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证制度十篇

听证制度篇1

「关键词预算；听证；制度「正文

一、国外的预算听证制度

财政预算是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重要经济手段，是调控社会经济资源分配的主要杠杆。在国外，纳税人特别关心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编制情况，因为那是政府在花“纳税人”自己的血汗钱，预算多少，如何使用，都关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

实行听证是重要的公开形式。听证制度最初源于英美法中的自然公正原则。其基本含义有两个：一是任何人不应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二是任何人在受到惩罚或其他不利处分前，应为之提供公正的申辩机会，其目的是保证司法公正。后来，这一原则推广应到行政领域，形成了行政听证制度。

听证制度最初源于英美法中的自然公正原则。其基本含义有两个：一是任何人不应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二是任何人在受到惩罚或其他不利处分前，应为之提供公正的申辩机会，其目的是保证司法公正。后来，这一原则推广应到行政领域，形成了行政听证制度。

在国外，实行的是行政预算听证会。通常，机构将其预算提交给审查机关，由其详细对申请进行分析。审核机关，例如部门预算办公室，便着手寻找更多的信息。这一步往往通过要求部门就特别需求作正式书面回答来解决，有时也采用非正式的形式。审查者——预算检查员——准备一份对材料的分析并为听证会准备背景材料。不一定非要召开听证会，但它们能够使预算官员和行政部门更好地理解机构申请和支持申请的理由。各机构也要为听证会作准备。准备的深度各不相同，但认真准备对机构而言是明智的。可以估计审查者将提出的问题，并在机构的陈述中进行研究和答复。可以准备一份关于行动和策略的计划。

听证会本身是半正式的，很少记录证词。主管部门的首脑应主持会议，提出问题并了解预算申请。主要的预算官员参加表现得相当活跃。为了有助于整个过程，为行政首脑准备一些问题。机构提交一份声明和相应的问题，或者审查完全通过提问和问题来进行。若不考虑采用的类型，机构应解释其项目，特别是任何项目变动。提问者应对模糊观点以及潜在的政治或管理问题进行详细探究。听证会的目的仅是为了获取信息，利用这类讨论会作出暂时性或最终决策是不恰当的，因为决策必须进行更多的思考。

美国的法律《国会的预算与财政管理》对听证会和有关的报告作了具体规定：在为各个财政年度提出预算共同议案时，参众两院的预算委员会应当举行听证会，并应听取国会议员、以及联邦政府部门和机构、公众人士和全国性组织的预算委员会认为适当的代表的证词。美国联邦政府，每年至少有四个预算听证会。在正式开始听证之前，一般要进行听证会排演或模拟是一项标准操作。部门管理者承担着诸如拨款委员会主席这样的关键审查者的职责。在听证会开始之前，已对棘手的问题进行了预计并作了相应解答。模拟听证会能揭示缺乏说服力的理由，有处理问题时建立部门间的有效合作，并了解审查者观点。模拟听证会政治家助于预算官员决定在传统的公开声明中应讨论和强调什么主题。

准备预算听证会的关键是充分的调查研究，以避免或使听证会上的意外情况减至最小。一个意外常使管理者看上去无知，并会使他们在回答其余问题时也显得很糟糕。对以往听证会和陈述的详细研究往往能显示出审查者认为是重要的方面。此外，在设想很难回答的问题时，对项目本身以及对项目的反应的审查是必不可少的。通常，预算官员和其他人（比如中心预算办公室中的人）的密切关系，能够成为智慧的重要来源。

关于听证会的简明书籍是有帮助的。一般而言，它们仅包括预计到的很难作答的问题或标准问题以及答案。它们可能包括对每一审查者观点的简要讨论，但这些信息常常是一般性的知识。这些描述还可能产生误导，引发不必要的困惑。

听证会的问题有许多来源，包括审查者（比如一位参议员）、职员、顾客、甚至部门本身。问题有时完全根据部门提供的问题清单来设置。有时设置的问题是非常困难的，这样部门便能够以可能是最好的方式继续记录某一主题。机构和OMB的听证会很少设置问题，但当友好的立法者想援助一个项目时，在国会听证会上设置问题也司空见惯的。有时职员间关系相当融洽，其效果与设置问题相似。

听证会上的表现往往会在审查者心目中勾勒出该部门的领导状况。听证会是部门塑造自我形象和营造对自身良好感情的一个机会。领导者将被披上公共安全卫士、科学家、政治家、环境保护者等外衣。在听证会上的出色表现有利于避免对部门费时的和非善意的审查。

了解预算是在听证会上留下好印象的最佳方法。了解有关知识必不可少，而知识又往往伴随着好的有组织的表现。通常，为接下去更深入的问题提供机会的简短的回答和恰如其分的表现最为有效。关注使人感到重要的主题没有被忽视。管理者不了解某一细节是可以原谅的，此类数据在听证会后常常被补充进记录。但对管理者来说，不知道如何回答有关管理方向的问题，却是不可原谅的。问题——甚至在细节上——常能被预计和回答或在听证时被传达。这一活动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并能建立信心。

听证会是一项有某些禁忌的游戏。部门官员意识到他们有两个管理者——立法部门和行政部门，但部门官员不能对行政首脑的预算提出异议，尽管他们希望得到更多的支持。如果核心预算办公室或机构认为该部门不遵守已建立的行政部门政策，那么部门领导或其他政治雇员便会被解雇。但在一些情况下，核心预算办公室或机构从政治策略的考虑出发可能并不希望部门违背立法部门的愿望，将预算提高到行政部门规定的水平之上。每种情况必须被单独加以考虑。此外主管部门不应当同意向客户的压力让步。主管部门应当对的有的人负责；因此，向某一客户让步意味着偏袒。它也承认施加压力可能取得成功。与此相反，主管部门精心组织语言，表示他们希望听取民众的建议，并且会依照有价值的建议行事；主管部门的确接受好的建议，但只根据建议的内在价值决策。由于这项禁忌，压力没有什么影响，不会被公开接受。

听证会结束后，预算分析人员仔细地复

核他们的记录并重新考虑提案和其他材料。来自行政首脑的指导也被加以考虑。通常审查者会通过书面或电话形式询问一些附加问题。接下来部门预算办公室着手准备其最终的分析和建议。主管部门的首脑就预算作最后指示。指示的内容取决于行政首脑的管理模式。有的人将整个责任交与预算办公室，其他人仔细地审查申请。通常，行政管理面临的时间压力不允许其对申请作长时间的、详细的审查。一套指示信息通常包括：1.机构申请概要；2.预算办公室的建议；3.行政首脑上一年度有关预算意见的概要；4.预算办公室的附加建议；5.初步预算（州和地方政府必须平衡）；6.政策问题概要。 二、焦作市实施的部门预算听证

河南省焦作市财政局根据市政府提出的“公开透明理财、科学民主决策、规范预算管理、提高资金效益”的总体要求，将进一步深化和完善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列为工作重点之一。经过充分酝酿和准备，2004年3月23日下午召开了首次部门预算听证会，市水利局、卫生局、司法局和焦作大学四家即将提交市十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的部门预算举行了局内听证和社会听证，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以提高预算编制的规范性和科学性。

1.会议组织情况。会前焦作市财政局专门就举行听证会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认真研究，由于时间较为仓促，与规范的听证会程序相比，本次预算听证会未能提前30天向社会公众告知听证会的内容、时间、地点和程序，没有聘请相关专家，没有接受社会公众的参加申请。参会人中仅限于财政局副科级以上干部、预算单位代表，各会计站站长和财政局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单位、社区中聘请的10位社会财政监督员，因此办能称为准意义上的预算听证会，是一次益尝试

2.预算听证情况。听证会按照业务科室介绍、听众提问的程序进行，采取了投影仪显示的现场互动形式，台听众对四个部门的每一笔支出安排情况都一目了然，对有疑问的地方随时提问，农业科、社保科、行政政法科、教科文科的四位科长现场给予解答，对一些涉及四个部门具体业务的项目支出安排，由预算单位代表给予具体的补充说明。由于现场观众提问十分踊跃，并且涉及到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听证会一直持续了四个多小时。

3.听证会取得的成效。通过财政预算社会听证，让纳税人和老百姓知道了政府财政的钱是怎样花的，准备为老百姓办哪些事情，增强了政府理财的透明度和公信力，让纳税人有了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权，体现了政府为民理财、科学民主、公开透明、权力制衡、主动接受监督的亲民为民形象。但由于此项工作刚刚开始，各方面阻力也比较大。加上目前预算管理体制的先天性欠缺，财政局内部也仅仅是各个支出科室与预算科的相互讨价还价，导致预算编制的透明度不高，定额、标准等技术性问题也不尽完善，暴露出部门预算编制存在一些亟待规范的地方，归纳起来主要有几个方面：一是预算内外资金安排标准不统一，综合预算落实不到位。财政预算内资金基本上都能安排到项目，相对较为规范。但预算外收入安排一粗二宽，缺乏成本核算和定额标准，宽打窄用的问题比较突出。如焦作大学预算外收入3300多万元基本没有落实到项目，结防所200多万元预算外收入成本支出失真等，资金安排的科学性无法考察，反映出财政对预算外郊外的管理相对落后。二是预算安排的依据有待规范。主要是财政资金的供给范围不清导致一些项目安排不能叫人信服，如医院的定额补助和贷款贴息问题是个热点，许多听众提出财政对医院补助不能适应公共财政的基本要求，建议能否将补助与项目结合起来，按照医院所提供的公共卫生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安排相应支出实行零基预算，不搞一刀切，同时也体现出财政支出与群众受益间的对应关系。三是预算编制的一些基础性工作仍有待加强。如基本支出预算不管是人员经费还是公用经费都有定额，但项目预算缺乏合理的定价机制，且经费与专项资金界限不清，实际工作中单位有虚报项目支出用作公用经费的对策，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不高与此有很大关系。四是财政内部各个业务科室在编制预算时存在水平和标准不统一的问题，表现在预算编制质量差别较大，同类支出在不同单位间执行不同标准，如会议费支出、车辆燃修费、临时工工资等。五是预算编制缺乏绩效评价前提，预算单位在项目申报时追求预算最大化目标，往往是宽打窄用，最终表现为年终结余，但这并没有与单位申报下年度预算结合起来，结果是预算编制与预算执行结果相脱节，最终导致财政资金的浪费。

