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灾风险范文10篇

巨灾风险范文篇1

巨灾风险通常是指突发性的、无法预料、无法避免且危害特别严重的如地震、飓风、海啸、洪水等所引发的灾难性事故。作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自然灾害损失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我国70%以上的大城市、半数以上人口、75%的工农业产值，分布在气象、地征、地质和海洋等灾害严重的地区，灾害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影响非常严重。我国南部洪涝灾害较往年偏重，而伴随着洪涝灾害又发生了局部性山洪、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灾害;局部地区如海南、云南、内蒙古中西部、宁夏中北部等地的旱灾为近年所罕见;台风登陆多，时间、地点比较集中，造成损失较大。2005年台风多次登陆我国大陆，2007年我国遭遇几十年不遇雪灾，损失严重。

随着经济的发展，由于人为因素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巨灾风险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增加了。同时由于我国百姓保险意识薄弱，国家灾害防御体系差，导致整体防灾能力弱，所以我国巨灾风险形势十分严峻。

二、我国巨灾经济损失补偿机制具有一定局限性

面对日益严重的巨灾损失，我国的补偿方式主要包括社会捐助、国际支援、财政补偿和保险补偿四种。其中前两种方式完全出自于援助方的自愿且受其经济力量、觉悟或道义感以及与受援助方的关系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难以控制，而财政补偿和保险补偿两种方式则构成我国巨灾补偿机制的主体。目前，这两种补偿方式在我国应用时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和动向。

（一）国家财政对巨灾的资金补偿能力有限

财政补偿的基金主要来源于政府的财政收入，也构成了我国巨灾损失传统的资金补偿来源。但是，我国作为一个经济还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政府的财政收入总量是很有限的，由财政预算安排的灾害救济支出只是财政支出计划中的一小部分。在巨灾发生时，财政预算安排的救灾基金相对于灾害所造成的损失只是杯水车薪。当然，在实践中政府财政的救灾支出可能超过该项目的预算安排，但由于财政其他支出项目具有很强的刚性，财政赤字在数量上又要受到经济稳定目标的制约，财政实际用于巨灾补偿的支出占巨灾损失的比重还是相当低的。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国家财政提供的自然灾害救济款平均每年只有9.35亿元，只相当于灾害损失的1.35%。20世纪90年代国家财政提供的自然灾害救济款平均每年只有18亿元左右，只相当于灾害损失的1.8%左右。可见，当巨灾发生时，依靠国家财政救济支出对灾害损失的补偿程度是比较低的。

（二）传统巨灾再保险方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在国际保险市场上，传统再保险业务通常也可以起到巨灾损失的补偿责任。但是，我国保险业起步较晚，对灾害保障能力十分有限。以现有的承保能力以及常规的发展预测来看，要想独立承担此重任显然力不从心。2003年我国11家财产保险公司(人保控股、太平洋、平安、中华联合、天安、大地、太平、华泰、大众、华安、永安)的资本金与公积金的总和为277134亿元，按照我国2002年修订并开始实施的《保险法》第条之规定“经99营财产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当年自留保险费，不得超过其实有资本金公积金和的四倍”与第100条之规定“保险公司对每一危险单位，即对一次事故可能造成最大损失范围所承担的责任，不得超过其实有资本金公积金总和的百分之十”，粗略计算，目前我国财产保险的承保能力约为1109亿元，对于每一危险单位的最大保障能力为27亿元，而近十年我国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约为年均2000亿元，承保能力只占到我国全年灾害损失金额的一半;同时仅2003年就有两起自然灾害超过30亿元，国内承保能力严重不足。如果试图通过国际保险市场进行巨灾再保险业务，则不得不承受价格偏高的后果。主要原因在于，近年来许多国际再保险公司宣布不再承保或收缩其巨灾再保险业务，国际再保险市场也同样面临承保能力不足的窘境。

三、我国建立巨灾保险制度的基本思路、原则和政策

建立完善的巨灾保险制度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巨灾保险因其风险的集中性和损失的巨大性，仅凭保险公司商业运作无法承担。因此，政府政策支持对巨灾保险发展有重要意义。因此，笔者认为，首先，应当明确政府主导的基本思路，国家应当设立专门的机构，协调和推动我国巨灾保险制度建设工作；其次，应当投入和配给一定的公共资源，这种资源包括资金和政策，各级财政均应当对巨灾保险制度的建设予以一定的资金投入，建立巨灾保险的后备基金，同时，对于经营巨灾保险的单位予以税收减免政策，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巨灾保险制度建设。

（一）加快研究确定我国巨灾保险制度建设规划。

巨灾保险制度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和复杂的工程，而绝不仅仅是一个巨灾保险产品的开发和推出。从国外的经验看，巨灾保险制度的内涵十分宽广，它既涉及经济领域，也涉及法律领域；既包含了强制保险，也包涵商业保险；既需要政府部门的引导和推动，也要有税收政策的鼓励；既需要商业保险公司的积极参与，还需要财政资金的支持；不仅涉及保险市场领域，还涉及资本市场领域。这些内涵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交错、相互影响。因此，国家需要尽快研究确定我国巨灾保险制度建设的整体规划，通过规划明确制度建设的总体框架，包括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总体要求、体系结构和内容、各个子体系之间的关系以及推进的步骤、措施与安排等。通过建设规划能够进一步明确职责，协调各个方面的力量，确保巨灾保险制度建设有序、协同推进。

（二）加大政府对于巨灾保险制度的投入和参与。

巨灾保险制度的建设离不开政府的投入和参与，而投入并不仅仅局限于财政资金，更多的应当是一些非资金形式的公共资源。因此，政府除了要加大风险意识教育和宣传力度外，更需要通过一定的行政手段推动巨灾保险的推广与普及。具体讲，对于一些财政资金项目，国有资产应当强制要求办理巨灾保险；对于银行贷款项目，应当在贷款合同中明确巨灾风险管理问题；对于高风险区域，应制定更加具体的巨灾风险管理办法。同时，巨灾保险制度的建设需要法律保证，因此要加快我国的巨灾保险法律体系的建设，尽快制定颁布《地震保险法》、《洪水保险法》等。另外，解决巨灾风险的一个核心问题是资金，政府应统筹解决资金问题，一方面可以通过强制巨灾保险和商业保险等方式聚集资金，另一方面应当在各级财政中，按照一定的比例和规则，逐步建立巨灾保险基金。

（三）加快金融体制改革，为巨灾保险制度建设创造条件。

在我国的巨灾保险制度建设过程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巨大的需求与有限的供给之间的矛盾。从国外的经验看，巨灾风险证券化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有效手段。国际资本市场的规模高达60兆美元，远远高于保险市场，因此，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人们就开始利用巨灾风险证券化技术，通过资本市场化解巨灾风险，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我国也应当学习和借鉴这些先进的技术和经验。第一步可以以政府的巨灾保险基金为载体，发行国家地震债券，将巨灾风险转移到资本市场，实现更大范围的风险分散，解决巨灾风险化解过程中的资金制约问题。另一方面，推出巨灾债券，对于完善资本市场的产品结构、实现投资风险管理提供了途径和可能。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存在的一个重要风险是系统风险，而与自然灾害风险关联的巨灾债券，能够实现与传统资本市场系统风险的对冲，为投资组合技术的实施提供了产品环境。目前，国家有关部门应当研究和解决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与创新问题，只有解决了制度和环境方面的制约因素，巨灾保险的创新与发展才有基础和保证。

（四）加强巨灾保险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巨灾风险和巨灾保险的性质决定了人们应当学会在技术和经济两个方面思考和解决巨灾风险管理问题。技术层面主要是巨灾风险成因研究以及预警系统建设方面，需要更大范围的国际合作，需要各国政府和科学研究工作者的合作。例如国际减灾十年的活动，就是通过这一活动推动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同时，各国的保险业人士也应当加强在巨灾风险化解方面的研究与合作，特别是交流在巨灾保险制度建设方面的经验和技术。经济层面则是巨灾风险的化解最终还是体现为资金。保险经营的经济学基础是大数法则，因此，化解巨灾风险不能仅仅局限于一个国家的范围，应当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实现一种风险的分散与平衡。首先应当充分利用国际再保险机制，通过与国际再保险业的交流与合作，利用国际再保险渠道实现更大范围的风险分散。其次，应当注意利用国际资本市场，通过巨灾风险证券化技术，将我国的巨灾风险向国际资本市场转移，实现更广领域的风险分散。

[论文关键词]巨灾风险再保险资本市场

[论文摘要]2004年发生的印度洋海啸，2007年我国发生的几十年不遇的雪灾，将低概率的巨灾问题推到了全球关注的前沿。虽然这些灾害发生概率极低，预测难度大，但一旦爆发，总会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建立巨灾风险的分散机制并充分发挥其作用，不但可以促进全社会协调稳定发展，凸显出保险的“社会稳定器”作用，还有利于保险业良好社会形象的建立，极大地推动保险业的全面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卓志，保险经营风险防范机制研究[M]，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2]AlexanderMurmann，“PricingCatastropheInsuranceDerivatives”[J].TheWhartonSchool，2001(6):264-269.

[3]王和，对建立我国巨灾保险制度的思考[J]，中国金融，2005年第7期

巨灾风险范文篇2

巨灾风险债券的高溢价问题在债券成功面市之初就引起了业内外的广泛关注。据GuyCarpnter&Company整理的1997-2006年巨灾风险债券相关交易数据显示，巨灾风险债券所附的风险收益率要比伦敦同业拆借利率所规定的同等级公司债券（BB级）高出近200个基点，且这一差距近年来还有加大的倾向。

单从理论角度看，在相同的价位上，巨灾风险债券应比同等级传统高收益债券更具吸引力。因为巨灾风险债券具有不受金融市场内部波动影响的特点。它所附带的风险收益率仅与巨灾发生的频率和程度挂钩，与金融市场并无很大的联系。因此巨灾风险债券带来的收益就要比传统债券的收益稳定得多。Froot（1995）证明了这一优势。Litzenberger，Beaglehole和Reynolds（1996）的研究也表明，巨灾风险债券应该成为投资组合中分散风险的有利工具。

面对巨灾风险债券市场如此高的溢价问题，Canabarro（1998）等人以传统的均值——方差分析（Mean-VarianceAnalysis）方法为基础，对此进行了研究和分析。

首先，设定一个简单的二叉树模型，以便于在相同的框架下比较传统债券和巨灾风险债券的价值。即投资者在此时的收益总额均为本金（100）+本阶段无风险收益率（r）+承诺差额率（s）。

其次，Canabarro等人将违约回收率的期望值定义为E[R]，相应的方差值则为var[R]，那么：

E[V]=（1-p）（100＋r＋s）+pE[R]

var[V]＝（1-p）｛（100＋r＋s）－E[V]｝2＋p｛var[R]＋（E[R]－E[V]）2｝

在得到巨灾风险债券及高收益公司债券相应收益的均值、方差的基础上，Canabarro等人用对应的夏普比率（Sharperatio）度量了各债券的相关价值。结果显示，即使是预估保险公司违约率最高的MosaicClassB，其夏普比率（0.42）也要高于Ba2级债券的夏普比率（0.25）。这说明，巨灾风险债券的收益率与其他传统债券的收益率是相当的，且就夏普比率而言，巨灾风险债券显得更有吸引力。到此，人们不禁有疑问，既然巨灾风险债券的安全性更高一些，且收益又要高出许多，为什么投资者还是更热衷于传统债券呢？现有的模型没有解释清楚，为什么人们如此厌恶风险，为什么他们宁愿投资于利息较少且市场风险大的传统债券？像围绕股权溢价之谜展开的讨论一样，巨灾风险债券的溢价难题也引发了一系列争论。

二、巨灾风险债券溢价的传统解释

有些研究认为，并没有所谓的谜存在，只是比较时选择参照物的问题。其他结构的金融工具（CBO、CLO、CMO等）及新兴市场债券可能比传统高收益债券更适合于与巨灾风险债券作比较。因为这些市场中有高于LIBOR的较大价差额，投资者们在巨灾债券市场也会要求得到类似的较大价差值。

但是，很显然，就目前的水平而言，损失的概率分布很难估算，所以，前面提及的那些市场中的风险厌恶程度并不容易被推测出来。譬如，像新兴市场债券就没有可用于检验的违约统计概率分布。

Penalva-Zuasti（1997）认为巨灾风险债券市场中的高额溢价归因于巨灾风险债券的新奇保费（noveltypremium）及调整后的政策摩擦（regulatoryfrictions）。后来Briys（1999）同样也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巨灾债券吸引力的观点。Briys在研究中指出巨灾债券存在“信用”价差是因为巨灾债券的复杂性及其的期望收益本身所附带的时间高度不固定造成的。他在研究中构建了一个定价模型来反映这些考虑因素。的确，在实际金融市场交易中，接受刚刚的有关市场条件变化的新消息是个渐进的过程，而一次大型飓风灾难的发生从预警到结束全过程可能总共也只有短短几个小时，根本来不及提前警示。不过，在把证券价格定义为一个时间函数时，发行商们已认识到了高收益公司债券的价格中含有扩散部分（布朗运动，Brownianmotion），而巨灾风险债券的价格则具有大幅突然跳跃的特点（跳跃过程，jumpprocess）。可以说，有关巨灾风险债券收益时间的高度不固定性问题已在定价时被考虑到。

由此看来，纯粹用传统方法的研究成果来解释巨灾风险债券溢价的形成还远远不够。大量的研究陆续发现高溢价现象违背了传统定价理论与效率市场假说，学术界对巨灾风险债券市场中理性人假设的合理性及用传统资产定价理论为巨灾风险债券定价的方法提出了质疑，并转向寻求其他领域的解释。

