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落文化论文十篇

村落文化论文篇1

视觉是人类在认识世界、获得信息的一种重要的感知方式，也是人类接受信息量最大的一种知觉工具。室内设计首先是要通过装饰材料、图案、色彩、灯光等元素所组成的视觉表象，使人们认识这个空间，并从中获取大量信息。

1.1情景重现

在楠溪江古村落里，有许多能体现前人对生态资源的利用和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设计理念，这种建筑方法在目前的21世纪生态设计学术界有很高的研究与借鉴价值。比如在古村落里随处可见的四合院内铺设的透水砖地。浙南的夏季漫长而燥热，透水砖地能使地面保持凉爽、清洁、不起尘土。庭院内地面中间微高，两边低，雨季时雨水会顺势流入两旁的阴沟，地面不会积水。砖缝里有可爱的小草挤出，起到防滑的作用，视觉上青石与绿草映衬着，透出清新的气息。蛮石、青砖、青石板等材料在楠溪江随处可见。利用丰富的楠溪江地域材料和传统工艺，不仅降低了成本造价，更多地发挥本地工艺条件的优势；而且大量使用地域材料，进一步强调了材料本身的质感对比，巧妙利用材料原始肌理所具有的独特效果和美感形式，使室内空间环境气氛具有独到的地域魅力（见图1）。几百年前，人们就致力于设计和建造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且美学效果极佳的人居环境，这是人类共同的知识财产，作为设计师应尽力将其展示出来。设计师可按古建筑的布置原则将各种历史构件复原，创造出现代空间的历史片段和场景，给空间中的体验者以身临其境、穿越时空的享受。在江南阿二美食坊餐饮空间设计中，通过对具有地域特色的空间形态、色彩和图案的运用，就地取材，构成有地域特色的室内空间环境。这种通过地域性室内设计诱导所散发出来的情感体验，是一种时空场所改变后的再次视觉重现，使体验者无时无刻地感受到浓烈的地域风情的同时，得到淳朴敦实的心灵感受。这也是基于楠溪江古村落建筑文化的生态室内设计最明显的设计方法。

1.2元素提炼

楠溪江古村落建筑的装饰艺术图案简洁朴素、自然灵巧，充满生活气息。各种形式、各种纹饰的石雕柱础、木础和木雕隔扇与斗栱昂头、各种花纹与人物砖雕照门楼、漏花墙等，都是地域文化艺术的集中写照（见图3、图4）。在室内设计中运用传统的装饰图案元素可丰富设计的内容，深化地域文化内涵。但是，如果只是利用各种中式传统装饰图形图案来予以表达就会显得雷同而无意义。比如图5的作品，乍看美轮美奂，细看却难免落入堆砌的俗套，华而不实，真正的奢华应该是质佳、大气的。元素提炼要求设计师运用生态的室内设计手法将具有地域性特征的元素进行分析、概括、吸收和消化，向人们展示出一种具有地域性文化气息的空间氛围。许多地域性的元素特征也有可能是繁冗复杂的，不符合现代生态的的设计理念。设计师要理解其深厚的文化涵蕴，懂得取其精华，适当地进行抽象简化的再创造，使其在传统的基础上更具时代特色，表达更有新意的地域文化。

2行为动“象”

中国古代把空间艺术理解为过程艺术，既注重形象的空间完整性，又着重揭示这个完整性的生成过程，寓动于静，寓时间于空间[3]。空间设计是一个动态的思想过程。一位历史学家这样评论贝聿铭设计的美国华盛顿国立美术馆东楼（见图6）的内部景观：“他展现了诱导访问者穿越充满着视觉诱惑和惊奇、如迷宫般悦人景色的专业技能[4]。”贝聿铭探索了在一个空间中的多重视点的理念，在这个空间中的获得一种既独立又连续的景观，其实这就是我们熟知的中国园林的布局和形态的艺术。不同地域的人们生活习性不同，呈现的空间结构和布局也不同，室内空间布局也就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楠溪江古村落建筑的空间布局带有明显的地域人文特征，有着简明的组织规律，庭院前后串连，层层递进，这是中国封建社会“长幼有序，内外有别”的思想意识的产物（见图7）。浙南地区人民性格含蓄婉约，这种布局适合地域人民的精神需求，也具备较高的心理舒适度。温州万和•豪生大酒店的整体空间布局借鉴了这种手法（见图8），从前庭穿过隔音门和隔尘门后进入豁然开朗的大堂，南面的玻璃幕墙，保证了大堂的日间自然采光，节约能源。经过左右两个小门，来到中庭，中庭光线幽暗静逸、气氛与大堂截然不同。中庭的中央是一座玲珑剔透的亭榭，体现鲜明的浙南地域建筑形态，但采用现代建筑装饰材料和技术（见图9）：小亭的柱子和梁采用黑色烤漆玻璃包面，四周用钢化玻璃进行围合。小亭的四角有四个青石地灯，整个中庭几乎只靠这四个地灯进行照明，体现设计师的节能理念。中庭与露天的后院用玻璃门隔开，后院从整体建筑结构的角度来说是个天井，设计成露天的休闲茶吧，中间是个自然蓄水的月牙形水池（见图10）；后院的西面又是一个独立的别苑。前庭、大厅、中庭、后院，层次分明，每一次空间的切换，呈现给人们不同情趣的景象，不断给人新的惊喜。

3意境意“象”

中国古典艺术是以“意境”为核心，以“意象”为纽带，以艺术符号为表现形式的生命体现。中国古典艺术的代表诗歌和绘画，都不约而同地把“意境”作为最高审美范畴。所谓“意境”，就是艺术家借助于艺术符号，通过不同意象的聚合而生成的一种新质。地域文化的精神呈现属于更高的层次，要求设计师在对地域文化深刻理解的基础上吸收精髓，在精神上给人以似曾相识的亲切感，重在其神。这种精神意境的表达是努力地给空间体验者以更积极的方式来参与其中，勾起他们的主观感受。这种手法在室内设计中更侧重于精神性，体现出历史场所不一，情感依旧延续的特点。表现手法的具体运用也很讲究，可以用传统的建筑方式和现代的材料来表现；也可以用传统的设计理念结合现代的处理手法综合表现。总之，需要融合各种要素经过认真思考反复推敲，抽象化提炼并加以运用，以形写神，犹如石涛在绘画中所言：不似之似似之。重在其内而勿以为外，重在其神而勿以为形。在室内设计中应该强调对本土地域文化精华的吸收与提炼，让浓郁文化元素与鲜明时代气息有机结合。没有对地域文化的深入挖掘，不考虑文脉、地域环境、多元化就无法体现出时代性，也就创造不出适合体验者的情感空间。如图11所示，是一家将中国传统茶文化和中国特色美食融合为一体的全新时尚餐饮店，不仅提供传统意义上的味觉享受，更体现一种精致生活的质量追求。空间设计没有繁杂的形式语言，只有低调而恰当的色彩和简化的格子窗花，创造了一个写意的中式空间，一副欲言又止的动人，却是可以让人深刻感受到的，此即意境。意境是一种物我交融的状态，在情景合一中所产生的美感，是通过人们的联想、想象等一系列心理活动获得的。室内设计作品所追求的艺术境界是通过所装饰的空间环境的启示和诱导，获得更为深刻的心灵感受。如图12，兰亭别院餐厅设计中提炼了地域性传统图案竹子为艺术符号，采用简约的表现手法和现代的装饰材料，用现代的装饰技术将竹子图形印制在绿色环保的材质——麻布上，并在过道上排列了方型的石块，自然联想到清新竹林，汀步流水，体现设计师对高古文人雅士的精神认同，营造了一个极富地域性特色的绿色餐饮空间。竹本清秀雅致，古人又赋予它高节亮丽的清高品行，引发人们对它所象征的精神的思考和向往，在情感上产生共鸣。大自然的原始和纯净，在这里以现代人的视角，营造了一个不同于外界的世外桃源，使人的心情也宁静下来，符合现代都市人暂避喧嚣、心灵安逸的需求。

4结语

村落文化论文篇2

乡村的建设与发展是一个涉及到“三农”的复杂问题，对正处于高速发展关键阶段的今日中国而言有重要的意义。从十几年的大政方针来看，中央一号文件的主题几乎都与乡村相关。在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的背景下，乡村聚落及民居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作为中国建筑学会主办的国家一级学术期刊，《建筑学报》自创刊以来就一直关注乡村聚落及民居研究，并有相当数量的高质量论文在其上发表。本文以2000年到2014年15年中在《建筑学报》及其学术专刊上发表的176篇相关论文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进行梳理和分析，旨在探析我国乡村聚落及民居研究的变迁与演变，理论的深度和广度，方法的革新与进步，并发掘该领域的研究动态和趋势，总结研究成就和局限性，最终对乡村聚落及民居研究提出展望。 

一、论文数量上的动态变化梳理 

从这15年的总目录上看，乡村聚落及民居研究相关论文的发表数量总体上呈上升趋势（见图1）。具体说来，2000年到2001年之间有一个小峰值，2002年却有较大滑坡——从2001年的12篇掉到2002年的2篇。2003年到2006年论文数量稳步增长，但每年都没超过10篇。从2007年开始，乡村聚落及民居研究相关论文数量增长加快，每年论文数量都在10篇以上。2008年到2012年是论文增长速度最快的时期，且在2011年达到峰值25篇。从2013年开始论文数量又呈下滑趋势，2014年仅有8篇相关。 

自2006年起，《建筑学报》几乎每年都加设和乡村聚落及民居研究关联性较强的专题。例如，2006年开设专题“村镇建设”；2008年开设“遗产保护”；2009年开设“村镇建设”；2011年“村镇建设与乡土建筑”及“新农村专刊”；2012年又开设了“历史城镇保护与发展”和“村镇建设”两个专题。这些专题的设置显示了《建筑学报》对于中国快速发展中乡村建设问题的高度关注，从侧面也可窥见乡村聚落和民居研究作为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在建筑学及其相关领域被日渐重视和认可。 

从的关键词来看，可把176篇论文的研究主题分成12大类（见图2），分别是：“地域性建筑文化”“传统技术及当代生态技术”“保护呼吁及策略”“保护规划实例”“特色民居空间分析”“特色聚落空间分析”“旅游开发及生态村”“社区参与和乡村建设”“更新模式和机制”“名村名镇评选”“更新实例及灾后重建”“景观及其它环境”。 

从图2可以看出，在这15年中讨论最频繁的主题是 “特色民居空间”和“特色聚落空间”，此类论文共有43篇，占论文总量的246%；其次是有关“保护呼吁及策略”以及“保护规划实例”方面的论文，共有39篇，占论文总量的223%；以“新农村建设”“乡村建设”以及“社区参与”为主题的论文，共有24篇，占论文总量的137%；围绕“名村名镇评选”的文章篇数最少，仅有3篇。其它类议题和观点的相关论文在4-18篇之间不等。例如，“地域性建筑文化”有18篇；“传统技术”及“当代生态技术”有13篇，民居和乡村的“更新模式”探讨有10篇；“旅游开发”和“灾后重建”分别有8篇；“景观和其它环境”有9篇。不难发现，对于民居聚落的“特色空间”研究和民居聚落的“更新保护”研究是这15年的重点和热点。“社区参与”和“乡村建设”方面的论文在2006年后呈快速上升趋势。随着新农村建设和“三农”问题的不断深化，这方面的论文已经成为乡村聚落及民居研究的又一热点议题。 

二、论文议题及重要论点梳理 

（一）乡村聚落及民居特色空间分析 

从上述论分析可看出， 近15年来， 对于乡村聚落及民居“特色空间”的讨论最为频繁。这个议题可以细分为以下三方面内容： 

第一方面，着眼于挖掘、记录和整理乡村聚落及民居的特色空间的形态特征和构成要素。例如，2001年，吴晓勤等探讨了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皖南古村落及民居特色，挖掘了其充满江南文化内涵的环境特色[1]。辛塞波以河北怀来鸡鸣驿为例，分析其特定文化结构下驿站物质环境及文化心理特征[2]。2011年，李建华等以黑虎和桃坪羌寨为例，分析其线性街巷、碉房和点状碉楼组成的空间立体防御体系[3]。2013年，丁沃沃和李倩梳理出苏南村落村居和乡景相交织的空间特征，以及村屋和农田为主的视觉特征[4]。 

村落文化论文篇3

乡村分广义乡村与狭义乡村，广义的指城市以外的所有区域，狭义的仅指农村居民点。乡村地理学家HughClOut认为乡村人口密度较小，具有明显田园特征;乡村社会地理学家GarethLewis认为乡村是聚落形态由分散的农舍到能够提供生产和生活服务功能的集镇所代表的地区［1］，本文的研究对象针对广义的乡村。学界对乡村人居环境的定义持不同态度。城乡规划学与建筑学认为乡村人居环境是乡村建筑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所有地表空间的综合;生态环境学的观点是，乡村人居环境是人地相互作用、以建设平衡生态系统为目标的纷繁复杂的生态巨系统;风水伦理学的观点则认为乡村人居环境是人工景观与自然万物的冲突与融合;社会学、1．乡村人居环境内涵乡村分广义乡村与狭义乡村，广义的指城市以外的所有区域，狭义的仅指农村居民点。乡村地理学家HughClOut认为乡村人口密度较小，具有明显田园特征;乡村社会地理学家GarethLewis认为乡村是聚落形态由分散的农舍到能够提供生产和生活服务功能的集镇所代表的地区［1］，本文的研究对象针对广义的乡村。学界对乡村人居环境的定义持不同态度。城乡规划学与建筑学认为乡村人居环境是乡村建筑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所有地表空间的综合;生态环境学的观点是，乡村人居环境是人地相互作用、以建设平衡生态系统为目标的纷繁复杂的生态巨系统;风水伦理学的观点则认为乡村人居环境是人工景观与自然万物的冲突与融合;社会学、人类学认为乡村人居环境以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为基础，以人为主体，关注人的需求的满足;形态学认为，乡村人居环境是生产方式与生活状态的统一，物质与精神的契合，人工与自然的协调。综上，乡村人居环境的内涵为:以乡村居民为主体，在乡村(包括乡镇、村庄和聚居点)地域范围内进行居住、耕作、交通、文化、教育、卫生、娱乐等日常生活，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地过程中形成人与自然、物质与非物质结构相结合的有机体，满足乡村居民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需求［2］。