三、重庆市财政局的预算追加实施听证

预算追加听证是指在年度部门预算执行中，有关部门或部门提出追加支出申请后，经财政部门联系处室初审并提出听证提议，由听证评议小组对预算追加项目进行审议、确定的过程。过去，单位或部门提出申请后，主要由联系该单位的处室审核意见，并按程序审批。这种方式在操作上缺乏公开和透明，决策上缺乏公开和透明，决策上缺乏民主和科学，容易产生分配上的不平衡。市财政局在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和可行性论证的基础上，2003年上半年，制定了《重庆市财政局预算追架听证会暂行制度》，用于规范追加预算指标的审议和确定程序，建立了从听证准备（单位申请、处室初审、建档入库、提请审议、列入议程）到听证审议（听取意见、研究讨论、初步确定）、听证确立（呈报局长

办公会）和指标公示、追加预算等一整套程序。即：市级预算单位提出预算追加的申请后，由市财政局联系该单位的处室进行调查研究并提出听证提议，然后召开听证会，由局主要领导主持，办公室、条法处、监督处、监察室等不管资金或不联系预算单位的处室人员组成评议小组，听取处室汇报项目情况、资金需求和申请理由，由听证评议小组集体研究决定是否给予追加，然后报局长办公会审定。 预算追加听证制度从2003年7月25日正式启动，第一次听证会议对市检察院申请办案经费等四个项目进行了听证。2003年11月27日，第二次预算追加听证会议对市级机关综合楼办公家具购置等四个项目进行了听证。两次听证会均取得成功。一起追加预算项目因实施理由不充分、条件不成熟未获通过，其他项目预算单位共申请追加预算5230万元，听证后确定为3900万元，核减25.4%.同时，按照轻重缓急的原则，对原申请使用方向、结构等进行了调整。

（一）、听证程序

具体分为听证准备（处室初审、建档入库、提请审议、列入议程、召开会议），听证会议（听取意见、研究讨论、初步确定），听证确立（呈报局长办公会），指标公示，追加预算等程序。

1、听证准备包括：（1）。处室初审。由支出处室审核有关市级部门的追加预算申请，提出初步处理意见，确定项目是否确立。（2）。建档入库。按照局专项资金管理有关办法，对已确立的项目进行梳理、排序后，输入局专项项目库。（3）。提请审议。由相关支出处室整理项目内容，并向评议组办公室提出审议请求。（4）。列入议程。评议组办公室根据处室提交项目数量及项目轻重缓急，拟定会议议程，报局领导审定。（5）。召开会议。按照局领导的批示，由评议组办公室确定会议时间，通知相关部门。

2、听证会议。包括听取意见、研究讨论、初步确定等程序。（1）。听取意见

由会议主持人宣读听取议程、介绍参会人员、告知责任义务、宣布会议开始。

提议者提供项目资料、陈述项目内容、发表初步意见。（原则上控制在20分钟内完成）。

评议组成员询问项目事由、可行依据及经费需求。（2）。研究讨论。评议组成员阐述个人观点、进行会议讨论。（3）。初步确定。由会议主持人宣布提议者退场、综合各位意见、进行评议表决，宣读会议结果。

3、听取确立。由评议组办公室整理会议内容，形成会议纪要，呈报局长办公会审定。如需动支预备费，要拟文报市领导审批。

4、指标公示和追加预算等程序。经局长办公会研究同意确立的项目预算指标，要通过局网络和会议纪要等多种方式予以公示。同时通知项目单位，办理预算指标下达相关手续。

（二）、复议程序

具体分为提出复审申请、申述复议理由、研究复议内容、回复复议处室。采取会议集中研究或分别征求意见等方式进行。

听证结果公示过程中，听证提议者如有异议，应在公示后3个工作日前向评议组办公室提出复议申请，由听证秘书听取复议理由申述，整理申述内容，向局领导及评议组成员处室通报有关情况或召开复议会商会议，形成复审决定，并及时将复审决定通知复议申请人。

1.听证过程中，提议者有过激行为致使听证无法进行的，听证主持人有权宣布听证中止；

2、听证全部活动，应当由听证秘书整理形成听证笔录，经听证主持人审阅，并由听证主持人、听证评议组成员和听证秘书签名后，呈报局长办公会审议。

3、听证结束后，听证秘书应当依据听证情况及笔录，写出听证纪要，连同听证笔录报局长办公会审议。听证纪要应当载明下列事项：听证的时间、地点、议题、主持人、秘书和其他参加人；提议项目内容及其可行性、初步意见、经费额度，以及评议主要分歧和听证主持人的意见和建议。

4、听证会议内容、听证笔录、听证纪要在未经局长办公会研究及公示前均为机密资料，所有涉及人员要严格保密，不得泄露。

5、听证主持人、评议组人员、听证秘书应当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行使其权利，如有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将取消其作为相应资格，并按有关法律法规承担相应责任。

四、预算听证的意义作用和需要改进的意见

举行预算听证将对提高预算管理水平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对政府财政接受社会监督，实践执政为民和政治民主也将产生重大推动。公开透明本身就是一种进步，把听证制度引入预算管理中是财政管理制度的创新，也是深化财政支出改革、强化财政管理的一项重要举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实行预算追加听证制度是加强财政管理、规范财政资金分配的有效途径。作为财政支出改革的一种形式，预算追加听证制度首先规范的是财政自身的行为，有利于促进财政部门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促进财政支出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

2、实行预算追加听证制度是提高财政资金分配公开、透明的主要形式。预算追加听证制度的建立，使财政资金分配在“阳光”下进行作业，对于杜绝“人情”预算、“个人”预算，防止资金分配中的暗箱操作和不正之风，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具有重要作用。

3、实行预算追加听证制度是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有效性的重要保证。实行预算追加听证，旨在通过规范的审核制度，严格的审核程序，从可行性、有效性等多方面加强对预算追加项目的审核，切实保证财政资金分配科学合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4、实行预算追加听证制度是财政部门科学理财、民主决策和依法行政的具体体现。实行预算追加听证制度，引入了民主、科学的决策机制，免了一家之言，合理地确定预算额度，是财政部门实践“三个代表”，对纳税人、对广大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精神的具体体现。

从两个地方开始的预算听证的情况看，我国的预算听证还处于初始阶段，主要是内部和少数部门的听证活动，内容和范围较少，公开性不够，因此作用甚微，但毕竟迈开了步子。为了进一步做好预算听证工作，需要完善以下方面的内容：

一是完善预算法。在修订预算法时增加关于预算听证的内容。根据法律，再制定《财政部门预算听证实施办法》，推动预算听证制度的全面实施。应当逐步将预算听征的内容和范围扩大到整个预算。

二是扩大预算听证的公开形式，逐步将预算听证由内容听证、部门听证扩大到报纸、电台、电视等公开媒体的听证。

三是建立专门的预算听证机构，可以由财政机关预算、法规和办公室负责这项工作。

「参考资料

1、《中国财经信息资料》2004年第11期黄春平《向社会公开财政预算听证》2、《法制日报》2004年4月1日3、《美国公共预算》托马斯D林奇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听证制度篇2

关键字：立法法 听证制度 程序缺陷 对策

一、立法听证制度概述

听证制度广义上可以分为立法、司法、行政听证制度。立法听证制度就是指立法机关在立法过程中，为了收集、获取与立法有关的资料、信心，邀请有关政府部分、专家学者、当事人及与法律法规有利害关系的公民等到会陈述意见，为立法机关审议法律法规提供依据与参考的一种制度。2000年3月15日，立法听证作为一种民主立法制度被国家法律所确认，《立法法》明确规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法律委员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方式。"

二、关于我国立法听证制度的现状及其缺陷

（一） 我国立法听证制度的现状

199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行政处罚法》首次规定了听证，回顾立法听证走过的十年，地方人大的立法听证成为我国立法听证制度很重要的一部分。199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价格法》第23条规定政府定价时应建立听证制度。1999年7月16日深圳市法制局最早召开立法听证。1999年9月9日广东省人大对《广东省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条例（修订草案）》进行的立法听证是我国首次由人大组织的立法听证。迄今为止我国有很省市都举行过立法听证活动。2005年9月，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共同举行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减除费用标准听证会。 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举行立法听证会。标志着我国立法听证制度真正的容进人民的生活，也是我国立法活动更透明更民主化的体现。

（二）我国听证制度所存在的问题

首先，听证制度立法效率低，质量差。我们说立法听证是立法民主的体现，中国是个民主制的国家，从逻辑上来分析，立法听证制度在中国的发展应该是迅速的、稳健的。"中国的真民主真的有点马虎"。其实在听证制度中我们能看到这样的影子，有很多地方、机关和部门在实行听证制度时只是走走形式和过场，并不把听证制度当回事，也就是说当前执政的人不把听证当回事，可想而知听证所得的效果是什么样的了。

其次，立法听证制度的法律依据是很模糊的，《立法法》规定了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的立法行为所做的规范，并没有对地方立法机关的立法听证活动作出规范，可见地方机关的立法听证的法律依据是很薄弱的，也就是说地方立法听证是得不到真正的保障或是正确的引导。

立法听证活动中，最重要的是民众、利害关系人、当事人的参与，举行听证活动就是为了能够充分的保护当事人的利益，给当事人说话的机会，能够听取他们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意见。但是，在现实中，情况往往不是这样的，真正想要参与到听证活动中的人是很难坐在出席者的位置上，通常参加听证的人是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或者说有一定的身份的人，他们又怎么能代表人民的意见呢？在立法听证中，立法部门总是希望所制定的法规能够通过，无形中对提出反对意见的人会产生抵触，在对听证参加人进行选择的时候一般会将其排除在外。要想我国的立法听证制度更加民主就应当对参加听证活动的人作出一定的规范。立法听证不仅是给公众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观点，而且是要使得公众的意见在听证会上被真实的代表，更重要的是通过一定的机制使决策者对这些主张予以认真地实质地考虑，而在现实生活中，听证通常是被当作一种摆设或实现某种目的的工具，公众的意见仅仅是听听而已，那么举行听证会还有什么意义可言。公平、民主、科学的听证一定能提高人们对听证的热情，但是从目前情况而言，似乎公众不相信听证，不相信政府，认为政府只是在逢场作戏。 "涨价会"、"做秀会"、"民主的花瓶"，成了人们对听证会的代名词。要想建立起公众对听证会的信任，政府应该事实求事的，认认真真的举办听证会，从政府自身对听证会的态度开始改变，立法者或者举办听证会的机构应当摆正听证制度的位子，认识到听证制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四、浅谈我国立法听证制度缺陷的对策

