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灾保险范文10篇

巨灾保险范文篇1

关键词：巨灾再保险;供求分析;体系构建;定价方法

一、引言

自然灾害的发生会影响农业生产，随着气候变化，巨灾发生频率增加，给区域内农业带来巨大威胁，传统的农业保险无法有效的分散巨灾风险，高昂的赔付金额给保险公司带来破产隐患，再保险作为一种能在全国乃至全球有效分散风险的方法，在巨灾和农业风险管理中的应用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成为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热点。

二、农业巨灾再保险的供求失衡研究

（一）农业巨灾风险的特殊性提出再保险需求。张祖荣（2013）认为农业保险风险具有特殊性，表现在风险单位与保险单位具有非一致性；风险发生具有广泛的伴生性；风险具有弱可保性。康晗彬，邢天才（2014）认为巨灾具有发生频率低、损失程度大、风险个体之间不独立等典型特征，其给保险公司带来极大风险，可能会超过私营公司的承受能力。Miranda和Glauber（1997）、袁祥州，朱满德（2015）认为农业风险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和内生性，巨灾风险易带来潜在的大规模损失，这使得单纯依靠商业保险机制来分散农业风险难以成功。（二）传统农业风险分散方式失灵推动农业巨灾再保险供给。依赖政府灾后救援的方式给财政带来巨大压力和不确定性。康晗彬，邢天才（2014）指出，我国对巨灾风险的损失补偿主要由国家财政承担，巨灾损失可能会超出政府的救济和支持能力，影响财政收支平衡，带来巨大负担，不适应巨灾防御的需求。田玲，姚鹏（2013）认为扩大巨灾再保险规模，能够有效的减轻重财政对特大自然灾害的灾后救助负担。陆勤（2014）认为灾前融资比灾后融资更为有效，从传统的灾后筹集有限资金的赈灾方法转向灾前积累资金和渠道的方法具有重大价值。当前农业保险体系无法有效分散风险。赵山（2007）认为保险条件不充足，保费结构不合理的情况，是造成巨灾和农业风险成为不可保风险的主要原因。杨汭华，孙婧（2014）认为农业保险公司承保能力弱，原保险经营主体的风险责任高度聚集，而风险分散的主渠道建设没有实现同步发展，农业保险存在“业务量的扩张与赔付能力不相匹配”的问题。何小伟，王克（2013）认为我国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分散机制不完善，风险分散的工具应用不合理，农业巨灾风险准备金成为主要工具，农业巨灾再保险运用较少。Masonetal（2003）通过对美国的联邦风险管理局向玉米、小麦、大豆等三种农作物提供农业再保险之后的净收益概率密度函数进行了估测和模拟后，指出虽然美国标准再保险协议能有效地降低农业保险公司的风险，但保险公司自留部分的风险依然很大。

三、农业巨灾再保险体系构建研究

（一）农业巨灾再保险体系构建具备积极意义。王新槐，顾孟迪（2018）认为随着投保标的价值的不断提升，保险公司收取更多的保费的同时需要承担更大的风险，再保险能够帮助保险公司分散风险。Duncan（2000）将巨灾风险和再保险结合，分析农业再保险供给的必要性，运用代数模型测证明在巨灾风险存在的情况下，提供农业再保险会促进农业保险市场的均衡，以及提供财政补贴能够提高农业再保险效率。李有祥，张国威（2004）、彭春凝，杨玲（2013）认为建立中国农业再保险体系能够改善我国农业保险窘况，探讨了实施农业再保险制度建设的必要性。（二）农业巨灾再保险体系构建方式研究。龙文军，万开亮，李向敏（2007）、丁爱华（2008）、周桦（2008）站在农业再保险人供给角度，具体分析了政府给与农业再保险的补贴，能减少稳定粮食价格波动的补贴支出，取代农业救灾的灾后支出，应由国家指定专门再保险机构承担农业再保险，并进行长期的政策支持，建立自上而下的、以政策性再保险补贴体系为中心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模式。何小伟，王克（2013）通过比较三种分散方式，认为政策性农业再保险比商业再保险、风险证券化的可行性高。在体系运行中，吕晓英，李先德（2010）认为原保险公司直接与农业再保险公司开展业务，既能实现原保险公司持续经营，又有利于提高政府资金效率。康26时代金融晗彬，邢天才（2014）认为我国政府应设立巨灾保险基金、发行巨灾债券等证券化手段，对再保险公司承担的这类巨灾风险提供最终保障。Trottier等（2015）通过建立模型将巨灾再保险和巨灾债券组合优化，得出了分散保险公司巨灾风险的优化模式。

四、农业巨灾再保险定价研究

（一）影响农业巨灾再保险定价水平的因素研究。康晗彬，邢天才（2014）认为由于巨灾风险的难以预测以及巨灾保险产品的流动性较差，巨灾风险产品存在触发点、保费确定困难等的定价问题。何小伟，王克（2013）认为由于单产数据空间加总误差的存在，在应用省级数据计算保险公司赔付时，必须对保险条款中免赔率30%的要求进行调整。王克，张峭（2013）利用不同方法对东北三省主要作物风险进行评估后，认为不同地区不同作物的低估比例不同，省级数据低估风险一般都在3~4倍以上。康晗彬，邢天才（2014）认为考虑巨灾再保险合同时，必须考虑违约风险，违约风险将减少原保险公司的预期现金流入和降低巨灾再保险合同的价值，减小违约风险能够提高再保险人的偿付能力。（二）农业巨灾再保险定价方法研究。采用决策论方法进行巨灾再保险定价，是最早用于巨灾再保险定价的方法。Simon（1972）建立了简单实用的巨灾再保险定价数学模型，模型原理是期望损失额等于期望纯保费，假设索赔发生次数服从参数为m的泊松分布。Pressacco（1979）将或有赔付的内生变量设置为地区内的自然灾害概率，运用Borch模型来检验再保险市场在修正整体市场均衡价格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基于现金流法的再保险定价的代表学者是Herfiirth。基于损失风险的再保险定价由Dmitry（1997）提出，通过采用损失分布拟合并运用连续损失离散化处理方法给出不同赔付层的再保险定价。Anderson和Dong（1998）首次考虑恢复原状规定给再保险定价带来的影响，使用巨灾模型与恢复原状规定进行巨灾再保险定价。Major（2004）提出了在线形加权组合和非线形参数（例如自留额和限额）条件下的实用推导方法，对现有的巨灾模拟模型理论公式做出有益的补充。采用蒙特卡罗方法及其延伸的动态财务分析法（DFA）进行巨灾再保险定价。Clark（1986）在对巨灾风险暴露的研究模型进行分析归纳时发现，期望损失和最大可能损失估计风险暴露程度效果差，并首次运用蒙特卡罗模拟估计巨灾损失的概率分布并将其用于管理的决策与计划。康晗彬，邢天才（2014）从再保险人角度引入资产-负债-利率动态模型，采用蒙特卡罗模拟方法对中国巨灾再保险偿付规模与公平定价费率的敏感度进行了研究。Schwartz和Esboldt（1998）将巨灾模型与财务决策相联系，运用动态财务分析法进行巨灾模拟，为再保险购买者选择再保险及购买额度提供建议。Burkett等（2001）分析了运用DFA模型和随机过程能提高再保险及资产分配决策效率，同时能够给保险行业、保单持有人和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农业巨灾损失特征应用于巨灾再保险的定价研究。Philippe（2000）指出，金融领域最关心极端风险，不能简单的去掉这些极端事件的影响。Mandelbort（1963）指出，高额的金融资产收益率是非正态的，是“厚尾”的。欧阳资生，龚曙明（2005）在Mandelbort研究的基础上，发现传统的方差—协方差方法、历史模拟方法、蒙特卡洛模拟方法在估计金融资产收益率的VaR值时的低效。Beirlant，Joossens和Segers（2004）经论证和模拟，表明可以使用广义Pareto分布模拟大宗理赔案。解强（2010）认为因为巨灾风险具有明显的厚尾特征，所以利用极值理论对尾部进行拟合更为合理。Ekheden和Hssjer（2014）为了估计每一次巨灾费用的分布情况，使用了极值理论中的POT模型进行拟合，对巨灾再保险合同中的超损失保费进行定价和敏感度分析。Leppisaari（2016）在Ekheden和Hssjer的研究基础上，使用极值理论和更一般性的泊松点过程对芬兰的巨灾死亡人数进行建模，并运用模拟方法计算了巨灾再保险的价格。巢文，邹辉文（2017）表示有学者利用极值理论给出了解决非寿险精算中巨额损失保费厘定问题的新方法，在复合泊松分布的框架下讨论了险位超额再保险的纯保费计算问题；有学者运用极值理论对极端值建模并基于分层定价的思想，在不同的起赔点下对再保险超额损失部分的定价进行了探讨。杨汭华，孙婧（2018）认为近年来，极值统计技术（EVT）在气象、水文、地震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并逐步运用于金融、保险等领域的研究，在评估极端事件分布、处理背离分布均值的统计数据方面显示了明显的优势。（三）不同灾害类型的巨灾再保险定价研究。Bellenbaum（1995）从环境风险角度对的再保险进行定价研究并对环境风险进行评估。Christensen（2000）提供了一种解决地震保险产品定价过分依赖于地震保险索赔报告的方法，拓展了此类保险产品的定价模型。邬亲敏等（2004）结合建筑物抗震设防标准和我国地震危险性，提出了地震损失风险评估概率模型，并给出了建筑物地震保险金额和保险费率的计算方法。刘如山等（2006）引入了美国单体结构损失相关系数，解释地震保险中风险的高聚合性质，为我国地震保险业中的赔付和费率厘定提供依据。刘晶菁（2008）对我国洪水再保险进行定价研究，采用风险厘定法划分洪水灾害风险，结合DFA方法对超赔层和责任限额进行分析。黄英君等（2016）运用非寿险精算原理和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对中国洪水巨灾风险进行了定价研究。由于单一保险标的巨灾再保险难以满足交易需求，Woo（2004）、Reshetar（2008）、李永（2013）开始研究多保险标的的巨灾再保险定价。

五、研究评述

通过以上的文献进行分析总结，可以看出农业风险管理长久以来一直受到国内外的学者关注，在保险业务中，由于再保险在规避和分散风险方面的有效性，在农业巨灾风险分散方面的探索成为研究热点。农业保险风险不同于传统保险风险，需要农业巨灾再保险进行分散，只依赖政府财政兜底和直接保险保障的传统风险分散方式已经不能满足需求，农业巨灾保险当前处于供求失衡的状态，农业巨灾再保险风险分散体系的构建具有重大意义。多种农业再保险的构建方式被提出，多数研究者认为以政策性再保险补贴体系为核心，辅助以商业保险、风险证券化的多层风险转移分散机制比较适合我国当前国情，政府应将重点从灾后筹资转向灾前融资预防。进行农业巨灾再保险定价时，存在各类影响因素，如可保性的条件设定，灾害数据的适用性，被低估风险的影响，违约风险的存在等，都会影响定价的准确性。巨灾再保险的定价方法不断在发展，从决策论、现金流法、损失风险法到蒙特卡罗方法及其延伸的动态财务分析法（DFA），再保险定价模型在不断改进，并结合农业巨灾风险的损失特征，提出适用于高额资产和极端风险的极值理论，对尾部拟合更合理，提高了农业巨灾再保险的拟合准确性，实现方法创新，扩充了定价理论，并从环境风险角度入手，对地震、洪水等多种灾害类型的巨灾再保险进行定价研究。

巨灾保险范文篇2

内容提要:四川大地震的发生凸显出我国巨灾保险制度缺位等问题。本文认为，我国应当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巨灾保险体系，制定单独的巨灾保险法或巨灾保险条例，巨灾保险的适用范围应当覆盖人身保险和财产保险，巨灾保险应当采取强制与自愿相结合的原则形式，应当建立巨灾保险基金的法律规范，巨灾保险理赔涉及到一些特殊的法律问题，应当实行独特的法律规则。

四川大地震，举国之殇，其所造成的生命和财产损失，是一串令人惊愕的数字。四川大地震是对国家应对突发事件能力、国家财力和民族凝聚力的一次拷问，也是继雪灾之后对我国保险业应急能力的又一次全面检验，暴露出了我国保险业存在着的诸多问题。于是，象每次大灾之后一样，建立我国巨灾保险制度的呼声再起。因此，如何建立和完善适应我国国情的巨灾保险制度，有效提升作为“社会稳定器”的保险在国家灾害救助体系中的地位，是保险业面临的重要课题。建立完善的巨灾保险制度，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离不开法律制度的供给与支撑，这也是构建我国巨灾保险制度的正途。

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35条已经明确规定：“国家发展保险事业，建立国家财政支持的巨灾风险保险体系，并鼓励单位和公民参加保险。”本文将从巨灾保险的立法模式、巨灾保险的适用范围、巨灾保险的实施形式、巨灾保险基金的法律规范和巨灾保险的理赔等方面，对巨灾保险制度涉及的法律问题予以探讨。

一、巨灾保险的立法模式及立法内容

（一）巨灾保险的立法模式

巨灾保险的立法首先要解决的是立法模式的问题。我国将来制定的巨灾保险的立法是针对不同的巨灾风险分别立法，如制定《地震保险法（条例）》、《洪水保险法（条例）》，还是以一部单独立法，如《巨灾保险法》或《巨灾保险条例》的形式出台，从而将地震等所有巨灾风险规范在内，抑或是以补充立法，如通过修订《保险法》、《防洪法》和《防震减灾法》的形式补充巨灾保险内容？笔者认为，以第一种模式立法似乎更为妥当，其原因如下：

第一，针对不同的巨灾风险分别立法难度较小，可操作性强。我国制定有关巨灾保险的立法以供给巨灾保险制度的建立已是刻不容缓。如巨灾保险的立法采单独立法模式，立法工程可谓浩大，《巨灾保险法》或《巨灾保险条例》必须将所有的巨灾风险均予规范方可出台，这既是与时间的“赛跑”，对立法机关的立法水平和能力也是一大考验，立法难度加大。如我国巨灾保险以第一种模式立法，立法机关可以对民生危害最大的地震风险作为主要的对象和突破口，可通过先制定《地震保险法（条例）》积累立法经验，待时机成熟后，逐步制定《洪水保险法（条例）》等有关其他巨灾风险的法律，从而形成包括主要巨灾风险在内的巨灾保险立法制度。这无疑减少了立法机关的压力，可操作性也更强。

第二，针对不同的巨灾风险分别立法是已有较为完善的巨灾保险制度的国家和地区的通行做法。如美国1956年通过了《联邦洪水保险法》，1968年美国国会又通过了《全国洪水保险法》，1973年再次通过了《洪水灾害防御法》对前一部法律予以补充。美国的《全国洪水保险法》和《洪水灾害防御法》在内容上围绕着洪水保险计划的整个实施过程，从风险识别、减灾和保险这三个方面确立了美国洪水保险计划的框架内容，明确了联邦政府、地方政府和私营保险业的任务和实施细节。[1]1982年法国国会通过“自然灾害保险补偿制度”，即著名的Cat.NatSystemNo.82—600法案。这是法国国家巨灾保险体系的开端。此后，法国“自然灾害保险补偿制度”在实践中不断修改，但一直基本维持原样。[2]日本于1966出台《地震保险法》，并建立了地震再保险株式会社。我国台湾地区在9.21地震发生之后，出台和修订了《住宅地震保险共保及危险承担机制实施办法》，该法对地震保险的再保险、地震基金、保险理赔和费率方面等均作了具体规定。可见，除法国外，上述国家和地区在巨灾保险的立法模式上几乎都走了同一条道路：针对不同的巨灾风险分别立法。国外的成熟经验可资我国立法借鉴。

（二）巨灾保险的立法内容

关于巨灾保险的立法内容，以下几个方面必须明确：

第一，巨灾保险的适用范围，即巨灾保险仅对财产损失予以赔付还是将人身伤亡也纳入保障范围。

第二，巨灾保险的定位，即巨灾保险是政策性保险还是商业保险。

第三，巨灾保险的实施形式，即巨灾保险是采强制保险还是自愿保险，抑或二者结合的方式。

第四，巨灾保险基金的内容，即巨灾保险基金的来源、运作和管理等方面须立法予以明确。

第五，巨灾保险的理赔。其要解决的是巨灾风险发生后，保险人如何履行责任的问题，如无保单理赔、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均死亡时保险金的给付和理赔应急机制的建立。

第六，巨灾保险的再保险制度。由于巨灾风险发生有可能给再保险人的偿付能力造成极大的压力，甚至侵吞数年的利润，更甚至可能直接导致其破产，因此，我国巨灾保险的立法一方面须规定巨灾保险人必须向再保险人分保，另一方面也要以立法形式确保国家财政补贴再保险人经营巨灾再保险业务产生的亏损，或者允许再保险人以发行证券的形式将巨灾风险转移给资本市场。

第七，巨灾保险的业务监管机构。[3]巨灾保险涉及的地域、行业较广，与之发生业务管理关系的部门较多。如作为保险业务，保监会可对其进行监管；作为主要的行业保障，农业部正积极推进巨灾保险的实施；作为资金保障，财政部在巨灾保险事业中居于重要地位；此外，还有一些其他部门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巨灾保险的监管工作。这种没有牵头机构运作的管理体制对巨灾保险制度的运行十分不利，因此，有必要从有利监管和统一协调的角度出发，在法律中确定主要的业务监管机构，避免可能出现的部门多头负责的情形。

二、巨灾保险的适用范围

我国要建立的巨灾保险制度是一个包括财产损失赔付和人身伤亡赔付在内的范畴，还是将人身伤亡赔付摈弃在巨灾保险保障之外，这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这直接关系到巨灾保险的适用范围大小、巨灾保险基金的筹集和保险理赔等一系列问题。在笔者看来，巨灾保险应涵盖财产损失赔付和人身伤亡赔付这两个方面，理由如下：

