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灾保险制度范文10篇

巨灾保险制度范文篇1

关键词：海洋巨灾；巨灾保险；保险制度；风险分散机制

海洋经济是全球经济发展的新领域。党的提出了“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战略举措，为新时代我国海洋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然而，海洋经济发展受海洋灾害风险的影响很大，尤其是面临着海洋巨灾风险的严重威胁。因此，如何建立相应的保险制度，运用市场机制分散海洋巨灾风险，成为我国发展壮大海洋经济、保障海洋事业可持续发展必须破解的一大难题。本文从海洋巨灾风险及其保险的概念与特点入手，研究建立海洋巨灾保险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我国海洋巨灾保险试点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以此为基础，就构建我国海洋巨灾保险制度提出若干建议。

一、海洋巨灾风险及其保险的概念与特点

随着“一带一路”特别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推进和海洋强国战略的实施，我国海洋经济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诸多风险和挑战。海洋巨灾风险就是制约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一）海洋巨灾风险的概念与特点。关于巨灾（Catastrophe或Large-scaleDisas⁃ter），国际上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定义。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UNISDR）将其称为一种严重影响社会并需要国家或国际援助的灾害。[1]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将其定义为造成大量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基础设施的大面积破坏，使受灾地区及邻近地区的政府束手无策的灾害。[2](p16)美国联邦法典第42篇第5122条将其称为“MajorDisaster”，并界定为“造成达到一定严重程度的损害后果，需要政府和救灾组织提供援助的自然灾害和火灾、水灾、爆炸。”瑞士再保险公司将其理解为经济损失、保险索赔额或相关伤亡人数超过一定标准的灾害。[3](p2)一般认为，巨灾是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巨额财产损失，对区域或国家的社会和经济产生严重影响的自然灾害和人为灾难。[4](p5)按其发生原因分类，巨灾可分为自然巨灾和人为巨灾；按其发生频率分类，巨灾可分为常态巨灾和非常态巨灾；按其承灾体分类，巨灾可分为城市巨灾、农村巨灾和海洋巨灾。所谓海洋巨灾（MarineCatastrophe），是指由自然或人为因素引起的，在海上或海岸带发生的，造成巨额财产损失、重大人身伤亡甚至海洋环境严重污染的灾害，包括海洋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其中，海洋自然灾害是指海洋自然环境发生异常或激烈变化，导致在海上或海岸带发生的严重危害社会、经济、环境和生命财产的事件，如风暴潮、海啸、海冰等；[5]海洋人为灾害是指与人类活动有关的，在海上或海岸带发生的，造成严重损害后果的事件，如重大海上溢油事件、海上恐怖主义事件、核泄漏事件等。巨灾风险（CatastropheRisk）是“因重大自然灾害、疾病传播、恐怖主义袭击或人为事故而造成巨大损失的风险。”[6](p1)海洋巨灾风险（MarineCatastro⁃pheRisk）是因重大海洋自然灾害或人为灾害而造成巨大损失的风险。作为巨灾风险的主要类型，海洋巨灾风险具有巨灾风险的一般特性：一是低频性。在一定时间范围内，海洋巨灾风险的发生频率较一般风险低得多。例如，风暴潮灾害常有发生，但特大风暴潮灾害较为罕见；二是难以预测性。由于发生次数少，缺少大量的历史数据，海洋巨灾风险预测难度较大；三是突发性。海洋巨灾风险是突然发生的，出乎人们的意料；四是严重性。海洋巨灾风险一旦发生，会造成巨大损害。除此以外，海洋巨灾风险还具有以下显著特点：一是区域性。虽然海洋巨灾风险的发生地点往往难以精准预测，但是其空间分布常常具有一定规律，区域性特征明显。一些海洋自然灾害发生在特定纬度。以我国为例，海冰灾害主要发生在我国渤海及黄海北部等海域，台风风暴潮灾害影响的区域主要是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另外，与海洋产业活动有关的海洋人为巨灾风险的发生地点往往也有一定范围。如海洋油污巨灾风险一般发生在有海洋油气开发活动的区域。二是相关性。各种海洋巨灾风险之间不是相互独立的，它们或相互影响，或互为因果，无法完全分离。如海底地质活动引起的海啸可能会造成沿海核电站发生核事故；台风可能造成特大风暴潮及海浪灾害等海洋巨灾。海洋巨灾风险的相关性特征，极大地增加了国家和受灾者应对海洋巨灾风险的负担。三是高损害性。相较于内陆地区，沿海地区往往人口更稠密、城镇化程度更高、生产更活跃、财富更集中。特别是，随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我国正积极同沿线国家发展蓝色伙伴关系，开展密切的海上合作。这表示将有更多的人员和资产暴露于海洋巨灾风险中。相较于其他巨灾风险，海洋巨灾风险的发生会造成更为灾难性的损失。（二）海洋巨灾保险的概念与特点。海洋巨灾保险是一种运用市场机制分散海洋巨灾风险的金融工具。就内涵而言，海洋巨灾保险是以服务海洋经济发展为目的，保险人根据保险合同约定，对被保险人因保险标的遭受海洋巨灾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保险。按照保险标的分类，海洋巨灾保险可以分为财产保险和责任保险两种类型。一般认为，海洋巨灾保险具有以下基本特点：第一，海洋巨灾保险具有基本保障性。海洋巨灾保险承保的风险仅是达到一定量化标准的海洋巨灾风险，而不是一般风险。开展海洋巨灾保险的目的是保障沿海地区生活和生产的基本需要，促进灾后秩序的快速恢复。同时，由于保费积累和财政投入有限，为了保证偿付能力、实现制度的可持续性，海洋巨灾保险客观上不能补偿所有巨灾损失，只能提供基本生产生活保障。沿海居民和涉海企业可以自愿购买商业巨灾保险以满足其更高层次的保障需求。第二，海洋巨灾保险具有经济政策性。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等社会政策性保险不同，经济政策性保险是指国家为了实现某种政策目的，对某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行业实施保护政策而开办的保险。[7](p5)海洋巨灾保险应当属于经济政策性保险的范畴。一方面，海洋巨灾保险的开展不以营利为目的，而是为了实现海洋强国建设的战略目标，保障沿海居民生活安定、保障海洋产业生产稳定、保障海洋生态环境安全；另一方面，海洋巨灾保险的实施依赖于国家的扶持。由于海洋巨灾保险具有高风险、高损失、高赔付的特质，难以单纯依靠市场机制得以正常运行，因而需要政府提供的法律保障和政策支持以实现稳定供给。第三，海洋巨灾保险具有准公共产品属性。准公共产品是指介于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之间的，不完全具备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8](p4)海洋巨灾保险的保险金可以减轻被保险人的财产损失，直接使其受益。同时，海洋巨灾保险提供的利益具有外溢性，能够降低海洋巨灾损失、缓解国家财政压力、提升全社会海洋防灾减灾水平。另外，只有投保人与保险人达成了海洋巨灾保险合同，保险人才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支付保险金。因此，海洋巨灾保险既不是典型的私人产品，也不是完全的公共产品，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准公共产品。

二、建立海洋巨灾保险制度的必要性

所谓海洋巨灾保险制度，是指对因发生海啸、风暴潮、海洋油污等海洋自然灾害或人为灾难，可能造成巨大财产损失、重大人员伤亡的风险，通过保险形式进行风险分散的制度安排。我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拥有约1.8万公里的大陆海岸线，而且地处中纬度地区，是一个海洋巨灾风险高发国家。鉴于海洋巨灾风险对沿海经济秩序和海洋生态环境的巨大冲击，本文认为，我国要发展壮大海洋经济，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必须尽快建立海洋巨灾保险制度。具体说来，建立海洋巨灾保险制度的必要性主要在于以下方面：（一）促进海洋产业健康发展的必要保障。随着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不仅沿海地区已成为我国人口和财富最集中的区域，具有高度脆弱性，而且主要海洋产业包括海洋渔业、滨海旅游业、海洋油气业和沿海港口业等，均面临着多种海洋巨灾风险的影响。首先，海洋渔业（特别是海水养殖业）是对海洋环境、气候等条件有着高度依赖性的海洋产业，普遍面临风暴潮、赤潮和油污等典型海洋巨灾的威胁。这些灾害会导致大范围的海洋动植物死亡，造成大量直接经济损失和期待利益损失。其次，滨海旅游业是以海洋自然旅游资源和海洋人文旅游资源为依托的海洋服务业，具有极大的易损性。台风、风暴潮、海啸、赤潮以及油污等多种海洋巨灾会直接破坏海洋景观和生态环境，使滨海旅游业遭受巨额经济损失。再次，海洋油气业同样面临台风、巨浪、海啸、油污等海洋巨灾风险影响。例如，海啸、巨浪可能破坏海上油气开发设施，引发油气泄漏或井喷事故，造成巨大人身财产损失和海洋环境不可逆转的损害。最后，沿海港口业容易受海雾、台风、风暴潮、海冰等灾害影响。例如特大风暴潮灾害会导致港口基础设施毁坏，严重干扰港口作业活动，造成巨额财产损失。然而，这些主要海洋产业所面临的特殊海洋巨灾风险，是普通的商业保险无法保障的。因此，建立海洋巨灾保险制度是促进海洋产业健康发展的必要保障。只有通过海洋巨灾保险制度，才能切实满足海洋产业分散海洋巨灾风险的需求，将巨额损失进行社会化分担，减轻风险对海洋经济秩序和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二）保障海洋巨灾受害者财产权益的必要途径。海洋巨灾的发生，会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巨额财产损失，甚至海洋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对于广大沿海居民、涉海中小企业而言，受经济能力、生产技术等因素限制，其对海洋巨灾风险的抵御能力极低，一场海洋巨灾就会对其造成致命打击。在现有制度下，对于海洋巨灾损失，受害者难以通过侵权诉讼、政府救助及社会捐助等渠道获得充分的救济资金。其中，海洋自然巨灾由于不存在侵权行为人，不涉及侵权损害赔偿，因此受害者需要从其他途径获得救济。即便是海洋人为巨灾，如重大海上溢油事故，受害人通过主张责任人承担赔偿责任以获得充分救济也并不容易。例如，一些跨国石油公司以设立东道国子公司的方式规避溢油巨额索赔的风险，以子公司资产为限承担赔偿责任，这导致受害者无法获得充分赔偿。[9](p20)至于灾后的政府救助和社会捐助，都是辅助性救济手段。政府救助以保障基本需求为目的，补偿程度较低。社会捐助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不利于灾后经济秩序的迅速恢复。二者所能提供的资金对于灾后重建而言可谓杯水车薪。建立海洋巨灾保险制度是保障海洋巨灾受害者财产权益的必要途径。因为海洋巨灾保险具有损失补偿功能，可以为海洋巨灾受害者提供多一重的基本保障，并使其在海洋巨灾发生后及时获得保险金，降低财产损失。（三）矫正海洋巨灾保险市场失灵的必要选择。相较一般风险而言，由于海洋巨灾风险的识别和评估更为困难，具有模糊厌恶核保心理的保险公司通常不愿意提供海洋巨灾保险服务。即便承保海洋巨灾风险，出于稳健经营的目的，保险公司会收取较为高昂的保费以应对可能发生的巨额索赔。此时，对于广大沿海居民和涉海中小企业而言，购买海洋巨灾保险不具有可负担性。实际上，根据行为经济学理论，纵使商业保险公司收取反映真实海洋巨灾风险的精算公平保费，公众的投保意愿依然较低。公众通常具有有限理性，往往在海洋巨灾发生后对灾害风险产生过度反应，投保意愿增强；而随着时间推移，又会过于低估灾害风险，产生短视和侥幸心理，投保意愿降低。同时，政府的防灾减灾行为和社会捐助可能会造成慈善风险，抑制海洋巨灾保险需求。因此，商业海洋巨灾保险市场存在失灵的现象，单纯依靠市场机制无法有效开展海洋巨灾保险。建立海洋巨灾保险制度是矫正海洋巨灾保险市场失灵的必要选择。国家基于公共利益考虑，开展政策性海洋巨灾保险，并给予政策支持分散海洋巨灾风险，可以解决商业保险市场上海洋巨灾保险的可获得性和可负担性问题，促进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四）转变政府海洋巨灾风险管理职能的必要方式。由于海洋巨灾风险的应对关系到国家安全和海洋权益，一国政府负有海洋巨灾风险管理的职能。在现代条件下，一国政府海洋巨灾风险管理职能的履行，可以辅以必要的市场机制。对于海洋防灾减灾领域的纯公共产品，政府必须履行其职能以保证供给；对于海洋巨灾保险等准公共产品，政府可以释放一定空间，作为指导者、合作者和监督者，合理引导市场机制参与供给。这是建设有限政府、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在海洋防灾减灾领域实施的是“举国体制”，尤其在灾后重建环节承担了过多的管理职能。海洋巨灾损失救助资金大部分来源于政府财政和社会捐助，缺少灾前融资安排。这不但会产生较大的财政压力，加重纳税人负担，还会导致行政效率低下，行政成本过高。建立海洋巨灾保险制度是转变政府海洋巨灾风险管理职能的必要方式。政府在依法履行管理职能的同时运用市场机制，开展具有准公共产品属性的海洋巨灾保险，可以提升海洋巨灾风险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推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从而更好地保障社会公共利益。

三、建立海洋巨灾保险制度的可行性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对于海洋产业等市场主体而言，还是对于政府而言，建立海洋巨灾保险制度都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保险市场能够进行转移和分散的风险却存在一定条件的限制，如风险必须是纯粹风险、具有偶然性与意外性等。海洋巨灾保险是运用保险机制转移和分散海洋巨灾风险的工具，因此，其制度构建面临的基础性问题首先是海洋巨灾风险是否具有可保性。以保险精算原理和大数法则为基础的传统风险可保性理论认为，海洋巨灾风险不完全满足可保风险条件，不具有可保性。首先，海洋巨灾风险一旦发生，会造成一定区域内大范围、大面积的风险单位同时遭受损失，个体风险无法相互抵消，使保险公司无法通过区域内的大量保单分散海洋巨灾风险。其次，海洋巨灾风险造成的损害后果极其巨大，保险公司可能没有能力承受巨额索赔带来的冲击。此外，海洋巨灾风险发生频率低，使得相关历史数据不足。加之一些海洋产业如海水养殖业的海洋生产环境具有特殊性，使得查勘定损难度大，从而导致保险公司不易获取损失数据。这些因素造成保险公司难以利用传统的精算手段确定准确的保险费率。随着现代保险理论与实践的发展，现实中已经出现了很多不符合理想可保条件的风险却为保险人承保的现象。对于我国而言，从保险理论发展、保险技术进步、域外实践经验和国内相关制度铺垫来看，运用保险机制转移海洋巨灾风险已经具备一定的可行性。第一，现代保险理论发展提供了创新思路。研究表明，决策论、精算破产理论等保险理论的发展为增强海洋巨灾风险的可保性提供了思路。保险人在强制保险和垄断经营的前提下，可以积累非巨灾年度的保费盈余建立巨灾保险基金，将海洋巨灾风险在时间跨度上实现纵向分散，以应对巨灾年度的赔付。[10](p65)另外，保险人可以采取共保、分保、巨灾债券等方式将海洋巨灾风险在国内外保险市场、资本市场进行分散。这不但使大数法则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得以运用，而且可以增加参与损失分担的资本，增强保险人的承保能力。这种多元化风险分散方式可以显著拓展海洋巨灾风险的可保性。此外，保险人对海洋巨灾风险的认识能力可以因相关技术水平的发展得到提高。巨灾模型是重要的巨灾风险评估工具，可以估计给定区域或风险标的集合遭受巨灾打击的概率及受损程度。[11]保险人可以借助巨灾模型评估海洋巨灾风险，确定合适的保险费率。第二，保险科技进步提供了技术支撑。大数据、云计算和区块链等保险科技快速发展，可以为海洋巨灾保险定价、风险识别、业务组合优化等提供技术支持。当前，我国巨灾模型自主研发能力正在不断提高。中国再保险集团于2018年5月正式了我国首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地震巨灾模型，还将研发符合我国国情的其他自然灾害巨灾模型列入规划。[12]运用巨灾模型进行巨灾风险评估的准确性除了与建模技术有关以外，还与巨灾数据质量联系紧密。巨灾数据既包括保险业数据，又涉及气象水文等数据。在2018年5月11日，我国了全国海洋灾害综合风险图，该图结合风暴潮、海浪、海冰、海啸和海平面上升五个灾种在我国沿海地区发生频次、致灾强度及造成损失等影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科学反映了我国沿海地区的海洋灾害综合风险分布情况。[13]海洋灾害风险分布的科学识别有助于提高保险行业对海洋巨灾风险评估的精准程度。第三，域外制度实践提供了参考经验。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为了分散巨灾风险，纷纷建立起巨灾保险制度。这些国家基本上都制定了有关巨灾保险的专门立法，明确了巨灾保险或再保险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以保障巨灾保险制度的运行。由于保险市场发展水平、公众保险意识等存在差异，这些国家的巨灾保险制度模式不尽相同，基本形成了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公私合作（PPP）三种类型，分别以美国洪水保险计划、英国洪水“君子协定”和日本地震保险制度为代表。另外，由于渔业发展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日本、韩国等国家为了分散渔业巨灾风险，制定了较为完善的渔业灾害保险法律制度和配套措施，形成了渔业互助保险组织、保险公司与政府共同承担赔付责任的模式。这些丰富的域外国家巨灾保险制度实践佐证了运用保险机制分散海洋巨灾风险的可行性，为我国建立符合国情的海洋巨灾保险制度提供了有益借鉴。第四，国内相关法律政策提供了制度铺垫。目前，我国涉及巨灾保险的法律法规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以及《农业保险条例》等，其中确立了“建立国家财政支持的巨灾风险保险体系”原则，并规定了针对地震、洪水以及农业大灾的保险制度机制。①与此同时，我国政府相关部门先后了一系列涉及巨灾保险的规范性文件，②为巨灾保险制度建设提供了政策指导。在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支持下，我国于2014年之后，陆续在云南、广东深圳、浙江宁波和福建厦门等省市设立了巨灾保险试点，探索形成了多元化的地方巨灾保险模式。2016年5月，城乡居民住宅地震巨灾保险制度正式落地。这是我国巨灾保险制度建设的重大突破，其转移分散地震巨灾风险的制度安排对于海洋巨灾保险制度构建具有借鉴意义。2018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国家海洋局等八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改进和加强海洋经济发展金融服务的指导意见》（银发〔2018〕7号），提出了“探索建立海洋巨灾保险和再保险机制”的目标。这为运用保险机制转移海洋巨灾风险、构建海洋巨灾保险制度给予了明确的政策指引。可以说，我国相关巨灾保险的政策法律的颁布实施、城乡居民住宅地震巨灾保险制度的正式运行以及沿海省市巨灾保险试点的有效开展，为海洋巨灾保险制度的构建提供了层层铺垫。

