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文化十篇

都市文化篇1

关键词：田子坊；都市文化消费路径；都市文化传播媒介

中图分类号：G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02-0042-03

一、都市中的复古风——田子坊

田子坊，上海历史街区中最具里坊风貌特色的区域，里巷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集中了上海从乡村到租界到现代工业城市发展的各个时期，各种类型的建筑，从而成为上海历史文化的宝贵遗产，具有重要历史价值与文化价值。

近年来，田子坊被作为典型的标本案例进行研究分析，其独特的形成过程、空间组合方式、文化寄托价值都成为了关注的热点。当然，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田子坊已经成为了上海这座城市发展的见证者，成为上海城市文化的传播载体。田子坊的发展过程是一个城市街区再造的过程。它虽然带着浓浓的历史韵味与深深的时代烙印，但是它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历史里弄遗址，不再是简单的“古”的延续，而是一种后天的人为复古，即为复古，田子坊如今的形成，有“仿”、有“加”、有“创”。“仿”的是旧时上海里弄的环境与风韵，“加”的是现代的商业气息与都市要素，“创”的是现代都市人的文化需求。

（一）仿——老弄堂的上海情调

田子坊位于泰康路上，这是一个有历史、有故事的街道。泰康路的初步形成是法租界筑路扩展的结果。因这一地块乃扩界后期所得，且其位于和华界毗邻之处，所以在这一地段留下了整齐的法式风格洋楼，也留下了极具上海特色的石库门建筑，它们一起构建出泰康路地段的里弄文化。在时代的发展和变迁中，如今的田子坊更多保留的或许只是表面意义上的上海老弄堂以及对于现代人而言的上海情调。

既为仿，即非真，但就是这样的“仿”为上海的都市文化提供了一种新的传承，为都市人提供了一种新的接受路径。其实，如田子坊这样的文化街区，“真正的价值是，当人们保留了建筑本身，并试图还原生活的场景时，文化生活的延续才是核心价值。[1]”老弄堂之于现代都市，注定不会成为都市未来发展的主体，而仅仅是作为现代都市人寻觅历史痕迹、寄托怀旧情结的一种方式，原有厂房、居住房屋等外观与结构上的留存已足以成为都市人标榜上海情调的独特渠道。

（二）加——新都市的小资情结

空间的留存仅仅是文化生活的一个载体，如何让旧时的空间承载现代的文化生活，形成独有的、不可替代的都市文化社区，这需要赋予这个空间契合当下时代的文化内核与都市人真实的文化需求。

小资，一个经常出现在形容上海人词典中的词汇。19世纪，租界给这座城市带来了一种独特的气质，神圣的教堂、精致的碗碟、时髦的英文……洋文化的进入成为小资的时照。20世纪30年代，海派旗袍风靡全国，旗袍上精致的细节设计成就了上海女人的风韵和独特的小资情调。到了20世纪70年代，徐汇、霞飞、新天地成了小资情结的新地标。不同的时代造就着不同的小资文化与小资需求，从这个层面上田子坊延续着上海小资情结中的文化内核，却又在新时代的小资身上捕捉着重要的元素，形成其自身的独特诉求。

酒吧或是咖啡吧，独处或是聚会。这是现代都市小资群体典型的休闲方式，田子坊抓住这一要素，在后续拓展了诸多酒吧与咖啡店的经营，这已经成为聚集年轻白领群体的一个重要因子。或许我们无法用言语解释在田子坊这样一个上海老式里弄中享用一杯咖啡的独特性，但是它却成为一个时代的年轻群体理想化的生活方式，也成为田子坊与都市人独特的沟通方式。

传统与时尚，原创与个性。如今的年轻人是在大工业化时代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每天同样的高楼大厦、同样的品牌商店或许已经让他们倦怠，追求个性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小资消费心理。以良好的经济条件作为支撑，在通过各种途径寻求区别化因子，“个性”、“不重复”成为他们最为强烈的心理欲望。从艺术创意产业起步决定了田子坊本身内容的艺术性与创意性，“个性”或许已经成为如今这个时代对于小资概念的另一种丰富。

小资情结内核的延续、内容的丰富，成为田子坊在其空间载体平台上，抓取现代都市消费群体特性，进行准确的商业定位，实现都市文化消费的独特渠道。

（三）创——跨国界的文化记忆

田子坊“仿”有上海的弄堂风韵，“加”载上海人的独特风情，在这样的载体空间与人文精神之上，田子坊又打开了一扇面向世界的文化传播窗口，目前田子坊中拥有来自澳大利亚、美国、法国、丹麦等20余个国家的时尚创意企业入驻，在这里全球文化资源的共享，全球文化产品的创作与消费，为都市文化生活打造了国内与国际消费者的共同文化需求。

田子坊满足了中国消费者的国际文化需求。作为上海这座国际性大都市，从历史到如今都不乏全球性的发展要素不断融入其中，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亦成为上海海派文化的核心思想，故而田子坊是一个窗口，为中国人提供国际文化消费的窗口，成为中国人看世界创意的浓缩景观。

田子坊创造了外国消费者的国际文化记忆。根据笔者的田野调查，在工作日晚间19︰30～20︰30的一个小时之内，针对由泰康路248弄田子坊出入口出入的游客进行统计，一小时内共398人出入田子坊，其中根据游客的语言判断记录，256人为外国游客，89人为中国游客，其中还有53人无法记录判断，由此样本数来看，外国游客成为了田子坊的游客主体。国外的游客在这里不仅可以寻求本国的文化记忆，同时田子坊为他们留下的是关乎中国、关乎上海的文化记忆。

图1 田子坊中外游客分布比例图

数据来源：作者调研。

“无论是筛选回忆还是创造回忆，都可以看到人们对于美好记忆的本能向往。也可以从侧面反映出，记忆具有带来身心愉悦的‘休闲价值’。[2]”我们不难想象，在一个上海的老弄堂中，混杂着全世界各地的语言，却消费着由每个人聚集在一起所打造的跨国界的文化氛围与文化产品，田子坊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创造文化需求的地方，可能更多的成为解构与重构人们美好记忆的地方。

游走在文化氛围、文化情结与文化记忆中的田子坊已经成为上海城市文化传播的媒介载体。在这里，有着这座城市的风韵与整体特色，就像伦敦的泰晤士河、纽约的时代广场一样，它们已经成为城市形象与文化的一种标志，通过它，人们可以了解这座城市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二、文化中的消费潮——都市人

“随着人类文明进程的推进和生产力的提高，人类社会逐渐由‘生产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过度。特别是从工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彻底实现了人类社会从传统的以生产力为中心向以消费者为中心的转变。[3]”文化消费的过程亦是如此，都市文化的一味生产在如今的商业社会中如何被接纳？只有通过都市人的文化消费在不断的市场需求转换中得以保存这个时代留给这座城市的文化遗产。

图2 都市文化消费路径的升级

田子坊的“仿”古与“创”新告诉我们田子坊的成功不在于其对古老一成不变的眷恋，亦不在于其破旧立新的从零开始，而是在于其融合的巧妙，老弄堂的风情、新商业的生机，传统的文化，全球的聚焦促成了田子坊的文化价值，创造了都市人在文化中的消费潮流，以及在文化消费路径上的升级与变迁。

（一）实——个性化的产品载体

“文化消费是指对精神文化类产品及精神文化性劳务的占有、欣赏、享受和使用等。[4]” “实”，即“实体产品”，亦是田子坊文化消费的起点，是创造田子坊经济价值的基础。

田子坊的起步定位是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而后引进各种创意商户进行创意产品的经营，目前，从田子坊的平面分布图上可见，实体产品经营的商户数量已经远远超越固有定位的艺术工作室与画廊，成为田子坊的主体经营方向。这样的变化既取决于实体产品商店本身的经济效益优于艺术工作室的收益，同时实体产品作为创意的有形载体，通过趣味性的表达呈现在消费者面前，这是一种更具亲和力的表达方式，更具吸引力的商业模式。

田子坊通过这样的创意产品的延展，搭建创意与消费沟通的平台，构建了田子坊文化潮流之一——个性化。

（二）虚——品味感的文化追求

虚，即品味、即文化、即感受。田子坊的文化奥妙在于一切源于复古，却一切归于现代，复古风的弄堂既是所有现代都市消费形态的载体，也成为人们游于其中、乐在其中的文化消费对象，它所创造的不只是一个旅游景点，更是一种都市人喧闹生活后回归旧日静谧与寻求个人精神空间的文化消费认可。

消费老弄堂，消费旧情怀。老弄堂、旧情怀是田子坊的空间特色，这是田子坊独特的文化资产，这源于历史时光的沉淀，具有了永远被模仿，却无法被超越的“唯一”竞争力。都市人对于它的消费乐此不疲。石库门、遮阳伞、竹椅、阳光、一本书、三五好友，一切的元素所营造的并非实体的产品，而是一种虚拟的环境，在这里一杯咖啡可以卖到近百元的价格，让消费者买单的是环境、是风情，是区隔于繁华都市的安静、是区隔于忙碌生活的闲适。这是田子坊在大都市环境中塑造的世外桃源。

消费东方，消费西方。田子坊创造的是跨国界的文化记忆。在这里中西文化的融合与差异成为都市人的又一个消费对象。上海老牌化妆品“雙妹”2011年4月落户田子坊，或许这最能体现田子坊东西文化交融的消费模式。源于1898年的雙妹，2010年，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历史积淀，立足上海名媛文化的品牌定位，再度回归上海滩。有人这样说雙妹所代表的上海名媛文化：“东方的西方的、民族的国际的、摩登的经典的、传统的时尚的、内敛的开放的。”每一组矛盾的存在，就意味着一种文化消费的可能。笔者随机访问了雙妹门店的销售员，雙妹每天的消费者以外国消费者居多，他们所喜爱的是雙妹所传递出的一种东方神韵。当西方人开始接受并喜爱传统、古老的东方文化时，我们也在触碰来自不同国家的文化理念，文化的认同将激起巨大的消费热情，都市人游走于东方与西方之间的文化消费便这样形成。

虚拟的文化消费存在于都市人对于文化品位的追求上，消费对于如今的都市人而言已经不在只是物质上的满足，更多的是品位的追求、文化的承载。

（三）低——时代性的消费偏好

田子坊所建构的文化消费潮流是一种在当下都市很难摆脱的消费偏好，似乎成为了所有年轻人的必到之处。从消费心理的层面，田子坊的文化消费塑造了一种低卷入的时代性消费偏好，这种低卷入可能更多对应的是实体产品的消费以及所获得的满足。这种具有时代性的消费偏好充分利用了都市人的消费从众心理，以一种潜在的植入，将“田子坊消费”树立成了时尚的符号、潮流的标杆，尤其对于都市的小资群体而言，这种低卷入的时尚消费模式极具标榜性，成为其都市文化生活重要的心理载体。

田子坊之于上海都市文化消费的重要性，不仅在于都市文化消费行为路径的改变，更在于对于都市人消费心理路径的改变，这种改变是站在时代的潮头，对当下文化形式的一种偏爱，而这种偏爱扩大了文化的消费，形成了自身独有的文化消费影响力。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田子坊凝聚的是上海都市人对于文化消费形式的认同，构造的是新都市环境下传统与创新文化交织的消费平台。

（四）高——精神层的自我寄托

本文中低卷入的消费时尚所对应的高卷入的消费思想，不仅在于产品的价格，更是精神与情感的卷入程度，这与消费行为路径中的“虚拟”消费所对应。田子坊的文化气息与文化融合在用一种古老与静谧征服着现代的都市人与喧嚣的都市。漫步于田子坊，常常可以听到一种声音，“想当初，我们也住在这样的石库门中，那时的生活……”，这样的声音基于一代都市人对于自己生活经历的回忆与眷恋，如今这样的一代人或许游走于高楼大厦、豪华别墅，但是当他们回归于这片土地时，当他们向后辈讲述自己的经历时，他们所消费的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文化，而是自身精神的一种寄托。在这种消费心理的背后有着田子坊为不同时代的都市人塑造的不同文化需求。一个平台，在满足着更多的人的消费心理需求。

作为文化消费中的自我满足与人本身的生活阅历、心理建构息息相关。但是田子坊提供了这样一个都市人精神寄托的栖息地，它在试图解构忙碌的都市人的内心世界，而重构一个都市人静谧的心灵栖息地，无论是否每个人都需要，但是田子坊塑造了这样一种文化消费的需求，成为都市文化消费的一种预设。

三、以都市文化消费的塑造，改变文化传播的模式

都市是现代社会高度发展的产物，所以在这里，都市文化的传承一定不是一成不变的重复，或是一味的完全保护。“在不改变原有建筑外观风貌的前提下，所有改造都是为了满足自身的工作空间、行为方式和活动空间，以及展示性的方位空间，是为了满足人性化的功能需要。人们可以从保护了原有结构、通风设备、排水管道等工业形式中，感受到工业时代留有历史印痕的怀旧情感，从中得到某种信息元素传递到的能量和灵性。[4]”这就是田子坊，保留着历史元素的力量，拼接着现代元素的新潮，融合着国际元素的多样，以这样的姿态解构着人们印象中固有的、单一的文化诉求，将多种上海都市文化元素结合在一起，进而成为上海都市文化消费的塑造者。

田子坊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创意产业园区，更多的是都市发展过程中经济效益与文化价值的重组，重构了消费者对于都市文化的消费概念，塑造了人们对于都市文化的消费需求，传播了都市文化的特有色彩。文化消费的需求是城市文化产业赖以生存的基础，是城市文化传播的生命力所在。“文化消费构成了文化生产和再生产的最终环节和源泉，并调节着文化产业资源的配置和供给，促使文化产业结构随着人们需求层次的升级而升级。[3]”对于上海这样一个国际化的现代都市而言，都市文化的生命活力更多的寄托于其产业化的发展路径，都市文化的传播影响力更多的取决于市场化的消费路径。

从都市复古风到文化消费潮，用都市文化因子的聚合打通了都市文化与都市人的沟通路径，当田子坊的消费浪潮被时代所接受时，城市、文化与人的沟通便形成了平稳的良性循环模式，制造着都市文化的消费者，同时这些消费者也成为都市文化的接受者与享用者。都市文化在生产与消费的过程中得以感受与接纳，得以传承与创新，得以传播与发展。

田子坊已经成为了上海都市文化的一种隐喻，一种城市文化的传播媒介。如报纸、如电视、如网络，将其自身作为上海都市文化信息的搭载工具，将上海这座都市中所孕育的多样元素糅合与拼接，成为都市文化传播的实物载体，用更加立体化的方式讲述着上海的故事，传播着上海文化的古往今来。田子坊在塑造着都市文化消费路径的同时，也改变了都市文化的传播模式与传播路径，以其独特的方式重构城市、人与文化的“超级链接”。

参考文献：

[1] 毛毅静.创意产业园区的历史遗存与文化——以田子坊为例[J].创意与设计，2010（2）.

[2] 张潞.田子坊——上海人的腔调回归[J].上海商业，2010（6）.

都市文化篇2

[关键词]城市化 都市化 文化研究 都市文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I01、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10-0120-06

一、都市文化研究的基本理念

席卷全球的城市化进程正对当今世界产生至为重要、深刻与全面的影响。从学理上讲，社会学一直将城市化定义为一种城市居民增长的人口现象。另一方面，尽管城市化包括城镇化、城市化与特大城市（都市）化三种形式，但依托于规模巨大的人口与空间、富可敌国的经济生产总量、发达的交通与信息服务系统而出现的国际化大都市或世界级都市群，无疑代表着当代城市化进程的最高环节，对人类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当代城市化进程称之为“都市化进程”（Metropolitanization Advancement）。

如同国际化大都市或世界级都市群日渐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枢纽与中心一样，依托于其上而出现的不同于农村、城镇、中小城市的都市文化模式，对当代人类社会的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同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首先，大都市不仅是经济、金融、商业、信息技术的中心，在精神文化的生产、传播与消费等方面同样具有霸权地位，并主导着当今世界文化市场的消长与盛衰。其次，依附于大都市而产生的新的生活方式与观念，从其一出现就是全球性的主流话语，并迅速地淹没了不同国家、地区固有的也许已延续了上千年的地方经验与价值传统。正如斯宾格勒说“世界历史，即是城市的历史”[1] （P353） 一样，对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当代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而言，完全可以将之引申为“当代世界文化，即是国际化大都市的文化”。作为人类城市文化发展的最高代表，都市文化本身即是人类文明与文化发展的最高环节，在它内部已摄含了前此各低级阶段如乡村、城镇、中小城市文化的要素与精华，因此当代国际化大都市为我们在更高的历史阶段、更全面的整体视角及更深刻的本质层次上研究城市文化提供了现实对象。在当代，不是一般地研究城市文化――历史上的城市文化或当代普通城市的文化，而是只有把研究对象放在作为中心及最高环节的大都市文化模式上，才能在深刻的思想意义与直接的现实意义上把握住人类文化发展的本质与规律。这是在当代研究都市文化的重要性所在。

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城市化水平低，农业文明传统沉重，以及它们作为物质基础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理论、观念、方法、工具等方面的制约与局限，使中国当下的都市文化研究显得相对贫乏，远不能满足中国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的需要。目前国内与都市文化相关的研究主要有两大话语谱系。一是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这是由于受西方大都市群理论影响而开辟出的新方向。尽管它好的一面是使都市研究作为一个重要对象进入到社会科学的学术视野，但由于主要集中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对都市文化结构及其人文精神层面很少触及到，即使注意到文化要素，它们一般也停留在文化产业等实用与商业层面，对其深层的文化价值重视不够。二是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研究。与前者相反，这些研究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影视、广告、网络、流行文化与时尚等都市的审美外观或文化幻像上，由于缺乏必要的切入都市社会现实的社会学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它们往往割裂都市审美文化外观与产生它的经济社会基础的内在联系，因而也不能完成解释都市现实乃至批判都市存在的理论与思想任务。

