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灾保险论文十篇

巨灾保险论文篇1

摘要我国是一个灾害频发的国家，洪水灾害尤为严重，损失巨大。洪灾保险市场存在着远远超过目前保险业供给能力的现实与潜在需求。本文通过构建政府、保险公司、投保人三方参与的博弈模型，分析了我国洪灾保险供给不足的原因，论述了建立政府、市场、公众合作的巨灾保险制度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鼓励保险公司参与洪灾保险的若干对策。

关键词洪灾保险；供给；博弈

一、引言

我国是一个灾害频发的国家，洪水灾害尤为严重，洪水灾害损失巨大。据水利公报统计，进入21世纪后，截至2007年底，我国洪水灾害损失金额年均达1038亿元左右，政府救灾补助金额支出年均达47.5亿元左右，看似巨额的政府救灾补助金额在天文数字般的洪水灾害经济损失面前却是杯水车薪。如2006年湘南洪灾中，保险补偿比例仅为总损失的1.5％，而世界平均值为36％，美国更是高达50％以上。湖南洪灾中绝大部分是受灾农户没有投保家财险及其他农业保险，恢复生产和重建家园只能依靠自身力量和政府救助。从财务的角度，个人对付灾害的最好办法是参加保险。但是，从我国实际来看，我国家庭以及个人参加保险的积极性不高。如2008年初冰冻灾害发生后，保险赔付金额也不足损失总额的1.5％。

更糟糕的是，巨灾保险需求不足，供给同样也是不足的。2007年，我国的非寿险密度仅为25.5美元，全球平均249美元，亚洲平均739美元。另外，我国保险业的承保能力不强，我国2007年保险业资本金总量约是2000亿。根据我国保险法规定，保险公司对每一危险单位，即一次保险事故可能造成的最大损失范围所承担的责任，不得超过其实有资本金加公积金总和的10％。也就是说，按2007年的资本金总量来算的话，我国当年的最大损失不能超过200亿。以1998年为例，我国当年洪灾造成的损失高达2552亿，对只有200亿承保能力的保险行业来说，独立承担洪灾保险是不可能的。

我们可以通过两个博弈模型来探讨我国洪灾供给不足的困境。

二、洪灾保险供给不足的博弈分析

洪灾保险供给不足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在政府、保险公司、投保人这三者关系中，受益的主要是政府与投保人，保险公司处于政府与投保人之间。保险公司不仅受政府行为影响，同时还受到投保人行为影响。通过保险公司与政府及投保人之间的博弈分析就可以看出为什么我国的洪灾保险供给不足。我们分两个博弈集合来讨论此问题。

(一)保险公司与投保人的博弈。在这个搏弈中，局中人有保险公司与投保人，保险公司的博弈策略有{经营，不经营}；投保人的策略有{投保，不投保}。在这个博弈中我们不考虑政府补贴。

(1)假设为完全信息的条件下，居民和保险公司都是理性的经济人，追求各自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2)在高发洪灾区，洪灾发生的概率为p，洪灾发生给居民带来的损失为d，则对于高发洪灾区居民的期望损失金额为：c=p*d；

(3)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对于参保人收取的保险费为e，在洪灾发生概率为p的条件下，对参保人给予的补偿为f，其中，f是一个与c有关的函数，设为f=f(c，p)；又因为洪灾发生概率为p，则保险公司的期望补偿为pf=a。

2、模型建立与分析(见表1)

根据上述假设，建立如表1的支付矩阵，从表1所示的－支付矩阵来分析：

e—c，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居民认为“投保”策略为其最优策略，完全信息条件下，熟知支付矩阵信息的保险公司将会采取如下策略：

(1)当e(2)当e>a时，ea>0，保险公司的策略为承保，均衡点为(承保，投保)。

对于高洪灾区的居民，洪灾往往频繁发生，遭受洪灾损失的概率很大，因此，其当地居民更有参加洪灾保险的意愿，而参保后也能够有效稳定当地社会形势。而如果保险公司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不愿意开展洪灾保险业务，这将影响整体社会效益，(承保，投保)无疑是能提高总体社会效用的均衡点。

根据上述分析，e成为影响博弈均衡的一个关键因素，通过图形描述如下：

我们知道，局中任何一个人的决策都是非常明确，那就是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局中人的利益不仅取决予自己的行动与策略，还必须看局中其他人采用什么策略或行动。因此，通过划线法我们可以得知，对于投保人来讲，如果保险公司愿意承保，他的最优策略是投保；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如果投保人投保，他的最好策略是不承保，如果投保人不投保，保险公司经营与不经营都无所谓，什么都不损失。

从这个博弈中我们可以得出，为什么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洪灾保险这个保项。这是因为保险公司发现，经营基本上是亏本，还不如不经营。

局中人在每种策略组合下都有各自相应的得益，如果将每个局中人在同一种策略组合的得益相加算出各博弈方得益的总和，并可将其看作这个小范围内的“社会得益”。可以得出最佳的社会得益为e—a+f－e—c=f－a－c，即在投保人投保、保险公司经营情况下的社会得益。这就意味着只有在投保人愿意投保、保险公司全力经营的情况下将可以实现社会得益最大。对保险公司来说，其主要目标还是要实现其自身的利润最大化，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组织，赔钱的买卖是不会做的。经营洪水灾害风险的成本很高，保险公司一般不会积极推广洪灾保险保单，除非有一定的激励机制。从上面的调查我们知道，保险公司尽管将逆向选择作为其“安全第一”的策略，但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违背了保险的初衷。所以，实现社会福利的提高也是其目标之一。

目前，我国保险公司对有关洪水方面的险种的供应很不足，在1996年以前，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将因洪水造成的损失放在企业财产险或家庭财产中，1996年以后随着保险公司改制，保险公司纷纷将因洪水、地震等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放在综合险中予以承保，采用的费率是火灾险的费率，一般都比较高，造成了投保人无力购买。

(二)政府与保险公司的博弈分析。在这个博弈中，局中人是政府与保险公司，政府的策略是(支持，不支持)；保险公司的策略是(经营，不经营)，政府支持开展洪灾保险，要从财政拨款及税收上给予优惠。保险公司经营洪灾保险，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保险公司会亏本，费率高了，没有人买，费率低了，卖得越多，亏得也就越多。从保险公司与投保人博弈的分析中我们得出通过调整参保费标准达到理想均衡的结论，而该均衡点能实现社会效用的最大化，对于参保人来说是付出了相对较高的经济代价而使保险公司获得更多收益。如果换个角度，由政府来考虑社会效用优化的问题，将会出现政府与保险公司博弈的情况。（编辑：）

1、相关假设

(1)在保险公司经营洪灾保险业务量一定的情况下，需要上交的税费为t；

(2)政府为实现社会效用的优化，需要采取支持保险公司经营洪灾保险业务的策略，从政策给予税收优惠或进行相关的财政补贴c1；而保险公司经营洪灾保险业务的成本为c1；

(3)在有政府政策支持却没有获得保险公司认可的情况下，政府不承担要约成本。

2、模型的建立与分析(见表2)

对表2中描述的支付模型进行分析：

我们假设政府支持，保险公司经营，那么政府就会损失－c1+t单位的成本。如果政府支持，但保险公司不经营，政府也就不会补贴，其结果是政府只需要支付救灾款。如果政府不支持，保险公司不经营，也就不存在利益损失。如果保险公司还要继续经营，就会亏损c1－c2个单位的成本。保险公司不会做这种赔钱的买卖，除非保险公司为了形象宣传、广告效益。

从上面的支付矩阵可以看出，在不考虑社会效用优化的前提下，由于一c1+t然而，我们不能仅单纯从经济学角度来考虑政府支持开展洪灾保险的成本与收益，还应该从社会福利的角度出发，充分考虑洪灾保险对增进一国社会福利，从而增进社会安定的非经济效应。政府尽管在支持洪灾保险时有利益损失，这部分损失可以看成是社会福利转移到保险公司，再由保险公司流向社会。

若政府考虑到自己是以社会效用最大为目标，以居民为主体的社会收益最大才是其政策根本，(不支持，不经营)均衡导致的是社会效用低下的情况，而如果能出台相应的优惠政策，政策收益能间接通过保险公司转移到身处于高洪灾区的居民身上，支付矩阵中的成本ct将会消失(见表3)。

在表3中的支付矩阵中，政府将会选择“支持”策略。由于完全信息的条件，保险公司掌握政府以“支持”为策略，即获取了政府出台“支持洪灾险业务政策”的信息，其作为理性“经济人”，无疑将采取“经营”策略，保证居民财产的同时也获得了新的企业利润点。

社会效益最大化要求保险公司经营洪灾保险，满足受灾群众的需要。上述分析表明，由于农民收入制约和保险经营模式的原因，商业性农业保险处于亏损经营状态。但是，洪灾保险的社会效益性又决定了洪灾保险发展的合理性。如何解决这一悖论，需要政府介入以实现洪灾保险市场的均衡。从经济学原理角度看，解决洪灾保险发展中的一些难点问题更多的还是要依靠市场经济手段。积极创新洪灾保险的经营模式，推动洪灾保险产品创新，才能更有效地激发和满足消费者需求，从根本上建立并推动洪灾保险的发展，充分发挥洪灾保险在防洪减灾中的积极作用。

三、结论

巨灾保险论文篇2

关键词：巨灾保险，发展模式，启示

一、问题的提出

1.巨灾对全球的影响。巨灾通常是指由于自然灾害或人为事故引起的大面积财产损失或人员伤亡事件。虽然目前各国和一些研究机构对巨灾尚未确立统一的认识、规范及衡量标准，但不难看出，巨灾一般都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具有一系列导致财产损失和人员生命伤亡的风险事件；发生频率低于一般的灾害事故；灾害的精准预测比较困难；引起的损失十分巨大。据Sigma研究报告统计数据显示，自1970年以来，全球巨灾的发生频率和严重程度呈上升趋势，保险损失偿付也日益增加。仅2006年1年，全世界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导致的经济损失就约为400亿美元，其中地震、严寒、风暴以及航运事故导致多人成为受害者，总共约有30000人在各种灾害中丧生，保险业为此支付了150亿美元。

随着全球性的气候变异加之各种恐怖、暴动、骚乱等灾难性事件的威胁，巨灾发生的频率将会继续增加，造成的损失也会持续扩大。因此，加强和完善巨灾风险应急管理已成为各国政府的重要任务之一。

2.我国巨灾风险形势严峻。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少数国家之一，灾害种类多、发生频率高、分布地域广、造成损失大。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呈明显上升趋势，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的重要因素。根据民政部的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近10年来我国每年因灾难所带来的经济损失基本维持在2000亿元左右。2006年，全国农作物受灾面积达到4109.1万公顷，比上年增加5.9%。其中，绝收面积540.9万公顷，比上年增加17.7%；因灾死亡3186人，比上年增长28.7%；倒塌房屋193.3万间，比上年减少33.1万间；直接经济损失2528.1亿元，比上年增加23.8%，是1998年特大洪涝灾害以来的第二个重灾年。而2008年年初的一场特大雨雪冰冻灾害就直接造成经济损失达1500多亿元，据中国保险监管委员会的数字显示，截至2008年3月1日，我国各保险公司共接到报案101.1万件，已付赔款19.74亿元，预计保险公司全国赔款数字将在40亿元左右。尽管保险业积极主动赔付，但保险赔付金额尚不足损失总额的3%，低于全球平均水平36%。就在雨雪冰冻灾害之后的短短几个月，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8.0级特大强地震，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无疑是雪上加霜。此次大地震中，受灾面积超过10万平方公里，涉及四川、甘肃、陕西、重庆等省市。截止6月9日，地震已造成69142人遇难，直接受灾人口达1000多万人。受灾地区交通、电力、通讯、供水、供气等基础设施均受损毁，损失惨重，而且仍不断有次生灾害的发生。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披露，仅四川一省工业企业的直接损失已达670亿元，汶川大地震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将超过雪灾。中国保监会要求“特事特办”，各保险公司纷纷建立绿色通道，第一时间处理灾区保险理赔事宜，但参与赔付的保险公司多是寿险公司，它们将会对地震造成的人身意外进行正常赔付，然而由于地震在大多数财险险种中属于免责范围，企业财产保险和家庭财产保险通常不对地震进行赔付，即使运用通融赔付原则，赔偿金额也是杯水车薪。

由此可见，我国巨灾风险形势严峻，而保险业所承载的损失补偿和社会管理功能尚未充分发挥，进一步凸显了加快发展我国巨灾保险制度的迫切性。目前，美国、日本以及欧盟的主要成员国等均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巨灾保险制度，其巨灾保险发展模式的成功之处可供借鉴。

二、国外巨灾保险发展模式及其比较

1.美国模式。美国面对巨灾风险主要建立了政府主导推出巨灾保险计划和巨灾风险与资本市场相结合两种方式。

(1)政府主导推出巨灾保险计划。美国具有和中国类似的自然环境状况，而且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时常遭受着人为巨灾方面的威胁，因此，对于巨灾损失的分担，政府往往采取积极的态度，就主要自然灾害和人为巨灾推出各种保险计划。

一是国家洪水保险计划(NFIP)。195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洪水保险法》，并据此法令创设了联邦洪水保险制度。1968年美国国会通过《全国洪水保险法》，为落实该法案，又制定了《国家洪水保险计划》(NFIP)，建立了国家洪水保险基金。1973年颁布的《洪水灾害保护法案》以及在1994年和2004年两次出台的《洪水保险改革法案》，分别促进了洪水保险的进一步发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政府为了推动国家洪水保险计划，还专门成立了洪水保险经营和管理的联邦机构——联邦保险管理局，该局在“9.11”后与其他部门合并为联邦保险和减灾局，并直接隶属于国土安全部。