任何一项制度的完善都需要试错的过程，需要实践磨练的过程。我们可以对现行的立法听证制度暴露出的问题提出质疑，提出意见，关键是如何完善立法听证制度本身。

（一）开放公众参与通道，科学遴选听证代表

其实立法听证是一个双向的、互动的制度，在听证活动中不仅仅只有决策者还有公众参与者，我们说决策者所扮演的角色和他们对立法听证制度的观念固然在听证活动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公众也是听证活动重要的组成部分，公众对听证的态度和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听证的举行。要想让听证制度得到进步和完善，我们首先要科学遴选参与听证制度的代表。只有首先将参与听证制度的民意代表与其他利益主体相区别开来，我们的听证会才不会动辄就演化成涨价会，垄断会，才不会让本来正义的法律程序成为少数利益既得者擅权的工具。由此，开放参与听证会的通道十分必要。

首先，我们可以通过在广播电视和网络，媒体上的宣传，让听证会的消息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知悉，通过法制宣传，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加听证会、关注听证会的积极性，让听证会不再是少数人的游戏；

其次，通过建立一套科学的评选体系选拔参加听证会的民意代表。民意代表应当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既要代表不同的社会阶层，又要代表不同的利益者。而且，这些民意代表应当具有一定的辩论技能，以尽可能的让群众明了事实真相，发挥听证会应有的作用。

（二）端正对听证会的错误认识，做好普法宣传

人们通常把听证会与民主表决等同起来，以为决策者必须遵循听证的投票结果作出，否则就是走走场，糊弄民意。而事实上听证是征求、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的程序，利害关系人享有的只有参与权、意见表决权，因此公众一定要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否则会影响听证的健康发展。①《立法法》中虽然规定了立法听证制度，但是它并没有对立法听证的范围作出规定，比如哪些法律需要进行听证。在立法活动中我们强调民主性、科学性，争取调动更多大众的积极性，能够参与到立法中来，国家需要制定的法律有很多，如果每制定一部新的法律均要经过听证的话，在时间上和操作上是不允许的，因此需要明确什么样的法律必须经过听证。在立法中有所规定，好让公众了解，否则，公众对立法听证是一头雾水，他们会问"为什么这部法律需要听证，而那部法律的制定就不需要听证呢？"在法律中对立法听证的范围进行规定是很有必要的。

立法法没有对立法听证会的具体操作程序作出规定，我们不排除这样一种情况，有的公众很想参与到立法听证会中来，但是他们对听证会的操作程序不了解，于是就出现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情况，到最后只好放弃了参与听证的机会，因此在法律中对听证的具体程序作出规定是保障听证公平、有效进行的有效措施。

我国《行政处罚法》第42条规定，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听证公开举行，这是我国行政处罚中对听证坚持公开原则，但是其他领域的立法听证是否公开进行，法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应该可以看到，立法听证坚持公开原则，有利于加强对立法行为的监督，避免暗箱操作可能带来的腐败，有利于防止立法过程中的部门利益倾向。②

回顾我国听证制度走过的十年，我们看到了听证制度存在的缺陷，但也应当看到立法听证制度的优点和所取得的进步。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听证制度走过的风风雨雨，例证了中国法治之路探索之艰难，也例证了人们走向法治之路的坚决决心。

注释：

听证制度篇3

中国对行政听证制度的引进，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事。1982年制定的宪法以及此后十多年来改革开放和民主法制的发展，为听证制度的移植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宪法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在这里，听取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是原则的、笼统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也应该表现为具体的法定形式，听证就是被国外的实践证明了的有益、有效的法定形式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是中国移植国外听证制度的首次尝试，也是中国行政程序制度发展的重要突破。在该法中，“听证”

一词在中国法律中首次出现并成为与简易程序、一般程序并列的三种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它不仅界定了听证程序的定义，而且还明确了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和条件、听证的告知通知制度、公开听证制度、主持人及其回避制度、对抗辩论制度和听证笔录制度等。

如果说行政处罚法是移植听证制度的首次尝试，那么我国的另一部重要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对听证的规定就可以视作中国听证制度在立法上的扩展。该法规定：“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应当建立听证会制度，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主持，征求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论证其必须性、可行性。”听证制度在立法上的扩展目前还在继续。据悉，正在起草中的行政许可法、立法法等，都考虑规定听证制度的内容。

虽然听证制度在中国开始生根，但它目前还只限于少数几个法律，适用范围很窄，程序也很不规范具体；在操作的层面看，行政听证制度确立后，各地和各政府部门对听证制度的实行作了许多努力，但在众多受到处罚、有权要求听证的案件中真正举行听证的寥寥无几。这表明听证制度还没有真正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从上述存在的问题看，要完善中国的听证制度，应重点抓好以下几点：

第一，提高人们依程序行政的观念，树立程序法治观念

行政关系是一种倾斜的、不平等的关系。行政权力有易扩张性和侵犯性，如不加以制约和控制，就极易产生对相对人权益的损害和侵犯。而避免发生行政违法和侵权的方法之一就是赋予行政机关更多的程序义务，而相对人享有更多的程序权利，从而保持行政关系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平衡，促使行政机关在行使职权时达到公开、公正和民主、高效。所以，自20世纪以来行政法治已从注重行政行为的结果发展到不仅注重行为结果而且强调行政程序，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了一股制定行政程序法的潮流，听证制度也就是在此情况下获得重视与发展的。

由于中国长期的集权体制和受大陆法系法律制度的影响，程序一直被淡视。在立法中，往往实体规定多，程序规定少或根本没有；在执法中，往往只追求行政权的实现，而忽视行政权行使过程中程序的合法性；在思想观念上，往往认为程序繁琐、麻烦，影响效率，甚至多余，不能理解程序对实现实体正义的深刻影响和重要意义。所以，听证制度在中国的完善，首要任务是要在思想观念上认识程序，了解程序的意义和作用。

第二，逐步扩大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

国外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具有三个特点：一是范围较广，一般不加太多限制；二是主要适用于对相对人不利的处理处分；三是在有些国家，听证不仅是用于具体处分行为，而且还广泛适用于制定法规等抽象行为。

相比之下，我国目前的听证程序主要还只限于行政处罚，而且还不是全部的处罚。当一种程序和制度还尚未被立法所广泛采用时，其影响力和效力肯定是有限的，所以当前我国应尽快扩大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尽量在对相对人实施不利处分时都能够适用该程序，今后再逐渐扩大到抽象行政行为领域。

第三，要尽快完善听证制度的程序规定

行政处罚法的一个显著特点和重大突破是对行政处罚的程序（其中包括听证程序）作了较为详细具体的规定。但对于一项鲜为人知的全新制度而言，关于听证程序的规定仍是简单而粗疏的，无法满足实际操作的需要。因此，听证制度的完善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程序上的完善，它要求对听证中的主体，听证的当事人和参加人，听证的原则、步骤、方式和具体程序作出详尽的规定，使听证制度达到规范，具有极强的操作性，便于执行。

听证制度篇4

关键词：税法 立法 立法听证制度

立法听证制度，是指立法机关在制定规范性文件的过程中，组织相关部门、专家学者和其他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等通过一定方式（常见为听证会）陈述意见，为立法机关审议法律法规提供依据的一种立法制度。该制度服务于立法的法治化、民主化和科学化，因而日益为学者和立法当局所重视。“对公民来说，政府服务的直接成本是税收，课税的方式会明显地影响他对扩大或缩小这类服务的态度。”[1]由此可见，税收是公民与国家之间最直接最根本的经济关系。进而言之，税收是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之间的脐带，经典作家了揭示税收是国家存在的物质基础，“税是喂养政府的娘奶。”[2]笔者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生成，税收的合法性、民主性及科学性问题将越来越多地为人们所关注，立法听证制度在税收立法领域的采用将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一、立法听证制度的源流与本质

立法听证制度是借鉴和移植司法听证制度而形成的一项程序性制度，肇端于英国。“自然正义”(natural justice)原则要求裁判者听取双方的陈述。《圣经》中“既听取隆著者也听取卑微者”的箴言，在司法上落实为“任何人的辩护必须被公平地听取”(a man's defence must always be fairly heard)原则。这是法官据以控制公共行为（public behavior）的程序手段之一，也被认为是现代听证制度的直接的法理基础。[3]在美国，与“自然正义”相对应的术语是“正当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体现为“实体性正当程序”（substantive due process）和“程序性正当程序”（procedural due process）两部分。前者具体铭刻于联邦宪法第14条修正案，即“无论何州不得不经正当法律程序而剥夺任何人之生命、自由或财产”；而后者运用得更为灵活，从司法的“两造对抗”逐步扩大到行政和立法领域。经过50年的发展，美国的立法听证制度日益完善，堪称世界上立法听证制度最完备的国家。随后，欧洲大陆以及亚洲的日本等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相继建立了自己的立法听证体系。

在我国，听证制度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96年至1999年，其标志是1996年10月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一次在我国的法律中确立了听证制度；1998年5月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掀起价格听证热潮，听证一词正式为国人所接受。第二阶段，1999年至今，其标志是1999年9月广东省人大环境资源委员会就《工程招标投标管理条例（修订草案）》的审议举行我国第一次立法听证； 2000年7月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明确规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法律委员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第34条）和“行政法规在起草过程中，应当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第58条）随后，立法听证在地方性法规的制定过程中得到了更多的采用，有些地区制定了立法听证实施办法，丰富了实践性。

立法听证的核心就是给予所制定的法律法规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一个陈述意见表达观点的机会，它的本质是一种程序法，是保证立法活动顺利进行的程序法，是对实体法的必要补充。现代政治哲学和法哲学对政府[4]权力合法性的质疑，推动了权力控制的实践，即用行政法等实体法的形式，让公权力在既定的轨道上运行。“实体法的控权效果是与其缜密程度成正比的。”[5]然而政府在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时，要求权力行使的灵活性，即允许权力在一定范围内有自由裁量的空间，由此实体法对权力的控制产生了困境。因为实体法对权力运作范围的合理推定不是自足的，于是程序法开始被人们所重视，以此为契机，听证制度从司法领域扩展到立法领域，从事后补救走向事先预防。听证制度给利害关系人和政府一个博弈的平台，在“讨价还价”（bargain）的公平对抗中，来求证权力运作的界限。

