口总量的预测。根据王焕清［10］(2013)的研究，在考虑放松二胎生育政策的前提下，预测2015年我国的人口总量将达到13．98亿，2020年将达到14．47亿，这与《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2007年)的预测结果基本吻合，因此，本文采用王焕清的研究数据分别测算2015年、2020年我国的人均GDP。(3)汇率的预测。一方面，在2005年汇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及2010年汇改重启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近年来我国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不断增大;同时，需认识到的是现阶段我国的人民币汇率已接近均衡水平，2012年、2013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基本维持在6．10～6．33的区间之内。故判断人民币升值趋势在短期内将得以维持，但不会长期持续下去。［12］初步估计2015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6．0左右，2020年汇率在5．0～6．0这一区间内。综合以上对国内生产总值、人口总量及汇率水平的预测，可推算出2015年我国的人均GDP在8000～9000美元的区间内，2020年我国的人均GDP在12000～15000美元的区间内。2．我国税制结构转型的总体目标。2020年即“十三五”规划结束时，我国的人均GDP将处于12000～15000美元的区间内。就国际经验来看，对于人均GDP处于11000～16000美元①的国家，其直接税与间接税之比的平均值为39．55:60．45。故将我国税制结构转型的总体目标设定为，2020年直接税与间接税之比达到40:60，相较于2013年②，直接税占比上升约6个百分点。3．我国税制结构转型的阶段性目标。阶段性目标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对于总体目标的实现至关重要。2015年即“十二五”规划结束时，我国人均GDP将处于在8000～9000美元的区间内。就国际经验来看，人均GDP处于7000～10000美元区间的国家，其直接税与间接税之比的平均值为36．43:63．57。故将我国税制结构转型的阶段性目标设定为2015年直接税与间接税之比达到36:64，相较于2013年直接税占比上升约2个百分点，即2014～2015年我国的直接税占比每年提高约1个百分点。

地税转正总结篇3

税收按其课税对象的不同，一般可分为直接税与间接税两类，并由此构成一个国家的税收体系。而税制结构模式则是指一个国家的税制以何种税为主，它是根据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需要和一些其他因素来设计建立的。目前，世界各国的税制结构模式主要有三种：一种以直接税为主体；一种以间接税为主体；另一种以直接税和间接税并重，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双主体”。我国自1994年工商税制改革以来，一直是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以增值税为核心的流转税课税比重超过了税收总额的70%.近年来，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国民收入有了显著提高，所得税，尤其是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很快，从1981年的500万元增加到了2000年的660亿元，在许多地区个人所得税收入仅次于营业税，成为地方政府税收收入的第二大税源。可以预计，个人所得税会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及个人收入的不断增加而保持持续、快速增长的势头，成为一支极具发展潜力的税种。

然而，我们不能仅凭这种情况就得出判断，认为我国目前已经建立了“双主体”税制结构模式了。从真正意义上讲，我国不仅现在没有建成“双主体”模式，而且距离该模式的真正实现，还有很大一段距离。其原因在于：

1.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需要和诸多因素决定了税制结构模式，使其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从世界各国税制结构的发展规律来看，世界上最先出现的是以原始的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这些税按外部标志直接课征，简单粗糙，收入少，无弹性，常引起人民的不满。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商品税制逐渐取代了简单的直接税。19世纪以来，税制结构模式在发达国家出现了分化，一些国家由间接税体系改革成为现代的直接税——所得税体系，如美国，而其他一些国家则实行间接税与直接税并重的模式。

我国目前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经济体制转轨的特定历史时期，商品货币经济总的发展水平并不高，市场的发育程度较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而且地区差别较大，总体上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一切都决定了我们的税制结构模式只能是以间接税为主体的模式，而不是什么“双主体”模式。与直接税相比，间接税对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有许多可取之处。首先，它伴随商品的流通行为而及时课征，不易受企业成本变动的影响，又不必象所得税那样有一定的征收期，因此税收收入比较稳定，并能随经济的增长而自然增长；其次，它更有利于政府对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各个领域进行广泛而又有针对性的调节，对经济的干预作用较强；再次，与所得税相比，它所要求的征管更简便、易操作，更适应于发展中国家税收征管水平较低的现状；最后，它具有隐蔽性，在发展中国家的纳税人的纳税意识相对淡漠的情况下不至引起纳税人更大的反感。可见，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了我们只能采取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模式以确保经济的发展。

2.所得税的规模与其本身的缺陷决定它目前无力承担“主体”一职

我国的所得税（包括个人所得税与企业所得税）尽管发展较快，然而，就规模而言，还远远达不到“主体”税种的要求，以1998年为例，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仅为338.65亿元，而企业所得税也不过1038.75亿元。近年来个人所得税的发展迅速，2000年达到了660亿元，但尽管如此，它在税收总收入中的比重也不过占5%，企业所得税的这一比重也不到15%.与之相比，美国在1994年联邦所得税就已达到5430亿美元，占联邦财政收入的43.16%.由此可见，单从规模这一方面就可以看出我们的所得税距“主体”一职还差之甚远。

当然，我们判断主体税种的标准不仅仅在于看它的收入在总体税收中所占的比重，还要看主体税种在一定时期内对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调控作用如何。而我国目前的个人所得税与企业所得税制度本身的缺陷制约了其调控作用的发挥。

（1）个人所得税的制度缺陷

第一，分类课征的模式有失公平，极易诱发偷逃税和避税行为。我国目前采用“分类所得课税模式”，对不同性质的所得项目采用不同的税率和费用扣除标准，采用源泉一次课征的办法计算征收，年终不再汇算清缴。这种模式的后果是造成相同收入额的纳税人会由于其取得收入的类型（项目）不同，或来源于不同类型的收入次数不同而承担不同的税负，此乃横向不公平；另外，不同类型（项目）所得的计征时间规定不同，分为月、次和年，不能反映纳税人的支付能力，使课税带有随意性，会出现支付能力低者税负高于支付能力高者的不正常现象，此乃纵向不公平。这种制度的设计不仅极易引起人们的不满，产生偷逃个人所得税款的行为，而且也给避税者可乘之机，使其可通过分解收入、转移类型等方法成功避税，使税款大量流失。

第二，免征额与费用扣除标准不尽合理，已不适应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情况。自从1980年颁布个人所得税法以来，时隔20年，尽管物价已上升了许多倍，人民的收入水平也相应提高，我们的个人所得税免征额800元却从未修订过，这个标准，已不适应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状况，使许多低收入水平的人加入了纳税的队伍，有失公允。而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项目中也没有考虑纳税人为获得所得所必需支付的教育费、医疗费和住房费，以及纳税人的实际赡养人口、是否下岗失业等家庭综合收入情况，这不仅无法体现公平，也挫伤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影响了经济效率的提高。

第三，个人所得税由地方征管带来了诸多不利因素。个人所得税是一个极具发展潜力的税种，随着国民收入的增长它必将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收入来源和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而我国的现行个人所得税由地方征管会造成相同的个人会因在不同的地区而税负不同，甚至产生经济不发达地区的纳税人税负反而高于经济发达地区纳税人的不公平现象，影响了劳动力的合理流动。更重要的一点还在于随着纳税人流动性的加大使应税收入来源复杂交错，地方部门受征管水平的限制难以掌握纳税人全部信息，造成征收成本的增加和征管效率的低下，使税款白白流失。

（2）企业所得税的制度缺陷

第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负不公平。当前我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不统一而造成的实际税负差异问题已在理论界取得了共识，这种差异不仅不利于我国内资企业的公平竞争，同时也与WTO所要求的公平原则大相径庭，如不尽快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势必带来严重后果。

第二，税收优惠政策没有很好体现国家的政策导向。目前我国的企业所得税制的税收优惠政策，总的来说是区域性优惠导向有余，产业性优惠导向不足。我国对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特区给予了一系列地区特殊的税收优惠政策，致使外资企业大量集中于这些地区，而广大中西部地区则由于缺少这些政策而难以形成对外资的吸引，造成了地区间的发展差异，不利于全国各地的均衡发展。与地区性优惠措施相比，产业性优惠措施却廖廖无几，不利于我国的经济转型和企业产品结构的转换。