第一，随着民众保险意识的不断增强，因自然灾害所造成的人身伤亡赔付会逐渐增加，人寿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面临严峻考验，须以巨灾保险分担其压力。根据保监会的数据，截止2008年6月13日，保险业已支付赔款3.12亿元。[4]2000年保监会下发了《关于企业财产保险业务不得不扩展承保地震风险的通知》，明确规定，各保险公司企财险项下不得扩展地震责任，如果有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项目确实需要扩展地震责任的必须逐案报保监会批准。虽然2002年保监会取消了地震保险的报批制度，但目前绝大多数的保险公司仍将地震造成的财产损失列入财产保险的除外责任范围，地震保险仅以附加险的形式出现，地震造成的财产损失须投保人加保方能赔付。与财产保险相比，我国的人寿保险及意外伤害保险一般是将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引起的意外伤亡纳入保险责任范围。由于财产保险将地震风险纳入除外责任范畴，故本次大地震保险公司支付的赔款主要是人身伤亡赔款。就目前的赔款数字来看，对人寿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自然不能造成多大影响，主要原因在于我国民众的保险意识不高、投保率低。但随着民众保险意识的增强，投保人寿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的人数会逐渐增多，当灾难再次来临时，人寿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必将面临巨大压力，甚至可能发生破产清算之虞。如将因地震等巨灾风险引发的保险责任从人寿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中剥离出来而归入巨灾保险责任，则人寿保险公司可凭藉巨灾保险制度中的巨灾保险基金吸纳和分担风险，保证保险公司的正常运行。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对此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其已正式推出“国寿重大自然灾害意外伤害保险”，涵盖地震、泥石流、滑坡、洪水、海啸、台风等六种重大自然灾害，承担由灾害引起的被保险人身故和残疾责任。这是国内第一款重大自然灾害意外伤害保险产品，该险种将以附加险的形式出现，可以附加于中国人寿已推出的各种保险产品。[5]

第二，可拓宽巨灾保险基金筹资渠道。巨灾保险基金的来源既包括国家财政拨款，也包括巨灾保险的保费收入。如将巨灾风险造成的人身伤亡纳入巨灾保险责任，则与此保险责任相关的保险产品的保费收入也将进入巨灾保险基金，这为拓宽巨灾保险基金的筹资渠道提供了一个好的途径。

所以，笔者认为巨灾保险是指对由于地震、台风、洪水、海啸等突发性的、无法预料、无法避免且危害特别严重的灾难性事故所造成的财产损失和人身伤亡，给予切实保障的风险分散制度，它包括“财产巨灾保险”和“人身巨灾保险”[6]中的人寿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的内容。至于健康保险中的医疗费用保险（medicalexpensecoverage），是否需要将因巨灾风险造成的伤害从其保险责任中剥离归入巨灾保险责任？笔者认也是可行的。因为实务中，保险公司设计的医疗费用保险一般补偿被保险人因意外事故或疾病而住院治疗产生的医疗费用，巨灾风险造成的人身伤害属意外事故。因此，为巨灾风险量身定做“巨灾医疗费用保险”也无不可。但是，将巨灾风险从人身保险中剥离而单独开发“人身巨灾保险”，并专门适用巨灾保险立法的规定，实务及立法的最大问题将是无国外经验可借鉴。将巨灾风险从财产保险中剥离开发“财产巨灾保险”国外已有比较成熟的经验，因此开发适应我国国情的“财产巨灾保险”难度要小一些。至于“人身巨灾保险”，从笔者查阅的资料来看，还无国外实务及立法先例可循。由于我国保险业起步较晚，保险市场发育也不成熟，实务及立法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已成路径依赖，因此，开发“人身巨灾保险”我国将“摸着石头过河”，这也是对我国保险业产品开发能力和立法机关立法技术和水平的考验。

三、巨灾保险的实施形式

所谓巨灾保险的实施形式，也就是我国巨灾保险立法将巨灾保险规定为强制保险还是自愿保险，抑或是采强制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的方式。对于此点保险业界和学界对之存在分歧。保险业界比较一致的意见是主张巨灾保险强制投保。强制投保的好处是可以扩大巨灾保险的保费规模，尽量减少保险公司的损失，增强保险公司的赔付能力，提高巨灾保险的覆盖面。但学者邹海林认为，强制投保可能会造成更大的不公平[7]。笔者认为，我国的巨灾保险应走强制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的道路。

（一）巨灾保险的政策性保险地位决定一定范围的险种、投保人须强制投保。为了体现一定的国家政策，如产业政策、国际贸易政策等，国家通常会以国家财政为后盾，举办一些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保险，由国家投资设立的公司经营，或由国家委托商业保险公司代办这些保险，所承保的风险一般损失程度较高，但出于种种考虑而收取较低保费，若经营者发生经营亏损，将由国家财政给予补偿。这类保险被称为“政策性保险”。与商业保险运用市场和经济手段推动发展不同的是，政策保险更多地运用法律、行政、财政、税收、金融和政策等非市场化手段推动保险业务发展。由于地震、洪水和冻灾等自然灾害带来的经济损失动辄上亿，甚至上千亿，如将巨灾保险定位为商业保险由保险公司完全以市场化运作，一旦发生重大自然灾害则其会成为保险公司的梦魇，甚至使之陷入无力支付保险金而破产的境地，这对整个金融市场的稳定也极为不利。在高风险、低利润的巨灾保险面前，保险公司往往会望而却步，至今在我国的家财险保险条款中，地震所造成的财产损失一般被保险公司列入除外责任，即使是企财险，地震保险也仅以附加险的形式出现。既然巨灾保险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8]会出现“供给不足”的现象，因此也就需要国家以“有形之手”通过立法明确巨灾保险的政策性保险地位，以国家设立巨灾保险基金等形式对巨灾所需保险金予财力支持，并在一定范围内实施强制保险，规定一定范围的强制险种、一定范围的投保人必须投保，保险公司也必须承保。

（二）“人身巨灾保险”不宜采强制保险，而须根据投保人的意愿自愿投保。强制保险一般出于维护公共福祉和公共利益的考量，是否投保“人身巨灾保险”基本不关涉公共利益，而与个人及家庭的幸福、生活质量密切相关。如“人身巨灾保险”强制投保，则恐有限制人身自由的嫌疑。

（三）强制保险的范围应限“财产巨灾保险”，强制投保的险种和投保人也限一定范围。如立法规定所有的居民和企业都必须投保所有的巨灾保险险种，这肯定是错误的。因为，各居民和企业的经济能力和经营状况、实力大小不一，如立法要求所有的居民和企业都必须投保，则势必给低收入人群和经营状况不佳、实力弱的企业带来一定的经济负担。如国家给予低收入人群和经营状况不佳、实力弱的企业保费补贴，则各险种如何补贴、补贴多少又成难题，并且这样大面积的补贴对国家财政也带来巨大压力。所以，笔者认为，“财产巨灾保险”强制保险的范围应限定强制投保的险种、强制投保人。我国将来实施的巨灾保险立法可规定自然灾害的高风险区的居民、企业必须投保相应的巨灾保险，如地震灾害的高风险区的居民、企业必须强制投保地震保险，泛洪区须强制投保洪水保险。美国《洪水灾害防御法》就规定泛洪区实行强制洪水保险，非泛洪区可自愿投保洪水保险。我国并且对关涉国计民生的行业、企业、学校和公共场所也要实行强制投保，其他地区、行业、企业和场所则可自愿投保巨灾保险。对于这一问题，强制保险的区域、强制保险的投保人的范围划定是立法的难点，还需立法机关仔细斟酌。

四、巨灾保险基金的法律规范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风险防护屏障应该依次是个人和企业自身、保险、社会援助，最后才是政府。大量的损失应该用市场化手段向保险公司转嫁。但由于巨灾一旦发生，损失巨大，且巨灾发生的概率也低，难以预测，这容易造成保险公司破产清算。比如美国90年代的安德鲁飓风和北里奇地震导致全世界共63家财产保险公司破产。对于巨量的巨灾损失，保险公司很难以一己之力独立承担。因此，需要国家设立一个财政支持下的巨灾保险基金，用以分担保险公司的巨灾损失风险。目前全球已有1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巨灾保险基金。因此，设立政府主导、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参与的巨灾保险基金以弥补巨灾损失保险金赔付不足，减轻政府灾后重建过程中财政资金的压力也就势在必行。我国的巨灾保险立法离不开巨灾保险的法律规范，这直接关系到巨灾保险开展的成败与否。我国巨灾保险立法就巨灾保险基金应明确以下内容：

第一，巨灾保险基金的筹资来源。可包括：（1）国家财政拨付。在巨灾保险基金设立之初，国家财政应先拨付一笔启动资金，以后每年按照当年GDP的一定比例直接拨付；（2）巨灾保险的保险费。保险公司每年从收取的巨灾保险费中，按一定比例提取保费充入巨灾保险基金；（3）优惠的营业税。国家利用财税杠杆，实施减税政策，降低现行保险公司的营业税税率或者对巨灾险部分不征或减征营业税。（4）发行巨灾债券筹集资金。即将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结合，将巨灾风险向资本市场转移。在约定期限内若致损事件没有发生，债券发行人应偿还本金和利息，当致损事件发生时，债券发行人可以免除或延期支付部分债券本利甚至免除全部本利，此时债券发行人可以将本应支付债券持有人的基金用于赔款支出，这样保险人和再保险人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偿付能力。

第二，巨灾保险基金的使用、管理和监管。（1）巨灾保险基金的使用。也就是在何种条件下巨灾保险基金方可动用支付赔款。由于巨灾保险基金设立的目的就在于防止当发生巨灾时，影响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而以巨灾保险基金作为保险公司的“后盾”，所以使用巨灾保险基金的条件应是巨灾损失超过了巨灾保险立法规定的保险公司承担责任的范围或比例，对于超出的损失部分以巨灾保险基金填补。（2）巨灾保险基金的管理。其需要解决的是巨灾保险基金的管理模式问题，即巨灾保险基金是由政府直接管理运作还是由保险公司代为管理运作。从已设立巨灾保险基金的国家和地区来看，大都由政府和保险监管机构牵头，由本国再保险公司实施管理，实行政府、保险公司合作分摊巨灾风险。[9]笔者认为这两种模式都是可行的。由政府管理运作巨灾保险基金，我国已有社保基金管理运作的经验，我国可成立巨灾保险基金管理委员会，成员可由政府代表、保险公司代表和学术界代表共同组成；如由国家再保险公司管理运作该基金，我国可借鉴国际通行的巨灾保险基金管理运作模式。（3）巨灾保险基金的监管。也就是对巨灾保险基金的使用、管理运作等方面的合法性进行定期审查，这项工作应交政府的专门部门负责，如审计部门。

五、巨灾保险的理赔

保险理赔是保险人履行其合同义务的具体体现，也是被保险人获得实际的保险保障和实现其保险权益的必要途径。由于巨灾风险的特性决定巨灾保险的理赔与一般保险的理赔会存在差异，因此有必要在巨灾保险立法中专门明确巨灾保险的理赔问题，立法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包括：

（一）无保单理赔问题。地震、台风和洪水等自然灾害发生时，往往有屋毁人亡、财产灭失的不幸发生，巨灾保单也往往可能随之丢失。巨灾保险的理赔申请人在向保险公司索赔时，也就会发生无保单理赔问题。保单作为保险合同记载着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但保单丢失并不能成为保险人拒赔的理由，因为我国《保险法》并未将保单丢失作为保险人不承担责任的条件。依据《保险法》第23条的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依照保险合同请求保险人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时，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应当向保险人提供其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既然保险事故已经发生，理赔申请人提供保单约定的索赔资料因巨灾的发生确实困难，保险公司应主动调取承保数据，为理赔申请人提供无保单理赔服务，核实事故，履行合同义务。鉴于无保单理赔问题在发生巨灾后不可避免会发生，那不如在巨灾保险立法中对此予以明确，立法可规定保险人在巨灾发生后应主动提供巨灾保险的无保单理赔服务。

（二）发生巨灾后保险金的赔付问题。这里主要涉及的问题是“人身巨灾保险”的被保险人及受益人均死亡时，保险金如何赔付或处理的问题。如在巨灾中发生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死亡的情况，并且被保险人又无其他受益人的，那么按照我国《保险法》第63条的规定，保险金将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保险人向被保险人的继承人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但由于地震等巨灾致阖家遇难的情形可以说是不在少数，因此可能发生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死亡，被保险人又无其他受益人，且被保险人的法定继承人也在巨灾中遇难的情况，此时保险金又如何赔付或处理？依我国《继承法》第32条的规定，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遗产，收归国家所有；死者生前是集体所有制组织成员的，遗产归所在集体所有制组织所有。依上述法律规定，如该作为遗产处理的保险金无人受遗赠的，则归国家或集体所有。但在巨灾保险法律制度下，此种做法是否妥当？笔者认为，如发生保险金归国家所有的情形，巨灾保险立法可规定保险人不必支付保险金。因为保险金进入国库后，国家还需每年从国库中拨付一定的资金到巨灾保险基金中，这其中也就自然包括此类保险金的一部。但由于巨灾保险基金是后于保险人赔款的第二层次的保障安排，如将此类保险金收归国有，这对保险人的偿付能力多少产生影响。与其将此类保险金收归国有再通过预算划拨形式进入巨灾保险基金并作为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后勤保障”，不如在立法中直接规定遇此类保险金收归国有时，保险公司不必支付保险金，从而使此类保险金在巨灾赔偿的“一线”发挥直接的保险保障作用。

注释:

[1]参见曾立新：《美国洪水保险制度及立法改革》，载《中国保险报》，2007年8月27日。

[2]参见曹海菁：《法国与新西兰巨灾保险制度及其借鉴意义》，载《保险研究》2007年第6期。

[3]参见张国华：《巨灾保险立法思考》，/bxtd/01/15/200806/t20080627_1508208.htm，2008年6月25日。

[4]参见俞燕：《中国人寿：地震赔款不会超过10亿》，载《中国青年报》2008年6月16日。

[5]参见谢文麟：《中国人寿首推重大自然灾害意外伤害险》，/xwzx/03/200806/t20080613_1492964.htm，2008年6月27日。

[6]这里的“财产巨灾保险”和“人身巨灾保险”是指将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中的巨灾风险责任从基本责任中剥离，并围绕地震、洪水等巨灾风险责任专门开发的巨灾保险。

[7]参见辛红：《巨灾保险缘何迟迟不露面政府主导成业内共识强制保险立法看法不同》，载《法制日报》2008年6月13日。

巨灾保险范文篇3

巨灾是指对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特别巨大的破坏损失，对区域或国家经济社会产生严重影响的自然灾害事件。这里的自然灾害主要包括：地震与海啸、特大洪水、特大风暴潮。

巨灾保险是指对因发生地震、飓风、海啸、洪水等自然灾害，可能造成巨大财产损失和严重人员伤亡的风险，通过保险形式，分散风险。

巨灾保险体系是发挥商业保险公司在巨灾风险管理中的作用，建立以政府为主导、市场为辅助的全社会广泛参与的多层次、多支柱的巨灾保险及风险处置体系，以实现多方共担风险。

二、我国巨灾保险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我国巨灾保险存在的问题

1.投保率低，保险覆盖面积小。

由于人们的保险意识还比较薄弱，而且受到经济条件的限制，所以参保的个人和企业较少，这就导致投保率低，保险覆盖面积小。

2.从保险产品的角度看。

对于寿险的意外险而言，未将因地震引发的保险事故列入除外责任条款，所以赔付情况较好，而对于财产险的家财险和企财险产品，并不包含地震责任，少数特约的地震险往往是以主要合同的附加险形式出现，且收费较高。而且，针对巨灾风险的农业保险也处于不断萎缩的状态。

3.巨灾风险有效承保能力严重不足，巨灾损失理赔额偏低

我国巨灾风险处置的现状是巨灾风险有效承保能力严重不足，商业保险还没有成为自然灾害风险补偿的重要手段，重大自然灾害中保险赔付率低，仅有少部分灾害事故损失能够通过保险获得补偿。如年初的雨雪冰冻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111亿元，保险业已给付赔款约50亿元，保险赔款占损失金额的4.5%；汶川地震截至6月28日，导致四川省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截至7月12日，保险公司已赔付保险金3.86亿元，预付保险金1.16亿元，保险赔款仅占损失金额的0.5‰。

（二）导致巨灾保险体系难以有效建立的原因

1.缺乏法律支持。

目前我国公民巨灾保险意识普遍较弱，强制性的保险法律制度也相对薄弱，使巨灾保险在推进过程中缺乏法律支持。从国际巨灾保险的成功经验看，为了确保巨灾保险的覆盖面，包括美国、日本等一些国家和地区都采用了一定程度的法律强制性保险制度，而我国目前尚缺乏相应的法规。

2.缺乏经营技术和水平。

经营巨灾保险涉及地质、地理、气象、土木工程等多学科的专业技术知识，技术门槛和投入成本相对较高。目前，我国保险公司对培训巨灾保险专业技术人才的投入力度还比较欠缺，保险公司无法对地震、风暴、洪水、冰雪等自然灾害可能造成的损失进行相对准确的衡量和把握，致使保险公司无法开发、设计出种类丰富的巨灾保险产品，对经营巨灾保险业务采取谨慎保守的态度。

3.缺乏相应的管理制度。

目前，我国尚未建立应对巨灾事故的保险制度，应对巨灾风险的职能机构分散，相互间的沟通协调存在很大障碍，且保险公司巨灾风险责任没有与一般风险责任加以区分，对保险费率的厘定未考虑风险事件发生的概率和损失程度，政府对巨灾保险的保费连同其他保费一起征收营业税与所得税，巨灾保险管理缺乏有效的政策保障和积累制度。再保险制度也还未完善，仅靠其自身的偿还能力根本无法解决巨灾保险的问题。

三、国外构建巨灾保险体系的经验

（一）美国

美国和中国的自然环境比较类似，对于巨灾损失分担，美国政府采取积极的态度，通过税收、财政补贴等方式去分担巨灾损失。比如，美国国会分别在1956年和1973年通过了《联邦洪水保险法》和《洪水灾害防御法》，提出了关于洪水保险的详尽计划，将洪水保险作为重要的救灾措施，并规定计划由全国洪水保险人协会具体管理；1938年，美国建立了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FCIC），为超过农场主控制能力的自然情况引起的全部损失提供保障。

（二）日本

作为地震多发国，日本早在1966年就制定了《地震保险法》，并根据这一法律逐步创立了拥有自己特色的地震保险制度。日本地震保险制度的特点是：企业地震保险由保险公司提供；家庭地震保险则由保险公司和政府共同参与。