2．国外的乡村人居环境研究

2．1乡村地理学研究

国外乡村人居环境研究始于乡村地理学。该研究阶段主要研究乡村聚落与地理环境。1826年杜能提出古典农业区位理论，运用经济学分析生产区位与消费区位间距离，得出在空间上农业生产方式显同心圆式圈层结构。1841年德国科尔首次系统阐述聚落的形成，对大都市、集镇和村落等类型的聚落进行比较分析，论述了聚落分布与地理环境及交通线之间的关系，重点研究地形对村落区位的影响［3］。1933年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创立中心地理论，为乡村地理学和空间聚落研究做出突出贡献。20世纪60年代起，学界更加专注乡村社区演变与重构、开敞空间保护、乡村矛盾冲突等问题。

2．2乡村发展研究

20世纪中期，人口由城市转向乡村，乡村发展模式在利益驱动下发生巨变，景观和空间形态改变，欧洲国家乡村问题突出，乡村经济振兴需谋求新的出路，工业化、城市化作用于乡村，带来褒贬不一的影响。该时期研究重点拓展到社会学、经济学、环境学、生态学等更广阔的学科领域。汉森提出政府应该加大对贫困地区的经济支持，尤其是教育、技术的投资，进行迁移援助计划的申请，从而转移贫困地区的剩余劳动力［4］。托马斯分析了英国农村的交通问题，认为应该建立政府基金，负责大部分农村的服务资金，用于建设城乡交通网络［5］。布恩斯探讨了城市化、工业化和商业化对乡村聚落产生的影响，并提出相关公共政策［6］。在城市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乡村作为工业拓展空间被大规模占用，城乡差异逐渐缩小，但是传统的乡村空间形态改变，社会结构面临重组，聚落内部出现“空心化”，村落出现无序或蔓延现象，大规模的工业化促使乡村资源大量开发利用，超过乡村环境承载力，生态系统破坏。此外，学者认为乡村发展必须注重城乡互动，指出政策制度对于乡村发展所起到的作用［7］。

2．3乡村转型研究

近二十年，西方国家普遍进入后城市化时代，城郊乡村开始依托城市主体谋求与城市的融合发展，但总体环境却因居住空间拓展、社会阶层混杂、生态空间占用而恶化。而距城市较远的偏远地区乡村依然贫穷，交通不通畅，自然文化遗产不受应有的重视而屡遭破坏，随之乡村聚落空间形态变迁进程缓慢。1996年在《伊斯坦布尔宣言》中，联合国“人居环境中心”明确提出要突出可持续的人居环境发展观，强调必须使城市、城镇和乡村不同层次的人居环境均实现可持续发展。2004年联合国于世界人居日，再次明确提出城乡关联发展。这一时期的乡村转型研究关注可持续发展背景下的乡村功能和乡村空间的转型，倡导开放性的乡村空间。

3．国内乡村人居环境研究

我国真正的系统研究乡村人居环境起于20世纪90年代，集中反映在建筑学、城乡规划学、地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上。

3．1建筑学与城乡规划学研究

建筑学和城市规划学者针对城市化背景下乡村环境巨系统开展探究。吴良镛最先提出中国人居环境研究理论，建立起人居环境研究基本理论框架，为中国人居环境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8］。雷振东、刘加平等注重乡村聚落空间形态研究，关注村落发展模式［9］，注重探索乡村建筑设计模式，推广生土建筑。李昌浩等主要研究人居环境中的建筑设计，侧重于微观住宅设计的节能系统、生态系统建设，在实际的农村住区建设中采用新理念、运用新技术。赵万民针对重庆地区山地人居环境建设进行理论和实践探索，重点研究山地人居环境［10］;赵炜根据山地人居环境建设的发展过程，提出山地人居环境的总体发展思路［11］。

3．2地理学研究

从地理学层面来看，乡村人居环境偏向于类型研究、乡村聚落区位分析等宏观研究。乡村聚落重构、乡村土地利用和生态环境整治等问题成为研究重点。自然地理学者从地形、地质、气候、水文、土壤、植被等方面研究乡村环境演变，如甘枝茂等研究了陕北黄土沟壑的乡村聚落土壤水土流失情况，提出防治措施［12］。经济地理和人文地理学者更关注乡村土地利用状况、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自然环境保护的互作用。王成新等总结村落“空心化”的发展阶段，从规划设计、管理及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探讨解决措施。

3．3社会学研究

社会学更加关注乡村政治、社会变迁及文化转型。周世亮通过实证研究村庄政治文化变迁，分析中国城镇化对中国乡村政治文化的影响［14］;陈玉平重点研究乡村转型对乡村传统民俗文化的影响［15］。朱康对关于乡村文化转型的认识，提到乡村城市化的问题，认为乡村社会分化是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的冲击，同时城市社会规范深入乡村，在矛盾和冲突中，实现城乡整合，伴随着文化镇痛［16］。然而，乡村文化演变过程在空间上的特征和具体行为研究仍不深入。

4．目前乡村人居环境研究中存在的若干问题

4．1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框架，各学科割裂、创新性不足。

国内外乡村人居环境的研究尤其集中于地理学、建筑学、城市规划、社会学、政治学、生态学等学科。但乡村人居环境理论仍缺乏整体性、系统性的理论研究框架，学科间缺乏通力合作，沟通不足，割裂明显，各领域研究较为片面。深入乡村内部，对乡村行为主体与乡村人居环境之间的行为影响研究、乡村聚落发展模式的探索实践比较欠缺，研究的内容宏观，对于解决问题适用性不强，研究成果生搬硬套，较少考虑不同地域的需求。

4．2研究方法传统，资料来源有限，实时研究技术运用不广泛。

乡村人居环境研究目前的研究方法单一，多为经验性研究，累计积累素材进行阶段性整理和总结，尤其是大数据时代的空间分析技术(RS－GIS)和实时动态监控等技术手段未得到普及，造成科研成果滞后，不能及时反映乡村发展问题。调研资料来源有限，影响科研进度、精确性和科学性，不利于掌握乡村聚落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

5．对乡村人居环境研究的相关建议

5．1强调学科交叉渗透，着重进行基础理论建构

乡村人居环境理论对学科的综合性要求日益增加，学科交叉明显，因此充分发挥各学科的优势，如加强地理空间分析技术在乡村人居环境研究中的运用，使乡村人居环境基础理论研究更深入。

5．2重视乡村人居环境的本土化资源整合、重构与优化

乡村人居环境研究应坚持因地制宜，以乡村本土环境为基础，将乡村本土的资源进行整合，从乡村实际出发，探索运用乡村自身的自然和人文资源塑造乡村聚落空间形态的有效可行途径。研究课题应更加关注乡村人文环境和生态环境建设，解决限制乡村发展的主要瓶颈问题，提出乡村发展时序和关键途径，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确定相对应的人居环境建设对策，使乡村人居环境实现本土化资源整合、重构与优化。

5．3注重乡村居民的生存感受与传统文化传承，强调可持续

村落文化论文篇4

关键词： 农村体育；现状；农民；研究趋势

中图分类号： G812.4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 号： 1007-3612(2011)05-0016-06

A Statistic Analysis of the Research Fruits on China’s Rural Sp orts

LIU Renhan1，WEI Zuotao2， HUANG Duo1， WANG Yaqi1

(1.School of P.E.，Tianshui Normal University，Tiansh ui 741001，Gansu China； 2.Leshan Normal University，Leshan 614004，Sich uan China)

Abstract:Through the statistic analysis of the research on China’s rural sports in rec ent fifteen years， the paper reckons that: the number of research fruits of Chi na’s rural sports is increasing year on year， and they are in high qualityT here is a trend of centralization of research teams， diversification of researc h methods and more quantitative study than qualitative studyBut some methodsneed to be discussedThere is a wide range of research content， mainly involv ing th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rural sports， sports in small towns，rural sp orts management and consumption， the relation between rural sports and economy ， rural sports culture， rural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o onInthe f uture， researches on rural area sports should be developed on make contemporary ，innovative， opening， crossed and disciplinaryFor a better study， this pa per points that: appropriate research subject and methods should be chosenMul tidisciplinary knowledge shall be used to perform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rur al sports.The main body of rural sports study shall be highlighted; Deep resea rch of basic theory problems of rural sports shall be strengthened and group adv antage shall be displayed

Key words:rural area sports; status quo; peasant; research trend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生巨大变化，体育也逐渐走入农民的生活，尤其是 1995年随着《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颁布实施，农村体育研究空前繁荣。2002年党的十六大 提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农村是重点，也是难点”的论断后，“三农”问题进一步成为 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十六届五中全会党中央又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号召，十 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也明确提出“推动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这些重大举措对于促进农 村体育事业发展，加速推进农村体育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为此，本文以计量学（metrology）理论为研究视角，借助近15年来我国农村体育研 究文献的各种数量特征，描述、评价我国农村体育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着重预测分析农村 体育研究的发展趋势并对其作出解释，对未来农村体育的有效研究提供积极的理论思 考和实践准备。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通过中国期刊网、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1995-2009年)，以“农村体育”为 题名进行检索，以“农村体育”、“小城镇体育”、“农民体育”、“乡镇（村）体育” 、“村落体育”为“关键词”，筛选出1995-2009年有关农村体育代表性的研究论文276篇， 以其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资料法 对所收集的论文进行分析，同时通过检索相关研究类论文，寻求解决问题的最佳思路和研究 的理论基础。

1.2.2 专家访谈法 对农村体育研究和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以及农村体育研究的内容分类，访谈了数 名该领域专家教授。

1.2.3 数理统计法对276篇论文依据研究需要进行数理统计， 进而分析其研究特点与不足。

2 结果与分析

2.1 研究大致分两个阶段，研究侧重点随时代变革而发生变化 自1995年以来，我国农村群众体育发展大致经过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1995年《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的颁布实施为 标志，我国农村体育的发展进入了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的新时期。但由于我国农村的特殊情 况，农村体育研究成果并不多，且内容比较单一，主要集中在对农村体育现状和农村体育场 地设施等方面的 调查研究。

第二阶段，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提出和《农村体育 工作暂行规定》的颁布，为我国农村体育的发展和理论研究提供了新契机。特别是2005年10 月中共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后，国家在2006年 “中央1号文件”中又明确提出了“推动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的要求。国家体育总局为 贯彻落实中央精神，随后印发了《关于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的意见》。根据这些文件精神 ，这一时期农村体育的研究集中体现在农村体育发展战略、趋势、对策及农村体育文化、消 费及管理等方面，呈现出多元化的研究态势。

2.2 农村体育研究成果数量呈逐年递增态势 从图1可以看出，1995-2009年期间，我国农村体育所发表的研究论文及比例总体而 言呈上升趋势，而2002年可以看作是其研究的转折点。1995-2002年，农村体育的研 究论文 每年均 保持在20篇左右，2003-2008年所发表的论文年度增长比例基本呈直线上升态 势。特别是2006年以后，年均超过100篇，仅2006-2008年3年间所发表的论文就近5 00篇，是前11年所发表的论文总量的2.5倍。从统计结果看，2009年农村体育的研究又呈下 降态势。这些研究论文的公开发表，都与国家的“三农”政策，特别是随着法制性、政策性 文件的导向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口号的提出以及“农村体育年”的哲学启动有着密切 的关系。加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国家体育总局社会科学、软科学立项资助课题对农 村体育的研究 具有扶持和导向作用，均表明农村体育的研究越来越得到重视，农村体育的研究呈现空前繁 荣的局面。

图1 1995-2009年农村体育研究比例折线图

2.3 研究人员年龄、职称结构及单位归属分析 从文献样本研究者的年龄结构分析，46～55岁研究者的比例最高，占统计总数的40.3%，其 次是35～45岁研究者，所占比例为30.2%，而35岁以下的研究者比例最低，仅为11%。由 此可见，46～55岁的研究者以其基础扎实、知识渊博、经验丰富、治学严谨的研究优势取得 了大量且富有成效的研究成果。从发展的眼光看，35～45岁研究者应是未来农村体育研究的 主力军，而35岁以下研究者应取长补短，找准研究的切入点，努力提升研究水平。

从研究者的职称结构分析，副教授的比例最高，占统计总数的42.5%，其次是教授的比例为 33%，讲师的比例为17.8%，而助教的比例最低，仅占统计总数的6.7%。这同样也反映出 高级职称的研究者在农村体育研究领域发挥了巨大作用，已成为推动农村体育研究的中坚力 量。但与此同时，高级职称研究者也有责任发挥“传、帮、带”的作用，应积极鼓励和扶持 职称较低的研究者迅速成长起来，以扩充研究队伍，将农村体育未来的研究向纵深层次不断 推进。

从研究者的单位分布看，来自高校的研究者最多，占统计总数的61.5%，其次是专业体育学 院的研究者，其比例为28%，而体科所和机关的研究人员最少，仅占10.5%。从研究专业 看，从事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人员最多，反映出研究成果与其研究领域较为吻合。而高质量 科研成果的作者地域主要分布在经济条件优越、拥有较多的高等院校、科研氛围浓厚的省份 ，如北京、上海、江苏和广东等地。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农村体育科研与地理环境有着必 然的联系。 2.4 研究方法多元化，有些研究方法有待进一步商榷 通过对所收集论文在研究方法使用频度(降幂排列)的统计（图2），可见：文献资料法 ＞ 问卷调查法（普通、专家） ＞调查法（田野、实地）＞访谈法 ＞逻辑法＞数理统计法 ＞ 比较分析 ＞其他。由此反映出农村体育的定量研究多于定性研究。但对研究方法深入分 析后发现，也存在如下问题：

第一、表述的上下位关系混乱。诸如实地考察、实地调查、实地观察、现场调查、田野 调查等方法，上下位关系不明确，难以区分其异同。

第二、表述不准确。诸如调查法、分析法表述太笼统。而统计分析法、统计处理法、数 学分析法应该是同一方法的不同表述。

第三、 方法有生造痕迹。诸如联机检索法究竟是研究方法，还是某种研究方法操作的 具体过程，有待商榷。而经济理论分析法，究竟是具体的研究方法，还是借用经济学研究的 理论整体来进行分析，很含糊。

图2 农村体育研究使用方法比例排序

2.5 研究内容归类及分析

2.5.1 农村体育发展及其战略的研究农村体育发展研究，分 析后可概括为以下3种类型：

第一类为内驱型。持此类观点的学者认为［1］：农村体育的建设与发展，必须 以提高农民自身素质，转变农民体育锻炼观念为前提。

第二类为依赖型。持此类观点的学者认为［2］：农村体育的发展依赖于国家各 级政府的 扶持、各类政策法规的完善及农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程度。就农村体育内部环境 而言，主要依赖于农村体育的物质资源、组织资源、人力资源、经费资源的丰富程度。