四、我国海洋巨灾保险试点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海洋巨灾保险还处于探索阶段。从城乡居民住宅地震巨灾保险①和沿海城市（以深圳、宁波、厦门为例）巨灾保险试点的情况来看，其承保的风险范围通常包括某些种类的海洋巨灾风险，如海啸、台风等，能够为民众提供人身伤亡或家庭财产损失保障（见表1）。在海洋渔业领域，一些沿海省市进行了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分散机制的有益探索。例如江苏省渔业互助保险协会与省政府相关部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等商业保险公司进行了合作，达成了巨灾超赔再保险协议，形成了“互助保险+商业保险”的合作形式。[14]另外，辽宁省大连市开展了政策性海水养殖巨灾保险试点，其承保风险为超强台风、赤潮、油污等；保险期间为承保当年开始至巨灾保险责任事故发生年份结束；运作方式为海水养殖户自愿投保，在保险期间内需要按年连续缴纳保险费，同时享有由市财政给予50%的保费补贴。[15]具体就深圳、宁波和厦门等地巨灾保险试点的情况来分析，各地均采取了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模式，在承保风险、投保方式、承保模式等方面均有相同之处。其一，承保风险范围较广。各地巨灾保险所承保的风险范围，除了包含台风等自然灾害外，还涉及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其二，由政府统一投保，即由各地市政府作为投保人，出资向商业保险公司购买巨灾保险服务。政府统一投保的方式实现了巨灾保险在行政区域内的广泛覆盖，化解了自愿投保方式下投保率低的问题，同时还提高了灾害救助的效率。其三，由“共保体”承保。各地巨灾保险的承保机构是由市政府通过公开招投标方式确定的商业保险公司。在实践中，各地巨灾保险均由多家保险公司共同承保，即形成“共保体”，由“共保体”内的保险公司共同承担保险责任，提供理赔及防灾防损等服务。“共保体”模式可以有效整合行业资源，具有承保能力强的优势。与此同时，在巨灾风险分担机制设计方面，各地又不尽相同。例如，深圳采取的是保险赔付和巨灾基金的分担模式。巨灾基金在巨灾损失超过保险赔付限额时，承担一定的赔付责任。巨灾基金由市政府拨付3000万设立，其性质为政府基金，可以吸收社会捐助资金以扩大资金来源，并通过时间积累和投资运作等方式实现保值增值。[16]又如，宁波采取的是保险赔付、巨灾风险准备金和巨灾基金，再加上回调机制的模式。其中，巨灾风险准备金来源于市政府每年安排的20%的巨灾保险经费，其在发生重大自然灾害和公共安全事件，承保机构当年赔付金额、税费和运营费用之和超过当年实收保费时，以累积总额为限，支付超额部分；巨灾基金则不同，其来源包括财政注资、慈善组织及社会捐助、巨灾风险准备金转入、投资收益等，主要用于补偿超过保险赔付限额范围以外的居民人身伤亡抚恤（包括见义勇为人身伤亡增补抚恤）和家庭财产损失救助，以累积额度为限，并优先补偿人身伤亡抚恤的超额部分；回调机制在巨灾损失金额超过保险赔付限额与巨灾基金总额度之和时启动，按总赔付能力与总损失的比例进行部分补偿。[17]再如，厦门采取的是保险赔付加巨灾风险准备金的模式。在低赔付年份，计提部分结余保费作为巨灾风险准备金，以增强应对巨灾风险的能力。[18](p46)尽管各地试点工作取得了一定经验，但是从总体上看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其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巨灾保险法律保障不足。制定并实施相关立法是有效开展巨灾保险的前提。巨灾保险立法可以明确巨灾保险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促进和规范巨灾保险制度的实施。相较于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我国巨灾保险基本法律缺位。由于没有专门的巨灾保险法律法规，巨灾保险制度内容缺少整体性规定，巨灾保险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尚不明确。另外，现有巨灾保险相关法律规范多是原则性规定，缺少可操作性。例如，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明确提出了“建立国家财政支持的巨灾风险保险体系”，但其规定过于原则，还没有制定针对海洋巨灾保险的专项配套法规。由于法律保障不足，各地巨灾保险的开展缺乏稳定的预期和规范指引。第二，巨灾保险政策体系不完善。提供完善的政策支持是有效开展巨灾保险的基础。财政、税收、防灾减灾等各项政策的支持有助于实现制度运行的安全性。深圳、宁波和厦门等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对巨灾保险的财政支持力度大。政府不仅全额支付保费，而且设有巨灾基金或风险准备金分担巨灾损失。不过，政府统一投保的方式不仅可能会助长公众的依赖心理，不利于公众保险意识的提高，而且不利于激励公众主动采取防灾减灾措施。同时，对于很多欠发达沿海地区而言，这种投保方式会对地方政府构成较大的财政压力，不利于实现制度的可持续性。另外，各地尚未明确巨灾保险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因此承保机构税费负担较重，经营成本高，这不利于调动保险公司承保的积极性。第三，风险分散能力欠佳。各地巨灾保险承保的风险范围广泛，但是保险区域较为狭小。因此，这可能会造成风险难以分散。一旦灾害频繁发生，保险资金积累将不足以应对灾害损失赔付。例如，宁波首年巨灾保险实际经营亏损高达6000多万元。[19]对于地方试点而言，这个问题不可避免。由于全国或省级的巨灾保险制度没有形成，地方试点的巨灾风险无法在更大的范围内分散，这不利于保障试点项目的稳定性。

五、构建我国海洋巨灾保险制度的建议

巨灾保险制度范文篇2

20世纪70年代中期，法国政府开始尝试通过保险机制解决地震和洪水等巨灾风险，虽然当时的法国理论界还有不少人认为上述巨灾属于不可保风险，但1982年7月13日，法国国会投票正式通过“自然灾害保险补偿制度”，即著名的Cat.NatSystemNo.82—600法案。这是法国国家巨灾保险体系的开端。此后，法国“自然灾害保险补偿制度”在实践中不断修改，但一直基本维持原样。

根据“自然灾害保险补偿制度”的规定，凡是投保火险或火险以外全险的动产或不动产均在承保范围之内；而一般不投保火险或其它损失险的财产(如土地、植栽、道路等)被排除在外，同时国有财产除外不保，具体包括，一是法国境内的建筑物及其内的动产；二是工商业使用的厂房建筑物及其内的动产；三是地方政府所有的建筑物及其内的动产；四是农业用建筑物及其内的谷物、机械和动物；五是温室建筑物及其内的设备(但其内的植物除外)；六是车辆；七是汽车零配件(原保单已承保者)；八是围篱、围墙、基座(原保单已承保者)；九是财产险保单承保的森林；十是拆除清理费用。承保的范围包括洪水、地震、地层滑动、地层下陷、海啸、土石流、雪灾、旱灾、飓风、冰雹等。在法国巨灾保险制度中，值得我国借鉴的是法国中央再保险公司(CCR)在自然巨灾保险制度中的作用。

法国中央再保险公司(CCR)是自然灾害保险计划里的中流砥柱。对于法国的各家直保公司而言，CCR是可以信赖的“伙伴”，一旦巨灾发生，CCR首当其冲，承担责任。1982年8月10日法国Cat.NatSystemNo.82—600法案授权CCR在“自然灾害保险补偿制度”中，提供由政府担保的再保合约；CCR由此成立专门部门负责自然灾害再保事宜。CCR主要任务如下：一是设计自然灾害再保险方案；二是针对不确定的财务风险研究如何改善；三是研究自然灾害事故的频率、损害等；四是一些自然灾害业务的政府沟通工作。

(一)法国中央再保险公司的再保险安排

“自然灾害保险补偿制度”并没有要求法国的巨灾直保公司强制分给CCR再保险业务。但是，CCR是唯一代表政府提供全面性无限制再保方案的再保险公司，所以法国直保公司一般都愿意选择CCR分保。CCR再保险架构分为二层：

第一层是比例性再保险(QuotaShare)。直保公司分出某一比例的保险费给CCR，一旦有损失发生时，CCR承担该比例的赔款。此保障是基于再保险人与保险人同风险原则，能够有效避免可能产生的逆选择。

第二层是停止损失再保险(Stop-Loss)。直保公司于“QuotaShare”没有分出的部分，也就是自留部分的损失，此部分属非比例再保险。2001年1月1日“Stop-Loss”再保险改为perloss及perriskbasis超额赔款再保险。

值得一提的是所有再保险合约均没有佣金。

(二)法国中央再保险公司的平衡准备金制度

所谓“平衡准备金”是法国中央再保险公司为应对巨灾，在核保准备金之外另外计提的一项特别准备金。当保险人或再保险人经营自然灾害保险业务时，按年度盈余75%计提；累计上限不得超过年度总保费收入的300%。

到了1986年，CCR平衡准备金2.3亿美元；持续增加至1992年达5.3亿美元；1999年则减少至1.5亿美元。为此，自2000年1月1日起，CCR为弥补赔款数迅速累积平衡准备金，再次调整了再保条件。5年后，保险公司的平均自留额度已提升至CCR满意的水平。

二、新西兰地震委员会在巨灾风险中的作用

新西兰地震委员会(EQC)实际上是一家办理政策性业务的商业保险公司，注册资本金为15亿元新西兰币，全部由政府出资。EQC设董事5—9人，经财政大臣提名后由总督指派，任期不超过3年。EQC可自行负责灾害基金管理，但需每年向政府提交财务报告。

(一)EQC的主要职责及应对巨灾的模式

EQC主要职责包括：一是财务会计处理。一般赔案须由独立理赔人员理算后才能赔付；二是管理灾难基金。目前，该基金的总额已累积有几十亿新西兰元。该基金的投资收益成为EQC的主要收入来源；三是制定应急措施和进行巨灾全民教育；四是灾难预测与灾害控制的研究。

EQC为了应付因地震灾害所造成的巨大损失，采取了下列措施：

1.巨灾准备金。被保险人向各保险公司购买火灾保险时，自然灾害保费即由各保险公司代收，并缴入EQC巨灾准备金。大灾准备金的70%，投资于新西兰的政府公债、债券、购买银行票券或以现金方式孳息，另30%则投资于全球资本市场。据EQC年报显示，各年度累积的准备金绝大部分均来自于投资收益，仅有极少部分来自于核保收益。

2.再保险。和普通保险公司相同的是，利用国际再保险市场分保，是EQC分散风险的主要手段。国际上著名的瑞再(SwissRe)等都和EQC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些再保人帮助政府降低地震累积风险，如实施严格建筑法规等，这使得EQC以比较优惠的价格获得了充分的国际再保险。

3.政府托底。按照EQC的有关规定，当巨灾损失金额超过其支付能力时，由政府负担剩余理赔支付。而EQC所需要做的工作是每年与政府协商后付给政府一定的保证金。

(二)EQC的巨灾损失分摊方案

EQC的核心是一套完整的风险分摊规划制度。有了这套制度，当巨灾来临时，可避免政府陷于财政、救灾危机之中。EQC的分摊规划见表1。

如表1，当巨灾事件发生时，首先由EQC支付2亿新西兰元，作为第一层支出。如第一层难以弥补损失，则启动再保险方案。再保险方案也分三层，损失若在2亿-7.5亿新元之间时，由再保险人承担损失的40%，即2.2亿新元；剩余60%的损失由EQC再承担2亿新元；超额者再由A再保险人担1.3亿新元。第二层是当损失额在7.5亿-20.5亿新西兰元之间时，则安排超额损失保险合约承保；如果损失额超过20.5亿新元时，则由自然灾害基金支付至耗尽；仍不足时，由政府负无限赔偿责任。

正是由于上述的分摊机制，新西兰地震保险制度被誉为全球现行运作最成功的灾害保险制度。但需要说明的是，该制度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接受到真正意义上的巨灾的挑战。直到现在，将近60年间，并无重大赔案发生。

三、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法国和新西兰巨灾保险制度最主要的特点可以总结为：国家以法律的形式建立适宜本国的多渠道的巨灾风险分散体系。简单地说，就是国家通过法律手段将巨灾风险尽可能地分散。核心是分散机制的建立。因此，对我国来说，可探索将洪水、地震和台风等我国面临的主要巨灾风险纳入普通居民和企业财产保险单的承保范围。

法国所实施的“自然灾害保险补偿制度”在居民和商业财产火灾保险的基础上，对每一张保单强制收取巨灾附加保费。1983年，其巨灾保险的加费幅度为居民和商业财产火灾保险的5.5%-9%，而后增加到了12%。

对我国来说，因居民和商业财产火灾保险的投保率还不高，因此马上借鉴实施法国的经验，时机还不成熟。但作为一种国际上较为成型的应对巨灾风险的思路，此模式应在我国有探索逐步推进的可行性。

从实践上，我国有建立此模式的基础。我国1995年前的各种财产保险保单，基本责任均包括地震、洪水等巨灾风险。只要被保险人投保了财产保险，就同时投保了上述巨灾风险。但因当时的保险市场只有中国人保一家公司，居民投保面低，整体承保面无法拓宽，国家也没有配套的大灾准备金等后续措施，所以单一公司经营风险极大。1996年7月1日，当时的保险监管部门人民银行将洪水、地震和台风等巨灾风险从财产保险基本责任中剔除，只保留了洪水风险。

自1996年以来，我国产险业迅猛发展，主体数量超过20家，产险市场的实力增强，为推进巨灾保险制度奠定了基础。另外，随着我国住房改革的逐步深入，从商业住宅保险和房贷险人手分步骤推行巨灾保险制度，或进行试点工作，应已可行。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我国幅员辽阔，各地自然灾害的类型和程度相差比较大。因此，可以根据各地域的风险级别状况，实施不同水平的巨灾附加费率。另外，在差异化的保险公司巨灾附加费率基础上，可借鉴国际经验，对保险公司的巨灾附加费的累积给予税收优惠，允许税前提取。