三、行为金融学对巨灾风险债券溢价的解释

在众多解释巨灾风险债券溢价的文献中，从行为金融学角度出发的分析居于核心地位。可以认为，从人类心理学、行为学的角度分析巨灾债券市场投资者的行为特征，是解释溢价现象的主流观点。VivekJ.Bantwal和HowardC.Kunreuther（2000）最先将损失厌恶、比较漠视等行为金融学理论运用于巨灾风险债券溢价之谜的解释中，他们用模型说明投资者对这类证券喜好程度的不确定性对债券价格所造成的影响。DavidRode，BaruchFischhoff和Fischbeck（2000）探讨了巨灾风险证券化可能存在的阻碍，并集中研究了人们面对这种新金融工具时行为上的反映。总体来看，巨灾风险债券的高溢价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投资者非理性决策的结果，其具体表现为：

（一）风险厌恶（RiskAversion）

基于最大期望效用理论的投资者风险厌恶行为常被用于解释资产定价模型所无力解释的部分。在是否进行对巨灾风险债券投资的决策时，投资者首先考虑的会是如何避免损失问题，其次才是获取收益，这就是风险厌恶，它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虽然不受金融市场系统风险的影响，巨灾风险债券的风险收益仍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比如，传统债券的收益率在发行时就已确定，投资者的收益状况是可以预见的。传统债券的收益率由发行人的资信、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发行时的市场利率等因素决定。一般情况下，只要到期后债券发行人能够履行义务，投资者不仅可以收回本金，还可以得到约定的利息。而巨灾风险债券的收益情况就相对复杂得多。

尽管巨灾风险债券发行时就约定了债券收益率的计算标准，但投资者的收益状况还是不确定。这是因为巨灾风险债券投资者的收益状况取决于特定巨灾发生与否、损失程序如何等。所以巨灾风险债券投资者承担的风险要比传统债券投资者承担的风险大的多。债券到期时，如果约定巨灾没有发生或没有达到触发条件，他们往往可以获得比投资于传统债券更高的收益；但一旦特定巨灾事件发生或损失达到触发条件，则投资者不仅会失去部分或全部利息，甚至可能失去部分或全部本金。

其二，在解释巨灾债券溢价之谜的尝试中，Rode，Fischhoff和Fischbeck（1999）的研究指出风险厌恶“会导致巨灾债券投资者过于看重损失的公认小概率因而要求一个更高的收益”。以往的相关研究就曾指出，投资者有过分夸大小概率事件的倾向，即人们对一些极小可能性的事件投入了过多的注意，而忽略了他们估计中的任何错误。巨灾事件在统计上属于小概率事件，尽管其实际发生的概率和后果并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糟，可投资者们还是不约而同地对巨灾风险债券有排斥行为。因为他们潜意识中损失全部本金的错觉会膨胀得很大，投资者会因顾忌到巨灾这种低概率事件潜在可怕后果而放弃获得潜在的高收益。

考虑到以上两方面因素，保险公司为了增加新兴债券的吸引力，提供相对于无风险利率的高溢价也是情理之中的举措。

（二）固定教育成本（FixedCostofEducation）

Bantwal和Kunreuther（2000）指出，巨灾风险债券附带的风险收益之所以较传统投资工具的风险收益高，主要是因为巨灾风险债券对于资本市场上大部分的投资者来说还是一种相当新的投资产品。大多数投资者并不具备对于这种产品进行定价、评估以及风险分析所需技能和知识，所以大部分人对这种新工具还持观望态度。即使是投资于巨灾风险债券，也需花费一定的人力、财力和精力来理解新市场的法律和技术细小差异。而这笔初期的花费可能会超过刚开始投资时从巨灾风险债券中得到的收益。因此，人们也可能怕得不偿失而忽略巨灾风险债券的优势，进而避开对巨灾风险债券的投资。而发行公司为了吸引和促使投资者们对这种新型债券进行持续和连续的投资，就会给予初涉此市场的投资者较高的溢价。在此，完全可以将投资者认识和评估新证券的过程理解为发行商出资帮助投资者了解这类证券的过程。发行商给予的溢价部分就相当于是对早期投资者勇于尝试的奖励，或是帮助投资者熟悉新市场的教育成本。所以，我们也可以将溢价部分称之为“新奇溢价”（Noveltypremiums）。

如果投资者只是以股票或传统债券的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巨灾风险债券，那可能会忽略巨灾风险债券的一些重要特征，或认为巨灾风险债券存在某些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特征。例如，某投资者将巨灾风险债券看做是传统的固定收入金融工具的一种。

对传统债券而言，在票据到期时如果投资者所得款低于票面价值，就表明票据发行者的金融状况很差，不能够完全返还本金。而对巨灾风险债券来说，低于票面价值返还本金则意味着发生了合同内注明的灾难事故，巨灾风险债券的持有人替发行商分摊了一部分赔付损失责任，此时发行公司的金融状况非但没有出现财务危机，甚至还得到了加强。

由此可见，如果不付出相当的交易费用，投资者就不会明白这种债券的特性，并可能做出错误的选择。这种失误也算作是在巨灾风险债券市场学习所支出的教育费用。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投资者对巨灾风险债券的学习支出费用将会随日益增加的相关知识积累而递减。考虑到巨灾风险债券市场的日趋成熟，新证券的日益普及，发行商给予投资者的这种教育成本补贴额也将会慢慢降低直至最终完全取消。所以，有不少研究者都认为巨灾债券与传统债券的溢价差距终会有慢慢缩小的趋势。

（三）模糊厌恶（AmbiguityAversion）

Ellsberg（1961）认为，人们在不确定性出现中的自发行为不仅仅依赖于问题事件可察觉的概率，也取决于它的模糊程度。人们在熟悉和不熟悉的事情之间往往更愿意选择熟悉的事情而回避相对不熟悉的。

Kunreuther等人（1995）对保险及再保险行业的研究证实，在损失发生概率的不确定及损失大小不确定的情况下，投保人将被要求支付一笔更高的保费。这就表现了人们对模糊情况的厌恶情绪。这种倾向同样存在于巨灾风险债券市场中投资者的行为中。巨灾发生本身就充满不确定性，而由于技术等原因，巨灾风险预测建模的可信度目前也尚不能让人完全信服。早期巨灾风险债券的损失依赖于发行公司自己估计的损失量，真实的具体损失情况投资者并不能弄得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将所购债券与模糊风险、不对称信息捆绑在一起，投资者自然会要求得到更高的回报。

Fox和Tversky（1995）的很多实验都表明，当人们比较两件熟悉度不同的事物时，对比会让较不熟悉的事物吸引力小一些或是让较熟悉的事物更易令人接受一些。这种现象被定义为“相对无知”假设。巨灾风险债券市场中的投资者表现出了这种行为特征。

即便市场上能够获得关于巨灾风险债券更多的有利信息，投资者可能还是会觉得他们对于保险、巨灾及巨灾风险债券的知识都是有限的，而他们对于高收益债券的知识却是专家级的、经过检验的。这种认识可能称为“绝对有限认知”。

另一方面，即使投资者通过各种途径能够获得甚至掌握了巨灾风险债券的有关信息，他们也可能认为，保险公司比他们拥有更多关于巨灾风险债券的知识和更好的掌控能力。这可以称为“相对有限认知”。不论是“绝对有限认知”还是“相对有限认知”，都会使投资者要求获得更高的投资回报。至于巨灾风险债券定价受人们的“绝对有限认知”和“相对有限认知”分别引起的溢价影响程度各是多少很难区分。

不过，“绝对有限认知”会随着保险、巨灾知识的普及和巨灾风险债券市场的成熟而减少甚至完全消除，而“相对有限认知”即使能够减少却不能完全消除。所以，“相对有限认知”引起的溢价将会一直存在。

（四）羊群行为（HerdBehavior）

Bantwal和Kunreuther（2000）还指出，巨灾风险债券的高溢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群体信念下产生认知系统偏差，导致投资者行为羊群效应的结果。巨灾风险债券市场中投资者羊群行为产生的原因并不复杂。新兴的巨灾债券市场在信息披露方面还存在一定缺陷，技术方面的发展也还不完备。信息不对称使机构投资者（即经理人）掌握的交易信息处于残缺状态，他们的理性选择就是观察别人的投资行为并模仿，看大众的潮流而动，从而产生羊群行为。具体来看，主要包括机构内和机构间两个方面：

在投资机构内部，出于保持群体凝聚力的目的考虑，决策方面的相关人员有时会觉得人际关系的维持远比固执己见重要。当决策群体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如何维持机构内部的人际关系时，机构中就可能产生从众的倾向。经理人个体间的差异和不同的观点会被暂时性地掩盖，从而决策不能按照理性的方法和程序来进行。

因此，由于各经理人对巨灾风险债券的认识程度不同，通常在还没有找到最优的方案或还没有充分地评价各种解决方案的利弊之前决策人员之间就达成了一致，这样便可能产生抵制对巨灾风险债券投资的决策。

Russo和Schoemaker（1989），Staw（1997）研究表明，在未来结果值得斟酌的时候，群体决策加大了管理者的行为偏差，从而群体比个人更容易在不确定性情况下做出风险决策。Scharfstein和Stein（1990）认为当经理人的投资决策影响其名誉时，经理人会有从众的倾向。投资经理也惧怕因投资于一个“不可思议”资产赔钱而影响他们的名声。与投资于传统高收益债券不同，将资金投入巨灾债券可能会立即消失且预警很少。虽然，这种意外出现的概率很低，但大额损失的潜在性仍会让投资者担心不已。

所以，“聪明”的经理人在进行投资决策时便会把自己机构的决策与其他机构的决定内容挂靠，而不是根据自己掌握的信息进行独立的理性决策。这样，机构跟着选择投资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会与其他机构的结果相同，经理人的名誉也就不会有所损失了。

综上所述，从众倾向的存在使得机构投资者放弃自己的理性分析，在信息的收集、加工、筛选方面产生“搭便车”的心理，依照别人的行动来决定自己的行为，从而导致现实巨灾风险债券市场中投资者跟风买卖相同决策的羊群现象。

（五）其他行为因素

由于巨灾风险债券的复杂性，投资者们对其定价内幕并不熟悉，故他们在面对此类投资工具时的心境也很复杂。除了本文前面所分析的几种行为因素外，巨灾风险债券的高溢价形成可能还受到了投资者后悔厌恶、锚定心理等因素的影响。

行为金融学家认为后悔对于投资者来说，是一种除了损失以外还自认为必须要负责的感受，所以后悔带来的痛苦较由错误造成损失所带来的痛苦还要大，即“后悔厌恶”。在金融市场中，即使是同样的决策结果，如果某种决策方式可以减少投资者的后悔心理，对投资者而言，这种方式就是优于其他决策方式的。

于是，为了避免决策失误带来的后悔痛苦，投资者往往采取推卸责任的方式。比如，“随大流”，仿效多数投资者的行为进行投资（如从众倾向），等等。损失和后悔厌恶表明，在面对不同情况时，人们的风险偏好发生了改变。

而受认知过程的“锚定”心理影响，人们很难改变自己原有的信念和认识。特别是职业的投资经理人以及证券分析师们由于对证券市场有很深的研究，对巨灾债券的认识可能还“锚定”在对传统企业债券或股票的认识上，并以此为基准形成预期判断而忽视充分调整，从而对新信息反应不足，认识不到巨灾债券的新特点，这同样也会影响投资者的积极性。

另外，投资机构的制度安排同样也会妨碍投资经理投资于巨灾债券的能力和欲望的决策。Rode，Fischhoff和Fischbeck（1999）就指出：“很多投资经理被限制购买（债券和股票）那两类以外的证券”。这些限制通过投资机构有限的关系虽然有助于减少市场低迷和流动，但也阻碍了投资资金进入巨灾债券市场。

四、结束语

巨灾风险债券的高溢价让发行公司背负了沉重的交易负担，而投资者却依然不为所动。如何有效地提高这种债券的吸引力？弄清楚高溢价的成因及合理性是非常必要的。

本文研究发现，行为金融学能对传统分析方法未解释清楚的部分做了较好补充。当然，心理因素对巨灾风险债券造成的影响相当复杂，并不仅限于以上讨论的几种情况。我们相信，投资者的心理因素是造成巨灾风险债券溢价之谜的关键因素，想要更好地解释这一现象，有赖于对投资者的心理特别是巨灾风险债券投资者的心理和投资决策模式做进一步认识。而这些认识不仅是对国际巨灾风险债券市场中的溢价现象进行合理解释的重要依据，也将为我国科学地发行巨灾风险债券提供可行思路。

摘要：作为一种新型金融工具，巨灾风险债券自发行以来所附带的风险收益就远高于同等级传统债券的收益。尽管均值方差分析方法已证明“溢价之谜”确实存在，但从传统理论角度出发的研究并不能充分解释巨灾风险债券高溢价的成因。本文尝试用行为金融理论分析以获得较合理的解释补充。通过探讨投资者的心理、行为因素在巨灾风险债券溢价之谜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得出结论：风险厌恶、固定教育成本、模糊厌恶和羊群效应等行为导致了溢价之谜的出现。这些影响因素的发现不仅是对国际巨灾风险债券市场中的高溢价现象进行解释的重要依据，同时也为我国科学发行巨灾风险债券提供了思路。

关键词：巨灾风险债券；溢价之谜；行为金融

Abstract:Asanewfinancialinstrument,theriskpremiumofCATbondhasbeenmuchhigherthanthatoftraditionalbondswithsamecreditratingsinceitsissue.Althoughmean-varianceanalysistestifiedtheexistenceoftheCATbondpremiumpuzzle,thestudiesbasedontheclassicaltheorycannotexplainthecauseforthehighpremiumofCATbondperfectly.Thepapertriestoresolvethepuzzlesuccessfullybyusingthebehavioralfinancetheory.ItdiscussessomepsychologicaldynamicsandbehaviorsofinvestorsthatplayakeyroleinthepremiumpuzzleofCATbond.Theresultshowsthatrisk-aversion,fixedcostofeducation,ambiguityaversionandherdeffectcausethepremiumpuzzleofCATbond.ThisdiscoverynotonlyprovidesaveryimportantempiricalfoundationtoexplainthehighpremiumofCATbondininternationalCATbondmarket,butalsoprovidesthecluestoissuingCATbondscientificallyinChina.