二、立法听证制度引入税收立法的必要性

立法听证引入税收立法的价值，在于立法听证所固有的功能满足税法的需要。必要性价值的求证问题，就是立法听证制度的普遍性作用在税收立法这个具体的特殊的领域的体现。一般认为，立法听证的功能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1）信息收集；（2）实现直接民主、体现民意；（3）促进良法；（4）协调社会利益；（5）立法宣传。[6]笔者认为，立法听证制度引入税法的价值，集中体现在于三个方面。

第一，满足税收立法法治化的要求。税收法定主义原则是税法的最高法律原则，其基本含义是税法主体及其权利义务由法律加以确定。国民根据法律的规定纳税，政府根据法律的规定征税。而规定纳税和征税关系的法即税法，由此，立法的法治化是税收法定主义的前提和依据，当且仅当所制定的税法是良法，才能要求税法主体依法办事。立法的法治化，“要求立法者在立法过程中守法，遵守法定权限，遵循法定程序，从而保证立法内容的合法性。”[7]税收立法应当以宪法为依据，遵守《立法法》的规定，立法听证制度为《立法法》所确认，当然适用于税收立法。如果税收立法程序存在规制的缺失，立法的随意性将大大增加，导致立法成为征税权滥用、侵犯公民财产利益的工具，不仅损害税法的权威，而且影响到政府的社会公认度。此外，从立法听证本质上看，作为一种程序性规则，能够防止各种人治的因素，如领导指示，主观随意性等等，保证立法过程的公开性透明性。

第二，满足税收立法的民主化的要求。“民主是一种社会管理体制，在该体制中社会成员大体上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或可以参与影响全体成员的决策。”[8]从这个定义上看，民主与“参与影响全体成员的决策”相联系，也可以这样认为，当某个决策影响全体成员的利益，那么该决策的作出要求民主程序。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特性反映人民国家的税收运作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税权是实现人民利益的需要，税权在根本上属于人民。纳税主体的范围随税种之别而有所不同，但就宏观而言，税赋的主要负担者是人民。税收的立法是民治的立法，组成社会的成员将其劳动成果的一部分贡献出来，而该集中起来的劳动成果又将使用于增加社会成员共同福利方面，这种关于贡献和再分配劳动成果的机制，是社会成员自治协商的产物。显然，从社会契约论的角度看，税收无非是每个人都将其经济利益的一部分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下，税法是社会成员间关于再分配的经济契约。那么，社会成员就有权对这个契约的制定发表自己的看法，税权和税法的产生是直接民主和公共契约的必然结果，因而税法比其他法律部门更要求民主的成分。但是直接民主下的税收公共契约，仅仅在非常之小的城邦国家才有实践意义。贡斯当和麦迪逊很快发现，在疆土广阔，人口众多的国家里，直接民主破产了，完全自治的税收契约也无法实现。社会成员由古代的全职公民（full-time citizen）变成了兼职公民（half-time citizen），公民不再亲自参加“影响全体成员的决策”，代议制的间接民主产生了并且成为现代民主的主要样式。我们不难发现，在代议制民主下，由人民选出代表组成立法机关，再由立法机关行使立法权，这个过程就有异化的可能，公意容易被私化，立法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偏离甚至背叛了民意；而且选举的级数越高，民意的表达就越可能被掩盖。政府以民意制定税法的过程将轻易地被社会成员提出质疑。于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对立在税收领域中产生了。立法听证制度成为税收立法直接民主的渠道，它一头连接着政府当局的立法机关，另一头连接着纳税主体具体的现实的生计问题，各种利益冲突将通过这个渠道进行交流和对话，用文明的宽容的但又批判的方式进行税赋博弈。立法听证制度同时满足了促进税收立法民主化所必备的全部条件，即立法主体的广泛性，立法行为的制约性，立法内容的公平性和立法过程的程序性。

第三，满足税收立法科学化的需要。假设政府的税收收入为S，政府提供公共商品的成本为C1，政府自身运作的成本为C2，在不考虑政府其他财政收入的前提下，有等式:S=C1+C2+ΔC。ΔC反映的是税收资源的隐性流失，或表现为政府效率低下，机构臃肿，或表现为私设小金库，截留税款等腐败现象。ΔC的控制，是税收立法民主化和法治化的问题；而S，C1，C2的确定，是一个纯科学的问题，即价值无涉（value-free）的技术性问题。税收立法的科学化集中落实在纳税主体、征税客体、税率、纳税环节、纳税期限及减税、免税问题。这些问题往往涉及财政、金融、税制等学科领域，为立法当局所陌生，但又是税收立法成败的关键。只有从实际出发，从中国国情出发，尊重客观实现，吸收专家、学者参与立法，用科学的理论知道税法的创制，才能避免立法上的盲目性和随意性，从而降低立法成本，提高立法效益。科学的税收立法需要依靠财政学，税收学等经济学专家、学者提供的理论模型和数据预测，立法听证制度能够充分发挥信息收集的作用，成为税收立法的必要程序。

在的维度中，税法是建立人民公意基础上，调整社会成员与政府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立法听证制度所蕴涵着的民主价值，是与税收立法内在要求吻合的，因而民主价值是该制度价值体系中的核心。税收不仅仅是国家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主要手段，而且是国家实行宏观调控的经济杠杆之一，因而具有较其他部门法更强的精确性，立法听证制度基于信息收集的科学性是税法合理性的保障。而民主化和科学化的目标，必须通过法治的形式得到实现，所以立法听证制度对税法制定三大贡献是相互融合的，这种融合是所制定的税法成为良法的程序性保证。

三、税收立法应当如何引入立法听证制度

(一)、立法听证制度引入的法律依据及其适用范围

立法听证制度的自身功能满足了人们对税法良法化的价值追求，不仅如此，现行的法律体系，也为该制度的引入提供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条第3款规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第27条第2款也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立法听证制度引入税收立法符合宪法的精神，人民有权利要求参加听证，国家机关应当给予意志表达的渠道。《国务院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通知》（国发[2000]11号）要求“坚持走群众路线，广泛听取意见，特别要重视基层群众、基本群众的意见，集思广益，多谋善断。在立法工作中要保障人民群众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和“ 起草规章应当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尤其是基层组织、基层群众的意见。”国务院部委以及地方立法立法机关在制定较低阶位的税收立法性文件时，采用立法听证程序亦是合法的。

理论上认为，我国立法听证范围原则上包括，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立法和立法机关认为有必要举行听证的情形。[9]税收立法显然可以归为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情形。而税法体系又包括了税收实体法和税收程序法两个子体系，前者根据税种不同可以进一步分为流转税法、所得税法、财产税法、资源税法和行为税法等等；后者主要包括税务机关组织法，税收征收管理法等等。笔者认为，立法听证制度主要适用于前者，因为税收实体法所规定的内容直接影响着纳税人的财产利益，如果立法失误，将产生国家权力侵犯公民财产权的严重后果；至于后者，则更多体现着管理的理念，征税人与纳税人之间的冲突是偶然的、次要的，又有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法律体系作为补救机制，而且税收程序法一经制定，在一定时期内不会发生变动。鉴于听证制度的启动和运行要以相当的成本为代价，所以立法听证制度的适用范围主要是税收实体法的立法。

（二）、税收立法听证的参加主体

根据立法听证制度设计的本义，参加主体通常包括立法听证的组织机关、主持人、书记员、调查人员、证人、专家学者、利害关系人、委托人等等。税收立法听证的参加主体随着将制定规范性法律文件涉及内容的不同而不同，应当根据实际需要和利益冲突来确定参加主体。笔者以汽油柴油的消费税立法为例，进行具体分析。（1）组织机关，即立法机关，制定汽油柴油消费税规范性文件的主要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它们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制定有关征税范围和税率的部委规章。（2）主持人，由立法机关指定，并且没有利害关系，一般可以由国家税务总局的国家工作人员担任，也可以由民间团体组织或学术机构的代表担任，如税法学会的理事等，立法机关予以协助和监督。但立法起草小组的成员不能成为主持人。（3）听证员，由立法机关指定，协助主持人组织控制听证运行，一般可以由国家税务总局和财政部从事法律事务的国家工作人员担任，也可以由民间协会或大学相关领域的资深人士担任，如从事涉税业务的律师、会计师、教师等。（4）书记员。（5）当事人及其人，即与所立之法有直接利害关系并经组织机关同意参与听证的人，消费税的纳税义务人是生产、委托加工和进口应税消费品的单位和个人，又进一步转嫁到消费品使用者身上，所以参加听证的当事人应包括石油化工的生产企业，原油或成品油的进出口企业，交通运输企业以及私家车主代表等等。（6）其他参加人，亚太经合组织国家在对于“环保型”税制的初步研究中，汽车和燃油征税越来越多地考虑到环保因素，将生态税思想贯彻到对能源产品的征收中，成为我国消费税改革的理念。[10]因为含铅汽油、无铅汽油和柴油对环境污染存在差别，所以可以用差别税率来引导燃油消费。三种燃油之间的税率的相对关系的数据分析是一个纯技术课题，这就要求环境保护机构从事燃油污染的工作人员参加听证。此外，从事消费税研究的专家学者也应当参加听证，从各国实践中总结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税收制度。其他参加人是一个兜底的范围，立法机关根据实际需要，可以灵活采纳，其目的主要是保证税收立法的科学性。立法起草小组成员在地方立法实践中往往是听证的主持人，笔者认为，立法起草人员与当事人一样是立法听证的参加人，可以围绕起草的法案进行质证和辩论。

（三）、税收立法听证的程序

立法听证制度是程序性的规则，所蕴涵的价值，所实现的目标都要通过程序来实现，否则该制度将形同虚设，并造成政府资源的浪费。一般将立法听证程序分为三个基本步骤：准备程序，进行程序和笔录使用问题。[11]笔者仍以汽油柴油的消费税立法为例，进行具体分析。

