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主管转正总结十篇

行政主管转正总结篇1

1.行政管理职能需要承担的风险

转型期间行政管理职能变化内容划分总起来是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是政治体制结构方面的变化，二是经济体制方面的变化；按照事物质变和量变的哲学思想，政治体制的转型属于质的跳跃，而经济体制的转型只是附属在质的变化之下量形式的变革；石油经济的发展大多是依赖型经济产业，产业结构极不规范，一些低端制造业、高消耗、高污染、低附加值产业比较多，这使得企业没有自主创新能力，在市场上处于劣势地位，核心竞争力并不强，看似问题严重的经济发展背后还隐藏着更深层次的问题，这就是混乱行政管理的结构体系体系和民主体系问题，对此，行政管理职能需要承担管理思路和管理手段的风险。

2.行政管理职能转变面临的机遇

对石油企业行政管理职能的优化方面有很多话题，虽然我们不可能面面俱到，毕竟管理也是动态化的事物，但是石油行业是国家经济的支撑之一，任何有关石油化工企业生存的事情都事关国民经济发展的大事情；在当前我们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形式下，很多陈旧、迂腐的东西值得我们去改进和提高，所以，风险和机遇欲并存，我们要善于总结本企业行政管理的经验，研究并把握石油企业行政管理职能转变面临的机遇。

3.转型期石油企业行政管理职能转变的思路

3.1行政管理职能转变所遵循的基本原则

究竟行政管理职能的内容是什么，职能形式是沿袭老套还是别出心裁进行创新；如何开展行政管理职能转变才能的要取得相应的效果，这是我们行政管理者值得研究的问题。就目前而言，本研究认为：思想沟通交流、批评和自我批评、约束监督的三个方面原则，是我们转型期石油企业行政管理职能转变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

3.2行政管理职能转变的关键

思想产生于实践活动，沟通思想也在于沟通实践活动的细节，对工作实践活动的发生、发展的过程进行细节详述和分析，也是行政管理工作思想沟通交流的基础；这既便于相互思想交流的通畅性又便于相互之间评判实践活动思维运行的正确性；从思想的原点说起，在细微之处详述，对思想沟通的彻底性起着积极地推动作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利器”，是“砍杀”不正之风“、斩除”歪门邪道、震慑党内丑恶现象蔓延的有力工具；批评和自我批评形式的运用，能将问题表露出来，有助于组织内部认识能力的提高。维护民主监督机制的执行力，保持民主监督机制的有效性，我们行政干部一般都有人们赋予的权力，这些权力是用来为了人们服务的，而不是为了个人利益来“为所欲为”的；我们要在在约束监督机制下，进行有效防范行政管理权力的滥用，确保企业环境下的公平与公正。

3.3行政管理职能转变的内容

行政管理职能的内容涉及行政系统对石油化工企业进行管理的全部活动，它们构成行政管理的工作范围；行政管理职能转变就是对整体的行政系统进行重新的思索，针对于转型期间企业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行政系统新的总结、新的调整。在转型期内，我们行政管理人员要竭力接受现代社会发展带给我们的历史发展契机，以大无畏的开拓精神搞好行政管理工作；从历史宏观发展的阶段上看，我国处于千载难逢的发展变革期，因此行政管理职能如果沿用老套的思想、方法，是不合时宜的，我们必须借助改革的历史发展的机遇，在思想意识上、运作的方法上、行政管理的手段上进行创新和改造。事实求是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以及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在实施石油企业的行政管理过程中，利用事实求是的行政理念指导自己的实际工作，也是行政管理职能转变的要求。从管理型到服务型的转变是行政管理职能最主要的体现，企业要着眼现实、正视风险，忠实履职、规避风险，规范程序、降低风险，合理配置、分担风险，利用全面服务管理的思想，多探索总结经验，敢于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使行政管理变成专注于企业发展的服务体系中坚力量。

二、结语

行政主管转正总结篇2

论文摘要：对转型期我国竞技体育纵向及横向利益集团冲突进行研究。结论应充分认识及肯定我国竞技体育利益集团主体的逐利行为；应以政策投入方式对其进行积极的导向，以法规及制度的形式完善利益约束机制，控制利益差别的过分悬殊；对中央与地方权力进行合理划分及职能界定，完善利益补偿机制等。

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竞技体育呈现的是利益一元化、利益主体单一的格局，而转型期我国竞技体育系统出现了利益分解及利益的重新分配。所谓竞技体育利益集团，是指具有基本相同的利益要求，持共同利益态度而结合在一起，具有很强的组织性的竞技体育利益群体。笔者对我国竞技体育利益集团的结构下一个可操作性的定义，将其分为纵向及横向两个维度。由于转型期我国竞技体育仍保持着基层、省级以及国家层次这三级训练体系，而各训练层次以奥运会、全运会及省运会等为利益目标取向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因此纵向结构中形成了上层利益集团(如国家体育总局及各项目管理中心)、中层各省市利益集团(如各省体育局)以及低层次各地市利益集团(如各地市级体育部门及少体校等)。横向结构中则有同层次的地方、项目及其他竞技体育单位等横向相互作用的利益集团等。而转型期我国社会化的竞技体育力量正逐渐加强，利益结构中出现了政府主导以外新的利益集团，如竞技体育俱乐部、投入竞技体育的企业及各种形式的竞技体育实体等。

虽然在转型期我国竞技体育正逐渐走向市场化，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竞技体育仍具有鲜明的国家利益及公益事业性质，以及社会主义事业特征。“奥运争光”仍是其最高利益目标。由于利益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特性，转型期利益分化的特征，加之当前缺乏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不可避免地造成集团主体间利益冲突的出现。目前我国竞技体育集团利益冲突主要表现为：纵向各层次之间的利益目标冲突、控制与反控制、集中与分散的磨擦；横向地方之间的封锁与反封锁、垄断与反垄断的磨擦；各项目、各地方间利益差别的过分悬殊，以及政府与社会利益集团的冲突等。虽然利益冲突是改革的必然结果，也是系统重构的动力，但其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是巨大的。因此整合转型期我国竞技体育系统的集团利益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1当前我国竞技体育集团利益冲突现状分析

1．1纵向集团利益冲突现状分析

1．1．1竞技体育利益集团问的利益目标分化及冲突

奥运会是我国竞技体育的最高目标，国内的其他比赛如全运会、省运会、各种形式的单项赛事及联赛等，其最终目标都应是为奥运会服务。但由于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出现，以及下层利益主体对上层利益主体从利益依赖性向利益独立性的转变，在转型期我国竞技体育还未能形成有效的利益制约、分配及协调机制的情况下，出现了目前的纵向利益目标冲突，上层与中层、中层与基层以及政府与社会竞技体育利益集团的利益目标出现分化。造成了许多非正常现象，如：“举国体制”优势难以充分发挥；许多项目竞技水平出现以全运会为最高峰、奥运会年水平下降的不正常周期性现象；国家队建设时难以协调地方利益；社会竞技体育集团主体的无序发展；基层单位为了省运会等低层次利益目标而不顾运动员身体发展规律，服用违禁药物及虚报年龄，影响了整个输送体系的正常运转等。

1．1．2多层次竞技体育利益集团间的控制与反控制

各利益集团主体不当逐利行为的加强，与其权力的不断扩张及管理系统中职能不清是相辅相成的。由于转型期各利益主体的相对独立，而体制改革的进程未能及时适应现实情况，造成当前我国竞技体育多头管理、政出多门、上层管理部门资源调控主体地位下降、政府与社会利益集团关系不清、纵向利益结构中上层常常无法控制下层的行为等现象。

以田径项目为例，最高管理职能部门是国家体育总局田径运动管理中心，中层各省市有自己的田径管理中心或主管部门。这些中层管理部门虽然在许多事务上要接受总局田管中心的管理，但在行政上却服从于各省市体育局，与体育总局形成了条块分割的管理模式。并且造成政出多门的现象，有时上层的政策、指令等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种种障碍。而地方及社会利益集团出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常常做出与上层制定的政策、指令及规章背道而驰的行为。

这种多头管理关系造成我国竞技体育政策施行的有效性锐减，造成行政低效率，并且在各层次间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中耗费了大量资源。

1．1．3集中与分散管理的磨擦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基于一定利益关系基础上的权力关系。从某种程度上看，集中与分散即收权与放权。放权管理是转型期我国管理体制改革的显著特征之一，但纵向结构中多级调控权限一直没有明确。体育总局是最高行政机关，负责制定及下达各项政策、规章、制度。而各项目管理中心主要职责本应是制定宏观政策、规划及管理制度，组建国家队，指导训练及后备人才培养，组织比赛等。但由于职能及权力关系不清，体育总局及各项目管理中心的权力过度集中，将许多精力耗费在微观事务性工作上，如提供大量资金及承担着大量物资分配任务等。而地方体育部门以及社会利益集团需要有正当的权力下放以实现其某些利益目的，需要以充分、合理的自以发展自身时却没有得到，缺乏以利益获得形成的激励机制。

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权力下放时的有效制约机制，造成无法对下层利益主体的行为进行正当调控。如某些项目国家队建设采用分散型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体制，但许多管理权力过度下放，相应的集中管理及控制措施力度不足，无法控制分散队伍的训练工作，许多投入难以收到应有的效益。

1．2横向竞技体育利益集团间的利益冲突

转型期我国竞技体育横向利益冲突主要表现在各省市间及其他相同层次利益集团间(如各俱乐部)为了争夺竞技体育资源而出现的冲突。由于我国竞技体育资源分布极不平均，有的省市有比较优越的人才数量储备或训练条件等，但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宁可采取资源封锁及限制交流等政策，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及财力资源，搞低水平的重复建设。造成难以合理地宏观配置资源、投入——产出效益低下及各种非正当手段交流等现象。而上层主管部门尽管制定了一系列调控政策及管理制度，但由于制定时与现实情况不相配套，或许多时候政策施行时难以平衡各集团主体间横向利益关系，实施效果难以尽如人意。并且出于全运会等自身利益的考虑，各省市间横向利益冲突有愈来愈激烈的势头。

1．3集团利益差别的过分悬殊

转型期我国竞技体育利益差别主要表现在纵向各层次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以及横向各项目之间、各地区之间的利益差别。如国家队获取自身利益时与地方投入国家队建设时的利益获得之间的差别、市场优势较明显的项目与难以向市场转化的项目间的利益差别、水平较高项目与低水平项目间的利益差别、沿海及经济发达地区与边远省份竞技体育集团间利益获得的差别等。

由于利益差别的悬殊，导致“举国体制”优势难以充分发挥，共同发展及公平竞争等方面出现危机，具体表现如：地方在付出与利益回报差别悬殊时不愿投入国家队建设、许多小项目水平难以提高、横向资源配置失调、各地区间竞技体育实力差距加大现象。

2转型期我国竞技体育集团利益整合机制的构建

利益整合及重构是以各个利益主体相对独立性、自主性为前提，通过各种利益主体之间横向的、纵向的、多向的相互作用，达到根本方向和根本利益一致。转型期我国竞技体育集团利益整合机制的构建应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2．1对各利益集团主体的逐利行为进行积极导向

仅仅对各利益集团的逐利行为进行制约或控制难以达到利益协调的目的，并且对于充分发挥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优势十分不利。只有合理引导各利益集团的逐利行为，才能充分调动其积极性。