在美国的洪水保险体系中，国家认定的洪水风险区域的社区必须要参加NFIP，否则，将受到联邦政府的惩罚。在洪水保险销售方面，由于美国的洪水保险是由政府直接经营和管理，而政府的销售网络较少，于是政府推出了保险公司协助销售的WYO计划。根据该计划，保险公司与联邦洪水保险管理机构签署协议成为WYO公司。WYO公司主要职责是帮助联邦政府销售洪水保险，并在洪灾发生时及时办理有关赔偿手续和垫付赔偿资金，而由政府承担巨灾保险的保险风险和承保责任。NFIP由于受到联邦财政政策的支持，享受联邦政府的免税待遇，所以具备较强的灾后偿付能力。NFIP不仅没有给商业保险增加负担，又通过WYO计划使得商业保险公司能够参与其中且不承担风险，从而提高了NFIP对投保人的服务质量。此外，NFIP还鼓励社区和个人的减灾行为；对实施特定减灾措施的社区提供财政援助。

二是联邦农作物保险计划(MPCI)。美国农业也易遭受各种自然灾害的侵袭，为了减少巨灾风险，1938年美国建立了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FCIC)。根据1980年《联邦农作物保险法案》，美国建立了新的联邦多险种农作物保险计划(MPCI)。联邦农作物保险也是通过商业保险公司的销售系统进行销售，并主要作为商业保险公司销售农作物保险的附属。FCIC的MPCI为由自然情况引发的但超过农场主控制能力的全部损失提供保障。1994年10月，该计划作了新的变动，它要求凡是参加美国农业部各种支持计划的农场主都必须签订强制性MPCI保险，否则将丧失未来的援助。

三是人为巨灾保险计划。在人为巨灾保险计划中，美国政府主要推出了核责任保险和公众担保保险计划等。其中公众担保保险计划是强制性的半社会保险计划，主要与持有大众资产的金融机构相关，例如为存款者承保商业银行倒闭导致的损失风险。

(2)巨灾风险与资本市场相结合。巨灾保险比普通保险的风险大得多，一般可以通过再保险把巨灾保险风险分散出去。然而，在美国巨灾再保险供给不足，而市场需求不断提高，导致价格急剧上升，于是保险公司开始借助美国强大的资本市场分散巨灾风险。1992年芝加哥期权交易所首次发行了巨灾期权。随后，市场上出现了许多保险衍生商品，如巨灾债券、巨灾期货、巨灾互换等。一种新的巨灾风险分散机制即巨灾风险证券化形成了，该机制将保险市场的巨灾风险打包转化为能在资本市场上流通的金融工具，在资本市场上筹集保险资本，解决巨灾发生时保险市场上资金不足的难题。在美国，这种巨灾风险与资本市场的结合，不仅将保险市场上的风险向资本市场转移，同时也融通了资金，推动了资本市场的发展。

2.欧盟主要成员国的巨灾保险体系。欧盟各主要成员国的保险政策不尽相同，面对巨灾风险主要建立了强制性和非强制性两种巨灾保险体系。

(1)强制性巨灾保险体系。欧盟现有的27个成员国中，法国、挪威、西班牙、瑞典和土耳其5国建立了强制性巨灾保险体系，通过立法手段要求符合某类条件的投保人必须购买。实行强制性巨灾保险的国家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都是以法律的形式来明确巨灾保险的强制性；对巨灾保险责任进行严格界定；通过扩展基本险保险责任的方式销售；通过建立巨灾保险基金进行多渠道风险分散。

(2)非强制性巨灾保险体系。以英国为代表其他国家大都实行非强制性巨灾保险，即市场上销售的商业保险的保险责任中已经涵盖了巨灾风险责任，投保人可自行选择时机购买。英国具备发达的保险市场，以洪水保险为例来看其如何通过保险有效地分担巨灾损失。

英国的洪水保险不同于美国的模式，其保险的供给方全部为保险公司，私营保险业自愿地将洪水风险纳入标准家庭及小企业财产保单的责任范围之内，业主可以自愿在市场上选择保险公司投保。政府不参与洪水保险的经营管理，也不承担保险风险，政府的主要职责在于投资防洪工程、建立有效的防洪体系，并向保险公司提供洪灾风险评估、灾害预警、气象研究资料等相关公共品。只有在政府履行了这些职责的地区，保险公司才提供巨灾保险。英国政府与私营保险业的这种建设关系，使得洪水风险在英国具有可保性。同时，英国政府还特别注意加强与保险行业协会的合作。此外，电于英国再保险市场是世界第三大非寿险再保险市场，其再保险市场非常发达和完善，所以政府并不对巨灾保险提供再保险方面的支持，而是商业保险公司在提供洪水保险时，直接通过再保险市场将风险分散出去。因此，尽管近几年英国洪水发生的频率和损失都在增加，一些地区的保费水平也随之上升，但是英国家庭财产保险市场仍然保持了高度的竞争性，对消费者而言依然是成本较低的，2002年的洪水保险参保率已达到80%左右，这正是英国洪水保险体制的最大成功之处。

3.日本模式。日本是个地震频发的国家，而且人多地少，所以日本的巨灾保险研究主要集中在地震和农业巨灾损失分担方面，并且形成了独特的巨灾保险发展模式。

(1)地震保险。日本地震保险体制源自1966年通过的《地震保险法》，该法律规定商业保险公司和政府共同建立地震保险体系。日本地震保险将企业财产与家庭财产分开，对前者因地震而发生的损失，在承保限额内由商业保险公司单独承担赔偿责任；对后者因地震而发生的损失，在规定限额内由商业保险公司和政府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日本家庭财产地震保险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采用超额再保险方式承保：初级巨灾损失(750亿日元以下)100%由参与该保险机制的保险人与再保险人承担；中级巨灾损失(750亿-10774亿日元)由参与该机制的保险人与再保险人承担50%，政府承担50%；高级巨灾损失(10774亿-41000亿日元)由政府承担95%，被保险人承担5%。如果单个地震巨灾造成的损失超过了规定的总限额，巨灾保险可以按照总限额与实际应付赔款总额之比进行比例赔付。

在巨灾保险的风险控制方面，日本创造了一种由政府和民间再保险公司共同分担的二级再保险模式，即保险公司在收取保险费后，向日本地震再保险公司全额投保(“A特别签约”)，日本再保险公司再将部分再保险分出，向各保险公司购买的再再保险叫“B特别签约”，向政府购买的再再保险叫“C特别签约”。

日本地震险的成功之处在于将地震险的普及率由2.9%提升到20%，而大部分非寿险公司经营该项保险产品的保费收入也保持双倍增长趋势。

(2)农业保险。日本农业建立在分散的、个体农户小规模经营的基础之上，农业保险是日本政府为了应付自然灾害给农业带来的后果，以保障农业再生产的经营稳定，使之适应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而采取的一种重要的支持形式。日本现行的农业保险始于1948年《农业灾害补偿法》，由此开辟了依法强制参加农业保险和以合作组织为基本组织形式的农业保险制度的先河。日本农业保险的组织架构很有特色，分为三个层次：村一级农业共济组合(theagriculturalmutualreliefassociation)，府、县一级农业共济组织联合会(thefederationsmutualreliefassociation)，设在农林水产省的农业共济再保险特别会计处(thefederationsmutualreliefreinsurancespecialaccount)。除了这三个层次外，还建立了农业共济基金会(thefederationsmutualrelieffund)，作为联合会贷款的机构。日本依托这种农业共济组织选择了以政策性保险为主的农业保险制度：农户参加保险，仅承担很小部分保费，大部分由政府承担，政府用于农业保险的财政支出占农林水产省总支出的4%-6%，保费补贴比例依费率不同而高低有别，通常将保费补贴与农业信贷、价格保护、农业灾害救济、生产调整等捆绑起来实施，以增强农民投保的积极性。日本这种民间非盈利团体经营、政府补贴和再保险相扶持的模式在世界农业保险模式中可谓独树一帜，别具一格。

4.几种模式的比较分析。上述国外巨灾保险的几种发展模式都是依据各自国情建立的，在承保主体和承保范围、巨灾保险的风险控制以及巨灾保险中的制度保障等方面，既有不同点又有相同点。

(1)承保主体和承保范围。美国和欧盟内实行强制性巨灾保险体系的国家在以政府为主导推出的各种巨灾保险计划中，承保主体基本都是政府，由政府承担保险责任，凡是国家认定的巨灾风险区域的社区一般都在其承保范围内。欧盟内实行非强制性巨灾保险体系的国家，其承保主体和承保范围与美国模式大不相同。以英国为例，承保主体是商业保险公司，政府并不参与其中，但需要建立有效防洪体系和提供与巨灾风险相关的公共晶，只有某地区有达到特定标准的防御工程措施或积极推进防御工程改进计划，各商业保险公司才会在该地区的家庭财产保险和小企业保单中包含洪水保障。日本在承保方面则采用的是商业保险公司与政府合作、民间经营与政府补贴相扶持的方式。

(2)巨灾保险的风险控制。巨灾保险的风险控制对于巨灾保险的顺利实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传统风险控制的手段主要有两种：一是投资建立防灾防损工程体系；二是利用再保险市场分散风险。美国的巨灾保险一般由政府提供，而没有设立专门的再保险公司，所以巨灾保险的风险基本上全部由政府承担。根据美国相关法案，当国家洪水保险基金不足的时候，可以要求国家财政拨款。然而，随着巨灾频率的增加、损失的增大，巨灾保险的风险也在加剧，为了更好地控制风险，美国开始利用强大的资本市场来分散风险，在资本市场上推出了一系列诸如巨灾期权、巨灾债券、巨灾期货、巨灾互换等的保险衍生商品，形成了新的巨灾保险风险控制方式——巨灾风险证券化。而日本、欧盟的一些主要成员国更多是依靠其发达的再保险市场来分散巨灾风险。不过，根据Sigma的最新研究报告，2007年欧洲的财产保险损失最为严重。因此，最近欧洲保险业发起了建立欧洲灾害损失风险指数的倡议，旨在美国境外研发具透明度的指数，实现将巨灾风险转移到资本市场的目标。

(3)巨灾保险中的制度保障。美国、日本和欧盟内实行强制性巨灾保险体系的国家，为了推动本国巨灾保险的发展，均适时制定了相关法律法规加以明确其强制性和规范其经营管理。英国则依靠其发达的保险市场，在建立非强制性巨灾保险体系过程中，更强调发挥保险行业协会的作用。保险行业协会作为民间机构，与政府签订洪水保险方面的合作协议，以此明确双方的职责与义务，为本国巨灾保险的成功运行提供保证。

通过几种模式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由于巨灾风险的特殊性，这些国家的政府都有直接介人或间接支持，积极发挥国家的信用作用，制定有效的公共政策，重视工程性防损减灾措施的实施。各国都是立足本国国情，针对主要的巨灾风险进行单独的有效经营管理，注重传统和新型的巨灾风险控制手段的运用，构建全国性或区域性的保障体系。随着经济全球化、金融市场一体化和金融创新步伐的加快，现在各国都逐渐把本国的巨灾损失通过跨国的(再)保险公司和全球的资本市场转移出国门，在国际范围进行损失的分担，从而减轻本国的财政和经济压力。

综上所述，国外在发展巨灾保险的过程中，政府、保险业、民间相关机构和资本市场都在不同层次、不同力度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而建立满足本国巨灾风险需求的巨灾保险体系以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三、对我国发展巨灾保险的几点启示

我国的巨灾保险才刚刚起步，规模较小、保障面窄，而且社会对巨灾保险的认知程度不高。透过南方发生的冰冻雪灾和汶川大地震可以看出，保险业在我国巨灾风险应急管理中的作用比较有限，远未得到充分发挥。因此，国外巨灾保险发展模式的成功之处，对我国研究巨灾风险的损失分担机制、构建和谐社会的巨灾保险体系不无有益的启示。

1.合理定位政府角色，重视市场力量。2007年通过的《突发事件应对法》规定，我国将建立国家财政支持的巨灾风险保险体系，并鼓励单位和公民参加保险。可见，政府财政支持将是我国巨灾保险的基本特征。所以，借鉴国外经验，合理定位政府角色至关重要。政府必须慎重控制其承担巨灾风险的程度，避免在重灾年份由于大量救济而严重削弱国民经济。我国政府的支持作用更多地应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好工程性防灾防损措施等公共品的提供工作；对遭受特大灾害的社会成员以无偿援助形式提供必要的、适当的、部分的救济；对部分巨灾风险如洪水、地震等实行强制性保险，或由政府充当再保险人，商业保险公司具体承保；建立并公布自然灾害风险景气指数，指导保险公司科学承保；利用国家财税优惠政策鼓励投保、奖励防灾，提高公众的保险意识等。在积极发挥政府作用的同时，更要重视市场的力量，尤其是资本市场与保险市场在巨灾风险管理中的作用。商业保险公司是市场的主体，为了提高其承保巨灾风险的积极性，政府可以和保险公司合作建立巨灾保险基金，并指定专门机构进行保值、增值运作，以应对巨灾风险带来的巨额赔付，增强保险公司和国家共同分担巨灾风险损失的能力。

2.建立巨灾风险分散机制，重点发展再保险市场。从国外巨灾保险的实践经验来看，风险分散机制是整个保险体系中不容忽视的一环，除了投资防灾工程和再保险等传统的风险控制手段外，发达国家出现了巨灾风险证券化的趋势，利用其成熟的资本市场开发了一系列保险衍生产品，增强了保险公司的风险管理能力。因此，我国也必将随着资本市场的完善和金融改革的深化，建立起多层次的巨灾风险分散机制。然而现阶段，入世的“过渡期”刚刚结束，我国再保险的法定分保比例自2003年起逐年递减5%，已降至到零，而国际知名的瑞士再保险公司、慕尼黑再保险公司等也已纷纷进入中国保险市场，中国再保险公司面临机遇和挑战。可见，在尚未建立起多层次的风险分散机制之前，有必要先重点发展我国的再保险市场，扩大国内再保险规模，培育再保险联合体，鼓励利用国际再保险市场在更大的范围内分散巨灾风险。

巨灾保险论文篇3

关键词：巨灾保险，发展模式，启示

一、问题的提出

1.巨灾对全球的影响。巨灾通常是指由于自然灾害或人为事故引起的大面积财产损失或人员伤亡事件。虽然目前各国和一些研究机构对巨灾尚未确立统一的认识、规范及衡量标准，但不难看出，巨灾一般都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具有一系列导致财产损失和人员生命伤亡的风险事件；发生频率低于一般的灾害事故；灾害的精准预测比较困难；引起的损失十分巨大。据Sigma研究报告统计数据显示，自1970年以来，全球巨灾的发生频率和严重程度呈上升趋势，保险损失偿付也日益增加。仅2006年1年，全世界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导致的经济损失就约为400亿美元，其中地震、严寒、风暴以及航运事故导致多人成为受害者，总共约有30000人在各种灾害中丧生，保险业为此支付了150亿美元。