巨灾保险制度范文篇3

[关键词]巨灾风险，公共性，供给模式，制度建设

一、巨灾风险的公共性分析

公共产品的经典定义由萨缪尔森于1954年在《公共支出纯理论》一文中提出。在该文中，萨缪尔森指出，“集体消费产品是指这样一种产品，每个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都不会导致其他人对该产品消费的减少”。从理论上来说，界定一种产品或服务是否为公共产品，要看其是否具备两个特征：非排他性和消费的非竞争性。所谓非排他性是指只要有人提供了公共产品，不论其意愿如何都不能排除其他人对该产品的消费。若想排除其他人从公共产品的提供中受益，或者在技术上是不可行或极其困难的，或者排除的成本过于昂贵而缺乏可行性。所谓消费的非竞争性是指某物品在增加一个消费者时，边际成本为零，即在公共产品数量一定的情况下，将其多分配给一个消费者的边际成本为零。这并不意味着多提供一单位公共产品的边际成本也为零，在这种情况下，多提供一单位的公共产品的边际成本同其他产品一样是正的，因为公共产品的提供同样耗费了有限的资源。

依据以上两个标准，社会产品可以区分为三大类，即私人产品、公共产品与准公共产品。私人产品是指消费者支付了一定的费用就取得其所有权，并具有排斥他人消费的物品与服务。公共产品是指由政府免费或低费用提供给消费者所使用的物品与服务。准公共产品是指公共性与私有性两者兼备，介于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的物品与服务。

应指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上述两个特征的规定不是绝对的，它们都有赖于技术条件和具体环境。在确定一种物品是否为公共产品时，必须考虑受益者人数及能否将这些受益者排除在该物品的享用之外。当受益者人数众多且排除任何一个受益者在技术上不可行时，该物品就可视为公共产品。具体讲包含三层含义：一是任何人都不可能不让别人消费它，即使有些人有心独占对它的消费，但在技术上是不可行的或成本过高得不偿失；二是任何人自己都不得不消费它，即使有些人可能不情愿，但却无法对它加以拒绝；三是任何人都可以恰好消费相同的数量。

刘诗白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公共品及其生产特征归为：(1)产品具有满足共同需要，特别是社会公共需要的性质；(2)在生产与提供中发挥机构、团体，特别是政府的职能和依靠财政资金；(3)动员社会力量，充分运用市场机制；(4)实行公共参与决策。同时，他认为公共产品是一种超越市场决定但又利用了市场力量的生产机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弥补在满足公共需要上的市场失灵，又能促进私人产品生产的发展。

以上的理论为分析巨灾风险的属性提供了理论基础。首先，巨灾风险是一个只能带来负效用的产品，其供给主体是大自然，消费主体是社会各群体。巨灾风险的供给具有不可抗拒性，社会对其消费具有强制性。尽管社会对巨灾风险唯恐避之而不及，但往往对其发生又束手无策，人们只能采取措施减少由于巨灾风险而产生的负效用，但不能消除它的供给。因此，巨灾风险的供给与需求既不存在排他性又不存在竞争性。其次，巨灾风险所产生的影响巨大、覆盖面很广。如1998年洪水造成我国共有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洪涝灾害，据统计，农田受灾面积2229万公顷(3.34亿亩)，成灾面积1378万公顷(2.07亿亩)，直接经济损失2551亿元；2008年初发生的我国南方大面积冰冻灾害，据民政部估计直接经济损失约1516亿元，全国Z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造成交通、电力等众多行业的重大损失。因此，不论从经济的角度还是从社会的角度，巨灾风险都是一种公共产品，而巨灾风险管理和巨灾保险也因此具有很强的公共性。

二、巨灾保险发展模式分析

巨灾保险作为非工程性风险管理的重要手段，它具有公共性的特点。那么公共产品应由政府提供还是私人提供呢?从休谟、斯密、到庇古、萨缪尔森等，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就是公共产品必须由国家提供，原因在于市场提供没有效率。凯恩斯主义者也认为，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特征，决定了通过市场方式提供是不可能的或者成本是高昂的，并且在规模经济上缺乏效率。但从二十世纪70年代以来，一些主张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开始否认政府作为公共产品唯一供给者的合理性。如德姆塞茨以及科斯等人认为政府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如同市场制度一样，属于内生变量，其自身的运行以及向公众提供公共产品同样存在交易成本问题。一方面，由于政府系统缺乏明确的绩效评估制度，其成本和效率较私人部门难以测量。另一方面，官员也是理性的“经济人”，公共产品的政府供给中也难免存在特殊利益集团的“寻租”现象。因此，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容易导致种种“政策失败”，其交易成本甚至比市场制度昂贵，相反，如果加强竞争将会提高政府的效率，使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虽然公共产品供给理论上存在着重大的争议，但政府作为公共产品供给主体，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在都占据了重要的、主导性的地位。分析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从公共产品的特征角度而言，公共产品，尤其是普适性强的公共产品，一般具有成本高、规模大、周期长、收益低等特点；对于这类公共产品的供给，市场机制出现失灵，不易将免费搭车者排除在外，难以满足成本——收益对称的市场激励原则，因此，私人企业没有激励或者没有能力来投身于公共产品供给活动。其次，从政府的特征角度而言，政府具有强制性和普遍性，即拥有巨大的“暴力潜能”和动员大量社会资源的能力，同时具有广泛的社会代表性，因此，有能力、有条件来从事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和具有规模经济优势的非盈利公共产品的供给活动。

基于这种理论的支撑，考察世界各主要国家，其巨灾保险的运行无处不存在着政府的影子，而且，在巨灾保险的制度建设中政府功能往往起着重要的主导作用。许多国家通过立法程序将巨灾保险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部分巨灾风险必须进行强制保险，当强制保险和其他辅助补偿方式仍不足以赔偿所有的巨灾损失时，政府有竞任和义务承担不足部分的巨灾赔偿责任。如挪威法律规定山体滑坡、洪水、暴风雨、地震和火山爆发等五种自然灾害作为财产保险的扩展责任，属于强制保险，其保费附加在所有售出的火险保单之中。日本巨灾保险体系也是在政府主导和政府财政支持下运行的。日本政府于1966年颁布地震保险法，要求住宅必须对地震、火山爆发、海啸等自然灾害投保，并逐步建立政府和商业保险公司共同合作的地震保险制度。美国部分州实行强制性的洪水保险。土耳其政府也通过立法，要求所有登记的城市住宅必须投保强制性地震保险，并建立国家巨灾准备金，以降低巨灾导致的政府财务风险。

自1979年起，我国逐步恢复国内保险业务。1980—1995年期间，我国企事业单位的财产保险、机动车辆保险、船舶保险、货物运输保险的责任范围均包含了洪水、地震等巨灾风险，同时，居民家庭财产保险的保障范围中包括了各类巨灾风险。但从1995年开始，我国保险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从控制和防范保险公司经营风险的角度出发，要求保险公司停办地震保险，因此，我国保险业提供的各类企业财产保险和家庭财产保险中均将地震风险列为除外责任。尽管目前国内商业保险公司将部分巨灾事故列为保险责任，但是由于面向的范围较窄，还不足以发挥巨灾保险的功能和作用。因此，在我国巨灾保险体系的建设中，政府既不参与也不干预，完全依赖各个保险公司的意愿经营。随着2008年中国南方雪灾和四川大地震的发生，凸显出了我国巨灾保险制度的缺失，也凸显了政府在巨灾保险体系建设中的缺位。因此，我国建立政府主导下的巨灾保险体系就显得格外迫切。

三、我国基于政府主导的巨灾保险体系建设

(一)分区域建立政策性巨灾保险公司

保险是建立在大数定律基础上的风险分散的重要手段。保险费率的厘定、保险产品的推出必须建立在大量相关数据基础上。巨灾风险也一样。而我国的商业保险公司因经营巨灾风险的时间很短、面很窄，积累的数据根本不能满足这种统计的需要。但政府拥有这种资源，能将分散在各个职能部门的资源和数据加以整合、统计、分析，对我国各个地区的巨灾发生情况作出翔实的调查，形成查询方便快捷、资料完备的数据库，为巨灾保险产品的推出和费率的厘定奠定坚实的基础。同时，政府可以将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加以集中，投入到专门的政策性巨灾保险公司，使其能高效快速地运营和发展壮大。再者，巨灾风险的发生影响面广、损失巨大，而我国商业保险市场和商业保险公司的发展尚不成熟，普遍存在偿付能力不足的问题，如果将巨灾保险的经营分散到众多的商业保险公司，则既不利于偿付能力和道德风险的监管，又不利于灾后快速、合理、充分的理赔。因此，不论从经营巨灾风险的基础条件，还是从巨灾保险业务的监管上，政策性巨灾保险公司都是适合我国目前国情的一种最优选择。应由政府扶持建立数个政策性的巨灾保险公司，将目前商业保险公司正在经营的巨灾保险方面的业务剥离出来交给其专门经营，在经营比较成熟后再完全转向商业化操作。

巨灾保险作为一种产品，保险公司在开发之前一定要有一整套的竞争策略，而首先考虑的就是目标市场的确定，只有确定了目标市场才能根据这一特定市场进行差别化、个性化的产品设计与开发。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地区之间存在着多方面的差异。首先，由于我国国土面积大，东西南北各个地域的气候差异大，各种灾害的发生频率和损失程度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就为设计出能吸引广泛巨灾保险投保人兴趣的产品造成了较大难度。如果不能吸引到足够多的投保人，则巨灾保险产品就失去了可操作性。其次，就是同一风险在不同的地区也会造成差异很大的危害，譬如Z008年发生的雪灾，其对南方和北方造成的危害程度相差悬殊。再者，由于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企业的经营收入和家庭的纯货币收入也大不相同，单位区域内的保险价值也不尽相同。因此，不能用一张综合性保单将所有的巨灾风险都涵盖其中，不能使用一个全国统一的保单和统一的费率，而应根据气象地理特征和经济发展水平将全国划分为不同的风险区域，再针对该区域的具体情况推出巨灾保险产品、厘定产品费率。因此，政策性巨灾保险公司通过这种差异化的目标经营战略，可以满足不同区位和不同经济水平的客户要求，能极大地刺激社会对巨灾保险的需求。

(二)大力拓展再保险市场

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通过再保险在地域上分散风险、扩大承保能力、稳定经营成果。通过再保险，一方面可以将大数定律应用到更广泛的区域内，在全球范围内聚集风险单位，从而使在局部区域内不可保的风险成为可保风险或准可保风险，另一方面可以将巨额风险分散给其他的保险人，从而由众多保险人来共同承担风险。1985年墨西哥大地震、1988年吉尔伯特飓风最后赔偿责任的98%都是由再保险公司承担的。而1992年美国的安德鲁飓风和1990年欧洲冬季狂风灾害赔偿责任的50%以上是由再保险公司承担的。在“9·11”恐怖事件所造成的损失中，60%—70笼的赔偿由全球再保险市场承担。

但从我国再保险的供给看，中国再保险市场规模小，承担风险特别是巨灾风险的能力十分有限。与国际再保险市场和国际再保险公司相比，中国再保险市场和中国再保险公司的整体规模和实力都大为逊色。中国的商业再保险市场是世界上最小的市场之一，它仅占全球市场份额的0.1%。目前我国境内可以参与再保险的承保能力为6亿美元，其中90%以上还需要用于非巨灾风险的一般保险业务的再保险和人身再保险业务。即使全部用于巨灾承保，对于动辄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美元的巨灾损失，承保能力也非常脆弱。因此，政府在建立政策性巨灾保险公司后，大力拓展再保险市场，将风险进一步大范围地分散是发展巨灾保险的迫切任务。

(三)引入巨灾风险债券

巨灾风险债券又称为自然风险债券或保险连结型债券，它以高收益的债券将巨灾风险证券化，把保险公司的风险转移到资本市场，达到风险分散的目的。保险公司通过设立一个特殊目的再保险公司(SPR)来发行巨灾债券。巨灾债券发行后，未来债券本金与债息是否偿还，完全依据“触发事件”是否发生。债券的偿还是附有条件的，一般在债券合同中规定，如果在约定期限内发生“触发”，那么债券持有人将损失部分或全部的本金或利息收入，而作为发行债券的保险公司将获得一笔相应的资金，作为保险理赔的基础。如果在期限内没有发生“触发事件”，保险公司将返还投资者的全部本金，另外还要支付较高的投资回报，作为使用其资金以及承担保险风险的补偿。

美国保险业的成功实践证明，保险业能够将巨灾风险转移到资本市场中，这使保险公司有能力承保巨灾风险，同时它也为资本市场上众多的投资者提供了新的投资品。可以预见，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保险市场和资本市场的进一步融合，巨灾风险证券化的潜能将被进一步释放，从而达到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的目的。具体来说，保险公司将专门负责承保巨灾风险并将风险按损失程度不同划分几类，然后由投资银行将各类巨灾风险证券化，组成不同产品投放于资本市场，最后完全由市场中的投资者承担风险，这样就会在最大范围内分散风险。

发展巨灾债券可以充分发挥保险市场和资本市场的作用，尤其是资本市场“蓄水池”的作用，可以将巨灾风险在资本市场上进一步消化。同时，对于资本市场来说，巨灾债券为之带来了更多的投资选择，因为巨灾风险的发生与否同资本市场的回报率基本上不存在相关关系，将巨灾债券引入非完全市场，可以提高市场效率，投资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投资目标和偏好，构筑成本更低、风险更小的资产组合，这样投资于巨灾债券就能为投资组合带来分散风险的作用。因为在一般的投资组合中，任何一种证券都无法分散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但是巨灾债券却可以，同时它为投资者带来了与风险相匹配的高回报率。这样，重大的风险累积就在保险公司和金融市场间得到了重新优化配置。

(四)实施多样化的救济方式

政策性巨灾保险公司虽然具备政策性的一面，但也同时具备商业性的一面。面对我国巨灾风险造成的巨大损失，巨灾保险的承担能力有限，其并不能完全补偿社会各主体的经济损失。这种巨灾风险融资的缺口，还需要政府救济的补充。长期以来，我国对巨灾风险损失都采用以国家财政为主导的救济，但政府财政仅仅是最低限度地提供灾后救济，而且，救济手段单一，存在很多弊端。主要表现为：第一，政府救济金额很小，惠及面较窄，相对于损失巨大、受灾面很广的巨灾损失如杯水车薪；第二，滋生了人们对政府的依赖，削弱了防灾减损的动机，同时容易产生道德风险；第三，对巨灾保险产生“挤出效应”，降低了社会对巨灾保险的需求欲望。

因此，本文认为，政府要改变以往单一的救济方式，实施多种救济手段。一是直接的资金救济，对遭受到毁灭性打击的家庭和企业，虽然参加了巨灾保险，但保险补偿远不能使其恢复生活和生产，这种情况下政府再提供部分资金，救助家庭于危难之中，帮助企业于破产之境。二是提供优惠贷款，对部分受损较严重的家庭或国家扶持的重要企业，或没有得到巨灾保险保障的对象，政府可以考虑提供一定额度的优惠贷款。如美国联邦政府从1954年开始实施洪水巨灾保险优惠贷款计划，该计划从1966年起获得了推广，使众多的受灾家庭和企业获得了资金支持，起到了积极的经济和社会作用。三是提供保费补贴，基于我国国民的保险意识不强，且很多人确实负担不起巨灾保险费用，政府应在不降低实际巨灾保险费率的情况下，根据本身财力向弱势群体提供巨灾保险保费补贴，以提高巨灾保险的购买力。