由于转型期各利益集团主体经济独立性的不断加强，而国家对竞技体育投入的总量是相对固定的，不可能无限扩张。以经济投入协调利益关系的难度不断加大，因此应大幅度提高政策投入在利益系统中的导向地位。总局及各项目管理中心应以“奥运争光”的最高目标为前提，以共同利益为出发点，充分照顾中层及基层利益，以及社会利益集团主体的利益，对各项政策的制定及实施加强研究，提高政策投入力度，充分肯定及引导各利益集团主体的正当逐利行为。

2．2应尽快形成及完善利益约束、制衡机制

一种制度作为一整套固定的行为模式，可以视为特定利益关系的凝固化。也就是说制度既是某种特定利益关系的反映，也是对人们追求利益方式的可能性的规定。

面对转型期我国竞技体育利益集团主体的利益分化、冲突，上层管理部门应以合理的制度、规章及政策形成利益约束机制，进行宏观调控。在合理引导各利益集团逐利行为的同时对其进行制约，目的是防止其逐利行为非正当扩张，保证各个竞技体育利益集团主体的行为围绕着“奥运争光”最高目标进行。

以竞赛作为引导及制约手段是竞技体育特有的功能，完善各项竞赛制度是目前的当务之急，目的是使全运会等国内赛事真正发挥为奥运会服务的功能，起到统一全国各方面力量的作用。

除了竞赛制度以外，其他各项制度性规定如协会管理制度、代表队制度、奖惩制度、转会制度等，在制定及调整时应能够积极适应所面临的真实情况。尤其对转型期出现的非政府型竞技体育利益集团主体(如各种俱乐部及参与竞技体育的实体等)，在鼓励其合理逐利行为时应有明确严格的限制及正确的导向。

2．3控制利益差别的过分悬殊

通过利益差异激发追求利益的积极性，以此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体制的显著差别。但控制利益差别的过分悬殊是转型期政府主管部门保持稳定及全局均衡发展的重要责任，也是转型期我国竞技体育充分发挥“举国体制”优势以及顺利实现“奥运争光”目标所必须的。

控制利益差别过分悬殊需要主管部门的政策及资金投入向利益差别中弱势方倾斜。在资金安排上不搞“一刀切”，对边远省份及经济不发达地区应有优惠政策，充分调动这些地区政府及体育部门投入竞技体育的积极性。在项目布局及资金分配上要有长远眼光，对田径、游泳、水上等基础大项加大扶持力度，同时应积极引导市场力量参与弱势项目。

2．4应进行权力划分及职能界定

转型期我国竞技体育管理系统应进行权力及职能的重新界定及划分，完善宏观与微观管理体系。体育总局及各项目管理中心应积极向宏观管理及调控主体转变，特别是各项目管理中心应从大量的微观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从“办体育”向“管体育”转变，切实实行“管办分离”。对放权管理加强研究，明确与地方体育部门的职能划分。在进行权力划分时要有科学依据，主要应对共有职能实行分类管理，如运动队建设、比赛管理等，有些职能该下放或委托给地方管理，或适合进行市场化管理时应大胆放手。

但权力划分时宏观调控权力必须集中在体育总局及各项目管理中心。体育总局与各项目管理中心应承担起战略制定、项目布局、目标管理、宏观投入总量平衡、行政结构调整等责任。以使全国范围内竞技体育发展大方向一致，抑制各利益集团的不当逐利行为。

2．5完善利益补偿机制

转型期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是提高我国竞技体育整体水平、保证转型期我国竞技体育系统运转正常的重要机制。

行政主管转正总结篇3

关键词：体育管理体制；组织结构；水平分工

中图分类号：G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08)05-0577-03

先进的制度是社会和谐有序之根本。人类正是因为有了“秩序”，才摆脱了动物世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享有和谐的公共生活。过去，计划经济的国家“秩序”，将社会的组织锁定在固定的疆域内，将个人铆钉在僵化的组织机体内，人的自主性受到极大限制。当今，国内体育管理受其影响很大。如果说，北京奥运会后国家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龙头是其职能的转变，那么重心就是变革性质单一、功能重叠的垂直分工型组织结构，建立性质多元、协作共赢的水平分工型组织结构。因为国家体育职能的转变要依赖于组织结构的调整，若结构不变，职能难变。因此，研究这一问题对于贯彻“十七大”提出的“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精神，贯彻国家第五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要求，解决国家体育制度安排与公民对其选择的矛盾，促进国家体育的集约化、民主化和社会化具有重要意义。

1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了文献资料法、专家访谈法、管理实践反馈法等研究方法；笔者查阅了社会学和管理学等相关文献，与国家体育总局多位官员，以及多名专家座谈，并结合多年的地方体育行政管理实践，提出如下改革思路。

2结果与分析

2.1国家体育管理垂直分工型组织结构现状与国际背景

2.1.1现状分析我国现行的体育管理体制的组织结构是按照等级划分的垂直、多层次分化的结构。它共分三个层次：最高层次是决策领导层；第二层次是管理层，由各运动项目管理中心、社体中心和体彩中心等构成；第三层次是执行层。这种结构是20世纪末为适应国家经济体制转型，推进国家体育社会化而建立的“过渡型”的组织结构。它在特定时期，为实现国家竞技体育的“赶超"和群众体育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其问题不断凸显：一是性质相对单一，这既不符合目前国内多元化的市场经济体制，也不符合“十七大”“重视社会组织建设和管理”的精神；二是层次多，功能重叠，掌舵与划桨不分，“管办"难分。例如，国家体育行政部门直属的项目管理中心等事业单位，既有政府管理职能，又有具体操办的职责。既办运动队，又关注经营赛事等，并且都是“国企”，因而导致民营企业办队或搞健身俱乐部，在资源分配和政策导向上都无法与之公平竞争。社会学研究表明：“由垂直分化所造成的差别就叫做社会不平等”。［1］

2.1.2国际背景自20世纪70年代起，在国际政治民主化的背景下，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等为首，针对层次多、成本高的“科层官僚制”问题，相继提出减政分权、改革体制、引进官民平等竞争机制，并提出政府“管得更少，管得更好”的思想，而且实施了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公开竞标”国家公共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等重大项目。［2］ 20世纪末，韩国以金永三和金大中为首，先后变革了层次多、费用高的集权政府，提出建立“规模小，效益高”的民主化政府，恢复了国民对政府的信任。这些改革思路虽然不完全符合中国的国情，但颇有参考价值。虽然近年来我国体育管理体制几经变革，但都未从根本上触及政府利益的“神经”，今后的改革已步入政府“自我革命”的艰苦时期。他要求政府部门割舍局部利益，去建立官民共赢的“善治”的组织结构。以求开创国家体育的和谐环境。这是十分艰难的，但历史已不允许我们再疑迟，更不能再走回头路。

2.2建立水平分工型组织结构社会学中的水平分化，是按照某一标准将人分为不同类型的平等的群体。水平分工型体育管理组织结构要求政府管理部门与社会体育组织之间，建立一种“平等协作”，和谐有序的民主关系。

2.2.1建立水平分工型组织结构的依据理论依据。20世纪末，西方部分发达国家提倡用民主的“善治”（治理）替代官僚的“统治”。这是因为人们在社会资源配置中，既看到市场的失效,又看到政府的失控。“善治”是指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其本质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其特点：一是对环境开放，决策与管理既民主又透明；二是组织结构一般是扁平化，既有利于政府分权，又有利于政府部门与社会组织保持地位平等，其重心是以“顾客”满意程度为导向，打破“……政府机构作为公共物品及服务的唯一提供者的垄断地位。”［2］美国学者奥斯本在《改革政府》中，在论述政府治理（善治）中指出“起催化剂作用的政府：掌舵而不是划桨”，“分权的政府：从等级制到参与协作”，他在大量实际调研的基础上，论证了分权机构比集权机构更具有民主性、创新性、责任性和效率性。［3］这就是国家与社会“协作治理”的管理方式，也是公民对制度的“选择”。当今，中国社会要达到“善治”，建立政府部门与社团 “平等合作”的关系，为二者共同管理国家体育创造条件，这是符合“十七大”提出的“……扩大公民有序地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的思想。因此，借鉴国外经验，选择一种政府部门与实体化的社团协作型的体制，应是我国体育管理体制创新的选择。

政策依据。国家“九五”计划指出，“进一步改革体育管理体制，有条件的运动项目要推行协会制和俱乐部制，形成国家与社会共同兴办体育事业的格局，走社会化、产业化的道路”。“十七大”报告在论述民主政治中指出，“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干预。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并将加强“社会管理”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首次纳入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中。这些都为国家积极支持社会兴办体育社团，加强政府与社会共同管理国家体育提供了思路。

2.2.2建立水平分工型组织结构的基本思路依据国情，我国体育管理体制的改革，要按照“十六大”提出的：“决策、执行、监督”行政三分制，要坚持“稳步进行，逐步实施”的原则，对其组织结构进行两次调整。

第一次调整是“分权”，建立国家与社会“结合型”的体育管理组织结构。这是在国家体育总局直接领导下，总局将管理的竞技、群体和产业的资源，实质性地分别授权给中国奥委会、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和体育综合委员会，并使其三者真正成为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实体性的体育社团，进而融合国家和社会资源发展国家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这实质是“决策”与“执行”的分离（图1）。它既符合“十七大”提出的“政事分开”“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的思想，又有利于在制度上促进国家竞技、群体及产业协调发展。

第二次调整是“整合”，建立国家与社会“协作型”的体育管理组织结构。这是在国家民主、法制和市场等机制日渐完善的条件下，国家体育总局下属的中国奥委会、中华体育总会、体育科学学会、体育基金会等相关体育组织，形成地位平等、性质多元、协作共赢的体育管理组织结构，其性质是多元共赢（国办、民营和中外合资等），以实现国家体育投资主体多元化（图1）同时，伴随政府机构的改革，国家体育有关监管部门将独立存在于各种权力部门之外工作，防过去体制内的“失监”与“虚监”，以实现政府与社会共同管理国家体育的“整合”效应。因此，国家体育机构第二次分化与调整的实质是“决策、执行、监督”的三分离，是三者相互制约，协调发展的要求。

在以上两次的分化与调整中，国家要逐步确立政府与中国奥委会、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体育科学学会以及体育基金会的功能与地位如下：

1) 明确体育行政职能。建立官民“协作型”体育组织，政府工作的重点是要制定国家体育大政方针与行业法规，加强公共管理；其次是利用制度培育体育社团和体育市场，并加大对之监管力度。这尤为重要，因为体育社团的成熟和体育市场的完善，急需政府营造良好的组织环境和社会环境，但以往政府在此严重“缺位”。所以，国内现行的“举国体制”并不是名副其实的举全国之力的体制，而是一种“有国无民”的官方体制，真正的“举国体制”是国家与社会协作型的体制，即公共管理。

2) 明确体育社团地位。水平分化后，中国奥委会在国家体育总局的宏观指导下，独立与国际奥委会工作，这是适应国际体育通则的文明之举。水平分化初期，体总对下属的社团，要“扶上马，送一程”，待他们成熟后，支持其独立工作。三是，政府要支持中国体育基金会和体育科学学会独立工作。

