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灾范文10篇

巨灾范文篇1

关键词：巨灾再保险;供求分析;体系构建;定价方法

一、引言

自然灾害的发生会影响农业生产，随着气候变化，巨灾发生频率增加，给区域内农业带来巨大威胁，传统的农业保险无法有效的分散巨灾风险，高昂的赔付金额给保险公司带来破产隐患，再保险作为一种能在全国乃至全球有效分散风险的方法，在巨灾和农业风险管理中的应用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成为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热点。

二、农业巨灾再保险的供求失衡研究

（一）农业巨灾风险的特殊性提出再保险需求。张祖荣（2013）认为农业保险风险具有特殊性，表现在风险单位与保险单位具有非一致性；风险发生具有广泛的伴生性；风险具有弱可保性。康晗彬，邢天才（2014）认为巨灾具有发生频率低、损失程度大、风险个体之间不独立等典型特征，其给保险公司带来极大风险，可能会超过私营公司的承受能力。Miranda和Glauber（1997）、袁祥州，朱满德（2015）认为农业风险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和内生性，巨灾风险易带来潜在的大规模损失，这使得单纯依靠商业保险机制来分散农业风险难以成功。（二）传统农业风险分散方式失灵推动农业巨灾再保险供给。依赖政府灾后救援的方式给财政带来巨大压力和不确定性。康晗彬，邢天才（2014）指出，我国对巨灾风险的损失补偿主要由国家财政承担，巨灾损失可能会超出政府的救济和支持能力，影响财政收支平衡，带来巨大负担，不适应巨灾防御的需求。田玲，姚鹏（2013）认为扩大巨灾再保险规模，能够有效的减轻重财政对特大自然灾害的灾后救助负担。陆勤（2014）认为灾前融资比灾后融资更为有效，从传统的灾后筹集有限资金的赈灾方法转向灾前积累资金和渠道的方法具有重大价值。当前农业保险体系无法有效分散风险。赵山（2007）认为保险条件不充足，保费结构不合理的情况，是造成巨灾和农业风险成为不可保风险的主要原因。杨汭华，孙婧（2014）认为农业保险公司承保能力弱，原保险经营主体的风险责任高度聚集，而风险分散的主渠道建设没有实现同步发展，农业保险存在“业务量的扩张与赔付能力不相匹配”的问题。何小伟，王克（2013）认为我国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分散机制不完善，风险分散的工具应用不合理，农业巨灾风险准备金成为主要工具，农业巨灾再保险运用较少。Masonetal（2003）通过对美国的联邦风险管理局向玉米、小麦、大豆等三种农作物提供农业再保险之后的净收益概率密度函数进行了估测和模拟后，指出虽然美国标准再保险协议能有效地降低农业保险公司的风险，但保险公司自留部分的风险依然很大。

三、农业巨灾再保险体系构建研究

（一）农业巨灾再保险体系构建具备积极意义。王新槐，顾孟迪（2018）认为随着投保标的价值的不断提升，保险公司收取更多的保费的同时需要承担更大的风险，再保险能够帮助保险公司分散风险。Duncan（2000）将巨灾风险和再保险结合，分析农业再保险供给的必要性，运用代数模型测证明在巨灾风险存在的情况下，提供农业再保险会促进农业保险市场的均衡，以及提供财政补贴能够提高农业再保险效率。李有祥，张国威（2004）、彭春凝，杨玲（2013）认为建立中国农业再保险体系能够改善我国农业保险窘况，探讨了实施农业再保险制度建设的必要性。（二）农业巨灾再保险体系构建方式研究。龙文军，万开亮，李向敏（2007）、丁爱华（2008）、周桦（2008）站在农业再保险人供给角度，具体分析了政府给与农业再保险的补贴，能减少稳定粮食价格波动的补贴支出，取代农业救灾的灾后支出，应由国家指定专门再保险机构承担农业再保险，并进行长期的政策支持，建立自上而下的、以政策性再保险补贴体系为中心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模式。何小伟，王克（2013）通过比较三种分散方式，认为政策性农业再保险比商业再保险、风险证券化的可行性高。在体系运行中，吕晓英，李先德（2010）认为原保险公司直接与农业再保险公司开展业务，既能实现原保险公司持续经营，又有利于提高政府资金效率。康26时代金融晗彬，邢天才（2014）认为我国政府应设立巨灾保险基金、发行巨灾债券等证券化手段，对再保险公司承担的这类巨灾风险提供最终保障。Trottier等（2015）通过建立模型将巨灾再保险和巨灾债券组合优化，得出了分散保险公司巨灾风险的优化模式。

四、农业巨灾再保险定价研究

（一）影响农业巨灾再保险定价水平的因素研究。康晗彬，邢天才（2014）认为由于巨灾风险的难以预测以及巨灾保险产品的流动性较差，巨灾风险产品存在触发点、保费确定困难等的定价问题。何小伟，王克（2013）认为由于单产数据空间加总误差的存在，在应用省级数据计算保险公司赔付时，必须对保险条款中免赔率30%的要求进行调整。王克，张峭（2013）利用不同方法对东北三省主要作物风险进行评估后，认为不同地区不同作物的低估比例不同，省级数据低估风险一般都在3~4倍以上。康晗彬，邢天才（2014）认为考虑巨灾再保险合同时，必须考虑违约风险，违约风险将减少原保险公司的预期现金流入和降低巨灾再保险合同的价值，减小违约风险能够提高再保险人的偿付能力。（二）农业巨灾再保险定价方法研究。采用决策论方法进行巨灾再保险定价，是最早用于巨灾再保险定价的方法。Simon（1972）建立了简单实用的巨灾再保险定价数学模型，模型原理是期望损失额等于期望纯保费，假设索赔发生次数服从参数为m的泊松分布。Pressacco（1979）将或有赔付的内生变量设置为地区内的自然灾害概率，运用Borch模型来检验再保险市场在修正整体市场均衡价格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基于现金流法的再保险定价的代表学者是Herfiirth。基于损失风险的再保险定价由Dmitry（1997）提出，通过采用损失分布拟合并运用连续损失离散化处理方法给出不同赔付层的再保险定价。Anderson和Dong（1998）首次考虑恢复原状规定给再保险定价带来的影响，使用巨灾模型与恢复原状规定进行巨灾再保险定价。Major（2004）提出了在线形加权组合和非线形参数（例如自留额和限额）条件下的实用推导方法，对现有的巨灾模拟模型理论公式做出有益的补充。采用蒙特卡罗方法及其延伸的动态财务分析法（DFA）进行巨灾再保险定价。Clark（1986）在对巨灾风险暴露的研究模型进行分析归纳时发现，期望损失和最大可能损失估计风险暴露程度效果差，并首次运用蒙特卡罗模拟估计巨灾损失的概率分布并将其用于管理的决策与计划。康晗彬，邢天才（2014）从再保险人角度引入资产-负债-利率动态模型，采用蒙特卡罗模拟方法对中国巨灾再保险偿付规模与公平定价费率的敏感度进行了研究。Schwartz和Esboldt（1998）将巨灾模型与财务决策相联系，运用动态财务分析法进行巨灾模拟，为再保险购买者选择再保险及购买额度提供建议。Burkett等（2001）分析了运用DFA模型和随机过程能提高再保险及资产分配决策效率，同时能够给保险行业、保单持有人和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农业巨灾损失特征应用于巨灾再保险的定价研究。Philippe（2000）指出，金融领域最关心极端风险，不能简单的去掉这些极端事件的影响。Mandelbort（1963）指出，高额的金融资产收益率是非正态的，是“厚尾”的。欧阳资生，龚曙明（2005）在Mandelbort研究的基础上，发现传统的方差—协方差方法、历史模拟方法、蒙特卡洛模拟方法在估计金融资产收益率的VaR值时的低效。Beirlant，Joossens和Segers（2004）经论证和模拟，表明可以使用广义Pareto分布模拟大宗理赔案。解强（2010）认为因为巨灾风险具有明显的厚尾特征，所以利用极值理论对尾部进行拟合更为合理。Ekheden和Hssjer（2014）为了估计每一次巨灾费用的分布情况，使用了极值理论中的POT模型进行拟合，对巨灾再保险合同中的超损失保费进行定价和敏感度分析。Leppisaari（2016）在Ekheden和Hssjer的研究基础上，使用极值理论和更一般性的泊松点过程对芬兰的巨灾死亡人数进行建模，并运用模拟方法计算了巨灾再保险的价格。巢文，邹辉文（2017）表示有学者利用极值理论给出了解决非寿险精算中巨额损失保费厘定问题的新方法，在复合泊松分布的框架下讨论了险位超额再保险的纯保费计算问题；有学者运用极值理论对极端值建模并基于分层定价的思想，在不同的起赔点下对再保险超额损失部分的定价进行了探讨。杨汭华，孙婧（2018）认为近年来，极值统计技术（EVT）在气象、水文、地震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并逐步运用于金融、保险等领域的研究，在评估极端事件分布、处理背离分布均值的统计数据方面显示了明显的优势。（三）不同灾害类型的巨灾再保险定价研究。Bellenbaum（1995）从环境风险角度对的再保险进行定价研究并对环境风险进行评估。Christensen（2000）提供了一种解决地震保险产品定价过分依赖于地震保险索赔报告的方法，拓展了此类保险产品的定价模型。邬亲敏等（2004）结合建筑物抗震设防标准和我国地震危险性，提出了地震损失风险评估概率模型，并给出了建筑物地震保险金额和保险费率的计算方法。刘如山等（2006）引入了美国单体结构损失相关系数，解释地震保险中风险的高聚合性质，为我国地震保险业中的赔付和费率厘定提供依据。刘晶菁（2008）对我国洪水再保险进行定价研究，采用风险厘定法划分洪水灾害风险，结合DFA方法对超赔层和责任限额进行分析。黄英君等（2016）运用非寿险精算原理和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对中国洪水巨灾风险进行了定价研究。由于单一保险标的巨灾再保险难以满足交易需求，Woo（2004）、Reshetar（2008）、李永（2013）开始研究多保险标的的巨灾再保险定价。

五、研究评述

通过以上的文献进行分析总结，可以看出农业风险管理长久以来一直受到国内外的学者关注，在保险业务中，由于再保险在规避和分散风险方面的有效性，在农业巨灾风险分散方面的探索成为研究热点。农业保险风险不同于传统保险风险，需要农业巨灾再保险进行分散，只依赖政府财政兜底和直接保险保障的传统风险分散方式已经不能满足需求，农业巨灾保险当前处于供求失衡的状态，农业巨灾再保险风险分散体系的构建具有重大意义。多种农业再保险的构建方式被提出，多数研究者认为以政策性再保险补贴体系为核心，辅助以商业保险、风险证券化的多层风险转移分散机制比较适合我国当前国情，政府应将重点从灾后筹资转向灾前融资预防。进行农业巨灾再保险定价时，存在各类影响因素，如可保性的条件设定，灾害数据的适用性，被低估风险的影响，违约风险的存在等，都会影响定价的准确性。巨灾再保险的定价方法不断在发展，从决策论、现金流法、损失风险法到蒙特卡罗方法及其延伸的动态财务分析法（DFA），再保险定价模型在不断改进，并结合农业巨灾风险的损失特征，提出适用于高额资产和极端风险的极值理论，对尾部拟合更合理，提高了农业巨灾再保险的拟合准确性，实现方法创新，扩充了定价理论，并从环境风险角度入手，对地震、洪水等多种灾害类型的巨灾再保险进行定价研究。

巨灾范文篇2

内容提要:四川大地震的发生凸显出我国巨灾保险制度缺位等问题。本文认为，我国应当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巨灾保险体系，制定单独的巨灾保险法或巨灾保险条例，巨灾保险的适用范围应当覆盖人身保险和财产保险，巨灾保险应当采取强制与自愿相结合的原则形式，应当建立巨灾保险基金的法律规范，巨灾保险理赔涉及到一些特殊的法律问题，应当实行独特的法律规则。

四川大地震，举国之殇，其所造成的生命和财产损失，是一串令人惊愕的数字。四川大地震是对国家应对突发事件能力、国家财力和民族凝聚力的一次拷问，也是继雪灾之后对我国保险业应急能力的又一次全面检验，暴露出了我国保险业存在着的诸多问题。于是，象每次大灾之后一样，建立我国巨灾保险制度的呼声再起。因此，如何建立和完善适应我国国情的巨灾保险制度，有效提升作为“社会稳定器”的保险在国家灾害救助体系中的地位，是保险业面临的重要课题。建立完善的巨灾保险制度，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离不开法律制度的供给与支撑，这也是构建我国巨灾保险制度的正途。

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35条已经明确规定：“国家发展保险事业，建立国家财政支持的巨灾风险保险体系，并鼓励单位和公民参加保险。”本文将从巨灾保险的立法模式、巨灾保险的适用范围、巨灾保险的实施形式、巨灾保险基金的法律规范和巨灾保险的理赔等方面，对巨灾保险制度涉及的法律问题予以探讨。

一、巨灾保险的立法模式及立法内容

（一）巨灾保险的立法模式

巨灾保险的立法首先要解决的是立法模式的问题。我国将来制定的巨灾保险的立法是针对不同的巨灾风险分别立法，如制定《地震保险法（条例）》、《洪水保险法（条例）》，还是以一部单独立法，如《巨灾保险法》或《巨灾保险条例》的形式出台，从而将地震等所有巨灾风险规范在内，抑或是以补充立法，如通过修订《保险法》、《防洪法》和《防震减灾法》的形式补充巨灾保险内容？笔者认为，以第一种模式立法似乎更为妥当，其原因如下：

第一，针对不同的巨灾风险分别立法难度较小，可操作性强。我国制定有关巨灾保险的立法以供给巨灾保险制度的建立已是刻不容缓。如巨灾保险的立法采单独立法模式，立法工程可谓浩大，《巨灾保险法》或《巨灾保险条例》必须将所有的巨灾风险均予规范方可出台，这既是与时间的“赛跑”，对立法机关的立法水平和能力也是一大考验，立法难度加大。如我国巨灾保险以第一种模式立法，立法机关可以对民生危害最大的地震风险作为主要的对象和突破口，可通过先制定《地震保险法（条例）》积累立法经验，待时机成熟后，逐步制定《洪水保险法（条例）》等有关其他巨灾风险的法律，从而形成包括主要巨灾风险在内的巨灾保险立法制度。这无疑减少了立法机关的压力，可操作性也更强。

第二，针对不同的巨灾风险分别立法是已有较为完善的巨灾保险制度的国家和地区的通行做法。如美国1956年通过了《联邦洪水保险法》，1968年美国国会又通过了《全国洪水保险法》，1973年再次通过了《洪水灾害防御法》对前一部法律予以补充。美国的《全国洪水保险法》和《洪水灾害防御法》在内容上围绕着洪水保险计划的整个实施过程，从风险识别、减灾和保险这三个方面确立了美国洪水保险计划的框架内容，明确了联邦政府、地方政府和私营保险业的任务和实施细节。[1]1982年法国国会通过“自然灾害保险补偿制度”，即著名的Cat.NatSystemNo.82—600法案。这是法国国家巨灾保险体系的开端。此后，法国“自然灾害保险补偿制度”在实践中不断修改，但一直基本维持原样。[2]日本于1966出台《地震保险法》，并建立了地震再保险株式会社。我国台湾地区在9.21地震发生之后，出台和修订了《住宅地震保险共保及危险承担机制实施办法》，该法对地震保险的再保险、地震基金、保险理赔和费率方面等均作了具体规定。可见，除法国外，上述国家和地区在巨灾保险的立法模式上几乎都走了同一条道路：针对不同的巨灾风险分别立法。国外的成熟经验可资我国立法借鉴。

（二）巨灾保险的立法内容

关于巨灾保险的立法内容，以下几个方面必须明确：

第一，巨灾保险的适用范围，即巨灾保险仅对财产损失予以赔付还是将人身伤亡也纳入保障范围。

第二，巨灾保险的定位，即巨灾保险是政策性保险还是商业保险。

第三，巨灾保险的实施形式，即巨灾保险是采强制保险还是自愿保险，抑或二者结合的方式。

第四，巨灾保险基金的内容，即巨灾保险基金的来源、运作和管理等方面须立法予以明确。

第五，巨灾保险的理赔。其要解决的是巨灾风险发生后，保险人如何履行责任的问题，如无保单理赔、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均死亡时保险金的给付和理赔应急机制的建立。

第六，巨灾保险的再保险制度。由于巨灾风险发生有可能给再保险人的偿付能力造成极大的压力，甚至侵吞数年的利润，更甚至可能直接导致其破产，因此，我国巨灾保险的立法一方面须规定巨灾保险人必须向再保险人分保，另一方面也要以立法形式确保国家财政补贴再保险人经营巨灾再保险业务产生的亏损，或者允许再保险人以发行证券的形式将巨灾风险转移给资本市场。

第七，巨灾保险的业务监管机构。[3]巨灾保险涉及的地域、行业较广，与之发生业务管理关系的部门较多。如作为保险业务，保监会可对其进行监管；作为主要的行业保障，农业部正积极推进巨灾保险的实施；作为资金保障，财政部在巨灾保险事业中居于重要地位；此外，还有一些其他部门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巨灾保险的监管工作。这种没有牵头机构运作的管理体制对巨灾保险制度的运行十分不利，因此，有必要从有利监管和统一协调的角度出发，在法律中确定主要的业务监管机构，避免可能出现的部门多头负责的情形。

二、巨灾保险的适用范围

我国要建立的巨灾保险制度是一个包括财产损失赔付和人身伤亡赔付在内的范畴，还是将人身伤亡赔付摈弃在巨灾保险保障之外，这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这直接关系到巨灾保险的适用范围大小、巨灾保险基金的筹集和保险理赔等一系列问题。在笔者看来，巨灾保险应涵盖财产损失赔付和人身伤亡赔付这两个方面，理由如下：