第三类为综合型。持此类观点的学者认为［3］：农村体育的发展要依据农村建设与 发展 的实际情况。在农村各方面发展较为成熟时，农村体育建设应成为与农村社会融为一体，形 成相对独立的发展体系。

在农村体育发展战略上，2002年中共中央8号文件中明确提出：“农村体育以乡镇为重 点”，由此确立乡镇体育是发展农村体育的战略重点。围绕这种战略指导思想，裴立 新教授［2］提出农村体育以乡镇为重点，乡镇以小城镇为切入点，并首先从县城有 条件的建 制镇实现突破。吕树庭教授等［4］等指出小城镇应作为农村体育的突破口， 由城镇辐 射农村，从而最终带动整个农村体育的发展。虞重干教授［5］等认为：农村 体育的根 基在于村落。村落是农村最基本的社区，是农村的主体，只有体育进入村落，农民才能得到 实在的享受。

由此可见，农村体育的发展同农村社会的实际面貌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体现 在农村体育与农村的经济、文化、教育、卫生、宗教等社会要素间的互动关系。在其发展战 略选择上，农村体育以乡镇为重点以成共识，但在操作层面上对突破口和切入点的抉择还难 成定论。笔者认为：农村体育发展重点的确立，应从不同农村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因时 、因地”的在“乡镇”和“村落”间做出选择。通过部门间的协作，形成联动机制，是农村 体育走向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2.5.2 农村体育现状研究 农村体育现状调查主要集中在农村体育人口、体育场地设施、锻炼时数、锻炼内容等方 面。

1)农村体育人口。我国两次群众体育现状调查显示，1996年我国农民体育人口比例为7.13% ，2000年上升为8.4%，5年中提升了1.27%，平均每年增长率仅为0.25%［6］，200 8年国家体育总局公布《2007年中国城乡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现状调查公报》显示，我国农村 体育人口比例为10.12%。而同期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平均以每年6.4%的速率增长 ［7］ 。由此可见，我国农村体育人口的增长速度远远低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增长速度，呈 现一定的滞后性。

2)参加体育锻炼的时数。根据《2007年中国城乡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现状调查公报》 相关数据显示，2007年全国有3.4亿的城乡居民参加过体育锻炼，城镇居民中有2.18亿的 人 参加过体育锻炼，乡村居民为1.22亿。城镇居民与乡村居民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差异明 显 ，城镇居民比乡村居民高出24.1%，且城乡差异随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全国“经常锻炼”的 城乡居民中，城镇居民有13.1%，达到“经常锻炼”的标准，乡村居民仅为4.1%，城乡差 异较大。

3)体育场馆。第五次全国体育场馆普查结果显示［8］：我国现有各类体育场地850 0 80个 ，平均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6.58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为1.03 m2。但占全国总人口一 半的镇(乡)村人口，拥有体育场馆69 537个，仅占总数的8.18%，其中教育系统体育场地数 量占总数的67.19%。可喜的是，截至2007年1月底，全国共建设农民体育健身工程项目26159个，总投资达11.87亿元，到2010年，将争取使我国1/6的行政村建有标准的公共体育场 地设施［9］。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实施力度的加大，必将为进一步发展农村体育事业 打下坚实基础。

4)体育观念。郭敏刚［10］研究指出：乡村居民受到农村环境、教育背景等因素影响 与城镇居民相比，体育观念有很大差异。乡村居民普遍认为劳动即锻炼，无病就是健康，进 行经常性体育锻炼的人数很少。加之农村体育的舆论环境较差，人们对参加体育活动的人不 理解，甚至讽刺挖苦。

5)锻炼场所及内容。《2007年中国城乡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现状调查公报》显示：城 镇居民在单位、社区、公共体育场所以及健身会所等正规体育场所中进行锻炼的人数比例高 于乡村居民。而在江河湖畔、街头巷尾、公路旁和自家庭院及室内等非正规体育场所中进行 锻炼的人数乡村高于城镇。其中，在“自家庭院或室内”中进行体育锻炼的比例乡村居民为 28.7%，城镇居民是9.2%，高出19.5%，相差较大。另有研究表明［11］：因为农 民的余暇时间 受劳动性质、劳动方式特殊性影响，所以参加体育活动的时间不稳定，季节性强。参加体育 锻炼的场所较为分散，锻炼地点多在自家庭院、住宅区空地、田间地头、马路边、街道边、 自然空地、河流和湖泊等天然场地，也有一小部分在附近学校的体育场地进行体育锻炼。

针对上述状况，总体上讲“我国农村体育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不平衡的，还 不能满足广大农村居民体育文化需求”［12］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客观分析我国农 村体育 的现状，正如江崇民所言［13］：“我国仍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初级阶段，农村 社会生产 力水还比较低，经济还不发达，许多地区刚解决温饱问题，农村体育与城市体育相比，处于 相对体育贫困状态。”

由此可见，关于农村体育现状问题的研究，一直是理论界研究的热点之一，也是研究成 果最多的方面。无论其研究内容多么广泛，但其主要目的都是为弄清农村体育现状，探求其 发展对策。需要指出的是，多数研究成果在文献资料和大范围抽样调查情况下，提出具有普 适性的对策与建议，如加大国家投入力度，政策扶持与导向，加大农村体育宣传等等，而提 出有创见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措施较少。

2.5.3 小城镇体育、村落体育的研究 以2003年吕树庭、裴立新教授［14］共同署名发表的《关于小城镇作为中国农村体育 发展 战略重点的思考》一文为标志，一大批研究者在相关文献中对“小城镇作为农村体育发展重 点”的观点进行了正面回应和支持，“小城镇体育”迅速成为农村体育研究的热点之一。研 究主要集中于小城镇体育的性质、小城镇作为推进中国农村体育发展的依据、小城镇体育的 功能等方面，小城镇体育文化建设的社会价值、乡镇体育旅游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等 方面。

近几年，随着“小城镇体育”研究的逐渐“降温”，“村落体育”的研究已上升为农村 体育研究的最大热点。此种观点以“村落是农村的主体、村落农民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为 立论基础，并结合“农民体育健身工程”以行政村为单位进行实施的事实，提出发展农村体 育应“以村落为重点”。田雨普教授［15］明确指出农村体育发展“将工作重点逐步 转移到村 落体育的发展上来，……是解决我国群众体育发展‘低水平、不全面和很不平衡’局面的重 要举措”。 郭修金博士［16］在对山东临沂的沈泉庄村进行田野考察认为：村落体 育形态多 元、功能多重、与竞技体育相去甚远；村落体育的发展基础和保证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村 落需要有自身的体育文化，需要找回被遮蔽的传统民间体育文化价值，需要“培育、输入” 并举、村落精英带动及学校体育的辐射。郭敏刚硕士［17］从文化学视角研究指出： 村落农民 体育与村落文化之间是一种内在的共生关系，具有强烈的互动性，同时也相互制约。两者之 间的现实作用机制决定了村落农民体育与村落文化的发展既要同步，又要避免相互制约。唐 炎博士、虞重干教授［18］则对农村体育发展的行动取向进行了深入探讨。研究认为 ：进行新 农村体育建设，不必仅仅从“民享”意义上来思考农民的体育需求，还应从“民生”的意 义上去发现体育对农民生活的价值。

那么，农村体育的发展究竟是“以乡镇为重点”还是“以村落为重点”，唐炎博士、虞 重干教授［18］认为：农村体育发展的重点从乡镇向村落延伸，只能说明发展村落体 育在一定 程度上具备了现实条件，以往发展中“重乡镇、轻村落”的发展方式需要调整。但就乡镇在 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现实作用和地位而言，其在农村体育发展中的重点地位既没有也不能 “落幕”。其实，以乡镇为重点的农村体育发展，其真实含义应当是“从村落着眼，从乡镇 着手”。

无疑，小城镇体育、村落体育研究将有助于深入清晰地认识中国农村体育的真实面貌以 及在当代小康社会建设中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2.5.4 农村体育组织管理研究 江亮等人［19］调查表明：个人锻炼是农村居民体育活动的主要组织形式，有组织的 农民 体育活动仅占10%左右。而体育实践表明，自发的个人体育锻炼是无法形成大规模、组织化 程度高的农村体育的。姜健［20］通过调查认为：西部贫困地区农村体育工作机构不 够健全， 缺乏体育人才，县以下的行政机构中管理体育的部门很少。部分地区县乡以下就没有专门的 体育机构，县乡级的体育行政机构多挂靠在文化部门、教育部门或卫生部门，负责群体工作 的人员也大多属兼职，并且管理者缺乏相应培训，社会指导员的数量就更不言自明了，这种 情况致使开展农村体育活动受阻。陈宁教授［21］研究认为：在农村体育的管理模式 上“县级 体育行政部门要抓好农民体育协会；乡镇要建立健全体育文化站；村要建设好村级文化体育 活动室；农民体育协会要培养体育骨干”；采取“以镇为龙头，村民委员会为基础，农民体 协为纽带，形成有辐射力的组织网络”。李会增等［22］认为发展新农村体育事业， 离不开 一个健全的组织，体育组织包括两种类型，一是政府型体育组织，一是群众体育组织，两者 缺一不可，互为补充。县级以上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负起责任；乡镇政府把体育事业纳入 乡镇发展总体规划；发挥农民体育协会的作用；发挥村民委员会在农村体育发展中的地位和 作用。

从研究可以看出，目前农村体育管理主体多为农村基层政府，管理松散乏力，农村体育 社会化远未形成。而体育体制的核心是体育组织的结构和权力分配及运行，随着我国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步伐的稳步推进，农村体育的组织管理需要发挥中央和地方、国家和社会办体 育的作用，重新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农村体育组织体系将是一项复杂和长期的工作。

2.5.5 农村体育消费研究 王建欣认为［23］：“农村体育消费是基础性、根本性的消费，具有丰富生活内容、 娱乐 身心，增进身体健康；活跃体育消费市场，促进相关体育产业发展等，是体育消费科学发展 观的具体体现”。《2007年中国城乡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现状调查公报》显示：在参加体育 锻炼的人群中，有72.7%的人有过体育消费，全年人均消费水平为593元。其中，城镇居民 有 74.5%的人有过体育消费，乡村则为69.40 %，城镇居民全年人均消费水平为718元，而乡 村 为355元。城镇居民支付购买体育书刊和到体育场馆健身费用的人数比例明显高于乡村，其 他各项体育消费的人数比例差异不大。可见，城镇居民各项体育消费的人均水平明显高于乡 村［24］。

由于影响农村体育消费因素的多元化、复杂化，使得农村体育消费的开展目前仍有一定 的难度。因其体育消费同属于经济和体育两个领域的重要范畴，可以肯定地讲，随着农村居 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体育消费需求必将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

2.5.6 农村体育与经济关系研究 陈梦周等［25］研究表明：农村体育的发展与农村经济的发展相辅相成；姜健等 ［20］研究 认为：东南沿海与中西部地区农村体育发展的不平衡证明，体育的发展必须依附于经济的发 展，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体育是没条件开展的。朱家新［26］研究表明：2001-2008 年，我国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呈稳步增长趋势，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逐渐下降。随着农民收入的 不断增高，恩格尔系数呈持续下降趋势。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农村居民在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对发展的需求必然随着 增加。体育活动必将成为农村居民满足体育文化需求的应有之义。

2.5.7 农村体育文化研究 许锍成［27］针对农村宗族意识与农村体育的关系进行分析，认为宗族组织的一些活 动有 利于农村体育的发展，恰当地处理传统文化与农村体育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发掘和弘扬中国 传统文化，有利于农村体育发展与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刘玉［28］通过对我国农村体 育文化特 点的研究，明确我国现阶段农村体育文化工作重点为：“坚持政府主导和农村自主发展相结 合，保障农村体育文化建设中农民的文化主体地位；坚持政府投入与市场场融资相结合，创 新公共投入机制；尽快建立多元化的农村体育文化发展评价体系；坚持均衡发展与非均衡发 展相结合，切实将以点带面工作落到实处。”李会增等［29］从我国村落的历史文化 背景出发 ，分析了村落体育的文化特征，提出当前我国村落体育应该走与“生产劳动、文化艺术、民 族传统”相结合的杂糅式的发展模式。

不可否认，当前农村体育文化在整个新农村建设中还处于相对的弱势地位。因此，抓住 当前新农村建设的有利时机，大力发展农村体育文化建设是从根本上解决这种弱势地位的有 效措施。

2.5.8 农村学校体育研究 曲宗湖教授等［30］以7个省市区为样本，采用整群抽样的调查研究方法对农村中小 学的 体育现状进行了较全面的调研，对我国农村体育现状进行了描述和深入分析，提出要完善对 农村学校体育的领导，改革体育教学，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确保对农村学校体育的投入。朱 应明［31］通过教学内容改革实验研究，认为：从事民间体育项日教学，能充分调动 学生的锻 炼积极性，使学生养成自觉从事体育锻炼的习惯，能缓解体育经费、场地器材不足的矛盾。 曾全红等［32］提出我国农村学校体育教育发展的对策：落实素质教育观，切实改变 农村学校 体育教育的内外环境，建立与健全农村学校体育的保障制度，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村学校体 育课程建设，进一步重视农村学校体育教师队伍建设，促进农村学校教师队伍均衡发展，学 校体育建设与饮食卫生同步发展。焦卫宾，周登崇［33］在大量的普查和典型案例调 查的基础 上，从农村学校参与新农村体育服务体系构建的角度，总结出农村学校体育的发展模式。徐 东锋［34］在学习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等文献基础上，根据体育学科的特性和农村 学校的现 状，提出以选择一至两项适合地理气候条件、有良好群众基础、易于开展、健身价值较高， 又具终身体育性质的现代或民族优秀运动项目作为学校体育课程资源加以开发和利用，以推 进农村体育课程体系建设。

可见，农村体育研究中，学校体育研究所占的比例较大，研究相对较为成熟，涉及的内 容也较为广泛。

3 未来我国农村体育研究的发展趋势

通过上述对我国农村体育研究内容的相关分析，可以说其研究内容已呈现稳定、全面、 深入的发展态势。当前，我国农村体育的研究主要应正视三方面的问题：其一，理论与实践 的紧密结合，即农村体育研究能否对其实践产生有益影响；其二，对现象和状态的准确描述 ，即农村体育研究能否抓住当前的发展现状；其三，对本质的揭示和规律的发现，即农村体 育研究能否深刻地解释其现实现象。为此，未来农村体育研究的发展趋势应体现在以下方面 ：