2.2.3建立水平分工型组织结构的优点国家体育管理体制组织结构经过两次分化与调整，最终是要建立政府部门与社会体育组织之间，地位平等、协作共赢的新型组织结构，其优点如下：

一是能主动适应国内经济社会环境。伴随国家体育产业和体育市场的完善，以及体育社团“自治”能力的增强，国家体育组织的国有成分要逐渐减少，民营成分应逐步增多，以适应“国退民进”和“小政府，大社会”的经济社会环境。

二是能促进要国家体育管理集约化。因水平分化的组织结构层次少，能使管理半径缩小，速度加快，成本降低，推进国家体育管理“集约化”。国家体育组织水平分化后，主要任务是确定大政方针，以制度协调和监督管理等方式宏观调控。这既能减少腐败，又能提高公信力，促进国家体育组织要素之间的和谐。

三是尊重个体自主选择。国家体育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后，既有利于改变政府过去独家向社会提供体育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垄断地位，更有利于尊重社会体育个体自主选择的权力，以真正实现国家体育“以人为本”。

四是实现体育的民主化和社会化。体育民主化是国家与社会共同管理体育，即体育的公共管理。体育社会化是国家与社会共同为公民提供体育产品（公私皆有），这是国家体育制度文明的象征。水平分工型体育组织结构是政府与社会共同协作管理国家体育体制的组织机构，它将有助于和谐社会，推进国家体育社会化。首先，国家体育的权力将由政府“独揽”转向分权协作，即官民共同“治理”――“善治”，以促进国家体育民主化。其次，国家体育资源要将政府垄断变为制度分配，这将有利于官民平等竞争，实现共赢。再次，国家体育制度法规，将由政府独自制定，变为官民共同制定，共同管理，按“十七大”的精神把人民应有的权力归还于民；“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第四，国家体育公共服务将由政府独家提供，转向政府与社会共同“运营”，以促进国家体育社会化。以上四点，也将有助于缓解国家体育制度安排与公民制度选择之间的矛盾，以求维护国家体育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真正实现国家体育“以人为本”，这是一种体育的“善治”，见下列公式：

国家体育公共管理模式=市场无形之手+政府有形之手+社团第三只手

五是创建有特色的普世性的体制。“十七大”倡导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建设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都是具有普世性的价值观。人追求自由平等、自助创新、自主选择是具有普世性的。国家体育管理组织结构水平分化是一种具有普世性的平等分化，一是国家宏观管理体育，以社会体育组织兴办体育为主，国家调节社会体育组织之间的矛盾，主要靠法律和经济手段；二是社会体育组织之间地位平等，无等级差异。再者，水平分化后的中国奥委会是实体的独立法人单位，更便于按国际通则与国际奥委会对口工作。

2.2.4建立水平分工型组织结构的途径未来，若求国家体育组织结构向水平多元分化的方向发展，建立政府与社会协作型的管理体制，国家体育管理观念与工作方法的变革是重要的条件。

管理观念由“官本位”向“民本位”转变。国家体育的再发展，也不仅是金牌的增多，更是其文化的全面繁荣，中国体育要“武事文取”，即国家体育管理要靠增加教育、科技和制度等文化含量。［4］所以，国家体育管理体制的变革，首先要变革“官本位”思想，建立“民本位”的理念，以此促进国内体育的私德与公德的协调发展。

工作职能和方法要由“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首先，要承认民营体育组织是责、权、利相对独立的法人单位。国家要依靠制度，有秩序地管理有关体育活动，而不是单纯靠行政手段干预。这样，国家体育管理才能真正从“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即由“善治”替代“统治”，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方式。实现这一转变，关键在于国家要用制度去维护国内体育秩序。正如，亨廷顿在论述政府管理中指出，“首要的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吉林大学周光辉教授也曾强调，“人们对文明的政治渴望，也正是对合理的公共秩序的期待，人们对政治文明的理想寻求，也就是对合理的公共秩序的追求”这是很有道理的。

其次，国家要逐渐变单纯体育的“行政管理”为“公共管理”，并要强化政府的社会体育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传统的体育行政管理热衷于“统治”，未来体育公共管理追求的是“服务”（善治），二者的特点见下表（表1）：

3结论

1) 国家体育管理组织要改革性质单一、功能重叠的垂直分工型组织结构，建立适应国际环境、性质多元、地位平等的水平分工型的组织结构。这是国家体育体制改革的重心，是促进其观念、职能转变，实现国家体育管理民主化、运行社会化、成本集约化的重要途径。

2) 国家体育管理体制的观念由“官本位”向“民本位”转变，其工作职能与方法由“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这是其组织结构得以创新的基本途径，也是国家体育管理由民主的“治理”替代集权的“统治”，即向“善治”转变的表现；也是转变国家体育管理作风，贯彻科学发展观，促进竞技、群体和产业协调发展的措施。

3) 建立性质多元的水平分工型的组织结构，是从国家体育管理的思想观念、组织结构到工作方式的不断自我否定、自我创新的过程。这对于缓解国家体育制度安排与公民自主选择之间的矛盾，维护国家体育秩序，促进社会和谐，建立具有普世性文明的国家体育体制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编［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1992(2): 224.

［2］ 曹现强.公共管理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5）：2-3.

行政主管转正总结篇4

    经过30多年持续不懈的努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取得明显成效,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始终坚持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政府职能规定着政府管理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内容,从1982年到2013年的改革始终都是围绕职能转变进行的,从加强经济管理职能到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新的发展阶段转变职能有了新的丰富内涵。

    (一)整合相近职能。大部门体制是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方向,大部门体制要求将那些职能相近的部门、业务范围趋同的事项相对集中,由一个部门统一管理,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府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多头管理,从而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新组建了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重新组建了国家海洋局、国家能源局。这些举措,是针对相近职能和业务相似领域进行整合的结果,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

    (二)厘清职能边界。政府职能是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对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时应承担的职责和所具有的功能。要想更好地履行政府职能,首先要明确政府的职能有哪些。做好该做的,管好该管的,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切实提高政府管理科学化水平。《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中准确规定了新组建和重新组建部门的职能,明确勾勒出每个部门的职能边界,为其履行职能提供了前提条件。

    (三)发挥市场作用。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同时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中提出减少和下放投资审批事项、减少和下放生产经营活动审批事项、减少资质资格许可和认定、减少专项转移支付和收费、改革工商登记制度以及组建国家铁路局不再保留铁道部等,都体现了政府要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

    (四)下放部分社会职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要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让人民群众依法通过社会组织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参与社会事务管理,有利于更好地发挥人民主人翁精神,推动社会和谐发展。此次国务院机构改革下放了部分社会管理职能,政府通过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监管等,促进基层社会自治组织和各类群团组织健康有序发展,更好地发挥了社会力量在管理社会事务中的作用。

    二、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为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权界清晰、分工合理、权责一致、运转高效、法治保障的行政管理体系,要把不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转移出去,把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切实管好,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更好地发挥公民和社会组织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切实提高政府管理科学化水平。

    (一)合理配置政府职能。合理配置政府职能,就是对不同政府部门进行职能分解,细化各自的职责分工,在制度上解决职能不清、权责不一、执行不畅等弊端,确保将该由政府管的事真正管住、管好、管到位。因此,政府要逐项逐条地分析职责范围,科学界定部门间的职能分工,通过“合并、精简、撤销”等形式来逐步调整机构设置,形成精干高效的组织结构。同时,各职能部门应严格履行好各自的职责,实现其职能由“全能”向“有限”、由“管制”向“服务”的转变,彻底纠正职能越位、缺位、错位的问题,并按照统一管理与分级管理相结合的原则,配置各部门的职责任务,建立协商机制,以提高各部门的办事效率。

    (二)加强政府宏观调控。政府要不断完善国家宏观调控体系,围绕国家经济长期平稳发展的目标来制定与实施相适宜的经济规划,并发挥产业政策的调控作用,形成结构合理的产业布局,从而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相协调。要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有效地将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转移到创设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上来。同时,政府应不失时机地采用财税政策来调控社会的总需求与总供给,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切实引导微观经济主体的发展方向,促进产业结构朝着恰当的目标转化。

行政主管转正总结篇5

一、转变政府职能的必然性与现实动因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政府职能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其变化发展蕴含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发展过程中，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得到解决，必须根据特定历史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特点及人民的愿望等因素推进政府职能转变。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中国民、私营经济的崛起，中等收入群体不断形成和扩大，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各种市场交易、自由迁徙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市场化组织和社会性组织规模的日益扩大，各个社会群体都一方面希望政府放弃对某些领域的人为限定和控制，另一方面又希望政府提供他们所迫切需要的公共服务。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深化改革的重要环节。要抓紧制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这标志着在新的历史时期，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已经成为党和政府亟待解决的重大议题，其成效决定着整个改革大局的成败。

二、对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总体认识

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从1982 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已进行了5 次，当前以 大部制为突破口的第六次行政体制改革正在拉开序幕。学界普遍认为，20 多年来我国政府职能转变在以下4 个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一是经济管理职能得到初步转变。我国已初步建立了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日益明显;政企分开迈出较大步伐，政府部门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减少;加强了对市场的规范和监管功能。二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取得进展。 入世前后，我国大规模清理和减少行政审批项目，简化审批环节和内容，政府主要依靠行政审批进行管理的模式正在发生实质性的转变。三是政府机构调整基本到位。1998 年和2003 年的政府机构改革，加强了综合经济部门和执法监管部门，撤销了专业经济部门，中央政府组成部门减少，人员编制精简，各级地方政府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四是公共服务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按照市场化改革的要求，引入市场机制，开放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领域，降低行业准入门槛，如在教育、医疗、交通及城市公用事业等公共服务领域，允许和鼓励各种社会主体，如私营企业，以各种形式参与投资建设或经营。

三、转变政府职能的总体目标

温家宝总理在2008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转变政府职能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在转变政府职能的目标设定上，政府部门及理论界探讨较多的是 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除此之外还有 廉洁政府、效能政府、有限政府等提法，以下对此进行简要梳理。

四、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具体路径

近年来，按照中央的有关要求，各级政府在实践中探索符合自身特点的改革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改革的具体路径上，政府部门及学术界主要形成如下一些思路。

1. 在总体思路上，要处理好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一是做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要调整和转变宏观调控部门与市场监管部门的职能。将国家发展战略部门、财政部门、中央银行等定位于国家宏观经济调控部门。属于地方在本区域内的局部性经济调节则由省级政府经济调节部门在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框架内进行。二是做到政社分开。改革和完善社会管理体制，要进一步提高政府依法管理社会的能力，管好应由政府管理的社会事务。要充分发挥各类行业协会和其他社会组织的社会调节与公共服务作用。三是做到政事分开。政府集中力量行使纯公共产品的供给职能，准公共产品要组织好多元化供给的渠道，退出竞争性产品的经营活动。

2. 树立正确的施政理念，做到 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施政理念问题是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在履行职能时面临的首要问题。有什么样的权力观、政绩观，就会有什么样的行政管理方式和行为模式。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为此，就要树立 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当前，有些干部对以人为本的内涵及其实质理解还不够准确，在履行职能时难免出现一些失误。因此，转变政府职能，就要首先在观念上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和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政绩观，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要从理念上并在实践中解决好这个问题，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21 世纪初，国内逐渐有了关于 服务型政府的实践和讨论。2003 年11 月，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年会暨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理论研讨会在四川成都召开。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建设服务型政府，既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需求，又是中国共产党宗旨的体现，更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必由之路，是政府转变职能的核心问题。2004 年2月21 日，温家宝总理在中央党校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研究班结业式上发表了《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讲话，第一次明确提出要 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