随着全球性的气候变异加之各种恐怖、暴动、骚乱等灾难性事件的威胁，巨灾发生的频率将会继续增加，造成的损失也会持续扩大。因此，加强和完善巨灾风险应急管理已成为各国政府的重要任务之一。

2.我国巨灾风险形势严峻。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少数国家之一，灾害种类多、发生频率高、分布地域广、造成损失大。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呈明显上升趋势，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的重要因素。根据民政部的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近10年来我国每年因灾难所带来的经济损失基本维持在2000亿元左右。2006年，全国农作物受灾面积达到4109.1万公顷，比上年增加5.9%。其中，绝收面积540.9万公顷，比上年增加17.7%；因灾死亡3186人，比上年增长28.7%；倒塌房屋193.3万间，比上年减少33.1万间；直接经济损失2528.1亿元，比上年增加23.8%，是1998年特大洪涝灾害以来的第二个重灾年。而2008年年初的一场特大雨雪冰冻灾害就直接造成经济损失达1500多亿元，据中国保险监管委员会的数字显示，截至2008年3月1日，我国各保险公司共接到报案101.1万件，已付赔款19.74亿元，预计保险公司全国赔款数字将在40亿元左右。尽管保险业积极主动赔付，但保险赔付金额尚不足损失总额的3%，低于全球平均水平36%。就在雨雪冰冻灾害之后的短短几个月，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8.0级特大强地震，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无疑是雪上加霜。此次大地震中，受灾面积超过10万平方公里，涉及四川、甘肃、陕西、重庆等省市。截止6月9日，地震已造成69142人遇难，直接受灾人口达1000多万人。受灾地区交通、电力、通讯、供水、供气等基础设施均受损毁，损失惨重，而且仍不断有次生灾害的发生。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披露，仅四川一省工业企业的直接损失已达670亿元，汶川大地震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将超过雪灾。中国保监会要求“特事特办”，各保险公司纷纷建立绿色通道，第一时间处理灾区保险理赔事宜，但参与赔付的保险公司多是寿险公司，它们将会对地震造成的人身意外进行正常赔付，然而由于地震在大多数财险险种中属于免责范围，企业财产保险和家庭财产保险通常不对地震进行赔付，即使运用通融赔付原则，赔偿金额也是杯水车薪。

由此可见，我国巨灾风险形势严峻，而保险业所承载的损失补偿和社会管理功能尚未充分发挥，进一步凸显了加快发展我国巨灾保险制度的迫切性。目前，美国、日本以及欧盟的主要成员国等均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巨灾保险制度，其巨灾保险发展模式的成功之处可供借鉴。

二、国外巨灾保险发展模式及其比较

1.美国模式。美国面对巨灾风险主要建立了政府主导推出巨灾保险计划和巨灾风险与资本市场相结合两种方式。

(1)政府主导推出巨灾保险计划。美国具有和中国类似的自然环境状况，而且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时常遭受着人为巨灾方面的威胁，因此，对于巨灾损失的分担，政府往往采取积极的态度，就主要自然灾害和人为巨灾推出各种保险计划。

一是国家洪水保险计划(NFIP)。195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洪水保险法》，并据此法令创设了联邦洪水保险制度。1968年美国国会通过《全国洪水保险法》，为落实该法案，又制定了《国家洪水保险计划》(NFIP)，建立了国家洪水保险基金。1973年颁布的《洪水灾害保护法案》以及在1994年和2004年两次出台的《洪水保险改革法案》，分别促进了洪水保险的进一步发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政府为了推动国家洪水保险计划，还专门成立了洪水保险经营和管理的联邦机构——联邦保险管理局，该局在“9.11”后与其他部门合并为联邦保险和减灾局，并直接隶属于国土安全部。

在美国的洪水保险体系中，国家认定的洪水风险区域的社区必须要参加NFIP，否则，将受到联邦政府的惩罚。在洪水保险销售方面，由于美国的洪水保险是由政府直接经营和管理，而政府的销售网络较少，于是政府推出了保险公司协助销售的WYO计划。根据该计划，保险公司与联邦洪水保险管理机构签署协议成为WYO公司。WYO公司主要职责是帮助联邦政府销售洪水保险，并在洪灾发生时及时办理有关赔偿手续和垫付赔偿资金，而由政府承担巨灾保险的保险风险和承保责任。NFIP由于受到联邦财政政策的支持，享受联邦政府的免税待遇，所以具备较强的灾后偿付能力。NFIP不仅没有给商业保险增加负担，又通过WYO计划使得商业保险公司能够参与其中且不承担风险，从而提高了NFIP对投保人的服务质量。此外，NFIP还鼓励社区和个人的减灾行为；对实施特定减灾措施的社区提供财政援助。

二是联邦农作物保险计划(MPCI)。美国农业也易遭受各种自然灾害的侵袭，为了减少巨灾风险，1938年美国建立了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FCIC)。根据1980年《联邦农作物保险法案》，美国建立了新的联邦多险种农作物保险计划(MPCI)。联邦农作物保险也是通过商业保险公司的销售系统进行销售，并主要作为商业保险公司销售农作物保险的附属。FCIC的MPCI为由自然情况引发的但超过农场主控制能力的全部损失提供保障。1994年10月，该计划作了新的变动，它要求凡是参加美国农业部各种支持计划的农场主都必须签订强制性MPCI保险，否则将丧失未来的援助。

三是人为巨灾保险计划。在人为巨灾保险计划中，美国政府主要推出了核责任保险和公众担保保险计划等。其中公众担保保险计划是强制性的半社会保险计划，主要与持有大众资产的金融机构相关，例如为存款者承保商业银行倒闭导致的损失风险。

(2)巨灾风险与资本市场相结合。巨灾保险比普通保险的风险大得多，一般可以通过再保险把巨灾保险风险分散出去。然而，在美国巨灾再保险供给不足，而市场需求不断提高，导致价格急剧上升，于是保险公司开始借助美国强大的资本市场分散巨灾风险。1992年芝加哥期权交易所首次发行了巨灾期权。随后，市场上出现了许多保险衍生商品，如巨灾债券、巨灾期货、巨灾互换等。一种新的巨灾风险分散机制即巨灾风险证券化形成了，该机制将保险市场的巨灾风险打包转化为能在资本市场上流通的金融工具，在资本市场上筹集保险资本，解决巨灾发生时保险市场上资金不足的难题。在美国，这种巨灾风险与资本市场的结合，不仅将保险市场上的风险向资本市场转移，同时也融通了资金，推动了资本市场的发展。

2.欧盟主要成员国的巨灾保险体系。欧盟各主要成员国的保险政策不尽相同，面对巨灾风险主要建立了强制性和非强制性两种巨灾保险体系。

(1)强制性巨灾保险体系。欧盟现有的27个成员国中，法国、挪威、西班牙、瑞典和土耳其5国建立了强制性巨灾保险体系，通过立法手段要求符合某类条件的投保人必须购买。实行强制性巨灾保险的国家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都是以法律的形式来明确巨灾保险的强制性；对巨灾保险责任进行严格界定；通过扩展基本险保险责任的方式销售；通过建立巨灾保险基金进行多渠道风险分散。

(2)非强制性巨灾保险体系。以英国为代表其他国家大都实行非强制性巨灾保险，即市场上销售的商业保险的保险责任中已经涵盖了巨灾风险责任，投保人可自行选择时机购买。英国具备发达的保险市场，以洪水保险为例来看其如何通过保险有效地分担巨灾损失。

英国的洪水保险不同于美国的模式，其保险的供给方全部为保险公司，私营保险业自愿地将洪水风险纳入标准家庭及小企业财产保单的责任范围之内，业主可以自愿在市场上选择保险公司投保。政府不参与洪水保险的经营管理，也不承担保险风险，政府的主要职责在于投资防洪工程、建立有效的防洪体系，并向保险公司提供洪灾风险评估、灾害预警、气象研究资料等相关公共品。只有在政府履行了这些职责的地区，保险公司才提供巨灾保险。英国政府与私营保险业的这种建设关系，使得洪水风险在英国具有可保性。同时，英国政府还特别注意加强与保险行业协会的合作。此外，电于英国再保险市场是世界第三大非寿险再保险市场，其再保险市场非常发达和完善，所以政府并不对巨灾保险提供再保险方面的支持，而是商业保险公司在提供洪水保险时，直接通过再保险市场将风险分散出去。因此，尽管近几年英国洪水发生的频率和损失都在增加，一些地区的保费水平也随之上升，但是英国家庭财产保险市场仍然保持了高度的竞争性，对消费者而言依然是成本较低的，2002年的洪水保险参保率已达到80%左右，这正是英国洪水保险体制的最大成功之处。

3.日本模式。日本是个地震频发的国家，而且人多地少，所以日本的巨灾保险研究主要集中在地震和农业巨灾损失分担方面，并且形成了独特的巨灾保险发展模式。

(1)地震保险。日本地震保险体制源自1966年通过的《地震保险法》，该法律规定商业保险公司和政府共同建立地震保险体系。日本地震保险将企业财产与家庭财产分开，对前者因地震而发生的损失，在承保限额内由商业保险公司单独承担赔偿责任；对后者因地震而发生的损失，在规定限额内由商业保险公司和政府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日本家庭财产地震保险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采用超额再保险方式承保：初级巨灾损失(750亿日元以下)100%由参与该保险机制的保险人与再保险人承担；中级巨灾损失(750亿-10774亿日元)由参与该机制的保险人与再保险人承担50%，政府承担50%；高级巨灾损失(10774亿-41000亿日元)由政府承担95%，被保险人承担5%。如果单个地震巨灾造成的损失超过了规定的总限额，巨灾保险可以按照总限额与实际应付赔款总额之比进行比例赔付。

在巨灾保险的风险控制方面，日本创造了一种由政府和民间再保险公司共同分担的二级再保险模式，即保险公司在收取保险费后，向日本地震再保险公司全额投保(“A特别签约”)，日本再保险公司再将部分再保险分出，向各保险公司购买的再再保险叫“B特别签约”，向政府购买的再再保险叫“C特别签约”。

日本地震险的成功之处在于将地震险的普及率由2.9%提升到20%，而大部分非寿险公司经营该项保险产品的保费收入也保持双倍增长趋势。

(2)农业保险。日本农业建立在分散的、个体农户小规模经营的基础之上，农业保险是日本政府为了应付自然灾害给农业带来的后果，以保障农业再生产的经营稳定，使之适应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而采取的一种重要的支持形式。日本现行的农业保险始于1948年《农业灾害补偿法》，由此开辟了依法强制参加农业保险和以合作组织为基本组织形式的农业保险制度的先河。日本农业保险的组织架构很有特色，分为三个层次：村一级农业共济组合(theagriculturalmutualreliefassociation)，府、县一级农业共济组织联合会(thefederationsmutualreliefassociation)，设在农林水产省的农业共济再保险特别会计处(thefederationsmutualreliefreinsurancespecialaccount)。除了这三个层次外，还建立了农业共济基金会(thefederationsmutualrelieffund)，作为联合会贷款的机构。日本依托这种农业共济组织选择了以政策性保险为主的农业保险制度：农户参加保险，仅承担很小部分保费，大部分由政府承担，政府用于农业保险的财政支出占农林水产省总支出的4%-6%，保费补贴比例依费率不同而高低有别，通常将保费补贴与农业信贷、价格保护、农业灾害救济、生产调整等捆绑起来实施，以增强农民投保的积极性。日本这种民间非盈利团体经营、政府补贴和再保险相扶持的模式在世界农业保险模式中可谓独树一帜，别具一格。

4.几种模式的比较分析。上述国外巨灾保险的几种发展模式都是依据各自国情建立的，在承保主体和承保范围、巨灾保险的风险控制以及巨灾保险中的制度保障等方面，既有不同点又有相同点。

(1)承保主体和承保范围。美国和欧盟内实行强制性巨灾保险体系的国家在以政府为主导推出的各种巨灾保险计划中，承保主体基本都是政府，由政府承担保险责任，凡是国家认定的巨灾风险区域的社区一般都在其承保范围内。欧盟内实行非强制性巨灾保险体系的国家，其承保主体和承保范围与美国模式大不相同。以英国为例，承保主体是商业保险公司，政府并不参与其中，但需要建立有效防洪体系和提供与巨灾风险相关的公共晶，只有某地区有达到特定标准的防御工程措施或积极推进防御工程改进计划，各商业保险公司才会在该地区的家庭财产保险和小企业保单中包含洪水保障。日本在承保方面则采用的是商业保险公司与政府合作、民间经营与政府补贴相扶持的方式。

(2)巨灾保险的风险控制。巨灾保险的风险控制对于巨灾保险的顺利实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传统风险控制的手段主要有两种：一是投资建立防灾防损工程体系；二是利用再保险市场分散风险。美国的巨灾保险一般由政府提供，而没有设立专门的再保险公司，所以巨灾保险的风险基本上全部由政府承担。根据美国相关法案，当国家洪水保险基金不足的时候，可以要求国家财政拨款。然而，随着巨灾频率的增加、损失的增大，巨灾保险的风险也在加剧，为了更好地控制风险，美国开始利用强大的资本市场来分散风险，在资本市场上推出了一系列诸如巨灾期权、巨灾债券、巨灾期货、巨灾互换等的保险衍生商品，形成了新的巨灾保险风险控制方式——巨灾风险证券化。而日本、欧盟的一些主要成员国更多是依靠其发达的再保险市场来分散巨灾风险。不过，根据Sigma的最新研究报告，2007年欧洲的财产保险损失最为严重。因此，最近欧洲保险业发起了建立欧洲灾害损失风险指数的倡议，旨在美国境外研发具透明度的指数，实现将巨灾风险转移到资本市场的目标。

