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学十篇

财政学篇1

    关键词:西方财政学;财政学理论;理论基础

    财政学仅是经济学,还是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学科?

    最初的专着性西方财政学是从经济学角度展开论述的,巴斯塔布尔指出,“从最初意义上看,财政科学是经济研究的产物。”(注:Basbr,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汉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财政学大纲》第一章第三节标题就是“公共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尽管作者接着于下一节“公共财政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也指出了财政学与政治学、历史学的密切关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关于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观点。

    与这种经济学观相反,西方财政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观。

    道尔顿(Dalton,H.)1922年的《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第一句就指出,“财政学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过,由于英美早期财政思想传统的影响,直至本世纪50年代末为止,认为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财政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主张随着社会抉择理论从60年代开始逐步被纳入西方财政学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社会抉择论从威克塞尔开始,就是主张政治程序进入财政分析视野的。为此,作为社会抉择学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一书“前言”中就指出,财政学是涉及经济学与政治学两个方面的学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尽管许多财政学着作不再指出财政属于何种学科,但由于它们所包含的有关社会抉择论的内容,总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学的分析。所以,现代西方财政学尽管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具有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将其视为纯经济学科的看法,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财政学仅属于微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学兼有?

    宏观经济学是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西方财政学是谈不上以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的。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财政政策的成功运用,它逐步进入西方财政学中而成为其重要内容,就很自然了。这样,西方财政学除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之外,同时出现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财政与预算政策》一书,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点。该书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即“A编:微观经济学”和“B编:宏观经济学”,前者分析的内容包括税收、政府支出和预算范围等问题,后者则分析了经济结构、经济稳定与增长、预算与经济政策等问题。(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纽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财政学引论》指出,公共财政学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务,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稳定,前二者属于微观经济学,而后者即稳定任务则属于宏观经济学。(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温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财政学:公共抉择与公共经济》,也将财政的微观与宏观问题分开论述,即该书第三篇为“微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税收与公共支出;第四篇为“宏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的财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还有许多西方财政学也包括了财政政策的内容,表明传统地只局限于微观经济分析的西方财政学,已开始接纳宏观经济内容了。

    但与此同时,许多西方财政论着仍坚持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传统。这点,只要看一看许多西方财政学仍然不包括财政政策的内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逊(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就明确指出:“……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是限制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范围内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使公共部门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目前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应直接归功于微观经济理论。”(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纳(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财政学:民主社会中的收支》一书,也将财政学研究对象归入微观经济学中。他指出:“公共财政学的研究有两个主要分支:公共抉择和运用微观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学,检验的是公民个人对公共抉择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罗森(Rosen,H.S.)的《公共财政学》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将财政政策内容包括在内,并且也如同其他许多主张财政学仅属微观经济学的财政学论着一样,设有专门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内容的篇章,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础。(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财政学属于微观经济学的主张。

    进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括宏观经济分析内容的许多学者,也仍将财政学的分析基点和重点放在微观经济分析上。在西方财政学界有着很大影响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兹(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经济学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认真地说,(本书)不打算包括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内容。……在穆斯格雷夫时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财政学理论》(1959)中包括210页的有关稳定政策的内容。然而,自那时以来,经济学出版状况变了,人们在文献中对该问题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们的重点仅放在(政府)目标而不是稳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尽管这段话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含有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将财政学重点和基点放在微观经济学上的。对此,米尔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总结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学理论》中,他以三个政策目标:配置、分配和稳定等术语,概括了他的主题,……。该书以超过200页的篇幅研究了稳定问题,即我们现在称之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在较后的教科书即阿金森与斯蒂格里兹的《公共经济学教程》(1980)中,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被排除了。……公共经济学,甚至公共财政学,被认为仅涉及配置和分配问题。而稳定问题则被留给宏观经济学及其教科书。”(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经济学关于微观和宏观的划分,本身就存在许多问题而争论不休,这造成了西方财政学的争论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与斯莫琳斯基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由戴门德(Diamond,P.)撰写的第八章名为“配置与稳定混一的预算”,资源的配置属于微观经济学问题,而经济的稳定属于宏观经济学问题,因而该标题清楚表明了作者将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两大内容统一于财政的意图。(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财政学篇2

这些问题虽然唐山财政以自己的行动给出了我们一些答案，但他们和许多地方财政一样，依旧存在着疑问。带着这些问题，本刊记者采访了专家，希望他们提出一些可操作性思路。参与此次讨论的专家有：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刘尚希；国家行政学院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许正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全球低碳城市联合研究中心主任梁本凡。

《新理财》：“科学发展观”已经提出来好几年了，那么财政究竟该如何践行“科学发展观”？

许正中：中国的改革到了非常重要的节点。从政府支出上来说，就是要建立公民普遍服务体系，让人能够充分流动，让人能够自由生活，让人能够自由发展。

现在财政政策最可怕的地方在于“政策的马赛克”。即政策多变性。简单来讲，如果发展的路径是科学的、方法也是科学的、结果是可持续性的，这就是科学发展观。其基础是以人为本，人的发展是第一位的，与社会的发展又是统筹的。具体到财政方面，应当至少在保证财政收入的前提下，与当地的发展融合，与当地民生融合。这是一个难题，但也是财政科学发展的必经之路。

刘尚希：财政的科学发展，必须以人民为基础。上学贵、上学难以及看病贵、看病难，一方面反映出老百姓的消费能力不足，另一方面也表明政府在公共消费上做得很不够。民生，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一经提出，便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肯定。民生财政也应运而生。关注民生的财政，才是科学发展的财政。

梁本凡：关注长期的稳定持续发展，才能谈得上是科学发展。我们现在很多地方政府都是在压榨完一个税源的所有价值后才考虑转型或者开发下一种税源，城市应该未雨绸缪，在旧的税源枯竭前，计划培养新产业。而财政就应当在这种持续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一个引导作用。这才能谈得上是财政的科学发展。

《新理财》：财政政策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有形之手”，如何发力？

许正中：在辅助当地政府的政策方面，财税政策有很多发力点。首先是对传统产业升级，运用财政手段去推动它。第二，将来的竞争将是区域经济的竞争。财政就要建立“MOP”（多元开放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有技术、技能、创意、公共服务、信息共享等等机制。这里面，产业一定要和金融高度的结合。其次，还要发挥税收政策和政府采购的优势。

第三，财税政策的发力点要着重放在产业融合和人才的聚集方面，使城市有较为长远的发展空间。

梁本凡：我想除了对政府的政策支持外，最重要是财政要打造地方城市的创新活力。我们主要说像唐山一样的资源型和重工业型城市，至少财政可以做到两点：

第一，发展替代产业。原来因资源而起的工业，随着资源的耗尽，工厂生产戛然而止，大量设备成为摆设，造成极大损失，所以要把设备盘活。对财政来说是循环经济的建设，对地方政府来说也是城市整体建设的一个好的着眼点。

第二，发展新型产业。通过技术创新，让资源型企业对资源不再依赖。调整资源型城市的单一结构，实现资源枯竭型城市和老工业城市的产业转型。

《新理财》：加大财政在民生发面的投入成为必然趋势，但如何避免“民生财政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的误区？

刘尚希：我认为，扩大所谓的民生支出，并不意味着是民生财政。只有当所有的财政支出，最终都有利于改善和保障民生，最终有利于每一个人的生存与发展时，才算是民生财政。所以唐山的十二年免费教育显然是个好例子。在财政支出构成上去划分哪些是民生支出，哪些不是民生支出，那无异于说，财政支出一部分是以人为本，一部分不是以人为本。接下来的结论就是：不是以人为本的那部分支出应当取消。因此，从逻辑上看，确定“民生支出”的比例，实质上否定了民生财政，等于承认财政在民生这个根本问题上阳奉阴违，民众岂能不质疑？

回来解释一下科学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这个本就是民生，就是人自身的发展。民生财政，也就是说作为国之公器，财政要把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到民生上来。不言而喻，这种转变是全方位的，是从理念到决策、从目标到手段、从制度到管理的全面转变，只有转变到位了，才能算是搞“民生财政”。否则，无论支出结构怎么调整，哪怕所谓的“民生支出”比例达到100%，也不是民生财政。

《新理财》：近几年部级经济区纷纷设立很受关注，比如曹妃甸国家战略区，如何利用好“政策红利”，树立新的区域发展模式？

许正中：中国所有的成功在于先行试点。从财税政策上来看，这些国家经济区，在实行上述我提到的“MOP”的基础上，一定要重视政府采购，在中国，政府具有很强的资源配置能力，政府采购在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

税收政策作为调控手段确实很灵敏，但是现在税收政策和产业结合地越来越多，和区域结合地越来越少。

梁本凡：其实这是一个区域发展成本的问题。一些地方财政不愿意把大批的资金投入到开发新区去，理由是大量的企业搬迁会减少财政当年的收入。某一届政府为了当届的财政收入而阻止大财源搬迁，其实财源还是本地的，只不过影响它当年的收入而已。那么当地财政就要做好辅政的工作，一个地方政府是否有远见，和一个地方财政的引导有着直接的关系。

《新理财》：以上的问题落实到财政身上，财政自身的改革也很重要。甚至于具体到唐山，应当如何从科学发展上“破题”？

财政学篇3

乡镇财政作为最贴近农民的基层财政，有责任为推动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帮助农民脱贫致富，发挥公共财富管理的职能，落实党的惠农政策，加快新农村建设。所以，建立健全乡镇财政科学化管理意义重大。

1.精简机构，财政管理权责到人乡镇财政建设的科学化管理，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物质保障，决定整个财政体系及基础是否牢固。但是，乡镇地区经济发展落后，地域环境也是各不相同。所以，乡镇财政管理不可能采用一种统一的模式，生搬硬套。乡镇财政的管理应结合乡镇实际情况，本着惠及当地民众，造福农民的宗旨，建立权责一致的财务管理制度。所谓权责一致就是要求乡镇财政管理层明确各主要领导的财务管理、使用的权利与职责，防止腐败滋生，提高财政管理效率。要想提高乡镇财政管理的业务能力，就必须精简机构，裁撤冗余。严格杜绝不正当的权钱交易，严格考察入职财务人员的的综合素质，尽可能招收专业财会专业人才。从财务工作人员的队伍建设上保障财务管理的科学化。财务工作的对象之一就是要处理与基层民众的关系。比如日常的税收、扶贫项目、贫困救助等业务都需要财务管理人员具有亲民的形象，具有良好的为人民服务的意识，更要随时做好深入基层，调研农村生活和民众的需求。这些扎根基层，了解乡镇现状的实践对于加强乡镇财政管理领导班子建设至关重要。