行政主管转正总结篇6

关键词：民航产业；规制效果；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5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8)03-0030-06

一、引 言

最早运用计量经济模型对规制效果进行研究的是Stigler & Friedland[1]，他们利用美国47个州1912―1937年的数据，通过对电力产业规制下的价格水平、价格歧视的程度、收益率等变量进行规制效果的实证检验，发现政府规制没有实现公共利益理论所预期的较低的电力价格。自此以后，众多学者逐步加强对垄断行业规制效果的实证分析，而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民航产业必然成为研究的重点对象。Pablo T．Spiller[2]从实证的角度分析了民航规制对企业和市场的不同效果，采用客座率作为检验指标，描述了基于需求特征的不同市场结构下的规制具有不同的效果，同时，还运用了货币资产价格模型检验价格规制对民航企业股票价格的影响效果；William N．Evans & Ioannis Kessides[3]对放松规制之后的民航产业进行了分析，该文章在肯定以前学者对民航产业规制效果研究（放松规制能够提高客座率和航班数量，增加票价折扣，提高服务质量和安全水平）的基础上，继续深层次地讨论了规制对市场结构―行为―绩效的影响效果。随着我国垄断产业改革的深入，国内学者开始关注规制效果这一层次的研究，张会恒[4]通过对英国规制效果的实践过程的学习和研究，认为规制效果是检验规制政策的很好的标准，中国应该及早引入这种规制效果的评价制度；唐要家[5]和肖兴志[6]分别对电力产业规制效果进行了经验分析和实证研究，推动了我国垄断产业规制效果研究的进程，为民航产业规制效果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参考。我国关于民航产业规制效果的研究相对较少，马唯星[7]通过实证分析指出，规制导致了中国民航产业的产业结构和绩效的不一致性；孙泽生和顾卫平[8]则通过对中国民航价格规制和市场准入规制的分析指出，虽然民航总局对在位企业进行保护，但是企业仍然亏损，规制在增加企业利润方面并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

本文将在以上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运用计量模型在总量、服务质量和利润三个方面对中国民航产业规制的效果进行实证分析，同时将规制变量视作一个动态指标，运用时间序列分析不同时期的规制所产生的不同效果。

二、 变量、数据以及指标说明

（一）变量设定

总量检验中，民航运输总周转量是由民航运输距离和实际运送旅客（货物）数量的乘积累计而成，能够从不同的侧面反映民航产业的综合水平，张永莉和程志超[9]在分析民航业科技技术进步率时经过可行性分析指出，对产出指标使用运输周转量和可用周转量，影响的只是生产力弹性系数，并不影响资金投入和劳动投入的结构参数。用主营业务收入作产出指标，因为行业内业务收入的重复计算，人为地放大了产出效果，测算结果不可靠，因此，本文采用运输总周转量作为总量检验指标。人均GDP越高，代表人们的收入水平越高，从而乘坐飞机的旅客增多，运输周转量增加；本文中旅游收入为国内外游客给中国带来的旅游总收入，其中包括因旅游而花费在民航方面的收入，预期旅游收入和民航旅游收入呈正向关系，民航收入的提高源于民航的乘客和货物运输增加，因而导致民航运输总周转量的增加。

服务质量检验中，航班正常率普遍被作为考核航空公司服务质量的检验标准，同时也和旅客的切身利益相关，因此本文选用其作为此项的检验指标。本文中企业个数为民航运输中民航总局直属的企业数量，并不包括地方航空公司，此阶段由于地方航空公司数量少并且占有的市场份额比较小，所以，用民航总局直属的航空公司个数代表民航业中航空公司的数量。预期市场上民航企业数量越多，各个企业之间竞争相对激烈，因此，服务质量越会得到提高；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民航相关的大专院校逐步增多，所以为民航部门提供了更多的优秀人才，为民航提高服务质量奠定了人才基础；规制的目标之一在于提高服务质量，因此好的规制质量一定能够带来高的服务质量。

利润检验中，本文利用民航收益率作为利润检验指标，其中，名义收益率是直接用运输总收入除以相应年份的总运输周转量得出的指标，真实收益率则是名义收益率除以相应年份的消费价格指数后的值，并且剔除了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民航收益率指标实际上表示的企业每单位产出带来的收入，也是市场上的消费者为其使用的每单位产品实际付出的代价。名义市场票价即名义企业收益率除以市场平均载运率得到的结果，表示不计算飞机上空余运力的情况下，企业的单位生产能力的实际获利能力，该指标可以近似地看成消费者在市场上面对的价格。真实票价是用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后的真实收益率计算得到的，预期票价水平与收益率正相关；同时燃油消耗率的减少会减少企业成本 ，所以预期其与收益率成反向关系；传统的产业组织理论认为，企业收益率的增加源于企业的控制力增强，所以预期民航企业的市场集中度水平与收益率正相关；劳动生产率水平是一个行业技术状况的主要体现，本文采用民航总运力与职工人数的比例来表示这一指标，并且预期其与收益率正相关。

（二）数据说明

1987年为中国民航产业政企分开的开始年度，因此，本文采用数据时间跨度为1987―2006年。部分检验由于现实原因，时间跨度有所缩小。在所有的检验变量中，民航旅客总周转量、货物总周转量、平均载运率和平均运距数据来源于《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民航运输总周转量经由作者根据旅客周转量和货物周转量的加总而得；民航职工从业人数、民航业总收入和燃油消耗率数据来源于《中国行业发展报告―交通运输业》，作者通过计算总运输周转量与职工人数之比来表示民航业劳动生产率，民航业总收入除以相应年份的运输周转量得到中国民航产业的收益率；人均GDP和旅游收入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其余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经济年鉴》，并且作者通过计算国航、南航、东航和西南航空的周转量占民航产业周转量的比重作为产业市场集中度的近似值，即CR4。

（三）规制指标说明

本文把规制变量设定为0―3的参数，根据中国民航规制改革的具体过程对规制变量设定3个不同的维度，分别为：规制主体和客体的成熟，规制内容的规范以及规制法律法规的完善。

自1987年我国民航产业政企分开以来，规制主体和客体规制改革过程如下:1987年，我国政府对民航业进行以航空公司与机场分设为特征的体制改革，主要内容是将原民航北京、上海、广州、西安、成都、沈阳6个地区管理局的航空运输和通用航空相关业务、资产和人员分离出来，组建了6个国家骨干航空公司， 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平等竞争。1993年4月19日，中国民用航空局改称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属国务院直属机构。12月20日，中国民用航空总局的机构规格由副部级调整为正部级。2002年3月，中国政府决定对中国民航业再次进行重组。主要内容有：航空公司与服务保障企业的联合重组民航总局直属航空公司及服务保障企业，合并后于2002年10月11日正式挂牌成立，组成为六大集团公司，分别是：中国航空集团公司、东方航空集团公司、南方航空集团公司、中国民航信息集团公司、中国航空油料集团公司、中国航空器材进出口集团公司。成立后的集团公司与民航总局脱钩，交由中央管理。民航政府监管机构改革民航总局下属7个地区管理局和26个省级安全监督管理办公室，对民航事务实施监管。机场实行属地管理按照政企分开、属地管理的原则，对90个机场进行了属地化管理改革，民航总局直接管理的机场下放所在省（区、市）管理，相关资产、负债和人员一并划转；民航总局与地方政府联合管理的民用机场和军民合用机场，属民航总局管理的资产、负债及相关人员一并划转所在省（区、市）管理。首都机场、自治区区内的民用机场继续由民航总局管理。2004年7月8日，随着甘肃机场移交地方，机场属地化管理改革全面完成，也标志着民航体制改革全面完成。因此，本文将规制主体的行政体制成熟过程指标进行如下设置：1987―1992年为0．3，1993―2001年为0．6，2002―2004年为0．9，2005年至今为1。

规制内容方面，主要包括了价格规制、市场准入规制等相关内容。市场准入的放松主要表现在航空分公司和地方航空公司的组建上，民航局于1990年2月公布将飞行大队、机务大队以及售票处划归航空公司的实施办法，组建为各个航空公司的分公司，这些分公司为骨干航空公司的分支机构，不具有企业法人资格，实行二级核算。同时，民航总局支持地方、部门兴办航空企业，以民航所属骨干航空公司为主力，帮助地方发展民航，先后成立了厦门航空有限公司、中国联合航空公司、上海航空公司、浙江航空公司、四川航空公司、武汉航空公司等企业，同时，还建立了深圳、黄岩、义乌等十几个机场。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伴随国家整个价格管理体制改革进程的不断推进，国家逐渐开始放松对民航客运价格的政府规制。1997年9月，民航总局采取了一个大胆的步骤，放开运价，即“一种票价，多种折扣”的策略，结果，航空公司开始了票价大战，并且在1998年亏损29亿元人民币，作为资产所有者的民航总局迫于效益压力继续对价格进行规制。2003年《中国民航国内航空运输价格改革方案》的出台并于2004年开始实施，同年3月，民航总局与国家发改委联合颁布了《民航票价改革方案》。该《方案》给予了航空公司较大的折扣范围，航空公司票价可在基础票价46（每吨公里0．75元）的55%―125%之间浮动。同时对垄断订价行为实行限制。至此，这一价格规制政策的实施使中国民航进入有史以来最为宽松的票价政策时期。所以，在规制内容方面可以把规制变量进行如下设计：1987―1990年为0．3，1991―1997年为0．6，1998―2003年为0．9，2004年至今为1。

对于民航规制方面的法律法规来说，1987年，我国颁布了《民航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成为民航规制发展的里程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诞生于1995年，由该年的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并于1996年3月1日起正式施行，该法是适用于民航企业的航空器适航、人员管理、飞行安全、机场建设等的综合性法规。2007年8月30日反垄断法草案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并将自2008年8月1日起施行。这一法律的出台，将会规范对我国民航产业的规制，进而取得全社会效益最大化。所以，本文将对民航规制的法律法规方面的规制变量做如下设计：1987―1995年为0．5，1996年至今为1。

综上所述，本文把规制主体和客体、规制内容和规制法律法规三个方面的规制变量加总，结果如下：1987―1990年为1．1，1991―1992年为1．4，1993―1995年为1．7，1996―1997年为2．2，1998―2001年为2．5，2002―2003年为2．8，2004―2005年为2．9，2006年至今为3。

三、模型建立和计量结果

为了分析中国民航产业的规制效果，本文借鉴了Pbalo T．Spiller[2]和John Cubbin & Jon Stern[10]分别关于航空业和电力产业规制效果的实证研究模型，并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对变量和数据进行了调整，依据本文检验标准得出以下时间序列模型。

（一）总量检验

其中，ZZL为民航运输总周转量（亿人公里＋亿吨公里），由旅客周转量和货物周转量的总和表示；PJYJ为平均运距（公里），由旅客运输平均运距和货物运输的平均运距的总和表示；RJGDP为人均GDP（元），用来代表人均收入水平；LYSR为旅游收入（亿美元）；GZ为规制变量。