巨灾保险制度范文篇4

公共产品的经典定义由萨缪尔森于1954年在《公共支出纯理论》一文中提出。在该文中，萨缪尔森指出，“集体消费产品是指这样一种产品，每个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都不会导致其他人对该产品消费的减少”。从理论上来说，界定一种产品或服务是否为公共产品，要看其是否具备两个特征：非排他性和消费的非竞争性。所谓非排他性是指只要有人提供了公共产品，不论其意愿如何都不能排除其他人对该产品的消费。若想排除其他人从公共产品的提供中受益，或者在技术上是不可行或极其困难的，或者排除的成本过于昂贵而缺乏可行性。所谓消费的非竞争性是指某物品在增加一个消费者时，边际成本为零，即在公共产品数量一定的情况下，将其多分配给一个消费者的边际成本为零。这并不意味着多提供一单位公共产品的边际成本也为零，在这种情况下，多提供一单位的公共产品的边际成本同其他产品一样是正的，因为公共产品的提供同样耗费了有限的资源。

依据以上两个标准，社会产品可以区分为三大类，即私人产品、公共产品与准公共产品。私人产品是指消费者支付了一定的费用就取得其所有权，并具有排斥他人消费的物品与服务。公共产品是指由政府免费或低费用提供给消费者所使用的物品与服务。准公共产品是指公共性与私有性两者兼备，介于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的物品与服务。

应指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上述两个特征的规定不是绝对的，它们都有赖于技术条件和具体环境。在确定一种物品是否为公共产品时，必须考虑受益者人数及能否将这些受益者排除在该物品的享用之外。当受益者人数众多且排除任何一个受益者在技术上不可行时，该物品就可视为公共产品。具体讲包含三层含义：一是任何人都不可能不让别人消费它，即使有些人有心独占对它的消费，但在技术上是不可行的或成本过高得不偿失；二是任何人自己都不得不消费它，即使有些人可能不情愿，但却无法对它加以拒绝；三是任何人都可以恰好消费相同的数量。

刘诗白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公共品及其生产特征归为：(1)产品具有满足共同需要，特别是社会公共需要的性质；(2)在生产与提供中发挥机构、团体，特别是政府的职能和依靠财政资金；(3)动员社会力量，充分运用市场机制；(4)实行公共参与决策。同时，他认为公共产品是一种超越市场决定但又利用了市场力量的生产机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弥补在满足公共需要上的市场失灵，又能促进私人产品生产的发展。

以上的理论为分析巨灾风险的属性提供了理论基础。首先，巨灾风险是一个只能带来负效用的产品，其供给主体是大自然，消费主体是社会各群体。巨灾风险的供给具有不可抗拒性，社会对其消费具有强制性。尽管社会对巨灾风险唯恐避之而不及，但往往对其发生又束手无策，人们只能采取措施减少由于巨灾风险而产生的负效用，但不能消除它的供给。因此，巨灾风险的供给与需求既不存在排他性又不存在竞争性。其次，巨灾风险所产生的影响巨大、覆盖面很广。如1998年洪水造成我国共有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洪涝灾害，据统计，农田受灾面积2229万公顷(3.34亿亩)，成灾面积1378万公顷(2.07亿亩)，直接经济损失2551亿元；2008年初发生的我国南方大面积冰冻灾害，据民政部估计直接经济损失约1516亿元，全国Z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造成交通、电力等众多行业的重大损失。因此，不论从经济的角度还是从社会的角度，巨灾风险都是一种公共产品，而巨灾风险管理和巨灾保险也因此具有很强的公共性。

二、巨灾保险发展模式分析

巨灾保险作为非工程性风险管理的重要手段，它具有公共性的特点。那么公共产品应由政府提供还是私人提供呢?从休谟、斯密、到庇古、萨缪尔森等，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就是公共产品必须由国家提供，原因在于市场提供没有效率。凯恩斯主义者也认为，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特征，决定了通过市场方式提供是不可能的或者成本是高昂的，并且在规模经济上缺乏效率。但从二十世纪70年代以来，一些主张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开始否认政府作为公共产品唯一供给者的合理性。如德姆塞茨以及科斯等人认为政府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如同市场制度一样，属于内生变量，其自身的运行以及向公众提供公共产品同样存在交易成本问题。一方面，由于政府系统缺乏明确的绩效评估制度，其成本和效率较私人部门难以测量。另一方面，官员也是理性的“经济人”，公共产品的政府供给中也难免存在特殊利益集团的“寻租”现象。因此，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容易导致种种“政策失败”，其交易成本甚至比市场制度昂贵，相反，如果加强竞争将会提高政府的效率，使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虽然公共产品供给理论上存在着重大的争议，但政府作为公共产品供给主体，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在都占据了重要的、主导性的地位。分析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从公共产品的特征角度而言，公共产品，尤其是普适性强的公共产品，一般具有成本高、规模大、周期长、收益低等特点；对于这类公共产品的供给，市场机制出现失灵，不易将免费搭车者排除在外，难以满足成本——收益对称的市场激励原则，因此，私人企业没有激励或者没有能力来投身于公共产品供给活动。其次，从政府的特征角度而言，政府具有强制性和普遍性，即拥有巨大的“暴力潜能”和动员大量社会资源的能力，同时具有广泛的社会代表性，因此，有能力、有条件来从事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和具有规模经济优势的非盈利公共产品的供给活动。

基于这种理论的支撑，考察世界各主要国家，其巨灾保险的运行无处不存在着政府的影子，而且，在巨灾保险的制度建设中政府功能往往起着重要的主导作用。许多国家通过立法程序将巨灾保险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部分巨灾风险必须进行强制保险，当强制保险和其他辅助补偿方式仍不足以赔偿所有的巨灾损失时，政府有竞任和义务承担不足部分的巨灾赔偿责任。如挪威法律规定山体滑坡、洪水、暴风雨、地震和火山爆发等五种自然灾害作为财产保险的扩展责任，属于强制保险，其保费附加在所有售出的火险保单之中。日本巨灾保险体系也是在政府主导和政府财政支持下运行的。日本政府于1966年颁布地震保险法，要求住宅必须对地震、火山爆发、海啸等自然灾害投保，并逐步建立政府和商业保险公司共同合作的地震保险制度。美国部分州实行强制性的洪水保险。土耳其政府也通过立法，要求所有登记的城市住宅必须投保强制性地震保险，并建立国家巨灾准备金，以降低巨灾导致的政府财务风险。

自1979年起，我国逐步恢复国内保险业务。1980—1995年期间，我国企事业单位的财产保险、机动车辆保险、船舶保险、货物运输保险的责任范围均包含了洪水、地震等巨灾风险，同时，居民家庭财产保险的保障范围中包括了各类巨灾风险。但从1995年开始，我国保险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从控制和防范保险公司经营风险的角度出发，要求保险公司停办地震保险，因此，我国保险业提供的各类企业财产保险和家庭财产保险中均将地震风险列为除外责任。尽管目前国内商业保险公司将部分巨灾事故列为保险责任，但是由于面向的范围较窄，还不足以发挥巨灾保险的功能和作用。因此，在我国巨灾保险体系的建设中，政府既不参与也不干预，完全依赖各个保险公司的意愿经营。随着2008年中国南方雪灾和四川大地震的发生，凸显出了我国巨灾保险制度的缺失，也凸显了政府在巨灾保险体系建设中的缺位。因此，我国建立政府主导下的巨灾保险体系就显得格外迫切。

三、我国基于政府主导的巨灾保险体系建设

(一)分区域建立政策性巨灾保险公司

保险是建立在大数定律基础上的风险分散的重要手段。保险费率的厘定、保险产品的推出必须建立在大量相关数据基础上。巨灾风险也一样。而我国的商业保险公司因经营巨灾风险的时间很短、面很窄，积累的数据根本不能满足这种统计的需要。但政府拥有这种资源，能将分散在各个职能部门的资源和数据加以整合、统计、分析，对我国各个地区的巨灾发生情况作出翔实的调查，形成查询方便快捷、资料完备的数据库，为巨灾保险产品的推出和费率的厘定奠定坚实的基础。同时，政府可以将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加以集中，投入到专门的政策性巨灾保险公司，使其能高效快速地运营和发展壮大。再者，巨灾风险的发生影响面广、损失巨大，而我国商业保险市场和商业保险公司的发展尚不成熟，普遍存在偿付能力不足的问题，如果将巨灾保险的经营分散到众多的商业保险公司，则既不利于偿付能力和道德风险的监管，又不利于灾后快速、合理、充分的理赔。因此，不论从经营巨灾风险的基础条件，还是从巨灾保险业务的监管上，政策性巨灾保险公司都是适合我国目前国情的一种最优选择。应由政府扶持建立数个政策性的巨灾保险公司，将目前商业保险公司正在经营的巨灾保险方面的业务剥离出来交给其专门经营，在经营比较成熟后再完全转向商业化操作。

巨灾保险作为一种产品，保险公司在开发之前一定要有一整套的竞争策略，而首先考虑的就是目标市场的确定，只有确定了目标市场才能根据这一特定市场进行差别化、个性化的产品设计与开发。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地区之间存在着多方面的差异。首先，由于我国国土面积大，东西南北各个地域的气候差异大，各种灾害的发生频率和损失程度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就为设计出能吸引广泛巨灾保险投保人兴趣的产品造成了较大难度。如果不能吸引到足够多的投保人，则巨灾保险产品就失去了可操作性。其次，就是同一风险在不同的地区也会造成差异很大的危害，譬如Z008年发生的雪灾，其对南方和北方造成的危害程度相差悬殊。再者，由于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企业的经营收入和家庭的纯货币收入也大不相同，单位区域内的保险价值也不尽相同。因此，不能用一张综合性保单将所有的巨灾风险都涵盖其中，不能使用一个全国统一的保单和统一的费率，而应根据气象地理特征和经济发展水平将全国划分为不同的风险区域，再针对该区域的具体情况推出巨灾保险产品、厘定产品费率。因此，政策性巨灾保险公司通过这种差异化的目标经营战略，可以满足不同区位和不同经济水平的客户要求，能极大地刺激社会对巨灾保险的需求。

(二)大力拓展再保险市场

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通过再保险在地域上分散风险、扩大承保能力、稳定经营成果。通过再保险，一方面可以将大数定律应用到更广泛的区域内，在全球范围内聚集风险单位，从而使在局部区域内不可保的风险成为可保风险或准可保风险，另一方面可以将巨额风险分散给其他的保险人，从而由众多保险人来共同承担风险。1985年墨西哥大地震、1988年吉尔伯特飓风最后赔偿责任的98%都是由再保险公司承担的。而1992年美国的安德鲁飓风和1990年欧洲冬季狂风灾害赔偿责任的50%以上是由再保险公司承担的。在“9·11”恐怖事件所造成的损失中，60%—70笼的赔偿由全球再保险市场承担。

但从我国再保险的供给看，中国再保险市场规模小，承担风险特别是巨灾风险的能力十分有限。与国际再保险市场和国际再保险公司相比，中国再保险市场和中国再保险公司的整体规模和实力都大为逊色。中国的商业再保险市场是世界上最小的市场之一，它仅占全球市场份额的0.1%。目前我国境内可以参与再保险的承保能力为6亿美元，其中90%以上还需要用于非巨灾风险的一般保险业务的再保险和人身再保险业务。即使全部用于巨灾承保，对于动辄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美元的巨灾损失，承保能力也非常脆弱。因此，政府在建立政策性巨灾保险公司后，大力拓展再保险市场，将风险进一步大范围地分散是发展巨灾保险的迫切任务。

(三)引入巨灾风险债券

巨灾风险债券又称为自然风险债券或保险连结型债券，它以高收益的债券将巨灾风险证券化，把保险公司的风险转移到资本市场，达到风险分散的目的。保险公司通过设立一个特殊目的再保险公司(SPR)来发行巨灾债券。巨灾债券发行后，未来债券本金与债息是否偿还，完全依据“触发事件”是否发生。债券的偿还是附有条件的，一般在债券合同中规定，如果在约定期限内发生“触发”，那么债券持有人将损失部分或全部的本金或利息收入，而作为发行债券的保险公司将获得一笔相应的资金，作为保险理赔的基础。如果在期限内没有发生“触发事件”，保险公司将返还投资者的全部本金，另外还要支付较高的投资回报，作为使用其资金以及承担保险风险的补偿。

美国保险业的成功实践证明，保险业能够将巨灾风险转移到资本市场中，这使保险公司有能力承保巨灾风险，同时它也为资本市场上众多的投资者提供了新的投资品。可以预见，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保险市场和资本市场的进一步融合，巨灾风险证券化的潜能将被进一步释放，从而达到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的目的。具体来说，保险公司将专门负责承保巨灾风险并将风险按损失程度不同划分几类，然后由投资银行将各类巨灾风险证券化，组成不同产品投放于资本市场，最后完全由市场中的投资者承担风险，这样就会在最大范围内分散风险。

发展巨灾债券可以充分发挥保险市场和资本市场的作用，尤其是资本市场“蓄水池”的作用，可以将巨灾风险在资本市场上进一步消化。同时，对于资本市场来说，巨灾债券为之带来了更多的投资选择，因为巨灾风险的发生与否同资本市场的回报率基本上不存在相关关系，将巨灾债券引入非完全市场，可以提高市场效率，投资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投资目标和偏好，构筑成本更低、风险更小的资产组合，这样投资于巨灾债券就能为投资组合带来分散风险的作用。因为在一般的投资组合中，任何一种证券都无法分散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但是巨灾债券却可以，同时它为投资者带来了与风险相匹配的高回报率。这样，重大的风险累积就在保险公司和金融市场间得到了重新优化配置。

(四)实施多样化的救济方式

政策性巨灾保险公司虽然具备政策性的一面，但也同时具备商业性的一面。面对我国巨灾风险造成的巨大损失，巨灾保险的承担能力有限，其并不能完全补偿社会各主体的经济损失。这种巨灾风险融资的缺口，还需要政府救济的补充。长期以来，我国对巨灾风险损失都采用以国家财政为主导的救济，但政府财政仅仅是最低限度地提供灾后救济，而且，救济手段单一，存在很多弊端。主要表现为：第一，政府救济金额很小，惠及面较窄，相对于损失巨大、受灾面很广的巨灾损失如杯水车薪；第二，滋生了人们对政府的依赖，削弱了防灾减损的动机，同时容易产生道德风险；第三，对巨灾保险产生“挤出效应”，降低了社会对巨灾保险的需求欲望。

因此，本文认为，政府要改变以往单一的救济方式，实施多种救济手段。一是直接的资金救济，对遭受到毁灭性打击的家庭和企业，虽然参加了巨灾保险，但保险补偿远不能使其恢复生活和生产，这种情况下政府再提供部分资金，救助家庭于危难之中，帮助企业于破产之境。二是提供优惠贷款，对部分受损较严重的家庭或国家扶持的重要企业，或没有得到巨灾保险保障的对象，政府可以考虑提供一定额度的优惠贷款。如美国联邦政府从1954年开始实施洪水巨灾保险优惠贷款计划，该计划从1966年起获得了推广，使众多的受灾家庭和企业获得了资金支持，起到了积极的经济和社会作用。三是提供保费补贴，基于我国国民的保险意识不强，且很多人确实负担不起巨灾保险费用，政府应在不降低实际巨灾保险费率的情况下，根据本身财力向弱势群体提供巨灾保险保费补贴，以提高巨灾保险的购买力。

四、结语

巨灾风险受灾面广、造成的经济损失重大，而巨灾保险作为巨灾风险管理的一个重要方法，在我国还比较陌生。在我国还不太成熟的保险土壤里，还不能通过纯粹商业化的途径实现巨灾保险的功能。因此，对巨灾风险管理体系和对巨灾损失融资体系的建设必须在政府的主导下展开，只有借助政府强大的管理功能、雄厚的资金实力和较高的信用保障才能推动我国巨灾保险体系快速健康地发展。因此，本文主张通过政府的介入，设立数个政策性的保险公司，对全国的巨灾风险进行集中管理和经营；再通过大力发展再保险和引入巨灾债券，将巨灾风险在国内外更广的范围进行分散，并以多样化的政府救济方式为补充手段。最终形成一个由巨灾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政府、个人和投资者共同分担的巨灾保险体系。