（三）新西兰

新西兰对地震风险的应对体系由三部分组成，包括地震委员会、保险公司和保险协会，分属政府机构、商业机构和社会机构。新西兰巨灾保险的核心是风险分散机制。首先，当巨灾事件发生后，先由地震委员会支付两亿新元；其次，如果地震委员会支付的两亿新元难以弥补损失，则启动再保险方案。

四、我国巨灾保险体系的构建

中国的自然灾害损失基本上在政府和受灾者间分摊，其中政府在制度上扮演了风险第一承担者的角色。目前亟需建立由政府、商业保险机构和行业互助组织共同参与的巨灾保险体系，其结构如图1所示。

（一）灾前预防机制

1.从政府的角度。

目前，我国每当巨灾发生后，政府都成为了风险第一承担者，但这并不有利于政府资源的有效利用。所以政府应协调各方力量，合理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建立和完善巨灾保险制度。

（1）设立国家地震及巨灾保险制度，制定一部有关巨灾保险的法律、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从而确立巨灾保险的政策性地位，明确巨灾保险的政策性保险地位和巨灾保险的强制性，规定各商业性保险公司把地震、洪水、冰雪、台风等列为综合性保险的承保责任。同时，国家应对巨灾保险的保费收入免征营业税和所得税。

（2）建立一套激励约束机制，鼓励公众参与地震保险。比如对地震保险保费提供适当的财政补贴，对地震保险保费提供税前扣除优惠，对采取抗震防灾的保险标的提供费率折扣，对申请国家财政信贷支持的项目可考虑要求投保地震保险等。

（3）加大科技投入，整合地震、地质、水利、海洋等各方面力量，研究各种自然灾害之间的联系及巨灾分布规律与发生条件，提高巨灾监测、预测、预报水平；开展全国巨灾风险调查，进行风险评估；建立并不断完善巨灾预警、防御体系。

2.从保险公司的角度。

因为保险公司在核保、核赔、定价等方面的技术优势无疑能为巨灾风险管理提供更好的技术保障，所以建立巨灾风险管理机制需要商业保险公司的大力参与。

（1）大力开发关于巨灾风险的保险产品，比如寿险可以开发重大自然灾害意外伤害保险产品；财产险可以开发专门针对巨灾风险的巨灾保险产品。

（2）对于不同的险种可采用不同的运作模式。例如：家庭财产巨灾保险可以采用以政府统筹为主、商业保险为辅的政策性保险模式，由政府对居民家庭财产提供基本的保险保障，对于超过基本保障额度以上的家庭财产保险可由商业保险提供，政府可对购买巨灾商业保险的居民进行补贴；企业财产巨灾保险可以采用以商业保险为主、政府间接参与的模式。

（3）从承保方面来说，可以采用地理承保方式，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对保险标的进行风险评估和损失分析，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情况、保险业的偿付能力以及巨灾的出险频率、损失程度来厘定承保条件和费率。比如，制定一个基础费率，以基础为前提，根据自然灾害频发的地区和发生频率来调整费率。具体到地震险的保险费率可根据房屋的抗震水平差别对待，不同的抗震标准享受不同的保费优惠政策，从而加强当地的防震措施。总之，可以选择一个或者几个巨灾风险在经济发达地区先行试点，慢慢积累经验。

（4）从理赔角度来说，应做好一些基础性的技术工作，比如建立巨灾损失模型，有了这些信息资料后，就可以制定更科学的理赔标准。对于巨灾保险来说，在出险后，还应灵活运用理赔标准，必要时可以采取通融赔付。

（5）保险公司可以将巨灾准备金列入成本进行核算，从而便于形成积累和公司财务状况的长期稳定。

（6）建立巨灾共保体。单独一家商业保险公司是无法抵御巨灾损失的，所以保险公司应联合起来，组成巨灾共保体，共同承担巨灾风险。当然，共保体的经营需要政府的财政支持和税收优惠，并且必须在国际市场购买商业再保险。

3.从再保险的角度。

再保险既要履行社会管理职能，更要发挥向全球分散风险的制度和技术优势。再保险作为保险的保险，是一个国家保险业发展水平的标志。

应建立巨灾保险的再保险体系，利用再保险扩大巨灾保险计划的承保能力。再保险的基本功能是保险公司出于控制损失、稳定业务经营、扩大承保能力、增加业务量、有利于改善经营的需要而形成的一种保险机制。积极培育发展国内再保险公司，大力培育专业再保险经纪公司，活跃再保险市场。同时，应进一步开放我国保险市场，引进资金实力雄厚、业务技术精湛、经营经验丰富的国际知名再保险公司和组织，构建商业再保险和国家再保险相结合的、多层级的地震风险分担机制。这种分担机制包括国内保险业承保地震风险，向商业再保险公司分保，由国内外商业再保险公司作为再保险主体；对于超过再保险公司承保能力以上的部分，由政府管理的地震风险基金提供再保险。

4.巨灾债券。

发行巨灾债券，分散保险在金融市场上的风险。巨灾债券是一种场外交易的债权衍生品，是保险公司或者再保险公司通过直接发行公司债券、利用债券市场来分散风险的风险证券化形式。通过巨灾债券可将巨灾风险转移给资本市场的投资者，增强社会危机处理能力，增强保险公司的承保能力。

5.巨灾风险基金。

建立巨灾风险基金。其资金来源可以从四条渠道筹集：一是通过国家财政，每年按照当年GDP的一定比例直接拨付，此项拨付应该优于其他需要；二是商业保险公司，从每年收取的保费中按一定比例提取，提取的部分可以参照保险保障基金的方法进行管理；三是利用财政拨付和从保险公司提取的资金进行投资，以促进资金的保值增值，该部分资金的投资宜集中于低风险甚至无风险的领域，诸如国债、企业债券以及其他低风险的金融衍生产品；四是国家可以利用财税杠杆，实施减税政策，降低现行保险公司的营业税税率或者对巨灾险部分不征或减征营业税。

（二）灾后救助的补充形式

建立社会救助制度，当发生巨灾风险时，充分利用社会救济途径募集资金，用于灾民安置、灾后重建等。社会救助有两种途径为灾区筹集救助资金：

1.企业、事业单位、各种社会团体、组织、个人通过自愿的方式向灾区民众进行捐款，这应该是社会救济的主要方式。

2.可以发行赈灾福利，将所募集资金捐献给灾区。

社会救济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可以增强社会主体的社会责任感；另一方面也是建立巨灾保险体系时不可忽视的社会救济的力量。

巨灾来临，遭受损失的主要是公民个人的生命安全和财产以及社会团体和企业的财产。而这些受灾群体又恰好是投保主体，因而巨灾保险体系的健康运行也对投保主体提出了相应的要求：提高公民个人及企事业团体对巨灾的认识以及发生自然灾害后所产生的严重后果，从而增强其投保意识；在投保时，应向保险人如实告知、提供保险标的的相关资料；在平时应提高管理水平，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加强风险防范意识；在发生风险时，投保人应主动、积极地进行恰当、正确的自救，争取把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综上所述，我国巨灾保险体系应是一个由多主体参与、多层次立体化的结构。在这一体系中，当保险事故发生时，首先由巨灾风险基金进行赔付，对此应设立最高赔付限额，比如将房屋赔付的最高限额设定为10万元，将屋内财产赔付的最高限额设定为2万元。然后由保险公司负担超过限额部分的赔付，由再保险公司承担超过保险公司赔付限额的部分责任。此外，还要充分利用社会救济途径募集资金，用于灾民安置、灾后重建等。当这些民间救济手段不足以弥补损失时，由政府最后买单，相信此时政府所承担的责任应该不会很大。

【主要参考文献】

［1］米建华，龙艳.发达国家巨灾保险研究——基于英、美、日三国的经验[J].安徽农业科学，2007，（21）.

［2］杨宝华.政府在巨灾保险体系中的角色定位与作用机制[J].上海保险，2008，（2）.

［3］李文富.我国巨灾风险保障机制运作模式探析[J].中国保险，2008，（3）.

［4］马莉.巨灾债券与巨灾保险风险分散[J].广东金融学院学报，2008，（1）.

［5］石颖.我国巨灾保险发展现状[J].沿海企业与科技，2007，（4）.

［6］2007年保险年鉴.

巨灾保险范文篇4

关键词：海洋巨灾；巨灾保险；保险制度；风险分散机制

海洋经济是全球经济发展的新领域。党的提出了“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战略举措，为新时代我国海洋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然而，海洋经济发展受海洋灾害风险的影响很大，尤其是面临着海洋巨灾风险的严重威胁。因此，如何建立相应的保险制度，运用市场机制分散海洋巨灾风险，成为我国发展壮大海洋经济、保障海洋事业可持续发展必须破解的一大难题。本文从海洋巨灾风险及其保险的概念与特点入手，研究建立海洋巨灾保险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我国海洋巨灾保险试点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以此为基础，就构建我国海洋巨灾保险制度提出若干建议。

一、海洋巨灾风险及其保险的概念与特点

随着“一带一路”特别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推进和海洋强国战略的实施，我国海洋经济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诸多风险和挑战。海洋巨灾风险就是制约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一）海洋巨灾风险的概念与特点。关于巨灾（Catastrophe或Large-scaleDisas⁃ter），国际上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定义。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UNISDR）将其称为一种严重影响社会并需要国家或国际援助的灾害。[1]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将其定义为造成大量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基础设施的大面积破坏，使受灾地区及邻近地区的政府束手无策的灾害。[2](p16)美国联邦法典第42篇第5122条将其称为“MajorDisaster”，并界定为“造成达到一定严重程度的损害后果，需要政府和救灾组织提供援助的自然灾害和火灾、水灾、爆炸。”瑞士再保险公司将其理解为经济损失、保险索赔额或相关伤亡人数超过一定标准的灾害。[3](p2)一般认为，巨灾是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巨额财产损失，对区域或国家的社会和经济产生严重影响的自然灾害和人为灾难。[4](p5)按其发生原因分类，巨灾可分为自然巨灾和人为巨灾；按其发生频率分类，巨灾可分为常态巨灾和非常态巨灾；按其承灾体分类，巨灾可分为城市巨灾、农村巨灾和海洋巨灾。所谓海洋巨灾（MarineCatastrophe），是指由自然或人为因素引起的，在海上或海岸带发生的，造成巨额财产损失、重大人身伤亡甚至海洋环境严重污染的灾害，包括海洋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其中，海洋自然灾害是指海洋自然环境发生异常或激烈变化，导致在海上或海岸带发生的严重危害社会、经济、环境和生命财产的事件，如风暴潮、海啸、海冰等；[5]海洋人为灾害是指与人类活动有关的，在海上或海岸带发生的，造成严重损害后果的事件，如重大海上溢油事件、海上恐怖主义事件、核泄漏事件等。巨灾风险（CatastropheRisk）是“因重大自然灾害、疾病传播、恐怖主义袭击或人为事故而造成巨大损失的风险。”[6](p1)海洋巨灾风险（MarineCatastro⁃pheRisk）是因重大海洋自然灾害或人为灾害而造成巨大损失的风险。作为巨灾风险的主要类型，海洋巨灾风险具有巨灾风险的一般特性：一是低频性。在一定时间范围内，海洋巨灾风险的发生频率较一般风险低得多。例如，风暴潮灾害常有发生，但特大风暴潮灾害较为罕见；二是难以预测性。由于发生次数少，缺少大量的历史数据，海洋巨灾风险预测难度较大；三是突发性。海洋巨灾风险是突然发生的，出乎人们的意料；四是严重性。海洋巨灾风险一旦发生，会造成巨大损害。除此以外，海洋巨灾风险还具有以下显著特点：一是区域性。虽然海洋巨灾风险的发生地点往往难以精准预测，但是其空间分布常常具有一定规律，区域性特征明显。一些海洋自然灾害发生在特定纬度。以我国为例，海冰灾害主要发生在我国渤海及黄海北部等海域，台风风暴潮灾害影响的区域主要是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另外，与海洋产业活动有关的海洋人为巨灾风险的发生地点往往也有一定范围。如海洋油污巨灾风险一般发生在有海洋油气开发活动的区域。二是相关性。各种海洋巨灾风险之间不是相互独立的，它们或相互影响，或互为因果，无法完全分离。如海底地质活动引起的海啸可能会造成沿海核电站发生核事故；台风可能造成特大风暴潮及海浪灾害等海洋巨灾。海洋巨灾风险的相关性特征，极大地增加了国家和受灾者应对海洋巨灾风险的负担。三是高损害性。相较于内陆地区，沿海地区往往人口更稠密、城镇化程度更高、生产更活跃、财富更集中。特别是，随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我国正积极同沿线国家发展蓝色伙伴关系，开展密切的海上合作。这表示将有更多的人员和资产暴露于海洋巨灾风险中。相较于其他巨灾风险，海洋巨灾风险的发生会造成更为灾难性的损失。（二）海洋巨灾保险的概念与特点。海洋巨灾保险是一种运用市场机制分散海洋巨灾风险的金融工具。就内涵而言，海洋巨灾保险是以服务海洋经济发展为目的，保险人根据保险合同约定，对被保险人因保险标的遭受海洋巨灾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保险。按照保险标的分类，海洋巨灾保险可以分为财产保险和责任保险两种类型。一般认为，海洋巨灾保险具有以下基本特点：第一，海洋巨灾保险具有基本保障性。海洋巨灾保险承保的风险仅是达到一定量化标准的海洋巨灾风险，而不是一般风险。开展海洋巨灾保险的目的是保障沿海地区生活和生产的基本需要，促进灾后秩序的快速恢复。同时，由于保费积累和财政投入有限，为了保证偿付能力、实现制度的可持续性，海洋巨灾保险客观上不能补偿所有巨灾损失，只能提供基本生产生活保障。沿海居民和涉海企业可以自愿购买商业巨灾保险以满足其更高层次的保障需求。第二，海洋巨灾保险具有经济政策性。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等社会政策性保险不同，经济政策性保险是指国家为了实现某种政策目的，对某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行业实施保护政策而开办的保险。[7](p5)海洋巨灾保险应当属于经济政策性保险的范畴。一方面，海洋巨灾保险的开展不以营利为目的，而是为了实现海洋强国建设的战略目标，保障沿海居民生活安定、保障海洋产业生产稳定、保障海洋生态环境安全；另一方面，海洋巨灾保险的实施依赖于国家的扶持。由于海洋巨灾保险具有高风险、高损失、高赔付的特质，难以单纯依靠市场机制得以正常运行，因而需要政府提供的法律保障和政策支持以实现稳定供给。第三，海洋巨灾保险具有准公共产品属性。准公共产品是指介于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之间的，不完全具备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8](p4)海洋巨灾保险的保险金可以减轻被保险人的财产损失，直接使其受益。同时，海洋巨灾保险提供的利益具有外溢性，能够降低海洋巨灾损失、缓解国家财政压力、提升全社会海洋防灾减灾水平。另外，只有投保人与保险人达成了海洋巨灾保险合同，保险人才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支付保险金。因此，海洋巨灾保险既不是典型的私人产品，也不是完全的公共产品，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准公共产品。

二、建立海洋巨灾保险制度的必要性

所谓海洋巨灾保险制度，是指对因发生海啸、风暴潮、海洋油污等海洋自然灾害或人为灾难，可能造成巨大财产损失、重大人员伤亡的风险，通过保险形式进行风险分散的制度安排。我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拥有约1.8万公里的大陆海岸线，而且地处中纬度地区，是一个海洋巨灾风险高发国家。鉴于海洋巨灾风险对沿海经济秩序和海洋生态环境的巨大冲击，本文认为，我国要发展壮大海洋经济，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必须尽快建立海洋巨灾保险制度。具体说来，建立海洋巨灾保险制度的必要性主要在于以下方面：（一）促进海洋产业健康发展的必要保障。随着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不仅沿海地区已成为我国人口和财富最集中的区域，具有高度脆弱性，而且主要海洋产业包括海洋渔业、滨海旅游业、海洋油气业和沿海港口业等，均面临着多种海洋巨灾风险的影响。首先，海洋渔业（特别是海水养殖业）是对海洋环境、气候等条件有着高度依赖性的海洋产业，普遍面临风暴潮、赤潮和油污等典型海洋巨灾的威胁。这些灾害会导致大范围的海洋动植物死亡，造成大量直接经济损失和期待利益损失。其次，滨海旅游业是以海洋自然旅游资源和海洋人文旅游资源为依托的海洋服务业，具有极大的易损性。台风、风暴潮、海啸、赤潮以及油污等多种海洋巨灾会直接破坏海洋景观和生态环境，使滨海旅游业遭受巨额经济损失。再次，海洋油气业同样面临台风、巨浪、海啸、油污等海洋巨灾风险影响。例如，海啸、巨浪可能破坏海上油气开发设施，引发油气泄漏或井喷事故，造成巨大人身财产损失和海洋环境不可逆转的损害。最后，沿海港口业容易受海雾、台风、风暴潮、海冰等灾害影响。例如特大风暴潮灾害会导致港口基础设施毁坏，严重干扰港口作业活动，造成巨额财产损失。然而，这些主要海洋产业所面临的特殊海洋巨灾风险，是普通的商业保险无法保障的。因此，建立海洋巨灾保险制度是促进海洋产业健康发展的必要保障。只有通过海洋巨灾保险制度，才能切实满足海洋产业分散海洋巨灾风险的需求，将巨额损失进行社会化分担，减轻风险对海洋经济秩序和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二）保障海洋巨灾受害者财产权益的必要途径。海洋巨灾的发生，会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巨额财产损失，甚至海洋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对于广大沿海居民、涉海中小企业而言，受经济能力、生产技术等因素限制，其对海洋巨灾风险的抵御能力极低，一场海洋巨灾就会对其造成致命打击。在现有制度下，对于海洋巨灾损失，受害者难以通过侵权诉讼、政府救助及社会捐助等渠道获得充分的救济资金。其中，海洋自然巨灾由于不存在侵权行为人，不涉及侵权损害赔偿，因此受害者需要从其他途径获得救济。即便是海洋人为巨灾，如重大海上溢油事故，受害人通过主张责任人承担赔偿责任以获得充分救济也并不容易。例如，一些跨国石油公司以设立东道国子公司的方式规避溢油巨额索赔的风险，以子公司资产为限承担赔偿责任，这导致受害者无法获得充分赔偿。[9](p20)至于灾后的政府救助和社会捐助，都是辅助性救济手段。政府救助以保障基本需求为目的，补偿程度较低。社会捐助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不利于灾后经济秩序的迅速恢复。二者所能提供的资金对于灾后重建而言可谓杯水车薪。建立海洋巨灾保险制度是保障海洋巨灾受害者财产权益的必要途径。因为海洋巨灾保险具有损失补偿功能，可以为海洋巨灾受害者提供多一重的基本保障，并使其在海洋巨灾发生后及时获得保险金，降低财产损失。（三）矫正海洋巨灾保险市场失灵的必要选择。相较一般风险而言，由于海洋巨灾风险的识别和评估更为困难，具有模糊厌恶核保心理的保险公司通常不愿意提供海洋巨灾保险服务。即便承保海洋巨灾风险，出于稳健经营的目的，保险公司会收取较为高昂的保费以应对可能发生的巨额索赔。此时，对于广大沿海居民和涉海中小企业而言，购买海洋巨灾保险不具有可负担性。实际上，根据行为经济学理论，纵使商业保险公司收取反映真实海洋巨灾风险的精算公平保费，公众的投保意愿依然较低。公众通常具有有限理性，往往在海洋巨灾发生后对灾害风险产生过度反应，投保意愿增强；而随着时间推移，又会过于低估灾害风险，产生短视和侥幸心理，投保意愿降低。同时，政府的防灾减灾行为和社会捐助可能会造成慈善风险，抑制海洋巨灾保险需求。因此，商业海洋巨灾保险市场存在失灵的现象，单纯依靠市场机制无法有效开展海洋巨灾保险。建立海洋巨灾保险制度是矫正海洋巨灾保险市场失灵的必要选择。国家基于公共利益考虑，开展政策性海洋巨灾保险，并给予政策支持分散海洋巨灾风险，可以解决商业保险市场上海洋巨灾保险的可获得性和可负担性问题，促进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四）转变政府海洋巨灾风险管理职能的必要方式。由于海洋巨灾风险的应对关系到国家安全和海洋权益，一国政府负有海洋巨灾风险管理的职能。在现代条件下，一国政府海洋巨灾风险管理职能的履行，可以辅以必要的市场机制。对于海洋防灾减灾领域的纯公共产品，政府必须履行其职能以保证供给；对于海洋巨灾保险等准公共产品，政府可以释放一定空间，作为指导者、合作者和监督者，合理引导市场机制参与供给。这是建设有限政府、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在海洋防灾减灾领域实施的是“举国体制”，尤其在灾后重建环节承担了过多的管理职能。海洋巨灾损失救助资金大部分来源于政府财政和社会捐助，缺少灾前融资安排。这不但会产生较大的财政压力，加重纳税人负担，还会导致行政效率低下，行政成本过高。建立海洋巨灾保险制度是转变政府海洋巨灾风险管理职能的必要方式。政府在依法履行管理职能的同时运用市场机制，开展具有准公共产品属性的海洋巨灾保险，可以提升海洋巨灾风险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推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从而更好地保障社会公共利益。

