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法论文十篇

宏观调控法论文篇1

笔者主要使用“双手并用”与“双手失灵”来分析本文实例。

（一）“猪”的问题——市场机制下的失衡在市场经济中，市场在调节经济和配置资源中发挥基础作用。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市场主体是“理性经济人”，都为自己的利润或效用最大化而努力。在本文实例中，我们看到在市场机制调节之下的X市的生猪养殖出现诸多问题。一是散而众、饲养不科学且占用大量土地。个体养殖户多数以成本低廉的潲水养殖，带来食品安全隐患。寸土寸金的土地资源投入到相对低产出的养殖业；二是带来严重环境污染，扩大社会成本。X市政府提供的资料表明X市75万头生猪需新建一座日处理132万吨的污水处理厂，才能有效净化处理，一年需4亿多元污水处理费。显然，养殖户能获得的个体收益与社会所付出的巨大成本严重失调。这是市场调节失灵的直观体现。正如加尔布雷斯指出的：“经济体系会自我改进的说法，现在也许已没有人相信。不平衡发展、不均等、无意义和无规律的技术革新、环境的侵蚀、行业间的缺乏协调—这些都是体系中的一部分，也是现实中的一部分。它们在体系中已经根深蒂固。”在“市场之手”调节失灵，无法靠自身改善的情况下，“国家之手”呼之欲出。

（二）禁令不“行”——宏观调控下政府失灵考虑到环境成本、社会成本及产业规划，X市市政府对养殖业进行调整本无可厚非，可政府“禁猪令”一出却引来质疑不断，这又缘何而起？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政府同市场主体一样是“经济理性人”，其理性有限。信息不足、滥用权力、腐败寻租、体制不健等导致政府宏观调控会失灵。反映在本文实例中就是面对养猪者个体利益与社会公益失衡的局面，政府拿出的这一纸简单而粗暴的禁令，不仅收效甚微，还给政府带来颇多微词，以致最后被迫撤销。那么在市场的缺陷“根深蒂固”，国家调控又有造成“人为经济衰退”危险的形势下，“国家之手”如何作为呢？实践证明，必须有法可依并依法进行。这法正是经济法。

二、经济法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与地位

（一）作用之探讨探讨经济法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可以分别从法的规范作用与法的社会作用来进行。从法的规范作用来看，经济法对国家宏观调控行为进行规范，使其在法律规定的权限内，对法定范围内的社会关系按照法定程序采取合法合理的措施进行调节。一方面，经济法规定了国家调控权限。国家只在市场机制失灵的条件下对国计民生的宏观领域进行调节，具体说来主要是发展规划、财政税收、货币金融、产业政策、国际贸易等方面。这在给国家调控划出界限的同时，也保障了经济自由与安全，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使宏观调控真正解市场失灵之困。结合实例，X市政府对地区产业进行调节，其“手”应在宏观上指引方向，使市场主体顺势而动，而不是直接取走养殖者的腰包。另一方面，经济法规范宏观调控的手段和程序。经济法与其他如刑法、民法等部门法比较，其中最显著的特点是大量的规则属于指导性，是一种“提倡性规范”，以对经济利益的引导为实现调控的主要手段。经济利益为引导的调控手段更为科学，它能使宏观调控得到市场主体更好的遵循。规范政府介入市场的调控行为、规范市场主体的投资、信贷、进出口等行为，以实现国民经济的有序运行。给调控行为设置合理的程序的规范使得宏观调控更具科学性、权威性，从而也促使市场主体自觉地使自身的行为符合国家宏观调控的要求。结合实例，X市政府的调控可以指导养殖户规模化养殖，建立起生态环保的产业链，使养殖户不仅取得短期利益，更能长远发展。从法的社会作用来看，经济法规范国家宏观调控，使其更易实现宏观经济平衡的社会目标。经济法规范了宏观调控行为，从权限、手段和程序上都限制了国家权力的滥用，使得国家宏观调控在经济上具有合理性（符合经济规律），因而会得到市场主体的遵从，取得良好的绩效，使国家的制度改革得到国民的拥护和支持。这对于国家和国民的总体福利的增长是有效的促进。回到本文实例，要使政府“令到禁止”，使失灵的市场“药到病除”则必须借助于经济法。

（二）地位之探讨从上文可见国家之手与经济法是契合的，正是经济法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决定了其在宏观调控中的重要地位。也许应该从这个角度把经济法（而不仅仅是其一的反对限制竞争法）作为“经济宪法”。除从经济法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了解其重要性之外，也可以对宏观调控三种手段进行比较从而认识经济法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一方面，与经济、行政手段相比，只有法律手段才能使宏观调控充分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和富有理性，从而更好地认识客观经济规律，体现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只有依据法律的宏观调控才能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进行，从而杜绝盲目和任意调控；只有法律化的宏观调控才是制度化的调控，从而给市场主体以安全、稳定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经济手段中，有些本身就是法律手段。比如税收，依法运用，就是讲税法。其他一些经济手段在相关的经济法律法规中也有不同程度的规定。行政手段需建立在行政法的基础之上，因此也是法律化的调控手段。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建设要求应该更多地把行政手段、经济手段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之上，即力求经济手段、行政手段规范化、法律化。经济法顺应了这一发展，其“经济宪法”地位当之无愧。

三、小结

宏观调控法论文篇2

【关键词】概念；宏观调控；宏观经济管理；中国范式

【中图分类号】F123.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2）01—099—06

一、问题的提出

长期以来，寻求“中国学术的主体性”、建立中国自己的“学术范式”，是相当一批理论研究者矢志不移的追求。经济学的研究也不例外，探讨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构建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是很多研究者的努力方向。宏观调控就是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经济现象和经济学概念，对于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具有潜在的理论研究价值。在中国30余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宏观调控发挥着越来越令人关注的作用。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宏观调控已经有六轮完整的实践，第七轮也正在发展之中。透过这长期的实践，中国宏观调控无论是目标选择，还是实施手段，与经典的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中关于宏观经济政策的界定、论述相比，都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和特殊性。首先，在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中，制度一般被认为是外生的，但中国的宏观调控被中国党和政府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其次，在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中，宏观经济政策并不针对结构问题，但中国的宏观调控始终在强调结构的优化；第三，在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中，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中国的宏观调控手段还包括行政手段。

这种来自实践的差异性和特殊性导致理论界在关于宏观调控的认知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理论界目前关于宏观调控的认知存在着广义论、狭义论和特色论三类观点。广义论者将宏观调控等同于政府干预，把政府针对市场失灵采取的所有经济措施都纳入宏观调控的范畴，以马洪（1993）[1]197曹玉书（1995）[2]2、（2004）[3]等人的观点为典型代表。狭义论者则将宏观调控简单地对应为西方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认为宏观调控仅指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节社会总需求，以黄达（1999）[4]2、张鸿岩（2004）[5]100、许小年（2007）[6]和汤在新（2006）[7]86-92等人的观点为典型代表。特色论者认为中国的宏观调控是属于中国特色的国民经济管理行为，是基于中国经济转型的实践衍生的理论概念，从目标选择到手段选择都不能用经典经济学理论来解释。只有少数学者持特色论观点，其典型代表是刘瑞（2006）[8]等。比较上述观点，广义论的缺陷在于将政府规制等微观措施也纳入宏观经济管理的范畴，混淆了宏观和微观的差异；狭义论的理论渊源是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虽然被众多研究者所接受，但无法解释宏观调控作为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管理行为所体现出的差异性和特殊性；而特色论虽然基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现实，但缺乏系统的理论成果，因而成为少数派。这些分歧说明，解读中国的宏观调控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理论问题。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的宏观调控措施有力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现在世界各国都在关注中国的宏观调控行动，更提升了中国宏观调控所具有的理论意义。如果我们能够在宏观调控的理解和认知方面给予合理的解读，无疑将有助于中国经济学体系的构建。

二、宏观调控：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实践中形成的概念

1978年以前，中国经济体制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直接面向企业等生产者的指令性计划和行政命令是国家管理国民经济运行的基本手段。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市场逐步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在经济转型的同时，中国政府对国民经济运行的干预和管理方式也在转型，宏观调控发挥着越来越令人关注的作用。

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实践中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宏观调控概念经历了宏观调节—宏观控制—宏观调控的形成和发展链条。宏观调节的提法最早见于1984年10月20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该文件提出：“越是搞活经济，越要重视宏观调节，越要善于在及时掌握经济动态的基础上综合运用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以利于调节社会供应总量和需求总量、积累和消费等重大比例关系，调节财力、物力和人力的流向，调节产业结构和生产力的布局……”1985年8月13日，针对当时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不断膨胀的情况，《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瞻前顾后、统筹安排》指出：“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一些同志较多地重视微观放活，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宏观控制的指示。”这是宏观控制首次正式出现在公开报刊上。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经历了一次严重的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中央决定进行经济调整，治理经济环境。1988年9月26日，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报告指出：“这次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必须同加强和改善新旧体制转换时期的宏观调控结合起来……必须综合运用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纪律的和思想政治工作的手段，五管齐下，进行宏观调控。”从此，宏观调控在中国开始成为一个流行的概念。到1993年11月14日，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发表《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国党和政府关于宏观调控的论述形成了相对比较完整的认识。该文件对宏观调控的制度性特征进行了概括，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该文件明确了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引导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明确了宏观调控“主要采取经济办法……建立计划、金融、财政之间相互配合和制约的机制，加强对经济运行的综合协调。计划提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以及需要配套实施的经济政策；中央银行以稳定币值为首要目标，调节货币供应总量，并保持国际收支平衡；财政运用预算和税收手段，着重调节经济结构和社会分配。运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调节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基本平衡，并与产业政策相配合，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考察党和政府在改革开放初期关于宏观调控的重要文献，我们可以从中观察到宏观调控最初的一个认知框架：

首先，党和政府提出宏观调控是同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等问题结合到一起的，这些问题是中国经济转型之后才出现的，因此宏观调控从时间逻辑上来看是中国经济转型的特殊产物。其次，宏观调控不但具有总量调控的功能，也具有结构调整功能。第三，宏观调控的主体具有多元性，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构成了宏观调控的主体。第四，宏观调控的手段具有多样性，以间接手段为主，强调经济、法律和行政等手段的综合运用。显然，宏观调控对结构问题的重视和行政手段的运用完全不同于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当中单纯针对总量进行调节并强调运用间接手段的宏观经济政策。

在初步认识的基础上，党的十四大特别是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对宏观调控的认识不断深入。

这首先表现在对宏观调控的制度性特征给予了进一步的强调和明确。十四大报告提出“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十五大报告提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十六大报告提出“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十七大报告提出“深化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200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十五条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这是从高度上明确了宏观调控的制度性特征。

第二个方面的表现是对宏观调控承担结构调整任务的基本认识更加坚定。十五大报告提出“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抑制通货膨胀，促进重大经济结构优化，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十六大报告虽然没有强调结构调整是宏观调控的任务，提出“要把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但“主要目标”这样的措辞并没有将结构调整从宏观调控的视野中剔除出去，而接下来2003年开始的宏观调控不但将结构调整和投资结构联系到一起，而且关注到了地区结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提出了五个统筹，更是空前强调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结构性问题。

第三个方面的表现是关于宏观调控手段的认识逐渐成熟，形成了经济与法律为主，行政手段和其他政策手段相辅助的基本认识。1998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对国民经济进行合理的调节。”2008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则强调“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坚持主要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发挥各种政策的组合效应”。

第四个表现是强调宏观调控对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重要作用。2003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宏观调控要着眼于保持经济稳定较快增长”，2004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搞好宏观调控，既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又要根据经济形势发展变化，适时适度调整政策实施的力度和重点”。中央政府将宏观调控作为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重要手段，说明宏观调控已经成为中国政府管理国民经济运行的重要方式。

第五个表现是中央政府作为唯一的宏观调控主体被明确。在改革开放初期，随着以分权为导向的改革进程逐步发展，中央政府曾经认为地方政府也是宏观调控的主体。伴随着经济转型过程中地方保护主义现象的出现，中央开始强调宏观调控权力集中在中央的观点，宏观调控的主体也就被明确为中央政府这一唯一主体。1993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强调“坚决维护中央对全国宏观经济调控的统一性、权威性和有效性。”随即，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会议文件再次强调：“宏观调控权必须集中在中央，要维护中央政策的权威。”

与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实践过程中宏观调控概念清晰的形成和发展链条相比，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却没有宏观调控的概念，只有宏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政策的概念。考察西方经济思想史，尽管关于宏观经济的一些理论观点早在17世纪中叶就已经出现了——熊彼特认为早期宏观经济学说发展的线索始于威廉·配第，[9]327但“宏观经济学”这一概念，最早是由挪威经济学家拉格尔·弗瑞希在1933年提出的，而宏观经济理论框架的基本建立则以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出版为标志。然而，在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文献和经济学辞典当中始终没有出现宏观调控这个概念，经济学家们只是运用宏观经济政策这个概念来描述政府在宏观上对市场经济进行干预的实践。萨缪尔森在其著名的《经济学》中关于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和目标的表述就是一个真实写照。萨缪尔森认为，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的经济职能在于提高效率、增进平等和促进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增长，同时减少失业和降低通货膨胀，政府依赖于税收、支出和货币管制等政策工具以实现上述目标。[10]73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构建一个关于宏观调控概念的认知框架。

第一，宏观调控是中国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经济现象，是中国经济特有现象，因此，宏观调控作为一个经济学概念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实践的理论产物，是基于中国经济现实，在现代经济理论指导下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概念。

第二，宏观调控是中国政府根据对国民经济运行形势的基本判断，针对宏观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而采取的宏观经济管理行为，这些新问题是计划经济时期所未有的，也是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实践中没有的。因此，宏观调控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宏观经济管理行为。中国特色表现在：除了市场失灵这个政府干预市场的一般意义的经济学逻辑外，宏观调控还存在两条中国式的逻辑线索。第一条线索是由于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多样性和不平衡性，中国经济面临众多的结构矛盾和利益冲突，需要在宏观层面上予以协调，因此单纯针对总量的需求管理是远远不够的，宏观调控必须强调结构性目标。第二条线索是政治和文化线索，即中国作为一个中央集权体制的国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干预经济方面的特殊逻辑。在中国，国家的统一和中央的集权是中国独特的政治和文化传统，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领导力量，必然要遵循中国政治和文化的历史传统。党和中央政府除了达到一般意义上的经济目标以外，还需维护国家的统一、中央集权体制的生存和延续，而市场经济带来的是分权和竞争，所以党和政府必须在宏观上对任何影响到国民经济整体发展的因素和问题进行调节和控制，特别是控制，于是宏观调控不仅仅强调政府对市场的间接影响作用，更有直接影响的能力。

第三，宏观调控强调操作性和功能性，是一个由一元化的调控主体、二元化的调控任务和多元化的手段体系构成的三位一体的操作——功能框架。所谓一元化的主体，是指宏观调控的主体只能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经济管理权限仅限于管理调节地方经济的发展。所谓二元化的调控任务，是指宏观调控的任务既包括总量调节，也包括结构调整。所谓多元化的手段体系，是指宏观调控的手段包括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等必要的手段。

三、中国宏观调控的理论意义：宏观经济管理的一个中国范式

基于前文对宏观调控概念形成和发展脉络的分析，中国的宏观调控是颇具中国特色的政府宏观经济管理行为，既不同于西方式的政府干预，也不同于西方式的宏观经济政策。现在世界各国都在关注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宏观调控行动，宏观调控的上述差异性是否意味着中国宏观调控具有某种范式特征？如果是，围绕宏观调控的研究和相关观点将丰富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为构建经济学研究的中国范式提供理论支持。

范式的概念源于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库恩在其经典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中探讨什么是科学的命题，第一次提出了范式理论以及不可通约性、学术共同体、常规科学、范式危机等概念，深刻揭示了科学革命的结构，开创了科学哲学的新时期。库恩认为，科学是由某些特定的“范式”支配的，形成所谓常规科学，科学家们围绕常规科学努力扩展此时的主流“范式”；在研究中，经常会出现一些无法用主流范式解释的现象和事物，当这些现象和事物不断出现并积累到一定程度，将会出现当前范式的解释危机，最终导致科学的革命，出现一个新的主流范式，而新的范式又如同前一个范式形成类似的发展过程。通过范式概念的建立和表述，库恩回答了什么是科学这一问题，他认为范式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理论体系，是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是科学家集团（学术共同体）所共同接受的一组假说、理论、准则和方法的总和，这些东西在心理上形成科学家的共同信念。库恩认为范式的特点是：其一，范式在一定程度内具有公认性；其二，范式是一个由基本定律、理论、应用以及相关的仪器设备等构成的一个整体，它的存在给科学家提供了一个研究纲领；其三，范式还为科学研究提供了可模仿的成功的先例。在库恩范式概念的基础上，什么是科学这一命题有了较为明确的答案，即一门学科能否成为科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在领域的学者对过去和目前的成就能否取得共识，能否拥有共同的范式，如是，则我们就可以说它是科学。

库恩提出范式概念后，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科学哲学领域的研究者们对于科学中到底有没有“范式”进行了激烈、持久的争议，而在科学哲学领域以外，特别是社会科学领域各学科的学者出于对本学科科学性的关心和建构，积极地运用“范式”的概念对各自学科进行着方方面面的分析。范式概念对于科学研究的重要影响自然也被经济学家看到，从而被引入经济学研究领域。范式概念被引进西方主流经济学后，经济学范式主要表现在边际主义的发展，主观效用论和边际分析方法迅速成为经济学者的共同的分析工具，也由此推动了新古典主义的主流地位的形成。宏观经济学内部也有相对立的范式：既有以理性预期为基础的市场出清假设，即古典宏观经济学，也有凯恩斯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在中国，也有学者提出了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范式问题。例如，樊纲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变迁问题进行了探讨，他认为：“中国经济学在1979年以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流范式，应该说就是50年代初在斯大林主持下写成的苏联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那个范式……中国经济学界改革开放以来所感觉到的理论与现实的冲突，其实主要就是苏联版政治经济学与经济现实问题的冲突；所力图‘改造’、突破或放弃的‘范式’，就是所谓的‘苏联范式’。”[11]

具体到我们目前的研究对象——宏观调控，从范式理论的视角出发，我们认为，前文所提到的中国宏观调控相对于宏观经济政策的这些差异性，为形成一组能够凝聚研究者共识（学术共同体）的概念、观点、理论取向和研究方法奠定了逻辑基础，换言之，中国宏观调控具有明显的范式特征。

第一，中国宏观调控概念的形成和发展呈现出独特的认知路径。不论对宏观调控概念持有怎样的观点，一个事实是无法否认的，即尽管市场经济的理论源于西方经济理论，但西方经济理论中没有宏观调控的概念，只有宏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政策的概念，而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历史实践当中，宏观调控概念的形成经历了宏观调节—宏观控制—宏观调控的发展链条，宏观调控作为一个经济学概念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实践的理论产物，是基于中国经济现实的理论总结。

第二，中国的宏观调控行为植根于东方社会独特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一条中国式的经济、政治、文化线索决定了宏观调控通过目标和手段体系表现出来的行为特征。首先，从经济层面而言，由于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多样性和不平衡性，中国经济面临众多的结构矛盾和利益冲突，需要在宏观层面上予以协调，宏观调控必须强调结构性目标，与西方经济学语境中忽视结构问题的宏观经济政策完全不同。其次，在政治和文化方面，中国作为一个拥有古老文明传统的东方国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干预经济方面有其特殊逻辑。在中国，党和中央政府除了达到一般意义上的经济目标以外，还需维护国家的统一、中央集权体制的生存和延续，而市场经济带来的是分权和竞争，所以党和政府必须在宏观上对任何影响到国民经济整体发展的因素和问题进行调节和控制，特别是控制，于是宏观调控不仅仅能够发挥西方主流宏观经济理论中强调的政府对市场的间接影响作用，更有直接影响的能力。

第三，中国的宏观调控受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指导。这套理论隶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范畴，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上，充分借鉴传统计划经济理论的教训并吸收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观点，在中国经济转型的社会实践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科学发展观是其中的最新内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指导下，中国经济转型已经30年，已经基本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在未来，中国经济体制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将继续完善，而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现出更强大的生命力和适应力。

第四，中国宏观调控的研究方法同样具有差异性。长期以来，尽管西方经济学不同流派之间就是否应该对宏观经济进行政府干预进行了长期的争论，但是，西方宏观经济学不同流派有关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的研究大都基于以下几个隐含的假设[12]38-41：其一，制度是外生的或中性的，对经济运行是无摩擦的；其二，宏观经济政策的目的是熨平由于市场机制本身的原因导致的经济周期，并且主要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的存在；其三，假定市场是同质的，将研究定位于总量层面，不考虑结构性问题。上述隐含假设植根于发达国家的宏观经济，在发达国家没有制度变迁的问题，也没有结构性问题，于是制度中性假设和市场同质假设保证了在不同时期推出的宏观经济政策具有相似的效果和可比性，成为宏观经济学通过大量计量分析找到宏观经济运行的规律和检验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性的逻辑前提。但是，对于中国的宏观调控研究而言，由于上述隐含假设根本不存在，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在中国面临严重的水土不服。因此，充分认识到西方宏观经济学的这些隐含假设并因此思考其在中国的适用性，对于中国宏观调控理论在借鉴西方宏观经济理论时进行合理的扬弃至关重要。

四、结论

综上所述，宏观调控所有显著的差异性都是无法从现有的理论框架中直接得到解释的，无论是在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苏联范式”，还是在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主流范式中，都无法得到答案，中国宏观调控具有明显的新范式特征：

宏观调控是改革开放后在中国市场化转型的过程中出现的经济现象，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宏观经济管理行为，有着自身的特殊逻辑。在实践中，宏观调控形成了一元化的调控主体，二元化的调控目标、任务，以及多元化的手段体系这三位一体的操作——功能框架。如前文所述，一元化的主体是指宏观调控的主体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经济管理权限仅限于管理调节地方经济的发展。二元化的调控任务是指宏观调控的任务既包括总量调节，也包括结构调整，其目标是短期经济运行的总量平衡和长期内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构优化。多元化的手段体系是指宏观调控的手段包括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等其他必要的手段。

我们认为，以上述认识为圆心，足以形成中国宏观调控范式的内核，进而形成关于中国宏观调控的概念、观点、理论取向和研究方法的较为一致的认知。事实上，从目前的文献看，已经有一定数量的研究者在某个方面与上述观点相近，这说明一个关于宏观调控研究的“科学共同体”已经形成。从库恩范式理论的视角来看，这无疑是一个范式。当然，任何科学范式都是在实践发展中产生、发展和成熟起来的，理论界的争论正是宏观调控研究学术价值和意义的体现，随着相关实践的发展，人们的认识必将形成相应的范式。我们也希冀本文对宏观调控的分析和观点能够为构建研究中国宏观调控的主流范式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1]马洪.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3.