Keywords:theCATbond;premiumpuzzle;behavioralfinance

巨灾风险债券是一种收益率与巨型灾害紧密联系的新型金融投资工具，它赋予了保险公司在巨灾事故发生后抵御破产风险的能力。巨灾风险债券的高溢价问题自1997年成功发行以来就一直存在。国内外学者对巨灾债券溢价的成因及合理性做了一定的研究论证。传统的均值方差分析方法已证实溢价之谜的存在，但从传统理论出发的研究并不能充分解释溢价之谜成因。

运用心理学及行为学等方面的知识，本文发现投资者的某些行为迹象可以对巨灾风险债券溢价问题的解释做较好补充。

参考文献：

[1]RichardR.Anderson,FouadBendimerad:AnalyzingInsurance-LinkedSecurities.FixedIncomeResearch.October,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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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avidMiller,Ph.D.:UncertaintyinHurricaneRiskModelingandImplicationsforSecuritization

[4]PatriciaGrossi,HowardKuneruther:NewCatastropheModelsforHardTimes.Contingencies,2006,MAR/APR

巨灾风险范文篇3

一、巨灾风险理论研究

理论上，研究巨灾风险的工具是决策论、概率论和数理统计。决策论侧重于从保险人、被保险人和政府对巨灾风险的偏好入手，研究巨灾风险市场特征，如巨灾保险需求与供给、合理的定价和转移方式等等；概率论和数理统计侧重于研究巨灾损失分布的重尾类型、巨灾风险中个体保险损失或理赔之间的相关性、渐近理论、破产概率等统计性质。目前，巨灾风险理论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巨灾风险的理论框架。巨灾是小概率大损失的保险事件，显著特点是突发性和破坏性。巨灾事件引起的个体保险损失或理赔之间不是相互独立而是具有较强的正相关性，这与保险分散风险基础理论“大数定律”相矛盾；同时，巨灾风险可以在短时间内猛烈地冲击保险公司和保险市场，引发连锁理赔反应，这与保险业务普遍具有的长期性特点相矛盾。因此，巨灾的发生可以轻易打破保险公司常规经营，加速保险公司破产。据A.M.Best统计，1969年到1998年美国由于巨灾损失而破产的保险公司占破产保险公司总数的6%，仅次于由保险准备金不足和企业增长过快引发的破产。

自1961年KarlH.Borch（1990）将J.VonNeu-mann&O.Morgenstem创立的期望效用理论（Expect-edUtilityTheory）引入保险学，保险各个领域研究都是在期望效用理论框架下进行的，即假设保险人和被保险人的风险偏好满足“独立性公理”，从而两者分别存在惟一效用函数或效用函数族。但是，随着人们对“独立性公理”的质疑，风险和不确定性决策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先后建立了对偶理论（DualTheory）、预期效用理论（AnticipatedUtilityTheory）和秩依效用理论（Rank-DependentUtilityTheory）。决策理论的发展与完善使巨灾保险研究突破期望效用理论，充分体现巨灾风险特点，解决巨灾风险保险相关问题成为可能。

一个重要阶段性成果来自于Wang，Young&Panjer（1997），它标志着在一个更为广泛的决策空间中讨论和研究保险问题的开始。Wang，Young&Panjer用对偶理论建立了保险定价公理化体系，确定了满足共同单调性的个体风险的价格，以及最优再保险形式。共同单调性是指多个个体风险均与同一个风险有关，并随着它的变化而同向变化，即个体风险X1，X2，…，Xn满足Xi=fi（Z），其中，fˊi（·）≥0，i=1，2，…，n，Z是风险。显然，地震和洪水等巨灾引起的个体保险损失或理赔、巨灾再保险中的分出保单与分人保单都满足共同单调性。尽管共同单调性是风险相关性的最简单描述，但是，由它得到的保险失真定价法与传统保险定价法有着本质区别，前者更加重视分析损失分布的尾部，而这一点正是巨灾风险的突出特点，因为人们对巨灾损失超过某一界限的情况更感兴趣。第二，当个体风险属于同一分布族时，由共同单调的个体风险组成的聚合风险模型的风险最大，相应的保险价格最高。这反映了与一般性保险业务相比，保险公司承保巨灾风险和再保险公司分保巨灾风险的成本都是非常高的。

此后，Denuit，Dhaerte&VanWouve（1999）和Luan（2001）将巨灾风险理论框架又拓展到预期效用理论，得到了均值失真保险定价原则及其优良的精算性质和分保方式。由于预期效用理论包含期望效用理论和对偶理论，因此，这一拓展为协调巨灾保险和非巨灾保险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

2.巨灾风险的市场偏好。保险是基于人们对风险的厌恶，毋庸质疑，巨灾对整个社会的危害是巨大的，那么，市场对巨灾风险反映又如何呢？Eeekhoudt&Collier（1999）论证了如果一个投保人是厌恶风险的，那么，面对两个具有相同期望损失的事件，为其中的大概率事件投保而不为小概率事件投保是不明智的，相对而言，此时小概率事件就是巨灾。换句话说，他们说明了保险是处理巨灾风险最适当的风险管理工具，并且该结论在期望效用理论和对偶理论下都成立。但事实上，与其它保险风险相比，人们对巨灾风险的感知并没有想象的那样敏感，Kun-reuther，Novemsky&Kahneman（2001）通过对比实验说明要刺激和加深入们巨灾风险认识程度，就必须尽可能多地提供巨灾风险相关信息，只有这样，人们才能产生巨灾防范意识，进而购买巨灾保险。这一结论也为期望效用理论和对偶理论下风险厌恶程度不具有可比性提供了实验性证据。

另一方面，与非巨灾保险业务不同，巨灾保险很容易受到其它风险转移方式的侵蚀。人们总是倾向于低估巨灾发生概率，等待政府、社会组织和他人的救济与援助，不愿意自己购买巨灾保险。在绝大多数人看来，补偿自然灾害甚至人为灾祸等巨灾造成的损失应该是政府的事情，因为巨灾风险对于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而言是一种公共风险，个人和企业已经向国家纳了税，那么，巨灾损失补偿就应该属于国家公共项目支出，而不是由个人和企业另行购买保险，交纳双重“税”。例如，Browne&Hoyt（2000）在分析美国洪水保险购买力一直处于低水平的原因时，除了肯定诸如某些地区发生洪灾可能性很大和洪水保险价格相对较高等因素之外，还特别强调了美国民众的“慈善风险”（CharityHazard）——面临风险的人们试图从朋友、社区、非赢利机构或者政府紧急援助计划中得到捐款来弥补损失。

实际上，政府转移巨灾风险的作用也是有限的。经典经济理论中，政府的风险态度是中性的，因此，政府是处理风险最为有效的经济体，不需要支付超过平均损失的费用就可以转移风险。但是，Freedom（2001）在向世界银行提交的一份关于发展中国家如何处理自然灾害报告中指出，由于发展中国家缺乏充足的巨灾准备金，这些国家的政府对巨灾风险的态度会有所不同。如果根据巨灾损失标的不同将巨灾风险细分为基础设施风险、政府投资项目风险、人员失业和贫困人口生活风险等，那么，有针对性地采取不同方式规避风险，就有可能降低整体巨灾规避成本。但是，适用于发达国家的解决方案在发展中国家可能不起作用，例如，发达国家可以通过高税收方式把巨灾对政府投资项目的风险分散给每一个纳税人，达到风险转移目的。在发展中国家，高税收无疑会增加人民和企业负担，那么，发展中国家会转向国际金融机构以贷款方式来缓解内部危机，通常情况下贷款代价很昂贵，极易形成巨额外债风险。可以说，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政府是否能够真正规避巨灾风险依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3.巨灾风险的统计问题。利用概率论和数理统计，建立巨灾风险模型、模拟巨灾风险情景、研究巨灾损失分布的尾部特征、计算保险公司破产概率、比较巨灾风险的大小、确定巨灾再保险的最优方式等等都是巨灾风险统计问题的具体内容。由于需要较为深厚的数学、统计学和其他自然学科知识，这部分研究逐渐脱离实际保险原型，被赋予了带有数学色彩的理论研究价值，成为概率论和数理统计一个十分活跃的应用性学术领域。巨灾风险统计性质研究中一个重要共识是对巨灾风险来说，平均超额损失函数E（X-x∣X>x）比保险中经常用来度量风险的停止损失函数E（X—x）+更有意义，因为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承保巨灾风险时存在着不能忽视的较高免赔额和自留额。

二、应对巨灾风险的实践与策略

1.巨灾再保险。为了让更多保险客户、保险公司和金融机构充分认识和准确把握巨灾风险，许多国际机构、组织和再保险公司都建立了信息丰富、形式多样、功能强大的巨灾风险管理软件包和分析系统，提供全方位、多层面巨灾风险信息、咨询、培训和管理等服务。例如，瑞士再保险公司的CatNet软件，斯坦福大学的RMS系统，保险服务局下属AIR国际公司的AIR系统，EQE国际组织的EQECAT系统等等。这些软件和系统不仅有利于扩大巨灾保险影响面，提高巨灾保险的保险密度和深度，而且有利于保险公司改进巨灾风险处理技术和手段。

目前，保险实务中巨灾风险传统解决方案是巨灾再保险（CatRe），其中，最具优势的是单项事件巨灾超额损失再保险（CatXL）：再保险公司承担介于自留额（下限）和限额（上限）之间的损失，最初（分出）保险公司承担低于自留额和高于限额的损失。为了检验巨灾超额损失再保险的承保水平和价格，瑞士再保险公司提出两个参照指标——参考损失和保费责任比。参考损失是指一次具体巨灾损失，是一个拥有平均资本总额的保险公司用来确定巨灾超额损失再保险购买量的标准，参考损失随着国家、地区、巨灾风险种类的不同而不同。巨灾超额损失再保险保额与参考损失之比反映了巨灾再保险供给程度，保费责任比（巨灾保费与巨灾保额之比）反映了巨灾再保险价格变化情况。国际再保险业用巨灾超额损失再保险来分析世界巨灾保险发展状况，衡量一个国家再保险水平，以及它在国际再保险市场上的位置。目前，世界最大的巨灾再保险市场是美国、英国和日本，它们的市场份额约为60%.

但是，瑞士再保险公司市场调查表明，国际巨灾再保险一直处于不充足状态，集中表现为巨灾保费收入在非寿险总保费中的份额非常小，承保损失在实际巨灾总损失中的份额也很小。由于巨灾再保险一般不允许跨年度定价，价格具有短期特征，因此，巨灾再保险需求状况会及时通过再保险费率反映出来。助世纪90年代初，美国安德鲁飓风和北里奇地震使国际巨灾再保险市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巨灾再保险供不应求，再保险费率在1991—1994年间不断攀升。为了缓解巨灾再保险压力，提高承保能力，业内人士将目光投向资金实力雄厚的资本市场，希望寻找到巨灾再保险的替代品或补充方式，由此引发了一场传统再保险经营理念的变革。

2.巨灾风险证券化。这场变革的直接结果是资本市场上出现了一种基于保险风险的金融创新——保险风险证券化（SecuritizationoflnsuranceRisk），一种称为保险连结证券（Insurance—LinkedSecurities）或保险衍生工具（InsuranceDerivatives）的新型金融衍生工具应运而生。保险风险证券化通过再保险公司或特殊用途工具（SPV）发行基于保险风险的证券，用资本市场上投资者代替再保险公司，将保险风险转移到资本市场。从保险角度看，保险风险证券化将再保险容量从原来保险业内部扩大到了外部的资本市场；从金融角度看，保险风险证券化具体实施过程就是一个资产证券化过程，这里的资产就是保险公司的负债。据统计，1994年以来全球大约有50多家再保险公司和投资银行发行了价值127亿美元保险连结证券，其中近2／3与巨灾风险有关，因此，可以说保险风险证券化就是巨灾风险证券化，所产生的金融工具就是巨灾风险连结证券。

1992年芝加哥期权交易所（CBOT）首次发行了巨灾期权——财产理赔服务期权（PCS），但由于市场反映不理想，此类交易目前已经萎缩近乎终止。1994年汉诺威再保险公司成功发行了8500万美元巨灾债券，开创了巨灾风险证券化新局面，现在市场上有巨灾债券、巨灾互换、巨灾期权、应急资本、行业损失担保、债券连结期权、基准风险交易等品种。由于一般意义上的巨灾保险事件发生与否与资本市场涨幅没有关系（美国“9，11”事件是个特例，目前恐怖主义定义和相关保险问题仍在争论中），因而，巨灾风险连结证券的收益与现存证券的收益无关，那么，对于包含巨灾风险连结证券的投资组合和不包含巨灾风险连结证券的投资组合来说，前者的有效投资边界位于后者的有效投资边界的上方，也就是说，给定风险水平，前者的收益高于后者的收益；给定收益，前者韵风险低于后者的风险，因此，巨灾风险连结证券对投资者是有吸引力的。目前，巨灾风险连结证券已经有了完善的承保和投资会计准则，发行量也在逐年扩大。

随着巨灾风险不断向国际资本市场转移，人们开始考虑巨灾风险连结证券是否能够替代巨灾再保险，但就目前情况看，巨灾风险连结证券仅是巨灾再保险的补充，原因是市场对巨灾风险连结证券的需求量受到巨灾再保险供给量的控制。巨灾风险连结证券要挣脱巨灾再保险束缚，成为一个成熟、独立、常规性交易，就必须增强巨灾风险证券化透明度和降低巨灾风险证券化成本。尽管Cox&Pedersen（2001）以巨灾债券为例说明了巨灾风险连结证券化的可行性、定价方式和现实意义，但是，保险信息严重不对称和较高市场运作成本很难让更多保险公司放弃熟悉的巨灾再保险，转向新兴的巨灾风险连结证券，同时，也使巨灾风险连结证券在资本市场—二缺乏竞争优势。正如资产证券化典型代表——抵押担保证券的发展过程一样，巨灾风险连结证券的发展不仅限于保险市场和资本市场本身，更需要政府监管、税收、法律规定等外部环境的积极支持和配合。