第一，随着民众保险意识的不断增强，因自然灾害所造成的人身伤亡赔付会逐渐增加，人寿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面临严峻考验，须以巨灾保险分担其压力。根据保监会的数据，截止2008年6月13日，保险业已支付赔款3.12亿元。[4]2000年保监会下发了《关于企业财产保险业务不得不扩展承保地震风险的通知》，明确规定，各保险公司企财险项下不得扩展地震责任，如果有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项目确实需要扩展地震责任的必须逐案报保监会批准。虽然2002年保监会取消了地震保险的报批制度，但目前绝大多数的保险公司仍将地震造成的财产损失列入财产保险的除外责任范围，地震保险仅以附加险的形式出现，地震造成的财产损失须投保人加保方能赔付。与财产保险相比，我国的人寿保险及意外伤害保险一般是将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引起的意外伤亡纳入保险责任范围。由于财产保险将地震风险纳入除外责任范畴，故本次大地震保险公司支付的赔款主要是人身伤亡赔款。就目前的赔款数字来看，对人寿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自然不能造成多大影响，主要原因在于我国民众的保险意识不高、投保率低。但随着民众保险意识的增强，投保人寿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的人数会逐渐增多，当灾难再次来临时，人寿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必将面临巨大压力，甚至可能发生破产清算之虞。如将因地震等巨灾风险引发的保险责任从人寿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中剥离出来而归入巨灾保险责任，则人寿保险公司可凭藉巨灾保险制度中的巨灾保险基金吸纳和分担风险，保证保险公司的正常运行。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对此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其已正式推出“国寿重大自然灾害意外伤害保险”，涵盖地震、泥石流、滑坡、洪水、海啸、台风等六种重大自然灾害，承担由灾害引起的被保险人身故和残疾责任。这是国内第一款重大自然灾害意外伤害保险产品，该险种将以附加险的形式出现，可以附加于中国人寿已推出的各种保险产品。[5]

第二，可拓宽巨灾保险基金筹资渠道。巨灾保险基金的来源既包括国家财政拨款，也包括巨灾保险的保费收入。如将巨灾风险造成的人身伤亡纳入巨灾保险责任，则与此保险责任相关的保险产品的保费收入也将进入巨灾保险基金，这为拓宽巨灾保险基金的筹资渠道提供了一个好的途径。

所以，笔者认为巨灾保险是指对由于地震、台风、洪水、海啸等突发性的、无法预料、无法避免且危害特别严重的灾难性事故所造成的财产损失和人身伤亡，给予切实保障的风险分散制度，它包括“财产巨灾保险”和“人身巨灾保险”[6]中的人寿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的内容。至于健康保险中的医疗费用保险（medicalexpensecoverage），是否需要将因巨灾风险造成的伤害从其保险责任中剥离归入巨灾保险责任？笔者认也是可行的。因为实务中，保险公司设计的医疗费用保险一般补偿被保险人因意外事故或疾病而住院治疗产生的医疗费用，巨灾风险造成的人身伤害属意外事故。因此，为巨灾风险量身定做“巨灾医疗费用保险”也无不可。但是，将巨灾风险从人身保险中剥离而单独开发“人身巨灾保险”，并专门适用巨灾保险立法的规定，实务及立法的最大问题将是无国外经验可借鉴。将巨灾风险从财产保险中剥离开发“财产巨灾保险”国外已有比较成熟的经验，因此开发适应我国国情的“财产巨灾保险”难度要小一些。至于“人身巨灾保险”，从笔者查阅的资料来看，还无国外实务及立法先例可循。由于我国保险业起步较晚，保险市场发育也不成熟，实务及立法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已成路径依赖，因此，开发“人身巨灾保险”我国将“摸着石头过河”，这也是对我国保险业产品开发能力和立法机关立法技术和水平的考验。

三、巨灾保险的实施形式

所谓巨灾保险的实施形式，也就是我国巨灾保险立法将巨灾保险规定为强制保险还是自愿保险，抑或是采强制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的方式。对于此点保险业界和学界对之存在分歧。保险业界比较一致的意见是主张巨灾保险强制投保。强制投保的好处是可以扩大巨灾保险的保费规模，尽量减少保险公司的损失，增强保险公司的赔付能力，提高巨灾保险的覆盖面。但学者邹海林认为，强制投保可能会造成更大的不公平[7]。笔者认为，我国的巨灾保险应走强制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的道路。

（一）巨灾保险的政策性保险地位决定一定范围的险种、投保人须强制投保。为了体现一定的国家政策，如产业政策、国际贸易政策等，国家通常会以国家财政为后盾，举办一些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保险，由国家投资设立的公司经营，或由国家委托商业保险公司代办这些保险，所承保的风险一般损失程度较高，但出于种种考虑而收取较低保费，若经营者发生经营亏损，将由国家财政给予补偿。这类保险被称为“政策性保险”。与商业保险运用市场和经济手段推动发展不同的是，政策保险更多地运用法律、行政、财政、税收、金融和政策等非市场化手段推动保险业务发展。由于地震、洪水和冻灾等自然灾害带来的经济损失动辄上亿，甚至上千亿，如将巨灾保险定位为商业保险由保险公司完全以市场化运作，一旦发生重大自然灾害则其会成为保险公司的梦魇，甚至使之陷入无力支付保险金而破产的境地，这对整个金融市场的稳定也极为不利。在高风险、低利润的巨灾保险面前，保险公司往往会望而却步，至今在我国的家财险保险条款中，地震所造成的财产损失一般被保险公司列入除外责任，即使是企财险，地震保险也仅以附加险的形式出现。既然巨灾保险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8]会出现“供给不足”的现象，因此也就需要国家以“有形之手”通过立法明确巨灾保险的政策性保险地位，以国家设立巨灾保险基金等形式对巨灾所需保险金予财力支持，并在一定范围内实施强制保险，规定一定范围的强制险种、一定范围的投保人必须投保，保险公司也必须承保。

（二）“人身巨灾保险”不宜采强制保险，而须根据投保人的意愿自愿投保。强制保险一般出于维护公共福祉和公共利益的考量，是否投保“人身巨灾保险”基本不关涉公共利益，而与个人及家庭的幸福、生活质量密切相关。如“人身巨灾保险”强制投保，则恐有限制人身自由的嫌疑。

（三）强制保险的范围应限“财产巨灾保险”，强制投保的险种和投保人也限一定范围。如立法规定所有的居民和企业都必须投保所有的巨灾保险险种，这肯定是错误的。因为，各居民和企业的经济能力和经营状况、实力大小不一，如立法要求所有的居民和企业都必须投保，则势必给低收入人群和经营状况不佳、实力弱的企业带来一定的经济负担。如国家给予低收入人群和经营状况不佳、实力弱的企业保费补贴，则各险种如何补贴、补贴多少又成难题，并且这样大面积的补贴对国家财政也带来巨大压力。所以，笔者认为，“财产巨灾保险”强制保险的范围应限定强制投保的险种、强制投保人。我国将来实施的巨灾保险立法可规定自然灾害的高风险区的居民、企业必须投保相应的巨灾保险，如地震灾害的高风险区的居民、企业必须强制投保地震保险，泛洪区须强制投保洪水保险。美国《洪水灾害防御法》就规定泛洪区实行强制洪水保险，非泛洪区可自愿投保洪水保险。我国并且对关涉国计民生的行业、企业、学校和公共场所也要实行强制投保，其他地区、行业、企业和场所则可自愿投保巨灾保险。对于这一问题，强制保险的区域、强制保险的投保人的范围划定是立法的难点，还需立法机关仔细斟酌。

四、巨灾保险基金的法律规范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风险防护屏障应该依次是个人和企业自身、保险、社会援助，最后才是政府。大量的损失应该用市场化手段向保险公司转嫁。但由于巨灾一旦发生，损失巨大，且巨灾发生的概率也低，难以预测，这容易造成保险公司破产清算。比如美国90年代的安德鲁飓风和北里奇地震导致全世界共63家财产保险公司破产。对于巨量的巨灾损失，保险公司很难以一己之力独立承担。因此，需要国家设立一个财政支持下的巨灾保险基金，用以分担保险公司的巨灾损失风险。目前全球已有1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巨灾保险基金。因此，设立政府主导、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参与的巨灾保险基金以弥补巨灾损失保险金赔付不足，减轻政府灾后重建过程中财政资金的压力也就势在必行。我国的巨灾保险立法离不开巨灾保险的法律规范，这直接关系到巨灾保险开展的成败与否。我国巨灾保险立法就巨灾保险基金应明确以下内容：

第一，巨灾保险基金的筹资来源。可包括：（1）国家财政拨付。在巨灾保险基金设立之初，国家财政应先拨付一笔启动资金，以后每年按照当年GDP的一定比例直接拨付；（2）巨灾保险的保险费。保险公司每年从收取的巨灾保险费中，按一定比例提取保费充入巨灾保险基金；（3）优惠的营业税。国家利用财税杠杆，实施减税政策，降低现行保险公司的营业税税率或者对巨灾险部分不征或减征营业税。（4）发行巨灾债券筹集资金。即将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结合，将巨灾风险向资本市场转移。在约定期限内若致损事件没有发生，债券发行人应偿还本金和利息，当致损事件发生时，债券发行人可以免除或延期支付部分债券本利甚至免除全部本利，此时债券发行人可以将本应支付债券持有人的基金用于赔款支出，这样保险人和再保险人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偿付能力。

第二，巨灾保险基金的使用、管理和监管。（1）巨灾保险基金的使用。也就是在何种条件下巨灾保险基金方可动用支付赔款。由于巨灾保险基金设立的目的就在于防止当发生巨灾时，影响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而以巨灾保险基金作为保险公司的“后盾”，所以使用巨灾保险基金的条件应是巨灾损失超过了巨灾保险立法规定的保险公司承担责任的范围或比例，对于超出的损失部分以巨灾保险基金填补。（2）巨灾保险基金的管理。其需要解决的是巨灾保险基金的管理模式问题，即巨灾保险基金是由政府直接管理运作还是由保险公司代为管理运作。从已设立巨灾保险基金的国家和地区来看，大都由政府和保险监管机构牵头，由本国再保险公司实施管理，实行政府、保险公司合作分摊巨灾风险。[9]笔者认为这两种模式都是可行的。由政府管理运作巨灾保险基金，我国已有社保基金管理运作的经验，我国可成立巨灾保险基金管理委员会，成员可由政府代表、保险公司代表和学术界代表共同组成；如由国家再保险公司管理运作该基金，我国可借鉴国际通行的巨灾保险基金管理运作模式。（3）巨灾保险基金的监管。也就是对巨灾保险基金的使用、管理运作等方面的合法性进行定期审查，这项工作应交政府的专门部门负责，如审计部门。

五、巨灾保险的理赔

保险理赔是保险人履行其合同义务的具体体现，也是被保险人获得实际的保险保障和实现其保险权益的必要途径。由于巨灾风险的特性决定巨灾保险的理赔与一般保险的理赔会存在差异，因此有必要在巨灾保险立法中专门明确巨灾保险的理赔问题，立法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包括：

（一）无保单理赔问题。地震、台风和洪水等自然灾害发生时，往往有屋毁人亡、财产灭失的不幸发生，巨灾保单也往往可能随之丢失。巨灾保险的理赔申请人在向保险公司索赔时，也就会发生无保单理赔问题。保单作为保险合同记载着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但保单丢失并不能成为保险人拒赔的理由，因为我国《保险法》并未将保单丢失作为保险人不承担责任的条件。依据《保险法》第23条的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依照保险合同请求保险人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时，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应当向保险人提供其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既然保险事故已经发生，理赔申请人提供保单约定的索赔资料因巨灾的发生确实困难，保险公司应主动调取承保数据，为理赔申请人提供无保单理赔服务，核实事故，履行合同义务。鉴于无保单理赔问题在发生巨灾后不可避免会发生，那不如在巨灾保险立法中对此予以明确，立法可规定保险人在巨灾发生后应主动提供巨灾保险的无保单理赔服务。

（二）发生巨灾后保险金的赔付问题。这里主要涉及的问题是“人身巨灾保险”的被保险人及受益人均死亡时，保险金如何赔付或处理的问题。如在巨灾中发生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死亡的情况，并且被保险人又无其他受益人的，那么按照我国《保险法》第63条的规定，保险金将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保险人向被保险人的继承人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但由于地震等巨灾致阖家遇难的情形可以说是不在少数，因此可能发生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死亡，被保险人又无其他受益人，且被保险人的法定继承人也在巨灾中遇难的情况，此时保险金又如何赔付或处理？依我国《继承法》第32条的规定，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遗产，收归国家所有；死者生前是集体所有制组织成员的，遗产归所在集体所有制组织所有。依上述法律规定，如该作为遗产处理的保险金无人受遗赠的，则归国家或集体所有。但在巨灾保险法律制度下，此种做法是否妥当？笔者认为，如发生保险金归国家所有的情形，巨灾保险立法可规定保险人不必支付保险金。因为保险金进入国库后，国家还需每年从国库中拨付一定的资金到巨灾保险基金中，这其中也就自然包括此类保险金的一部。但由于巨灾保险基金是后于保险人赔款的第二层次的保障安排，如将此类保险金收归国有，这对保险人的偿付能力多少产生影响。与其将此类保险金收归国有再通过预算划拨形式进入巨灾保险基金并作为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后勤保障”，不如在立法中直接规定遇此类保险金收归国有时，保险公司不必支付保险金，从而使此类保险金在巨灾赔偿的“一线”发挥直接的保险保障作用。

注释:

[1]参见曾立新：《美国洪水保险制度及立法改革》，载《中国保险报》，2007年8月27日。

[2]参见曹海菁：《法国与新西兰巨灾保险制度及其借鉴意义》，载《保险研究》2007年第6期。

[3]参见张国华：《巨灾保险立法思考》，/bxtd/01/15/200806/t20080627_1508208.htm，2008年6月25日。

[4]参见俞燕：《中国人寿：地震赔款不会超过10亿》，载《中国青年报》2008年6月16日。

[5]参见谢文麟：《中国人寿首推重大自然灾害意外伤害险》，/xwzx/03/200806/t20080613_1492964.htm，2008年6月27日。

[6]这里的“财产巨灾保险”和“人身巨灾保险”是指将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中的巨灾风险责任从基本责任中剥离，并围绕地震、洪水等巨灾风险责任专门开发的巨灾保险。

[7]参见辛红：《巨灾保险缘何迟迟不露面政府主导成业内共识强制保险立法看法不同》，载《法制日报》2008年6月13日。

巨灾范文篇3

巨灾是指对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特别巨大的破坏损失，对区域或国家经济社会产生严重影响的自然灾害事件。这里的自然灾害主要包括：地震与海啸、特大洪水、特大风暴潮。

巨灾保险是指对因发生地震、飓风、海啸、洪水等自然灾害，可能造成巨大财产损失和严重人员伤亡的风险，通过保险形式，分散风险。

巨灾保险体系是发挥商业保险公司在巨灾风险管理中的作用，建立以政府为主导、市场为辅助的全社会广泛参与的多层次、多支柱的巨灾保险及风险处置体系，以实现多方共担风险。

二、我国巨灾保险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我国巨灾保险存在的问题

1.投保率低，保险覆盖面积小。

由于人们的保险意识还比较薄弱，而且受到经济条件的限制，所以参保的个人和企业较少，这就导致投保率低，保险覆盖面积小。

2.从保险产品的角度看。

对于寿险的意外险而言，未将因地震引发的保险事故列入除外责任条款，所以赔付情况较好，而对于财产险的家财险和企财险产品，并不包含地震责任，少数特约的地震险往往是以主要合同的附加险形式出现，且收费较高。而且，针对巨灾风险的农业保险也处于不断萎缩的状态。

3.巨灾风险有效承保能力严重不足，巨灾损失理赔额偏低

我国巨灾风险处置的现状是巨灾风险有效承保能力严重不足，商业保险还没有成为自然灾害风险补偿的重要手段，重大自然灾害中保险赔付率低，仅有少部分灾害事故损失能够通过保险获得补偿。如年初的雨雪冰冻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111亿元，保险业已给付赔款约50亿元，保险赔款占损失金额的4.5%；汶川地震截至6月28日，导致四川省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截至7月12日，保险公司已赔付保险金3.86亿元，预付保险金1.16亿元，保险赔款仅占损失金额的0.5‰。

（二）导致巨灾保险体系难以有效建立的原因

1.缺乏法律支持。

目前我国公民巨灾保险意识普遍较弱，强制性的保险法律制度也相对薄弱，使巨灾保险在推进过程中缺乏法律支持。从国际巨灾保险的成功经验看，为了确保巨灾保险的覆盖面，包括美国、日本等一些国家和地区都采用了一定程度的法律强制性保险制度，而我国目前尚缺乏相应的法规。

2.缺乏经营技术和水平。

经营巨灾保险涉及地质、地理、气象、土木工程等多学科的专业技术知识，技术门槛和投入成本相对较高。目前，我国保险公司对培训巨灾保险专业技术人才的投入力度还比较欠缺，保险公司无法对地震、风暴、洪水、冰雪等自然灾害可能造成的损失进行相对准确的衡量和把握，致使保险公司无法开发、设计出种类丰富的巨灾保险产品，对经营巨灾保险业务采取谨慎保守的态度。

3.缺乏相应的管理制度。

目前，我国尚未建立应对巨灾事故的保险制度，应对巨灾风险的职能机构分散，相互间的沟通协调存在很大障碍，且保险公司巨灾风险责任没有与一般风险责任加以区分，对保险费率的厘定未考虑风险事件发生的概率和损失程度，政府对巨灾保险的保费连同其他保费一起征收营业税与所得税，巨灾保险管理缺乏有效的政策保障和积累制度。再保险制度也还未完善，仅靠其自身的偿还能力根本无法解决巨灾保险的问题。

三、国外构建巨灾保险体系的经验

（一）美国

美国和中国的自然环境比较类似，对于巨灾损失分担，美国政府采取积极的态度，通过税收、财政补贴等方式去分担巨灾损失。比如，美国国会分别在1956年和1973年通过了《联邦洪水保险法》和《洪水灾害防御法》，提出了关于洪水保险的详尽计划，将洪水保险作为重要的救灾措施，并规定计划由全国洪水保险人协会具体管理；1938年，美国建立了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FCIC），为超过农场主控制能力的自然情况引起的全部损失提供保障。

（二）日本

作为地震多发国，日本早在1966年就制定了《地震保险法》，并根据这一法律逐步创立了拥有自己特色的地震保险制度。日本地震保险制度的特点是：企业地震保险由保险公司提供；家庭地震保险则由保险公司和政府共同参与。

（三）新西兰

新西兰对地震风险的应对体系由三部分组成，包括地震委员会、保险公司和保险协会，分属政府机构、商业机构和社会机构。新西兰巨灾保险的核心是风险分散机制。首先，当巨灾事件发生后，先由地震委员会支付两亿新元；其次，如果地震委员会支付的两亿新元难以弥补损失，则启动再保险方案。

四、我国巨灾保险体系的构建

中国的自然灾害损失基本上在政府和受灾者间分摊，其中政府在制度上扮演了风险第一承担者的角色。目前亟需建立由政府、商业保险机构和行业互助组织共同参与的巨灾保险体系，其结构如图1所示。

（一）灾前预防机制

1.从政府的角度。

目前，我国每当巨灾发生后，政府都成为了风险第一承担者，但这并不有利于政府资源的有效利用。所以政府应协调各方力量，合理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建立和完善巨灾保险制度。