三、建立海洋巨灾保险制度的可行性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对于海洋产业等市场主体而言，还是对于政府而言，建立海洋巨灾保险制度都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保险市场能够进行转移和分散的风险却存在一定条件的限制，如风险必须是纯粹风险、具有偶然性与意外性等。海洋巨灾保险是运用保险机制转移和分散海洋巨灾风险的工具，因此，其制度构建面临的基础性问题首先是海洋巨灾风险是否具有可保性。以保险精算原理和大数法则为基础的传统风险可保性理论认为，海洋巨灾风险不完全满足可保风险条件，不具有可保性。首先，海洋巨灾风险一旦发生，会造成一定区域内大范围、大面积的风险单位同时遭受损失，个体风险无法相互抵消，使保险公司无法通过区域内的大量保单分散海洋巨灾风险。其次，海洋巨灾风险造成的损害后果极其巨大，保险公司可能没有能力承受巨额索赔带来的冲击。此外，海洋巨灾风险发生频率低，使得相关历史数据不足。加之一些海洋产业如海水养殖业的海洋生产环境具有特殊性，使得查勘定损难度大，从而导致保险公司不易获取损失数据。这些因素造成保险公司难以利用传统的精算手段确定准确的保险费率。随着现代保险理论与实践的发展，现实中已经出现了很多不符合理想可保条件的风险却为保险人承保的现象。对于我国而言，从保险理论发展、保险技术进步、域外实践经验和国内相关制度铺垫来看，运用保险机制转移海洋巨灾风险已经具备一定的可行性。第一，现代保险理论发展提供了创新思路。研究表明，决策论、精算破产理论等保险理论的发展为增强海洋巨灾风险的可保性提供了思路。保险人在强制保险和垄断经营的前提下，可以积累非巨灾年度的保费盈余建立巨灾保险基金，将海洋巨灾风险在时间跨度上实现纵向分散，以应对巨灾年度的赔付。[10](p65)另外，保险人可以采取共保、分保、巨灾债券等方式将海洋巨灾风险在国内外保险市场、资本市场进行分散。这不但使大数法则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得以运用，而且可以增加参与损失分担的资本，增强保险人的承保能力。这种多元化风险分散方式可以显著拓展海洋巨灾风险的可保性。此外，保险人对海洋巨灾风险的认识能力可以因相关技术水平的发展得到提高。巨灾模型是重要的巨灾风险评估工具，可以估计给定区域或风险标的集合遭受巨灾打击的概率及受损程度。[11]保险人可以借助巨灾模型评估海洋巨灾风险，确定合适的保险费率。第二，保险科技进步提供了技术支撑。大数据、云计算和区块链等保险科技快速发展，可以为海洋巨灾保险定价、风险识别、业务组合优化等提供技术支持。当前，我国巨灾模型自主研发能力正在不断提高。中国再保险集团于2018年5月正式了我国首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地震巨灾模型，还将研发符合我国国情的其他自然灾害巨灾模型列入规划。[12]运用巨灾模型进行巨灾风险评估的准确性除了与建模技术有关以外，还与巨灾数据质量联系紧密。巨灾数据既包括保险业数据，又涉及气象水文等数据。在2018年5月11日，我国了全国海洋灾害综合风险图，该图结合风暴潮、海浪、海冰、海啸和海平面上升五个灾种在我国沿海地区发生频次、致灾强度及造成损失等影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科学反映了我国沿海地区的海洋灾害综合风险分布情况。[13]海洋灾害风险分布的科学识别有助于提高保险行业对海洋巨灾风险评估的精准程度。第三，域外制度实践提供了参考经验。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为了分散巨灾风险，纷纷建立起巨灾保险制度。这些国家基本上都制定了有关巨灾保险的专门立法，明确了巨灾保险或再保险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以保障巨灾保险制度的运行。由于保险市场发展水平、公众保险意识等存在差异，这些国家的巨灾保险制度模式不尽相同，基本形成了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公私合作（PPP）三种类型，分别以美国洪水保险计划、英国洪水“君子协定”和日本地震保险制度为代表。另外，由于渔业发展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日本、韩国等国家为了分散渔业巨灾风险，制定了较为完善的渔业灾害保险法律制度和配套措施，形成了渔业互助保险组织、保险公司与政府共同承担赔付责任的模式。这些丰富的域外国家巨灾保险制度实践佐证了运用保险机制分散海洋巨灾风险的可行性，为我国建立符合国情的海洋巨灾保险制度提供了有益借鉴。第四，国内相关法律政策提供了制度铺垫。目前，我国涉及巨灾保险的法律法规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以及《农业保险条例》等，其中确立了“建立国家财政支持的巨灾风险保险体系”原则，并规定了针对地震、洪水以及农业大灾的保险制度机制。①与此同时，我国政府相关部门先后了一系列涉及巨灾保险的规范性文件，②为巨灾保险制度建设提供了政策指导。在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支持下，我国于2014年之后，陆续在云南、广东深圳、浙江宁波和福建厦门等省市设立了巨灾保险试点，探索形成了多元化的地方巨灾保险模式。2016年5月，城乡居民住宅地震巨灾保险制度正式落地。这是我国巨灾保险制度建设的重大突破，其转移分散地震巨灾风险的制度安排对于海洋巨灾保险制度构建具有借鉴意义。2018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国家海洋局等八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改进和加强海洋经济发展金融服务的指导意见》（银发〔2018〕7号），提出了“探索建立海洋巨灾保险和再保险机制”的目标。这为运用保险机制转移海洋巨灾风险、构建海洋巨灾保险制度给予了明确的政策指引。可以说，我国相关巨灾保险的政策法律的颁布实施、城乡居民住宅地震巨灾保险制度的正式运行以及沿海省市巨灾保险试点的有效开展，为海洋巨灾保险制度的构建提供了层层铺垫。

四、我国海洋巨灾保险试点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海洋巨灾保险还处于探索阶段。从城乡居民住宅地震巨灾保险①和沿海城市（以深圳、宁波、厦门为例）巨灾保险试点的情况来看，其承保的风险范围通常包括某些种类的海洋巨灾风险，如海啸、台风等，能够为民众提供人身伤亡或家庭财产损失保障（见表1）。在海洋渔业领域，一些沿海省市进行了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分散机制的有益探索。例如江苏省渔业互助保险协会与省政府相关部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等商业保险公司进行了合作，达成了巨灾超赔再保险协议，形成了“互助保险+商业保险”的合作形式。[14]另外，辽宁省大连市开展了政策性海水养殖巨灾保险试点，其承保风险为超强台风、赤潮、油污等；保险期间为承保当年开始至巨灾保险责任事故发生年份结束；运作方式为海水养殖户自愿投保，在保险期间内需要按年连续缴纳保险费，同时享有由市财政给予50%的保费补贴。[15]具体就深圳、宁波和厦门等地巨灾保险试点的情况来分析，各地均采取了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模式，在承保风险、投保方式、承保模式等方面均有相同之处。其一，承保风险范围较广。各地巨灾保险所承保的风险范围，除了包含台风等自然灾害外，还涉及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其二，由政府统一投保，即由各地市政府作为投保人，出资向商业保险公司购买巨灾保险服务。政府统一投保的方式实现了巨灾保险在行政区域内的广泛覆盖，化解了自愿投保方式下投保率低的问题，同时还提高了灾害救助的效率。其三，由“共保体”承保。各地巨灾保险的承保机构是由市政府通过公开招投标方式确定的商业保险公司。在实践中，各地巨灾保险均由多家保险公司共同承保，即形成“共保体”，由“共保体”内的保险公司共同承担保险责任，提供理赔及防灾防损等服务。“共保体”模式可以有效整合行业资源，具有承保能力强的优势。与此同时，在巨灾风险分担机制设计方面，各地又不尽相同。例如，深圳采取的是保险赔付和巨灾基金的分担模式。巨灾基金在巨灾损失超过保险赔付限额时，承担一定的赔付责任。巨灾基金由市政府拨付3000万设立，其性质为政府基金，可以吸收社会捐助资金以扩大资金来源，并通过时间积累和投资运作等方式实现保值增值。[16]又如，宁波采取的是保险赔付、巨灾风险准备金和巨灾基金，再加上回调机制的模式。其中，巨灾风险准备金来源于市政府每年安排的20%的巨灾保险经费，其在发生重大自然灾害和公共安全事件，承保机构当年赔付金额、税费和运营费用之和超过当年实收保费时，以累积总额为限，支付超额部分；巨灾基金则不同，其来源包括财政注资、慈善组织及社会捐助、巨灾风险准备金转入、投资收益等，主要用于补偿超过保险赔付限额范围以外的居民人身伤亡抚恤（包括见义勇为人身伤亡增补抚恤）和家庭财产损失救助，以累积额度为限，并优先补偿人身伤亡抚恤的超额部分；回调机制在巨灾损失金额超过保险赔付限额与巨灾基金总额度之和时启动，按总赔付能力与总损失的比例进行部分补偿。[17]再如，厦门采取的是保险赔付加巨灾风险准备金的模式。在低赔付年份，计提部分结余保费作为巨灾风险准备金，以增强应对巨灾风险的能力。[18](p46)尽管各地试点工作取得了一定经验，但是从总体上看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其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巨灾保险法律保障不足。制定并实施相关立法是有效开展巨灾保险的前提。巨灾保险立法可以明确巨灾保险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促进和规范巨灾保险制度的实施。相较于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我国巨灾保险基本法律缺位。由于没有专门的巨灾保险法律法规，巨灾保险制度内容缺少整体性规定，巨灾保险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尚不明确。另外，现有巨灾保险相关法律规范多是原则性规定，缺少可操作性。例如，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明确提出了“建立国家财政支持的巨灾风险保险体系”，但其规定过于原则，还没有制定针对海洋巨灾保险的专项配套法规。由于法律保障不足，各地巨灾保险的开展缺乏稳定的预期和规范指引。第二，巨灾保险政策体系不完善。提供完善的政策支持是有效开展巨灾保险的基础。财政、税收、防灾减灾等各项政策的支持有助于实现制度运行的安全性。深圳、宁波和厦门等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对巨灾保险的财政支持力度大。政府不仅全额支付保费，而且设有巨灾基金或风险准备金分担巨灾损失。不过，政府统一投保的方式不仅可能会助长公众的依赖心理，不利于公众保险意识的提高，而且不利于激励公众主动采取防灾减灾措施。同时，对于很多欠发达沿海地区而言，这种投保方式会对地方政府构成较大的财政压力，不利于实现制度的可持续性。另外，各地尚未明确巨灾保险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因此承保机构税费负担较重，经营成本高，这不利于调动保险公司承保的积极性。第三，风险分散能力欠佳。各地巨灾保险承保的风险范围广泛，但是保险区域较为狭小。因此，这可能会造成风险难以分散。一旦灾害频繁发生，保险资金积累将不足以应对灾害损失赔付。例如，宁波首年巨灾保险实际经营亏损高达6000多万元。[19]对于地方试点而言，这个问题不可避免。由于全国或省级的巨灾保险制度没有形成，地方试点的巨灾风险无法在更大的范围内分散，这不利于保障试点项目的稳定性。

五、构建我国海洋巨灾保险制度的建议

巨灾保险范文篇5

[关键词]巨灾保险保险公司再保险汶川大地震

一、我国巨灾保险体系的现状

（一）构建巨灾保险体系的背景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在我国四川省汶川地区发生8.0级特大地震，受灾面积超过10万平方公里，因灾死亡近7万人，受伤超过36万人，尚有近2万人失踪，截止5月30日为止，共发生余震6000多次，其中尤以5月25日16时21分发生在青川的6.4级余震为最，此次余震又造成四川广元、甘肃陇南、陕西汉中等地数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千余间房屋倒塌。国际巨灾风险建模公司ATR环球公司目前对此次地震的损失进行了估计，认为本次地震造成的所有投保和未投保保险的财产损失可能超过1400亿人民币，而其中投保财产损失可能为20至70亿人民币。[1]

今年春节前后的雪灾又使南方诸省面临困境，此次雪灾波及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损失之巨为百年所未见。截止到5月29日，5月末的一场特大暴雨已经造成55人死亡。

我国是一个灾害频繁发生的国家，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造成损失重。由于没有建立巨灾保险制度，巨灾补偿都是临时从政府财政进行调整，今年中央预备拨付700亿元用于地震灾后重建，相应减少国家机关预算5%。

从今年的这三场重大灾害事故来看，保险赔偿是相当低的，仅为灾害损失的2%—3%左右，[2]比重相当小。这说明在我国没有建立一个巨灾保障机制。虽然政府有充分的预案准备，并且准确及时地采取了救灾措施，使灾后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降低到很低的程度，但政府在事实上成为风险的第一承担者，这样会使过去几年取得的国民经济发展成果都变为救灾支出，使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处于不平衡的状态[3]。

目前我国所处的整个国际经济环境不容乐观：2007年秋天积蓄多年的美国房地产泡沫开始破裂，不仅导致多只风险基金清盘，更导致许多著名的国际投行纷纷破产倒闭，美国第五大银行贝尔斯登被花旗收购；国际油价更是一路飙升至130美元，某位OPEC官员预测国际油价将突破200美元；国际粮食价格一直在高位运行，甚至许多国家因为粮食紧缺而爆发大规模的骚乱；美联储一再将息，导致美元的疲软，加重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在5月26日人民币兑美元的中间价突破6.94，创汇改以来的第38次新高。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比较明显，今年4月份的CPI高达8.5%，中央今年要将全年的CPI控制在4.8%以内难度很大。可以说在巨灾面前，在内忧外“患”面前，国民经济的成果正在逐步被消耗。

（二）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对保险公司业绩的影响

5月12日发生在四川汶川地区的8级特大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四川省的成都、德阳、绵阳、广元、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虽然由于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使保险公司面临巨额赔付的可能，但从四川省的保险业务状况及各公司在四川省的市场份额来看，四川地区的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比较低，各公司在灾区的保费收入占其总保费收入的比重比较小，特别是财产保险公司由于免责条款而受的损失更小。[4]（表1、表2的数据来源于2007年保险年鉴）

表1：灾区的保险密度及保险深度

保险密度（元）保险深度（%）

成都市894.733.59

德阳市320.092.28

绵阳市262.942.5

广元市154.142.84

阿坝州80.70.8

四川总计275.392.74

全国总计431.22.8

表2：各公司在灾区的保费收入占公司保费总收入的比重（单位：百万元）

在灾区的保费收入总保费收入占比（%）

财险人保1472.2871299.362.1

太保382.5118122.682.1

平安695.3416862.474.1

寿险国寿4177.6183839.442.3

太保633.3537837.61.7

平安1607.4768988.852.2

以2007年保险年鉴的统计数据看，四川省2006年保险密度为275.39元，保险深度为2.74%，低于全国431.2元和2.8%的平均水平，保险公司进行赔付的覆盖面较小。特别是在震中汶川县所在阿坝州，财险公司仅有中国人保一家在此开展业务，而寿险公司没有在这里开展业务。[5]而从财险险种看，车辆险占比较大，各地区的车险占比都在75%以上，企业财产险占比较低，在5%左右，阿坝州企业财产险占比仅为3.2%，[6]但由于国内保险公司几乎都将地震作为除外责任，各保险公司可能基于通融原则作适当地赔付，但赔付比例不会很高。从寿险的险种看，主要涉及意外死亡和医疗的意外伤害险、健康险、学平险（中小学生平安险）等，因为寿险公司对地震造成的损失不存在免责条款，应该能够全额赔付。