2.建立健全乡镇财政监督机制在确保乡镇财政管理权责到人的机制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建立健全乡镇财政监督机制，合理规范乡镇财务预算的管理权和使用权以及财务审批流程。确保乡镇财政财落实上一级财政管理领导方针的同时，以廉洁奉公的形象出现在基层人民面前，规范乡镇财务管理的行为标准，制定严格的履职制度，财税统一管理，及时登记。强化乡镇财政的科学化管理，提高乡镇财务资金的合理配置。对于扶贫项目资金的专款专用，必须及时做好账目记录，并定时、定点公布扶贫内容和补助对象，认真核实账务明细。积极做好面对上级财政主管部门和人民群众的审查监督准备，做好财务审批和预算，完善现在财政信息公开机制，使民众能够随时随地了解公共财富的动向。现阶段，乡镇财政支出与收益压力大，乡镇招商引资的困难。乡镇财政不可能仅仅依靠上级财政的拨款和补助来完成扶贫工作。人民群众总是希望乡镇政府积极理财，引入投资，发展地方经济，解决就业等问题，提高生活水平。但是由于乡镇财政工作人员的水平不高，乡镇政府的招商引资政策不明确，乡镇财政的理财的积极性不高。对于乡镇财务用于本地招商引资等经济性补助项目的债务，做到支出有根据，建立完善的债务解决机制，不能盲目的大手笔吸入投放资金，而不考虑投资收益，忽略社会资本投资的风险。一个完善的财务管理监督机制可以规范财务管理的工作流程，激励财务管理朝着有序化和科学化方向发展。

二、结语

财政学篇4

「关键词财政学；学科基础；课程体系

一、财政学的学科基础

纵观财政学科发展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一个明显特点，就是其他学科向财政领域渗透，即移植其他学科原理和方法研究财政问题和解释财政现象，为现代财政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而宽广的学科理论基础，使财政学演变成为一门融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法学以及社会学于一体的交叉学科。

1、财政学的经济学基础

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这就决定了从经济学的角度、运用经济学方法研究财政问题，是当代财政学的主流。首先，从西方财政学科的发展演变历史考察不难发现，财政学与经济学具有无法割裂的天然联系。

从亚当?斯密将财政学发展为一门学科以来一直到1892年巴斯塔布尔（Basbr.C.F.）出版《公共财政学》期间，财政思想和财政理论均是在经济学著作中予以阐述。在经历单独冠以“公共财政学”之名的阶段后，以1959年马斯格雷夫（Musgrave.R.A）《公共财政学理论：公共经济研究》一书的出版为标志，财政学再次与经济学融合发展为公共经济学，进一步突显财政学研究的经济学基础。正是由于这种演变，促成了财政学科研究在随后20多年中的壮大与繁荣[1].其次，从财政学的研究任务看，财政学与经济学的研究主题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根据西方理论对财政产生原因的解释，政府主要是为提供公共产品而存在，财政学研究的是政府（公共）资源的配置问题，作为分析市场资源配置问题的逻辑与范式同样可以在财政领域运用，构成公共产品的生产、提供以及费用分摊的理论基础。因此，公共产品理论的提出与完善，成为联系和沟通财政学与经济学的主要桥梁。将经济学分析方法运用于财政学科领域有着悠久的历史，许多杰出的经济学家都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大大促进了财政学科的独立与成熟，如李嘉图（Ricardo，1817）的公债效应分析；古诺（Cournot，1838）的不完全竞争市场下的税收归宿分析；埃奇沃斯（Edgeworth，1925）的关于税收对生产企业的效应分析；拉姆齐（Ramsey，1927）的最优商品课税理论；莫里斯（Mirrlees，1971）的最优所得课税理论等等。[2]

2、财政学的政治学基础

现代财政学在具有经济学基础的同时还具有政治学基础。首先，财政学与政治学研究的行为主体具有一致性。政治学以国家或政府机构为中心进行研究，而财政是以国家或政府为主体的分配活动，因此政治学的理论与观点，尤其是政治学上的国家理论或政府理论会直接渗透到财政学研究中来。在财政学著作中，有些直接冠以《政府经济学》来体现财政学与政治学之间的密切关系。在西方财政学中，一直存在着将财政学与政治学相联系的倾向，西方经济学家道尔顿在其《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中更是开宗明义地指出，财政学是界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3]其次，财政决策过程需要通过政治决策机制来完成。财政所研究的公共资源配置依赖于政治过程，政治决策机制与方法的差异对配置效率具有重要影响，因此财政收支活动与过程同时又是政治活动与过程。随着1960年布坎南（Buchanan.J.M）《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的出版和公共选择理论的兴起，为政治学建立了与经济学相同的分析基础，使得经济学分析范式成功地拓展到政治领域，以经济学为纽带将财政学研究与政治学研究打通。公共选择理论的政党理论、官僚理论、投票理论在财政学中的运用，开辟了从完善政治决策机制的角度来提高公共资源配置效率的新领域，使经济学、财政学和政治学更为有机的结合起来，便于我们从经济学和政治学两个层面共同研究财政问题。

3、财政学的管理学基础

财政从来都是同国家或政府的职能连在一起的，财政收支活动的目标就是要有效实现国家或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从这种意义上说，财政可以界定为政府的一种经济管理活动。从经济学角度考察财政，主要侧重于财政运行规律的分析和揭示；从管理学角度考察财政，则侧重于财政管理机制的构造和操作，两者具有内在统一性。当今世界，传统意义上的公共管理或称公共行政已经或正在为“新公共管理”所取代。按照“新公共管理”理论所谓“产业型政府”的解释，政府部门实质上是一个特殊产业部门。因此，财政问题不仅是经济学和政治学问题，同样是管理学问题。[4]基于新公共管理理论，吸收管理学的合理内核是构建合理的财政机制、提高财政管理水平的必然要求。财政管理归结为一系列的制度安排，通过这种制度安排构筑利害相关主体的约束与制衡机制、规范财政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各种权利配置关系和利益分配关系，通过吸收企业治理理论来谋求财政的科学控制。从管理学角度出发，按照管理学的范式，将管理学中的制度、行为、组织和决策理论引入财政学来研究财政，必然会使财政学的学术基础得到进一步夯实。

4、财政学的社会学基础

财政制度运行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之中，社会文化制度会通过财政行为主体对财政运行产生重要的乃至决定性影响。自德国宗教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提出其“韦伯命题”以来，人们越来越重视一国社会文化环境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透过经济现象去探究隐藏其背后的社会文化根源日益成为人们洞察经济问题的新视角。社会文化环境对经济主体行为的影响，一方面是通过影响经济主体的价值观念进而影响其行为取向与方式，从而发挥其对经济主体行为的导向功能与约束功能，进而使制定出的政策带有较为浓厚的伦理色彩；另一方面，根源于社会文化传统的非正式规则对约束、规制与调整人们行为起重要作用，其对正式规则的作用发挥将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事实上，就是在同种经济运行机制（如市场机制）下，由文化传统所决定的非正式规则的差异，会在经济运行机制层面上得到反映，呈现不同特点，最终体现出制度效率的差异。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同种制度在不同国度有着不同的运行状况和运行结果，为什么一项制度在具体运行中会出现偏差，为什么我们不能完全照搬产生于西方社会环境下的某些做法。因此，我们研究财政现象与问题时不能忽略社会文化环境的客观影响，否则，会使现实财政制度流于形式抑或趋于无效。

在经过几个世纪的学科日益分化的历程之后，人们已经开始强调学科之间的互相融合，甚至出现了学科综合的趋势。[4]财政学科的综合性要求我们对财政学科中一些重大或重要问题必须结合有关学科进行交叉研究，将财政学建立在一个宽广而坚实的学科基础之上，并体现于财政学的课程体系设计之中，这样才能达到“厚基础、宽口径”的财政人才培养目标。

二、财政学课程设置存在的主要问题

1、目前课程设置难以完全体现财政学的多学科基础

为了满足我国财政学科发展与财政人才培养的需要，许多院校对财政学的课程体系进行了优化调整，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增加了经济学基础课程，但仍然存在缺陷。首先，财政专业主要学习的经济基础课程是《西方经济学（初级）》，很少开设中级（或高级）《微（宏）观经济学》课程，而其中的经济理论或分析方法正是许多财政问题分析所必备的，如税收效应中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分析、最优税制设计等。由于这方面知识的缺乏，大大降低了财政专业学生的分析能力。其次，随着数学在经济分析中的广泛运用，数学分析方法日益成为财政领域的一个重要工具，基本的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知识对于财政专业学生是不可缺少的。但在目前的财政课程体系中，许多学校将《计量经济学》仅作为选修课程开设，《数理经济学》更是一个空白，导致学生对数学公式与推理只知数学含义而不知经济含义，遇到财政专业课程中的数学分析内容，则以囫囵吞枣的方式死记结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最后，财政学的管理学基础、政治学基础以及社会学基础未能有效的通过相关的课程设置体现出来，财政专业学生的分析视角过于单一，对财政现象与问题的理解难以深入，就财政论财政的现象没有得到改观。[5][6]尤其是社会学知识的缺乏，使得学生无法准确理解中国财政制度的本土化要求，死搬硬套西方理论分析财政现实问题的现象较为普遍。