[2]曹玉书.宏观调控机制创新[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5.

[3]单羽青.为宏观调控“正名” 松紧结合组合式调控[N].中国经济时报，2004-11-29.

[4]黄达.宏观调控与货币供给[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5]张鸿岩.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经济职能规范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6]许小年.为宏观调控正名[N].经济观察报.2007-12-22.

[7]汤在新.为宏观调控正名[J].经济学家，2006（1）.

[8]刘瑞.宏观调控的定位、依据、主客体关系及法理基础[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6（5）.

[9]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10]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14版）[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6.

[11]樊纲.“苏联范式”批判[J].经济研究，1995（10）.

[12]王静.转型经济中的宏观调控：基于实践的探索和反思[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责任编辑 张海波]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 Chinese Paradigm in Macro-Economic Management： On the Theoretical Values of China’s Practice in Macroeconomic Regulation

ZHANG Yong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Party School of the Beijing Committee of CPC， Xicheng， Beijing 100044）

宏观调控法论文篇3

一、 市场管理法与宏观调控法的对比分析

1、理论基础 两者都以国家干预理论作为其理论基础。所不同的是市场管理法所依据的是直接干预理论，而宏观调控法则是间接干预理论。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作为对资源配置基础性作用的商品经济，市场有着及时性、灵活性等特点，能有效地促进市场竞争，促进社会财富的增长。但又有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如自发性、盲目性等，市场主体为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会采取不正当的竞争方式，不可避免地造成垄断、贫富悬殊等社会不正义问题，这些是市场自身无法克服的，也正是国家干预的根源所在，国家依法干预市场活动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垄断、抑制贫富差距扩大、提高交易的效率，所以，市场经济必须确立政府的干预。市场管理法和宏观调控法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理论而产生，而区别就在于：市场管理法以政府的直接干预为理论依据，而宏观调控法以政府间接干预为理论依据。

2、侧重点 市场失灵是国家干预的根源，但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表明，国家干预也并非没有缺陷，政府干预的失灵（如过度干预、滥用干预权等）同样会妨碍交易的正常进行，政府规制的失败，就要求必须确立对政府干预的规范，其中包括约束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规范政府干预的行为，从这一方面来看的话，笔者认为对市场管理法来说，它着重强调的是对市场主体一方行为的约束，通过对市场主体的竞争行为和交易行为的约束，维护市场的竞争秩序，交易秩序；而宏观调控法则更加注重对政府干预行为的约束，以确保政府的宏观调控权的正当行使。所以，笔者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市场管理法侧重于确立政府干预，宏观调控法侧重于规范政府干预，但只是侧重，两者都只有由建立在对市场失灵和政府失败的双调整基础上才能有效发挥其作用。

3、调整方式 由于两者所依据的理论基础存在差异，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调整方式的差异，市场管理法通过国家对市场的直接干预来实现其职能，它通过运用行政命令，规章制度之类的公权力直接干预市场主体的经营活动，对市场主体的竞争行为和交易行为进行规制，如通过制定和实施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依法严禁市场主体在交易活动中的不正当竞争和垄断行为，为市场主体交易行为确立一个直接的、强制性的选择标准。宏观调控法通过国家对经济活动的间接干预实现其职能，从而间接影响市场主体经济行为的选择，由此可看出，它为市场主体所确立的是一个间接的标准，具有可选性，如通过体现法律规范特点的一些经济政策，如货币政策、财政税收政策等，明确向市场主体传达一种信息，哪些市场交易活动因符合国家经济政策而受到鼓励，哪些不符合国家经济政策而受限制等。

4、调整对象 市场管理法的调整对象，是国家在管理市场过程中所形成的经济关系，即市场管理关系。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市场主体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依法查处中所形成的市场交易管理关系，主要存在于微观经济领域，具有直接性、强制性等特点。宏观调控法的调整对象，指的是国家对国民经济总体活动进行调节和控制过程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即宏观调控关系如财政关系、金融关系等，主要分布于宏观经济领域，具有间接性，选择性等特点。

5、调整范围 市场管理法以市场管理关系为其调整对象，其主要发生在国家规范市场主体竞争行为和交易行为的过程中。从其体系结构来看，市场管理法的内容主要包括市场竞争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价格法等。宏观调控法以宏观调控关系为调整对象，而宏观调控关系涉及国民经济运行的全部过程，包括财政关系、金融关系、产业关系、计划关系等。体系结构方面，宏观调控法主要包括财政法律制度、税收法律制度、金融法律制度、产业法律制度、计划法律制度、能源法律制度等。无论从两者的调整对象还是体系结构来看，宏观调控法的调整范围都要比市场管理法的调整范围宽泛。

6、调整方法 在关于两者的调整方法上，笔者认为：市场管理法由于国家直接干预市场主体的竞争和交易行为，直接涉及市场主体的个体利益，市场管理权的不正当行使会对其利益造成损害，同时也为了防止有关行政机关出于自身利益或其它市场主体利益而采用“合法”的形式损害相关主体利益，所以市场管理法的调整方法只能使用单一的法律调整手段，以维护和保证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而宏观调控法则是通过对市场的间接干预来影响市场主体的经济选择行为，具有一定的诱导性，选择性，而且其涉及面广，贯穿国民经济运行全过程，所以，可以采取以法律手段为主，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为辅的调整方法，但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的运用必须在法律确定的宏观调控框架内进行。

二、市场竞争与宏观调控的关系

在讨论两者关系之前，笔者认为应先谈一谈市场竞争与宏观调控的关系，因为市场管理法的功能在于促进和维系自由、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所以，在一定层面上，市场竞争与宏观调控的关系可以反映出市场管理法与宏观调控法的关系。市场竞争作为市场经济的作用机制是与宏观调控相互依存，相得益彰的。

首先，市场竞争是宏观调控的基础。竞争首先是市场的竞争，没有市场，宏观经济调控就没有了对象和基础，就失去了运作的机制和生效的中介，如果宏观调控不立足于市场，则是一种盲目的，形而上学的调控，就会失去立足的根基。而且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根本所在，要发展市场经济关键是鼓励和维系市场竞争。另外，宏观调控还受到市场竞争的制约，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对社会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是市场，它是第一性的、基础的。只有在市场调节无法起作用的领域，才有必要实施宏观调控，凡是市场可以竞争的，就没必要进行宏观调控。此外，宏观调控的目标要通过市场竞争来实现，因为市场竞争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促进国民财富增长的基本途径。

其次，宏观调控是市场竞争的条件。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已充分证明，市场经济不是放任自由主义经济，它内在地要求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国家通过对市场运行进行调控，可以克服市场波动和大起大落，保证经济运行稳定，而市场主体也只有在稳定的市场环境中才能进行公平、自由的市场竞争。宏观调控还对市场竞争范围及竞争目标进行调控，规定在哪些范围可以竞争，哪些范围不允许市场竞争，那些竞争是无所谓的、无益的，哪些是必要的、要加以鼓励的。此外，由于市场主体是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私利主体，市场竞争必然会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部分市场主体竞争的不自由，而这些问题是市场竞争自身无法解决的，宏观调控的实施可以有效的缓解这些问题，实现社会实质正义。

三、 市场管理法与宏观调控法的关系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市场管理与宏观调控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两个基本手段，在不同的经济运行层面发挥着各自的作用，两者有所侧重，各有分工。而市场管理法与宏观调控法作为经济关系法制化的代表，在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中也在不同的经济层面发挥着各自的作用，市场管理法主要存在与作用于微观自治领域，而宏观调控法主要立足于、作用于政府的宏观调控活动，但两者是密切相关的。市场管理法与宏观调控法的关系，笔者认为主要表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1、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从作用机制的外在表现来看，市场管理法的目的是通过规制市场主体的竞争行为和交易行为，创造自由的，稳定的市场秩序，其根本是促进市场竞争的。市场竞争是一种自由竞争、公平竞争、有序的竞争，而市场管理法的目的就在于为市场主体创造一个良好的竞争环境，维系一个良好的竞争秩序，其外在的表现为促进市场竞争。而宏观调控法则通过对市场竞争的范围、竞争的目的等作出一定的限制和规定，外在的表现为一定程度上的限制市场竞争。从这一视角看，两者是对立的，相互排斥的。但国家实施宏观调控的一个根本目的是为了实施和组织更好的市场竞争，而且从两者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这两方面看，二者是统一的，都是国家干预经济的必要手段，都是为了保证国民经济能持续、稳定、健康、快速的发展，所以，二者又是统一的。

2、宏观调控法以市场管理法为基础

宏观调控法的功能在于保证宏观调控目的的实现及调控的合法性。而市场管理法的功能在于促进和维系公平、自由、有序的市场竞争。从其内容来看，宏观调控法所确立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必须依靠市场管理法所维系的市场竞争来实现。宏观调控法所要实现的和维护的市场独立、自由、秩序等目的，也需要市场管理法在微观层次的作用的发挥，并且市场竞争秩序的良好也是宏观调控法的目的之一。宏观调控法要实现产业结构优化，离不开市场管理法，尤其是反垄断法，因为反垄断法所要规制的就是一种不合理的、非法的产业结构，它所维持的自由竞争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的根本途径。此外，由于上文所分析的宏观调控对市场竞争的依赖性所致，宏观调控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纲领，它的制定必须依赖由市场管理法所维护的市场竞争所反馈回的信息来进行，而不能盲目制定和调控，所以，宏观调控法的制定和实施应以市场管理法为基础。

3、市场管理法以宏观调控法为条件

市场管理法所维系的公平、自由、有序的市场竞争必须以宏观调控法所确立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作为其最终目标，为市场竞争指明了发展方向，避免了盲目、无谓的竞争。宏观调控法创造和维护市场主体的独立、平等、自由和秩序，为市场管理法所追求和维系的自由竞争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有利于实现最优化的市场竞争。宏观调控法要实现的产业结构优化的目的，为反垄断法提供了指导和条件。此外，宏观调控法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法律文献，也为市场管理法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指南。

四、反垄断法在我国经济法体系中的地位

反垄断法在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被奉为“经济宪法”，是同其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密切相关的。在我国，反垄断法虽然尚未出台，但其制定和颁布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这里，笔者想结合上文就反垄断法在我国经济法体系中的地位，来简单谈一谈自己的认识，笔者将从市场竞争和宏观调控两方面谈起。

作为市场管理法的核心内容，反垄断法的宗旨在于保护和鼓励竞争，维持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建立竞争性的市场环境。而我国当前市场竞争存在的问题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市场发育不全面。我国的市场经济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各类要素市场有的尚未建立起来，有的刚起步，有的还未开放，市场发育不全面，导致了市场竞争机制在这些领域尚未完全建立，尚未完全发挥其基础性的作用。2、市场竞争不充分。在已经形成的市场中，市场竞争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竞争还是不充分。但对于尚未放开的市场来说，市场竞争对想进入这一市场的市场主体来说则是一种理想。目前，我国许多行业仍然处于行政垄断的阴影下，在这些行业中，市场是存在的，但竞争是缺位的，这不符合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也不符合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政方针。

2、“宏观调控法”是我国的“优良传统”，我国宏观调控目前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a、调控主体的合法性问题。宏观调控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应由谁来制定，也就是谁拥有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权，在这一点上，目前比较混乱，各级政府甚至出于地方利益而制定与国家总体方针相悖的经济政策。b、调控程序的合法性问题。宏观调控政策应当如何制定，遵循怎样一种程序；宏观调控的实施应当如何进行，应当遵循怎样一种程序，我国在对宏观调控程序的控制和监督上是欠缺的，也是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c、调控内容的合法性问题。宏观调控作为一种国家干预经济的手段，受市场竞争的制约，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调节是基础的，第一性的；宏观调控是辅的，第二性的，凡是能市场竞争的，就不能进行宏观调控，调控内容是否合法，也是目前我国宏观调控存在的主要问题。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目前市场竞争是不充分的，须在促进和维系现有市场竞争的基础上，继续放开和建立各类要素市场，在这些市场中形成竞争，而反垄断法则能很好地实现这一功能。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应当将反垄断法置于我国经济法体系的核心地位。我国目前市场发育不全面，竞争不充分，通过反垄断法，可以更好的促进市场的健全，促进市场竞争的优化和升级，同时，也可以向市场主体传达一种国家鼓励竞争的信息。有学者认为，宏观调控有利于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保证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向，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增长，因而应将宏观调控法置于我国经济法的核心地位。对此，笔者认为不妥，正如上文所分析，作为市场经济，市场调节是基础，必须维护良好的市场竞争，这是基础，是根本，只有在良好的市场竞争基础上，宏观调控才能更好的发挥指导作用，宏观调控是相对于市场调节而言的，没有市场调节，就无所谓宏观调控。而且，我国目前在宏观调控方面存在的问题并不是调控力度不够大，调控范围不够宽的问题，恰恰相反，是调控力度过大，范围过宽，而且由于存在调控主体的不合法，调控程序的不合法，调控内容的不合法等问题，加之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和对宏观调控的理解错位，造成调控的盲目性和不正当性，不可避免的导致了行政垄断等问题，而这些障碍的排除，有待于反垄断法的制定和良好实施。我国目前在宏观调控方面，需要及时解决的是制定一部《宏观调控法》，继续健全宏观调控法体系，真正做到依法调控。此外，宏观调控法所确立的调控目标，需要由市场管理法所维护的市场竞争来实现。而且，如果将宏观调控法置于核心地位，是否会向市场主体传达一种国家限制竞争的错误信息？所以，笔者认为应当将反垄断法置于我国经济法体系的核心地位。

参考文献

杨紫?@主编 《经济法》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潘静成 刘文华主编 《经济法》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宏观调控法论文篇4

一、 市场管理法与宏观调控法的对比

1、基础 两者都以国家干预理论作为其理论基础。所不同的是市场管理法所依据的是直接干预理论，而宏观调控法则是间接干预理论。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作为对资源配置基础性作用的商品经济，市场有着及时性、灵活性等特点，能有效地促进市场竞争，促进财富的增长。但又有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如自发性、盲目性等，市场主体为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会采取不正当的竞争方式，不可避免地造成垄断、贫富悬殊等社会不正义，这些是市场自身无法克服的，也正是国家干预的根源所在，国家依法干预市场活动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垄断、抑制贫富差距扩大、提高交易的效率，所以，市场经济必须确立政府的干预。市场管理法和宏观调控法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理论而产生，而区别就在于：市场管理法以政府的直接干预为理论依据，而宏观调控法以政府间接干预为理论依据。

2、侧重点 市场失灵是国家干预的根源，但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表明，国家干预也并非没有缺陷，政府干预的失灵（如过度干预、滥用干预权等）同样会妨碍交易的正常进行，政府规制的失败，就要求必须确立对政府干预的规范，其中包括约束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规范政府干预的行为，从这一方面来看的话，笔者认为对市场管理法来说，它着重强调的是对市场主体一方行为的约束，通过对市场主体的竞争行为和交易行为的约束，维护市场的竞争秩序，交易秩序；而宏观调控法则更加注重对政府干预行为的约束，以确保政府的宏观调控权的正当行使。所以，笔者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市场管理法侧重于确立政府干预，宏观调控法侧重于规范政府干预，但只是侧重，两者都只有由建立在对市场失灵和政府失败的双调整基础上才能有效发挥其作用。

3、调整方式 由于两者所依据的理论基础存在差异，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调整方式的差异，市场管理法通过国家对市场的直接干预来实现其职能，它通过运用行政命令，规章制度之类的公权力直接干预市场主体的经营活动，对市场主体的竞争行为和交易行为进行规制，如通过制定和实施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依法严禁市场主体在交易活动中的不正当竞争和垄断行为，为市场主体交易行为确立一个直接的、强制性的选择标准。宏观调控法通过国家对经济活动的间接干预实现其职能，从而间接市场主体经济行为的选择，由此可看出，它为市场主体所确立的是一个间接的标准，具有可选性，如通过体现法律规范特点的一些经济政策，如货币政策、财政税收政策等，明确向市场主体传达一种信息，哪些市场交易活动因符合国家经济政策而受到鼓励，哪些不符合国家经济政策而受限制等。

4、调整对象 市场管理法的调整对象，是国家在管理市场过程中所形成的经济关系，即市场管理关系。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市场主体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依法查处中所形成的市场交易管理关系，主要存在于微观经济领域，具有直接性、强制性等特点。宏观调控法的调整对象，指的是国家对国民经济总体活动进行调节和控制过程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即宏观调控关系如财政关系、关系等，主要分布于宏观经济领域，具有间接性，选择性等特点。

5、调整范围 市场管理法以市场管理关系为其调整对象，其主要发生在国家规范市场主体竞争行为和交易行为的过程中。从其体系结构来看，市场管理法的主要包括市场竞争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价格法等。宏观调控法以宏观调控关系为调整对象，而宏观调控关系涉及国民经济运行的全部过程，包括财政关系、金融关系、产业关系、计划关系等。体系结构方面，宏观调控法主要包括财政法律制度、税收法律制度、金融法律制度、产业法律制度、计划法律制度、能源法律制度等。无论从两者的调整对象还是体系结构来看，宏观调控法的调整范围都要比市场管理法的调整范围宽泛。

6、调整 在关于两者的调整方法上，笔者认为：市场管理法由于国家直接干预市场主体的竞争和交易行为，直接涉及市场主体的个体利益，市场管理权的不正当行使会对其利益造成损害，同时也为了防止有关行政机关出于自身利益或其它市场主体利益而采用“合法”的形式损害相关主体利益，所以市场管理法的调整方法只能使用单一的调整手段，以维护和保证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而宏观调控法则是通过对市场的间接干预来市场主体的选择行为，具有一定的诱导性，选择性，而且其涉及面广，贯穿国民经济运行全过程，所以，可以采取以法律手段为主，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为辅的调整方法，但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的运用必须在法律确定的宏观调控框架内进行。

二、市场竞争与宏观调控的关系

在讨论两者关系之前，笔者认为应先谈一谈市场竞争与宏观调控的关系，因为市场管理法的功能在于促进和维系自由、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所以，在一定层面上，市场竞争与宏观调控的关系可以反映出市场管理法与宏观调控法的关系。市场竞争作为市场经济的作用机制是与宏观调控相互依存，相得益彰的。

首先，市场竞争是宏观调控的基础。竞争首先是市场的竞争，没有市场，宏观经济调控就没有了对象和基础，就失去了运作的机制和生效的中介，如果宏观调控不立足于市场，则是一种盲目的，形而上学的调控，就会失去立足的根基。而且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根本所在，要市场经济关键是鼓励和维系市场竞争。另外，宏观调控还受到市场竞争的制约，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是市场，它是第一性的、基础的。只有在市场调节无法起作用的领域，才有必要实施宏观调控，凡是市场可以竞争的，就没必要进行宏观调控。此外，宏观调控的目标要通过市场竞争来实现，因为市场竞争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促进国民财富增长的基本途径。

其次，宏观调控是市场竞争的条件。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已充分证明，市场经济不是放任自由主义经济，它内在地要求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国家通过对市场运行进行调控，可以克服市场波动和大起大落，保证经济运行稳定，而市场主体也只有在稳定的市场环境中才能进行公平、自由的市场竞争。宏观调控还对市场竞争范围及竞争目标进行调控，规定在哪些范围可以竞争，哪些范围不允许市场竞争，那些竞争是无所谓的、无益的，哪些是必要的、要加以鼓励的。此外，由于市场主体是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私利主体，市场竞争必然会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部分市场主体竞争的不自由，而这些是市场竞争自身无法解决的，宏观调控的实施可以有效的缓解这些问题，实现社会实质正义。

三、 市场管理法与宏观调控法的关系

通过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市场管理与宏观调控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两个基本手段，在不同的经济运行层面发挥着各自的作用，两者有所侧重，各有分工。而市场管理法与宏观调控法作为经济关系法制化的代表，在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中也在不同的经济层面发挥着各自的作用，市场管理法主要存在与作用于微观自治领域，而宏观调控法主要立足于、作用于政府的宏观调控活动，但两者是密切相关的。市场管理法与宏观调控法的关系，笔者认为主要表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1、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从作用机制的外在表现来看，市场管理法的目的是通过规制市场主体的竞争行为和交易行为，创造自由的，稳定的市场秩序，其根本是促进市场竞争的。市场竞争是一种自由竞争、公平竞争、有序的竞争，而市场管理法的目的就在于为市场主体创造一个良好的竞争环境，维系一个良好的竞争秩序，其外在的表现为促进市场竞争。而宏观调控法则通过对市场竞争的范围、竞争的目的等作出一定的限制和规定，外在的表现为一定程度上的限制市场竞争。从这一视角看，两者是对立的，相互排斥的。但国家实施宏观调控的一个根本目的是为了实施和组织更好的市场竞争，而且从两者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这两方面看，二者是统一的，都是国家干预经济的必要手段，都是为了保证国民经济能持续、稳定、健康、快速的发展，所以，二者又是统一的。