1)研究的时代性与创新性。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科教发展为农村体育研究提供了广 阔的空间和前景。因此，农村体育的研究将会更加坚持在学科建设的基础上，明晰战略发展 的策略预见，准确把握社会发展对农村体育的需求，体现农村体育研究的时代性，瞄准重要 领域和重要课题的创新。

2)研究的开放性与交叉性。现阶段，农村体育体育科研的理论和实践都很薄弱，研究方 法简单粗糙。而人口学、 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政治学、地理学等社会科学 的发展则相对较为成熟。鉴于农村体育与其他人文学科有千丝万缕之联系。 因此， 在研究 中，将更注重借鉴成熟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寻找农村体育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点，以进一步完 善农村体育的科学结构体系。

3)研究的科学性与规范性。 随着科学信息技术在各领域的广泛渗透和应用，农村体育 的研究理念、手段和方法也必然随之会发生相应的变化。高科技信息技术的运用，将使农村 体育研究工作更加科学与规范。因此，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必然更加重视理论探索与实证研 究相结合、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研究范式，有力提升农村体育研究的科学含量与实 效性。

4)研究的学科性和特殊性。农村体育尽管属于综合性研究，但仍具有独立的专门知识、 理论范畴、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及体系。因此，未来农村体育研究的专业化、专门化是提高 其科研水平的重要手段，是形成农村体育学科理论体系的必要途径。此外，在研究农村体育 时，会更加注重农村体育的特殊性要求，即将农村体育现象置于农村特定场景中去分析，揭 示农村体育发展的内在规律。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近15年来，农村体育研究日益受到关注。随着农村社会的变迁，特别是2002年以 后，农村体育研究成果数量逐年增加，且质量较高。未来农村体育科研将朝着时代性、创兴 性、开放性、交叉性、科学性、规范性和学科性的方向发展。

4.2 建议 1）把握农村体育研究的实质，运用合理的研究方法。农村体育研究的实质是要探寻在 农村特定的经济、文化背景下，农村体育活动的特点、规律和运行机制。

2）运用多学科知识，对新农村体育进行综合研究。对农村体育的研究必须改变从单一 的学科角度进行分析，实行多学科的渗透与交叉，才能开拓出新农村体育理论与实践研究的 新领域。

3）突出农村体育研究的主体。农民是农村体育研究的主体。因此，对农村体育的研究 必须围绕农民进行，把农村体育这一“社会事实作为物来考察”，并以物衬托人、服务人， 这样才更有利于农村体育研究的健康持续发展。

4）重视对农村体育基本理论问题的深入探究。在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背景下，对农村体育研究中的基本概念、基本规律、基 本观念等诸多理论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将有助于整体性、综合性的认识和把握农村体育的发 展态势。在研究中不仅要加强对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更要注重其理论解释和归纳，从而使 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互为补充与促进。

5）发挥群体研究优势。在农村体育科研中，要注重“老、中、青”结合的科研梯队建 设。同时，需要加强地域、单位间的协调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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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文化论文篇5

关键词：汉唐 村落 聚落

汉唐时代，是中国古代乡里之制与聚落形态演化的重要转折时期。从两汉时代的里聚合一到魏晋南北朝时代里与聚的分离，再到唐代的乡里合署与村落地位的确认，无论是外在形态还是内在结构，它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中国中古社会的变革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

讨论汉唐村落形态，首先面临的是关于村落的发生问题。对此，日本学者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研究，其中，以宫崎市定、宫川尚志等学者的论述最具代表性。宫崎市定先生认为，自上古到现代，中国古代国家结构为都市国家，以大小城邑为地方社会集合体的基本构成，“聚落恰似一个个细胞，在一定面积的耕地中心，存在着细胞核似的城郭。城郭之内，被区分为数个区域，那就是里。不仅是工商业者，就连农民也居住在城内的里中。在汉代，根据城郭的大小、重要程度、里民人口的多寡等，分别定级为县、乡、亭”。他还认为，城内农民开始移居城外，乡制开始瓦解，“促使这种瓦解趋势进一步发展者，是汉代豪族势力的扩张。可能是一方面便利农耕的负郭、带郭之田都被有势力者所独占，贫民要想拥有自己的田地，就必须求之于遥远的地方；另一方面，豪族们在远距离的地方开拓庄园，招募劳动者，于是城内的农民渐渐脱出城外，前来居住应募。这里出现的就是另一种新形态的聚落——村(?)”①。尽管学界对于宫崎市定的“都市国家说”争论颇大，但他提出的“村”是城郭之外的新兴聚落形态之说却被多数学者接受，此后学术界有关中国古代村落问题的研究也多以此为基点展开。宫川尚志提出：“在汉代，有不分都鄙每百户设里的制度。到唐代，虽然单位一样，但在城市与乡村分别称之为坊和村。这是城市和乡村分化在制度上的反映，同时也使人联想到村是否就起源于远离中央政权的边鄙地区呢?”在经过一番分析讨论后，他得出了肯定的结论，认为“总体来看，村庄分布在山间河谷地带以及一般远离城市地区的实例较多”②。侯旭东先生对此说进行了修订，提出：“百姓生活的村落不仅见于边僻之地，城镇周围同样广泛存在……重要交通线附近亦广泛分布。”③这是正确的。但他只是较宫川尚志更强调了村落分布的广泛性，仍未脱出村落是新兴聚落形态这一范畴。

源于宫崎市定先生的村落为城郭之外的新兴聚落形态说，有一个重要前提值得进一步讨论，这就是汉代里的设置问题。依宫崎市定先生之说，汉代的里设于城邑之中，城邑之外最初并无居民聚落，也就没有里的设置。但是，从文献资料，尤其是出土的考古文献资料看，并非如此。在两汉社会，虽然史籍与法律文书都以乡、里涵盖整个乡村社会，然而实际上除了政府法定的基层单位乡里之外，还存在着大小不一的自然村落，它们实际上是乡里之制的基础。这些村落，汉人称之为“聚”、“落”或“格”。《史记·五帝本纪》曰：“一年而所居成聚。”《说文解字》释“聚”曰：“聚，会也。从*，取声，邑落云聚。”段注云：“邑落，谓邑中村落。”刘向《列女传·楚老莱妻》曰：“一年成落，三年成聚。”《广雅》曰：“落，谓村居也。”格，为汉人对村落的别称。《史记·酷吏列传》：“吏苛察，盗贼恶少年投垢购告言奸，置伯格长以牧司奸盗贼。”裴?集解引徐广曰：“一作‘落’。古‘村落’字亦作‘格’。街陌屯落皆设督长也。”司马贞索隐：“伯言阡陌，格言村落，言阡陌村落皆置长也。”

汉代的聚落同乡里一样，也各有名号。如《论衡·书虚》所云：“天下郡国且百余，县邑出万。乡、亭、聚、里，皆有号名。”但聚一直不是政府认可的居民单位，在两汉行政政令中，很少看到聚的存在。也就是说，聚只是自然意义上的乡间聚落，不具备行政与法律意义，更不是基层编制单位。正因为此，在两汉文献中，才大量充斥着乡里的记载，而较少见到关于“聚”的文字。

既是自然聚落，汉代聚的规模大小不一，有时相差悬殊。有的聚可能只有三几户人家，如东汉南阳郡井水县的三户亭，就是在三户聚所设置的亭；也有的聚多达千余户居民，如西汉成帝即位后，封史丹为武阳侯，封地为“东海郯之武强聚，户千一百”。这样，有些大聚便可能成为县或乡的所在地。一聚之中，要依户数多少，划分为若干里，像武强聚，可能就要分成十余个里；也有极少数的甚小聚落，会若干聚合为一里，像三户聚这样的小聚落，便应如此。

①[日]宫崎市定：《关于中国聚落形体的变迁》，见《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三卷，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1、23～24页。

②[日]宫川尚志：《六朝时代的村》，见《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四卷，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68、79页。

③侯旭东：《北魏村落考》，载《何兹伞教授九十华诞祝寿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需要指出的是，它们与里的设置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聚与里是重合的。这些聚落既然错落参差，大小不一，而地方政府只能因地制宜，在现有的自然聚落基础上设置里的建置，除非一些大至数百户或小至三五户人家的特殊聚落，一般情况下，都是每个聚落设置一里，三十几户、四十几户以至百余户都可作为一里。史料记载与有关规定，均是举其成数而已。

这样，也就出现了百家一里、五十家一里等不同的说法。但在实际的地方建制中，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为了保持与规定的一致性，而硬性地将大小不一的自然聚落在行政关系上重新切割组合，对此，我们只须看一下关于里的具体记载便会一目了然。例如，《汉书·张安世传》记道：“(宣帝)遂下诏曰：‘其为故掖庭令张贺置守冢三十家。’上自处置其里，居冢西斗鸡翁舍南。”这是三十户为一里者。《汉书·戾太子传》曰：“故皇太子谥日戾，置奉邑二百家……以湖阌乡邪里聚为戾园。”这是二百家为一里者。又，邪里聚本身也表明两汉时代里与聚的合而为一，《续汉书·郡国志》所记历城之“巨里聚”其意当同于此。

为张贺所置守冢三十户以及为戾太子所置奉邑二百家，尚是人为的编制，因此，虽然不合“百户为里”的说法，但初时还算规整，要经过若干年的变化后，才能呈现出里的本来的自然面貌。就现在材料看，最能反映两汉乡村社会中里的真实面貌的，还是马王堆出土的《驻军图》与《地域图》①，这是关于汉代里的规模的第一手材料。尤其是《驻军图》，其上不仅标最小的里只有十二户人家，最大的里为一百零八户，现将图中可辨考清晰的里户数统计并

列为表1如下：

① 马王堆汉墓整理小组编：《古地图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第45页。

由上述记载特别是《驻军图》所列里之分布及人户状况，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自然聚落的里聚普遍存在于乡村社会，它们与各类城市相对应，共同构成了地方社会组织结构。既如此，为什么学术界仍流行着村落为城郭之外新兴聚落形态说呢?这是因为人们对村落的考察首先多着眼于其字面记载之由来。比如，要追寻《说文解字》中有无“村”字，要检索“村”字在正史中出现于何时，在笔记野史中出现于何时，等等。这样，自然会得出结论：《说文解字》中没有出现“村”字；关于“村”的最早的记载，正史是《三国志·魏志·郑浑传》所载“村落齐整如一”，笔记野史中是《抱扑子·内篇》卷三《对俗》所引东汉陈??《异闻记》“村口”一词。因此，“村落”也就出现于东汉，至六朝渐多。其实，从社会组织角度研究的村落是指与城邑相对应的一种聚落形态。就中国古代社会结构而言，村落与城邑的区界点有三：其一，村落中的居民几乎完全是自给自足的农民与农民家庭；其二，村落的规模明显小于城邑，并且以城邑为权力中心与经济中心；其三，村落无论大小，都自成一体，有着自己的祭祀、信仰、宗法血缘以及其他组织体系，是社会的基本细胞。这也如费孝通先生所言：“村庄是一个社区，其特征是，农户聚集在一个紧凑的居住区内，与其他相似的单位隔开相当一段距离(在中国有些地区，农户散居，情况并非如此)，它是一个由各种形式的社会活动组成的群体，具有其特定的名称，而且是一个为人们所公认的事实上的社会单位。”①

既如此，村落就应当是一种相对于城邑而言的社会单位概念，可以称之为“村”，也可以称之为“聚”，当然也可以称之为“庄”、“屯”、“川”、“寨”、“丘”、“店”、“堡”、“铺”等等。关于村落的起源应当追溯到文明的初生。根据考古学研究，特别是聚落考古学的进展，我们已能知道，随着农耕文明的出现，聚落也开始形成并迅速发展；至龙山文化时代，聚落已分化为中心聚落与普通聚落；随后，便开始了城邑与乡村的分化，中心聚落演化为城邑并成为一定区域的权力与经济中心，普通聚落则成为依附于中心聚落周围的星散分布的村落。②至汉代，这种分化已全面完成。因此，汉代社会也就不是所谓的“都市国家”，而是以村落为基本细胞、以城邑为核心的上下贯通的中央集权制国家。

村落文化论文篇6

关键词：龙牌会；地戏；知识生产；反思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8）06-0113-06

“一年又一年，民俗学者们在二月二前后浩浩荡荡地来，带着照相机、摄像机、录音机，又各得其所地满载而归。龙牌会每年都会发生或者安排一些新东西，即使每年来的人也总能够有新的发现，新的收获。”[1](P16)上世纪90年代初，在一种既偶然、又必然的情况下，河北范庄被学者发现。之后，不同层次的学者、学生频频出入，带来的不仅是范庄的变化，也是一系列学术论著和在范庄内或学术圈内举行的研讨会。一个以龙牌会为中心的知识生产共同体就这样诞生了。

2007年7月，笔者开始在贵州的一个村落进行田野研究。田野研究之余，在文献阅读中，范庄浮现出来。它的诸多状况与笔者身在其中的村落相似。与其他村落相比，这两个村落突出了一种共性，那就是与学界保持的特殊关系。在一个特定时期，它们的发展与学者的知识生产交织在一起。对照在田野中碰到的难题和产生的困惑，以自己的方式审视龙牌会的“故事”，笔者希望从知识生产反思的角度讨论它们带来的启示。

一、范庄与“龙牌会”