(3)巨灾保险中的制度保障。美国、日本和欧盟内实行强制性巨灾保险体系的国家，为了推动本国巨灾保险的发展，均适时制定了相关法律法规加以明确其强制性和规范其经营管理。英国则依靠其发达的保险市场，在建立非强制性巨灾保险体系过程中，更强调发挥保险行业协会的作用。保险行业协会作为民间机构，与政府签订洪水保险方面的合作协议，以此明确双方的职责与义务，为本国巨灾保险的成功运行提供保证。

通过几种模式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由于巨灾风险的特殊性，这些国家的政府都有直接介人或间接支持，积极发挥国家的信用作用，制定有效的公共政策，重视工程性防损减灾措施的实施。各国都是立足本国国情，针对主要的巨灾风险进行单独的有效经营管理，注重传统和新型的巨灾风险控制手段的运用，构建全国性或区域性的保障体系。随着经济全球化、金融市场一体化和金融创新步伐的加快，现在各国都逐渐把本国的巨灾损失通过跨国的(再)保险公司和全球的资本市场转移出国门，在国际范围进行损失的分担，从而减轻本国的财政和经济压力。

综上所述，国外在发展巨灾保险的过程中，政府、保险业、民间相关机构和资本市场都在不同层次、不同力度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而建立满足本国巨灾风险需求的巨灾保险体系以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三、对我国发展巨灾保险的几点启示

我国的巨灾保险才刚刚起步，规模较小、保障面窄，而且社会对巨灾保险的认知程度不高。透过南方发生的冰冻雪灾和汶川大地震可以看出，保险业在我国巨灾风险应急管理中的作用比较有限，远未得到充分发挥。因此，国外巨灾保险发展模式的成功之处，对我国研究巨灾风险的损失分担机制、构建和谐社会的巨灾保险体系不无有益的启示。

1.合理定位政府角色，重视市场力量。2007年通过的《突发事件应对法》规定，我国将建立国家财政支持的巨灾风险保险体系，并鼓励单位和公民参加保险。可见，政府财政支持将是我国巨灾保险的基本特征。所以，借鉴国外经验，合理定位政府角色至关重要。政府必须慎重控制其承担巨灾风险的程度，避免在重灾年份由于大量救济而严重削弱国民经济。我国政府的支持作用更多地应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好工程性防灾防损措施等公共品的提供工作；对遭受特大灾害的社会成员以无偿援助形式提供必要的、适当的、部分的救济；对部分巨灾风险如洪水、地震等实行强制性保险，或由政府充当再保险人，商业保险公司具体承保；建立并公布自然灾害风险景气指数，指导保险公司科学承保；利用国家财税优惠政策鼓励投保、奖励防灾，提高公众的保险意识等。在积极发挥政府作用的同时，更要重视市场的力量，尤其是资本市场与保险市场在巨灾风险管理中的作用。商业保险公司是市场的主体，为了提高其承保巨灾风险的积极性，政府可以和保险公司合作建立巨灾保险基金，并指定专门机构进行保值、增值运作，以应对巨灾风险带来的巨额赔付，增强保险公司和国家共同分担巨灾风险损失的能力。

2.建立巨灾风险分散机制，重点发展再保险市场。从国外巨灾保险的实践经验来看，风险分散机制是整个保险体系中不容忽视的一环，除了投资防灾工程和再保险等传统的风险控制手段外，发达国家出现了巨灾风险证券化的趋势，利用其成熟的资本市场开发了一系列保险衍生产品，增强了保险公司的风险管理能力。因此，我国也必将随着资本市场的完善和金融改革的深化，建立起多层次的巨灾风险分散机制。然而现阶段，入世的“过渡期”刚刚结束，我国再保险的法定分保比例自2003年起逐年递减5%，已降至到零，而国际知名的瑞士再保险公司、慕尼黑再保险公司等也已纷纷进入中国保险市场，中国再保险公司面临机遇和挑战。可见，在尚未建立起多层次的风险分散机制之前，有必要先重点发展我国的再保险市场，扩大国内再保险规模，培育再保险联合体，鼓励利用国际再保险市场在更大的范围内分散巨灾风险。

巨灾保险论文篇4

内容摘要:南方雪灾、汶川地震等频发的自然灾害暴露了我国巨灾风险分散制度的薄弱,传统风险分散方式的不足使资本市场、政府在巨灾风险管理中的地位提升。本文克服了已有文献只定性讨论政府作用的缺陷,从需求角度构建了政府、再保险与巨灾风险债券的组合模型,结论表明:政府与再保险、巨灾风险债券都存在替代效应,这解释了当前各国政府在分散巨灾风险中参与程度不同的现象;政府的参与,还减小了巨灾债券与再保险组合的可行集,限制了直接保险人的选择。

关键词:政府 巨灾债券 再保险 最优结构

巨灾风险管理制度研究现状

作为灾害高发国家,我国面临严峻的巨灾风险挑战。巨灾风险管理制度的建立,离不开政府的支持,这是由巨灾风险公共性决定的(张宗军,2008),而保险作为传统风险分散方式,应全面参与巨灾综合风险管理(刘新立,2008)。从国际经验看,政府通过建立巨灾基金分散巨灾风险,承担最后再保险人的角色(Asian Development Bank,2008),但政府多大程度上参与分散巨灾风险,取决于各国保险市场的发育情况,也取决于各国政府的态度,政府在巨灾风险中的角色并没有得到完全一致的认识(Commius,2005)。除了政府和保险,保险证券化的发展为巨灾风险的分散提供了有利的工具。巨灾债券的发行使得保险人可以利用资本市场进行风险分散,这既是对传统再保险的补充,也是挑战。

大多数学者同意巨灾风险必须由保险、资本市场和政府共同分散,但对三者结合的研究并不深入。Doherty和Richter(2002)分析了保险和指数连接债券的混合应用的效果。他用均值方差来表示直接保险人的偏好,并假定一个风险中立的再保险人,其模型显示两种对冲工具的组合可能扩展可行集,并由此获得效率;Martin Nell和Andreas Richter(2004)在标准保险需求理论框架下,重点研究了当触发指数水平是直接保险人可以选择的一个变量,并将其还本付息的豁免额作为触发指数水平的函数时,巨灾债券的引入如何影响最优再保险合同。本文扩展了Martin Nell和Andreas Richter(2004)的分析框架,考虑了政府的引入对原有最优结构的改变,得到了政府、再保险、资本市场三者在分散巨灾时各自的态度和最优选择,从而模型化了政府行为。

模型假定

(一)直接保险人的效用函数

假设一个直接保险人承保风险组合面临的损失为随机变量X,它可以通过发行指数巨灾债券来分散风险,需要一定的成本,设触发指数为Z,实际指数为Y,设触发概率为P(Y)。设定为p'(y)

(二)再保险人的效用函数

与直接保险人类似,再保险人也是风险厌恶的,具有三阶连续可微的效用函数u2(•)(u2'(•)>0,u2''(•)

(1)

α和β分别是给予直接保险人的预期效用和再保险人的期望效用的权数,W2是再保险人的初始财富。用I*0(x,y)和P*代表上述期望效用最大化问题的解。直接保险人只采用再保险,故这种情况和单纯的对再保险的分析是相同的,I*0(x,y)实际上并不受y的影响。根据Raviv(1979)的讨论,I*0(x,y)具有以下性质:

;对 (2)

(三)政府的效用函数

政府效用函数设为U3,包含两个自变量,一个是收益P,一个是成本Q,U是P的增函数,是Q的减函数,可表达为:

(3)

政府为风险中性,通过制度供给来辅助市场分散巨灾,其二阶导数为0,即U3''=0,假设成本函数为Q(m,n)=c*m-d*n,c,d为两种制度供给的价格,线性函数暗含规模报酬不变。成本收益函数取决于两个制度变量,第一是垄断产权形式的制度供给,用m来表示,反映了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供给量,第二是垄断产权以外的安排和外部竞争的制度安排,用n来表示,反映了诱致型制度变迁的供给量。在此效用函数中,直接保险人不必对政府支付成本,成本由政府本身支付。但政府有追求垄断产权形式的内在冲动。表述为:

(4)

假设政府的制度供给始终处于不足的状态(由于此制度存在明显的外部效益,直接保险人对政府的需求总是多多益善,从这一角度来讲,国家的制度供给不会超出总需求M),M为对政府制度供给的总需求,则垄断产权形式的制度供给m属于有界闭区间[0,M。]因此只要U(P,Q)、P(m,n)、Q(m,n)为连续可导函数,U(P,Q)肯定有最大值,即MaxU有解,n将影响其最优解。n的发展往往需要在国家垄断产权的决策后,是在M*确定后的空间中进行的,即。对于n,当不存在再保险的条件下,n=A,即等于指数型巨灾风险债券和供给量,当存在再保险的条件下,n=A+I即等于巨灾风险债券和再保险的供给量之和。

政府参与对巨灾债券与再保险结构的影响模型分析

采用与加成保费定价相似的思路,假设发行指数巨灾债券的总成本是:

(5)

其中A(y)是直接保险人还本付息的豁免额。

(一)模型形式

先保持再保险预算不变,假定在引入指数巨灾债券情形下,花在再保险上的保费P*不变。这时最优的风险管理组合是下面的期望效用最大化问题的解:

(6)

其中W1是初始财富,u1(•)表示(三阶连续可微)直接保险人的效用函数(u1'(•)>0,u1''(•)

由于发行债券时不仅要选择触发指数y,还要设定本金保证比例。前者将决定直接保险人得到义务豁免的可能性有多大,后者将决定他能够得到多少义务豁免额,即A(y)不完全取决于y,还取决于函数的形式及其他因素。

对于再保险需求I(X,y),其最优解为I2*(X,y),它的内部解一阶条件为:

(7)

当不存在政府时,最优的再保险为I1*(X,y),关于I1*(X,y)的详细讨论,可以参见Nell和Richter(2004)。

(二)模型结论

结论1:对于足够小的损失,特别是p(X,Y)0,存在I1*(x,y)>I2*(x,y)。对于足够大的损失,特别是p(X,Y)1,I1*(x,y)和I2*(x,y)的大小是不确定的。

结论2:对于一个谨慎的保险人,对于满足p(x,y)≤m* p(y)的x,有I2*(x,y)

由结论1、2可知,当损失特别小的时候,巨灾风险债券的触发条件不容易发生,这个时候直接保险人需要更多的再保险来分散风险,但由于政府的存在,直接保险人可以通过政府来寻求风险分散,不再局限于再保险,此时,政府和再保险是“替代”的。

对于大额的损失,当不存在制度因素时,巨灾债券的需求是主要的,此时政府主要是巨灾债券的替代,对再保险的需求未必降低。由于巨灾风险债券产生的基础风险存在,而巨灾损失可以通过政府来弥补,具体再保险的需求,则是通过政府、直接保险人和再保险人的博弈决定。

政府参与与最优补偿函数的变化

下文应用隐函数定理分析最优补偿函数I2*(x,y)分别对实际损失和触发指数的反应。假设直接保险人的效用函数为风险厌恶系数为a的CARA效用函数(即),再保险人的效用函数为风险厌恶系数为b的CARA效用函数(即)。模型中当触发指数y一定时,最优补偿函数I1*(x,y)对x的斜率为:

(8)

结论3:第一,如果直接保险人的效用函数为风险厌恶系数为a的CARA效用函数,再保险人的效用函数为风险厌恶系数为b的CARA效用函数,政府的成本函数形式为Q(m,n)=c*m-d*n,当实际损失x一定时,最优再保险补偿函数对损失x的斜率为:

(9)

在考虑了制度因素后,斜率并没有变化,同样,在p(x,y)(0,x1)∪(x2,∞)时,和不存在指数巨灾风险债券时的最优再保险补偿函数是平行的。

第二,如果直接保险人的效用函数为风险厌恶系数为a的CARA效用函数,再保险人的效用函数为风险厌恶系数为b的CARA效用函数,政府的成本函数形式为Q(m,n)=c*m-d*n,当实际损失x一定时,最优再保险补偿函数对指数巨灾债券的触发指数的斜率为:

(10)

此时,当p(x,y)(0,x1)∪(x2,∞)时,y的变化对最优再保险补偿函数没有影响。对于小额的风险损失x,再保险是直接保险人适用的风险分散工具,故即使存在巨灾债券,直接保险人也主要根据直接损失x来决定最优的再保险补偿额,巨灾债券的触发指数y对其几乎没有参考意义,因为直接保险人几乎不可能从指数巨灾债券中获得风险损失的补偿(p(x,y)0)。对于足够大的风险损失x,触发事件几乎必然会发生,这时触发指数y有微小的变化,也几乎不会对直接保险人得到来自指数巨灾债券的“补偿”有影响。所以直接保险人在考虑风险管理组合中的再保险补偿时,也几乎不用再考虑触发指数y的影响。

结论4:如果原保险人是谨慎的,并且如果对于所有的x,p(x)p(x)•A

对于巨灾风险债券和再保险的最优结构而言,政府的存在,减小了巨灾风险债券的保障力度,由前面的分析可以知道,再保险和巨灾风险债券只有在国家垄断性产权确定后的空间中发展。由于政府的刚性,谨慎的直接保险人会去寻求再保险,弥补巨灾风险债券保障力度的不足。

结论及相关建议

本文引入政府效用函数,分析政府对利用再保险及巨灾债券等市场化手段分散巨灾的影响途径。结论表明,政府与再保险,巨灾风险债券都存在“替代效应”,政府参与的影响直接体现为强制性制度变迁使得再保险和巨灾风险债券的可行集减小,这极大的影响了直接保险人的选择。一个与其相类似的例子是由于人们对来自国家、亲人、朋友等救济的期待,使得美国洪水巨灾保险的需求降低了。而政府的“最后再保险人角色”与再保险、巨灾债券也存在“替代作用”,这也是世界上各个国家在分散巨灾时的参与程度不同的原因。