2、宏观调控法以市场管理法为基础

宏观调控法的功能在于保证宏观调控目的的实现及调控的合法性。而市场管理法的功能在于促进和维系公平、自由、有序的市场竞争。从其来看，宏观调控法所确立的国民和目标必须依靠市场管理法所维系的市场竞争来实现。宏观调控法所要实现的和维护的市场独立、自由、秩序等目的，也需要市场管理法在微观层次的作用的发挥，并且市场竞争秩序的良好也是宏观调控法的目的之一。宏观调控法要实现产业结构优化，离不开市场管理法，尤其是反垄断法，因为反垄断法所要规制的就是一种不合理的、非法的产业结构，它所维持的自由竞争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的根本途径。此外，由于上文所的宏观调控对市场竞争的依赖性所致，宏观调控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纲领，它的制定必须依赖由市场管理法所维护的市场竞争所反馈回的信息来进行，而不能盲目制定和调控，所以，宏观调控法的制定和实施应以市场管理法为基础。

3、市场管理法以宏观调控法为条件

市场管理法所维系的公平、自由、有序的市场竞争必须以宏观调控法所确立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作为其最终目标，为市场竞争指明了发展方向，避免了盲目、无谓的竞争。宏观调控法创造和维护市场主体的独立、平等、自由和秩序，为市场管理法所追求和维系的自由竞争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有利于实现最优化的市场竞争。宏观调控法要实现的产业结构优化的目的，为反垄断法提供了指导和条件。此外，宏观调控法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也为市场管理法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指南。

四、反垄断法在我国经济法体系中的地位

反垄断法在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被奉为“经济宪法”，是同其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密切相关的。在我国，反垄断法虽然尚未出台，但其制定和颁布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这里，笔者想结合上文就反垄断法在我国经济法体系中的地位，来简单谈一谈自己的认识，笔者将从市场竞争和宏观调控两方面谈起。

作为市场管理法的核心内容，反垄断法的宗旨在于保护和鼓励竞争，维持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建立竞争性的市场环境。而我国当前市场竞争存在的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市场发育不全面。我国的市场经济尚处于起步阶段，各类要素市场有的尚未建立起来，有的刚起步，有的还未开放，市场发育不全面，导致了市场竞争机制在这些领域尚未完全建立，尚未完全发挥其基础性的作用。2、市场竞争不充分。在已经形成的市场中，市场竞争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竞争还是不充分。但对于尚未放开的市场来说，市场竞争对想进入这一市场的市场主体来说则是一种理想。目前，我国许多行业仍然处于行政垄断的阴影下，在这些行业中，市场是存在的，但竞争是缺位的，这不符合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也不符合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政方针。

2、“宏观调控法”是我国的“优良传统”，我国宏观调控目前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a、调控主体的合法性问题。宏观调控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应由谁来制定，也就是谁拥有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权，在这一点上，目前比较混乱，各级政府甚至出于地方利益而制定与国家总体方针相悖的经济政策。b、调控程序的合法性问题。宏观调控政策应当如何制定，遵循怎样一种程序；宏观调控的实施应当如何进行，应当遵循怎样一种程序，我国在对宏观调控程序的控制和监督上是欠缺的，也是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c、调控内容的合法性问题。宏观调控作为一种国家干预经济的手段，受市场竞争的制约，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调节是基础的，第一性的；宏观调控是辅助性的，第二性的，凡是能市场竞争的，就不能进行宏观调控，调控内容是否合法，也是目前我国宏观调控存在的主要问题。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目前市场竞争是不充分的，须在促进和维系现有市场竞争的基础上，继续放开和建立各类要素市场，在这些市场中形成竞争，而反垄断法则能很好地实现这一功能。

通过以上，笔者认为：应当将反垄断法置于我国法体系的核心地位。我国市场发育不全面，竞争不充分，通过反垄断法，可以更好的促进市场的健全，促进市场竞争的优化和升级，同时，也可以向市场主体传达一种国家鼓励竞争的信息。有学者认为，宏观调控有利于实现国民经济和的目标，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保证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向，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增长，因而应将宏观调控法置于我国经济法的核心地位。对此，笔者认为不妥，正如上文所分析，作为市场经济，市场调节是基础，必须维护良好的市场竞争，这是基础，是根本，只有在良好的市场竞争基础上，宏观调控才能更好的发挥指导作用，宏观调控是相对于市场调节而言的，没有市场调节，就无所谓宏观调控。而且，我国目前在宏观调控方面存在的并不是调控力度不够大，调控范围不够宽的问题，恰恰相反，是调控力度过大，范围过宽，而且由于存在调控主体的不合法，调控程序的不合法，调控的不合法等问题，加之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和对宏观调控的理解错位，造成调控的盲目性和不正当性，不可避免的导致了行政垄断等问题，而这些障碍的排除，有待于反垄断法的制定和良好实施。我国目前在宏观调控方面，需要及时解决的是制定一部《宏观调控法》，继续健全宏观调控法体系，真正做到依法调控。此外，宏观调控法所确立的调控目标，需要由市场管理法所维护的市场竞争来实现。而且，如果将宏观调控法置于核心地位，是否会向市场主体传达一种国家限制竞争的错误信息？所以，笔者认为应当将反垄断法置于我国经济法体系的核心地位。

杨紫烜主编 《经济法》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潘静成 刘文华主编 《经济法》 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宏观调控法论文篇5

【关 键 词】宏观调控权/合法性/权力配置/权力行使

基于经济法上的“二元结构”假设（注：经济法理论上的“二元结构”假设，是作为经济法研究的重要前提的一系列“二元分立”的框架。例如，从人类最基本的心理、需求出发，可将人类的欲望分为公共欲望和私人欲望，进而在经济层面区分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在政治、社会层面区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在法律层面区分公法与私法，等等。基于上述“二元分立”，又可进一步分为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政府与市场、公法主体与私法主体，等等。参见拙文《略论经济法上的调制行为》，《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5期。），现代国家的基本职能，可以归结为公共物品(public goods)的提供（注：自从萨缪尔森提出“公共物品”的较为公认的定义以来，对于公共物品的研究日益深入，从而为经济法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持，这在财税法等宏观调控法的具体领域已经有了突出的体现。为此，有必要把公共物品理论推广到整个宏观调控法的研究之中。），其中包括为市场经济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适时适度地对经济运行进行宏观调控。由于宏观调控及相关制度具有极大的外部性（注：这里的“外部性”包括“好的”外部性，也包括“坏的”外部性。实际上，从经济学上说，公共物品是外部性的极端体现；从法学上说，法学研究在很多情况下是在解决外部性问题，经济法也不例外。），因而对于宏观调控的实施和相关制度的构筑必须慎重，以尽量减少宏观调控对经济活动的负面效应。

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制度的关联日益密切，制度已逐渐被视为经济活动的“内生因素”。各国的实践表明，无论是鼓吹市场经济的自然演进，还是强调外力推动（注：其实，演进主义与建构主义、自由主义与干预主义等诸如此类的各类主义，在交替兴衰沉浮，这在20世纪体现得最为突出。但如果把某一种主义绝对地理解，则对于实践贻害无穷。事实上，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恐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无法排除或否认国家在某些情况下进行宏观调控的必要性或重要性。即使是哈耶克之类的自由主义大师，也都强调对“国家干预”或“政府活动”应有正确的理解。参见哈耶克著：《自由秩序原理》，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79-281页。），实际上都并不完全排斥国家的经济政策或宏观调控。我国作为一个“转型国家”、“后发国家”，宏观调控被认为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财税、金融等领域所取得的一些调控成果也为此做出了佐证。但是，我国目前主要还是侧重于宏观调控的政策实施，对于宏观调控的法律保障和制度建构，无论在制度上还是在研究上，都还十分欠缺。为此，有必要从法律的角度来研究解析宏观调控问题。

通常，权力／权利被视为法学研究上的核心范畴；与此相应，宏观调控权亦应在宏观调控法研究中居于核心地位，但学界的相关研究尚十分薄弱。在鉴于此，本文将着重探讨宏观调控权方面的几个较为基本的问题，包括宏观调控的合法性问题、宏观调控权的配置、行使宏观调控权的原则、力度，以及宏观调控权的独立性等问题，这些探讨对于完善宏观调控法的理论和制度甚为重要。

一、宏观调控的合法性

宏观调控的合法性（legitimacy，或译为义理性、正当性等）问题（注：合法性是一个有诸多复杂含义的概念，韦伯、哈贝马斯等学者对其认识亦不尽相同。本文使用的合法性概念，主要限于符合法律规范或规律，以及得到社会公众的拥护和承认的意义。），是研究宏观调控权首先要涉及到的一个重要问题，它有助于认识宏观调控权的来源和产生基础等问题。宏观调控的合法性包括其在法律、经济、社会、政治等各个方面的合法性。其中，法律上的合法性是最直接、最受关注的。如果某项宏观调控行为在法律上不具有合法性，则在强调法治的情况下，其效力就会受到质疑和削弱。因此，从合法性的角度，宏观调控首先就被分成了具有合法性的宏观调控和不具有合法性的宏观调控。

从法律上说，具有合法性的宏观调控应当是由具有宏观调控权的主体依法实施的。因此，如果一个主体本身不具有宏观调控权，则该宏观调控就不存在法律上的合法性。宏观调控权对于确保法律上的合法性非常重要。

从形式上看，宏观调控权来源于法律上的明确授权。在把法律仅理解为制定法的情况下，宏观调控权的确立、分配和行使等内容，要通过国家制定的法来加以体现。此外，宏观调控权也是国家的经济管辖权的具体化。作为国家或更为具体的管辖权的组成部分，从根本上说，宏观调控权同样是整个国民总体的一项重要权力。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国家的职能和权力也在不断膨胀（注：对此，不仅“瓦格纳定律”和其他许多学者的研究都不断地证实了这一点，而且，各国政府财政支出占本国GDP比重的不断扩大，也有力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参见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中的政府》，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宏观调控权的产生和发展。由于“现代市场经济就是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已成为一个较为公认的命题，因此，宏观调控也被认为是现代国家新获取的一项重要职能，其目标是解决经济、社会领域的诸多现代问题。[1]此外，由于宏观调控作为一种公共物品，是私人主体所不能提供或无力提供的，因而只能由国家承担起提供公共物品的重任。从这个意义上说，宏观调控首先是国家的一项义务，其次才是国家的一种权力。

依据上述的公共物品理论，宏观调控权只能由国家而不能由其他主体来享有。尽管在特定的时空人事方面，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并且，按照公共选择理论的假说或其他一些经济学理论，“政府失灵”的问题同样不容忽视，但对于国家的作用，特别是其在宏观调控方面的作用，人们并非一概排斥。之所以如此，当然是因为国家实施宏观调控，在经济、社会等层面比其他主体有更多的合法性，同时，也与国家对宏观调控立法权的垄断有直接的关系。

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确定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国对于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及相关立法都非常重视。从立法上看，宏观调控已被提升到宪法的层次（注：例如，我国宪法第十五条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从而把宏观调控提到了宪法的高度，同时，也提出了市场经济、经济立法、宏观调控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同时，在一些重要法律中，也加入了宏观调控的目标或内容（注：例如，我国的《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一条规定：“为了……，建立和完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加强金融业的监督管理，制定本法”；我国的《公 司法》第五条规定：“公司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按照市场需求自主经营，以提高经济效益、劳动生产率和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为目的”，等等。），从而使“宏观调控”被转化为一个法律概念，使宏观调控行为具有了法律上的合法性，进而确立了贯穿于相关法律之间的宏观调控法律制度。

依据宏观调控法律制度所实施的宏观调控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合法性，或者说，是具有合法性的宏观调控，这是前面谈到的宏观调控的一种分类。此外，根据宏观调控是否具有合法性以及效力状况，也可以进一步把宏观调控分为有效的宏观调控和无效的宏观调控。这里的有效与无效，是从法律意义上而不是经济意义上而言的。与此相关的问题是，法律上无效的宏观调控，可能是经济上有效的宏观调控，在两者发生冲突时，有时是很难取舍的。如果从强调法治的角度出发，则一般会认为，无效的宏观调控，即使在经济上有效，亦应弃之不惜。但如果从实用主义出发，也许会认为经济上有效的宏观调控，即使在法律上无效，也是必要且有益的。由此又引申出经济上的合法性问题。

宏观调控在经济上的合法性，取决于经济上的合理性，实际上就是经济上的“合规律性”。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宏观调控的直接目标是解决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而其他的社会目标、政治目标等，都是间接性的目标。如果国家的宏观调控行为符合经济规律，取得了较好的绩效，在总体上增进了社会福利，则该宏观调控就具有合理性，从而就会得到市场主体或社会公众的支持和拥护，获得合法性。因此，即使一些宏观调控行为不符合现实的法律规定，也会被认为是合理的，并能够得到理解和支持。例如，我国为应对金融危机而不断上调出口退税率，虽然本身缺少法律依据，但在经济上和公众信心上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就是一个例证。（注：出口退税率的调整本身是一种宏观调控行为，但宏观调控必须有法律依据，但我国在实施此类宏观调控时，往往存在法律依据不足，甚至违法调控的问题。出口退税率的频繁变动，同现行制定法的规定存在着抵触，实际上是对纳税人的退税请求权的侵犯，也使法的安定性和可预测性的价值、原则受到了不良的影响。因此，必须真正完善宏观调控法律制度。）

之所以存在上述情况，是因为国家制定的法律总是相对滞后于现实的不断流变的经济活动，而是否符合现实的经济社会生活的要求，则是衡量法律的生命力和有效性的至为重要的标准。许多国家进行的经济改革或实施的宏观调控，大都是突破已有法律规定的框架的过程，有一些甚至是违反宪法的。但因其在经济上是合理的，因而这种违宪行为被一些学者称为“良性违宪”。对于“良性违宪”或“良性违法”问题，人们尚存在不同的认识，但不管怎样，在宏观调控领域存在的“良性违宪”或“良性违法”问题应当越来越少，因为随着法治水平的提高和人们认识的深化，可以通过相关法律的完善来逐步解决这些问题。我国对宪法的几次修改，对相关法律的制定和频繁变动，都体现了在这个方面的一些认识和努力。

在经济上具有合理性、合法性的宏观调控，由于会取得良好的绩效，对于国家和国民的总体福利的增长是有效的促进，因此，它会使政府的调控行为得到市场主体的遵从，使国家的制度改革得到国民的拥护和支持，使经济能够得到稳定增长，使社会政策目标也能够得到更好的实现，从而实现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这样就能够在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获得合法性。因此，对于经济上具有合理性或合规律性的宏观调控，必须考虑如何在制度上予以保障，使其同时获得法律上的合法性，从而提高其遵从度，实现宏观调控的预期目标。

上述对宏观调控的合法性问题的简要讨论表明，宏观调控权在形式上是来源于相关法律的规定，但在深层次上它还导源于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合法性，导源于市场主体或社会公众的认同。宏观调控权因其在根本上是人民的权力，因而仅具有法律上的合法性是不够的。宏观调控只有符合经济规律、符合国情民意，以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和基本人权为目标，才是真正合法、有效的，才是具有各个方面的合法性的。

二、宏观调控权的配置

宏观调控权作为一种权力，必须对其进行有效配置，使各类宏观调控主体的权力明晰，职责明确，这样才能更好地解决集权与分权等问题，才能更有效地进行宏观调控。

在宏观调控权的配置方面，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一直备受关注，其核心是如何解决集权与分权的问题，这也是我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历史上始终存在的重要问题。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就会带来很多问题，甚至形成历史上的“治乱循环”。对于如何解决这些方面的问题，经济学家提出了很多的理论，也提出了中国的“贾谊定理”（注：我国西汉名臣贾谊在《治安策》中指出：“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以使义，国小则无邪心”，这被认为在历史上第一次以现实主义原则解释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其思想亦被张宇燕等学者概括为“贾谊定理”。参见何帆：《为市场经济立宪》，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212-213页。），其核心是通过分权来“强干弱枝”，避免出现“弱干强枝”或“弱中央强地方”的局面。[2](P120-121)这些对于认识分权的问题都会有所帮助。

宏观调控是公共物品，而公共物品是分级次的。不同级次的公共物品从提供的效率来看，是不尽相同的。一般说来，中央级次的物品应当由中央政权来提供，而具有地方特色的物品，应由地方来提供。这是财政联邦主义(fiscal federalism)的基本精神。对此，施蒂格勒、奥茨、布坎南、蒂布特等著名学者都曾经有过许多具体的论述，并提出了许多具体的理论。[3](P338-356)从公共物品本身来看，实行适度的分权是较为必要的，这在发展不均衡的大国更为必要。

但是，具体到宏观调控这类公共物品，究竟应当如何来提供，由谁来提供，谁有权来提供，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根据目前的认识，人们一般认为，尽管在现实中“宏观调控”一词被泛化和滥用，但它在经济学和法学上是有其较为明晰的边界的，即宏观调控是国家站在全社会的总体立场上对宏观的经济运行所实施的调节和控制。因此，宏观调控的主体应当是国家，应当是国家的最高政权机构，而不是基层的政权机构，否则就不能说是“宏观”调控。因此，对于宏观调控权的配置应当有一个合理的界定：实施宏观调控的主体，不能是地方政权，而只能是国家的最高政权。也就是说，尽管宏观调控同微观市场主体的活动和利益相关，但它是一种中央级次的公共物品，只能由中央政权来提供。（注：著名学者马斯格雷夫认为，就维护宏观经济稳定和保障收入的公平分配来说，中央政府应承担更多的责任，而宏观调控主要是解决上述问题，因而诸如财税、金融等领域的调控，应由中央政府实施。参见前引何帆著，第192-195页。）

在实践中，地方政府对宏观调控的对抗问题很值得关注。例如，在财税方面，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谈判”已经形成了一种“主—从博弈”；在金融方面，地方的盲目或违法投资、集资、融资等行为，已经形成了对国家金融调控的弱化或对抗，等等。由此有学者认为地方政府更符合“邪恶假设”，即其行为更会引发经济波动。（注：何帆认为，地方政府的“邪恶行为”恰是分权的不规范所致。参见前引何帆著，第106页。）如果能够把宏观调控作为中央级次的公共物品来认识，并施以必要的法律保障，则会有助于解决中央与地方的分权问题，以及地方对宏观调控的对抗问题。

此外，宏观调控权的配置，不仅涉及到相关国家机关之间的分权问题，而且还涉及到对宏观调控本身的理解，以及对本国国情的把握问题；同时，尤其要明确享有调控权的主体，其 具体的职权与职责是什么，对其超越、滥用或弃用宏观调控权的行为应如何追究责任等问题。在宏观调控制度建立之初，明确享有宏观调控权的主体尤为重要，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政府部门都能享有该权力。此外，要完善宏观调控权的配置，还需要有较为系统的国家理论，以及合理的分权体制来支持，否则就很难理解为什么韦伯说系统的公法理论只会产生在西方，以及为什么孟德斯鸠说没有分权就不可能有公法的概念（注：韦伯指出，对于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的话要作出全面的理解，需要看到系统的国家理论和合理分权体制对于公法理论形成的重要影响。参见韦伯：《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49-50页。），同时，也才能更好地理解经济法的公法性质。

宏观调控权的配置离不开必要的法律形式。从权力来源的角度说，应当实行“调控权法定原则”（注：与调控权法定原则相一致，应当有预算法定原则、税收法定原则、计划法定原则等一系列的原因，这些原则主要强调各类宏观调控手段的立法权应实行议会保留原则和法律保留原则。即使是政府调控部门的权力，也应当由法律来赋予，而不应假借调控之名，侵害经济和社会秩序。）。从更高的层次上说，宏观调控权的配置，应当首先体现在宪法的层面。在国家的宪法中，不仅应对宏观调控做出宣示性的规定，而且还应在总体上做出规定。例如，在我国，宏观调控的立法权应归属于全国最高的立法机关；而宏观调控的执法权则应归属于全国最高的行政机关及其职能部门。这是对宏观调控权的一次分配。此外，对各类具体的宏观调控权还应做出具体的划分。例如，在中央政府的相关职能部门之间，就涉及到如何更好地划分宏观调控权的问题。另外，在最高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之间，还可能存在授权立法的问题。特别是在我国，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在授权立法方面存在的问题非常突出。如何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深入研究，这对于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对于国家的法治水平的提高，都非常重要。

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的一些政府职能部门在具体地、大量地行使着宏观调控权。特别是掌握着主要的宏观调控手段的部门，更是实施宏观调控行为的主力。例如，我国在进行大规模的政府机构改革以后，曾明确与计划、财政、金融三大调控手段有关的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等机构，为宏观调控部门。这实际上是对宏观调控主体的进一步明确和调控权的再分配。

如果政府的相关职能部门掌握了大量的调控权，则凸显出一个问题：政府是否应享有宏观调控的立法权？这是一个存在深刻的矛盾和背反的现实问题。从权力监督的角度说，政府应主要是宏观调控的执行机关，执法者本身不应成为立法者，或者至少不应成为主要的立法者，但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我国的国务院系统实际上大量地行使着宏观调控的广义立法权。其好处是提高了宏观调控的及时性，增强了应变能力；其不足却是对宏观调控行为缺少应有的约束，而且，随意性也比较大。为此，从长远看，仍然要强调和坚持“调控权法定原则”。