2、学科基础课程与专业课程的结构、专业课程内部结构不够合理

撇开公共基础课不论，在财政学科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的结构方面，存在较为严重的“头重脚轻”现象，即学科基础课程偏少而专业课程偏多，其直接反映出财政专业的口径较窄而专业性过强，导致财政专业人才培养的市场适应性偏低；在专业课程内部结构方面，由于课程门数过多，过分强调单项课程结构完整，导致各门课程大而全、小而全，在不同课程名义下讲授相近的内容，内容交叉重复，知识容量狭小。[7][8]如《税收与实务》、《中国税制》、《税务管理》、《税务稽查》和《税务会计》等课程相互之间都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直接重复，极大地降低了教学效率。

3、财政实验课程相对贫乏

财政学科是实践性较强的学科，实践应用能力培养是财政人才培养的重要目标之一。在财政学教学过程中，无论是税收和税收管理知识，还是政府预算管理和预算会计知识，基本上全部依赖传统的“空对空”的课堂讲授方式，既给教师授课带来困难，同时也无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可谓是事倍功半，不仅效率低下，而且无益于提高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

三、财政学课程体系建设的建议

1、优化财政学课程体系结构

财政学课程体系结构的优化应从这么几个方面入手：第一，加大学科基础课程的数量比例和课时比例，充分体现财政学的多学科相融合的发展趋势。增加经济学理论课程的门数和教学课时，如加大《计量经济学》的课时量，增设《中级微（宏）观经济学》（针对本科层次）或《高级微（宏）观经济学》（针对硕士、博士层次），同时将反映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基本理论的课程纳入学科基础课程体系当中，在选修课程中扩大反映上述学科理论发展以及分析方法创新的课程，如《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等。第二，适当压缩财政专业课程门数或教学课时，或者将某些课程从必修课降格至选修课，为学科基础课的教学留出课时空间。如取消《税务会计课程》，将《公债管理学》、《税收与实务》《比较税收学》等课程作为选修课开设。第三，新设部分财政实验课程或从现有课堂教学课时中划出部分课时进行实验教学。

2、整合现有财政学科各专业课之间的内容

在维持财政主干专业课程基础上，对部分专业课程进行归并整合，避免单项课程内容交叉重复，扩大知识容量，节约教学时间，提高授课效率。[7]如《税务管理》与《税务》可以合而为一，称为《税务管理与》；《国家预算》与《预算会计》联系紧密，部分内容存在较大程度的重复，建议合二为一，改造为《国家预算与核算》课程；《财税专题讲座》则改造为《财经专题讲座》以扩大其适用范围和突出课程内容的一般性与实践性，等等。新晨

3、加强相关课程内容讲授的协调与分工

在财政专业教材的编写中，为了保证内容体系的完整性，内容的重复与交叉在所难免，因此需要我们就相关内容在讲授过程中予以协调与分工。这样做的优点除了可以尽可能避免授课内容的重复之外，还可以确保学生接受知识的逻辑顺序以及连贯性，同时使各科课程的教学重点更为明确。在这方面，可以依据理论与制度两大模块来对教学内容进行分工。[9]在理论部分，授课的重点应该是基础理论的传授和分析思维与分析方法的训练；在制度部分，则应该将重点置于分析方法的运用和具体问题的解决。如对于《财政学》中的“国家预算”部分，只着重讲述预算的一般理论与分析方法，而对于预算的具体做法、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案可以不加介绍，留待《国家预算管理》中进行讲述，遵循从一般到具体的认知规律。

「参考文献

[1]张馨美英财政学内容体系之演变特点[J]财政研究，1996，（3）：20-25.

[2]加雷斯?D?迈尔斯公共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财政学篇5

 

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及相关知识的训练要靠相应的实践教学体系来保证。财政学类专业属于应用经济学科，对于以应用研究型本科人才培养为目标的高等学校而言，如何适应各自大学的层次定位，如何将课程内容改革与学生实践能力、动手能力、对财政金融现象的分析和理解能力相结合，提升学生对财税知识的应用研究能力，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课题。

 

本文通过对国内开设财政学类专业的高等学校实践教学情况的调查，深入探讨了当前财政学类专业实践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具体的完善措施。

 

一、财政学类专业实践教学的总体情况

 

为深入了解和掌握目前国内财政学类专业实践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本课题组向国内开设财政学(含税收)专业的高等院校发放了调查问卷。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00份，回收有效问卷48份，占目前国内开设本专业的高等院校117所的比重约为41%。本次问卷调查内容分为四个部分：一是被调查学校及所在财政学科的基本情况;二是财政学类专业实践教学的内容(具体包括校内实验课程设置情况、校外实践教育基地情况、假期社会实践情况、毕业实习情况、其他实践教学形式情况);三是财政学实践教学的管理情况;四是财政学实践教学效果与评价。

 

调查结果显示，样本高校财政学类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在近年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大多数院校都采用了设置校内实验课程、建设校外实践基地、利用假期进行社会实践、毕业实习、开展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和校园实训等实践教学形式来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同时，部分院校还设有专门的职业资格培训教育和产学研合作教育。

 

校内实验课是各院校开展财政学实践教学采取的最为普遍的形式，在课程设置方面多数院校分门别类地设置了包含政府预算、税收征管等在内的财政学实验课程体系，实验课程以技能型实验和仿真模拟型实验为主。多数院校实验室硬件建设基本能够满足教学需要，并根据不同实验课程的需要，平均拥有4-5套教学软件，主要包括用友政务软件、兰贝斯财政管理系统、福斯特纳税申报模拟实习软件、CTAIS税务软件和新中大财政管理软件。

 

此外，大多数院校与财政部门、税务部门、社会中介机构、企业等校外组织机构协同建立了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学校一般都要求财政学类专业学生利用假期进行社会实践活动，并将毕业实习作为检验学生大学本科理论学习程度的重要实践内容。

 

同时，各院校开始重视实践教学的制度建设以及专门的管理评价体系建设，并在实践教学方面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其中最主要的成果形式是精品课程、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和教学成果奖。部分院校将本校的财政学类专业实验课作为区域内的共享资源与其他院校分享，并撰写了有价值的实验教材。这些成果为继续探索财政学实践教学提供了宝贵的参考经验。

 

二、财政学类专业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分析

 

通过调查发现各高校财政学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集中体现在实践教学师资建设、教学形式和方法以及资金投入方面，绝大多数样本院校认为从事财政学实践教学的教师缺乏专业实践经历，使得实践教学仍然与现实脱节，且与理论教学方法区别不大。2/3院校认为校内实训的教学方法过于单一，无法展现实践教学的优势。1/2院校仍然囿于实践教学资金投入的不足、教学形式不够丰富。近1/3院校认为实践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体系存在不足，缺少实践教学评价标准。近1/2院校认为实践教学管理中对软、硬件设施的维护和更新不足。此外，实践教学课时少、教学内容缺乏前沿性和实践性、教学体系缺乏完整性也是目前实践教学亟待解决的问题。除了实践教学本身的不足，学校和上级单位对实践教学的重视程度，也会直接影响实践教学的建设程度。

 

1.实践教学经费投入不足

 

近年来，包括财政学类专业在内的高等教育正在完成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过渡，与急速扩张的学生规模相比，高校办学经费普遍紧张，实践教学经费更加捉襟见肘。从调查结果来看，仅有1/10的样本院校经费投入能够满足实践教学，其余高校都存在实践教学经费投入不足的问题。尽管各院校普遍提高了对实践教学的重视程度，多数高校的硬件建设基本能够满足实践教学的需要，但是对软、硬件设施的维护和更新和毕业实习的投入明显不足，无法充分满足实践教学深入的需要，直接影响着学校发展和应用人才培养的质量。

 

2.实践教学体系缺乏完整性

 

通过调查可以看出，校内实验课程、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假期社会实践和毕业实习是各院校财政学实践教学普遍采用的实践教学形式。但从整个实践教学体系来看，各类高校所开设的实验教学项目数量、实验教学项目类型、实验教学课程内容等存在较大差距。

 

多数院校的实践教学体系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与理论教学衔接不紧密。问题突出表现为_第一，缺乏明确的实验实践教学功能定位;第二，实验实践教学体系设计缺乏总体规划;第三，专业实践教学课时安排较少，缺乏对理论教学的有力支撑;第四，实验类型设置单一，不利于培养学生综合实践能力;第五，实验课程设置缺乏灵活性，无法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的需要。上述问题的存在直接导致学生实践能力训练比较薄弱，专业实践能力无法得到显著提升。

 

3.实践教学师资能力不足

 

调查结果显示，近3/4的样本院校认为实践教学师资薄弱是制约财政学实践教学发展的主要问题。实验课教学任务多由专职实验课教师与非专职实验课教师共同承担，近1/2的院校没有专职的校内实验课教师，一般由非专职实验教师担任实验教学任务。

 

同时，担任实验课程教师中超过20%从来没有在财税部门和企业工作或锻炼的经历，这些教师对税收征管、政府预算管理实践自身都是门外汉，又怎么能将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向学生有效传递实践知识和能力?