从始至终，龙牌会都充满谜团。历史上，华北平原的干旱，范庄左近滹沱河的多次改道，使当地人产生强烈的求雨意愿，供奉龙牌的简易仪式应运而生。令人不解的是，祈雨本是面向龙王的仪式，为何既不在龙王庙举行，又要自己另外画一个“龙的牌位”在空地上搭棚供奉呢？一位研究者认为，要把龙牌会这一集体仪式明确归为庙会或祭祖是困难的[2](P36)。要弄清龙牌会究竟怎么回事，不能不追问龙牌的含义。牌位是给“人祖”立的，而龙是神，不应该有牌位。是否真的存在从农事神、祖先神到社区神的发展脉络，以及龙牌同时作为祖先神和社区神的存在[3](P4-49)？或者，龙牌可能是土地爷，也可能是众神的牌位[4](P46)。“龙牌”上所书的“天地三界十方真宰龙之位”可能是“三界十方万灵真宰”的变体，也就是“无生老母”的称号[5](P186-187)。一个研究者问当地人“龙牌是什么？”他们的回答是“祖神”。于是，他领悟到“他们称‘龙牌爷’，看来本来不是龙”[6](P163)。如果仅仅是祖先神，又没法与弘扬龙文化挂钩。站在后来者（尤其叙事者）的角度，龙牌必须与龙建立关联，但又得与龙王庙――不仅是作为封建迷信符号的龙王庙，也是作为龙牌会意义发挥限制的龙王庙“正统”信仰空间――斩断关系。人们不禁要问：“龙牌”和“龙文化”是字面联系，还是实质联系？如果没有实质关系，当事人为何要把“龙牌”说成是“龙文化”？

龙牌会让当地人“失语”，也令学者们迷惑。龙牌之“龙”，是龙，又不是龙，是祖先，又不是祖先。或者说，既是龙又是祖先。在如此情势下，“龙祖”这个概念被“逼”出来。遵循同样的思维模式，2003年建成的“龙祖殿”两侧就有了那两块招牌――“河北省范庄龙牌会”和“中国赵州龙文化博物馆”，“在不同人的口中也就有了龙文化博物馆、龙祖殿和龙祖庙三种不同的称谓”[7](P232)。龙牌会内涵的两可性，当地人因此进行追加叙事的矛盾性，与“龙祖殿”的“双名制”“政治艺术”[6](P165-167)相辅相成。

2006年，龙牌会申报成为河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组织者在龙祖殿前立碑纪念，罗列了不少到龙牌会调查和有所贡献的中外学者的名字。赵县政协再次将主要发表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数篇关于龙牌会的文章编辑为《赵州文史（5）・龙文化专辑》，在龙牌会期间向前来调查的人散发。赢得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龙牌会，正在向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挺进。

作为中国成千上万村庄中的一员，范庄被发现是偶然的。但另一方面，似乎又有某种必然性。自1925年顾颉刚等学者在北京西郊调查妙峰山庙会，出版《妙峰山》后，乡村庙会一直是中国民俗学者共同关注的民俗焦点。妙峰山成为中国民俗学者心中仰止的“圣地”，“中国民俗学田野调查的象征”，具有民俗学事业“情感动力源”的属性。[8](P330)能否发现一块田野，使它成为第二座“妙峰山”，这是不少民俗学者期待和关心的问题。学术研究转向田野、转向日常生活，“为了与积淀已深的东南沿海民间信仰研究对话”，学者们“势必进入华北腹地进行研究”。[9](P208)范庄挨近北京，方言易懂，交通便利，那里的龙牌会规模很大。1995年，在得知龙牌会的情况后，钟敬文先生支持中国民俗学会介入，并说：“要搞，就搞成第二个妙峰山研究”，刘铁梁先生于是组织了第一次龙牌会现场考察，“启动了中国民俗学会历时十年的一个工程”[1](P14)。可见，学者发现范庄又有一种必然性。

1991年,《风俗通》杂志刊登了《二月二龙牌会的由来》一文。这篇文章构拟了共工、勾龙与范庄先民的神话学谱系，执笔者是范庄的几位文化精英。从1992年开始，“该文也就被用隽永的楷书抄录在展板上，每年庙会期间竖立在龙棚门口，年复一年的被人们讲述和阅读”[7](P405)。然而，对于这据说来自“老一辈人”记忆的谱系，在范庄却有相当一部分人要么完全不知道，要么充满恐惧和忌讳，要么直接表态说“叫‘勾龙’比不叫‘勾龙’会对范庄更有益”[9](P406)。总之，“对勾龙之说有置信不疑、怀疑、变相否定和纯粹不知的差异以及与之无关的传说，可以看出对这种权威解释的抵制过程和这一权威解释文本势不可挡的推行渗透开的过程”[9](P411)。似乎，范庄存在一个“中介阶层”，正是他们在推行和操纵龙牌会的“解释文本”。[9](P413-416)

无论实际上是褒，还是贬，学者频频提到“勾龙之说”就足以强化其权威性。近乎成了惯例，在龙牌会结束后都有一个包括学者、新闻记者和范庄人在内的座谈会。会上，除了学者的声音，人们听到最多的就是中介阶层和会头（尤其前者）的声音，后二者“极力想把龙牌会解释得圆满、可信”[9](P412)。同时，“在那种有带着镜头工具的外来者的特殊公共场合，在外来者和当地人的互动、互探的交流语境下，对龙牌会的解释与表述自然地就在原有相对真实的基础上加进了个人色彩，产生了一种‘趋上’、‘趋外’的趋附迎合心理”[9](P412)。可以说，“通过对学者以及官员等他者表述的回收、消化，主要负责龙牌会文宣和接待的人，以及会头中能说会道者等扮演了中介角色的人都不断调整自己，尽量使自己的说法与精英文化、学术普通话和官方表述保持一致。……这些原本与龙牌会本质或吻合或偏离的叙述遂自然而然地成为龙牌会有机的一部分”[7](P231)。在此背景下，研究者在范庄不时听到村民大谈“社区”、“龙文化”和“图腾”等等就不足为奇了。

对于学者而言，“参与”是为了“观察”。对于龙牌会的组织者来说，邀请学者“观察”是为了让他们“参与”，参与到龙牌会和村庄的发展进程中，成为一种“在场”的“助力”，并留下在场的痕迹与证据（照片、墨宝、建议等）。[1](P16)一位参加过龙牌会的学者说：“我们这些外来的研究者们，期望在‘参与观察’中获得最原始和最真实的民众生活面貌，而事实上我们的‘参与’对当地不同文化层次的人们有某种支持和扩大其影响的作用，因而也构成此活动的一部分”[10](P49)。学者的知识生产对龙牌会的“生产”具有特殊意义，学者和当地人是龙牌会“不同意义上的行动主体”，是民俗学主义上的“第三者”。[7](P225)他们在“张力场”中“生产”龙牌会，也被龙牌会所“生产”。与此同时，龙牌会也成为学者完成第二个“妙峰山”使命的“助力”。学者和龙牌会的这种互动关系，促使研究者意识到“要把民俗学者自己，要把民俗学者自己的学术活动纳入学科的对象”[1](P14)。增加这一维度（知识生产反思的维度），龙牌会的研究就更完整。

二、九溪村与“地戏”

学者们称“安顺地戏”为“中国戏曲活化石”，认为它的唱腔是京剧唱腔的前身。它也被视为明代汉族屯军移民的“民族记忆背影”。学者的这些描述，对于它第一批进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功不可没。持有这一遗产的人群被称为“屯堡人”，主要聚居在黔中一带。据说，他们是明代“调北征南”的军屯移民后裔。现在虽然被政府定为汉族，但与周边汉族在自识和他识、自称与他称上又有所区别。解放前，他们也曾被学者认为是苗族的一个支系。

九溪村是安顺地区最大的屯堡村落，以地戏闻名。村落有复杂的人际网络、多层次的公共空间及其造就的舆论监控和自发、半自发的民间组织。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村落与地戏在市场经济和传统文化再造(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工程)的浪潮中起落。今天，它逐渐成为弘扬地方文化（“屯堡文化”）的附庸，淡出村民和外界视野的中心。村民现在更关心另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屯堡”。它代表“明朝”，代表“六百年遗韵”。这与政府的文化发展战略和学者研究兴趣的转变有关。

初，笔者的使命是去那里考察地戏，进而考察遗产持有人的日常生活，将它以民族志的方式呈现出来。进入田野后，笔者一直苦恼于如何在“遗产”与九溪村的其他文化生态元素比如历史记忆、经济活动、组织结构、民俗仪式等等之间建立一种系统的、不只是简单枚举的串联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取得自己满意的进展。笔者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研究计划和重点，不再想面面俱到，而把目光聚焦在构造“遗产”和村落文化生态的一个特殊方面，亦即学者参与构筑的文化生态。这是许多以非物质文化遗产闻名的村落共同的文化生态。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九溪村与学界的互动历程凸显出一种特殊的研究意义。它的发展路径与前景，不仅受到国家政令、意识形态、大众传媒和市场经济的影响，一定程度上也与学者的研究息息相关。在“村落大事记”中，与学界近20年的交往“生产”出一系列标志性事件或时间刻度。比如：1995年，受钟敬文先生之邀，一位村民在北师大给博士生表演地戏，被称为“地戏教授”，轰动一时；2001年，“中国百村经济社会调查・九溪村”课题组数十人进驻村落，举村迎送；2002年新春，在学者策划下，全村动员到市区进行文化巡演，给市民“拜年”；同年，在学者指点下，村落成立自己的“文化研究会”，它很快变成一种动员、分配村落内部资源，与外界尤其学界沟通、联合，构筑村落文化生态的新生力量（2008年以来,“研究会”力量减弱，人员构成和与学界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另一方面，关于该村的论著较多，引发了社会对它的关注，给它带来“学术名村”和“田野基地”的美誉。就像一种循环，越来越多的学人慕名而来，像“田野前辈”那样为学界，也为村落贡献自己的知识产品。在关于该村或地戏的研究之间，存在着知识生产方式和观点的差异，呈现出不同的知识生产景观。许多文本来源于该村的田野经验，记录了大致相同的文化事象，反映的“真实”却有明显区别，叙述体例和价值判断上也存在分歧。对于“什么是地戏”、“什么是屯堡”，多年来一直是地方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

在面对面的接触中，学者的身份、收入、人格魅力在村民那里留下模糊或清晰的记忆，这种记忆也会唤起他们遥不可及的期待。学者参与村落的发展规划，村民向学者“借脑”，也被“洗脑”――2002年2月，“百村调查”课题组在九溪村召开“九溪发展座谈会”，给村落发展指出新的方向，“勾勒了一个蓝图”，被村民戏称为“洗脑”。[11](P248)，学者与村落在某些方面共担风险。进入九溪村后，笔者不久就发现在村落的区域角色定位、村落与周边村落的关系、部分村民的身份和地位、村民间的关系、村民对未来的期望与筹划、村民的观念与用词 、村民定位笔者的眼光等方面都有知识生产先行者遗留下的痕迹。或片面或深刻的形象，反复被提起或提取的学者名字与头衔，传为佳话、无需求证的场面与趣事片断，与先行者有关的褪色标语、记忆和似乎永不褪色的辉煌友谊，经常从村落景观与村民的谈话中“冒”出来，后来者也被有意无意地与先行者放在一起比较和谈论。

上世纪80年代初，学者的文章中开始频频出现“地戏”一词。之后，它就在民间流行开来。在这个词流行之前，村民主要说“跳神”，很少说“地戏”，深知“跳神”，但很少知道“地戏”。现在，村民对外说“地戏”的普遍程度高于“跳神”。“地戏”一词始见于道光七年（1827）《安平县志・风俗志》：“元宵遍张鼓乐、灯火爆竹，扮演故事，有龙灯、狮子灯、花灯、地戏之乐”。另一方面，民国时期（1934）任可澄主持续修的《安顺府志》中出现“跳神”一词，与《安平县志》相比，对地戏或跳神的记载更为翔实[12](卷十六“礼俗志”)。“地戏”或“跳神”之说究竟因何而来，具体含义是什么，到目前为止，学界并没有达成共识。原安顺市文化局局长帅老师曾经见过一张20世纪50年代的老照片，上面题有“安顺地戏汇演”字样 ，可见当时正式场合沿用“地戏”的说法。令笔者不解的是，许多受访的老年村民都说，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知道和使用“地戏”这一说法。看来，20世纪50年代的“地戏汇演”与19世纪20年代的“地戏之乐”一样都是官方和文人的“雅词”，并没有像后来那样贯彻到民间。最晚从道光时期开始，“地戏”与“跳神”一直是雅俗分流的，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地戏”“升温”，“地戏”在民间逐渐与“跳神”合流。最终，“跳神”一词很可能被压抑进人们的集体无意识中，成为仅仅保存在文本中的历史记忆词汇。“面具”这个词也是这样，在学术化之前村民说“脸子”，在学术化后则改说“面具”。

学者们相互影响、对抗，形成某种地缘或学缘上的谱系，最终为知识生产共同体创建了对外、也对内的“数据库”（包括文本，也包括记忆）。他们中有的退出，有的已经故去，有的转向其他研究领域，但在“数据库”中留下的东西始终影响着后来者，也通过后来者正在进行的研究进一步影响着村落的生态。在更长的时段和更大的范围内，在未来，它们将被不同的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征用和评议，它们的存在也将成为使村民的自我表述发生改变的一种隐性资源，一本不知在何种特殊情境中会被什么人开启来实现自我表述的“工具书”或“辞典”。

三、知识生产意味着什么？

如果九溪人得知范庄的故事，尤其它与学界建立的关系，他们肯定会说：“这太像我们九溪了！”的确，正像范庄是第二个“妙峰山”那样，九溪村就像是另一个范庄。它与范庄相隔数千里，却在几乎相同的时段内，与不同的学者进行着相似的互动，创造着相似的知识生产故事。

九溪村与范庄同为学者云集的“田野”，与学界关系密切，产生了自己的“中介阶层”，积淀了与学者共享的记忆，其中有一些关键人物、标志性事件与时刻被载入村庄史册或口碑。学者渐渐成为村落发展的“助力”，村民也渐渐学会“学术普通话”。在此基础上，形成由学者和村民构筑的知识生产共同体。地戏与龙牌会同样被学者称为“活化石”。成为学术研究对象后，它们都被民间借用来完成自己的文化再生产。与此同时，“雅俗之变”所带来的“双名制”和“失语症”给学者的研究造成诸多困惑。

上述现象隐含着“知识生产与对象存在何种关系”这一命题：知识是认识对象的结果，抑或对象是知识生产的产物？是从对象产生了知识，还是从知识“生产”了对象？笔者以为，文化的书写就是建构对象的过程[13](P89)，“知识生产”既“生产”了“知识”，也“生产”了“对象”。在改变村落走向的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知识生产”也“生产”出某个村落。“知识”既包括知识系统，也包括知识产品；“知识生产者”既包括学者，也包括村民；“生产”既包括学者的知识生产，也包括民间的知识生产；“知识产品”既包括学者“生产”的论著，也包括存在于村民口头、身体、记忆和村落景观中的民俗（如话语、故事、传说、仪式、某种人际互动模式和某座村落建筑）；“对象”既包括村落中的事、物、人、心，还包括被后来的知识生产者视为对象的先在知识系统和产品。