总量检验中所使用的指标数据描述如表1所示。

总量检验模型中，模型的拟合优度为0．993，调整之后的拟合优度为0．991，D-W值为1．150，F统计量P值为0．000。从而充分说明，人均GDP、平均运距、旅游收入和规制四个变量能够很好地解释民航运输总周转量的变化，其中旅游收入和人均GDP两项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平均运距在10%的水平下显著，规制变量在0．6%的水平下显著，非常好地解释了总周转量的变化，但是规制变量的系数符号为负，与预期不符。

服务质量检验模型中，模型的拟合优度为0．912，调整之后的拟合优度为0．862，D-W值为2．468，F统计量P值为0．001。从而充分说明，民航企业个数、民航高校毕业生人数和规制三个变量能够很好地解释用航班正常率来表示的民航服务质量的变化，并且企业个数和规制变量均能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民航高校毕业生人数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但是，民航企业个数的符号与预期相反。这说明民航企业数量增多并没有使得整个行业的服务水平得到提高，相反，可能是随着规制机构对市场准入的放松，更多的小公司进入市场，但是由于它们并没有足够的资金和规模来提高技术水平，所以导致航班延误现象时有发生。同时，正如预期一样，大量的优秀民航高校毕业生涌入市场，给民航产业的服务质量带来了一定的改善。

利润检验模型中，模型的拟合优度为0．800，调整之后的拟合优度为0．729，D-W值为2．667，F统计量P值为0．032。其中规制变量能够通过显著性水平为1％的检验，票价、燃油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变量能通过显著性水平为10％的检验，但是集中度的显著性水平为14．28％，显著性水平偏高，且系数为负，所有变量的符号与预期一致,规制在控制垄断利润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效果。但是在这个模型的实际值、拟合值和残差的图中显示，有两个时间点拟合的不是很好，大致为1992年和2001年。这可能是因为，1992年，尽管政府首次允许航空公司以基础票价为准上下浮动票价10%，放松了票价规制，但由于基础票价本来处于较低水平，中国民航产业收益率水平不升反降。到2001年，航空市场面临燃油成本上涨压力，政府出台航空公司征收燃油费和允许提价政策，航空公司降价竞争局面有所收敛，中国民航产业收益率出现短暂上升。另一方面，2002年，民航总局指导下的民航企业并购大潮更使得市场集中度急剧上升，这种集中度上升的趋势直到2005年市场进入政策再次松动，新企业进入市场之后，才开始扭转。

四、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总量检验、服务质量检验和利润检验三个方面对中国民航产业的规制效果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规制在服务质量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良好的规制水平使得服务质量得到很大的提高，并且很好地控制了民航产业垄断利润的获得，但是，在总运输周转量代表的总量检验方面，规制产生了负效用，这违背了本文的预期假设。因此，今后我国民航产业规制改革要在保证良好的服务质量水平的前提下，继续控制好该行业的垄断利润,提高总量水平,具体措施如下：

（一）完善民航规制方式，提高民航产业总量水平

我国民航产业目前采用对垄断行为而非垄断结构进行管制的规制方式，主要是以限制航空公司价格的形式来实施规制政策，对机票价格限定浮动区间，在制定最低价格的同时，弱化了市场竞争；市场准入政策也是阻止竞争的一个门槛，规制机构通过禁入的方式，把一些竞争企业排除在产业之外，在没有竞争压力的情况下，航空公司就没有动机去改善和提高业务水平，运输总周转量增长并不显著。基于以上分析，总量规制力度越大，就有可能越会阻碍行业的发展，因此，规制机构放松对民航产业的相关规制强度，将有利于其总量增长。在放松规制的同时，要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建立健全，目前，我国关于民航产业的法律法规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安全保护条例》以及《中国民用航空危险品运输管理规定》等，对航空公司的行为进行约束，加强和完善这一系列法律法规，减少相关部门的行政干预，利用法律手段来规制航空公司行为，民航产业的总量水平一定会得到提高。

（二）继续增强服务质量规制，维持和发展民航产业服务质量水平

现代社会飞速发展，快节奏的生活方式要求便捷的交通相匹配，因此，航班正常率成了人们衡量航空公司服务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准。本文中把航班正常率作为民航产业服务质量的检验指标，经过验证，我国目前对民航产业的规制提高了该产业的服务质量。中国民航总局针对航班正常率等消费者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已经又开始了一系列的规制行动。在2007年8月召开的民航运输服务工作座谈会上新修改的《公共航空运输服务质量》和《公共航空运输服务质量评定》两个国家标准已于2007年9月1日起开始实施。会议上指出争取利用半年多的时间，使民航服务质量问题得到明显改善。同时强调，今后除继续在航线航班评审中将事故征候万时率、航班正常率等作为标准外，要加强对航空公司航班正常率和执行率的监管，对正常率、执行率低的航班，要取消其时刻乃至经营权。还要把航班正常率与扩大经营范围、设立分公司、购租飞机挂起钩来，通过相关规制，进一步提高航空公司的服务水平。

（三）合理推进对民航的规制，控制民航产业的垄断利润

从本文的分析可知，中国民航业的市场集中度与民航企业利润水平负相关，即该行业的市场结构并没有导致应有的市场行为，这与传统的SCP范式不一致，市场集中度的提高并没有提高市场价格（收益率），这种背离说明，中国民航产业市场上的政府规制作用仍然十分明显。一方面，中国民航产业的市场结构受到政府进入规制的较强影响；另一方面，市场票价水平受到政府票价政策的较强干预。这样一来，这两项规制政策的调节时间和调节方向就实际上左右着市场结构与市场票价之间的变化关系。可以看出，尽管我国民航市场进入管制放松导致了市场结构的变化，但是价格管制并没有与其并驾齐驱，因此出现了集中度与民航行业利润水平负相关的状况。因此，这就要求规制机构在进行规制的同时，要充分考虑市场准入和价格两个方面的影响来制定和执行具体的规制规则，以提升市场绩效。

本文在论述中国民航产业规制效果的过程中，将规制变量进行了具体的细分，并且在总量、服务质量和利润三个方面对其规制效果进行实证检验，同时在对民航企业利润检验时不仅考虑了票价等经济因素，还考虑了劳动生产率等技术因素对民航企业利润的影响，是对现有民航产业规制效果研究成果的继续推进和完善。但是，本文在进行实证研究的过程中，由于数据有限，可能会影响到本文的实证效果，同时，在设计服务质量检验变量的时候，由于事故征候万时率部分年份的数据不可获得，所以运用航班正常率作为检验指标，忽略了安全这一服务质量因素，是本文的不足之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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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William N．Evans , Ioannis Kessides．Structure , Conduct and Performance in the Deregulated Airline Industry［J］．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1993，(3)．

［4］ 张会恒．英国的规制影响评估及对我国的启示［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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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邓崧，彭艳．基于资源和业务流程的集团化管理机制研究［J］．云南财贸学院学报，2005，（6）．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Regulation Effectiveness in Chinas Civil aviation Industry

Abstract:This paper explors the Time-serial Model and takes a empirical study on Chinas civil aviation industry regulation effectiveness in three aspects: the total output ,service quality as well as profit ．The ecnomitric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gulation of Chinas civial aviation industry is working well on the service quality and profit test ,but doesn't do a good job on the total output ．

行政主管转正总结篇7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政府职能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其变化发展蕴含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发展过程中，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得到解决，必须根据特定历史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特点及人民的愿望等因素推进政府职能转变。“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中国民、私营经济的崛起，中等收入群体不断形成和扩大，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各种市场交易、自由迁徙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市场化组织和社会性组织规模的日益扩大，各个社会群体都一方面希望政府放弃对某些领域的人为限定和控制，另一方面又希望政府提供他们所迫切需要的公共服务。”

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深化改革的重要环节。要抓紧制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这标志着在新的历史时期，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已经成为党和政府亟待解决的重大议题，其成效决定着整个改革大局的成败。

二、对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总体认识

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从1982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已进行了5次，当前以“大部制”为突破口的第六次行政体制改革正在拉开序幕。学界普遍认为，20多年来我国政府职能转变在以下4个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一是经济管理职能得到初步转变。我国已初步建立了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日益明显；政企分开迈出较大步伐，政府部门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减少；加强了对市场的规范和监管功能。二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取得进展。“入世”前后，我国大规模清理和减少行政审批项目，简化审批环节和内容，政府主要依靠行政审批进行管理的模式正在发生实质性的转变。三是政府机构调整基本到位。1998年和2003年的政府机构改革，加强了综合经济部门和执法监管部门，撤销了专业经济部门，中央政府组成部门减少，人员编制精简，各级地方政府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四是公共服务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按照市场化改革的要求，引入市场机制，开放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领域，降低行业准入门槛，如在教育、医疗、交通及城市公用事业等公共服务领域，允许和鼓励各种社会主体，如私营企业，以各种形式参与投资建设或经营。

2006年9月4日总理在“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推进政府管理创新”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将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存在的不足概括为“：政府及其部门仍然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行政许可和审批事项仍然过多，政企不分的问题比较突出，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还在直接干预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甚至包办代替企业的招商引资和投资决策，经济管理方式方法亟待改变；一些政府部门权责脱节、有权无责，出了问题无人负责，有的部门之间职责不清、推诿扯皮，办事效率不高；一些该由政府管的事没有管或者没有管好，市场监管和社会管理体系不健全，公共服务比较薄弱。”对此，学者们也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概括，但主要还是集中在政府的“越位”“、缺位”与“错位”等“不到位”的问题上。

三、转变政府职能的总体目标

总理在200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转变政府职能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在转变政府职能的目标设定上，政府部门及理论界探讨较多的是“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除此之外还有“廉洁政府”“、效能政府”“、有限政府”等提法，以下对此进行简要梳理。

1.建“设服务型政府”

21世纪初，国内逐渐有了关于“服务型政府”的实践和讨论。2003年11月，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年会暨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理论研讨会在四川成都召开。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建设服务型政府，既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需求，又是中国共产党宗旨的体现，更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必由之路，是政府转变职能的核心问题。2004年2月21日，总理在中央党校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研究班结业式上发表了《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讲话，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2005年召开全国人大十届三次会议时“，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理念正式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再次明确提出“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国家行政学院刘熙瑞教授早在2002年就较为精辟地指出“：服务型政府是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指导下，在整个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下，通过民主程序组建起来，以为公民服务为宗旨，实现着服务职能并承担着服务责任的政府。”

对于服务型政府的主要职能，高尚全教授认为：“一个服务是要为市场主体、为企业、为老百姓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这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另外，政府要通过再分配的手段，来实现社会公平。另一个服务是要为人民的生存发展创造条件，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比如教育、医疗、卫生各方面的条件，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按照以人为本的要求来加强和谐社会的建设。”

关于公共服务运行体系，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唐铁汉指出“：公共服务虽然是政府的职能，但公共服务的运行又不只是政府的行为，它涉及方方面面，需要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和发挥政府部门、社会组织的作用，形成一个以政府为主导、政府部门和非政府组织相协调、社会各方面力量积极支持的公共服务运行机制。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要建立和健全公共财政体制，加大政府对公共服务的投入，建立中国特色的公共服务模式和公共服务体系。”

2.建“设法治政府”

