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政策论文十篇

农村政策论文篇1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指对农村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科技和社会发展等各个领域和诸多环节的建设，它包涵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层次。也是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农村小康水平，构建和谐社会的具体概括。财政作为国民经济重要的调节部门，如何通过财政政策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财政部门在新形势下重要的历史性任务。

一、政府积极为农村公共服务创造条件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个涉及范围极其广泛的领域，包括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技推广、农村公共卫生、农村义务教育、环境保护、文化娱乐、公共安全等诸多方面。从财政支持的角度讲，主要是为农村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二、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为不发达地区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为农村提供公共服务，需要政府通过财政投入保证社会成员获得均等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体现社会公平原则。中央应根据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农村地区人口数量、地区财政收入水平等有关数据，制定地区财政收支平衡指标，确定地区财政应承担的公共服务支出水平，然后，中央财政根据全国公共服务平均水平，确定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数额。同样一省区域内，由于同样存在经济基础、地理条件、资源情况的差异，因而也存在财政收入水平和支出水平的不同，存在着本地区农村公共服务水平的不同，需要省市级财政通过本省市范围内的财政转移支付来弥补财政收支缺口以及农村地区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投入的不足，使本地区农村人口获得均等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改善本地区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业基础设施，提高落后地区教育水平和医疗水平，从而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

三、引导社会资金投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弥补政府资金的不足

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公共服务发展的需要，通过国家、社会和个人多渠道共同投资，可以拓宽投资渠道和服务范围，促进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速度和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首先，引导社会和个人投入农村公共服务。其次，合理利用国债资金和外国政府贷款。再次，鼓励社会团体和个人的福利赞助和捐赠。

四、加大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力度，改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础环境

一是大力加强农业重大工程的建设，搞好农田水利、中低产田改造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对一些重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工程，要实行中央和地方共同负责制，逐步扩大中央和省级小型农田水利补助专项资金规模，要继续搞好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山区综合开发等生态建设工程，改善农业发展的生态环境。二是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交通条件，解决贫困地区人畜吃水困难，推进农村安全饮水工程建设速度。

五、加大农业科技和社会化服务体系支持力度，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

一是提高农业科技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保证农业科技投入稳定增长。每年要安排一定比例的国债资金用于农业科技投入，用于农业重大科技工程和重点农业科研基地的建设。二是要利用财政贴息、财政补贴和税收政策来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农业科技。三是要发挥农业科技推广和社会化服务组织对农业产业化的促进作用，通过社会化服务组织联系科研机构和农业生产环节的桥梁作用，调动社会资源用于科技成果转化，支持农业科研单位和企业的多种形式的结合，鼓励有条件的企业根据市场需要搞科研，培养“公司+农户”、“科研+基地+农户”等多种科技推广和农业产业化发展模式，培养农业科技龙头企业，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

六、加大农村公共卫生投入，改善农村医疗条件

一是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提高卫生投入比重，保证各级政府卫生预算支出不低于同期财政经常性支出增长的速度，并保证各级政府卫生投入向农村公共卫生倾斜。二是加强农村公共卫生经费管理，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山西省已经制定了实施全省公共卫生体系和医疗救助体系规划，中央和省财政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用于加强县、乡、村三级医疗服务网络的建设。财政部门要加强经费的监督管理，保证项目资的安全和有效使用。三是加快推进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建设步伐，加大对医疗救助资金的支持力度，扩大救助范围，提高救助水平，重点解决好农村五保户等贫困家庭的医疗救助问题。四是严格合作医疗资金管理，建立稳定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筹资机制。认真总结试点工作以来一些有效的做法，积极探索形式多样、简便有效、农民认可的筹资办法。同时要加强资金管理，将提高补助标准所增加的资金最大程度地用到农民身上，以要避免出现基金透支，防范基金支出风险。

七、加大农村义务教育投入力度，改善农村教育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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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确办刊宗旨、稳固读者群

突出办刊特色，创建名牌期刊首先，期刊的采编人员要对稿件进行甄别和选择，从源头上保证科技信息的准确、有效。借助专家库这一优势资源，先期优化选择，缩小农民的选择范围。根据办刊宗旨、农业产业调整和重点领域的变化，调整报道重点，有针对性地确定阶段性的办刊目标。根据科技的进步、经济发展的多样性和政策的倾斜与调整来策划选题，从而增强刊发文章的指导性、时效性和多样性，及时、准确地报道农业生产的实用技术。其次，农业期刊要确定刊物的类别，是学术还是科普期刊。学术期刊要增强自身的推广作用，与科普类期刊实现有针对性的链接，把农业科技发展的新成果第一时间介绍给农民，配合科技工作者做好农技推广工作。再次，期刊要确定自己的读者群，不同的读者群有不同的期刊需求。要建立自己的读者群，积极接受读者反馈的建议，使读者成为期刊的共建者，不断整合编者、作者与读者的智慧，增强期刊的凝聚力和办刊水平。此外，期刊还要开辟专栏，创建名牌期刊。名刊名栏是期刊吸引作者和读者的核心竞争力。一方面可以吸引学术水平较高、经验丰富的专家学者、一线农艺师为期刊撰写文章，形成稳定、有序的作者群；另一方面，设置专栏有助于不同学者展开学术讨论，使期刊的内容更加丰富、信息编排更为紧密集中，从而吸引更多的读者去订阅期刊，真正实现期刊作为信息媒介服务“三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的目的。

2加强与农林院校和农业科研院所的交流合作

缩短发稿时间，及时最新的农业科技成果以农业期刊为信息交流平台，加强与各高校和农业科研院所的合作交流，减少重复性的研究，同时，缩短发文时间，这就要求期刊要拓展稿源，建立稳定的作者群，从优质的作品中选编刊发。编辑也要树立时间意识，加大编审力度，把研究的最新成果第一时间出去，实现农业科技服务农民的目的。

培养高效的复合型人才当今社会是信息的时代，网络刊物，手机阅读已经成为未来期刊发展的方向，农业期刊也不例外。中国期刊网和万方数据资源库已经收录了各类学术期刊所发表的论文以及各高校优秀的硕博士论文，极大地满足了农业科技者浏览、学习、交流的需求。随着网络在农村的普及，建立“农业数字期刊群”实现农业期刊的免费浏览是未来发展的趋势。期刊要想长足发展，实现服务“三农”的目标，除了要有稳定的作者群提供优质的稿件外，还需要业务水平高，综合能力强的复合型人才。编辑人员要熟练掌握、应用多媒体等网络技术，通过定期的培训不断提高编辑人员的综合素质，充分发挥人才在现代农业发展中的作用。

4加强政府财政支持力度

提高期刊的办刊水平政府要加大对农业的政策扶持力度，加强工业、服务业对农业的反哺力度，逐步提高农技推广在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依靠政策积极有效地促进农业期刊的发展。

5建立过刊赠送制度

延伸期刊的读者群，增加传播手段期刊是连续性的出版物，期刊社每期刊印都有剩余，部分期刊积压形成过刊。可以把这些过刊免费发放到农民手中，继续发挥作用。此外，农业类期刊有着自己固定的读者群和作者群。期刊可以合理利用这一资源，把作为作者的农业科技工作者和作为读者的农民有效连接在一起，定期组织专家赴实地进行农业考察技术推广，将科技信息的供体和受体联系起来，形成良性的科技生态链，巩固期刊的科技纽带作用。

二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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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政策性金融;发展

1农村政策性金融概述

农村政策性金融，是以政府发起、组织为前提，以国家信用为基础，以配合、执行政府农业和农村产业政策、区

域发展政策为主要目的，不以盈利为主要目标，在农业及相关领域从事资金融通，支持、保护农业生产，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一种特殊的金融活动和金融形式。农村政策性金融的服务对象不仅包括农(种植业)、林、牧、副、渔业，还包括农村的工业和第三产业，其市场主体主要是农户(农民)、农村私营企业、合作经济组织、乡镇企业、国营农场等等。农村政策性金融一般有三种形式：一是由政府组织成立的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为农业提供优惠贷款或发展资金；二是由政府部门确定使用方向，商业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必须为农业提供的政策性贷款；三是商业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信贷分配政策受政府干预，不能自主地根据其资产负债情况进行信贷分配。

农村政策性金融的基本特征有以下几点：一是经营方向的政策性。二是经营目标的非盈利性。三是经营范围的界定性。四是资金运用的优惠性。农村政策性金融还为业务对象提供优惠条件的担保，以改善借款人的融资条件和地位，鼓励其它金融机构扩大农业贷款。

2我国农村政策性金融的现状分析

目前在我国承担农村政策性金融业务的机构主要有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以及农村信用社。尽管我国农村政策性金融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我们必须看到当前的农村政策性金融体系非常不完善，政策金融缺位现象严重，这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是不相符的。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村政策性金融规模小、业务萎缩，在支持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十分有限。近年来农村政策性金融业务总体上讲规模比较小，政策性金融所发挥的作用不明显，业务面比较窄，支持效果不佳。目前广大农村农业产业化经营、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人畜引水工程、环境综合治理等项目急需政策性资金支持。而对于这些项目，大部分政策性金融服务都未涉及到，部分已涉及的项目政策性贷款也在逐年减少。

（2）立法滞后，政策性金融无独立的法律依据。国外政策性金融机构都有独立的法律依据，它们在政府支持的产业方向和范围内独立决策和经营，是自主决策、自主经营、自担风险的独立法人。而我国恰恰相反，1994年农发行成立后，关于政策性银行的立法却一直没有出台，对政策性银行经营范围、运行规则、违规处罚等都没有明确规定。这带来明显的负面效应：一是使政策性银行的业务经营不规范；二是监管部门监管无法可依；三是制约政策性银行职能发挥和自身发展。

（3）现有农村金融机构开办政策性金融业务遇到较大困难。一是农业发展银行自身生存与发展陷入困境难以承担起农村政策性金融的重任。二是农业银行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职能错位，不能有效履行农村政策性金融的职能。三是农村信用社因开办小额农贷造成部分经营亏损，承担农村政策性金融职能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是要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另一方面要按照为“三农”服务的经营方向完善服务功能，进一步加大支农信贷役入。

（4）农村政策性金融与财政性资金功能分割，没有形成整体合力。近年来中央明确了“多予、少取、放活”政策，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财政转移支付逐年增大，但未与政策性金融资金配套使用，作用发挥十分有限。一是财政转移支付支农资金通过多个途径多个部门分散划拨难以形成规模优势。二是财政直补资金未能与农村信用社开办的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相结合，支农作用分散。

3我国农村政策性金融的发展思路

（1）推进农村政策性金融立法进程。目前，在农村政策性金融方面应尽快出台《社区再投资法》，规定任何金融机构只要吸收县及县以下农村存款，就应有一定比例必须用在其吸存业务所在社区的农业贷款上，如果不用，就退出存款市场；出台《农村政策性金融条例》，包括政策性金融机构条例和章程，明确农发行的业务定位、服务领域、经营宗旨、经营原则、风险补偿机制和有关部门对农发行的监管职责；颁布《农业保险法》，将一些关系国计民生、易受灾害的品种、项目和行业确定为政策性险种、由政府对其提供保费补贴免税支持。

（2）重构农村政策性金融体系。从现阶段农村市场需求来看，单凭农业发展银行现在的规模和实力，是无法满足的，必须对现有农村政策性金融进行重构。重构农村政策性金融有两种思路：一是继续扩大农业发展银行的规模和业务，使农业发展银行成为农村市场举足轻重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形成以农业发展银行为主、其他政策性金融机构为辅的政策性金融体系；二是细化农村政策性金融业务范围，按照不同业务范围设立多种政策性金融机构，如设立区域扶贫银行、住房储蓄贷款银行、农业项目银行、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等专项政策性金融机构，与农业发展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等多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并存，共同构成较为完善的政策性金融体系，拓展农村金融业务范围和深度。