第一，立法听证会的准备。国家税务总局和财政部在确定召开听证会后，公告和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征求意见稿，拟定听证会的议题、时间、地点和相关权利义务，在规定期限内接受社会公众的申请。书面通知可以在部委定期的公报和政府网站上，可以向主要科研机构如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天则经济研究所和高校发出邀请函。鉴于税收立法多以中央立法为主，各地参加者直接现场参加未必现实，那么可以开辟网页吸收意见，发表意见者必须留下真实姓名，对自己的言行负责，遵守基本的说理规范，其意见才被立法机关采纳。

第二，立法听证会召开。由书记员宣读立法听证会的纪律，由主持人宣布主持人、听证员、书记员、当事人的名单以及工作单位和职务，介绍其他参加人，并询问回避事宜。立法机关介绍草案的内容，提出议题，并就有关问题接受参加人的询问。当事人和其他参加人围绕立法听证的议题发表意见。燃油的生产、进口企业以及交通运输企业可以提供合理的模型，说明税收问题对其行业的影响。环境保护机构可以提供统计分析的数据，说明三种燃油的污染问题。科研机构合高校的学者可以提供国外的或历史上的理论成果及个案材料，帮助确定博弈的均衡点。听证参加人在主持人的引导下相互辩论。立法机关作最后发言。听证笔录经由各方参加人核对签字，并收集各方提供的书面材料合证据。这一阶段，是立法听证的主要阶段，而立法听证的思想源于司法，司法程序当然可以予以借鉴。“审判型听证”将是税法立法听证的发展方向，在这个模式下，主持人和听证员完全独立于国家税务总局和财政部，可以是民间学术机构的公共知识分子，而包括立法起草小组成员在内的其他参加主体根据其代表的利益不同形成质证和辩论的双方。

第三，听证报告的公布。听证会结束后，主持人根据听证笔录，综合各方意见，作出听证报告，并将争议焦点和采信理由一并呈报国家税务总局和财政部。立法机关应当在一定期限内，向辖区公开；新闻媒体可以进行相关报道，或者举行新闻会，接受社会监督。

税收是公民与国家最重要的经济关系，“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共和国以收税人的姿态表明了自己的存在。” [12]税法是调整税收关系的规范性文件，税收无偿性、强制性和固定性的特点要求税收立法实行法治化、民主化和科学化。税收立法采纳听证制度有其必要性和必然性。在深化税制改革，推进税收立法之际，分析立法听证制度的实践价值，将其引入税收立法，也是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基本法”的一个议题。

注释

[1][美]詹姆斯·M·布坎南：《民主财政论》，穆怀朋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4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4页

[3] 参见汪全胜著：《立法听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

[4]本文所使用的“政府”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范畴，而不仅仅包括行政机关，泛指国家权力的存在形式

[5]黄凤兰、甫玉龙：《论立法听证的必要性》，载《求索》2003年第2期

[6]参见前引[3] 汪全胜书，第13页下

[7]周旺生主编：《立法学》，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24页

[8][美]卡尔·科恩：《论民主》，聂崇信，朱秀贤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0页

[9] 参见前引[3] 汪全胜书，第155-156页下

[10]参见[英]桑福德主编：《成功税制改革的经济与问题》第3卷，杨灿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5页；另见董庆铮等编著：《税收理论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第210-211页

听证制度篇5

为了使政府有关部门、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在决策社区内与居民利益相关的重要事项前，通过听证会的形式，广泛征询和听取居民意见，确保决策充分反映社情民意。

1、社区听证会的范围：涉及社区环境改造、社区文体活动设施建设与改造、社区治安、社区服务、人民内部矛盾调处等与居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公益事业和公共事务决策。

2、社区听证会遵循公开、公平、公正、便民和效率的原则，原则上应公开举行，举办听证会的费用，由举办机关承担。

3、社区听证会召开前10日，社区居委会协助举办单位，通过社区网站、公告栏等方式，向居民公告举办听证会的时间、地点、事项和旁听人数等，接受居民监督。

听证制度篇6

一、重大决策事项实行听证咨询的范围

市委研究确定战略性发展思路、出台重大政策、研究全局性重大问题、解决群众普遍关心的重大问题、筛选确定重大项目时，在提交市委常委会决策之前，应进行听证咨询。

二、重大决策事项实行听证咨询遵循的原则

(一)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

(二)坚持实事求是，充分讨论的原则;

(三)坚持广泛吸收合理意见的原则;

(四)坚持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原则;

(五)坚持为市委决策提供科学依据的原则。

三、重大决策事项是否实行听证咨询的确定

重大事项在决策前是否进行听证咨询由市委常委会决定。召开听证会和聘请专家咨询论证两项议程可分单项进行，也可两项合并进行。

四、重大决策事项召开听证会的程序

(一)重大决策事项听证会由分管常委主持，承办领导或部门（单位）负责组织，并做好听证会记录。

(二)听证会邀请市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群众团体代表、有关部门代表、市民代表参加。

(三)重大决策事项的听证，要提前预告，在举行听证会5日前向社会公告召开听证会的时间、地点、参加方式、参加范围等事宜。

(四)听证会后，承办部门应如实、全面、及时形成听证报告，作为市委决策的重要依据。对于听证报告中听证人提出的意见，在决策中未被采纳的，分管常委或承办领导及部门（单位）应作出解释，并将听证会及决策的总体情况及时向社会公告。

(五)对应当听证而没有听证的重大决策事项，不得提交市委常委会讨论。

五、重大决策事项实行专家咨询论证的程序

(一)准备齐全重大决策事项相关资料。

(二)聘请有关专家，并成立专家咨询组。

(三)由分管常委负责，按规定的类别和程序组织专家进行咨询论证。可采用召开咨询论证会议或向专家分送书面资料咨询论证两种形式。

听证制度篇7

关键词：行政听证行政处罚行政程序

听证程序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前给予当事人就重要事实表示意见的机会，通过公证、公开、民主的方式达到行政目的的程序。行政听证作为行政民主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在国外已有几十年的了，一些法制比较健全的国家都已经普遍适用了听证制度，但在我国，听证制度对于许多人来说还是一个比较陌生的概念，一个比较新的领域。本文对建立行政听证制度的作用，以及如何完善这一制度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建立行政听证制度的作用

有的学者认为，在行政执法的正式程序中，听证制度是指在行政机关作出了处罚或处理决定以后，被处罚或处理的对象不服，由该行政机关中相对独立的行政法官或检察官主持听审由该行政机关和被处罚或处理对象作为双方当事人参加的案件，听取意见，获取证据，并作出处理决定或提出处理建议的制度。1有些学者认为听证制度是一种正式的、法定的、特别适合于行政执法的事前行政程序制度，是指直接当事人利益的行政决定作出前，给予当事人就重要事实发表意见的机会，它要求行政机关遵循严格的程序听取当事人意见，旨在避免行政机关的恣意专断，从而有效地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制度。2有的学者认为，程序意义上的听证，指的是听证主持人在当事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参加下就相关的事实及法律问题听取意见、获取证据并作出行政决定或行政建议的活动过程。3有的学者认为，听证制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听证制度是行政机关在立法或制作行政决定的过程中征求有关利害关系人意见的制度；狭义的听证制度则仅指听证会制度，即行政机关为了合理、有效地制作和实施行政决定，公开举行由全部利害关系人参加的听证会以广泛听取各方意见的活动制度，其目的在于通过公开、合理的程序形式将行政决定建立在合法适当的基础上，避免行政决定给行政管理相对一方带来不利或不公正的影响。4以上对听证程序制度提出的概念都比较合理，皆指出了听证制度的实质----通过听证达到正确的、公正的行使行政权力。综合以上几种观点，笔者认为行政听证制度，简单地说，就是指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权作出影响行政相对一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的决定前，就有关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听取利害关系人意见的程序性法律制度。

西方有关听证的思想已有很长的历史。英国普通法中公正（naturaljustice）原则一般被认为是西方听证制度最早的法律基础，以后美国“正当法律程序”又深化了这一法理基础；在大陆法系国家，法治国，特别是依法行政理论的完善，也为这些国家的行政听证制度直接提供了法理基础。“听证”一词，本意为诉讼上应听取双方当事人意见的制度，它最初仅用于司法权的行使，作为司法审判活动的必经程序，称之为“司法听证”。后来，随着司法听证的广泛和不断而移植到立法方面，形成了立法听证制度。立法机关为制定合理、可行的法律，一方面听取利害关系人或有关团体的意见，是法律充分反映民意，为公众提供一个公共论坛，体现民主；另一方面，听取专家学者或有关人士的意见，以弥补立法者学识、经验之不足防止立法的偏颇与缺失。20世纪初，伴随着政府行政权的不断扩张，听证被应用于行政领域，形成了行政听证制度。

行政听证制度作为行政程序制度中的核心制度，是行政民主化的重要标志，它也是规制公共权力行使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是人类对于权力运行认识和的产物，其价值取向和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使行政立法权和具有司法性质的行政裁决权得以公正地行使，实现行政的民主化和法制化：

第一，建立行政听证制度可以使民意得到更为充分而直接的表达，有利于防止行政立法专断，实现行政立法民主。在行政立法过程中，它是人民制度的直接表现。听证制度实际上是给广大人民群众与行政机关有了更多直接交往，更好地表达利益要求的机会，是广大人民群众直接参与行政立法行为的过程，人民群众有意见和建议可以在听证会上提出，便于行政机关及时地将更为广泛的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全面、准确地吸收到行政立法中来，便于及时发现拟指定的行政法规中存在的问题和不妥之处，及时修正、完善，以使尽可能多的人民群众的利益在行政立法中得到最大限度的体现。可见，行政听证制度是一种能够更加准确反映公众意愿和要求的新的法律制度，它以公众的直接参与弥补了立法代表制和行政首长负责制在反映民意方面不够充分的不足和缺陷，进一步提高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地位，是人民的直接表现。

第二，建立行政听证制度，在程序法律关系中实现了双律地位的平等。行政听证是权利平等的生动体现。在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并以国家强制力予以保障，行政机关占主导地位，双方的权利义务不对等。为防止行政机关因在实体法上享有单方面强制性权力而违法或不正当行使，行政听证制度加重了行政机关有关程序上的义务，如查明事实的义务、告知权利的义务、听取当事人意见的义务、决定必须说明理由的义务等，从而在程序法律关系中实现了双方法律地位的平等。