因为国际化大都市不过是晚近五六十年才出现的，而全球性都市文化模式存在的时间还要更短，因而出现上述问题也是非常自然的。可以相信，都市文化研究要想真正成为一门成熟的世界性前沿学科，其道路也必是相当漫长与曲折的。在当下，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首先树立起对都市化进程的理性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当代的国际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的出现，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变化是全方位的。从主体角度讲，都市的出现使人类在整体上被“都市化”了。尽管一个当代人可能并不直接生活在大都市，可能对城市生活方式激烈地批判与否定，但无论现实中的衣食住行，还是更高层次的文化消费与精神享受，他们都不可能与大都市绝缘。因而，那些激烈反对都市文明的学术与思想，基本上都不是理性的产物。如加拿大学者简・雅各布斯说：“企图从那些节奏缓慢的乡村中，或者是那些单纯的、自然状态尚未消失的地方寻找解救城市的良药或许会让人油然升起一种浪漫情怀，但那只是浪费时间。”[2] （P502） 从对象角度看，都市环境本身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与个体存在的最新空间形态。在都市里固然存在着许多令人苦恼的问题，如社会学家讲的过度城市化、城市危机等，但另一方面，这并不能构成反对城市文明或大都市文化的理由与借口，因为它们不仅是当代人生存最重要、最直接的社会环境，也给个体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随着经济生产与信息传播的全球化及世界文化市场的初步形成，国际化大都市文化对人类及其个体的影响更是变得无处不在，要想脱离这个现实背景去谋求更高层次的生存与发展，是不可能有任何现实意义的。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全面发展的个人”是人类社会生产的终极目标，其内涵是“使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局部生产职能的痛苦的承担者”。[3] （P500） 这当然也是当代人在都市化进程中的最高发展理想。但另一方面，正如马克思特别指出的：“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4] （P21） 也就是说，人的全面发展又是不可能在低级的原始和谐状态或不发达的社会关系基础上达成的。把这两方面的要求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得出当代人“全面发展”的理论基础。具体而言，一方面，由于影响人“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由中小城市转移到国际化大都市，另一方面，由于当代国际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代表着人类文明的更高阶段与历史的新篇章，因而，如何减少人自身在城市化进程的异化，如何在国际化大都市的社会背景中实现人的全面和谐发展，就成为当代中国都市文化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最深刻的价值理念。在这个意义上，都市文化研究的目的就在于为当代人提供一种理性的方法、观念、理论与解释框架，以便整理他们在都市化进程中混乱的内在生命体验与杂乱的外在都市社会经验，帮助他们在“都市化”了的生命主体与迅速发展的都市现实世界之间建立起真实的关系与联系，实现他们生命的本质力量并在真实的世界中得到全面的发展。这是中国当代都市文化研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二、文学：从文化研究到都市文化研究

当下与都市文化相关的研究各有不尽人意之处。对于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来说，其问题主要是失之于“实”，忽略了都市的文化层面或文化的精神价值内涵，这是作为实证科学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必然表现。而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研究，其问题则在于失之于“虚”，它们掩盖了都市文化繁华表象背后的本质或深层结构，充其量只能生产出各种时尚化了的知识与趣味。由此可以得出两点认识：（一） 尽管两种话语都可以揭示出当代都市文化的某些侧面或局部，但又都是不全面的，因而不可能指望依靠两者之中的任何一者去建立一门具有相对严密的学科形态及较为纯粹的学理价值的都市文化理论；（二） 这也带来积极的启示，即，要想完成解释都市现实乃至批判都市存在的理论与思想任务，必须在努力吸收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和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等学术资源的同时，又能够通过理论创新在这两大话语谱系之间建构出一种对话、交流的知识生产机制，只有这样才能在知识结构与学科框架上为当代都市文化学科的诞生准备好充足的条件、奠定下坚实的基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一座桥梁，以打通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在分类框架与学术传统上固有的各种障碍。

从中国当代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实际状况特别是就中国当代都市文化研究的具体语境看，我们认为，只有文艺学、美学最适合做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桥梁，这可以从原理框架与经验研究两方面加以阐释与论证。

从原理框架的角度，其原因主要有二。首先，中国文艺学从一开始就不是只关涉原理与知识生产的纯学术，它的一个具有理论基础性质的命题即“文学是人学”。这个命题尽管初看起来没什么问题，但如果从逻辑上严格考究，则直接混淆了“文学”与“人学”在本体存在、知识谱系与学科形态上的重要差异，以是之故，在文艺学近百年的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中，与“文学”关系最密切的形式、审美、文学语言、文本结构等纯粹学术问题是相当边缘化的，相反却是作为“人学”在文学艺术领域中直接表现的阶级性、社会性、意识形态、生产与消费等外部研究一直是主流话语。对此中是非尽管难以一概而论，但这种学科形态与学术传统，给中国文艺学赋予了相当浓厚的社会科学属性与功能，则是无须做更多论述的。由此带来的一个直接影响是，在文艺学与经济学、社会学之间并没有过于森严的学科壁垒。在当代都市化的背景下，由于“文学”之“文”已发展为“都市文学”或“都市文化”，而“人学”之“人”也摇身一变为与农夫、小家碧玉等传统生命主体很不相同的“都市人”，因而从中推出“都市文化学是研究都市人的学问”，也是不存在学理障碍的。其次，从美学学科的原型结构看，在康德哲学体系中，审美（判断力）一直是知识（纯粹理性）与伦理（实践理性）之间的桥梁。康德在《判断力批判》的序言中，也把这个“判断力原理”称为“谜样的东西”。对此正如劳承万的阐释：“构成谜的是矛盾的双方。一方面，判断力是一个‘先验原理’，它能够‘运用于对世界本体的认识’，‘同时开示着对实践理性有利的展望’，这似是逻辑理性之类的东西；另一方面，它又能对主体产生‘愉快及不快情绪’，尽管不是直接的关系。康德补充说，‘从这些概念（即认识中的诸概念――引者）永不能引申出一个对于愉快及不愉快情绪的直接结论来’。……这就构成了审美判断的特殊性质。”[5] （P123） 引申一下，如果说纯粹理性是一切社会科学最必要的主体条件，实践理性是一切人文学科最深刻的价值基础，就不难推出，以判断力为学术对象与起点的美学研究――它一方面与认识论的概念、逻辑等有联系，另一方面又与伦理学的欲求、价值等相牵连――正是关注主体价值建构的人文学科与注重经验事实阐释的社会科学之间最具合法性的中介与桥梁。从学理上讲，以文艺学、美学为中介，正可以使文艺学固有的“社会―人生”意向与美学固有的“悟性―理性”意向，在当代都市化进程中开拓出新的知识境界与前沿学科形态。进一步说，以文艺学、美学为中介，在都市文化的学理架构中实现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学科交叉建设，在充分保留前者的人文价值与后者的科学精神的基础上实现两者的互动，既有助于社会科学摆脱其僵硬的实证本性而变得灵动，也可为人文学科飘邈的审美天性提供真实可靠的地基。在这个新的学术空间中，实现科学性、人文性、审美性的良性循环与互动，催生出一门以当代国际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为研究对象的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的人文社会科学来，其现实意义也是自不待言的。

从经验研究的角度看，中国文艺学、美学与都市文化研究的学科亲缘性，不仅不偶然，相反还是以相当深厚与为数众多的经验研究为根基的。从学科背景上讲，中国都市文化研究与西方有很大不同，西方都市文化研究主要隶属于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学科。在中国，尽管在学科分类上都市文化研究最应纳入的是社会学之下的文化社会学或其他学科下的艺术设计、城市建筑等，但由于中国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的特殊性，从一开始它就与中国文学、特别是其文学批评、文艺学、美学等结下不解之缘。一些西方的社会学家、城市规划学者，之所以对中国文学学者研究都市文化想不通，原因大概就在这里。

都市文化研究与中国文学的学科渊源，可追溯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中的文化研究思潮。在某种意义上讲，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运动，是中国文学从自身分化出文化研究的直接原因。中国文学研究的“文化学转向”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 它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文学创作，对寻根文学的阐释与评论直接导致了文学批评向文化批评的话语转型。由于文化批评更关注文学文本背后与外部的东西，如政治、经济、文化传统、人种与民族、深层心理结构、性本能等，因而极大地拓展了文学批评的理论思维空间。而对当时以时代背景、思想内容、艺术形式为三项指标的文学批评模式的反感，同时又不满于简单运用西方文艺观念与审美尺度解释中国文学现象，也是造成文艺批评方式发生变革的重要原因。（二） 在西方文化研究理论的观念与话语引导下，文艺学、美学研究者不再满足于做基本理论与纯粹学术研究，而是将有关理论成果直接运用于迅速发展变化着的现实世界，于是，非文本的影视网络、非文学的大众文化、非艺术的审美文化、非学理的文化消费与文化娱乐、非书斋的日常生活与超级市场，以及与经济学等密切相关的文化产业、旅游文化等，就或隐或显、或多或少地成为文艺学、美学的研究对象。在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思潮中，文艺学、美学既是其始作俑者，又是其学术重镇，既掀起了巨大的学术波澜，也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举其要者，如王岳川、王宁、徐贲等人的后现代文化研究，高小康、王德胜、肖鹰等人的大众文化研究，陶东风、姚文放、王纪仁等人的当代文化研究，吴中杰、陈炎、周宪、李西建等人的审美文化研究，王一川、尹鸿、戴锦华等人的影视文化研究，金元浦、花建等人的文化产业研究，也包括一些新的边缘学术方向的建设，如童庆炳、李春青等人的文化诗学研究，胡经之的文化美学研究，刘士林的中国诗性文化及江南美学与文化研究，王杰等人的审美人类学研究等。从文艺学、美学学科发展出来的文化研究，在扩展文艺学、美学研究的对象与空间的同时，也使自身的传统研究方式与评判尺度发生了重要变化。对此中是非尽管至今仍有争论，但在某种意义上，由于它直接呼应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是中国当代历史进程在中国学术研究范式与思潮上的具体反映，因而在生命力与影响力两方面都是不容忽视的。（三） 它还具体体现为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方向。作为中国文学研究的大本营，古典文学研究向以老成持重、传承有序乃至相对保守为特色。但受“文化学转向”影响，特别是由于引进了西方文化人类学、现代民俗学等新思维与新方法，在这个原本平静的领域中也引起了不小的波澜，以叶舒宪、肖兵等人为代表的中国当代文学人类学派，在“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的总名目下，对许多中国古代典籍作了全新的阐释与评估。尽管其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在打破古典文学相对封闭的学术框架、丰富人们的学术观念与研究的技术手段等方面，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其实，受“文化学转向”学术思潮的影响，文学的文化研究并不局限在上述二级学科，如当代文学界对都市文学题材的研究，现代文学界对海派、京派文学的研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界对上海与巴黎或其他国际化大都市文学（文化）的比较研究等，尽管道术各有不同，但都殊途同归于都市。对都市文化研究而言这些也都应予以充分关注与思考。

三、当前都市文化研究的特点与学术渊源

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也进入到全面发展的新时期。首先，中国现代化的核心更明确地定位在城市化与城市发展上。与此同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不仅像北京、上海、广州等近现代大都市日新月异，一些新的中心性城市也如雨后春笋般迅速生长出来。随着城市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城镇化与城市化开始淡出，各种区域性中心城市、国际化大都市乃至于建设世界级大都市群，开始成为中国现代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目标，这为都市研究的深入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社会基础。其次，都市生活方式与都市文化模式逐渐成为中国当代文化的中心。在都市的新天地中，生存的物质条件与精神环境的巨变，使人们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精神趣味等方面出现了许多重要的变化。都市化进程带来的新经验、新思想及新问题，也在寻找一种可以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理论与解释框架。与中国当下迅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相比，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与创新显然滞后了许多。而正是由于都市文化研究本身在学科上的空白，才为在文化研究中获得一定研究经验与方法工具的中国文学介入这个新的学科领域提供了契机，其在逻辑上仅是把研究对象从“文化”进一步确定为“都市文化”而已。

从文学学科背景出发研究都市文化，只是晚近十年才发生的学术转型，现在从任何角度做评价都为时过早，因而，这里仅就其发生过程中的特点与学术渊源略作说明。

当代都市文化研究有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地缘性。当代都市文化（文学）研究，最突出的特点是集中发生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如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原因是这些城市本身及所处地区的城市化水平高，且与国际大都市的交流与联系十分密切，生活在这些地区的文学研究者，出于对当代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城市化进程的亲身体验与学术敏感，率先开拓了以国际化大都市为学术背景的中国文学研究新方向，使城市文学与文化研究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空间与有机构成部分。

二是延续着文学的文化研究之学脉，在文学批评、文艺学、美学及古典文学研究中，不约而同地出现了都市文化研究话语。早在文学的文化研究中，中国文学的研究对象就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其主题即由传统的乡村让位于当代的城市，如文化研究涉及的大众文化、审美文化、影视文化、文化产业等，本就是当代都市空间最典型的文化形式，只是最初人们未能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而已。随着当代中国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冀三大都市群的初步形成，特别是上海等182座国内大中型城市（截至到2004年）相继提出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发展目标以后，作为文化研究更高形态的都市文化研究，必然要进入到中国文学的学术框架中。在文学批评方向上，如蒋述卓、李凤亮等从1996年开始，先后承担了“城市公民文化素质与现代审美意识培养”（广东省“九五”社科规划项目）、“城市公民文化素质与现代人格培养”（国家教委专项任务项目）等科研项目，出版和发表了《城市的想象与呈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文学：涌向都市的潮声》（《粤海风》1998年第1、2期）等著作与论文，认为城市文学应该成为都市人诗意栖居的精神方式，并提出通过建立城市诗学，从积极的角度肯定都市文学、都市艺术的生产对都市人审美意识、精神人格的塑造作用等。在文艺学、美学方向上，如高小康、刘士林等从1995年开始，将文化研究进一步定位在“文艺与当代城市生活方式研究”（国家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项目）上，高小康发表与出版了《论文艺活动的都市化》（《文学评论》1999年第6期）、《游戏与崇高──文艺的城市化与价值诉求的演变》（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文化市场与文学的发展》（《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年第3期）等著作与文章，开辟了从城市生活方式角度阐释文学与文化的新思路。刘士林出版与发表了《阐释与批判――当代文化消费中的异化与危机》（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文学批评的终结》（《文论报》2000年3月15日）、《90年代的娱乐文化研究》（《东方》2000年第2期，《新华文摘》2000年第8期转载）、《当代文化趣味的粗俗化》（《天涯》2000年第5期）、《关于城市音乐文化的阐释语境问题》（《音乐艺术》2003年第2期）、《当代江南都市文化的审美生态问题》（《光明日报》2005年10月11日）等专著与论文，从城市文明与农业文明的比较、文学批评被文化批评取代、文化消费与城市精神再生产、城市文化研究的中国语境、都市文化与审美生态等角度，推动了文化研究在对象上的具体化与在学理上的深入。在古典文学研究中，孙逊、潘建国等从中国古代小说与城市文化、近代小说与晚清上海书局等独特角度入手，发表了《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双城”意象及其文化蕴涵》（《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东京故事”》（《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清末上海地区的书局与晚清小说》（《文学遗产》2004年第2期）等论文，在城市生活背景与文化语境中阐释中国古典小说，为中国古典小说与文学的研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学术空间。

三是以文学为学科背景的都市文化研究具有明显的前沿学科与交叉学科性质。就前沿性而言，如有学者指出：“都市文化研究具有前沿性，是因为它所面对的各种都市文化经验与问题几乎都是前所未有的，许多新问题都是传统人文社会科学没有遇到的；有些问题尽管在表面上看与过去的一些历史现象相似，但由于时代背景和社会基础结构的巨大变革，这些问题在性质、程度和范围等方面早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异，这也是在学科建设上之所以要提出‘都市文化学’的根本原因之所在。”[6] 将都市文化研究界定为“一门世界性的前沿学科”，是对中国都市文化研究在学科归属上的首次界定，对于其学科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就交叉性而言，以文学研究为学术背景，广泛借鉴与吸收相关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是中国当代都市文化研究的基本特征。如发表于《学术月刊》2005年第8期的《江南都市文化历史源流及现代阐释论纲》，一方面，它不同于对江南文化传统的文史研究范式，突出了阐释历史经验中的现代性价值，目的是“从城市化进程这个在当代具有全球意义的时代背景出发，通过发掘与探索中国都市文化传统及其精神遗产的现代性价值，从而为21世纪的中国新文化建设提供一种本土性的理性思想资源”。另一方面，不同于当下一般的大众文化、审美文化那种宏大研究范式，而是在具体的研究对象上选择了江南都市文化――这个“以中国民族为生产主体、在本土历史文化背景中创造出来的都市文化模式”，主旨在于“还原与建构出一种真正属于中国民族的都市文化的特殊形态与深层结构原理”。[7] 这不仅表现出都市文化研究鲜明的学科交叉性质，同时也在努力探索中国都市文化走向学科独立的经验基础与理论方法。

总之，与西方的城市（都市）研究主要隶属于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不同，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的学术渊源正在当代中国文学学科的理论建设与学术发展之中。在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以改革开放为主题的现代化运动中，中国文学研究的“文化学转向”及其成果构成了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的原始发生形态；而晚近十年开始的以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为社会发展目标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则为中国文学研究从文化研究转向都市文化研究提供了物质条件与学理契机。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再到都市文化研究的学术转型，其现实原因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8] （P505）

[参考文献]

[1][德]斯宾格勒著，陈晓林译. 西方的没落[M].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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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5]劳承万. 审美的文化选择[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

[6]孙逊. 都市文化研究：一门世界性的前沿学科[N]. 光明日报，2005-9-13.