 

目前大多数高校考核制度中赋予学术能力的权重较高，教学能力权重较低，而实践教学能力权重就更低了，缺乏鼓励教师进行实践教学的相关措施，导致教师更多地将有限的精力投入到科研活动中。调查结果显示，对担任校内实验课程的教师，1/10的样本院校并未采取任何鼓励措施，只是将其纳入正常的教学工作量核算中，与其他教学形式没有任何差别。仅有不到1/5的院校将承担实验课程作为教师评优或职称晋升的参考条件。对于校外实践教学，部分院校也是采取将其作为教师评优或职称晋升的参考条件，但多数院校仍然只是视其为一般理论教学统一计算教学工作量，1/4院校未采取任何鼓励措施，教师带领学生进行校外实训的积极性受到很大影响。

 

综上，实践教学师资基础相对薄弱、实验课教师缺乏相关实践和培训经历、高校缺乏鼓励教师进行实践教学的措施共同导致目前财政学实验课程的师资建设状况良莠不齐，高水平的实践教学教师队伍人才奇缺，现有的实践教学效果大打折扣，既定的教学目标难以实现，实践教学呈低水平运行状态。

 

4.实验课教学方式亟待创新

 

从调查结果来看，目前实验课教学方式仍受传统教学的影响，与传统教学并无太大差异。授课地点基本上在实验室，由于财政学类专业本身的特点，没有太多的动手实验，老师讲授的内容多为理论内容，学生仍然是知识的被动接受者。即使多数院校引进了实践软件，大多也是与理论课程配套的模拟软件。而且从实际来看，学生对软件本身很容易掌握，但对软件操作背后的理论联系与进一步的改革与完善并不是很清楚。

 

5.实验课程教材有待统一规范

 

从调查结果来看，目前实践教学教材建设滞后，缺乏统一性和规范性。在开设财政学实验课程的样本院校中，仅有不到1/2的院校拥有专门的财政学实验教材。实验课程教材的缺乏直接影响了教学效果的提升，而且即便是有教材的院校，多数教材中也缺乏鲜活的实验素材、实验案例，类似于软件操作说明书，无法满足培养学生实践和创新能力培养的要求。

 

6.实验教学平台建设有待完善

 

调查结果显示，虽然样本高校教学软件的数量和质量基本能够满足教学目标的要求，但超过l/3的院校没有建立教学软件更新制度，无法在教学过程中不断扩展与实时动态更新，无法跟踪财政税收实践部门业务流程的改革与发展。此外，各样本高校普遍缺乏较高水平的实验室管理人才，有时候存在软件无法维护或者软件遗失损坏的情况，极大地影响了实验教学的组织和教学目标的实现。

 

7.实践教学考核与评价制度不健全

 

一是对学生的实践课程的考核方式有待创新。目前实践教学考核形式较为传统，主要是采用实验报告、调查报告结合学生实习心得、实习单位评价等对学生进行考核。这些考核方式普遍存在重视结果性考核，忽视过程性考核等问题，与理论课的考核基本类似，使得许多学生平时不上课，考试时“临时抱佛脚”，甚至不惜采用一些作弊手段(包括获得用人单位的虚假评价等)，最后大部分学生都能顺利通过。这种考核方式已经不能满足财政学实践教学的需要，亟待改革和创新。

 

二是学校对实践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体系不健全。学校开展实践教学评价工作是促进实践教学质量提高的重要手段。调查发现，样本高校大多缺乏健全科学的实践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体系，接近1/2院校未制定专门的实践教学评价管理制度。

 

近1/3院校认为实践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体系存在不足，缺少统一教学监控与评价标准，是实践教学质量不高的重要原因。实际上，各高校对于理论课程教学水平评价一直缺乏科学并具有公允性的质量监控和评价体系，对于开展时间不长的实践教学来说，建立统一的教学监控和评价标准也是非常困难的。

 

8.实践教学管理水平有待提高

 

高效规范的实践教学管理团队和管理制度是保证实践教学体系有效运转的重要保障。调查结果显示，目前仍有1/3样本院校未设置专门的实践教学管理机构，导致实践教学管理缺乏规范性。此外，在校外实践教学管理方面，各院校的管理水平普遍较弱，缺乏统一的管理标准和制度，也无法从根本上指导和干预学生在实习单位的实践方式，只能依靠实习单位最终的反馈信息，造成学校对校外实习学生监管不力，实习过程基本失去监控，实习内容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实习效果难以保障。

 

三、完善财政学类专业实践教学的基本路径

 

1.加大财政学类专业实践教学投入力度

 

如果没有充足的财政投入，任何教学模式的开展都会受到硬件设施的束缚，同时由于实践教学的特殊性，需要大量的教学软件以及具有实践经验的师资队伍。只有加大投入，才能解决硬件和软件不足的问题，只有加大投入，才能快速培养高校自身具有实践教学经验的教师，同时还可以聘请校外实践指导教师，构建合理的实践教学体系，真正做到实践教学各环节有机衔接，校内实验紧密结合社会实践，实习环节做到有效监督和指导，社会调研和创新创业训练落到实处，既提高了学生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科研能力，又增强了学生进入实践工作的动手能力。

 

2.完善实践教学课程体系

 

一是重构实践教学体系。从专业实践能力提高的渐进性来看，实践教学内容体系应该是渐进的过程：专业认识——课程实验——综合实验——毕业实习——创新创业。其中专业认识主要通过对入学新生进行的财政学类专业介绍课程，使学生了解财政学类专业知识所包括的主要领域和内容，对将来自己所从事的专业有一定的了解。课程实验主要是在课堂内依托实验室进行的仿真式和验证性实验课程。综合实验是指将各种片断化的实验课程整合构建综合实验课程，如要将税收征纳、税收稽查两门实验课程构建税收管理综合实验课程，将部门预算编制、预算指标分配、国库集中支付、政府采购、政府决算、政府会计、财政审计整合为财政管理综合实验课程。

 

毕业实习就是结合自己所学财政学类专业知识和实验课程到校外相关行政事业单位、中介机构、企业等进行实地学习。创新创业实践主要指目前国家开展的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从财政学实践教学的环节来看，包括“实验、社会调研、专业实习、毕业实习、毕业论文设计”五个环节。从实践教学可以植入的课程来看，无论是通识课程、学科基础课程、专业主干课程、专业方向课程、专业拓展课程等都可以渗透实践教学，可以开设相应的实验课程，可以采用实践教学的方法。从理论课程与实践教学的构成和衔接来看，可以根据本校财政学科培养目标的定位，看培养目标是单纯的应用型人才，还是应用研究型人才或者是单纯的研究型人才进行实践教学体系的规划和设计。

 

二是加强实践教学课程设置与执业考试对接。我国目前有关财政学类专业重要的财经类执业考试，如初级、中级经济师、会计师和注册类税务师、会计师等执业证书，不允许在校大学生参加考试(如注册税务师为经济类、法学类本科毕业2年)，学生步入社会以后不得不边工作、边参加培训与考试。

 

可以考虑在应用研究型大学或者应用型大学尝试允许学生在校期间参加执业资格考试，将执业资格考试与实践教学安排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不仅可以缩短专业知识向专业能力转化的时间，而且对提高学生实践能力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此外，我们建议在教育部本科专业设置中，将财政学类专业核心课程的“国家税收”、税收学专业核心课程的“中国税制”，改为注册税务师、注册会计师考试课程“税法”;在会计学专业中的核心课程中增加“税法”等，其目的是使学生在校所学内容与注册类执业证书考试内容相衔接。

 

3.实现校内实验课程考核办法多样化

 

在设计实验教学方法时，以培养学生能力为目标，实行弹性实验教学。对基本的原则及方法采用教师实验室授课和现场指导相结合的课堂讲授，随后利用软件公司提供的经修订过的数据，设计交易，指导学生进行处理，使学生能熟悉并掌握目前该领域最新的管理技术及方法。为了培养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应增加开放时间，允许学生在课余时间自选实验内容，自行安排上机实验。通过网上预约和到实验室登记等方式进行实验，增强学生实验的自主性。

 

财政学类专业课程实验的考核方式应实现多样化，注重过程考核与结果考核相结合，考核的重心应向学生创新能力倾斜，以构建有利于全面素质提高的评价体系。实验教学指导教师必须全面地了解和掌握学生参与实验教学活动的整体情况，采用分组形式进行的实验项目，应将单个学生的考核与小组的考核相结合，以促进学生团队精神的培养。课程实验考核成绩由平时成绩与期末成绩构成，平时成绩主要根据学生的平时表现来确定，如参与情况、个人能力、实际结果的优劣等综合评判。在对学生的实验过程、实验质量和实验结果做出及时、客观和公正评价的基础上，给予恰当地评分。

 

4.加强高素质的实践教学师资队伍建设

 

为解决当前各学校普遍面临的财政学实践教学师资缺乏的问题，各高校可根据财政学类专业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的要求，师资队伍建设可实行“理论型”和“双师型”复合型教师结构。“理论型”教师主要是服务于理论课程的教学以及社会实践问题的探讨和解决，其研究水平和方向分别体现基础理论功底及地区优势和特色，如“财政理论与政策”“财政政策与区域经济发展”。对“理论型”教师要提供继续教育的机会。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前提下，鼓励年轻教师继续深造，攻读硕士、博士学位，以适应本专业人才培养的需要;

 

而“双师型”教师主要服务于专门的校内实验课程的需要，他既是“教师”，又是“实验师”，这种类型的教师必须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执业能力，主要讲授专业实验课程，有助于训练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和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适应能力。针对“双师型”教师，学校要创造条件，制定一定的激励措施，鼓励他们定期到有关部门、基层、企业挂职锻炼，与专业技术人员接触交流，或参与具体项目，以帮助他们丰富教学内容，转变教学方式，提高教学水平，促使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服务于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

 

针对目前各高校在激励教师从事实验教学的措施方面仍然缺乏的现状，各高校应从实际出发，向“双师型”教师进行一定的倾斜，在教师评价、职称评审、奖励制度等方面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措施。从财政学类专业所在学院来说，也可首先根据专业培养目标有意识地对从事实验教学的教师进行一定的激励。

 

此外，在一些知名企事业单位、包括实习基地在内，聘请一些实践经验丰富、理论水平较高的人员担任实验课程的兼职教师、调查报告的指导教师、大学生创新创业的兼职导师等，定期可给学生开办专题讲座、指导实际业务操练等。

 

5.探索形式多样的教学模式

 

针对目前财政学类专业校内实验课程大多数仍然采用以教师授课为主、学生被动接收的模式，应该探索更为适用的实验课教学模式。目前在授课过程中引入了相应软件，学生对软件的操作流程掌握普遍较快，但对操作流程背后的道理了解并不深刻，财政学类专业实验课程变成了简单的软件操作。

 

从本质上来说，财政学类专业的培养目标与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是根本不同的，不仅掌握一定的实践知识，更为重要的是明白实践操作背后的机理，能够成为将来工作中的改革者和开拓者。因此，财政学类专业校内实验课程同样要采用引导启发、问题研究、案例教学、课堂讨论，从而充分调动和引导学生积极思维，从而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和研究能力。在实验教学过程中，也要进行符合学科特点的“科研渗透”和“现实问题渗透”等探究型教学模式。将科研思维、科研方法、实验设计进行学用结合，全方位、开放型的教学模式不仅可以让学生的思维方式、学习能力和应用知识的能力得到充分发展，也能促进学生的创新品质和个性得到全面发展。