第三，建立行政听证制度，从程序上保障行政相对人获得听证权。行政听证是行政公开的重要内核。行政程序法中的听证制度不仅要求行政立法过程要增加透明度，要求行政机关在立法过程中必须事先向公众通告制定中的法规草案或者草案的主要，充分听取有关团体、专家学者，尤其是直接利害关系人的意见，以提高行政立法的民主性、性和可行性，而且，还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在举行行政执法听证之前必须以公开的方式将诸如听证的时间、地点、性质以及听证所涉及的法律依据和实施问题等有关听证的事项告知行政相对人，以便从程序上保障行政相对人获得听证权，避免行政机关的恣意专断。

由上可知，行政听证制度作用主要表现在它是公众参与的有效渠道，因为行政听证制度的目的在于为相对人特别是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一方当事人提供一个陈述和表达自己意愿的机会，使相对人的参与权得以实现，从根本上防止行政机关为自己的便利性而限制利害关系人参与权的不当行为发生；它还是公正行政的程序保障，公正与行政听证有着天然的联系，这不仅是因为行政听证制度渊源于英美普通法上自然公正观念的听取两方面意见之法理，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行政听证制度为政府行政权力的公正行使提供了程序保障。它从法律程序上为行政相对人提供了陈述主张的机会，为行政机关作出公正的裁决提供了程序保障。

二、目前我国行政听证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一）行政听证的适用范围问题

从各国行政程序立法与实践经验看，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是十分有限的。其根本原因是政府面对公正与效率的矛盾，成本与收益的关系不能不做出这种选择。我国《行政处罚》规定，“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适用听证程序。很明显，这一范围过于狭窄。从行政听证程序制度的历史发展和基本原理看，几乎所有采用听证程序的国家均未将该程序局限于行政处罚领域，更不可能将其局限于某几种行政处罚。从保护公民法人合法权益角度看，除行政处罚外，还有很多行政行为有可能造成相对人损害，如果将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仅限于严厉的行政处罚是很不恰当的。因此，扩大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是我国行政程序法发展的必然趋势。

《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吊销许可证、执照”处罚时应当适用听证程序。对于“许可证、执照”的范围，理论界普遍认为“许可证和执照是行政机关依申请核发的，允许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从事某种活动，享有某种资格的证明文件”。5也就是说，吊销上述各种证明文件的行政处罚行为均应适用听证程序。然而，实践中有些部门却在部门规章中人为缩小许可证执照的范围，将行政部门颁发的有关证件，排除于许可证执照的范围。6这种做法是不妥当的，违背了立法原意，也容易导致行政机关借此规避法律，缩小听证的适用范围。

《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较大数额罚款”时适用听证程序。至于较大数额如何规定，各地做法不完全相同。有以违法行为作为区分标准的。7笔者认为，听证本身是当事人受到不利指控时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抗辩权，无论以行为性质还是行为主体确定较大数额罚款，都无法保证所有受到罚款损害的公民法人受到公平对待，况且较大数额罚款是一个模糊概念，对不同地域，不同境况，不同领域，受不同法律规范的人来说，具有不同的含义，所以不能以罚款原因和行为主体作为是否赋予听证权的标准，而应当以罚款给当事人造成的损害结果大小为标准确定是否适用听证程序。换句话说，应当以罚款给当事人造成的损害程序和当事人对罚款的接受程度为标准。当事人能否接受一个没有经过听证的罚款处罚，要取决于法律的规定，当事人的境况及其他多种因素。所以不能把“较大数额罚款”的认定权交给行政机关，相反，应当交给相对人，凡是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都必须给予。

（二）行政听证制度程序的实施中的问题

在国外的行政听证制度中都规定了职能分离原则，职能分离是指从事裁决和审判听证的机构或者人员，不能从事与裁决和听证行为不相容的活动，以保证裁决的公平。8因此，主持听证和作出裁决的任何机构，不能同时又是追诉者和调查者，也不能和后者单方面进行接触。追诉活动、追诉前的调查活动以及主持听证和裁决的活动，不能集中于一个人或一个机构。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起一支专业的听证官队伍。尽管《行政处罚法》规定“由行政机关指定的非本案的调查人员主持”，但是，对于“非本案的调查人员”的性质、地位及其职权《行政处罚法》都没有做出规定。而在实践中，行政机关目前还没有固定的听证主持人，这样的结果就是如果某个案件需要听证，就由行政首长委托非本案人员的其他工作人员进行，他们不具有独立地位，只是在某个具体案件临时接受委托主持听证，并没有独立行使的职权，只能行使行政首长委托其行使的权力，他们没有作出行政决定的权力，只能提出处理的意见或建议供行政机关作出决定时，这种情形在实践中很难保证听证的客观、公正，甚至可能导致听证程序流于形式。因此，随着听证制度在我国的确立，应结合前述的“技术审查与裁决相结合原则”逐步建立一支相对独立的稳定的听证官队伍至关重要。

另外，关于听证的适用条件，《行政处罚法》规定应当由当事人依法提出，这里所指的当事人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机关管理秩序的行为，应当给与行政处罚的”（同法第3条）。也就是说其他的第三者无权提出听证申请。行政机关的处罚决定往往间接的甚至直接的影响到第三者的合法权益，合法权益受影响的第三者却不能通过听证程序寻求自身合法权益的保护。这与《行政复议法》及《行政诉讼法》中关于利害关系人可以提起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的规定不一致。行政处罚的听证程序作为严格的准司法化行政程序，应明确对当事人的保护作用。但《行政处罚法》只规定了事前的听证程序，并且要求当事人须在行政听证的告知后三日以内提出听证申请。而对事后的听证未作任何规定。如果行政处罚面对的事实紧急，必须立即实行处罚，无事前实施听证的时间时，或者，行政处罚发生了对当事人发生了无法救济的损失时（如罚款），相对人的权利就受到了侵害。同时，当事人要求听证时，行政机关应实行听证。这里的规定不够明确，没有明确听证程序的性质，听证程序是作为严格保护相对人重大权益的手段而被依法确定的程序，是相对人的权利，同时也是行政机关的义务。作为相对人的权利，只要相对人不自动放弃，就依法享有该权利。而作为行政机关的义务，是不以相对人的要求为前提，是行政机关应主动履行的义务。听证作为相对人的权利被确定，当事人不明确表示放弃，行政机关应依法实行听证。我国行政程序法应明确听证程序这一性质，这样才有利于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同时限制行政机关过大的自由裁量权。

三、关于完善我国行政听证制度的几点建议

由于我国的听证制度发展较晚，现有的一些听证制度都是从国外借鉴而来，其中必定有一些不合适的地方，存在的问题也就比较多，笔者认为，为了使行政听证制度避免流于形式，真正地发挥其作用，我们有必要从以下几点作起：

（一）扩大行政听证的范围

我国仅在《行政处罚法》规定了三种适用听证的条件，对行政权涉及面日益扩大的趋势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所以，笔者认为，要将行政听证范围逐步扩大至其他的重大侵益性行政行为以及部分将相对人重大利益的授益性行政行为（如行政许可），同时将行政拘留纳入行政听证的范围，在行政复议活动中引入听证程序。

在上，行政行为分为授益性行政行为和侵益性行政行为。具有赋予行政相对人某种新的上的权利和法律上的能力，或者免除行政相对人原来承担的或本应承担的义务的效能的行政行为，称为授益性行政行为。奖励、行政给付、具有剥夺或限制行政相对人已有的某种权利和能力，或者使相对人承担某种义务的行政行为，称为侵益性行政行为。9侵益性行政行为的实施，必然会给相对人带来利益上的影响，因此在作出之前，应当给予相对人主张自己权利的机会。行政处罚是典型的侵益性行政行为，因此，行政处罚法给承受部分行政处罚的相对人设定了听证程序。除行政处罚外，还有相当一部分行政行为也会给当事人带来重大利益损失，如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行政征收、行政强制等。笔者认为，行政听证程序也应逐步扩大至这些重大侵益。

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是最严厉的，对当事人的影响也比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执照、较大数额的罚款更为直接和重大，对此，应该更为审慎和严肃，但不知为何在《行政处罚法》当中却将其排除在适用听证程序的案件之外。为了能够切实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应尽快将行政拘留纳入听证范围。

（二）建立听证主持人制度

为保证听证的质量，我国对听证主持人也必须有相应的资格要求。例如通过类似于律师资格、师资格的全国人统一筛选出合格的听证主持人，并对相关主持人进行不同行业行政执法和立法的不同业务、技术和管理的分类培训。同时一定要保证听证主持人的独立性，使听证主持人与调查人分开，使其与所在的行政机关脱钩，由政府法制办对其统一管理。或者也可由行政机关聘请兼职的听证主持人。

（三）行政听证参加人的范围适当扩大

为达到行政听证全面、公正的要求，各国行政程序参加人的范围也呈扩大趋势，特别是为吸收利害关系人参与行政听证程序，有些国家设置了行政听证参加制度。这种参加制度可分为辅助当事人参加与对立当事人参加两种。前一种参加人是与当事人利益一致的，后一种参加人则在法律利益方面与当事人持相反立场。参加人可以自动申请参加听证，主持人认为必要时，也可要求利害关系人参加听证。我国《行政处罚法》中“当事人”的概念规定过窄。因此该法中听证程序中没有规定行政机关和管理相对人以外的任何利害关系人参加听证。对此，有些学者建议：为保证听证程序的实际效果，“必须在听证过程中加上另一主体，使听证成为三方或多方参加的法律行为。”10

（四）要充分注意听证制度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制度的衔接与协调

行政听政一般而言是一种事前的程序，它同事后补救程序有所不同，与行政救济（如行政复议）、司法救济（如行政诉讼、行政赔偿诉讼）也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功能。但应考虑到我国行政法制化的进程的特点，即《行政处罚法》最早颁布，且有《行政复议条例》、《国家赔偿法》等颁布于其后，在《行政处罚法》有关听证制度规定之先，复议、诉讼、赔偿等制度已经存在，因此听证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应与复议、诉讼、赔偿制度相协调。如果每一个行政案件都要经过非常复杂的程序，就可能造成目前行政机关沉重的负担，反而不利于依法行政原则的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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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赵安培：《关于在我国行政执法和行政处罚中设置听证程序的思考》，载《中国法学》1993年第5期。