巨灾保险制度范文篇5

关键词：巨灾风险再保险资本市场

据瑞士《Sigma》杂志报道，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无论是全球巨灾的数量还是其破坏程度都呈上升趋势。从1988年起，除1993年和1997年外，全球自然灾害年度损失都在100亿美元以上。2001年，仅美国“911”事件就导致300多亿美元的直接损失。再到2004年年底的印度洋海啸，据全球最大的再保险商慕尼黑再保估计，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00亿欧元，对东南亚国家的旅游业造成的潜在经济损失更是无可估量。近十年来，中国已成为继日本和美国之后的第三个灾害损失最严重的国家。据联合国统计资料，上个世纪全世界五十四个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中，有八个发生在中国。民政部有关资料表明，中国每年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500亿至600亿元人民币，每天都要因此损失1亿多元人民币。但到目前为止，我国许多自然灾害仍未列入保险责任范围，因此建立专门的巨灾保险制度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我国巨灾风险形势严峻

巨灾风险通常是指突发性的、无法预料、无法避免且危害特别严重的如地震、飓风、海啸、洪水等所引发的灾难性事故。作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自然灾害损失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我国70%以上的大城市、半数以上人口、75%的工农业产值，分布在气象、地征、地质和海洋等灾害严重的地区，灾害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影响非常严重。我国南部洪涝灾害较往年偏重，而伴随着洪涝灾害又发生了局部性山洪、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灾害;局部地区如海南、云南、内蒙古中西部、宁夏中北部等地的旱灾为近年所罕见;台风登陆多，时间、地点比较集中，造成损失较大。2005年台风多次登陆我国大陆，2007年我国遭遇几十年不遇雪灾，损失严重。

随着经济的发展，由于人为因素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巨灾风险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增加了。同时由于我国百姓保险意识薄弱，国家灾害防御体系差，导致整体防灾能力弱，所以我国巨灾风险形势十分严峻。

二、我国巨灾经济损失补偿机制具有一定局限性

面对日益严重的巨灾损失，我国的补偿方式主要包括社会捐助、国际支援、财政补偿和保险补偿四种。其中前两种方式完全出自于援助方的自愿且受其经济力量、觉悟或道义感以及与受援助方的关系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难以控制，而财政补偿和保险补偿两种方式则构成我国巨灾补偿机制的主体。目前，这两种补偿方式在我国应用时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和动向。

（一）国家财政对巨灾的资金补偿能力有限

财政补偿的基金主要来源于政府的财政收入，也构成了我国巨灾损失传统的资金补偿来源。但是，我国作为一个经济还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政府的财政收入总量是很有限的，由财政预算安排的灾害救济支出只是财政支出计划中的一小部分。在巨灾发生时，财政预算安排的救灾基金相对于灾害所造成的损失只是杯水车薪。当然，在实践中政府财政的救灾支出可能超过该项目的预算安排，但由于财政其他支出项目具有很强的刚性，财政赤字在数量上又要受到经济稳定目标的制约，财政实际用于巨灾补偿的支出占巨灾损失的比重还是相当低的。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国家财政提供的自然灾害救济款平均每年只有9.35亿元，只相当于灾害损失的1.35%。20世纪90年代国家财政提供的自然灾害救济款平均每年只有18亿元左右，只相当于灾害损失的1.8%左右。可见，当巨灾发生时，依靠国家财政救济支出对灾害损失的补偿程度是比较低的。

（二）传统巨灾再保险方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在国际保险市场上，传统再保险业务通常也可以起到巨灾损失的补偿责任。但是，我国保险业起步较晚，对灾害保障能力十分有限。以现有的承保能力以及常规的发展预测来看，要想独立承担此重任显然力不从心。2003年我国11家财产保险公司(人保控股、太平洋、平安、中华联合、天安、大地、太平、华泰、大众、华安、永安)的资本金与公积金的总和为277134亿元，按照我国2002年修订并开始实施的《保险法》第条之规定“经99营财产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当年自留保险费，不得超过其实有资本金公积金和的四倍”与第100条之规定“保险公司对每一危险单位，即对一次事故可能造成最大损失范围所承担的责任，不得超过其实有资本金公积金总和的百分之十”，粗略计算，目前我国财产保险的承保能力约为1109亿元，对于每一危险单位的最大保障能力为27亿元，而近十年我国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约为年均2000亿元，承保能力只占到我国全年灾害损失金额的一半;同时仅2003年就有两起自然灾害超过30亿元，国内承保能力严重不足。如果试图通过国际保险市场进行巨灾再保险业务，则不得不承受价格偏高的后果。主要原因在于，近年来许多国际再保险公司宣布不再承保或收缩其巨灾再保险业务，国际再保险市场也同样面临承保能力不足的窘境。

三、我国建立巨灾保险制度的基本思路、原则和政策

建立完善的巨灾保险制度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巨灾保险因其风险的集中性和损失的巨大性，仅凭保险公司商业运作无法承担。因此，政府政策支持对巨灾保险发展有重要意义。因此，笔者认为，首先，应当明确政府主导的基本思路，国家应当设立专门的机构，协调和推动我国巨灾保险制度建设工作；其次，应当投入和配给一定的公共资源，这种资源包括资金和政策，各级财政均应当对巨灾保险制度的建设予以一定的资金投入，建立巨灾保险的后备基金，同时，对于经营巨灾保险的单位予以税收减免政策，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巨灾保险制度建设。

（一）加快研究确定我国巨灾保险制度建设规划。

巨灾保险制度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和复杂的工程，而绝不仅仅是一个巨灾保险产品的开发和推出。从国外的经验看，巨灾保险制度的内涵十分宽广，它既涉及经济领域，也涉及法律领域；既包含了强制保险，也包涵商业保险；既需要政府部门的引导和推动，也要有税收政策的鼓励；既需要商业保险公司的积极参与，还需要财政资金的支持；不仅涉及保险市场领域，还涉及资本市场领域。这些内涵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交错、相互影响。因此，国家需要尽快研究确定我国巨灾保险制度建设的整体规划，通过规划明确制度建设的总体框架，包括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总体要求、体系结构和内容、各个子体系之间的关系以及推进的步骤、措施与安排等。通过建设规划能够进一步明确职责，协调各个方面的力量，确保巨灾保险制度建设有序、协同推进。

（二）加大政府对于巨灾保险制度的投入和参与。

巨灾保险制度的建设离不开政府的投入和参与，而投入并不仅仅局限于财政资金，更多的应当是一些非资金形式的公共资源。因此，政府除了要加大风险意识教育和宣传力度外，更需要通过一定的行政手段推动巨灾保险的推广与普及。具体讲，对于一些财政资金项目，国有资产应当强制要求办理巨灾保险；对于银行贷款项目，应当在贷款合同中明确巨灾风险管理问题；对于高风险区域，应制定更加具体的巨灾风险管理办法。同时，巨灾保险制度的建设需要法律保证，因此要加快我国的巨灾保险法律体系的建设，尽快制定颁布《地震保险法》、《洪水保险法》等。另外，解决巨灾风险的一个核心问题是资金，政府应统筹解决资金问题，一方面可以通过强制巨灾保险和商业保险等方式聚集资金，另一方面应当在各级财政中，按照一定的比例和规则，逐步建立巨灾保险基金。

（三）加快金融体制改革，为巨灾保险制度建设创造条件。

在我国的巨灾保险制度建设过程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巨大的需求与有限的供给之间的矛盾。从国外的经验看，巨灾风险证券化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有效手段。国际资本市场的规模高达60兆美元，远远高于保险市场，因此，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人们就开始利用巨灾风险证券化技术，通过资本市场化解巨灾风险，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我国也应当学习和借鉴这些先进的技术和经验。第一步可以以政府的巨灾保险基金为载体，发行国家地震债券，将巨灾风险转移到资本市场，实现更大范围的风险分散，解决巨灾风险化解过程中的资金制约问题。另一方面，推出巨灾债券，对于完善资本市场的产品结构、实现投资风险管理提供了途径和可能。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存在的一个重要风险是系统风险，而与自然灾害风险关联的巨灾债券，能够实现与传统资本市场系统风险的对冲，为投资组合技术的实施提供了产品环境。目前，国家有关部门应当研究和解决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与创新问题，只有解决了制度和环境方面的制约因素，巨灾保险的创新与发展才有基础和保证。

（四）加强巨灾保险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巨灾风险和巨灾保险的性质决定了人们应当学会在技术和经济两个方面思考和解决巨灾风险管理问题。技术层面主要是巨灾风险成因研究以及预警系统建设方面，需要更大范围的国际合作，需要各国政府和科学研究工作者的合作。例如国际减灾十年的活动，就是通过这一活动推动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同时，各国的保险业人士也应当加强在巨灾风险化解方面的研究与合作，特别是交流在巨灾保险制度建设方面的经验和技术。经济层面则是巨灾风险的化解最终还是体现为资金。保险经营的经济学基础是大数法则，因此，化解巨灾风险不能仅仅局限于一个国家的范围，应当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实现一种风险的分散与平衡。首先应当充分利用国际再保险机制，通过与国际再保险业的交流与合作，利用国际再保险渠道实现更大范围的风险分散。其次，应当注意利用国际资本市场，通过巨灾风险证券化技术，将我国的巨灾风险向国际资本市场转移，实现更广领域的风险分散。

参考文献

[1]卓志，保险经营风险防范机制研究[M]，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2]AlexanderMurmann，“PricingCatastropheInsuranceDerivatives”[J].TheWhartonSchool，2001(6):264-269.

[3]王和，对建立我国巨灾保险制度的思考[J]，中国金融，2005年第7期

巨灾保险制度范文篇6

关键词：巨灾风险再保险资本市场

据瑞士《Sigma》杂志报道，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无论是全球巨灾的数量还是其破坏程度都呈上升趋势。从1988年起，除1993年和1997年外，全球自然灾害年度损失都在100亿美元以上。2001年，仅美国“911”事件就导致300多亿美元的直接损失。再到2004年年底的印度洋海啸，据全球最大的再保险商慕尼黑再保估计，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00亿欧元，对东南亚国家的旅游业造成的潜在经济损失更是无可估量。近十年来，中国已成为继日本和美国之后的第三个灾害损失最严重的国家。据联合国统计资料，上个世纪全世界五十四个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中，有八个发生在中国。民政部有关资料表明，中国每年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500亿至600亿元人民币，每天都要因此损失1亿多元人民币。但到目前为止，我国许多自然灾害仍未列入保险责任范围，因此建立专门的巨灾保险制度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我国巨灾风险形势严峻

巨灾风险通常是指突发性的、无法预料、无法避免且危害特别严重的如地震、飓风、海啸、洪水等所引发的灾难性事故。作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自然灾害损失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我国70%以上的大城市、半数以上人口、75%的工农业产值，分布在气象、地征、地质和海洋等灾害严重的地区，灾害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影响非常严重。我国南部洪涝灾害较往年偏重，而伴随着洪涝灾害又发生了局部性山洪、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灾害;局部地区如海南、云南、内蒙古中西部、宁夏中北部等地的旱灾为近年所罕见;台风登陆多，时间、地点比较集中，造成损失较大。2005年台风多次登陆我国大陆，2007年我国遭遇几十年不遇雪灾，损失严重。

随着经济的发展，由于人为因素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巨灾风险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增加了。同时由于我国百姓保险意识薄弱，国家灾害防御体系差，导致整体防灾能力弱，所以我国巨灾风险形势十分严峻。

二、我国巨灾经济损失补偿机制具有一定局限性

面对日益严重的巨灾损失，我国的补偿方式主要包括社会捐助、国际支援、财政补偿和保险补偿四种。其中前两种方式完全出自于援助方的自愿且受其经济力量、觉悟或道义感以及与受援助方的关系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难以控制，而财政补偿和保险补偿两种方式则构成我国巨灾补偿机制的主体。目前，这两种补偿方式在我国应用时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和动向。

（一）国家财政对巨灾的资金补偿能力有限

财政补偿的基金主要来源于政府的财政收入，也构成了我国巨灾损失传统的资金补偿来源。但是，我国作为一个经济还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政府的财政收入总量是很有限的，由财政预算安排的灾害救济支出只是财政支出计划中的一小部分。在巨灾发生时，财政预算安排的救灾基金相对于灾害所造成的损失只是杯水车薪。当然，在实践中政府财政的救灾支出可能超过该项目的预算安排，但由于财政其他支出项目具有很强的刚性，财政赤字在数量上又要受到经济稳定目标的制约，财政实际用于巨灾补偿的支出占巨灾损失的比重还是相当低的。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国家财政提供的自然灾害救济款平均每年只有9.35亿元，只相当于灾害损失的1.35%。20世纪90年代国家财政提供的自然灾害救济款平均每年只有18亿元左右，只相当于灾害损失的1.8%左右。可见，当巨灾发生时，依靠国家财政救济支出对灾害损失的补偿程度是比较低的。

（二）传统巨灾再保险方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在国际保险市场上，传统再保险业务通常也可以起到巨灾损失的补偿责任。但是，我国保险业起步较晚，对灾害保障能力十分有限。以现有的承保能力以及常规的发展预测来看，要想独立承担此重任显然力不从心。2003年我国11家财产保险公司(人保控股、太平洋、平安、中华联合、天安、大地、太平、华泰、大众、华安、永安)的资本金与公积金的总和为277134亿元，按照我国2002年修订并开始实施的《保险法》第条之规定“经99营财产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当年自留保险费，不得超过其实有资本金公积金和的四倍”与第100条之规定“保险公司对每一危险单位，即对一次事故可能造成最大损失范围所承担的责任，不得超过其实有资本金公积金总和的百分之十”，粗略计算，目前我国财产保险的承保能力约为1109亿元，对于每一危险单位的最大保障能力为27亿元，而近十年我国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约为年均2000亿元，承保能力只占到我国全年灾害损失金额的一半;同时仅2003年就有两起自然灾害超过30亿元，国内承保能力严重不足。如果试图通过国际保险市场进行巨灾再保险业务，则不得不承受价格偏高的后果。主要原因在于，近年来许多国际再保险公司宣布不再承保或收缩其巨灾再保险业务，国际再保险市场也同样面临承保能力不足的窘境。

三、我国建立巨灾保险制度的基本思路、原则和政策

建立完善的巨灾保险制度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巨灾保险因其风险的集中性和损失的巨大性，仅凭保险公司商业运作无法承担。因此，政府政策支持对巨灾保险发展有重要意义。因此，笔者认为，首先，应当明确政府主导的基本思路，国家应当设立专门的机构，协调和推动我国巨灾保险制度建设工作；其次，应当投入和配给一定的公共资源，这种资源包括资金和政策，各级财政均应当对巨灾保险制度的建设予以一定的资金投入，建立巨灾保险的后备基金，同时，对于经营巨灾保险的单位予以税收减免政策，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巨灾保险制度建设。

（一）加快研究确定我国巨灾保险制度建设规划。

巨灾保险制度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和复杂的工程，而绝不仅仅是一个巨灾保险产品的开发和推出。从国外的经验看，巨灾保险制度的内涵十分宽广，它既涉及经济领域，也涉及法律领域；既包含了强制保险，也包涵商业保险；既需要政府部门的引导和推动，也要有税收政策的鼓励；既需要商业保险公司的积极参与，还需要财政资金的支持；不仅涉及保险市场领域，还涉及资本市场领域。这些内涵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交错、相互影响。因此，国家需要尽快研究确定我国巨灾保险制度建设的整体规划，通过规划明确制度建设的总体框架，包括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总体要求、体系结构和内容、各个子体系之间的关系以及推进的步骤、措施与安排等。通过建设规划能够进一步明确职责，协调各个方面的力量，确保巨灾保险制度建设有序、协同推进。

（二）加大政府对于巨灾保险制度的投入和参与。

巨灾保险制度的建设离不开政府的投入和参与，而投入并不仅仅局限于财政资金，更多的应当是一些非资金形式的公共资源。因此，政府除了要加大风险意识教育和宣传力度外，更需要通过一定的行政手段推动巨灾保险的推广与普及。具体讲，对于一些财政资金项目，国有资产应当强制要求办理巨灾保险；对于银行贷款项目，应当在贷款合同中明确巨灾风险管理问题；对于高风险区域，应制定更加具体的巨灾风险管理办法。同时，巨灾保险制度的建设需要法律保证，因此要加快我国的巨灾保险法律体系的建设，尽快制定颁布《地震保险法》、《洪水保险法》等。另外，解决巨灾风险的一个核心问题是资金，政府应统筹解决资金问题，一方面可以通过强制巨灾保险和商业保险等方式聚集资金，另一方面应当在各级财政中，按照一定的比例和规则，逐步建立巨灾保险基金。