（3）政策性金融机构与商业性金融机构之间、各政策性金融机构自身之间相对分工、适度竞争。需要明确的是，政策性金融机构是充当政府发展经济、促进社会进步、以宏观经济管理为主要目标的金融机构，必须以从事政策性金融业务为主。政策性金融机构应该准确定位，准确界定政策性金融业务范围，充分实现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分离。政策性金融机构与商业性金融机构之间、各政策性金融机构自身之间要做好协调配合，在相对分工的基础上允许适度竞争。现阶段，要转变农村政策性金融的发展理念和经营模式，避免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混淆，更不能利用政策性金融的幌子来参加商业性竞争。在业务分配上，政策性金融必须立足于政策性业务和范围，为实现经济社会的特定目的，运用政府指令、财政直接补贴等方式，开展业务；在业务运作上，主要通过业务招投标方式保证政策性业务的公开公平和公正，力求政策性业务的透明，形成政策性金融机构与商业性金融机构之间、各政策性金融机构自身之间相对分工和适度竞争的局面，提高农村金融体系的运作效率。

（4）在农村政策性金融的业务领域进行不断创新。借鉴国际成功经验，结合我国国情，拓展农村政策性金融的业务领域。大力发展农业贷款再担保或农业担保信用保险等中间业务，通过引用国家信用对农业贷款担保机构实施再担保或者担保信用保险，以此提升农业贷款担保机构的信用，有效分担农业贷款担保机构的风险。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进入农业贷款担保体系，扩大农业贷款担保机构的数量和规模，从而达到以少量政策性资金拉动更多的社会资金投入农业，政策性资金在更宽的范围，以更大的倍数达到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目的。充分发挥网络优势，国家财政支农资金拨付、结算以及由财政部门承担的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对我国农村的转贷款业务。

参考文献

［1］李扬．中国金融理论前沿［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农村政策论文篇4

【论文摘要】辍学现象的产生是社会、家庭、学校和学生自身等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控制农村初中辍学率较为有效的措施是标本兼治、齐抓共管、政策落到实处、深化农村教育改革。【论文关键词】农村初中；义务教育；辍学；控辍保学 我国九年义务制教育已实施多年，按理说辍学现象应不断减少，但笔者在调查中发现情况并非如此：表1：樟山中学近三学年度辍学情况统计表 表2：吉州区农村中学近三届毕业生变动情况统计表 由以上两表我们可看出：樟山中学、吉州区的辍学率、巩固率呈现一致的对应趋势。然而，这种现象并非仅仅出现于我校、我区。据农业部2003年抽取山东、江苏、安徽、湖北、贵州、云南、重庆、甘肃等10省（市）共100个村的6104个样本农户的调查显示，农户中有6～16岁义务教育适龄子女5203人，其辍学率高达10.7%。由此看来，农村初中辍学现象已不仅仅是个别学校、个别地区的特殊现象，它已成为我国农村初中教育阶段的一个普遍性的严重问题，其已经造成的严重后果及将造成的后果不得不引起有识之士的忧虑和反思。 一、农村初中辍学现象导致的后果 其一，使农村教育走不出困境。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03年，我国仍有一千多万儿童少年没有完成义务教育。在此形势下，农村教育的主要任务不得不全力以赴放在实现“普九”目标上，无暇顾及其他教育目标，而由此所产生的教育质量则可想而知。 其二，严重制约劳动力队伍素质，进而制约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劳动力素质差是我国目前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中凸现出来的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也必将对我国实施科技兴国、建设和谐社会的伟大战略目标产生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毕业论文下载网www.biyeda.com 其三，对下一代的影响。在农村，早辍学必然导致早婚早育。由于类似的早婚早育夫妻自身缺乏基本的生存条件，这又给他们的下一代健康成长带来物质的匮乏，其思想观念也因其知识文化低也更落后，必将对中华民族下一代劳动者的整体素质的提高与改善造成严重的影响。 二、农村初中生辍学的原因 （一）社会原因 新“读书无用论”影响很大。“升学跳农门”的传统观念在广大农民的心目中一直占统治地位，这本来对其促使其子女上学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随着目前社会上缴费上学，人才供求矛盾的日益凸现，这都给农民“升学找出路”的传统思想带来巨大冲击，这就导致了更多的农民对教育的投资不敢再抱有很大的奢望。 （二）家庭原因 因家庭遭受变故，无力支持子女学习费用而辍学的事实的确存在，但这只是少数，家庭不和或父母离异，父母在经济上尽量满足子女要求，使孩子产生了依赖的思想，如稍有不顺便逃学，直至辍学。 （三）学校原因 教学方法陈旧。仍在沿用旧的教学模式，而且初中教材不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现在的教材虽说不全是为升学服务的，但对不能升学或不想升学的学生来说都是学而无用或用处不大。 （四）学生自身原因 1．调查显示，98%的辍学者并不是不想读书，而是不想在慢班读。快班生荣誉感强，不易辍学；慢班生自卑感强，心理压力大，极易辍学（名校普校也是此道理）。学校分了快慢班后，并没有对所谓的“慢班生”进行相应的教育引导，相反，在学科教育和思想教育两方面都降低要求，这就导致部分学生结伙越轨，正常的教育秩序缺乏保障，也挫伤学生的积极心，使其厌学辍学。 2．打工潮吸引了不少后进生和贫困生。春节前后，打工族衣锦还乡的阔绰劲，刺激了一些家长和学生，尤其是那些学不进、基础差的学生，一股“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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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重中之重，今年1月，中央新的“一号”文件进一步明确了“三农”工作的重要性，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农村经济的繁荣和农民生活的富裕小康，关系到整个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顺利实现。解决“三农”问题，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农村金融改革及农村资金的供给问题，“三农”经济的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对“三农”资金的投入的投量和投向。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支持“三农”发展的措施，有效地促进了“三农”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实行行户小额信用贷款、支农再贷款等措施，有力地推动了农民增收，为农民走上富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并促进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

一、农村信贷投入对“三农”经济的影响

当前农村资金的投入除国家的减税政策、扶贫资金、和部分粮棉油补贴政策的配套资金外，主要是农村信用社近几年开展的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农户联保贷款、质押贷款和中央银行的支农再贷款(目前采用的是由当地信用联社向央行的借款，专项用于支农资金不足的信用社发放贷款需求)。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在支持农村经济发展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使“三农”经济得到了全面快速的发展，成为农民由贫穷转向富裕的重要资金支柱。主要表现在。

(一)小额农贷在发展农村经济中发挥了一定作用。神池县是个纯农业县，农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近年来，神池县农村信用社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富民政策，以农户小额贷款为突破口，加大支农贷款的力度，通过开展信用等级评定、信用工程建设，用信贷杠杆引导农民诚实守信，支持农民发家致富，推动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确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一是产业结构得到了调整。通过农户小额信用贷款，根据辖内农业生产条件，分类扶持，宜林则林、宜牧则牧、宜商则商，突出重点，择优扶持。几年来，形成了以特色农业、绿色农业、生态农业为主体；种草养畜，舍饲养殖为支撑；农村特色产品经纪人为辅的农业生产新格局。先后扶持建起了以贺职乡为主的万亩南瓜基地、以东湖乡为主的十万亩万铃署基地，建起和培育了养殖示范小区20个、百头养殖重点户80户、发展养殖大户120个，建设规模养殖场7个，起到了种植损失养殖补，粮食减产牧增收的效果；二是农民实现了增收。截止2004年未，神池县农村信用社贷款余额达15897万元，全部用于“一农”，较2000年增加9066万元，增幅达130。农村资金的大量投入，农业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农民收入逐年产加，2004年，农民人均种植收入增加700多元，养殖收入增加320多元，有效地解决了农民生产生活的子女上学等问题。三是农村信用环境得到改善。神池县至2001年实施农户小额信贷以来，经过一年来的风风雨雨，全县已评出信用户15007户，占全县农户的64.9据，发放贷款证12000户，占全县农户的54.6。通过信用社与农民的感情距离，也赢得了农民的信任，社会信用环境得到改善。四是农村新型经济组织初步形成。信用社在小额农贷的基础上，为支持其它农村经济组织的发展，实行农户联保贷款，加大了对农村专业市场、农村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从而促进了农民增收，可以说农村信用社在支持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人民银行的支农贷款发挥了积极作用。截止到2004年12月底，神池支行支农再贷款余额为1300万元。特别是近几年业，党和国家对“三农”问题愈加重视，农村信用社在资金方面已不能完全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为了真正把农村经济搞好，神池支行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及时向上级行申请支农再贷款，按照“四挂钩”的要求，建立三级台账，及是监测支农再贷款的管理、使用情况，集中支持了辖内6家因资金不足而支农乏力的基层农村信用社，占到全县法人机构的45，支农同贷款全部用于农业生产的化肥、籽种、地膜、农药和农机具，为农村经济发展流入了新的活力，使农村信贷投入遍及全县各个村庄、农户，使县委、政府的调产战略得以顺利实施，农民及时得到生产生活的急需资金支持，通过央行支农资金的投入带动了农民增收。几年来，神池支行支农再贷款累放金额达到4000多万元，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村经济发展的资金需求，弥补了“三农”资金长期供需不足的局面。

(三)初步探索出了我县信贷支持“三农”的有效途径。一是坚持分类指导，区别扶持。几年来，神池县农村信用社在政府、人行县支行大力支持和窗口指导下，逐步摸索出了一条农村信用社的经营管

全县的农业生产各具特色，显出勃勃生机。二是加快推广联保贷款。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信用社的经营范围也在扩大，主要是近些年农村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经济组织和农村民营企业，比如近一些年出现的农村绿色农业基地、奶牛养殖业、肉牛养殖业、农副产品经纪人等。这些新的农村经济组织和农村企业的发展，为农村信用社打开了新的赢利和发展空间。

二、当前农村信贷存在的问题

当前农村信贷主要表现在小额信用贷款的推广，还有少部分联保贷款和质押贷款，小额贷款占比较高。小额贷款在额度小、期限短、方便灵活方面，使农民确确实实得到了实惠，受到了农民的极大欢迎，促进了“三农”经济的发展。为解决农民贷款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目前在农村经济迅速发展的情况下，一方面由于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居民生活逐步走富裕，农民维持简单再生产所需的化肥、农药、种籽等小额贷款已基本得到满足，农民的生产规模逐步扩大，农村的信贷需求也开始发生很大变化，已向高层次、多元化发展，有一部分先富起来的农民在生产上走向集约化、规模化、多样化，对贷款的品种、需求也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农民不仅仅单纯依靠种地、养殖为主，逐步向种、养、加一体化发展，而且贷款的周期也要求越来越长，小额贷款的方式和额度已不适应新时期农民对贷款的需求。表现在：

(一)农村信贷投入方式与农村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突显。个体私营企业和农村其它经济组织贷款需求呈旺盛态势，资金的需求量与期限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随着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农村经济条件的改善，农村出现了新的变化，农产品加工业、个体运输业等新型农工商结合的经济组织逐步开成，其对贷款的需求十分旺盛，小额贷款的额度与期限已不能满足生产需求。如神池县实施退耕还林，舍饲养殖以来，在交通较发达的农村都兴起了运输业，仅去年下半年以来，农村通过各种渠道筹资养车的就这近千户，需资金近4000余万元，而小额贷款每户最高仅能解决2万元，有些户几户合起来还买不到一部车，小额贷款难以满足，只能通过高利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

(二)农村信贷供给总量与高附加值农业生产信贷需求差距较大。小额农户信用贷款只能解决了农民简单再生产的问题，而没有解决从根本上脱贫致富的问题。小额信贷通过其额小、分散、灵活的方式，对一些纯种植户、小规模养殖户的资金需求可以满足。但对一些高附加值农业生产因资金需求量大，生产周期长而难以满足需求。如近年来兴起的奶牛养殖业，尽管前景看好，但国资金需求量大，涉及面广，资金周转时间长，信用社一方面无能为力，另一方面觉的风险较大，不敢大胆进行支持，致使生产形不成规模，在一家程度上限制了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农民脱贫致富的步伐。