（三）我国巨灾保险体系的现状

1、学平险保障额度低

此次汶川特大地震使众多鲜活的小生命逝去，伴随教学楼坍塌的是学生被埋，甚至死亡，聚源中学、新建小学、向峨乡中学、北川中学……到底有多少学生遇难，恐怕是惊人的让人难以想象。

据中国国寿统计，四川震中地区有11万人次投保国寿险种，其中5.8万是以学生和未成年人为承保对象的学平险。[7]根据现有规定，除了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未成年人的人身意外伤害险的保障额度可以达到10万元外，其他地区最高不能超过5万元。

由于学平险的保费完全由学生家长负担，贫困地区（此次震中地区大部分为贫困地区）的家长往往选择最低的保费，甚至不参加保险，故而导致实际保额非常低。从现有灾区的理赔情况看，5月13日，中国人保财险陕西分公司向该省乾县高庙小学死亡的3名学生每人预付3000元，向受重伤住院的2名学生每人预付赔款3000元，[8]有些地区的理赔金额更低。

2、财产险免责

在计划体制下基于财政保障的保险制度，使我国一度成为世界上地震等巨灾保险普及率最高的国家，全国企业总资产的70%，家庭总户数的40%的财产都能获得地震等巨灾的保险保障。[9]保险公司在市场化运作过程中发现这种保险对于保险公司的风险，于是各家保险公司纷纷将地震等巨灾排除出基本责任之内。

虽然自2003年后，国家逐渐推出各种关于地震险的政策，但基本思路仍将地震险作为商业保险品种由各保险公司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保险公司在无力承担巨大风险的前提下，要么将保费提高到令人无法接受的地步，要么以种种理由回避消费者的需求，地震险一直都是镜花水月。此次汶川特大地震中，灾区所倒塌的上万平方的房屋中，基本上没有任何保险，即使存在财险，也是排除了地震等巨灾责任的一般保险。因此，房屋倒塌的风险只能由企业或个人自行承担。

3、房贷问题棘手

因地震影响涉及到商品房的还贷问题，央行以及各商业银行虽然出台了不催贷、不计算滞息等政策，但也彰示贷款不会免责，即使是在房屋倒塌的情形下。此次汶川地震会造成两种结果：一种是贷款人遇难，房屋倒塌；另一种是房屋倒塌了，但贷款人仍然幸存。对于前者，各商业银行只能将其纳入不良资产；对于后者，由于各商业银行基本上都是股份制运作，为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可能免除贷款人的贷款责任，但若强行催逼贷款人还款，又会带来道德上的风险。如何妥善地解决好这一问题，既是国家需要思考的问题，也是各商业银行亟待解决的。

保险的缺失，个人破产制度的缺失，不仅让贷款人背上沉重的债务，更使其在重建家园的过程中面临诸多限制，甚至困境。

如何在巨灾后，鼓舞灾民迅速投入到重建家园的战斗中，以及挽回其在巨灾中的财产损失，应该是我们国家急需解决的棘手问题。构建巨灾的保险体系，当是我们的首选，政府不应是风险的第一承担者，而应是风险的最后承担者。在建立巨灾风险体系方面，国外的许多先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二、国外构建巨灾保险体系的经验

（一）新西兰

位于地震多发地带的新西兰，地震保险制度被誉为全球现行运作最成功的灾害保险制度之一，其主要特点是国家以法律形式建立符合本国国情的多渠道巨灾风险分散体系，走政府行为与市场行为相结合的道路来尽可能分散巨灾风险。[10]

新西兰地震风险的应对体系分别由分属政府机构、商业机构、社会机构的地震委员会、保险公司和保险协会三部分组成。地震委员会设立专门基金，资金来源一部分是投资收益，另外一部分是居民购买财险时强制收取的震灾险。一旦灾害发生，地震委员会负责法定保险的损失赔偿，房屋最高责任限额为10万新元，房内责任的最高限额为2万新元；保险公司依据保险合同负责超过法定保险责任部分的损失赔偿；而保险协会则负责启动应急计划。为了分散保险公司与地震基金的风险，保险公司通过国际再保险市场分散风险。[11]当巨灾损失金额超过地震委员会的支付能力时，由政府作为风险的最后承担者来兜底，但地震委员会每年须向政府交纳一定比例的保证金。

（二）日本

日本列岛位于地震多发地带，其建筑一般具有良好的抗震性能，灾害损失一般较小。日本建立了由政府和保险公司合作的地震灾害财产赔偿制度。根据不同的赔偿额度政府和保险公司的承担比例不同，额度越高由政府负担的比例越大，最高为95%。[12]除政府的积极介入外，保险公司不仅通过国内的再保险公司分担风险，而且利用国际再保险公司在世界范围内分散风险。

（三）德国

德国的方法比较简便，由购房者自主决定是否参保理赔范围相当广泛的房屋保险（包括水灾、火灾、飓风、地震、闪电、冰雹等常见的各种自然灾害）。不过，房屋保险的保费较低，总体上一般家庭住房每年的保费约为专业评估机构“再造房价”的千分之五左右。[13]

三、我国巨灾保险体系的构建

（一）政府转变观念

瑞士再保险公司根据主要经济数据、政府统计数据以及保险市场研究，对各种自然灾害情形下给中国造成的潜在损失进行了测算，地震、台风以及洪水等重大灾害可能导致远超过1000亿元的财产损失，而一场特大灾害可能造成超过1万亿元的经济损失。[14]而在上述潜在损失中，目前仅有极少部分有保险保障。到目前为止，因自然灾害而获得保险赔偿仅占极少的一部分，绝大部分由个人和企业承担，并最终由政府承担。

因巨灾而导致的突发性财政拮据，一方面会大量消耗国民经济发展的成果，另一方面也有悖于政府提倡的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合理利用社会资源，是政府管理的一个重要突破。[15]政府实际上应该是社会的协调者，充分有效地发挥各种社会资源的作用，是政府面对巨灾时首先应该做的。当社会资源无法解决时再由政府来托底，可以称这处理规则为“民间救济用尽原则”。

事实上在我国，不仅立法上明确加以规定要建立国家财政支持的巨灾保险体系，[16]而且在实践中已经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成效显著[17]。政府在兜底承担风险之前，可以预设几道“防火墙”，第一道由公民自身承担、消化风险；第二道是风险转嫁机制，通行的做法是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和个人把超过他们承受能力的风险，通过参加保险的形式转嫁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通过境内、境外的再保险公司将超过其风险承受能力的部分转保出去；第三道是建立广泛的依靠国内外社会救济、慈善的服务系统。[18]当前述民间救济用尽的时候，最终由政府承担超出部分的责任。

政府的主要角色应是协调各方力量，合理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并最终承担风险。政府的观念应及早转变，以便符合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

（二）巨灾保险体系的构建

1、巨灾保险

所谓巨灾保险制度，是指对由于突发性的、无法且难以预见的、无法避免且危害特别严重的灾难性事故造成的财产损失和人身伤亡，给予切实保障的风险分散制度。[19]

巨灾险的承保范围应该包括我国常见的各种自然灾害所造成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如地震（据不完全统计，2003年以来，我国发生的5级以上的地震达15次[20]），台风（我国东南沿海诸省每年均遭受不同程度的台风袭击），洪水（我国长江流域、黄河流域、松花江流域、淮河流域等属洪水多发地区），海啸，飓风，干旱（2007年我国江南地区、华中地区遭受50年一遇之特大干旱），冰雪（2008年春节前后，南方诸省遭受百年一遇之冰雪侵袭，其中湖南、江西、浙江、贵州等地受灾严重），泥石流，山体滑坡等。

2、巨灾保险体系

（1）巨灾风险基金

巨灾风险基金的资金来源可以从五条渠道筹集：一是通过国家财政，每年按照当年GDP的一定比例直接拨付，此项拨付应该优于其他需要；二是向特定对象（主要是企业）发行巨灾债券，它采用第三方托管的方式，将发行债券募集到的资金投资于高安全领域以解决风险突发时的即时支付问题，当巨灾出现时动用资金可能会导致债券清盘的风险；三是商业保险公司，从每年收取的保费中，按一定比例提取，提取的部分可以参照保险保障基金的方法进行管理；四是利用财政拨付和从保险公司提取的资金进行投资，以促进资金的保值增值，该部分资金的投资宜集中于低风险，甚至无风险的领域，诸如国债、企业债券以及其他低风险的金融衍生产品；五是国家可以利用财税杠杆，实施减税政策，降低现行保险公司的营业税税率或者对巨灾险部分不征或减征营业税。

对于巨灾风险基金的收缴、投资以及日常运作，需要一个专门的基金管理机构来负责。我国可以借鉴新西兰的做法设立巨灾风险基金管理委员会，由该委员会负责从上述五种渠道筹集资金，并且在发生灾害后按规定进行赔付。委员会的资金运作应由审计部门进行定期审计，加强监管，保证资金运作的透明公开。

（2）保险公司

保监部门会同保险公司设计出合理的巨灾保险条款，根据报单持有人投保的保险金额在出险时进行赔付。若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同一费率、同一赔偿额的保单，有失公允，保险公司必须对出险概率进行评估。以地震险为例，出险概率评估可以根据地震带的分布情况、建筑物的抗震级别（借鉴日本的经验应在地震多发地带逐渐淘汰预制板结构的住房，推行抗震级别高的住房），之前发生地震的年份（1676年汶川曾发生过大地震，其时房屋跨塌，男妇死伤无数）等数据进行综合考量，各保险公司也可以根据不同的方案、模型进行出险概率的评估，以确定在该地区的承保范围和具体保费。其中在2006年，人保财险启用由美国AIR公司开发的专门针对中国的地震模型，按照模拟的方法，进行全国范围内、特定区域和单一标的的风险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可以在承保前确定某一标的的损失概率，还可以在承保后确定可能带来的最大损失。[21]

对于保费的缴纳，可以借鉴之前在我国推定的能繁母猪险的缴纳比例进行缴纳，即由政府出资80%，企业或个人出资20%（应包括财险和寿险）。当然在地震高发地区或灾害频发地区就不应鼓励企业发展和个人居住，政府应在风险评估后决定是否提供财政补贴。

（3）再保险公司

再保险的基本功能是保险公司出于控制损失，稳定业务经营，扩大承保能力，增加业务量，有利于改善经营的需要而形成的一种保险机制。[22]根据保险惯例，专业再保险公司一般经营的范围不囿于境内，也接受境外的分出、分入再保险业务，不过按照再保险境内优先分保的原则，境内的再保险公司应该承担比较大份额的再保险业务。考虑到巨灾属于高风险的保险业务，根据国际通行的做法，一般都在国际范围内安排分保，这样既可以分散风险，也可以在出险时及时向投保人赔付。例如1995年1月17日在日本神户发生的7.2级地震损坏房屋、设施10万多所，死6000余人，伤3万余人，保险赔款超过25亿美元，由于存在再保险机制，地震灾后赔款很快得到了妥善解决。[23]

此次汶川特大地震，由于巨灾保险的缺位，保险赔款占损失总额的2—3%左右，境内外的再保险公司更无须为此次巨灾买单。完善的保险制度的构建，不仅对政府责任是一种减轻，而且对灾民来说更是一种重建家园的信心。

（4）社会救济

社会救济可以通过两种途径为灾区筹集救助资金：其一是企业、事业单位、各种社会团体、组织、个人通过自愿的方式向灾区民众进行捐款，这应该是社会救济的主要方式。截止5月29日，为汶川地震捐款的总额达到370亿元，这部分资金除某些定点捐助之外，其余将主要用于灾民安置和灾后重建。许多企业、事业单位、各种社会团体、组织、个人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援助，其中红十字会、红新月会等和其他慈善组织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其二是发行赈灾福利，此次汶川地震发生以后，重庆市福利中心即时发行了500万元的即开型赈灾，民政部也将发行一定数量的赈灾，所募集资金将捐献给灾区。

社会救济制度的发达，一方面说明社会主体的社会责任感增强，另一方面也说明将来在建立巨灾保险体系时不可忽视社会救济的力量。

（5）政府

政府在巨灾保险体系种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其一是为巨灾风险基金直接拨付资金；其二是通过发行巨灾债券的方式募集资金，充实巨灾风险基金；其三是利用财税的杠杆作用刺激保险公司的发展；其四是提供财政补贴，和企业或个人共同承担巨灾险的保费；其五是当巨灾风险基金、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社会救济等渠道尚无法满足因灾所致损失时承担最后的补偿责任。

当然在灾难发生后，政府首先需要充当的角色是救助者，动用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公安消防部队等力量参与救灾。而对于因灾所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则应在用尽民间救济方法之后才承担兜底责任。

当保险事故发生时，首先由巨灾风险基金进行赔付，对此应设立最高赔付限额，比方将房屋赔付的最高限额设定为10万元，将屋内财产赔付的最高限额设定为2万元。然后由保险公司负担超过限额部分的赔付，由再保险公司承担超过保险公司赔付限额的部分责任。此外还要充分利用社会救济途径募集资金，用于灾民安置、灾后重建等。当这些民间救济手段不足以弥补损失时，由政府最后买单，相信此时政府所承担的责任应该不会很大。

结语

在法律的明确指引下，政府转变观念，构建由巨灾风险基金、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社会救济、政府组成的巨灾保险体系，不仅可以使我们从容面对诸如雪灾、地震等巨大的自然灾害，而且可以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地发展。借鉴国外的成熟经验，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巨灾保险体系，是此次汶川特大地震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需要迫切解决的制度建构。

仅以此文献给汶川地震的死难者。

参考文献：

[1][21]《谁为巨灾损失买单》孙轲、赵萍《21世纪经济报道》

[2][3][14][15]《巨灾保险期盼观念转变先行》李继学《中国财经报》

[4][5][6]《地震对保险公司的业绩影响》《上海证券报》

[7][8]《寿险在遭灾后的理赔》陈元元《理财周报》

[9][12]《评论：应建立市场与政府结合的巨灾险》熊仁宇《21世纪经济报道》

[10][11][13]《像推进“交强险”一样推进“地震险”》叶檀《潇湘晨报》

[16]《突发事件应对法》明文规定要建立国家财政支持的巨灾风险保险体系，并鼓励单位和个人参保。

[17]能繁母猪险的推出，使不少农户在今年春节前后的雪灾中减少了损失。该险种的保险金额为1000元，其中保费国家财政出48元，农户出12元。

[18]截止5月29日，汶川特大地震已经接受的捐款的总额达到370亿元。

[19]《特事特办汶川地震应催化巨灾保险体系构建》吴睿鸫《证券时报》

[20]该统计数据不包括汶川地震以及之后发生的余震。

巨灾保险范文篇6

[关键词]巨灾风险，公共性，供给模式，制度建设

一、巨灾风险的公共性分析

公共产品的经典定义由萨缪尔森于1954年在《公共支出纯理论》一文中提出。在该文中，萨缪尔森指出，“集体消费产品是指这样一种产品，每个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都不会导致其他人对该产品消费的减少”。从理论上来说，界定一种产品或服务是否为公共产品，要看其是否具备两个特征：非排他性和消费的非竞争性。所谓非排他性是指只要有人提供了公共产品，不论其意愿如何都不能排除其他人对该产品的消费。若想排除其他人从公共产品的提供中受益，或者在技术上是不可行或极其困难的，或者排除的成本过于昂贵而缺乏可行性。所谓消费的非竞争性是指某物品在增加一个消费者时，边际成本为零，即在公共产品数量一定的情况下，将其多分配给一个消费者的边际成本为零。这并不意味着多提供一单位公共产品的边际成本也为零，在这种情况下，多提供一单位的公共产品的边际成本同其他产品一样是正的，因为公共产品的提供同样耗费了有限的资源。

依据以上两个标准，社会产品可以区分为三大类，即私人产品、公共产品与准公共产品。私人产品是指消费者支付了一定的费用就取得其所有权，并具有排斥他人消费的物品与服务。公共产品是指由政府免费或低费用提供给消费者所使用的物品与服务。准公共产品是指公共性与私有性两者兼备，介于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的物品与服务。

应指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上述两个特征的规定不是绝对的，它们都有赖于技术条件和具体环境。在确定一种物品是否为公共产品时，必须考虑受益者人数及能否将这些受益者排除在该物品的享用之外。当受益者人数众多且排除任何一个受益者在技术上不可行时，该物品就可视为公共产品。具体讲包含三层含义：一是任何人都不可能不让别人消费它，即使有些人有心独占对它的消费，但在技术上是不可行的或成本过高得不偿失；二是任何人自己都不得不消费它，即使有些人可能不情愿，但却无法对它加以拒绝；三是任何人都可以恰好消费相同的数量。

刘诗白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公共品及其生产特征归为：(1)产品具有满足共同需要，特别是社会公共需要的性质；(2)在生产与提供中发挥机构、团体，特别是政府的职能和依靠财政资金；(3)动员社会力量，充分运用市场机制；(4)实行公共参与决策。同时，他认为公共产品是一种超越市场决定但又利用了市场力量的生产机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弥补在满足公共需要上的市场失灵，又能促进私人产品生产的发展。

以上的理论为分析巨灾风险的属性提供了理论基础。首先，巨灾风险是一个只能带来负效用的产品，其供给主体是大自然，消费主体是社会各群体。巨灾风险的供给具有不可抗拒性，社会对其消费具有强制性。尽管社会对巨灾风险唯恐避之而不及，但往往对其发生又束手无策，人们只能采取措施减少由于巨灾风险而产生的负效用，但不能消除它的供给。因此，巨灾风险的供给与需求既不存在排他性又不存在竞争性。其次，巨灾风险所产生的影响巨大、覆盖面很广。如1998年洪水造成我国共有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洪涝灾害，据统计，农田受灾面积2229万公顷(3.34亿亩)，成灾面积1378万公顷(2.07亿亩)，直接经济损失2551亿元；2008年初发生的我国南方大面积冰冻灾害，据民政部估计直接经济损失约1516亿元，全国Z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造成交通、电力等众多行业的重大损失。因此，不论从经济的角度还是从社会的角度，巨灾风险都是一种公共产品，而巨灾风险管理和巨灾保险也因此具有很强的公共性。