（1）设立国家地震及巨灾保险制度，制定一部有关巨灾保险的法律、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从而确立巨灾保险的政策性地位，明确巨灾保险的政策性保险地位和巨灾保险的强制性，规定各商业性保险公司把地震、洪水、冰雪、台风等列为综合性保险的承保责任。同时，国家应对巨灾保险的保费收入免征营业税和所得税。

（2）建立一套激励约束机制，鼓励公众参与地震保险。比如对地震保险保费提供适当的财政补贴，对地震保险保费提供税前扣除优惠，对采取抗震防灾的保险标的提供费率折扣，对申请国家财政信贷支持的项目可考虑要求投保地震保险等。

（3）加大科技投入，整合地震、地质、水利、海洋等各方面力量，研究各种自然灾害之间的联系及巨灾分布规律与发生条件，提高巨灾监测、预测、预报水平；开展全国巨灾风险调查，进行风险评估；建立并不断完善巨灾预警、防御体系。

2.从保险公司的角度。

因为保险公司在核保、核赔、定价等方面的技术优势无疑能为巨灾风险管理提供更好的技术保障，所以建立巨灾风险管理机制需要商业保险公司的大力参与。

（1）大力开发关于巨灾风险的保险产品，比如寿险可以开发重大自然灾害意外伤害保险产品；财产险可以开发专门针对巨灾风险的巨灾保险产品。

（2）对于不同的险种可采用不同的运作模式。例如：家庭财产巨灾保险可以采用以政府统筹为主、商业保险为辅的政策性保险模式，由政府对居民家庭财产提供基本的保险保障，对于超过基本保障额度以上的家庭财产保险可由商业保险提供，政府可对购买巨灾商业保险的居民进行补贴；企业财产巨灾保险可以采用以商业保险为主、政府间接参与的模式。

（3）从承保方面来说，可以采用地理承保方式，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对保险标的进行风险评估和损失分析，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情况、保险业的偿付能力以及巨灾的出险频率、损失程度来厘定承保条件和费率。比如，制定一个基础费率，以基础为前提，根据自然灾害频发的地区和发生频率来调整费率。具体到地震险的保险费率可根据房屋的抗震水平差别对待，不同的抗震标准享受不同的保费优惠政策，从而加强当地的防震措施。总之，可以选择一个或者几个巨灾风险在经济发达地区先行试点，慢慢积累经验。

（4）从理赔角度来说，应做好一些基础性的技术工作，比如建立巨灾损失模型，有了这些信息资料后，就可以制定更科学的理赔标准。对于巨灾保险来说，在出险后，还应灵活运用理赔标准，必要时可以采取通融赔付。

（5）保险公司可以将巨灾准备金列入成本进行核算，从而便于形成积累和公司财务状况的长期稳定。

（6）建立巨灾共保体。单独一家商业保险公司是无法抵御巨灾损失的，所以保险公司应联合起来，组成巨灾共保体，共同承担巨灾风险。当然，共保体的经营需要政府的财政支持和税收优惠，并且必须在国际市场购买商业再保险。

3.从再保险的角度。

再保险既要履行社会管理职能，更要发挥向全球分散风险的制度和技术优势。再保险作为保险的保险，是一个国家保险业发展水平的标志。

应建立巨灾保险的再保险体系，利用再保险扩大巨灾保险计划的承保能力。再保险的基本功能是保险公司出于控制损失、稳定业务经营、扩大承保能力、增加业务量、有利于改善经营的需要而形成的一种保险机制。积极培育发展国内再保险公司，大力培育专业再保险经纪公司，活跃再保险市场。同时，应进一步开放我国保险市场，引进资金实力雄厚、业务技术精湛、经营经验丰富的国际知名再保险公司和组织，构建商业再保险和国家再保险相结合的、多层级的地震风险分担机制。这种分担机制包括国内保险业承保地震风险，向商业再保险公司分保，由国内外商业再保险公司作为再保险主体；对于超过再保险公司承保能力以上的部分，由政府管理的地震风险基金提供再保险。

4.巨灾债券。

发行巨灾债券，分散保险在金融市场上的风险。巨灾债券是一种场外交易的债权衍生品，是保险公司或者再保险公司通过直接发行公司债券、利用债券市场来分散风险的风险证券化形式。通过巨灾债券可将巨灾风险转移给资本市场的投资者，增强社会危机处理能力，增强保险公司的承保能力。

5.巨灾风险基金。

建立巨灾风险基金。其资金来源可以从四条渠道筹集：一是通过国家财政，每年按照当年GDP的一定比例直接拨付，此项拨付应该优于其他需要；二是商业保险公司，从每年收取的保费中按一定比例提取，提取的部分可以参照保险保障基金的方法进行管理；三是利用财政拨付和从保险公司提取的资金进行投资，以促进资金的保值增值，该部分资金的投资宜集中于低风险甚至无风险的领域，诸如国债、企业债券以及其他低风险的金融衍生产品；四是国家可以利用财税杠杆，实施减税政策，降低现行保险公司的营业税税率或者对巨灾险部分不征或减征营业税。

（二）灾后救助的补充形式

建立社会救助制度，当发生巨灾风险时，充分利用社会救济途径募集资金，用于灾民安置、灾后重建等。社会救助有两种途径为灾区筹集救助资金：

1.企业、事业单位、各种社会团体、组织、个人通过自愿的方式向灾区民众进行捐款，这应该是社会救济的主要方式。

2.可以发行赈灾福利，将所募集资金捐献给灾区。

社会救济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可以增强社会主体的社会责任感；另一方面也是建立巨灾保险体系时不可忽视的社会救济的力量。

巨灾来临，遭受损失的主要是公民个人的生命安全和财产以及社会团体和企业的财产。而这些受灾群体又恰好是投保主体，因而巨灾保险体系的健康运行也对投保主体提出了相应的要求：提高公民个人及企事业团体对巨灾的认识以及发生自然灾害后所产生的严重后果，从而增强其投保意识；在投保时，应向保险人如实告知、提供保险标的的相关资料；在平时应提高管理水平，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加强风险防范意识；在发生风险时，投保人应主动、积极地进行恰当、正确的自救，争取把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综上所述，我国巨灾保险体系应是一个由多主体参与、多层次立体化的结构。在这一体系中，当保险事故发生时，首先由巨灾风险基金进行赔付，对此应设立最高赔付限额，比如将房屋赔付的最高限额设定为10万元，将屋内财产赔付的最高限额设定为2万元。然后由保险公司负担超过限额部分的赔付，由再保险公司承担超过保险公司赔付限额的部分责任。此外，还要充分利用社会救济途径募集资金，用于灾民安置、灾后重建等。当这些民间救济手段不足以弥补损失时，由政府最后买单，相信此时政府所承担的责任应该不会很大。

【主要参考文献】

［1］米建华，龙艳.发达国家巨灾保险研究——基于英、美、日三国的经验[J].安徽农业科学，2007，（21）.

［2］杨宝华.政府在巨灾保险体系中的角色定位与作用机制[J].上海保险，2008，（2）.

［3］李文富.我国巨灾风险保障机制运作模式探析[J].中国保险，2008，（3）.

［4］马莉.巨灾债券与巨灾保险风险分散[J].广东金融学院学报，2008，（1）.

［5］石颖.我国巨灾保险发展现状[J].沿海企业与科技，2007，（4）.

［6］2007年保险年鉴.

巨灾范文篇4

关键词：巨灾债券；资信评级；风险指数

一、中国发展巨灾债券的必要性

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国家之一，灾害类型多且损失较为严重。20世纪90年代以来，重大自然灾害更是肆虐无忌，给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仅2008年，就发生了1月份的南方雪灾和“5·12”举世震惊的大地震。然而，中国目前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巨灾保险体系。由于中国目前巨灾风险管理方法单一，巨灾之后的损失主要靠国家财政的救济，这使得国家财政作为社会风险的“终极承担者”而不堪重负。另一方面，作为保险体系不发达的国家，商业保险对巨灾的覆盖面往往是有限的，保险理赔对于巨灾损失的弥补更是捉襟见肘。因此，中国目前巨灾风险管理的方法和手段对于巨灾损失的补偿只能是低层次和小范围的。推动中国巨灾保险制度建设，增强中国应对巨灾风险的能力，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鉴于目前的现状，我们可以考虑在资本市场上发行巨灾债券，将巨灾风险向资本容量更大的资本市场转移，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分散巨灾风险，从而创造灾后重建的资金来源，改变灾后重建过于依赖政府财政救助的局面，减少巨灾对经济发展的冲击。因此，中国应把大力发展巨灾债券产品作为巨灾风险管理的发展方向。

二、目前中国发展巨灾债券的有利条件

在国外，巨灾债券产品的发展已具有一定的规模和市场，但在中国还是未被涉足的领域，因此，发展巨灾债券产品是一项复杂的工作。但目前，我们已具备了引入巨灾债券的一些有利条件。

（一）中国资本市场已有长足发展并日趋完善

巨灾债券是对保险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有效连接。发展巨灾债券需要一个完善和发达的资本市场。与发达国家资本市场相比，中国资本市场还存在诸多缺陷。但是，近十多年来，中国资本市场发展迅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巨灾债券的发行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从上市公司的数量、融资金额和投资者数量等方面，中国资本市场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规模。在产品以及法规制度方面，法制环境和法制建设与几年前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市场的基本要素和基本框架已经形成，技术系统建设方面成果显著。尤其是《公司法》、《证券法》的修改，既给证券市场发展留出了很大空间，同时也更强调了市场的责任主体。在市场化机制方面，中国资本市场也取得了很大变化。几年前管理层对市场发展的行政干预很多，从上市一直到定价都有所干预，现在市场化机制的推进加快了。此外，在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市场基础制度建设、投资人结构以及市场创新速度方面，也都有了非常积极的变化。经过不断的探索和努力，中国资本市场功能和作用已日益显现，规范化程度也在不断提高。

（二）金融、保险监管水平和能力逐步提高

巨灾债券监管涉及的领域较多，需要证券和保险机构双重监管。若协调不好，将会加大审批及运作难度，增加监管成本，甚至会影响监管效果。因此，巨灾债券的发行对协调监管的能力要求较高。

中国金融业从分业监管以来，先后成立了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党的十六大以来，又成立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监管体系继续完善，金融监管法律法规进一步健全。监管理念、监管手段的创新，促进了金融监管能力和水平的提高。不断加大风险处置力度，使金融风险得到有效防范和化解，投资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得到了有力保护。巨灾债券监管的难点在于保险和证券的双重监管，目前，鉴于监管的需要，中国政府有意促成三监管部门的合并，若此举成为现实，将大大有利于巨灾债券的发展。

（三）ABS和MBS提供的宝贵经验

ABS即国开行信贷资产支持证券。2005年第一期41．7727亿元开行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取得成功，标志着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在中国正式开展。MBS既国有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2005年6月14日，在建行举办的“国内首笔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产品介绍会”上，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基本方案在北京亮相。这个中国首单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初显轮廓。

ABS和MBS的成功开展为中国发展巨灾债券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至少表现在三方面。首先，开行本次资产支持证券在发行方式上有所创新。开行首笔信贷资产支持证券选择了以公开招标的方式发行，这不仅是中国证券化产品的创新，在国际证券化市场中也开创了先河。这次创新为巨灾债券的发展营造了一个积极的氛围。

其次，我们知道信托机构在巨灾债券的运行机制中充当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然而，中国信托机构发展的脚步还比较缓慢，有待于进一步提高。ABS的发行使得信托机构成为资产证券化交易的一个核心参与方，为信托机构提供了实现提高管理能力和执业素质的机会，并通过这项金融创新业务为投资者提供了更多有价值的信托服务，从而开创了自身发展的一个全新领域。

再次，MBS项目在信用评级方面取得了较大的突破。在巨灾债券的运行中，信用评级由于直接影响到风险利差的高低而显得至关重要。在建行这个项目里，将首先进行分层设计，次级证券将由建行持有（也可转让给有购买意愿的投资者），当贷款出现损失时先由次级证券的持有者承担，从而实现对优先级证券的信用增级。建行本次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试点拟采用中外知名评级机构合作提供证券评级的方式，这有效弥补了中国在信用评级方面存在的缺陷，更为发展巨灾债券提供了较好的借鉴。

三、对于中国发行巨灾债券的若干建议

（一）加大对巨灾债券的研究深度，构建巨灾风险指数体系和风险模拟模型

巨灾债券的发行涉及到保险、债券、法律、税务、评估等各个领域，且巨灾债券的定价也存在一定的困难。因此，应加大对巨灾债券的研究力度，致力培养一批专业的技术人才，解决在技术方面的困难。

同时，应建立至少包括国家指数、区域指数和省级指数等多层次的巨灾风险指数体系来供各保险公司选择使用，从而创造出更合适的新产品。这样，既能降低巨灾债券的基差风险，又可使其具备一定的流动性。

除此之外，还应加快对灾害损失统计资料进行分析和整理，建立中国的巨灾风险模拟模型。目前，中国缺乏完备的关于巨灾发生频率和损失的历史统计资料，无法准确测算风险概率和损失。因此，需要通过工程学的分析并结合风险管理的技术，模拟出中国不同程度巨灾风险的损失分布参数，以及根据巨灾风险评估及其积累指标掌握中国巨灾风险的地理分布等。

（二）加快培育权威的资信评级机构

资信评级机构对巨灾债券的发行起到至关重要作用。它对巨灾债券的评级，为广大投资者提供了中立、公正、科学的风险信息，使投资者能依据资信评级的结果作出正确的投资决策。在中国，目前还没有被广大投资者认可的评级机构。因此，必须加快发展中国的资信评级机构，大力培育几家在国内具有权威性，在国际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资信评级机构，对巨灾债券起到有力的保证和促进作用。

（三）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协调监管体制

考虑到巨灾债券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涉及到保险、证券、会计、税收等各个领域，建议明确保监会作为巨灾债券产品的牵头监管机构，抓紧制定巨灾债券产品的监管制度，包括巨灾债券涉及的风险转移、债券发行机构的资产负债表的各项指标的测算方法等，力求在两到三年时间内把中国巨灾保险制度的框架建立起来。同时，应加强保监会与证监会之间的政策沟通与协调监管，顺应国际国内金融保险业开放与竞争趋势，促使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的相互融合。

（四）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借鉴国外先进经验

要发展巨灾债券，必须设计好采用什么样的运行机制。因为巨灾债券在中国还是未涉及的领域，因此，需借鉴国外发行巨灾债券的经验。目前，国外巨灾债券的具体运行机制如下：（1）巨灾债券发行机构与分保公司签订再保险合同，接收分保公司的巨灾风险及相应的再保险保费，开发巨灾债券产品，包括约定期间、致损事件和债券利率等；（2）巨灾债券发行机构通过证券市场向投资者发行巨灾债券；（3）投资者购买巨灾债券后，发行机构将所得资金存入一个信托机构；（4）信托机构在使用发行机构存入的资金时，主要投资国库券等低风险产品。

在约定期间内，若没有发生致损事件，巨灾债券发行机构将存入信托机构的资金收回，并按照约定的债券利率支付投资者投资收益，同时交易终止。

在约定期间内，若发生致损事件，发行机构将收回存入信托机构的资金，提供给分保公司，用作投保人的部分赔偿金。赔偿后，发行机构将剩余的资金还给巨灾债券投资者。当致损事件发生时，发行人也就是分保公司，可以免除或延期支付部分债券甚至免除全部本利。这就意味着，当致损事件严重时，投资者将可能得不到任何利息，甚至可能丧失部分或全部本金。

发行巨灾债券是一项很复杂的工作，还需要做大量的基础性工作。我们应该在国际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探讨适合中国国情的巨灾债券道路，促进中国金融市场进一步完善。

参考文献：

[1]张金水，张研.应用微观经济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巨灾范文篇5

关键词：海洋巨灾；巨灾保险；保险制度；风险分散机制

海洋经济是全球经济发展的新领域。党的提出了“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战略举措，为新时代我国海洋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然而，海洋经济发展受海洋灾害风险的影响很大，尤其是面临着海洋巨灾风险的严重威胁。因此，如何建立相应的保险制度，运用市场机制分散海洋巨灾风险，成为我国发展壮大海洋经济、保障海洋事业可持续发展必须破解的一大难题。本文从海洋巨灾风险及其保险的概念与特点入手，研究建立海洋巨灾保险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我国海洋巨灾保险试点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以此为基础，就构建我国海洋巨灾保险制度提出若干建议。