3.巨灾保险基金和组织。为了应对巨灾风险，除了直接税收、贷款和救济等基本措施外，世界各国政府和国际性组织还设立了专门性巨灾项目和计划，以及由政府、保险公司和行业协会牵头组成的联合体，目的是将分散在社会各个方面的力量和资金聚合起来，针对性地防范巨灾风险，维护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利益。例如，新西兰地震和战争损失计划（1944）涵盖地震和战争风险，1994年开始包括洪水、山崩、火山爆发、水热反应等风险，该项目资金来源于所有火灾保险业务税收；美国国家洪水保险项目（1968）按补贴率为居民和企业提供洪水保险，并通过限制土地使用等方式降低风险。

这些项目中有些成功了，例如，美国佛罗里达飓风灾害基金有力地缓解了此后几年该地区财产保险公司的巨灾压力。但也有一些计划没有达到预期设计目标。Browne&Hoyt（2000）利用1983-1993年美国50个州数据，分析了“美国国家洪水保险项目”实施情况，指出尽管该项目40%的保单得到补助，但项目覆盖率依然很低。由于收入水平和洪水保险价格等原因造成居民和企业对洪水保险的有效需求不足，1993年该项目所承担的损失不到实际洪水损失的8%，这一情况在低收入地区更为突出。研究表明对于低收入群体来说，保险可能并不是最好的洪水风险转移方法。从表面上看，该结论好像与Eeckhoudt&Collier（1999）的理论结果“保险是处理巨灾风险的最好风险管理工具”背道而驰，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某些矛盾，但问题关键在于低收入群体对巨灾风险是否是厌恶的？保险毕竟是人们在有了剩余财富之后才享受的一种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巨灾风险的存在对低收入群体来说可能未必是一件坏事，他们有喜好巨灾风险态度倾向，这种风险态度类似于人们对和的态度，他们微薄的财产相当于赌资，政府补助和对原有基础设施的改造与投资则是他们的收益。这就给巨灾风险项目和计划的设计与实施提出了一个重要现实问题——如何对待巨灾风险范围内的低收入群体？

巨灾风险范文篇4

[摘要]巨灾风险债券的契约条款是债券交易各方权利义务关系的载体。基于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对应的一般原则，必须在理顺债券运行中多方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因为巨灾风险债券的条款设计须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也不例外的在于如何平衡债权债务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保证债券的顺利运作。但是，在进行巨灾风险债券契约条款设计时，必须比较巨灾风险债券在现金流结构、信用结构和期权结构上与一般债券的异同，在债券契约条款设计中应包含一些限制性条款，以便巨灾风险债券的契约条款的科学性。

无论何种融资契约，其合同条款只是表象，也即契约关系的外部载体，契约背后反映的实质上是其所承担的权利义务关系。正因为如此，融资契约条款设计的目的也就是契约双方(或多方)权利义务关系的平衡。巨灾风险债券的条款设计须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也不例外地在于如何平衡债权债务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保证债券的顺利运作，达到双方各自交易的初衷。本文基于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对应的一般原则，对以履约保证机制为重点的巨灾风险债券契约条款设计机制问题进行了一些探析。

一、巨灾风险债券的契约条款设计概览

巨灾风险债券(CatastropheBond)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巨灾事故频繁发生且损失幅度剧增的大背景催生出来的一种新型ART(AlternativeRiskTransfer)工具，它由(再)保险公司(或其设立或指定的SPV，即特殊目的机构SpecialPurposeVehicle)发行，收益取决于该公司或整个行业的巨灾损失状况。与普通债券不同的是，巨灾风险债券本金的返还与否依赖于特定事件的发生：若在期内未发生约定的巨灾事故，发行人按约向投资者还本付息；若发生预先规定的触发事件(TriggeringEvent)，则发行人向投资者偿付本金或利息的义务将部分乃至全部被免除，债券发行人将运用该笔基金进行理赔。作为一种新型的保险风险证券化工具，巨灾风险债券的出现不仅增强了保险业的承保能力，也为投资者提供了一种从分散化投资组合中获得较高收益的有效途径，对保险业乃至整个金融业的发展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已成为迄今为止运作的最为成熟和广泛的巨灾风险证券化工具。我国自2006年起也开始初步筹划相关的地震风险债券的运作。

根据企业契约理论中有关所有制、治理结构的一般论点，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组合，是个人之间交易产权的一种方式。企业治理结构设计的一般原则是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的对应。企业的融资活动深刻影响着企业的治理结构，因而融资契约的设计也理应遵守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相对应的原则。据此，又结合当前理论界主流的债务契约设计理论，企业融资契约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设计一种能使剩余所有权和剩余控制权相匹配的最优契约，以在投资者和股东之间合理地分配现金收益流，或在特定情况下及时地将企业的控制权由企业内部转移到债权人手中，以保护债权人的合法利益，使投资者愿意提供足够数量的资金满足企业的投资需求。一言以蔽之，融资契约的条款设计要解决两个问题：现金收益流的分配以及保证履约机制的设置。

由于巨灾风险债券的发行主体SPV一般由政府或旨在通过巨灾风险债券转移巨灾风险的(再)保险公司发起成立，其功能也被人为局限于充当巨灾风险证券化活动的中介，不以营利为目的，更重要的是，如上述，债券最终的现金流流向存在着不确定性。再者，巨灾风险债券在发行前都经过科学理算，原(再)保险公司缴纳的保险费，投资者期初的投资支出及其累计额一般情况下能满足偶然发生的巨灾损失事故。基于以上两点原因，收益现金流在股东和投资者之间的分配在巨灾风险债券契约条款的设计中意义不大，巨灾风险债券契约条款设计的重点在于对其履约保证机制的探讨。

二、从条款设计看巨灾风险债券的履约保证机制

根据债券契约条款设计理论的一般观点，债券契约条款设计所应包含的一些因素包括现金流结构、信用结构与期权结构。以下结合巨灾风险债券的特殊之处，试从这些方面来探讨其契约条款设计较一般的债券的共通与特殊之处。

(一)现金流结构

即资金在何时，以何种数量，向哪方流动的结构，这是融资契约的最基本结构。包括三个方面：

1．期限问题。对一般债券而言，期限越长表明债券本身所包含的违约风险越大，从而要求的回报率就越高。对巨灾风险债券而言这一基本原则也是成立的。特殊之处在于，巨灾风险债券回报率的高低，还特别依赖于巨灾事故发生的概率和本金利息的风险程度，即巨灾事故发生概率越高，越有可能触发债券对(再)保险人的支付，投资者对其本息的要求权越有可能丧失。当然，不同种类债券(本金保证型、本金利息均保证型及均不保证型)对本息的规定对于投资者本金的风险程度不同，要求的回报率自然也不同。总之，对PIE灾风险债券而言自然因素(巨灾事故发生概率)与债券本身条款的设定对其收益率的影响相对于期限的影响更大，这是巨灾风险债券相对于普通债券的一大区别。

2．利率问题。在利率问题上巨灾风险债券类似于一个浮动利率债券，具体来说，在巨灾事故即将发生或者已发生但尚未进行赔付的情况下，投资者预期债券的触发支付在即，从而存在吞食自己本金和(或)利息的可能性，因而市场对其需求倾向于下降，为平衡供求关系，巨灾风险债券的价格会倾向于上升，利率会倾向于下降。

3．还款方式。在此问题上，巨灾风险债券和一般债券类似：它一般都是在期末一次性支付投资者本息(未发生巨灾事故的情况下)。相对于定期支付本息的情况，一次性还款对发行人的有利之处在于可能最大限度地占用这笔资金。但是，也存在弊端：首先，债券到期需要支付一大笔现金，如果发行人现金短缺或安排不善有可能出现到期无法兑现的风险；其次，从投资者角度看，一次性还款等于是将应收利息再“强迫”投资于这种债券，从而使其本息面临较大的信用风险。因此，本金保证型和本金利息保证型的巨灾风险债券对投资者和发行人来说都有益处。

巨灾风险范文篇5

关键词：巨灾风险再保险资本市场

据瑞士《Sigma》杂志报道，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无论是全球巨灾的数量还是其破坏程度都呈上升趋势。从1988年起，除1993年和1997年外，全球自然灾害年度损失都在100亿美元以上。2001年，仅美国“911”事件就导致300多亿美元的直接损失。再到2004年年底的印度洋海啸，据全球最大的再保险商慕尼黑再保估计，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00亿欧元，对东南亚国家的旅游业造成的潜在经济损失更是无可估量。近十年来，中国已成为继日本和美国之后的第三个灾害损失最严重的国家。据联合国统计资料，上个世纪全世界五十四个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中，有八个发生在中国。民政部有关资料表明，中国每年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500亿至600亿元人民币，每天都要因此损失1亿多元人民币。但到目前为止，我国许多自然灾害仍未列入保险责任范围，因此建立专门的巨灾保险制度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我国巨灾风险形势严峻

巨灾风险通常是指突发性的、无法预料、无法避免且危害特别严重的如地震、飓风、海啸、洪水等所引发的灾难性事故。作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自然灾害损失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我国70%以上的大城市、半数以上人口、75%的工农业产值，分布在气象、地征、地质和海洋等灾害严重的地区，灾害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影响非常严重。我国南部洪涝灾害较往年偏重，而伴随着洪涝灾害又发生了局部性山洪、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灾害;局部地区如海南、云南、内蒙古中西部、宁夏中北部等地的旱灾为近年所罕见;台风登陆多，时间、地点比较集中，造成损失较大。2005年台风多次登陆我国大陆，2007年我国遭遇几十年不遇雪灾，损失严重。

随着经济的发展，由于人为因素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巨灾风险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增加了。同时由于我国百姓保险意识薄弱，国家灾害防御体系差，导致整体防灾能力弱，所以我国巨灾风险形势十分严峻。

二、我国巨灾经济损失补偿机制具有一定局限性

面对日益严重的巨灾损失，我国的补偿方式主要包括社会捐助、国际支援、财政补偿和保险补偿四种。其中前两种方式完全出自于援助方的自愿且受其经济力量、觉悟或道义感以及与受援助方的关系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难以控制，而财政补偿和保险补偿两种方式则构成我国巨灾补偿机制的主体。目前，这两种补偿方式在我国应用时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和动向。

（一）国家财政对巨灾的资金补偿能力有限

财政补偿的基金主要来源于政府的财政收入，也构成了我国巨灾损失传统的资金补偿来源。但是，我国作为一个经济还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政府的财政收入总量是很有限的，由财政预算安排的灾害救济支出只是财政支出计划中的一小部分。在巨灾发生时，财政预算安排的救灾基金相对于灾害所造成的损失只是杯水车薪。当然，在实践中政府财政的救灾支出可能超过该项目的预算安排，但由于财政其他支出项目具有很强的刚性，财政赤字在数量上又要受到经济稳定目标的制约，财政实际用于巨灾补偿的支出占巨灾损失的比重还是相当低的。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国家财政提供的自然灾害救济款平均每年只有9.35亿元，只相当于灾害损失的1.35%。20世纪90年代国家财政提供的自然灾害救济款平均每年只有18亿元左右，只相当于灾害损失的1.8%左右。可见，当巨灾发生时，依靠国家财政救济支出对灾害损失的补偿程度是比较低的。

（二）传统巨灾再保险方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在国际保险市场上，传统再保险业务通常也可以起到巨灾损失的补偿责任。但是，我国保险业起步较晚，对灾害保障能力十分有限。以现有的承保能力以及常规的发展预测来看，要想独立承担此重任显然力不从心。2003年我国11家财产保险公司(人保控股、太平洋、平安、中华联合、天安、大地、太平、华泰、大众、华安、永安)的资本金与公积金的总和为277134亿元，按照我国2002年修订并开始实施的《保险法》第条之规定“经99营财产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当年自留保险费，不得超过其实有资本金公积金和的四倍”与第100条之规定“保险公司对每一危险单位，即对一次事故可能造成最大损失范围所承担的责任，不得超过其实有资本金公积金总和的百分之十”，粗略计算，目前我国财产保险的承保能力约为1109亿元，对于每一危险单位的最大保障能力为27亿元，而近十年我国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约为年均2000亿元，承保能力只占到我国全年灾害损失金额的一半;同时仅2003年就有两起自然灾害超过30亿元，国内承保能力严重不足。如果试图通过国际保险市场进行巨灾再保险业务，则不得不承受价格偏高的后果。主要原因在于，近年来许多国际再保险公司宣布不再承保或收缩其巨灾再保险业务，国际再保险市场也同样面临承保能力不足的窘境。

三、我国建立巨灾保险制度的基本思路、原则和政策

建立完善的巨灾保险制度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巨灾保险因其风险的集中性和损失的巨大性，仅凭保险公司商业运作无法承担。因此，政府政策支持对巨灾保险发展有重要意义。因此，笔者认为，首先，应当明确政府主导的基本思路，国家应当设立专门的机构，协调和推动我国巨灾保险制度建设工作；其次，应当投入和配给一定的公共资源，这种资源包括资金和政策，各级财政均应当对巨灾保险制度的建设予以一定的资金投入，建立巨灾保险的后备基金，同时，对于经营巨灾保险的单位予以税收减免政策，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巨灾保险制度建设。

（一）加快研究确定我国巨灾保险制度建设规划。

巨灾保险制度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和复杂的工程，而绝不仅仅是一个巨灾保险产品的开发和推出。从国外的经验看，巨灾保险制度的内涵十分宽广，它既涉及经济领域，也涉及法律领域；既包含了强制保险，也包涵商业保险；既需要政府部门的引导和推动，也要有税收政策的鼓励；既需要商业保险公司的积极参与，还需要财政资金的支持；不仅涉及保险市场领域，还涉及资本市场领域。这些内涵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交错、相互影响。因此，国家需要尽快研究确定我国巨灾保险制度建设的整体规划，通过规划明确制度建设的总体框架，包括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总体要求、体系结构和内容、各个子体系之间的关系以及推进的步骤、措施与安排等。通过建设规划能够进一步明确职责，协调各个方面的力量，确保巨灾保险制度建设有序、协同推进。