二、巨灾保险发展模式分析

巨灾保险作为非工程性风险管理的重要手段，它具有公共性的特点。那么公共产品应由政府提供还是私人提供呢?从休谟、斯密、到庇古、萨缪尔森等，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就是公共产品必须由国家提供，原因在于市场提供没有效率。凯恩斯主义者也认为，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特征，决定了通过市场方式提供是不可能的或者成本是高昂的，并且在规模经济上缺乏效率。但从二十世纪70年代以来，一些主张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开始否认政府作为公共产品唯一供给者的合理性。如德姆塞茨以及科斯等人认为政府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如同市场制度一样，属于内生变量，其自身的运行以及向公众提供公共产品同样存在交易成本问题。一方面，由于政府系统缺乏明确的绩效评估制度，其成本和效率较私人部门难以测量。另一方面，官员也是理性的“经济人”，公共产品的政府供给中也难免存在特殊利益集团的“寻租”现象。因此，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容易导致种种“政策失败”，其交易成本甚至比市场制度昂贵，相反，如果加强竞争将会提高政府的效率，使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虽然公共产品供给理论上存在着重大的争议，但政府作为公共产品供给主体，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在都占据了重要的、主导性的地位。分析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从公共产品的特征角度而言，公共产品，尤其是普适性强的公共产品，一般具有成本高、规模大、周期长、收益低等特点；对于这类公共产品的供给，市场机制出现失灵，不易将免费搭车者排除在外，难以满足成本——收益对称的市场激励原则，因此，私人企业没有激励或者没有能力来投身于公共产品供给活动。其次，从政府的特征角度而言，政府具有强制性和普遍性，即拥有巨大的“暴力潜能”和动员大量社会资源的能力，同时具有广泛的社会代表性，因此，有能力、有条件来从事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和具有规模经济优势的非盈利公共产品的供给活动。

基于这种理论的支撑，考察世界各主要国家，其巨灾保险的运行无处不存在着政府的影子，而且，在巨灾保险的制度建设中政府功能往往起着重要的主导作用。许多国家通过立法程序将巨灾保险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部分巨灾风险必须进行强制保险，当强制保险和其他辅助补偿方式仍不足以赔偿所有的巨灾损失时，政府有竞任和义务承担不足部分的巨灾赔偿责任。如挪威法律规定山体滑坡、洪水、暴风雨、地震和火山爆发等五种自然灾害作为财产保险的扩展责任，属于强制保险，其保费附加在所有售出的火险保单之中。日本巨灾保险体系也是在政府主导和政府财政支持下运行的。日本政府于1966年颁布地震保险法，要求住宅必须对地震、火山爆发、海啸等自然灾害投保，并逐步建立政府和商业保险公司共同合作的地震保险制度。美国部分州实行强制性的洪水保险。土耳其政府也通过立法，要求所有登记的城市住宅必须投保强制性地震保险，并建立国家巨灾准备金，以降低巨灾导致的政府财务风险。

自1979年起，我国逐步恢复国内保险业务。1980—1995年期间，我国企事业单位的财产保险、机动车辆保险、船舶保险、货物运输保险的责任范围均包含了洪水、地震等巨灾风险，同时，居民家庭财产保险的保障范围中包括了各类巨灾风险。但从1995年开始，我国保险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从控制和防范保险公司经营风险的角度出发，要求保险公司停办地震保险，因此，我国保险业提供的各类企业财产保险和家庭财产保险中均将地震风险列为除外责任。尽管目前国内商业保险公司将部分巨灾事故列为保险责任，但是由于面向的范围较窄，还不足以发挥巨灾保险的功能和作用。因此，在我国巨灾保险体系的建设中，政府既不参与也不干预，完全依赖各个保险公司的意愿经营。随着2008年中国南方雪灾和四川大地震的发生，凸显出了我国巨灾保险制度的缺失，也凸显了政府在巨灾保险体系建设中的缺位。因此，我国建立政府主导下的巨灾保险体系就显得格外迫切。

三、我国基于政府主导的巨灾保险体系建设

(一)分区域建立政策性巨灾保险公司

保险是建立在大数定律基础上的风险分散的重要手段。保险费率的厘定、保险产品的推出必须建立在大量相关数据基础上。巨灾风险也一样。而我国的商业保险公司因经营巨灾风险的时间很短、面很窄，积累的数据根本不能满足这种统计的需要。但政府拥有这种资源，能将分散在各个职能部门的资源和数据加以整合、统计、分析，对我国各个地区的巨灾发生情况作出翔实的调查，形成查询方便快捷、资料完备的数据库，为巨灾保险产品的推出和费率的厘定奠定坚实的基础。同时，政府可以将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加以集中，投入到专门的政策性巨灾保险公司，使其能高效快速地运营和发展壮大。再者，巨灾风险的发生影响面广、损失巨大，而我国商业保险市场和商业保险公司的发展尚不成熟，普遍存在偿付能力不足的问题，如果将巨灾保险的经营分散到众多的商业保险公司，则既不利于偿付能力和道德风险的监管，又不利于灾后快速、合理、充分的理赔。因此，不论从经营巨灾风险的基础条件，还是从巨灾保险业务的监管上，政策性巨灾保险公司都是适合我国目前国情的一种最优选择。应由政府扶持建立数个政策性的巨灾保险公司，将目前商业保险公司正在经营的巨灾保险方面的业务剥离出来交给其专门经营，在经营比较成熟后再完全转向商业化操作。

巨灾保险作为一种产品，保险公司在开发之前一定要有一整套的竞争策略，而首先考虑的就是目标市场的确定，只有确定了目标市场才能根据这一特定市场进行差别化、个性化的产品设计与开发。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地区之间存在着多方面的差异。首先，由于我国国土面积大，东西南北各个地域的气候差异大，各种灾害的发生频率和损失程度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就为设计出能吸引广泛巨灾保险投保人兴趣的产品造成了较大难度。如果不能吸引到足够多的投保人，则巨灾保险产品就失去了可操作性。其次，就是同一风险在不同的地区也会造成差异很大的危害，譬如Z008年发生的雪灾，其对南方和北方造成的危害程度相差悬殊。再者，由于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企业的经营收入和家庭的纯货币收入也大不相同，单位区域内的保险价值也不尽相同。因此，不能用一张综合性保单将所有的巨灾风险都涵盖其中，不能使用一个全国统一的保单和统一的费率，而应根据气象地理特征和经济发展水平将全国划分为不同的风险区域，再针对该区域的具体情况推出巨灾保险产品、厘定产品费率。因此，政策性巨灾保险公司通过这种差异化的目标经营战略，可以满足不同区位和不同经济水平的客户要求，能极大地刺激社会对巨灾保险的需求。

(二)大力拓展再保险市场

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通过再保险在地域上分散风险、扩大承保能力、稳定经营成果。通过再保险，一方面可以将大数定律应用到更广泛的区域内，在全球范围内聚集风险单位，从而使在局部区域内不可保的风险成为可保风险或准可保风险，另一方面可以将巨额风险分散给其他的保险人，从而由众多保险人来共同承担风险。1985年墨西哥大地震、1988年吉尔伯特飓风最后赔偿责任的98%都是由再保险公司承担的。而1992年美国的安德鲁飓风和1990年欧洲冬季狂风灾害赔偿责任的50%以上是由再保险公司承担的。在“9·11”恐怖事件所造成的损失中，60%—70笼的赔偿由全球再保险市场承担。

但从我国再保险的供给看，中国再保险市场规模小，承担风险特别是巨灾风险的能力十分有限。与国际再保险市场和国际再保险公司相比，中国再保险市场和中国再保险公司的整体规模和实力都大为逊色。中国的商业再保险市场是世界上最小的市场之一，它仅占全球市场份额的0.1%。目前我国境内可以参与再保险的承保能力为6亿美元，其中90%以上还需要用于非巨灾风险的一般保险业务的再保险和人身再保险业务。即使全部用于巨灾承保，对于动辄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美元的巨灾损失，承保能力也非常脆弱。因此，政府在建立政策性巨灾保险公司后，大力拓展再保险市场，将风险进一步大范围地分散是发展巨灾保险的迫切任务。

(三)引入巨灾风险债券

巨灾风险债券又称为自然风险债券或保险连结型债券，它以高收益的债券将巨灾风险证券化，把保险公司的风险转移到资本市场，达到风险分散的目的。保险公司通过设立一个特殊目的再保险公司(SPR)来发行巨灾债券。巨灾债券发行后，未来债券本金与债息是否偿还，完全依据“触发事件”是否发生。债券的偿还是附有条件的，一般在债券合同中规定，如果在约定期限内发生“触发”，那么债券持有人将损失部分或全部的本金或利息收入，而作为发行债券的保险公司将获得一笔相应的资金，作为保险理赔的基础。如果在期限内没有发生“触发事件”，保险公司将返还投资者的全部本金，另外还要支付较高的投资回报，作为使用其资金以及承担保险风险的补偿。

美国保险业的成功实践证明，保险业能够将巨灾风险转移到资本市场中，这使保险公司有能力承保巨灾风险，同时它也为资本市场上众多的投资者提供了新的投资品。可以预见，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保险市场和资本市场的进一步融合，巨灾风险证券化的潜能将被进一步释放，从而达到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的目的。具体来说，保险公司将专门负责承保巨灾风险并将风险按损失程度不同划分几类，然后由投资银行将各类巨灾风险证券化，组成不同产品投放于资本市场，最后完全由市场中的投资者承担风险，这样就会在最大范围内分散风险。

发展巨灾债券可以充分发挥保险市场和资本市场的作用，尤其是资本市场“蓄水池”的作用，可以将巨灾风险在资本市场上进一步消化。同时，对于资本市场来说，巨灾债券为之带来了更多的投资选择，因为巨灾风险的发生与否同资本市场的回报率基本上不存在相关关系，将巨灾债券引入非完全市场，可以提高市场效率，投资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投资目标和偏好，构筑成本更低、风险更小的资产组合，这样投资于巨灾债券就能为投资组合带来分散风险的作用。因为在一般的投资组合中，任何一种证券都无法分散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但是巨灾债券却可以，同时它为投资者带来了与风险相匹配的高回报率。这样，重大的风险累积就在保险公司和金融市场间得到了重新优化配置。

(四)实施多样化的救济方式

政策性巨灾保险公司虽然具备政策性的一面，但也同时具备商业性的一面。面对我国巨灾风险造成的巨大损失，巨灾保险的承担能力有限，其并不能完全补偿社会各主体的经济损失。这种巨灾风险融资的缺口，还需要政府救济的补充。长期以来，我国对巨灾风险损失都采用以国家财政为主导的救济，但政府财政仅仅是最低限度地提供灾后救济，而且，救济手段单一，存在很多弊端。主要表现为：第一，政府救济金额很小，惠及面较窄，相对于损失巨大、受灾面很广的巨灾损失如杯水车薪；第二，滋生了人们对政府的依赖，削弱了防灾减损的动机，同时容易产生道德风险；第三，对巨灾保险产生“挤出效应”，降低了社会对巨灾保险的需求欲望。

因此，本文认为，政府要改变以往单一的救济方式，实施多种救济手段。一是直接的资金救济，对遭受到毁灭性打击的家庭和企业，虽然参加了巨灾保险，但保险补偿远不能使其恢复生活和生产，这种情况下政府再提供部分资金，救助家庭于危难之中，帮助企业于破产之境。二是提供优惠贷款，对部分受损较严重的家庭或国家扶持的重要企业，或没有得到巨灾保险保障的对象，政府可以考虑提供一定额度的优惠贷款。如美国联邦政府从1954年开始实施洪水巨灾保险优惠贷款计划，该计划从1966年起获得了推广，使众多的受灾家庭和企业获得了资金支持，起到了积极的经济和社会作用。三是提供保费补贴，基于我国国民的保险意识不强，且很多人确实负担不起巨灾保险费用，政府应在不降低实际巨灾保险费率的情况下，根据本身财力向弱势群体提供巨灾保险保费补贴，以提高巨灾保险的购买力。

巨灾保险范文篇7

2008年我国遭受了两次巨灾，其涉及范围之广，涉及人数之多，给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造成了严重的伤害。2008年1月中旬以来，冰冻雨雪灾害突袭我国南方，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到1，516.5亿元，造成107人死亡。于5月12日发生的汶川大地震，地震灾害造成工业企业经济损失估计超过2，000亿元，死亡人数截至6月9日达69，142人。

面对这样的灾害，政府及时拨款700多亿元，社会踊跃捐了300多亿元，而保险公司作为社会的稳定器，在这两次灾害中仍然没有充分发挥其职能，据中国保监会公布的数据，截至2008年2月25日，我国保险业共接到低温雨雪冰冻灾害的保险报案95.3万件，各商业保险公司赔款已经超过16亿元。但与低温雨雪冰冻灾害造成的1，516.5亿元的经济损失相比，保险行业赔付金额所占比例约为1%。而对于发生在5月12日的汶川大地震，截至6月5日，保险业共接到地震相关保险报案24.9万件，已付赔款2.8亿元，与所估计的地震灾害造成的2，000亿元的损失相比，保险行业赔付金额0.14%。

保险公司的赔付和实际巨灾损失之间的强烈的落差是有原因的，我国海啸、地震和飓风等自然灾害目前还没有正式列入保险责任范围内。商业保险公司对于诸如海啸、地震和飓风等自然灾害采取“谨慎”的承保态度，多数自然灾害只能作为企业财产保险的附加险，不得作为主线单独承保。一旦巨灾风险发生，保险公司只能发挥有限的作用，大部分人员和财产损失只能由政府和社会来承担。

二、国外巨灾保险体制比较分析

目前，国际上主流的巨灾风险管理模式有三种：一是政府主导模式，也就是政府直接提供巨灾保险；二是市场主导模式，也就是由市场自我调节，商业保险公司提供巨灾保险，政府为局外人；三是协作模式，保险公司商业化运作巨灾保险，政府作为协作者提供政策支持与资金支持。下面分析各种模式的代表国家：

（一）政府主导模式。在美国的洪水保险和加利福尼亚地震局地震保险中，所有业务和品种都由政府提供，保险公司并不开展保险业务。在美国全国洪水保险计划中，保险公司并不参与保险业务的经营管理。保险公司在巨灾保险中主要是协助政府销售巨灾保险保单，从而取得相当于保费32.5%的佣金收入。政府承担着巨灾保险的保险风险和承保责任。美国政府以其在1973年颁布的洪水保险法将洪水保险界定为强制性保险范畴，并以此法为依据，设立了洪水保险基金，并设立联邦保险和减灾局负责经营和管理巨灾保险。

（二）市场主导模式。英国的洪水保险提供方全部为保险公司。私营保险也自愿地将洪水风险纳入标准家庭及小企业财产保单的责任范围之内。保险需求与资源的配置由保险市场决定。投保人在市场的作用下自愿地选择保险公司进行投保。英国政府不参与洪水保险的经营管理，也不承担保险风险，其主要职责在于投资防洪工程并建立有效的防洪体系。

（三）协作模式。日本经历了1964年新泻地震后，颁布了《地震保险法》，逐步建立由政府财政和商业保险公司共同合作的地震保险制度，其做法是首先由原保险公司在市场上出售地震保险保单，然后由日本再保险公司对原保险人承保的所有地震风险提供再保险。地震再保险公司再将所有保险公司购买的地震再保险分成3个部分，第一部分反向各普通保险公司购买地震再再保险，第二部分向日本政府购买地震再再保险，第三部分作为自己承担份额保留。这样，一个风险巨大的地震保险最终由各保险公司、日本地震再保险公司和日本政府三方来分担。综上所述，这三种巨灾保险模式各有特点，英国模式因为其保险市场发达，人们的保险意识高，且英国拥有世界上第三大非寿险再保险市场，其再保险市场非常发达和完善。商业保险公司在提供洪水保险时，完全可以通过再保险市场把风险分散出去。

三、应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巨灾保险体制

由于我国现阶段既没有英国发展完善的保险行业协会和再保险市场，也没有美国那样的发达国家的政府财政强力后盾，加上我国保险市场处于起步阶段，人们的投保意识不强，大多数都依赖于政府救济，可以结合政府主导和地方政府分配统筹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等特点，所以我国适用于政策上政府指引，政府、保险公司和社会共同协作，各地方政府参与的巨灾保险机制。

（一）建立一个巨灾管理委员会。防灾委员会的成员设置可以参照土耳其的TCPI管理机构模式，以国家代表、商业保险公司和学术界构成。

防灾委员会应该起着一个统筹规划的作用，其主要职责应为：1、重视事前防范，开发和修建防灾的公共产品。吸纳优秀人才，完善我国巨灾方面的研究技术和数据收集。2、管理巨灾风险基金。该基金由投保人缴费、政府补贴。3、成立巨灾测评专项小组，对不同地方的风险进行测探，然后根据费率公平原则，设立各地的标准费率指标，并随时根据风险状况的变化修正和更改费率。同时，帮助保险公司制定费率和开发产品。4、制定巨灾保险法，规定提供巨灾保险的保险公司的资格要求，对有能力和意愿经营巨灾保险的公司提供税收减免和政策优惠。

（二）对于灾害发生可能性比较强的地区强制投保，并限额承保。设置免赔额上限和下限，一方面可以减轻受灾以后的赔偿负担，也降低了保费，扩大保险范围；另一方面也督促公众做好防灾防损工作，避免道德风险的发生。

巨灾保险范文篇8

[关键词]巨灾保险，风险管理，巨灾债券，再保险

由于全球气候变暖、经济快速发展和人口不断膨胀等因素的影响，巨灾破坏性加剧，对人类生命和财产造成的损害越来越大，近10年来，全球巨灾损失呈增长趋势。台风、洪水、地震等巨灾造成的损失越来越严重，巨灾对从事风险承担的保险业影响尤其巨大，巨灾损失已成为国际保险和再保险公司破产清偿的一个重要原因。台风、地震等巨灾的频繁发生呼唤巨灾保险市场的完善和发展。

一、我国巨灾保险管理现状

我国自然灾害种类多，发生频率高，分布地域广，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少数国家之一。据联合国统计：20世纪以来，全世界54个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事件中就有8个发生在中国。近10年来，我国因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年均达2000多亿元，占GDP的3%，占新增GDP的42%。2005年我国沿海地区遭受的7次台风中，国内保险业共支付赔款13.3亿元，在经济补偿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成为国家灾害救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与巨灾损失相比，保险业目前所能够提供的经济补偿还是杯水车薪。由于目前还没有建立巨灾支持保护体系，缺乏有效的巨灾基金积累机制，巨灾损失基本上完全由商业保险经营主体承担，妨碍了保险补偿功能的发挥。