都市文化篇3

【关键词】迷恋；逃逸；都市文化理性；《公墓》集

诚如本雅明指出的那样，都市社会，都市人生，本身就具有“矛盾结构”。处于高度物态化经济化商业化技术化的都市社会，都会男女更是在基于“人―物”维度而兴起的都市文化理性的支配下，沦为了都市时空中的“不安定的灵魂”，他们一面沉醉于都市物质享受中，一面又试图逃离都会尘嚣。在穆时英的笔下，都市男女在面对都会生活时总不免会生出一种两难情结：迷恋与逃逸。

“我是在奢侈里生活着的，脱离了爵士乐，狐步舞，混合酒，秋季的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车，埃及烟……我便成了没有灵魂的人。那么深深地浸在奢侈里，抓紧着生活，就在这奢侈里，在生活里我是疲倦了。” [1]P304这是《黑牡丹》里，黑衣舞娘一段极具普遍意义的都市男女生存告白。恰如《子夜》开篇所呈现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的确已是一座浸淫了“LIGHT，HEAT，POWER！” [2]的国际大都会。工业的高速发展、经济的井喷繁荣、物质的极大丰富，使这座城市成为一个与传统中国其他地区截然不同的充满了现代魅力的花花世界。它仿佛一个散发着无限能量的“黑洞”，不仅给世界以吸引，更让生在其间的饮食男女愈益沉迷。爵士乐，狐步舞，混合酒，秋季的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车，埃及烟……汇成浩荡的物欲洪流，将黑衣舞娘之流的“都市之子”卷入其中。

然而，就如同黑衣舞娘那样，“都市之子”们一面沉醉于物的与肉的刺激之中，却又同时被那些孤独与喧哗，忧郁与疯狂，空虚与苍白，紧紧包裹，倍感疲倦，一心想逃。黑衣舞娘逃了，尽管她同时将都市的享乐视为自己的灵魂。她逃入了隐士圣五的“桃花源里”，抖落纤尘，返璞归真，成为了圣五的“仲夏夜之梦”，更成为“幸福的人”。余慧娴逃了，尽管她曾对城里的“CRAVEN‘A’”一往情深，以致将自己都风化为了“一个短期旅行的佳地” [3]P241，受尽男人的欺骗与伤害，受够了城市的鄙薄与侮辱，最后好不容易遇到了真爱袁野，她却不辞而别了，而且她明知道“大概只有你一个人还会记着我吧” [4]P256，却还是离开了这个城市。玲姑娘也“逃”了，以更为坚决的“死”的方式，与上海这座安放着她母亲的魂灵的城市，阴阳永诀。《公墓》集里，出现了太多“逃逸”或“缺席”的女性，她们总是一边不住地带给男性以诱惑，一边却随时逃离。这是为何？德・劳蕾提丝曾指出，“城市是一个讲述男望的文本，它上演着女性的缺席，并把女人创造为文本，作为纯粹的再现”。[5]卡尔维诺在其著作《看不见的城市》一书中，对于卓贝地城的描述，也说明了这一策略的意义：几乎各国的人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梦想。他们看见一个女人在夜晚不停地奔跑着，正穿越一个陌生的城市，人们见到了她的后背，她的长发……他们渴望追到她，却没有一个人得逞。梦醒之后，他们拼命寻找着那座城市，却无功而返，于是决定建造一座如梦中那样的城市，用以重新捕捉那个从男性梦中逃跑的女人。很多时候，文学书写即借鉴了卓贝地城形成的传说，以女性来作为城市的象征。城市就如同一个不可知的女人，她诱使男性不断地前来冒险、体验，然而，当男人们一旦身陷城中，她便销声匿迹，只留给男人们无尽的“乡愁”。在某种意义上，《公墓》集里那些逃逸的女性，一者她们作为主体，演绎了都市人生存的两难境地，此外，她们也作为喻体，形象化了喧嚣都市带给人们的诱惑与幻灭，沉醉与乡愁。

当然，促使黑衣舞娘最终决定逃离都市的本质性因素，还是她所深味到的那种“叫生活给压扁”后所致的“疲倦”。那么，这种疲倦究竟因何而来？她又怎会被生活压扁呢？中国向来“有城无市”，古代的中国都城，多是由于军事和政治的需要而兴建的，如明清北京、六朝金陵、李唐长安，这些都城多靠行政力量和道德规约组织生活。可与传统的乡土中国都城截然不同，“摩登上海”更多的则是源于商业聚众而成市的，它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商业之城。既是商业都市，它就会更加侧重依据商业规律获取制约和规划（这些制约和规划正是都市文化理性的题中之义），以推动城市生活的运行，而商业规律的要义则集中聚焦于资本、商品以及货币在社会中的流动，只有流动才会使整个市场活跃和运转。也正是这样的商品逻辑和现代都市理性，使得上海成为一汪旋流，永远处于高速地激越之中。因而，黑衣舞娘和顾先生才会总是觉得“卷在生活的激流里” [6]P304，感到疲惫不堪。同时，商业都市对资源高度流通性的追求，也会使得社会关系呈现出去感情性与倏忽性，从而使人生出无家的漂泊感与生命的虚无感，这正是《夜》中的水手总是感觉哪里都是自己的家哪里又都不是自己的家的深层原因所在；这也是《公墓》集里的都会男女频频出现诸如“高速恋爱”、游戏人生、感怀伤时、喜怒无常之类反常举动的根本原因所在。

倘若进一步分析《黑牡丹》中造成黑衣舞娘和顾先生生存疲倦的深层原因会发现，其间又存在着细微差异。商业都市中，资源的高速流通，社会的飞速运转，带给黑衣舞娘疲倦感。而造成顾先生心力交瘁的社会原因则在于现代都市理性基于效用、利益最大化目标所制定遵循的冷酷律令与既定程式，使得都市人的生存方式日趋模式化，他们的生活显得单调乏味，毫无诗意和灵性。顾先生几乎每一个工作日，都沉埋于由“红蓝铅笔，打字机，通知书，速记”罗织的无形之网里，“热得一身汗” [7]P305，科层化的社会构成消耗着他的青春和心力，让他渐渐失去了创造力和自我实现的乐趣；缪宗旦“蜷缩”在市政府里，一干就是五年，五年里，他“每天用正楷写小字，坐沙发，喝清茶，看本埠增刊，从不迟到，从不早走，把一肚皮的野心，梦想，和罗曼史全扔了。” [8]P216按部就班的工作与生活，使他就如同《肖申克的救赎》中的老布，“被体制化”了。的确如此，顾先生、缪宗旦他们之于现代都会，就好比老布之于肖申克监狱，“监狱是个奇怪的地方，起先你恨它，然后习惯他，更久后，你不能没有它。”因此，坐了五十年牢的老布，当得知自己就将被假释出狱时，非但不为此而开心，反而感到异常的沮丧，甚至试图将前来报信的狱友刺死，以此再度触犯法律，争取继续留在监狱里。老布的愿望终于未能实现，他出狱了。事如所料，被监狱“体制化”的老布，再也无法融入铁窗之外的世界，最后，他上吊自杀了。被“体制化”的都市人，一如顾先生、缪宗旦之流，他们既不愿终日混迹于都市的成规旧习之中，又同时被这些固有程式酿制的“磁场”，紧紧吸附，深深异化。这些“磁场”里的话语方式、游戏规则、环境氛围，对于他们，都可谓轻车熟路，尽管他们内心并不为此充满热情，但场中的一切却实实在在地成为了他们的习惯和生活。由此，都市沦为监狱，缪宗旦们成为老布，一旦目前为他们所鄙夷的既定生活被打破，他们便会随之感到无所适从，譬如缪宗旦，当被市长撤职之后，他顿时感到“地球的末日到啦！” [9]P216，遂辗转夜场，以彻夜的狂欢自我麻醉，求得暂时的放空。

耐人寻味的是，无论是顾先生之类的失意者，还是蓉子之类的“有闲阶级”，他们都选择了以一种狂欢化的方式来填补自己的业余生活，其意何在？现代都市，尤其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那样“摩登”的都市，必定会被纳入现代都市文化理性的治理秩序之中。然而，如果一座城市长时期被高度的理性，尤其是被滋长于消费商业型城市的工具理性所包裹，那么，在这样的社会体系中，道德难免盲视，一些人类向往的终极价值、伟大伦理也自会被搁浅。约翰生即是被这种都市文化理性碾压过的都会边缘人，“我要哭的时候人家叫我笑” [10]P228 ――由于难产，他的妻儿双双死在医院，而他却不能离开夜总会去看望，因为此时的夜总会需要他的表演以招徕顾客赢得效益，经理站在工具理性的立场，当然不会准允约翰生离开。在约翰生苦涩的微笑中，工具理性立时显出它的冷酷和铁血来。都市工具理性遮没了人的情感，使得人不能成为自己“意志的王”，有时甚至连成为自己身体的占有者都觉力不从心。而尤为令人不安的是，都市工具理性正在以其逻辑惯例中的规模化、自动化导向，消磨着人的创造性，窒息着人的感知力，压抑着人的感性灵魂。正如福柯指出的那样，在这样的处境中的个体，就会渴望疯癫，就会追求尼采所描述的那种“酒神状态”，即“以放纵的癫狂发泄人生困境的惨痛” [11]。都市工具理性布置了太多的人生困境，“有闲阶级”的“存在与虚无”、失意者们的欲去还留，这些都时刻促使着他们陶然于声色犬马之中，以酒神狄俄尼索斯的癫狂醉态，以唤醒自己的自在灵魂。

肉身，深深沉醉于都市物质所带来的享受中；心灵，却又同时承受着物欲横流间，“人―物”关系中，人与都市，人与物态化生存，人的官能餍足与人性缺失里的种种悖谬。现代都市理性为都会人布下了种种困境。但它同时又为都会人提供了生存指南，使他们在面对陌生的都会社区、繁杂多元的都市文化、善恶是非混杂的都市人生时，永远不会流于简单的道德批判与意气的行为弃绝之中，而是始终以一种暧昧的心态在都市社会的“矛盾结构”里，艰难行进。穆时英的都会小说中，当都会人物在面对人生困境时，他们从来都只会“太息了一下，慢慢儿走着――走着，走着” [12]P237，而鲜有胡均益式的过激举动。由此可见，穆时英对都市生存两难困境的揭示及其对都会男女在面对这些困境时的心态的描摹，的确深入到了都市的“矛盾结构”中，也更为切中现代中国的都市文化内蕴。相较而言，穆时英的都市文化理性坐标避免了沈从文式的道德批判对丰富多义的都市人生内涵的遮蔽，也能动地消弭了废名式的都市弃绝姿态对作家进入与书写都市的阻碍，从而赢得了一个客观包容的文学视角，更大程度地在文学叙说中还原、维护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都市文化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参考文献】

[1][3][4][6][7]穆时英.黑牡丹[A].穆时英著.穆时英全集[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

[2]茅盾.子夜[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1.

[5]张英进.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空间、时间与性别构形[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194.

都市文化篇4

微文学是适合都市快节奏生活的文学体裁，这与大沥镇提出的都市文化相当吻合。作为大沥镇都市生活文化节的时尚活动，本次大赛将引领“微阅读”、“微写作”潮流，通过微博这个新媒体，亦进一步勾勒城市风貌，书写城市大沥新印象。

微文学成“十分钟文化圈”新亮点

大沥镇素有“广佛黄金走廊”之美誉，是“中国内衣名镇”、“中国有色金属名镇”、“中国铝材第一镇”。大沥镇围绕“城市大沥幸福家园”的目标，推动“都市文化”、“伯奇文化”、“龙狮文化”等品牌发展。

大沥将同桂城、里水一起打造为“潮涌灯湖”广佛都市文化高地。把内衣产业打造成集工艺参观、创意DIY等为一体的创意文化产业，并设立摄影荣誉伯奇奖，加速广东书法园的建设等。位于广佛商贸城中心区的九龙涌文化长廊，将大沥的历史文化名人、姓氏文化、水乡文化等特色文化以河涌栏杆板、浮雕展现。商贸设施与文化设施融合在—起，体现了现代都市先进的发展理念。

大沥镇一直致力推动镇、居、组三级文化设施网络，形成了较完善的文化配套设施。全镇44个居委会现有文体楼（文体室）191间，文化广场近100个。其中18个入选南海区五十佳，在南海区率先形成十分钟文化圈。最近“广东诗歌之乡”及“佛山文学奖”双双落户大沥，微文学也将成为大沥镇都市文化新的亮点。

“缘聚他乡·情融大沥”，外来工文化融入见效

情暖外来工的关爱文化、创新社会管理的社区文化、促进城市转型的产业文化构成了大沥都市文化建设的三重交响曲。微博、微文学作为外来工表达诉求的载体，可以带动外来工在文化上尽快融入大沥镇这片热土。

2008年开始，大沥镇政府启动以“缘聚他乡·情融大沥”为主题的外来工系列关爱活动，即有中式烹调师技能竞赛、唱响他乡pk大赛，也有免费电影巡播、外来工法制知识竞赛，还评选并表彰奖励了十佳优秀外来务工者。

面对外来工带来的多元文化的激荡，大沥镇借鉴了新加坡的经验。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国家，其社区建设是由政府倡导推动、基层组织主导、义工为基础、民众广泛参与的城市公共管理模式。大沥社区建设也提倡一种“社区精神”、“社区文化”，让来自不同地方的人都和谐共处，通过社区来探索社会管理的创新之路。微文学实现“文化共享”，留下珍贵的集体记忆

大沥镇2008年启动“文化共享”工程以来，在南海区首创“文化共建共享”模式，推进基层设施、阵地、队伍共建，活动共享。形成了广大群众积极参与文化、享受文化的新气象。

“大沥镇文化义工队”于2008年组建，成为南海区首支镇级文化义工队伍。2010年，成立了“大沥镇文化义工艺术团”，首创聘任“社会文化指导员”制度。此外，大沥镇外来工艺术团、教师艺术团、青年合唱团等众多艺术团体，成为了大沥镇艺术人才的集聚地。佛山市首个镇级群众文化展演平台——“大众广场缤纷SHOW”自2007年3月启动以来，坚持定期、定点、免费提供给业余文艺爱好者展示自我。

“微文学·大生活”广东微博征文大赛为大沥镇提供了文化共享的新平台，鼓励市民挖掘生活中令人感动的点点滴滴，并将触动心灵的事情写成“微文学”共同分享，这将给大沥镇留下一份珍贵的集体记忆。

微博达人：微文学便于草根阶层发声

“微文学·大生活”广东微博征文大赛启动仪式邀请了四位著名的微博达人来担任传播大使，分别为“灯湖泛舟”、“佛山大叔”、“轩辕鸿鸣”、“陈荣彪”，这几位达人都是草根阶层成长起来的，微博的兴起让他们如鱼得水，在时代的众声喧哗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微文学为草根阶层表达诉求提供了便利。

“灯湖泛舟”7月6日在微博上发了一张千灯湖旧照，引起了大量转发与评论。“灯湖泛舟”与网友于7月19日晚“灯湖斗诗”。甚至有人将其与东晋兰亭雅集相提并论，一时传为美谈。别人微博约架，“灯湖泛舟”相约斗诗，品位确实高出一筹。“灯湖泛舟”认为南海的微博文化气氛非常好，这是一种正力量。微文学就要发挥这种正力量。

“佛山大叔”在新浪微博中的简介中说自己：单打独斗俺是草根，全能擂台我也明星。他参加了2010北京电视台、新浪网的网络互动春晚，以其创新的三语（粤、客家、闽南）串烧老歌，被新浪微博认证为播出节目中唯一的“网络春晚红人”。他开通“新浪微博”后，人气甚至—度超过—些当红的艺人。

“轩辕鸿鸣”、陈荣彪也一直是微博的关注者、参与者，他们认为微博的出现给草根阶层带来极大的便利，很容易通过微博把自己的声音传递出去。微博天然是适合草根阶层的媒体，微文学也是为草根阶层所喜闻乐见的体裁，“微文学·大生活”广东微博征文大赛理应吸引更多普通的打工青年参与其中，以微文学来表达自己的心声。

青工作协力推微文学，拓展打工文学版图

广东省青年产业工人作家协会参与主办微文学征文比赛，是为了活跃创作氛围，鼓励青年尝试微文学的创作，让微文学这一全新的文学样式在打工文学园地中开花结果，丰富青年产业工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也为打工文学开拓新的版图，增添新的光彩。

在基层一线有很多文学爱好者，平时他们工作繁忙，不能花太多时间搞创作，也缺少一个平台发表，只有会刊还是满足不了更多作者发表作品的愿望。微文学的出现提供了新的机会，同时解决了创作和发表的困难，更便于相互交流，如果充分运用这一文学体裁，将会重塑我们的生活，紧张的生活不再那么枯燥、单调。

就像精辟的格言，微文学要求在简短的内容中容纳丰富的内涵、信息，这需要高度的概括、提炼和构思的能力。触动心灵的话语往往是精炼的，并不需要长篇大论。微文学的创作要考验作者的想象力、创造力以及生活阅历的积累。