(三)农业与农产品深加工资金需求与供给矛盾突出。目前由于近几年自然灾害频繁，小水库、渠道多年失修，急需进行维修；另外农副产品加工业俏然兴起，各种机器设备及基础设施投资大，资金回收周期长，这些小额贷款无法满足。

(四)农村信贷供给结构与农村是益增长的消费贷款需求不相适应。当前信贷支农主要靠农村信用社，而农村信用社信贷支农的主要品种仍以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联保贷款为主，服务对象也主要是种植户和养殖户。农村居民近年来生活消费水平普遍提高，对住房消费、子女上学、交通和通讯设备、家庭设备等方面投入较多，资金需求量也较大，则小额农贷对贷款用途虽规定5大类，但消费货款、住房贷款、助学贷款、汽车贷款优惠政策等都与农民无缘。

(五)农村信贷渠道单一，农村信用社支农步履维艰。除了农村信用社以外，其他国有商业银行大部分只吸存、收贷，而很少放款。唯一的农定发展银行也只专职于发放粮、棉、油收购专向贷款，对提升农村产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的其他方面资金支持力度微乎其微。因而重任就落到农村信用社身上。2004年新增的农业贷款中，绝大部分来自于农村信用社。“一农支三农”的重任，使原本就经营艰难的农村信用社更显得力不从心。少数地方的农民贷款难问题仍然存在。

(六)农村金融服务网点明显减少，农村资金“农转非”严重。一方面国有商业银行自实施商业化和集约化经营以来，大量撤并基层营业网点，以神池县为例，国有商业银行网点基层全部撤并，而信用社由于撤并乡镇在2年间撤消了3个基层社。另一方面是“农转达非”严重，近年来，国有商业银行除发放小额质押贷款外，其它类型的贷款全部上收，而在当地所吸收的存款，全部上存其上级行。除此以外，邮政储蓄的快速增长也加剧了农村资金的外流。如神池县邮政储蓄存款达1亿元，全部上存上级邮政部门，如果这部分资金用于“三农”的投入，将会给“三农”经济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七)信贷期限与农业生产周期不配套。目前农村信用社贷款仍然沿袭传统的“春放秋收冬不贷”的做法。就神池来说，农忙季节主要集中于3-9月之间，而剩余的半年时间，特别是在粮食还没有出售之前，农民从事一些其它的生产经营活动，如搞一些小的粮油贩运、小型农产品加工等需要的资金，信用社在农民没有还清贷款前，而且确定的信用额度已足，就不能对其发放新的贷款；另外，从事养殖业、发展特色农业以及购置大中型农机具的需求，要么期限太短，要么不能跨年度，不符合生产发展的要求，农民感觉委不方便。如奶牛养殖业，养小牛投资小，但到产奶期至少也得一年半以后，而农民贷款期限最长为一年，无法满足农民的需要。

(八)农民难以承受过高的利率负担。现行农村信用社利率在中央银行基准利率基础上最高可以上浮2.3倍，达到12.83。再加上物价上涨，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农民实际纯收入涨幅不大，贷款得率虽然在执行中，信用社对农户的贷款并不是执行的最高限，但能享受到优惠的，也只限于颁发有信用证的农户，而且金额较少。缺口部分，有时不得不靠亲朋好友借或借高利贷。

三、提高农村信贷投入的政策建议

由于农业经济效益的逐步提高，资金需求的不断增加，央行应加强窗口指导，引导金融机构进一步拓宽业务，主动占领农村市场，满足农业经济发展的需求。

(一)提高小额贷款的额度和贷款范围。针对当前农村和农民的贷款需求变化，信用社应定制合理的支农贷款办法，适当提高小额信用贷款的额度，对不同的产业资金需求行业，采取不同的贷款最高限额，拓宽贷款的用途和范围，加大中长期贷款的比例，满足农民的大额贷款需求。

(二)坚持农村资金投入于农村，解决农村信贷需求问题。一要加大支农再贷款的投入额度和期限，缓解信用社资金不足；二要调整农业发展银行的职能定位，发挥信贷支农作用，可试办定单农业贷款、农产品开发、扶贫贷款、农业设施贷款等业务；三要将农业银行、邮政储蓄资金通过多种渠道再投入农村，规定从农村吸收的资金，除缴足准备金、留足备付金外，设定上存资金的比例，其余部分全部通过有关渠道回流农村，增加农村资金来源；四要规范民间借贷，对民间借贷进行合理引导和监管，使民间借贷成为民间融资的一种补充形式。

(三)对信用社开办农村消费信贷给予支持。鼓励信用社开办住房贷款、助学贷款等业务，不断扩大信用社的业务范围，在改革中不断扩大业务范围。提高资金实力，使信用社真正发挥起“三农”主力军作用。

(四)加快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步伐。通过人民银行资金支持，消化农村信用社历史包袱，促进农村信用社转换经营机制，建立法人治理结构，实现国家“花钱买机制”的目的。从而解决近年来农村信用社在支农服务中，不堪负重的“一农支三农”的困难局面，提高其支农的实力和能力。

(五)成立农业贷款担保机构。通过成立农业贷款担保机构，解决农民贷款难、特别是大额贷款难的问题，可有效解决涉及农民营企业、个体私营经济的贷款难问题。对于一些额度大、期限长的贷款，以其有效资产作抵押，由政府出面担保或者进行适当扶持，辅之以安排下岗职工、特困职工就业问题，达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盈的效果。

农村政策论文篇6

[关键词] 农村政策 行政决策 对策

[中图分类号] D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1650 （2014）10-0001-02

一、在落实农村政策中存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的状况

一是表面一致、阳奉阴违、“替换性”执行上级农村政策。一些地方表面上出台了贯彻上级农村政策的措施，实际上却实施相违背的方案，使上级农村政策落空，表面一致、阳奉阴违的执行。二是改其实质、曲解其意、“选择性”执行上级农村政策。三是“象征性”走过场的执行上级农村政策。四是搞土农村政策、添工加料、“附加性”执行上级农村政策。五是“欺骗性”执行上级农村政策。六是“对抗性”执行上级农村政策。七是“相互争权”矛盾性执行。

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的危害

一是削弱中央农村政策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变通”农村政策，肢解、曲解、抵制中央农村政策，制定“土农村政策”，实行地方保护主义，执行的结果出现了与既定农村政策相悖的情况。这样的“对策”是不合理的，更是不合法的，其危害极大。

二是助长地方主义、本位主义抬头。对中央和上级的农村政策按需取舍，符合本地区、本单位利益的坚决执行，不符合就消极执行，甚至阳奉阴违，使中央和上级农村政策成为一纸空文。

三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分散主义危害巨大，造成“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严重后果。更严重的后果是中央农村政策权威性、严肃性正在受到来自国家机器内部的更具自我利益、自我意识、自治权力日益增大的地方政府及其领导者的挑战，长此下去，就有可能形成“诸候割据”的局面，危及国家和民族的稳定和统一。

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产生的原因

1.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党性和宗旨意识缺失

在宗旨观念方面，一些领导干部宗旨意识淡薄，不能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能坚持以人为本，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个人主义突出，形式主义、严重。在组织纪律方面，他们贯彻民主集中制不力，纪律观念淡薄，对中央的决策部署合意的就执行、不合意的就不执行，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2.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执政理念缺失

一些农村政策执行者“官本位”思想严重，或“地方主义大于天”，或经不起发展中的各种诱惑，世界观、人生观发生变形，逐渐淡化了“执政为民”的理念，将党和国家的农村政策歪曲执行，把人民赋予的权利作为谋取个人利益、中饱私囊的工具，作为大搞政绩工程、实现平步青云的台阶，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3.根本原因是利益驱动，追求利益最大化

农村政策执行活动就是对利益的重新配置。利益是政治经济生活的主旋律，这就必然导致各个利益群体为了本身的利益进行博弈，力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是执行主体或者农村政策指向的目标群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过程中，一味强调地方利益、部门利益甚至是个人利益而对原农村政策的支解曲解。

4.造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关键原因是权力寻租

执行人员按要求代表人民利益不折不扣的贯彻执行农村政策，由于“经济人”理性的存在，农村政策执行者也在时刻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执行方式，由于制度的不完善，这种角色错位极有可能导致权力寻租。

权力寻租是权力所有者利用公权力直接寻求非生产性利润的活动，是通过权力去参与商品交换和市场竞争以获取物质利益。“权力寻租”腐蚀的就是农村政策执行主体，通过农村政策执行主体角色异化改变公共农村政策的本意，使农村政策执行走样，甚至落空。这种由于农村政策执行主体和目标主体相勾结导致的“对策”行为极大的影响了原农村政策的执行，甚至使原农村政策成为一纸空文。

5.农村政策本身的缺陷和漏洞是造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制度原因

农村政策得到很好执行，前提是农村政策本身具有合理性，而农村政策本身的缺陷构成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诱发因素。农村政策缺陷体现为农村政策的多变、政出多门、农村政策缺乏科学性，不完整，不配套。今天这个部门在自己管辖范围制定一个农村政策，时过不久，情况发生了变化，又由另外部门匆忙出台一个农村政策，这些农村政策之间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无法建立起农村政策的权威性和可信性，造成农村政策执行起来普遍性的短期行为和投机行为，对新农村政策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也就不奇怪了，这种农村政策之间的“撞车”为农村政策执行者各行其是，各取所需提供了条件，造成对农村政策的选择性执行，避重就轻，无法威慑违法生产行为。

6.农村政策执行的监控不力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执行管理原因

农村政策执行的监控部门面临的却是监控的权威、资金、技术、人力、信息资源的严重不足问题。这就造成实际工作的几个工作人员监督严重不足，信息缺乏、设备落后，监控农村政策执行起来流于形式。甚至在处理中，监察部门只有建议权，权威性不足，社会舆论、新闻媒体的监督缺乏实质制约性，且容易受权力干扰，导致一些政府和大型企业在农村政策的执行中大搞“对策”行为。

四、治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对策

1.加强党性和宗旨教育。一是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装头脑是避免党性缺失的基础和前提；二是改造世界观的实践是避免党性缺失的有效途径。三是接受党内生活的锻炼是防止党性缺失的基本保证。四是注重自我修养是克服党性缺失的内在动力。五是建立健全内民主制度、干部选拔制度、党内监督制度、廉洁从政制度、执行的保证机制、长效机制机制是克服党性缺失的关键环节。

2.以十、群众路线理论为指导，树立适应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正确政绩观是遏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的基本前提。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树立正确政绩观，首先要解决好“政绩为谁创”的问题，始终把群众的情绪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的需要作为第一选择，切实解决农民增收、企业改制、劳动就业、征地拆迁以及教育、医疗等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用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问题的实际成效创政绩。

3.以十、群众路线理论为指导，加强农村政策执行中的思想文化教育。加强农村政策执行主体和目标群体的思想意识教育具体来说就要二者分别树立正确的利益观，政绩观。各级官员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要把“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贯彻到农村政策执行过程的始终，自觉抵制农村政策执行中的干扰因素

4.群众路线理论为指导完善权力制约体系。权力寻租而导致腐败是产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影响农村政策执行效果的关键因素。惩治权力腐败行为是遏制地方“对策”行为最核心的措施。权力制约是关键，要建立健全一整套的官员任免考核管理、官员政绩考核体系和权力监督等制度，对权力寻租行为加大处罚力度，增加腐败成本，使权力寻租腐败者“政治上身败名裂、经济上倾家荡产、思想上后悔莫及”；规范权力运作，使得官员的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从根本上保证农村政策的实施。