一、海洋巨灾风险及其保险的概念与特点

随着“一带一路”特别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推进和海洋强国战略的实施，我国海洋经济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诸多风险和挑战。海洋巨灾风险就是制约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一）海洋巨灾风险的概念与特点。关于巨灾（Catastrophe或Large-scaleDisas⁃ter），国际上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定义。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UNISDR）将其称为一种严重影响社会并需要国家或国际援助的灾害。[1]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将其定义为造成大量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基础设施的大面积破坏，使受灾地区及邻近地区的政府束手无策的灾害。[2](p16)美国联邦法典第42篇第5122条将其称为“MajorDisaster”，并界定为“造成达到一定严重程度的损害后果，需要政府和救灾组织提供援助的自然灾害和火灾、水灾、爆炸。”瑞士再保险公司将其理解为经济损失、保险索赔额或相关伤亡人数超过一定标准的灾害。[3](p2)一般认为，巨灾是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巨额财产损失，对区域或国家的社会和经济产生严重影响的自然灾害和人为灾难。[4](p5)按其发生原因分类，巨灾可分为自然巨灾和人为巨灾；按其发生频率分类，巨灾可分为常态巨灾和非常态巨灾；按其承灾体分类，巨灾可分为城市巨灾、农村巨灾和海洋巨灾。所谓海洋巨灾（MarineCatastrophe），是指由自然或人为因素引起的，在海上或海岸带发生的，造成巨额财产损失、重大人身伤亡甚至海洋环境严重污染的灾害，包括海洋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其中，海洋自然灾害是指海洋自然环境发生异常或激烈变化，导致在海上或海岸带发生的严重危害社会、经济、环境和生命财产的事件，如风暴潮、海啸、海冰等；[5]海洋人为灾害是指与人类活动有关的，在海上或海岸带发生的，造成严重损害后果的事件，如重大海上溢油事件、海上恐怖主义事件、核泄漏事件等。巨灾风险（CatastropheRisk）是“因重大自然灾害、疾病传播、恐怖主义袭击或人为事故而造成巨大损失的风险。”[6](p1)海洋巨灾风险（MarineCatastro⁃pheRisk）是因重大海洋自然灾害或人为灾害而造成巨大损失的风险。作为巨灾风险的主要类型，海洋巨灾风险具有巨灾风险的一般特性：一是低频性。在一定时间范围内，海洋巨灾风险的发生频率较一般风险低得多。例如，风暴潮灾害常有发生，但特大风暴潮灾害较为罕见；二是难以预测性。由于发生次数少，缺少大量的历史数据，海洋巨灾风险预测难度较大；三是突发性。海洋巨灾风险是突然发生的，出乎人们的意料；四是严重性。海洋巨灾风险一旦发生，会造成巨大损害。除此以外，海洋巨灾风险还具有以下显著特点：一是区域性。虽然海洋巨灾风险的发生地点往往难以精准预测，但是其空间分布常常具有一定规律，区域性特征明显。一些海洋自然灾害发生在特定纬度。以我国为例，海冰灾害主要发生在我国渤海及黄海北部等海域，台风风暴潮灾害影响的区域主要是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另外，与海洋产业活动有关的海洋人为巨灾风险的发生地点往往也有一定范围。如海洋油污巨灾风险一般发生在有海洋油气开发活动的区域。二是相关性。各种海洋巨灾风险之间不是相互独立的，它们或相互影响，或互为因果，无法完全分离。如海底地质活动引起的海啸可能会造成沿海核电站发生核事故；台风可能造成特大风暴潮及海浪灾害等海洋巨灾。海洋巨灾风险的相关性特征，极大地增加了国家和受灾者应对海洋巨灾风险的负担。三是高损害性。相较于内陆地区，沿海地区往往人口更稠密、城镇化程度更高、生产更活跃、财富更集中。特别是，随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我国正积极同沿线国家发展蓝色伙伴关系，开展密切的海上合作。这表示将有更多的人员和资产暴露于海洋巨灾风险中。相较于其他巨灾风险，海洋巨灾风险的发生会造成更为灾难性的损失。（二）海洋巨灾保险的概念与特点。海洋巨灾保险是一种运用市场机制分散海洋巨灾风险的金融工具。就内涵而言，海洋巨灾保险是以服务海洋经济发展为目的，保险人根据保险合同约定，对被保险人因保险标的遭受海洋巨灾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保险。按照保险标的分类，海洋巨灾保险可以分为财产保险和责任保险两种类型。一般认为，海洋巨灾保险具有以下基本特点：第一，海洋巨灾保险具有基本保障性。海洋巨灾保险承保的风险仅是达到一定量化标准的海洋巨灾风险，而不是一般风险。开展海洋巨灾保险的目的是保障沿海地区生活和生产的基本需要，促进灾后秩序的快速恢复。同时，由于保费积累和财政投入有限，为了保证偿付能力、实现制度的可持续性，海洋巨灾保险客观上不能补偿所有巨灾损失，只能提供基本生产生活保障。沿海居民和涉海企业可以自愿购买商业巨灾保险以满足其更高层次的保障需求。第二，海洋巨灾保险具有经济政策性。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等社会政策性保险不同，经济政策性保险是指国家为了实现某种政策目的，对某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行业实施保护政策而开办的保险。[7](p5)海洋巨灾保险应当属于经济政策性保险的范畴。一方面，海洋巨灾保险的开展不以营利为目的，而是为了实现海洋强国建设的战略目标，保障沿海居民生活安定、保障海洋产业生产稳定、保障海洋生态环境安全；另一方面，海洋巨灾保险的实施依赖于国家的扶持。由于海洋巨灾保险具有高风险、高损失、高赔付的特质，难以单纯依靠市场机制得以正常运行，因而需要政府提供的法律保障和政策支持以实现稳定供给。第三，海洋巨灾保险具有准公共产品属性。准公共产品是指介于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之间的，不完全具备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8](p4)海洋巨灾保险的保险金可以减轻被保险人的财产损失，直接使其受益。同时，海洋巨灾保险提供的利益具有外溢性，能够降低海洋巨灾损失、缓解国家财政压力、提升全社会海洋防灾减灾水平。另外，只有投保人与保险人达成了海洋巨灾保险合同，保险人才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支付保险金。因此，海洋巨灾保险既不是典型的私人产品，也不是完全的公共产品，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准公共产品。

二、建立海洋巨灾保险制度的必要性

所谓海洋巨灾保险制度，是指对因发生海啸、风暴潮、海洋油污等海洋自然灾害或人为灾难，可能造成巨大财产损失、重大人员伤亡的风险，通过保险形式进行风险分散的制度安排。我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拥有约1.8万公里的大陆海岸线，而且地处中纬度地区，是一个海洋巨灾风险高发国家。鉴于海洋巨灾风险对沿海经济秩序和海洋生态环境的巨大冲击，本文认为，我国要发展壮大海洋经济，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必须尽快建立海洋巨灾保险制度。具体说来，建立海洋巨灾保险制度的必要性主要在于以下方面：（一）促进海洋产业健康发展的必要保障。随着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不仅沿海地区已成为我国人口和财富最集中的区域，具有高度脆弱性，而且主要海洋产业包括海洋渔业、滨海旅游业、海洋油气业和沿海港口业等，均面临着多种海洋巨灾风险的影响。首先，海洋渔业（特别是海水养殖业）是对海洋环境、气候等条件有着高度依赖性的海洋产业，普遍面临风暴潮、赤潮和油污等典型海洋巨灾的威胁。这些灾害会导致大范围的海洋动植物死亡，造成大量直接经济损失和期待利益损失。其次，滨海旅游业是以海洋自然旅游资源和海洋人文旅游资源为依托的海洋服务业，具有极大的易损性。台风、风暴潮、海啸、赤潮以及油污等多种海洋巨灾会直接破坏海洋景观和生态环境，使滨海旅游业遭受巨额经济损失。再次，海洋油气业同样面临台风、巨浪、海啸、油污等海洋巨灾风险影响。例如，海啸、巨浪可能破坏海上油气开发设施，引发油气泄漏或井喷事故，造成巨大人身财产损失和海洋环境不可逆转的损害。最后，沿海港口业容易受海雾、台风、风暴潮、海冰等灾害影响。例如特大风暴潮灾害会导致港口基础设施毁坏，严重干扰港口作业活动，造成巨额财产损失。然而，这些主要海洋产业所面临的特殊海洋巨灾风险，是普通的商业保险无法保障的。因此，建立海洋巨灾保险制度是促进海洋产业健康发展的必要保障。只有通过海洋巨灾保险制度，才能切实满足海洋产业分散海洋巨灾风险的需求，将巨额损失进行社会化分担，减轻风险对海洋经济秩序和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二）保障海洋巨灾受害者财产权益的必要途径。海洋巨灾的发生，会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巨额财产损失，甚至海洋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对于广大沿海居民、涉海中小企业而言，受经济能力、生产技术等因素限制，其对海洋巨灾风险的抵御能力极低，一场海洋巨灾就会对其造成致命打击。在现有制度下，对于海洋巨灾损失，受害者难以通过侵权诉讼、政府救助及社会捐助等渠道获得充分的救济资金。其中，海洋自然巨灾由于不存在侵权行为人，不涉及侵权损害赔偿，因此受害者需要从其他途径获得救济。即便是海洋人为巨灾，如重大海上溢油事故，受害人通过主张责任人承担赔偿责任以获得充分救济也并不容易。例如，一些跨国石油公司以设立东道国子公司的方式规避溢油巨额索赔的风险，以子公司资产为限承担赔偿责任，这导致受害者无法获得充分赔偿。[9](p20)至于灾后的政府救助和社会捐助，都是辅助性救济手段。政府救助以保障基本需求为目的，补偿程度较低。社会捐助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不利于灾后经济秩序的迅速恢复。二者所能提供的资金对于灾后重建而言可谓杯水车薪。建立海洋巨灾保险制度是保障海洋巨灾受害者财产权益的必要途径。因为海洋巨灾保险具有损失补偿功能，可以为海洋巨灾受害者提供多一重的基本保障，并使其在海洋巨灾发生后及时获得保险金，降低财产损失。（三）矫正海洋巨灾保险市场失灵的必要选择。相较一般风险而言，由于海洋巨灾风险的识别和评估更为困难，具有模糊厌恶核保心理的保险公司通常不愿意提供海洋巨灾保险服务。即便承保海洋巨灾风险，出于稳健经营的目的，保险公司会收取较为高昂的保费以应对可能发生的巨额索赔。此时，对于广大沿海居民和涉海中小企业而言，购买海洋巨灾保险不具有可负担性。实际上，根据行为经济学理论，纵使商业保险公司收取反映真实海洋巨灾风险的精算公平保费，公众的投保意愿依然较低。公众通常具有有限理性，往往在海洋巨灾发生后对灾害风险产生过度反应，投保意愿增强；而随着时间推移，又会过于低估灾害风险，产生短视和侥幸心理，投保意愿降低。同时，政府的防灾减灾行为和社会捐助可能会造成慈善风险，抑制海洋巨灾保险需求。因此，商业海洋巨灾保险市场存在失灵的现象，单纯依靠市场机制无法有效开展海洋巨灾保险。建立海洋巨灾保险制度是矫正海洋巨灾保险市场失灵的必要选择。国家基于公共利益考虑，开展政策性海洋巨灾保险，并给予政策支持分散海洋巨灾风险，可以解决商业保险市场上海洋巨灾保险的可获得性和可负担性问题，促进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四）转变政府海洋巨灾风险管理职能的必要方式。由于海洋巨灾风险的应对关系到国家安全和海洋权益，一国政府负有海洋巨灾风险管理的职能。在现代条件下，一国政府海洋巨灾风险管理职能的履行，可以辅以必要的市场机制。对于海洋防灾减灾领域的纯公共产品，政府必须履行其职能以保证供给；对于海洋巨灾保险等准公共产品，政府可以释放一定空间，作为指导者、合作者和监督者，合理引导市场机制参与供给。这是建设有限政府、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在海洋防灾减灾领域实施的是“举国体制”，尤其在灾后重建环节承担了过多的管理职能。海洋巨灾损失救助资金大部分来源于政府财政和社会捐助，缺少灾前融资安排。这不但会产生较大的财政压力，加重纳税人负担，还会导致行政效率低下，行政成本过高。建立海洋巨灾保险制度是转变政府海洋巨灾风险管理职能的必要方式。政府在依法履行管理职能的同时运用市场机制，开展具有准公共产品属性的海洋巨灾保险，可以提升海洋巨灾风险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推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从而更好地保障社会公共利益。

三、建立海洋巨灾保险制度的可行性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对于海洋产业等市场主体而言，还是对于政府而言，建立海洋巨灾保险制度都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保险市场能够进行转移和分散的风险却存在一定条件的限制，如风险必须是纯粹风险、具有偶然性与意外性等。海洋巨灾保险是运用保险机制转移和分散海洋巨灾风险的工具，因此，其制度构建面临的基础性问题首先是海洋巨灾风险是否具有可保性。以保险精算原理和大数法则为基础的传统风险可保性理论认为，海洋巨灾风险不完全满足可保风险条件，不具有可保性。首先，海洋巨灾风险一旦发生，会造成一定区域内大范围、大面积的风险单位同时遭受损失，个体风险无法相互抵消，使保险公司无法通过区域内的大量保单分散海洋巨灾风险。其次，海洋巨灾风险造成的损害后果极其巨大，保险公司可能没有能力承受巨额索赔带来的冲击。此外，海洋巨灾风险发生频率低，使得相关历史数据不足。加之一些海洋产业如海水养殖业的海洋生产环境具有特殊性，使得查勘定损难度大，从而导致保险公司不易获取损失数据。这些因素造成保险公司难以利用传统的精算手段确定准确的保险费率。随着现代保险理论与实践的发展，现实中已经出现了很多不符合理想可保条件的风险却为保险人承保的现象。对于我国而言，从保险理论发展、保险技术进步、域外实践经验和国内相关制度铺垫来看，运用保险机制转移海洋巨灾风险已经具备一定的可行性。第一，现代保险理论发展提供了创新思路。研究表明，决策论、精算破产理论等保险理论的发展为增强海洋巨灾风险的可保性提供了思路。保险人在强制保险和垄断经营的前提下，可以积累非巨灾年度的保费盈余建立巨灾保险基金，将海洋巨灾风险在时间跨度上实现纵向分散，以应对巨灾年度的赔付。[10](p65)另外，保险人可以采取共保、分保、巨灾债券等方式将海洋巨灾风险在国内外保险市场、资本市场进行分散。这不但使大数法则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得以运用，而且可以增加参与损失分担的资本，增强保险人的承保能力。这种多元化风险分散方式可以显著拓展海洋巨灾风险的可保性。此外，保险人对海洋巨灾风险的认识能力可以因相关技术水平的发展得到提高。巨灾模型是重要的巨灾风险评估工具，可以估计给定区域或风险标的集合遭受巨灾打击的概率及受损程度。[11]保险人可以借助巨灾模型评估海洋巨灾风险，确定合适的保险费率。第二，保险科技进步提供了技术支撑。大数据、云计算和区块链等保险科技快速发展，可以为海洋巨灾保险定价、风险识别、业务组合优化等提供技术支持。当前，我国巨灾模型自主研发能力正在不断提高。中国再保险集团于2018年5月正式了我国首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地震巨灾模型，还将研发符合我国国情的其他自然灾害巨灾模型列入规划。[12]运用巨灾模型进行巨灾风险评估的准确性除了与建模技术有关以外，还与巨灾数据质量联系紧密。巨灾数据既包括保险业数据，又涉及气象水文等数据。在2018年5月11日，我国了全国海洋灾害综合风险图，该图结合风暴潮、海浪、海冰、海啸和海平面上升五个灾种在我国沿海地区发生频次、致灾强度及造成损失等影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科学反映了我国沿海地区的海洋灾害综合风险分布情况。[13]海洋灾害风险分布的科学识别有助于提高保险行业对海洋巨灾风险评估的精准程度。第三，域外制度实践提供了参考经验。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为了分散巨灾风险，纷纷建立起巨灾保险制度。这些国家基本上都制定了有关巨灾保险的专门立法，明确了巨灾保险或再保险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以保障巨灾保险制度的运行。由于保险市场发展水平、公众保险意识等存在差异，这些国家的巨灾保险制度模式不尽相同，基本形成了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公私合作（PPP）三种类型，分别以美国洪水保险计划、英国洪水“君子协定”和日本地震保险制度为代表。另外，由于渔业发展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日本、韩国等国家为了分散渔业巨灾风险，制定了较为完善的渔业灾害保险法律制度和配套措施，形成了渔业互助保险组织、保险公司与政府共同承担赔付责任的模式。这些丰富的域外国家巨灾保险制度实践佐证了运用保险机制分散海洋巨灾风险的可行性，为我国建立符合国情的海洋巨灾保险制度提供了有益借鉴。第四，国内相关法律政策提供了制度铺垫。目前，我国涉及巨灾保险的法律法规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以及《农业保险条例》等，其中确立了“建立国家财政支持的巨灾风险保险体系”原则，并规定了针对地震、洪水以及农业大灾的保险制度机制。①与此同时，我国政府相关部门先后了一系列涉及巨灾保险的规范性文件，②为巨灾保险制度建设提供了政策指导。在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支持下，我国于2014年之后，陆续在云南、广东深圳、浙江宁波和福建厦门等省市设立了巨灾保险试点，探索形成了多元化的地方巨灾保险模式。2016年5月，城乡居民住宅地震巨灾保险制度正式落地。这是我国巨灾保险制度建设的重大突破，其转移分散地震巨灾风险的制度安排对于海洋巨灾保险制度构建具有借鉴意义。2018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国家海洋局等八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改进和加强海洋经济发展金融服务的指导意见》（银发〔2018〕7号），提出了“探索建立海洋巨灾保险和再保险机制”的目标。这为运用保险机制转移海洋巨灾风险、构建海洋巨灾保险制度给予了明确的政策指引。可以说，我国相关巨灾保险的政策法律的颁布实施、城乡居民住宅地震巨灾保险制度的正式运行以及沿海省市巨灾保险试点的有效开展，为海洋巨灾保险制度的构建提供了层层铺垫。

四、我国海洋巨灾保险试点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海洋巨灾保险还处于探索阶段。从城乡居民住宅地震巨灾保险①和沿海城市（以深圳、宁波、厦门为例）巨灾保险试点的情况来看，其承保的风险范围通常包括某些种类的海洋巨灾风险，如海啸、台风等，能够为民众提供人身伤亡或家庭财产损失保障（见表1）。在海洋渔业领域，一些沿海省市进行了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分散机制的有益探索。例如江苏省渔业互助保险协会与省政府相关部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等商业保险公司进行了合作，达成了巨灾超赔再保险协议，形成了“互助保险+商业保险”的合作形式。[14]另外，辽宁省大连市开展了政策性海水养殖巨灾保险试点，其承保风险为超强台风、赤潮、油污等；保险期间为承保当年开始至巨灾保险责任事故发生年份结束；运作方式为海水养殖户自愿投保，在保险期间内需要按年连续缴纳保险费，同时享有由市财政给予50%的保费补贴。[15]具体就深圳、宁波和厦门等地巨灾保险试点的情况来分析，各地均采取了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模式，在承保风险、投保方式、承保模式等方面均有相同之处。其一，承保风险范围较广。各地巨灾保险所承保的风险范围，除了包含台风等自然灾害外，还涉及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其二，由政府统一投保，即由各地市政府作为投保人，出资向商业保险公司购买巨灾保险服务。政府统一投保的方式实现了巨灾保险在行政区域内的广泛覆盖，化解了自愿投保方式下投保率低的问题，同时还提高了灾害救助的效率。其三，由“共保体”承保。各地巨灾保险的承保机构是由市政府通过公开招投标方式确定的商业保险公司。在实践中，各地巨灾保险均由多家保险公司共同承保，即形成“共保体”，由“共保体”内的保险公司共同承担保险责任，提供理赔及防灾防损等服务。“共保体”模式可以有效整合行业资源，具有承保能力强的优势。与此同时，在巨灾风险分担机制设计方面，各地又不尽相同。例如，深圳采取的是保险赔付和巨灾基金的分担模式。巨灾基金在巨灾损失超过保险赔付限额时，承担一定的赔付责任。巨灾基金由市政府拨付3000万设立，其性质为政府基金，可以吸收社会捐助资金以扩大资金来源，并通过时间积累和投资运作等方式实现保值增值。[16]又如，宁波采取的是保险赔付、巨灾风险准备金和巨灾基金，再加上回调机制的模式。其中，巨灾风险准备金来源于市政府每年安排的20%的巨灾保险经费，其在发生重大自然灾害和公共安全事件，承保机构当年赔付金额、税费和运营费用之和超过当年实收保费时，以累积总额为限，支付超额部分；巨灾基金则不同，其来源包括财政注资、慈善组织及社会捐助、巨灾风险准备金转入、投资收益等，主要用于补偿超过保险赔付限额范围以外的居民人身伤亡抚恤（包括见义勇为人身伤亡增补抚恤）和家庭财产损失救助，以累积额度为限，并优先补偿人身伤亡抚恤的超额部分；回调机制在巨灾损失金额超过保险赔付限额与巨灾基金总额度之和时启动，按总赔付能力与总损失的比例进行部分补偿。[17]再如，厦门采取的是保险赔付加巨灾风险准备金的模式。在低赔付年份，计提部分结余保费作为巨灾风险准备金，以增强应对巨灾风险的能力。[18](p46)尽管各地试点工作取得了一定经验，但是从总体上看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其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巨灾保险法律保障不足。制定并实施相关立法是有效开展巨灾保险的前提。巨灾保险立法可以明确巨灾保险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促进和规范巨灾保险制度的实施。相较于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我国巨灾保险基本法律缺位。由于没有专门的巨灾保险法律法规，巨灾保险制度内容缺少整体性规定，巨灾保险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尚不明确。另外，现有巨灾保险相关法律规范多是原则性规定，缺少可操作性。例如，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明确提出了“建立国家财政支持的巨灾风险保险体系”，但其规定过于原则，还没有制定针对海洋巨灾保险的专项配套法规。由于法律保障不足，各地巨灾保险的开展缺乏稳定的预期和规范指引。第二，巨灾保险政策体系不完善。提供完善的政策支持是有效开展巨灾保险的基础。财政、税收、防灾减灾等各项政策的支持有助于实现制度运行的安全性。深圳、宁波和厦门等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对巨灾保险的财政支持力度大。政府不仅全额支付保费，而且设有巨灾基金或风险准备金分担巨灾损失。不过，政府统一投保的方式不仅可能会助长公众的依赖心理，不利于公众保险意识的提高，而且不利于激励公众主动采取防灾减灾措施。同时，对于很多欠发达沿海地区而言，这种投保方式会对地方政府构成较大的财政压力，不利于实现制度的可持续性。另外，各地尚未明确巨灾保险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因此承保机构税费负担较重，经营成本高，这不利于调动保险公司承保的积极性。第三，风险分散能力欠佳。各地巨灾保险承保的风险范围广泛，但是保险区域较为狭小。因此，这可能会造成风险难以分散。一旦灾害频繁发生，保险资金积累将不足以应对灾害损失赔付。例如，宁波首年巨灾保险实际经营亏损高达6000多万元。[19]对于地方试点而言，这个问题不可避免。由于全国或省级的巨灾保险制度没有形成，地方试点的巨灾风险无法在更大的范围内分散，这不利于保障试点项目的稳定性。