要贯彻“调控权法定原则”，需要在宏观调控领域采取相应的措施。例如，在我国的财税领域，应当坚持各国通行的预算法定原则、税收法定原则，在这些领域实行“议会保留”或“法律保留”原则，即预算的审批权、税收的方法权原则上应由立法机关来行使，国家在这些领域应享有专属立法权，这也是我国《立法法》相关规定的基本精神。为此，我国应尽快解决授权立法方面存在的空白授权、模糊授权等问题，应当尽快至少在形式上结束开征二十多种税却只有三部税收法律的情况[4]，尽快结束预算审批流于形式或执行不严的情况，等等。这样才能使财税宏观调控的法治水平能够不断得到提高。

又如，近几年来我国一直在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这是我国根据具体国情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政策。但是，对实施该项宏观调控政策的法律保障不够，制度保障不足。我国至今尚无一部国债法，对于国债的发行规模、使用等缺少法律监督，对于财政赤字的压力，以及未来可能引发的金融危机、财政危机估计不足，缺少对分配秩序的法律规定。这同样需要在宏观调控权的配置上强化“法定”观念，或者如布坎南(J.Buchanan)所说应当“立宪”，通过不断建立和完善宏观调控法律制度来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

总之，从权力配置的角度看，如同整个宏观调控法的制度供给不足一样，我国在权力配置方面也缺少明确的法律规定。特别是对国务院的各个职能部门的宏观调控权的赋予，还缺少充分、明确的法律根据。在宏观调控权的权限不够明晰的情况下，越权、弃权、争权、滥权等情况都可能存在，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宏观调控权的实施，从而影响宏观调控的具体效果。事实上，在宏观调控方面，至为重要的是要加强各类宏观调控政策、措施、制度等方面的协调。如果调控权的配置不明晰，或配置失当，就会产生如同私人产权配置不清一样的问题。而私人的交易成本的加大，在一定程度上只会影响到相关私人主体的私人利益；但若调控主体的权力配置出现问题，则会直接影响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其负面影响无疑是非常巨大的。因此，在宏观调控权的配置方面必须慎重，并要尽量明晰和协调；同时，还必须遵循“调控权法定”之类的法治原则。

三、宏观调控权的行使

宏观调控权的行使，涉及到许多方面的问题。下面主要探讨宏观调控权的行使原则、力度以及在与其他相关权力的比较中所体现出的独立性等问题。

（一）行使宏观调控权的原则

行使宏观调控权，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这对于确保宏观调控以及其他相关目标的实现尤为重要。从公法、私法上的一般原则出发，可以认为，在宏观调控法上同样适用下列一般原则，即比例适度原则、诚实信用原则、情势变更原则。（注：诚实信用原则和情势变更原则是公法、私法共同的一般原则，在拙著《税法原理》（北大出版社1999年版，第47页）和《财税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3页）中，曾经涉及到两类原则在税法和预算法上的适用问题。其实，这两个原则在宏观调控法中同样可以推而广之。）

比例适度原则，也称比例原则或适度调控原则，它是公法上的比例原则在宏观调控法中的具体化。它主要包括两个具体原则，即“必要性原则”以及“成比例原则”。其中，必要性原则也称“最小侵害原则”，强调国家的调控行为，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必须界定在一定的限度之内，以使国民所受到的侵害最小（这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效率原则的体现）；成比例原则或称“狭义比例原则”，它强调宏观调控的手段应当与调控目标成比例，因而调控必须是适当的、正当的、理性的、均衡的。（注：参见谢世宪：《论公法上之比例原则》，载于城仲模主编：《行政法之一般法律原则》，三民书局1994年版，第123-125页。像其他公法上的其他一般原则一样，比例原则也是适用于行政法、经济法等各类公法的基本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是各类法律的共通原则，是对于人类基本道德要求的法律化，它强调国家的宏观调控必须要基于社会公共利益，按照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尽量排除个体或群体的私利的影响，真诚务实地向社会公众提供公共物品；同时，要言而有信，确保公众的“信赖利益”。这样才能提高人们对调控行为的遵从度。

情势变更原则，也是“实质高于形式原则”的体现，即在遇到重大的情势变更时，国家应当对原来的“调控预期”作出调整，即对国家与国民之间的“调控契约”作出调整，以真正在实质上保护相关主体的利益。例如，在遇到重大的国际或国内事变，或者发生了重大不可抗拒事件、致使经济不振的情势下，就需要对原来的调控方向、目标等作出变更，通过实施减税、扩大支出等手段来解决相关问题。

上述宏观调控权的行使原则，体现了近些年来法学和经济学上的一些新的研究成果。例如，从法学上说，宏观调控法作为新的领域，是 高层次的法，因而需要以传统的法的一些基本制度和原则等为基础，来构建自己的理论。而上述原则作为各类法律中共通的原则，对于规范复杂的、高层次的宏观调控活动，当然也是适用的。此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法律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的迅速发展，也为体现国家与国民之间的信息、财富、公共物品交换的宏观调控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特别是交易成本理论、博弈论、公共选择理论、理性预期理论、制度变迁理论、路径依赖理论等，都对宏观调控权的行使以及相关的制度建设提供了不同角度的借鉴。研究这些理论，有助于反思宏观调控方面存在的问题，并使宏观调控的相关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

例如，依据卢卡斯(R.Lucas)等提出的号称经济学上的“第六次革命”的理性预期理论，以及纳什(Nash)等提出的博弈论（这两位学者都因自己理论的重要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宏观调控方面，存在着“国家有政策，国民有对策”的问题[5](P14)，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等问题。为此，在行使宏观调控权时，必须要考虑到相关的可能抵消政策效力的因素，力争实现国家与国民之间合作的、良性的遵从博弈，这样才能真正使国家与国民之间的交易成本降低，在认识到相关的路径依赖的情况下来实现制度的有效变迁。这些思想，与上述的行使宏观调控权的原则实际上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

（二）行使宏观调控权的力度

在具体行使宏观调控权时，要求宏观调控主体能够对拟调控事项的轻重缓急做出权衡，以确定适当的调控力度。调控的力度主要通过调控的广度和深度来体现，并且，要把“有为”和“无为”结合起来。而如何努力做到“适度”或“止于至善”，实现“最优调控”，则是研究调控力度问题的核心。可以说，宏观调控权的行使过程，也就是在宏观调控的决策和执行过程中进行权衡的过程，以及通过适当的调控力度来追求预期效果的过程。

与行使宏观调控权的力度密切关联的，一是宏观调控能力，二是宏观调控效力。其中，宏观调控能力尤其重要。作为国家能力的重要内容，它是国家把自己的宏观调控意志、目标转化为现实，指导社会经济发展的能力。[2](P6)国家宏观调控能力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宏观调控权的具体行使及其力度，也影响着宏观调控的效力。而宏观调控能力的强弱，则既受制于国家汲取财政的能力，又影响着汲取财政能力的变化。

此外，行使宏观调控权的力度，还与对经济和社会时势的估计、对经济规律的把握等直接相关。因此，在国家宏观调控能力既定的情况下，实施宏观调控的力度究竟应该多大，需要依据客观实际情况作出判断和裁量；同时，还要把调控的力度掌握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这样才能增进宏观调控的效力和效益。事实上，经济法并非仅是掌握在国家手里的用于进行国家干预的武器，更是约束包括国家在内的各类主体行为的规范体系。作为经济法重要组成部分的宏观调控法，必须要体现经济规律的基本要求，在合理的限度和人类认识所及的范围内，给政府一定的调整空间，使政府能够按照经济规律，真正审时度势地去进行调控，这与“限权论”特别强调的对政府权力的单纯限制是不同的。应当看到，政府该有的权力必须要有，否则它就无法及时、足额、高效地提供公共物品；同时，政府的权力也必须限制在一个合理的“度”之内，使它不致滥用或越权。这样，才能在宏观调控部门与国民总体之间形成权力的平衡和利益的均衡，才能确保调控的稳定性和常态性。

可见，宏观调控法不应仅限于反周期的“非常法”，而且也应当是一种常态法，因为依据经济运行适度进行放松、紧缩或中性的调控，综合运用各类调控手段，都应当是调控经济运行，解决相关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通常手段，而不应仅限于狭义的“干预”、“管制”、“集权”之类的概念，这对于全面理解宏观调控法和整个经济法的本质，都是很有价值的。

（三）宏观调控权的独立性

宏观调控权是否属于一种独立的权力？对此存在着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宏观调控权就是政府的一种行政权力，因而宏观调控法就是行政法的组成部分；也有人认为宏观调控法不同于行政法，宏观调控权也不是行政权；还有人认为，宏观调控权并非独立的权力形态，因而也不存在它与其他权力的关系问题。由于在行使宏观调控权过程中会产生与其他权力的关系问题，从而会涉及宏观调控权独立性的问题，因而有必要对此作出研讨。

本文认为，宏观调控权不同于传统的行政权，不能简单地认为它是行政权膨胀的结果，因其产生基础、实施手段、行权目标等都与传统的行政权不尽相同，因而是一种新型的权力。事实上，对于传统的行政权，行政法学界已经有了一些重要的理论解释，但对于新型的宏观调控权，则还缺少深入的研究，并往往认为行使宏观调控权的主体都是政府职能部门，因而宏观调控权就是行政权，宏观调控法也就是行政法的一部分。

其实，各类行政机关都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行使着行政权，也就是说，它们都有行政权，但并不是各类行政机关都有宏观调控权。事实上，宏观调控权不仅不全部归属于行政机关，而且即使是宏观调控的执行权也只限于少数行政机关。我国在机构改革后，在国务院各部委中，被称为宏观调控部门的也仅有几个（当然这种提法本身也存在问题），这说明其他部委并不被认为是直接担负宏观调控职能的部门。由于职能的特定化、专门化，决定了权力的范围、类型和属性的差异，因此，仅是基于宏观调控职能的特定化以及宏观调控权的专属行使，也可以认为，宏观调控权不同于一般的行政机关都能够行使的行政权。

应当看到，宏观调控权的行使有着特定的目标、领域、手段、程序、评价体系等，在这些方面与行政权的行使是存在区别的。两类权力的产生基础、保护的权益等也不尽相同。这些都使得与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国家职能相伴生的宏观调控权，与传统的行政权有所不同。[1]如果认为这就是传统行政权的发展，则可能会与传统行政法的理论存在不相一致的地方，从而可能损害行政法既存理论内在逻辑的严密性。

宏观调控权虽然具有独立性，但其有效行使并不是孤立的，而是需要一系列协调的、配套的制度作为支撑。只有不断完善相关制度，特别是财税体制、金融体制、计划体制等，才能使宏观调控权的行使取得更好的效益。

四、简短的结论

宏观调控权十分重要，本文仅是基于研究的现状，对其合法性、权力配置与行使等基本问题略作探讨，但许多问题的探讨尚待深入。此外，还有诸如宏观调控权的类别、效力，与之相对应的义务、责任，与相关制度的协调等重要问题，还需要做出专门、具体的研究。上述问题的存在，实际上也为我国完善宏观调控法的理论和制度的具体方向。

宏观调控权的研究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宏观调控权的行使所产生外部效应是巨大的，无论其对受众是否有约束力，都会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果能够在法律上很好地解决宏观调控权的问题，就会有助于行之有效的宏观调控制度的形成，从而有助于在国家与国民之间建立和谐的调控关系，而这些对于中国的未来发展恰恰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对宏观调控权及相关问题展开深入的研究，对于完善我国的宏观调控制度，提高宏观调控水平，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参考文献】

[1] 张守文．论经济法的现代性[J].中国法学，2000,(5).

[2] 王绍光，胡鞍钢．中国国家能力报告[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

[3] 平新乔．财政原理与比较财政制度[M].上海：三联书店，1996.

宏观调控法论文篇6

对于周期问题，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中都已有所涉猎。如化学元素排列的周期　问题、经济运行的周期问题，(注：化学和经济学领域对周期律所作的众所周知的重要　研究表明，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同样都要关注周期变易的问题。其中，与经济　法关系密切的经济周期问题，被认为是困扰西方宏观经济学的首要问题。参见吴易风等　著：《政府干预和市场经济》，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页9。)等等。但本文主要探讨的　论题，既非自然科学所研究的周期问题，也非社会科学中的经济学、政治学等领域所探　讨的经济周期和政治周期等问题，而是从法学的角度探讨宏观调控法的周期变易问题，　实质上是探讨一种“法律周期”问题。

鉴此，本文将着重探讨以下几个问题：1.宏观调控法的周期变易的客观性以及主要影　响因素；2.宏观调控法周期变易的现实表现，以及存在的问题；3.周期研究所涉及的法　律问题以及对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的启示。通过上述方面的探讨，本文试图说明：基于　经济周期等因素的影响，宏观调控法的周期变易亦客观存在；宏观调控法的周期变易，　对传统的、“静态”的法学理论和法制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这种周期变易，并不构成　对以往法学理论的全盘否定，而是在继承传统法律某些特质的前提下而发生的“变异”　或“扬弃”，(注：各种“变易”都会对最终的“变异”产生影响，在法律领域也是如　此。例如，原有法律系统内部的结构及相关功能的变易、法律规范性质的变易，都会为　整个法律系统的变异奠定基础。特别是具有变易性的经济法系统，通过不断的成长和积　累，今天已经变异为不同于传统的法律子系统的新系统。)它有助于增进对法律，特别　是对经济法的更新、更全面的认识。

一、宏观调控法周期变易的存在及其影响因素

何谓周期?如果宏观调控法的变易存在周期性，则主要受哪些因素影响?只有对这些问　题予以回答，才能初步说明宏观调控法是否存在周期变易及其主要成因，从而有助于进　一步说明宏观调控法的现代性和特殊性。

周期，作为事物经过一定时期而做周而复始的循环变动的现象，其存在本是较为普遍　的。但在许多法律研究者看来，法律的特点应是稳定，不宜变动，更不应“循环变动”　，这样才能使法律具备应有的保守性和可预见性，从而保护人民的信赖利益。从某些角　度，如从传统法律的角度，或者从封闭的法律体系的角度来讲，这无疑是有道理的。但　是，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法律无论在“量”上还是在“质”上，都有了很大的变化　，因为“世易时移，变法宜矣”——《吕氏春秋·察今》早已提出了这一思想。事实上　，古今中外难以计数的“变法”活动，都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法律变易。由　于“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并且，类似的片段往往被一再“重演”，因而某些法　律精神甚至法律制度虽然在不断变易，但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循环往复，从而在较大　的时空领域形成周期变易。这种法律的周期变易，可能产生于多种原因，例如，类似“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立法实践，以及对经济规律的“螺旋式上升”的认识等，(注　：例如，我国过去也曾有过旨在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民法、商法等，但是，由于后来曾　经试图取消商品经济，因此民商法没有得到充分发育，只是在确立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以　后，基于对经济规律的认识的深化，民商法才又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从而形成了一个法　律的周期变易。)都可能产生法律的周期变易，并由此产生“法律周期”问题，这在宏　观调控法领域体现得更为突出。

宏观调控法的变动性，特别是某些调控规范的多变，因其显见而易察；但对于其立法　或执法上的变动是否具有“周期性”，则缺少揭示，并因而可能影响经济法理论和制度　的成熟。其实，如果稍加细究，即不难发现，宏观调控法变易的周期性是客观存在的。　对于经济的周期波动，现代国家往往要采取“反周期”措施，即针对经济的周期波动，　确立相应的防止或化解波动的经济政策，通过进行逆向调控，来使调控效果与经济周期　的状态在松紧、张弛等方面呈反向变化，从而使其反周期的具体目标和手段也体现出周　期性的变化。由于上述的宏观调控关乎国计民生，关涉相关主体的基本权利，因而必须　将其纳入法制化轨道，以使调控行为能够依法进行，这就需要具有周期性变化的调控目　标、手段等都尽在法网约束之中，从而使宏观调控法的变易也体现出周期性。

可见，从较为广阔的时空来审视，或者至少从宏观调控法领域来看，应当承认“法律　周期”或者宏观调控法的周期变易的客观存在。此外，由于法律本身非常复杂，其形成　和发展乃“多因之果”，因此，法律周期也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特别是要受到经济　周期、社会周期和政治周期的影响。其中，就与经济直接相关的法律而言，经济周期的　影响是更大的。因此，在研究宏观调控法的周期时，有必要着重研究经济周期的影响。

对于经济周期问题的研究，在经济学领域已有百余年的历史，其核心是研究经济的周　期波动问题。经济波动，作为经济运行过程中交替出现的扩张与收缩、繁荣与萧条、高　涨与衰退的现象，在广义上包括了周期波动、季节波动和随机波动，而在狭义上则仅是　指周期波动。通常，周期波动是经济周期理论的主要研究对象，(注：郑家亨等著：《　中国经济的波动与调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年版，页4、182。)因为只有研究经济　的周期波动才更有意义。无论是著名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Kondratieff  Cycles)，还是　朱格拉周期(Juglar  Cycles)和基软周期(Kitchin  Cycles)等，(注：对于这三个周期，　学者普遍较为重视，因而其具体含义在许多著述均有概括。可参见胡代光主编：《西方　经济学说的演变及其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页488—498。此外，平均20年　为一个周期的库兹涅茨周期(Kuznets  Cecle)，或称建筑周期，有时也被与上述三个周　期相并列。参见董文泉等著  ：《经济周期波动的分析与预测方法》，吉林大学出版社19  98年版，页53。)都为人们  进一步研究经济周期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例如，至今仍  令欧美的一些人士不寒而栗  的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就被认为是上述三个周期的谷底  的重合点。正是为了化解“  大危机”这样的周期波动，许多现代国家都接受并走上了“  干预市场”的道路。在凯恩  斯理论得宠的岁月里，经济周期问题甚至几乎被认为“不成  问题”，因为政府可以通过  各类反周期政策去“熨平”周期；但随着凯恩斯理论在一段  时期的失势和金融危机等各  类危机的不断爆发，经济波动、经济周期的问题也越来越引  起了人们的关注，(注：虽  然凯恩斯理论的缺陷被不断强调和突出，但自由主义理论仅  仅只是在理论界较为受重视  ，对于政府的经济政策的形成，并未起到应有的作用。此外  ，近年来“萧条经济学”的  “回归”，也体现了人们对周期问题的重视。)并形成了两  类不同的观点：一类观点认  为经济波动主要来源于外部力量的影响，如不当的经济政策  、政府干预等都可能导致波  动；而另一类观点则认为，经济波动主要来源于经济系统内  部的因素。(注：经济周期  可分为依赖外生冲击的经济周期和不依赖外生冲击的经济周  期。前者如由于政府的经济  政策、个体的预期等所产生的周期，它导因于系统的外部因  素，尤其是政府的经济政策  ；而后者则强调经济的周期波动不是由外生力量所导致的，  而是由经济系统的内部结构  所决定的。为此，可以用非线性动力学理论，如分叉理论、  突变理论、混沌理论等，来  揭示周期波动问题。因为仅是静态的、确定性的经济理论，  已经很难揭示经济中出现的  许多突发波动问题。如“黑色星期一”，等等。其实，每次  大规模的波动往往都与一定  的突发事件有关。参见G.加比希等著：《经济周期理论：方  法和概念通论》，薛玉炜等  译，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版，译者的话。)这两类不同的“  波动观”，不仅直接影响到  具体应对政策的采行，而且也会影响到相关的经济立法。

尽管人类的理性越来越被认为是有限的，但在现实中，由于种种原因，对于经济的周　期波动，人们还是力图通过经济政策、法律等手段的运用，来实现反周期的目标，从而　使那些为反周期而实施的各类经济政策及其周期变化的研究价值也随之增加。即使要研　究“政策周期”和“法律周期”所构成的广义上的“制度周期”，也仍然需要研究经济　周期，因为它是引发制度周期的主要因素。

事实上，经济的冷热变化是其内在规律。由于供需总会出现失衡，因而经济运行的“　非均衡”才是常态，相应地，经济的冷热变化规律也就要发生作用。为此，如何采取有　效措施，避免经济患上“重感冒”，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如何避免发生波及　深广的“流感”，便非常重要。晚近的理论和实践都不断昭示：现实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是“非均衡”的，波动总是存在的；在纷繁的波动中，周期性的波动更应关注，因为研　究有规律的周期波动的成因和解决方法，才是更有意义的。对此，弗里德曼、熊彼特、　庇古、杰文斯第一大批著名的经济学家都曾经做过研究，(注：对于经济波动的成因，　弗里德曼认为取决于银行货币和信用的扩张与收缩；熊彼特则归因于重要的发明创造的　影响；庇古则认为是人们悲观或乐观的心理预期；杰文斯则认为是太阳黑子的周期波动　带来的气候周期变化而对农业，并进而对工商业带来了周期波动的影响等。参见前引郑　家亨等著，页184。)其研究成果对于探讨宏观调控法的周期成因，也有一定的助益。

许多学者的研究都表明，经济波动作为经济过程在“时间断面”上的体现，是客观存　在的，但其幅度和频率是可以调控的。(注：经济运行与经济波动被认为是经济过程中　的两个断面。经济过程以空间为断面，表现为经济运行；以时间为断面，表现为经济波　动。)人们可以通过分析影响经济波动的各个要素，找到相应的解决对策，使经济得以　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注：郑家亨等著：中国经济的波动与调整，中国统计出版社1　992年版，页74。)为此，在近几十年来，各国尤其注意动用各类宏观经济政策以及相应　的法律制度，来抑制或缓解周期波动，以使其给经济运行造成的损害降至最低。尽管有　些学者怀疑政府调控的效果，但仍有许多学者强调政府在反萧条或反周期方面进行适度　调控的必要性，并认为可以取得缓解周期波动的幅度、缩短萧条时间的“调控收益”。　(注：陈东琪：《新政府干预论》，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页24—28。)