（二）加大政府对于巨灾保险制度的投入和参与。

巨灾保险制度的建设离不开政府的投入和参与，而投入并不仅仅局限于财政资金，更多的应当是一些非资金形式的公共资源。因此，政府除了要加大风险意识教育和宣传力度外，更需要通过一定的行政手段推动巨灾保险的推广与普及。具体讲，对于一些财政资金项目，国有资产应当强制要求办理巨灾保险；对于银行贷款项目，应当在贷款合同中明确巨灾风险管理问题；对于高风险区域，应制定更加具体的巨灾风险管理办法。同时，巨灾保险制度的建设需要法律保证，因此要加快我国的巨灾保险法律体系的建设，尽快制定颁布《地震保险法》、《洪水保险法》等。另外，解决巨灾风险的一个核心问题是资金，政府应统筹解决资金问题，一方面可以通过强制巨灾保险和商业保险等方式聚集资金，另一方面应当在各级财政中，按照一定的比例和规则，逐步建立巨灾保险基金。

（三）加快金融体制改革，为巨灾保险制度建设创造条件。

在我国的巨灾保险制度建设过程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巨大的需求与有限的供给之间的矛盾。从国外的经验看，巨灾风险证券化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有效手段。国际资本市场的规模高达60兆美元，远远高于保险市场，因此，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人们就开始利用巨灾风险证券化技术，通过资本市场化解巨灾风险，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我国也应当学习和借鉴这些先进的技术和经验。第一步可以以政府的巨灾保险基金为载体，发行国家地震债券，将巨灾风险转移到资本市场，实现更大范围的风险分散，解决巨灾风险化解过程中的资金制约问题。另一方面，推出巨灾债券，对于完善资本市场的产品结构、实现投资风险管理提供了途径和可能。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存在的一个重要风险是系统风险，而与自然灾害风险关联的巨灾债券，能够实现与传统资本市场系统风险的对冲，为投资组合技术的实施提供了产品环境。目前，国家有关部门应当研究和解决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与创新问题，只有解决了制度和环境方面的制约因素，巨灾保险的创新与发展才有基础和保证。

（四）加强巨灾保险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巨灾风险和巨灾保险的性质决定了人们应当学会在技术和经济两个方面思考和解决巨灾风险管理问题。技术层面主要是巨灾风险成因研究以及预警系统建设方面，需要更大范围的国际合作，需要各国政府和科学研究工作者的合作。例如国际减灾十年的活动，就是通过这一活动推动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同时，各国的保险业人士也应当加强在巨灾风险化解方面的研究与合作，特别是交流在巨灾保险制度建设方面的经验和技术。经济层面则是巨灾风险的化解最终还是体现为资金。保险经营的经济学基础是大数法则，因此，化解巨灾风险不能仅仅局限于一个国家的范围，应当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实现一种风险的分散与平衡。首先应当充分利用国际再保险机制，通过与国际再保险业的交流与合作，利用国际再保险渠道实现更大范围的风险分散。其次，应当注意利用国际资本市场，通过巨灾风险证券化技术，将我国的巨灾风险向国际资本市场转移，实现更广领域的风险分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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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和，对建立我国巨灾保险制度的思考[J]，中国金融，2005年第7期

巨灾风险范文篇6

关键词：巨灾风险再保险资本市场

据瑞士《Sigma》杂志报道，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无论是全球巨灾的数量还是其破坏程度都呈上升趋势。从1988年起，除1993年和1997年外，全球自然灾害年度损失都在100亿美元以上。2001年，仅美国“911”事件就导致300多亿美元的直接损失。再到2004年年底的印度洋海啸，据全球最大的再保险商慕尼黑再保估计，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00亿欧元，对东南亚国家的旅游业造成的潜在经济损失更是无可估量。近十年来，中国已成为继日本和美国之后的第三个灾害损失最严重的国家。据联合国统计资料，上个世纪全世界五十四个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中，有八个发生在中国。民政部有关资料表明，中国每年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500亿至600亿元人民币，每天都要因此损失1亿多元人民币。但到目前为止，我国许多自然灾害仍未列入保险责任范围，因此建立专门的巨灾保险制度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我国巨灾风险形势严峻

巨灾风险通常是指突发性的、无法预料、无法避免且危害特别严重的如地震、飓风、海啸、洪水等所引发的灾难性事故。作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自然灾害损失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我国70%以上的大城市、半数以上人口、75%的工农业产值，分布在气象、地征、地质和海洋等灾害严重的地区，灾害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影响非常严重。我国南部洪涝灾害较往年偏重，而伴随着洪涝灾害又发生了局部性山洪、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灾害;局部地区如海南、云南、内蒙古中西部、宁夏中北部等地的旱灾为近年所罕见;台风登陆多，时间、地点比较集中，造成损失较大。2005年台风多次登陆我国大陆，2007年我国遭遇几十年不遇雪灾，损失严重。

随着经济的发展，由于人为因素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巨灾风险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增加了。同时由于我国百姓保险意识薄弱，国家灾害防御体系差，导致整体防灾能力弱，所以我国巨灾风险形势十分严峻。

二、我国巨灾经济损失补偿机制具有一定局限性

面对日益严重的巨灾损失，我国的补偿方式主要包括社会捐助、国际支援、财政补偿和保险补偿四种。其中前两种方式完全出自于援助方的自愿且受其经济力量、觉悟或道义感以及与受援助方的关系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难以控制，而财政补偿和保险补偿两种方式则构成我国巨灾补偿机制的主体。目前，这两种补偿方式在我国应用时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和动向。

（一）国家财政对巨灾的资金补偿能力有限

财政补偿的基金主要来源于政府的财政收入，也构成了我国巨灾损失传统的资金补偿来源。但是，我国作为一个经济还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政府的财政收入总量是很有限的，由财政预算安排的灾害救济支出只是财政支出计划中的一小部分。在巨灾发生时，财政预算安排的救灾基金相对于灾害所造成的损失只是杯水车薪。当然，在实践中政府财政的救灾支出可能超过该项目的预算安排，但由于财政其他支出项目具有很强的刚性，财政赤字在数量上又要受到经济稳定目标的制约，财政实际用于巨灾补偿的支出占巨灾损失的比重还是相当低的。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国家财政提供的自然灾害救济款平均每年只有9.35亿元，只相当于灾害损失的1.35%。20世纪90年代国家财政提供的自然灾害救济款平均每年只有18亿元左右，只相当于灾害损失的1.8%左右。可见，当巨灾发生时，依靠国家财政救济支出对灾害损失的补偿程度是比较低的。

（二）传统巨灾再保险方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在国际保险市场上，传统再保险业务通常也可以起到巨灾损失的补偿责任。但是，我国保险业起步较晚，对灾害保障能力十分有限。以现有的承保能力以及常规的发展预测来看，要想独立承担此重任显然力不从心。2003年我国11家财产保险公司(人保控股、太平洋、平安、中华联合、天安、大地、太平、华泰、大众、华安、永安)的资本金与公积金的总和为277134亿元，按照我国2002年修订并开始实施的《保险法》第条之规定“经99营财产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当年自留保险费，不得超过其实有资本金公积金和的四倍”与第100条之规定“保险公司对每一危险单位，即对一次事故可能造成最大损失范围所承担的责任，不得超过其实有资本金公积金总和的百分之十”，粗略计算，目前我国财产保险的承保能力约为1109亿元，对于每一危险单位的最大保障能力为27亿元，而近十年我国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约为年均2000亿元，承保能力只占到我国全年灾害损失金额的一半;同时仅2003年就有两起自然灾害超过30亿元，国内承保能力严重不足。如果试图通过国际保险市场进行巨灾再保险业务，则不得不承受价格偏高的后果。主要原因在于，近年来许多国际再保险公司宣布不再承保或收缩其巨灾再保险业务，国际再保险市场也同样面临承保能力不足的窘境。

三、我国建立巨灾保险制度的基本思路、原则和政策

建立完善的巨灾保险制度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巨灾保险因其风险的集中性和损失的巨大性，仅凭保险公司商业运作无法承担。因此，政府政策支持对巨灾保险发展有重要意义。因此，笔者认为，首先，应当明确政府主导的基本思路，国家应当设立专门的机构，协调和推动我国巨灾保险制度建设工作；其次，应当投入和配给一定的公共资源，这种资源包括资金和政策，各级财政均应当对巨灾保险制度的建设予以一定的资金投入，建立巨灾保险的后备基金，同时，对于经营巨灾保险的单位予以税收减免政策，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巨灾保险制度建设。

（一）加快研究确定我国巨灾保险制度建设规划。

巨灾保险制度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和复杂的工程，而绝不仅仅是一个巨灾保险产品的开发和推出。从国外的经验看，巨灾保险制度的内涵十分宽广，它既涉及经济领域，也涉及法律领域；既包含了强制保险，也包涵商业保险；既需要政府部门的引导和推动，也要有税收政策的鼓励；既需要商业保险公司的积极参与，还需要财政资金的支持；不仅涉及保险市场领域，还涉及资本市场领域。这些内涵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交错、相互影响。因此，国家需要尽快研究确定我国巨灾保险制度建设的整体规划，通过规划明确制度建设的总体框架，包括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总体要求、体系结构和内容、各个子体系之间的关系以及推进的步骤、措施与安排等。通过建设规划能够进一步明确职责，协调各个方面的力量，确保巨灾保险制度建设有序、协同推进。

（二）加大政府对于巨灾保险制度的投入和参与。

巨灾保险制度的建设离不开政府的投入和参与，而投入并不仅仅局限于财政资金，更多的应当是一些非资金形式的公共资源。因此，政府除了要加大风险意识教育和宣传力度外，更需要通过一定的行政手段推动巨灾保险的推广与普及。具体讲，对于一些财政资金项目，国有资产应当强制要求办理巨灾保险；对于银行贷款项目，应当在贷款合同中明确巨灾风险管理问题；对于高风险区域，应制定更加具体的巨灾风险管理办法。同时，巨灾保险制度的建设需要法律保证，因此要加快我国的巨灾保险法律体系的建设，尽快制定颁布《地震保险法》、《洪水保险法》等。另外，解决巨灾风险的一个核心问题是资金，政府应统筹解决资金问题，一方面可以通过强制巨灾保险和商业保险等方式聚集资金，另一方面应当在各级财政中，按照一定的比例和规则，逐步建立巨灾保险基金。

（三）加快金融体制改革，为巨灾保险制度建设创造条件。

在我国的巨灾保险制度建设过程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巨大的需求与有限的供给之间的矛盾。从国外的经验看，巨灾风险证券化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有效手段。国际资本市场的规模高达60兆美元，远远高于保险市场，因此，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人们就开始利用巨灾风险证券化技术，通过资本市场化解巨灾风险，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我国也应当学习和借鉴这些先进的技术和经验。第一步可以以政府的巨灾保险基金为载体，发行国家地震债券，将巨灾风险转移到资本市场，实现更大范围的风险分散，解决巨灾风险化解过程中的资金制约问题。另一方面，推出巨灾债券，对于完善资本市场的产品结构、实现投资风险管理提供了途径和可能。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存在的一个重要风险是系统风险，而与自然灾害风险关联的巨灾债券，能够实现与传统资本市场系统风险的对冲，为投资组合技术的实施提供了产品环境。目前，国家有关部门应当研究和解决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与创新问题，只有解决了制度和环境方面的制约因素，巨灾保险的创新与发展才有基础和保证。

（四）加强巨灾保险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巨灾风险和巨灾保险的性质决定了人们应当学会在技术和经济两个方面思考和解决巨灾风险管理问题。技术层面主要是巨灾风险成因研究以及预警系统建设方面，需要更大范围的国际合作，需要各国政府和科学研究工作者的合作。例如国际减灾十年的活动，就是通过这一活动推动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同时，各国的保险业人士也应当加强在巨灾风险化解方面的研究与合作，特别是交流在巨灾保险制度建设方面的经验和技术。经济层面则是巨灾风险的化解最终还是体现为资金。保险经营的经济学基础是大数法则，因此，化解巨灾风险不能仅仅局限于一个国家的范围，应当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实现一种风险的分散与平衡。首先应当充分利用国际再保险机制，通过与国际再保险业的交流与合作，利用国际再保险渠道实现更大范围的风险分散。其次，应当注意利用国际资本市场，通过巨灾风险证券化技术，将我国的巨灾风险向国际资本市场转移，实现更广领域的风险分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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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和，对建立我国巨灾保险制度的思考[J]，中国金融，2005年第7期

巨灾风险范文篇7

［关键词］巨灾风险；巨灾模型；重现周期；超越概率

一、引言

巨灾风险是每个财产保险公司在经营管理中都非常重视和重点关注的风险之一。在全球财产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破产的案例中，由于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导致公司破产的案例不占少数，尤其是在近几年来全球气候极端变化和国际恐怖主义愈加复杂的环境下，巨灾风险更成为不容忽视的重要风险因素。然而，由于巨灾风险的数据积累通常需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导致有关巨灾风险的经验数据较难积累，因此巨灾风险定价问题一直是困扰财产保险业的难题之一。尽管如此，国际保险与再保险业在不断发展中还是逐渐探索出一系列适合在实务中应用的巨灾风险定价方法，本文将对这些巨灾风险定价方法进行解释与分析，供我国保险业在巨灾风险定价的问题上参考与借鉴。

二、国际保险业常见的巨灾风险定价方法

针对巨灾风险定价这一传统问题，国际保险业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多种分析与评估方法，下面主要就常见的几种巨灾风险定价方法进行阐述与分析。