五、构建我国海洋巨灾保险制度的建议

巨灾范文篇6

巨灾风险债券的高溢价问题在债券成功面市之初就引起了业内外的广泛关注。据GuyCarpnter&Company整理的1997-2006年巨灾风险债券相关交易数据显示，巨灾风险债券所附的风险收益率要比伦敦同业拆借利率所规定的同等级公司债券（BB级）高出近200个基点，且这一差距近年来还有加大的倾向。

单从理论角度看，在相同的价位上，巨灾风险债券应比同等级传统高收益债券更具吸引力。因为巨灾风险债券具有不受金融市场内部波动影响的特点。它所附带的风险收益率仅与巨灾发生的频率和程度挂钩，与金融市场并无很大的联系。因此巨灾风险债券带来的收益就要比传统债券的收益稳定得多。Froot（1995）证明了这一优势。Litzenberger，Beaglehole和Reynolds（1996）的研究也表明，巨灾风险债券应该成为投资组合中分散风险的有利工具。

面对巨灾风险债券市场如此高的溢价问题，Canabarro（1998）等人以传统的均值——方差分析（Mean-VarianceAnalysis）方法为基础，对此进行了研究和分析。

首先，设定一个简单的二叉树模型，以便于在相同的框架下比较传统债券和巨灾风险债券的价值。即投资者在此时的收益总额均为本金（100）+本阶段无风险收益率（r）+承诺差额率（s）。

其次，Canabarro等人将违约回收率的期望值定义为E[R]，相应的方差值则为var[R]，那么：

E[V]=（1-p）（100＋r＋s）+pE[R]

var[V]＝（1-p）｛（100＋r＋s）－E[V]｝2＋p｛var[R]＋（E[R]－E[V]）2｝

在得到巨灾风险债券及高收益公司债券相应收益的均值、方差的基础上，Canabarro等人用对应的夏普比率（Sharperatio）度量了各债券的相关价值。结果显示，即使是预估保险公司违约率最高的MosaicClassB，其夏普比率（0.42）也要高于Ba2级债券的夏普比率（0.25）。这说明，巨灾风险债券的收益率与其他传统债券的收益率是相当的，且就夏普比率而言，巨灾风险债券显得更有吸引力。到此，人们不禁有疑问，既然巨灾风险债券的安全性更高一些，且收益又要高出许多，为什么投资者还是更热衷于传统债券呢？现有的模型没有解释清楚，为什么人们如此厌恶风险，为什么他们宁愿投资于利息较少且市场风险大的传统债券？像围绕股权溢价之谜展开的讨论一样，巨灾风险债券的溢价难题也引发了一系列争论。

二、巨灾风险债券溢价的传统解释

有些研究认为，并没有所谓的谜存在，只是比较时选择参照物的问题。其他结构的金融工具（CBO、CLO、CMO等）及新兴市场债券可能比传统高收益债券更适合于与巨灾风险债券作比较。因为这些市场中有高于LIBOR的较大价差额，投资者们在巨灾债券市场也会要求得到类似的较大价差值。

但是，很显然，就目前的水平而言，损失的概率分布很难估算，所以，前面提及的那些市场中的风险厌恶程度并不容易被推测出来。譬如，像新兴市场债券就没有可用于检验的违约统计概率分布。

Penalva-Zuasti（1997）认为巨灾风险债券市场中的高额溢价归因于巨灾风险债券的新奇保费（noveltypremium）及调整后的政策摩擦（regulatoryfrictions）。后来Briys（1999）同样也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巨灾债券吸引力的观点。Briys在研究中指出巨灾债券存在“信用”价差是因为巨灾债券的复杂性及其的期望收益本身所附带的时间高度不固定造成的。他在研究中构建了一个定价模型来反映这些考虑因素。的确，在实际金融市场交易中，接受刚刚的有关市场条件变化的新消息是个渐进的过程，而一次大型飓风灾难的发生从预警到结束全过程可能总共也只有短短几个小时，根本来不及提前警示。不过，在把证券价格定义为一个时间函数时，发行商们已认识到了高收益公司债券的价格中含有扩散部分（布朗运动，Brownianmotion），而巨灾风险债券的价格则具有大幅突然跳跃的特点（跳跃过程，jumpprocess）。可以说，有关巨灾风险债券收益时间的高度不固定性问题已在定价时被考虑到。

由此看来，纯粹用传统方法的研究成果来解释巨灾风险债券溢价的形成还远远不够。大量的研究陆续发现高溢价现象违背了传统定价理论与效率市场假说，学术界对巨灾风险债券市场中理性人假设的合理性及用传统资产定价理论为巨灾风险债券定价的方法提出了质疑，并转向寻求其他领域的解释。

三、行为金融学对巨灾风险债券溢价的解释

在众多解释巨灾风险债券溢价的文献中，从行为金融学角度出发的分析居于核心地位。可以认为，从人类心理学、行为学的角度分析巨灾债券市场投资者的行为特征，是解释溢价现象的主流观点。VivekJ.Bantwal和HowardC.Kunreuther（2000）最先将损失厌恶、比较漠视等行为金融学理论运用于巨灾风险债券溢价之谜的解释中，他们用模型说明投资者对这类证券喜好程度的不确定性对债券价格所造成的影响。DavidRode，BaruchFischhoff和Fischbeck（2000）探讨了巨灾风险证券化可能存在的阻碍，并集中研究了人们面对这种新金融工具时行为上的反映。总体来看，巨灾风险债券的高溢价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投资者非理性决策的结果，其具体表现为：

（一）风险厌恶（RiskAversion）

基于最大期望效用理论的投资者风险厌恶行为常被用于解释资产定价模型所无力解释的部分。在是否进行对巨灾风险债券投资的决策时，投资者首先考虑的会是如何避免损失问题，其次才是获取收益，这就是风险厌恶，它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虽然不受金融市场系统风险的影响，巨灾风险债券的风险收益仍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比如，传统债券的收益率在发行时就已确定，投资者的收益状况是可以预见的。传统债券的收益率由发行人的资信、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发行时的市场利率等因素决定。一般情况下，只要到期后债券发行人能够履行义务，投资者不仅可以收回本金，还可以得到约定的利息。而巨灾风险债券的收益情况就相对复杂得多。

尽管巨灾风险债券发行时就约定了债券收益率的计算标准，但投资者的收益状况还是不确定。这是因为巨灾风险债券投资者的收益状况取决于特定巨灾发生与否、损失程序如何等。所以巨灾风险债券投资者承担的风险要比传统债券投资者承担的风险大的多。债券到期时，如果约定巨灾没有发生或没有达到触发条件，他们往往可以获得比投资于传统债券更高的收益；但一旦特定巨灾事件发生或损失达到触发条件，则投资者不仅会失去部分或全部利息，甚至可能失去部分或全部本金。

其二，在解释巨灾债券溢价之谜的尝试中，Rode，Fischhoff和Fischbeck（1999）的研究指出风险厌恶“会导致巨灾债券投资者过于看重损失的公认小概率因而要求一个更高的收益”。以往的相关研究就曾指出，投资者有过分夸大小概率事件的倾向，即人们对一些极小可能性的事件投入了过多的注意，而忽略了他们估计中的任何错误。巨灾事件在统计上属于小概率事件，尽管其实际发生的概率和后果并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糟，可投资者们还是不约而同地对巨灾风险债券有排斥行为。因为他们潜意识中损失全部本金的错觉会膨胀得很大，投资者会因顾忌到巨灾这种低概率事件潜在可怕后果而放弃获得潜在的高收益。

考虑到以上两方面因素，保险公司为了增加新兴债券的吸引力，提供相对于无风险利率的高溢价也是情理之中的举措。

（二）固定教育成本（FixedCostofEducation）

Bantwal和Kunreuther（2000）指出，巨灾风险债券附带的风险收益之所以较传统投资工具的风险收益高，主要是因为巨灾风险债券对于资本市场上大部分的投资者来说还是一种相当新的投资产品。大多数投资者并不具备对于这种产品进行定价、评估以及风险分析所需技能和知识，所以大部分人对这种新工具还持观望态度。即使是投资于巨灾风险债券，也需花费一定的人力、财力和精力来理解新市场的法律和技术细小差异。而这笔初期的花费可能会超过刚开始投资时从巨灾风险债券中得到的收益。因此，人们也可能怕得不偿失而忽略巨灾风险债券的优势，进而避开对巨灾风险债券的投资。而发行公司为了吸引和促使投资者们对这种新型债券进行持续和连续的投资，就会给予初涉此市场的投资者较高的溢价。在此，完全可以将投资者认识和评估新证券的过程理解为发行商出资帮助投资者了解这类证券的过程。发行商给予的溢价部分就相当于是对早期投资者勇于尝试的奖励，或是帮助投资者熟悉新市场的教育成本。所以，我们也可以将溢价部分称之为“新奇溢价”（Noveltypremiums）。

如果投资者只是以股票或传统债券的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巨灾风险债券，那可能会忽略巨灾风险债券的一些重要特征，或认为巨灾风险债券存在某些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特征。例如，某投资者将巨灾风险债券看做是传统的固定收入金融工具的一种。

对传统债券而言，在票据到期时如果投资者所得款低于票面价值，就表明票据发行者的金融状况很差，不能够完全返还本金。而对巨灾风险债券来说，低于票面价值返还本金则意味着发生了合同内注明的灾难事故，巨灾风险债券的持有人替发行商分摊了一部分赔付损失责任，此时发行公司的金融状况非但没有出现财务危机，甚至还得到了加强。

由此可见，如果不付出相当的交易费用，投资者就不会明白这种债券的特性，并可能做出错误的选择。这种失误也算作是在巨灾风险债券市场学习所支出的教育费用。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投资者对巨灾风险债券的学习支出费用将会随日益增加的相关知识积累而递减。考虑到巨灾风险债券市场的日趋成熟，新证券的日益普及，发行商给予投资者的这种教育成本补贴额也将会慢慢降低直至最终完全取消。所以，有不少研究者都认为巨灾债券与传统债券的溢价差距终会有慢慢缩小的趋势。

（三）模糊厌恶（AmbiguityAversion）

Ellsberg（1961）认为，人们在不确定性出现中的自发行为不仅仅依赖于问题事件可察觉的概率，也取决于它的模糊程度。人们在熟悉和不熟悉的事情之间往往更愿意选择熟悉的事情而回避相对不熟悉的。

Kunreuther等人（1995）对保险及再保险行业的研究证实，在损失发生概率的不确定及损失大小不确定的情况下，投保人将被要求支付一笔更高的保费。这就表现了人们对模糊情况的厌恶情绪。这种倾向同样存在于巨灾风险债券市场中投资者的行为中。巨灾发生本身就充满不确定性，而由于技术等原因，巨灾风险预测建模的可信度目前也尚不能让人完全信服。早期巨灾风险债券的损失依赖于发行公司自己估计的损失量，真实的具体损失情况投资者并不能弄得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将所购债券与模糊风险、不对称信息捆绑在一起，投资者自然会要求得到更高的回报。

Fox和Tversky（1995）的很多实验都表明，当人们比较两件熟悉度不同的事物时，对比会让较不熟悉的事物吸引力小一些或是让较熟悉的事物更易令人接受一些。这种现象被定义为“相对无知”假设。巨灾风险债券市场中的投资者表现出了这种行为特征。

即便市场上能够获得关于巨灾风险债券更多的有利信息，投资者可能还是会觉得他们对于保险、巨灾及巨灾风险债券的知识都是有限的，而他们对于高收益债券的知识却是专家级的、经过检验的。这种认识可能称为“绝对有限认知”。

另一方面，即使投资者通过各种途径能够获得甚至掌握了巨灾风险债券的有关信息，他们也可能认为，保险公司比他们拥有更多关于巨灾风险债券的知识和更好的掌控能力。这可以称为“相对有限认知”。不论是“绝对有限认知”还是“相对有限认知”，都会使投资者要求获得更高的投资回报。至于巨灾风险债券定价受人们的“绝对有限认知”和“相对有限认知”分别引起的溢价影响程度各是多少很难区分。

不过，“绝对有限认知”会随着保险、巨灾知识的普及和巨灾风险债券市场的成熟而减少甚至完全消除，而“相对有限认知”即使能够减少却不能完全消除。所以，“相对有限认知”引起的溢价将会一直存在。

（四）羊群行为（HerdBehavior）

Bantwal和Kunreuther（2000）还指出，巨灾风险债券的高溢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群体信念下产生认知系统偏差，导致投资者行为羊群效应的结果。巨灾风险债券市场中投资者羊群行为产生的原因并不复杂。新兴的巨灾债券市场在信息披露方面还存在一定缺陷，技术方面的发展也还不完备。信息不对称使机构投资者（即经理人）掌握的交易信息处于残缺状态，他们的理性选择就是观察别人的投资行为并模仿，看大众的潮流而动，从而产生羊群行为。具体来看，主要包括机构内和机构间两个方面：

在投资机构内部，出于保持群体凝聚力的目的考虑，决策方面的相关人员有时会觉得人际关系的维持远比固执己见重要。当决策群体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如何维持机构内部的人际关系时，机构中就可能产生从众的倾向。经理人个体间的差异和不同的观点会被暂时性地掩盖，从而决策不能按照理性的方法和程序来进行。

因此，由于各经理人对巨灾风险债券的认识程度不同，通常在还没有找到最优的方案或还没有充分地评价各种解决方案的利弊之前决策人员之间就达成了一致，这样便可能产生抵制对巨灾风险债券投资的决策。

Russo和Schoemaker（1989），Staw（1997）研究表明，在未来结果值得斟酌的时候，群体决策加大了管理者的行为偏差，从而群体比个人更容易在不确定性情况下做出风险决策。Scharfstein和Stein（1990）认为当经理人的投资决策影响其名誉时，经理人会有从众的倾向。投资经理也惧怕因投资于一个“不可思议”资产赔钱而影响他们的名声。与投资于传统高收益债券不同，将资金投入巨灾债券可能会立即消失且预警很少。虽然，这种意外出现的概率很低，但大额损失的潜在性仍会让投资者担心不已。

所以，“聪明”的经理人在进行投资决策时便会把自己机构的决策与其他机构的决定内容挂靠，而不是根据自己掌握的信息进行独立的理性决策。这样，机构跟着选择投资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会与其他机构的结果相同，经理人的名誉也就不会有所损失了。

综上所述，从众倾向的存在使得机构投资者放弃自己的理性分析，在信息的收集、加工、筛选方面产生“搭便车”的心理，依照别人的行动来决定自己的行为，从而导致现实巨灾风险债券市场中投资者跟风买卖相同决策的羊群现象。

（五）其他行为因素

由于巨灾风险债券的复杂性，投资者们对其定价内幕并不熟悉，故他们在面对此类投资工具时的心境也很复杂。除了本文前面所分析的几种行为因素外，巨灾风险债券的高溢价形成可能还受到了投资者后悔厌恶、锚定心理等因素的影响。

行为金融学家认为后悔对于投资者来说，是一种除了损失以外还自认为必须要负责的感受，所以后悔带来的痛苦较由错误造成损失所带来的痛苦还要大，即“后悔厌恶”。在金融市场中，即使是同样的决策结果，如果某种决策方式可以减少投资者的后悔心理，对投资者而言，这种方式就是优于其他决策方式的。

于是，为了避免决策失误带来的后悔痛苦，投资者往往采取推卸责任的方式。比如，“随大流”，仿效多数投资者的行为进行投资（如从众倾向），等等。损失和后悔厌恶表明，在面对不同情况时，人们的风险偏好发生了改变。

而受认知过程的“锚定”心理影响，人们很难改变自己原有的信念和认识。特别是职业的投资经理人以及证券分析师们由于对证券市场有很深的研究，对巨灾债券的认识可能还“锚定”在对传统企业债券或股票的认识上，并以此为基准形成预期判断而忽视充分调整，从而对新信息反应不足，认识不到巨灾债券的新特点，这同样也会影响投资者的积极性。