学者的知识生产与民间的知识生产这两个序列从来就不是全然分离的。它们始终是“互文的”，只不过在某些情况下看似分离，在某些情况下则明显地交织在一起，彼此“嵌入”。在后一种情况下，两个知识生产序列或前后交错，或并行不悖，或相互借用，或貌合神离，或对抗，或共谋，或一者将另一者化为自己的“符号资本”，或反之，或一者将另一者纳入自己知识生产的对象系统，又或反之。如果说，在那些看似分离的情况下，这两序列的关系需要一种长时段史学的方式来发掘，那么，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幕后的、历史舞台背后的关系会以短兵相接的方式走向台前，以生动、具体、鲜活的形态显现出来。

一个知识生产者到村落调查前所受的学科训练、知识储备决定了他的知识生产不是在一张白纸或一块白板上完成的，也需要参考他人此前对该村落或与之相关的论著，这便是先在的“知识系统”和“知识产品”的力量。他最后完成的文本是此次知识生产的产品，纳入某种“知识系统”，也成为此后他人关于该村落知识生产的参考。在他的知识生产过程中，除了最后的文本，容易被人忽略的是，还在该村落“生产”了某些事、物、人、心，比如在他建议下或以他的名义出现的某种活动、某个建筑，甚至某种仪式，比如与他交往、为他提供信息的某位村民成了村落中有影响力的人（类似于地方精英），也成了对外与学者打交道的专家（“职业报道人”），或者他的田野生活（作为一种奇特的村落景观）及与他曾经的交往改变了某些村民的观念和心态。在他之后的知识生产者，进入该村落做研究，要参考他的文本，参考他曾经的田野生活和人际互动方式，也不得不面对他在村中生产的事、物、人、心。也许，后来者的报道人（无论他自己主动去找，抑或村民推举）就是已经成为他前任朋友的那个村民。先行者的知识生产（包括文本、术语、与村民的关系网络）会被村民并入到自己的知识生产中，村民的知识生产又成为后来进村调查者知识生产的对象。

如何处理学者与村落的关系？大致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是将研究与村落分开，反对学者介入村落进程；另一种提倡以研究助村落，边研究，边帮助村落，积极参与村落的发展规划。笔者主张前一种处理方式。不过，无奈地发现这样的事实：外来者可以不介入，但因为他的在场或曾经在场，不得不卷入。就算一个无生命的道具，也会被积极行动者利用，充当对抗异已、树立权威的工具。以不介入的立场对抗介入，以局外人的清醒对抗局内人的迷狂，确实很难。对于学者，不介入或卷入的理想状态只能是成为无所不在的“隐身人”！当文化旅游或旅游文化、发展、开发或新农村建设――这些词被“精英”，也被“大众”挂在嘴边――的浪潮席卷而来，文化与经济联姻的戏台就会上演学者与民间的对手戏。导演是谁？有时像是学者，但更多的时候学者也是被导演进去的。从更深的层次看，谁也不知道导演是谁，大家都更像是自认为导演的演员。文化经济或经济文化的命题，为包括笔者在内的演员创造了演出机会。无论主观上介入或不介入，学者客观上都参与了村落的“生产”。

借助于学者的在场和与学者的互动，村民不仅“生产”了“地方性知识”，创造出与学术性知识或文本化知识直接相关的知识对象，也“生产”了关注他们的学者。我们对范庄（包括龙牌会）或九溪村（包括地戏）的认识，建立在村民对学者信息的处理、过滤之上，也就是村民的“生产”之上。面对学者植入的印象、观念、术语，村民不是毫无创造性的“刻录机”，而是在学者之间反馈、传递和“播撒”自己处理过的信息。在这一意义上，范庄人或九溪人成为知识生产共同体的一员，介入到学者的知识生产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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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文化论文篇7

撇开问题定性，通过调查，我们不难发现：虽然绝大多数农户家庭对读书的功用性有自己的判断，尽管读书无用论在以雍村为代表的边远山区行政村中不占多数，但40.46%的比例却又足见其在村落中的影响力。通过解读雍村农民和农户对读书功用性不同分层的认识，笔者认为：读书无用论在中国农村的流行并非是被媒介故意渲染起来的伪命题，而是实实在在冲击现行村落社会的真命题，表面看是教育问题，实则属于文化范畴，是社会问题。所以，为什么在城市中国越来越步入知识社会和开放社会的当下，读书无用论思潮却日益凸显值得深思，笔者认为几个因素不容忽视：

第一，中国“单位制”解体与“就业方式”改变，使缺乏社会关系网的农家子弟陷入就业困境并影响村落社群对读书效用的传统观。因为缺乏社会关系网，同时也缺乏社会就业体系中完全异于知识体系中的文化习得，很多农家子女最后不得不进入到次要劳动力市场谋职或失业回乡。由此，村落中口耳相传的读书人形象无疑被固化为本村落中在次要劳动力市场谋职和失业回乡的大学毕业生形象，这种现实无疑与以前读书能获得铁饭碗而改变命运的例子截然相反，故“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读书益处显得苍白无力，甚至读书越多越无用，读硕博还不如养鸡养鸭甚至打工的说法甚嚣尘上，故读书无用论观念逐渐萌生。

第二，中国现有的城乡人口流动政策抵消了村落人传统中只有通过读书才能实现身份转换的功效性。村落中一度只能寄希望于读书才能实现的流动理想，现在有了多元化的替选方案，更何况读书在村落中曾经所能发挥的垄断性地位升迁渠道优势也渐趋弱化，因此农民的实用理性就在“成本―收益”投资决策中从行为上强化了“读书无用论”，久而久之便成了一种文化氛围。

第三，可悲的是该现象与某教育政策不无关系：乡校大规模撤并使村落社会沦为文化荒漠，为读书无用论在底层流行提供了现实空间。以“两基”为例，1986年，全国有82万所小学，9万所中学，到2014年，小学数降到20.14万所，中学降到了5.26万所。在被撤并的中小学中，绝大多数为农村学校，而边远偏僻农村教学点撤并更甚。村落学校实际承担着文化辐射功能和道统作用，如此大面积的布局调整对村落产生的直接影响就是作为村落文化中心的学校逐渐远离村落，由此导致村落日渐沦为文化荒漠。好在东北师范大学的某社科课题专门对此予以研究，最后通过调研形成的文章发表于《求是》杂志，引起中央高层关注，并校合校政策被迅速否决。虽然国家多方举措正在弥补，但政策造成的危害却已无力扭转。所以错误的政策是文化荒漠出现的重要因素，而文化荒漠对“读书无用论”作用甚大，因为“读书无用论”本身就是思想观念的范畴，所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的功能无法发挥。

第四，家庭因素及耳渲目染形成的偏颇文化观念使得读书无用论有市场。其体现如下：（一）越是处于分类标准底层的农户家庭越认同读书无用，可见底层难以实现阶层上升流动的背后有强大的家庭因素；（二）正接受各阶段教育的农户家庭中，子女接受教育阶段越高，对教育无用性认同度占比越高，可见，在教育筛选轨道上距离越远、停留越久越容易引起底层家庭反对；（三）家庭收入结构中越依附于土地收益的农户阶层，其认为读书无用的占比越高，可见开放性的市场空间也是导致读书无用论形成的因素；（四）底层家庭内有关读书效用性的话语表达与行为逻辑经常发生不一致。底层社会中的群体其话语表达与日常行为间显性的不一致时刻发生，更不要说那种隐性化的表达，他们自身都无法准确说出自身的话语和行为究竟哪个才是真实的内在诉求。相对于高度重视教育和具有多元化教育选择机会的城市家庭而言，农村这种表面上顺应子女教育自然发展的日常消极行为表达，客观上也导致了农村底层难以提升自己的阶层。越底层的农户家庭，其对于读书无用性的认同比例越高，其代际之间发生的社会流动率可能性也就越低，阶层固化的症结更多来自于这个群体，这是值得格外重视和应该针对性干预的社会现象，如不解决，将不利于文化推动社会发展的功能落地。

村落文化论文篇8

[關键词]村落遗产地；多维细分法；米切尔评价法；利益相關者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2）08—0088—08

1 引言

利益相關者理论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于管理学研究，随后得到管理学、伦理学、法学和社会学等众多学科的關注，并逐渐成为世界范围内一个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价值的课题。该理论极大地挑战了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股东至上理念”，认为任何一个公司的发展都离不开各种利益相關者的投入或参与，企业不是只为股东而生存，而是为受企业决策影响的诸多利益相關者服务的组织。

利益相關者理论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引入国外旅游研究领域。1999年10月1日，世界旅游组织大会在其第十三届会议通过的《全球旅游伦理规范》中明确使用了“利益相關者”一词，提供了旅游业发展中不同利益相關者行为参照标准，标志着“旅游利益相關者”概念已正式得到官方认可。相比而言，我国旅游学界引入利益相關者理论始于21世纪初，随后得到了众多学者的關注。目前，旅游利益相關者的研究已成为学者们關注的热点之一，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纵观国内外旅游利益相關者研究，国外学者在研究内容上集中在利益相關者管理理论与管理方法研究、利益相關者理论在旅游规划与目的地管理中的运用、利益相關者理论在旅游规划与目的地管理中的应用效果评价。在研究方法上侧重于案例研究，注重一手数据的收集与定量方法的运用，大大推进了该领域研究的深入。而国内相關研究涉及领域十分广泛，主要集中于旅游利益相關者界定与分类、生态旅游、旅游目的地、旅游规划、旅游景区、旅游产业、旅行社等层次和内容；研究方法主要以定性分析和理论判断为主，实证研究和定量分析较少涉猎，从而降低了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和可靠性。

村落遗产地是一种特殊的历史遗存，牵涉着错综复杂的利益關系，其旅游开发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多方利益相關者，他们之间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其中任何一方行为的改变，将会对其他主体产生直接影响。只有达到利益相關者的有机耦合和动态协同，才能促进村落遗产地旅游业的持续发展。而不同类型的利益相關者在旅游开发中所处的地位、发挥的作用、扮演的角色等各不相同，对于村落遗产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如何对这些利益相關者进行分类并采取相应的管理策略已经成为村落遗产地旅游开发的重要课题。因此，本文在借鉴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界定村落遗产地利益相關者，并借鉴“多维细分法”和“米切尔评价法”，以开平碉楼与村落为例，对村落遗产地利益相關者的分类进行实证研究，揭示村落遗产地各利益相關者的参与角色，对丰富旅游利益相關者理论的发展，促进村落遗产地旅游业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 案例地概况

开平碉楼与村落位于广东省江门市下辖的开平市境内，是中国乡土建筑的一个特殊类型，融合了异域文化与本土文化而形成新的建筑与聚落景观，它所代表的侨乡文化具有大众性、世俗性、乡土性、自发性的色彩，不仅在珠江三角洲西部文化走廊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地位，而且也是明清以来中外文化交流的独一无二的类型。开平碉楼与村落完整地保持了历史的原初空间格局和建筑形式上的传统印记。2007年6月28日，在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开平碉楼与村落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35处世界遗产和广东省第1处世界文化遗产。开平碉楼与村落世界文化遗产地包括自力村村落、马降龙村落、锦江里村落和三门里村落。

目前开平的旅游产业规模持续快速增长，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开平碉楼与村落申遗成功后，与2006年旅游人次同比增长130%，实现门票收入1200万元，税收87万元；2010年实现旅游接待游客人数为40.4万人次，门票收入1293万元。由于旅游业起步较晚，发展水平与旅游资源品位不匹配，开平碉楼与村落的旅游开发仍处于初始阶段。

3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3.1村落遗产地利益相關者的界定

目前学术界对村落遗产地利益相關者的概念尚未有统一定义，大多学者在援引弗里曼（Freeman）对利益相關者定义的基础上，从不同的角度对旅游利益相關者进行了列举式界定，将凡是能影响旅游发展或被旅游发展所影响的人或团体都纳入利益相關者的范畴。显然，这种认定过于宽泛、笼统，从而导致研究的可操作性不强，不能很好地指导村落遗产地旅游开发实践。

因此，本文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村落遗产地的特征，并借鉴陈宏辉对企业利益相關者的概念界定，将村落遗产地利益相關者定义为“指在村落遗产地中进行了一定的专用性投资，并承担了一定的风险的个人或群体，其活动能够影响村落遗产地旅游开发，或者受到村落遗产地旅游开发的影响的个人或群体”。这一定义包括以下要点：第一，利益相關者必须对村落遗产地旅游开发进行了投资。这些投资包括有形的物质资本和无形的人力资本、技术等，通过这些投资，他们与村落遗产地的旅游发展或紧密、或松散地联系在一起，其紧密程度取决于其投资专用性的大小。第二，利益相關者应该承担村落遗产地旅游开发的一定风险。一般来说，这种风险的大小是与该利益相關者在村落遗产地投资专用性程度的高低密切相關的，投资专用性程度越高，风险也就越大；反之，投资专用性程度越低，风险也就越小。第三，利益相關者必须与村落遗产地旅游发展有關联，这种關系既可能是主动的，也可能是被动的。

3.2村落遗产地利益相關者的分类

界定了村落遗产地利益相關者，并不意味着就完全把握了利益相關者的特性，还需要根据某些标准对众多利益相關者进行分类，细分出的不同类型的利益相關者对村落遗产地旅游发展的影响或受到村落遗产地旅游发展的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

国内学者近几年才开始關注村落遗产地利益相關者的分类，其相關研究直接脱胎于西方企业管理领域的研究成果，其中“多维细分法”和“米切尔评分法”③是最重要的成果。伍先福根据利益相關者的影响程度和利益性质，将古村落利益相關者分为核心利益相關者和蛰伏利益相關者。郑娟根据相關利益群体权利和利益關系，将江南古镇旅游发展利益相關者分为外部利益相關者和内部利益相關者。程增建、王金叶根据利益相關者的合法性、权力性、紧迫性，将乡村旅游利益相關者分为确定的利益相關者、预期的利益相關者和潜在的利益相關者三类。张金花将乡村旅游利益相關者分为核心利益层、關联层和延伸层。张碧星、赵瑞根据参与程度、在乡村旅游中的地位及在乡村旅游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将乡村旅游利益相關者分为直接利益相關者和间接利益相關者。