（三）加快金融体制改革，为巨灾保险制度建设创造条件。

在我国的巨灾保险制度建设过程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巨大的需求与有限的供给之间的矛盾。从国外的经验看，巨灾风险证券化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有效手段。国际资本市场的规模高达60兆美元，远远高于保险市场，因此，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人们就开始利用巨灾风险证券化技术，通过资本市场化解巨灾风险，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我国也应当学习和借鉴这些先进的技术和经验。第一步可以以政府的巨灾保险基金为载体，发行国家地震债券，将巨灾风险转移到资本市场，实现更大范围的风险分散，解决巨灾风险化解过程中的资金制约问题。另一方面，推出巨灾债券，对于完善资本市场的产品结构、实现投资风险管理提供了途径和可能。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存在的一个重要风险是系统风险，而与自然灾害风险关联的巨灾债券，能够实现与传统资本市场系统风险的对冲，为投资组合技术的实施提供了产品环境。目前，国家有关部门应当研究和解决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与创新问题，只有解决了制度和环境方面的制约因素，巨灾保险的创新与发展才有基础和保证。

（四）加强巨灾保险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巨灾风险和巨灾保险的性质决定了人们应当学会在技术和经济两个方面思考和解决巨灾风险管理问题。技术层面主要是巨灾风险成因研究以及预警系统建设方面，需要更大范围的国际合作，需要各国政府和科学研究工作者的合作。例如国际减灾十年的活动，就是通过这一活动推动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同时，各国的保险业人士也应当加强在巨灾风险化解方面的研究与合作，特别是交流在巨灾保险制度建设方面的经验和技术。经济层面则是巨灾风险的化解最终还是体现为资金。保险经营的经济学基础是大数法则，因此，化解巨灾风险不能仅仅局限于一个国家的范围，应当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实现一种风险的分散与平衡。首先应当充分利用国际再保险机制，通过与国际再保险业的交流与合作，利用国际再保险渠道实现更大范围的风险分散。其次，应当注意利用国际资本市场，通过巨灾风险证券化技术，将我国的巨灾风险向国际资本市场转移，实现更广领域的风险分散。

参考文献：

[1]卓志，保险经营风险防范机制研究[M]，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2]AlexanderMurmann，“PricingCatastropheInsuranceDerivatives”[J].TheWhartonSchool，2001(6):264-269

[3]王和，对建立我国巨灾保险制度的思考[J]，中国金融，2005年第7期

巨灾保险制度范文篇7

巨灾风险通常是指突发性的、无法预料、无法避免且危害特别严重的如地震、飓风、海啸、洪水等所引发的灾难性事故。作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自然灾害损失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我国70%以上的大城市、半数以上人口、75%的工农业产值，分布在气象、地征、地质和海洋等灾害严重的地区，灾害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影响非常严重。我国南部洪涝灾害较往年偏重，而伴随着洪涝灾害又发生了局部性山洪、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灾害;局部地区如海南、云南、内蒙古中西部、宁夏中北部等地的旱灾为近年所罕见;台风登陆多，时间、地点比较集中，造成损失较大。2005年台风多次登陆我国大陆，2007年我国遭遇几十年不遇雪灾，损失严重。

随着经济的发展，由于人为因素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巨灾风险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增加了。同时由于我国百姓保险意识薄弱，国家灾害防御体系差，导致整体防灾能力弱，所以我国巨灾风险形势十分严峻。

二、我国巨灾经济损失补偿机制具有一定局限性

面对日益严重的巨灾损失，我国的补偿方式主要包括社会捐助、国际支援、财政补偿和保险补偿四种。其中前两种方式完全出自于援助方的自愿且受其经济力量、觉悟或道义感以及与受援助方的关系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难以控制，而财政补偿和保险补偿两种方式则构成我国巨灾补偿机制的主体。目前，这两种补偿方式在我国应用时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和动向。

（一）国家财政对巨灾的资金补偿能力有限

财政补偿的基金主要来源于政府的财政收入，也构成了我国巨灾损失传统的资金补偿来源。但是，我国作为一个经济还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政府的财政收入总量是很有限的，由财政预算安排的灾害救济支出只是财政支出计划中的一小部分。在巨灾发生时，财政预算安排的救灾基金相对于灾害所造成的损失只是杯水车薪。当然，在实践中政府财政的救灾支出可能超过该项目的预算安排，但由于财政其他支出项目具有很强的刚性，财政赤字在数量上又要受到经济稳定目标的制约，财政实际用于巨灾补偿的支出占巨灾损失的比重还是相当低的。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国家财政提供的自然灾害救济款平均每年只有9.35亿元，只相当于灾害损失的1.35%。20世纪90年代国家财政提供的自然灾害救济款平均每年只有18亿元左右，只相当于灾害损失的1.8%左右。可见，当巨灾发生时，依靠国家财政救济支出对灾害损失的补偿程度是比较低的。

（二）传统巨灾再保险方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在国际保险市场上，传统再保险业务通常也可以起到巨灾损失的补偿责任。但是，我国保险业起步较晚，对灾害保障能力十分有限。以现有的承保能力以及常规的发展预测来看，要想独立承担此重任显然力不从心。2003年我国11家财产保险公司(人保控股、太平洋、平安、中华联合、天安、大地、太平、华泰、大众、华安、永安)的资本金与公积金的总和为277134亿元，按照我国2002年修订并开始实施的《保险法》第条之规定“经99营财产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当年自留保险费，不得超过其实有资本金公积金和的四倍”与第100条之规定“保险公司对每一危险单位，即对一次事故可能造成最大损失范围所承担的责任，不得超过其实有资本金公积金总和的百分之十”，粗略计算，目前我国财产保险的承保能力约为1109亿元，对于每一危险单位的最大保障能力为27亿元，而近十年我国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约为年均2000亿元，承保能力只占到我国全年灾害损失金额的一半;同时仅2003年就有两起自然灾害超过30亿元，国内承保能力严重不足。如果试图通过国际保险市场进行巨灾再保险业务，则不得不承受价格偏高的后果。主要原因在于，近年来许多国际再保险公司宣布不再承保或收缩其巨灾再保险业务，国际再保险市场也同样面临承保能力不足的窘境。

三、我国建立巨灾保险制度的基本思路、原则和政策

建立完善的巨灾保险制度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巨灾保险因其风险的集中性和损失的巨大性，仅凭保险公司商业运作无法承担。因此，政府政策支持对巨灾保险发展有重要意义。因此，笔者认为，首先，应当明确政府主导的基本思路，国家应当设立专门的机构，协调和推动我国巨灾保险制度建设工作；其次，应当投入和配给一定的公共资源，这种资源包括资金和政策，各级财政均应当对巨灾保险制度的建设予以一定的资金投入，建立巨灾保险的后备基金，同时，对于经营巨灾保险的单位予以税收减免政策，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巨灾保险制度建设。

（一）加快研究确定我国巨灾保险制度建设规划。

巨灾保险制度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和复杂的工程，而绝不仅仅是一个巨灾保险产品的开发和推出。从国外的经验看，巨灾保险制度的内涵十分宽广，它既涉及经济领域，也涉及法律领域；既包含了强制保险，也包涵商业保险；既需要政府部门的引导和推动，也要有税收政策的鼓励；既需要商业保险公司的积极参与，还需要财政资金的支持；不仅涉及保险市场领域，还涉及资本市场领域。这些内涵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交错、相互影响。因此，国家需要尽快研究确定我国巨灾保险制度建设的整体规划，通过规划明确制度建设的总体框架，包括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总体要求、体系结构和内容、各个子体系之间的关系以及推进的步骤、措施与安排等。通过建设规划能够进一步明确职责，协调各个方面的力量，确保巨灾保险制度建设有序、协同推进。

（二）加大政府对于巨灾保险制度的投入和参与。

巨灾保险制度的建设离不开政府的投入和参与，而投入并不仅仅局限于财政资金，更多的应当是一些非资金形式的公共资源。因此，政府除了要加大风险意识教育和宣传力度外，更需要通过一定的行政手段推动巨灾保险的推广与普及。具体讲，对于一些财政资金项目，国有资产应当强制要求办理巨灾保险；对于银行贷款项目，应当在贷款合同中明确巨灾风险管理问题；对于高风险区域，应制定更加具体的巨灾风险管理办法。同时，巨灾保险制度的建设需要法律保证，因此要加快我国的巨灾保险法律体系的建设，尽快制定颁布《地震保险法》、《洪水保险法》等。另外，解决巨灾风险的一个核心问题是资金，政府应统筹解决资金问题，一方面可以通过强制巨灾保险和商业保险等方式聚集资金，另一方面应当在各级财政中，按照一定的比例和规则，逐步建立巨灾保险基金。

（三）加快金融体制改革，为巨灾保险制度建设创造条件。

在我国的巨灾保险制度建设过程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巨大的需求与有限的供给之间的矛盾。从国外的经验看，巨灾风险证券化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有效手段。国际资本市场的规模高达60兆美元，远远高于保险市场，因此，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人们就开始利用巨灾风险证券化技术，通过资本市场化解巨灾风险，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我国也应当学习和借鉴这些先进的技术和经验。第一步可以以政府的巨灾保险基金为载体，发行国家地震债券，将巨灾风险转移到资本市场，实现更大范围的风险分散，解决巨灾风险化解过程中的资金制约问题。另一方面，推出巨灾债券，对于完善资本市场的产品结构、实现投资风险管理提供了途径和可能。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存在的一个重要风险是系统风险，而与自然灾害风险关联的巨灾债券，能够实现与传统资本市场系统风险的对冲，为投资组合技术的实施提供了产品环境。目前，国家有关部门应当研究和解决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与创新问题，只有解决了制度和环境方面的制约因素，巨灾保险的创新与发展才有基础和保证。

（四）加强巨灾保险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巨灾风险和巨灾保险的性质决定了人们应当学会在技术和经济两个方面思考和解决巨灾风险管理问题。技术层面主要是巨灾风险成因研究以及预警系统建设方面，需要更大范围的国际合作，需要各国政府和科学研究工作者的合作。例如国际减灾十年的活动，就是通过这一活动推动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同时，各国的保险业人士也应当加强在巨灾风险化解方面的研究与合作，特别是交流在巨灾保险制度建设方面的经验和技术。经济层面则是巨灾风险的化解最终还是体现为资金。保险经营的经济学基础是大数法则，因此，化解巨灾风险不能仅仅局限于一个国家的范围，应当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实现一种风险的分散与平衡。首先应当充分利用国际再保险机制，通过与国际再保险业的交流与合作，利用国际再保险渠道实现更大范围的风险分散。其次，应当注意利用国际资本市场，通过巨灾风险证券化技术，将我国的巨灾风险向国际资本市场转移，实现更广领域的风险分散。

[论文关键词]巨灾风险再保险资本市场

[论文摘要]2004年发生的印度洋海啸，2007年我国发生的几十年不遇的雪灾，将低概率的巨灾问题推到了全球关注的前沿。虽然这些灾害发生概率极低，预测难度大，但一旦爆发，总会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建立巨灾风险的分散机制并充分发挥其作用，不但可以促进全社会协调稳定发展，凸显出保险的“社会稳定器”作用，还有利于保险业良好社会形象的建立，极大地推动保险业的全面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卓志，保险经营风险防范机制研究[M]，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2]AlexanderMurmann，“PricingCatastropheInsuranceDerivatives”[J].TheWhartonSchool，2001(6):264-269.

[3]王和，对建立我国巨灾保险制度的思考[J]，中国金融，2005年第7期

巨灾保险制度范文篇8

巨灾是指对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特别巨大的破坏损失，对区域或国家经济社会产生严重影响的自然灾害事件。这里的自然灾害主要包括：地震与海啸、特大洪水、特大风暴潮。

巨灾保险是指对因发生地震、飓风、海啸、洪水等自然灾害，可能造成巨大财产损失和严重人员伤亡的风险，通过保险形式，分散风险。

巨灾保险体系是发挥商业保险公司在巨灾风险管理中的作用，建立以政府为主导、市场为辅助的全社会广泛参与的多层次、多支柱的巨灾保险及风险处置体系，以实现多方共担风险。

二、我国巨灾保险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我国巨灾保险存在的问题

1.投保率低，保险覆盖面积小。

由于人们的保险意识还比较薄弱，而且受到经济条件的限制，所以参保的个人和企业较少，这就导致投保率低，保险覆盖面积小。

2.从保险产品的角度看。

对于寿险的意外险而言，未将因地震引发的保险事故列入除外责任条款，所以赔付情况较好，而对于财产险的家财险和企财险产品，并不包含地震责任，少数特约的地震险往往是以主要合同的附加险形式出现，且收费较高。而且，针对巨灾风险的农业保险也处于不断萎缩的状态。

3.巨灾风险有效承保能力严重不足，巨灾损失理赔额偏低

我国巨灾风险处置的现状是巨灾风险有效承保能力严重不足，商业保险还没有成为自然灾害风险补偿的重要手段，重大自然灾害中保险赔付率低，仅有少部分灾害事故损失能够通过保险获得补偿。如年初的雨雪冰冻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111亿元，保险业已给付赔款约50亿元，保险赔款占损失金额的4.5%；汶川地震截至6月28日，导致四川省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截至7月12日，保险公司已赔付保险金3.86亿元，预付保险金1.16亿元，保险赔款仅占损失金额的0.5‰。

（二）导致巨灾保险体系难以有效建立的原因

1.缺乏法律支持。

目前我国公民巨灾保险意识普遍较弱，强制性的保险法律制度也相对薄弱，使巨灾保险在推进过程中缺乏法律支持。从国际巨灾保险的成功经验看，为了确保巨灾保险的覆盖面，包括美国、日本等一些国家和地区都采用了一定程度的法律强制性保险制度，而我国目前尚缺乏相应的法规。

2.缺乏经营技术和水平。

经营巨灾保险涉及地质、地理、气象、土木工程等多学科的专业技术知识，技术门槛和投入成本相对较高。目前，我国保险公司对培训巨灾保险专业技术人才的投入力度还比较欠缺，保险公司无法对地震、风暴、洪水、冰雪等自然灾害可能造成的损失进行相对准确的衡量和把握，致使保险公司无法开发、设计出种类丰富的巨灾保险产品，对经营巨灾保险业务采取谨慎保守的态度。

3.缺乏相应的管理制度。

目前，我国尚未建立应对巨灾事故的保险制度，应对巨灾风险的职能机构分散，相互间的沟通协调存在很大障碍，且保险公司巨灾风险责任没有与一般风险责任加以区分，对保险费率的厘定未考虑风险事件发生的概率和损失程度，政府对巨灾保险的保费连同其他保费一起征收营业税与所得税，巨灾保险管理缺乏有效的政策保障和积累制度。再保险制度也还未完善，仅靠其自身的偿还能力根本无法解决巨灾保险的问题。

三、国外构建巨灾保险体系的经验

（一）美国

美国和中国的自然环境比较类似，对于巨灾损失分担，美国政府采取积极的态度，通过税收、财政补贴等方式去分担巨灾损失。比如，美国国会分别在1956年和1973年通过了《联邦洪水保险法》和《洪水灾害防御法》，提出了关于洪水保险的详尽计划，将洪水保险作为重要的救灾措施，并规定计划由全国洪水保险人协会具体管理；1938年，美国建立了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FCIC），为超过农场主控制能力的自然情况引起的全部损失提供保障。

（二）日本

作为地震多发国，日本早在1966年就制定了《地震保险法》，并根据这一法律逐步创立了拥有自己特色的地震保险制度。日本地震保险制度的特点是：企业地震保险由保险公司提供；家庭地震保险则由保险公司和政府共同参与。

（三）新西兰

新西兰对地震风险的应对体系由三部分组成，包括地震委员会、保险公司和保险协会，分属政府机构、商业机构和社会机构。新西兰巨灾保险的核心是风险分散机制。首先，当巨灾事件发生后，先由地震委员会支付两亿新元；其次，如果地震委员会支付的两亿新元难以弥补损失，则启动再保险方案。

四、我国巨灾保险体系的构建

中国的自然灾害损失基本上在政府和受灾者间分摊，其中政府在制度上扮演了风险第一承担者的角色。目前亟需建立由政府、商业保险机构和行业互助组织共同参与的巨灾保险体系，其结构如图1所示。