另外，投资机构的制度安排同样也会妨碍投资经理投资于巨灾债券的能力和欲望的决策。Rode，Fischhoff和Fischbeck（1999）就指出：“很多投资经理被限制购买（债券和股票）那两类以外的证券”。这些限制通过投资机构有限的关系虽然有助于减少市场低迷和流动，但也阻碍了投资资金进入巨灾债券市场。

四、结束语

巨灾风险债券的高溢价让发行公司背负了沉重的交易负担，而投资者却依然不为所动。如何有效地提高这种债券的吸引力？弄清楚高溢价的成因及合理性是非常必要的。

本文研究发现，行为金融学能对传统分析方法未解释清楚的部分做了较好补充。当然，心理因素对巨灾风险债券造成的影响相当复杂，并不仅限于以上讨论的几种情况。我们相信，投资者的心理因素是造成巨灾风险债券溢价之谜的关键因素，想要更好地解释这一现象，有赖于对投资者的心理特别是巨灾风险债券投资者的心理和投资决策模式做进一步认识。而这些认识不仅是对国际巨灾风险债券市场中的溢价现象进行合理解释的重要依据，也将为我国科学地发行巨灾风险债券提供可行思路。

摘要：作为一种新型金融工具，巨灾风险债券自发行以来所附带的风险收益就远高于同等级传统债券的收益。尽管均值方差分析方法已证明“溢价之谜”确实存在，但从传统理论角度出发的研究并不能充分解释巨灾风险债券高溢价的成因。本文尝试用行为金融理论分析以获得较合理的解释补充。通过探讨投资者的心理、行为因素在巨灾风险债券溢价之谜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得出结论：风险厌恶、固定教育成本、模糊厌恶和羊群效应等行为导致了溢价之谜的出现。这些影响因素的发现不仅是对国际巨灾风险债券市场中的高溢价现象进行解释的重要依据，同时也为我国科学发行巨灾风险债券提供了思路。

关键词：巨灾风险债券；溢价之谜；行为金融

Abstract:Asanewfinancialinstrument,theriskpremiumofCATbondhasbeenmuchhigherthanthatoftraditionalbondswithsamecreditratingsinceitsissue.Althoughmean-varianceanalysistestifiedtheexistenceoftheCATbondpremiumpuzzle,thestudiesbasedontheclassicaltheorycannotexplainthecauseforthehighpremiumofCATbondperfectly.Thepapertriestoresolvethepuzzlesuccessfullybyusingthebehavioralfinancetheory.ItdiscussessomepsychologicaldynamicsandbehaviorsofinvestorsthatplayakeyroleinthepremiumpuzzleofCATbond.Theresultshowsthatrisk-aversion,fixedcostofeducation,ambiguityaversionandherdeffectcausethepremiumpuzzleofCATbond.ThisdiscoverynotonlyprovidesaveryimportantempiricalfoundationtoexplainthehighpremiumofCATbondininternationalCATbondmarket,butalsoprovidesthecluestoissuingCATbondscientificallyinChina.

Keywords:theCATbond;premiumpuzzle;behavioralfinance

巨灾风险债券是一种收益率与巨型灾害紧密联系的新型金融投资工具，它赋予了保险公司在巨灾事故发生后抵御破产风险的能力。巨灾风险债券的高溢价问题自1997年成功发行以来就一直存在。国内外学者对巨灾债券溢价的成因及合理性做了一定的研究论证。传统的均值方差分析方法已证实溢价之谜的存在，但从传统理论出发的研究并不能充分解释溢价之谜成因。

运用心理学及行为学等方面的知识，本文发现投资者的某些行为迹象可以对巨灾风险债券溢价问题的解释做较好补充。

参考文献：

[1]RichardR.Anderson,FouadBendimerad:AnalyzingInsurance-LinkedSecurities.FixedIncomeResearch.October,1998

[2]VivekJ.Bantwal,HowardC.Kunreuther:ACatBondPremiumPuzzle?TheJournalofPsychologyandFinancialMarkets.2000,Vol1,No1,76-91

[3]DavidMiller,Ph.D.:UncertaintyinHurricaneRiskModelingandImplicationsforSecuritization

[4]PatriciaGrossi,HowardKuneruther:NewCatastropheModelsforHardTimes.Contingencies,2006,MAR/APR

巨灾范文篇7

关键词：巨灾债券；资信评级；风险指数

一、中国发展巨灾债券的必要性

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国家之一，灾害类型多且损失较为严重。20世纪90年代以来，重大自然灾害更是肆虐无忌，给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仅2008年，就发生了1月份的南方雪灾和“5·12”举世震惊的大地震。然而，中国目前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巨灾保险体系。由于中国目前巨灾风险管理方法单一，巨灾之后的损失主要靠国家财政的救济，这使得国家财政作为社会风险的“终极承担者”而不堪重负。另一方面，作为保险体系不发达的国家，商业保险对巨灾的覆盖面往往是有限的，保险理赔对于巨灾损失的弥补更是捉襟见肘。因此，中国目前巨灾风险管理的方法和手段对于巨灾损失的补偿只能是低层次和小范围的。推动中国巨灾保险制度建设，增强中国应对巨灾风险的能力，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鉴于目前的现状，我们可以考虑在资本市场上发行巨灾债券，将巨灾风险向资本容量更大的资本市场转移，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分散巨灾风险，从而创造灾后重建的资金来源，改变灾后重建过于依赖政府财政救助的局面，减少巨灾对经济发展的冲击。因此，中国应把大力发展巨灾债券产品作为巨灾风险管理的发展方向。

二、目前中国发展巨灾债券的有利条件

在国外，巨灾债券产品的发展已具有一定的规模和市场，但在中国还是未被涉足的领域，因此，发展巨灾债券产品是一项复杂的工作。但目前，我们已具备了引入巨灾债券的一些有利条件。

（一）中国资本市场已有长足发展并日趋完善

巨灾债券是对保险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有效连接。发展巨灾债券需要一个完善和发达的资本市场。与发达国家资本市场相比，中国资本市场还存在诸多缺陷。但是，近十多年来，中国资本市场发展迅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巨灾债券的发行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从上市公司的数量、融资金额和投资者数量等方面，中国资本市场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规模。在产品以及法规制度方面，法制环境和法制建设与几年前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市场的基本要素和基本框架已经形成，技术系统建设方面成果显著。尤其是《公司法》、《证券法》的修改，既给证券市场发展留出了很大空间，同时也更强调了市场的责任主体。在市场化机制方面，中国资本市场也取得了很大变化。几年前管理层对市场发展的行政干预很多，从上市一直到定价都有所干预，现在市场化机制的推进加快了。此外，在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市场基础制度建设、投资人结构以及市场创新速度方面，也都有了非常积极的变化。经过不断的探索和努力，中国资本市场功能和作用已日益显现，规范化程度也在不断提高。

（二）金融、保险监管水平和能力逐步提高

巨灾债券监管涉及的领域较多，需要证券和保险机构双重监管。若协调不好，将会加大审批及运作难度，增加监管成本，甚至会影响监管效果。因此，巨灾债券的发行对协调监管的能力要求较高。

中国金融业从分业监管以来，先后成立了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党的十六大以来，又成立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监管体系继续完善，金融监管法律法规进一步健全。监管理念、监管手段的创新，促进了金融监管能力和水平的提高。不断加大风险处置力度，使金融风险得到有效防范和化解，投资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得到了有力保护。巨灾债券监管的难点在于保险和证券的双重监管，目前，鉴于监管的需要，中国政府有意促成三监管部门的合并，若此举成为现实，将大大有利于巨灾债券的发展。

（三）ABS和MBS提供的宝贵经验

ABS即国开行信贷资产支持证券。2005年第一期41．7727亿元开行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取得成功，标志着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在中国正式开展。MBS既国有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2005年6月14日，在建行举办的“国内首笔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产品介绍会”上，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基本方案在北京亮相。这个中国首单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初显轮廓。

ABS和MBS的成功开展为中国发展巨灾债券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至少表现在三方面。首先，开行本次资产支持证券在发行方式上有所创新。开行首笔信贷资产支持证券选择了以公开招标的方式发行，这不仅是中国证券化产品的创新，在国际证券化市场中也开创了先河。这次创新为巨灾债券的发展营造了一个积极的氛围。

其次，我们知道信托机构在巨灾债券的运行机制中充当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然而，中国信托机构发展的脚步还比较缓慢，有待于进一步提高。ABS的发行使得信托机构成为资产证券化交易的一个核心参与方，为信托机构提供了实现提高管理能力和执业素质的机会，并通过这项金融创新业务为投资者提供了更多有价值的信托服务，从而开创了自身发展的一个全新领域。

再次，MBS项目在信用评级方面取得了较大的突破。在巨灾债券的运行中，信用评级由于直接影响到风险利差的高低而显得至关重要。在建行这个项目里，将首先进行分层设计，次级证券将由建行持有（也可转让给有购买意愿的投资者），当贷款出现损失时先由次级证券的持有者承担，从而实现对优先级证券的信用增级。建行本次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试点拟采用中外知名评级机构合作提供证券评级的方式，这有效弥补了中国在信用评级方面存在的缺陷，更为发展巨灾债券提供了较好的借鉴。

三、对于中国发行巨灾债券的若干建议

（一）加大对巨灾债券的研究深度，构建巨灾风险指数体系和风险模拟模型

巨灾债券的发行涉及到保险、债券、法律、税务、评估等各个领域，且巨灾债券的定价也存在一定的困难。因此，应加大对巨灾债券的研究力度，致力培养一批专业的技术人才，解决在技术方面的困难。

同时，应建立至少包括国家指数、区域指数和省级指数等多层次的巨灾风险指数体系来供各保险公司选择使用，从而创造出更合适的新产品。这样，既能降低巨灾债券的基差风险，又可使其具备一定的流动性。

除此之外，还应加快对灾害损失统计资料进行分析和整理，建立中国的巨灾风险模拟模型。目前，中国缺乏完备的关于巨灾发生频率和损失的历史统计资料，无法准确测算风险概率和损失。因此，需要通过工程学的分析并结合风险管理的技术，模拟出中国不同程度巨灾风险的损失分布参数，以及根据巨灾风险评估及其积累指标掌握中国巨灾风险的地理分布等。

（二）加快培育权威的资信评级机构

资信评级机构对巨灾债券的发行起到至关重要作用。它对巨灾债券的评级，为广大投资者提供了中立、公正、科学的风险信息，使投资者能依据资信评级的结果作出正确的投资决策。在中国，目前还没有被广大投资者认可的评级机构。因此，必须加快发展中国的资信评级机构，大力培育几家在国内具有权威性，在国际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资信评级机构，对巨灾债券起到有力的保证和促进作用。

（三）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协调监管体制

考虑到巨灾债券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涉及到保险、证券、会计、税收等各个领域，建议明确保监会作为巨灾债券产品的牵头监管机构，抓紧制定巨灾债券产品的监管制度，包括巨灾债券涉及的风险转移、债券发行机构的资产负债表的各项指标的测算方法等，力求在两到三年时间内把中国巨灾保险制度的框架建立起来。同时，应加强保监会与证监会之间的政策沟通与协调监管，顺应国际国内金融保险业开放与竞争趋势，促使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的相互融合。

（四）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借鉴国外先进经验

要发展巨灾债券，必须设计好采用什么样的运行机制。因为巨灾债券在中国还是未涉及的领域，因此，需借鉴国外发行巨灾债券的经验。目前，国外巨灾债券的具体运行机制如下：（1）巨灾债券发行机构与分保公司签订再保险合同，接收分保公司的巨灾风险及相应的再保险保费，开发巨灾债券产品，包括约定期间、致损事件和债券利率等；（2）巨灾债券发行机构通过证券市场向投资者发行巨灾债券；（3）投资者购买巨灾债券后，发行机构将所得资金存入一个信托机构；（4）信托机构在使用发行机构存入的资金时，主要投资国库券等低风险产品。

在约定期间内，若没有发生致损事件，巨灾债券发行机构将存入信托机构的资金收回，并按照约定的债券利率支付投资者投资收益，同时交易终止。

在约定期间内，若发生致损事件，发行机构将收回存入信托机构的资金，提供给分保公司，用作投保人的部分赔偿金。赔偿后，发行机构将剩余的资金还给巨灾债券投资者。当致损事件发生时，发行人也就是分保公司，可以免除或延期支付部分债券甚至免除全部本利。这就意味着，当致损事件严重时，投资者将可能得不到任何利息，甚至可能丧失部分或全部本金。

发行巨灾债券是一项很复杂的工作，还需要做大量的基础性工作。我们应该在国际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探讨适合中国国情的巨灾债券道路，促进中国金融市场进一步完善。

参考文献：

[1]张金水，张研.应用微观经济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巨灾范文篇8

巨灾风险通常是指突发性的、无法预料、无法避免且危害特别严重的如地震、飓风、海啸、洪水等所引发的灾难性事故。作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自然灾害损失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我国70%以上的大城市、半数以上人口、75%的工农业产值，分布在气象、地征、地质和海洋等灾害严重的地区，灾害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影响非常严重。我国南部洪涝灾害较往年偏重，而伴随着洪涝灾害又发生了局部性山洪、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灾害;局部地区如海南、云南、内蒙古中西部、宁夏中北部等地的旱灾为近年所罕见;台风登陆多，时间、地点比较集中，造成损失较大。2005年台风多次登陆我国大陆，2007年我国遭遇几十年不遇雪灾，损失严重。

随着经济的发展，由于人为因素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巨灾风险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增加了。同时由于我国百姓保险意识薄弱，国家灾害防御体系差，导致整体防灾能力弱，所以我国巨灾风险形势十分严峻。

二、我国巨灾经济损失补偿机制具有一定局限性

面对日益严重的巨灾损失，我国的补偿方式主要包括社会捐助、国际支援、财政补偿和保险补偿四种。其中前两种方式完全出自于援助方的自愿且受其经济力量、觉悟或道义感以及与受援助方的关系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难以控制，而财政补偿和保险补偿两种方式则构成我国巨灾补偿机制的主体。目前，这两种补偿方式在我国应用时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和动向。

（一）国家财政对巨灾的资金补偿能力有限

财政补偿的基金主要来源于政府的财政收入，也构成了我国巨灾损失传统的资金补偿来源。但是，我国作为一个经济还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政府的财政收入总量是很有限的，由财政预算安排的灾害救济支出只是财政支出计划中的一小部分。在巨灾发生时，财政预算安排的救灾基金相对于灾害所造成的损失只是杯水车薪。当然，在实践中政府财政的救灾支出可能超过该项目的预算安排，但由于财政其他支出项目具有很强的刚性，财政赤字在数量上又要受到经济稳定目标的制约，财政实际用于巨灾补偿的支出占巨灾损失的比重还是相当低的。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国家财政提供的自然灾害救济款平均每年只有9.35亿元，只相当于灾害损失的1.35%。20世纪90年代国家财政提供的自然灾害救济款平均每年只有18亿元左右，只相当于灾害损失的1.8%左右。可见，当巨灾发生时，依靠国家财政救济支出对灾害损失的补偿程度是比较低的。

（二）传统巨灾再保险方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在国际保险市场上，传统再保险业务通常也可以起到巨灾损失的补偿责任。但是，我国保险业起步较晚，对灾害保障能力十分有限。以现有的承保能力以及常规的发展预测来看，要想独立承担此重任显然力不从心。2003年我国11家财产保险公司(人保控股、太平洋、平安、中华联合、天安、大地、太平、华泰、大众、华安、永安)的资本金与公积金的总和为277134亿元，按照我国2002年修订并开始实施的《保险法》第条之规定“经99营财产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当年自留保险费，不得超过其实有资本金公积金和的四倍”与第100条之规定“保险公司对每一危险单位，即对一次事故可能造成最大损失范围所承担的责任，不得超过其实有资本金公积金总和的百分之十”，粗略计算，目前我国财产保险的承保能力约为1109亿元，对于每一危险单位的最大保障能力为27亿元，而近十年我国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约为年均2000亿元，承保能力只占到我国全年灾害损失金额的一半;同时仅2003年就有两起自然灾害超过30亿元，国内承保能力严重不足。如果试图通过国际保险市场进行巨灾再保险业务，则不得不承受价格偏高的后果。主要原因在于，近年来许多国际再保险公司宣布不再承保或收缩其巨灾再保险业务，国际再保险市场也同样面临承保能力不足的窘境。

三、我国建立巨灾保险制度的基本思路、原则和政策

建立完善的巨灾保险制度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巨灾保险因其风险的集中性和损失的巨大性，仅凭保险公司商业运作无法承担。因此，政府政策支持对巨灾保险发展有重要意义。因此，笔者认为，首先，应当明确政府主导的基本思路，国家应当设立专门的机构，协调和推动我国巨灾保险制度建设工作；其次，应当投入和配给一定的公共资源，这种资源包括资金和政策，各级财政均应当对巨灾保险制度的建设予以一定的资金投入，建立巨灾保险的后备基金，同时，对于经营巨灾保险的单位予以税收减免政策，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巨灾保险制度建设。

（一）加快研究确定我国巨灾保险制度建设规划。

巨灾保险制度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和复杂的工程，而绝不仅仅是一个巨灾保险产品的开发和推出。从国外的经验看，巨灾保险制度的内涵十分宽广，它既涉及经济领域，也涉及法律领域；既包含了强制保险，也包涵商业保险；既需要政府部门的引导和推动，也要有税收政策的鼓励；既需要商业保险公司的积极参与，还需要财政资金的支持；不仅涉及保险市场领域，还涉及资本市场领域。这些内涵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交错、相互影响。因此，国家需要尽快研究确定我国巨灾保险制度建设的整体规划，通过规划明确制度建设的总体框架，包括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总体要求、体系结构和内容、各个子体系之间的关系以及推进的步骤、措施与安排等。通过建设规划能够进一步明确职责，协调各个方面的力量，确保巨灾保险制度建设有序、协同推进。

（二）加大政府对于巨灾保险制度的投入和参与。

巨灾保险制度的建设离不开政府的投入和参与，而投入并不仅仅局限于财政资金，更多的应当是一些非资金形式的公共资源。因此，政府除了要加大风险意识教育和宣传力度外，更需要通过一定的行政手段推动巨灾保险的推广与普及。具体讲，对于一些财政资金项目，国有资产应当强制要求办理巨灾保险；对于银行贷款项目，应当在贷款合同中明确巨灾风险管理问题；对于高风险区域，应制定更加具体的巨灾风险管理办法。同时，巨灾保险制度的建设需要法律保证，因此要加快我国的巨灾保险法律体系的建设，尽快制定颁布《地震保险法》、《洪水保险法》等。另外，解决巨灾风险的一个核心问题是资金，政府应统筹解决资金问题，一方面可以通过强制巨灾保险和商业保险等方式聚集资金，另一方面应当在各级财政中，按照一定的比例和规则，逐步建立巨灾保险基金。