以上分类结果有助于了解村落遗产地不同利益相關者的特性，但是现有研究对利益相關者的界定只是指出了村落遗产地包括哪些利益相關者，应该關注哪些利益相關者，对于如何从众多的利益相關者中界定核心或關键的利益相關者，并没有提供出一个具体的方法。其次，学界主要从理论分析和逻辑判断的角度来区分众多利益相關者，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果只是根据主观所设定的维度或标准来对利益相關者进行定性的列举式分类，而缺乏实证数据作为支撑和验证，这样的分类结果的适用性值得商榷。因此，对于村落遗产地利益相關者的分类研究，一方面应该借鉴国外学者提出的多维细分法和米切尔评分法对众多利益相關者进行评分，将他们细分为不同的类型，进而采取不同的管理策略；另一方面，应该从实证研究人手，得出具有统计意义的研究结果。

基于国内外学者们關于村落遗产地利益相關者分类的相關研究，借鉴西方学者的“多维细分法”和“米切尔评分法”的分析思路，从利益相關者的主动性、重要性和利益诉求的紧急性3个维度上对所界定的村落遗产地利益相關者进行分类。首先，在村落遗产地利益相關者中，有的利益相關者会对村落遗产地旅游发展主动施加影响，从而也往往主动地承担着村落遗产地旅游发展的风险；而另外一些利益相關者则是被动地受到村落遗产地旅游发展的影响，从而被动地承担旅游开发的风险。也就是说，不同的利益相關者影响村落遗产地旅游发展的主动性存在差异。其次，不同的利益相關者对于村落遗产地旅游发展的重要性是有差异的。对村落遗产地而言，所有利益相關者都可能是十分重要的，但不同的利益相關者在旅游发展过程中所体现的重要程度存在差异，即有的利益相關者非常重要，绝对不可或缺，有的则可能影响不大，游离于利益相關者的边缘地带。再次，在某一特定的时点上，不同的利益相關者的利益诉求的紧急性会存在差异。有的利益相關者在一般情况下可能既不主动，也不重要，但是在某一状态下其利益诉求必须很快得到满足，否则就会影响到村落遗产地旅游业的持续发展。根据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村落遗产地利益相關者在其主动性、重要性和紧急性3个不同维度上存在差异。

首先，任何一个村落遗产地的旅游发展，必然离不开政府、旅游企业、社区居民以及旅游者的支持，其必然与村落遗产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紧密相關。因此，他们都应该被视为村落遗产地的核心利益相關者。其次，如果利用某些综合性指标来进行排序，有些利益相關者的顺序将会偏后，游离于村落遗产地利益相關者的边缘地带。例如虽然很多学者将教育机构、媒体和特殊利益团体视为利益相關者，人们也意识到旅游人才培养和遗产保护宣传的重要性，并逐渐加强与特殊利益团体的交流，但在现实情况下，他们还只能是边缘利益相關者。据此，提出假设2和假设3。

假设2作为村落遗产地旅游开发的直接参与者，政府、旅游企业、社区居民、旅游者是核心利益相關者。

假设3在村落遗产地的旅游开发过程中，旅游从业人员、旅游行业协会、旅游业相關企业、碉楼业主、教育机构、媒体和特殊利益团体等是非核心利益相關者。

4 研究设计

村落遗产地利益相關者的界定与分类研究主要通过问卷调查完成。首先，根据上述村落遗产地利益相關者的定义，利用专家评分法对开平碉楼与村落的利益相關者进行界定。2010年4月1日～5日邀请25位相關专家来自北京大学、中山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五邑大学等10位理论专家和15位来自开平碉楼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开平市旅游局、开平市文物局、开平旅游协会、开平中国国际旅行社、江门市旅游局等的实践专家，向他们提供17类利益相關者，请他们根据开平碉楼与村落的实际情况，选出认为符合上述定义的利益相關者。其次，2010年4月6～15日进行了利益相關者分类的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130份，回收有效问卷121份，回收率为96.15%。调查对象包括：（1）江门市旅游局、开平市旅游局、开平市文物局、开平市文化局、广东开平碉楼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开平市旅游协会、开平中国旅行社、开平中国国际旅行社、潭江酒店等相關旅游从业人员；（2）五邑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的相關专家；（3）旅游者。

所有数据分析采用SPSS 16.0软件完成，统计方法主要包括描述性统计和配对样本t检验。

5 实证分析

5.1开平碉楼与村落利益相關者界定

开平碉楼与村落利益相關者的专家评分统计结果见表1。

由表1可知，政府、社区居民、旅游者的认可度达到100%，而宗教团体、人类后代和非人物种等的入选率却非常低。取入选率50%作为标准，将政府、旅游经营者、外来投资者、旅游者、社区居民、旅游从业人员、旅游行业协会、碉楼业主、旅游业相關企业、教育机构、媒体和特殊利益团体等12类群体作为开平碉楼与村落的旅游利益相關者。严格来讲，特殊利益团体、教育机构和媒体这3类群体一般都没有对某一村落遗产地进行专用性投资，但是在本文中还是将其列为开平碉楼与村落的利益相關者，原因有三：第一，从表1可知，特殊利益团体、教育机构和媒体的入选率都超过了50%。第二，在强调保护文化遗产的今天，人们对旅游开发的影响也日益關注。特殊利益团体往往易于受到村落遗产地旅游开发行为的影响；其次，教育机构不仅承担起旅游人才培育的重任，而且其学术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对村落遗产地的旅游开发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再次，媒体对于文化遗产的宣传极大地推动了村落遗产地旅游发展，同时媒体对村落遗产地的旅游开发行为也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第三，很多国内外学者都将特殊利益团体、教育机构和媒体看作是旅游利益相關者。因此，本文也将这三者列入开平碉楼与村落利益相關者的范围之内。

在此需要强调的是，外来投资者一般以企业的形式介入村落遗产地的旅游开发，或投资建设旅游设施、提供旅游服务、租赁而获得旅游资源的特许经营权成为旅游企业。因此，外来投资者与旅游经营者两类要素在主体上具有一定的重叠性，且都具备极强的经济主体特征，故将其合并为“旅游企业”一类在下文进行探讨。因此，开平碉楼与村落的利益相關者包括政府、旅游企业、社区居民、旅游者、碉楼业主、教育机构、旅游从业人员、旅游行业协会、媒体、旅游业相關企业和特殊利益团体等11类群体。

5.2开平碉楼与村落利益相關者分类

调查过程中，要求被调查者结合开平碉楼与村落的实际情况，对于给出的11种利益相關者的主动性、重要性和利益诉求满足的紧急性程度按照从高到低进行排序，并计算出其得分均值，其结果见表2。

显然，不能简单地根据表2中均值大小的排列来判断某一利益相關者就一定比另一利益相關者更主动、更重要、其利益诉求更紧急，因为没有统计意义。因此，还必须利用配对样本t检验进一步判断表2中每两个变量均值之差与零是否具有显著性差异。利益相關者主动性评分均值差异的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表3中左下角的数据表明，根据均值进行初步排序，政府比旅游企业显得更为主动（均值更小），旅游企业与政府在主动性维度上评分的均值之差为0.435。SPSS 16.0统计软件默认的原假设Hn是“这一差值与零没有差异”。结果表明，t检验值的概率为0.075，说明在90%的置信度上拒绝原假设。也就是说，政府在主动性维度上的评分均值确实要小于旅游企业在主动性维度上的评分均值。采用同样的方法，对11类利益相關者的主动性和紧急性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限于篇幅问题，数据从略。

根据上述描述性统计结果和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可以确定开平碉楼与村落的11类利益相關者在主动性、重要性和紧急性的评分情况。在统计结果中，排序的最大分值为11，最小分值为1，将其划分为1～4分、4～7分、7～11分三段，并根据这11类利益相關者在各个维度上得分的均值对应于不同的分值段，分类结果如表4所示。

根据表4的中各利益相關者的位置，对开平碉楼与村落利益相關者进行分类，结果如下：

（1）核心利益相關者。至少在两个维度上得分在4分以下，他们是开平碉楼与村落旅游发展不可或缺的群体，与其有着密切的利害联系，对开平碉楼与村落旅游业的持续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包括政府、旅游企业、社区居民和旅游者等4类。（2）蛰伏利益相關者。至少在两个维度上得分在4分以上，7分以下，他们往往与开平碉楼与村落形成了较为密切的關系，承担着旅游发展一定的风险。在开平碉楼与村落正常开发状态下，他们也许只是表现为一种显性契约人而已，然而一旦其利益诉求没有得到充分满足或是受到损害时，他们可能就会从蛰伏状态跃升为活跃状态，其反应可能会非常强烈，从而直接影响开平碉楼与村落旅游业的持续发展。这些利益相關者包括旅游从业人员、碉楼业主、旅游行业协会、旅游业相關企业等4类。（3）边缘利益相關者。至少在两个维度上得分在7分以上，他们往往被动地受到开平碉楼与村落旅游发展的影响，他们的重要程度相对较低，其实现利益诉求的紧迫性也较弱。具体包括特殊利益团体、教育机构、媒体。

至此，上述假设1、假设2和假设3得到了验证，即这11类利益相關者在主动性、重要性和紧急性3个维度上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特征差异，而且绝大部分的差异十分显著；政府、旅游企业、社区居民和旅游者是开平碉楼与村落的核心利益相關者，而旅游从业人员、旅游行业协会、旅游业相關企业、碉楼业主、特殊利益团体、教育机构、媒体等是非核心利益相關者。

6 研究结论与讨论

村落文化论文篇9

关键字：新农村建设；景观安全格局；顺德市马岗；村镇规划

Abstract: The process of urban sprawl and the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movement in China has overtaken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native rural habitats at the fringe of urban spaces， destroying hundreds and thousands of years of history among vernacular landscapes and villages. Magang is a typical example of China's endangered villages. This research suggests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to the urbanization of such villages at the fringe of major cities.

We recommend these objectives be approached in the following steps:

(1)Represent and identify the critical landscape elements and structure， in safeguarding the strategically important ecological， historical， cultural， spiritual and social processes in the village to keeping the village alive.

(2)Evaluate and， and develop design guidelines for， the existing landscape elements and structure， so that they may efficiently safeguard ecological， cultural， spiritual and social processes， while also saving land for new development.

(3) Networking and Patch Working: Integrate strategic landscape patterns into a network of both daily experience and tourism. This integrated strategic network must be preserved and/or changed carefully during the process of new development. The network can be interwoven into the new urban community and act as catalyst for city vitality.

Keywords: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landscape security patterns; countryside planning; landscape architecture; Magang Shunde

土地是有生命的，村落是大地景观的一个重要组成，它积淀了许许多多的历史、文化和乡土民俗，同时在千百年的演化中构筑了各种人居聚落的安全模式，它是大地景观生命的元素和节点。在中国当今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高潮即将来临之际，城市边缘的村落和中国广袤大地的众多村落，其大地生命的景观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冲击。20多年快速的城镇化使中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99年的《北京宪章》中把我们这个时代称做“混乱的城市化”，吴良镛先生用“大建设”加”大破坏”来形容。这种破坏是全面的多方面的，可谓3000年未尝有过，其中尤其以国土生态环境的破坏和乡土文化遗产的消逝最为惨重，并因此影响到社会和文化各个方面（俞孔坚 李迪华，2003）。就在人们反思城镇建设的得失之时，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高潮又将来临，成千上万来自城市的规划师们已经带着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意志，奔向无数的乡村，仅北京就派出了200多名的规划师和建筑师（谈绪祥，2006），这意味着广大乡村也将不再寂静，成千上万个城市边缘和远郊的传统乡村聚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

无可置疑，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技术路线是完全正确的，是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理念的体现，笔者完全理解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行工业反补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的重要意义，完全赞成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20字方针：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也完全赞成建设新农村规划的技术路线：即保证场地生态、历史、文化和民俗传承的充满活力的和谐新农村。关于宏观的理论和政策及路线的探讨和指引，许多学者和领导都有过全面而系统的论述（胡锦涛，仇保兴，2005，2006；汪光焘，2004，2005；李兵弟，2006；陈刚，2006）。

在正确的思想和路线面前，如何具体实现每个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规划和建设，更大程度上有赖于基层执行者和广大的规划设计师们。笔者十分担心可能只有为数不多的被国家和地方政府指定保护的村镇景观得以幸存，而大多数被认为是“平常”的、一般性的村落的生态及文化和社会生命却在村庄整治中彻底毁灭，或随时面临着被城市新区所替代。在新农村建设高潮中，村落生命的危机体现在三个方面（俞孔坚，2006）：

（1）原本就脆弱的乡村生态系统将面临破坏，特别是水系统。村落从选址开基，经过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与环境的适应和发展演化，已经成为大地生命肌体的有机组成。山水格局，沟渠阡陌，护坡池塘，林木坟茔等景观元素，都使乡村生态系统维持在一个非常微妙的平衡状态。长期超饱和状态的耕作和人口压力，使这种平衡变得非常脆弱。因此，来自城市规划师们的“手术刀”对这样一个脆弱的乡村生命来说无疑是很危险的。

（2）乡土文化遗产景观将面临严重破坏，中华民族几千年来适应自然环境而形成的乡土景观或者说文化认同将丧失。一旦乡村盛行追求起欧式别墅、小洋楼之流，可能势头会比城市有过之而无不及，将会开启中国乡土文化景观的毁灭历程。所谓乡土文化遗产景观，是指那些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政府和文物部门保护的，对中国广大城乡的景观特色、国土风貌和民众的精神需求具有重要意义的景观元素、土地格局和空间联系，如祖坟，村头的“风水树”、“风水林”、“风水池塘”等。

（3）草根社会结构和信仰体系的破坏：随着乡土遗产景观的消失，民间的草根信仰体系将随之动摇。每一条小溪，每一块界碑，每一条古道，每一座龙王庙，每一座祖坟，都是一村、一族、一家人的精神寄托和认同的载体，它们尽管不像官方的、皇家的历史遗产那样宏伟壮丽，也没有得到政府的保护，但这些乡土的、民间的遗产景观，与他们祖先和先贤的灵魂一起，恰恰是构成中华民族草根信仰的基础，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稳定的基础，是和谐社会的根基。如果现在大张旗鼓地把新农村建设理解成为农村的物质空间建设，就很可能把城市的模式，或者是欧洲城市的模式、华西村的模式带到中国的乡村大地上：“风水林”被砍掉、弯蜒曲折的河道被填掉或被裁弯取直、有上千年故事的祠堂被拆掉，只要稍不注意，所有这些草根信仰的基础都会被彻底毁掉。