（一）巨灾模型方法

从科学的角度讲，使用巨灾模型是对巨灾风险进行定价的最佳方式。巨灾模型出现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起源于美国保险市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国际著名的三大巨灾模型公司AIRWorldwide、RMS和EQECAT相继在美国成立。在当前的国际巨灾模型领域，这三大公司几乎主导了整个行业。巨灾模型主要是通过将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与金融保险条款有效结合起来对巨灾风险进行量化分析与评估的。巨灾模型通过计算机系统产生一系列模拟巨灾事件集（EventSet），用来估计巨灾事件的强度和发生地点等信息，并结合建筑物的具体工程特征来确定巨灾事件对建筑物造成的损害，最后结合保险合同的具体条款计算保险损失。巨灾模型通常被分为灾害模块（HazardModule）、易损性模拟（VulnerabilityModule）和金融模块（Fi－nancialModule），三个模块就是按照前面提到的流程在整个巨灾模型中发挥作用的。巨灾模型在构建过程中需要很多的数据和信息，灾害模块需要很多刻画巨灾事件物理特征的信息，比如地震模型需要震中位置、地震强度、地震烈度等；易损性模块也称工程模块还需要巨灾的受灾体自身的一些特征信息，比如受灾建筑的建筑材料、建造结构、距震中的位置、受灾建筑的总价值、受灾价值等。保险公司在使用巨灾模型时，需要将承保的巨灾风险保单的相关信息输入到巨灾模型之中，这些信息通常包括保险标的的地理位置、保险金额、使用性质、建筑材料、建筑结构等。这样，巨灾模型将保险公司输入的保单信息与灾害模块和易损性模块相结合，产生相关的巨灾风险评估结果，主要包括纯保费（PurePremium）、标准差、超越概率曲线（ExceedanceProbabilityCurve）和重现周期损失（ReturnPeriodLoss）等，相关计算原理如下：PurePremium＝∑i（AnnualRatei＊Eventlossi）ReturnPeriod＝1／ExceedanceProbability

（二）燃烧成本法

相对于复杂的巨灾模型方法而言，燃烧成本法（BurningCostMethod）是巨灾风险定价的最朴素方法，其基本原理是基于巨灾事件的历史经验数据对巨灾风险进行定价分析。“燃烧成本”一词来源于火灾保险，该用词生动形象地表现了使用历史经验损失数据对火灾保险进行定价的情形。使用燃烧成本法对巨灾风险进行定价分析，一般需要有足够长的巨灾历史损失数据积累周期，该周期的长短与巨灾事件的性质有关。比如对每年发生频率较高的台风损失，可能十年的积累周期就可以接受；但对发生频率很低的地震损失，就需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数据积累周期。当巨灾历史经验数据得到后，通常在开始数据分析之前，需要对历史数据进行一些调整处理。比如，如果得到的是几十年之前的巨灾事件历史数据，那么就需要考虑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影响，将数据维度全部调整为当前经济水平才能进行有效的分析；同时，还需要对风险暴露数进行调整，这是因为几十年前的经济发展状况与当前的经济发展状况可能相差很大，如果巨灾事件在当前再次发生，很可能其影响的风险暴露范围要比几十年前大得多，这些因素都需要进行调整。在对巨灾历史经验数据进行调整处理后，就可以使用燃烧成本法对巨灾风险进行定价分析了，得到纯保费（PurePremium）、标准差（StandardDevi－ation）等指标，其相关计算原理如下：PurePremium＝∑nAnnualLossnStandardDeviation＝1n×∑n（AnnualLoss－PurePremium）槡2

（三）损失拟合法

损失拟合法是一种对燃烧成本法的改进和扩展，这种方法是基于巨灾的历史经验损失数据进行概率分布模型拟合，然后基于拟合得到的损失概率分布模型而不再是原始的历史经验损失数据来对巨灾风险进行定价分析。采用损失拟合法对巨灾风险进行定价分析，首先是通过对巨灾历史经验损失数据的分析，得到巨灾事件的年均发生频率λ，对巨灾事件的频率拟合主要采用泊松概率分布模型，这主要是因为泊松概率分布模型通常能够较好地刻画出小概率事件的发生次数。然后，需要对巨灾事件的损失强度进行拟合，由于帕累托概率分布的厚尾性，因此通常采用帕累托概率分布模型对巨灾事件的损失强度进行拟合。通过概率分布拟合，可以利用有限的巨灾历史经验损失数据借助概率分布模型推衍出极端事件的损失金额。在对巨灾事件的损失强度进行拟合时，需要确定帕累托分布的两个参数α和β。在参数β的确定上，一般选择巨灾历史经验损失数据中的最小值作为参数β。如果要使帕累托概率分布模型得到更小的巨灾事件损失值，有时候也会选择更低的数值比如巨灾历史平均损失值的十分之一作为参数β。在确定参数β后，另一个参数ɑ就可以根据巨灾历史经验损失数据利用极大似然估计法求解出来，它可以用如下公式表示：α＾＝n∑ni＝1lnLossi（）β通过得到的泊松－帕累托复合概率分布模型，就可以对巨灾风险进行定价分析了，计算出纯保费和标准差等指标，其相关计算原理如下：PurePremium＝λαβα－1StandardDeviation＝λαβ2＋λα2β2（α－2）（α－1）2（α－2）（四）重现周期曲线拟合法重现周期（ReturnPeriod）是巨灾模型里的常用指标之一，它在数值上等于超越概率（Ex－ceedanceProbability）的倒数。重现周期曲线拟合法，主要是通过重现周期损失与超越概率曲线的关系，拟合出重现周期曲线，然后通过拟合出的重现周期曲线来对巨灾风险进行定价分析。在使用重现周期曲线拟合法对巨灾风险进行定价分析时，首先需要确定两个重现周期的巨灾损失初始校准值，然后通过这两个初始的重现周期损失值，通过帕累托概率分布拟合出整条重现周期曲线，最后利用拟合出的重现周期曲线对巨灾风险进行定价分析。重现周期曲线拟合法的计算过程是，首先确定两个重现周期的巨灾损失初始校准值，其中一个是短重现周期比如十年一遇的巨灾损失值，记为r；另一个是较长重现周期比如250年一遇的巨灾损失值，记为s。这样，通过如下的帕累托概率分布函数F（x）＝1－（rx）α就可以推算出帕累托概率分布曲线的参数α值如下：α＝ln250ln（s）－ln（r）当参数得到后，拟合的重现周期曲线就可以确定了，然后利用该重现周期曲线对巨灾风险进行定价分析，计算出纯保费和标准差等指标，其相关计算原理如下：PurePremium＝αβα－1StandardDeviation＝αβ2（α－1）2（α－2）

三、对各种巨灾风险定价方法的评析

巨灾风险一直是国际保险业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尽管在国际保险业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多种巨灾风险定价方法，但是由于巨灾风险的复杂性以及巨灾数据的难获取性，很难说某一种方法一定优于其它方法，在不同的环境和条件下，各种定价方法都有各自的优势和劣势。巨灾模型从方法论上讲是最为科学的巨灾风险定价方法。当与巨灾事件相关的自然科学以及工程科学已经发展得很成熟时，为巨灾风险建立相应的巨灾模型用来评估巨灾风险，是一种最理想的情况。然而在现实中，全球各个地区的各种灾因的巨灾风险错综复杂，很难保证每个地区的每个灾因都能够达到建立巨灾模型的要求。比如2011年给泰国造成重大损失的洪水灾害，由于该地区此前没有关于如此严重的洪水灾害的历史数据，国际上各大巨灾模型公司都没有开发针对泰国地区的洪水模型，由于巨灾模型的缺失，2011年泰国洪水给国际保险业造成了重大冲击。使用燃烧成本法对巨灾风险进行定价分析，其优点是由于该方法完全基于巨灾的历史经验数据，因此在方法使用和结果解释上都易于理解和接受。但燃烧成本法也有其弊端，该方法对巨灾历史经验数据的要求较高，需要较完备的数据基础，而且数据的经验期要求一定要长于巨灾事件的损失周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燃烧成本法才能相对合理地对巨灾风险进行评估。如果历史数据的经验期短于巨灾事件的损失周期，一旦经验期不幸发生过巨灾事件，那么燃烧成本法得到的结果将高估巨灾风险；相反，如果经验期没有发生巨灾事件，则燃烧成本法得到的结果很可能会低估巨灾风险。

使用损失拟合法对巨灾风险进行定价分析，其优点是这种方法可以基于有限的巨灾历史经验数据，通过概率分布模型外推出发生概率很小的极端巨灾事件情景，从而可以较为全面地对巨灾风险进行分析与评估。损失拟合法的缺点是，由于拟合的概率分布模型是基于历史经验数据进行参数估计的，因此概率分布模型有一定的参数风险，参数可能会由于历史经验数据中包含极端巨灾事件而变得敏感性很强，此时会对巨灾风险评估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

重现周期拟合法是一种实务中最容易操作的巨灾风险评估方法，其优点是几乎不需要历史经验数据，而是通过巨灾风险的两个重现周期损失值拟合出整个重现周期曲线，承保人使用起来非常方便。而这种方法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它要求这两个初始的重现周期巨灾损失值必须相对合理，如果这两个初始值与真实值相差很大，那么该方法拟合出来的重现周期曲线将无法代表真实的重现周期，而使用有偏差的重现周期曲线会对巨灾风险定价产生错误的分析结果。

四、对我国保险业的借鉴意义

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发生频率较高的国家，每年登陆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台风平均接近十笔，内陆地区的地震灾害也屡有发生。因此，巨灾风险一直是我国保险业面临的重要问题。尽管国际著名的巨灾模型公司已经针对我国开发了关于地震风险和台风风险的巨灾模型，但是像洪水、冰雪灾害等其它灾因的巨灾模型在市场上还不存在。因此，我国的保险公司很有必要学习和借鉴国际市场目前常用的巨灾风险定价方法，充分理解各种定价方法的使用条件和优缺点，在不同的环境下使用不同的巨灾风险定价方法，以便能够对巨灾风险进行合理的分析和评估。总而言之，对巨灾风险的合理评估和有效管理，是我国保险公司实现稳健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推动我国保险业科学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作者:傅宝丽 单位: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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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灾风险范文篇8

我国国土南北、东西跨度大，气候类型和地形多样，导致了自然灾害类众多，发生频率高，成为世界上少数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给我国农业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损害。根据联合国的资料统计可以了解到：20世纪后，全世界发生的54个最严重的自然灾害就有8个在我国。2010年初，西南地区五省市的持续干旱致使农作物绝收面积超过110万公顷，直接损失达1516.5亿元。农业巨灾发展的范围广、风险大、灾害类型的地域性明显、成灾数不断增加的现象严重打击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我国加快建设农业保险巨灾风险分散机制的必要性

1.国家政策的号召和国家发展保险市场的需要。国家“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到“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完善农业保险制度”，并在“构建发展新体制”中进一步提出“加快建立巨灾保险制度”。自从2007年我国实施中央财政补贴农业保险的保费政策以来，针对农业巨灾风险分散难的问题，许多省份开始实施很多分散风险的方法，但没有形成统一的风险分散体系，不适用于全国的保险市场。2.农业保险的特点决定的。农业保险具有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特点。农业生产经营的地域性和种类的差异性使得保险费率不利于低风险单位，利于高风险单位，使得低风险单位不再投保，结果导致保险公司集中了大量高风险单位，赔付率增加，承担的风险更高，亏本的风险更大。

三、农业保险巨灾风险分散机制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农业再保险市场体系不健全，供给单位不足。我国再保险市场起步晚，商业化运行模式还需完善，政府支持力度不足。农业再保险市场供给单一。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唯一一家中资再保险公司，为农业保险提供再保险业务。但在没有相关政策的支持下，面临日益增长的农业再保险需要，中再保集团仅靠自有资本运作会显得力不从心，其商业化经营模式在面对农业巨灾风险时有隐藏的经营风险。而再保险公司不能得到政府的财政支持使农业再保险市场供给增加的难度较大。2.农业保险巨灾风险基金风险保障能力不足，资金积累困难。从我国农业保险的试点省份看，很多省份都建立了农业风险分散基金来分散风险，但资金人力规模有限，没有进行专业化经营，限制了巨灾风险的分散。地方性政府来管理基金运作情况，缺乏资金运用的专业性和管理经验，专业化投资技巧不足，一旦出现基金贬值，就会出现基金的资金数额应对农业巨灾的难度加大的状况，不利于农业巨灾风险的分散。3.地方政府财政赔付比例较高，财政压力加大。我国农业保险市场起步晚，发展慢，制度不健全，承担风险能力不足。地方政府为了保障农民的利益，在农业巨灾发生后尽快恢复生产生活，分担农民、保险机构和救助机构无法负担的超额损失，也使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和压力加大。又因为保险公司承担能力有限、保险体系不健全、风险基金的资金积累能力不足，所以政府财政赔付比例很大。若农民投保后，保险公司赔偿金额达不到合同的标准，就会损害人民的利益，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若对农民全额赔偿，则会使政府面临严重的财政压力，增加这一方面的支出就会减少其他方面的支出，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四、解决措施

1.建立财政支持的农业保险巨灾风险基金，拓宽基金的筹资途径。我国对建立农业巨灾风险分散基金进行了初步探索，很多地方政府都建立了风险分散基金，减轻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兜底责任。基金的资金来源来自国家和省市级政府的财政补贴、保险公司的一定比例的保费收入和政府担保发行的农业巨灾风险债券筹得的资金。为了防止基金贬值，应选择专业化的管理机构控制运营基金的风险，严格控制中长期投资比例，保持基金的流动性，以应对突发性巨灾风险的需要。基金运营初期需要政府的各个方面的支持，财政部门主持资金的运作，审计部门对基金的资金来源和资金动向进行审核,各个部门联合在一起才能促进农业巨灾风险基金的顺利运营。2.巩固并增强增加再保险的供给单位，完善农业再保险体系。为完善农业再保险体系，一方面可以对中国再保险集团的运营提供政策支持，运用税收、财政补贴等优惠政策分担一部门赔付压力，充分利用其在再保险业务的丰富经验和在提供政策和财政支持后的积极性的提高，保障再保险业务的开展。另一方面由国家财政出资建立专门性的国有再保险公司，增加再保险的供给单位，不仅承保部分原保险公司的保险责任，而且还整合全国保险资源，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通过增加再保险公司的供给，可以解决保险公司的逆向选择问题，制定合理的保费费率，同时调动低风险单位和高风险单位投保的积极性，有利于农业巨灾风险的有效防范和分散。3.政府参与发行农业保险巨灾债券，减轻财政压力。巨灾债券目前是国际上分散农业巨灾风险的有效方法，是发行人采用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向第三方发行的特殊债券。通过发行债券可将农业风险转移到市场中，做到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的有机结合。地方政府在农业巨灾保险赔付方面担任财政赔付兜底的角色，为缓解财政压力，政府可以寻找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和其他企业作为中介机构，让其负责发行农业巨灾债券，将风险转移给持有债券的投资者。发行农业巨灾债券要求的资本市场条件并不高，因此我国完全可以大胆的尝试。