第三，企业所得税的征收仍未摆脱行政隶属关系，不利于企业的发展。我国现行的企业所得税收入仍是按行政隶属关系来划分的；凡中央企业所交纳的企业所得税归中央财政收入，而地方企业交纳的所得税为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这种划分非常不利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实施，企业合理的兼并重组所涉及的企业产权划分由于会影响到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利益就必然会受到来自各方的障碍，阻碍了资产的正常流动，不利于企业的发展，同时也削弱了企业所得税的宏观调控能力的发挥。

3.税收征管水平滞后

我国现阶段的税收征管水平还比较落后，纳税人的财务会计制度不健全，难以形成对所得税的有效征管，这也进一步制约了我国当前“双主体”模式的真正建立。

综上所述，可见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所得税制度设计上的弊端及其现有规模的制约，我国目前的税制结构模式只能是以流转税为主体的单主体模式，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双主体”模式。

二、“双主体”模式是我们的发展方向

前文述及，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必然会带来国民收入的较大增长，以个人所得税为主体的所得税体系的完善（包括社会保障税的开征）必然会与间接税一起承担起双主体的职能。从世界税制结构改革的趋势也可以得出结论：“双主体”税制结构模式是我们的发展方向。从国际比较中可以看出，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2000美元的水平时，税制结构的转变会相对平稳，是一个我们应把握的经验性时机。如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所得税上升为主体税种时就大致处于这个时期；日本和亚洲的“四小龙”在近30年里实现了经济的较高速增长和税制结构的转换，其经济基础也大致符合这一标准。因此，我们向“双主体”转换还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不懈努力。

此外，进一步完善所得税制度也是必不可少的措施。

1.就个人所得税而言，应做到：

（1）尽快实现课税模式由分类所得课税模式向综合所得课税模式的转换，将纳税人不同性质的各项所得加总求和，扣除法定的宽免额和费用后，按统一的累进税率课征。以实现税制的公平和效率，确保征收的明确简便，降低征收成本。

（2）根据我国经济发展情况，调整免征额和费用扣除项目。根据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宜定为1200元，而其他费用扣除项目应考虑纳税人抚养的子女多少、赡养的老人情况，及其和其子女受教育支出等因素，并适当考虑纳税人配偶收入情况，以便更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的公平调节作用，促进经济的发展。

（3）个人所得税应适时地划归中央税。为了更好地加大中央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更好地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缓解贫富差距，同时发挥个人所得税的“自动稳定器”的作用，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征管效率，个人所得税应适时调整为中央税，可采用先作为共享税再完全过渡为中央税的办法。

2.就企业所得税而言，现阶段应做到：

（1）尽快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使两税税负从名义上与实际上走向一致，真正做到国民待遇原则，实现两种企业在公平的环境下展开竞争。

（2）税收优惠应更能体现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意向。为实现经济模式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保驾护航。同时也应在税收优惠上更多地照顾中西部地区，带动整体经济共同发展。

（3）解决好企业所得税的税收归属问题，改变按企业隶属关系划分税收收入的局面，使现代企业制度的实施落到实处，促进企业发展，为企业所得税税源涵养提供制度保证。

「参考文献

[1]　各国税制比较研究课题组。个人所得税制国际比较[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

[2]　靳东升。税收国际化与税制改革[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

地税转正总结篇4

关键词：高新技术企业；涉税风险；节税；筹划思路；建议

高新技术目前世界上还没有统一的标准。我国认为建立在科学基础上，运用先进科技带动生产力发展，促使社会文明、提高国家实力的都为新技术。高新产业的特点是投入高，风险大，回报期长，同时回报率也非常高，所以各国都在改造嫁接传统的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企业，争取最高利润。国家为了鼓励高新技术企业的积极发展和创造，颁布了一系列税收方面的惠民政策，需要我们正确把握和有效利用。

1 高新技术企业的涉税风险

涉税风险分为两种，一种是企业自己多缴或早缴税收风险。另一种是收税部门处罚企业少缴和晚缴税收的风险。高新企业涉税风险的主要原因是对国家的税收优惠政策使用不当，从而产生风险。

1.1 没有规范处理好收入、成本和费用，有涉税风险 高新企业的会计没有建立单独的“研发支出”账户，研发费用不是单独核算的，而是通过下设的二级科目进行核算的，最后导致无法准确区分资本化费用和支出金额。按《扣除管理办法》规定第十条规定，如不设立专账管理费用，费用归集不准确，将无法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所得税优惠，存在一定涉税风险。高新产品的收入没有单独核算，与其他收入混为一体，无法对高新技术资格进行认定和复审，有涉税风险。需要按项目把研发费用归集，如果归集不准确，很可能会增加高新技术的创新研发费用，导致税前扣除基础增加，涉税风险增加。还需要及时资本化研发支出，否则会造成营业成本增加，利润减少，出现少缴税风险。

1.2 复审中太追求认定条件，有涉税风险 高新企业的认定有一定的条件，主要包括：一是科研人员的身份确认不明确。科技人员大专以上学历的要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三十以上，研发人员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以上，但是很多企业在外地有分机构，由于地域因素，很容易忽视管理，出现学历不明和薪资不确定等问题会影响企业的复审认定，有涉税的风险。二是企业研发比例不达标，《高新认定指引》必须要求企业近三年度的研发总费用占销售总收入的比例符合相关要求，为此很多企业就对费用乱归集造成涉税风险。三是高新技术下生产的产品销售收入不真实，认定时要求高新产品的收入要占年总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以上，为了达到这个条件，部分企业会虚报销售收入，夸大自己的规模，有涉税风险。

1.3 高新技术企业没有重视所得税的优惠备案，涉税风险较大 企业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后，在还没有享受有关企业所得税的所有优惠政策前，一定要对企业所得税优惠进行政策备案，并详细填写有关研发费用明细。假如企业忽视备案的重要性，将会无法享受企业所得税有关的所有优惠政策。

1.4 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复审不通过，存在涉税风险 高新技术企业所获得的资格证书不是永久的，每三年都要进行一次复审，根据复审要求企业要提供相关的资料。要是资料不全或者不符合条件，就可能会取消高新技术企业的资格证书，还会发生补缴税费风险。

2 高新技术企业的节税筹划思路和建议

2.1 利用税前扣除项目进行纳税筹划 《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规定，企业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理的支出，包括成本、费用、税金、损失和其他支出，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高新企业在规定范围内可以利用此条规定实行“就高不就低”的方法，增大扣除数额，使企业税后能有最大利润。

2.2 利用技术转让所得优惠进行纳税筹划 《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了技术转让时的税收优惠。实际上，这里的技术转让优惠是技术转让所得，即技术转让收入减去技术开发成本。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技术转让所得减免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212号，以下简称国税函[2009]212号）规定：符合条件的技术转让所得应按以下方法计算：技术转让所得=技术转让收入-技术转让成本-相关税费。高新产业使用技术转让税收优惠政策时要注意：①技术转让金要单独计算，转让费用需要合理分摊，否则不能享受技术转让相关税收的优惠政策。②准确把握技术的转让成本、转让收入和相关税费的指标内容。③巧用税率的临界点，科学递延相关技术转让金。高新企业在技术转让前可先对转让所得进行估算，主要考虑转让成本、收入和相关税费。

2.3 利用加速折旧优惠进行纳税筹划 合理利用税收政策，税收可以达到递延，得到资金的时间价值，主要方式是选择折旧政策。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75文）第二条规定：对所有行业企业2014年1月1日后新购进的专门用于研发的仪器、设备，单位价值不超过100万元的，允许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不再分年度计算折旧；单位价值超过100万元的，可缩短折旧年限或采取加速折旧的方法。高新产业的固定资产大多都是技术更新较快的，正好符合折旧政策。折旧政策的筹划规律是：在减税或者免税期，为了减少折旧应用平均年限或者是正常折旧法；正常纳税期，为了增加折旧尽量加速折旧或者是缩短折旧期，使税收递延。

2.4 利用研发费用关联节税进行纳税筹划 关联企业用节税的主要方式是使用研发费，有两种形式：一是委托开发。就是相关联的企业间相互委托进行技术研发，这样可以增加扣除优惠，享受免税等优惠政策。二是合作开发。关联企业可以联合开发某项技术，共同支付成本和享受效益，或者是利润转移。

2.5 利用政策导向进行纳税筹划 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努力成为国家扶持的重点高新技术企业。二是去投资还没有上市的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三是充分利用国家财政税收优惠政策，能用尽用。但需要注意的是节税筹划只是纳税人的理财手段而已，如果没有正确把握就会存在偷税漏税现象，所以一定要遵循科学的筹划原则，才能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和实力，实现利润最大化。

3 结语

总的来说，只有正确把握政府的税收优惠政策，规范管理，才能降低高新技术企业的涉税风险，筹划出最大最优的节税思路，为企业的发展创造优良的环境，争取企业在规定范围内获得最大的利润，带动国民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财税【2014】75文.