都市文化篇5

都市报不仅成为区域文化的重要载体，而且在长期的共同发展中，已然成为区域文化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区域文化的繁荣和区域经济的建设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方面，都市报的广泛传播和积极引导将带动区域文化的全面繁荣。都市类报纸的发行虽受一定的地域限制，但是通过报纸、网络、手机、二维码等立体式多媒体传播途径，紧密结合自身优势，通过准确定位和精心策划，深入挖掘本土区域文化资源，以自己独特的方式阐释意蕴深厚的区域文化，对当地的自然资源、人文历史、语言文学、风俗人情、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进行广泛传播和积极引导，对区域文化的精髓和糟粕进行理性的选择和扬弃，在潜移默化中让尘封的历史更加鲜活，让古老的文化焕发青春，让优秀的文化精神发扬光大，从而对区域文化的发展和繁荣起到催化剂的作用。《楚天都市报》自2012年1月29日推出的《“汉骂”与“汉敬”》系列报道可以为该观点提供有力佐证，成为充分结合和利用区域文化中的语言文化资源，积极引导舆论的优秀范本。经过《楚天都市报》精心策划的这组报道不仅引发了一场从网络到现实的关于城市文明的大讨论，而且在专家、报纸、网络、公众的合力作用下，让社会再一次理性审视武汉话，领略文明汉腔中豪爽、耿直、仗义的文化韵味，摒弃武汉方言中下流、粗俗、鄙陋的汉骂粗口，引导市民自觉运用文明汉腔展示武汉方言的文化底蕴。

如果类似的报道能延续下去，相信《楚天都市报》终将在城市文明、区域文化建设中成为当之无愧的守望者、领航员。除此之外，各地都市报对当地人物事迹的报道、人文历史的钩沉、建筑绘画艺术的追寻和展示等均可以有效地引导人们对区域文化中蕴含的积极的人生态度、价值观念、行为模式遵循、实践和领悟，进而推动区域文化的全面繁荣。另一方面，区域文化所具有的资本属性经由都市报的传播可创造性地转化为经济资本，为区域经济的建设提供正能量，推动区域文化和经济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借鉴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尓迪厄提出的“文化资本”的概念，我认为，在21世纪的当今社会，区域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资本的属性和资本的意义，即区域文化资本。如各区域自身的历史文化遗产、流芳千古的人物及其精神价值以及区域文化中的一系列文化象征与文化符号等，都可以通过传播，吸引外地甚至国外的个人和组织来共享。经过创造性的运作，如整合旅游资源，打造旅游品牌，展示区域文化中的优势地理环境和资源，弘扬区域文明来吸引投资和消费，将区域文化资本转化为区域经济建设中的经济资本，发挥强大的经济效应，为地方区域的经济建设和发展注入无限生机和活力。而在文化资本有效转化为经济资本的过程中，都市报这一独特而重要的载体提供了良好的传播空间和舆论环境。

《南方都市报》2002年开创的大型历史题材专栏“广州系列”的宗旨是体现和弘扬以广州、深圳为中心，辐射佛山、东莞、顺德等地区的岭南区域文化特色。该系列在感性陈述和理性解读中全面回顾广州历史、全方位呈现广州的去影来踪，对岭南的区域文化特色进行了独具个性的解读，为广州的文化以至岭南的区域文化建设积极建言献策，以此带动广州乃至岭南文化的繁荣和可持续发展。《楚天都市报》、《武汉晚报》、《武汉晨报》等武汉地区的都市报，深受荆楚文化的浸染熏陶，他们通过相对固定的版面和栏目，如《楚天都市报》的《楚天人物》、《汉味茶馆》、《史海钩沉》、《城事周刊》、《悠游周刊》，《武汉晨报》的《城地理》等，较充分地反映了湖北地区的人物事迹、历史文化名人、城市旧事、方言俚语、自然地理资源。以此为榜样，各个区域的都市报群立足于本区域，均可充分发掘本区域的自然地理、历史人文、饮食文化、服饰文化、语言文化等资源，让各区域文化发扬光大，世代传承，进一步为区域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如以上海、南京、杭州等城市为中心形成的以《新民晚报》、《扬子晚报》、《金陵晚报》、《都市快报》、《钱江晚报》为代表的都市报群，可以将吴越文化的灵山秀水、神话传说、饮食文化、建筑风格、文学艺术等进行选择性的、有重点的传播，促进吴越文化的全面繁荣和创新性发展，从而带动沪宁浙地区经济的发展。这些区域文化经由都市类报纸传播、推广之后所产生的影响力和正能量便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资本的意义。可以说都市报已经成为区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城市和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繁荣紧密地融合在一起。

二、区域文化是都市报繁荣生长的历史文化养料

中华民族是拥有几千年悠久历史的伟大民族，泱泱华夏地域辽阔，孕育滋养了丰富多彩的区域文化。区域文化的差异性最终决定着区域文化的个性，正是这种历史文化个性吸引着东西南北各区域都市报群的传播者。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历史文化个性背后的文化养料被都市报充分发掘和利用之后，为当今都市报的繁荣注入了永恒的生命力。都市报以广大市民为目标受众，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传递市民需要的各种信息，但是都市报的通俗并不意味着都市报没有深度和内涵。不同地域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投射出各自区域文化的神韵和魅力，诉说着各自的传奇和浪漫。这对于文化的重要载体报纸来说无疑具有难以抗拒的诱惑力。因此，都市报可以在进行具体的新闻事件、新闻人物的报道中，穿插区域文化资源的点点滴滴，让区域文化中的养料渗透并融汇到都市报的新闻报道或该报的专刊、副刊中。如《南方都市报》的大型专栏“广州系列”由《广州地理》开篇，历经《广州制造》、《发现广州》，下面又分设各具特色的子栏目如《广州人文》、《广州脸谱》、《广州史记》、《广州旧闻》等，其题材主要来源于广州的城市文化、珠江三角洲的岭南区域文化。《大河报》2002年12月开始推出的“厚重河南”系列报道，以讲述河南历史文化为主题，贯穿扎根于中原大地上的传奇人物、古迹遗址、特色建筑、绘画艺术、民间工艺、民间传说与习俗等内容，以新闻的视角，新闻和文学相结合的手法，以现实中的人物、事件、器物、场景为切入点，走进历史深处，还原历史现场。这些系列报道熔现实和历史于一炉、融新闻性和文学性于一体、集感性描写和理性思考于一身，散发着浓郁的历史文化气息，赋予《大河报》独特的人文历史内涵和韵味。《楚天都市报》的《汉味茶馆》、《城事》、《史海钩沉》等著名栏目，以及在2012年2月改版后推出的深度报道板块“楚天系列”(包括《楚天调查》、《楚天关注》、《楚天扫描》、《楚天人物》、《楚天视点》等子栏目)无不借重武汉地区乃至荆楚大地丰富而淳厚的语言、历史、地理、人物、艺术、事件等区域文化资源，从而展现出深厚的意蕴和独特的魅力。

除此之外，以北京、天津、石家庄等大城市为中心的《北京晚报》、《新京报》、《今晚报》和《燕赵都市报》等报纸尽显燕赵文化的慷慨悲壮之风，诉说历史名将轶事、挖掘历史文化古迹;东北地区的《辽沈晚报》、《沈阳晚报》等都市报群展露了松辽文化粗犷剽悍、慷慨豪放的民风以及异彩纷呈、丰厚多元的民俗风情;而以成都、重庆等城市为中心的《华西都市报》、《成都商报》、《重庆时报》、《重庆晨报》等都市报群则渲染了巴山蜀水的神秘奇幻、成都平原的丰裕富饶、巴蜀人民的淳朴厚道;以济南、青岛等城市为中心的《齐鲁晚报》、《济南时报》、《半岛都市报》则尽展齐鲁文化博大精深、温柔敦厚之特点。久而久之，各区域都市报群被注入了灵性，具有了其他区域都市报群无可替代的优势和魅力。

这些散发着浓郁文化气息的人文景观、历史遗迹、历史人物、文学艺术等内容出现在报端，自然地展现在读者眼前，就像焕发着异彩的珍珠，散落和点缀于报纸的各个版面和栏目中，与报纸融合渗透，不仅给当地读者以亲切感和自豪感，而且增强了都市报的历史文化内涵，增添了活力和艺术美感，使都市报散发出高雅的文化气质，改变了以往读者对都市报形成的通俗、浅薄、浮泛的偏见。

三、区域文化是都市报打造品牌、提升品质的优势资源

在中国当前的报业市场，都市报同质化现象有愈演愈烈之势，很多地区的都市报为摆脱同质化的困境，都纷纷打出走主流化之路的旗帜，如《华西都市报》、《南方都市报》、《楚天都市报》等，始终站在都市报业改革浪潮的前头。但是，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中国都市报业市场，最终能够在都市报业之林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在于打造独具市场竞争力的品牌，通过品牌所创造和倡导的个性文化来影响公众的生活习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这就意味着报纸必须在正确的办报理念和方针的指导下，争夺独特的新闻资源和区域文化资源，而不是仅仅通过版式、风格、版面设计等表面化的东西吸引受众。都市报要争取的正是以所在城市为中心的地方区域的新闻资源和区域文化资源。对于一座城市或一个地区来说，本地的新闻资源是相对有限的，但是以区域文化为主体的特色资源是丰厚而独特的，并且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与国际新闻、国内新闻、本地新闻相比，它具有不可替代性。自然风光、历史人物、人情世故、风物特产、人文古迹等，是一个地区的资源，它不仅在读者身边，而且与读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中华大地上各区域的都市报应该充分利用所在城市和地区的自然地理、历史文化资源，为自己的新闻报道、专刊、副刊增光添彩，打造特色版面，提升都市报纸的文化品质。同时，也可把新闻和区域文化紧密结合起来，以亲历或追述的方式对区域文化进行全新的阐释，赋予历史悠久的文化资源与时俱进的现代性特征，形成特色栏目，为报纸塑造品牌。如《大河报》的《厚重河南》、《南方都市报》的“广州系列”、楚天都市报的《城事》等都是利用当地的历史文化资源打造出的品牌栏目。《大河报》的《厚重河南》近期推出的系列报道“一位乡村画家和他的生态群落”系列、“黄河南岸悬崖上的西沃石窟”系列以及“从‘复古’走向‘复兴’钧官窑复仿纪事”系列是以记者亲历现场、追溯历史余韵的新闻样本。《楚天都市报》2012年11月20日推出的《楚天关注》中“湖北最美乡村”系列报道———“美丽湖北•最美乡村”寻访之旅则是将自然地理资源和新闻追踪相结合的生动呈现。目前该系列报道已经寻访了湖北的美丽乡村如湖北钟祥客店镇的水没坪村，襄阳市南漳县巡检镇的漫云村，鄂西北谷城县五山镇堰河村，湖北广水市桃园村等等。这些报道给读者展示了荆楚大地的乡村之美，营造了一个个让人向往的古朴淳厚的诗意田园，让长期被高度紧张、疲惫、浮躁的城市生活所困扰的人们进行了一次纯净的心灵洗礼。