 

6.重视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加强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建设可以促进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等多个功能的实现。实际上好的校外实践教育基地，不仅可以覆盖本科生还可以辐射到硕士生及至博士后工作站各个层次，不仅可以接受学生实习，还可以聘请兼职硕士生导师、开展横向课题研究、专业人才定向培养、实践型师资培养、博士后工作站建设等等，因此，校外实践教育基地的建设非常重要。但是，财政学类专业校外创新实践教育基地一般建立在财政、税务、会计师事务所等相关机构较多，建立在企业机构较少，加之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甚至部分企业由于对工作连续性和保密性等诸多方面的考虑，导致财政学类专业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实际开展的合作并不是太多，前些年开展很好的实习现在也越来越少了，使实践教学的效果大打折扣。

 

解决的方案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继续加强与财政、税务及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的合作，可以选择一些可以开展的公开领域进行，如一些关系民生的社会调查活动，利用学校人员充足、具备一定专业知识的优势，可以配合政府部门开展调研。二是大力开展和一些企业的合作，结合企业在生产经营中遇到的财政税收问题开展相应的课题研究、财务人才培养或师资培养。

 

7.规范财政学实验教学内容和教材编写

 

如前所述，目前我国财政学类专业实践教学教材建设滞后，在开设财政学实验课程的样本院校中，仅有不到1/2的院校拥有专门的财政学实验课教材。在出版的一些教材当中，关于财政学类专业实验课程的内容也有所不同，多数高校的实验课程是基于财政收支管理领域来设计的，如政府预算模拟流程、政府采购流程、政府会计实验、税收收入征收、税务稽查等，其教材基本上是基于实验软件的操作流程编写的。

 

少数高校是将财政收入预测分析等一些经济模型引入到实验课程中，类似于统计分析软件在财政学类专业领域的应用课程。因此，教育部财政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可以发挥相应的作用，在充分调研和研讨的基础上，规范财政学类专业实验教学内容，制定相对统一的财政学实验教学大纲，以规范适合学生使用的实训教材的编写。

 

8.成立专门的实验室教学管理机构

 

鉴于实践教学在高等教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为了改善实验室教学薄弱的现状，提高实验室教学质量，有条件的高校应该在人员和机构配置等方面向实践教学倾斜，建立专门的实验室教学管理部门，配备专门的管理人员负责全校实验室教学的管理工作，指导各院系实验室教学的实施，加强对各院系实验室教学工作的监控，定期对实验室教学软件进行维护和更新，引进和培训实验人才等。

财政学篇6

[关键词]财政主体；演进；中国财政学

财政主体、对象、目的、方式是财政基础理论的四个要件。在解放后关于财政本质的争论中，财政主体是重要指向之一。20世纪90年代，经过“国家分配论”与社会“公共需要论”的激烈论战，理论界对于财政主体没有形成基本共识。近年来，应对经济体制与社会转型的挑战，财政理论界对西方财政理论进行了引进，开展了大量的对策研究。但立足中国传统与现实，从制度演化角度，对财政主体的决策、执行过程开展动态研究依然较少，导致政策建议的可操作性弱化。为增强财政对策研究的针对性，有必要从财政主体这一财政理论基本要件入手，就制度环境变化对财政主体行为方式的影响开展研究。

一、中西财政理论关于财政主体的评述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曾长期占主流地位的财政理论“国家分配论”认为，财政是国家集中性的分配，财政分配的主体只能是国家，国家在财政分配中居主导地位，国家在社会分配关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社会公共需要论”则主张，财政起源于原始社会，氏族组织以及原始社会后期的农村公社也是财政分配的主体。当国家产生后国家成为财政分配的主体。就现代财政而言，各种财政学说关于财政分配主体的不同意见趋于统一(陈共，1994)。我国改革开放前的财政理论注重对财政本质的研究，强调财政主体是统治阶级的代表。“国家分配论”以暴力工具论为基础，认为在阶级社会里，国家是统治阶级压迫和剥削被统治阶级的工具，财政是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工具之一。统治阶级控制着国家的权力，与被统治阶级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国家是统治阶级意志的抽象物，政府是执行国家意志的载体。国家开展财政活动时，总是以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为中心。即使受到制约，制约的力量也只是来自于统治阶级内部，来自社会大众的制约力量往往是被动的、间接的、滞后的。“社会公共需要论”虽然强调财政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目的性，但也认同阶级社会中财政活动被统治阶级所主导，对于社会公共需要如何才能得到反映和保证没有过多阐述。

西方财政理论建立在社会契约论基础上，具有浓厚的公共经济论色彩，认为财政主体是社会契约意义上的“政府”，是分析市场失效时涉及的“政府主体”(李炳鉴等，2005)。西方财政学论及财政主体使用的大体上是“政府”，而不是“国家”一词，仅从国家政权的一个部分即政府直接分配的角度来把握“财政”概念和分析财政问题。政府在市场中只是与企业和私人处于平等地位的活动主体，公共经济受到私人资本的根本决定和约束监督(张馨，2004)。西方财政理论对财政主体的研究已不限于总体上的政府，而是运用方法论中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相结合的分析方法，从选民、利益集团、官僚行为等影响政府决策的结构性因素人手，剖析具体财政项目决策过程。西方财政理论产生于市场经济确立和完善的过程中，经历了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阶段，牢固树立了市场优先原则，着力于为弥补市场不足服务。作为财政主体的政府，是和企业、个人处于同等地位的法人，其强制性权力使用受到严格制约。对财政范围的研究中形成的公共产品论，为政府“有限”干预构造了一个界线。社会抉择论从财政决策视角，对代议制民主下的政府行为进行分析，致力于提高政府财政行为的“有效性”。

改革开放后，西方财政理论的引进以及我国财政改革实践的深化，引发我国财政理论界的争鸣，对财政主体的认识出现融合的趋势。贾康主张，财政的主体是掌握“公共权力”的社会权力中心。国家存续阶段，国家成为社会权力中心和财政主体。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后国家职能的转变，以国家为主体的财政分配行为也发生了一些内在变化。所谓公共财政是一个政府和财政职能调整的基本思路和导向(贾康等，2005)。广义财政在现象形态上指的是人类社会发展各阶段以社会性的权力中心为主体的理财活动，包括国家出现之前的原始财政、国家出现之后的国家财政，以及将来国家消亡之后

公共权力中心的财政(蔡江南，1994)。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财政学教科书在涉及财政主体时，往往国家与政府交替使用，不加区分。

总体上看，财政主体作为财政理论的核心要件，是中西财政理论不可回避的问题。我国传统财政理论对财政主体定位在“国家”层次；西方财政理论对财政主体定位在“政府”层次，精于结构和运行分析。两者的融合，汲取西方关于财政运行层次的知识，有利于促进我国财政理论的发展。中国传统财政理论的本质论，对于解释大历史中的财政现象，具有很强的概括性和穿透力。特别是对经历了漫长的农业帝国社会。后，在短短100多年的时间里，从半殖民地社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我国而言，如果能从财政史角度发掘出有用价值，将对走好“财政转型”之路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西方财政理论和市场经济发展过程相匹配，对于财政在市场经济各个发展阶段存在的问题、应发挥的作用等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对于我国建立和市场经济运行要求相适应的财政制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财政主体演进的特征

人类分工的广度和深度决定经济的发展水平，经济的发展水平最终决定财政的演进过程。财政主体随着人类分工广度和深度的变化而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一)财政主体的本质层次——公共权力中心

在原始社会时期，人类的活动范围很小，人与人的联系主要限于氏族或部落内部，公共事物与私人事物混沌不明，分工不明显。由于人群范围小，朝夕相处，利益和文化具有高度的同一性，人际关系具有重复博弈特征。财政活动是零星的非日常性活动，财政主体是公众推举的、临时的、非专业化的公共权力中心。在具体运行中，原始财政活动决策或由“长老”主持，或采取轮流坐庄的方式。

人类分工促进经济发展，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促使了国家的产生。这时，人类的联系超越了氏族和部落，以区域划分国民，人与人联系的广度不断扩大，国家内部分工越来越细化，不仅出现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分工，也出现了生产和暴力的分工、物质产品生产与精神产品的分工。财政的主体“国家”在名义上是公共权力中心，履行了部分社会公共职能，即所谓的“公 家”；但其主要代表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论及国家权力的萌芽与发展时指出：“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不管在波斯和印度兴起或衰落的专制政府有多少，它们中间每一个都十分清楚地知道自己首先是河谷灌溉的总的经营者，在那里，如果没有灌溉，农业是不可能进行的”。。贾康(1998)认为，国家财政与国家政权的职能及其集中代表的阶级利益有不解之缘，财政即是以政控财，以财行政，毫不含糊地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同时也在“扣除”。中兼顾“公共需要”的一定程度的满足)。在阶级社会里社会总产品的必要扣除中，前三项生产领域的扣除，可以在由企业为主体的情况下完成，而后三项社会层面的扣除，则需由政府来完成，即通过财政手段处理。如果放到一定的抽象层次上看，则任何政府的职能总是可以划分为一般社会职能与特殊统治职能两个方面，但回到具体、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般更重视和强调后者。

按照传统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划分，人类阶级社会先后出现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财政主体就本质层次而言，体现为“国家”，实质上代表当时统治阶级的利益。财政是“国家”实施阶级压迫的重要工具之一。人类历史上国家兴衰的演变，反映了各个时期的国家统治者在处理“一般社会职能与特殊统治职能”时，是否做到了“长期理性与即期理性的统一”，是否维护了整个社会的“共容利益”(曼瑟·奥尔森，2005)，保持社会处于“正和博弈”状态。这时候的财政活动，体现了以君主为总代表的统治阶级利益，被统治阶级的利益，一般是被动地、间接地得到体现。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国家在实现一般社会职能方面，能力得到逐步提升，被统治阶级的自由度和对公共事物的参与度都有所增加。

(二)财政主体的运行层次——“公众一君主一公民”

历史演进中，财政主体运行层次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原始人类时期，公众直接参与是运行中的财政主体的突出特征。国家存续期间，财政主体表现为国家权力机构—