目前我国实行的是由国家财政支持的中央政府主导型巨灾风险管理模式，民政部救灾救济司主要负责应对巨灾风险和紧急事件。目前，巨灾保险业务仍只占了较小的比重，而且多数自然灾害都属于保单特约承保项目，属于商业保险范围。设立政策性的巨灾保险产品或者由政府设立专门的巨灾风险基金补偿各商业保险公司，无疑可以增加社会承受巨灾风险的能力，扩大投保范围，同时确保财政支出的平衡和稳健。因此，大力开展巨灾保险制度成为一项紧迫和重要的工作。瑞土再保险公司调查表明，由于中国遭受自然巨灾的风险较高，潜在的受灾损失金额也在不断上升，如果不提高保险的参保率，这种状况将会危及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由于我国保险深度较低(2005年保费与GDP之比，寿险领域为2%、财产和意外险估计只有0.7%)，巨灾可能造成的巨大损失中只有一小部分能得到保险保障。因此，必须提高国民的巨灾保险意识，加强巨灾保险管理水平。但是，目前我国尚未建立起成熟的、完备的巨灾保险支持保障体系。由于受到经营管理、产品技术设计开发以及偿付能力限制等因素制约，并且由于行业自身对巨灾风险认识不足，我国巨灾保险呈现出产品少、保障面窄、保障程度低、发展尚不充分等特点，使本来应该成为灾害“减震器”的保险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在金融体系发达的国家，遇到巨灾时，除了依靠国家救助外，各种金融手段如保险、巨灾风险基金、巨灾期货、巨灾证券等会同时发挥风险转移的作用，以缓解巨灾带来的经济损失。而在我国，由于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还相对处于初级阶段，因此无法承担上述功能。

今后，应充分发挥商业保险公司在重大灾难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建立起由国家财政、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投保人共同参与和负担的体制，开展地震、洪水、海啸等巨灾保险。在各项巨灾保险机制的建立过程中，还需要制定相应的法制保障。我国当前需尽快制定灾难保险法，与防洪法、防震减灾法配套实施，以保证我国巨灾保险顺利开展。

目前我国应对巨灾风险的职能机构分散，相互间的沟通协调存在很大障碍。有必要成立对巨灾风险管理进行统筹协调的政府机构——巨灾风险管理协调委员会，对地震、洪水、台风等巨灾风险管理所涉及部门的工作进行统筹协调，以提高工作效率。同时应该尽快建立中国的巨灾保险计划，特别是地震和洪水保险计划。

二、国外巨灾保险管理经验及对我国的借鉴

包括欧美以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巨灾管理模式主要是政府和保险公司合作进行风险管理。其中以挪威为代表的保险体系主要是商业化运作和商业化管理，政府参与程度比较低；以日本为代表的巨灾保险由政府主导和政府财政支持；土耳其则是由保险公司、政府以及国际组织(世界银行)共同合作。

英国、德国对巨灾保险没有强制性规定，由私人保险公司提供巨灾保险保障。国家不规定巨灾保险的标准费率或免赔额，但要求保险公司必须运用统计数据和管理费率进行精算，对各个风险逐一进行评估。政府没有给承担巨灾保险风险的原保险公司提供再保险保障，保险公司运用商业运作方式在市场上寻找分保人。通常保险费率比较高，业务规模小，保险人和投保人的积极性不高。

美国的洪水保险计划和加利福尼亚地震局以及法国的自然灾害赔偿制度都是政府或者准政府机构直接举办的保险，商业保险不涉及。由于政府往往要求强制投保，保险的普及率比较高。但是由于保险是一个技术性极强的行业，政府部门可能因为缺乏专业经验导致低效率或者由于巨灾保险的险种不一造成不必要的资源浪费。

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社会，台风、洪水、地震等巨灾造成的损失越来越严重，巨灾已经成为国际保险和再保险公司破产清偿的一个重要原因。2006年5月19日，在“巨灾风险管理研讨会”上，与会人士呼吁，保险业应共同努力，尽快推动中国巨灾保护体系的建立。建立完善的巨灾保险制度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调动政府、保险人和投保人三方面的积极性；对我国灾害作系统研究，分析灾害的历史从而使得预测成为可能，划分灾害区域，建立灾害信息系统，让保险人和投保人对我国灾害情况有比较全面的了解；采取多种方式有效分散巨灾保险风险，使该业务能够持续健康发展，挖掘巨灾保险的巨大潜力。

(一)建立专业巨灾保险基金

设立一个由政府支持、专业机构管理的国家巨灾保险基金。所有国内巨灾保险业务承保之后，100%分保给国家巨灾保险基金，然后由该基金对巨灾业务进行处理，将其中一部分业务回分给直接保险公司，另一部分业务转分保给其他再保险公司，其余自留。巨灾保险业务的销售、承保、理赔和保单服务等由直接保险公司承担完成。巨灾保险既可以单独承保，也可以附加承保，其中单独承保的费率较高。

(二)开发包括农业保险、地震保险在内的保险产品

比如GIS(GeographicInformationSystem)利用强大的空间操作功能，采用数据库、计算机图形学、多媒体等最新技术，对地理空间数据和属性信息进行实时采集、修改、更新、处理和分析，使它在辅助巨灾保险的风险管理的空间和辨识巨灾风险的视野方面，提供了科学方法。AIR是全球最早提供巨灾风险模型分析、巨灾量化和巨灾风险控制计划的公司之一。它研究开发的全球自然灾害模型已应用于4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以地震灾害模型分析最为出色。2005年12月，AIR及其母公司美国保险服务公司(1SO)在北京成立了代表处。可引入美国AIR环球公司的技术，对其在国内的地震风险做了定量分析评估，以地震研究为起点，继续深入研究台风、洪水等更为复杂的风险，加深对巨灾规律的认识，谋求行业共识。

(三)发行巨灾债券，在金融市场上分散风险

巨灾债券是一种场外交易的债权衍生物，是保险公司或者再保险公司通过直接发行公司债券，利用债券市场来分散风险的风险证券化形式。通过巨灾债券将巨灾风险转移给资本市场的投资者，社会的危机处理能力得到增强，保险人也可以借此扩大承保能力”

巨灾债券可以针对各种巨灾风险提供多年的保障，而且由于资本是一次性筹集，不存在购买再保险可能会出现的信用风险。巨灾债券的收益率比同级别债券的利率要高3到4个百分点且发生违约的概率比较低，可以提供较好的投资回报。同时，由于投资者对于巨灾债券市场针对风险建立精确模型的能力越来越有信心和投资者对巨灾债券需求的不断上升，巨灾债券的成本——包括债券收益率和发行费用有不断下降的趋势。

(四)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巨灾保险的再保险体系

单一保险标的价值不断增加，使得任何单个保险公司都不敢单独承担巨额标的的风险。发达国家保险实务中巨灾风险传统解决方案是巨灾再保险。应进一步开放保险市场，引进资金实力雄厚、业务技术精湛、经营经验丰富的国际知名再保险公司和组织，例如慕尼黑再保险公司、瑞士再保险公司、英国劳合社等公司和组织，增强国内保险市场的风险承担能力。通过开放再保险市场，引进国外再保险人，一方面可以扩大承保能力、减轻资本压力、增加就业机会、增强抗风险能力、引进先进理念、促进产品创新，另一方面可以创造就业机会、培养保险人才、减轻外汇压力、增加税收收入、加速国际接轨。在引进国外再保险公司和组织的同时，还要积极培育发展国内再保险公司；借鉴发达国家再保险发展的经验，大力培育专业再保险经纪公司等再保险市场中介，活跃再保险市场，便利再保险交易。

巨灾保险范文篇9

[关键词]巨灾保险，风险管理，巨灾债券，再保险

由于全球气候变暖、经济快速发展和人口不断膨胀等因素的影响，巨灾破坏性加剧，对人类生命和财产造成的损害越来越大，近10年来，全球巨灾损失呈增长趋势。台风、洪水、地震等巨灾造成的损失越来越严重，巨灾对从事风险承担的保险业影响尤其巨大，巨灾损失已成为国际保险和再保险公司破产清偿的一个重要原因。台风、地震等巨灾的频繁发生呼唤巨灾保险市场的完善和发展。

一、我国巨灾保险管理现状

我国自然灾害种类多，发生频率高，分布地域广，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少数国家之一。据联合国统计：20世纪以来，全世界54个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事件中就有8个发生在中国。近10年来，我国因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年均达2000多亿元，占GDP的3%，占新增GDP的42%。2005年我国沿海地区遭受的7次台风中，国内保险业共支付赔款13.3亿元，在经济补偿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成为国家灾害救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与巨灾损失相比，保险业目前所能够提供的经济补偿还是杯水车薪。由于目前还没有建立巨灾支持保护体系，缺乏有效的巨灾基金积累机制，巨灾损失基本上完全由商业保险经营主体承担，妨碍了保险补偿功能的发挥。

目前我国实行的是由国家财政支持的中央政府主导型巨灾风险管理模式，民政部救灾救济司主要负责应对巨灾风险和紧急事件。目前，巨灾保险业务仍只占了较小的比重，而且多数自然灾害都属于保单特约承保项目，属于商业保险范围。设立政策性的巨灾保险产品或者由政府设立专门的巨灾风险基金补偿各商业保险公司，无疑可以增加社会承受巨灾风险的能力，扩大投保范围，同时确保财政支出的平衡和稳健。因此，大力开展巨灾保险制度成为一项紧迫和重要的工作。瑞土再保险公司调查表明，由于中国遭受自然巨灾的风险较高，潜在的受灾损失金额也在不断上升，如果不提高保险的参保率，这种状况将会危及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由于我国保险深度较低(2005年保费与GDP之比，寿险领域为2%、财产和意外险估计只有0.7%)，巨灾可能造成的巨大损失中只有一小部分能得到保险保障。因此，必须提高国民的巨灾保险意识，加强巨灾保险管理水平。但是，目前我国尚未建立起成熟的、完备的巨灾保险支持保障体系。由于受到经营管理、产品技术设计开发以及偿付能力限制等因素制约，并且由于行业自身对巨灾风险认识不足，我国巨灾保险呈现出产品少、保障面窄、保障程度低、发展尚不充分等特点，使本来应该成为灾害“减震器”的保险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在金融体系发达的国家，遇到巨灾时，除了依靠国家救助外，各种金融手段如保险、巨灾风险基金、巨灾期货、巨灾证券等会同时发挥风险转移的作用，以缓解巨灾带来的经济损失。而在我国，由于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还相对处于初级阶段，因此无法承担上述功能。

今后，应充分发挥商业保险公司在重大灾难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建立起由国家财政、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投保人共同参与和负担的体制，开展地震、洪水、海啸等巨灾保险。在各项巨灾保险机制的建立过程中，还需要制定相应的法制保障。我国当前需尽快制定灾难保险法，与防洪法、防震减灾法配套实施，以保证我国巨灾保险顺利开展。

目前我国应对巨灾风险的职能机构分散，相互间的沟通协调存在很大障碍。有必要成立对巨灾风险管理进行统筹协调的政府机构——巨灾风险管理协调委员会，对地震、洪水、台风等巨灾风险管理所涉及部门的工作进行统筹协调，以提高工作效率。同时应该尽快建立中国的巨灾保险计划，特别是地震和洪水保险计划。

二、国外巨灾保险管理经验及对我国的借鉴

包括欧美以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巨灾管理模式主要是政府和保险公司合作进行风险管理。其中以挪威为代表的保险体系主要是商业化运作和商业化管理，政府参与程度比较低；以日本为代表的巨灾保险由政府主导和政府财政支持；土耳其则是由保险公司、政府以及国际组织(世界银行)共同合作。

英国、德国对巨灾保险没有强制性规定，由私人保险公司提供巨灾保险保障。国家不规定巨灾保险的标准费率或免赔额，但要求保险公司必须运用统计数据和管理费率进行精算，对各个风险逐一进行评估。政府没有给承担巨灾保险风险的原保险公司提供再保险保障，保险公司运用商业运作方式在市场上寻找分保人。通常保险费率比较高，业务规模小，保险人和投保人的积极性不高。

美国的洪水保险计划和加利福尼亚地震局以及法国的自然灾害赔偿制度都是政府或者准政府机构直接举办的保险，商业保险不涉及。由于政府往往要求强制投保，保险的普及率比较高。但是由于保险是一个技术性极强的行业，政府部门可能因为缺乏专业经验导致低效率或者由于巨灾保险的险种不一造成不必要的资源浪费。

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社会，台风、洪水、地震等巨灾造成的损失越来越严重，巨灾已经成为国际保险和再保险公司破产清偿的一个重要原因。2006年5月19日，在“巨灾风险管理研讨会”上，与会人士呼吁，保险业应共同努力，尽快推动中国巨灾保护体系的建立。建立完善的巨灾保险制度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调动政府、保险人和投保人三方面的积极性；对我国灾害作系统研究，分析灾害的历史从而使得预测成为可能，划分灾害区域，建立灾害信息系统，让保险人和投保人对我国灾害情况有比较全面的了解；采取多种方式有效分散巨灾保险风险，使该业务能够持续健康发展，挖掘巨灾保险的巨大潜力。

(一)建立专业巨灾保险基金

设立一个由政府支持、专业机构管理的国家巨灾保险基金。所有国内巨灾保险业务承保之后，100%分保给国家巨灾保险基金，然后由该基金对巨灾业务进行处理，将其中一部分业务回分给直接保险公司，另一部分业务转分保给其他再保险公司，其余自留。巨灾保险业务的销售、承保、理赔和保单服务等由直接保险公司承担完成。巨灾保险既可以单独承保，也可以附加承保，其中单独承保的费率较高。

(二)开发包括农业保险、地震保险在内的保险产品

比如GIS(GeographicInformationSystem)利用强大的空间操作功能，采用数据库、计算机图形学、多媒体等最新技术，对地理空间数据和属性信息进行实时采集、修改、更新、处理和分析，使它在辅助巨灾保险的风险管理的空间和辨识巨灾风险的视野方面，提供了科学方法。AIR是全球最早提供巨灾风险模型分析、巨灾量化和巨灾风险控制计划的公司之一。它研究开发的全球自然灾害模型已应用于4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以地震灾害模型分析最为出色。2005年12月，AIR及其母公司美国保险服务公司(1SO)在北京成立了代表处。可引入美国AIR环球公司的技术，对其在国内的地震风险做了定量分析评估，以地震研究为起点，继续深入研究台风、洪水等更为复杂的风险，加深对巨灾规律的认识，谋求行业共识。

(三)发行巨灾债券，在金融市场上分散风险

巨灾债券是一种场外交易的债权衍生物，是保险公司或者再保险公司通过直接发行公司债券，利用债券市场来分散风险的风险证券化形式。通过巨灾债券将巨灾风险转移给资本市场的投资者，社会的危机处理能力得到增强，保险人也可以借此扩大承保能力”

巨灾债券可以针对各种巨灾风险提供多年的保障，而且由于资本是一次性筹集，不存在购买再保险可能会出现的信用风险。巨灾债券的收益率比同级别债券的利率要高3到4个百分点且发生违约的概率比较低，可以提供较好的投资回报。同时，由于投资者对于巨灾债券市场针对风险建立精确模型的能力越来越有信心和投资者对巨灾债券需求的不断上升，巨灾债券的成本——包括债券收益率和发行费用有不断下降的趋势。

(四)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巨灾保险的再保险体系

单一保险标的价值不断增加，使得任何单个保险公司都不敢单独承担巨额标的的风险。发达国家保险实务中巨灾风险传统解决方案是巨灾再保险。应进一步开放保险市场，引进资金实力雄厚、业务技术精湛、经营经验丰富的国际知名再保险公司和组织，例如慕尼黑再保险公司、瑞士再保险公司、英国劳合社等公司和组织，增强国内保险市场的风险承担能力。通过开放再保险市场，引进国外再保险人，一方面可以扩大承保能力、减轻资本压力、增加就业机会、增强抗风险能力、引进先进理念、促进产品创新，另一方面可以创造就业机会、培养保险人才、减轻外汇压力、增加税收收入、加速国际接轨。在引进国外再保险公司和组织的同时，还要积极培育发展国内再保险公司；借鉴发达国家再保险发展的经验，大力培育专业再保险经纪公司等再保险市场中介，活跃再保险市场，便利再保险交易。