（一）灾前预防机制

1.从政府的角度。

目前，我国每当巨灾发生后，政府都成为了风险第一承担者，但这并不有利于政府资源的有效利用。所以政府应协调各方力量，合理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建立和完善巨灾保险制度。

（1）设立国家地震及巨灾保险制度，制定一部有关巨灾保险的法律、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从而确立巨灾保险的政策性地位，明确巨灾保险的政策性保险地位和巨灾保险的强制性，规定各商业性保险公司把地震、洪水、冰雪、台风等列为综合性保险的承保责任。同时，国家应对巨灾保险的保费收入免征营业税和所得税。

（2）建立一套激励约束机制，鼓励公众参与地震保险。比如对地震保险保费提供适当的财政补贴，对地震保险保费提供税前扣除优惠，对采取抗震防灾的保险标的提供费率折扣，对申请国家财政信贷支持的项目可考虑要求投保地震保险等。

（3）加大科技投入，整合地震、地质、水利、海洋等各方面力量，研究各种自然灾害之间的联系及巨灾分布规律与发生条件，提高巨灾监测、预测、预报水平；开展全国巨灾风险调查，进行风险评估；建立并不断完善巨灾预警、防御体系。

2.从保险公司的角度。

因为保险公司在核保、核赔、定价等方面的技术优势无疑能为巨灾风险管理提供更好的技术保障，所以建立巨灾风险管理机制需要商业保险公司的大力参与。

（1）大力开发关于巨灾风险的保险产品，比如寿险可以开发重大自然灾害意外伤害保险产品；财产险可以开发专门针对巨灾风险的巨灾保险产品。

（2）对于不同的险种可采用不同的运作模式。例如：家庭财产巨灾保险可以采用以政府统筹为主、商业保险为辅的政策性保险模式，由政府对居民家庭财产提供基本的保险保障，对于超过基本保障额度以上的家庭财产保险可由商业保险提供，政府可对购买巨灾商业保险的居民进行补贴；企业财产巨灾保险可以采用以商业保险为主、政府间接参与的模式。

（3）从承保方面来说，可以采用地理承保方式，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对保险标的进行风险评估和损失分析，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情况、保险业的偿付能力以及巨灾的出险频率、损失程度来厘定承保条件和费率。比如，制定一个基础费率，以基础为前提，根据自然灾害频发的地区和发生频率来调整费率。具体到地震险的保险费率可根据房屋的抗震水平差别对待，不同的抗震标准享受不同的保费优惠政策，从而加强当地的防震措施。总之，可以选择一个或者几个巨灾风险在经济发达地区先行试点，慢慢积累经验。

（4）从理赔角度来说，应做好一些基础性的技术工作，比如建立巨灾损失模型，有了这些信息资料后，就可以制定更科学的理赔标准。对于巨灾保险来说，在出险后，还应灵活运用理赔标准，必要时可以采取通融赔付。

（5）保险公司可以将巨灾准备金列入成本进行核算，从而便于形成积累和公司财务状况的长期稳定。

（6）建立巨灾共保体。单独一家商业保险公司是无法抵御巨灾损失的，所以保险公司应联合起来，组成巨灾共保体，共同承担巨灾风险。当然，共保体的经营需要政府的财政支持和税收优惠，并且必须在国际市场购买商业再保险。

3.从再保险的角度。

再保险既要履行社会管理职能，更要发挥向全球分散风险的制度和技术优势。再保险作为保险的保险，是一个国家保险业发展水平的标志。

应建立巨灾保险的再保险体系，利用再保险扩大巨灾保险计划的承保能力。再保险的基本功能是保险公司出于控制损失、稳定业务经营、扩大承保能力、增加业务量、有利于改善经营的需要而形成的一种保险机制。积极培育发展国内再保险公司，大力培育专业再保险经纪公司，活跃再保险市场。同时，应进一步开放我国保险市场，引进资金实力雄厚、业务技术精湛、经营经验丰富的国际知名再保险公司和组织，构建商业再保险和国家再保险相结合的、多层级的地震风险分担机制。这种分担机制包括国内保险业承保地震风险，向商业再保险公司分保，由国内外商业再保险公司作为再保险主体；对于超过再保险公司承保能力以上的部分，由政府管理的地震风险基金提供再保险。

4.巨灾债券。

发行巨灾债券，分散保险在金融市场上的风险。巨灾债券是一种场外交易的债权衍生品，是保险公司或者再保险公司通过直接发行公司债券、利用债券市场来分散风险的风险证券化形式。通过巨灾债券可将巨灾风险转移给资本市场的投资者，增强社会危机处理能力，增强保险公司的承保能力。

5.巨灾风险基金。

建立巨灾风险基金。其资金来源可以从四条渠道筹集：一是通过国家财政，每年按照当年GDP的一定比例直接拨付，此项拨付应该优于其他需要；二是商业保险公司，从每年收取的保费中按一定比例提取，提取的部分可以参照保险保障基金的方法进行管理；三是利用财政拨付和从保险公司提取的资金进行投资，以促进资金的保值增值，该部分资金的投资宜集中于低风险甚至无风险的领域，诸如国债、企业债券以及其他低风险的金融衍生产品；四是国家可以利用财税杠杆，实施减税政策，降低现行保险公司的营业税税率或者对巨灾险部分不征或减征营业税。

（二）灾后救助的补充形式

建立社会救助制度，当发生巨灾风险时，充分利用社会救济途径募集资金，用于灾民安置、灾后重建等。社会救助有两种途径为灾区筹集救助资金：

1.企业、事业单位、各种社会团体、组织、个人通过自愿的方式向灾区民众进行捐款，这应该是社会救济的主要方式。

2.可以发行赈灾福利，将所募集资金捐献给灾区。

社会救济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可以增强社会主体的社会责任感；另一方面也是建立巨灾保险体系时不可忽视的社会救济的力量。

巨灾来临，遭受损失的主要是公民个人的生命安全和财产以及社会团体和企业的财产。而这些受灾群体又恰好是投保主体，因而巨灾保险体系的健康运行也对投保主体提出了相应的要求：提高公民个人及企事业团体对巨灾的认识以及发生自然灾害后所产生的严重后果，从而增强其投保意识；在投保时，应向保险人如实告知、提供保险标的的相关资料；在平时应提高管理水平，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加强风险防范意识；在发生风险时，投保人应主动、积极地进行恰当、正确的自救，争取把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综上所述，我国巨灾保险体系应是一个由多主体参与、多层次立体化的结构。在这一体系中，当保险事故发生时，首先由巨灾风险基金进行赔付，对此应设立最高赔付限额，比如将房屋赔付的最高限额设定为10万元，将屋内财产赔付的最高限额设定为2万元。然后由保险公司负担超过限额部分的赔付，由再保险公司承担超过保险公司赔付限额的部分责任。此外，还要充分利用社会救济途径募集资金，用于灾民安置、灾后重建等。当这些民间救济手段不足以弥补损失时，由政府最后买单，相信此时政府所承担的责任应该不会很大。

【主要参考文献】

［1］米建华，龙艳.发达国家巨灾保险研究——基于英、美、日三国的经验[J].安徽农业科学，2007，（21）.

［2］杨宝华.政府在巨灾保险体系中的角色定位与作用机制[J].上海保险，2008，（2）.

［3］李文富.我国巨灾风险保障机制运作模式探析[J].中国保险，2008，（3）.

［4］马莉.巨灾债券与巨灾保险风险分散[J].广东金融学院学报，2008，（1）.

［5］石颖.我国巨灾保险发展现状[J].沿海企业与科技，2007，（4）.

［6］2007年保险年鉴.

巨灾保险制度范文篇9

【关键词】巨灾保险；保险体系；再保险

中国是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目前中国的巨灾保险制度尚未建立，巨灾损失只能由政府和社会来承担。推动中国巨灾保险制度建设、增强中国应对巨灾风险的能力，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拟就我国应该如何建立巨灾保险制度、尽可能减少和预防自然灾害给老百姓和企业带来的财产风险等进行探讨。

一、巨灾保险体系的基本概念

巨灾是指对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特别巨大的破坏损失，对区域或国家经济社会产生严重影响的自然灾害事件。这里的自然灾害主要包括：地震与海啸、特大洪水、特大风暴潮。

巨灾保险是指对因发生地震、飓风、海啸、洪水等自然灾害，可能造成巨大财产损失和严重人员伤亡的风险，通过保险形式，分散风险。

巨灾保险体系是发挥商业保险公司在巨灾风险管理中的作用，建立以政府为主导、市场为辅助的全社会广泛参与的多层次、多支柱的巨灾保险及风险处置体系，以实现多方共担风险。

二、我国巨灾保险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我国巨灾保险存在的问题

1.投保率低，保险覆盖面积小。

由于人们的保险意识还比较薄弱，而且受到经济条件的限制，所以参保的个人和企业较少，这就导致投保率低，保险覆盖面积小。

2.从保险产品的角度看。

对于寿险的意外险而言，未将因地震引发的保险事故列入除外责任条款，所以赔付情况较好，而对于财产险的家财险和企财险产品，并不包含地震责任，少数特约的地震险往往是以主要合同的附加险形式出现，且收费较高。而且，针对巨灾风险的农业保险也处于不断萎缩的状态。

3.巨灾风险有效承保能力严重不足，巨灾损失理赔额偏低

我国巨灾风险处置的现状是巨灾风险有效承保能力严重不足，商业保险还没有成为自然灾害风险补偿的重要手段，重大自然灾害中保险赔付率低，仅有少部分灾害事故损失能够通过保险获得补偿。如年初的雨雪冰冻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111亿元，保险业已给付赔款约50亿元，保险赔款占损失金额的4.5%；汶川地震截至6月28日，导致四川省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截至7月12日，保险公司已赔付保险金3.86亿元，预付保险金1.16亿元，保险赔款仅占损失金额的0.5‰。

（二）导致巨灾保险体系难以有效建立的原因

1.缺乏法律支持。

目前我国公民巨灾保险意识普遍较弱，强制性的保险法律制度也相对薄弱，使巨灾保险在推进过程中缺乏法律支持。从国际巨灾保险的成功经验看，为了确保巨灾保险的覆盖面，包括美国、日本等一些国家和地区都采用了一定程度的法律强制性保险制度，而我国目前尚缺乏相应的法规。

2.缺乏经营技术和水平。

经营巨灾保险涉及地质、地理、气象、土木工程等多学科的专业技术知识，技术门槛和投入成本相对较高。目前，我国保险公司对培训巨灾保险专业技术人才的投入力度还比较欠缺，保险公司无法对地震、风暴、洪水、冰雪等自然灾害可能造成的损失进行相对准确的衡量和把握，致使保险公司无法开发、设计出种类丰富的巨灾保险产品，对经营巨灾保险业务采取谨慎保守的态度。

3.缺乏相应的管理制度。

目前，我国尚未建立应对巨灾事故的保险制度，应对巨灾风险的职能机构分散，相互间的沟通协调存在很大障碍，且保险公司巨灾风险责任没有与一般风险责任加以区分，对保险费率的厘定未考虑风险事件发生的概率和损失程度，政府对巨灾保险的保费连同其他保费一起征收营业税与所得税，巨灾保险管理缺乏有效的政策保障和积累制度。再保险制度也还未完善，仅靠其自身的偿还能力根本无法解决巨灾保险的问题。

三、国外构建巨灾保险体系的经验

（一）美国

美国和中国的自然环境比较类似，对于巨灾损失分担，美国政府采取积极的态度，通过税收、财政补贴等方式去分担巨灾损失。比如，美国国会分别在1956年和1973年通过了《联邦洪水保险法》和《洪水灾害防御法》，提出了关于洪水保险的详尽计划，将洪水保险作为重要的救灾措施，并规定计划由全国洪水保险人协会具体管理；1938年，美国建立了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FCIC），为超过农场主控制能力的自然情况引起的全部损失提供保障。

（二）日本

作为地震多发国，日本早在1966年就制定了《地震保险法》，并根据这一法律逐步创立了拥有自己特色的地震保险制度。日本地震保险制度的特点是：企业地震保险由保险公司提供；家庭地震保险则由保险公司和政府共同参与。

（三）新西兰

新西兰对地震风险的应对体系由三部分组成，包括地震委员会、保险公司和保险协会，分属政府机构、商业机构和社会机构。新西兰巨灾保险的核心是风险分散机制。首先，当巨灾事件发生后，先由地震委员会支付两亿新元；其次，如果地震委员会支付的两亿新元难以弥补损失，则启动再保险方案。

四、我国巨灾保险体系的构建

中国的自然灾害损失基本上在政府和受灾者间分摊，其中政府在制度上扮演了风险第一承担者的角色。目前亟需建立由政府、商业保险机构和行业互助组织共同参与的巨灾保险体系，其结构如图1所示。

（一）灾前预防机制

1.从政府的角度。

目前，我国每当巨灾发生后，政府都成为了风险第一承担者，但这并不有利于政府资源的有效利用。所以政府应协调各方力量，合理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建立和完善巨灾保险制度。

（1）设立国家地震及巨灾保险制度，制定一部有关巨灾保险的法律、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从而确立巨灾保险的政策性地位，明确巨灾保险的政策性保险地位和巨灾保险的强制性，规定各商业性保险公司把地震、洪水、冰雪、台风等列为综合性保险的承保责任。同时，国家应对巨灾保险的保费收入免征营业税和所得税。

（2）建立一套激励约束机制，鼓励公众参与地震保险。比如对地震保险保费提供适当的财政补贴，对地震保险保费提供税前扣除优惠，对采取抗震防灾的保险标的提供费率折扣，对申请国家财政信贷支持的项目可考虑要求投保地震保险等。

（3）加大科技投入，整合地震、地质、水利、海洋等各方面力量，研究各种自然灾害之间的联系及巨灾分布规律与发生条件，提高巨灾监测、预测、预报水平；开展全国巨灾风险调查，进行风险评估；建立并不断完善巨灾预警、防御体系。

2.从保险公司的角度。

因为保险公司在核保、核赔、定价等方面的技术优势无疑能为巨灾风险管理提供更好的技术保障，所以建立巨灾风险管理机制需要商业保险公司的大力参与。

（1）大力开发关于巨灾风险的保险产品，比如寿险可以开发重大自然灾害意外伤害保险产品；财产险可以开发专门针对巨灾风险的巨灾保险产品。

（2）对于不同的险种可采用不同的运作模式。例如：家庭财产巨灾保险可以采用以政府统筹为主、商业保险为辅的政策性保险模式，由政府对居民家庭财产提供基本的保险保障，对于超过基本保障额度以上的家庭财产保险可由商业保险提供，政府可对购买巨灾商业保险的居民进行补贴；企业财产巨灾保险可以采用以商业保险为主、政府间接参与的模式。（3）从承保方面来说，可以采用地理承保方式，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对保险标的进行风险评估和损失分析，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情况、保险业的偿付能力以及巨灾的出险频率、损失程度来厘定承保条件和费率。比如，制定一个基础费率，以基础为前提，根据自然灾害频发的地区和发生频率来调整费率。具体到地震险的保险费率可根据房屋的抗震水平差别对待，不同的抗震标准享受不同的保费优惠政策，从而加强当地的防震措施。总之，可以选择一个或者几个巨灾风险在经济发达地区先行试点，慢慢积累经验。

（4）从理赔角度来说，应做好一些基础性的技术工作，比如建立巨灾损失模型，有了这些信息资料后，就可以制定更科学的理赔标准。对于巨灾保险来说，在出险后，还应灵活运用理赔标准，必要时可以采取通融赔付。

（5）保险公司可以将巨灾准备金列入成本进行核算，从而便于形成积累和公司财务状况的长期稳定。

（6）建立巨灾共保体。单独一家商业保险公司是无法抵御巨灾损失的，所以保险公司应联合起来，组成巨灾共保体，共同承担巨灾风险。当然，共保体的经营需要政府的财政支持和税收优惠，并且必须在国际市场购买商业再保险。