马岗村，是中国濒临消失村落中的一个典型，（图1）位于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广东省顺德市边缘，是水网地带的一个岛屿，有超过7000个原住居民，和7000个外来谋生者，拥有12平方公里的占地和400多年的历史。这个区域的乡土农业景观在历史上以桑基鱼塘和后来的蕉基鱼塘而闻名，但这种乡土景观现在却随着村庄的消失而被摧毁。前一轮的城市总体规划建议把整个马岗村落推平来建设城市新区。笔者及其团队被邀请作第二轮的规划研究，以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努力使得马岗的文化历史景观得以合理的保护和整合，同时为新区的发展提供机会。 1. 目标与方法

1.1 假设与出发点

本研究强调村落是一个具有历史的完整生命体，这个生命有机体不应该在城市化河新农村建设过程中被消灭，而是应该继续生存，或将其融入到新的城市肌体中。村落文化遗产在城市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中不应该成为负担和累赘，相反，这些遗产都是新社区建设的催化剂，为城市化社区提供草根信仰的基础，为新社区的文化和社会和谐做出贡献，并为城市的发展创造休闲和旅游的机会。

村镇的山水格局、生态景观、乡土文化遗产和草根信仰体系，是中国乡土聚落“天地-人-神”和谐的基础。如果能避免上述三方面的破坏，中国广大村镇的生命将得以延续，那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将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大机遇，否则，这样的运动则很可能成为危机，所谓“危机”正包含了这样两层含义。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提出了用景观安全格局的理论和途径，通过建立保障生态、文化和社会及信仰过程，来维护村镇生命的持续和健康。

1.2 方法论：景观安全格局途径

景观中存在某些关键性的局部、元素、和空间位置及联系，它们对维护景观中某种过程（包括生态过程、社会文化过程、空间体验、城市扩张等）的健康和安全具有关键性的意义，这些具有战略意义的景观局部、元素、空间位置和空间联系构成景观安全格局（Security pattern， 简称SP）。通过判别、保护和建立景观安全格局，可以更有效地维护、或阻止某种景观过程。不同安全水平上的安全格局为城乡建设决策者的景观改变提供了辩护策略。这种通过尽量少的土地和景观空间的控制来实现对景观过程最可能大的调控的规划途径，就是景观安全格局途径（Yu， 1996; 俞孔坚，1998，1999）。景观安全格局的理论和方法在生态保护与恢复，城市空间研究，遗产保护及旅游规划等不同领域都有一些探索和应用。

基于景观安全格局的理论和思想方法，分为下四个步骤，其中前两个步骤为村落景观的分析过程，后两个步骤为村落景观的规划过程(图2a，b)。 1.2.1 景观过程与功能及含义：村落的生命在于其生态过程及其文化意义，社会交流功能和社会文化意义，信仰活动及精神意义，社区联系，文化认同及特色五个方面。保护村落的生命关键在于维护和健全上述五种功能的安全和健康。

1.2.2 景观元素与结构：判别作为村落景观功能与含义的载体的元素和结构的空间分布和状态，并评价其对景观过程和功能的作用。判别维护村落生命的关键性景观元素和格局：即判别对保障村落生态过程、历史文化过程、精神信仰和社会交流过程，具有关键意义的景观局部、元素、空间位置和联系。

1.2.3 网络化：整合上述战略性的景观格局，形成网络——景观安全格局，以保障生态功能、历史和文化遗产保护、精神信仰和社会交流、及景观体验过程。这些整合的战略性的景观安全格局保留并穿插于新的城市社区，作为城市活力的催化剂；同时这些景观安全格局成为村落和街区翻建、扩建的刚性骨架，使社区的生命得以延续。

1.2.4 拼贴与补缀：以景观安全格局为骨架，补贴新的开发建设和新的功能区，形成富有活力的新城或新村，满足当代人的需要。

2. 分析过程：马岗的关键过程及其景观安全格局

对一个有着400多年历史的村落来说，马岗村落景观的完整性和生命的延续取决于五种关键的景观格局和相应的过程及意义：

2.1 山水格局以及其生态文化意义：在马岗村原有的布局和设计中，地形和水体的“风水”意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些特征应该在新的设计中给予体现。

对地形和水体的评估按以下的准则进行：

生态价值：包括生物多样性和再生能力；

文化价值：“风水”的意义，传统的草根信仰体系，乡土有机农业；

环境价值：水体的质量。

村落文化论文篇10

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nd the advance of the modernized process, protecting the cultural resources of the ancient villages is faced with the huge challenge. Through the field study on the ancient villages in Hezhou,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existing problem in protecting the cultural resources of the ancient villages’ buildings, and putted forward a series of countermeasure in strengthen protecting.

关键词：建筑文化资源 保护 问题与对策

Key Words：cultural resources on buildings protect problem and strategy

作者简介：刘红艳（1979―），女，广西岑溪市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法学学士，讲师，贺州学院人文与管理系教工党支部书记，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08级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思想政治教育与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发展问题研究等。

[基金项目]论文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2008年度立项课题“桂东古村落文化资源保护与旅游开发策略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08BZS002）

中国历史文化村落和乡土建筑遗产之多、地域分布之广，世界罕见。各个时期的文化遗产就像一部部史书，记录着沧桑岁月。保留文化遗产才能使历史连绵不绝，才能使各村落散发出历史的魅力和时代的光彩，才能使人类的发展需求不断得到满足，才能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进步。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如此精心保护文物建筑、历史村落。但近年来，随着新农村建设、城乡一体化的推进，一批批“市镇”涌现而大批“市村”却消失了。据研究，从1985-2001年，中国的村落从940617个锐减到709257个。仅2001年就减少了25458个，平均每天减少约70个，中国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表示，中国现仅有“古村落”5000个左右，古村落文化资源保护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如何对古村落建筑进行合理保护与开发，既保护和发展古村落文化资源，又尊重村民意愿，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推动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发展，是我们急需探讨的问题。

一、贺州古村落建筑文化资源

古村落建筑不仅包括建筑本身，还包括建筑所处环境的集合，也就是传统建筑环境的各个层面。建筑在拥有物质属性的同时，还包含了生成这种物质所依据的社会文化属性，把各种社会关系、规范纳入到建筑空间组织之中，因而古村落传统建筑呈现出持续的、稳定的发展脉络，是对历史文化、社会关系的延续，是文化传承的载体，也是社会、经济、文化、自然等因素影响的综合反映。

贺州市位于广西最东部，是湘、粤、桂三省区的交界地，辖八步区、平桂管理区、钟山县、富川瑶族自治县、昭平县，境内文化古迹琳琅满目，自然风景秀丽多姿，人文景观独特迷人。贺州有黄姚古镇、临贺故城、富川古明城、客家围屋、桂岭四方营等古镇古村落。各村落里古建筑文化资源丰富，存有大量富于地方特色的古建筑，包括寺庙、祠堂、会馆、古井、古塔、古民居、石板街道等。比如，临贺故城内有寺、庙、祠、馆、观30多座，中原文化、百越文化、楚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富川县秀水村秀峰山下有石牌坊和状元楼；富川县福溪村鼎盛时期曾经有过24座古戏台、24座庙宇、24座石花广场和一座风雨桥，现在保存完好的还有风雨桥和古戏台、古庙宇各3座。

二、古村落建筑文化资源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古村落建筑文化资源的保护还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如果我们不加以重视，历史悠久的物质与非物质遗产，就会隐退人世，永远消失。

（一）古村落建筑文化资源保护究竟保护什么，由谁保护，怎样保护

中国古村落保护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提出来了，但长期以来一直停留在专家、学者的奔走呼号上，相关政府部门并没有出台具体的保护、规划措施。而且古村落建筑文化资源保护究竟保护什么，由谁保护，怎样保护，这些问题都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二）认识不清，重视不够，发展思路狭窄

一些基层干部思想文化意识弱化，存在“经济是硬指标，文化是软指标”的模糊观念，对村落文化建设在农村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和谐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认识不足，往往“说起重要，做起次要，忙时不要”，没有把古村落建筑看成是文化传承的载体和对历史文化的延续，认为建筑就是建筑，和文化无密切关系，甚至还认为陈旧的建筑对于现代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起不到任何的推动作用。有的古建筑被用于任意堆放柴草，存在严重安全隐患；有的古建筑只能立在现代新建筑夹缝中……

（三）古村落建筑文化资源保护投入太少、基础薄弱、任务实施艰难

在我们所进行调查研究的古村落中，大多数只剩下年老的村民留守，青壮年村民几乎都长年外出打工。比如在贺州市沙田镇龙井村，我们看到的多数都是老人，为我们介绍龙井村文化资源的是一个年过八旬的老人，该村的支书和主任也差不多50岁了。少数留守村落的年轻人要么就是种植自己的几分土地，要么是靠养殖谋出路，对于古村落文化资源保护他们了解不多关心也不多。再加上各乡镇各村委迫于捉襟见肘的财力和抓经济的压力，对村落文化建设发展的投入十分有限，更别说用于古村落建筑文化资源保护的专项资金了，因此，古村落建筑文化资源保护任务实施艰难。

（四）有的建筑被破坏或翻新、保护不足，未发挥物质与非物质文化的相互促进作用

在我们考察的一些古村落当中，很多都没有把物质与非物质文化相互融合的意识，而且很多古建筑、古民宅遭到破坏或者翻修一新，有的古村落在维修时缺乏保护意识，破坏了原来的历史风貌；大多数古建筑民宅的雕刻和壁画缺乏维护，有的已经脱落，有的已经模糊不清，有的颜色暗淡，有的常年被雨水浸湿，已经严重发霉，如贺州市贺街镇李氏大宗祠。出现这些情况的古建筑还是非常多的。

三、古村落建筑文化资源保护对策研究

中华文化的根基在村落，西安、洛阳和北京等都是从村落发展起来的。近年来，无序开发和保护不力导致中国古村落有破坏加剧之势。因此，中国古村落的保护迫在眉睫。

贺州的古村落大多地域偏远、交通不便，唯有利用传统文化内涵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优势，努力寻求古村落建筑文化资源保护与当地经济发展良性循环的路径，使得古村落建筑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在保护古村落文化资源中，将古村落建筑保护与旅游开发相结合，与传统文化继承相并举，与和谐文化发展相一致，与生态保护相协调，努力探索古村落建筑保护与开发新模式，探索古村落建筑保护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不仅能有效地保护古村落建筑，而且还提升了新农村的文化品位。

（一）强化保护意识，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古村落建筑文化资源保护和文化建设

古村落的保护是一项综合性工程，古村落的保护不仅仅是保护古建筑群，而且是保护古村落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内涵。因而保护古村落也不仅仅是古建筑学家、文物学家的研究范畴，也是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文化、教育专家研究的范畴。因此，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加强古建筑遗产保护，加强宣传，形成“保护古村落”、“保护古遗产”的共识，促进古村落建筑文化资源保护和文化建设的发展。

（二）加强旅游业的管理，创新建筑文化旅游发展思路

加强贺州乡村旅游，特别是加强对乡土性、乡村文化的开发利用，较好地体现当地民居风格和乡土文化气息，不破坏古村落原有的风貌。抓住各种机遇，争取项目和政策支持，促进贺州道路交通建设和古村落建筑文化资源的开发。在目前乡村道路尚未完全拓宽的条件下，搞一些徒步旅游、自行车旅游和休闲生态旅游，根据古村落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建筑风格，依山傍水建设休闲公园，或者搞一些有意义的庙会、集会、宗祠祭拜等活动，或者积极开发民俗文化、民族风情等旅游资源和高品位、高档次的旅游景点，同时积极保护和开发古建筑文化资源，把贺州一些比较有特色的古民居、古门楼、古城楼、古戏台、古宗祠、古庙、古井、古桥等古建筑资源开发成旅游景点，既可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发扬具有创新意识的时代文化，又可提高古村落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三）发展非物质文化，与建筑文化相融合，促进和谐文化建设

富川县福溪村总共有13 座古门楼，门楼面向福溪，建筑呈敞开式，立柱、抬梁、屋檐造型古色古香，每一座门楼都挂有进士、文魁、武官等功绩牌匾，门楼成了光宗耀祖的地方。据统计，福溪村历史上出了五位进士和35位有品秩官员，一块块官宦恩赐的牌匾仍熠熠生辉。而富川秀水村历代科举进士就占了33名，有3个在宋代被御封的“神童”，后来还出了一位状元，故以“状元村”名之。秀水村保存着中国规模庞大的明、清时期古民居建筑群，保留着上至皇帝下到知县赐封、贺赠的花式各异的匾额，是一个天然的中国文史教博物馆，散发着浓郁的人文气息。

因此，在搞好物质文化建设的同时，要把非物质文化建设摆到重要位置，把建筑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相融合，以各种非物质文化促进建筑文化的发展。比如，唱大戏促进戏台的建设，表演促进舞台的建设，祭祀促进宗祠的建设，以科教文体促进村落古建筑文化的建设和发展；狠抓科教文体队伍建设、人才培养以及一些民间民俗活动的开展，尤其是民间舞狮、舞龙、舞大刀、闹花灯等特色民俗活动；要经常性地开展活动，自编自演、自娱自乐，由群众唱主角，广泛开展生动活泼、喜闻乐见、形式多样、健康向上的群众性文体活动。除此之外，对于一些特定节日和特殊意义的活动要格外重视，比如具有贺州地方特色的“炸龙”、“脐橙节”、“盘王节”、“茶会”、“二月二”等，以此来进一步发展民族文化，发展非物质文化，与古村落建筑文化相融合，共同推动和谐文化建设。

（四）处理好古村落文化资源保护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

当前“撤老村建新村”的新农村建设口号、现代快餐式文化对古村落文化资源和遗产形成全面围攻的趋势。在传统农耕文明下形成的古村落文化，经不起现代市场经济文明的冲击而很快土崩瓦解。要保护古村落建筑文化资源，必须处理好古村落文化资源保护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把古村落文化资源的保护列入新农村建设规划，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同时，不破坏原有的古村落风貌。古村落建筑文化资源给后人的启示远远超出了建筑领域本身，我们在欣赏它的同时，还需要去保护它、延续它，这对于我们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必须切实保护好千百年来形成的物质、非物质遗产和文化传统，走出一条保护古村落、建设新农村的和谐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曹国新．文化古村落：一类重要而特殊的旅游资源[J]．江西社会科学，200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