5.群众路线理论为指导健全科学民主的决策制度。农村政策本身存在问题也是导致这一现象的诱发因素。“好制度可以让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方面”合理完备的农村政策，本身就减少农村政策执行主体投机行为的可能性，减少违反农村政策所带来的违规收益，同时，加大了农村政策违规的心理成本和被发现的几率，使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所获得的净收益趋向为零，甚至为负，消除“对策行为”产生的收益动机。

6.群众路线理论为指导善农村政策执行的监控系统。完善的农村政策执行监控能够减少农村政策执行中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首先，完善监控主体地位，权力来源与配置。农村政策执行者之所以挑战中央农村政策的权威性，搞上“有农村政策下有对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农村政策执行监控机构法律地位低，权威性不够；隶属于一级政府，受权力干扰大，独立性不强。造成下级监控上级、部门监控政府。这种由于机构设计的先天缺陷导致监控效率递减，监控行为流于形式。改变这一现象就通过立法，以法律保障监控部门独立的地位，赋予更大的监控权力，增强权威性，使监控做到“有法可依”“有权可依”。

7.完善科学的政绩考核和干部应用机制是遏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核心内容。对干部考核评价不仅要关注经济增长的速度，财政收入的多寡，还要注重党的路线、方针、农村政策的执行力度以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遵守程度。要在政绩考核中增加群众评价的比重，改变自上而下的单一政绩评价体系，用十、群众路线理论为指导，融入企业、社会团体特别是人民群众的评价意见，使政绩评价主体多元化，彰显企业、社会团体和群众意见在官员政绩评价当中的重要作用，使地方官员在注重政绩和升迁的同时，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更多考虑公众需要和公众利益。

8.提高执行人员素质。农村政策执行是由执行机关来具体行使的，执行机关的特性直接决定着农村政策执行的成效问题。很难想象一个无战斗力、无效率的的机关组织能够获取农村政策执行的成功。执行机关必须做到首先职责分明，即明确规定每一个执行机关的权力大小和职权范围，其次，领导集中，指挥统一，目标、行动和指令要一致；第三，制度健全，运行机制要有序。一方面，要不断提高执行人员素质。由于执行机构的核心要素是执行人员对农村政策理解的程度的意向、态度和行为与执行效果有直接的关系。因此，要重视执行人员的选择和配备。执行人员不仅要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还应具备一定的文化和专业知识，合理配置不同专业的执行人员，最大限度地发挥其长。

9.强化督导制度。强化督导，严查实督，积极作为，大胆工作，敢于“唱黑脸”；要深入基层，接近群众，做到巡得勤、督得严、抓得实。只有这样才能杜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综上所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危害极大，诱发原因复杂，必须从源头防治，就必须以十、群众路线理论为指导，切实把以人为本的核心贯穿到确保政令畅通的工作中，不断创新农村政策执行监管机制，提高执行人员思想道德和党性修养、宗旨意识及业务能力素质，加强纪律作风建设，完善公众监督体制，增加农村政策、制度透明度、完善科学的政绩考核和干部应用机制、增强惩治权力腐败力度，完善惩治权力腐败的措施。才能有效的遏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保证政令畅通。

参考文献

[1]十报告

[2]李亚荣，我国公共农村政策执行偏差及治理研究，西北大学，2007年

农村政策论文篇7

关键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村民参与，政策效果，地区差异

 

一、选题背景：

农村合作医疗政策自发展以来为缩小城乡差距、改善农村医疗水平起到重要作用[1]，但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提高，该政策也暴露出了诸多问题。为此,中央及各地政府多次提出改革农村合作医疗制度[2]，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的决定[3]，力求农民就医问题能够得到解决。

但面对中国七亿五千万[4]的农村人口和参差不齐的医疗卫生水平，“新农合”政策究竟能惠及多少农民，各地基层组织对此的重视程度如何，这些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思。为此，本次调研对济南市及周边地区展开调查，从当地村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比例、对该政策了解程度、满意度（包括对报销比例的满意度、对报销工作人员服务的满意度和对办理报销手续满意程等）、该地政府对该政策的宣传力度和该政策的真实效果等五个方面入手，调研”新农合”政策的实际开展情况和存在问题。

二、研究方法及研究对象

（一）研究方法

此次调研采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等多种调研方法，全方面多角度了解”新农合”政策的开展情况，以求所得信息能够相互补充，能够全面切实反映政策在当地的实施现状和存在问题。此次调研共发放问卷调查表270份，回收260份，有效回收率96.3%， 其中有效问卷253份，有效率97.3%，征求到各类意见建议1062条次。

（二）研究对象情况

1.调研地区：

调研团队主要就济南及其周边地区进行了调研，主要包括：小王村、西仙村、吴家村、兴隆村、杨家新村等。

2．性别、年龄：

调研团队对不同性别和年龄层次的村民进行了随机抽样调查。其中男性占57%、女性占43%；平均年龄39岁，其中最小年龄18岁、最大68岁。

3．文化程度：

由于调查地区距市区较近，人们的文化程度相对较高，其中，初中文化水平占48%，高中及以上文化水平占42%，小学以下占10%。

三、现状及问题

在对各地区进行了实地走访和问卷调查后，对该数据进行整理、分析后得出结论如下：

（一）村民参加”新农合”政策比例

在调研的五个村中发现，各村参加“新农合”政策的比例均在90％以上，甚至有些村的比例接近百分之百，但是如此高的“参合比例”却不全是农民自愿参合的结果。由于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较低，以个人或家庭为单位参合会产生诸多不便，因此各村专门设立“新农合”参保负责人代替村民统一办理参合的一系列手续，实行集体参保。这样虽然提高了”新农合”政策的参合率，但事实上很多村民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动参合的，对政策所知甚少，为该政策的全面开展埋下隐患。

（二）村民对”新农合”政策的了解程度

在调研数据中我们了解到，只有 14%的村民对相关政策比较了解，而近一半的村民表示知道报销一说但不知具体如何实现，另有近四分之一的村民对“新农合”政策仅有概念性认识，却没有具体了解，其余15%的村民甚至对此一无所知。这极大地影响了”新农合”政策在广大农村的顺利开展。分析其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各村政府采取的“集中参合制度”使相关信息很难直接传达到政策的真正参与者和受益人，使其对政策不能全面了解，处于被动参合状态。，地区差异。第二，各地村政府对该政策不够重视，宣传力度不够。部分卫生所的“新农合”宣传栏上空无一字，村民们无法对政策动态进行深入了解；另外，各地村政府与村民交流不够积极，不能及时传递相关信息，最终导致农民与政府之间的信息交流不畅，使”新农合”政策的精神不能顺利有效地传达给村民。

（三）村民对”新农合”政策的满意度

各村村民对”新农合”政策的满意度采集的数如图一所示：

图一

以下从对办理报销程续、对报销服务质量、和对报销比例的满意程度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1）村民对报销程序方面意见较大。其中，在报销手续方面，村民普遍反映手续比较繁杂而且种类较多，为村民医疗费用的报销带来诸多不便。报销时间方面，由于每天办理医药费报销的人很多，负责人人手不够，效率较低，村民们的报销款在短时间内难以返还，村民对此较为不满。

（2）定点卫生单位的服务质量让村民不甚满意。在调研中有村民反映，当地定点卫生所的医疗设备陈旧，医护人员水平底下，另外服务人员的态度也和很让村民不满，从而使村民对该政策失去信心。，地区差异。

（3）在报销比例方面，村民大部分表示各村比例比较符合实际经济状况，对缓解村民就医压力起到了一定的辅助作用。

（四）政府对”新农合”政策的宣传力度

各村村民对政府”新农合”政策的宣传力度的反映情况如表一所示（以某村调研样本为例）：

 

 

农村政策论文篇8

[关键词]社会政策　合作治理　农村养老保险政策

[中图分类号]D035；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0)10－0074－08

西方发达国家的治理经验证明，成熟稳定的社会保险制度是促进市场经济有序运行的重要配套措施，因为公民需要凭借一道社会防线抵御市场经济的波动和不确定性带来的社会风险。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在农村地区逐步建立和完善养老保障制度显得愈加重要，因为建立和完善这项制度不仅有助于保持农村地区的社会稳定，还可以为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和促进内需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2009年10月，全国有10％的县(市、区)开展了试点工作。

目前，包括广州市在内的各个试点城市在推行农村养老保险政策的过程中围绕覆盖的强度和进度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实际上代表了政策执行效果的差异。但是，学术界还没有把研究的重心转移到解释这种差异上来，多数研究仍然在论述政策的重要性、细化政策的方案和实施机制。鉴于这项社会政策的重要性，我们有必要基于“合作治理”这一新的理论框架，来探究影响农村养老保险政策执行效果的因素，通过开展这项研究有助于打开社会政策的执行过程这个“黑箱”，解释影响农村养老保险政策执行效果的因素，揭示各个参与主体执行这项社会政策的意愿和能力，从而为改善政策执行的效果提供客观依据。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和理论回顾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按照“统筹城乡、体系统一、无缝衔接”的理念，广州市已经初步构建起了较为完善的由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农转居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城镇老年居民养老保险、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构成的制度体系。从2001年开始，广州市率先试行农转居人员养老保险制度，并于2006年7月全面铺开农转居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工作，在2003年试行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的基础上，又于2008年4月实施了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险政策。2008年10月开始实施城镇老年居民养老保险政策，11月又实施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总体来看，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面已经实现了由城镇向农村延伸、由城镇企业职工向城镇居民和农村农民延伸，初步建立起了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正式迈人了全民享受社会保障的新时代。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差异”的出现往往预示着研究机会，因为“差异”的背后往往蕴藏着需要解释的原因。通过调研广州市执行农村养老保险政策的过程和效果，笔者发现了差异，具体体现在作为两个调研对象的县级市设置的覆盖进度和覆盖强度具有差异，作为5个调研对象的镇，街和9个行政村的覆盖进度具有差异，另外，9个行政村的覆盖强度也具有差异。在覆盖进度方面。截止到2010年6月底，进度最慢的行政村覆盖了12％的政策对象，进度最快的则覆盖了将近45％的政策对象。这些差异直接体现了农村养老保险政策的执行效果，因为笔者假定覆盖的进度在论文中代表着政策执行的效果。因此，笔者有必要解释导致这些差异的原因。笔者认为，在探究影响农村养老保险政策的执行效果时，需要在宏观上考虑到这项政策属于社会政策范畴，以及这项政策的执行涉及到多个行为主体，因此，需要通过引入新的理论框架来解释现实中存在的差异。

(二)理论回顾

农村养老保险政策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农村养老保险政策执行效果的研究是一个交叉领域的研究问题，涉及到政策执行模式和农村社会保障政策两个研究领域，笔者将围绕研究问题对相关理论进行回顾。

1、关于政策执行模式的研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政策科学被认为是研究政策制定的学科，政策执行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这使得政策执行成为了一个被遗漏的环节。到20世纪70年代，这一状况才逐渐得到改观，政策分析家们在肯定政策执行对于达成既定政策目标起重要作用的前提下，提出了各种研究政策执行的模式，拓展了政策科学的研究范围，并逐渐形成了三种政策执行模式，丰富了政策科学的理论内容。

自上而下(top-down)的政策执行模式是巴瑞特和福吉对20世纪70年代初到70年代末这一时期关于政策执行研究的概括，该模式的代表人物包括J・普雷斯曼和A・威尔达夫斯基。自上而下的政策执行模式意味着政策执行的效果是由政府机构的高层人物决定的，而在科层制中处于中低等级的官僚只是执行决策罢了。很显然，自上而下的研究模式适用于研究由“高层”颁布、目标明确、追求时效的政策，这种政策执行模式体现了公共管理的主体对“单一中心”的追求。

自下而上(bottom-up)的政策执行模式为政策执行研究的第二代学者所推崇，波特是主要代表。自下而上的政策执行模式以组织中的个体(即参与政策过程的所有行为主体)作为分析对象，将政策链条中较低和最低等级的行为主体当作政策执行的基础。在该模式看来，政策不是由法令和规则控制的，而是组织成员之间讨价还价的过程。因此，政策的执行应该反映下级官员的想法和意见，至少应该在行为模式上反映下级官员的想法。自下而上的政策执行模式弥补了自上而下模式的不足，体现了博弈思维，不再把政策执行理解成“单边”行为，更加注重分析中低等级政策执行主体的行为。