经济周期的存在，会影响到社会的动荡和政治的飘摇，这不仅在很多国家的历史上都　已有过例证，而且在当代也体现得更加明显。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次大的经济波动　，仅是在1949年以后，就出现了50年代末的“大跃进”与60年代初的“大饥荒”；10年　文革停滞后与其后的整顿改革；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过热与持续整顿、通货膨胀与通货　紧缩等多次大的经济周期波动。(注：对于我国自1949年以来的经济波动，学者的总结　未尽一致。如温铁军认为，中国大陆曾发生过四次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四次经济危机的　周期分别是1958年—1968年，1978年—1986年，1988年—1994年，以及1994—1995年。　参见温铁军：《周期性经济危机及对应政策分析》，WWW.macrochina.com.cn,2　001/6/12.，此外，也有学者主张其他的划分方法。如有的学者认为，自1956年以来，　中国已经发生过9次经济危机，等等。)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经济周期实际上会直接影　响到社会周期和政治周期的形成。(注：由于政治周期与经济周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因而也可将其合称为政治经济周期。对此，著名经济学家诺德豪斯(Nordhaus，1975)曾　经作出过重要研究。政治经济周期理论的重要命题是：经济活动往往围绕大选日期波动　，政府一般在大选之前寻求有利的经济结果，而不把不利的经济结果拖延到大选之后。　参见杰克逊(P.M.Jackson)主编：《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前沿问题》，郭庆旺等译，中国　税务出版社2000年版，页184；以及前引G.加比希等著：《经济周期理论：方法和概念　通论》，页81—89。)而社会周期和政治周期对立法的影响，在现代的宏观调控法上体　现得更为明显。同时，经济周期还会直接影响到宏观调控的周期变化，从而会对宏观调　控法产生影响。美国30年代的宏观调控立法，德国战后的宏观调控立法，中国90年代的　宏观调控立法等，都说明了经济周期、社会周期、政治周期对宏观调控及相关立法的重　要影响。(注：例如，美国在30年代大危机的冲击下，在逐渐接受凯恩斯理论的基础上　，大量进行宏观调控的立法，使宏观调控法实质上成为其法律中的一种重要形态。这是　经济周期的影响的体现。而战后德国由于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的变化，使得宏观调控的　立法也发生了变化，这是政治周期、经济周期的体现。在90年代的中国，由于经济体制　转向市场体制，同时引起巨大的社会变迁，形成了新的经济和社会周期，因此，宏观调　控法的立法也发生了重要变化。这是经济周期和社会周期影响立法的体现。)

由于经济周期以及深受其影响的社会周期和政治周期，都使宏观调控法的立法和执法　等受到影响，并形成其法制层面的周期变易，因此，从总体上说，经济周期以及与此相　联系的社会周期和政治周期，是影响宏观调控法周期变易的最主要因素，这可以从宏观　调控法周期变易的具体体现中得到进一步验证。

二、宏观调控法周期变易的体现

宏观调控法的周期变易，从总体上说，体现为宏观调控法在制度形成和调整侧重点上　的周期波动，体现为对现实的经济和社会周期波动的逆向调整。具体说来，宏观调控法　的变易周期要体现在多个方面。例如，在法制环节上可以表现为立法周期、执法周期等　；在制度构建方面可以表现为具体的调控手段、调控目标上的工具周期、目标周期；在　调控状态或效果上可以表现为松紧周期或张驰周期，等等。

上述不同类型的周期，都是宏观调控法变易周期的体现，因而其间始终存在着密切的　关联和具体的互动。例如，针对经济周期而形成的宏观调控法，在立法上必然也会具有　一定的周期性，而其立法周期又会直接带来执法周期；同时，由于立法和执法都会受到　立法宗旨和调整手段的影响，因此，立法周期与执法周期也与其调整目标和调整手段的　变动周期等有关。通常，调整目标和调整手段的周期变动，会具体体现在立法、执法等　方面，从而使立法和执法等也体现为周期变动。

上述宏观调控法的各类周期，在我国现实中均有实例体现。例如，从调整目标和调整　手段的周期变化来看，近几年来，随着我国宏观调控法的调整目标从遏制经济过热向化　解经济过冷的转变，从抑制通货膨胀向消释通货紧缩的转变，相应地，宏观调控法中规　定的调控手段，也发生了周期变化。特别是税率、利率、汇率、举债率、价格等主要的　经济杠杆，一直在试图与总体上的调控目标的转变保持一致。例如，为了刺激经济增长　，拉动内需，我国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扩大了预算支出，提高了　举债率，并适时地调低了利率；(注：例如，截止到2002年2月21日，我国已经连续降息　八次，货币政策的调控功能已经被发挥到了极点。这同美联储的多次降低利息不仅有密　切联系，而且也是对世界性经济周期试图实施外部干预的一种重要体现。同样，国家不　断提高举债率，也试图实现扩大内需，刺激投资的目标。)为了刺激出口，大面积地提　高了出口退税率，同时，为了用好国内和国外的“两个市场”，履行入世承诺，我国还　大幅度地调低了关税税率，(注：从2002年元旦起，我国又开始了在加入WTO以后的降低　关税税率的进程。尽管关税的总水平将逐渐下降，但关税作为税收，其本身所具有的宏　观调控以及相应的反周期的职能，并未消失殆尽。)等等。上述宏观调控措施的变化，　更为具体地体现了我国近年来促进经济由冷转热，推进经济增长的总体目标。(注：类　似的宏观调控措施，在号称经济高度自由的美国也大量存在。例如，近些年来，预算、　税率、利率的调控作用凸显，不仅由长期的赤字预算转为年度平衡，而且还出现了大量　的财政赢余，从而为其他宏观调控措施的采行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此外，小布什的大规　模减税措施以及格林斯潘的多次调低利率，都是阻止美国经济下滑的重要调控措施。这　些措施都在实质上影响着其宏观调控法的变易。)

调整目标的变化，在导致调整手段的变化的同时，也必将进一步带来相应立法和执法　的变化。依据经济法的法理，宏观调控法关乎国计民生和相关主体的基本权利，因而应　实行“法定原则”，(注：调控法定原则可以作为宏观调控法上的一个重要原则，其中　包括上述的预算、税收、货币、计划等领域的多个“法定原则”，这也是宏观调控法的　合法性的基础。但目前除了税收法定原则以外，其他各项法定原则的研究还很欠缺。参　见拙文“宏观调控权的法律解析”。《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3期。)并分别　确立具体的预算法定原则、税收法定原则、国债法定原则、货币法定原则等，(注：通　过人大的立法权的行使、《立法法》的有效实施，以及权力机关的审批权的行使，上述　各项法定原则已基本上或事实上得到了确立。但是，对于其中存在的问题还有待于进一　步研究。)从而使调整目标和手段的变化，也都将体现在立法上。由于调整目标和调整　手段是随着经济的周期波动而做相应的变化，因而在立法上的相应规范或制度的侧重点　上，也必然会体现出相应的变化，从而形成立法上的周期变易。

例如，中国大陆自1994年以来形成的税法框架，是与当时的解决经济过热、抑制通货　膨胀的调整目标相适应的，因而在具体的税法规定中有诸多规范，如关于固定资产、不　动产的购置或买卖等方面的消极的税收规定，都体现了该调整目标。这也是宏观调控法　配置资源职能的体现。而在90年代末的经济过冷、通货紧缩的形势下，税法的一些规范　不得不作出或准备作出相应的调整，如停征固定资产方向调节税，改“生产型增值税”　为“消费型增值税”，等等，都是其具体体现。(注：当然，在宏观调控法中所作出的　政策性考虑是多方面的。有时除了经济政策的考虑以外，还有政治、社会等多方面的政　策考虑。例如，在加入WTO以后，本来有许多人认为我国的税制将发生很大的变化，但　是，国家基于稳定等多方面的考虑，作出了暂时稳定税制的决策，这对于本来要进行税　法变革的一些领域，自然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增值税的转型问题，也就因此要再延后。　)

宏观调控法论文篇7

对于周期问题，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中都已有所涉猎。如化学元素排列的周期　问题、经济运行的周期问题，(注：化学和经济学领域对周期律所作的众所周知的重要　研究表明，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同样都要关注周期变易的问题。其中，与经济　法关系密切的经济周期问题，被认为是困扰西方宏观经济学的首要问题。参见吴易风等　著：《政府干预和市场经济》，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页9。)等等。但本文主要探讨的　论题，既非自然科学所研究的周期问题，也非社会科学中的经济学、政治学等领域所探　讨的经济周期和政治周期等问题，而是从法学的角度探讨宏观调控法的周期变易问题，　实质上是探讨一种“法律周期”问题。

鉴此，本文将着重探讨以下几个问题：1.宏观调控法的周期变易的客观性以及主要影　响因素；2.宏观调控法周期变易的现实表现，以及存在的问题；3.周期研究所涉及的法　律问题以及对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的启示。通过上述方面的探讨，本文试图说明：基于　经济周期等因素的影响，宏观调控法的周期变易亦客观存在；宏观调控法的周期变易，　对传统的、“静态”的法学理论和法制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这种周期变易，并不构成　对以往法学理论的全盘否定，而是在继承传统法律某些特质的前提下而发生的“变异”　或“扬弃”，(注：各种“变易”都会对最终的“变异”产生影响，在法律领域也是如　此。例如，原有法律系统内部的结构及相关功能的变易、法律规范性质的变易，都会为　整个法律系统的变异奠定基础。特别是具有变易性的经济法系统，通过不断的成长和积　累，今天已经变异为不同于传统的法律子系统的新系统。)它有助于增进对法律，特别　是对经济法的更新、更全面的认识。

一、宏观调控法周期变易的存在及其影响因素

何谓周期?如果宏观调控法的变易存在周期性，则主要受哪些因素影响?只有对这些问　题予以回答，才能初步说明宏观调控法是否存在周期变易及其主要成因，从而有助于进　一步说明宏观调控法的现代性和特殊性。

周期，作为事物经过一定时期而做周而复始的循环变动的现象，其存在本是较为普遍　的。但在许多法律研究者看来，法律的特点应是稳定，不宜变动，更不应“循环变动”　，这样才能使法律具备应有的保守性和可预见性，从而保护人民的信赖利益。从某些角　度，如从传统法律的角度，或者从封闭的法律体系的角度来讲，这无疑是有道理的。但　是，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法律无论在“量”上还是在“质”上，都有了很大的变化　，因为“世易时移，变法宜矣”——《吕氏春秋·察今》早已提出了这一思想。事实上　，古今中外难以计数的“变法”活动，都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法律变易。由　于“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并且，类似的片段往往被一再“重演”，因而某些法　律精神甚至法律制度虽然在不断变易，但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循环往复，从而在较大　的时空领域形成周期变易。这种法律的周期变易，可能产生于多种原因，例如，类似“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立法实践，以及对经济规律的“螺旋式上升”的认识等，(注　：例如，我国过去也曾有过旨在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民法、商法等，但是，由于后来曾　经试图取消商品经济，因此民商法没有得到充分发育，只是在确立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以　后，基于对经济规律的认识的深化，民商法才又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从而形成了一个法　律的周期变易。)都可能产生法律的周期变易，并由此产生“法律周期”问题，这在宏　观调控法领域体现得更为突出。

宏观调控法的变动性，特别是某些调控规范的多变，因其显见而易察；但对于其立法　或执法上的变动是否具有“周期性”，则缺少揭示，并因而可能影响经济法理论和制度　的成熟。其实，如果稍加细究，即不难发现，宏观调控法变易的周期性是客观存在的。　对于经济的周期波动，现代国家往往要采取“反周期”措施，即针对经济的周期波动，　确立相应的防止或化解波动的经济政策，通过进行逆向调控，来使调控效果与经济周期　的状态在松紧、张弛等方面呈反向变化，从而使其反周期的具体目标和手段也体现出周　期性的变化。由于上述的宏观调控关乎国计民生，关涉相关主体的基本权利，因而必须　将其纳入法制化轨道，以使调控行为能够依法进行，这就需要具有周期性变化的调控目　标、手段等都尽在法网约束之中，从而使宏观调控法的变易也体现出周期性。

可见，从较为广阔的时空来审视，或者至少从宏观调控法领域来看，应当承认“法律　周期”或者宏观调控法的周期变易的客观存在。此外，由于法律本身非常复杂，其形成　和发展乃“多因之果”，因此，法律周期也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特别是要受到经济　周期、社会周期和政治周期的影响。其中，就与经济直接相关的法律而言，经济周期的　影响是更大的。因此，在研究宏观调控法的周期时，有必要着重研究经济周期的影响。

对于经济周期问题的研究，在经济学领域已有百余年的历史，其核心是研究经济的周　期波动问题。经济波动，作为经济运行过程中交替出现的扩张与收缩、繁荣与萧条、高　涨与衰退的现象，在广义上包括了周期波动、季节波动和随机波动，而在狭义上则仅是　指周期波动。通常，周期波动是经济周期理论的主要研究对象，(注：郑家亨等著：《　中国经济的波动与调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年版，页4、182。)因为只有研究经济　的周期波动才更有意义。无论是著名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Kondratieff Cycles)，还是　朱格拉周期(Juglar Cycles)和基软周期(Kitchin Cycles)等，(注：对于这三个周期，　学者普遍较为重视，因而其具体含义在许多著述均有概括。可参见胡代光主编：《西方　经济学说的演变及其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页488—498。此外，平均20年　为一个周期的库兹涅茨周期(Kuznets Cecle)，或称建筑周期，有时也被与上述三个周　期相并列。参见董文泉等著 ：《经济周期波动的分析与预测方法》，吉林大学出版社19 98年版，页53。)都为人们 进一步研究经济周期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例如，至今仍 令欧美的一些人士不寒而栗 的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就被认为是上述三个周期的谷底 的重合点。正是为了化解“ 大危机”这样的周期波动，许多现代国家都接受并走上了“ 干预市场”的道路。在凯恩 斯理论得宠的岁月里，经济周期问题甚至几乎被认为“不成 问题”，因为政府可以通过 各类反周期政策去“熨平”周期；但随着凯恩斯理论在一段 时期的失势和金融危机等各 类危机的不断爆发，经济波动、经济周期的问题也越来越引 起了人们的关注，(注：虽 然凯恩斯理论的缺陷被不断强调和突出，但自由主义理论仅 仅只是在理论界较为受重视 ，对于政府的经济政策的形成，并未起到应有的作用。此外 ，近年来“萧条经济学”的 “回归”，也体现了人们对周期问题的重视。)并形成了两 类不同的观点：一类观点认 为经济波动主要来源于外部力量的影响，如不当的经济政策 、政府干预等都可能导致波 动；而另一类观点则认为，经济波动主要来源于经济系统内 部的因素。(注：经济周期 可分为依赖外生冲击的经济周期和不依赖外生冲击的经济周 期。前者如由于政府的经济 政策、个体的预期等所产生的周期，它导因于系统的外部因 素，尤其是政府的经济政策 ；而后者则强调经济的周期波动不是由外生力量所导致的， 而是由经济系统的内部结构 所决定的。为此，可以用非线性动力学理论，如分叉理论、 突变理论、混沌理论等，来 揭示周期波动问题。因为仅是静态的、确定性的经济理论， 已经很难揭示经济中出现的 许多突发波动问题。如“黑色星期一”，等等。其实，每次 大规模的波动往往都与一定 的突发事件有关。参见G.加比希等著：《经济周期理论：方 法和概念通论》，薛玉炜等 译，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版，译者的话。)这两类不同的“ 波动观”，不仅直接影响到 具体应对政策的采行，而且也会影响到相关的经济立法。

尽管人类的理性越来越被认为是有限的，但在现实中，由于种种原因，对于经济的周　期波动，人们还是力图通过经济政策、法律等手段的运用，来实现反周期的目标，从而　使那些为反周期而实施的各类经济政策及其周期变化的研究价值也随之增加。即使要研　究“政策周期”和“法律周期”所构成的广义上的“制度周期”，也仍然需要研究经济　周期，因为它是引发制度周期的主要因素。

事实上，经济的冷热变化是其内在规律。由于供需总会出现失衡，因而经济运行的“　非均衡”才是常态，相应地，经济的冷热变化规律也就要发生作用。为此，如何采取有　效措施，避免经济患上“重感冒”，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如何避免发生波及　深广的“流感”，便非常重要。晚近的理论和实践都不断昭示：现实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是“非均衡”的，波动总是存在的；在纷繁的波动中，周期性的波动更应关注，因为研　究有规律的周期波动的成因和解决方法，才是更有意义的。对此，弗里德曼、熊彼特、　庇古、杰文斯第一大批著名的经济学家都曾经做过研究，(注：对于经济波动的成因，　弗里德曼认为取决于银行货币和信用的扩张与收缩；熊彼特则归因于重要的发明创造的　影响；庇古则认为是人们悲观或乐观的心理预期；杰文斯则认为是太阳黑子的周期波动　带来的气候周期变化而对农业，并进而对工商业带来了周期波动的影响等。参见前引郑　家亨等著，页184。)其研究成果对于探讨宏观调控法的周期成因，也有一定的助益。

许多学者的研究都表明，经济波动作为经济过程在“时间断面”上的体现，是客观存　在的，但其幅度和频率是可以调控的。(注：经济运行与经济波动被认为是经济过程中　的两个断面。经济过程以空间为断面，表现为经济运行；以时间为断面，表现为经济波　动。)人们可以通过分析影响经济波动的各个要素，找到相应的解决对策，使经济得以　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注：郑家亨等著：中国经济的波动与调整，中国统计出版社1　992年版，页74。)为此，在近几十年来，各国尤其注意动用各类宏观经济政策以及相应　的法律制度，来抑制或缓解周期波动，以使其给经济运行造成的损害降至最低。尽管有　些学者怀疑政府调控的效果，但仍有许多学者强调政府在反萧条或反周期方面进行适度　调控的必要性，并认为可以取得缓解周期波动的幅度、缩短萧条时间的“调控收益”。　(注：陈东琪：《新政府干预论》，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页24—28。)

经济周期的存在，会影响到社会的动荡和政治的飘摇，这不仅在很多国家的历史上都　已有过例证，而且在当代也体现得更加明显。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次大的经济波动　，仅是在1949年以后，就出现了50年代末的“”与60年代初的“”；10年　停滞后与其后的整顿改革；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过热与持续整顿、通货膨胀与通货　紧缩等多次大的经济周期波动。(注：对于我国自1949年以来的经济波动，学者的总结　未尽一致。如温铁军认为，中国大陆曾发生过四次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四次经济危机的　周期分别是1958年—1968年，1978年—1986年，1988年—1994年，以及1994—1995年。　参见温铁军：《周期性经济危机及对应政策分析》，.cn,2　001/6/12.，此外，也有学者主张其他的划分方法。如有的学者认为，自1956年以来，　中国已经发生过9次经济危机，等等。)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经济周期实际上会直接影　响到社会周期和政治周期的形成。(注：由于政治周期与经济周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因而也可将其合称为政治经济周期。对此，著名经济学家诺德豪斯(Nordhaus，1975)曾　经作出过重要研究。政治经济周期理论的重要命题是：经济活动往往围绕大选日期波动　，政府一般在大选之前寻求有利的经济结果，而不把不利的经济结果拖延到大选之后。　参见杰克逊(P.M.Jackson)主编：《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前沿问题》，郭庆旺等译，中国　税务出版社2000年版，页184；以及前引G.加比希等著：《经济周期理论：方法和概念　通论》，页81—89。)而社会周期和政治周期对立法的影响，在现代的宏观调控法上体　现得更为明显。同时，经济周期还会直接影响到宏观调控的周期变化，从而会对宏观调　控法产生影响。美国30年代的宏观调控立法，德国战后的宏观调控立法，中国90年代的　宏观调控立法等，都说明了经济周期、社会周期、政治周期对宏观调控及相关立法的重　要影响。(注：例如，美国在30年代大危机的冲击下，在逐渐接受凯恩斯理论的基础上　，大量进行宏观调控的立法，使宏观调控法实质上成为其法律中的一种重要形态。这是　经济周期的影响的体现。而战后德国由于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的变化，使得宏观调控的　立法也发生了变化，这是政治周期、经济周期的体现。在90年代的中国，由于经济体制　转向市场体制，同时引起巨大的社会变迁，形成了新的经济和社会周期，因此，宏观调　控法的立法也发生了重要变化。这是经济周期和社会周期影响立法的体现。)

由于经济周期以及深受其影响的社会周期和政治周期，都使宏观调控法的立法和执法　等受到影响，并形成其法制层面的周期变易，因此，从总体上说，经济周期以及与此相　联系的社会周期和政治周期，是影响宏观调控法周期变易的最主要因素，这可以从宏观　调控法周期变易的具体体现中得到进一步验证。

二、宏观调控法周期变易的体现

宏观调控法的周期变易，从总体上说，体现为宏观调控法在制度形成和调整侧重点上　的周期波动，体现为对现实的经济和社会周期波动的逆向调整。具体说来，宏观调控法　的变易周期要体现在多个方面。例如，在法制环节上可以表现为立法周期、执法周期等　；在制度构建方面可以表现为具体的调控手段、调控目标上的工具周期、目标周期；在　调控状态或效果上可以表现为松紧周期或张驰周期，等等。