法治政府建设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在实践中已取得了一定成效。2004年6月28日国务院召开“全国依法行政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总理在会议上强调，要充分认识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指出，建设法治政府，是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需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有完备的法制来保障；是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提高行政管理水平的根本途径；是落实依法治国方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2008年3月5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坚持依法行政是一条宝贵经验，要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加强政府立法，规范行政执法，完善行政监督，建设法治政府，不断提高依法行政能力。

对于建设法治政府的必要性与必然性，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会长郭济指出，随着法制建设在中国的蓬勃发展，特别是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和写入宪法，必然要求国家行政管理实行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他还提出了对依法行政的未来展望：依法行政需要理论研究的指导和支撑，需要深入探讨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的内涵、实现依法行政的体制和机制保障、依法行政与依法治国的关系、依法行政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关系、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等基本理论问题，逐步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依法行政理论框架。国务院法制办公室主任曹康泰对法治政府的基本标志进行了探讨。他指出法治政府的基本标志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体制方面，政府职能转变基本到位，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基本形成。法制方面，行政活动有法可依，制度建设反映客观规律并为大多数人所认同，法律、法规、规章明确具体、科学规范、切合实际并得到全面、正确实施；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得到切实保护，违法行为得到及时纠正、制裁，经济社会秩序得到有效维护。机制方面，及时反映人民群众意愿、权利与责任真正统一的决策机制基本形成；高效、便捷、成本低廉的防范、化解社会矛盾的机制基本建立，社会矛盾得到有效防范和化解；行政监督机制基本完善，监督效能显著提高。观念方面，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依法行政的观念和意识明显提高，对法律信仰和忠诚，全社会尊重、崇尚、遵守法律的氛围基本形成。

3.建“设责任政府”

人类历史发展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着一个无责任政府时期。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欧美国家的有关学者开始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在我国，较早研究责任政府的专著是王成栋的《政府责任论》和张贤明的《论政治责任———民主理论的一个视角》。此后，由于2003年SARS危机及一系列突发公共事件，理论界对于责任政府的探讨开始增多。这一时期，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是蒋劲松的《责任政府新论》及周亚越的《行政问责制研究》。与此同时，各级政府也进行了相应的行政体制改革，行政问责制、绩效评估制等具体机制纷纷开始建立与完善，中国进入了责任政府建设的时代。

对于责任政府的理念，国家行政学院李军鹏指出：民主政府必然是责任政府，政府只有真正履行其责任时才是合法的。责任政府既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理念，又是一种对政府公共管理进行民主控制的制度安排。作为民主政治时代的一种基本价值理念，责任政府理念要求政府必须回应社会和民众的要求并加以满足，必须积极地履行其社会义务和职责；必须承担政治责任、行政责任、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作为一种制度安排，责任政府意味着保证政府责任实现的责任控制机制，意味着强化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如立法监督、司法监督，等等。

国家行政学院陈福今教授曾精辟地概括了一个责任政府所应具备的4个基本特征：首先，在人民与政府的关系上，应当实现从政府权力本位向责任本位的转变、公民义务本位向权利本位的转变。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是一种有限权力政府，凡是市场和社会可以自行调节与自我管理的，政府不必越俎代庖。再次，在法治理念上，应当实现从法律仅仅治民、治事向法律首先治官、治权的转变。最后，在责任制度上，应当实现从强调公民责任向同时强调公民责任和政府责任转变。

4.建“设廉洁勤政“”、务实高效”的“有限政府”

建设一个廉洁勤政、务实高效的政府是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学界对于建设“廉洁政府”与“务实高效政府”并没有太多争论，只是在如何建设这个问题上存在一些不同看法。至“于有限政府”则存在着较多的争论。有限政府理论首先被看作是一种自由主义的政府观，因而关于有限政府的争论实质是一场围绕自由主义的论战。自由主义自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登场之后，批评者与支持者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吉林大学行政学院韩冬雪著文指出，强调个人权利至高无上、严格限制国家活动范围的自由主义国家观念，是与西方社会特定历史阶段相适应的，这种思想主张不仅与我国的文化传统相异质，而且与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相悖，更会影响到整个中华民族的前途与命运。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施雪华在《政府权能理论》一书中，专节讨论了“政府权力的限制”问题，主张政府的权力必须限定在某个界限内，即以不损害个人与社会的权力和利益为原则。

四、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具体路径

近年来，按照中央的有关要求，各级政府在实践中探索符合自身特点的改革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改革的具体路径上，政府部门及学术界主要形成如下一些思路。

1.在总体思路上，要处理好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一是做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要调整和转变宏观调控部门与市场监管部门的职能。将国家发展战略部门、财政部门、中央银行等定位于国家宏观经济调控部门。属于地方在本区域内的局部性经济调节则由省级政府经济调节部门在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框架内进行。二是做到政社分开。改革和完善社会管理体制，要进一步提高政府依法管理社会的能力，管好应由政府管理的社会事务。要充分发挥各类行业协会和其他社会组织的社会调节与公共服务作用。三是做到政事分开。政府集中力量行使纯公共产品的供给职能，准公共产品要组织好多元化供给的渠道，退出竞争性产品的经营活动。

2.树立正确的施政理念，做到“以人为本”“、执政为民”。

施政理念问题是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在履行职能时面临的首要问题。有什么样的权力观、政绩观，就会有什么样的行政管理方式和行为模式。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为此，就要树立“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当前，有些干部对以人为本的内涵及其实质理解还不够准确，在履行职能时难免出现一些失误。因此，转变政府职能，就要首先在观念上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和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政绩观，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要从理念上并在实践中解决好这个问题，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3.理顺中央与地方关系，合理配置中央和地方的职权，充分调动两个积极性。

学者们普遍认为，我国中央、省级政府的主要功能在于决策和宏观调控，在管理上具有宏观性、调控性和间接性的特点，同时在决策和管理上也要体现我国服务型政府的本质要求；省以下地方政府直接面对社会、企事业单位和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因此，要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财权，明确职责分工。一方面，权力下放的前提条件就是必须强化中央的统一领导。另一方面，扩大地方自并非只是扩大地方政府的权力，而是应该包括扩大基层人民群众的民利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在此基础上，扩大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权限。

4.建立问责制度，加强政府绩效评估，提升政府效能。

学界普遍认为要加快建立以行政首长问责制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制度，并把行政问责与行政监察、审计监督结合起来，做到有责必问，有错必纠。不仅要加强政府行政系统内部上级对下级的督察，发挥审计与监察部门的作用，同时也要接受来自政府外部的制衡，特别是人民代表大会的制衡。绩效评估是实行行政问责制的前提和基础，是引导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尽职尽责做好各项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有了绩效评估的科学结果，行政问责才有可靠依据。学者们认为，要科学确定政府绩效评估的内容和指标体系，实行政府内部考核与公众评议、专家评价相结合的评估办法，从制度层面保障政府工作效能的提升。

5.加快电子政务建设，推行政务公开，提升公共服务质量。

政府信息化是推行政务公开的重要手段，也是现代社会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途径之一。政府部门采取信息化办公，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还提升了服务质量。学者们认为，推进电子政务建设首先要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强调电子政务的应用；其次要深入开展政务信息资源开发利用，进一步推进各级政府部门间已有应用系统的“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最后要加强对电子政务的规划和指导工作，为电子政务建设选好“突破口”。有学者指出，要把政务公开作为各级政府施政的一项基本制度。要逐步扩大政务公开的范围和层次，完善政务公开工作机制。

6.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实现管理方式更多地转向宏观管理。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责之一是宏观调控，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政府“越位”的现象还时有存在。特别是不合理、低效率的项目审批制度，已成为影响我国投资环境、影响企业竞争能力的严重问题。学者们指出，要深入贯彻行政许可法，进一步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事项。加快审批制度的改革，一要搞好行政审批项目的审核和处理工作，缩减政府审批事项和审批范围；二要缩短审批环节和审批周期；三要公开审批标准，规范审批程序；四要明确审批责任，健全监督机制，对审批行为进行必要的监督。

五、新近研究动态

1.全国性的专题研讨会

2005年底，全国行政学院系统“学习贯彻五中全会精神，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理论研讨会在国家行政学院举行。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十一五”期间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创新行政管理体制，完善政府运行机制，提高科学行政、民主行政和依法行政的能力，努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使政府真正转变为优质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良好经济社会环境的创造者、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维护者。2006年8月“，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研讨会暨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年会在广东佛山召开。与会专家强调在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总体要求下，必须高度重视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性。要用科学发展观指导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正确的发展观是高效管理的保证，现代公共管理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注重全面发展，强调协调发展，保证可持续发展。

2.其他学者的新近研究成果

行政主管转正总结篇8

关键词：政府，体育管理，职能，转变

 

1、政府职能与体育管理职能定位

政府职能又称公共行政职能，指的是国家行政机关承担的国家管理职能，“是相关政治权利主体按照一定的规则，经由一定的过程，通过多种表达形式实现彼此价值观念利益关系的契合，从而赋予国家行政机关在广泛的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过程中的各种任务的总称，是国家行政机关因其国家公共行政权利主体地位而产生，并由宪法和法律加以明确规定的国家行政机关各种职责的总称”[1]。简而言之，所谓政府职能主要是涉及一个国公共管理部门在特定环境中应该管什么的问题。

要完整、准确理解政府职能的内涵和外延，必须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它与国家的产生相联系，因此对它的研究不能离开关于国家作用的考察。第二、它的实施者是整个公共管理系统。在我国主要包括各级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甚至各种以公共产品的生产与供应为主要目标的公共企业与事业单位。第三、政府职能得以实施的依据是掌握有公共权力或权威，一般通过国家或社会以某种途径赋予给具体的公共管理组织。第四、政府职能与行政目的相联系，一般通过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来实施。这就解决了政府职能由谁实施和怎么实施的问题。。进而这就引发出了另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即政府职能的范围问题或者说内容问题。这也是学术界讨论最为热烈和我国政府行政改革中最受关注的问题。

不同学者对政府职能内容有不同的总结和分类，我国学者黎民认为它主要包括：经济职能，如宏观经济调控。政治职能，如民主建设。社会职能，如社会保障。文化职能，如科教文卫体等的发展。。[2] 新公共管理学派的支持者澳大利亚学者欧文认为政府职能包括：提供经济基础、保持经济稳定、维护竞争、保护自然资源、提供各种公共商品和服务、协商解决团体冲突、为个人提供获得商品和服务的最低条件等。[3]”当体育中的某些成分成为一种公共产品或是一种公共服务时，政府根据社会需要，可以将其发展纳人政府管理职能范畴。这样政府体育管理职能就应运而生。

由上文对宏观政府职能的论述中不难看出，政府的体育管理职能是其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组成部分，应界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体育经济进行调节、对体育市场进行监管、对公共体育产品或服务进行提供。政府对体育管理必须强化规则的制定和进行宏观监管，而不是直接干预市场。事实上我国政府体育管理职能正在经历一个转型的关键时期。

2、我国政府体育管理职能的历史转变与现存问题

2.1 政府体育管理职能的政策转变历程

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是典型的全能型政府模式.大到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小到老百姓针线油盐的供给都由政府统一管理，我国体育事业更不例外。当时体育被看成纯“福利型”.的事业，不承认其产业价值，事业单位属于非物质生产部门，一般不直接从事物质资料生产，但直接或间接为上层建筑服务。这种理论定位使体育的经济功能难以体现，政府独家投人、行政手段调控、管办结合是发展体育的必然选择。