[2]财税【2015】119文.

[3]《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实施条例》.

地税转正总结篇5

【关键词】增值税转型；电力行业；绩效

1.增值税转型对上市公司绩效影响的实证检验

本文研究数据来自于50家电力行业上市公司年报，样本选择时剔除了数据缺失和数据不全的企业，选取2009年和2010年数据共100个样本量。

1.1 研究设计

本文以衡量企业绩效类的指标为因变量，以能代表增值税转型的指标为自变量。

（1）被解释变量的设计。本文选用每股收益作为衡量电力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指标。

（2）解释变量的设计。本文利用（每年新增固定资产抵扣额=生产用固定资产增加额×17%）作为衡量增值税转型政策的指标，即增值税转型政策的实施，会促使企业绩效变好。

（3）控制变量的设计：①公司规模。本文采用企业年末资产总额的对数作为企业规模的控制变量，即规模较大的企业绩效比较好。②固定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本文选取固定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作为辅助变量，固定资产占总资产比重较大的企业在转型过程中使得企业绩效更好。③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本文选取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指标作为辅助变量，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较大的公司，企业经营绩效好。④资产负债率。本文选取资产负债率指标作为一个控制变量，资产负债率过高会使公司经营绩效变差。

1.2 模型的构建

本文主要是研究增值税转型政策的实施对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1.3 样本的回归检验结果分析

根据上表得出回归方程：

Y=0.851+（1.034E-10）X1+0.050X2+0.03X3+0.348X4－2.535X5

由表1-1可以看出，该方程整体通过了F检验，方程拟和程度比较好，说明该方程具有统计意义。通过以上结果，可以看出增值税转型确实会使企业绩效明显转好，并且企业规模、固定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均和公司绩效呈正相关关系。同时公司适量负债的存在会促进企业绩效的提高。因此应该尽量扩大企业规模，形成规模效应，提高固定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从而在增值税转型中获得较大的利益。

2.结论和建议

2.1 结论

增值税转型可以使得上市公司绩效明显变好，企业的税收负担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节省了现金流量，可以促进企业固定资产的更新；且固定资产比例越高的企业，受到影响幅度越大。而电力行业是资本密集型行业，因此增值税转型必将促进电力企业的发展。

2.2 建议

电力开发企业一方面应重新进行公司长期现金流量预测，调整长期筹资计划，同时应积极做好经营规划，享用增值税转型成果。另一方面大型电力开发企业可以正确认识自身的类型与所处的发展阶段，通过更新投资评价体系，制定合理的投融资计划，为企业经营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参考文献

[1]张雯佳,孟全省.浅议增值税转型及对企业财务的影响[J].会计之友,2010(3):89-91.

地税转正总结篇6

【关键词】房地产业 房地产税 宏观调控 规制俘获

2003年以来，我国房地产业房屋销售价格持续上涨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房价调控问题不仅关乎百姓利益，而且事关国家经济发展大局。尽管中央政府连续两轮加大宏观调控力度，但房价问题依旧突出。税收作为政府最重要的宏观调控手段之一，对房地产业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本文从房地产税收种类及其作用入手，探讨近年来税收政策的调整及其效果。

一、房地产税收种类及其作用

房地产税收贯穿房地产的生产开发、保有使用和转移处置等各个环节，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的特点，制约着房地产开发商的投资盈利水平和消费者的支出水平。目前房地产税收主要包括房地产保有税、房地产所得税及房地产取得税。

1、房地产保有税。房地产保有税收对拥有房地产所有权的所有人或占有人征收，一般依据房地产的存在形态――土地、房产和房地合一的不动产来设置。目前我国房地产保有税收主要包括地价税、房产税和闲置土地税。房地产保有税通过三个途径影响房价：具有使房价降低相当于保有税现值部分的效果；促进房地产有效利用所带来的效果；有效防止房地产泡沫的产生。投机房地产资金的获利空间要么被税收成本挤压，要么被持有成本消耗，保有税负可明显降低房地产作为资产的投机的有利性，有效阻止房地产投机需求。

2、房地产所得税。房地产所得税是对经营、交易房地产的自然人或法人就其所得或增值收益征税。目前该税种包括公司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土地增值税等。

3、房地产取得税。房地产取得税收对取得土地、房产所有权的人征收。目前我国房地产取得税包括农地占用税、契税、遗产与赠与税等。政府征收房地产取得税，旨在通过加大流转环节的税赋增大炒房成本，压缩获利空间，抑制投机炒作。

二、我国房地产税收政策动态

1、对房地产开发环节的税收调整，合理引导投资导向。2005年7月1日，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联合国土资源部发出关于加强土地税收管理的通知，强调要进一步强化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契税和耕地占用税的管理。要求各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在办理土地使用权权属登记时，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的规定，在纳税人出具完税（或减免税）凭证后，再办理土地登记手续；对于未出具完税（或减免税）凭证的，不予办理相关的手续。2006年1月1日，《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房地产开发业务征收企业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开始执行，对预售收入的预计营业利润率做了适当调整；对转借款发生的利息支出税前扣除问题实行新规定；增加对开发产品成本、费用的扣除项目；明确合作建房的所得税税务处理问题；对新办房地产企业减免税做了限制；对新办房地产开发企业发生的广告费、业务宣传费和业务招待费税前扣除做出新规定；规定了开发产品的完工标准及开发产品完工后“计税成本”结算的一般原则；对房地产企业所得税征管方式提出了新要求。此次《通知》最大的调整是将预售收入的预计营业利润率修改为预计计税毛利率，比例由15%提至20%；按开发项目的性质将开发产品区分为经济适用房和非经济适用房，以销售房地产开发产品为主的企业不得享受新办企业的税收优惠。2006年5月1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了针对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的六条要求（简称“国六条”），国家税务总局了《关于加强住房营业税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再次强调利用营业税的手段对房地产价格进行调节。

“一费二税”开启了2007年房地产调控的新局面。2007年1月1日《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的决定》规定将从2007年1月1日起，将城镇土地使用税每平方米年税额在原《条例》规定的基础上提高2倍，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提高1倍；将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以下简称外资企业）纳入城镇土地使用税的征税范围。同月中旬，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增值税清算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从2月起正式向房地产开发企业征收30%～60%不等的土地增值税，土地增值税由“预征制”走向“清算制”。政府希望能够限制更多资金进入到房地产市场；同时对开发项目的明确划分也显示出调控针对住房供应结构的引导。综合来看，是收紧了对房地产的政策优惠。

2、对房地产交易环节的税收调整，控制和引导需求。

（1）营业税。2005年6月1日，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建设部下发《关于加强房地产税收管理的通知》规定个人将购买不足2年的住房对外销售的应全额征收营业税；按实际缴纳营业税的5%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按实际缴纳营业税的3%征收教育费附加。个人将购买超过2年（含2年）的符合当地公布的普遍住房标准的住房对外销售，免征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对个人购买的非普通住房超过2年（含2年）对外销售的，按其售房收入减去购买房屋价款后的差额缴纳营业税。2006年5月30日《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住房营业税征收管理的通知》强调：2006年6月1日后，对转让购买不足5年的住房全额征税，而转让购买超过5年（含5年）的普通住房免征营业税。这一政策导向对于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的转让在营业税缴纳上体现差别，同时对投机性住房交易是一种遏制。