—政府。在王朝专制社会，政府的总代表是国王。在农业帝国时期，政府的总代表则是皇帝。这里为了简化的需要，将专制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总代表统称为“君主”。由于君主集立法、执法、司法权力于一身，独裁成为财政决策、执行的突出特征。在西欧奴隶社会和封建领主社会阶段，财政决策是奴隶主、农奴主阶级内部的事情。严格按照等级划分权力，在同一等级可能采取民主方式，君主是最后的裁夺者。在中国秦至清漫长的农业帝国时期，财政主体的执行代表——政府的主持人宰相，由开始时皇帝权力的制衡者，地位每况愈下，直至明清遭到废除，皇帝集国家财政最终代表权、决策权和执行权于一身。

进入资本主义时期，在共和制政府体制下，财政运行主体出现了新的特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政府与市场的分界渐趋明晰，政府在财政活动中受到市场力量的制度化约束。二是财政活动参与者范围扩大。起初仅贵族和有产者有资格参与财政决策。随着时代变迁，财政参与者逐步扩大了范围。财政参与的方式可能通过公开表达意见的方式，也可能采取代议制选举政府的形式，甚至直选政府首脑或直接投票表决财政方案的方式。政府组成人员的身份等级制特征逐步淡化直至消除，社会阶层的等级固化现象减弱，不同阶层之间的垂直流动比以前更明显。三是财政活动的层次化、分权化特征更加明显。越向社会基层，公民对具体财政事项的参与决策越直接。中高级次政府，多采用代议制民主形式管理财政事物。四是对财政运行过程及结果的监督更加广泛、约束力更强。这时，“政府不是那种独立于其公民而行动的有机的或整体的事物，而是一种通过它私人公民集体地做出决策的工具”，人们“牺牲自己享用的货物和服务以获得公共提供的货物与服务”(詹姆斯·布坎南，1991)。(三)小结

在国家出现以后，“国家”和“政府”是不同视角下的财政主体，分别反映了财政主体的本质层次和运行层次。财政主体的演进，与人类活动范围以及群体规模的扩大密切相关。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国家”这一财政主体具有阶级性特征的同时，其作为公共权力中心，维护全社会“共容利益”的能力和意识有所提升。从对财政决策和执行过程的影响程度看，从原始社会开始，财政主体经历了公众一君主一公民的演进过程。“政府”作为国家产生后活动着的财政主体，政府的组织形式和决策方式，反映了财政实现“阶级性”与“公共性”的程度，进而对国家兴衰产生巨大的决定作用。

三、中国财政学的发展需要深化对财政主体行为方式的研究

财政理论产生于实践，服务于实践。新中国成立后曾盛行的“国家分配论”与当时计划体制运行方式相适应，对当时财政经济运行发挥了重要作用。西方财政理论在几百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自然演化中形成，和西方的经济社会运行具有很强的契合性和相容性。吸收我国传统财政理论与西方财政理论的有益成分，发展我国的财政学理论，对处于快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近年来，我国财政理论界在吸收西方理论方面进展很快，在服务财政改革实践过程中承担了繁重的任务，在财政对象、财政方式、财政职能等领域开展了大量的研究，提出了大量的应用性对策。但从中国和世界历史的纵深方向，对西方财政理论中财政主体运行层次的深入研究相对较少。如果能够通过对财政主体演进的研究，形成不同制度环境下财政主体行为逻辑的理论，特别是制度变迁过程中财政主体行为逻辑的理论，对指导中国财政改革适应经济社会转型的要求，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转型社会的实践特征。要求加强对财政主体的理论研究

随着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发达国家的经验能够更便利地为其他国家所借鉴和应用，以发挥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西方财政理论的成长，伴随着历经400多年市场经济的演化过程，与其政治制度、社会意识形态经过长期的磨合，相容性很强。我国从鸦片战争以来100多年的时间里，经历了农业帝国社会、半殖民地社会、资本主义民主革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多种社会经济形态，社会变迁和转型频繁，财政制度也随之频繁变动。在这个过程中，每一次变迁都保留了部分原来的运行方式和观念，同时又吸收和借鉴了发达国家的部分制度和理念，两者的冲突与中国社会当时的需要纠结在一起，造成中国发展方式和理念投射在财政改革

方面呈现出复杂性。

当前，我国面临市场化、城市化、信息化以及全球化的多重转型，对财政功能的发挥提出了更复杂和更高的要求。财政事关治国安邦、强国富民。财 政不但连接着政治与经济两大社会领域，同时也是国家政权活动的重要枢纽(王军，2006)。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把财政称为“庶政之母”。公共财政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财政主体与财政经济社会需要的适应性程度，决定了财政效能的发挥程度。建设公共财政为契机推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需要深化对财政主体的理论研究。

(二)中国财政改革的实践，需要加强对财政主体的应用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财政改革成绩斐然。为适应市场经济运行体制的要求，我国开展了税制改革、分税制改革、支出改革、预算管理改革，实施的财政政策也取得巨大成效，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但还应该看到，我国财政运作别强调政府的权威地位和财政的生产性，相对忽视对政府权力的制度约束，强调纳税人义务而对公民的权利保护不足。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进展，财政新老问题表现得相对突出，因而继续深化财政改革的任务仍十分繁重。

我国的财政改革，较多从经济角度出发，比较重视技术环节的改革，对财政主体的权力结构调整及权力应用的程序性改革相对滞后。

要推动财政改革继续深入，需要从财政主体着眼，加强对政府权力结构及权力运用的程序改革的应用性理论研究。张馨(2008)提出，公共财政是人民群众决定、规范、约束和监督的财政。人民群众拥有财政活动的直接决定权，是将财政改革进程直接置于市场的约束和控制之下，确保形成的是真正的公共财政制度的根本条件。如纳税人的权利保障体系、公民对预算活动的参与、开征财政收入及预算支出安排权在立法、行政、司法部门的分工制衡等，都是与财政主体紧密相关、对当前财政改革具有重要意义的课题，需要在理论应用研究上有新的突破。

(三)对财政主体行为方式的研究，为中国财政学的发展提供了机遇

财政学篇7

关键词：西方财政学；财政学理论；理论基础

Abstract:Since1892Bastable(Bastable,CF)publishedinthe"publicfinance",morethan100years,WesternFinancehasdeveloped,buttheirtheoryonthebasisoftheproblemistherearealwaysdifferences.Thisarticle,fromthefinancepointofviewbelongstothefundamentaleconomics,butcontainsacertaindegreeofpoliticalscience,economicsandpoliticalscienceofcross-disciplinary;thefinancialactivitiesofmajorandfundamentalisthemicro-economicactivities,butalsoincludesderivativeMacro-economiccontent.

Keywords:Westernfinance;financialtheory;theoreticalbasis

财政学仅是经济学，还是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学科？

最初的专著性西方财政学是从经济学角度展开论述的，巴斯塔布尔指出，“从最初意义上看，财政科学是经济研究的产物。”（注：B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汉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财政学大纲》第一章第三节标题就是“公共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尽管作者接着于下一节“公共财政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也指出了财政学与政治学、历史学的密切关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关于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观点。

与这种经济学观相反，西方财政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观。道尔顿（Dalton，H.）1922年的《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第一句就指出，“财政学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过，由于英美早期财政思想传统的影响，直至本世纪50年代末为止，认为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财政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主张随着社会抉择理论从60年代开始逐步被纳入西方财政学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社会抉择论从威克塞尔开始，就是主张政治程序进入财政分析视野的。为此，作为社会抉择学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一书“前言”中就指出，财政学是涉及经济学与政治学两个方面的学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尽管许多财政学著作不再指出财政属于何种学科，但由于它们所包含的有关社会抉择论的内容，总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学的分析。所以，现代西方财政学尽管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具有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将其视为纯经济学科的看法，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财政学仅属于微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学兼有？

宏观经济学是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西方财政学是谈不上以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的。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财政政策的成功运用，它逐步进入西方财政学中而成为其重要内容，就很自然了。这样，西方财政学除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之外，同时出现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财政与预算政策》一书，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点。该书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即“A编：微观经济学”和“B编：宏观经济学”，前者分析的内容包括税收、政府支出和预算范围等问题，后者则分析了经济结构、经济稳定与增长、预算与经济政策等问题。（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纽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财政学引论》指出，公共财政学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务，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稳定，前二者属于微观经济学，而后者即稳定任务则属于宏观经济学。（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温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财政学：公共抉择与公共经济》，也将财政的微观与宏观问题分开论述，即该书第三篇为“微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税收与公共支出；第四篇为“宏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的财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还有许多西方财政学也包括了财政政策的内容，表明传统地只局限于微观经济分析的西方财政学，已开始接纳宏观经济内容了。

但与此同时，许多西方财政论著仍坚持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传统。这点，只要看一看许多西方财政学仍然不包括财政政策的内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逊（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就明确指出：“……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是限制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范围内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使公共部门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目前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应直接归功于微观经济理论。”（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纳（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财政学：民主社会中的收支》一书，也将财政学研究对象归入微观经济学中。他指出：“公共财政学的研究有两个主要分支：公共抉择和运用微观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学，检验的是公民个人对公共抉择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罗森（Rosen，H.S.）的《公共财政学》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将财政政策内容包括在内，并且也如同其他许多主张财政学仅属微观经济学的财政学论著一样，设有专门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内容的篇章，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础。（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财政学属于微观经济学的主张。