第三代政策执行研究者运用的是整合型政策执行模式，萨巴蒂尔等人的政策变迁和学习模式均可归入此类。整合型政策执行模式认为，政策的执行效果是由多级执行主体的决策结果交互影响而形成的。政策执行过程不仅贯穿着上下级之间的控制与互动，还包含着政策体系内其他政策主体的影响。第三代政策执行模式的突破在于引入了政策体系的外部主体，反映了一种突破官僚制的思维。

2、关于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目标模式的研究。由于我国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仍然处于探索阶段，最终的目标模式还没有统一，因此，对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目标模式和具体推行方式的研究仍在进行中，这也构成了本文的实践背景。

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目标模式的选择上，学者们普遍认为应该根据中国农村的现状，真正建立起适合国情的切实可行的农村社会保障模式。但近10年来，学界对于我国到底应该选用何种模式，观点并不一致。刘汉屏等提出，我国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应当遵循“根据区域差异和农村劳动力分布状况，分层分类解决农村劳动力的养老问题”的基本思路，并据此提出了以分层分类的模式建立农村社 会保障体系的基本思路和配套措施。张俊良认为，目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制正处于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的过渡时期，存在着制度上的单一性和初级性以及社会化程度低、社会保障水平低等突出问题。因此，进一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方向是：基本社会保障与多种社会保障并存，社会保障水平的公平性与差别性并存，不断提高社会保障的社会化程度和总体水平。李迎生认为，我国农村社会保险政策改革的目标应当是借鉴国际农村社会保障政策的一般经验，根据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以及体现社会公正的要求，以满足农民老年基本生活需求为目的，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以社会保障为核心的，辅之以家庭保障、社区互助等传统保障方式的，与其他从业者养老政策相整合的新型的社会保障制度，使老年农民能够和城市从业者一样享受平等的社会保障待遇。

在推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具体方式上，学术界的对策比较丰富。袁春瑛等认为，在目前我国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应该多管齐下，提高土地的保障能力，使传统的家庭社会保障功能得以发挥，并在此基础上立足各地的实际分类推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将家庭养老、土地保障与社会养老三者结合起来，是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解决农民养老问题的一种理性选择。杨复兴主张以家庭保障为主，以家庭为主线，建立农民个人养老账户制度和纵向分散风险的养老保险制度，形成一种内源式生长，逐步向外扩展的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卢海元认为应该实行“实物换保障”的方式，即根据不同的对象，以特定的方式将其拥有的农产品、土地和股权等实物转换为保险费，分别设计现实可行的社会保障方案：对年轻农民实行“产品换保障”，对年老的农民和被征地农民实行“土地换保障”，对进城民工实行“产品换保障+土地换保障”的“双轨制”，对乡镇企业职工实行“股权换保障+产品换保障+土地换保障”。在城镇化进程中，就建立能够同时将非农化职工和农民都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的可行性操作方案而言，“实物换保障”不失为一种较好的选择。总体来看，学者们的分歧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是在政策覆盖的强度上要不要体现出差异性，二是在政策执行的具体方式上要不要体现出差异性。这些文献带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是，农村养老保险政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需要尊重相关政策执行主体不一致的利益和多元化的需求，这也预示着不能依靠通过“单一中心”追求政策执行的效果。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还没有植入到农村养老保险政策的执行过程中探究影响农村养老保险政策执行效果的因素，更没有通过构建分析影响这项社会政策执行效果的理论框架，也未配以实证检验。因此，在回顾相关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分析影响社会政策执行效果的理论框架，并以广州市农村养老保险政策的执行作为“数据”检验所构建的理论分析框架，进而探究影响农村养老保险政策执行效果的因素，不仅能够解决一个现实的政策执行问题，而且可以完善社会政策执行的理论体系。

二、理论框架和研究假设

本文力图构建一个具有较强解释力的理论框架，来解释影响农村养老保险政策执行效果的因素，并理解政策执行的过程，这一理论框架将扎根于具体的理论和实践背景。本文将在实践背景基础上围绕所要构建的理论框架评估相关理论。社会政策的“多中心”特性是理论框架的实践基础，“意愿一能力”是分析工具，合作治理是思维模式，社会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合作治理理论这一理论框架是对上述三种理论的整合与超越。

(一)社会政策的“多中心”特性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提供社会主义福利政策(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发展的成果)，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已经逐渐成为知识社群的共识。虽然不同的学者为社会政策下了各自的定义，但是社会政策比较固定的内涵是容易归纳的，即政府为了担负为公民提供社会福利而制定和实施的公共政策。社会政策的特征在于其基本指向是公民，执行过程涉及多个行为主体。

通过对政策执行相关文献的考察可以发现，关于政策执行模式的现有研究并没有摆脱“单中心”特性。从政策执行的效果来看，在“单中心”的政策执行模式下，由于整个过程是根据政策执行的责任主体的角色和利益进行的，因而在政策执行对象看来非常复杂的政策执行效果被简化为简单的物化指标，其丰富的内容被“抽象”掉了，容易发生变异。从实践来看，属于社会政策范畴的养老保险政策的执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涉及到多个利益主体，这些主体无法按照“单中心”秩序的要求行事。必然存在着冲突。因此，出于减少社会成本的考虑，需要唤醒和维持这些行动主体的合作意识，促使这些主体围绕社会政策的执行自我组织起来，通过积极参与降低社会成本。相比之下，将“多中心”模式用于分析社会政策不仅具有思维上的优势，而且具有现实的经济基础。从经济基础来看，信息不对称问题和委托一成本极大地提高了“单中心”模式的社会政策执行成本，而且，公民对包括养老保险在内的社会政策的需求并不是固定的和一致的，因此，单靠某个政策执行主体的努力无法满足复杂的社会政策需求，即使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所以，赋予相关主体以自和参与权，反而能够发挥各个主体比较优势，从而以更低的社会成本执行社会政策。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可以发现，以农村养老保险政策为代表的社会政策具有“多中心”特性：一是社会政策的执行涉及到多个行为主体，以广州市农村养老保险政策为例，涉及到市、区／县级市、镇／街三级政府或机构，行政村这一自治组织，以及村民共5个行为主体，每一个行为主体的意愿和能力都会影响政策执行的效果；二是交易成本高，由于以农村养老保险政策为例的社会政策涉及多个行为主体，无法采取强制性的行政措施，因为如果采取行政措施会削弱社会政策执行的效果，增加社会政策执行的社会成本。因此，以农村养老保险政策为代表的社会政策实际上适用于“多中心”的政策执行模式，因为政策实践领域的不同从根本上决定了政策执行模式的适用性，这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笔者认为，社会政策的“多中心”特性提醒我们需要进一步引入两个主题：一是分析政策执行主体行为的工具，二是整体上的思维模式。

(二)理解社会政策执行主体行为的“意愿一能力”分析框架

理性选择理论认为，决定一个组织或个体行为的两个基本变量是行为能力和行为意愿，简称为“意愿一能力”。从思维模式来看，这是一个非常简便的分析框架，但从操作层面来看，这是一个难以操作化的分析框架。由于学术界对于这一分析框架的基本分析对象是政府，因此，在剖析这一分析框架时。我们有必要在社会政策的语境下对其内涵进行界定。相对于能力而言，测度一个组织或个体的意愿更为复杂。原因在于能力更多地是一种“可能性”，我们容易对其进行操作化，至少可以找到替代性测量指标，但是对于意愿而言，我们需要排除很多表象因素来把握行动主体的内心动机，因此，通过进行各种比较来测度意愿往往是一个比较现实的选择。在比较政治学的话语体系中，阿尔蒙德等学者对政府能力进行了具体化理解，认为政府能力是指设立行政部门和政府行政结构，并使它们拥有制定和执行政策、 特别是维护公共秩序和维护合法性的能力。

由于影响农村养老保险政策执行效果的因素是复杂的，涉及到多个行为主体，而且，多个行为主体之间的行为不是孤立和静止的，而是相互影响的，它们之间的影响关系并不是线性的。因此，孤立地、静止地运用“意愿一能力”这一分析框架分析单一行为主体的政策行为需要冒很大的风险以及具备严格的约束条件。例如，我们需要把其他行为主体的行为变化给所要分析的行为主体带来的影响作控制处理，于是，一个不可避免的悖论就出现了：如果不考虑其他主体行为带来的影响，分析结果肯定不客观、不准确；如果控制其他行为主体的行为变化给所要分析的主体带来的影响，往往又不具有现实性。因此，从定量分析的标准来看，“意愿一能力”这一分析框架又是一个非常粗糙的分析框架，因为它屏蔽了许多变量，以牺牲分析结果的严谨性和误差的扩大换取到了分析过程的简便。更为重要的是，“意愿一能力”这一分析框架比较适用于“单中心”的情境，即围绕分析能够决定政策执行效果的单个行为主体的政策行为来解释和预测政策执行的过程和效果。

由于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涉及到多个行为主体，因此，我们需要考虑每一个行为主体的意愿和能力以及对社会政策执行效果的影响及其程度。因为简单地运用“意愿一能力”这一分析框架与“单中心”的特性更为匹配，而社会政策具有“多中心”的特性，决定了我们需要整合“意愿一能力”这一分析框架与合作治理理论。

(三)合作治理理论的引入

学术界认为，合作治理就是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等多个行为主体相互合作、分享治理机会、共同处理公共事务以实现公共利益的过程。合作治理的价值预设和实践机理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行动主体的多元化，政府并非单一的治理主体；第二，关系的依赖性，各个治理主体处于一个相互依赖的环境，没有哪个主体拥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可以独自处理公共事务；第三，行动的自组织化，相对于政府的实质理性和市场的程序理性而言，合作治理的行动机制是以第三种类型的理性――反思的理性为基础，在谈判和反思的过程中设置目标，借助谈判和协商达成共识、建立互信、实现合作，在“正和博弈”中求得共赢；第四，结构的网络化，在合作治理中，多元化的治理主体面对共同的问题，依靠彼此的优势和资源，通过对话树立共同目标，增进理解和相互信任，就共同关心的问题采取集体行动，从而最终建立一种共同承担风险和责任的治理网络。

但是，合作治理理论面临着来自实践的巨大挑战。首先，在公民还具备“理性”人特性的情况下，“搭便车”现象事实上是无法避免的；其次，完全平等的主体通过自觉而达成协议的交易成本是非常高昂的，它难以在有限的时间内处理不确定的公共事务。因此，需要形成和维持一个公共权威。实际上，一些公共物品的供给并不是完全在“社区”内部生产的，即许多任务的“完整性”非常差，单个治理主体无法完全把握公共产品的全部生产过程和效果，而是需要与其他主体开展合作，因此，这是一种全新层次的合作治理模式，也是本文理论建构的目标。

通过综合分析和比较上述三种理论，笔者认为单凭哪一种理论都不能完全解释社会政策的执行过程和效果，任何一种理论都不具有完全的适用性，如果不考虑理论的适用环境而盲目地运用某一种理论都会给公共利益带来损失。笔者认为，除了在静态环境下的替代情况中存在着适用合作治理理论的机会，在涉及多个主体共同提供公共产品的“生产线”上同样存在着适用合作治理理论的机会，这一假设将在下文加以检验。