都市文化篇6

「内容提要法律文化的研究可以有多种范式。就中国当前的现状来说，人们往往侧重从历史或比较的角度，对法律文化的特征和意义进行分析研究，因此更多采取的是历史学、文化哲学和比较文化学的方法。而本文则试图采取社会学的方法与视角，以现代都市法律文化为分析焦点，考察法律文化与现代都市的复杂关系。本文试图说明的基本观点是：都市法律文化并非一个外在不变的客观社会事实，而是一个内在互动的意义生成过程。本文目的在于以经验社会学的方法进一步拓展法律文化的研究空间，同时也在于引发人们对中国当代都市法律文化生成方式和样态的关注。 「关 键 词现代都市法律文化，现代都市，社会学 一、作为都市法律文化生成基本前提的生态环境 研究都市的法律文化，首先要抓住“都市”这一基本要素。都市给人的最表象的特征就是它不同于乡村的生态环境，都市法律文化就是在这样一种生态环境下生成和演化的。所谓都市生态环境是借用自然科学的生态学概念，即对植物、动物机体适应环境的研究。在自然界，有机体通常系统地分布在一定的空间位置，从而实现物种之间的某种依赖和平衡状态。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首先将生态概念运用于对城市的社会学分析，主要探讨城市空间分布与城市社会的关系，提出城市布局的 “同心圆理论”.我们这里借用生态环境的概念，对都市人口、地理、街区、交通、资源、居住等“自然因素”与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关系进行分析，说明都市法律文化生成的基本前提，展现都市法律文化区别于现代乡村等其它法律文化的都市特色。当然这种分析需要大量的微观实证的考察，在这里，我只能大致勾勒出一些基本的轮廓和进一步研究的进路。 1.都市人口与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 都市与乡村一个最明显的自然特征就是人多且成份复杂。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和演化与都市人口有复杂关系，但是我们认为有两个方面是基本的，即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 （1）都市人口规模对都市法律文化的影响 单位空间人口规模扩大，导致对人口的管理更依赖普遍性的规则，并且趋向理性化，如果只依靠个别调整或非理性方法，不仅成本巨大，而结果必然是混乱；众多的人口在争夺都市资源过程中，像自然生态环境中发生的情形一样，必然产生分化，各自占据不同的行业，处于不同的职业位置，导致有秩序的“生态分布”，并形成“共生”和“依赖”的“生物链”；由于“见多不怪”，所以人与人之间相互关注的可能性减少，出现都市人的“冷漠”现象，不关心别人的“家长里短”，都市成为“陌生人社会”，个人的自由度增强。可见在都市里，人们更容易具有理性的观念、遵守普遍规则的观念、秩序观念、个人权利的观念等等，而这些正是现代法律文化的基本元素。 由于人口众多，从总体上原子化程度提高，但是在微观层面，更容易形成“亚群体”的关系，也就是与乡村比较，人们在都市众多的人口中更容易找到与自己兴趣、爱好或利益相同的人群，从而结成小的生活圈。所以都市会有更多的社会组织，如行会、协会、同乡会、职业团体等等，在这些组织里有它自身的规则和文化，更能实现“自我统治”。这正是市民社会产生的土壤，而市民社会是现代法律和法治观念的社会基础。 人口众多对法律文化的影响不一定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这一点，在中国，像上海这样的大都市特别重要。上海有近1800万人口，每天还有300万左右流动人口，这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而上海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满足如此庞大的人口的基础设施并不完善和充分。所以我们常常看到的市民不遵守交通规则，环境卫生意识较差、个别地区秩序比较混乱等等。我们认为 ，这些现象除了市民法律素质问题之外，可能更多是人口与城市的承受能力问题，是一个“客观问题”而不是“主观问题”。世界一些发达国家城市也有这种现象，如大量的贫民区的法律文化较差，一个人到了贫民区也就“不守规矩”起来，到了高尚区就变得 “循规蹈矩”。这同样不只是人的素质问题，而是物质基础问题。“仓廪实，而知礼节”应该是我们考察都市法律文化生成应采取的唯物主义观点。 都市人口结构对都市法律文化的影响 人口与都市文化生成的关系，最重要的还是都市人口的复杂结构，主要有年龄、性别、种族或国别等。我们以上海为例说明： 首先，来看年龄与都市法律文化的关系。上海人口的年龄结构我们认为有以下几个特点，原上海市民老年化加剧，新上海移民呈年轻化样态。而在新移民中，除了一部分文化程度较高的人口外，还有大量的外来务工的农民，他们的文化水平相对较低。正是这种复杂的年龄结构和人口素质，导致不同人口对法律文化生成和传播的作用不同。例如年轻人口更容易接受现代法律文化，而老年人口可能更具有传统法律文化，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原上海的老年人口中可能有很大一部分，由于更早地接受上海这一现代化都市的文化影响，不一定比新从乡村来的年轻人口对法律文化接受差。 其次，让我们来看人口中的国别和地区性与上海法律文化生成的关系。种族问题在美国等国是重要的分析纬度，在我们国家，起码在上海不是突出问题。但是上海作为中国最具有国际化特征的大都市，人口中的国别和地区性，对上海法律文化的生成和演化具有重大影响。上海有大量的外资企业人员、外国留学生、旅游观光人员等等，还包括台湾地区、港澳地区的人口；同时上海还有巨大的来自安徽、山东、江西、湖南等内地进入的人口。这些人口在上海人口中的比例变化，必然会影响到上海法律文化。一般而言，发达国家或地区的人口会带来现代的法律文化，从内地落后地区来的人口带来更多传统法律文化，从而对上海法律文化产生冲击和影响。 以上我们对人口规模结构与法律文化生成关系的分析还很简单，但是我们的目的是要说明，在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传播和接受中，人口规模和结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2.都市空间与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 都市空间因素既是都市法律文化的表征，又反过来影响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和样态。我们这里讲的都市空间主要指都市的地理位置、街区的分布、居住的场所和交通的布局。都市生态学认为都市空间分配是一个类似自然生态系统的结构布局。我们认为，都市空间的形态还应该是一种文化现象，受一个城市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社会因素的影响。 （1）都市的地理位置与都市法律文化的关系 都市地理位置有各种各样的类型，但我们认为以下都市地理位置，对都市法律文化影响较大：沿海城市、商业重镇。就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沿海城市对外开放更加方便，和现代文明接触更加频繁，所以法律文化较浓；而内陆城市相对闭塞，开放程度较低，所以法律文化力量较弱。商业重镇一般处于大江大河或其它交通便利之处，所以商贾云集，商业文化基础较好，而商业文化与法律文化更加接近。上海既是一个商业重镇，又是沿海城市，一方面，上海是中国最大的河流——长江的入海口，故其商业可以说是 “生 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另一方面，上海身临环太平洋区域的前沿，和世界一些最发达地区的法律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上海的地理位置使上海成为我国法律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因此，对上海法律文化的培育也就不能忽视其地理位置因素的作用。 都市街区的分布与都市法律文化的关系 都市街区的分布既是都市法律文化的表现，反过来对都市法律文化又产生重要影响，都市法律文化的建设应该考虑都市街区的布局所能发挥的作用。 首先，街区分布是都市法律文化的表现。在西方近代国家的都市里，由于其法律文化是以工商业社会和市民社会为基础的，所以都市的中心或黄金地带往往是商业区，而非国家机关.一般而言，法律文化更重视社会而不是权力。例如上海市政府，原来在上海黄金地段的外滩，而现在则搬到人民广场，以及徐汇区等其他城区。我们认为这是上海法律文化进步的表现。 其次，街区分布对都市法律文化生成的影响力。我国现在还有很多都市的黄金地段或中心城区是国家机关，典型的如北京。处于城市中心或副中心的机构，与一个城市或区域不同方向人口的距离基本相等，因此对城市各个方向的影响力是大致相等的。市中心或区域中心为商业区，表明商业文化在城市中处于中心位置，商业文化影响力大；市中心或区域中心为权力机构，表明权力文化影响更为显著。我国是一个现代化的后发国家，法律秩序的建立与法律文化的形成，更多的需要国家权力的推进，因此国家权力包括司法机关处于城市或城市区域的中心地带，既方便市民的接触，也有利于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文化的传播，所以在一定的阶段是具有合理性的。 再次，都市街区的分布影响法律和法律文化的支配范围。例如在都市中心，法律及其文化处于支配地位；而在都市圈的城乡接合部非正式的制度及其文化往往具有很强的力量。又例如，在地面街区法律及其文化是主流；但在地铁等地下街区，往往有更多的违法和犯罪。 （3）居住场所和交通布局与都市法律文化的关系 居住和交通是城市生活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无论是作为生活方式的法律文化，还是作为观念意识的法律文化都与其紧密相关。 首先，中国都市居住区域和交通布局更多受国家法律规划的控制。例如上海改革开放以来，城市改造的重要任务是住房问题。为此上海市政府在住宅布局规划、撤迁安置、功能配套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政府在这种城市改造中呈现的法律行为，对市民法律意识和法律信仰的影响巨大。 其次，都市居住和交通关系更多表现为正式的法律关系，而不是自然的血缘和习惯。都市的居住和出行方式跟乡村比较，更多符合法的要求、依靠法的运作。例如上海人的住宅基本关系是法律上的物业管理法律关系，而不是亲戚朋友等血缘道德关系。水、电、煤气、保卫、环境等都依靠陌生人供给，彼此遵循法定或约定的规则履行自己的权利义务。因此人们的居住既是都市法律文化的表现，又是都市法律文化孕育的基本场所。又例如，在上海人们出门都离不开交通，很多人每天上下班花费在道路上的时间为3、4个小时不足为奇。现代的交通如轨道交通、地面交通、私人轿车等，没有一样离得开正式的法律规则的调整。随着上海城市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上海的城市交通将成为城市发展的关键问题。相应地，上海的交通布局和人们的交通行为方式将成为都市法律文化的最重要的表现和内容之一，也成为塑造都市法律文化的重要因素。 二、作为都市法律文化生成内在根据的社会因素 关于文化生成与社会的关系，存在着一些相对立的理论范式.首先是“唯心范式”与“唯物范式”的对立。作为三大古典社会学家之一的韦伯认为，是人的文化观念决定着一个社会的形态和发展，例如西方文化中的形式理性主义传统，导致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和西方法律社会的形成，形式理性决定了西方社会的基本轨迹。同样作为伟大的古典社会学理论先驱的马克思认为，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文化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其次是“结构范式”与“互动范式”的对立。作为结构范式的古典社会学家迪尔凯姆认为，文化是社会 的结构性要素，是社会结构的一部分，文化通过社会化的过程内化到个体之中，影响个体的行为方式。而互动范式则认为，文化是微观互动的个体的主观定义，互动产生文化，而不是文化决定互动。 我们认为，“我在文化之中，文化在我心中”，现代都市法律文化生成的基础根植于作为结构性要素的社会存在，如现代都市生产方式和劳动分工、现代都市社会分层、现代都市社会组织、现代的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现代都市的文化产业和文化制度等；但是在承认这种结构性要素的前提下，个体的微观互动仍然是都市法律文化生成的基本途径，如现代组织的运作、现代性大众消费、市民与权力的互动、以及现代性仪式、法律教育和法学研究等等。因此，这里既有对都市法律文化宏观结构背景的分析，又有对都市法律文化生成的主体行动和主观意义的微观分析，是一种宏观结构背景下的行为分析。 1.现代产业与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 现代都市的经济基础在于现代产业，现代化都市产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分工，即把工作划分为人们专门从事的许多不同的职业。正是由于分工的存在，人们的相互依赖性加强。根据迪尔凯姆的看法，角色的专门化会加强社会团结。人们通过互相依赖，联系在一起，成为一种“有机的团结”，而不是作为孤立的、自给自足的个体间的 “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相适应的是更多强调权利、平等和合作的现代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迪尔凯姆称为“协作性法律”，即现代法治和法律文化；与机械团结相一致的是更多强调义务、不平等和控制等以惩罚为中心的法律，或者因血缘、地域而不能不发生的道德、风俗、习惯性强制。 现代都市产业结构的特点对都市法律文化的影响巨大。世界上一些最现代化的国际都市主要是第三产业和第四产业的基地。例如上海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进行了大规模的产业结构的调整，上海的产业发展目标是国际贸易、金融、航运中心和信息港，所以主要发展第三、第四产业。现代都市这种产业结构的特点对都市法律文化的影响巨大。因为这种产业具有更强的超越时空性，所以更依赖于信用机制。法治而非人治、正式的法律规则而非道德和惯例，才是现代都市产业需要的最根本的信用机制.例如，人们把终身积蓄的财富交给银行、投资基金、证券市场，不是因为了解这些组织的人品和道德，而是相信法律和法治。 所以，现代化产业的存在和运作离不开法律环境的保障；同时，现代化的产业本身就是法律文化的表征。没有现代化的产业，就不可能有现代都市法律及其文化，这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社会意识形态关系理论的深刻洞识。 2.大众消费与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 现代化的产业导致大众化消费。在现代都市里，大量的消费品被现代化的产业生产出来，大众消费成为现代都市最具特色的文化景观，是区别于传统文化、乡村文化最显著的标志.“旧时王榭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山珍海味、天下美食、国际名牌，这些在传统乡村社会只有帝王将相、达官贵人才能享用的东西，都市普通百姓都能享用。随着大众消费在都市的普及，与之伴随着的消费文化也就进入千家万户。消费不仅成为一种时尚、成为一种身份或社会地位的标志，也成为一种法律上的权利；各种保护消费者的法律制度、消费者维权活动、消费者组织在都市出现；消费信贷、消费保险、消费合同等现代法律制度和规则成为都市市民的生活常识。这样，现代的法律文化也就随着大众消费普及到普通市民身边。 不仅如此，文化本身也成为一种大众消费品。在传 统社会或乡村，文化是一种奢侈品，所谓文化活动只限于所谓的精英阶层；而在现代都市，文化生产成为一种产业，“文化工厂”、“文化消费”的概念已是司空见惯。因此过去只有少数权力精英和职业精英，如政府官员、法官、律师等才掌握的法律知识，现在也能被大众所接触。总之，大众消费带来大众文化，而这种大众文化正是现代法律文化最重要的滋生土壤。 3.都市社会分层与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 马克思认为在社会物质资料生产中处于支配地位的阶级，在社会精神文化的生产中也处于支配地位。现代的社会学理论也认为，社会阶级和阶层的划分标准除了经济地位，还应该包括权力、声望、文化资本等纬度，例如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使个体区别于其他人的因素越来越不是基于经济或职业因素，而是基于文化品味和闲暇嗜好”.因此文化和社会阶级、阶层相关联，不同的阶层的法律文化多少是不一样的，其对法律文化的态度也是不相同的。 西方古代的亚里士多德认为，中产阶层是法治建立的社会基础。在现代都市，中产阶层并不是一个内部一致的概念，他可能包括从服务行业的雇员到学校老师、专业医疗人员等从事不同职业的人。大多数观察家认为，在当今西方现代化的法治国家里，人口中大多数属于中产阶层。中产阶层之所以是法治的社会基础，主要是由中产阶层的经济地位决定的，中产阶层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的可能性都相对较小，所以他们是希望社会秩序稳定的基本力量，他们的经济地位既依赖法治的保障，又是法治秩序稳定的根基。所以，上海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同样不能忽视上海的社会阶层的因素。 4.现代都市社会组织与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 现代都市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组织在市民日常生活中的作用更重要。组织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如医院），给我们的成长加上标记（如学校），并且当我们死亡的时候，又看着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如殡仪馆），所以我们的一生都离不开组织。韦伯最早对现代组织的兴起提出系统解释，他认为组织是以一种跨越时空的、稳定的方式把人类的活动或他们所生产的物品协调在一起的一种手段.现代组织是科层制，科层制这个词由蒙西尔·德·古尔耐（Monsieue de Gournay）首先使用。他把一个名词“办公室”和一个来自希腊语的动词“统治”连在一起，因此科层制指官员的统治。在典型的科层制之下，有一个明确的权威等级，所有的任务都由程序化的、严格的制度来控制。韦伯进一步认为在现代社会，科层制不可避免地要扩大。 科层制本身需要依赖正式的法律制度来组织和运行，科层制使都市生活相应地“格式化”，我们几乎所有的行为，公行为和私行为、政治行为和经济行为等都必须按照理性的规则来进行。这种依照正式的、理性的规则来行事的特征，就是法律文化的一个明显特征。 5.政治权力与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 在现代都市环境下，政治权力无处不在，都市里集中了更多的官方机构和公权力的人，因此有更多的官员、警察、法庭等。这些政治权力与市民的互动，催生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和传播。例如，都市政府与市民互为法律文化的主角，权力要受到公开监督，执法要经严格授权，并应程序公平；政府免费的公园体现了政府对民众平等的关怀和尊重，公民争取更充分休息权的诉求也得到了回应；公民也可以通过网络了解政务来行使自己监督的权利。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也一样，政府控制的主要是政策、财政性资金等社会资源，这就会要求去建立一个法治的政府并严格依法行事；企业要求平等对待和自由的竞争，对政府规制提出合法合宪的法治要求。 在中国的都市，政治权力推进法律文化的力量往往更大。例如上海是中国最发达的工商业城市，根据市民社会产生法治的理论，上海应该有更多的法律文化。但是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北京而非上海成为中国法律文化的中心。北京有中国一流的法律院校和科研机构；强大的媒体向全国传播着法律文化；更多的法律研究和实用 型人才汇聚北京；最先进的法律思想和研究成果产生于北京。这其中的原因就是中国的法治是国家推进的而非市民社会演化的，国家权力和官方推动是法律文化的生成的主要力量。 三、现代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机理 法律文化的生成，通常的观点是基于国家的推动或者社会的自发生成，西方概念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是二元对立关系，尽管当代西方国家与社会有走向重合的趋势；而我们概念中的国家与社会是一个统一整体，尽管目前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出现了国家与社会相对分离的现象。现代都市法律文化是在国家与社会的共同作用的条件下生成、传播、并为民众接受并进而影响到国家与社会。 （一）都市法律文化的产生 生活在各种社会环境中的个体间的不同种类的文化不是自然出现的。它们必须经由（通常是有组织的）社会行动创造出来。[11]法律文化在文化之中比较特殊，由于法律文化的特殊性，它并不是简单地由单个的个人或者一个小的社会群体就可以产生的，而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国家和社会的合力生产出来的。 国家以许多方式影响了法律文化的生成。其一、国家与地方政府以立法的形式运用权力来塑造法律文化的基础——法律制度。在立法过程中国家对法律的内容和思想进行选择，按照其想要达到的目标和效果进行法律制度的建构，国家以其权力为法律文化的生成作了方向性的选择，在多种可能性中确定某一种为主流的法律文化。其二、国家运用行政权力对法律文化生产的环境产生影响。国家在建立行政机构时，对机构的权力作出了相应的限制：有机构内部的限制，如内部监督部门；机构之间的限制，如相互分工制约；同时存在机构外部的限制，如舆论监督，公民信访等途径。这些对于行政权的限制主要是通过程序来实现的，由于设定了良好的程序，使得行政权力的行使经过程序的过滤得以实现公正、平等，而对于法律文化的主体——公民来说，在参与行政行为的时候可以切实感受到法律制定的程序所追求的法律文化的精神。这种存在于每个人周围的法律环境对于法律文化的产生与接受有着无比寻常的作用。其三、国家在司法过程中对法律文化的精神作出诠释。法律文化的形成还有赖于人们的法律观念，依赖于人们的法律信仰。我国学者谢晖指出：“没有法律信仰，法律是空白的、法律是无望的。”[12]柏拉图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处于从属地位，没有权威，我敢说，这个国家一定要覆灭；然而，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法律如果在官吏之上，而这些官吏服从法律，这些国家就会得到诸神的保佑和赐福。” [13]国 家以公正严明的司法裁判，透明清楚的司法程序，体现法律追求目标的司法解释，对参与以及关注单个案件的个体会形成强烈的亲身感受，其判决的倾向性将会对个体的法律信仰的形成进而对于法律文化的生成有着巨大的影响。 社会是法律产生的基础。作为一种具有国家意志性、强制力，且普遍有效的社会规范，法律产生并运行于利益的冲突与协调之中。而其在产生之初发生了异化，即在利益调适中更多地承担着维护专制特权统治秩序的角色，直到近代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中解放出来，并使国家服从服务于市民社会的需要，民主精神和法律至上的要求才得到确认和弘扬。[14]近代市场经济、契约自由、民主政治的发展孕育了法律。而市场经济下的多元化的所有制结构和利益主体是形成法律观念和建立法律国家的根本性因素，正如郝铁川教授所述：“现代法律建立在相异的多元化所有制（产权多元化、投资主体多元）经济基础之上。”[15]市民社会是由各种利益集团以一定的形式构成的，当这些 在经济和其他领域中成长起来的利益集团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便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要求在政治上、法律上表达他们的意志。这种要求不仅是民主政治的强大动力，也是实现现代法律最初始的根源。市场经济使社会分工更加细致，这些社会分工创造出一些新的职业道德。职业道德是在那些从事同一职业活动的人们所应具有的同质性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就其性质来说，可以视为职业群体内部的共同价值观念，它对职业群体内部成员的行为起着指导和制约作用。而这些职业道德为了让社会中的个体一进入这个圈子就遵循这些规则，就有了让这些规则上升为法律的需求，而国家为了协调各个利益集团的冲突也有必要用法律来规范各个行业的行为。这样社会生成的规则就提升到了法律的层面。 国家与社会在实现社会整合的过程中实现了法律文化的生产，国家进行社会整合的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法律手段。首先，从表面上看，法律是国家制定和认可的，然而实际上立法者对社会规律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他们不可能对社会秩序的形成和社会秩序演变的复杂因果关系有完全的、透彻的、前瞻性的了解。法律社会的法律一方面是市民社会各利益集团以及公民代表在社会资源分配中达成的协议，另一方面是将运行在市民社会中的规则通过立法机关赋予法律形式予以认可。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是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不能反映有效运行在实际生活中构成社会秩序的社会规则、规章，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只是反映少数人的需求，那么，这样的法律就不能带来社会的普遍遵守，只能靠国家机器的强制力来维持。这样的法律只能是恶法，不是真正的法律。其次，法律的普遍遵守必须以市民社会为基础，法律受到尊重并得到社会的普遍遵守是法治社会的一条基本要求。法律在其创制的时候应该广泛地体现市民社会各利益集团的意志，法律一旦形成，它就被赋予了国家的政治形式，具有某种强制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有权以强制的方式推行法律。法律秩序的构建应以市民社会普遍自觉地遵守法律为基础，而这种“法律至上”的观念是法律文化的核心理念，也应该作为法律文化的共同价值基础。恰如杜尔凯姆的观点，社会整合的基础不是卢梭所说的理性契约，不是斯宾塞所说的出于利益的自由竞争，也不是孔德所说的国家的强制力。社会整合基于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念和共同的道德规范，正是这种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念和共同的道德规范为社会秩序提供了保证：它使理性契约得以缔结和履行；使利益竞争得以进行；法律制裁得以实施；国家权力得以执行。[16] （二）都市法律文化的传播 在一个社会中，并不是每一个个体都有同样的机会获得所有文化的。相反，各种文化客体基于社会化组织的生产和文化传播，达到不同的社会阶层与群体。生活在各种社会环境中的个体间的不同种类的文化也不是自然出现的，它们是文化如何传播的结果。[17] 文化传播的拥有和控制，以及哪些内容被传播，涉及文化与权力之间的关系问题。大众传媒在都市生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人们信息的获得大部分来自各种媒体。就我国的现状来看，国家控制了大众传媒的主流声音，如报纸、电视台、广播，国家对其内容进行严格的审查。国家有倾向性地报道、宣传一些事件，在公民中大范围地进行思想上的影响，改变或者建立起其对于法律文化的理念。如孙志刚事件，国家完全有能力将该事件压下，使其无法见诸于任何文字，但国家任由媒体渲染、评论，这是因为国家为建立法律对公民做意识上的引导。权利意识和人权观念是法律文化的基础，如果公民缺乏这些意识，法律文化是建立不起来的，而媒体的持续性大范围的宣传将引起人们的重视或反思。国家继而又在法律上做出合乎民众期待的反应，则使大众本来尚存的疑惑变为清晰的概念，这种概念的建立或者改变正是国家运用传媒进行法律文化传播的目的。 都市的教育异常发达，作为大众意识形态建立的主要方式之一，国家将教育作为法律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其中包括全国大范围的普法运动，也包括从中学开始的法律基础的课程教学 。国家虽然掌握了大量的社会资源，但是传播归根到底是人的一种社会活动，是人在社会活动中对文化的分配和享受，是一种沟通人与人的共存关系的文化交往活动。都市法律文化是集体创造的结晶，当然也离不开都市社会成员的集体参与。尤其是在都市群体文化中，人们通过参与群体性的活动，在满足个人需求的同时，也促进了参与者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从而促进了都市法律文化的发展。国家控制了大量的传媒工具，但是无法控制所有的媒体，互联网以及无线通信技术的应用，大大加强了社会个体的交流技能，而且不必担心为自己的言论负责。都市人群的娱乐活动丰富，有大量的互相接触的机会，口口相传对法规或者案件的评述时常影响另外的个体。都市法律服务业发达，服务业在提供法律服务的同时也进行了必要的法律知识的传播。法学的演讲，对时事的评论等活动也对个体进行教育。 （三）都市法律文化的接受 所谓“文化”，就是指特定社会普遍接受的一套习惯性思维或行为方式，是社会习俗与道德规范的总称；如果人的言行不符合当地文化，就会引起普遍的反感、反对、指责甚至压制。[18]法律文化的产生与传播其最终目的是让社会成员所接受，并且按照既定的规则模式行事。共同的法律文化价值之所以在社会整合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因为它“为社会成员之间复杂多样的社会关系和相互行为提供了一套共同的标准。其不仅是人们相互交往时必不可少的基本资源，更重要的是，法律文化价值为社会成员提供了共同的立场。每个社会成员接受了一套共同的法律文化价值观念，也就类似于形成托马斯所讲的共同的”情境定义“，他们在行为和互动过程中就会处于它的指导之下，遵循法律文化价值中所内含的以及引申出来的规范要求，并以此来规定、控制和协调相互交往的联系和冲突。当这种相互交往过程持续不断时，明确的制度化规则就会产生”[19]，同时，也正是在共同价值观念的作用下，这些制度化规则才具有了合法性，得以有效的运转。 国家在传播法律文化时运用了主动的灌输式的模式，更多的是停留在灌输法律规范的层面上，运用各种手段使社会成员了解国家法律文化的取向，并鼓励或者强制大家遵守国家既定的规范。而这种情况下民众 对法律文化的接受是有限的，大家了解了一些法律规范，也照着这些规范去做了，但是其并不都知道为什么这么去做，而大部分仅仅知道如果不这么做我将受到何种惩罚。这种被哈特称为“外在观点”的看法并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接受，毕竟通过国家的传播、教育等能理解“法律”精神的社会成员是少数。而大多数按照规范去行为，又了解规范的背后意义的社会成员是从行动中得到感性认识的，这种面对自身利益或者感受另一个体利益因受到规范的约束而变化的认识，使社会个体真正体会了规范的内涵，并进而接受它。一个个体在进行一项诉讼的过程中，会去学习一些法律知识，会去了解司法制度，在其行为的过程中他便内在地接受了法律的理念。而在社会成员进行经济交往时，最重要的是信赖利益，信任产生于值得信任的行为，其在社会中是否存在，取决于该社会的习惯、习俗以及规范——简单地说取决于文化。这种行为模式是参与到这一行为中来的每个人都遵守并且长久地保存下来的。每一个想要参与进来的人都必须事先了解这些规范，并且他也乐意去了解它，因为他想知道这些规范会带给他什么样的利益。在经济交往中的个体的行动在相互影响着，每个人在行动之前就已接受了这些规范。规范对于社会个体对规范的接受来说提供了一个范本和目标，而行动却是社会个体达到接受规范的途径，同时行动在不断打破规范的同时也在创造着新的规范。 （四）都市法律文化的固化 文化最终都会有一个物质形态以及固定的行为模式的表征，固化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是社会个体对文化接受的表现，大家接受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的价值取向渗透到社会个体对物质形态、制度规范以及行为模式的创造、选择、使用上来，法律文化也不例外。 法律是严肃的，不能随意更改，例如法庭被建造得庄严肃穆，人们对于法律的尊敬被完全复制到了法庭这个建筑上。法律的价值其实与法庭的建筑样式并无关系，但是人们在对法律产生了敬畏之心后，潜意识里觉得法庭就应该被建造的庄严肃穆，使人看到法庭就被一种严肃的气氛所笼罩，这种对法律文化价值的品位已经被凝固住了，所以不管哪个国家的法庭、法院的建筑都是显得十分威严，而这种威严并不仅仅是权力的体现，它所反映的是法律的内在价值追求。法律追求公平、平等，于是天平被用来当作法律的标志，独角兽被尊为法律的象征。建筑、标志都是文化的产物，反映了大众对文化的看法。又例如，在我看来，法官这一形象已经不是一个人物形象，而应该是一个抽象而又具体的概念，是一个能对事实做出公正裁判的法律的替身。可以感受到的是，当一个社会个体听到“法官”这个词汇的时候，第一反应并不是他是谁，是哪个人，而是他能公正的断案，能给出公平的判决。这样的情况就是法律文化氛围内法官形象的固化。当然法官的着装、法庭的设置、用语、程序都有助于法官形象的固化，然而应该明确的是，最终能使法律文化固化下来的还是法的精神。 社会中的个体以及群体的价值选择是不同的，各种不同的利益在互相冲击的过程中必然要进行妥协，否则将会出现霍布斯所说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局面。在妥协的基础上形成了共同的文化价值。当这种相互交往的过程持续不断时，明确的制度化规则就会产生。而规则规范了人们的行为，人们在接受了规则之后的行为就变得合乎常理，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种反映法律文化的行为就被固化下来。就如十字路口的红绿灯一样，基于共同的认识，创立了交通法规，民众根据交通法规来支配自己的行为，这样日常性的行为持续了很长时间之后，大家再做出相同的行为时就会变得无意识，并不需要刻意去做这件事，因为这已经变成了一种习惯。 注释： [英]吉登斯：《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731－732页。 [英]吉登斯：《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731－732页。 见[澳]马尔科姆·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华夏出版社2000年4月，第6－16页。 参见[澳]马尔科姆·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华夏出版社2000年4月，第319－320页。 现代产业主要分为四类：以农业为典型的第一产业；以制造业为典型的第二产业；以金融服务业为典型的第三产业和以知识生产和信息服务业为典型的第四产业。 第二、三、四产业一般都布局在都市。 参见张维迎：《信息、信任与法律》，三联书店2003年8月，第27－62页。 见[美]约翰·R·霍尔、玛丽·乔·尼兹：《文化：社会学的视野》，商务印书馆2002年8月，第143－175页。 李培林、李强等：《中国社会分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9月，第6页。 转引自[英]吉登斯：《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374页。 见[英]吉登斯：《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438－441页。 [11] 参见[美]约翰·R·霍尔、玛丽·乔·尼兹：《文化：社会学的视野》，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9-40页。 [12] 谢晖：《法律信仰的理念与基础》，山 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自序第3页。 [13] [希腊]柏拉图：《法律篇》，《西方法律思想史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4-25页。 [14] 参见马长山：《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47-148页。 [15] 郝铁川：现代法治“尚异”，检察日报，2000 年3月5日。 [16] 参见郑杭生、洪大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国家与社会——从文化的角度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协调，《云南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 [17] 参见[美]约翰·R·霍尔、玛丽·乔·尼兹：《文化：社会学的视野》，周宪、许钧主编，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9-40页。 [18] 张千帆：《道德与理性——对中国宪政文化与制度建构的评论和反思》，法学文献，北大法律信息网， 2011年11月8日 [19]李路路、王奋宇：《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结构及其变革》，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第15-16页。 徐继强