进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括宏观经济分析内容的许多学者，也仍将财政学的分析基点和重点放在微观经济分析上。在西方财政学界有着很大影响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兹（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经济学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认真地说，（本书）不打算包括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内容。……在穆斯格雷夫时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财政学理论》（1959）中包括210页的有关稳定政策的内容。然而，自那时以来，经济学出版状况变了，人们在文献中对该问题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们的重点仅放在（政府）目标而不是稳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尽管这段话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含有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将财政学重点和基点放在微观经济学上的。对此，米尔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总结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学理论》中，他以三个政策目标：配置、分配和稳定等术语，概括了他的主题，……。该书以超过200页的篇幅研究了稳定问题，即我们现在称之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在较后的教科书即阿金森与斯蒂格里兹的《公共经济学教程》（1980）中，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被排除了。……公共经济学，甚至公共财政学，被认为仅涉及配置和分配问题。而稳定问题则被留给宏观经济学及其教科书。”（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经济学关于微观和宏观的划分，本身就存在许多问题而争论不休，这造成了西方财政学的争论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与斯莫琳斯基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由戴门德（Diamond，P.）撰写的第八章名为“配置与稳定混一的预算”，资源的配置属于微观经济学问题，而经济的稳定属于宏观经济学问题，因而该标题清楚表明了作者将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两大内容统一于财政的意图。（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带应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张财政也应包括宏观经济学内容的西方财政学著作中，其体系内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础部分仍然是微观经济分析。因此，西方财政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没有包括微观经济学基础，而在于有没有包括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

总之，尽管现代西方财政学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从根本上看，它沿袭的仍然是微观经济学的传统。此外，西方财政学在其上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还随着微观经济学的变化而变化。早期西方财政学专著已包含了福利经济学思想，这在道尔顿《公共财政学原理》第二章“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该章中批判了萨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税收是数额最低的税收”的观点，反对了传统的“税收邪恶论”，提出了财政和税收的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为微观经济学分支的福利经济成为西方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问题的分析，最终落实到社会福利函数所确定的最大效用点上。这使得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与私人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一样，都统一到福利经济学基础上来了。这是西方财政学完全建立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理论表现。

西方财政学的价值理论基础

不管是主张财政学具有何种学科性质，西方财政论著都必须对财政问题进行大量经济分析，因而必然要受到当时流行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影响，必然或迟或早地按照已变化了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来修正与重构自身的理论体系。

在英语财政学专著出现之前，西方经济学上的“边际革命”已经发生，边际效用价值论很自然地成为西方财政学的价值论基础。道尔顿的《公共财政学原理》鲜明地体现了这点。他在该书第三章第二节提出，私人分配支出所应遵循的边际效用相等原则也应运用到公共支出的使用分配上来，指出：“除了法律上的意义以外，公共当局并不是一个人，难以象一个人那样预计各种支出的边际效用。但政治家们据以开展行动的总原则仍是相同的。对于公共当局来说，各种公共支出的边际效用应该相等。从理论上看，既定支出总量在不同项目之间分配就是这样决定的”（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17—18.）

在1928年的《公共财政学研究》一书中，皮古也有相同的表述：“就如一个私人应当通过在不同支出类别之间保持平衡，从而以其收入获得更大的满足一样，作为一个共同体通过其政府的活动也应如此。”（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接着还运用这些原则，去解决公共部门如何决定哪些公共服务应予提供的难题，指出“支出应当用于战舰还是用于济贫，应按此种明智的方式，即由它们各自所提供的最后一先令所产生的相同的真实报酬来决定。”（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按皮古的看法，这一方式可用来得出某一精确的社会平衡点，即如果共同体是一个统一的存在体，“支出就应在各方面逐步增加到这一点，此时花费的最后一先令所获得的满足，应等于由于政府服务而相应要求的最后一先令所损失的满足。”（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所建立的这一模型被称为皮古模型，是现代西方财政学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若干著名模型中的一个。这样，皮古就从边际效用价值论出发，在理论上界定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资源配置的最佳点。

不过，皮古等人引入西方财政学的，是当时通行的可测度的、可比较的、同一的基数效用函数。这一效用函数在本世纪30年代，随着帕累托新福利经济学取代了皮古的旧福利经济学而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主观的个人评价的序数效用函数，等效用曲线等帕累托概念也被运用到财政学上来。其后西方财政学对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模型问题的分析，对于税收以及其他各种财政效率问题的分析等，也都建立在效用无差异曲线上了。

这样，私人经济分析所能适用的价值理论和其他基本概念，都被运用到公共经济分析上来了，公共财政学不再是与经济学的其他分支相抵触的一门学说了。与西方经济学在价值论上的统一，无疑为西方财政学在本世纪60年代及其以后的大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条件。

西方财政学理论基础分析的借鉴意义

第一，财政学从根本上看是一门经济学，但又具有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

关于财政学仅是经济学分支，还是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问题，我国财政理论界也曾有过类似争议，即关于“财政是上层建筑还是经济基础”问题的争议，这是本世纪60年代初由于财政本质问题争议而引发的。此后，在后的80年代初，我国财政理论界结合着新的历史背景旧话重提，又一次以财政本质问题为中心形成了对此问题的争论高潮。这些争议大致形成了三大类不同的观点：（1）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仅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认为只能从经济的角度去分析财政问题；（2）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但又兼有上层建筑的性质，或者主张财政既是经济基础又是上层建筑。这就不能仅从经济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3）主张财政属于上层建筑。在我国财政理论界，持第三种观点的人数很少，大部分持第一、二种观点，并且第一种观点还有逐步占据优势的趋势。但如同财政本质问题一样，这一争议在当时被视为是一种纯学术的探讨，经过那两次争议高潮之后，至今已极少有人问津，除了在高校教学中作为一种理论问题介绍外，似乎已被人们遗忘了。在实践中，人们则是将财政作为经济工作来对待的。

然而，财政作为政府的分配活动，它采用的不是市场自愿等价交换的方式，而是由政府以强制形式完成的；它不是以市场为媒介和通过市场渠道来完成的，而是由政府在国家预算的形式下，通过政治程序的安排与运作来展开的。这样，财政的运作过程就直接表现为是对市场的否定，具有强烈的政治内容和因素。对于计划经济来说，由于其本身就否定着市场，本身就政企不分，因而财政这种非市场性与计划经济本质上是相通的，只提财政的经济性而不提政治性，并不影响问题的实质，即不影响人们实际上从经济和政治两重角度去考虑财政问题。

但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不同。由于此时政企必须分开，这样财政所包含的两重属性合一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财政作为一种分配，它是经济活动的一部分；但作为通过政治程序直接安排和操作的活动，它又与政府的具体政治制度和规则密不可分。此时如果只谈论财政的经济性，其结果只能是忽略政治程序在财政活动中的作用，忽略政治权力凭籍财政分配介入和干预企业正常市场活动的可能性，这显然是不利于根据财政的特性去指导财政实践的。

我国财政理论否定政治程序是财政活动的内容之一，在实践上导致了忽视乃至否定建立科学规范合理的财政制度与程序的结果，使得我国实际财政工作缺乏必要的制度和程序的规范、制衡与监督。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进展，由于缺乏自我约束能力的政治权力本身的不规范行为，导致了我国财政新老问题和弊端的急剧膨胀与扩大，是目前我国财政经济工作分配秩序严重混乱，腐败浪费低效猖獗的关键原因所在。因此，承认基本上是一门经济学的财政学，具有一定的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正视财政活动中所具有的政治性质与内容，在实际的财政工作中相应地从整顿规范与财政相关的政治程序和规则入手，使之从原有的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基点转到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基点上来，才是对症下药之举。为此，在以经济学为基础理论的同时，也有必要从政治学角度来开展我国的财政研究。

第二，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也包括着宏观经济学的内容

关于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问题。我国财政学从未讨论过这一问题，但由于我国财政理论强调财政是国家作为社会中心组织进行的一种分配，是从整个社会角度进行的活动，因而人们理所当然地视财政为一种宏观经济活动，而否定从微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在最近的政府机构改革中，财政部被列入宏观部门之内，就充分地说明了这点。对此，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下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当时正是以否定企业的独立自主性和以国家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直接安排国民经济活动为体制特征的，并且此时的财政是国家从整个社会角度安排经济建设资金的主要和基本手段。但在市场经济下则不同。此时社会的经济单位已不再是国家而是企业了，此时财政从宏观上调控经济尽管是其极为重要的内容，但尊重企业的独立市场运营主体地位，确保国家不干预企业正常的市场活动，则是我国政府和财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学会的崭新内容。

西方财政学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看待财政问题，对我国是具有重要借鉴作用的：

1.西方财政学从微观角度分析财政问题，是隐含着这么一种涵义的，即此时的政府参与社会资源配置，其地位如同企业和个人一样，都是身份相等的市场活动主体，即企业和个人是处于市场有效运行领域的活动主体，而政府则是处于市场失效领域的活动主体，它们进行的都是同等的资源配置活动。这样，它们之间除了依法正常交往如照章征税纳税之外，只能是互相尊重，互不侵犯和干预，而不能是国家凌驾于企业和个人之上，可以随心所欲地干预它们的市场正常活动。

2.财政活动除了作用于宏观经济的内容之外，仅就其本身对于社会资源的配置来看，则应视为是一种微观行为。只有这样，才能正确界定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否则的话，将财政活动等同于宏观调控，而财政干预企业市场活动也就等于政府的宏观调控活动，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政府的宏观调控又是必要的，其结果实际上是为政府和财政随心所欲地干预企业的微观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些年来，人们在财政经济工作中总会情不自禁地干预和插手企业的正常市场活动，其理论根源就在于此。这点，在防止政府和财政随意干预企业问题上，是可资借鉴的。

财政学篇8

【关键词】财政 科学化 管理 信息化 建设 成效 方向

近几年来，按照财政部统一部署，我局将信息化建设作为财政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信息已成功融入财政业务，在推进科学理财、依法理财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力促进了财政改革与发展。信息化逐淅覆盖所有财政性资金及辐射所有预算单位，信息化水平由分散逐步走向统一，取得明显进展。

1.信息化建设取得的成效

1.1 实施统一应用支撑平台，构建一体化管理大系统。基于平台开发的国库集中支付、预算编审管理系统和财税库银横向联网系统及总账等系统已成功上线运行。

1.2 强化安全建设，实施统一的安全部署。制定了安全建设总体方案，对安全建设进行了整体规划和统一部署。2010年陆续增设网络加密机、网络防毒墙和CA身份认证系统，大大提高了财政内网运行安全。

1.3 制定统一的管理、业务和技术标准，推进信息体系标准化建设。建立了统一运行维护体系、统一的数据中心、统一的管理体系。为开展财政经济预测分析和政策研究提供支撑。