巨灾保险范文篇10

内容提要：2008年年初的特大雨雪冰冻灾害和5月12日的汶川大地震，一年之内发生在我国的这样两次巨灾，造成了惨痛的人员伤亡和重大的财产损失，已经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我国巨灾风险形势十分严峻，迫切需要构建和谐社会下的巨灾保险体系。该文通过分析美、日及欧盟主要成员国等的巨灾保险发展模式，并从承保主体和范围、巨灾风险控制和制度建设等方面进行几种模式的比较，从而得出对我国发展巨灾保险的一些有益启示。关键词：巨灾保险，发展模式，启示一、问题的提出1.巨灾对全球的影响。巨灾通常是指由于自然灾害或人为事故引起的大面积财产损失或人员伤亡事件。虽然目前各国和一些研究机构对巨灾尚未确立统一的认识、规范及衡量标准，但不难看出，巨灾一般都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具有一系列导致财产损失和人员生命伤亡的风险事件；发生频率低于一般的灾害事故；灾害的精准预测比较困难；引起的损失十分巨大。据Sigma研究报告统计数据显示，自1970年以来，全球巨灾的发生频率和严重程度呈上升趋势，保险损失偿付也日益增加。仅2006年1年，全世界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导致的经济损失就约为400亿美元，其中地震、严寒、风暴以及航运事故导致多人成为受害者，总共约有30000人在各种灾害中丧生，保险业为此支付了150亿美元。随着全球性的气候变异加之各种恐怖、暴动、骚乱等灾难性事件的威胁，巨灾发生的频率将会继续增加，造成的损失也会持续扩大。因此，加强和完善巨灾风险应急管理已成为各国政府的重要任务之一。2.我国巨灾风险形势严峻。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少数国家之一，灾害种类多、发生频率高、分布地域广、造成损失大。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呈明显上升趋势，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的重要因素。根据民政部的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近10年来我国每年因灾难所带来的经济损失基本维持在2000亿元左右。2006年，全国农作物受灾面积达到4109.1万公顷，比上年增加5.9%。其中，绝收面积540.9万公顷，比上年增加17.7%；因灾死亡3186人，比上年增长28.7%；倒塌房屋193.3万间，比上年减少33.1万间；直接经济损失2528.1亿元，比上年增加23.8%，是1998年特大洪涝灾害以来的第二个重灾年。而2008年年初的一场特大雨雪冰冻灾害就直接造成经济损失达1500多亿元，据中国保险监管委员会的数字显示，截至2008年3月1日，我国各保险公司共接到报案101.1万件，已付赔款19.74亿元，预计保险公司全国赔款数字将在40亿元左右。尽管保险业积极主动赔付，但保险赔付金额尚不足损失总额的3%，低于全球平均水平36%。就在雨雪冰冻灾害之后的短短几个月，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8.0级特大强地震，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无疑是雪上加霜。此次大地震中，受灾面积超过10万平方公里，涉及四川、甘肃、陕西、重庆等省市。截止6月9日，地震已造成69142人遇难，直接受灾人口达1000多万人。受灾地区交通、电力、通讯、供水、供气等基础设施均受损毁，损失惨重，而且仍不断有次生灾害的发生。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披露，仅四川一省工业企业的直接损失已达670亿元，汶川大地震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将超过雪灾。中国保监会要求“特事特办”，各保险公司纷纷建立绿色通道，第一时间处理灾区保险理赔事宜，但参与赔付的保险公司多是寿险公司，它们将会对地震造成的人身意外进行正常赔付，然而由于地震在大多数财险险种中属于免责范围，企业财产保险和家庭财产保险通常不对地震进行赔付，即使运用通融赔付原则，赔偿金额也是杯水车薪。由此可见，我国巨灾风险形势严峻，而保险业所承载的损失补偿和社会管理功能尚未充分发挥，进一步凸显了加快发展我国巨灾保险制度的迫切性。目前，美国、日本以及欧盟的主要成员国等均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巨灾保险制度，其巨灾保险发展模式的成功之处可供借鉴。二、国外巨灾保险发展模式及其比较1.美国模式。美国面对巨灾风险主要建立了政府主导推出巨灾保险计划和巨灾风险与资本市场相结合两种方式。(1)政府主导推出巨灾保险计划。美国具有和中国类似的自然环境状况，而且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时常遭受着人为巨灾方面的威胁，因此，对于巨灾损失的分担，政府往往采取积极的态度，就主要自然灾害和人为巨灾推出各种保险计划。一是国家洪水保险计划(NFIP)。195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洪水保险法》，并据此法令创设了联邦洪水保险制度。1968年美国国会通过《全国洪水保险法》，为落实该法案，又制定了《国家洪水保险计划》(NFIP)，建立了国家洪水保险基金。1973年颁布的《洪水灾害保护法案》以及在1994年和2004年两次出台的《洪水保险改革法案》，分别促进了洪水保险的进一步发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政府为了推动国家洪水保险计划，还专门成立了洪水保险经营和管理的联邦机构——联邦保险管理局，该局在“9.11”后与其他部门合并为联邦保险和减灾局，并直接隶属于国土安全部。在美国的洪水保险体系中，国家认定的洪水风险区域的社区必须要参加NFIP，否则，将受到联邦政府的惩罚。在洪水保险销售方面，由于美国的洪水保险是由政府直接经营和管理，而政府的销售网络较少，于是政府推出了保险公司协助销售的WYO计划。根据该计划，保险公司与联邦洪水保险管理机构签署协议成为WYO公司。WYO公司主要职责是帮助联邦政府销售洪水保险，并在洪灾发生时及时办理有关赔偿手续和垫付赔偿资金，而由政府承担巨灾保险的保险风险和承保责任。NFIP由于受到联邦财政政策的支持，享受联邦政府的免税待遇，所以具备较强的灾后偿付能力。NFIP不仅没有给商业保险增加负担，又通过WYO计划使得商业保险公司能够参与其中且不承担风险，从而提高了NFIP对投保人的服务质量。此外，NFIP还鼓励社区和个人的减灾行为；对实施特定减灾措施的社区提供财政援助。二是联邦农作物保险计划(MPCI)。美国农业也易遭受各种自然灾害的侵袭，为了减少巨灾风险，1938年美国建立了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FCIC)。根据1980年《联邦农作物保险法案》，美国建立了新的联邦多险种农作物保险计划(MPCI)。联邦农作物保险也是通过商业保险公司的销售系统进行销售，并主要作为商业保险公司销售农作物保险的附属。FCIC的MPCI为由自然情况引发的但超过农场主控制能力的全部损失提供保障。1994年10月，该计划作了新的变动，它要求凡是参加美国农业部各种支持计划的农场主都必须签订强制性MPCI保险，否则将丧失未来的援助。三是人为巨灾保险计划。在人为巨灾保险计划中，美国政府主要推出了核责任保险和公众担保保险计划等。其中公众担保保险计划是强制性的半社会保险计划，主要与持有大众资产的金融机构相关，例如为存款者承保商业银行倒闭导致的损失风险。(2)巨灾风险与资本市场相结合。巨灾保险比普通保险的风险大得多，一般可以通过再保险把巨灾保险风险分散出去。然而，在美国巨灾再保险供给不足，而市场需求不断提高，导致价格急剧上升，于是保险公司开始借助美国强大的资本市场分散巨灾风险。1992年芝加哥期权交易所首次发行了巨灾期权。随后，市场上出现了许多保险衍生商品，如巨灾债券、巨灾期货、巨灾互换等。一种新的巨灾风险分散机制即巨灾风险证券化形成了，该机制将保险市场的巨灾风险打包转化为能在资本市场上流通的金融工具，在资本市场上筹集保险资本，解决巨灾发生时保险市场上资金不足的难题。在美国，这种巨灾风险与资本市场的结合，不仅将保险市场上的风险向资本市场转移，同时也融通了资金，推动了资本市场的发展。2.欧盟主要成员国的巨灾保险体系。欧盟各主要成员国的保险政策不尽相同，面对巨灾风险主要建立了强制性和非强制性两种巨灾保险体系。(1)强制性巨灾保险体系。欧盟现有的27个成员国中，法国、挪威、西班牙、瑞典和土耳其5国建立了强制性巨灾保险体系，通过立法手段要求符合某类条件的投保人必须购买。实行强制性巨灾保险的国家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都是以法律的形式来明确巨灾保险的强制性；对巨灾保险责任进行严格界定；通过扩展基本险保险责任的方式销售；通过建立巨灾保险基金进行多渠道风险分散。(2)非强制性巨灾保险体系。以英国为代表其他国家大都实行非强制性巨灾保险，即市场上销售的商业保险的保险责任中已经涵盖了巨灾风险责任，投保人可自行选择时机购买。英国具备发达的保险市场，以洪水保险为例来看其如何通过保险有效地分担巨灾损失。英国的洪水保险不同于美国的模式，其保险的供给方全部为保险公司，私营保险业自愿地将洪水风险纳入标准家庭及小企业财产保单的责任范围之内，业主可以自愿在市场上选择保险公司投保。政府不参与洪水保险的经营管理，也不承担保险风险，政府的主要职责在于投资防洪工程、建立有效的防洪体系，并向保险公司提供洪灾风险评估、灾害预警、气象研究资料等相关公共品。只有在政府履行了这些职责的地区，保险公司才提供巨灾保险。英国政府与私营保险业的这种建设性伙伴关系，使得洪水风险在英国具有可保性。同时，英国政府还特别注意加强与保险行业协会的合作。此外，电于英国再保险市场是世界第三大非寿险再保险市场，其再保险市场非常发达和完善，所以政府并不对巨灾保险提供再保险方面的支持，而是商业保险公司在提供洪水保险时，直接通过再保险市场将风险分散出去。因此，尽管近几年英国洪水发生的频率和损失都在增加，一些地区的保费水平也随之上升，但是英国家庭财产保险市场仍然保持了高度的竞争性，对消费者而言依然是成本较低的，2002年的洪水保险参保率已达到80%左右，这正是英国洪水保险体制的最大成功之处。3.日本模式。日本是个地震频发的国家，而且人多地少，所以日本的巨灾保险研究主要集中在地震和农业巨灾损失分担方面，并且形成了独特的巨灾保险发展模式。(1)地震保险。日本地震保险体制源自1966年通过的《地震保险法》，该法律规定商业保险公司和政府共同建立地震保险体系。日本地震保险将企业财产与家庭财产分开，对前者因地震而发生的损失，在承保限额内由商业保险公司单独承担赔偿责任；对后者因地震而发生的损失，在规定限额内由商业保险公司和政府共同承担赔偿责任。[1][2][][]日本家庭财产地震保险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采用超额再保险方式承保：初级巨灾损失(750亿日元以下)100%由参与该保险机制的保险人与再保险人承担；中级巨灾损失(750亿-10774亿日元)由参与该机制的保险人与再保险人承担50%，政府承担50%；高级巨灾损失(10774亿-41000亿日元)由政府承担95%，被保险人承担5%。如果单个地震巨灾造成的损失超过了规定的总限额，巨灾保险可以按照总限额与实际应付赔款总额之比进行比例赔付。在巨灾保险的风险控制方面，日本创造了一种由政府和民间再保险公司共同分担的二级再保险模式，即保险公司在收取保险费后，向日本地震再保险公司全额投保(“A特别签约”)，日本再保险公司再将部分再保险分出，向各保险公司购买的再再保险叫“B特别签约”，向政府购买的再再保险叫“C特别签约”。日本地震险的成功之处在于将地震险的普及率由2.9%提升到20%，而大部分非寿险公司经营该项保险产品的保费收入也保持双倍增长趋势。(2)农业保险。日本农业建立在分散的、个体农户小规模经营的基础之上，农业保险是日本政府为了应付自然灾害给农业带来的后果，以保障农业再生产的经营稳定，使之适应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而采取的一种重要的支持形式。日本现行的农业保险始于1948年《农业灾害补偿法》，由此开辟了依法强制参加农业保险和以合作组织为基本组织形式的农业保险制度的先河。日本农业保险的组织架构很有特色，分为三个层次：村一级农业共济组合(theagriculturalmutualreliefassociation)，府、县一级农业共济组织联合会(thefederationsmutualreliefassociation)，设在农林水产省的农业共济再保险特别会计处(thefederationsmutualreliefreinsurancespecialaccount)。除了这三个层次外，还建立了农业共济基金会(thefederationsmutualrelieffund)，作为联合会贷款的机构。日本依托这种农业共济组织选择了以政策性保险为主的农业保险制度：农户参加保险，仅承担很小部分保费，大部分由政府承担，政府用于农业保险的财政支出占农林水产省总支出的4%-6%，保费补贴比例依费率不同而高低有别，通常将保费补贴与农业信贷、价格保护、农业灾害救济、生产调整等捆绑起来实施，以增强农民投保的积极性。日本这种民间非盈利团体经营、政府补贴和再保险相扶持的模式在世界农业保险模式中可谓独树一帜，别具一格。4.几种模式的比较分析。上述国外巨灾保险的几种发展模式都是依据各自国情建立的，在承保主体和承保范围、巨灾保险的风险控制以及巨灾保险中的制度保障等方面，既有不同点又有相同点。(1)承保主体和承保范围。美国和欧盟内实行强制性巨灾保险体系的国家在以政府为主导推出的各种巨灾保险计划中，承保主体基本都是政府，由政府承担保险责任，凡是国家认定的巨灾风险区域的社区一般都在其承保范围内。欧盟内实行非强制性巨灾保险体系的国家，其承保主体和承保范围与美国模式大不相同。以英国为例，承保主体是商业保险公司，政府并不参与其中，但需要建立有效防洪体系和提供与巨灾风险相关的公共晶，只有某地区有达到特定标准的防御工程措施或积极推进防御工程改进计划，各商业保险公司才会在该地区的家庭财产保险和小企业保单中包含洪水保障。日本在承保方面则采用的是商业保险公司与政府合作、民间经营与政府补贴相扶持的方式。(2)巨灾保险的风险控制。巨灾保险的风险控制对于巨灾保险的顺利实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传统风险控制的手段主要有两种：一是投资建立防灾防损工程体系；二是利用再保险市场分散风险。美国的巨灾保险一般由政府提供，而没有设立专门的再保险公司，所以巨灾保险的风险基本上全部由政府承担。根据美国相关法案，当国家洪水保险基金不足的时候，可以要求国家财政拨款。然而，随着巨灾频率的增加、损失的增大，巨灾保险的风险也在加剧，为了更好地控制风险，美国开始利用强大的资本市场来分散风险，在资本市场上推出了一系列诸如巨灾期权、巨灾债券、巨灾期货、巨灾互换等的保险衍生商品，形成了新的巨灾保险风险控制方式——巨灾风险证券化。而日本、欧盟的一些主要成员国更多是依靠其发达的再保险市场来分散巨灾风险。不过，根据Sigma的最新研究报告，2007年欧洲的财产保险损失最为严重。因此，最近欧洲保险业发起了建立欧洲灾害损失风险指数的倡议，旨在美国境外研发具透明度的指数，实现将巨灾风险转移到资本市场的目标。(3)巨灾保险中的制度保障。美国、日本和欧盟内实行强制性巨灾保险体系的国家，为了推动本国巨灾保险的发展，均适时制定了相关法律法规加以明确其强制性和规范其经营管理。英国则依靠其发达的保险市场，在建立非强制性巨灾保险体系过程中，更强调发挥保险行业协会的作用。保险行业协会作为民间机构，与政府签订洪水保险方面的合作协议，以此明确双方的职责与义务，为本国巨灾保险的成功运行提供保证。通过几种模式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由于巨灾风险的特殊性，这些国家的政府都有直接介人或间接支持，积极发挥国家的信用作用，制定有效的公共政策，重视工程性防损减灾措施的实施。各国都是立足本国国情，针对主要的巨灾风险进行单独的有效经营管理，注重传统和新型的巨灾风险控制手段的运用，构建全国性或区域性的保障体系。随着经济全球化、金融市场一体化和金融创新步伐的加快，现在各国都逐渐把本国的巨灾损失通过跨国的(再)保险公司和全球的资本市场转移出国门，在国际范围进行损失的分担，从而减轻本国的财政和经济压力。综上所述，国外在发展巨灾保险的过程中，政府、保险业、民间相关机构和资本市场都在不同层次、不同力度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而建立满足本国巨灾风险需求的巨灾保险体系以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三、对我国发展巨灾保险的几点启示我国的巨灾保险才刚刚起步，规模较小、保障面窄，而且社会对巨灾保险的认知程度不高。透过南方发生的冰冻雪灾和汶川大地震可以看出，保险业在我国巨灾风险应急管理中的作用比较有限，远未得到充分发挥。因此，国外巨灾保险发展模式的成功之处，对我国研究巨灾风险的损失分担机制、构建和谐社会的巨灾保险体系不无有益的启示。1.合理定位政府角色，重视市场力量。2007年通过的《突发事件应对法》规定，我国将建立国家财政支持的巨灾风险保险体系，并鼓励单位和公民参加保险。可见，政府财政支持将是我国巨灾保险的基本特征。所以，借鉴国外经验，合理定位政府角色至关重要。政府必须慎重控制其承担巨灾风险的程度，避免在重灾年份由于大量救济而严重削弱国民经济。我国政府的支持作用更多地应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好工程性防灾防损措施等公共品的提供工作；对遭受特大灾害的社会成员以无偿援助形式提供必要的、适当的、部分的救济；对部分巨灾风险如洪水、地震等实行强制性保险，或由政府充当再保险人，商业保险公司具体承保；建立并公布自然灾害风险景气指数，指导保险公司科学承保；利用国家财税优惠政策鼓励投保、奖励防灾，提高公众的保险意识等。在积极发挥政府作用的同时，更要重视市场的力量，尤其是资本市场与保险市场在巨灾风险管理中的作用。商业保险公司是市场的主体，为了提高其承保巨灾风险的积极性，政府可以和保险公司合作建立巨灾保险基金，并指定专门机构进行保值、增值运作，以应对巨灾风险带来的巨额赔付，增强保险公司和国家共同分担巨灾风险损失的能力。2.建立巨灾风险分散机制，重点发展再保险市场。从国外巨灾保险的实践经验来看，风险分散机制是整个保险体系中不容忽视的一环，除了投资防灾工程和再保险等传统的风险控制手段外，发达国家出现了巨灾风险证券化的趋势，利用其成熟的资本市场开发了一系列保险衍生产品，增强了保险公司的风险管理能力。因此，我国也必将随着资本市场的完善和金融改革的深化，建立起多层次的巨灾风险分散机制。然而现阶段，入世的“过渡期”刚刚结束，我国再保险的法定分保比例自2003年起逐年递减5%，已降至到零，而国际知名的瑞士再保险公司、慕尼黑再保险公司等也已纷纷进入中国保险市场，中国再保险公司面临机遇和挑战。可见，在尚未建立起多层次的风险分散机制之前，有必要先重点发展我国的再保险市场，扩大国内再保险规模，培育再保险联合体，鼓励利用国际再保险市场在更大的范围内分散巨灾风险。3.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增强保险技术支撑。我国发展巨灾保险还需要相关的保险技术作支撑，合理地制定巨灾保险的费率。从国外巨灾保险衍生晶的发展演变来看，一个公正客观的巨灾损失指数可以成为开发出标准化巨灾保险产品的数理基础。但目前在没有足够的历史数据，又缺乏足够精算人才的情况下，要想精确制定我国巨灾保险费率比较困难，如地震保险主要由于地震精算技术有限以及保险公司的费率制定权限不够，无法对风险较高的地震险种制定和执行合理费率，所以大多数公司没有将其列入承保的基本责任范围。因此，今后一方面需要和相关机构调查、搜集全国各地各种巨灾的发生频率、密度、历年财产损失及分布情况，建立各种自然灾害的巨灾数据库；另一方面需要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学习国外先进的产品开发技术和管理经验，引入专业的保险公司参与到我国巨灾保险体系建设中来，如地震模型管理公司、农业保险公司、再保险经纪公司等。4.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制度，提高公众认知程度。从国外的发展模式来看，相关法律法规是发展巨灾保险的重要制度保障，因此，我国也应尽快制定与各种巨灾风险有关的保险法律法规，以保证我国巨灾保险的顺利开展。在建立健全法律制度的同时，还应借两次巨灾过后重建的契机，开展各种宣传活动来提高公众对巨灾保险的认知程度，调动公众投保的积极性，扩大保险的覆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