作者:杨柳 苏娟 单位:河北农业大学经济贸易学院

参考文献：

巨灾风险范文篇9

关键词：巨灾风险；农业生产；风险管理

在我国的陆地国土面积中，耕地面积居于世界第三位，我国用全球7%的耕地养活了近20%的人口。由于我国耕地主要分布在东部季风区的平原和盆地地区，西部耕地面积小，分布零星。这就导致自然灾害对我国农业有着严重影响，我国成为继美国和日本之后的第三大农业生产受自然灾害损失严重的国家。我国虽然是农业大国，农业是基础产业，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众多，但是随着工业生产的不断进步，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大部分都是中老年人。这也就导致了我国农业巨灾风险管理体系薄弱，农民缺乏风险意识。而我国社会也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农业巨灾风险管理体系，导致农业生产一旦出现灾害仍然主要依靠政府救济、社会捐款和农户自我消耗。因此在我国农业生产不断发展进步的背景之下，如何做好农业巨灾风险管理，尽快构建农业巨灾风险管理体系，成为我国社会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1我国农业巨灾风险管理存在的问题

1.1农业巨灾风险管理手段单一，灾民抗风险能力弱

我国的农业巨灾风险发生频率虽然位于世界各国的前列，但是由于我国农业生产较为分散，农业机械化水平和农业专业化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处在低水平，因此我国面对农业巨灾风险的管理手段较为单一，我国灾民的抗击风险能力也十分薄弱。在发达国家中，常见的风险管理方法一般为：风险的规避、风险的转移、风险自留以及风险预警和控制等多个方面。因此在社会中的保险行业也就衍生除了针对农业巨灾风险的一些保险管理手段，常见的有：巨灾风险基金、巨灾证券、农业风险保险等内容。同发达国家这些种类繁多的巨灾风险管理手段相比，我国的农业巨灾风险主要依靠政府救济、社会捐助以及农户的自我保护，导致我国农业巨灾风险管理体系尚未构建完成，不能够像发达国家那样，将农业巨灾风险进行多方面的转移，因此面对农业巨灾风险管理我们国家仍然有很多工作需要完成。

1.2利用保险机制补偿农业巨灾损失的水平很低

在国外，保险思想和原始的保险雏形在古代已经产生：在古埃及石匠中曾有一种互助基金组织，该组织向每一成员收取会费以支付个别成员死亡后的丧葬费；还有古罗马军队中的士兵组织，以收取的会费作为士兵阵亡后对其遗属的抚恤费用。海上保险在各类保险中起源最早，正是海上保险的发展，带动了整个保险业的繁荣与发展。现代社会中，农业保险制度则是在市场经济制度下，人们为了降低和转移农业巨灾损失而建立的一种特殊的保险补偿机制，其核心内容是对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起到保障作用。由于我国农村中人们对保险的认识有限，没有意识到利用保险可以对农业巨灾风险进行保障和转移，因此在我国政府的大力引导和经济补贴政策下，使得我国农业保险逐步在农村中发展起来。但是由于我国农业保险起步较晚，因此保险的赔付率、保险品种以及对农业巨灾的具体保障作用等方面，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许多不足。

1.3政府在农业灾害损失补偿中的作用有限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间，在我国遭遇特大自然灾害时，我国政府积极组织抢险救灾，为受灾群众提供医疗救助、食物和避难所。有效降低了巨灾对人们财产和生命安全的威胁，并且政府在遭遇巨灾后的生产、生活重建工作中起着重要的主导作用。但是由于我国从贫穷、落后的旧社会一路蹒跚而来，虽然经过了社会主义建设者们不断地努力拼搏，我们的经济、民生、科技、教育、农业等多个社会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改进，却仍然与世界上的发达国家有着差距。这也就造成了在巨灾面前，政府对农业灾害损失的补偿作用有限。以2021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为例，国家倾尽全力帮助受灾农民，对农民种植的农作物、经济林木、专业养殖的牲畜以及居民住房和农机具等进行了补偿，但是农民在巨灾面前仍然要面对巨大的损失，政府在农业灾害损失补偿中的作用十分有限。

2农业巨灾风险管理模式比较及我国的选择

2.1政府主导型的农业巨灾风险管理模式

保险从社会的角度看，是社会经济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成熟”的制度。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稳定器”；从风险管理的角度来看，保险是一种风险管理和转移的方法。政府主导型的农业巨灾风险管理模式下，保险在其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政府主导的农业保险管理中，保险公司作为政府的工具，对农民投放农业巨灾保险，根据政府指导来开展农业保险业务，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此时保险公司的保险业务具有一定强制性，为农民应对巨灾提供基本的安全保障。因此在政府主导下的农业巨灾风险管理模式中，保险公司的农业巨灾险就具备了公共物品的主要特点，主要依靠政府来进行管理和指导，引导农民购买农业巨灾险，保障农民在经受巨灾后能够获得赔偿，为灾后重建和修复工作储备力量。

2.2市场主导型的农业巨灾风险管理模式

针对我国农业巨灾风险，引入了市场主导型的农业巨灾风险管理模式。在这种风险管理模式之下，主要由政府制定管理框架和规范准则，引进商业保险公司承接农业巨灾保险以及相关保险业务。此种风险管理模式具备的优势有以下方面：第一商业保险公司在我国经历了长时间的发展，拥有保险方面专业人才，具有现代化企业的科学管理制度，能够高效运行并辅助政府进行农业巨灾风险的管理。第二商业保险公司处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中，为了适应市场激烈竞争，扩大业务范围，获取更多盈利，商业保险公司会对内部进行严格管理，有效遏制在政府主导风险管理模式中可能出现的多赔、滥赔等不良现象。真正做到依据理赔标准进行赔偿，帮助遇到农业巨灾的农民做好灾后重建的经济保障。

2.3政府和市场共同参与的农业巨灾风险管理模式

针对我国农业巨灾风险，引入了政府和市场共同参与的农业巨灾风险管理模式。在这样的风险管理模式之下，农民购买的农业巨灾保险品种和相关业务均由政府和商业保险公司进行提供，这两者相互配合，政府占据主导地位，对商业保险公司进行指导和规范，通过政府积极宣传，能够有效推行农业巨灾保险在农民中的购买范围。利用政府的管理机制能够保障农民在购买巨灾保险后，商业保险公司可以提供及时、合理的赔偿，保证农民利益。在政府和市场共同参与的农业巨灾风险管理模式中，最大的特点和优势就是政府和商业保险公司二者共同承担风险，有效转移了农民在遇到巨灾后的风险损失。同时政府的参与对商业保险公司承保做出了资金和信誉上的补充。在此种农业巨灾风险管理模式之中，将灾害受损等级进行了详细的划分，并制定了针对性的保险费率和赔偿数额，在保障农民利益的同时减轻了商业保险公司的压力，为构建我国自主的农业巨灾风险管理体系奠定了基础。

2.4我国农业巨灾风险管理模式的选择

综合以上三种农业巨灾风险管理模式可知，首先，第一种政府主导型的农业巨灾风险管理模式中，其优点主要是政府可以根据立法为农民提供一个基础巨灾风险理赔底线。但是我国耕地面积广大，从事农业生产人数众多，这样的单一保险理赔并不能同我国多样化农业经济发展相匹配。我国的农业经济发展，在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发展进度，如果统一根据这样的低标准风险管理模式进行，并不能有效解决我国目前农业巨灾风险遇到的多种问题。其次，第二种市场主导型的农业巨灾风险管理模式，这样以商业化为主的巨灾风险管理模式虽然能够响应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但是一旦脱离政府的严密监管，就极易造成农民因为不了解商业保险的意义和作用，而放弃对巨灾风险保险的购买，从而在遇到农业巨灾风险时无法获得有效赔偿，仍然将希望寄托在政府的救济工作上。最后，第三种政府和市场共同参与的农业巨灾风险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将前两种模式中的优点聚集在一起，充分利用了国家宏观调控的优势和市场竞争机制的高效性。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政府和保险公司能够密切配合、相互协调，充分发挥各自的优点，为农业巨灾风险的保障工作共同努力。因此综合三种风险管理模式，第三种政府和市场共同参与的农业巨灾风险管理模式，较为适合当前形势下，我国农业和经济发展的需求。

3我国农业巨灾风险管理模式实施的政策建议

3.1建立政府财政支持长效机制

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就是从社会安稳、人民文化程度等方面指出农业对于国家的重要作用。只有百姓储备充足的粮食，过上温饱的生活，才能使社会安定，人们才能依照礼仪进行生活。农业作为人类社会衣食的源头，是人类生存的根本，更是人类社会从事其他生产生活的必要条件。而我国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农业大国，国家十分注重农业生产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更是创造了以世界上7%的耕地养活了近20%的人口的奇迹。所以在未来社会发展进程中，政府在经济规划与财政预算当中，应当增加对农业巨灾风险防范和灾后补偿的投入，使得农业能够持续保持稳定、高速的发展势头，为我国经济高速运行做好保障。根据多年来农业部门与气象部门对自然灾害发生的研究和观察，对农业产生不良影响的巨大自然灾害其发生具有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的特征，因此为了克服这些自然灾害为社会经济带来的严重影响与破坏，在未来的自然灾害管理和投入中，政府应当加大对这些灾害的科学预见性与计划防范性。争取利用先进的科技手段，在巨灾发生的早期进行预警，将巨灾对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的影响降到最低。

3.2构建农业巨灾损失的整体性补偿机制

我国农业巨灾风险管理模式中，应当将政府和市场作为管理及巨灾损失补偿的主要负责方面，根据灾害发生的区域、影响范围、造成损失的数额等多种因素，建立多元化的巨灾损失补偿体系，这样才能尽快完善我国农业巨灾风险管理制度。依据巨灾损失补偿的层次，可以划分为基础层，这个层级中主要是由被保险人与未投保的个人所共同组成。二者中被保险人由于提前投保，在灾害发生后能够获得一定的赔付，而未投保人则需要独自承担损失。第二个层次则是通过市场化的保险赔偿机制进行理赔，农业巨灾的损失由不同的被保险人进行分摊。利用这样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保险形式，对农业巨灾风险损失进行转移和分摊，降低巨灾风险对农业生产带来的损失。

3.3构建农业巨灾风险防范机制

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对自然的了解越来越深入，使得农业巨灾风险虽然不能完全避免，但是却可以利用科学的手段和有效的防范机制对其进行预测，进而尽可能地规避农业巨灾风险所带来的损失。近年来我国建立的针对农业巨灾风险防范机制主要有：第一政府加大对农业的投资力度，增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中华民族是勤劳智慧的民族，在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有数不清的历史史实，记录了古人通过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规避风险发展农业生产的例子。以我国著名的都江堰为例，都江堰将岷江水一分为二，引入成都平原，创造了天府之国，是造福人民的伟大水利工程。其年代久、无坝引水的特征是世界水利文化的鼻祖。在现代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的背景之下，我们为了防范农业巨灾风险，在政府的引导之下，兴修洪水防御设施，将农业巨灾风险中的洪灾有效进行引导和管理。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政府的大力引导，我们必将构建完善的农业巨灾风险防范机制，做好防灾减灾工作。

4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国在经过长期传统单一的农业巨灾风险管理发展进程后，导致农业生产在巨灾风险面前过于依赖政府救助和社会捐助，农业生产中忽视了防灾意识的培养。对于农业巨灾，无论做到如何周密的防护工作，最终都会给农业生产带来一定的损害，总结实践经验可知准备的充分程度与损失成反比，准备的越充分损失则越小。所以在农业生产中，政府和农业生产者应当注重提高自身的防灾意识，并且应当进行主动积极的参保。可以使农民利用保险公司的风险管理，将农业巨灾风险进行转移。还可以通过社会多方面的宣传教育，引导人们关注巨大自然灾害给国民经济和人民生命财产带来的巨大损失，使得人民群众具备更强的防灾意识，掌握熟练的躲避灾害的技能。对于我国灾害的多发地，当地政府应当充分发挥教育和管理职能，进行防御工程的规划和建设，教育群众做好防灾赈灾准备，积极发展当地的灾害警示系统。作者简介：陈英（1980-），女，籍贯：河南信阳，学历：硕士研究生，职称：讲师，研究方向：运筹学与控制论。课题项目：兰州博文科技学院2021科技创新课题“中国农业巨灾风险管理机制的构建”，（课题编号：2021BWJX039）。

参考文献：

[1]高婵.我国农业巨灾风险管理及政策保障[J].农业经济,2019(03):60-61.

[2]张冉.农业巨灾风险管理问题探析[J].大众投资指南,2019(06):78-79.

[3]杨美.我国农业巨灾风险管理工具创新研究[D].石家庄:河北经贸大学,2012.

[4]闻岳春,王小青.我国农业巨灾风险管理的现状及模式选择[J].金融理论与实践,2012(01):16-22.