2.信息化应用对财政业务初步见成效

2.1 转变了财政工作者思想观念，不断提高其业务水平。

随着金财工程建设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同志开始感受到信息化带来的快捷和方便，认识到财政信息化无论在预算编审、资金拨付方面，还是在财政制度建设、财政监督、分析决策方面，都是原来工作的重大创新。不仅减轻劳动强度，还使我们获得财政信息越来越全面，对资金监控越来越强化，对宏观分析越来越科学，为领导决策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2.2 开发并应用一系统财政的业务软件，促进财政改革。

根据财政厅的统一规划和管理，紧紧围绕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的目标，立足财政改革和管理需要，不断加大信息化建设及应用力度。成功运用了财政部开发的预算管理系统、国库集中支付管理系统等金财工程子系统。通过部门预算编制系统，将部门所有预算内外收支、部门所有单位收支全部纳入预算，有效提高了各部门占有财政资源、支出结构和分配资源及过程透明度。通过集中支付系统，将绝大部分支出都统一纳入国库单位账户，有效减少了资金拨付环节，增强资金安全性。

2.3 强化财政资金监管，资金的使用的安全性、规范性和有效性显著提高。

国库集中支付改革后，预算单位每一笔支付交易记录，都及时、准确地反映在系统里，同时借助网络有利信息采集其完整性，能及时对资金的运行进行动态监控，发现并能纠正一定数量的违规用款，保证了财政资金按规定用途使用。

3.今后我局信息化建设的方向

根据省厅要求和我局实际，当前我局财政信息化建设的总体要求是：以科学化、精细化管理为切入点，以应用支撑大平台建设为着力点，整合应用、资源共享；坚持业务、技术并进；先易后难、重点突破、讲求实效，实现财政改革与金财建设协调推进。

3.1 要遵循信息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只有尊重规律，按规律办事，才能正确认识和解决信息化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问题，做到科学发展。

财政学篇9

关键词：财政学；学科演进；公共财政

即使在同一学科，不同年代、不同层次的教科书呈现给读者的内容也会有很大的不同。透过这些差异，我们可以看到一门学科发展演进的轨迹。

凯恩斯革命以来，西方财政学的研究方法、研究主题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了能够深入了解这些变化，我们将财政学的两部当代经典教材和20世纪40年代的一部代表性教材进行比较①。我们选取的当代财政学教材是哈维。罗森（HarveyS.Rosen）的《财政学》（第6版，2002年出版）和拉本德拉。贾（Raghben-dra.Jha）的《现代公共经济学》（第1版，2004年出版）。罗森是美国当代著名的财政学家，他的这本教材在西方有很大的影响。贾的这本教材在公共经济学的基础上详尽地介绍了公共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若干前沿问题。我们选取的20世纪40年代的代表性财政学教材是哈利。芦茨（HarleyL.Lutz）的《财政学》（第4版，1947年出版）。芦茨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他的这本教材当时被哈佛大学等许多大学选用。为了方便起见，后面将把罗森的教材用PF2002表示，贾的教材用PF2004表示，芦茨的教材用PF47表示。我们对这三部教科书的比较将集中在两个方面：研究方法和研究主题的变化。

一、研究方法的变化

从方法论上看，当代财政学家大多采用了演绎方法。即他们以经济学基础理论为分析基准，通过改变基础理论的假设条件，将理论运用于不同的问题以得出结论；而以往的财政学家较多使用的是归纳方法，他们对现实中的现象进行比较研究，从而得出一般性结论。在对具体结论的推导中，当代财政学家大多使用数理模型推导出结论并运用计量模型对结论进行检验；而以往的财政学家则主要是通过对现实经验进行逻辑分析得出结论，并通过列举历史经验和相关数据来论证结论的可信性。这些变化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从以归纳法为主到以演绎法为主

将60年前的教材与现代的进行比较，最显著的一个区别就是前者全是文字，而后者充满了图表与数学公式。在60年前，财政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财政学家们承袭了亚当。斯密的研究传统，他们喜欢从纷繁的现实中归纳出概念或原理，再对这些概念或原理进行演绎，将其运用于对真实世界的解释。而在今天，大多数经济学家将财政学视为经济学的一个应用领域，对于财政学问题的分析，总是通过改变经济学经典模型的假设条件而进行的。

（二）数学工具的大量使用

虽然都是同一时代的教材，PF2002主要面向本科生，而PF2004属于高级读物。这种定位的不同使得即使对于同一问题，后者的分析也远比前者复杂。从直观上看，后者比前者使用了更多数量、更为复杂的数学工具。而隐藏在这种数量化倾向后面的，则是当代经济学分析主要特点：假设条件的不断放宽、分析因素的不断增加。

经典的经济理论建立在对现实的高度抽象下，它虽然结构严谨、逻辑缜密，却缺乏对现实的解释力。随着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家们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到：这种理论不是可以用来直接解释现实的工具，它只是为人们认识真实世界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点，要很好的解释现实，必须在深刻理解经典理论的基础上，根据现实情况改变模型的假设条件，引入更多的分析变量。而简单的数学工具无法满足这种要求，于是经济学中的数量化倾向便越来越明显。

（三）计量经济学的使用

随着分析因素的增加，计量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是因为，在一个问题的分析中，需要考虑的因素会有很多，而理论模型不可能包含所有的影响因素，它只能在解释力与复杂度之间寻找平衡。只有那些通过计量建议的具有显著影响的因素才具有纳入模型的价值。在三本教材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现代财政学研究领域，计量方法与研究成果的大量使用。

二、研究主题的变化

60年前，绝大多数财政学家还是古典主义的信徒，他们相信政府的作用只应该是“守夜人”，因此财政学的研究集中在政府收支行为的本身，而没有考虑政府行为对经济的影响。凯恩斯革命以后，人们认识到政府干预经济的必要性，开始研究政府的收支政策对经济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的滞涨又使人们看到政府干预的不良后果，使得人们又对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进行反思。到现在，大部分经济学家对政府干预经济持一种谨慎乐观的态度：在肯定政府干预经济持必要性的同时，又认识到政府也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主体，它的行为必须受到约束。

在三本教材中，人们对政府干预经济的态度的这种转变，表现在两个方面：（1）PF2002和PF2004花了大量的篇幅来说明方法论问题。既然政府的行为会对经济产生重要影响，那么财政问题的研究就不能像以前一样只考虑政府的收支行为，而必须采用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研究政府行为对社会福利的影响。（2）在PF2002和PF2004中，对支出问题的关注要高于PF47.当代财政学家们已经认识到财政所具有的三大职能在很大程度上是需要支出手段来完成的。

三、对我国财政学研究的启示

通过这三本教科书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过去几十年中西方财政学领域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从这种发展演变过程中，我们可以得到有益启示。

（一）中国财政学研究的方向

从西方财政学的发展变化看，我国财政学研究主要有三个研究方向：（1）使用归纳方法，从现实中寻找我国财政问题的独特规律，再对其进行演绎。（2）使用计量方法，利用中国数据检验西方的模型，看其是否能适用于中国。（3）使用数理和计量方法，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修改西方经典理论模型的假设条件，建立新的模型，再利用中国数据进行检验，从而确认其是否能够解释中国实际。采用哪种思路来研究，对不同的研究者，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过，笔者认为，与后两者相比，前者要求研究者具有更强的对现实的洞察能力和对问题的逻辑推理能力②。对于大多数研究者来说，使用后两者思路更容易做出成果。毕竟，凯恩斯那样的经济学巨匠只是极少数，大多数人只能在经济学的大厦上添砖加瓦。新晨

（二）看待政府行为的视角

在西方，对于政府干预经济行为优劣的讨论，至今也没有定论。人们认识到，一方面政府的干预可以部分解决市场失灵，促进经济的发展；而另一方面，又存在政府失灵，政府的干预行为可能带来福利损失。这为我们研究中国问题提供了一种有益的视角：在研究政府行为时，既不要否定政府的积极作用，并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改变政府对市场进行干预的范围和力度，也不要把政府看作“仁慈的家长”，而应认识到它与私人一样有自利的行为，在制度设计时要考虑对政府加以约束。

（三）值得借鉴的研究成果

财政学篇10

菲律宾向国际海洋法仲裁庭提出的诉求

福利行政中行政相对人违法研究

中国技术标准垄断的法律规制

新形势下人大财政监督职能之建构

法律文化:显型、隐型及结构析论

家·国·人:传统离婚制度结构刍议

中国物权冲突法体系之重构

法科生行政法案例教学模式之研究

论我国地方立法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

反思与重构:劳动者权利概念的类型化研究

家事纠纷解决机制的调查与研究

论国家对宗教自由的适当限制

无效行政行为的判定标准研究

论财政立宪主义语境下的税收权控制

常识与理性(四):走向综合的司法改革

汉代上请制度及其建立的理性基础

国际板财务欺诈风险的防范与法律控制

地质灾害防治制度的立法研究

上市公司治理目标的辨析与重构

论立案制度的司法实践与变革

信托业经营的法律定位与公平竞争

论我国无效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构建

醉酒驾车肇事之主观归责:故意与过失的博弈

香港地区民事司法改革及其启示

中俄两国检察机关组织和活动宪法原则的比较研究

作为现代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平等原则

利用影响力若干问题探究

法学研究的跨科越界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建设服务型政府存在的问题与法律对策

我国地方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的立法思考

预告登记适用之相关问题探讨

见危不救入罪的期待可能性问题研究

论不可量物侵害分类及容忍义务

论事实婚姻在重婚罪犯罪构成中的地位

农村法治建设中的民间规则价值

我国高危险民事责任立法的若干问题探析

法定最高刑与最低刑之设定研究

城镇化进程中的治安与刑事政策若干问题研究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下非监禁刑的运用及其改革

论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中的护送义务

试论澳门检察制度对内地的启示

现代辩护制度的根基与实证考察

我国弱势群体法律保障的法理分析及制度构想

试论电子交易中的电子错误及其责任承担

古埃及商法的演变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行政垄断的表现、构成与规制对策思考

具体行政行为概念的再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