（三）加快金融体制改革，为巨灾保险制度建设创造条件。

在我国的巨灾保险制度建设过程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巨大的需求与有限的供给之间的矛盾。从国外的经验看，巨灾风险证券化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有效手段。国际资本市场的规模高达60兆美元，远远高于保险市场，因此，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人们就开始利用巨灾风险证券化技术，通过资本市场化解巨灾风险，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我国也应当学习和借鉴这些先进的技术和经验。第一步可以以政府的巨灾保险基金为载体，发行国家地震债券，将巨灾风险转移到资本市场，实现更大范围的风险分散，解决巨灾风险化解过程中的资金制约问题。另一方面，推出巨灾债券，对于完善资本市场的产品结构、实现投资风险管理提供了途径和可能。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存在的一个重要风险是系统风险，而与自然灾害风险关联的巨灾债券，能够实现与传统资本市场系统风险的对冲，为投资组合技术的实施提供了产品环境。目前，国家有关部门应当研究和解决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与创新问题，只有解决了制度和环境方面的制约因素，巨灾保险的创新与发展才有基础和保证。

（四）加强巨灾保险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巨灾风险和巨灾保险的性质决定了人们应当学会在技术和经济两个方面思考和解决巨灾风险管理问题。技术层面主要是巨灾风险成因研究以及预警系统建设方面，需要更大范围的国际合作，需要各国政府和科学研究工作者的合作。例如国际减灾十年的活动，就是通过这一活动推动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同时，各国的保险业人士也应当加强在巨灾风险化解方面的研究与合作，特别是交流在巨灾保险制度建设方面的经验和技术。经济层面则是巨灾风险的化解最终还是体现为资金。保险经营的经济学基础是大数法则，因此，化解巨灾风险不能仅仅局限于一个国家的范围，应当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实现一种风险的分散与平衡。首先应当充分利用国际再保险机制，通过与国际再保险业的交流与合作，利用国际再保险渠道实现更大范围的风险分散。其次，应当注意利用国际资本市场，通过巨灾风险证券化技术，将我国的巨灾风险向国际资本市场转移，实现更广领域的风险分散。

[论文关键词]巨灾风险再保险资本市场

[论文摘要]2004年发生的印度洋海啸，2007年我国发生的几十年不遇的雪灾，将低概率的巨灾问题推到了全球关注的前沿。虽然这些灾害发生概率极低，预测难度大，但一旦爆发，总会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建立巨灾风险的分散机制并充分发挥其作用，不但可以促进全社会协调稳定发展，凸显出保险的“社会稳定器”作用，还有利于保险业良好社会形象的建立，极大地推动保险业的全面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卓志，保险经营风险防范机制研究[M]，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2]AlexanderMurmann，“PricingCatastropheInsuranceDerivatives”[J].TheWhartonSchool，2001(6):264-269.

[3]王和，对建立我国巨灾保险制度的思考[J]，中国金融，2005年第7期

巨灾范文篇9

[关键词]巨灾保险保险公司再保险汶川大地震

一、我国巨灾保险体系的现状

（一）构建巨灾保险体系的背景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在我国四川省汶川地区发生8.0级特大地震，受灾面积超过10万平方公里，因灾死亡近7万人，受伤超过36万人，尚有近2万人失踪，截止5月30日为止，共发生余震6000多次，其中尤以5月25日16时21分发生在青川的6.4级余震为最，此次余震又造成四川广元、甘肃陇南、陕西汉中等地数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千余间房屋倒塌。国际巨灾风险建模公司ATR环球公司目前对此次地震的损失进行了估计，认为本次地震造成的所有投保和未投保保险的财产损失可能超过1400亿人民币，而其中投保财产损失可能为20至70亿人民币。[1]

今年春节前后的雪灾又使南方诸省面临困境，此次雪灾波及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损失之巨为百年所未见。截止到5月29日，5月末的一场特大暴雨已经造成55人死亡。

我国是一个灾害频繁发生的国家，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造成损失重。由于没有建立巨灾保险制度，巨灾补偿都是临时从政府财政进行调整，今年中央预备拨付700亿元用于地震灾后重建，相应减少国家机关预算5%。

从今年的这三场重大灾害事故来看，保险赔偿是相当低的，仅为灾害损失的2%—3%左右，[2]比重相当小。这说明在我国没有建立一个巨灾保障机制。虽然政府有充分的预案准备，并且准确及时地采取了救灾措施，使灾后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降低到很低的程度，但政府在事实上成为风险的第一承担者，这样会使过去几年取得的国民经济发展成果都变为救灾支出，使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处于不平衡的状态[3]。

目前我国所处的整个国际经济环境不容乐观：2007年秋天积蓄多年的美国房地产泡沫开始破裂，不仅导致多只风险基金清盘，更导致许多著名的国际投行纷纷破产倒闭，美国第五大银行贝尔斯登被花旗收购；国际油价更是一路飙升至130美元，某位OPEC官员预测国际油价将突破200美元；国际粮食价格一直在高位运行，甚至许多国家因为粮食紧缺而爆发大规模的骚乱；美联储一再将息，导致美元的疲软，加重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在5月26日人民币兑美元的中间价突破6.94，创汇改以来的第38次新高。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比较明显，今年4月份的CPI高达8.5%，中央今年要将全年的CPI控制在4.8%以内难度很大。可以说在巨灾面前，在内忧外“患”面前，国民经济的成果正在逐步被消耗。

（二）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对保险公司业绩的影响

5月12日发生在四川汶川地区的8级特大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四川省的成都、德阳、绵阳、广元、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虽然由于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使保险公司面临巨额赔付的可能，但从四川省的保险业务状况及各公司在四川省的市场份额来看，四川地区的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比较低，各公司在灾区的保费收入占其总保费收入的比重比较小，特别是财产保险公司由于免责条款而受的损失更小。[4]（表1、表2的数据来源于2007年保险年鉴）

表1：灾区的保险密度及保险深度

保险密度（元）保险深度（%）

成都市894.733.59

德阳市320.092.28

绵阳市262.942.5

广元市154.142.84

阿坝州80.70.8

四川总计275.392.74

全国总计431.22.8

表2：各公司在灾区的保费收入占公司保费总收入的比重（单位：百万元）

在灾区的保费收入总保费收入占比（%）

财险人保1472.2871299.362.1

太保382.5118122.682.1

平安695.3416862.474.1

寿险国寿4177.6183839.442.3

太保633.3537837.61.7

平安1607.4768988.852.2

以2007年保险年鉴的统计数据看，四川省2006年保险密度为275.39元，保险深度为2.74%，低于全国431.2元和2.8%的平均水平，保险公司进行赔付的覆盖面较小。特别是在震中汶川县所在阿坝州，财险公司仅有中国人保一家在此开展业务，而寿险公司没有在这里开展业务。[5]而从财险险种看，车辆险占比较大，各地区的车险占比都在75%以上，企业财产险占比较低，在5%左右，阿坝州企业财产险占比仅为3.2%，[6]但由于国内保险公司几乎都将地震作为除外责任，各保险公司可能基于通融原则作适当地赔付，但赔付比例不会很高。从寿险的险种看，主要涉及意外死亡和医疗的意外伤害险、健康险、学平险（中小学生平安险）等，因为寿险公司对地震造成的损失不存在免责条款，应该能够全额赔付。

（三）我国巨灾保险体系的现状

1、学平险保障额度低

此次汶川特大地震使众多鲜活的小生命逝去，伴随教学楼坍塌的是学生被埋，甚至死亡，聚源中学、新建小学、向峨乡中学、北川中学……到底有多少学生遇难，恐怕是惊人的让人难以想象。

据中国国寿统计，四川震中地区有11万人次投保国寿险种，其中5.8万是以学生和未成年人为承保对象的学平险。[7]根据现有规定，除了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未成年人的人身意外伤害险的保障额度可以达到10万元外，其他地区最高不能超过5万元。

由于学平险的保费完全由学生家长负担，贫困地区（此次震中地区大部分为贫困地区）的家长往往选择最低的保费，甚至不参加保险，故而导致实际保额非常低。从现有灾区的理赔情况看，5月13日，中国人保财险陕西分公司向该省乾县高庙小学死亡的3名学生每人预付3000元，向受重伤住院的2名学生每人预付赔款3000元，[8]有些地区的理赔金额更低。

2、财产险免责

在计划体制下基于财政保障的保险制度，使我国一度成为世界上地震等巨灾保险普及率最高的国家，全国企业总资产的70%，家庭总户数的40%的财产都能获得地震等巨灾的保险保障。[9]保险公司在市场化运作过程中发现这种保险对于保险公司的风险，于是各家保险公司纷纷将地震等巨灾排除出基本责任之内。

虽然自2003年后，国家逐渐推出各种关于地震险的政策，但基本思路仍将地震险作为商业保险品种由各保险公司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保险公司在无力承担巨大风险的前提下，要么将保费提高到令人无法接受的地步，要么以种种理由回避消费者的需求，地震险一直都是镜花水月。此次汶川特大地震中，灾区所倒塌的上万平方的房屋中，基本上没有任何保险，即使存在财险，也是排除了地震等巨灾责任的一般保险。因此，房屋倒塌的风险只能由企业或个人自行承担。

3、房贷问题棘手

因地震影响涉及到商品房的还贷问题，央行以及各商业银行虽然出台了不催贷、不计算滞息等政策，但也彰示贷款不会免责，即使是在房屋倒塌的情形下。此次汶川地震会造成两种结果：一种是贷款人遇难，房屋倒塌；另一种是房屋倒塌了，但贷款人仍然幸存。对于前者，各商业银行只能将其纳入不良资产；对于后者，由于各商业银行基本上都是股份制运作，为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可能免除贷款人的贷款责任，但若强行催逼贷款人还款，又会带来道德上的风险。如何妥善地解决好这一问题，既是国家需要思考的问题，也是各商业银行亟待解决的。

保险的缺失，个人破产制度的缺失，不仅让贷款人背上沉重的债务，更使其在重建家园的过程中面临诸多限制，甚至困境。

如何在巨灾后，鼓舞灾民迅速投入到重建家园的战斗中，以及挽回其在巨灾中的财产损失，应该是我们国家急需解决的棘手问题。构建巨灾的保险体系，当是我们的首选，政府不应是风险的第一承担者，而应是风险的最后承担者。在建立巨灾风险体系方面，国外的许多先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二、国外构建巨灾保险体系的经验

（一）新西兰

位于地震多发地带的新西兰，地震保险制度被誉为全球现行运作最成功的灾害保险制度之一，其主要特点是国家以法律形式建立符合本国国情的多渠道巨灾风险分散体系，走政府行为与市场行为相结合的道路来尽可能分散巨灾风险。[10]

新西兰地震风险的应对体系分别由分属政府机构、商业机构、社会机构的地震委员会、保险公司和保险协会三部分组成。地震委员会设立专门基金，资金来源一部分是投资收益，另外一部分是居民购买财险时强制收取的震灾险。一旦灾害发生，地震委员会负责法定保险的损失赔偿，房屋最高责任限额为10万新元，房内责任的最高限额为2万新元；保险公司依据保险合同负责超过法定保险责任部分的损失赔偿；而保险协会则负责启动应急计划。为了分散保险公司与地震基金的风险，保险公司通过国际再保险市场分散风险。[11]当巨灾损失金额超过地震委员会的支付能力时，由政府作为风险的最后承担者来兜底，但地震委员会每年须向政府交纳一定比例的保证金。

（二）日本

日本列岛位于地震多发地带，其建筑一般具有良好的抗震性能，灾害损失一般较小。日本建立了由政府和保险公司合作的地震灾害财产赔偿制度。根据不同的赔偿额度政府和保险公司的承担比例不同，额度越高由政府负担的比例越大，最高为95%。[12]除政府的积极介入外，保险公司不仅通过国内的再保险公司分担风险，而且利用国际再保险公司在世界范围内分散风险。

（三）德国

德国的方法比较简便，由购房者自主决定是否参保理赔范围相当广泛的房屋保险（包括水灾、火灾、飓风、地震、闪电、冰雹等常见的各种自然灾害）。不过，房屋保险的保费较低，总体上一般家庭住房每年的保费约为专业评估机构“再造房价”的千分之五左右。[13]

三、我国巨灾保险体系的构建

（一）政府转变观念

瑞士再保险公司根据主要经济数据、政府统计数据以及保险市场研究，对各种自然灾害情形下给中国造成的潜在损失进行了测算，地震、台风以及洪水等重大灾害可能导致远超过1000亿元的财产损失，而一场特大灾害可能造成超过1万亿元的经济损失。[14]而在上述潜在损失中，目前仅有极少部分有保险保障。到目前为止，因自然灾害而获得保险赔偿仅占极少的一部分，绝大部分由个人和企业承担，并最终由政府承担。

因巨灾而导致的突发性财政拮据，一方面会大量消耗国民经济发展的成果，另一方面也有悖于政府提倡的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合理利用社会资源，是政府管理的一个重要突破。[15]政府实际上应该是社会的协调者，充分有效地发挥各种社会资源的作用，是政府面对巨灾时首先应该做的。当社会资源无法解决时再由政府来托底，可以称这处理规则为“民间救济用尽原则”。

事实上在我国，不仅立法上明确加以规定要建立国家财政支持的巨灾保险体系，[16]而且在实践中已经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成效显著[17]。政府在兜底承担风险之前，可以预设几道“防火墙”，第一道由公民自身承担、消化风险；第二道是风险转嫁机制，通行的做法是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和个人把超过他们承受能力的风险，通过参加保险的形式转嫁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通过境内、境外的再保险公司将超过其风险承受能力的部分转保出去；第三道是建立广泛的依靠国内外社会救济、慈善的服务系统。[18]当前述民间救济用尽的时候，最终由政府承担超出部分的责任。

政府的主要角色应是协调各方力量，合理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并最终承担风险。政府的观念应及早转变，以便符合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

（二）巨灾保险体系的构建

1、巨灾保险

所谓巨灾保险制度，是指对由于突发性的、无法且难以预见的、无法避免且危害特别严重的灾难性事故造成的财产损失和人身伤亡，给予切实保障的风险分散制度。[19]

巨灾险的承保范围应该包括我国常见的各种自然灾害所造成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如地震（据不完全统计，2003年以来，我国发生的5级以上的地震达15次[20]），台风（我国东南沿海诸省每年均遭受不同程度的台风袭击），洪水（我国长江流域、黄河流域、松花江流域、淮河流域等属洪水多发地区），海啸，飓风，干旱（2007年我国江南地区、华中地区遭受50年一遇之特大干旱），冰雪（2008年春节前后，南方诸省遭受百年一遇之冰雪侵袭，其中湖南、江西、浙江、贵州等地受灾严重），泥石流，山体滑坡等。

2、巨灾保险体系

（1）巨灾风险基金

巨灾风险基金的资金来源可以从五条渠道筹集：一是通过国家财政，每年按照当年GDP的一定比例直接拨付，此项拨付应该优于其他需要；二是向特定对象（主要是企业）发行巨灾债券，它采用第三方托管的方式，将发行债券募集到的资金投资于高安全领域以解决风险突发时的即时支付问题，当巨灾出现时动用资金可能会导致债券清盘的风险；三是商业保险公司，从每年收取的保费中，按一定比例提取，提取的部分可以参照保险保障基金的方法进行管理；四是利用财政拨付和从保险公司提取的资金进行投资，以促进资金的保值增值，该部分资金的投资宜集中于低风险，甚至无风险的领域，诸如国债、企业债券以及其他低风险的金融衍生产品；五是国家可以利用财税杠杆，实施减税政策，降低现行保险公司的营业税税率或者对巨灾险部分不征或减征营业税。

对于巨灾风险基金的收缴、投资以及日常运作，需要一个专门的基金管理机构来负责。我国可以借鉴新西兰的做法设立巨灾风险基金管理委员会，由该委员会负责从上述五种渠道筹集资金，并且在发生灾害后按规定进行赔付。委员会的资金运作应由审计部门进行定期审计，加强监管，保证资金运作的透明公开。

（2）保险公司

保监部门会同保险公司设计出合理的巨灾保险条款，根据报单持有人投保的保险金额在出险时进行赔付。若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同一费率、同一赔偿额的保单，有失公允，保险公司必须对出险概率进行评估。以地震险为例，出险概率评估可以根据地震带的分布情况、建筑物的抗震级别（借鉴日本的经验应在地震多发地带逐渐淘汰预制板结构的住房，推行抗震级别高的住房），之前发生地震的年份（1676年汶川曾发生过大地震，其时房屋跨塌，男妇死伤无数）等数据进行综合考量，各保险公司也可以根据不同的方案、模型进行出险概率的评估，以确定在该地区的承保范围和具体保费。其中在2006年，人保财险启用由美国AIR公司开发的专门针对中国的地震模型，按照模拟的方法，进行全国范围内、特定区域和单一标的的风险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可以在承保前确定某一标的的损失概率，还可以在承保后确定可能带来的最大损失。[21]

对于保费的缴纳，可以借鉴之前在我国推定的能繁母猪险的缴纳比例进行缴纳，即由政府出资80%，企业或个人出资20%（应包括财险和寿险）。当然在地震高发地区或灾害频发地区就不应鼓励企业发展和个人居住，政府应在风险评估后决定是否提供财政补贴。

（3）再保险公司

再保险的基本功能是保险公司出于控制损失，稳定业务经营，扩大承保能力，增加业务量，有利于改善经营的需要而形成的一种保险机制。[22]根据保险惯例，专业再保险公司一般经营的范围不囿于境内，也接受境外的分出、分入再保险业务，不过按照再保险境内优先分保的原则，境内的再保险公司应该承担比较大份额的再保险业务。考虑到巨灾属于高风险的保险业务，根据国际通行的做法，一般都在国际范围内安排分保，这样既可以分散风险，也可以在出险时及时向投保人赔付。例如1995年1月17日在日本神户发生的7.2级地震损坏房屋、设施10万多所，死6000余人，伤3万余人，保险赔款超过25亿美元，由于存在再保险机制，地震灾后赔款很快得到了妥善解决。[23]

此次汶川特大地震，由于巨灾保险的缺位，保险赔款占损失总额的2—3%左右，境内外的再保险公司更无须为此次巨灾买单。完善的保险制度的构建，不仅对政府责任是一种减轻，而且对灾民来说更是一种重建家园的信心。