巨灾风险范文篇10

关键词：巨灾风险证券化；保险业规制；触发机制

1保险风险证券化的概况及我国发展现状

保险风险证券化是指将保险人承保的风险不同于以往将其转移给后保险人，而是通过证券的形式转移到了资本市场。这从而将风险分配给在资本市场中的各个投资者之。又因为由于风险在资产负债表对应的是负债，因此也称为保险负债证券化。其与传统的保险相比，联通了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风险更为分散，所涉及的主体与法律关系更多，因此也更为复杂。保险风险证券化的概念最早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出现的。是由学者罗伯特和理查德•桑德尔发表的《构建再保险期货市场的可行性研究》中提出的。它的提出与那些年美国经历了数次巨灾，其损失量大大超过了当时保险公司与再保险公司能够负担的数额。这使得保险业面临这巨大的行业危机，再保险率大大提升，而再保险公司更加谨慎。而金融业的不断发展，使得保险风险证券化的实用价值越来越凸显出来。在1984年日本就第一次发行了巨灾风险证券———地震债券。而就在近十几年来，随着金融经济的发展，保险风险证券化同样也在国际上发展迅猛。由此可见，保险风险证券化无论在现在还是未来，其影响力是也是十分巨大的。因此，这将会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与研究价值。对于我国来讲，本来我们就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国家，但同样也是自然灾害严重的国家之一。而我国对于巨型灾难的救济主要是通过政府的无偿还捐助及社会各界的爱心捐助，但是不可否认，会给国家的财政发展及经济发展带来很大不便。而巨灾所牵扯到的金额特别巨大，一些金融商业机构也没有足够能力来担负这项事务的保险工作。而巨灾风险证券化恰恰会有极大可能性来满足我国对巨灾的处理要求，既能够对灾区的人们有所保障，也能缓解国家抗灾救灾财政压力。但是，我国还没能够有效地建立起相应的具体的计划。通过保险模式，将灾害的风险降低并且提供灾后的重建等救助工作。要提供一系列的制度、政策的保障，更快更好地做好灾后重建等工作。我国已经逐步开始重视对保险风险证券化的研究，但仍停留在理论研究阶段，国内目前没有完备地开展保险风险证券化的业务，更没有相应规章制度的规范。

2国外保险风险证券化一般模式

以研究巨灾债券为例，在保险风险证券化中，设立的一个独立的特殊目的机构SPV（即specialpurposeve－hicle，下文简称“SPV”），由保险公司向其交付保险费，并将其承保的风险（负债）转移给SPV，由SPV将负债打包分割向资本市场的投资者发行证券。而SPV发行债券时的合同一般约定，如果在约定的期限内出现指定的巨灾并且达到了约定的“触发条件”，则债券持有人会丧失部分或全部的利息或本金。而债券发行人也将利用募集到的资金向投保的保险公司赔付因巨灾导致的损失，赔付之后的剩余资金再给付给债权投资人。SPV可以将收取的保险公司的保费及从通过债券募集到的资金投资于资本市场，当巨灾发生并达到触发条件时，SPV利用该资金及投资收益进行赔付。在这个过程中SPV需要具有独立法律地位，与保险公司“破产隔离”，并且保险公司的风险（负债）需要“真实销售”给SPV，这样一旦保险公司破产，已经证券化的风险不再纳入破产清算，避免保险公司破产风险波及债券投资者。可以看出这个过程中存在法律主体，投保人、保险公司、SPV、投资人，这四个法律主体之间形成了三组法律关系。其一，投保人与保险公司之间签订保险合同，形成保险合同关系。即只要发生了保险合同中约定的事由与损害结果，合同双方就有义务需按照合同承担相应的责任并且履行相应的合同义务。其二，保险公司与SPV之间的法律关系。SPV都是设立为再保险公司，保险人（分出人）由于承保能力有限以及转移巨灾风险的目的，向再保险人SPV（分入人）寻求再保。分出人和分入人通常通过合同约定以某地区或行业的损失指数为参照标准（触发条件），当巨灾发生且造成实际损失超过了约定的标准即触发条件时候，SPV公司需向保险公司提供相应的补偿。其三，SPV与投资人之间的关系。SPV在承接巨灾风险后将负债分割成标准化债券，销售给资本市场的投资者，同时约定巨灾风险的触发条件，当巨灾风险发生且达到触发条件，债券持有人将损失部分或全部的债权，SPV将利用债券募集到的资金赔偿保险公司的损失，剩余资金再返还给债券持有人。SPV发行的保险巨灾风险债券通过连接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与此同时将保险市场的保险风险打包分散到资本市场。一方面，保险巨灾风险债券极大的扩大了保险公司的承保能力。通过巨灾债券将保险公司承担的巨灾风险分散到资本市场，极大的扩大了保险公司的承保能力。另一方面，由于保险市场和资本市场其他金融产品之间风险的弱相关性，投资人只要不在巨灾债券标的地区配置资产，购买巨灾债券就有效分散了相应的风险。在以上基本运行框架下，巨灾风险债券化过程中“触发条件”一般有损失赔偿型机制和指数型机制两大类，不同“触发条件”的选择关系到保险风险的有效平衡以及保险的目的与功能能否实现，因此本文第三部分从保险业规制的目的以及保险公司与SPV之间法律关系的角度对巨灾债券化中触发机制的选择进行讨论。

3保险公司与SPV之间法律关系的定位

保险公司与SPV之间的法律关系的定位，关系到巨灾风险证券化中触发条件的选择的方向。如果认定该法律关系应当受保险业的规制，则在巨灾风险证券化过程中触发条件的选择应当符合保险法的基本原理；如果认定该法律关系为不受保险业所规制的法律关系，则触发条件的选择基于一般合同的意思自治可以突破保险法的基本原理。目前学界对于保险公司与SPV之间的法律关系的定位有不同意见，部分观点认为保险公司与SPV之间应当是再保险的关系，也有观点认为是类似于再保险的法律关系。本文赞成第一种观点，认为保险公司与SPV之间的法律关系应当受保险业的规制，并且是再保险的关系，两者之间的合同条款设计应当符合保险法基本原理与目的。首先，从保险业规制的目的来看，这种保险人将其承保风险直接转移的行为应当受保险行业的规制。保险业之所以将部分合同行为纳入保险业规制，是因为这部分合同行为涉及广泛的法律主体的利益，具有保障性、广泛性和社会性，这类合同行为如果一旦不受规制，将造成极大的社会风险。保险合同与再保险合同在本质上属于是一种射幸合同，而一般的射幸合同不受保险业规制。但是，保险行为与再保险行为作为射幸合同行为需要受到保险业规制的根本原因是保险行为与再保险行为具有保障性、社会性、广泛性，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其次，从保险公司与SPV之间法律行为的特点来看，两者之间实质是一种再保险关系。保险公司与SPV之间，本质上是保险公司因承保了大量的巨灾险而担心自身无法负担风险，因此通过合同约定将其承保的保险风险分出给SPV，是一种保险公司作为分出人分出其原承保巨大的风险的再保险行为。

4触发条款的法律性质分析

巨灾保险证券化的基本模式与传统保险模式相似但也有很大不同，最大的特点就在于SPV与投资者债券的买卖合同中有一个特殊的“触发条件”条款。其关系到投资者能够按约定获得一定收益的前提，约定了在巨灾发生时，其收益本金包括利息是否能够部分或全部收回。但是不可否认，在具体的有关事务中，其与附条件合同也许会产生混淆。4．1射幸合同的概念及特点。对于有偿合同来讲，可以分为实质合同与射幸合同。射幸合同主要表现为在一个双务合同中，虽是双务，但合同双方所担负的义务与权利不对等。射幸合同的特点主要有：（1）射幸合同双方义务的不平等性，因为其本身合同内容规定，当某一条件成就时，其中一方当事人会遭受很大的损失；另一方当事人会得到很大的利益，结果总是不公平的；（2）射幸合同的成立和生效条件的特殊性；（3）射幸合同认定交易指向是一种机会，射幸合同本身并不是直接购买对方的义务，而是购买使对方行使义务的可能性；（4）射幸合同需要满足严格的合法性。4．2射幸合同与附条件合同的区别。民法中所指的附条件合同中的“条件”一般是特指合同双方基于自己的自由的意思表示，对于未来可能会发生或者不发生的事情进行约定。其带来的效力就是在于当条件成就或者不成就时，合同才会生效。这类合同使得合同的效力与未来客观的事件联系在一起。而射幸类合同与上述所受的附条件合同的相同之处在于其均以未来发生的不确定的事件作为生效的条件，但是二者也有着不同的特点。主要表现在附条件合同所附条件成就与否直接关系到整个合同的效力。对于射幸合同来讲，对于合同本身的效力只要满足合同成立、生效的要件则就可以生效，而对于其所付的条件的成就与否，与合同双方中的其中一方是否履行义务或行使权利有关。4．3触发条款的合法性问题。根据射幸合同的特点，我们可以看出，“触发条件”有射幸性质。因此，就应该考虑此项触发条款地合法性问题。因为此类射幸行为，最后结果往往会使其中一方当事人获得巨大的利益，而另一方当事人也许会遭受巨大损失。并且与巨大风险相应的巨大利益，会使人们产生性质的想法。因此，对于此类含有射幸特征的“触发条件”合同条款应当受到法律的规制，当事人之间的约定条款不得违反公序良俗，受到社会和国家的监督，防止当事人作出违背合同的行为。

5保险巨灾风险债券触发条件的选择

对此目前主要有多种触发机制，但有两种是主流的触发条件。一是为损失补偿型触发条件，一般是事先约定若因巨灾导致的保险公司赔偿责任给保险公司带来的损失达到某一约定的标准时，SPV需向保险公司支付补偿金，其以保险公司在巨灾中的实际损失作为SPV向其支付赔偿金的依据。二是指数型触发条件，具体包括行业损失指数型和参数化指数型。行业损失指数型触发机制是以行业的损失程度作为SPV支付补偿金的依据，行业损失程度的指标一般由特定第三者或具有权威性的行业协会制定。当巨灾发生并导致行业损失指数达到某一标准时，SPV负有向保险公司支付补偿金的义务。参数化指数型触发机制就是以约定的某一物质特征的巨灾事件的发生作为触发条件，如飓风、地震的级数、洪水流量等。详细比较二者的差别，分析如下。5．1指数型触发条件不符合保险法基本原理。指数型触发条件的特点是其发生与否以及具体程度由客观事实证明或者第三方进行评价测量，而不会受到保险公司的影响。但以指数型触发条件作为SPV向保险公司支付补偿金的依据存在明显缺陷，违背了保险法的基本原理。5．1．1指数型触发条件导致保险公司与SPV突破了再保险合同的从属性保险公司与SPV之间的再保险合同应当具有从属性。再保险合同的从属性则表现在当再保险合同的成立与生效，需要以原保险合同的成立与生效为前提。如果约定了指数型触发条件之后，保险公司与SPV通过合同约定，当行业损失指数或者客观物理事件的指数达到某一标准时，SPV向保险公司支付一定的数额的补偿金，但在外在表现形式上该再保险合同的成立无需以原保险合同的成立与生效为前提。表现出其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射幸合同。由于突破了再保险合同的从属性，将保险公司与SPV之间的法律关系和原保险关系割裂开来，导致了保险公司的保险损失金额和SPV的赔偿金额可能无法平衡，即基差风险。5．1．2指数型触发机制下的基差风险不符合损害补偿原则基差风险是指发起人从专门的保值策略中获得的总量、时机或货币补偿不足以覆盖其损失的风险。这种基差风险在保险风险证券化过程中体现为避险者受到的补偿支付水平与其损失水平不完全匹配的风险。在指数型触发条件下，保险公司与SPV约定当行业损失指数达到某一标准或者特定物理事件发生时SPV向保险公司支付补偿金，该补偿金额不以保险公司因巨灾发生的损失程度为依据。可能巨灾发生时行业受损失程度不大，但是个体保险公司遭受的损失较大，或者巨灾的物理指数没有达到约定标准，但是个体保险公司遭受较大损失，此时保险公司获得的补偿可能少于其损失水平甚至无法获得补偿；也可能巨灾发生时行业整体损失巨大或者巨灾物理参数达到约定标准，但个体保险公司损失不大或者没有损失，此时个体保险公司获得的补偿可能原高于其损失。因此存在保险公司获得的补偿与其损失水平不匹配的可能性，不符合保险法上的损害补偿原则。在保险法上，其中的损害补偿机制是这样的。是指当被保险人在遭受事前已经买好的保险类型的损害的时候，保险公司在赔付的时候，首先考虑在事前约定好的保险的金额范围内，就被保险人的实际损害，在一定考虑酌情下对被保险人支付保险金。被保险人要想获得补偿首先应当受到了损害，赔付应符合补偿原则。补偿原则是为了首先对被保险人进行赔偿损失的同时，不能使之在这次损害中获得额外的利益。避免人们的怀着这种侥幸的心理进行恶意骗保等活动。其次，需要强调补偿原则是因为不能使被保险人获得额外的收益，这使得其不爱惜保护自己的财产标的等。保险公司与SPV之间的再保险合同也应当符合损害补偿原则，而在指数型触发条件下导致的基差风险显然不符合保险法损害补偿原则的要求。5．2损失型触发条件的可适用性。在损失补偿型触发机制下，在保险公司与SPV的再保险合同中约定当保险公司因巨灾而履行保险责任导致其利益损失达到一定程度后，由SPV向其支付赔偿金对保险公司损失的部分进行补偿。其将保险公司的在巨灾中可能遭受损害的利益作为被保的客体，符合保险利益原则。其次，其将保险公司的损失金额与SPV向其赔偿的金额无缝对接，使保单持有人受到的损失得到充分有效的补偿，且不存在上述指数型触发机制下的基差风险，符合保险法损害补偿原则。当然，这种触发机制下也存在一些弊端，其中最主要的是道德风险。因为当保险公司得到SPV对其巨灾理赔提供补偿或者融资便利的承诺，那么保险公司就可能会在接受投保时降低条件。减少平时对投保人风险的检查和监管，盲目扩大承保，可能在投保阶段产生事前的道德风险。同时，在风险事故发生后理赔时，保险公司也可能会放宽投保人的理赔要求，从而产生事后道德风险。

6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