（2）个人所得税。在2006年8月1日《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住房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强调对住房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时以实际成交价格转让收入，允许从其转让收入中减除房屋原值、转让住房过程中缴纳的税金及有关合理费用，按照“财产转让所得”项目缴纳个人所得税。征收方式上由自行申报纳税调整为主管税务机关在房产交易场所设置征收窗口，个人所得税与转让环节应缴纳的营业税及其附加、契税等税捆绑办理。“转让个人自用5年以上，并且是家庭唯一生活用房取得的所得，免征”体现对商业性投机买卖和自用消费性买卖房地产的区别调控。

三、税收政策调控的效果

2005年以来的房地产税收政策调整给房地产业带来了一定影响，但从房地产价格指数来看，政府税收调整对房地产业的价格控制效果并不显著。图1是2003年第一季度至2007年第二季度的房地产价格指数，因为指数为环比数据，故要对其进行处理还原。按照通常的做法，以2003 年为基期并假定2003年各季度间价格指数反映各季度间实际价格变动。其后各季度数据以上年值为100，乘以当期价格指数并假定调整后的价格指数反映了价格变化情况，原始数据和调整后的数据均见下图。从图1可见，房地产价格从2003年第一季度开始便呈上涨趋势，而且这种趋势并没有得到改观，房地产税收政策并没有遏制价格持续上涨的趋势。

造成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税率偏低，影响甚微。房地产税收占房地产开发成本比例相对较小（不到10%），对于房地产高达40%以上利润空间而言微不足道。房地产业超额垄断利润造成大量资金进入房地产业，削弱了政府通过税收调整合理引导投资的初衷。

2、行业垄断给房地产开发商转移赋税的机会。垄断使房地产商将增加的税赋轻易转嫁给消费者，造成房价上涨。政府对房地产开发商实行税收调控是由卖方完全承担所有的税赋为前提，但房地产业的垄断性造成流转环节征税很容易通过计入价格而转嫁消费者。事实证明，流转环节税赋增加后，售房者的交易成本非常容易转嫁给消费者，对卖房者却不会产生太大影响。

3、房地产“利益联盟”中央税收规制。对于房价持续上涨的动因，固然有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等合理因素，但从分享房价上涨好处的“利益联盟”来看，作为一个重要的获利群体，在房地产热和房价上涨的背后，地方政府不可避免地产生短期化思想，背离了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初衷。另一方面，地方政府通过另外的机制影响中央税收规制政策的走向，降低了房地产税收规制效果。

4、税收的时滞性。税收作为国家宏观调控体系中的重要工具，对于实现国家宏观调控关于总量平衡与结构优化的目标都有一定作用，但税收不论在调节总量还是在调节结构上都存在一定的时滞，包括认识时滞、执行时滞与反应时滞，造成调节效果不显著。我国房地产税种繁复、征收环节多，存在重复征税和多层次收费现象，成为导致商品房房价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

现行税制结构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保有环节税负偏轻，流转环节税负偏重，房地产税主要集中在开发、建设、转让等流转环节，多为流转税种，而流转税为间接税。根据税收转嫁的一般规律，流转环节税收转嫁容易发生，而保有环节不易发生税收转嫁，因此我国房地产税种结构使得税负转嫁极易产生。我国房地产市场属于垄断性行业，更易发生税负转嫁。

四、结论与建议

1、改革房地产税收体系的有关税种。对我国现行的土地税法及规范性法律文件进行整合，科学设置税种、税率，并注意与其他土地法律法规衔接配套。参考国际物业税的特点，开征统一规范的物业税，将现行的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合并，转化为在房产保有阶段统一收取的物业税。

2、调整房地产税收体系中的税率。目前房地产税收以比例税率为主，这已经体现出一定弊端。可以借鉴个人所得税的经验，采用超额累进税率来计征。

3、正确处理税、租、费的关系。完善土地税、租、费立法，将合理且具有准税收性质的收费并入税收体系，取消不合理的收费。优化征收环境，实行统一的房地产征税制度，建立有利于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房地产税收体系。

4、处理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税收关系。地方政府为保证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及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政绩”形象，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央政府的调控政策间存在偏差，因而处理好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税收关系也是完善房地产税收的重要方面。

【参考文献】

[1] 常丽：我国房地产税制的完善对策[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8（1）.

[2] 董鸿波、李倩：房地产税收转嫁及其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J].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2007（1）.

地税转正总结篇7

［关键词］ 土地税费;改革;物业税

［中图分类号］D9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2)04-0033-07

中国的土地税制框架涵括了土地增值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房产税、契税、营业税和个人所得税等诸多税种,但诸多税种之间的协调性不够,各税种内部的设计也不够科学。中国现行的土地收费种类多、项目繁杂、乱收费情况严重。为解决这些问题,中国的土地税费法律制度应基于发展中国家的定位以及人多地少的国情,在借鉴国外房地产税制的基础上进行相应改革。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土地税制的设计应特别关注税收的资源配置功能,将土地税制的资源配置功能作为土地税制设计优先考虑的目标。具体来说，中国的土地税费法律制度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革和完善:

一、提高土地保有环节的税负,优化土地税制结构

中国现行的土地税制框架为:在土地取得环节征收耕地占用税;在土地保有环节曾存在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三个税种,城市房地产税于2009年起废止,现在仅有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两个税种;在土地流转环节存在土地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契税、印花税、营业税、各类所得税以及各种附加税等。从税种的种类数量可以看出，中国的土地税负主要集中在土地流转环节。有学者采用计量分析的方法对土地保有环节和土地流转环节的税负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为:土地流转环节总体税负水平相当于销售收入或经营收入的23％,占房地产税收总额的70％左右。土地保有环节总体税负水平仅相当于房地产价值的1.5％～2％左右,占房地产税收总额的25％左右［1］110。在土地取得环节,因只存在耕地占用税一个税种,其税负占房地产税收总额的比重更小。这种“轻保有”的税制设计相当于给了土地保有者以无息贷款,阻碍了土地的有效利用,容易造成土地未利用或者几乎未利用就被闲置,很难起到保护耕地和促进土地合理使用的作用。同时还使得国家无法对房地产保有期间的自然增值部分参与分配,导致财政收入流失。相反,“重流转”的税制设计则抑制了土地正常的市场交易,助长了土地的隐性流动。［2］9因为在市场需求大于供给的情况下,土地流转环节的税种易于转嫁给下游的土地使用者或房屋购买者,一方面使得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中的买受者付出更大的成本,不利于土地二级市场发展;另一方面也容易增加居民的购房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土地及房产的正常流通就会因税制设计缺陷而受到阻碍。

因此,对目前的“重流转、轻保有”的土地税收结构设计应进行相应改革。改革的方向是降低土地流转税负,提高土地保有税负,把课征重点从土地流转环节移向土地保有环节,逐步将土地保有环节的税负提高到占土地税收的50％左右。

提高土地保有环节的税负,在税种设计上可以进行如下整合:

第一，将土地取得环节的耕地占用税、土地保有环节的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以及房地产开发领域的一部分土地收费(如新菜地开发建设基金、耕地开垦费等)整合为一个税种,可以称之为物业税。该物业税以土地房产的市场评估价值为课税税基,按年征收,这样可以逐步使土地保有税成为房地产税收的主体税种。关于房产税和土地税能否统一为物业税的问题,学者间有不同看法。笔者认为应统一为物业税,理由是:首先,房屋的私人所有与城镇土地的国家所有不影响房产税与地产税的合并和统一。［3］从占有课税的本意出发,物业税是对土地等占有行为的课税,至于土地房屋的占有者是否就是所有者其实并不重要。英国和新加坡等国家以及中国香港的实践表明:对土地和房屋等建筑物的评估不会因所有制形态不同而增加难度,土地和房屋等建筑物合并课税也并不会因所有制形态不同而产生障碍。换言之,所有制形态不能决定占有课税的具体形式,而只能说明最终的税负分配关系。基于同样的道理,城市土地和农村土地的所有制差别也不会成为合并城乡土地占有课税的障碍。在税制统一后,可以通过税制要素的合理设计来解决城乡之间(或农业用地和非农业用地之间)的税负公平问题。通过对税制要素的合理设计,物业税完全可以与中国目前的城乡二元结构兼容。其次,因为房产依附于土地而存在,即所谓的“房依地存、地随房走”。在不动产交易时,房屋与土地的价值往往是合并计算的。因此,将二者分开课税显然与交易习惯不符,而且造成在评估、登记、核准、稽征等操作上多一套程序,多消耗人力、物力,于稽征成本而言不够经济。［4］