（4）社会救济

社会救济可以通过两种途径为灾区筹集救助资金：其一是企业、事业单位、各种社会团体、组织、个人通过自愿的方式向灾区民众进行捐款，这应该是社会救济的主要方式。截止5月29日，为汶川地震捐款的总额达到370亿元，这部分资金除某些定点捐助之外，其余将主要用于灾民安置和灾后重建。许多企业、事业单位、各种社会团体、组织、个人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援助，其中红十字会、红新月会等和其他慈善组织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其二是发行赈灾福利，此次汶川地震发生以后，重庆市福利中心即时发行了500万元的即开型赈灾，民政部也将发行一定数量的赈灾，所募集资金将捐献给灾区。

社会救济制度的发达，一方面说明社会主体的社会责任感增强，另一方面也说明将来在建立巨灾保险体系时不可忽视社会救济的力量。

（5）政府

政府在巨灾保险体系种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其一是为巨灾风险基金直接拨付资金；其二是通过发行巨灾债券的方式募集资金，充实巨灾风险基金；其三是利用财税的杠杆作用刺激保险公司的发展；其四是提供财政补贴，和企业或个人共同承担巨灾险的保费；其五是当巨灾风险基金、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社会救济等渠道尚无法满足因灾所致损失时承担最后的补偿责任。

当然在灾难发生后，政府首先需要充当的角色是救助者，动用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公安消防部队等力量参与救灾。而对于因灾所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则应在用尽民间救济方法之后才承担兜底责任。

当保险事故发生时，首先由巨灾风险基金进行赔付，对此应设立最高赔付限额，比方将房屋赔付的最高限额设定为10万元，将屋内财产赔付的最高限额设定为2万元。然后由保险公司负担超过限额部分的赔付，由再保险公司承担超过保险公司赔付限额的部分责任。此外还要充分利用社会救济途径募集资金，用于灾民安置、灾后重建等。当这些民间救济手段不足以弥补损失时，由政府最后买单，相信此时政府所承担的责任应该不会很大。

结语

在法律的明确指引下，政府转变观念，构建由巨灾风险基金、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社会救济、政府组成的巨灾保险体系，不仅可以使我们从容面对诸如雪灾、地震等巨大的自然灾害，而且可以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地发展。借鉴国外的成熟经验，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巨灾保险体系，是此次汶川特大地震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需要迫切解决的制度建构。

仅以此文献给汶川地震的死难者。

参考文献：

[1][21]《谁为巨灾损失买单》孙轲、赵萍《21世纪经济报道》

[2][3][14][15]《巨灾保险期盼观念转变先行》李继学《中国财经报》

[4][5][6]《地震对保险公司的业绩影响》《上海证券报》

[7][8]《寿险在遭灾后的理赔》陈元元《理财周报》

[9][12]《评论：应建立市场与政府结合的巨灾险》熊仁宇《21世纪经济报道》

[10][11][13]《像推进“交强险”一样推进“地震险”》叶檀《潇湘晨报》

[16]《突发事件应对法》明文规定要建立国家财政支持的巨灾风险保险体系，并鼓励单位和个人参保。

[17]能繁母猪险的推出，使不少农户在今年春节前后的雪灾中减少了损失。该险种的保险金额为1000元，其中保费国家财政出48元，农户出12元。

[18]截止5月29日，汶川特大地震已经接受的捐款的总额达到370亿元。

[19]《特事特办汶川地震应催化巨灾保险体系构建》吴睿鸫《证券时报》

[20]该统计数据不包括汶川地震以及之后发生的余震。

巨灾范文篇10

[关键词]巨灾风险，公共性，供给模式，制度建设

一、巨灾风险的公共性分析

公共产品的经典定义由萨缪尔森于1954年在《公共支出纯理论》一文中提出。在该文中，萨缪尔森指出，“集体消费产品是指这样一种产品，每个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都不会导致其他人对该产品消费的减少”。从理论上来说，界定一种产品或服务是否为公共产品，要看其是否具备两个特征：非排他性和消费的非竞争性。所谓非排他性是指只要有人提供了公共产品，不论其意愿如何都不能排除其他人对该产品的消费。若想排除其他人从公共产品的提供中受益，或者在技术上是不可行或极其困难的，或者排除的成本过于昂贵而缺乏可行性。所谓消费的非竞争性是指某物品在增加一个消费者时，边际成本为零，即在公共产品数量一定的情况下，将其多分配给一个消费者的边际成本为零。这并不意味着多提供一单位公共产品的边际成本也为零，在这种情况下，多提供一单位的公共产品的边际成本同其他产品一样是正的，因为公共产品的提供同样耗费了有限的资源。

依据以上两个标准，社会产品可以区分为三大类，即私人产品、公共产品与准公共产品。私人产品是指消费者支付了一定的费用就取得其所有权，并具有排斥他人消费的物品与服务。公共产品是指由政府免费或低费用提供给消费者所使用的物品与服务。准公共产品是指公共性与私有性两者兼备，介于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的物品与服务。

应指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上述两个特征的规定不是绝对的，它们都有赖于技术条件和具体环境。在确定一种物品是否为公共产品时，必须考虑受益者人数及能否将这些受益者排除在该物品的享用之外。当受益者人数众多且排除任何一个受益者在技术上不可行时，该物品就可视为公共产品。具体讲包含三层含义：一是任何人都不可能不让别人消费它，即使有些人有心独占对它的消费，但在技术上是不可行的或成本过高得不偿失；二是任何人自己都不得不消费它，即使有些人可能不情愿，但却无法对它加以拒绝；三是任何人都可以恰好消费相同的数量。

刘诗白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公共品及其生产特征归为：(1)产品具有满足共同需要，特别是社会公共需要的性质；(2)在生产与提供中发挥机构、团体，特别是政府的职能和依靠财政资金；(3)动员社会力量，充分运用市场机制；(4)实行公共参与决策。同时，他认为公共产品是一种超越市场决定但又利用了市场力量的生产机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弥补在满足公共需要上的市场失灵，又能促进私人产品生产的发展。

以上的理论为分析巨灾风险的属性提供了理论基础。首先，巨灾风险是一个只能带来负效用的产品，其供给主体是大自然，消费主体是社会各群体。巨灾风险的供给具有不可抗拒性，社会对其消费具有强制性。尽管社会对巨灾风险唯恐避之而不及，但往往对其发生又束手无策，人们只能采取措施减少由于巨灾风险而产生的负效用，但不能消除它的供给。因此，巨灾风险的供给与需求既不存在排他性又不存在竞争性。其次，巨灾风险所产生的影响巨大、覆盖面很广。如1998年洪水造成我国共有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洪涝灾害，据统计，农田受灾面积2229万公顷(3.34亿亩)，成灾面积1378万公顷(2.07亿亩)，直接经济损失2551亿元；2008年初发生的我国南方大面积冰冻灾害，据民政部估计直接经济损失约1516亿元，全国Z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造成交通、电力等众多行业的重大损失。因此，不论从经济的角度还是从社会的角度，巨灾风险都是一种公共产品，而巨灾风险管理和巨灾保险也因此具有很强的公共性。

二、巨灾保险发展模式分析

巨灾保险作为非工程性风险管理的重要手段，它具有公共性的特点。那么公共产品应由政府提供还是私人提供呢?从休谟、斯密、到庇古、萨缪尔森等，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就是公共产品必须由国家提供，原因在于市场提供没有效率。凯恩斯主义者也认为，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特征，决定了通过市场方式提供是不可能的或者成本是高昂的，并且在规模经济上缺乏效率。但从二十世纪70年代以来，一些主张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开始否认政府作为公共产品唯一供给者的合理性。如德姆塞茨以及科斯等人认为政府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如同市场制度一样，属于内生变量，其自身的运行以及向公众提供公共产品同样存在交易成本问题。一方面，由于政府系统缺乏明确的绩效评估制度，其成本和效率较私人部门难以测量。另一方面，官员也是理性的“经济人”，公共产品的政府供给中也难免存在特殊利益集团的“寻租”现象。因此，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容易导致种种“政策失败”，其交易成本甚至比市场制度昂贵，相反，如果加强竞争将会提高政府的效率，使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虽然公共产品供给理论上存在着重大的争议，但政府作为公共产品供给主体，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在都占据了重要的、主导性的地位。分析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从公共产品的特征角度而言，公共产品，尤其是普适性强的公共产品，一般具有成本高、规模大、周期长、收益低等特点；对于这类公共产品的供给，市场机制出现失灵，不易将免费搭车者排除在外，难以满足成本——收益对称的市场激励原则，因此，私人企业没有激励或者没有能力来投身于公共产品供给活动。其次，从政府的特征角度而言，政府具有强制性和普遍性，即拥有巨大的“暴力潜能”和动员大量社会资源的能力，同时具有广泛的社会代表性，因此，有能力、有条件来从事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和具有规模经济优势的非盈利公共产品的供给活动。

基于这种理论的支撑，考察世界各主要国家，其巨灾保险的运行无处不存在着政府的影子，而且，在巨灾保险的制度建设中政府功能往往起着重要的主导作用。许多国家通过立法程序将巨灾保险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部分巨灾风险必须进行强制保险，当强制保险和其他辅助补偿方式仍不足以赔偿所有的巨灾损失时，政府有竞任和义务承担不足部分的巨灾赔偿责任。如挪威法律规定山体滑坡、洪水、暴风雨、地震和火山爆发等五种自然灾害作为财产保险的扩展责任，属于强制保险，其保费附加在所有售出的火险保单之中。日本巨灾保险体系也是在政府主导和政府财政支持下运行的。日本政府于1966年颁布地震保险法，要求住宅必须对地震、火山爆发、海啸等自然灾害投保，并逐步建立政府和商业保险公司共同合作的地震保险制度。美国部分州实行强制性的洪水保险。土耳其政府也通过立法，要求所有登记的城市住宅必须投保强制性地震保险，并建立国家巨灾准备金，以降低巨灾导致的政府财务风险。

自1979年起，我国逐步恢复国内保险业务。1980—1995年期间，我国企事业单位的财产保险、机动车辆保险、船舶保险、货物运输保险的责任范围均包含了洪水、地震等巨灾风险，同时，居民家庭财产保险的保障范围中包括了各类巨灾风险。但从1995年开始，我国保险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从控制和防范保险公司经营风险的角度出发，要求保险公司停办地震保险，因此，我国保险业提供的各类企业财产保险和家庭财产保险中均将地震风险列为除外责任。尽管目前国内商业保险公司将部分巨灾事故列为保险责任，但是由于面向的范围较窄，还不足以发挥巨灾保险的功能和作用。因此，在我国巨灾保险体系的建设中，政府既不参与也不干预，完全依赖各个保险公司的意愿经营。随着2008年中国南方雪灾和四川大地震的发生，凸显出了我国巨灾保险制度的缺失，也凸显了政府在巨灾保险体系建设中的缺位。因此，我国建立政府主导下的巨灾保险体系就显得格外迫切。

三、我国基于政府主导的巨灾保险体系建设

(一)分区域建立政策性巨灾保险公司

保险是建立在大数定律基础上的风险分散的重要手段。保险费率的厘定、保险产品的推出必须建立在大量相关数据基础上。巨灾风险也一样。而我国的商业保险公司因经营巨灾风险的时间很短、面很窄，积累的数据根本不能满足这种统计的需要。但政府拥有这种资源，能将分散在各个职能部门的资源和数据加以整合、统计、分析，对我国各个地区的巨灾发生情况作出翔实的调查，形成查询方便快捷、资料完备的数据库，为巨灾保险产品的推出和费率的厘定奠定坚实的基础。同时，政府可以将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加以集中，投入到专门的政策性巨灾保险公司，使其能高效快速地运营和发展壮大。再者，巨灾风险的发生影响面广、损失巨大，而我国商业保险市场和商业保险公司的发展尚不成熟，普遍存在偿付能力不足的问题，如果将巨灾保险的经营分散到众多的商业保险公司，则既不利于偿付能力和道德风险的监管，又不利于灾后快速、合理、充分的理赔。因此，不论从经营巨灾风险的基础条件，还是从巨灾保险业务的监管上，政策性巨灾保险公司都是适合我国目前国情的一种最优选择。应由政府扶持建立数个政策性的巨灾保险公司，将目前商业保险公司正在经营的巨灾保险方面的业务剥离出来交给其专门经营，在经营比较成熟后再完全转向商业化操作。

巨灾保险作为一种产品，保险公司在开发之前一定要有一整套的竞争策略，而首先考虑的就是目标市场的确定，只有确定了目标市场才能根据这一特定市场进行差别化、个性化的产品设计与开发。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地区之间存在着多方面的差异。首先，由于我国国土面积大，东西南北各个地域的气候差异大，各种灾害的发生频率和损失程度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就为设计出能吸引广泛巨灾保险投保人兴趣的产品造成了较大难度。如果不能吸引到足够多的投保人，则巨灾保险产品就失去了可操作性。其次，就是同一风险在不同的地区也会造成差异很大的危害，譬如Z008年发生的雪灾，其对南方和北方造成的危害程度相差悬殊。再者，由于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企业的经营收入和家庭的纯货币收入也大不相同，单位区域内的保险价值也不尽相同。因此，不能用一张综合性保单将所有的巨灾风险都涵盖其中，不能使用一个全国统一的保单和统一的费率，而应根据气象地理特征和经济发展水平将全国划分为不同的风险区域，再针对该区域的具体情况推出巨灾保险产品、厘定产品费率。因此，政策性巨灾保险公司通过这种差异化的目标经营战略，可以满足不同区位和不同经济水平的客户要求，能极大地刺激社会对巨灾保险的需求。

(二)大力拓展再保险市场

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通过再保险在地域上分散风险、扩大承保能力、稳定经营成果。通过再保险，一方面可以将大数定律应用到更广泛的区域内，在全球范围内聚集风险单位，从而使在局部区域内不可保的风险成为可保风险或准可保风险，另一方面可以将巨额风险分散给其他的保险人，从而由众多保险人来共同承担风险。1985年墨西哥大地震、1988年吉尔伯特飓风最后赔偿责任的98%都是由再保险公司承担的。而1992年美国的安德鲁飓风和1990年欧洲冬季狂风灾害赔偿责任的50%以上是由再保险公司承担的。在“9·11”恐怖事件所造成的损失中，60%—70笼的赔偿由全球再保险市场承担。

但从我国再保险的供给看，中国再保险市场规模小，承担风险特别是巨灾风险的能力十分有限。与国际再保险市场和国际再保险公司相比，中国再保险市场和中国再保险公司的整体规模和实力都大为逊色。中国的商业再保险市场是世界上最小的市场之一，它仅占全球市场份额的0.1%。目前我国境内可以参与再保险的承保能力为6亿美元，其中90%以上还需要用于非巨灾风险的一般保险业务的再保险和人身再保险业务。即使全部用于巨灾承保，对于动辄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美元的巨灾损失，承保能力也非常脆弱。因此，政府在建立政策性巨灾保险公司后，大力拓展再保险市场，将风险进一步大范围地分散是发展巨灾保险的迫切任务。

(三)引入巨灾风险债券

巨灾风险债券又称为自然风险债券或保险连结型债券，它以高收益的债券将巨灾风险证券化，把保险公司的风险转移到资本市场，达到风险分散的目的。保险公司通过设立一个特殊目的再保险公司(SPR)来发行巨灾债券。巨灾债券发行后，未来债券本金与债息是否偿还，完全依据“触发事件”是否发生。债券的偿还是附有条件的，一般在债券合同中规定，如果在约定期限内发生“触发”，那么债券持有人将损失部分或全部的本金或利息收入，而作为发行债券的保险公司将获得一笔相应的资金，作为保险理赔的基础。如果在期限内没有发生“触发事件”，保险公司将返还投资者的全部本金，另外还要支付较高的投资回报，作为使用其资金以及承担保险风险的补偿。

美国保险业的成功实践证明，保险业能够将巨灾风险转移到资本市场中，这使保险公司有能力承保巨灾风险，同时它也为资本市场上众多的投资者提供了新的投资品。可以预见，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保险市场和资本市场的进一步融合，巨灾风险证券化的潜能将被进一步释放，从而达到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的目的。具体来说，保险公司将专门负责承保巨灾风险并将风险按损失程度不同划分几类，然后由投资银行将各类巨灾风险证券化，组成不同产品投放于资本市场，最后完全由市场中的投资者承担风险，这样就会在最大范围内分散风险。

发展巨灾债券可以充分发挥保险市场和资本市场的作用，尤其是资本市场“蓄水池”的作用，可以将巨灾风险在资本市场上进一步消化。同时，对于资本市场来说，巨灾债券为之带来了更多的投资选择，因为巨灾风险的发生与否同资本市场的回报率基本上不存在相关关系，将巨灾债券引入非完全市场，可以提高市场效率，投资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投资目标和偏好，构筑成本更低、风险更小的资产组合，这样投资于巨灾债券就能为投资组合带来分散风险的作用。因为在一般的投资组合中，任何一种证券都无法分散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但是巨灾债券却可以，同时它为投资者带来了与风险相匹配的高回报率。这样，重大的风险累积就在保险公司和金融市场间得到了重新优化配置。

(四)实施多样化的救济方式

政策性巨灾保险公司虽然具备政策性的一面，但也同时具备商业性的一面。面对我国巨灾风险造成的巨大损失，巨灾保险的承担能力有限，其并不能完全补偿社会各主体的经济损失。这种巨灾风险融资的缺口，还需要政府救济的补充。长期以来，我国对巨灾风险损失都采用以国家财政为主导的救济，但政府财政仅仅是最低限度地提供灾后救济，而且，救济手段单一，存在很多弊端。主要表现为：第一，政府救济金额很小，惠及面较窄，相对于损失巨大、受灾面很广的巨灾损失如杯水车薪；第二，滋生了人们对政府的依赖，削弱了防灾减损的动机，同时容易产生道德风险；第三，对巨灾保险产生“挤出效应”，降低了社会对巨灾保险的需求欲望。

因此，本文认为，政府要改变以往单一的救济方式，实施多种救济手段。一是直接的资金救济，对遭受到毁灭性打击的家庭和企业，虽然参加了巨灾保险，但保险补偿远不能使其恢复生活和生产，这种情况下政府再提供部分资金，救助家庭于危难之中，帮助企业于破产之境。二是提供优惠贷款，对部分受损较严重的家庭或国家扶持的重要企业，或没有得到巨灾保险保障的对象，政府可以考虑提供一定额度的优惠贷款。如美国联邦政府从1954年开始实施洪水巨灾保险优惠贷款计划，该计划从1966年起获得了推广，使众多的受灾家庭和企业获得了资金支持，起到了积极的经济和社会作用。三是提供保费补贴，基于我国国民的保险意识不强，且很多人确实负担不起巨灾保险费用，政府应在不降低实际巨灾保险费率的情况下，根据本身财力向弱势群体提供巨灾保险保费补贴，以提高巨灾保险的购买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