上述不同类型的周期，都是宏观调控法变易周期的体现，因而其间始终存在着密切的　关联和具体的互动。例如，针对经济周期而形成的宏观调控法，在立法上必然也会具有　一定的周期性，而其立法周期又会直接带来执法周期；同时，由于立法和执法都会受到　立法宗旨和调整手段的影响，因此，立法周期与执法周期也与其调整目标和调整手段的　变动周期等有关。通常，调整目标和调整手段的周期变动，会具体体现在立法、执法等　方面，从而使立法和执法等也体现为周期变动。

上述宏观调控法的各类周期，在我国现实中均有实例体现。例如，从调整目标和调整　手段的周期变化来看，近几年来，随着我国宏观调控法的调整目标从遏制经济过热向化　解经济过冷的转变，从抑制通货膨胀向消释通货紧缩的转变，相应地，宏观调控法中规　定的调控手段，也发生了周期变化。特别是税率、利率、汇率、举债率、价格等主要的　经济杠杆，一直在试图与总体上的调控目标的转变保持一致。例如，为了刺激经济增长　，拉动内需，我国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扩大了预算支出，提高了　举债率，并适时地调低了利率；(注：例如，截止到2002年2月21日，我国已经连续降息　八次，货币政策的调控功能已经被发挥到了极点。这同美联储的多次降低利息不仅有密　切联系，而且也是对世界性经济周期试图实施外部干预的一种重要体现。同样，国家不　断提高举债率，也试图实现扩大内需，刺激投资的目标。)为了刺激出口，大面积地提　高了出口退税率，同时，为了用好国内和国外的“两个市场”，履行入世承诺，我国还　大幅度地调低了关税税率，(注：从2002年元旦起，我国又开始了在加入WTO以后的降低　关税税率的进程。尽管关税的总水平将逐渐下降，但关税作为税收，其本身所具有的宏　观调控以及相应的反周期的职能，并未消失殆尽。)等等。上述宏观调控措施的变化，　更为具体地体现了我国近年来促进经济由冷转热，推进经济增长的总体目标。(注：类　似的宏观调控措施，在号称经济高度自由的美国也大量存在。例如，近些年来，预算、　税率、利率的调控作用凸显，不仅由长期的赤字预算转为年度平衡，而且还出现了大量　的财政赢余，从而为其他宏观调控措施的采行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此外，小布什的大规　模减税措施以及格林斯潘的多次调低利率，都是阻止美国经济下滑的重要调控措施。这　些措施都在实质上影响着其宏观调控法的变易。)

调整目标的变化，在导致调整手段的变化的同时，也必将进一步带来相应立法和执法　的变化。依据经济法的法理，宏观调控法关乎国计民生和相关主体的基本权利，因而应　实行“法定原则”，(注：调控法定原则可以作为宏观调控法上的一个重要原则，其中　包括上述的预算、税收、货币、计划等领域的多个“法定原则”，这也是宏观调控法的　合法性的基础。但目前除了税收法定原则以外，其他各项法定原则的研究还很欠缺。参　见拙文“宏观调控权的法律解析”。《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3期。)并分别　确立具体的预算法定原则、税收法定原则、国债法定原则、货币法定原则等，(注：通　过人大的立法权的行使、《立法法》的有效实施，以及权力机关的审批权的行使，上述　各项法定原则已基本上或事实上得到了确立。但是，对于其中存在的问题还有待于进一　步研究。)从而使调整目标和手段的变化，也都将体现在立法上。由于调整目标和调整　手段是随着经济的周期波动而做相应的变化，因而在立法上的相应规范或制度的侧重点　上，也必然会体现出相应的变化，从而形成立法上的周期变易。

例如，中国大陆自1994年以来形成的税法框架，是与当时的解决经济过热、抑制通货　膨胀的调整目标相适应的，因而在具体的税法规定中有诸多规范，如关于固定资产、不　动产的购置或买卖等方面的消极的税收规定，都体现了该调整目标。这也是宏观调控法　配置资源职能的体现。而在90年代末的经济过冷、通货紧缩的形势下，税法的一些规范　不得不作出或准备作出相应的调整，如停征固定资产方向调节税，改“生产型增值税”　为“消费型增值税”，等等，都是其具体体现。(注：当然，在宏观调控法中所作出的　政策性考虑是多方面的。有时除了经济政策的考虑以外，还有政治、社会等多方面的政　策考虑。例如，在加入WTO以后，本来有许多人认为我国的税制将发生很大的变化，但　是，国家基于稳定等多方面的考虑，作出了暂时稳定税制的决策，这对于本来要进行税　法变革的一些领域，自然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增值税的转型问题，也就因此要再延后。　)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预算、国债、税收等的确定和变动，本来都应贯彻“法定原　则”(但法定原则贯彻的不够，恰恰是我国目前在宏观调控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因而　其目标和手段的周期变化，都涉及立法问题，并形成立法上的周期，这是需要从一个较　长时段来考察的问题。在现实中，只是由于法定原则贯彻得很不够，行政权过于膨胀，　因而才使人们容易把这些变动等同于行政行为，等同于行政的职能，从而也进一步混淆　了行政法与经济法的区别，这已经影响到了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认识和解决。

此外，在关注上述具体调控手段的周期变化的同时，还应注意总体上的国家预算、国　家计划领域的周期问题，(注：其实，预算也往往被认为是一种计划。此外，即使是通　常所理解的计划，其周期性也更为突出。例如国家的计划，特别是五年计划，里面就有　对经济周期的考虑，同时，在计划中，要把经济的冷热变化包容和体现进去。可参见莫　里斯·博恩斯坦编：《东西方的经济计划》，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页4，17。)这也　是宏观调控法周期变易的体现，同时也是经济法领域久已存在但却易被忽视的问题。例　如，年度预算不仅其自身存在周期问题，而且还要体 现出经济本身的周期，特别是“冷 热周期”；同时，还要反映政府为反周期和实现周期 内的预算平衡所做的努力。其实， 在经济学中主张政府通过财政手段来发挥反经济周期 作用的“周期预算理论”，就是为 了应对经济周期问题而提出的。(注：周期预算平衡 理论，被认为是大危机的产物，它 主要强调，政府即要发挥财政手段在反周期方面的作 用，同时也要实现在控制周期波动 情况下的预算平衡。参见王传纶、高培勇著《当代西 方财政经济理论》，商务印书馆19 98年版，页182—183。)由于预算本身涉及到立法和 执法，因而预算的周期变化和调整 ，也体现了政治的周期和经济的周期。此外，与预算 直接相关的国债增减的周期变化， 也与经济周期密切相关。例如，在90年代末，我国政 府本欲逐步实现预算收支的平衡( 注：近些年来，美国、俄罗斯等许多主要国家，都已 经或正在全力推进预算的收支平衡 ，这对于我国的财政管理，当然也会产生影响。基于 国家的经济安全等方面的考虑，我 国也必须尽快压缩财政赤字，逐步实现预算的平衡。 )但却因1998年大洪水，以及亚洲 金融危机的冲击，内需不足等困扰，而不得不大量增 发国债，这本身就是回应经济波动 的体现。

在上述宏观调控法的诸多形态的变易周期中，最易于理解的，可能是调控目标和调控　状态上的“冷热周期”或称“松紧周期”，因为它与经济绩效直接相关。从这个意义上　说，宏观调控法所体现的周期，主要是广义上的规制周期，(注：学者对“规制”的理　解不尽相同，可参见拙著《市场经济与新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页70—　71；以及拙文“略论第三部门的税法规制”，《法学评论》2000年第6期。)即法律调整　上的介于自由与约束、放松与紧缩的周期。例如，在强调经济自由(如坚持“里根主义　”)时期，是强调减税，放松银根等，反之则可能相反。这些变化会直接影响到法律的　调整。中国也有“双松”或“双紧”的政策组合等提法，力图通过各类政策的“协整”　(Cointegration)，(注：“协整”是20世纪80年代，由Granger提出的处理非平稳时间　序列间长期均衡关系的概念和方法，是经济计量学的前沿领域，对于研究各类经济政策　之间的协调整合尤其具有重要价值。参见王雪标等著《财政政策、金融政策与协整分析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页4。)来应对通货紧缩或通货膨胀。但是，调控政　策一经法律化，就应具有相对稳定性，特别是法律的基本框架要“基本稳定”，同时又　要有一定的“应对弹性”，以使调控性规范能够适时适度地作出变化。这样，在“变法　”时，主要对“变量规范”做调整就可以了，而一般无须做全盘变动。这种技术，不仅　在税率的调整方面，而且在存款准备金比率、再贴现率、利率、汇率、债务依存度、物　价总水平等“变量规范”的调整方面，都有应用价值。

从时间维度来看，在现代的宏观调控法产生以前，经济性法律的周期变易就已有过体　现。如在重商主义时期与自由放任时期，在大危机时期与高增长时期，相应的经济性法　律都存在着与经济波动相适应的周期变易。如果把现代意义的宏观调控法的产生定位在　大危机时期或其以后，则宏观调控法的周期变易便体现得更为明显。这主要表现在随着　政府所奉行的经济理论的周期变化，宏观调控法亦发生相应变易。如在盛倡凯恩斯理论　时期，以及在货币学派、供给学派以及芝加哥学派等理论“得势”的时期，宏观调控法　的调整随之亦有紧缩或放松的不同变化。通常，由于官方的经济学会发生周期变易，因　此，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宏观调控法的周期变易，也就会呈“递减性跟随”。

此外，宏观调控法的变易既然主要受经济周期的直接影响。因此，一些重要的经济危　机，如能源危机、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粮食危机等的发生，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宏观　调控法的周期波动。例如，对相关重要商品价格水平的管制和调整，对出口退税率的调　整等，都是宏观调控法随经济周期而变易的体现。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对全　球性经济周期加强法律防范的必要性日益凸显，为此，GATT/WTO、IMF等重要的国际组　织，都创设了一些新的制度，它们往往会转化为一国宏观调控法的重要内容，从而直接　或间接地使宏观调控法的某些规范产生变易。(注：例如，中国为加入WTO而在多个财年　大幅度降低关税的税率，为防范金融危机，贯彻《巴塞尔协议》的要求，而对资本充足　率进行调整等，都会对宏观调控法的变易产生影响。)而这些变易，归根结底，还是要　受前述的经济、社会、政治的周期变易的影响。

三、相关的法律问题与启示

对宏观调控法的周期变易的研究，涉及到宏观调控法乃至整个经济法领域的一系列理　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现择要列示如下：

1.法律的形成机制问题。透过宏观调控法的周期变易，可以再次看到，宏观调控法乃　至整个经济法制度的形成，受经济活动、经济波动、经济政策等方面的影响是直接而巨　大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需要有效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同时，也离不开相应的经　济法和社会法的调整。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需要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周期性变化而作出　相应的调整；同样，经济法和社会法，也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调　整和变化，尽管这种变化体现在法律上是相对缓慢的。 在这方面，不仅涉及到政策与法 律的关系、经济政策与经济法的关系等理论问题，而且 还涉及到对法律的形成机制，特 别是相关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等问题。

2.法律的规范构成问题。经济法特别是宏观调控法的规范构成，其突出特点就是既包　括稳定的“内核性规范”，又包括易变的“边缘性规范”，从而既涉及到宏观调控法的　“一般普适”和“局部普适”，(注：拙文“税法的普适性及其局限”，《中外法学》2　001年第5期。)也涉及到原则性和灵活性、稳定性与变易性等问题。上述的内核性规范　，作为基本规范，构成了法律的基本框架，应是相对稳定的；而边缘性规范，则主要是　调控性规范或称变量规范，是需要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适时适度地变化的，且同样　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宏观调控法的调整，正如水库对蓄水量的调节，关键在于有效地　、适度地吞吐、收放，因而其某些规范就必须具有变易性。这对于研究经济法的普适性　理论和周期理论是很重要的。

3.法律的职能实现问题。任何法律，都有其自身的重要职能，其职能实现是法学研究　的一个重要方面。宏观调控法的重要职能是反周期，保障对经济周期的“熨平”，因而　需要在边缘性规范中安排“调控性规范”，并使各类规范相协调。(注：要反周期，需　要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综合协调，同样，也需要相关宏观调控法规范的协调。事实上，　德国的《经济稳定增长法》与我国经济法学者一直在推进的《宏观调控法》的立法，都　是在为此而努力。关于政策的协调问题，可参见桂世镛等主编：《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协　调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版，页19。)从稳定性来说，边缘性规范的离心力强　，是随周围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动的部分。尽管如此，从重要性来说，无论在经济政策　中，还是在法律规范中，调控性的规范都是重要的，这是从质上而言的。同时，调控性　规范作为开放的政策体系或法律体系中的变量，应具有与开放性要求相适应的适度的变　易性。

通常，宏观调控法的职能，可以比作稳压器、减震器、调制解调器，(注：参见拙文“　略论经济法上的调制行为”，《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其核心制度是可以“以　不变应万变”的，它们体现为各类宏观调控制度都有的一些基本的实体与程序制度。此　外，宏观调控制度中还必须同时包括一些易变的边缘性规范，用以进行应急性、强制性　的调节。如前所述，在宏观调控法规范中，应当预先留出松紧变化的空间，这样就能在　不变动核心制度，保持法律基本稳定的前提下，通过各类参数、指标等变量的调节，或　者通过对宏观调控部门的适度授权，来实现法律的“自动调整”或“模糊控制”，从而　更好地实现宏观调控法的职能。

4.法律的调整方式问题。从制度实践来看，我国为应对经济周期而多次实施的税率、　利率、汇率的调整，体现的是经济法独特的“调控、规制”的调整方式，从而使经济法　规范的周期性与规制性密切相关。透过经济法的规制性特征，可以更好地理解宏观调控　法的周期性；反之，对于宏观调控法或整个经济法的周期性的揭示，(注：除了本文论　述的宏观调控法的周期变易问题以外，在市场规制法领域，同样存在周期变易问题。一　方面，市场规制法的政策性较强，受政府加强规制或放松规制的政策的影响较大，从而　会体现出一定的周期变易；另一方面，经济周期等周期因素对市场规制法本身也有一定　的影响，如在反垄断法中，就有对危机卡特尔、出口卡特尔等方面的“除外规定”。)　也有利于更全面地理解经济法的规制性。从各国的实践来看，都是时而放松规制，时而　加强规制。对于这里的放松或加强“规制”，人们一般是从狭义的“管制”来理解的。　而经济法上的“规制”，则是广义上的，它并非仅是国家干预，也并非仅是管制，而是　依据需要来鼓励促进或限制禁止，是全面的“调制”。这样理解，也许有助于避免或扭　转对经济法较为普遍的误解。从历史上和总体上来看，为应对经济周期而做的偏向于自　由或约束的取舍，自然会对经济法的制度形成和变迁，以及调制的宽严、张弛产生一定　的影响，但未必妨碍宏观调控法的基本框架的稳定，因为受到影响和发生影响的，主要　是那些调控变量。由此可见，大量的“变量规范”的存在，是经济法与传统法的重要差　别；而正是靠这些变量规范，经济法才能很好地对经济和社会的运行进行调控。因为从　根本上说，经济法所面对的和所需解决的问题，已经同传统的法律有着很大的不同了。

研究宏观调控法的周期变易及相关的上述法律问题，还能够给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带　来一些新的启示。现仅从立法和理论研究的角度略做说明如下：

首先，从立法的角度来看，既然宏观调控法中存在周期变易的往往是边缘性的、调控　性的规范，那么，在进行宏观调控法的框架设计时，就应使基本结构相对稳定，同时，　预留出调控性规范的调整空间，这样对于兼顾宏观调控法的稳定性与开放性、变动性，　都有裨益；同时，也有助于增进执法效益。特别是在给执法主体一定的授权性的“调控　空间”的情况下，有助于调控主体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前提下，根据实际情况，创造性　地运用宏观调控的手段，来解决实践中变动不居的相关问题。(注：由于周期具有总体　的规律性和具体的不规则性，有许多问题可能超出立法预期，因而留出适当的“调整空　间”，可能更有效率。与此相关的值得研究的问题还有很多，如经济周期及相应的宏观　调控的传导机制问题、调控的逆向选择以及调控时滞问题、调控的法律责任问题，等等　。但限于篇幅和主题，本文对这些问题不做探讨。)

这样，通过在设计变量规范时预留“调控空间”，来充分实现调控杠杆的机能，就能　够在立法上更好地廓清一个问题，即如何兼顾法律基本结构的稳定与调控要素易变的问　题。为此，对于调控杠杆所涉及到的变量规范，只要经过议会的同意或批准，即可认为　符合“法定原则”，一般无须对整个法律再做重复审查，这样与宏观调控所需要的效率　也能够协调起来，从而会大大降低立法成本和奉行费用。同时，在执法上，也有利于更　好地树立依法办事的意识，避免调控主体借口“宏观调控”而随意变动相关变量规范的　做法。

其实，强调变量规范的调整需要经过议会批准，是因为批准后的变量规范同样是法律　的一部分，是具有法律效力的。由于这些杠杆的调整直接关系到各类主体的切身利益，　因此必须慎重，要尽量贯彻“法律保留”和“议会保留原则”，同时要贯彻“比例原则　”，这对于立法和执法都是很重要的。而惟有坚持上述原则，才能更好地贯彻诚实信用　原则和情势变更原则，兼顾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确保市场主体的利益，避免目前在实　践中容易产生的因宏观调控而客观上侵害国民信赖利益或财产权利的情况。

此外，从法制的技术层面来看，把针对周期的调控性规范与其他基本规范分开，也有　利于推动立法上的标准化、指数化和模型化。例如，如果有一些经济指标可以量化，当　发生波动的时候，允许政府在多大的幅度内采取相应的行为，或者某些指标应如何做应　对性调整，都需要赋予政府一定的宏观调控权。通过授权性规范，允许宏观调控机关适　时进行相机抉择的调控，对于保持法律本身的总体稳定，避免频繁“变法”，是很重要　的。这样，既兼顾了法律的稳定性和普适性，又考虑了法律调整和立法的效率，因而比　许多传统的法律要更有灵活性。

其次，从理论上看，研究周期变易问题，对于经济法理论的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如　前所述，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是与经济周期直接相关的——正是30年代大危机这个重要　周期的出现，才更有力地催生了现代意义的经济法制度；而经济法制度，也在反周期的　过程中变成了一种“经常性”的制度，它并非仅在发生危机或萧条时才起作用，而是要　在周期的各个阶段，经常地、持久地起到广泛的规制作用，这已经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　识。而这种共识，对于完整地理解经济法，发展经济法理论中的本体论，无疑很重要。

与上述共识相联系，对于周期问题的研究，有利于进一步认识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规　律，特别是有利于认识其产生和发展与相关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或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　认识经济法与经济政策、社会政策之间的关系，以及认识经济法产生、发展的经济基础　和社会基础，等等。这些都是经济法理论中的重要问题。从周期的角度来研究这些问题　，有利于进一步认识经济法与传统法的不同之处，从而有助于进一步揭示经济法的现代　性特征。

此外，在经济法理论中探讨周期问题，还有利于认识制度发展与特定事件之间的关联　，以及不同的体制对解决周期问题的价值。例如，资本主义的大危机，被公认为是同时　陷入了三个经济周期的谷底，但其导火索却是银行挤兑这一特定事件，而这一事件的发　生与长期奉行的自由市场体制如何发生关联，是偶然的还是必发的?与此相关，究竟是　自由市场体制，还是政府管制会带来危机?这些在经济法理论中都甚值研究。从某种意　义上说，很难说自由的制度或干预的制度哪个更好。因为从历史上看，确实是自由放任　带来了西方的繁荣；但同时，也确实是自由放任带来了不能自拔的空前危机，而恰恰使　国家干预缓解了危机。因此，不同的制度有不同的用处，关键是要物尽其用，扬长避短　。从理论走向上看，整个学界和实务界之所以一直存在两种思潮的斗争，与论者的价值　观、方法论有关，也与不同的制度确实各有其利弊和功用有关。其实，人们都知道良药　苦口，且可能会有副作用，但为了拯救某个肌体或生命，往往就必须“用药”。尽管“　凡药三分毒”，各种“有为”的对策都会不同程度地有其副作用，但人们在取舍时，总　会有其理性的考虑，总会权衡利弊得失。这些考虑，无论是倾向于哪类利益，都与人们　的认识和利益追求上的周期有关，并进而会影响经济法的周期变易。

上述两类思潮的长期存在表明，对于各类周期问题的解决，人们的看法并不相同，这　同个体主义方法论与整体主义方法论之分野同样相关。其实，既应看到自然演进的价值　，也要看到特定事件对于特定国度的法律制度的形成的推动作用(如特定事件对于中国　的市场经济体制及其相应的法律体系的建立的影响)，特别是现代国家的巨大推动作用　。(注：如邓小平南巡讲话这一特定事件，对于促进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以及　相应的法律体系的建立，就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样，发展中国家政府在实现其“后发　优势”方面，也要发挥重要作用，并且，在建立法律制度方面的作用尤为突出。)因此　，就具体的法律制度的形成而言，自然演进与国家推进，都不可缺少，而且后者在宏观　调控法领域可能客观上更为重要。

其实，无论是哪种方法论，都应与宏观调控法本身的特点相联系。宏观调控法不仅具　有经济法一般的经济性和规制性(或称调制性)，而且还具有宏观性。为此，必须研究宏　观的问题(其中包括在较为广阔的时空范围内来研究周期问题)，必须改变对法律体系的　静态的、封闭的看法，而代之以对法律系统的动态、开放的研究。从法律规范或制度的　周期变易出发，动态地看待经济法的调整，以及宏观调控法的周期变易，对于更新传统　的法学观念，无疑甚有裨益。