地税转正总结篇8

一、深刻认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意义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中央提出这一战略任务,既决定中国的现在,也决定中国的未来,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

(一)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决定中国现代化命运的重大抉择

经济发展方式反映整个经济发展形态,不同的经济发展方式决定着不同的社会形态。在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信息经济)转变的过程中,社会形态也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演变、工业社会向现代化社会演变。从我国发展进程来看,决定我国现代化命运的重大抉择有三次,第一次是社会制度转型。60年前,带领全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完成了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历史性转变,为我国的现代化发展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基础,扫清了发展的制度障碍。第二次是经济体制转轨。30年前,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带领全国人民开始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扫清了发展的体制障碍。第三次是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就是改变粗放型、单一GDP增长型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进一步明确了发展的目的、任务、内容、动力、方式。2010年2月在中央党校省部级领导干部研讨班上指出:“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表面上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综合判断国际国内经济形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进一步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是“刻不容缓”,而且要“加快”!的讲话,标志着2010年成为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起点。因此,用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发展方式转变”与“社会制度转型”、“经济体制转轨”有着同等重要的历史意义。

(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来源于不变不行、非变不可的现实忧患

忧患之一:国际环境和国际压力使中国不转不行、非转不可。从全球气候状况看,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增加,全球气候变暖,给我国的工业生产和出口造成巨大压力。从我国现状看,我国的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碳排放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及酸雨面积均居世界第一;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其中煤炭占70%、石油占20%、天然气占3%,其他风电、核电、水电等占7%;目前我国还未进入现代化,仍处于工业化的中期,工业发展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不生产不行,生产不排不行。从国际上的压力看,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和全球气候变化,一些发达国家制定了“绿色新政”、“低碳社会”等规划和政策措施,大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抢占未来国际经济技术的制高点。部分发达国家调整进口关税、计划征收“碳关税”,使我国的产品出口受到越来越大的影响。因此,我国的现状如不扭转,将在未来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处于战略上的被动地位。

忧患之二:现行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将使我国的能源供应、生态环境承载、生产要素支撑难以为继。现行的发展方式是在吃祖宗饭、断子孙路。一是资源浪费严重,投入与产出比例失衡。改革开放31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9.9%。2009年我国GDP总量33.5万亿元,合4.9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三,占全球的5.7%左右。但是,我国单位GDP的能源、资源消费量远大于发达国家水平。从原煤消费量看,2008年我国为27亿吨,占世界消费总量40%,2009年为30.2亿吨,占世界消费总量的比例与2008年基本持平;从粗钢消费量看,2008年我国为4.99亿吨,世界为13.04亿吨,占世界总消费量的38.3%,2009年我国为5亿吨,世界为12亿吨,占世界消耗总量的41.67%;从水泥消费量看,2008年我国为13.9亿吨,世界为28.57亿吨,占世界消耗总量的48.65%,2009年我国16.3亿吨,占世界消耗总量的59.57%。我国现在每百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数量是美国的3倍、德国的5倍、日本的6倍。我国1吨煤产生的效率仅相当于美国的28.6%,日本的3―10%,欧盟的16.8%。我国经济增长所消耗的成本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5%以上。因此,改革开放31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靠能源的高消耗支撑的,而这种支撑是不会长久的;二是资源紧缺,环境破坏严重。第一,水资源告急。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全国660座城市中,400多座缺水;第二,能源告急。我国石油、天然气人均剩余可采储备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7.7%和7.1%,煤炭储量也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58.6%;第三,土地资源告急。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2,20年前我国人均耕地还接近2亩,如今已不足1.5亩。1/3的县市耕地面积在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之下;第四,“国在山河破”。我国改革开放31年来,由于疯狂地掠夺资源,实施“有水快流”等战略,加速挖煤、采矿,使地质遭到严重破坏。地质塌陷、地下水断层渗漏、风沙弥漫、沙漠化面积扩大、城市上空灰粉增多、水资源污染严重、自然灾害频发、奇病怪病层出不穷、矿难不断、安全事故屡屡出现;三是自主创新能力和科技含量低,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即将失去。长期以来,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缺乏核心技术,缺乏自主知识产权,更多依靠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依靠几千万的农民工从事工业劳动,依靠资源能源的大量投入来赚取国际产业链低端的微薄利润。“中国制造”总体上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我国许多工业品产量居世界前列,但核心部件和重大装备严重依靠进口。2009年汽车产销量超过美国,但制造汽车的关键设备还依靠进口。我国生产的产品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但消耗工人的劳动工时多,劳动生产率低。因此,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举措。

忧患之三:单一追求GDP的经济发展方式,使得社会公民失德、收入分配失衡、社会安全失序,社会的和谐和稳定成为十分重大的问题。2009年,我国人均GDP接近3700美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人民币17175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153元。恩格尔系数城市下降到36.5%,农村下降到41%。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一是“GDP主义”付出了巨大的社会成本。长期以来,盛行不止的GDP主义推动了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但一分为二地看,在“GDP主义”推动下,社会关系日趋商品化、货币化,社会群体之间和人与人之间信任缺失,社会道德体系受到了严重冲击。如果不能改变GDP主义的状况,就会有越来越多的社会领域被商品化和货币化;二是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社会建设严重欠帐。主要表现为:劳动保险严重不足;医疗卫生远远不能满足需求;教育资源严重不均衡;三是贫富差距拉大,区域间发展很不平衡。主要表现为:基尼系数逐年增大,2009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在0.46―0.5之间;城乡差距扩大,2009年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之比达3.33∶1;区域差距扩大,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人均GDP之比为2.2∶1;收入差距扩大,国有垄断企业的员工收入特别是高管收入与民营企业员工收入形成巨大反差;四是官民对立,、恶性事件不断发生。2009年,在超越经济危机、保持经济高速发展的经济风光下,中国的社会矛盾较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犯罪率上升,去年中国的刑事案件大增一成多,治案案件大增两成,此等情景,十年未见;“狂增”,增长5成多,去年是高发之年;全国性的舆论交锋高潮迭起。在当前状况下,一方面是围绕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住房等体制的改革,官民意见对立,一个小事件即会引起全国性大讨论;另一方面是轰动全国的事件,一个接一个重演,如三聚氰胺的重现市场,黑砖窑丑闻再度揭出,煤矿矿难仍然频发,针对学生和幼儿的恶性伤害事件接连发生等等。因此,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满足人民群众新期待、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维护社会稳定的客观需要。

忧患之四: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两匹是病马,一匹是瘦骨老马,后发无力。目前,我国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出口)发力失衡。2009年我国的投资率上升到46.8%,最终消费率下降到48.6%,外贸依存度从改革开放之初的9.7%上升到60%。改革开放30年,GDP增长了83倍,出口增长了553倍,出口占我国GDP的比重达到了37―40%。而美国的消费占GDP的70%。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9年,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率52.5%,拉动GDP4.6个百分点;资本形成(投资)对GDP的贡献率92.3%,拉动GDP8.0个百分点;由于金融危机等原因,出口受到极大限制。

面对我国当前的现实忧患,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经济已经到了不转不行、非转不可的危急时刻。如果“久推不转”或者“转而不快”,我国发展的代价会越来越大、空间会越来越小、道路会越来越艰难。

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思路和措施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总体要求,即“三个转变”: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提出了“八个加快”: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快推进自主创新,加快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加快推进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围绕“三个转变”、“八个加快”,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思路和主要措施如下:

(一)在目的上,要把发展为了人民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使我国更好地发展,走科学发展之路,“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二)在思想上,要充分看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艰巨性

我国多年来推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没有实现根本性转变。早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就已经提出要把经济增长转变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1996年,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继续提出:积极推进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2001年,朱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坚持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我国经济已经到了不调整就不能发展的时候。2010年,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经济结构”。这说明党和政府早就认识到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问题,也充分反映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艰巨性。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既是攻坚战,又是持久战,不是速决战,必须依靠全国上下齐心协力,通过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来推动,去实现。