都市文化篇7

天津作为我国近代以来最早开放通商的国际化大都市之一，在不断接受西方现代文明冲击和洗礼的同时，却又顽强地保留着颇具传统特色的民风民俗和各种民间艺术形式，素有“民间艺术之乡”的称誉。单就民间美术而言，其在当代的繁荣与活跃程度远远超过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国内其他大都市。以杨柳青年画、泥人张彩塑、风筝魏风筝为代表的天津民间美术“老三绝”不仅很早就享誉中外，而且至今仍代有传承，兴盛不衰；多种民间工艺美术绝活如石雕、木雕、彩塑、布艺、瓷刻、制钮、蛋壳雕、木榫工艺、葫芦烙画等人才辈出，在国内外民间美术展览中屡创佳绩；而与百姓生活、民俗活动结合紧密且又物美价廉的剪纸、面塑、灯彩、糖塑、糖画等多种传统民间美术形式更是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保持着相当可观的创作群体和消费群体。

一、滋育于近代都市文化背景下的天津民间美术

天津具有600 余年的城市历史，而地处“河海之冲”“京畿门户”的地理位置使其在明清时期就成为北方重要的交通枢纽、军事要地和经济重镇。近代开埠通商以后，天津在数十年间迅速发展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国际性大都市，工商兴旺，富贾云集，文人荟萃，移民汇聚，逐渐形成了中西交融、南北杂陈、雅俗共处的文化格局。孕育、成长于斯的天津民间美术，也展示出有别于传统乡村乃至其他城市的独特面貌。

作为离北京最近的漕运中心和贸易港口，天津自明清以来就显示出辐射三北的强大经济活力，繁荣富庶程度为一般城市所不及；近代开埠之后，随着经济、政治地位的不断提升，天津更发展成为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都市，富商巨绅盘踞，奢华之风盛行。《津门杂记》载：“天津无沃壤腴田，民多以贾趋利，人杂五方，俗尚奢华。”①《新校天津卫志》亦称天津“迩来五方杂处……习尚奢靡” ②，这种崇尚奢华的风习自然会浸染到民间美术的创作之中。且不说已为当时上层社会所竞相赏鉴、收藏的泥人张、风筝魏、灯笼王等作品，皆以立意精妙、工艺考究、风格雅致见长，体现出都市贵族追求华贵、唯美的审美倾向，就连一般市井民众消费的年画、剪纸、脸谱、绒花、灯彩等，也多无一般民间美术之粗朴气息，而透露出工巧、精致、华美的都市审美意蕴。清末民国时期，天津东门内大街文庙牌坊下的“进宝斋花样铺”，以刻制和经营绣花花样、节令花样和嫁妆衬纸为业，远近闻名，生意兴旺。铺内所售花样和衬纸皆精工细巧，品种繁多且时有新样推出，深受本城乃至外埠人士喜爱。“进宝斋之精工刻线，有时纤细如发丝，尝见其彩色蝈蝈、萝卜等帘花，贴之窗上，阳光透过，红绿相映，跃然得趣，尤以马尾为虫首、为须角，更为生动。”③“此前我见过的剪纸大都朴实厚重，极具乡土味儿，头一次见到这种剪纸，很小的尺寸，清新灵透，尤其阳刻的线条，简洁又精细，婉转自如，充溢着流畅的美。” ④天津作为北方最大的繁华都市，人们对于衣装鞋履、居室户牖的装饰花样需求不仅数量巨大，而且有着趋时求新、尚巧好奢的特点。“精工刻线”“清新灵透”的进宝斋花样，正是迎合着都市市民阶层尤其是市井妇女的审美趣味而产生并得以兴盛的。

天津在历史上就是一座移民城市。明初建立“天津卫”时，就有大量官员和军人携家属迁入，从而使人口骤增。其后随着漕运和盐业的不断发展，更有福建、浙江、江苏、安徽、河北等地的商人、农户和屯垦士兵陆续来津定居。近代以来，各方移民以“闯码头”的形式涌入天津，人口再次迅速扩大。“人杂五方”的都市人口结构必然会导致多元并蓄的文化格局，而由此派生出来的民间美术也具有很强的杂糅性。天津民间美术种类繁多，形式多样，且能够荟萃南北、集采众长，深受各方人士的欢迎和喜爱。昔日杨柳青年画作坊中的许多画师来自山东、辽宁、河北等地，他们的绘画风格难免会带有家乡画风的痕迹；清代晚期，著名上海画家钱慧安（1833—1911）曾在杨柳青镇住了一年有余，并为“齐健隆”和“爱竹斋”两家画店绘制过上百种画样，使杨柳青年画呈现出秀润、清雅的江南绘画特征，从而扩大了销路。第一代“泥人张”张明山（1826—1906）不仅出生于浙江绍兴，而且曾游历上海、南京等江南地区，并与上海画家任伯年（1840—1895）有所交往，其人物彩塑亦颇具海上绘画造型明快、设色简雅、雅俗共赏的特点。

天津民间美术不仅体现出地域风格的杂糅性，而且能够以其广阔的都市视野吸纳宫廷美术、文人美术乃至西洋美术的相关成就，从而显示出对不同派系文化的强大包容性。杨柳青年画受到清代院体画和文人画的双重影响，甚至大胆吸收西洋透视画法，使人物活动场景呈现出真实的空间效果。灯彩本为大众性的美术形式，却因为文人骚客的参与而提升了艺术格调和文化品位。《津门杂记》载：“津地俗尚奢华，元旦至元宵，城厢内外擎灯出售者密如繁星，十色五光，镂金错彩……沿途除路灯外，又张挂壁灯，人物写生，竟有出自名手者。并有骚人编悬灯谜，倩人摹射，以遣雅兴。” ⑤有“名手”绘制灯画，“骚人”编写灯谜，灯彩为市井大众的民俗活动增添了几多文人雅趣。而这种“俗”与“雅”的结合与互动，正是开放包容、多元并蓄的都市文化的产物。

总之，天津民间美术是在明清尤其是近代以来的都市文化背景下孕育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其在保留着一般民间美术所共有的大众性和通俗性的基础上又兼具精巧雅致、多元杂糅的都市文化属性。时至今日，在全国城市化乃至都市化进程不断加剧的时代浪潮之下，正是这种与生俱来的都市文化属性，赋予天津民间美术在当展的内在动力和无限潜力。

二、当代天津民间美术的都市性特征

当代中国正在发生着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后工业社会的深刻转型，而城市化正是这一转型过程中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作为农业文明产物的传统民间美术一方面正在因乡村原生态生存环境的破坏而经受着前所未有的震荡和冲击，另一方面，也在随着城市的迅速发展而面临着新的空间和机遇。但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绝大多数城市未能及时调整民间美术的定位和发展策略，使城市中的民间美术普遍呈现出创作人员缺乏、消费规模不足、传承难以为继的尴尬局面，由此大大制约了当代民间美术城市文化属性的形成。相对而言，天津民间美术在当代尤其是近年则呈现出日益活跃的发展趋势，不仅创作群体和消费群体在逐年增长，而且更重要的是，其在都市传统的浸染和广大市民的参与之下，逐渐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当代都市性特征，从而显示出与乡村原生态民间美术迥异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味。天津民间美术的都市性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当代天津民间美术的创作群体主要为具有一定都市视野和文化素养的市民阶层。目前在天津从事民间美术创作的艺术家以天津本市或周围郊县的城镇居民为主，只有少量是来自山东、河北、辽宁等地区的外省城镇或农业人口。他们或生长于天津城区，或很早就离开家乡定居于此，早已与这座城市的氛围相契相合，融为一体。同时，他们的文化水平一般也在初中以上，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人接受过大中专教育。长期的都市生活背景和较高的文化素养使他们与生活环境相对闭塞、文化程度相对较低的农村艺术家在价值取向、审美好尚上表现出很大的不同。与后者相比，他们往往更能够准确地把握时展的脉搏和市场变化的趋势，创作出适应市井大众实际需要和欣赏口味的民间美术作品。

其次，当代天津民间美术的消费群体也主要为市民阶层。笔者春节之前曾数次走访汇集各种民间艺术品的天津古文化街，发现来此购买民间艺术品的消费者除天津本地市民外，还有少量外地游客。

其中老三绝杨柳青年画、泥人张泥塑、风筝魏风筝和石雕、木雕、彩塑、瓷刻等工艺较为复杂、价格较为昂贵的民间美术门类主要面向高端礼品市场，其购买者虽不是很多，但节日前还是出现了小的销售高峰；而剪纸、面塑、泥塑、糖塑、糖画等民间美术形式因制作简单、造价低廉受到了普通市民的广泛欢迎。由于临近春节，天后宫广场前的剪纸摊位人满为患，前来选购剪纸的天津市民摩肩接踵；周围的面塑、泥塑、糖画等摊位也是人头攒动，顾客以带孩子的家长为主，由于现场制作需要一定时间，许多人都在排队耐心等候。这种热闹火爆的景象让人感到天津市民对于传统民间艺术的热情并未因生活方式的变迁而有所消退，而是在节令习俗乃至日常活动中得以很好地保留和延续。

第三，当代天津民间美术的创作题材和内容呈现出明显向高雅文化靠拢的倾向。如果说乡村原生态民间美术注重表达最为原始、质朴的生存诉求，那么以天津为代表的都市民间美术则更偏重于表现生活情趣和人文关怀，从而使其题材和内容呈现出某种文人抑或贵族美术的特征。目前天津已举办过三届民间艺术展，从入选作品来看，很少有乡村原生态民间美术所习惯于表现的生殖繁衍、吉庆祥瑞等内容，更多的是文学、历史、宗教甚或政治题材，如八仙过海、十八罗汉、高山流水、三贤观瀑、南市风俗、天津记忆、盛世升平等。这一倾向不仅在文化品位较高的历届天津民间艺术展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就是在普通大众消费的剪纸中也有所体现。春节前天后宫广场前售卖的各种剪纸，虽然以表现吉庆平安、福禄寿喜的内容为主，但也出现了很多类似“梅兰竹菊”“金陵十二钗”“关羽”等典型的文学、历史题材，且同样受到了市民的广泛欢迎。都市知识精英参与创作使民间美术的“雅化”成为可能，而普遍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市民阶层又成为民间美术实现“雅化”的受众基础。因此，天津民间美术的创作题材和内容呈现出向高雅文化靠拢的倾向，是创作者和消费者（欣赏者）共同选择的必然结果。