四、结论

以上针对宏观调控法的周期变易，探讨了其存在的客观性和主要影响因素，分析了其　在现实制度中的体现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研究周期变易方面所涉及到的若干法律问题　和相关启示。这些讨论所力图说明的是，伴随着经济、社会、政治周期的出现，与之密　切相关的宏观调控法也存在着周期变易，但这并非对法律稳定性、普适性原理的全盘否　定，而恰恰是现代法调整方式的一种体现；宏观调控法的周期变易，不仅具体影响到其　规范构成、职能实现等问题，而且还涉及到对整个经济法的理解，因而是一个重要的理　论和实践问题。尽管如此，仍不应仅以周期变易为由，来完全否定法的安定性、可预见　性等特质，尤其不能通过立法或执法手段，以“合法”的名义，公然侵害相关主体的权　益。因此，对于其中的核心规范，还必须保持其稳定，即使对于其中易变的调控性规范　或称“变量规范”，也要强调坚持“法定原则”，以确保调控主体与受控主体都在法治　的秩序下行事。

宏观调控法论文篇8

关键词:宏观调控/法治化/可诉性

基于历史的演绎与观念的推导，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市场失灵作为市场的内生品格而不可避免，通过来自国家的干预以有效消除市场的负面效应，也便具有了正当性，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也就成了一种不可否认的客观存在。虽然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手段、重点和程度因各国历史背景和传统文化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样态，但作为国家干预经济重要手段的宏观调控，则以“国家经济管理行为的最高形式”，而几乎为当今所有市场经济国家所运用。然而，这种隐含了秩序建构主义逻辑的行为，又会因政府的理性不足、能力有限和自身利益偏好等“政府失灵”现象，而在实践中可能出现“干预异化”，从而对市场机制功能的正常发挥构成威胁或破坏。因此，构建可控制、可预见的宏观调控制度框架，实现宏观调控的法治化运行，不仅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更是法治社会的当然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近来法学界有少数学者却提出了宏观调控行为具有不可诉性的观点。（注释1：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可参见：邢会强.宏观调控行为的不可诉性探析[J].法商研究，2002（5）：64-70；肖顺武.置疑宏观调控行为的可诉性[C].第四届全国经济法博士论坛，重庆，2007.）笔者认为，这种观点至少是对现代法治精神的背离——现代法治的精髓在于对公权力运用的控制；现代法治的屏障在于司法权的独立、权威与有效；现代法治的演进在于尽量缩小政府活动的非法治范围而不是维护或扩张这种范围。在经济法领域主张宏观调控行为不可诉的观点，于目前行政诉讼拒绝接纳“抽象行政行为”的背景下，实质上是将宏观调控推向了绝对的人治化运行的危险境地。诚然，宏观调控的控制与矫正有多种方式，诸如政府内部的监督、人大的外部督察、社会公众的谴责、行为者政治责任的承担等等，但在笔者看来，凭借现有司法制度，实现我国法律中业已确立的基本价值，比其他任何监督与控制方式更具有实质与终极意义。事实上，以“一种独立的国家权力形态”存在的司法权，因其权威性、最高性、中立性的品性和得到法治国家的普遍推崇的事实，决定了宏观调控法治化的进程绝对不能偏废对司法权的仰赖。“任何权利和权力都有被滥用的可能，而对此最有效的监督与制约机制莫过于通过司法实现的诉讼法律制裁。”因此，笔者认为，通过必要的制度设计，将宏观调控行为纳入司法权的监控范围并有效克服其“异化”，是宏观调控正当性的法治基础。

一、能否“接近司法”：宏观调控行为属性之辩

宏观调控行为具备什么样的性质，与宏观调控行为的可诉性不无关系。宏观调控行为作为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法学共同关注并极富争议的时代性课题，我国学界围绕其概念、属性和运行等若干问题，已形成诸多富有创见的理论。从经济法学界的讨论来看，宏观调控行为的性质与其可诉性的关系主要涉及到两个问题，即宏观调控行为是不是不受司法管辖的“国家行为”以及宏观调控行为是否仅是单纯的决策行为。

国家行为是指“涉及国家或社会重大安全的判断，以及社会安全专业机关的危险预测”的行为。尽管各国对国家行为的称谓不尽相同，但都把国家行为排除在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外。我国学者在论及宏观调控行为不具有可诉性时，也大都预先假定宏观调控行为是国家行为之一种。为了克服这种“对话上的障碍”，本文拟通过界定国家行为的特征的方式，来说明宏观调控行为并非国家行为。

首先，国家行为具有高度的政治性或统治性。在日本，国家行为称为“统治行为”，是指关系到国家存亡及国家统治之根本的、具有高度政治性的、国家最高机关（国会、内阁）作出的行为。在法国，国家行为是指“行政机关不受普通法院监督，不受行政法院监督的行为，由于只受政府管辖所以称为政府行为”。法国法上规定的政府行为，一般包括以下几种：（1）政府与议会发生关系的行为，如召集和解散议会，提出法律案和公布法律的行为等；（2）政府与其他国家或联合国发生关系的行为，如与外国签订条约、出国访问等；（3）总统根据《宪法》第16条在紧急情况下所采取的紧急措施，以及根据《宪法》第11条所作出的将法律草案提交全民公决的决定。在德国，国家行为是指与国家整体利益、国家目的有关的行为。属于排除法院管辖的“高权行为”。它一般是由最高国家宪法机关（总理领导的联邦各部即整体意义上的联邦政府、联邦总统和议会）实施的行为。由此观之，国家行为是为了国家安全、国家、国家外交、军事机密，由最高行政机关和最高权力机关作出的属于“政治保留”范畴的行为，一般包括国防行动、军事行动、外交活动和、紧急状态、总动员等。而宏观调控行为首先是经济性的，是国家经济职能在经济生活中的运用。笔者固然不否认经济性问题转化为政治性问题的可能性，但在更多的时候它们之间的界限是明确的。

其次，国家行为不具备司法审查的合理性。美国学者亨金认为，所谓国家行为，“其真正含义是指这样一项司法政策，它宣称某些案件或某些案件涉及的问题不具有可裁判性，即不适宜司法解决，尽管这些案件或这些案件涉及的问题属于宪法或其他法律规定联邦法院的管辖权范围之内，或者也符合法院受理诉讼的各项要求。”笔者认为，国家行为之所以不能成为司法审查的对象，主要是基于以下的理由：第一，作为政治决策的国家行为是一国对外的绝对和对内的绝对统治权的体现，这些权力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最高性，司法权本身从中衍生而来，司法权无法对作为它自己源泉的权力进行审查；第二，从策略上看，法院之所以拒绝审查具有高度政治性的国家行为，也是使自己免于卷入政治纷争，从而保持司法独立、维护司法权威的明智之举；第三，国家行为作为体现国家重大利益的行为，涉及到国家的尊严、荣誉和存亡，“其缺乏能被发现和容易控制的司法标准”。而宏观调控行为作为调节和控制一国经济总体的机制和手段，一般情况下和国家无涉，更不会引起政治纷争，也具备司法审查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所以自然不能游离于司法权的管辖之外。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说明：一是宏观调控权（行为）能不能等同于一个国家的经济（行为）？因为作为国家组成部分的经济亦具有不可诉性。笔者认为：一般而言，只有在国家间相较时才有其应有的意义，因此一国国内事务之间并不存在与非的可比性；经济是国家对本国经济事务的自、国家对其境内的自然资源的永久、国际经济事务的平等参与权与决策权等一系列权利，这种权利当然也只有在涉及国家间经济事务管制分野时才有意义。而宏观调控行为是确保一国经济正常运行和均衡发展的手段，如果仅仅在国内事务与国内事务之间相比较（如宏观调控与微观管理相比较），说它是行为并无必要，也不妥当。二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国家行为的实施不可能是一个独立的存在，有时国家行为发生，常常伴随着宏观调控行为的实施，比如，因战争引起的经济管制，战时的紧急经济政策、经济措施等。此时的宏观调控行为已不再是一国范围内常规意义上的经济手段，而是作为国家行为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即在与固有的国家行为发生特定联系时，宏观调控行为才有可能转化为国家行为，从而不再具有可诉性。

涉及宏观调控行为可诉性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宏观调控行为是否仅仅是一种决策行为。有学者在论证宏观调控行为不可诉时，认为其不可诉性的原因首先源于该行为的抽象性质——宏观调控行为仅仅是一种决策行为。笔者认为，这种将宏观调控行为人为割裂的论证不仅在理论上难以自圆其说，而且也与宏观调控行为的实际运行状态不符。事实上，宏观调控行为不仅包括决策行为，还包括执行行为（或实施行为）。（注释2：当前已有学者提出了这一观点，如，杨三正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指出：“宏观调控权是由一系列权力构成的权力束，应包括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等。”（参见：杨三正.宏观调控权论[D].重庆：西南政法大学，2006：29.））理由是：第一，作为一种法律意义上的行为，宏观调控行为的本质属性，当然是“在社会生活中引起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事实”。剥离了执行行为的宏观调控行为，如何在社会生活中引起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举例言之，央行加息的决策如果不被各商业银行及其所有客户执行，不知这样的决策在实践中还有何价值？事实上，由于目前我国欠缺宏观调控基本法，缺乏对于拒绝执行、怠于执行或歪曲执行宏观调控决策的行为人的法律责任追究机制，有时中央的宏观调控决策在实践中就是得不到全面、准确和及时的贯彻。实践反复证明，任何缺乏实施机制、责任机制的所谓决策行为，都可能演化成“隔靴搔痒”的“口号”。第二，法理常识还告诉我们，法律意义上行为的内在方面包括动机、目的和认知能力；外在方面包括行动、手段和结果。[12]（P73-83）宏观调控行为作为法律意义上行为的一种，当然也不例外。在笔者看来，宏观调控的“行动、手段和结果”，必须通过执行行为来体现。黑格尔说：“后果是行为特有的内在形态，是行为本性的表现，而且就是行为本身，所以，行为既不能否认也不能轻视其后果。”只有将宏观调控行为定位为由一系列行为组成的有机系统，宏观调控行为才能成为真正的“行为”。第三，宏观调控行为的人为分割在实践中是十分有害的。因为作为事关全局的经济手段，宏观调控常常表现为一系列行为的连续行使，比如，产业政策需要财政手段和货币手段的支持，规划政策需要财政、金融的配合等。在我国现行体制下，社会生活中调控部门之间、调控手段之间的冲突和内耗已经相当严重，如果再对宏观调控行为加以人为割裂，宏观调控行为在实践中的协调运行恐怕永远只是一个良好愿望而已。总之，既然宏观调控行为是包含了决策行为和执行行为的综合，那么以宏观调控行为仅是决策行为为由否认其可诉性也就没有科学性可言了。

二、为何“接近司法”：司法权是宏观调控行为法治化的根本保障

法治化是中国现代化实践的一项重要追求。宏观调控的法治化作为政府权力法治化运行的组成部分，在我国已作为一种普遍诉求得到了表达。在当前有关宏观调控行为法治化的论证中，许多人认为，宏观调控行为之所以需要司法审查是法治和民主的要求。不可否认，宏观调控法治化的实现具有多元路径，诸如政府理性的良好发挥，国家权力运行过程中的自我控制，调控程序的公开、透明与规范等。（注释3：这些方式的存在，在有些学者看来，又恰恰成为否认宏观调控行为可诉性的理由。（参见：邢会强.宏观调控行为的不可诉性探析[J].法商研究，2002：69-70.））笔者认为，宏观调控行为的法治化运行之所以需要引进司法权的控制，不仅是因为法治的要求，更为重要的是司法权具有功能和结构优势——作为一种制度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司法以“最彻底、最权威即最具有约束力的裁处方式……最文明、最公正因而最可信赖的法律机制”成为文明时代解决纠纷、平息矛盾和维护稳定的基本方式和途径。

首先，从实体的角度讲，可诉的宏观调控行为意味着权利因宏观调控行为的实施而遭受侵害的人，获得了公正救济的可能。作为现代国家权力扩张的结果，宏观调控行为的存在尽管具有理论上的正当性，但“权力行使的泛边界与消极不作为亦是执法中的常态”[3]（P104）。“在使行政自决权的行使必须与法令的基本原则相适应并为正当的目的而行使而且不能以不合理的方式行使等方面，法庭具有很大的作用，换句话说，每一种行政自决权都可能被滥用，而法庭的基本作用，正在于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与宏观调控行为的政治控制相比，宏观调控的司法控制具有更加明显的比较优势：政治对行政的控制不具有分权的特征，它无疑于“自己监督自己”，当深究自己错误的时候难免存在“忍痛而不能割爱”的心态，预示着相对人权益被侵害也总是能够找到种种所谓“正当”或“必要”的理由。与此相反，中立而超脱的司法权，只服从法律而不从属于上级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只服从于法律的要求和良心的命令”的性质，决定了它在处理宏观调控纠纷时，更容易作出公正的裁决并获得人们的心理认同，更容易消解因宏观调控行为而引起的社会纷争，维护社会稳定。

其次，从程序的角度来讲，可诉的宏观调控行为意味着个人获得了一种有效的诉求渠道和救济途径。在程序法上，司法的特质并不在于判断，而在于启动判断的程序，即救济（当然包括事先的预防、事中的监督和事后的补救）程序的启动。它为“个人提供了一种表达冤情、诉诸法律的基本途径，使得那些为宪法所确立的公民权利能够得到现实的维护”。在笔者看来，在对宏观调控行为的司法监控进程中，司法权的功能不仅仅是一种事后的、被动的裁判，更重要的是，它意味着一条可供人们选择的利益诉求通道，由于“国家行政机关所代表的国家，在法院面前处于和私人一样的地位”的事实，使得个体通过司法这一中介与宏观调控主体之间的平等沟通、充分交涉、对等抗衡等成为现实。

第三，随着现代司法的演进和司法功能的扩张，现代司法所具有的政策形成功能日益凸现，通过对宏观调控行为的司法审查，对于良性公共政策的生成，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现代型法院与古代型法院相比较，其中最为明显的变化可能要数法院政治功能的呈现。自资产阶级国家确立权力分立的政治体制之后，法院就逐渐从国家事务的后台走向了前台——通过裁判来判断政治行为的合宪（法）与否，并形成公共政策以影响社会发展的进程。在笔者看来，从现代司法权功能扩张的角度看，之所以需要通过法院的司法解释和司法审查等方式将宏观调控行为纳入司法权的监控范围，（注释4：2005年1月1日正式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虽然社会各界对此褒贬不一，但大家都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个司法解释将对我国当前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进而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参见：鲁篱.论最高法院在宏观调控中的角色定位[J].现代法学，2006（6）：107.））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理由：一是宏观调控行为作为最富有灵活性和不确定性的行为之一，其规则形式有诸多的空白条款和一般条款，这就要求法官根据自身的职业思维、职业操守和授权范围，作出合理、妥当的裁判，而这对于促导宏观调控行为的合目的性和妥当性具有重要意义；二是我国宏观调控立法冲突需要司法权的介入予以消解。当前，在宏观调控法领域，权力机关制定的法律与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立法之间的纵向冲突、同一层次立法之间的横向冲突严重存在的现状，需要法院通过司法判决的方式予以选择并确定其效力；（注释5：在我国最为典型的例子是被称为“2003年最热点法治事件”的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一起民事案件的判决中，作出了“《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有关条款因与《种子法》相冲突自然无效”的判决，尽管该判决针对的纠纷并不是宏观调控纠纷，但我们至少可从中看出司法是解决法律规范冲突的有效路径之一。）三是在民主代议制政治体制内，社会公众和集团渴望对公共政策（包括宏观调控政策）的形成发挥其影响力，但公众的积极参与愿望有时并不能通过现存的正常渠道得到满足，“当集团发现正常的政治渠道对它们关闭的时候，它们便可能寻找其他途径去影响公共政策。法庭逐渐成了这种努力的中心。”笔者认为，随着我国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健全和人民权利意识的愈发觉醒，个人和集团寄希望通过法院影响宏观调控政策的形成和变革将更加普遍和常见。

最后，从功能来源的角度讲，司法权对宏观调控权的监控优势来源于其具有最高组织化的强制力支撑。强制力的存在是社会控制方式获得有效性不可或缺的因素，作为社会控制方式的司法权当然也不例外。事实上，强制力的大小常常成为对某种行为能否有效控制的关键。在对宏观调控行为进行控制的各种手段中，司法权无疑是一种最为高度组织化的社会控制力量，司法组织历来就是国家中最成系统的、最稳定的体系，法官、检察官、警察均是世界各国官方角色中最引人注目的和最规范的角色；在司法组织系统和司法角色的行为方式中存在着严格的协调一致的规则、习惯等行为倾向，由此所形成的渊源与合法性以及制度的、机构的力量，是其他社会控制的力量所无法比拟的。一如前文论及，宏观调控权作为权力的一种总是存在着被滥用的可能，而作为被侵害的个人由于势单力薄，无力与其制定主体和实施主体相对抗，而借助行政机制，其程序的繁琐和拖沓，以及因权力之间的“亲缘”关系而导致的关联性、倾向性，使得人们难以获得及时公正的救济；与此相反，通过司法的救济之所以能够获得更理想的结果，就在于中立的司法不仅能使权利受损人得到公正的判决，而且这种判决又会得到一种高度组织化的国家强制力的执行，此时，公权力的行使代替了私人的力量，受损权利的复原也由此变得更为现实和可行。

三、如何接近司法：宏观调控行为司法审查的障碍及其克服

胡肖华教授在论及宪法诉讼时深刻地指出，“无诉讼即无法治”，“无诉讼即无”，宪法诉讼乃法治之精义所在（P105）。笔者认为，将其类推适用于宏观调控行为可诉性之价值评判，亦不为过。诚如前文所言，宏观调控行为的司法监控是实现宏观调控行为法治化的终极路径，然而该法治理想的实现，不仅需要理论依据，更需要制度支持。诚然，笔者并不否认当下中国实现宏观调控行为的司法控制所面临的艰辛与障碍，但这不是我们放弃努力的理由。在此，笔者拟通过对宏观调控行为可诉性的现实障碍及其克服路径的分析，试图让“宏观调控行为具有可诉性”这一命题，不至于仅仅是一种虚妄。

宏观调控行为司法审查的障碍分析

1.文化在中国，根植于传统文化土壤中的法观念，除“德主刑辅、礼法合一”之外，便是“无讼息讼”观念。从《周易.讼卦》中的“讼，终凶”、“讼不可妄兴”、“讼不可长”，到孔子对“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崇奉，以及与之相契合的传统中国的自然农业经济与社会结构和当时现实的政治需求，使得人们视诉讼为畏途。近代以来，急剧的社会变革频频发生，但这种文化上的思维定式，并没有因为西方的坚船利炮和强势文明的逼迫而完全消退，“实际上，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并没有被中断，它们只是从制度层面上隐退了，而以另一种潜在的方式继续存在着，并在实际上决定着制度层面上那些看得见的东西”。这种厌讼息讼观念的存在和延续，是我国宏观调控行为诉讼难以有效进行的主要文化障碍。

其次，吏官文化和人治理念是制约我国宏观调控行为的司法控制的又一文化障碍。“中国有史以来就存在一个统摄一切、高高在上的政治权威，所有活动均以此为核心展开，所有文化的缘起不妨看作是对这种核心的说明和解释”（P398-399）。如前文所言，这种观念主导下的中国大众心理并没有因为“人民当家作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种种努力而得到根本的消除。与这种观念相伴随的，便是人们对于行政权力的“仰视”和对“民告官”的恐惧，这从我国《行政诉讼法》颁布以来行政审判庭门可罗雀，而上访者如潮涌动（寻求更高级别的行政领导解决问题）的现象中可窥一斑。这种文化观念上的障碍，对于宏观调控行为的司法监控实现的负面影响，同样不容忽略。

2.体制当下，司法体制改革的呼声不绝于耳，然而实际的情况是，司法在中国至今尚未获得真正的独立，法院和法官在人民大众心目中的形象并未得到根本的改变。关于司法不独立的缘由、弊端和危害，我国学者已给予了诸多有益的探讨，本文不再进行学理上的论述。笔者欲说明的是，与普通的私权之间的纠纷对司法权的援引相比，司法权的独立与否，对宏观调控行为纠纷能否公正裁决更为关键。一个显见的事实是，私权间的纠纷仅仅涉及个人利益，而宏观调控行为引起的诉讼需要对宏观调控行为的合法与否、合理与否作出评判，甚至需要相关主体承担法律责任，不独立的司法如何能抵御来自行政的干扰？更为严重的是，司法的不独立必然对司法权威造成破坏，进而引起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危机。因此，如果没有司法的真正独立，司法作为依附政治甚至作为行政御用工具的状态不能得到根本改变，那么，企图通过司法权对作为政府权力之一的宏观调控权的规制，只能是一种奢望和空想。

3.立法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抽象行政行为不能成为司法审查的对象——法院不受理“行政法规、规章或行政机关制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而引发的纠纷，而宏观调控行为多以抽象行政行为的方式出现，因此现行法律对抽象行政行为不可诉的规定，是我国宏观调控不可诉的立法。事实上，关于抽象行为是否应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问题，学者们已有精辟的论证，“规范性文件的入讼，能够有效矫治行政机关‘以抽象行为之名，行具体行为之实’从而规避诉讼的侥幸心理，改变规范性文件违法侵权的现状。”（P108）笔者认为，当前一些宏观调控行为决策或实施部门出于地方保护、部门保护的动机，通过行政法规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方式滥用权力，扩充、保护部门利益或地方利益的现象相当突出，而现有的监督方式，其“努力结果非常有限”，“人民代表大会由于缺乏真正广泛的民主基础，也由于受现行政治体制限制，并不能充分行使依法享有的监督职能。”因此，从立法上修正当前关于抽象行政行为不可诉的相关规定，以克服宏观调控行为司法审查的立法障碍，亦相当关键。