我国保险市场发育不足,保险公司承保巨灾风险的技术、资本都不到位,政府在这种情况下更需发挥作用。根据我国实际,需建立以政府为主导,充分发挥国际再保险市场、国际资本市场的作用,多层次的巨灾保障体系。首先,通过市场来分散巨灾风险。在洪水易泛滥地区推行强制保险,可以对投保人进行费率补贴,保障范围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可以有所差异。但这种强制保险应与一般的商业保险区分开,并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作用。其次,政府扮演好最后再保险人的角色。我国政府可以考虑对中国再保险公司承保的这类风险提供财政补贴,或设立专门的巨灾再保险公司。在这种方式中,巨灾风险的种类需慎重考虑,以免发生严重的逆选择。第三,设立行业巨灾专项基金。每个保险人交纳一定的费用,形式与再保险类似,国家财政予以支持,以应对不断增长的巨灾风险损失。第四,除了经济补偿,我国政府还应重视灾后的社会救济。充分发动社会,发挥社会的力量进行救济,应成为政府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就目前而言,包括政府和其他社会力量在内的救济是目前我国灾后重建的主要方式。本文虽然将政府行为模型化,但主要依靠将再保险和巨灾风险债券在政府效应函数中内生化,对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讨论显得不足。由于数据的不易得性,本文实证分析仍有所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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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灾保险论文篇5

关键词：巨灾保险；巨灾债券；发展；运用

中图分类号：F830.9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428（2012）01-68-03

一、巨灾债券最新发展概述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诞生以来，巨灾债券取得了长足发展。特别是近年来，巨灾债券的每年发行规模和速度连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已成为(再)保险公司转移巨灾风险的重要工具之一。它也是目前发行规模最大、交易最为成功的保险连接型证券，可谓是对传统再保险强有力的补充。

截至2011年8月5号，2011年的自然巨灾保险交易已经完成，这将带来总计19.07亿美元的新债券发行。相比于历史平均水平，市场仍不能消化美国飓风风险。这导致了一些第二季度的美国飓风风险交易的定价位于或者高于初始设定的上限。然而，当额外的投资现金流继续进入，除了应对美国飓风外，市场保持了对风险的良好承受能力。

对于巨灾风险交易的多元化需求史无前例地显示出其强劲势头，导致了2011年第三季度巨灾债券交易比以往更加活跃。2011年7月28日，慕尼黑保险公司硬性结束了价值1.5亿美元的欧洲风暴债券交易。Embarcadero再保险公司为加州地震局提供地震保护的1.5亿美元的交易在8月1日结束，而报告说该只债券被超额认购。随后的加州地震局发起的交易被人们所期待。此外，价值1.5亿欧元的旨在保护法国公共事业公司避免风暴损失的交易在8月11日结束。这项交易也同样被报告被超额认购。

二、巨灾债券相关理论阐释

与美国芝加哥交易所在同一时期，保险风险证券化的观念也开始在柜台市场上出现，不少公司私下以债券发行的方式，将债券本金与利息的偿还与否，与巨灾风险的发生与否相连接，即市场上所称的巨灾债券。这也是巨灾风险通过资本市场证券化的形式之一。

保险的功能归根到底在于分散风险与经济补偿，而从风险管理的角度来看，则是风险转移与风险融资。在保险风险未取得证券化之前保险功能的发挥受到限制，即风险只是在保险市场与再保险市场之间转移，经济补偿来源于保险基金及其对可运用资金的运用。由于风险的发展性促使保险功能的深化，即风险的转移本身也要求不能只能限于保险市场之间，风险的融资也呼唤尽可能地扩大其资本量，从而导致保险风险取得证券化的方式来实现风险转移与风险融资的双重目标。因此，保险功能以深化的方式得以回归。

保险功能的深化是指通过保险风险证券化使得保险分配关系向更高的层次发展，即向社会化发展。通过保险风险证券化，保险风险由保险市场扩展到非保险市场的资本市场，这样，保险风险就突破原来的保险市场的苑囿，保险风险的转移或分散挣脱了再保险的桎梏，向整个社会分散或转移。而保险功能的回归是指保险的功能不变，至少保险的基本功能不变。保险风险的转移通过证券化在跨越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之后，是保险分散风险的形式发生了变化。证券化仍只是保险风险分散或转移的手段，保险分配的本质依然不变。保险功能的深化回归理论成为巨灾债券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

通过巨灾债券使得巨灾风险的转移不再仅仅限于保险市场，还可以向资本市场转移，这对提高保险公司的承保能力、稳定保险公司的经营、改进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福利、增加投资者的收益、淡化政府作为“最后再保险人”的角色、改善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资本结构将会发挥巨大的作用。

巨灾债券要能够成功的发行，应注意巨额的自留损失、保障层次不可太高、危险转移额不宜过低、损失触发条件(Loss Trigger)不能被分保公司所控制、损失触发条件必须透明化等方面。巨灾债券的价格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其一，巨灾损失模型的模拟结果，一般由独立的巨灾模型公司(如EQECAT)所提供的巨灾模型来模拟测算巨灾损失的大小与概率；其二，相似交易的债券定价，往年已经发行的具有相似的期望损失、风险敞口、地理区域的巨灾债券价格会对新发行的债券定价产生影响；其三，二级市场上正在交易的巨灾债券的价格；其四，相同风险层次和暴露的再保险市场价格；其五，市场上已有的灾害风险，如果投资者已持有的巨灾债券所涵盖的风险与新发行债券的风险相同，投资者一般会期望得到更高的投资回报，以吸收这一额外的风险汇集。

就巨灾债券的运作机制而言，与其他资产证券化一样，巨灾债券的参与主体由保险公司（发起人）、巨灾债券发行机构（特殊目的实体）、投资者和信托机构组成。若约定的巨灾条件没有被触发，巨灾债券的运作机制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巨灾债券发行机构与保险公司签订合同，保险公司以保险费的形式向发行机构支付金额，发行机构以此现金流为基础设计债券。债券利率以LIBOR（伦敦同业拆借利率）为基准，再根据信用评级确定一定的风险利差。第二阶段：发行机构通过证券交易所向投资者发行巨灾债券，同时约定巨灾触发条件。第三阶段：发行机构将获得资金交给资金信托公司投资，用于赔付保险公司的损失或投资者的债券收益。第四阶段：在约定期间内若没有触发巨灾条件，债券发行机构收回信托资金，按照约定偿付投资者本息。

三、巨灾债券在我国运用的几点思考

目前，我国巨灾债券还未能推出，主要是因为所需条件还未成熟，大致归纳如下：

其一，我国巨灾保险制度尚未建立。因为巨灾债券只是巨灾保险的一个风险转移工具，若政府对建立巨灾保险体系不能出台一个统一的政策，巨灾保险制度就不可能建立，此种情况下巨灾债券决不可能脱离巨灾保险制度而单独成功实施。

巨灾保险论文篇6

[论文摘要]巨灾风险债券的契约条款是债券交易各方权利义务关系的载体。基于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对应的一般原则，必须在理顺债券运行中多方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因为巨灾风险债券的条款设计须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也不例外的在于如何平衡债权债务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保证债券的顺利运作。但是，在进行巨灾风险债券契约条款设计时，必须比较巨灾风险债券在现金流结构、信用结构和期权结构上与一般债券的异同，在债券契约条款设计中应包含一些限制性条款，以便巨灾风险债券的契约条款的 科学 性。 

无论何种融资契约，其合同条款只是表象，也即契约关系的外部载体，契约背后反映的实质上是其所承担的权利义务关系。正因为如此，融资契约条款设计的目的也就是契约双方(或多方)权利义务关系的平衡。巨灾风险债券的条款设计须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也不例外地在于如何平衡债权债务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保证债券的顺利运作，达到双方各自交易的初衷。本文基于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对应的一般原则，对以履约保证机制为重点的巨灾风险债券契约条款设计机制问题进行了一些探析。 

 

一、巨灾风险债券的契约条款设计概览 

 

巨灾风险债券(catastrophe bond)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巨灾事故频繁发生且损失幅度剧增的大背景催生出来的一种新型art(alternative risk transfer)工具，它由(再)保险公司(或其设立或指定的spv，即特殊目的机构specialpurpose vehicle)发行，收益取决于该公司或整个行业的巨灾损失状况。与普通债券不同的是，巨灾风险债券本金的返还与否依赖于特定事件的发生：若在期内未发生约定的巨灾事故，发行人按约向投资者还本付息；若发生预先规定的触发事件(triggering event)，则发行人向投资者偿付本金或利息的义务将部分乃至全部被免除，债券发行人将运用该笔基金进行理赔。作为一种新型的保险风险证券化工具，巨灾风险债券的出现不仅增强了保险业的承保能力，也为投资者提供了一种从分散化投资组合中获得较高收益的有效途径，对保险业乃至整个 金融 业的 发展 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已成为迄今为止运作的最为成熟和广泛的巨灾风险证券化工具。我国自2006年起也开始初步筹划相关的地震风险债券的运作。 

根据 企业 契约理论中有关所有制、治理结构的一般论点，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组合，是个人之间交易产权的一种方式。企业治理结构设计的一般原则是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的对应。企业的融资活动深刻影响着企业的治理结构，因而融资契约的设计也理应遵守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相对应的原则。据此，又结合当前理论界主流的债务契约设计理论，企业融资契约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设计一种能使剩余所有权和剩余控制权相匹配的最优契约，以在投资者和股东之间合理地分配现金收益流，或在特定情况下及时地将企业的控制权由企业内部转移到债权人手中，以保护债权人的合法利益，使投资者愿意提供足够数量的资金满足企业的投资需求。一言以蔽之，融资契约的条款设计要解决两个问题：现金收益流的分配以及保证履约机制的设置。 

由于巨灾风险债券的发行主体spv一般由政府或旨在通过巨灾风险债券转移巨灾风险的(再)保险公司发起成立，其功能也被人为局限于充当巨灾风险证券化活动的中介，不以营利为目的，更重要的是，如上述，债券最终的现金流流向存在着不确定性。再者，巨灾风险债券在发行前都经过科学理算，原(再)保险公司缴纳的保险费，投资者期初的投资支出及其累计额一般情况下能满足偶然发生的巨灾损失事故。基于以上两点原因，收益现金流在股东和投资者之间的分配在巨灾风险债券契约条款的设计中意义不大，巨灾风险债券契约条款设计的重点在于对其履约保证机制的探讨。

二、从条款设计看巨灾风险债券的履约保证机制 

 

根据债券契约条款设计理论的一般观点，债券契约条款设计所应包含的一些因素包括现金流结构、信用结构与期权结构。以下结合巨灾风险债券的特殊之处，试从这些方面来探讨其契约条款设计较一般的债券的共通与特殊之处。 

(一)现金流结构 

即资金在何时，以何种数量，向哪方流动的结构，这是融资契约的最基本结构。包括三个方面： 

1．期限问题。对一般债券而言，期限越长表明债券本身所包含的违约风险越大，从而要求的回报率就越高。对巨灾风险债券而言这一基本原则也是成立的。特殊之处在于，巨灾风险债券回报率的高低，还特别依赖于巨灾事故发生的概率和本金利息的风险程度，即巨灾事故发生概率越高，越有可能触发债券对(再)保险人的支付，投资者对其本息的要求权越有可能丧失。当然，不同种类债券(本金保证型、本金利息均保证型及均不保证型)对本息的规定对于投资者本金的风险程度不同，要求的回报率 自然 也不同。总之，对pie灾风险债券而言自然因素(巨灾事故发生概率)与债券本身条款的设定对其收益率的影响相对于期限的影响更大，这是巨灾风险债券相对于普通债券的一大区别。 

2．利率问题。在利率问题上巨灾风险债券类似于一个浮动利率债券，具体来说，在巨灾事故即将发生或者已发生但尚未进行赔付的情况下，投资者预期债券的触发支付在即，从而存在吞食自己本金和(或)利息的可能性，因而市场对其需求倾向于下降，为平衡供求关系，巨灾风险债券的价格会倾向于上升，利率会倾向于下降。 

3．还款方式。在此问题上，巨灾风险债券和一般债券类似：它一般都是在期末一次性支付投资者本息(未发生巨灾事故的情况下)。相对于定期支付本息的情况，一次性还款对发行人的有利之处在于可能最大限度地占用这笔资金。但是，也存在弊端：首先，债券到期需要支付一大笔现金，如果发行人现金短缺或安排不善有可能出现到期无法兑现的风险；其次，从投资者角度看，一次性还款等于是将应收利息再“强迫”投资于这种债券，从而使其本息面临较大的信用风险。因此，本金保证型和本金利息保证型的巨灾风险债券对投资者和发行人来说都有益处。 

巨灾保险论文篇7

关键词：巨灾风险债券定价；Monte Carlo模拟；洪水巨灾风险债券

中图分类号：F84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192（2016）02-0050-06doi：10.11847/fj.35.2.50

Abstract：Data in recent years consistently shows that China is one of the countries with most serious natural disasters by flood. Therefore， how to cover the flood loss effectively based on the precaution of the flood disaster becomes an issue concerned by the world. During the test of all kinds of catastrophe risk management tools， catastrophe risk bonds becomes one of the most effective tools of bridging the equity market and insurance market because of its low risk in investment and high return. This article aims to investigate to the feasibility of catastrophe risk bonds in China and make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f the pricing of flood catastrophe risk bonds based on the non-life actuarial principles and the 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

Key words：catastrophe bonds pricing； Monte Carlo simulation； flooding catastrophe bonds