(三)在制度上,要把体制机制的转变作为根本性的转变

为什么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呢?根本原因是在制度上、机制上、体制上没有根本性变革。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必须大力推进体制机制改革,突破传统发展模式中的体制机制障碍,建立与科学发展模式相匹配的体制机制。当务之急,应着重建立四个机制:一是建立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绩效考核制度;二是打破“分灶吃饭”的现行财政体制;三是发挥区域优势,建立区域的产业分工和协作机制;四是减少政府干扰,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

(四)在根本上,要依靠自主创新和科技进步推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十六大报告指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工业化仍然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艰巨的历史性任务。信息化是我国加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贯彻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因此,我们必须紧紧抓住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带来的战略机遇,依靠推进自主创新和科技进步,打造新的竞争优势,提高国际竞争力。

(五)在结构上,要把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作为推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措施

要实施“绿色新政”,大力发展“低碳经济”、“第三产业”、“现代服务业”。一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大力推进节能减排,抓住重点领域、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加大国家投入,发展低碳经济;二是大力改善能源结构。逐步控制煤炭产能,加快发展新能源;三是大力发展“高碳能源低碳化”的利用技术。围绕高碳能源如何低碳化的发展思路,推广技术,攻克难题,推动相关产业发展;四是推进循环经济的发展;五是发展其他低碳、无碳产业。总之,要通过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做到“传统产业低碳化、现代产业高端化”。

(六)在布局上,要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全面建设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要按照十七大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做到“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

三、充分发挥税收的职能作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

税收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承担着筹集财政收入、调控经济、调节分配的重要职能,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有着独特的调节作用。国家税务总局肖捷局长2010年3月在湖北调研时强调“税收工作要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出积极贡献”;4月下旬在内蒙古、上海考察时指出:“要以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重点,认真研究‘十二五’时期税收改革和税收政策调整问题,逐步建立健全有利于科学发展的税收制度和政策体系,努力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日前,国家税务总局发出通知,对进一步做好税收促进节能减排工作作出部署,要求各级税务机关充分认识做好税收促进节能减排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为实现“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作出积极贡献。

(一)树立和推行正确的税收观,使税收真正体现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

我国税收的本质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也充分体现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发展目标。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的进程中,税务机关要树立正确的税收观,把“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造福于民”作为一切税收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取之于民”时更加注重公平,更加注重诚信,更加注重税收与经济协调发展,使税收的增幅与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相适应。

(二)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做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推动者、促进者

税务机关作为政府重要组成部门,在促进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中负有重要职责和光荣的使命。我们要响应中央号召,领会中央精神,落实中央要求,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坚定不移支持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广大税务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认识到位、行动到位,立足本职、勤奋工作,落实政策、优化服务,以实际行动做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推动者、促进者,而不要做旁观者、投机者。

(三)要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中央制定的一系列税收政策,加大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推动力度

近年来,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税收扶持政策,涉及到经济发展领域各个方面,我们要认认真真抓好落实、调研、反馈。一是坚持依法征税、应收尽收;二是不折不扣落实好国家制定的各项结构性减税和税收优惠政策,促进企业转型发展;三是按照总局通知要求,进一步做好税收促进节能减排工作;四是积极为上级建言献策,为建立符合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税收制度和税收政策而努力。

(四)要以积极的态度推动税制改革和税收政策调整

建立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税收制度和税收政策体系。主要包括:完善支持投资、消费、出口均衡发展的税收政策,完善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税收政策,完善加快区域经济结构调整的税收政策,完善适应建设创新型国家、支持自主创新与科技进步的税收政策,完善有利于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税收政策等。具体做到:一是改革资源税;二是开征环保税;三是限制高碳税;四是扩征或调整增值税、消费税;五是制定产业升级、节能减排的鼓励性税收政策;六是制定支持中小企业、鼓励新兴产业的税收政策;七是正税清费。

(五)要充分发挥税收调节分配的职能作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

收入分配公平,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体现。要按照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的要求,完善公平分配的税收体系。加强对高收入的调节力度,完善对低收入者的扶持政策,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同时也使我国目前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更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具体做到:一是社保基金改为征税;二是改革个人所得税,开征遗产税、赠与税;三是开征物业税;四是企业所得税实行累进税率。

(六)要进一步优化和改进纳税服务,为加快企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做出新贡献

优化纳税服务,营造良好的税收环境,是国税部门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有效途径。一是牢固树立“大服务”理念,服务经济社会,服务纳税人;二是开展个性化分类服务,适应不同纳税人的特点和需求;三是大力开展税收政策服务和税源管理服务,帮助纳税人真实、准确进行财务核算,正确计算和缴纳应纳税款,防范纳税风险;四是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优化纳税服务,通过全面推行财税库银横向联网电子缴库系统、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远程抄报税、工商税务信息交换比对系统、普通发票网络开票系统、积极试行并逐步推行“网上办税服务平台”等“五大信息工程”服务纳税人,建立起科学、高效的信息化纳税服务体系;五是落实好国家税务总局的《纳税人权利与义务公告》,保护好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七)要依法组织税收收入,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更多的财力

地税转正总结篇9

2011.11.16——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印发财税[2011]110号、财税[2011]111号文件，明确了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以及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了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事项的规定和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即一个试点方案、一个实施办法和两个规定。由此,我国新一轮税制改革－－－营业税改增值税正式拉开帷幕。如今,将近两年过去了,从将上海作为首个试点城市到分批扩展到北京、天津、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湖北、广东和厦门、深圳10个省（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再到不久的将来逐步推向全国,改革的进程有条不紊地进行,带来了很多积极的影响,但也存在需要我们正视,不断探索和解决的新问题。营业税改增值税对政府,企业,个人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此处从地方政府的角度进行阐述。本次税改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首先,营业税改增值税健全了财税制度,有效避免了重复征税,通过将营业税的收入归入增值税,大大增加了增值税收入。我们知道自1994年开始,我国采取对货物和劳务分别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的税制结构,在这种税制结构下，增值税纳税人外购劳务所负担的营业税以及营业税纳税人外购货物所负担的增值税，均不能抵扣，这就必然带来了重复征税问题。

本次税改在现行增值税17％标准税率和13％低税率的基础上,新增11％和6％两档低税率,分别适用于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一定程度上完善了财税制度。这对我国整个财税体制的稳固是有推动作用的。其次,我们更应看到,本次改革,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营业税改增值税”会倒逼地方财政体制的改革,倒逼地方体系的建设,倒逼地方征管机构的改革。作为我国两大流转税种,增值税和营业税改革的倒逼效果是非常大的,可以用”牵一发而动全身”来形容。营业税主要是收于地方税种,除了银行的营业税收于中央之外,其它的都归地方所有。作为地方主体税种的营业税被增值税替代了,地方没有主体税种,不能完全依靠中央的财政拨款,这是不现实的。也不能以费代税,因为那会导致制度外资金迅速增加,政府资金被分散化,不利于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削弱了财政的资源配置职能。就涉及到对增值税分享比例的调整问题,对于比例的选择,有人认为可以五五分成,这样做固然可以使得计算简便,易于管理,但是增值税作为生产环节的税会吸引地方政府将过多地积极性放在生产方面而忽视了消费方面的税收征管,这与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转型时期的现状是不符合的,为促进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应从出口拉动型向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共同拉动转变。显然,这样分成是不合适的。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可以保持保持现在的75％和25％的比例,长此下去,地方税就会形同虚设,这同样是不科学的,不仅会加大中央财政的工作量,造成税收征管的低效率而且也无法充分发挥政府对地方经济的调节功能,不利于地方经济的长远发展。那应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这就是我们目前所要探讨的问题。

从某种层面上来说,本次营业税改增值税是对1994年分税制改革遗留问题的进一步解决和完善。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财力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截至2009年，中央本级税收占总税收收入的比重已达到56.05%。地方政府的财务困难和债务危机却日益突出,地方财政体制的不规范性和低效率得到了集中的反映。本次税改正是给地方政府敲响了警钟,让政府重视我国当前地方财政体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进一步整顿和完善体制建设,提高税收工作的效率,在地方财政陷入困境的关键时刻化危机为转机,以求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点才是本次税改更为重要的意义所在。