第四，当代天津民间美术整体呈现出的风格意蕴也具有非常明显的精致、秀丽、典雅的都市审美特征，不同于乡村原生态民间美术的粗犷和质朴。从历史上看，天津民间美术“老三绝”从一开始就浸染着浓郁的文人乃至贵族气息。杨柳青年画和泥人张彩塑暂且不论，仅就风筝魏风筝而言，也是以用料考究、做工精湛、设色典雅著称。而当代天津民间美术依然很好地保留了这一精工细作的优良传统。综观目前在天津古文化街、鼓楼一带展示、销售的各种民间美术品，不仅工艺精细复杂的雕刻、彩塑、烙画等精益求精，而且连街头售卖的糖人、糖画、面塑、剪纸等工艺简单的民间美术作品，也多有精美传神之作，非乡村或一般城市中的同类作品可比。这种风格意蕴的“精细化”“雅化”倾向同样是都市文化的产物，是都市中具备较高文化素养、审美能力的创作者和消费者（欣赏者）共同选择的必然结果。

综上所述，当代天津民间美术的创作群体和消费群体都主要来自市民阶层，其创作题材、内容和风格也表现出明显的“雅化”或“精细化”倾向，具备鲜明的都市文化属性和审美特征。当代天津民间美术的这种都市性特征不仅明显区别于乡村原生态民间美术，而且与其他城市相比也是独树一帜，形成了良好的发展态势和鲜明的地域特色。在当代民间美术整体呈现衰微之势的情况下，天津民间美术的发展状况或许会带给我们一些新的启示。

三、当代天津民间美术的启示

虽然按照通常的定义，中国民间美术的创造者应是“中华民族亿万劳动群众群体” ⑥，这个“劳动群众群体”包括农民和市民两大群体，但长期以来，许多人对中国民间美术的认识还是主要局限于农村和生活于农村的广大农民，而对城市之中市民群体的民间美术创作缺乏足够的了解和关注。的确，在传统农耕社会背景下，农村是滋育民间美术的原生性土壤，农民则是民间美术的主要创造者和接受者。但是，伴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和城乡结构的变迁，民间美术中的“民间”概念也在发生着转化，其地域由农村向城市扩展，创造和接受主体也由单纯的农民群体向成分复杂的市民群体转移。⑦在这种新的“民间”语境之下，重视城市民间美术的传承、发展和创新，就成为文化决策者和研究者必须要面对的一个课题。

天津作为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现代化都市，其民间美术的良性发展对于我国其他大型都市乃至中小城市都有着积极的示范作用。当代天津民间美术不仅继承了近代以来形成的都市文化传统，而且能够始终以广大市民为依托，适应城市节令民俗和日常活动的实际需要而不断发展、创新，因此受到了民众的普遍认同与喜爱，体现出积蓄深厚的内在活力和长期发展的巨大潜力。现代城市生活的人情疏离和物质挤压使人们愈发寻求精神调节和情感补偿机制，而既适度保留着古朴乡土气息又能满足现代市民审美需要的城市（都市）民间美术正好可以成为人们慰藉心灵的一剂良药。在乡村原生态民间美术已不可挽回地走向衰颓、当代民间美术发展陷入迷途的现实情境之下，具有鲜明都市文化属性的天津民间美术，或许可以为我们思考民间美术的当代重生之路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注释：

①清光绪十年，《津门杂记》卷上《岁时风俗》。

②《新校天津卫志》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

③冯骥才主编《消逝的花样——进宝斋伊德元剪纸》，第8 页。中华书局，北京，2009 年6 月。

④同上，第2 页。

⑤清光绪十年，《津门杂记》卷中《灯节》。

⑥靳之林《论中国民间美术》，《美术研究》2003 年第3 期。

⑦钟福民《新民间语境中的民间美术》，《西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1 期。

参考文献：

[1] 张焘. 津门杂记[M]. 刻本. 游艺山庄, 1884（光绪十年）.

[2] 薛柱斗. 新校天津卫志[M]. 铅印本. 易社，1934（民国二十三年）.

[3] 罗澍伟. 近代天津城市史[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4] 刘炎臣，于昭熙. 泥人张· 风筝魏· 刻砖刘[M]// 天津市委，南开区委，文史资料委员会.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389-395.

[5] 天津通志·文化艺术志[M]. 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

[6] 冯骥才. 消逝的花样——进宝斋伊德元剪纸[M]. 北京：中华书局，2009.

[7] 吕品田. 衰落与蜕变——百年中国民间美术态势思考[J]. 文艺研究，2000（2）：96-104.

[8] 靳之林. 论中国民间美术[J]. 美术研究，2003（3）：63-65.

[9] 钟福民. 新民间语境中的民间美术[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152-156.

基金项目：2011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11CF106）

项目名称：天津民间美术发展现状的调查与研究

都市文化篇8

关键词:都市旅游信息;咨询服务体系;信息网络化

现代化的国际旅游大都市需要更加完善和成熟的城市服务功能,其中旅游信息咨询服务体系是国际旅游城市的重要标志之一。经济高度信息化的发展趋势,对旅游业提出了完善旅游系统信息流通渠道、加快信息化进程的要求。以城市旅游信息咨询服务中心为核心,具备旅游导向、咨询服务、宣传促销、市场调研、形象传播、旅游购物等多种功能的现代旅游信息咨询服务体系的构建,是21世纪旅游城市(特别是国际旅游城市)发展的必然要求,是衡量城市旅游功能系统是否完备的重要标志之一。通过对都市旅游咨询中心、各区县旅游咨询中心,及全市22处旅游咨询站点实地走访与问卷调查,分析旅游信息咨询服务体系发展演绎与功能结构,提出大都市旅游信息咨询服务网络化体系及对策。

一、问题的提出

旅游信息咨询服务体系是指为游客(特别是散客)、市民提供诸如信息咨询、投诉、救援等服务功能的相互配合、相互影响的相关服务设施与机构总称。主要包括旅游咨询服务站点(问询处)、咨询服务热线、旅游信息网、咨询信息查询系统、视频播放、触摸屏、旅游宣传资料展示等服务界面及旅游咨询服务中心等相关机构,共同承担采集、编制、旅游信息,提供旅游信息咨询、旅游救援与投诉帮助、票务预订等服务功能。它的存在极大地便利了游客与市民的外出旅行,有助于提升城市整体形象。旅游信息咨询服务体系依据划分标准不同,可以将其归纳为六种构成类型。(1)从服务范围划分,包括市旅游信息咨询服务站点、区(县)旅游咨询服务站点、集散地或旅游景区(点)访客中心(问询处);(2)从服务内容划分,包括综合型旅游咨询服务站点、专项型旅游咨询服务站点;(3)从服务界面划分,包括旅游咨询服务站点(问询处)、咨询服务热线、旅游网络服务、咨询信息查询系统、视频播放、触摸屏、旅游宣传资料展示等;(4)从服务市场划分,包括旅游咨询服务站点、国际访问者站点、外国旅游咨询服务站点;(5)从服务形态划分,包括旅游咨询服务站点、在线旅游咨询服务网;(6)从服务周期划分,包括固定式(常设)旅游咨询服务站点、流动式(非常设)旅游咨询服务站点。

二、都市旅游信息咨询服务体系分析

作为一个每年接待几千万散客旅游的国际大都市,应具备旅游信息咨询服务的城市功能。通过咨询服务体系与各方游客共享都市文化、都市商业、都市风光的资源,可以宣传都市旅游设施和旅游环境,展示都市改革成果和都市新风貌。咨询服务体系的构建,将在强化政府职能,完善都市旅游服务功能的同时,对都市旅游市场的发展起着直接的促进作用,对都市商业发展、文化建设将起到巨大的推进作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都市对咨询服务体系的建设、运作给予政策、资金等方面的支持,依托其服务载体为城市接待游客,方便出游提供服务,带动相关行业的繁荣发展,充分发挥都市综合服务功能,促进市场的繁荣。

(一)都市旅游信息咨询服务体系发展演绎

近十年来,通过大力推进硬件设施建设的同时,不断改善旅游信息服务手段、优化服务功能、规范服务质量,取得了丰硕成果。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基础发展阶段(1998-2004年),工作重点在于为旅游者提供高科技、电子化的手段旅游咨询服务所需基础设施的建设。规范发展阶段(2005-2007年)工作重点在于相关法制与标准化建设、提升服务能级与管理质量、深化发展模式等。

(二)都市旅游信息咨询服务体系功能结构

1.服务项目。国内外旅游咨询服务功能差别不大,一是咨询、二是服务,其服务项目可归纳为公益性和经营性两类。对都市现有旅游咨询服务站点进行实地调研,通过对服务项目及供给程度的统计分析,结果发现:(1)整体来看,公益性项目供给程度较高,而经营性项目供给程度欠缺;(2)行李寄存服务项目需加强,仅28%供给程度,便民服务与旅游救援等项目供给程度较低,未达到六成,其中郊区旅游救援,因条件限制而严重缺失;(3)经营性项目在票务预订、酒店客房预订、出售旅游产品和线路等有较好供给程度;而大部分项目供给的相当不到位。

2.空间布局。各区(县)旅游咨询服务站点设置是按行政区落实,自行选址。选址主要依据因素是客流规律占28%,交通情况占26%,周边环境占30%,地形特点占6%,城市规划要求占8%,服务对象占2%。然而,根据以上因素考虑确定,缺乏对市场需求、功能定位、服务项目等分析(图1);就全市而言,缺少统一的科学规划,各站点设置与市场脱节,服务目标不够明确,数量、类型配置缺少合理。如:人民广场、南京路步行街、火车站、飞机场、海港及其它交通枢纽(除都市南站外)等客流量较大地区咨询站点缺失;浦西与浦东相比极不平衡,站点数之比为10:1。随着都市都市旅游的发展,许多旅游景区、街区、商业繁华地段等地区都已逐步被开发利用,吸引越来越多旅游者,现仅有22家旅游咨询服务站点数量明显不足。

3.免费信息。对全市现有旅游咨询服务站点提供免费信息资料收集、分类、统计分析,结果发现:(1)咨询服务站点提供的资料种类有限,大多数为都市市旅游事业委员会制作的免费信息,以及部分旅游企业制作的宣传资料,各区(县)旅游局可提供的信息很少;(2)内容较陈旧,以文字介绍性信息居多,数量高达96%,而具有实用价值信息(如都市市交通图、景点图等)很缺乏,地图类、影像制品类仅占3%和1%;(3)外语免费信息也多为英语和日语的版本,其分别占外文资料语种类型的80%与17%,其他小语种很罕见。

4.运作机制。旅游咨询服务中心实行两级政府两级管理的体制结构,都市市旅游咨询服务中心在业务上对各区县旅游咨询中心进行指导和监督,提供各站点信息种类多,内容丰富的定期或非定期的免费信息资料,同时,兼有旅游网、旅游热线、旅游查询系统、视频播放、触摸屏等旅游信息咨询界面的开发、管理及旅游委政务网、机关处室业务网站维护和新项目开发。各区(县)旅游咨询中心建成后均实行属地化,根据需要自行选址设立站点,开展旅游信息咨询服务业务。在提供公益功能的前提下,各旅游咨询服务站点结合所辖区资源条件、市场需求及自身特点等,实行差异化发展战略,从事拓展业务,探索公益性与经营性相结合的服务运作模式,前两者市场化程度高、竞争力强,核心是如何协调好公益性与经营性问题;后两者业务依附性强,核心是如何充分发挥咨询服务功能问题。

三、网络化:都市都市旅游信息咨询服务体系发展

都市是以其整体属性以及能提供一系列专业化功能和服务而吸引旅游者将其作为旅游目的地的,科学、完善的旅游信息咨询服务体系正是发挥大城市吸引力的关键所在。为适应都市都市旅游发展需要,旅游信息咨询服务体系将应从规范发展阶段向创新发展阶段转型,遵循在布局上的网格化、运作上的差异化、手段上的多元化、营销上的一体化、管理上的标准化等基本原则与指导思想,构建以旅游热线、旅游网、旅游咨询服务站点、旅游触摸屏信息系统组成的四级纵向层面的信息咨询服务网络化体系,以高科技、电子化的手段为旅游者提供旅游咨询和系列服务;同时,链接都市旅游的政府门户网站、旅游统计网、导游信息管理系统、旅游会展网、旅游节庆网等多项横向信息网络共同组成信息服务系统,形成同国际化旅游城市接轨的为海内外游客服务的公共信息服务网络平台。

(一)实现公共旅游信息服务与旅游电子商务有机结合

都市市旅游咨询服务中心负责旅游咨询管理,建立集中式公共旅游信息数据库,行使建设都市旅游公共信息系统、提升旅游产业信息化水平、推进政府电子政务发展等社会职能。同时,通过投资、合资、引入风险资金等多种形式,从事旅游网旅行服务,提供旅游信息增殖服务,开展旅游电子商务。这样既能整合资源,充分挖掘都市旅游信息资源的价值,也能通过开发旅游电子商务使都市旅游公共信息系统的建设得到稳定、持续的支撑。

(二)建立旅游数据采集中心和旅游接待基础数据库

旅游数据采集中心主要功能是实现对都市市各旅游企业的信息采集和数据管理,实现对旅游市场全面掌控,能够实时、准确地掌握都市旅游接待情况,整合接待资源、提高管理效率。通过对都市旅游接待基础数据库的挖掘、统计分析,实现对旅游情况进行短期、中期和长期的预测和预警,为决策提供强有力的依据。

(三)加强基础信息支持系统建设、提升旅游热线能级

加强基础信息支持系统的建设,为应用系统提供更加丰富的信息和支持。充分利用基础系统资源,提高服务质量,扩大旅游热线规模,提供更加丰富的服务项目。如:旅游信息咨询要覆盖各种相关旅游要素;处理游客各类预订业务;提供自动导游服务;提供个性化旅游线路的设计;及时提供旅游投诉咨询和受理反馈功能;自动提供旅游紧急预报信息;提供GIS旅游地理信息导航;提供人性化的信息配套跟踪服务和延伸服务。

(四)完善旅游网、旅游咨询服务站点和旅游触摸屏信息系统

丰富都市旅游网的网络旅游产品,提升电子商务比重。在游客集中区域增加旅游咨询服务站点的设立,同时设立一定数量的旅游问询处作为补充。在高星级宾馆和交通窗口实现旅游触摸屏信息系统的全覆盖,同时在本市游客流量较大的品牌经济性连锁酒店、地铁、重要商业区,部分居民小区等处增设立一定量的旅游触摸屏。继续丰富信息内容,提高时效性,使游客能够尽可能方便及时地得到各种旅游信息服务。适时建设中小旅游企业公共服务平台、长三角旅游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和长三角旅游城市信息化公共平台。

(五)重视旅游信息数据交换规范和服务标准化建设

信息标准化是组织现代化管理的重要基础。目前,旅游数据交换各自为政,必须加强旅游信息交换标准化工作,建立统一的旅游信息数据交换规范体系。同时,为提高各站点服务质量,应重视服务标准化建设,加强规范各站点或问询处的接待环境、外观装潢、设施配备、资金投入、服务项目、服务流程、人员配备、员工培训等质量要求。这将有助于旅游信息咨询业务指导与服务提升,将对都市国际旅游大都市整体形象的塑造产生积极影响。

参考文献:

[1]张广瑞.国际旅游城市的三件宝——关于北京市旅游基础服务设施的建议[A].2006北京旅游发展研究报告[C].北京:同心出版社,2006.

[2]张捷,刘泽华,解杼.中文旅游网站的空间类型及发展战略研究[J].地理科学,2004,24(4):493-499.

[3]路紫,樊莉莉.中小型旅游网站服务功能与商业模式的区位问题[J].人文地理,2005,20(1):103-106.

[4]路紫,郭来喜,白翠玲.河北省旅游网站使用评估分析[J].地球信息科学,2004,6(1):67-71.

[5]孙中伟,,路紫.我国“人文地理学以信息为对象的研究”:15年发展回顾[J].地球科学进展,2006,21(9):925-930.

[6]童金华,缪江平.旅游咨询中心的定位及服务策略研究[J].商业经济与管理,2004,154(8):39-42.