1 引言

近年来，随着地震、洪水、海啸等自然灾害的频发，世界性的灾难日益严峻，其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和遇难人数也在不断剧增。根据瑞士再保险2015年最新一期研究报告显示，无论是从自然灾害还是人为灾害的角度，全球巨灾的发生次数、造成的遇难人数以及所造成的保险损失都呈上升趋势，其中遇难人数以及所造成的保险损失更是居高不下。我国作为一个领土广阔、地势复杂多变的国家，遭受自然灾害风险的几率及相应损失也会大得多。现阶段，我国巨灾风险分散机制的构建均是在政府主导下，保险公司与再保险公司共同参与，而庞大的巨灾损失，使得保险公司无力继续承保巨灾保险及再保险，只能通过政府财政救济手段来分散巨灾风险。但仅通过政府救济来分散巨灾风险显得过于单一，且相对于巨灾风险所造成的巨大损失，政府财政救济金明显不足以弥补。因此，在政府对于巨灾风险损失进行直接补偿的同时，需要有其他的巨灾风险分散方式与其并行。对于巨灾风险基金而言，因其具有庞大资金基础，若能顺利开展亦能有效分散一部分巨灾风险。但我国的巨灾风险基金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从设立、运行到监管均较为复杂，且需要一个较长的周期。因此，亟需在传统型巨灾风险管理工具基础之上，寻找一种新型的能够提供巨灾资金支持的巨灾风险管理工具以应对巨灾事件所造成的损失。此时，巨灾风险证券化作为一种新型的巨灾风险管理模式开始出现，其通过将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进行有机结合达到资本市场向保险市场提供强有力资金支持，保险市场则向资本市场提供更高的投资收益的目的。这一新型的巨灾风险管理模式，一方面解决了传统巨灾风险管理工具巨灾保险、巨灾再保险等所无法解决的资金问题，另一方面也增加了资本市场的流动性，开始逐渐被推行。

国外学术界关于巨灾保险证券化的研究始于上世纪90年代。在当时金融证券化和保险金融化的大背景下，Goshay 和Sandor[1]首先提出了保险衍生品的概念，他们提出将保险市场和资本市场连接起来，将保险和再保险市场的风险转移到资本市场上去。随后各类学者开始针对各类巨灾保险证券化产品的可行性进行了研究，如Kunreuthe和Pauly[2]对巨灾债券的运行机制可能存在问题进行了研究；Froot[3]则进一步对巨灾债券可行性进行分析，并指出巨灾债券能够成功运行的原因。在巨灾保险证券化产品逐渐得到学术界认可后，学者们开始对巨灾保险证券化产品的定价问题进行研究，其中包括Lane[4]通过对已发行巨灾债券参数进行回归分析后所提出的LFC定价模型；Lin和Cox[5]对在死亡率基础上的保险证券化产品定价模型进行了研究，并根据该模型诠释了存在两个纯死亡率保险债券产品的不同收益；Chang等[6]利用无套利定价模型对亚式巨灾期权进行的定价等。

目前，我国学术界针对各类巨灾风险证券化工具所展开的研究较多集中于对巨灾风险证券化种类，运行机制等相关情况的研究。如施建祥和邬云玲[7]提出巨灾风险证券化结合了资本市场与保险市场，且保证了保险市场的安全、高效运行，其通常包括巨灾互换、巨灾期权、巨灾风险债券等多种形式。田玲和张岳[8]提出对于巨灾风险证券化工具的定价也就意味着对金融市场和保险市场的统一定价，具有重大意义。庹国柱等[9]对各类巨灾风险证券化工具的实际发行情况等数据进行收集整理，发现在所有巨灾风险证券化工具中巨灾风险债券的发行量和成交量所占比重最大，约占巨灾风险证券市场的一半份额。除此之外，也有学者对巨灾风险证券化工具的定价问题进行研究，但相对而言较少。如韩天雄和陈建华[10]运用了均衡定价理论[11]给出了巨灾证券产品定价的表达式。田玲和向飞[12]比较分析了巨灾风险定价框架下各类模型，LFC模型[4]、Wang的两因素模型[13]和Christofides模型[14]等的优缺点及适用条件等。施建祥和秦倩琪[15]则利用非寿险精算技术、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和债券定价原理分析计算我国台风灾害债券的收益率和价格。李永和范蓓[16]结合无套利BDT利率期限结构模型建立了我国巨灾债券短期利率离散形式的动态变化模型。谢世清和梅云云[17]以保险精算角度对目前存在的主要巨灾债券定价理论模型进行了系统性分析，并提出各类定价模型的适用性等。韦勇凤等[18]通过对金融危机前后期间巨灾债券对资本市场投资组合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得出巨灾债券能够有效扩展资本市场投资组合结论。翁成峰等[19]以我国地震巨灾债券为研究对象，并尝试对我国地震巨灾债券进行参数化定价研究。此外，韦勇凤等[20]运用Wang的两因素巨灾债券定价模型对公私合作下的地震巨灾债券定价进行了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现阶段各类巨灾风险证券化工具均处于推行阶段，具体挑选运行何种巨灾风险证券化工具，以及如若推行如何定价等问题均无统一标准。因此，在运行巨灾风险证券化工具之前，对其运行的可行性及如若运行如何定价等问题进行探究具有重大意义。本文将沿此思路进行相应研究，首先探索作为巨灾风险证券化主要形式之一的巨灾风险债券在我国运行的可行性及必要性，其次在此基础上以洪水巨灾风险债券为例，对我国洪水巨灾风险债券定价问题进行初步探索。

2 数据选取与数据处理

在本文中，我们所收集的洪水巨灾损失数据均是最为原始的数据。经过整理后得出的是某一损失范围之内洪水巨灾的发生次数及频率等。通过我们所整理出的频率数据对其进行拟合，从而得出洪灾损失所服从的分布。

2.1 洪灾损失的分布拟合

本文选取的数据为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亿元人民币的灾害损失数据作为随机样本，根据洪灾损失的原始数据，我们可以得到洪灾损失的发生频率和频数分布以及洪水损失数据统计分析表。

从表1中可以看出，损失灾害数据出现分布不均的情况，在1～10亿元区间内累积频率出现迅速攀升的情况，这将会大大增加误差的出现。为了减少误差，我们对样本数据进行对数变换。同时，在对选取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所收集洪水损失数据分布是正偏斜的，并且分布较为平坦。故此处假设所选取数据所服从分布为对数正态分布，其均值和方差分别为2.603201和1.992059。

为对此假设进行验证，此处我们用Monte Carlo模拟进行分布拟合。首先在MATLAB中生成一个伪随机数，并且该伪随机数服从均值和方差分别为2.603201和1.992059的对数正态分布，若该伪随机数处于样本损失数据区间内，则输出结果为1，否则为0。重复以上过程N次，在本文中假设N=10000，计算所有输出结果的总和，并将所有输出结果的总和计入输出变量SUM中，从而可以得出各不同损失区间内的拟合值“SUM/N”，结果如表1所示。

在表1中，通过观察各损失程度下的拟合值，发现实际洪水损失金额的分布得到验证。因此，可以得出本文所取洪灾损失服从对数正态分布，其中μ为洪灾损失数据的均值，σ2为洪灾损失数据的方差。即

3 实证分析

洪水巨灾债券属于巨灾债券的一种，因此和巨灾债券一样，也具有相应的原始发行人，即保险公司或再保险公司；对外发行人SPV（特殊目的机构），通常为再保险公司；以及相应的触发机制。在SPV对外发行巨灾债券时都会设立触发条件，当巨灾事件发生时，若巨灾损失超过所设立触发条件，则投资者会损失部分或全部的本金及利息；反之，若巨灾损失未超过所设立触发条件，则投资者将得到本金及相应的利息。因此，在本文中假设研究对象为期限为一年的洪水巨灾债券，其收益率记为R，触发条件为M（本文中假设洪水巨灾保险的覆盖率为30%，因此M也设定为洪水灾害年损失的30%），实际巨灾损失达到触发条件M的概率为p。

3.1 洪水巨灾债券收益率的确定

在此处，我们可以用与上文同样的方法通过Monte Carlo模拟来计算不同触发机制下的概率p。因此，如前文所示，首先在MATLAB中建立一个伪随机数记为n，且n服从参数为18.3846的泊松分布；其次建立n个伪随机数，且这些伪随机数均服从均值和方差分别为2.603201和1.992059的对数正态分布，计算这些伪随机数之和并且取其总和的30%，若该值超过M，则输出结果记为1，否则记为0。重复上述过程N次（本文中选取N=10000），随后将所有输出结果之和记为SUM，因此我们可以在最后得出p=SUM/N。选取不同的M，我们可以得到不同的概率p，如表2所示。

对于不同类型的巨灾债券将会有不同的触发条件，因此，本文选取（600，0.1805），（900，0.0888），（2700，0.0101）三个点分别作为本金完全保证型巨灾债券、本金50%保证型巨灾债券、本金无保证型巨灾债券三种巨灾债券的触发点。

3.2 洪水巨灾债券价格的确定

此处假定本文所研究洪水巨灾债券面值为100元，若巨灾灾害发生，投资者将根据洪水巨灾债券约定进行相应的债息或本金支付；反之，若巨灾灾害未发生，则该债券于每期末将支付利息i元，并在最后一期期末（T）偿还本金。假设支付函数为f，此时债务结束。用τ表示巨灾发生时刻，若在到期前巨灾发生，则τ∈{1，2，…，T}。则该债券的现金流[21]可表示如下

而在本文中假定发行的洪水巨灾债券为面值100元，期限为一年的债券，且每6个月付息一次。因此，需要对其进行两期现金流现值分析。假定发行为面值100元的两期洪水巨灾债券，则不同类型洪水巨灾债券的价格为：

（1）本金完全保证型洪水巨灾债券，其年收益率为9.76%，触发点为（600，0.1805）。

3.3 洪水巨灾债券价格敏感性分析

（1）损失金额对债券价格的影响。在以上计算洪水巨灾债券价格时，我们发现在不同的损失程度下巨灾债券的价格也不尽相同，因此，本文基于表2中所给出数据分析不同损失程度对洪水巨灾债券价格的影响。在表2中我们可以得到各损失程度下的触发值以及相对应的概率情况，此处假定所有巨灾债券均为本金无保证型债券，且为便于比较，此处假定为单一时期债券。基于以上假定可以计算出各损失程度下的年收益率及债券价格，如表3所示。

从表3中我们可以看出，随着损失程度的增大，实际巨灾损失突破触发值的概率p在减小，也就是说巨灾事件造成本金损失的可能性在逐渐降低，因此洪水巨灾债券的价格也就呈现上升趋势。

（2）本金收回比例对债券价格的影响。在以上计算洪水巨灾债券价格时，我们发现除不同损失程度会对债券价格造成影响外，不同的本金收回比例也会对债券价格造成影响。因此，我们可以选取某个固定损失程度点，并对此损失金额采取不同本金收回比例，最终计算出不同本金损失比例下的债券价格。在分析本金收回比例对巨灾债券价格的影响之前，我们做出如下假定：①选取损失金额为2000的点进行分析；②本金收回比例选取100%、80%、50%、20%、0%等5种比例进行比较；③洪水巨灾债券为单一时期巨灾债券；④由于是在同一损失程度下进行的分析，因此收益率应相差不大，故在此处假定各种本金收回比例的年收益率均以本金收回比例100%的收益率9.76%为准。

基于以上假定，我们可以计算出5种不同本金收回比例下洪水巨灾债券的价格，如表4所示。

从表4的计算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损失金额保持不变，年收益率固定的情况下，随着本金收回比例的不断降低，债券价格也在不断降低。因为在其他情况维持不变的情况下，随着本金收回比例的不断地降低，投资者所承受的风险也在不断地增大，洪水巨灾债券价格在此种情况下也就出现了不断降低的趋势。

4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引入Monte Carlo模拟对洪灾损失数据进行分布拟合，以非寿险精算原理为基础，结合资本资产定价原理及相应巨灾债券定价原理，对我国洪水巨灾债券定价研究进行了初步探索，并得出以下结论及相应建议：

首先，在对本文所研究洪水巨灾债券进行价格敏感性分析后，我们发现随着损失程度的增加，洪水巨灾债券年收益率下降得很快，且债券价格不断上升。这种情况对于洪水巨灾债券的推行极为不利。例如，在损失程度较大的年份时，投资者需要付出较高的价格而获得的收益率却比较低，这将会大大打击投资者的积极性。因此，政府或推行巨灾债券的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应采取相应策略以缩小不同损失程度间债券收益率及价格的差距，提高投资者积极性。

其次，在分析本金收回比例对洪水巨灾债券价格的影响时，可以看出本金完全收回与本金无收回的债券价格相差较大，这两种比例的设置都会影响债券发行人及投资者的行为。因此，需要从本金收回比例出发，根据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制定一个合理的本金收回比例，使巨灾债券的供需双方都能最大程度地接受。这个比例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

最后，在对我国洪水灾害损失数据进行收集时，我们发现我国现阶段的洪水灾害数据的搜集、处理等成本极高且现阶段的数据也存在较大的滞后性，使得在获取精确、真实的洪水灾害数据上难度增加。详实准确的巨灾损失数据是巨灾债券定价的重要依据，故目前亟需在我国建立相应的灾害数据统计数据库，从而保证巨灾风险研究所需数据的及时性、真实性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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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灾保险论文篇8

关键词:巨灾债券;地震;聚合损失分布;利率期限结构

中图分类号:F840.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260(2009)06-0082-07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综述

发生在2008年的中国四川汶川特大地震不仅给灾区人民带来极大的伤痛和苦难,同时也给全体中华儿女和世界各国人民带来悲伤。汶川8.0级强震是中国30年来遭受的最为严重的地震灾害,是近10年来最为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8451亿元,占2008年GDP总量的2.8%,占新增GDP的16.73%。

中国东邻环太平洋地震带,西接亚欧地震带,境内有地壳的断层,是世界上遭受地震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据有关资料统计,全球陆地上的7级以上地震,30%左右发生在中国,全球死亡人数20万以上的5次地震,全部发生在中国。中国除贵州、浙江省外,各省均发生过6级以上地震,其中发生过7级以上强震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就有19个。20世纪以来,中国地震发生的频率和强度急剧增加(见图1)。根据统计预测和国家地震局有关专家的判断,目前中国大陆地震活动正处于第5个活跃期。

图1 中国地震发生频率和强度的分级显示(1992―2008)

频繁而高强度的地震灾害,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和巨额的经济损失,给中国政府财政支出和人民生活造成了巨大压力(见图2)。长期以来,中国自然灾害的救助方式主要依靠政府的赈灾资金与民间援助,但可谓杯水车薪,而商业保险由于自身规模和承保技术的限制,一直难以满足巨灾保险的需求,因此大部分的灾害损失还是由受灾单位和群众自己来承担,灾后生活和当地经济的恢复缓慢而困难。

图2 中国地震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1990―2008)