当然,事物往往存在着两面性,作为探索过程中的一项改革,依然存在着一些弊端。机遇如果运用不好,必然会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起着相反的作用。没有切实有效的财政体制的改革,处理不好中央与地方财权和事权的关系,对地方税收的危害将是致命的:(一)直接导致地税收入总量大幅度下降,营业税在地税中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安徽省2011年统计数据显示,全省营业税收入379.18亿元,占全部地税收入(1108.31亿元)的34.2％,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将导致地税收入大幅度下降，提高地税收入占地方GDP和地方财政收入比重的目标将难以实现。(二)地税将失去主要税种,地税部门职能弱化:安徽省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全省三大税种总共572.48亿元,占全部地税收入的％,其中营业税379.18亿元,同比增长29.9％;企业所得税153.26亿元,同比增长43.8％;个人所得税40.04亿元,同比增长25.2％。三大主体税合计增加141.99亿元,占地方税收增收总额的58.7％。营业税改增值税后,地税收入中营业税收入将大部分丧失,企业所得税也随之失去成长空间,从而导致地税三大主体税种功能的削弱,地税部门收入减少,职能弱化,地位下降。（三）削弱地方财政增长潜力,降低地方财政收入在财政总收入中的比重。我国正处于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攻坚阶段,第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将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营业税改增值税后由于增值税属于国税管理,地方政府出于被动地位,长期下来地方政府的增量部分无法充分享有,存量部分也随着企业重组而萎缩,增长潜力遭到削弱,其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下降,势必加剧地方财权和事权的失衡。以上,我们充分认识到了营业税改增值税对地方财政的重要性,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时代,更要趋利避害,构建更为完善的地方财政体系。

2从青阳县的调查看营业税改增值税对地方财政产生的影响

青阳县近三年地方财政收入结构情况如下表所示:由上表可以看出，三年来县财政总收入，国税收入，地税收入，营业税收入绝对额是上升的，这主要得益于青阳县经济的发展；营业税占地方税收的比重分别为42.30%，39.80%和35.40%，占地方财政总收入的比重分别为14.70%，11.70%，10.80%，我们可以很明显的发现营业税作为地方税收的主体地位毋庸置疑，它对地方财政起着重要的作用；虽然各项收入的绝对额逐年上升，营业税在地税收入和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却逐年递减，营业税改增值税使得部分本应由地方分享的税收转移给了中央，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地方财力的缩水，中央和地方财权的分配问题再次显现，如何推进地方财政体制的改革成为我们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3从营业税改增值税实施过程中谈我国地方财政的完善

通过以上分析,结合各试点地区的情况以及在推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成就,我们应确定“把握整体,统筹兼顾,逐步平稳推进改革”的总体思路。这就要求我们从税制改革的全局出发,结合我国当前财政体制运行的实际情况,统一设计税制改革方案并落实好相应的配套措施,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入,实现税制顺利转换,保证财政体制的平稳运行。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探索:

3.1加强税收征管，提高税收征收的效率，先把“蛋糕做大”，然后才能分蛋糕。“营改增”是财政收入的再分配问题，虽然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改征增值税减少了营业税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的相对比重，但是如果做大营业税总量，则可以很大程度上地减轻“营改增”对地方财政收入的不利影响。

3.2重新确定增值税分成比例，以此次改革为契机，合理确定增值税分成比例，保证中央和地方事权和财权相统一。我国国土面积辽阔，各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在东部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比重高，营改增会使得其地方收入大幅度下降，而对于以重工业为支撑的地区，地方财力将有所上升，因此需要通过政府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进行微调。

3.3不同行业的营业税应区别对待，营改增不是把所有的营业税都改为增值税。增值税是中性税，税负相对公平，而营业税实行的是行业差别税率，可以体现政府对产业结构的引导和调整，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时期，需要营业税对经济结构进行调节。

3.4加快税费改革的进度，开辟新的地方税种，将制度外资金纳入我国预算管理体制之内。我国财政体制的不健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乱收费，乱摊派上面，制度外资金的存在不仅使得纳税人税负过重而且还降低了政府的行政效率，减少了财政收入。对此我们应该全面整顿不合理、不合法的收费，设置相应的税费基金，对具有税收性质的收费基金可以用规范严密的税收取代，从而增强政府财力，健全地方税收体系。

地税转正总结篇10

论文摘要：我国居民个人收入差距拉大,是我国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的必然结果。防止收入差距过大和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建立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的奋斗目标。那么在矫正个人收入差距上,应采取什么样的税收政策呢?

个人收入是居民个人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从各种来源取得的收人总和。我国个人收人包括:工资和薪金收人;奖金和单位福利收入;兼职收人;资本性收人;灰色收人甚至黑色收人。税收只能对前四项收人进行调节,最后一项需通过其他法律、法规来加强管理。

一、我国个人收入分配的现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综合国力迅速提高，我国居民的个人收人也有了非常快的增长。但是，由于分配制度和劳动就业体制不完善，在初次分配中就存在诸多不合理，致使居民个人收人差距不断扩大。具体表现在:

(一)居民之间个人收入差距拉大。依据统计部门对城镇收人水平的划分，城镇居民家庭年均收人共分为五个层次:贫困型家庭年收入在5000元以下，占全部家庭总数的3.8%;温饱型家庭年收入在5000元一10000元之间，占全部家庭总数的36.1%;小康型家庭年收人在10000元一30000元之间，占全部家庭总数的50.1%;富裕型家庭年收人在30000元一100000元，占家庭总数的8%;富有型家庭收人100000元以上，占家庭总数的1%。富有型家庭与贫困型家庭相比，其年收入相差竟达20倍之巨。考虑到统计数据的不全面性，实际的收人差距可能更大一些。

(二)城乡之间个人收入差距过大。国家统计数据显示，1978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为343.3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3.6元，两者相差1.56倍;而200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为6280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为2253.4元，两者相差1.78倍，差距也呈扩大趋势。

(三)不同行业之间个人收入差距过大。1999年各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为:金融保险业12046元，电力、煤气、水的生产和供应业11513元，制造业和建筑业分别为7794和7782元，农林牧渔业4832元，最高行业为最低行业的2.49倍。可见不同行业，特别是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的职工收人差距悬殊。

判断居民个人之间收人差距大小有两个标准:一是基尼系数，一般认为基尼系数小于0.2为收人的高度平均，大于0.4为很不平均，大于0.6为高度不平均。2001年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人的基尼系数为0.397，低于0.4的警戒线。二是库兹涅茨的“倒U假说”，即发展中国家在向发达国家过渡中，收人分配将经历“先恶化，再好转”的过程。我国目前的个人所得收人差距有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是我国分配制度改革的结果。但要注意，在拉开分配差距的同时，还要防止两极分化，这与邓小平理论是一致的，邓小平一再强调，“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

二、税收在娇正个人收入差距方面的局限性

我国现行税制是在1994年税制改革的基础上建立的，它是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以财产税、行为税、资源税为辅的税制结构。我国现行税种在调节个人收人差距方面，主要是通过个人所得税、财产税实现的。另外，消费税、营业税也承担了一部分调节功能。但是由于我国目前分配制度的不合理性，税制不健全，征管力度有限，使税收政策在矫正贫富差距方面尚存在不足，表现在:

(一)税制结构不合理

我国现行税制结构是以流转税、所得税为主，以财产税、行为税、资源税为辅。其特点是:流转税重，所得税轻，财产税相对缺失。

1、流转税方面。我国现行流转税是以增值税为主，消费税、营业税为辅。这三个税种的收人额占税收总额的70.4%左右(2000年数据)。由于我国流转税追逐效率，所以流转税在组织财政收人、优化资源配置方面作用巨大，但在追求公平方面相对弱化。

2、所得税方面。包括法人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其收人额占税收总额的19.25%左右(2000年数据)，所得税在本质上是追求公平的，矫正贫富差距作用显著，特别是个人所得税，调节个人收人分配，使之合理化，对经济起到“自动稳定”的作用。但我国现行所得税存在收人规模小，征收项目少等先天不足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税收对个人收入的调节力度。