1979-1984年为转变的准备阶段,这一阶段我国体制改革的主要特征是:形成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思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利用市场机制,从旧体制的薄弱环节入手,培育新体制增长点。1983 年 10月国务院批转《国家体委关于进一步开创体育新局面的请示》中指出:“体育是全民的活动，不能只靠体委办，必须依靠和发挥各有关部门和全社会的力量。各部门、各行业和群众团体都应把体育作为关心人民生活、建设精神文明的一项重要工作，摆到日程上来，认真管好本系统的体育工作。”

1984 - 1992年是转轨的起步阶段。以训练体制和竞赛体制为重点,以社会化和科学化为突破口,进行改革尝试。体育全面走向世界,并实现了“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战略目标。21世纪 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市场成为全社会资源配置的主导方式，计划逐渐从为主的地位转变到为辅的地位，并且只有在市场机制难以有效配置资源的领域才能发挥作用。与此相适应，国家正努力构建现代政府制度与现代事业制度，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在这种形势下，体育发展目标和服务的市场化，以及体育发展与经济发展的一体化要求等等，致使体育事业不能继续按照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管理体育的方式继续运行。[4]

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属于体育管理职能转变的深化阶段。《2001 一2010年体育改革与发展纲要》中指出:“国家对体育事业的管理方式，正从直接、微观管理向间接、宏观管理转

变。市场对体育资源配置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明确政府和社会的事权划分，实行管办分离，把不应由政府行使的职方式，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体育事业的发展机制。”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指出:“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济的发展，深化我国体育能转移给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中介组织。体育行政部门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贯彻国家方针、政策，研究制定体育行业政策和发展规划，依法加强行业管理和提供服务上来。要按照责权利统一的原则，进一步明确各级体育管理部门的职责，处理好相互之间的工作关系。”因此，政府在新时期对发展体育的职能转变依然是一项迫切的任务。

2.2 我国政府体育管理职能改革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体育管理职能的特点是政府以行政手段管理体育事务,以计划手段配置体育资源。[5]正如上文所述，这一职能正在转变，但是依然可谓任重道远，主要问题如下：

第一、政企分开部分。主要表现为产权、市场和政府管理三者没有完全分离，行政部门常常是一身三任既是产权所有人(出资人)，又是市场运营者，还政府是管理者。我国现行的体育政府职能与管理体制兼有计划和市场两种属性，这与市场经济以及社会发展的要求有很大差距。

第二、与政企分开相比，政事分开更为滞后。体育公共事业体制需要大的变革，垄断的观念需要彻底转变。国家体育总局与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各运动项目管理中心与协会，都是“一套机构两块牌子。国家包揽公共事业的传统做法未从根本上突破。而体育事业管理单位在行使行业管理中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恋政情结”,沿用了原有的行政干预,缺乏足够的行业管理经验和权威。具有“大政府”、“小社会”特征。[6]

第三、政府体育管理职能定位有待细化。此方面政策理论上已经有很大进步，但是目前实际体制中为社会提供“体育公共物品”方面依然较弱，属于常说的“缺位“状态。而受经济利益驱动，直接干预经济，甚至直接从事经济活动，与民争利，以权谋私现象还是存在的。

第四、法制管理的观念比较淡漠,制度和约束机制薄弱,配套的体育法规和规章的建立以及执行没有及时跟进。过分突出对运动员的物质激励,忽视体育道德的培养,造成了诸如“假球”、“黑哨”等腐败现象的出现。

3、结论与建议：

在市场经济休制下，以前的体育管理职能与社会发展表现出明显的不适应。任何事物的产生与发展总会有一定的历史过程，体育也是如此。

政府体育管理职能转变要集中指向体育公共产品的提供上。体育经济管理职能要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上来，政府要扮演好两大角色：一是继续推进体育市场化改革，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如：深化体育资体投系的多元模式，政府通过财政的直接资助以及体育、基金等政策性的间接扶持体育事业发展。。而竞技项目自身通过社会捐赠、 赞助、经营收入、会费收入等途径向社会筹集发展资金; 二是强化政府在体育公共服务中的主体地位，加快建设体育公共服务型政府。在重视竞技型体育项目的同时，强化公共体育产品和服务的投入，如：建设综合型体育场馆，提供大众体育训练培训等。

同时在上述职能转变的过程中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 以满足公共体育服务为导向 2. 重视公共体育服务的效率、效果和质量3. 体育管理职能转向“掌舵”、放弃“划桨”。4.继续努力深化政企分开、政事分开、依法行政的配套改革。政府体育管理职能的改革是一个渐进的、非突变的过程，道路可能是曲折的，但只要政府决心改革，前景是光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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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主管转正总结篇9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推进行政体制改革之关系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具有极大的现实紧迫性和长远战略意义。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是综合性、系统性、战略性的转变，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并进一步提出了在今后五年确保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实质性进展的五个方面的基本要求。这是中央统揽我国发展全局作出的重大决策。

党中央一直十分重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问题。早在1995年9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就明确指出，实行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根本性转变，是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党的十五大、十六大也都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出了重要部署。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增长实现“三大转变”。可以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直是我们党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和重点。

多年来，我国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也不断取得新进展，为经济总量和发展水平的大幅跃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从总体上看，转变发展方式进程缓慢，甚至有些方面的问题越来越突出。集中表现为：一是投资与消费关系严重失衡，而且投资结构和消费结构很不合理；二是经营方式粗放，投入多、消耗大、成本高，能源资源和环境代价过大；三是区域、城乡发展不协调，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四是社会建设明显滞后，许多与民生密切相关的问题相当突出。这些问题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积聚着越来越大的风险和隐患。现在，我国处于下中等收入向上中等收入跨越的历史阶段，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会进一步显现。如不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搞得不好，就有可能落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来之不易的改革发展成果也会付诸东流。这是我们必须坚决加以避免的。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存在的问题有多方面的原因，既同我国经济发展处于的阶段性矛盾和国外发展的环境变化有关，也同传统的发展理念束缚有关，但从根本上看，是体制机制仍存在许多弊端。因此，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既需要转变发展观念和发展思路，更需要靠深化体制改革，尤其需要推进行政体制改革。

理论和实践都表明，经济发展方式能否实现根本性转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政体制改革能否取得实质性新进展。不推进行政体制改革，不排除行政体制机制障碍，发展方式难以根本转变，也谈不上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政企不分、政事不分、政资不分的问题不彻底解决，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产权制度就不能完全建立；一些行政性垄断和地区块块分割现象不解决，统一开放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就不可能真正形成；不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滞后的状况就难以根本扭转；不改变以行政手段为主的管理方式，就不可能建立健全有效的宏观调控体系，也难以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稳定、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种种问题就会更加突出。总之，只有加快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才能为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

围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深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

“十二五”期间，围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行政体制改革应着重抓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加快政府职能根本性转变和正确履行职能。转变政府职能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也是推进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最重要的是，要彻底摆脱传统的计划经济观念与做法的羁绊，使政府职权由无限型向有限型、管治型向服务型转变，主要是实现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性转变。要按照政府、企业、市场、社会的不同功能定位，进一步合理、明晰地界定政府职能和权限，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资分开，真正把属于企业、市场、社会的权力交给企业、市场、社会。这方面要加快推进法制化、规范化、制度化建设。要依法规范行政行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简化和规范审批手续，切实减少对微观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的直接干预。特别是要坚决改变目前一些地方政府仍然存在的由政府及其部门代替企业招商引资、决定建设项目的做法，改变政府对经济社会管理事务包揽过宽过多而又管不了、管不好的状况。在继续行使好经济调节职能的同时，更加注重强化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着力完善体制和政策，规范市场秩序和社会秩序，更加重视保障和改善民生，提高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水平。要加强和改进宏观调控职能，强化市场软环境建设，提高促进可持续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行政能力，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和现代化政府。

加快完善宏观调控和管理体系。政府作为公共权力行使者、政策措施制定者、经济活动管理者、国有资产代表者、改革创新组织者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决定了政府对经济发展方式具有多方面的、重要的影响和作用。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就必须合理、有效地发挥政府的作用。特别是在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协调重大经济关系、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政府应该有更大的作为，尤其要加强宏观调控和政策引导，发挥国家规划、计划、产业政策、社会政策和信息服务的导向作用。

要坚持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放在更加突出位置，推动发展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坚持完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推动发展向更加注重和谐社会建设转变。财政、税收、价格、投资和收入分配等政策，是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的直接和有力的手段，要加快这些方面体制改革步伐，完善相关政策和制度，特别要形成转变发展方式的调控合力。

要加快财政税收体制改革，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财政资金更多地支持社会建设和改善民生，建立向节能减排、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领域倾斜的长效机制。

要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改革和完善税收制度，完善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和社会全面发展的税收政策。逐步健全地方税体系。现行的由地方政府把土地70年使用权的收益变成土地出让金一次性征收，短期内花掉的做法，既不利于抑制房价上涨，也不利于城市可持续发展，应在全国推行房地产税制度。

要着眼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加快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和资源环境产权交易机制，加快建立能够灵活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全面改革资源税，开征环境保护税，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要素市场改革，特别要理顺煤、电、油、气、水、矿产资源类产品价格体系，完善重要商品、服务、要素价格形成机制。

要加快金融和投资体制改革，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投资是决定发展方式的最重要手段，要围绕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加快投资体制改革，优化投资结构，强化政府投资监管，坚决改变一味新建项目、忽视现有企业技术改造以及忽视社会建设投资的现象。

收入分配秩序混乱，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既影响扩大内需和经济持续发展，也会造成贫富悬殊和社会不安定，政府应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在规范初次分配秩序和加强再分配调节这两个方面采取更加有力的举措。研究和解决分配问题，应当包括当年收入分配、财产分配和公共物品、公共服务的分配，这样才能有效地解决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问题，使改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更好地走共同富裕道路。

加快推进行政管理制度和方式创新。行政管理水平直接影响发展方式转变，要着力加强管理制度和管理方式创新。

首先，要规范和健全决策制度。应按照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的要求，合理规定决策权限，规范行政权力的运行，切实改变那种依然存在的只靠拍脑袋决策、越权决策、不按程序决策的行政行为。重大项目建设、重大政策出台，都要充分考虑是否符合转变发展方式的要求，并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完善和落实社会听证制度和公示制度，为公众参与行政决策提供制度保障。建立健全专家咨询制度，发挥咨询研究机构、专家学者、社会听证在决策过程中的作用，完善决策信息系统和决策智力支持系统。要制定严格的决策规则和科学的决策程序，建立决策前有论证、执行中有监督、执行后有评价、决策失误有追究的全过程制约机制。

其次，树立现代行政管理理念，广泛利用社会力量，善于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创新管理手段，优化管理流程。要把直接管理与间接管理结合起来，更加重视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技术手段实施间接管理；把经济管理与社会管理结合起来，更加重视能源资源节约、生态环境保护和涉及民生的社会管理；把政府管理与社会治理结合起来，更加重视社会协调和公民参与。这样，有利于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创新，也有利于发展方式的转变。