(四)研究假设

本文力图构建的“社会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合作治理理论”的研究哲学是实证分析，即在把握上述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基于对实践的观察和归纳构建出理论，以解释社会政策执行的效果。在广州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执行过程中，纳入本文研究视野的是县级市政府、镇／街、行政村和居民四个层次的行动主体。其中，县级市政府包括其所属的专项工作部门，镇／街一级行政组织也安排了专项工作部门执行这一社会政策，行政村则主要由村委会主任和专干负责执行这一社会政策，居民是分散的治理主体。基于对广州农村养老保险政策的实践考察和相关理论的评估，本文提出的核心研究假设是：治理主体的意愿和能力会对政策执行的效果产生显著的影响。本文的两个次研究假设是：第一，治理主体的“能力”对政策效果的影响要大于“意愿”的影响；第二，行政村和村民对政策执行效果的影响更为突出。

三、研究设计

本文采取的是多案例研究方法，数据的类型是定性和定量数据的结合。具体的数据收集方法是，通过对多案例中的政策执行的行为主体进行结构式深入访谈获取定性数据，通过分析相关文件、报告和报表获取定量数据。访谈的结构围绕行为主体参与执行广州市农村养老保险政策的“意愿”和“能力”展开，通过将访谈对象的话语内容进行对比分析和交叉验证可以保证本文的效度和信度。鉴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广州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执行效果，广州市有7个区／县级市(白云、萝岗、南沙、番禺、花都、增城和从化)还有农村建制，基于对规模效应的考虑，笔者选取了增城和从化两个县级市的5个镇／街作为调研对象，原因是这两个县级市的农村人口多，有利于开展集中调研。其中，在增城调研了4个镇／街，这4个镇，街的经济条件有较大差别，政策执行的效果也有较大差别；在从化调研了1个镇，作为增城的参照组，这个镇的经济处于从化市的中等水平，由于调研比较充分，可较好地反映从化的整体情况。在行政村一级，本文选择的样本有9个，分别隶属于上述5个镇／街。

从2009年11月至12月，笔者开展了深入访谈和数据收集工作。深入访谈的对象是2个县级市的农村保险办公室的负责人和专干，5个镇(街)的分管农村养老保险政策执行工作的领导和专项工作机构的工作人员，9个行政村的村委会9位主任和10位专干，以及部分居民代表。本文的因变量是作为研究样本的2个县级市的5个镇(街)的9个行政村推行农村养老保险政策的政策效果，这里的政策效果指的是完成覆盖进度的比率。自变量是5个镇(街)和9个行政村及其村民三个治理主体的“意愿”和“能力”，共计6个变量。因变量的取值是实际完成覆盖任务的百分比，覆盖任务是指覆盖适龄群体的百分比。例如，在2009年，广州市要求完成的任务是覆盖25％的适龄群体，假如某个行政村在2009年完成的覆盖任务是25％，则表明其覆盖任务的完成率是100％，而100％的完成率则取值为10。关于因变量的编码处理结果是，9个行政村2009年覆盖任务的完成率(政策执行效果)的最大值是10，最小值是2.5，这表明两个行政村的覆盖任务完成率分别是100％和25％。自变量的取值则是根据笔者在深入访谈中的感知进行判断，采取的计分方法是1-5级里克特量表，为正向赋值方法，1代表最弱，5代表最强。例如，在能力方面，通过测量行政村的财力、人力和办公设施对其能力进行赋值；在意愿方面，通过观察、了解和比较行政村的村委会主任和专干的工作方式和认识对其意愿进行赋值。描述性分析的结 果报告见表1。

四、假设检验、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假设检验和研究结论

1、相关分析。本文运用的是Spss统计分析软件，进行相关分析的目的是检验本文的核心研究假设和次一级研究假设，具体方法是以因变量作为基准，将自变量与因变量进行相关分析。考虑到2个县级市的“意愿”差别不大，因此就排除了县级市的“意愿”和“能力”这2个变量。分析结果见表2。

通过观察相关分析的结果可以发现，行政村的“能力”和居民的“能力”与政策执行的效果之间具有正的相关性，而且，居民的“能力”相对于村的“能力”而言，其相关程度更高，影响更为显著。总体来看，各个变量与政策执行的效果之间均呈正相关关系。虽然有的相关关系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是考虑到样本的数量少于30个，因此，笔者对于显著性可以不作硬性要求。与常识和假设不一致的是，镇／街的“意愿”与执行效果呈负相关，笔者的理解是，镇的作用相对于其他政策执行主体对政策执行的影响比较弱。

2、回归分析。进行回归分析的目的是在相关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界定影响广州农村养老保险政策执行效果的因素。回归分析的结果如下：回归方程的R方的值是0.564，比较理想：ANONA值是0.020，同样比较理想；借助逐步回归法构建的模型的系数报告见表3。

通过观察模型的系数可以发现，只有居民的“能力”这一个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另外。行政村的“能力”这一变量的B值是.484，Sig值是.060。考虑到在样本数量非常小的情况下，综合观察定量分析结果可以认为本文的研究假设基本上得到了证实，即多个治理主体的“意愿”和“能力”与政策执行效果是相关的。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越是靠近政策执行效果的治理主体，其重要性越是明显；相比较于治理主体的“能力”及执行效果的相关程度更突出。

(二)政策建议

首先，需要进一步强化各个治理主体的合作治理。需要从国家治理的宏观层面来审视农村养老保险政策的执行问题，因为国家的治理重心正在转移到构建和谐社会方面。县级市的合作贡献是把握好政策执行的进度，设计合理的配套标准和政策标准，为基层治理主体提供政策资源。镇／街的贡献是提供配套的政策资源，激励好行政村干部，强化居民的“意愿”，做好政策执行过程的管理。行政村的贡献是强化居民的“意愿”，选择合理的政策标准，提供合理的政策配套。居民的贡献是表达对政策的接受和评价，反映政策的执行效果。

农村政策论文篇9

1989－1991年出现了改革以来首次农民收入连续3年增长速度为负数的情况。农业部范小建副部长曾经骑自行车考察20多个县，他关于农民负担过重的政策建议得到当时农业部刘中一部长的重视，中央十四大之前的十三届八中全会上，也有很多老同志提出过关注农民和农村问题的意见。

1993年农业部刘江部长组织大批干部下乡蹲点，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农村司杜鹰司长通过安徽调研写出了“一个农业大省面临的困境”，也得到相当程度的重视。当年5月《经济日报》发表文章指出，解决农业问题“功夫在农外”。

此后，由于中国经济进入高涨和“过热”，这些同志所提出的问题被宏观环境的变化和城市改革加快掩盖了。

1994－1995年粮食产量在需求拉动和价格政策刺激下大幅度增加的时候，少数坚持搞农村基层调研的人提出“新一轮粮食过剩”的可能，1995年有“关于农业农村问题的不同意见分析”，以及对过度紧缩影响就业和内需的不同意见，1996年则有“粮食问题不是粮食的问题”等文章引起讨论。1996年秋季，以“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为标题的文章，发表在《战略与管理》上，明确分析了“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对三农问题的影响。……

综上所述，所有这些从基层调研出发、比较实事求是的政策研究工作，都发生在1997年再次出现“卖粮难”之前，对那以后的问题，确曾提前予以警示。看来，不是对三农问题的认识不到位，而是总理所强调的“科学决策”客观上没有条件实行；或云“非不能也，而不为也”。

一、“三农”问题是怎样被提出的？

社会上一般误认为“三农问题是近年来才被决策层采纳的”。但有“温三农”绰号的温铁军却不能苟同。他在2003年4月9日回答安徽《决策咨询》编辑部记者采访时，针对性地回顾了十多年来关于三农问题的提出和观点的形成过程。

记者：温铁军同志，从我能够搜集到的资料看，是您早在1996年就把“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作为两个制约三农问题的关键提出的。我们的问题是，您为什么把农民问题置于三农问题的首位，为什么说“中国并不是一个农业大国而是一个农民大国”？还提出“中国还没有形成真正的农业经济科学”；要想解决三农问题必须进行综合的改革，并且出路在三农之外，这如何理解？

温铁军：看来，你们是有备而来。但这几个问题在我1993年以来的文章中都作了很详细的说明，拿来读一下答案就出来了。为了不耽误读者的时间，也给你们一个“独家”，我想换个话题。

安徽不仅是大包干的发源地之一，其实，也是我们10年前讨论并且基本上形成三农问题的主要观点的地方。因此，尽管我历来不愿意参与北京学术界的争论，但却认为应该把三农问题提出的过程作为背景介绍给安徽的读者。

其实三农问题的有关讨论的源头是比较远的，并不是近来才提出。而且应该说是科学决策的产物和集体智慧的结晶。

说远，可以从1985年农村政策部门提出“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讨论开通城乡的政策算起；因为从那以后，耕地的“双重功能”问题、“8亿人给2亿人搞饭吃”的问题等等，农村政策负责人早就都提出来了。其实，我们历来就强调城乡二元结构属于中国的“基本体制矛盾”，直到去年党的十六大把这个观点写入正式文件。所以，应该说经历了18年的反复了。

说近，可以从1991年后的关于农民负担的调研和政策讨论算起；从那以后，今天才引起人们关注的农村的税费改革、金融改革、机构改革和流通改革等，各种“农业外部”宏观环境的改革早已相继进入试验课题，至今也有十多年了。

说最近，也得从1996年“三农问题”这个概念的正式见诸报刊发表算起。那以后的问题，似乎更加复杂、日益严峻。因此，最少也有7个年头了吧。

1985年农村政策部门提出的开通城乡的建议没有条件实行。1988年价格改革失利、通货膨胀发生，1989年搞“关停并转”导致城市“三角债”、经济下滑，在这样的宏观变化影响下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开始连续3年下降，这在改革后是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

当时，农业部范小建司长（现任副部长）骑自行车微服私访了20多个县，了解农民负担问题，并把调查结果上报给农业部，指出农民收入下降导致相对负担很重，已经影响到党和农民的政治关系。刘中一部长对他的调查做出了积极的反应，并且力排众议，决定以个人名义实事求是地向上汇报。这时期，还有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前后的很多讨论。可见，90年代初期就已经发现并涉及到了三农问题的相关内容，政府有关部门是清楚的，只是还未引起社会上足够的重视。

第二次关于三农问题的深入讨论是在1993年。政府换届之后，农业部的刘江部长组织人员到各地蹲点，当时农村实验区办公室主任杜鹰同志（现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农村司长）带人在安徽蹲点，对财政、金融、税收、计划和工商等各部门做了大量调查，形成了题为“农业大省面临的困境”的调查报告。该报告那时就已经强调，农业农村问题涉及到包括财政、金融、税收、计划和工商等的宏观政策和外部环境，不应该再就农业谈农业。刘江同志也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1993年年中，我作为调查组成员，根据安徽调查在《经济日报》上公开发表了题为“汝果欲支农，功夫在农外”的文章，认为农村问题主要受宏观政策影响，而不是简单的农业问题。

之后的1993到1996年期间，由于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经济进入高涨期，需求拉动农产品价格上涨，农民收入又有增长，农村困境相对缓解；同期的城市改革力度加大，反映农村问题的声音虽然小了，但讨论却在不断深化。

一方面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朱副总理曾经强调“三不”，即：土地不能动，粮价不能低，负担不能重；另一方面，从1993年开始，在和陈俊生等领导同志的指导下，现在人们重视的问题，如土地制度、税费与农村管理体制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农村金融改革和乡镇企业的股权交易，以及西部贫困地区和山区、牧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都已经列入政策试验课题。

尤其是在1995年2月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江总书记提出四个方面的问题，指出三大差距在扩大，并警告这样下去“恐会酿成大祸”（后来此话不幸而言中），使政策界在认识上有所转变。例如，当时尽管没有宏观部门统一协调，但仍然形成国家11部委于1995年自动联合起来，开展农村小城镇改革发展试验的现象，并在江苏昆山召开了第一次“小城镇改革与发展经验交流会”。这在25年的改革决策中是前所未有的，表明决策研究领域的大多数同志对三农问题的认识还是比较一致的。