[2]杨海坤：《行政执法程序合法性要件初探》，载《法制与发展》1996年第2期。

[3]王克稳：《略论行政听证》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5期。

[4]宋陆安、张越：《试论行政处罚的听证程序》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5期。

[5]应松年、马怀德主编：《中国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辅导》，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0-212、59页。

[6]参见《劳动行政处罚若干规定》第七条

[7]章剑生：《行政处罚听证程序操作规则》，“听证制度研讨会”论文集

[8]尹鸿翔、游浩寰：《行政听证程序的概念及原则浅析》，载《改革与战略》2004年第四期，第7页。

听证制度篇8

一、立法听证的概念和特征

立法听证制度的设立在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进程中有突破性的意义，它不仅是我国政治生活民主化的表现,而且也是我国宪法规定的人民当家作利的进一步体现。我国大多数学者对“听证”往往作广义和狭义的区分：广义的听证一般指在国家机关作出决定前,给利害关系人提供发表意见的机会，对特定的事项进行质证、辩驳的程序。听证的外延涉及立法、执法、司法三大领域。狭义的听证是指行政机关为了合理、有效地制定和实施行政决定，公开举行由利害关系人参加的听证会，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的活动，以保证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合理合法。综述，立法听证是指立法机关在制定或修改涉及公众或公民权益的法案时，听取利益相关者、社会各方及有关专家的意见并将这种意见作为立法依据或参考的制度形式和实践活动。

立法听证的特点主要有立法听证的公开性：即：向社会公布听证的时间、地点、内容等事项，允许社会大众旁听，允许社会媒体进行采访和报道，最后要将听证的结果向社会公开，具有较高的透明度；立法听证的独立性：参加听证的人员可以独立的、平等的阐述自己的观点和意见，不受组织者的干扰何影响；立法听证的辩论性：参加听证的人员都具有平等的陈述自己观点和意见的权利，这是立法听证中的一个显著的特征；立法听证的客观性：这一特点是听证辩论性所导出的，听证会的辩论过程使得立法机关可以充分的了解到各方的意见和情况，发现最新立法的信息和事实。听证获得的意见和观点也就来的更加的真实和客观。

二、我国立法听证的发展概况

在我国，听证制度是个舶来品，我国听证制度的雏形是1993年深圳市在全国率先建立价格审查制度。199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行政处罚法》首次规定了“听证”，第五章“行政处罚的决定”的第三节还专门规定了“听证程序”。199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价格法》第23条规定政府定价时应建立听证会制度，而后1998年5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明确要求“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应当建立听证会制度”，从而把听证程序引入中国行政决策领域。

地方人大在立法过程中也举行了听证形式。如：1999年9月9日，广东省人大对《广东省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条例(修订草案)》进行的立法听证是我国首次由人大组织的立法听证。武汉市人大于1999年10月29日就《武汉市外商投资企业管理条例》举行了立法听证。迄今为止,我国31个省市(不含台港澳)中,广东、上海等25个省(市)的人大或政府进行过立法听证实践或制定了专门的立法听证规则。其中,由人大组织的立法听证有广东、上海、安徽、浙江、重庆、青海、湖北等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除了武汉、深圳等市外,石家庄、南京、沈阳、昆明、西宁、乌鲁木齐、广州、贵阳等有立法权的较大市人大常委会或政府也先后举行了立法听证。2000年全国人大通过的《立法法》第34条和58条都规定,在制定法律法规时, “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到2002年7月，全国已有17个省市的人大常委会制定了立法听证规则。至此,我国已明确将听证会制度引入立法工作中。特别是2005年9月,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共同举行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减除费用标准听证会。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举行立法听证会。由此可见，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新的进展,为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提供了更多也更为有效的途径。

三、我国立法听证存在的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

听证制度最早发端于英国，人们普遍认为:立法听证制度是为公众和利益集团提供一个进入政治程序的机会，所以，听证会必须程式化，只有明确规定听证参加人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公开听证的过程和结果，才能保证听证会的公开、透明和公正，避免个别利益集团垄断或操纵听证会。比如:韩国《国会法》规定，在全体委员的1人要求或决议下便可召开听证;德国《基本法》则规定，最低法定决议人数为1/4人;日本《国会法》规定，对税务问题或财政预算“必须”召开听证;美国《众议院议事规则》规定，任何听证至少要有两名委员参加，为了使所有的合理观点都得到表达，议会委员会邀请证人的范围很宽，如果大多数少数党委员于听证结束前向委员会主任申请，应当允许委员会的少数党委员邀请自己提出的证人。由此可见，西方国家听证制度的最大特点，是在于尽量提高立法公开的程度、限制立法机关秘密活动的范围。

相比之下，虽然我国现时代立法的根本目的是要确保社会的安宁和稳定,确保经济的健康发展,确保公民的权利不受侵犯，但是，目前，从我国立法听证的制度建设方面来分析，距离最终的立法价值取向的目标还相差许多。

1.我国立法听证存在的问题。我国立法听证正处在制度的建构的起步阶段，实践方面还处在探索阶段，综观我国各地人大的立法听证的现实状况，存在以下几点问题：⑴立法听证的法律依据存在较大的模糊性。各地人大多以《立法法》第二章第43条、第58条作为本地制定立法听证规则、实践立法听证的主要法律依据。而《立法法》中有关立法听证活动的法律规定一笔带过，只是原则性的规定，缺乏具体的、详细的可实际操作的条款。这给立法听证实践过程带来了诸多不便。⑵缺乏必要的技术性规定，导致立法听证的不规范。立法听证的的技术性安排包括：一是在立法听证会场的空间安排上，存在未能明确划分出听证人、听证陈述人和旁听席、新闻媒体席之间的界限,在会场上人员显的较为混乱；二是在立法听证的时间安排上,则存在立法听证规则对此未作明确的规定的情况，也未对听证的陈述人会发言人做出时间上的限制，造成辩论和陈述时时间安排不合理，从而致使在听证会上过多的浪费不必要的时间，导致听证的效率低下。⑶听证制度的社会认知程度不够。在立法听证的实践中，将参加听证会的参与者对听证程序了解不够，就不知道如何利用听证制度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还有许多公众不知道自己具有参与权、旁听权等权利，自然也很少参与立法听证。这样就不利于提高行政行为的准确率,也不利于公民对自身合法权益的保护。⑷未能明确大众传媒在立法听证活动中的行为规范。我国的立法听证正处于初级起步阶段,应有效地利用社会媒体这一很好的宣传工具向社会报道、宣传和推广立法听证实践及成效，加快我国在立法听证这一改革步伐的发展前进。

2.我国立法听证问题产生的原因之分析。从以上的立法听证存在的问题分析其产生的原因有以下几点：⑴重实体轻程序的落后法制观念。我国普遍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现象，只重视听证的实质内容和听证的结果是否合法，不管听证过程中的程序是否符合要求，是否合法只要结果是合法的就可以。这种现象实际是无视听证程序的独立价值，无视听证程序的法律规定，而听证制度又是一种程序制度，所以，这种落后的观点严重影响了立法听证在我国的发展。⑵公民法律意识薄弱和自身素质不高。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法制观念在我国已经较以往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公民的法律意识和自身素质总体还是较为落后。⑶立法听证在我国还是一个新生的事物也还是处在发展阶段，各方面的规范都还未制定或出台，实践方面我国也仍旧处在探索阶段,各方面都还不是很成熟,西方国家的经验也不是全部都符合我国的具体国情，这也是导致在实践中出现一系列问题的原因。

四、完善我国立法听证制度的措施

借鉴国外立法听证制度的成功经验，针对我国立法听证实践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以公开、辩论、民主为原则，明确立法听证的法律依据，规范立法听证过程的各个环节，全面构建我国立法听证制度。具体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明确和规范立法听证的法律依据。首先,应当修改相关法律,加进立法听证的内容,从而使立法听证制度能够获得足够的法律依据和法制支持。其次,各地立法机构应当在遵循修订后的相关法律的原则性规定的前提下,尽快制定和完善具体、详尽的立法听证规则,并在条件成熟时将其上升为法律、法规,逐步实现立法听证的规范化和法制化,真正实现立法听证活动的依法运作。

2.解决好听证中的辩论环节。首先，规定陈述人之间应当展开辩论；其次，是听证人要在听证前就法规案的主要问题进行研究,搜集信息。听证开始后与听证陈述人就有关问题进行提问、辩论；最后是应当给听证会主持人更多的自由度和空间,使其在主持过程中及时归纳分歧点,组织各方围绕分歧点展开辩论。“程序始终与态意相对峙，是作为限制人类悠意的制度化产物而存在的。倘若没有程序制度的笔，或许正义、民主、权利、平等、自由等美好的文明理念都可能泯灭于人性的阴霆之中”。

3.行政主体在学习和实施相关法律制度的同时特别要注意做好社会宣传工作。提高听证制度的社会认知程度，便于公众了解和参与，向公众宣讲立法听证制度的同时也丰富了公民的法律知识，进而保证行政行为的科学性和民主化。公开举行的听证会应当允许新闻媒体进行报道，让大众了解听证会的真实情况。开展立法听证的目的是保证制定地方性法规时充分考虑各方面的利益和意见,吸收那些符合实际、切实可行的意见,公正地对法规草案进行修改,使所立之法成为切实可行的良法。

4.建立听证反馈制度。听证制度中的代表,即使再有代表性,也只是某些具体利益群体的代表,这就决定了不可能所有的听证意见都会被采纳。听证的功能不在于立法机关必须采纳和吸收所有的听证意见,但有关方面必须通过一定的形式和途径,向公众表明不接受代表意见的理由,这样才能使人信服,才能把立法争议降至最低,调动各方面参与立法活动的积极性、创造性,促进地方立法更加民主、科学化的发展。

立法听证制度是程序法治的核心内容。建立立法听证制度在我国的立法实践中是一种新的尝试与探索，它不仅是我国政治生活民主化的表现，而且也是我国宪法规定的人民当家作利的进一步体现。研究、完善立法听证制度势在必行，虽然现阶段还处在不成熟时期，但我相信在未来我国的立法听证制度一定会更加的完善。

[本文是“湖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鄂北区域发展研究中心资助项目（2009004）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杨惠基：《听证程序理论与实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2]马 娜：《我国立法听证》，《法制天地》，2006.10。