注:2008年汶川地震造成直接经济损失8451亿元,人员伤亡50余万,本图显示的2008年地震损失为扣除汶川地震后的数据。

当前国际金融市场上应对巨灾风险的有效方式是巨灾风险证券化产品,其中以巨灾债券最为典型。巨灾债券赋予了保险公司面对巨灾事故的风险控制能力,而其成功发行的关键因素取决于是否合理地定价。

有关巨灾债券定价理论的系统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目前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新模型不断涌现,又很快被改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如下:Cummins等 (1995)用套利的思想讨论了巨灾衍生产品定价。Litzenberger(1996)计算出了赔款损失率分别为Frechet和平稳Levy分布的巨灾债券价格。Briys (1997 ) 在市场完全、巨灾损失指数服从几何布朗运动以及市场无套利机会等假设下,得到了一个巨灾债券价格的表达式。Lane(1998,2000)、Lane等(2007)对已发行的巨灾债券的参数进行回归分析,不断完善和发展了一套LFC巨灾债券定价模型。Loubergé等(1999)以B-S模型为基础,假设在完全和无套利机会的金融市场中巨灾债券损失指数在连续时间中服从几何布朗运动,且利率是连续的,建立了巨灾定价模型。Cox等(2000)提出了基于均衡定价理论的巨灾债券定价模型。Wang(2004)和Christofides(2004)通过概率变换发展了LFC模型,提高了计算效率。Lee等(2000,2007)将道德风险和基差风险引入了巨灾债券定价模型中,认为巨灾债券可以有效地减少再保险人的基差风险。国内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韩天雄等(2003)、李永(2005)、田玲等(2006,2008)、施建祥(2006)、王俊凤等(2008)、张庆洪等(2008)等。

从已取得的成果看,巨灾债券定价研究的重点是将巨灾风险特征引入传统债券定价理论。依据巨灾风险的特殊性,可以把巨灾债券定价模型分为完全市场定价模型和不完全市场定价模型,但是无论哪种类型均意味着对金融市场和保险市场的统一定价,这种统一定价具有很大的难度,加之巨灾债券合同的非标准化使得其定价方面的研究进展不大,至今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模型。同时,已有的巨灾债券定价模型把保险市场看作一个外生变量,并没有反映出联结保险市场和金融市场的特征。未来的研究趋势基本上沿着两个方向演进:理论价格和风险分析模型。理论价格模型目前并没有统一,只是在原有的金融模型上做修改,本质上并没有大的变化。而风险分析模型侧重于用实证的研究方法寻求对债券的定价,形成了对债券价值的评估方法,但困难主要在于巨灾债券的样本太少,其可靠性有待检验。

本研究沿用风险分析模型,完成了对中国地震巨灾债券定价的实证研究。具体而言:是利用非寿险精算技术,拟合并建立中国地震巨灾损失的聚合风险分布模型。并以无套利BDT(Black,et al,1990、1991)利率期限结构模型为基础,通过引入转移概率参数,建立中国巨灾债券短期利率的动态变化模型,并在该利率期限结构下,对地震巨灾债券的定价进行实证研究。

二、地震巨灾债券的定价模型

(一)巨灾债券的运作机制

巨灾债券为附息债券,每年末按照合同约定的条件向投资者支付息票,息票的支付取决于地震灾害的损失是否超出触发水平,当损失超过触发水平时,当期和余期息票将不予支付或者按照一定的比例支付;巨灾债券为保证偿还债券,到期时保证偿还金额是确定的。债券运作方式如下:

当t=0时,V(t)=I(t)=0

当0

当t=T时,V(t)=Fr+BI(t)

其中:T表示债券的期限;K表示损失的触发水平;Fr表示息票金额;Q表示息票的回收比例;B表示债券到期的保证赎回金额;V(t)表示时刻t得到的支付金额;I(t)表示地震灾害在时刻t造成的损失金额。

(二)随机利率分布模型

在随机利率与金融衍生品定价中,多采用无套利利率期限结构模型,而其中的BDT模型在债券定价和一般性利率衍生品定价及利率风险管理方面以其相对简单、操作性较强而获得广泛应用。本文沿用BDT模型的基本思想,通过利率转移概率参数,建立扩展的离散形式的BDT利率期限结构模型,并通过中国不同期限的定期存款利率的初始期限结构,即定期存款的到期收益率与波动率,来匹配未来短期利率(远期利率)的变化过程。

模型假设:

(1)短期利率服从对数正态分布;

(2)短期利率随着时间的变化,每个时期变化一次;在每个时期末,利率的变化具有两种可能性,即产生两个利率ra和rb,两者的概率分别为p和(1-p);

(3)第n-1期期末的短期利率的波动率为其任意相邻短期利率的方差,且有ra=rbeσrp(1-p),其中σr为短期利率的变异系数,即波动率;

(4) 初始期限结构的到期收益率为Ri,i=1,2,…,n,其中Ri表示i年期定期存款的到期收益率。

那么,第n期期末的n+1个短期利率的递推公式为:

∑ni=0Cinpi(1-p)n-ia¨(i)b¨(n-i)+Rn+1∑nk=1∑ki=0Cikpi(1-p)k-i

a¨(i)b¨(k-i)=1+R1-Rn+1Ln(ra/rb)=σr/p(1-p)(1)

其中,a¨(i)b¨(n-i)表示所有向前贴现因子所组成的路径集合,例如:

a¨(1)b¨(2)=[(1+ra(1))(1+ra(1)b(1))(1+ra(1)b(2))]-1+[(1+rb(1))(1+ra(1)b(1))

(1+ra(1)b(2))]-1+[(1+rb(1))(1+rb(2))(1+ra(1)b(2))]-1

利率情景树是短期利率随机过程的离散表达形式,上式短期利率动态变化如图3所示。

图3 利率期限结构BDT模型二叉树结构图

(三)损失分布模型

地震风险在某个单位时间内所发生的总损失量与其在这一个单位时间所发生的总损失次数和每一个单次损失额度有关,索赔次数刻画了风险发生的可能性,损失额度刻画了风险发生的严重性。总损失量等于各单次损失量的总和。

假设地震风险在单位时间内可以允许发生多次损失,若用Xk表示第k(k≥1)次发生损失的损失额度时,则在这个单位时间内总的损失次数为N(随机变量),总的损失量为:

SN=X1+X2+…+XN=∑Nk=1XK

其中:(1)随机变量N,X1,X2,…是相互独立的;

(2)X1,X2…,是具有相同分布的随机变量,其分布函数为FX(x),密度函数为fx(x);

(3)损失发生次数k的分布函数为P{N=n}。

根据损失发生的次数,运用全概率公式得到SN的分布函数:

FS(s)=P{SN≤s}=∑∞n=0P{SN≤s|N=n}P{N=n}=∑∞n=0P{X1+X2+…+XN≤s}P{N=n}

其中:P{X1+X2+…+XN≤s}=Fn*Fn-1*…*F2*F1(s)=F*n(s),即FX(x)各个分布函数依次卷积,因此,有FS(s)=∑∞n=0F*n(s)P{N=n}。

假设地震灾害每年发生的次数服从泊松分布,其分布函数为:P{X=n}=e-λλnn!;每次灾害发生的损失金额服从对数正态分布,分布函数为f(x)=12πσxe-(Lnx-μ)22σ2,那么每年地震发生的总损失服从复合泊松-对数正态分布的聚合损失分布模型,分布函数为:

FS(x)=∑∞n=0P(N=n)F*n(x)=∑∞n=0e-λλnn!F*n(x)(2)

(四)地震巨灾债券的定价模型

假设地震巨灾债券具有上述运作机制,短期随机利率的期限结构如图3所示,地震聚合损失分布模型为复合泊松-对数正态分布,并且地震巨灾债券的触发水平与息票的回收比例具有如表1所示结构。

表1 地震巨灾债券的触发水平与息票回收比例结构

触发水平KK1K2K3…KS≥Ks息票(Fr)回收比例Q1Q2Q3…QsQs+1

则,由公式(1)、(2),可求得地震巨灾债券的价格为:

P=(1+R1)-1E(Fr)+∑ni=0Cinpi(1-p)n-ia¨(i)b¨(n-i)+E(Fr)+B•∑nk=1∑ki=1Cikpi(1-p)k-ia¨(i)b¨(k-i)(3)

其中,E(Fr)为息票在各种触发水平的收回比例下的期望值:

E(Fr)=[1-F(Ks)]Qs+1Fr+∑si=1[F(Ki)-F(Ki-1)]QiFr

F(k)=∑∞n=0e-λλnn!F*n(x)

三、中国地震巨灾债券定价的实证研究

(一)地震损失金额分布的拟合

本文选取1990―2008年中国地震灾害直接经济损失在1亿元人民币以上的损失数据作为随机变量的样本数据。为了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通过CPI指数逆推法将各年损失额换算为以2007年为基期的数值,样本数为46个。运用矩估计法对样本数据进行参数估计,即对于对数正态分布有:

=2Ln[E(x)]-1/2Ln[E(x2)]

=-2Ln[E(x)]+Ln[E(x2)]

其中,E(x)、E(x2)分别为样本数据的一阶矩和二阶矩;解得=11.747,=46.047。

对参数进行拟合优度检验:χ2检验统计量为Q=∑ni=1(Qi-Ei)2Ei=4.24

为了进一步验证损失分布的准确性,本文利用12个常见损失分布理论模型分别对样本数据进行拟合,拟合结果见表2。可以看出,除了对数正态分布,其他分布的拟合效果均不理想。因此,确定对数正态分布为中国地震损失金额分布的理想分布。

表2 12种理论分布拟合效果比较

分布名称参数值χ2检验值K-S检验A-D检验对数正态μ=11.747,σ=46.0474.240.0920.3050伽玛正态α=0.56,β=15.22,7.20.120.51皮尔生5α=0.82,β=1.565.670.110.57逆高斯μ=8.8257,λ=23.180.120.53指数λ=8.518315.620.253.59威布尔c=6.71,r=0.698.00.110.41逻辑斯谛μ=7.2091,s=5.608369.310.253.334贝塔(BETA)α=0.46,β=5.7824.40.27892.83正态μ=9.5987,σ=12.70896.690.254.5640帕累托a=0.6468,λ=1.08048.510.1114.9930三角形a=1.0804,c=1.0804,b=66.788.510.47120.0626均匀a=-0.372,b=66.436128.690.5943.49

(二)地震发生次数的拟合图4 中国4年期巨灾债券短期利率的期限结构

根据中国1990―2007年地震损失的原始数据,可知中国地震发生次数的样本原点矩2。运用参数λ=2的泊松分布对地震发生的次数进行拟合,x2检验值3.35

(三)利率分布模拟

以中国商业银行各年期定期存款的到期收益率(表3)为依据,以近两年来中国一年期定期存款的波动(表4)为参照,并假设相同时期任意两个相邻利率的变化概率相等,即p=1/2,对中

(四)地震巨灾债券的定价实证结果

假设中国4年期地震巨灾债券的触发规则如表5所示,到期保证偿还金额B=100,息票面值F=8,则由公式(3)计算可得巨灾债券的发行价格为98.61,实证结果见表6。

(Poisson,LogN)年限(t)到期收益率R变异系数即期利率γ

四、结论与展望

本文将地震损失概率分布与利率期限结构相结合,将地震损失金额这一不确定性事件作为息票支付的触发条件,考虑到了不同时刻短期利率各种变化路径下的息票或有支付,使地震损失风险与金融市场利率风险有机结合。该模型研究讨论的是到期保证偿还型债券,而实际操作上,国际巨灾债券中亦有将息票与本金同时作为或有支付,即发生巨灾风险时,根据不同的触发水平,投资者可能损失部分或全部本金和息票,这使得投资的风险更大。

本研究只是对巨灾债券定价机制的初步探讨,仍然有需要完善之处。比如:在利率期限结构的假设方面,只考虑了基于短期利率的单因子无套利模型,而事实表明,影响利率期限结构的因素不止一个,需要建立更加复杂的多因子模型加以讨论;此外,本文仅讨论了巨灾债券基于损失风险与利率风险纯保费的定价问题,并没有考虑附加费率、道德风险、再投资率等影响价格构成的其他因素。这些问题有待在今后的研究中不断深入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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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Study on Earthquake Losses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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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 JuanLI Yo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巨灾保险论文篇9

关键词：灾后援助;保险市场;巨灾风险证券化;我国实施巨灾风险证券化有利条件

一、各国巨灾风险分担方式

日本家庭财产地震保险由政府和民间保险公司共同承担保险责任。较小的巨灾损失由民营保险公司承担，大的巨灾损失由民营保险公司和政府共同承担，特大的巨灾损失主要由政府承担。这样的保险制度不仅克服了民营保险公司对巨大的地震损失所承受的赔偿能力限制，使遭受地震损失的被保险人获得必要的救助，还能有效地降低政府承担的责任。

新西兰应对地震等巨灾风险的系统由地震委员会、保险公司和保险协会构成。地震委员会负责法定保险的损失赔偿，保险公司依据保险合同负责超出法定保险责任的损失赔偿，保险协会启动应急计划。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类型多、发生频繁、灾害损失最严重的少数国家之一。地震、干旱、洪涝、暴风、滑坡、农林病害和森林火灾等自然灾害几乎年年发生，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目前，我国对于巨灾的补偿方式主要是政府的无偿赈灾和救济，但是数额十分有限，同时也造成沉重的财政负担。商业保险虽曾经介入过巨灾市场，但由于自身规模和承保技术的限制，也无法承担巨额赔偿。因此，借鉴保险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进行保险创新，借助保险衍生工具开拓我国的巨灾保险市场，成为保险业面临的重大课题。

二、巨灾风险证券化

20世纪90年代天然巨灾的重创，使得保险业和再保险业均受重大的损失，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承担风险的能力急剧下降，造成费率上涨，保险合同条款不稳定等问题，凸显出以传统再保险市场作为巨灾风险管理工具的局限，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纷纷寻求其他的转移巨灾风险的工具，证券风险巨灾化基于上述经营理念的变革应运而生。

巨灾风险证券化指创造性地运用各种金融手段，实现用资本市场的力量来分散巨灾风险的过程。通过巨灾风险证券化的方式，保险业利用其丰富的风险管理经验与专业的承保和理赔技术开展巨灾承包业务，资本市场利用其雄厚的资金实力与规范的市场运作提供支持，从而共同应对巨灾风险。