再次，坚持推进政府组织机构改革，使行政权力的运行与转变发展方式的需要相一致。要进一步加强市场监管和社会管理、公共服务部门，以强化这些方面的职能作用，特别是坚定推行职能统一的大部门制。这对于解决机构重叠、职能交叉、权责脱节、资源浪费、效率低下等问题，对于加快由传统行政模式向现代行政模式转变，提高公共行政效能和水平，加快转变发展方式，都具有重要意义。要完善决策、执行、监督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运行机制。坚持按照政事分开、事企分开、管办分离的要求，积极稳妥地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以激发事业单位的活力，有效发挥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的作用。

加快健全行政绩效评估和问责制度。建立健全科学、管用、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是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制度性保障。要全面推进政府绩效管理制度和行政问责制度。有什么样的评估标准和考核制度，就有什么样的行政理念和行政行为，也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方式。应当围绕转变发展方式，加快完善行政绩效评估标准、指标体系和评估机制、具体办法。坚决改变那种助长片面追求GDP增长速度的政绩标准和考核评价制度，切实把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环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卫生和公共服务，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作为行政绩效重要标准和考核评价指标体系，以有效引导和督促各级政府和工作人员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真正把更多的精力和资金资源投入结构调整，实现科学发展、节约发展、和谐发展。为此，要加快推进统计制度改革，建立信息公开制度。加强行政绩效监督检查，特别是要让广大群众参与政府绩效考评，充分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要注重运用绩效考评结果，严明奖惩办法。加快建立转变发展方式方面的责任制度，加大责任追究力度，增强行政的执行力和公信力。国家应通过完善法制，以制度规范行政绩效评估和行政问责，以加快建设效能型政府和责任政府。

如何更快更好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从多年来的经验教训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取得更大进展，必须正确处理好以下四个重要关系。

一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我们实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有效运用政府和市场两者长处的优势，应充分发挥这个体制的比较优势来推动发展方式转变。既要高度重视政府的作用，也要高度重视市场的作用。政府宏观调控和管理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抑制通货膨胀，促进重大结构优化，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转变发展方式和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同时，要加强市场体系建设，特别是注重完善和规范市场准入标准和维护市场秩序，加快形成统一、公平、公开竞争的环境和制度，以利于在更大程度上和从制度保障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总之，促进发展方式转变，既要重视发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又要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要根据区别不同领域、不同行业的实际情况充分和有效发挥“两只手”各自应有的作用，在实际工作中一定要把两者结合好。

二要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正确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才能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是一个亟待认真研究解决的重大课题。中央与地方权责关系不清、权责不统一，已严重影响发展方式的转变。要进一步合理和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职能与事权，健全财力和事权相匹配的体制。总的讲，中央要坚持加强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引导、调控和管理，减少和下放具体管理事项，把更多的精力转到制定战略规划、法规政策和标准体系上，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和市场统一；地方要确保中央政令畅通，在坚决贯彻执行中央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搞好对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统筹协调，强化执行力和执法监管职责，维护市场运行秩序和社会和谐安定，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要围绕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进一步改革和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把保持中央财政调控能力与扩大地方财力恰当地结合起来，以做到财权与事权相统一。在扩大地方权力的同时，中央要加大行政监察力度。同时，要根据中央和地方权责相对称以及集中和分散相协调的原则，完善中央部门垂直领导和双重领导的行政体制，积极探索合理的行政层级，加快省直接管理县的体制改革。

三要处理好各类规划之间的关系。“完善国家规划体系”，这是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的要求，是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要正确规范各级各类发展规划功能，特别是合理规范国家规划与地方规划、整体规划与专项规划、中长期规划与年度计划以及理顺它们之间的关系。从我国各级各类规划的性质和功能看，中央和地方各级制定的整体性规划、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都要经过同级人大会议审议批准，因而都具有法律效力，都应当贯彻执行，以体现规划和计划的权威性、指导性。应当说，多年来国家和地方各类规划的制定都是很认真的，下了很大的功夫，总体看也是好的。然而，由于行政体制和各类规划制定程序、批准权限不同，地方各级人大会议通过各级地方规划在前，全国人大会议通过全国规划在后，各级整体性规划需要同级人大批准，专项规划由同级政府或者相关部门批准，这样就实际上形成两个规划体系，以致造成地方性规划与全国性规划脱节、不少地方规划往往偏离国家整体规划的要求，不少专项规划与整体规划脱节、年度计划与中长期规划脱节，严重影响了各类规划在指导转变发展方式中发挥应有作用。因此，应当深入研究、深化改革，切实完善各类规划性质、功能及其相互关系，以有效发挥各类规划的应有作用。

行政主管转正总结篇10

大道至简时势所趋

简政放权时不我待

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是党的十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作出的重大部署。、总理多次作出重要批示指示，要求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把职能转变作为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不断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下好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先手棋”。今年5月12日，国务院召开全国电视电话会议，对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职能转变作出全面部署，行政体制改革驶入“快车道”。我理解，在全面深化改革中，中央把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职能转变作为行政体制改革的关键一招和要害，这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改革开放进程中历史的逻辑必然，是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动力、破除新障碍、在上层建筑层面的新一轮革新，既利当前又惠长远，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第一，这是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增长速度在变化，经济结构在优化，发展动力在转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必须更好地适应经济基础。按照这个辩证法，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必须进一步调适理念、调适政策、调适方法，牢牢牵住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职能转变这个“牛鼻子”。只有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才能更好地保持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综合平衡，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服务型政府，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支撑。

第二，这是促进国民经济提质增效升级、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迫切需要。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总体稳定，但下行压力加大，困难和挑战增多，任务更加艰巨繁重。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并在较长时期内实现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必须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持续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职能转变，着力打造“双引擎”，有效激发和释放市场活力，形成更为强劲而持久的发展动力，促进中国新一轮经济稳健前行、行稳致远。

第三，这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必由之路。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必须自觉破除思维定式、行为惯性、路径依赖，持续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把该放的放开放到位，该管的管住，管出水平，该服务的服务好服务到位，破解重审批、轻监管、轻服务的“审批依赖症”。总之，简政放权、职能转变是大势所趋，躲不开、绕不过、退不得，必须持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职能转变，为政府职能“修枝壮干、瘦身健体”，为创新驱动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清障搭台，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释放经济内生动力。

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职能转变优化服务取得初步成效

2013年以来，我委围绕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坚持权力和责任同步下放、调控和监管同步强化，聚焦职能“越位” “缺位”和“不到位”的领域，自觉推进自我革命，去部门的利、削手中的权，不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持续转变管理理念、管理职能、管理方式、管理作风，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第一，“减”字当头，从“越位”的领域退出来。减少审批事项是改革的重中之重。两年多来，我们坚持主动放权，提前完成削减三分之一的目标任务。一是加大取消下放力度。截至目前，共计取消和下放了55项行政审批事项，全部取消了非行政许可审批类别。二是大幅缩减核准范围。连续两年修订《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中央层面核准项目累计减少76%，把油气、钢铁、城市轨道交通、电站等一大批地方和企业关注度高的项目取消核准或下放地方。95%以上的外商投资、98%以上的境外投资项目由核准改为备案。三是落实企业自。已取消了银行贷款承诺、电网接入意见、铁路专用线接轨意见、供水协议等18项前置手续，并明确规定项目核准机关不得以任何形式和任何理由，将属于企业经营自的事项及内容作为项目申请报告的前置条件。四是大力推进价格改革。先后放开、下放了约80项商品和服务价格，中央定价项目缩减了80%左右。全面取消了除麻醉、第一类外的药品政府定价，药品实际交易价格主要由市场竞争形成。

第二，强化监管，把“缺位”的领域补上去。简政放权不是放任不管，而是要从注重审批向完善监管和提供优质服务转变，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为此，我们坚持放管并重、放管结合，两个轮子一起转，避免出现“一放就乱”和“翻烧饼”。一方面，推动建立纵横联动协同监管机制。推进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建设。目前，中央层面“横向联通”的平台已正式运行，16个部门接入，实现了在线申报、平台赋码、信息共享。年底前，将进一步与地方“纵向贯通”，逐步实现“平台受理、在线办理、限时办结、依法监管、全程监察”。创新和强化市场价格监管与反垄断执法。开通运行12358全国价格举报系统，实现了全覆盖、新技术、在线实时、四级联网、闭环回馈，探索大数据时代的政府管理创新。另一方面，指导帮助地方接住管好。针对地方在承接下放审批权限方面存在的问题，举办了多期全系统简政放权与创新管理培训班，并通过视频会议连线到基层，推动形成系统上下联动协同的改革合力。

第三，优化服务，把“不到位”的方面提升起来。今年1月1日，我委政务服务大厅正式运行，目前已实现了全委所有行政许可、政府内部审批、其他权力事项“全口径”纳入大厅一口受理、在线办理。截至7月初，大厅共接收行政许可710件、政府内部审批475件，全部事项均按期办结，申请人满意度达100%。

总的来看，全委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成效初显，中央电视台曾制作播出了专题节目“月坛南街38号的变化”。对我们来说，这种变化更是实实在在的，既为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提供了有力支撑，又为企业和地方减轻了与审批相关的负担，也为我们自身的职能转变奠定了基础。通过简政放权，全委进一步从微观管理事务中解脱出来，更多地向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延伸。比如，在投资领域，我们着眼于补短板、调结构、增后劲，以及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着力扩大有效投资，谋划打好“投资组合拳”，形成了“7+6+3+1”的投资格局，就是7大投资工程包，6大消费工程，“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以及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目前正在抓紧推出新兴产业、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现代物流、城市轨道交通等4个新的工程包，进一步拓展为“11+6+3+1”的重大工程布局，从而更好地发挥投资稳增长的关键作用。

推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向纵深发展

积土成山非斯须之作，改革不会一蹴而就。为深入贯彻落实5月12日国务院电视电话会议精神，我委印发实施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职能转变的意见》。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民意为先、问题导向，坚持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三管齐下”协同推进，努力实现从微观向宏观、从审批向监管、从项目安排向制度供给、从单打独斗向纵横协管的转变。重点从四个方面实现更大突破。

一是最大限度为市场主体松绑。落实好总理提出的“五个再砍掉一批”要求，再研究取消或下放一批行政审批事项和企业投资核准项目。加快制定并公布保留的投资前置审批及其强制性中介服务事项目录，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前置审批将由30多项精简至2项半，中介服务由企业自主选择，收费明码标价。同时，继续抓住价格总水平稳定的有利时机，再推出一批重要改革措施。总的方向是，最大限度地缩小政府定价范围，最大力度地改革定价规则，最大程度地实现公开透明。

二是进一步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加快建设信息共享、覆盖全国的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确保“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不留死角”，实现“制度+技术” “互联网+监管”的新模式。依托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建立项目统一代码、协同监管、在线备案、异常信用记录和“黑名单”5项制度，并与社会信用体系对接，建立健全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让失信者一处违规、处处受限。

三是着力提升行政服务质量和水平。进一步丰富和拓展政务服务大厅功能，按照简化手续、优化程序、在线运行、限时办结、把审批变成服务的要求，建设网上政务服务大厅，全面推行企业投资项目网上并联核准模式，规范审批核准备案行为，公开审批规则和办理程序，提供更加优质、便捷、高效的行政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