都市文化篇9

论文摘要：近年来以婚恋为题材的都市情感剧很受观众欢迎，比如《金婚》、《双面胶》、《蜗居》、《王贵和安娜》、《婚姻保卫战》。这些电视剧在取得了骄人收视率的同时，还引起了社会话题的热议。随着媒介重心的转移和视觉文化的强势崛起，中国电视剧逐渐摆脱了对小说等文学作品的依附，获得了强势话语权和独立主体的地位，成为当今最广泛和重要的叙事艺术之一，其社会文化地位已是今非昔比，日益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和艺术感染力，成为时下最具影响力，负载社会文化意义最多的艺术样态。而情感剧热播的背后，恰恰折射出的是现代中国人婚姻城堡里种种不可言说的问题，记录的是中国人婚姻伦理文化变迁的无奈与希冀。

都市情感剧的概念

都市情感剧，指的是以现代人的恋爱和婚姻经历为主要内容，表现和挖掘在社会变革中人们的情感迷茫和困惑的电视剧。它反映的主要是社会人伦关系的重要内容——夫妻关系以及亲子关系，因此从题材上讲，应当说是包含了部分家庭伦理剧以及言情剧。近年来，随着表现内容的丰富、表现手法的多样和剧集数量的不断增多，这类剧越来越受到关注，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它们以现代都市人的情感纠葛、婚恋故事为主题，对当前社会上存在的家庭伦理、社会道德等问题进行了不同角度的探讨，并做出不同的道德和价值判断，从而折射出现代人以恋爱观和婚姻观为核心的感情观和价值观的变迁。这些电视剧不同于青春偶像派的言情剧，走的是以理言情的路子，在关注现代人情感需求的同时，努力挖掘情感与责任、婚姻与道德等情感所具有的社会内涵；同时，由于所涉及的内容与伦理关系和传统的家庭伦理剧相比要相对简单一些，伦理教化色彩也并不十分浓厚，而代之以亲和力和感染力，这也成为它能够同时吸引从青年到中年甚至老年等不同年龄层观众的原因。

当下我国都市情感剧发展所处的社会环境

马尔库塞在《审美之维》一书中指出：“艺术的使命就是让人们去感受一个世界。”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工业化步伐的加快，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相继发展为现代意义上的大都市，成为中国人通向外来文明的窗口，同时由于工业化的逐步深化和商业的发展，也带动了国内其他中小城市的崛起，市民阶层逐渐形成并发展壮大，都市商业文明开始迅速兴起。都市已经成为现代人生活的重要所在，都市文化已经成为我国现代文化的重要阵地。新生的电视剧艺术也敏感地体察到了这个新兴世界的脉搏，感应到了这个新兴阶层的需求，一大批反映改革大潮中城市和市民生活变迁的电视剧迅速涌入人们的视野。同时，对于文学和艺术来说，都市的形成不仅以都市的经济发展为标志，更重要的是，新一代的都市人出现了。这是一个伴随着现代化交通、通信、印刷和传媒一起成长起来的高智商的人群。城市人是复杂的，他们的生活充满了机遇、陷阱、矛盾、选择、困惑、失落与希望。他们有强烈的自我表现欲，也有在艺术形象中寻找认同的需求。都市文化的土壤随着市民阶层的壮大和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而不断丰厚，人们对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的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而情感生活作为现代人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反映其情感需求就成为日益迫切的事情。这些都为以都市人婚恋和情感为题材的电视剧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契机。

都市情感剧发展反映出我国当下受众婚姻伦理观念的嬗变

现代文明的迅猛发展在为人类创造丰富的物质条件的同时，也在改变着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第二、第三次科技浪潮，为现代人带来的绝不只是发达的网络技术、高效的通信手段和充裕的物质生活，人类情感世界和精神世界受到的冲击才更为巨大和深远。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化，人们在拥有越来越多物质财富的同时，也深深体会到了精神生活，尤其是情感生活的匮乏。人们需要从艺术中汲取营养，吸取经验，有时甚至希望从艺术作品中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与之相伴随，在商业化与世俗化的进程中，人们的情感世界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荡。社会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使婚姻和情感的内容、地位以及表达方式都与过去有了很大的区别。我们向来引以为豪的家庭稳固、婚姻稳定，也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明白对婚姻家庭的幸福期望值不可太高。神圣的爱情受到挑战，家庭面临着从未有过的危机。艺术创作的动力往往来自传播的需要和社会的呼应。中国人的家庭和婚姻已经成为引起全社会关注的问题，再也无法隔绝于世界之外，被纳入现代艺术的视野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反映家庭、婚姻问题的电视剧也因此备受关注。这些作品往往不是简单地去演绎一个“陈世美”或移情别恋的模式，而是深入到伦理、文化的更深层次，表现当代社会在现代观念与传统观念多重制约下的男女两性性别心理意识及其复杂多样的情感问题，其中不少都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比如《蜗居》，以海萍、海藻姐妹俩的情感生活与所需求的生存空间之间的矛盾作为故事主线，内容涉及房价、反腐、外来人员融入城市的艰辛等极具时代特点的话题，把当下民众所面临的区别以往时代的困惑一一展现，使观众在关注人物命运的同时，也开始审视自己的情感世界和价值取向。在当年获得了极大的关注，一时成为社会性的话题。

都市情感剧对当下受众审美心理的精神抚慰

电视剧从兴起到今天，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就获得了相当大的发展，除了有社会的土壤、契合大众的需要外，还与其自身的特点及创作者的努力分不开。“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众娱乐、大众消费的呼声渐涨，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下，人们渴望在疲劳的工作之余，获得情感的慰藉和精神上的愉悦，大批的言情剧应运而生。”①这类电视剧从兴起伊始，就主要以爱情、亲情、友情这些人们最熟悉也最渴望的感情为讲述对象，表现形式不拘一格，喜剧、悲剧、闹剧，有的以曲折的故事和引人入胜的情节吸引观众，为人们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带来精神上的愉悦和放松；有的则以情感人，滋润观众心灵，成为一剂抚慰心灵创伤的良药。

人类的爱情、婚姻生活是艺术表现的永恒题材，美好的爱情、完美的婚姻、幸福的家庭是人人心中的渴望。婚恋题材电视剧兼具言情剧与家庭伦理剧的共同特点，既具有时代感，同时又具备与传统因素的契合点，对观众有一种“圆梦”的吸引力。把叙事的焦点集中到婚姻家庭，也让它与电视剧本身的家庭收看方式相符合，更能够拉近与观众的距离。同时，由于“该类题材的电视剧与重大社会现实问题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政治敏感度不强，因而也就在创作上赢得了更大的自由空间，是电视剧国情化、地域化、叙事化特色最重要的表现领域”②。

都市情感剧的发展也体现了创作者们的理性思考与人文关怀。近年来，电视人对这一题材进行了深入挖掘，从不同的角度关注中国人的婚姻危机和情感危机，充分表现了他们高度的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感。在他们的努力下，以都市人情感为题材的电视剧正以其丰富的内容、多元化的创作风格以及直面现实的精神为越来越多的观众所接受和喜爱。

结语

任何艺术都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电视剧艺术作为一种现代新兴的艺术门类，对于当代社会生活更有着最为敏锐的嗅觉，它关注的焦点，往往就是社会的焦点和热点。处在这一转折时期的中国影视文化，既是这一特定时期的历史产物，同时也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一方面，我们可以从这一特定时期的历史语境来观察和阐释这一时期的影视文化，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一时期的影视文化来理解和分析这一特定时期的社会语境”③。我国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发生的巨大变革，使得以婚姻伦理精神为核心的我国婚姻伦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呈现出传统观念与现代意识并存的情况。正是这种变迁，使得以表现现代人婚姻情感为核心的婚恋题材电视剧，从创作理念到价值取向都受到很大的影响，综观近年来数量庞大的电视剧创作，在内容、题材、主题上对社会生活的强烈关注和贴近，创作视角的平民意识和强烈的现实主义再现风格，成为当下都市情感剧的特征。（本文为2010年度南京艺术学院校级重点课题“都市情感剧研究”的成果之一，课题编号：dgcyyds10）

注 释：

①曾庆瑞：《通俗电视剧艺术论——世俗生活的神话》，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都市文化篇10

一、帝国主义都市文化与晚清名妓

叶凯蒂明确提出以名妓的主体性为研究视角，关于上海租界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氛围全都融入到承担生产者或者制造者角色的人的社会关系里进行阐释，这样无疑颠覆了名妓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所承受的性别和人格方面的双重歧视。在此之前，另一位历史学者贺萧（Gail Hershatter）在《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里提醒人们，千万不要一厢情愿地进行过分的“想象性重构”，既不要充当某位悲天悯人的拯救者，也不要随意谴责她们缺乏道德规范的生活，更不要运用具有权力意志的“暴力言语”描述有关她们的一切。贺萧认为，处于业等级制度里的娼妓因为身份地位及原籍的巨大差异，在主体性这一点上，也同样显现出天壤之别。因此，必须先对等级制度的创建以及各种类型的娼妓做出详细的解释。叶凯蒂为界定所谓“名妓”的社会身份及形象，直接沿用了贺萧的分类统计原则，并用“都市”“西方物质文明”“职业女性”等现代词语为这一社会边缘群像立传。

由于名妓的特殊职业性质和租界出于商业利益对她们的保护，都让她们更加崇尚西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所营造的奢靡浮华的都市氛围。在发现自己本身所具备的娱乐潜质的同时，她们不断积极拓展并重新划定自己的生活区域，完全冲破了旧式妓院或者宅院的封闭式生活环境。弥漫于上海租界的西方审美风尚也深刻地影响着名妓们在个人装扮和游玩享乐方面的审美趣味，她们的私宅闺房、游戏场所的装潢设计也都已流泻出浓郁的异国风情。安克强（Christian Henriot）的《上海：19—20世纪中国的与性》一书里对于高级的衣食起居也作了非常详尽的考察和说明，他在上海档案馆查阅了很多珍贵的历史资料以充实他的研究。叶凯蒂在细节描写方面参照了安克强和贺萧的著作，力图将文人与名妓联系起来，他更注重文学作品和新闻报道的学术价值。相比安克强和贺萧，叶凯蒂更注重用大量石版画和照片形象地说明当时名妓如何将各种西洋的新奇事物融入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娱乐当中。

可以说，上海租界名妓是中国第一批认同与接受帝国主义都市文化的职业女性，从日常生活到思想观念，她们表现出来的主体性、开放性和反叛性，恰好是对晚清时期中国社会现代化艰难缓慢的进展状况的嘲弄与否定。在西方都市文化入侵传统伦理社会时，她们自觉掩藏自己的文化身份，主动化解被道德标准压制的身份焦虑，并急切利用帝国主义文化的物质形式来美化自己的谋生手段，模糊大众对其的关注焦点。因此，上海租界里的帝国主义都市文化和中国传统社会的农耕文化相杂糅，创造出一种独特又奇异的文化景观。这种复合型的文化现象对名妓们来说，不是政治经济被殖民的“隐喻”，反而是拯救她们免受道德谴责的“施恩者”，同时也赋予她们丰厚的经济利益和重塑自我形象的机遇。

二、爱情游戏的娱乐观赏价值

在描述嫖客结交名妓、与其欢爱所产生的愉悦的同时，贺萧从妓院规制、情感事物、花招和伎俩以及职业生涯全面阐述了名妓在经营情感、生意和人际关系等方面的生存智慧。叶凯蒂受此启发，也以名妓为立足点，认真考察了上海租界的整个妓业生态链。他发现表演永远是上海名妓最重要、最引人注目的职业活动，凭借这项职业技能，她们基本已经摆脱了低等以卖身为主要营生的悲惨命运。名妓已不再完全顺从男权社会以社会性别和身份差异而建构的权力模式，她们在与恩客和妓院的协调与周旋中逐渐转变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叶凯蒂详细阐述了名妓的新式社交仪式和规矩，包括见面、求爱等恋爱步骤应该如何筹划。他说：“名妓作为积极的主体，发展和参与着仪式化的新型关系，希望人们把她们的服务看成职业的娱乐接待。她们行使着相当大的权力，而客人的传统文化权威和社会地位在租界却起不了作用。”[1]贺萧也认为：“历史记载中下属群体所占有的主置，并非只是作记载的上层人指派给他们的；在一定程度上，是下属群体本身进行干预才形成了这样的位置。”[2]从作为身体符号的旧式到女性意识获得解放的现代交际花，她们不再是男性权力掌控下的性附属品，也不再是被物化的“他者”，而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女人。具有创造性的反叛的主体意识彻底消解了被权力塑造并规训的“第二性”，看似强势的男性恩客和妓院体制必须与名妓进行一场无休止的商业角逐，情感游戏和金钱交易成为一宗被大众认同的公平合理的生意。虽然叶凯蒂在《导言》里强调他“处理权力与控制问题的方式更为开放一些”，[3]不同于贺萧预设的女性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研究框架，他更注重发掘涉足都市娱乐业的名妓与知识分子如何影响现代社会关系的发展趋势，但是《上海·爱》的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对权力话语的抵制，为失声的边缘群体立言的思想却都与贺萧不谋而合。

如何选择合适又引人入胜的角色重塑名妓和恩客在情感游戏里的优雅形象无疑成为一个重要课题。王德威在《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里通过对《海上花列传》的分析，发现“勾栏生涯乃是一种逢场作戏的职业，一项以假乱真的技艺……就其最为职业化的层面而言，们的生活不仅仅是在模仿艺术，她们的生活本身就是艺术。”[4]叶凯蒂则具体考察了当时流行于上海租界青楼妓馆的花名及逸闻趣事，发现很多名妓尤其沉迷于《红楼梦》哀婉缠绵的爱情故事里难以自拔。她们借用《红楼梦》里某个人物的名字为自己命名，或者模仿《红楼梦》里清秀佳人的言谈举止，并且依照大观园的设计样式将自己的居所布置成一个想象的空间。最关键的是，《红楼梦》里令人一唱三叹的爱情也被她们戏仿为显现在现实生活里的传奇。她们邀请恩客参与到这种充满浪漫色彩的“游戏场”中，怜香惜玉的恩客扮演宝玉，娇痴妩媚的名妓则化身黛玉，他们用各种传情达意的表演方式来演绎基于娱乐且超越现实的伪爱情。晚清上海租界的名妓相较于晚明的“秦淮八艳”更富有无所顾忌的娱乐精神，她们不再背负历史赋予她们的国恨家仇，反而在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殖民的上海租界里获得了自由的新生。叶凯蒂的这一观察可以说相当细致入微，尽管贺萧在《危险的愉悦》里也提及名妓为自己取花名一事，但却未能展开说明她们当时那种自卑又附庸风雅的审美心理。与风靡上海的流行文化结合，名妓的自我价值被她们潜意识里的娱乐精神无限放大，如果不从都市娱乐文化和名妓的关系上来思考，确实很难得出这样富有创意的观点。

三、作为都市娱乐产业共谋者的知识分子和名妓

借助知识分子所栖身的大众传媒推波助澜的传播力量，名妓已然成为都市大众文化的娱乐先锋。知识分子、名妓和大众传媒（尤其是出版业）形成了一种张力十足的娱乐文化场域，供职于娱乐报刊的文人笔耕不辍地撰写花界指南和狎邪小说来推销他们心仪的名妓。文人与名妓之间由于共同的商业利益而构建起一种新型的合作关系，它已经溢出了传统妓客关系的界限，成为在社会现代化进程里以大众传媒为传播载体、以生产和消费为传播目的的人际关系。他们在现代都市商业文明的熏陶下结成最牢固的性经济和性娱乐联盟，诱惑更多城内城外渴望体验欢场游戏的游人浪子偷食禁果。这正是《上海·爱》最具创新性的学术价值，叶凯蒂的研究对象不仅是参与创造都市娱乐文化的名妓与文人，更关键的是他们在都市娱乐文化生产、流通和消费领域所产生的复杂关系。

叶凯蒂列举了几位活跃在上海租界出版业的记者和作家，比如王韬、邹、袁祖志、李伯元等人。他们竭尽全力用笔墨塑造出一个个万众瞩目的名妓形象，在报刊上公开评选上海24名妓，最新的“花榜”排名等等。王德威更加细致地考察了晚清时期狎邪小说空前盛行这一文学现象，小说里描写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声色犬马的奢糜生活是现实，也是虚构。文人对名妓的风流韵事是赞赏，也是批判。因为文人们发现自己逐渐被一手捧红的上海花界明星无情地抛弃，他们早已无法像昔日的传统文人那样对拥有绝对的占有权。将名妓推向大众文化视野和商品市场之时，也就是他们全身而退之日。身份转换过程中产生的困惑与焦虑迫使文人开始表达对名妓的批判和讥讽之情，她们道德品位的堕落以及与官场黑幕的牵扯不清都被狎邪小说揭露出来。“上海和上海名妓的文学形象从‘奇’变成了‘怪’，后来民国时期又变成了‘丑’”。[5]由此可见，文人与名妓之间存在着既相互依赖又相互疏离的“剪不断，理还乱”的矛盾关联，都市文化则是酝酿这种关联的娱乐现场。总之，知识分子利用现代大众传媒塑造上海名妓复杂多变的公众形象，通过商业运作将其推向消费文化的前沿，吸引猎艳者投身这一发生在公共领域的“造星运动”，最终形成真正的现代都市娱乐产业。至于名妓和文人在现代都市娱乐文化里究竟是否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也许安克强的质疑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反思：“经济的商业化越来越快，而高级像其他从事服务行业的人一样，其地位在这个过程中迅速下降，并最终沦为纯粹的被消费对象。”[6]快餐式的肉体消费逐渐湮没优容的精神享受，闲与钱在商业和政治的重压下日益枯竭，选美比赛已经沦为上流社会的恩客权力斗争的展示场所。

结语

叶凯蒂在《上海·爱———名妓、知识分子和娱乐文化1850—1910》一书从晚清时期上海娱乐文化发展史的视角来探讨知识分子和名妓如何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他提醒我们应该重新评价在权力控制和社会压迫的历史语境里生存的上海名妓，及其与知识分子所参与创造的整个都市娱乐产业。这同时也显示出叶凯蒂的研究策略，为了在研究资料和研究对象上获得理论的创新与平衡，他从文化批评的角度细读花界指南、新闻报道和狎邪小说，又深入发掘知识分子和名妓真实的人生经历，传记以及社会历史研究方法当然是不可或缺的。尽管安克强和贺萧都是以上海晚清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娼妓的生存现状、妓业的商业模式以及政治力量对的管制为研究基点，但是前者主张要进行客观的历史学研究，他提倡一切历史书写必须从真实可信的文献资料出发，绝不能仅采用某些文学性的漫谈式“陈述”作为参考文献。更确切地说，安克强的研究对象是19世纪至20世纪的上海史，他采用社会历史研究方法，在广阔的社会环境中研究特定历史时期上海业的整体发展状况，而不是仅仅针对这一社会最底层妇女群体。他尽量避免研究方向偏离自己宏观叙事的主旨，因此他不赞同贺萧如此重视指南、娱乐报刊和黑幕小说的史料价值，也不赞同她所运用的富有争议的后结构主义和女性主义研究方法。总之，这三位学者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都有所取舍、有所侧重，他们的著作对于研究中国现代社会结构和经济状况都大有裨益。

注释

[1][3][5][美]叶凯蒂：《上海·爱———名妓、知识分子和娱乐文化1850—1910》，杨可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11月版，第126页，第9页，第277页。

[2][美]贺萧：《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韩敏中、盛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6月版，第27页。

[4][美]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宋伟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