此外，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数千万农民工进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问题也提出来了。随之，国务院发展中心、中国社科院、农业部农研中心等8个单位的专家联合研究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这就涉及城乡二元结构如何突破、城镇化如何发展等课题。具体政策实验也相继开展。可以说，从90年代以来，随着农村问题不断演化，有关部门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也有好的研究思路和具体做法。

在1995年秋粮上市之前，我们对中部粮食主产区进行调查。认为用价格政策过度刺激粮食生产，会导致1995-1996粮食年度出现过剩。在一次全国政协召开的座谈会上，我把粮食可能出现过剩的问题提了出来。与我同感的还有前国家体改委农村司的李铁，不过，那时我们确实是“少数”，尽管也汇报了，可那些跟从主流的人却没反应，我就写了“粮食问题不是粮食的问题”，大胆分析“丰收的代价”，从粮食周期这个农民都懂的常识谈起，分析粮食问题与财政、金融、外贸等宏观政策的相关。这与1993年写“功夫在农外”的思路是一致的。

由于1996年粮价继续提高、继续刺激粮食高产，因此，当年粮食产量提前4年实现了2000年的粮食产量目标。从当时来看，以粮食为主的农业确实挺上去了，以粮为纲的感觉似乎又有了。但其结果是什么呢？由于人口并没有随着粮食产量而增长上去，也就是说，消费并未增长上去。简单说就是：有了2000年的粮食产量，而没有2000年的人口，必然出现过剩。正是基于此，“粮食问题不是粮食的问题”一文才被许多报刊转载，大家开始觉得这种提法有意思了。学术界也有类似的研究，例如北京大学宋国清教授关于粮价被动地受物价指数影响的量化研究，针对性地对当时主流认定粮价带动物价的观点提出反诘。

1997年后粮食果然积压，重现了1984年粮食大规模增产后出现的卖粮难问题。因此，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又连续下降，农业农村的矛盾又开始凸现出来，继而引起了那种“王顾左右而言他”式的讨论。我又写了有一定针对性的“关于农业农村问题的不同意见分析”先内部征求意见，到1996年秋季，我在《战略与管理》上公开发表了“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综合以往政策试验的研究成果，提出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认为只有宏观政策对应解决，或缓解这两个基本矛盾，三农问题才能得到合理地解决。

至此，三农问题作为一个概念正式见诸报刊。需要再次强调一下，三农问题的提出过程由来已久，大多数人的意见是一致的，这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从1985年“开通城乡”的提出；到1991年范小建的调查、刘中一部长对调查报告的肯定，和十三届八中全会前后的讨论；再到1993年杜鹰同志主持在农业大省安徽的调查被刘江部长肯定；最后是1996年以后关于粮食政策的不同意见……；总之，大凡了解农村基层的政策研究人员从来都坚持认为，农村问题主要是宏观方面的问题。

二、“三农”问题是怎样被研究的？

记者：这期间，决策层对解决三农问题搞过一些试点吗？

温铁军：在1993-1994年期间，直接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指导的农村实验区办公室提出了第二批试验课题，其中就有在安徽太和等地进行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那时就认为，税费改革是深化农村第二步改革的一个重大突破。但之所以这样强调，是因为当时是把税费改革与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结合在一起。

这与后来搞的自上而下的改革的最大的不同在于：1993年税改与粮改相结合的办法本来就是基层创造的，很有“中国特色”：在免除农民税费的同时，一亩地缴一百斤粮。全国当时2亿亩耕地，那么国家会得到至少2000亿斤的粮食储备，足够平抑市场，不用担心粮食安全问题。而且，这2000亿粮食是按公粮方式收的，没有成本。正常情况下，政府手中只要掌握1500亿斤粮食就够了。当时全国有5个省份分别布置了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有的地方农民缴100斤粮食不够，提高到120斤，复种指数高的“吨粮田”也不超过150斤。由于基本上防止了跑冒滴漏，把这些粮食折算成现金，农民负担最多也就70多元。

其实，坚持农村调查的人当时不光是提出问题、进行调查，而且还通过实验进行具体政策操作。除了上述涉及中长期发展的政策试验课题外，1993年还在河南搞了商、粮、供、贸、物五大流通系统全面改革的流通体制改革实验。也就是说，无论是发现问题还是提出解决问题的政策，都早已不在单纯农业领域中了。

客观上看，1995年我们为什么说“粮食问题不是粮食的问题”，1996年又写了“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其实主要就是根据上述的实验课题，根据基层的经验，从客观实际入手，逐步创造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条件。因此，1993年以来的那些成果，都是根据基层经验和科学试验提出的，相关的政策思路也是清晰的。

综上所述，如果要按照温总理强调的，改变那些不适合或不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或者上层建筑，既不能照搬某种理论，也不能就粮食谈粮食，就农业谈农业。需要认真反思，不惟书、不惟上，重新端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

三、由决策层的重视到全社会的关注

记者：决策层和全社会是如何重视和看待三农问题的？

温铁军：中央对这个问题在政策层面上的认识也是在不断地深化。比如，1998年同志到苏南视察，指出乡镇企业是农村发展的大战略，同一年又指出城镇化是个大战略。同志对我们在政策科学中的试验和国家各有关部委在这方面的研究也予以肯定，决策的科学性逐渐在中央层面上反映出来。1998年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正式形成了一个政治局讨论通过的跨世纪的农村工作指导性文件。之所以说这个文件的意义非常重大，是因为它把家庭承包、乡镇企业、城镇化都作为农村发展的大战略肯定下来。尤为重要的是，十五届三中全会的文件，开宗明义地指出，农村改革是党领导下的农民群众的伟大创造。这个提法之所以很重要，就在于重新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

接着，1999年前后，中央的农村政策讨论中就不再单纯强调以往的农业结构调整。取而代之的是所谓农村经济的重大战略结构调整，这是十五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在决策思路上的一个重大提法，它与以往在决策领域中做的研究和实验还是相关的。可见，中央对三农问题认识的程度是相当高的。

在中央科学决策的鼓舞下，1999年夏季，我根据那几年的课题研究和在中国农大做的博士论文摘要，改写成“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1999年12月份的《读书》杂志上，不仅把现在的三农问题，也把100多年来历史上的三农问题做了分析。到2000年，我又进一步把课题报告扩充为一本书，正题是《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副题还是“三农问题的世纪反思”。没想到的是，课题和文章都分别得了奖。这也许表明了学术界的认可。到这时，三农问题在理论上的梳理大体上也清楚了。

2000年初，湖北李昌平给朱总理写了一封信，把三农问题形象概括为三句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三农问题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反响。同期，1999年上海学者曹锦清到河南农村基层考察以后写出《黄河边上的中国》；李昌平又把他的信引发的一系列的事情，写成《我向总理说实话》，于2001年出版，进一步引起社会广泛反应。他们的工作起到了很大的宣传推动作用。

到这时，政策理论成果有了，社会反响也有了，那么，到2001年三农问题的提法写入文件，就正式变成一个不仅为决策层理论界关注、而且引起全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

四、“三农”问题在政策思路上的变化

记者：从你的介绍可知，党和政府历来对三农问题非常重视。那么，决策层如何破解三农难题？

温铁军：城乡二元结构的概念第一次写进十六大的文件中，这是从1995年2月同志对三大矛盾予以明晰以来的一个有重大意义的变化，这表明我们党已经把城乡差别当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阻碍。说明新的领导集体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了中国进入21世纪后所面临的主要矛盾。这是对90年代以来三农问题清醒认识的结晶，是与时俱进的直接表现。

十六大之后，离2020年要全面实现小康的目标，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而重点难点都在农村。今年1月7日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总书记和总理对这些问题的表述非常之客观，非常之现实，反映出“实事求是”这一党的优良传统在十六大和今年的农村工作会议上都有明确的体现。三农问题在党的领导同志交接班的时候得到特殊强调，在以总书记为首的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日程中提到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今年1月7日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一个最重要的提法：“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中”。与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目标结合在一起，把三农问题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接着今年3月份召开的两会，又把三农工作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这对我们从事农村研究的人来说是非常欣慰和深受鼓舞的。

因为有了这样的高度重视，最近一两年，所有关于三农问题的讨论都在广泛地展开，比如农村教育问题、医疗问题、税费改革与基层管理体制改革问题，以及农村土地问题、农民权益问题、村民自治问题等等。尤其是同志在平山县西柏坡讲的“两个务必”，这对我们关于三农问题严重性的讨论具有高度的指导意义。如果我们好大喜功，文过饰非，不能坚持“两个务必”，就无法讨论今天严峻而复杂的三农问题。

记者：那么，有哪些迹象表明三农问题正在从政策层面上加以解决？

温铁军：我们应该看到，这两届中央领导集体在三农问题上都有很明确的政策思路。具体表现在“十五”计划提出“以人为本”，提出每年转移农民工进城的具体目标，并强调了城镇化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可以说从“十五”计划以来，中央高层的政策思路是越来越清楚。再比如，尽管通过农村税费改革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试点遇到很多困难，去年仍然下发了“两办”文件强调农民负担“一票否决”，农民负担是“高压线”，谁碰就摘谁的乌纱帽。接着，今年国办一号文件出台了打破一切限制农民工进城的政策。要促进农民能够通过非农就业增加收入，就要破除一切限制和障碍，使进城的农民工得到公正的待遇。给农民工以国民待遇的问题正在通过打工的政策得到体现。为此，各地也都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革。前所未有的“干货”是，今年农村工作会议强调了财政新增的科教文卫开支，要向农村基层倾斜。另外，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又特别强调了发展县域经济，发展乡镇企业和城镇化。

最近，温总理又提出了农村金融改革的问题。信用社正朝着农村合作银行改制，农村金融的其他形式也被提上议事日程。在温总理的高度关注下，国土资源部正在总结允许农村集体土地直接进入一级市场的各项实验经验。进入一级市场的方式是，公益性的建设允许农村集体土地入股；工商企业用地允许农村集体土地租赁。这就是说，把土地的增值收益留给农村和农民。并且中央正在出台文件，严格限制征占范围，只有纯粹公益性用地由政府出面征用，其他一律走市场。此外，在计划投资上，开始强调和农村、农民直接相关的一些领域要增加投资。比如说，适合农村发展的道路建设、水利建设，以及其他与农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六小工程”，将成为今后的农村投资重点。财政正在增加向农村转移支付的力度。总之，党和政府不仅在认识上、而且在政策思路上都开始向农村和农民倾斜。版权所有

综上所述，中央对三农问题的政策思路越来越清晰，这将有利于三农问题的缓解和解决。

记者：但是我们在基层还可以随处看到乡镇企业频频倒闭、农民土地被征占……

农村政策论文篇10

关键词：大学生；农村就业；浙江省

一、研究背景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要有强大的人才队伍支撑。而引导大量的大学生充实到农村中，带动亿万农民投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实践，这既是充实新农村建设人才队伍的重要措施，也是缓解当前大学生就业难的有效途径。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于如何引导大学生农村就业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出现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1，2］但是这些研究成果大都采用规范的分析方法，侧重于从宏观层面探讨目前大学生去农村就业工作的必要性、作用及其岗位选择，而从微观层面的实证性研究相对较少，尤其是从大学生角度对如何引导大学生农村就业进行实证研究的成果更是鲜见，已有学者［3］从大学生人力资本投资收益角度实证研究了大学生农村就业问题，得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但对大学生农村就业影响因素的研究还显不够。本文在基本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浙江省大学生为例，对当代大学生农村就业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性探讨，以期为有关部门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二、大学生农村就业的行为和影响因素

（一）大学生农村就业行为决策的理论模型

应用成本收益分析法，可以设定大学生农村就业行为决策的数学表达式为：

D(R)=P{(E-C)>R}

其中，E为大学生农村就业的预期收益，C为大学生农村就业成本，R为大学生平均收益，D(R)为大学生农村就业的决策函数。该模型表明，大学生的预期收益、农村就业成本及大学生平均收益影响大学生农村就业的行为决策。只有当预期收益扣除大学生农村就业成本后的净收益大于大学生平均收益时，大学生才会做出农村就业的决定，否则他们就不会农村就业。