[3]汤琳俊：《我国立法听证制度的瑕疵及其缘由》，《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7.4。

听证制度篇9

关键词：价格；听证；价格听证制度

价格听证制度，又称价格决策听证制度，是指制定和调整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收费服务价格、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时，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主持，请社会有关方面对其必要性、可行性进行论证的程序制度，是价格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消费者直接参与定价的重要形式。[1]价格决策听证是行政民主的必然要求，是行政法治的基本内涵，是在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职能转变的必然趋势。它通过公开、合理的程序形式将价格决策行为建立在合法适当的基础上，有利于价格决策走向民主化、公开化、公正化、科学化、法制化甚至高效化。

一、我国价格听证制度主要问题的反思

（一）价格听证适用范围存在漏洞

原国家计委和国家发改委确立了一些需要听证的行业目录，各地方政府也各自确定了这样的目录。但是目录采用列举的方式，难免有所漏洞，很多行业借此以公众要求听证的项目不在目录范围内予以推诿。随着实践的发展，目录已经滞后于现实，应当根据实际情况适时做出调整，在调整过程中应当考虑做出原则性的规定，依法科学界定听证范围，以克服单由列举式所造成的漏洞。

（二）听证主持人中立性不强

选任什么样的人作为价格听证的主持人对赢得公众对听证程序公正性的信心至关重要。所以听证主持人要有一定的中立性，要具有一定的法律素养、业务素质和良好的公众形象。但考察我国的《价格法》和《听证办法》可以发现，有关听证主持人的制度设计恰恰没有考虑“中立”的价值取向。《价格法》第23条规定：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为听证的主持人。价格主管部门负责人往往也是价格决策部门的成员，由于价格决策部门同时包含有企业主管部门，如此千丝万缕的“政企不分”的联系，使得主持人成为潜在的利益相关人，何以保障主持人的中立与独立？何以保障听证笔录这一理应作为价格决策依据的材料客观全面？其独立、公正的可能性就会令人怀疑。

（三）价格听证代表机制尚需完善

听证会代表不是简单地代表个人，而应该是某一方相关利益群体的人。由于社会利益的分化和复杂化，以及作为委托人的社会公众“民意人格主体”的虚化和缺位，民意人的选择非常困难；同时价格听证会代表从事的工作专业性很强，代表不仅要能够客观地表达自己代表的民意，还要对价格调整提出中肯的意见。因此，价格听证代表机制需要合理设计。《办法》第9条对价格听证代表的产生和运作机制做了粗线条的规定，对其实施的具体标准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这样就造成以下问题：①代表比例没有明确的规定，导致一些地方选择的代表不具有广泛性，无法表达多数群众的呼声，影响了听证的公信力；②代表产生办法操作性不强，没有规定相应的实施细则，代表产生的倾向性和随意性大，使人产生人人都能当代表的错觉；③代表选择标准不明确，代表选择不科学。非利益关系代表有被优惠政策“收买”的可能。以上制度设计中的粗糙和漏洞使得价格听证实践中听证代表的遴选不规范，随意性较大，造成许多与民主、公正要求相距甚远的问题。

（四）价格听证笔录的法律效力不清

“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听证笔录具有多大的法律效力将直接决定着价格听证会的实际效果。价格听证制度的实践业已显示，听证案卷法律效力的不明确已经成为价格听证流于形式的‘罪魁祸首’。不从根本上解决听证笔录对价格决策机关的拘束作用，价格听证制度的困境也许永远都无法彻底摆脱”。[2]作为我国价格听证制度最高法律依据的《价格法》，仅规定了价格听证的适用范围，对价格听证笔录却只字未提，《办法》虽然有了突破性规定：“价格决策部门定价时应当充分考虑听证会提出的意见。听证会代表多数不同意定价方案或者对于定价方案有较大分歧时，价格决策部门应当协调申请人调整方案，必要时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再次组织听证”。[3]但办法没有就听证笔录的法律效力问题做出明确的表态。现实过程中，很多组织者只保留有利于自己的记录。法定的记录缺失，甚至空置听证记录，势必使整个听证流于形式。这个不能不说是一个不足。

（五）听证各方权利义务模糊

现行规定大多强调价格主管部门在价格听证中的主导地位：决定听证范围、选聘听证会代表、维持听证秩序等，然而对听证会代表以及其他受价格调整影响的相对人的听证权则规定较少。价格听证权究竟是谁的权利？价格听证权包含哪些具体内容？都没有明确规定，同时与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也不明确。如：听证会主持人应当享有哪些权利？应当承担哪些义务？听证会代表又有什么权利义务？普通公民在价格听证中应享有哪些权利，应承担哪些义务？听证办法都没有规定，实践中更是很模糊。

（六）听证信息披露制度缺失

行政主体拥有法律信息，企业事业单位拥有事实信息，但弱势的消费者一方既不具有法律信息也不具有事实信息。这样，在各方代表能否利用其所掌握的信息就听证的主要议题进行深入且充分的辩论决定听证制度实施效果好坏的关键的前提下，价格决策难以达到公平和公正。信息上的不对称，致使双方话语权事实上的不平等。而价格听证既要求听证内容的公开，又要求听证程序的公开。保证听证的公开公正、消弭这种信息上的不平等，关键是确立听证信息披露制度。而这一制度在我国《价格法》和《办法》中却缺失，相当多的价格听证会存在着“秘密保护”、“信息隔离”的现象。如此，怎样才能做到透明、公开，使现代行政程序法的三大重要价值——公开、参与、公正得到落实？

（七）价格听证缺乏完备的救济和保障机制

价格听证是听证会各方利益的博弈，因而难免各种争议的发生。比如在价格听证范围、听证会代表选聘、听证会程序、听证笔录公开、价格决策结果及理由说明等方面都可能产生各种各样的争议。听证过程中的争议都应当适时纳入到行政救济的范围之中，无论是维护代表的合法权益还是确保听证的公开施行，都应当有适当的救济途径，代表们的权利受到侵害时得不到任何救济是有悖于听证会初衷的。然而，价格听证的过程大多数属于决策的过程，即属于抽象行政行为，根据现行行政诉讼法不具有可诉性。失去了司法这一正义的最后保障线，人们的价格听证权如何救济？

听证制度篇10

一、听证制度缺乏统一的立法

（一）我国的听证制度尚缺乏统一的立法

对于听证制度，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规章制定程序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分别作出了一些规定。而且，针对不同的行政行为设置了不同的听证法律条文。但是，从这一现状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听证制度的立法模式属于分散型的，没有统一的立法。这种立法模式使听证制度难以成为一个严格有序的程序制度，使听证制度的法律精神难以得到统一。

（二）我国行政听证制度缺乏具体实施细则

从我国各地举行听证会的实践情况看，我国的听证制度还没有可供操作的具体细则，没有规范、标准的程序。这样在一定程度上既影响了听证会的效率，也影响了听证的效果。

二、听证制度的适用范围过窄

在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对行政听证的范围规定过窄许多应该被规定在听证范围中的事项却被排除在外。

第一，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被排除在行政听证范围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当事人对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有异议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有关规定执行。但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颁布非常早，没有规定听证程序，根据其规定，被裁决行政拘留的公民不服公安机关的裁决，只能向上一级公安机关提出申诉。由此可见，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不适用听证程序。但是，这一规定明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立法目的相违背，从法理上说，处罚越重就越应当给予受处罚人有抗辩的权利和机会。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被排除在听证范围之外，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保护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的宗旨的。

第二，未将抽象行政行为全面纳入到行政听证范围内。抽象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制订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定性文件的活动，包括两大类即行政立法行为和行政规定的制订行为。当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规定了我国行政立法即行政法规、行政规章的制订过程的听证，而对于除行政立法以外的行政决定的制定的其他抽象性行政行为，则没有现行法律、法规将其纳入听证范围。这一规定使得抽象行政行为的听证范围不全面，听证流于形式。

第三，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听证范围仅限于行政处罚和行政许可领域，并且在行政处罚和行政许可范围内，听证的范围依然狭小。具体行政行为除了行政处罚和行政许可外，还包括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征收、行政裁决等，这些行政行为的实施都会影响到相对人的权利和义务，将这些行政行为排除在行政听证的范围之外，显然不利于公平正义的实现。同时，在行政许可法这一相对先进的法律中，对听证适用范围的规定仅限于：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实施行政许可应当听证的事项，或者行政机关认为需要听证的其他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行政许可事项以及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重大利益关系的行政许可事项。由此规定可以得出，不涉及重大利益关系的事项，不允许进行听证。

三、听证参与人范围小，选择范围不明确

目前，我国的听证参与人范围较窄，仅指行政相对人，具体指被行政机关认为与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即在行政关系中的直接利害关系人。这一规定将第三人排除在外，使得第三人无法参与听证中来。这样既不利于保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也不利于案件的调查。

另外，在听证程序中，听证会的参加主体更是不科学，听证会代表的产生目前是推荐与选拔相结合，对各地、各部门推荐的代表要由组织者审核后聘请。结果，很多的学者、教授、工程师等等一系列收入不菲的人出现在听证会上，代表全体利益的身影很难寻觅，即使有，由于知识、见识、经验的差别，出现了也无济于事，使得他们完全没有听证参与的积极性。

四、听证主持人资格不明，相对独立地位没有确立

我国法律对行政听证主持人制度做出了一些规定，但是过于原则，没有落实到具体规定上，相比于国外的行政听证主持人制度，我国的听证主持人制度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1、没有明确规定听证主持人的性质和法律地位；2、听证主持人的权限不明；3、关于回避的规定过于原则；4、缺乏禁止单方面接触的规定。

五、对听证笔录约束力的规定不明确

听证笔录一般是听证主持人在听证过程中对调查取证人员、案件当事人陈述的意见和提供的证据所作的一种书面记载。它在听证程序中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虽然目前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明确了应该把听证笔录作为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依据。但这是远远不够的，行政行为岂止行政许可这一种？对于其他进行听证的行政行为也都应该在听证上制作笔录，并将听证笔录作为行政行为作出的重要依据。而且，我国目前的法律规定中，对于听证笔录的约束力规定不明确，这样容易导致听证会“听了白听”的结果。

六、行政听证程序缺乏相应的监督和救济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