巨灾风险证券化产生的原因：

1.巨灾风险的频繁发生

天然及人为巨灾发生的时间、频率是无法预测、预防的。巨灾一旦发生，损失惨重，保险人、再保险人将要承担高额赔款。例如，2001年巨灾令全球保险公司损失了135亿美元。巨额的赔付令保险人、再保险人难以承保新业务，所以以营利为目的的保险人和再保险人对巨灾保险是望而却步的。另一方面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在认识到巨灾的严重后果后希望将这一风险转移给保险人，这样就形成了传统保险、再保险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传统保险体系难以消化巨灾风险的现实促使人们寻找新的可以分配巨灾风险的方式，运作成熟、资金实力雄厚的资本市场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2.传统保险体系的局限性

目前保险技术水平限制了保险人、再保险人承保巨灾风险的能力。传统保险所能提供的保险、再保险产品的数量和种类有限。与此同时，在传统保险体系中，再保险的风险主体是同原保险人存在交易关系的再保险人，风险损失完全是由保险市场自身消化，一旦再保险人财务状况出现危机很难对保险事故赔付时，将给原保险人和投保人造成巨大损失，甚至影响整个保险业的稳定发展。这就是说传统的再保险只是将风险在保险系统内部进一步分散，并不与其他金融工具融合，一旦发生巨大灾害，就难免遭受重创。

3.资本市场的规模扩张与金融创新的发展

资本市场是现在经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资本市场发展速度快、容量大，资金实力雄厚，风险承受能力强。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经过长期的发展，投资银行、信用评级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机构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债券、期货、期权等投资工具运作比较规范，这为巨灾风险证券化奠定了基础。同时，资本市场投资者队伍逐渐扩大，他们希望能够出现新型的投资工具，以满足其多层次的投资需求。

20世纪70年代，金融创新异军突起，在传统的金融工具基础上，出现了一系列的用于规避汇率风险、利率风险的金融期货、期权等金融衍生工具。实施巨灾风险证券化，借助资本市场分散风险，以提高保险人的承保能力，就成为金融创新的一个发展趋势。

巨灾风险证券化的主要形式

巨灾风险证券化的主要形式有巨灾债券、巨灾期权、巨灾期货、巨灾互换、或资本票据、巨灾股权卖权和信用融资等。其中在国际上取得较好市场表现的巨灾债券非常值得我国研究和应用。

巨灾债券的运作模式：

在该模型中巨灾债券发行人（国际上简称SPV,Special Purpose Vehicle）一方面与保险业务分出公司签订再保险合同，提供再保险保障，另一方面面向资本市场上的投资者发行巨灾债券，将巨灾风险分散到众多的投资者身上。SPV将分保费和发行债券所得中可以用于长期投资的部分存入信托基金，获取投资收益，另一部分用于短期投资，保持资金的高流动性。在规定的期限内，若“触发事件”①没有发生，SPV将定期向投资者支付较高的利息，到期时偿还债券本金；若“触发事件”发生了，SPV将向保险业务分出公司支付赔款，投资者损失程度依债券类型而定。

三、我国发展巨灾风险证券化

发展我国巨灾风险证券化的必要性

1.发展巨灾风险证券化是缓解我国保险业潜在巨灾风险压力的迫切需要

由于地震等巨灾风险不在我国财产险的承包范围内，所以现在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并没有巨灾赔偿的经历，但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日趋成熟巨灾保险势必会进入保险承包的范围内，巨灾风险将成为我国保险业不得不面临的压力。

2.发展巨灾风险证券化是我国保险业整体水平不高、偿付能力不足的现实要求

与国际保险同行相比，我国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明显不足。预计到2020年，我国保险业保费规模将达到2.8万亿元，如果按照国际资本市场现行的一般水平及1∶2的资本杠杆比率计算，保险业净资产需达到1.4万亿元。偿付能力不足的保险业必然难以经受洪水、地震以及恐怖事件等巨灾损失的冲击。随着人们对保险的熟悉，利用创新工具进行必要的风险转嫁一定会大量增加，这将促使巨灾风险债券等保险连接型证券的发行成为可能。

3.发展巨灾风险债券是我国保险业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途径

当前国际保险业的发展趋势是:一方面传统保险市场日趋饱和，可开拓空间越来越小;另一方面，巨灾保险市场上有着巨大潜在需求和现实需求，随着巨灾损失的剧增，巨灾保险己经成为保险业未来新的增长点。同时，随着我国保险市场的开放，即使国内保险公司不去开发巨灾风险债券这类金融创新工具，国外保险业巨头也不会放弃这块潜力市场。1998年，瑞士再保险公司与北京师范大学合作，联合绘制“中国巨型电子灾难地图”。该图搜集了从12世纪至今的历史、地理及气候等各类数据。对于保险公司来说，这张地图将成为风险评估和保单定价的无价之宝。保险公司在做巨灾业务时就可以以精确的原始数据为依据，确定在不同地区承保的不同费率。瑞士再保险公司对于制作这份”中国灾害地图“的热衷，是急于染指尚未开垦的中国巨灾保险市场的明证。而我国保险公司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技术上与外资公司都有一定差距，所以我国保险公司应该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和技术，利用后发优势，开发巨灾风险债券等新型金融工具，转移承保风险，提高承保能力和偿付能力。

我国实施巨灾风险证券化的有力条件

首先，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资本市场已经初具规模，无论是市场的监管、证券的定价、发行技术还是投资者的投资理念都比较成熟。

其次，在我国已经有一些资产证券化的研究和实践探索。例如，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珠海高速和深圳中集集团都有成功的资产证券化的经验。另外中国人民银行、建设银行和工商银行等国内机构已经纷纷发出正面信息，资产证券化在国内的发展大有可以燎原之势。这些资产证券化的经验和国际保险证券化的经验，可以为我们进行保险证券化的理论研究、产品设计和发行提供经验。

最后，我国保险精算的发展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我国成立了自己的精算学会，从事精算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人员也已经初具规模，现有的精算理论研究和技术水平能够保证对保险证券化的理论研究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接轨，满足保险证券化实践的需要。

发展巨灾风险证券化的对策建议

1.加强保险、证券行业的发展和相互的交流

通过信用评级公司或投资公开说明，使投资者能够了解巨灾风险证券化对其投资组合的有益之处是巨灾风险证券化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这需要保险业和证券业良好的合作，然而我国保险业和证券业在市场公开程度、信息披露制度、商业诚信方面还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保险业和证券业之间要加强交流沟通。

2.加强专业人才培养和技术储备，降低巨灾风险证券化实施门槛

巨灾风险证券化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其定价的复杂性。巨灾风险证券定价涉及灾害资料收集和统计、灾害发生概率预测、票面基准利率和附加利率的选择等诸多复杂问题，需要具备多领域专业知识的高级精算人才，这对我国目前的保险人才储备状况是一个严峻挑战。因此，我国应加大高级保险人才的培养力度，同时也应发挥后发优势，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使我国巨灾风险证券化等金融创新产品避免先天缺陷，从诞生之日起就处在健康发展通道。例如，瑞士再保险1998年就开始动工绘制中国的“灾难地图”，编绘者搜集了从12世纪至今的历史、地理及气候等各类数据，如果中国保险公司能够通过适当渠道检索这幅“灾难地图”，那么必将在进行风险预测和产品定价时获得有益参照。

3.建立健全的相关法规以及配套措施

要想通过巨灾风险证券化来化解中国巨灾风险缺口巨大这个难题，政府应在立法、财税政策支持以及其他政策配套上形成一个完善的机制。例如在人们对巨灾风险防范意识还不是很强的现阶段，我们可以借鉴西班牙政府的做法，强制规定投保人只要购买财产险、车险（不含责任险）保单和个人意外伤害险基本保单就必须购买巨灾保险。引导承保了巨灾保险的公司利用巨灾债券等保险证券化产品向国内外资本市场转移风险，避免巨额累计责任。

在成立或选择SPV，明确巨灾债券的投资者资格，在风险监管等方面进行立法，对巨灾债券业务减免税收，放开巨灾保险准备金的投资渠道，并对巨灾投资收益免税等等，形成有章可循的系统政策。

（辽宁大学;辽宁;沈阳;110000）

注解

① 自1996年以来，已成功发行的巨灾保险债券的触发条件主要有三种类型：其一，发行公司的巨灾损失状况，如USSA首次发行的巨灾债券以3级以上飓风使该公司遭受损失超过10亿美元为触发条件；其二，整个行业的巨灾损失状况，如1997年瑞士再保险发行的地震债券以单一的加利福尼亚地震给整个行业造成的巨灾损失超过185亿美元或120亿美元为触发事件；其三，特定巨灾事件，如1997年12月东京海上火灾保险公司发行的巨灾保险债券以10年内东京地区发生7.1级以上地震为触发条件。

参考文献：

［1］ 《巨灾风险债券及其在我国的运用研究》

［2］ 《国际视野与中国保险问题》

［3］ 裴光:《中国保险业竞争力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

巨灾保险论文篇10

[论文摘 要]2004年发生的印度洋海啸，2007年我国发生的几十年不遇的雪灾，将低概率的巨灾问题推到了全球关注的前沿。虽然这些灾害发生概率极低，预测难度大，但一旦爆发，总会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建立巨灾风险的分散机制并充分发挥其作用，不但可以促进全社会协调稳定 发展 ，凸显出保险的“社会稳定器”作用，还有利于保险业良好社会形象的建立，极大地推动保险业的全面健康发展。

据瑞士《sigma》杂志报道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无论是全球巨灾的数量还是其破坏程度都呈上升趋势。从 1988年起 ，除 1993 年和 1997 年外 ，全球 自然 灾害年度损失都在100 亿美元以上。2001 年 ，仅美国“9 11”事件就导致 300多亿美元的直接损失。再到 2004 年年底的印度洋海啸，据全球最大的再保险商慕尼黑再保估计，其造成的直接 经济 损失超过 100 亿欧元，对东南亚国家的 旅游 业造成的潜在经济损失更是无可估量。近十年来，

（一）加快研究确定我国巨灾保险制度建设规划。

巨灾保险制度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和复杂的工程，而绝不仅仅是一个巨灾保险产品的开发和推出。从国外的经验看，巨灾保险制度的内涵十分宽广，它既涉及 经济 领域，也涉及 法律 领域；既包含了强制保险，也包涵商业保险；既需要政府部门的引导和推动，也要有税收政策的鼓励；既需要商业保险公司的积极参与，还需要财政资金的支持；不仅涉及保险市场领域，还涉及资本市场领域。这些内涵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交错、相互影响。因此，国家需要尽快研究确定我国巨灾保险制度建设的整体规划，通过规划明确制度建设的总体框架，包括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总体要求、体系结构和内容、各个子体系之间的关系以及推进的步骤、措施与安排等。通过建设规划能够进一步明确职责，协调各个方面的力量，确保巨灾保险制度建设有序、协同推进。

（二）加大政府对于巨灾保险制度的投入和参与。

巨灾保险制度的建设离不开政府的投入和参与，而投入并不仅仅局限于财政资金，更多的应当是一些非资金形式的公共资源。因此，政府除了要加大风险意识 教育 和宣传力度外，更需要通过一定的行政手段推动巨灾保险的推广与普及。具体讲，对于一些财政资金项目，国有资产应当强制要求办理巨灾保险；对于银行贷款项目，应当在贷款合同中明确巨灾风险管理问题；对于高风险区域，应制定更加具体的巨灾风险管理办法。同时，巨灾保险制度的建设需要法律保证，因此要加快我国的巨灾保险法律体系的建设，尽快制定颁布《地震保险法》、《洪水保险法》等。另外，解决巨灾风险的一个核心问题是资金，政府应统筹解决资金问题，一方面可以通过强制巨灾保险和商业保险等方式聚集资金，另一方面应当在各级财政中，按照一定的比例和规则，逐步建立巨灾保险基金。

（三）加快 金融 体制改革，为巨灾保险制度建设创造条件。

在我国的巨灾保险制度建设过程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巨大的需求与有限的供给之间的矛盾。从国外的经验看，巨灾风险证券化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有效手段。国际资本市场的规模高达60兆美元，远远高于保险市场，因此，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人们就开始利用巨灾风险证券化技术，通过资本市场化解巨灾风险，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我国也应当学习和借鉴这些先进的技术和经验。第一步可以以政府的巨灾保险基金为载体，发行国家地震债券，将巨灾风险转移到资本市场，实现更大范围的风险分散，解决巨灾风险化解过程中的资金制约问题。另一方面，推出巨灾债券，对于完善资本市场的产品结构、实现投资风险管理提供了途径和可能。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存在的一个重要风险是系统风险，而与 自然 灾害风险关联的巨灾债券，能够实现与传统资本市场系统风险的对冲，为投资组合技术的实施提供了产品环境。目前，国家有关部门应当研究和解决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与创新问题，只有解决了制度和环境方面的制约因素，巨灾保险的创新与 发展 才有基础和保证。

（四）加强巨灾保险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巨灾风险和巨灾保险的性质决定了人们应当学会在技术和经济两个方面思考和解决巨灾风险管理问题。技术层面主要是巨灾风险成因研究以及预警系统建设方面，需要更大范围的国际合作，需要各国政府和 科学 研究工作者的合作。例如国际减灾十年的活动，就是通过这一活动推动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同时，各国的保险业人士也应当加强在巨灾风险化解方面的研究与合作，特别是交流在巨灾保险制度建设方面的经验和技术。经济层面则是巨灾风险的化解最终还是体现为资金。保险经营的经济学基础是大数法则，因此，化解巨灾风险不能仅仅局限于一个国家的范围，应当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实现一种风险的分散与平衡。首先应当充分利用国际再保险机制，通过与国际再保险业的交流与合作，利用国际再保险渠道实现更大范围的风险分散。其次，应当注意利用国际资本市场，通过巨灾风险证券化技术，将我国的巨灾风险向国际资本市场转移，实现更广领域的风险分散。

参考 文献

[1]卓志，保险经营风险防范机制研究[m]，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