该模型中大学生农村就业成本和大学生平均收益是相对较易确定的变量，而预期收益则难以确定，取决于大学生自身的内在因素及其所处的外部环境。其数学表达式为：

其中，F（Xi，Yi)为大学生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提高预期收益的合力，Xi为大学生农村就业的动力机制和制约机制所涉及的自身内在因素，Yi为大学生农村就业的动力机制和制约机制所涉及的除政府以外的外部因素。动力机制中的各种因素对大学生农村就业产生正向的推动作用，而制约机制中的各因素则产生反向的阻碍作用。F(Xi，Yi)≥0，意味着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合力至少产生拉力作用。G为政府对大学生农村就业的认同和支持程度。G≥0，意味着大学生农村就业必须至少得到政府的认同。该模型表明，大学生农村就业的预期收益取决于大学生择业所处的外部环境和他本身所具备的内在条件，以及两方面的共同作用。

从上面理论模型的讨论可知，大学生农村就业的行为决策受大学生所处的外部环境和大学生自身因素的共同影响。大学生只有在对农村就业的成本和收益进行比较后，才会最终做出是否农村就业的行为选择。

（二）影响大学生农村就业行为的主要因素假设

影响大学生农村就业行为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有关专家分析［4］，目前大学生面向农村就业的通道还未完全打通，最主要的原因有以下几种：首先，农村工资待遇较差、生活条件较苦，与大中城市相比差距较大；其次，不少大学生担心到农村下去容易、上来难，因此不敢轻言下去；最后，大学生及家长就业观念与实际情况存在一定差距。中国人民大学的杨伟国则认为，缺乏人力资本投资收益补偿机制是大学生不愿去农村就业的主要原因。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将影响大学生农村就业的主要因素分为七个方面来进一步研究：

第一，大学生的个体特征。大学生的个体特征主要是指大学生的性别、出生地、专业和大学录取批次等。从理论上说，由于婚嫁年龄、自身发展等原因，男性大学生农村就业的积极性应高于女性大学生。关于出生地，一方面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对农村有感情，有回到农村贡献自己力量的愿望；另一方面，又由于来自农村的大学生更加珍惜跳出“农门”的不易，加之受社会观念和家庭压力而不愿择业农村。大学生的专业是否涉农应该会影响大学生的农村就业意愿，从理论上说，涉农专业的大学生择业农村的意愿更大。至于大学录取批次，我们认为越高层次的大学生越能接受农村就业。因为一般来说，文化程度越高的大学生认知程度相对较高，目光更远，能把自身发展和国家建设结合起来，有利于降低其农村就业的成本。拉坦曾指出，社会科学知识的效应可使制度变迁的供给曲线右移，使制度创新成本降低。［5］

第二，农村工作环境满意度。农村工作环境主要是指农村的科教文卫、交通住宿等条件，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农民素质也是农村工作环境的一个软条件。从理论上讲，大学生对农村环境越满意，农村就业的可能性也越大。

第三，国家政策待遇满意度。国家政策待遇主要是指人事调动制度、薪金福利制度等。对去农村创业的大学生来说，税收优惠制度也是其是否选择农村就业的重要因素。从理论上说，大学生对国家的政策待遇越满意，农村就业的可能性也越大。

第四，社会偏见压力。社会偏见压力主要是指来自家人亲戚、同学朋友和自身对于农村就业的种种偏见。这是一种非正式制度，一般而言，大学生受到的偏见压力越大，其越难去农村就业。

第五，自身成长发展所受影响程度。大学生刚刚毕业，会有一个长远的打算；农村就业对其成家立业、能力发挥的影响程度将对其是否农村就业产生重要影响。从理论上说，如果觉得农村就业对自身发展影响不大，那么其农村就业的意愿就会大大增加。另外，根据马斯洛需求理论，在当前物质需求已基本满足的情况下，大学生对自身发展成长的需求会更加强烈。

第六，高等教育体制缺陷程度。由于市场就业的影响，近年来各高校在专业设置上市场导向越来越明显，如从一本到三本及高职的各类高等院校几乎都设置了工商管理专业，而涉农专业逐渐萎缩。此外，为了提高学校声誉，各高校千方百计引导大学生在大中城市条件优越的岗位就业。从理论上说，高等教育体制缺陷程度越大，大学生所受缺陷的影响也越大，其农村就业的意愿也越小。

第七，农村发展认知程度。一般说来，如果学校、政府、社会能给大学生创造更多地接触新农村的机会，让其了解新农村建设，让其体验当代农村的魅力，则大学生农村就业的意愿会提高。我们从访谈中了解到，许多城市出生的大学生对当代农村的认知程度相当低，他们脑海中的农村还是自给自足、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小农形象。

三、实证模型、数据和方法

（一）实证模型的建立

基于前面影响因素的分析，本文将大学生农村就业的行为意愿（以下简称为“农村就业意愿”）设定为以下几类因素的函数：

农村就业意愿=F(大学生个体特征变量，农村工作环境满意度变量，国家政策待遇满意度变量，社会偏见压力变量，自身发展成长所受影响程度变量，高等教育体制缺陷程度变量，农村发展认知程度变量)+ 随机扰动项。

（二）样本数据来源和变量说明

本项研究的样本数据由笔者组织10位分布在浙江10所高校的大学生对自己所在高校的大学生进行分层（录取批次，性别，专业是否涉农）随机调查获得。这10所高校是浙江大学、浙江工业大学、浙江林学院、浙江师范大学、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宁波大学、浙江海洋学院、丽水学院、杭州职业技术学院、绍兴文理学院。共发放问卷500份（每所高校50份），实际回收500份，其中，有效问卷482份。样本分布于浙北、浙中、浙南、浙西山区和浙东沿海地区，涉及一本至三本及高职各类大学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三）计量方法的选择

本研究所考察的是大学生农村就业的行为意愿，含义为大学生愿意到农村就业还是不愿意到农村就业。结果只有两种，即愿意和不愿意。传统的回归模型由于因变量的取值范围在正无穷大与负无穷大之间，在此处不适用。本文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将因变量的取值限制在（0，1）范围内（1代表愿意农村就业，0代表不愿意农村就业），并通过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法对其回归参数进行估计。

四、结果与讨论

笔者运用SPSS统计软件对调查的482位大学生的横截面数据进行了Logistic回归处理。［6，7］在处理过程中，采用了向后筛选法。首先将所有变量引入回归方程，然后进行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检验，在一个或多个t检验值不显著的变量中，将t值最小的那个变量剔除，然后再重新拟合回归方程，并进行各种检验，直到方程中变量回归系数的t值基本显著为止。这样，一共有10种计量估计结果。从各种模型的运行结果看，模型整体检验基本可以，不同统计模型的估计结果和结论也相似，估计结果比较稳定。由于用SPSS进行Logistic回归，不能提供标准化的回归系数，给自变量相对作用的比较带来了不便。本文已把各个变量的非标准化回归系数转换为标准化回归系数。为了减少篇幅，本文只列出了10种计量估计结果中的三种(见表2)。

根据模型估计结果，将影响大学生农村就业行为的因素归纳如下：

第一，大学生的主修专业是否涉农是影响大学生农村就业意愿的重要因素之一。从各个模型的结果来看，大学生专业变量的系数均在1%统计检验水平显著，标准化回归系数比较高，而且系数符号为正。这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大学生如果专业涉农，其到农村就业的意愿就越大。这一结果与笔者最初的预期和前面的分析基本一致。这也表明，大学生的专业是否涉农是影响大学生农村就业意愿的重要因素。性别变量系数、录取地系数、出身地系数则都没有达到显著水平，不能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

第二，国家政策待遇的满意度对大学生农村就业的行为有着显著的影响。从各个模型结果看，国家政策待遇满意度变量的系数都在1%的统计检验水平上显著，标准化回归系数也较高，而且符号为正。这说明国家政策待遇在引导大学生农村就业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大学生对国家政策待遇的满意度越高，大学生农村就业的意愿会越高。这与笔者的预期和近几年大学生农村就业的实际基本一致。

第三，社会偏见压力是影响大学生农村就业意愿的重要因素。模型结果显示，社会偏见压力变量的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标准化回归系数很高，但符号为负。这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社会偏见压力大的大学生到农村就业的意愿要小于社会偏见压力小的大学生。这个结果与笔者的理论预期一致。农村工作环境这一变量系数没有达到显著检验水平，不能得到一个明确的结论，笔者将其数据与社会偏见压力变量进行了相关分析，发现其相关性不大，可见作为社会偏见压力这一非正式制度的起因并非仅仅是农村工作环境。

第四，大学生对自身发展成长的需求对于其农村就业意愿具有重要的阻碍作用。模型结果显示，自身发展成长受影响度变量的系数均在5%水平上显著，标准化回归系数较高，但符号为负。这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大学生若感到农村就业对自己的发展成长影响越大，则越不愿农村就业。这个结果与笔者的理论预期一致。

第五，高等教育缺陷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大学生农村就业。根据模型三显示，高等教育缺陷变量的系数在10%水平上显著，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11。这说明，高等教育缺陷对大学生农村就业有一定的阻碍作用。

此外，大学生农村认知度这一变量的系数在模型中不显著，不能得出其与大学生农村就业行为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表明，大学生农村就业的行为决策更多地受大学生所处的外部环境和大学生自身因素的共同影响，只有当大学生对农村就业的成本和收益进行比较后，才会最终做出是否农村就业的行为选择；而当前影响大学生农村就业的主体应该是社会、高校、政府以及大学生自身；以浙江省大学生调查情况看，影响大学生农村就业的决定性因素主要有大学生的主修专业、大学生自身的发展成长预期、农村就业的国家政策待遇与社会偏见压力、高等教育体制缺陷等多方面因素。

在本项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如下几点政策建议：

第一，尊重大学生择业选择，号召和鼓励大学生农村就业。大学生农村就业受到大学生自身因素和外部条件的共同影响，有其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和系统性。政府、高校在引导大学生农村就业时，应该综合考虑大学生的个体特征和具体条件，尊重大学生的选择；同时应大力宣传农村就业的意义，激发其潜在的农村就业意愿，使大学生认识到在农村同样有施展自己才华的一片天地。当然，作为大学生，也应该充分认识到农村就业可以锻炼工作能力，丰富人生履历，培养艰苦奋斗精神，促进自身的成长发展。

第二，出台一系列鼓励大学生到农村就业的政策措施，提高大学生到农村就业的吸引力。研究结果表明，政策待遇和大学生自身的成长需求对其到农村就业意愿有重要影响。为此，政府要出台相关的政策措施，如提高大学生到农村就业的相关福利待遇，如在录取公务员时优先考虑农村就业的大学生等。要使到农村就业的大学生有一个可预期的发展空间，得到一系列实实在在的优惠。

第三，支持高校专业改革，引导加强高校与地方合作。高校必须全面调研农村对人才的需求状况， 结合自身的特色和优势， 在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基础上， 利用自身的办学特色和优势， 着力培养适应新农村建设需要的各类高层次人才、农村技术人才、管理人才、文化人才等; 根据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求调整专业结构， 积极开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及区域经济发展所需的相关专业， 提高专业设置与新农村建设需求之间的契合度， 提升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的能力。

参考文献

［1］綦群高，王英姿．引导和鼓励大学生到基层就业的策略［J］．教育与职业，2007（6）:29-31.

［2］ 吴贻玉，颜剑英．双向互赢：大学生与新农村建设的对接［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6（10）：59-61.

［3］ 杨伟国．大学生就业选择与政策激励［J］．中国高教研究，2004(10)：83-85.

［4］ 董洪亮．5万余大学生报名参加西部计划［N］．人民日报，2006-05-10（1）.

［5］ 拉坦．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M］//财产与制度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6］ 姜小鹰．SPSS FOR WINDOWS简明教程［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