宏观调控行为司法审查制度的法律构造

1.法治理念的树立著名学者梁治平指出，作为一种指导话语的“法治”，似乎已成为当前的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存在（P85）。有关法治理念的问题，我国学者已进行了孜孜不倦的研究，其成果也是蔚为壮观。法治理念的确立对于一国法治的实现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不言自明。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前文有关传统文化对于宏观调控行为司法审查的障碍的分析，决不意味着笔者认为传统文化应予以彻底否弃和完全被替代；事实上，传统文化中的道德约束对于宏观调控的正当化有着重要的价值，对于降低宏观调控成本也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正确的做法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当下，中国各种途径的法制宣传和普法教育如火如荼，这对于弘扬法治理念，进而整合法治精神和传统道德，当然大有裨益。

2.法院人格的健全司法与行政、立法的分离是现代政治制度中不可缺少的关键性要件。当前，我国关于司法体制的改革，更多的是从司法系统内部着手进行，然而这种“细枝末叶”般的修补，无法解决司法作为行政的御用工具、作为国家暴力工具“刀把子”形象这一根本问题。在笔者看来，只有将司法改革与政治体制改联系起来，司法改革的诉求才有可能有实质性的突破。

3.宏观调控行为司法审查的具体制度设计宏观调控可诉性的实现除了要仰赖深厚的法治观念和独立的司法体制外，还必须从技术层面找到宏观调控“走入法庭”的具体路径。笔者认为，宏观调控诉讼可以考虑两种路径：

第一，建立宏观调控公益诉讼制度宏观调控公益诉讼制度，是指一定的机关、社会组织或公民，认为国家宏观调控决策主体、实施主体或受控主体违反了国家宪法、宏观调控法（现尚未制定基本法）或其他法律的规定，侵犯了国家、社会公共利益，而向法院，由法院追究违法者法律责任的诉讼活动。宏观调控公益诉讼因其“宏观”，所以其必然首先涉及公共利益，（注释6：从逻辑分析的角度，宏观调控的诉讼应当包括对决策机关的诉讼、对实施行机关的诉讼和对受控主体（宏观调控涉及的具体市场主体）的诉讼，而前两者往往涉及的是公共利益，故主要引发的是公益诉讼。）而公益讼的救济内容，“不仅仅是要求被告对所受的损害的简单的金钱赔偿或修复，还包括要求公共团体、企业以及国家修改、变更有关政策和事业规模，或者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避免损害的出现或扩大，甚至禁止被告再从事有关活动，故而又被称为禁止性诉讼。”

笔者认为，宏观调控公益诉讼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构建：一是规定宏观调控公益诉讼诉权。立法应当明确规定，宏观调控的决策和实施违反了相关法律的规定，对国家、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或可能造成损害的，公民、社会团体或有关机关具有请求法院行使审判权以解决纠纷或者保护国家或社会利益的权利。二是宽原告资格，摒弃原有诉讼法理论中关于当事人必须是直接利害关系人的规定，从更广泛的角度理解利害关系人和利益主体。笔者认为，具有宏观调控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的主体应包含以下几类：（1）直接利害相关人；（2）公益组织或社会团体；（3）间接利害相关人；（4）国家机关，比如英国的法务长官（检察长）可以代表公众提起公益诉讼。事实上，这种由国家机关提起的公益诉讼，因其权威性和公共性，在我国尤其值得推广。三是确定审查范围。如前文所述，宏观调控公益诉讼的审查范围，不仅仅是具体行政行为，抽象行政行为也应纳入其中。四是确立激励制度。如，对原告实施奖励，“尤其是对胜诉的与案件无利害关系的个人实施重奖，以资鼓励其检举揭发控告经济违法行为”。:

第二，建立“法院之友”制度所谓“法院之友”，根据《布莱克法律词典》的解释，是指对法院有疑问的事实或法律上的观点善意地提醒法院注意或向法院报告的人。“法院之友”制度是欧美法院长期以来惯用的手段，其目的是请当事人（含参加人）以外之第三者提供于案件的解决有用的意见和资料，辅助法院对案件的审理。“法院之友”的产生，分为由法院依其权限委托以及由法院根据要求申明己见者之申请予以批准两种情况。能作为“法院之友”的，有政府机关、压力集团，也有专家学者。一般认为，英国是最早将“法院之友”制度引入审判制度的国家；在美国，“法院之友”制度是其法院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近50年来，联邦上诉法院85%以上的案件都有“法院之友”参与。

笔者认为，在宏观调控公益诉讼制度中，引入“法院之友”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是宏观调控具有极强的政策性，单纯的法律判断并不一定能得出合理的结果，需要参考相关领域专业人员的意见才可能作出合乎情理的判决；二是宏观调控具有极强的专业技术性，承担审判职责的法院当然不可能全知全能，相关专业的人员介入并提供意见，可以保证查明案件的性质及真相；三是作为“法院之友”的权威专家的意见，极易获得社会公众的认可，而这作为一种无形力量，可以有效抵御来自行政部门的干预，并防止司法腐败、司法不公等现象的产生。

注释:

[1]刘剑文，杨君佐.关于宏观调控的经济法问题[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0（4）：16.

[2]刘瑞华.司法权的基本特征[J].现代法学，2003（2）：87.

[3]胡肖华.从行政诉讼到宪法诉讼——中国法治建设的瓶颈之治[J].中国法学，2007（1）：102.

[4]李昌麒，胡光志.宏观调控法若干基本范畴的法理分析[J].中国法学，2002（2）：3.

[5]欧内斯特.盖尔霍恩，罗伯特.M.利文.行政法和行政程序法概要[M].黄列，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45.

[6]郝明金.行政行为可诉性研究[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4：69.

[7]王名扬.法国行政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215.

[8]于安.德国行政法[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173-174.

[9]路易斯.亨金..民主.对外事务[M].邓正来，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118-119.

[10]张千帆.西方体系（上册.美国宪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75.

[11]邢会强.宏观调控行为的不可诉性探析[J].法商研究，2002（5）：65-66. 

[12]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67.

[13]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杨，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120.

[14]王人博，程燎原.法治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178.

[15]彼得.斯坦，约翰.香德.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M].王献平，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54.

[16]孙笑侠.法律对行政的控制——现代行政法的法理解释[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258.

[17]胡建淼.公权力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370.

[18]于晓青.司法的特质与理念[J].现代法学，2003（2）：182.

[19]陈瑞华.司法权的性质——以刑事司法为范例的分析[J].法学研究，2000（5）：36.

[20]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M].沈宗灵，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307.

[21]詹姆斯.M.伯恩斯，等.民治政府[M].陆震纶，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201.

[22]程竹汝.社会控制：关于司法与社会最一般关系的理论分析[J].文史哲，2003（5）：152.

[23]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295.

[24]尹伊君.社会变迁的法律解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6.

[25]梁治平.法治在中国：制度、话语与实践[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143.

[26]王蓉.创新环境资源法学，共建绿色千年——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研究会2000年年会综述[M].

[27]陈婉玲.经济法责任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512.

[28]颜运秋.论经济法的可诉性缺陷及其弥补[J].当代法学，2000（1）：23.

宏观调控法论文篇9

1.1.1 选题的背景

粮食是中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基础,是关系全局的重大战略问题。在目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粮食市场将持续发生深刻变化:粮价上涨预期继续增强、市场波动趋于加剧,粮食调控面临的形势更加复杂、任务更加艰巨。因此,在新形势下,研究粮食宏观调控问题,把握粮食调控的重点和关键,增强粮食调控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稳定市场预期,防范价格异动,对我国应对复杂多变和挑战严峻的国内外环境,进一步管理好通胀预期、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大局具有重大意义。早在建国之初,党中央、国务院就提出建立由政府掌握、应对灾荒和各种意外的粮食储备,作为政府调控的手段;改革开放以来,又进一步发展、改革和完善粮食宏观调控。例如,20 世纪 90 年代初建立的以“收购余粮、稳定生产、丰歉调剂、稳定市场”为目标的专项粮食储备制度,搭建起粮食宏观调控的初始框架。1998 年,中央为进一步加强对粮食市场的宏观调控,成立了国家粮食局,作为负责粮食宏观调控的行政机构,并组建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作为调控政策的执行主体,形成粮食宏观调控的基本构架。2004 年,全面实行粮食市场化改革,建立粮食直接补贴、良种补贴等补贴制度,对主要粮食产品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①。2008 年,对主产区玉米、大豆、油菜籽实行临时收储政策;对政策性收购的临时储备粮,建立公开竞价销售制度,进一步增强了粮食宏观调控能力。

.......

1.2 文献综述

粮食是国之根基,粮食宏观调控作为一种政府行为,其行为和成效必然会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近年来,围绕是否应该进行粮食宏观调控、宏观调控的内涵目标、现状成效和问题、宏观调控的手段和评价、宏观调控的主客体利益博弈行为以及调控机制的优化和创新,学术界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展开了广泛的讨论。

1.2.1 国内研究现状

(1)粮食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对于粮食宏观调控的必要性,王雅鹏(2005)从粮食产业的弱质性来表达粮食补贴的必要性,他认为“对粮食补贴是粮食的特殊弱质性决定的。在粮食供求领域,由于粮食的供给弹性大于需求弹性,需求弹性低且保持相对稳定使其供求难以平衡,表现为一系列弱质性特点。”程国强(2007)认为:“理论上,任何一种资源都可以实行市场的自由配置。但粮食比较特殊,是一种敏感性商品,具有价格传导的同步效应和放大效应,稍有闪失,可能引发市场的突发性波动。粮食问题若全部交给市场解决,可能风险较大,也不可行。”董运来,余建斌(2009)则对国外粮食宏观调控的经验进行了借鉴,认为,印度的粮食安全问题的做法,完全可以为解决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提供经验借鉴和政策选择。王秀清(1999)认为,在技术水平已经达到一定限界,不能再依靠增加传统投入来提高土地生产率的背景下,必须设法依靠政策投入,促进农业规模经营。郑少锋(2002)、樊胜根(2010)通过对粮食生产进行研究,认为,应该通过政府宏观调控,建立完善的价格稳定机制,保障粮食安全。

.......

第 2 章 我国粮食宏观调控系统的架构

2.1 效率、公平协调统一的必由之路:宏观调控

.........................

2.2 粮食宏观调控的内涵

.....................

2.3 我国粮食宏观调控系统的架构

粮食宏观调控是一个系统工程,该系统是否成功运行与相应的政策环境、调控手段和调控时机都有关系,并且系统中各不同的政策产生的作用是不同的,多个政策是否能形成调控的合力还是互相存在着一定的抵消作用?许多关于粮食宏观调控政策研究,只关注个别政策是否存在好的效果,而对于总体政策效果研究则不够(例如:周应恒,2009;何蒲明等,2010;王世海,2011;都是从单个粮食政策对粮食市场均衡或者农民收入提高等角度来进行的研究)。因此,本研究中将粮食宏观调控看成一个大的系统,对整个系统产生的政策效果进行评价,并对系统内部各经济主体行为进行分析,研究方法更为科学,得出的结论当然更加可靠。

本文设计的粮食宏观调控系统由 4 部分内容组成:经济主体构成、调控手段、运行环境与运行机制。其中,粮食宏观调控的主体为中央政府,客体则包括地方政府、农户、粮食流通企业和加工企业等;调控手段包括市场手段(入市购销以影响市场价格)、政策手段(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等)、法律手段(制定法律打击囤积居奇、垄断市场等行为);运行环境包括政策环境、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环境、法律制度环境和国际贸易环境等;运行机制则包括政府对粮食市场进行调控的部门设置与调控手段的总和。通过系统中这些主要内容的分析,架构起一个完整的调控系统。

2.4 本章小结

宏观调控法论文篇10

论文内容摘要：我国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有利于地方政府开辟融资渠道，但又可能引发通货膨胀、证券金融市场波动、产业结构失衡、地区发展不平衡等宏观调控风险。应对风险的法律制度缺失、政府机关纵横向权力配置不当、公众参与宏观调控过程的渠道不畅是造成宏观调控风险的主要因素。为此，文章认为要制定宏观调控法、地方政府债券法以及完善配套制度；采取行政内部分权、行政内部监督机制等行政自制措施；要建立政府信用社会评价和公众参与风险评估机制，来防范风险。

我国地方政府债券面临的宏观调控风险

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扩内需保增长，我国中央政府2009年和2010年相继决定由财政部分别地方政府债券2000亿元，列入省级预算管理。我国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无疑有利于地方政府开辟融资渠道，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然而，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特别是在制度没有改变的条件下它将面临着潜在的宏观调控风险。具体而言，这种宏观调控风险主要表现在：

（一）通货膨胀的风险

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意味着投资规模的扩大，投资规模的扩大加速了资金流动，货币流动性的提升与增大货币发行量一样，都会导致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的发生，将进一步削弱民众生活水准，给投资和消费带来不确定性。

（二）证券金融市场波动的风险

地方政府债券将会从其它证券市场吸引资金，直接导致这些证券市场的价格波动。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与金融机构的关系尚未厘清，实际中政府强令银行贷款或强令银行提供担保的现象时有发生。发债之后，地方政府可能将进一步加剧这种关系。

（三）产业结构失衡的风险

在没有赋予地方政府发债权时，地方政府就设法通过集资、迫使银行贷款等手段为项目融资，从而造成全国各地严重的乱上项目、重复建设的情况。如果允许地方政府发债，在地方政府职能没有完全转换的情况下，乱上项目、重复建设可能将会变得更严重。

（四）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风险

经济发达地区的财政信用状况相对于内陆地区要好得多，发达地区更容易获得发行资格。在都有资格发行时，更好的财政信用状况会吸引不发达地区的资金流向发达地区。而且越是经济不发达地区，发行债券的限制条件，诸如发债规模、信用评级、中介服务、债务管理等方面与发达地区都存在明显差距，这很容易导致“马太效应”，进一步拉大区域发展差距。gwyOO.

地方政府债券宏观调控风险的成因分析

地方政府债券之所以会面临这些风险，主要是因为以下因素所导致：

（一）应对宏观调控风险的法律制度缺失

宏观调控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系统，与此相适应，政府宏观调控是一个由调控目标、内容、手段、程序等组合而成的复杂系统，不仅要求有宏观上的整体性立法，而且要求有围绕调控目标而互相协调配合的具体法律制度。但是目前不仅宏观调控总体法缺失，而且具体的财政、金融、区域经济发展以及产业政策等法律法规也不健全。比如，目前规范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条件的只有财政部制订的《2009年地方政府债券预算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法律位阶低且不完善；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性规定多，而具法律约束力的立法少。此外，《地方政府债券法》尚未出台，不仅地方政府债券本身制度需要加以制定，而且它与国债、证券之间的关系也有待厘清。

（二）政府机关纵向和横向权力配置不当

从纵向来看，对地方政府债券宏观调控风险的宏观调控权到底归属于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目前理论与实务界的观点不尽一致。有学者认为，宏观调控是一个包括中央政府调控和地方政府实施调控与分享宏观调控主体的多层次的宏观调控体系。但更多的学者认为，宏观调控仅是中央政府的职能，唯有中央政府才有可能反映经济运行的总体要求，并具备制定克服总量失衡，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制度及政策的能力。而宏观调控配置不明或配置不当，则无疑会影响地方政府债券风险的调控能力，甚至影响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从横向来看，我国行政系统内部存在着职能部门权力过于集中的弊病，各部门往往同时具备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自定规则、自己执行、自我监督，政府领导往往放大手中权力，不顾财力实际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三）公众参与宏观调控过程的渠道不畅

当前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债券中，地方政府债券能否发行、何时发行、发行多少，由中央财政机关和省级政府部门协商确定，公众作为纳税人没有广泛参与到宏观调控决策中，更无法表达债券发行可能出现的宏观风险的机会。由于受现行政绩考评制度的影响，地方政府领导往往在任内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而争取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无疑为这些工程开辟了资金筹措道路。在公众参与渠道不畅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结果成为政府自我决定的不正常局面。由于公众参与地方政府债券宏观风险评估制度和政府信用评价机制的缺失，公众在目前尚无有效渠道表达意见和进行有效监督。

地方政府债券宏观调控风险防范机制的构建

（一）完善宏观调控立法，提供风险防范的制度保障

一是制定《宏观调控法》和《地方政府债券法》。从理论上说，宏观调控法处于当代经济法的核心地位，但我国法制建设却不健全，需要对宏观调控的主体、行为、程序、救济等制度要素进行构建。对于地方政府债券的风险而言，最重要的是完善宏观调控主体制度。由于地方政府缺乏相应的信息条件，加上自身利益结构和导向的局限，地方政府一般而言不适合做宏观调控的主体，而应由中央政府来担任。与此同时，为了规制宏观调控权的可能侵犯性，需要建立健全纠偏制度、补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和救济制度。此外，最近若干年内要制定《地方政府债券法》，明确规定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的主体、条件、风险评估、规模、资金使用、偿还方法、法律责任等内容，将宏观调控风险评估等事项纳入法治化轨道。

二是完善应对宏观调控风险的配套制度。首先是要完善产业结构法。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应当同步完善我国的产业结构法，对一定时期产业结构政策法律化，包括产业结构的长期政策规定，对战略产业保护和扶植的规定以及对衰退产业的调整、援助规定等。应当把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作为地方政府债券的重要发行条件之一。其次是要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法。为了优化我国的经济结构，防范宏观调控风险，我国应当完善与《地方政府债券法》相配套的区域经济发展的计划、财政、金融制度，实现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倾斜，并借鉴国外经验，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法律制度。三是要实施币值稳定的货币政策，将物价的增长控制在国民经济和居民收入能够承受的限度之内。要对地方政府债券与国债、证券的关系进行法治化处理，从制度上防范地债可能引发的证券金融市场紊乱风险。

（二）采取行政自制措施，设置风险防范的自我防线

所谓行政自制，是行政系统或者行政主体对自身违法或不当行为的自我控制，包括自我预防、自我发现、自我遏止、自我纠错等一系列内设机制。我们不仅要从立法和司法对地方政府债券的宏观调控风险进行控制，而且要从行政机关自身对其发债有关风险进行内在的积极的自我控制。

一方面，要实现行政内部分权机制。行政内部分权是指政府部门为防止行政权过于集中而引发的专断，主动地将权力进行划分和分立，并通过行政权之间配置来防止违法或不当行为，更好地实现公共目标。为了避免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中的宏观调控风险，我国各级政府特别是今后地方政府真正成为地方政府债券之后，需要通过行政内部分权将地方政府债券政策的制定与执行部门、评估部门相分离，特别是要让评估部门能够相对独立地从事评估活动并得出真实的结论，防止不符合发行条件的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

另一方面，完善行政内部监督机制。作为一种自我纠错制度，行政内部监督是指“在行政机关系统内，负有行政监督职能的行政机关监督其他行政机关是否依法行使职权的一种监督制度体系”。就地方政府发行债券而言，要完善以下三项制度：一是行政备案机制。由于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涉及面广，具有重大影响，易发宏观调控风险，因而当地方政府真正成为地债的主体之后，应该将发行债券的基本情况上报上级行政机关备案，以便上级政府能从全局考虑并及时纠正错误的发债行为。二是报告与检查机制。地方政府应提交发债的工作报告，并接受上级政府机关的检查和评议。三是行政监督联动机制。由财政部门、证券会、人民银行等多个上级机关或机构在地方政府债券监督中协调职能、相互配合，制止和纠正违反和不当行为。

（三）构建社会监督机制，为风险防范打下社会基础

一是建立政府信用社会评价机制。政府信用越高，地方政府债券及时偿还本息的概率越高，也就越能如期履行义务。而地方政府的信用到底如何，不能由该地方政府自身甚至上级政府说了算，而应该由专业的社会中介机构来评判。社会中介机构最大的优势就是能够利用专业优势搜集、整理、分析地方政府的财务及资信状况，向社会和投资者提供与债券发行有关的信息，进行严格的动态审查和监测，对发债项目的收益、债券偿还能力以及付息的意愿程度进行严格审核，从而有效防止地方政府可能出现的宏观调控风险。

二是实行公众参与风险评估机制。在风险评估过程中，不仅广大公众能提出意见，而且政府应真正将公众意见纳入到评估全过程。其主要步骤包括：一是确定所要评估的具体宏观调控风险。决定哪项风险将被评估是风险评估的第一步，公民在决定评估风险时具有平等的发言权。二是陈述宏观调控风险评估的目的。只有清楚表明具体风险评估的目的，广大公众才能评估风险。三是选择宏观调控风险评价标准。四是风险应受到公民持续地监督。系统地、连续地监督为公民提供了追踪风险并采取纠正措施的机会。五是公开评估报告。一个良好的宏观调控风险评估系统应当公开化，定期报告评估结果，而且公民、新闻媒体和其他政府监督部门有权得到报告。公众参与风险评估机制的建立，将为地方政府债券宏观调控风险的防范打下广阔的社会基础。

参考文献：

1.王学忠.刍议地方政府债券的风险及其防范[J].商业时代，2008（35）

2.王劲松.地方政府债券发行中的风险及防范措施[J].经济研究参考，2009（25）

3.郭爱君.论宏观调控体系中地方政府的角色[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5）

4.王全兴.经济法基础理论专题研究[M].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

5.漆多俊.宏观调控法研究[M].中国方正出版社，2002

6.崔卓兰，于立深.行政自制与中国行政法治发展[J].法学研究，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