3、财产税方面。我国现行财产税由房产税、车船税、契税等税种组成。目前，我国财产税的收人额只占税收总额的2.4%(2000年数据)。财产税在本质上也是维护公平的，它调节经济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对收人(或财富)的再调节，促进公平，缩小贫富差距。而我国现行财产税存在税负轻，征税对象少，收人规模小，税种单一等问题，缺少遗产赠与税，对个人非生产用的房地产均未征税，出现税收调节的真空。

4、其他税方面。缺少社会保险税，难以对市场危机做出对应。另外资源税的征税范围过窄，比重过低，这些都妨碍了税收矫正贫富差距的功能。

（二）税种不完善.弱化了税收矫正贫富差距的功能

1、个人所得税。(l)个人所得税实行分项课征制。存在问题:一是分项课征制即分项确定收人、分项扣除、分项计算，易使纳税人收入化整为零，分解收人，逃避税收。二是分项课征制在税收制度上，不能体现所得多的多征，所得少的少征，无所得不征的累进税收制度，不能真正体现公平原则，不能体现富人缴税，穷人享受福利的思想。(2)个人所得税征收范围过窄、调节力度有限。(3)个人所得税免征额过低，易使富人税变成穷人税。(4)个人所得税工资所得采取个人申报缴税，未考虑家庭人口问题。(5)个人所得税在征税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如公民纳税意识差，征管手段落后，收人多样化且采用现金结算多，个人财产收人不明晰、不确定，容易出现富人不缴税、少缴税、穷人缴税的现象，影响税收矫正贫富差距。

2、房产税。(l)房产税征管范围和纳税人不全面、税基狭窄。如，城市征，农村和涉外企业不征，造成城乡不一样，内外不一致。(2)房产税的免征税范围过大，且不规范。除机关、军队和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用房外，对个人的非营业用房也免税，只对从事盈

利活动的企事业单位用房、个人用房和出租房征税。广大农村的企业和规模庞大的城市住房不在征税范围之内，使税收调节功能难以发挥。(3)房产税从价按房产余值征税，房屋升值税收不变。造成财政收人不能随房产的增加而增加;出租房按租金收人征税和营业税有重复征税之嫌，再者房屋租金收人中既有土地贡献，也有房产贡献，一律按租金12%征税，很难划清，会出现税负差距过大的现象。

3、消费税、营业税。消费税是对价大利大的高档消费品征税，对高消费具有调节功能。消费税存在问题是征税范围过窄，我国只对11种商品征税，调节力度弱，需加以适时调整。营业税是对不同行业盈利水平调节，存在征税范围窄、税率过低、不适应经济需要。如高档服务业和普通服务业税率相同，许多高档美容、洗浴等新型行业，未纳人征税范围，其对收人的调节力度相对较弱。

(三)税收征管存在问题

1、打击偷税逃税不力。由于纳税意识和征管水平不高，社会上存在大量的偷逃税行为，特别是高收人者偷逃税，对拉大收人差距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加之近几年全国真正查处个人所得税的案件很少，法律威慑力不够，使许多纳税人产生攀比心理和法不责众的思想，严重影响了税收的调节功能。

2、没有全面建立个人收入监控体系。没有真正建立起金融资产实名制，个人财产来源不明晰。因此，很难将应收的税及时足额人库，调节功能随之弱化。

三、娇正个人收入理距的税收政策取向

矫正个人收人差距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首先要规范初次分配的各个环节，用法律手段保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整顿不合理收入，限制垄断行业的利润及其职工的过高收人;其次通过完善税制和加强征管，建立起一个多税种协调配合，筱盖个人收人运行全过程的税收调控体系，以充分发挥税收矫正贫富差距的功能。

(一)完善现行税制结构

针对现行税制结构存在的问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进一步扩大所得税尤其是个人所得税、财产税税基，提高其在整个税收收人中的比重，强化税收调控功能。

2、利用流转税税种，对垄断性行业价大利大产品规定较高税率，提高其税负水平，消除不同行业、产品利润悬殊现象;利用资源税、土地使用税来调节级差收人，排除客观因素影响。在此基础上通过个人所得税、财产税、遗产赠与税、社会保险税等对个人收人再分配进行调节。

3、具体税种设置上，在个人取得收人时征收一道个人所得税;为保持社会稳定，还要征一道社会保险税;个人消费时，征收一道消费税;对现存财产征收相应的财产税;最后在遗产赠与环节征收一道遗产赠与税，形成对个人收人的全方位监控。

(二)完善现有的税种

1、完善个人所得税

(l)改分项课征制为总额和分项课征制相结合。这一模式的具体做法是，在进一步规范目前分类所得的基础上，先以源泉预扣的办法预征分类所得税，在纳税年度终了时，由纳税人申报其全年综合的各项所得税，由税务机关核定其应税毛所得额、调整所得额和应税净所得额，并据以计算出年度应纳税额，对年度内已纳的税额作结算调整，多退少补。这样做一是符合我国国情，二是将多元化收人纳人个人所得税的总控管理，以利于公平税收。

(2)扩大征税范围，严格控制减免税。现行个人所得税的课征范围过窄，仅列举n项，应适时扩展。对于一些个人的福利收人和从事农、林、牧、渔等个人收人超过扣除标准的所得应列为征税对象。对属于常规课征项目的国债利息、省政府和部委以上单位的奖励、股票转让等应考虑纳人计税范围。取消对偶然所得中一次中奖不超过1万元免税规定。

(3)合理确定费用扣除项目和扣除标准。扣除项目应包括纳税人为取得纳税所得发生的支出，基本生计费用和特别扣除费用，扣除标准要考虑纳税人的婚姻状况、赠养人口、年龄和健康状况、医疗、教育费用等因素，并根据收人、物价水平等因素适时加以调整，以体现公平原则。

(4)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由800元提高到1500元，以真正体现富人缴税、穷人享受福利。

(5)提高公民纳税意识。要加大对税法的宣传力度，严格执法、守法。对违法者，严惩不怠。完善代扣代缴与自行申报制度，并建立纳税人编码制度。个人所得税改革成败的关键在于建立健全个人所得税税源监控机制。要在继续完善代扣代缴与自行申报制度的基础上，尽快建立纳税人编码实名制。以信息技术手段为基础，加强与银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海关、公安、法院的配合，对纳税人的账户实行全面的监控，以防止税源流失。

2、完善财产税

(l)将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农业税五税合一，开征不动产占有税。对不动产按用途不同设置差别税率，从价或从量征税;将车船使用税和车船使用牌照税两税合一，由行为税改为财产税，开征动产占有税(对动产征税)。

(2)开征遗产赠与税。遗产赠与税是对财产所有人死后财产课税，为防止生前将财产赠与别人，分散财产，无遗产可征，而开征的一个辅税种，遗产税是主，赠与税是辅。要适时开征遗产赠与税，以发挥税收在这一领域的调节作用。

3、完善消费税和营业税

(1)扩大消费税的征税范围，新增一些税目，包括奢侈品、高档消费产品如高级时装、名牌表、高尔夫球设备等，并适当提高一些消费品如烟酒的税率。

(2)调整营业税的征收范围，将普通服务和高档服务的税率拉开档次，对高档服务实施高税率，调节高消费。另外扩大资源税的范围，向租借使用国有资源的单位和个人征收资源消耗税，调节因占有资源而产生过高收入。

(三)新开征一些税种

开征社会保险税。社会保险税作为实施社会保障制度的财政来源，是以纳税人的工资、薪金所得为课征对象而征收的一种税收。要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就必须按照市场规律建立优胜劣汰机制，企业破产、关、停、并、转不可避免，失业人口增加，除了开展必要的社会再就业工程下，更重要的是解决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问题，它是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关键所在。所以，就必须建立起以符合国际惯例和我国国情的社会保障税为中心的社会保险制度。年轻给年老做准备，在职给失业做准备。

参考文献

[l]白书坚.中国收入分配格局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

[2]郭欣根.邓小平理论概论[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8.

[3]石坚.充分发挥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田.税务研究2002(9).

[4]贺众.收入分配理论、现状及调节措施田.税务研究.200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