3.从再保险的角度。

再保险既要履行社会管理职能，更要发挥向全球分散风险的制度和技术优势。再保险作为保险的保险，是一个国家保险业发展水平的标志。

应建立巨灾保险的再保险体系，利用再保险扩大巨灾保险计划的承保能力。再保险的基本功能是保险公司出于控制损失、稳定业务经营、扩大承保能力、增加业务量、有利于改善经营的需要而形成的一种保险机制。积极培育发展国内再保险公司，大力培育专业再保险经纪公司，活跃再保险市场。同时，应进一步开放我国保险市场，引进资金实力雄厚、业务技术精湛、经营经验丰富的国际知名再保险公司和组织，构建商业再保险和国家再保险相结合的、多层级的地震风险分担机制。这种分担机制包括国内保险业承保地震风险，向商业再保险公司分保，由国内外商业再保险公司作为再保险主体；对于超过再保险公司承保能力以上的部分，由政府管理的地震风险基金提供再保险。

4.巨灾债券。

发行巨灾债券，分散保险在金融市场上的风险。巨灾债券是一种场外交易的债权衍生品，是保险公司或者再保险公司通过直接发行公司债券、利用债券市场来分散风险的风险证券化形式。通过巨灾债券可将巨灾风险转移给资本市场的投资者，增强社会危机处理能力，增强保险公司的承保能力。

5.巨灾风险基金。

建立巨灾风险基金。其资金来源可以从四条渠道筹集：一是通过国家财政，每年按照当年GDP的一定比例直接拨付，此项拨付应该优于其他需要；二是商业保险公司，从每年收取的保费中按一定比例提取，提取的部分可以参照保险保障基金的方法进行管理；三是利用财政拨付和从保险公司提取的资金进行投资，以促进资金的保值增值，该部分资金的投资宜集中于低风险甚至无风险的领域，诸如国债、企业债券以及其他低风险的金融衍生产品；四是国家可以利用财税杠杆，实施减税政策，降低现行保险公司的营业税税率或者对巨灾险部分不征或减征营业税。

（二）灾后救助的补充形式

建立社会救助制度，当发生巨灾风险时，充分利用社会救济途径募集资金，用于灾民安置、灾后重建等。社会救助有两种途径为灾区筹集救助资金：

1.企业、事业单位、各种社会团体、组织、个人通过自愿的方式向灾区民众进行捐款，这应该是社会救济的主要方式。

2.可以发行赈灾福利，将所募集资金捐献给灾区。

社会救济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可以增强社会主体的社会责任感；另一方面也是建立巨灾保险体系时不可忽视的社会救济的力量。

巨灾来临，遭受损失的主要是公民个人的生命安全和财产以及社会团体和企业的财产。而这些受灾群体又恰好是投保主体，因而巨灾保险体系的健康运行也对投保主体提出了相应的要求：提高公民个人及企事业团体对巨灾的认识以及发生自然灾害后所产生的严重后果，从而增强其投保意识；在投保时，应向保险人如实告知、提供保险标的的相关资料；在平时应提高管理水平，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加强风险防范意识；在发生风险时，投保人应主动、积极地进行恰当、正确的自救，争取把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综上所述，我国巨灾保险体系应是一个由多主体参与、多层次立体化的结构。在这一体系中，当保险事故发生时，首先由巨灾风险基金进行赔付，对此应设立最高赔付限额，比如将房屋赔付的最高限额设定为10万元，将屋内财产赔付的最高限额设定为2万元。然后由保险公司负担超过限额部分的赔付，由再保险公司承担超过保险公司赔付限额的部分责任。此外，还要充分利用社会救济途径募集资金，用于灾民安置、灾后重建等。当这些民间救济手段不足以弥补损失时，由政府最后买单，相信此时政府所承担的责任应该不会很大。

【主要参考文献】

［1］米建华，龙艳.发达国家巨灾保险研究——基于英、美、日三国的经验[J].安徽农业科学，2007，（21）.

［2］杨宝华.政府在巨灾保险体系中的角色定位与作用机制[J].上海保险，2008，（2）.

［3］李文富.我国巨灾风险保障机制运作模式探析[J].中国保险，2008，（3）.

［4］马莉.巨灾债券与巨灾保险风险分散[J].广东金融学院学报，2008，（1）.

巨灾保险制度范文篇10

一、我国巨灾保险法律制度研究之意义

我国对巨灾保险法律制度的研究起步较晚，目前最早的研究成果为李学勤《论我国巨灾保险法的构建》一文。［1］直到2008年南方冰雪灾害、汶川“5．12地震”、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给我国造成了巨大损失，政府救助和民间捐款等传统救济方式无法满足现实需要时，我国保险法体系，尤其是巨灾保险法律制度上的严重缺陷才予以凸显。由此，对巨灾保险、巨灾保险法律制度的研究成为一时之热。

(一)有效应对我国巨灾风险的需要我国巨型灾害种类多、破坏力大、发生频率高、波及范围广、生命和财产损失极为严重。近年来，我国巨灾波及范围和经济损失呈不断扩大的趋势。巨灾保险法律制度素有“减震器”之称，在防范巨灾风险和抵御重大损失方面具有显著的制度优势。［2］在财政救助、民间捐赠有限，传统保险法的运作机制无法有效应对巨灾风险的背景下，探索和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巨灾保险法律制度，为现实所必要且必需。

(二)组织全社会力量抗灾、救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在灾害频发的情况下，国家通过立法程序，以法律条文的形式规范确定巨灾保险制度及其运作，发挥政府和保险业合力用于灾后重建，已成为大势所趋。［2］巨灾保险法律法规将成为新时期政府更好地应对严重自然灾害、提高防灾救灾能力、提升灾难危机管理水平的需要。同时，2008年上半年时间间隔不长的两次巨灾的发生，使个人、家庭、企业和和社会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社会对巨灾风险的意识势必会有明显的提高，对承保巨灾的保险产品需求也将会有一个显著的增长。［2］因而，建立巨灾风险保障体系，也是保障和服务民生、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迫切要求。

(三)克服传统保险法局限，更好地发挥保险业功能的需要事实上，对于巨型灾害的强大破坏力，传统保险法的运作机制无法有效应对。由于地震等巨灾在大多数财险险种中属于除外责任，企业财产保险和家庭财产保险通常不对其造成的损失进行赔付，即使运用通融赔付原则，赔偿金额相对巨额损失仍是十分有限。［2］对巨灾保险法律制度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能够加深对巨灾保险法基本知识的了解与掌握，充分理解其宏观和微观方面的重要意义，准确确定我国防灾减灾法、保险法语境中巨灾保险法所应有的理论定位和实践定位，并结合法制发展趋势和保险法体系建设需要，博采众长，建构对传统保险法体系进行“拾遗补缺”的合理制度。进而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下，加快建立健全巨灾风险管理体系，有利于扩大保险的覆盖面，使保险业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民生。

二、我国巨灾保险法律制度研究之现状

(一)研究概况

我国对巨灾保险的研究，始于1986年蒋恂提出建立巨灾保险基金的设想。［3］此后，学界、保险界对巨灾保险均有探讨和尝试。而对巨灾保险法律制度的研究，则始见于李学勤《论我国巨灾保险法的构建》一文。［1］其后，黄军辉《巨型灾害保险法律制度的构建》一文颇具代表性。［4］到2008年两次巨灾之后，“政府、保险业界和学术界对此问题的关心程度较之前几年都已大大增加。一些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OECD，都有专家积极与中国有关部门接触，致力于巨灾保险制度建立的一些基础性工作，如巨灾数据采集标准的制定，巨灾数据采集分析以及巨灾保险试点项目等”。［5］130学界掀起了巨灾保险的研究热潮，巨灾保险法律制度的相关研究也有所增加。截止到2012年5月，经查询中国知网、读秀网等各大数据库，目前已有研究成果为:专著无:有关巨灾保险法律制度的专著暂无，在其他论述巨灾保险的著作中有所涉及，如曾立新所著《美国巨灾风险融资和政府干预研究》。［5］博士论文1篇:隋祎宁《日本地震保险法律制度研究》。［6］杨凯《基于期望理论的我国巨灾债券定价模型研究》、葛良骥《混合机制下巨灾风险公共干预模式研究》、周振《我国农业巨灾风险管理有效性评价与机制设计》、邓国取《中国农业巨灾保险制度研究》等文有所提及。硕士论文4篇:重庆大学张琳《我国巨灾保险立法研究》、华东政法大学许均《我国巨灾保险法律制度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宁晨《构建我国巨灾保险法律制度研究》、刘洪国《中国地震保险法律制度构建研究》。［7－10］期刊、报纸论文20余篇，网络文章10余篇。笔者在中国知网，分别以“巨灾保险”、“巨灾保险法律”为主题，进行精确匹配检索，结果显示:前者文献数为1435篇，基金论文数109篇;后者文献数为13篇，基金论文数3篇。由此可见，当前我国对于巨灾保险的研究相对深入，成果丰富，研究者众;而对巨灾保险法制的研究不多，成果甚少，研究者寡。

(二)研究内容

1．巨灾保险的性质。宁晨认为，巨灾保险与商业保险有着显著差异，具有社会保障法律性质;［9］许均认为，从实施方式看属强制保险，从物品属性看属准公共物品，从体系范畴看属政策保险;张国华等均将巨灾保险定位为政策性保险。［11］2．国外立法例。国外巨灾保险法律的相关研究与实践远远成熟于国内，论者在探讨我国巨灾保险法律制度时，首先必须对境外立法进行考察和分析。许均、宁晨、张琳、胡焕等主要对美国、日本、新西兰、法国、英国、意大利、土耳其等国巨灾保险法律制度进行了介绍分析，在此基础上，总结出各国巨灾保险法律制度的共通性。隋祎宁在其博士论文中重点介绍日本地震保险法律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历程，并将日本、美国、新西兰三国立法加以比较，探讨其异同，提出值得我国借鉴之处。［6］吴佳颖、孙博伟也撰文对日本地震保险法律制度进行分析。［12］3．研究现状与立法尝试。隋祎宁重点对我国地震保险发展现状进行了介绍;冼青华专文论述我国巨灾保险立法的历程与现状，剖析现实中存在的法律效力层次低、立法矛盾等问题，介绍了巨灾保险立法的理论准备和立法实践;［13］潘国臣介绍了我国巨灾风险管理法规建设的现状，对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行了理论分析，认为法规建设滞后、巨灾风险管理理念落后是制约我国巨灾保险发展的直接原因和深层次原因;［14］其他学者均有所论及。［15－26］4．立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黄军辉、许均等人认为立法之必要性在于传统保险法的局限;潘国臣认为必要性在于巨灾风险损害关乎国计民生，巨灾风险管理涉及面广，巨灾风险管理具有正外部性，解决市场失灵的需要;笔者曾就此问题分别撰文加以论述。［2］［24］5．立法模式的选择。杨芸认为我国有分别立法、综合立法及补充立法三种选择;许均、冼青华、胡焕、隋祎宁认为我国宜取专门立法模式，针对不同灾害分别立法;黄军辉、潘国臣等人建议采取综合立法，先进行统一的原则性立法。6．立法内容。宁晨对巨灾保险的保险机构、给付资金来源、给付、监管，及其法律责任等方面进行了初步探讨;许均则对巨灾保险的运作模式、实施程序、投保方式、承保范围、保险费率、风险管理、政府监管、财政支持这八项具体法律制度进行探究;冼青华认为巨灾保险有准公共品性质，采用强制保险更有利于发挥其优势;杨芸认为首先应明确巨灾保险的实施方式，巨灾保险基金的来源、运作和管理，巨灾保险的理赔等问题;胡焕等人提出了巨灾险的运作方式及法律支撑;黄军辉则认为未来的统一立法中关于巨型灾害保险分担应包含可保风险的范围、赔偿额度的限制、险种的性质等一般性的保险法律规范内容。凡此种种，论者目光大多集中于运作模式、实施程序、保险方式、承保范围等方面，选择各有不同。

(三)研究方法

学者在对此问题进行研究时，主要使用了比较分析法、实证分析法、历史分析法、经济分析法等方法。

三、我国巨灾保险法律制度研究之展望

(一)现有研究之不足1．重视不够。目前我国巨灾保险法律体系的基础建设已经起步，但还十分薄弱;我国对巨灾保险法律制度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2006年至今仅仅6年时间;学界多在研究巨灾保险制度时对巨灾保险法律制度略有提及，专题研究成果不超过40篇;以此分析，国内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学者应不超过50人，有系列成果面世的也仅寥寥数人。这既是我国民众保险意识淡漠的表现，也充分说明政府、保险业界和学术界对此问题的关心程度还远远不够，巨灾保险法律制度的重要性还没有真正引起人们的关注。尚需进一步认识其在防灾减灾法与保险法体系完善、理念制度革新和我国经济法、民商法理论研究和立法完善中的作用。2．内容空泛。除了隋祎宁对日本地震保险法律制度进行重点研究外，其他论著多采取“立法现状－国外立法经验－我国立法方向”的三段论结构，对我国巨灾保险法律制度的构建进行粗略分析，往往四五千字就将这一问题阐述完毕。结构单一，内容相对空洞，研究不够深入具体，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3．可操作性不强。既有成果对巨灾保险法律制度的研究往往是零星式地分散研究，很少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研究者侧重关心巨灾保险制度的具体制度构建，对巨灾保险法的理论基础、立法理念很少深入探讨;缺乏对巨灾保险法制历史沿革的梳理，对国外理论和立法介绍、评析不足;对巨灾保险展开的具体情形研究不够，很多观点缺乏相关理论支撑，尚需仔细推敲和商榷，大多不具可操作性。

(二)未来研究之方向

1．研究方法研究巨灾保险法律制度，首谈巨灾保险。巨灾保险涉及保险学、法律学、经济学、灾害学等多个学科，巨灾保险法关涉保险法、防灾减灾法、宏观调控法、社会保障法等多个法域。因此，要研究巨灾保险法律制度，就必须综合运用历史考察、比较研究、类型化、体系化、实证分析、利益衡量、法经济分析和自然法学、概念法学、法社会学、伦理学等方法加以论证。而在对巨灾保险法律制度的市场规律、价值追求等进行分析与论证时，要重点运用经济学、特别是保险学的分析工具，对保险金给付限额、保险费率等保险学基本问题进行分析和说明。［6］

2．研究重点曾立新先生在其论著中写道:“巨灾保险制度的建立，首先要有科学的依据，而这些前期准备工作将确保巨灾保险制度的科学性。而同时，巨灾保险制度设计和模式选择也是最棘手、最重要的问题。这其中有几个关键的问题需要回答:第一，国家财政支持的巨灾保险制度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财政应该如何支持?政府承担底层风险还是高层的再保险支持，政府是否提供最终偿付能力担保?政府财政是否对巨灾保险费率进行贴补?第二，是建立政府管理的、专门的巨灾保险和再保险机构，还是依托原有的商业保险和再保险市场?第三，是实行全国范围内的、承保风险一体化的巨灾保险，还是建立针对特定风险的、区域性的巨灾保险项目或联合体?第四，是实施强制保险，还是自愿保险，或有条件的法定保险?第五，巨灾保险法律何时建立，是先立法后实施还是先实践后立法?”［5］212这段话基本囊括了我国巨灾保险法律制度的建立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也是当前法学界的研究重点和难点:

(1)对国外巨灾保险法律制度的取舍。笔者认为，我国应当因地制宜地借鉴国外巨灾保险法律制度。当前，我国正在加快巨灾保险法律制度建设，在没有历史相关经验参照的情况下，借鉴国外巨灾保险法律制度的有益经验成为目前较好且必经之路。此时我们更应当清醒认识到:对国外巨灾保险法律制度不能照搬照就，巨灾保险法律制度的“正当化过程”和“说理的技术”须结合中国国情。

(2)立法体例的确定。目前，各国的巨灾保险立法主要有两种类型:分别立法与合并立法。笔者以为，由于我国这方面的立法起步较晚，要在短时期内制定出专门的巨灾保险法不太现实;且由于相关实践也较欠缺，故可先补充立法，在《保险法》中增设巨灾保险的相关内容，开展试点工作，逐步建立和规范巨灾保险制度，最终以合并立法的方式形成统一立法。

(3)运作模式。世界各国巨灾保险制度中，除新西兰政府是承担无限责任、居于绝对主导地位外，其余多以政府承担有限责任、与商业保险公司共同经营为主。我国宜选择由政府与商业保险公司共同合作经营的巨灾保险运作模式。同时应遵循商业模式、政府扶持、民众利益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