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落学校范文10篇

村落学校范文篇1

[关键词]村落学校；乡土中国；离土中国；农村学校布局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离土中国”逐渐替代“乡土中国”成为中国农村当下最显著的事实。伴随而来的是中国农村自然村落的迅速消减和村落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由此，村落学校也“被”置于这种新的历史处境的挑战中，因为文字下乡、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而迅速诞生，又因为离土中国而被迅速撤并。这浓缩了村落学校的多舛命运和农村教育发展的艰难。这种局面需要从教育体制外寻求支持，同时也需要教育体制通过内部适时改革担当起应有的社会文化责任。

一、从乡土中国到离土中国：村落学校历史处境的变迁

这里所谓村落学校，就是指那些坐落在村落中的学校，本文所指主要是小学(村级小学)，也包括部分初级中学。而所谓的“村落”，是指在农业社会里，由于地缘的关系，把许多个家庭、家族组合到一起，形成一个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社会生活群体。它主要指的是一个社区概念，强调的是一定社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这里所说的“村落”不包括高度工商业化的某些农村社区，如沿海小企业发达的农村新镇。村落学校的命运与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紧密相连。

(一)乡土中国：“文字下乡”与村落学校的兴盛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中指出：“中国社会从基层上看上去是乡土性。在这基层上，有语言而无文字。不论在空间和时间的格局上，这种乡土社会，在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中，在反复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来帮助他们在生活中的需要。”在他看来，乡土社会是一个用不着文字、面对面的甚至连语言有时候都显得多余的社群。由此，“乡土中国”经费先生提出和界定，得到越来越多社会学者的认同，并成为村落学校兴起的最初背景。

乡土中国的传统乡村社会在自身结构的调试过程中酝酿一套自给的意义系统和价值体系，借以维系村民生活和村落运转。“世代继替”“差序格局”“礼俗秩序”便是村落意义系统的行动逻辑。乡土中国田园式悠闲的村落生活与文字的疏离，不利于整个民族现代化素质的提高，而现代化则是社会进步的客观需要。乡土中国的改造就成为时代使命，“文字下乡”便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文化主题，村落学校由此开始大量诞生。

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字下乡”始于清末新学的创设。这种学校教育以前所未有的普遍性姿态试图渗透到包括村落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当中。这被费孝通概括为“文字下乡”的渗透过程在中国始自19世纪晚期的新学运动，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政府的“双基”工程，历经一百余年的时间，虽然期间经历种种艰辛和磨难，但现代性教育往下渗透的客观总趋势没变。大体上说，这一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合流的“文字下乡”进程，是外来殖民宗教势力、国家政府力量以及民间社会力量磨合、博弈互动下的产物。1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掀起了新的兴学热潮，“普九”运动规模可谓史无前例。无论是20世纪初的“新学运动”，还是20世纪末的“普九”运动，都是主要以政府行为改造乡村社会的教育行动，特别在1949年以后，教育在村落的扩充表现得更纯粹。历经百余年，村落学校终于坐落在乡土社会那并不富裕的土地上。

(二)离土中国：村落学校不得不应对的事实

20世纪80年代开启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经济改革，加速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工业的快速崛起促使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地从村落向小城镇和城市流动。总体上看，农村劳动力流动表现出三个特点，即规模大，务工以第二、三产业为主，举家且长期脱离农业生产。这致使乡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1978年的82.08％下降到55.1％。

如今，工业化的成果迅速转换成为生产力，日益改变着传统乡土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城市文化的诸多要素正以突飞猛进之势冲击着乡村生活，同时，农村经济结构和人口结构的变迁，促使“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总量不断上升。中国社会国民经济结构由以农业为主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转型，社会结构从“乡土”到“离土”演变。因此，“乡土中国”逐渐被“现代化”吸引，

“离土”成为这个时代乡村社会转型的主旋律。

“离土中国”之下，村落学校遭遇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其建设发展面临着许多现实问题。这些问题也许只是过程性的，在笔者看来，更可能是中国农村教育质量提升的一次新的历史机遇。

二、“离土”的连锁后果：村落学校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一)农民离土：村落学校不得不由“校”变“点”。但学校整体转型困难

我国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后，人口出生率大幅度下降，适龄儿童数量不断减少，加上农村劳动力的大量举家流动，使得适龄儿童数量减少幅度更大，而且导致村落学校的在学儿童数量极不稳定，学生“流失”(包括辍学、转学、退学、弃学等)严重，在经济欠发达的边远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尤甚。这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村落学校在按学生人数拨款办学的制度下已经无法正常按“校”办学。地方教育主管部门一般都变“校”为“教学点”，缩减教师规模，减少教育经费投入。这样带来的问题是，原来的学校管理方式、教育教学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教师适应困难但又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培训，加上资源的有限性，又无法留住高水平的教师坚守村落“教学点”，教学质量呈直线下滑之势。如此，“教学点”就日渐失去了对家长及其孩子的吸引力，继续“流失”也就在所难免。如此的不良循环，村落学校只能面临“撤点”的唯一结果，也就意味着它在一个自然村落里的终结。

为应对儿童数量锐减、部分学校资源浪费、教育投入效率不高等问题，我国农村教育应集中资源办学，实施农村中小学校布局调整，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高办学质量和效益。其主要的措施就是采取撤点并校，建立中心校或寄宿制学校。

(二)撤点并校：学校离村、“文字上移”，导致与乡土文化相隔离

如果说百年来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以往下渗透普及或者“文字下乡”为特征，基本上达到了其顶点，农村义务教育普及率和青壮年非文盲率均已接近100％的绝对限度，那么乡村教育的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关口。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家实行了大规模撤点并校布局调整和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导致大量村庄学校急剧消失。中国改变了原来“村村有小学”的格局，众多农村小学被逐渐撤并或升级，不少地方已达到一个乡镇只有一所中心校的程度。这一次农村中小学布局大调整无疑体现出一个相反的“文字上移”趋向——学校离村，这一趋向成为当前中国乡村教育的显著事实。而且，这一进程与村落的终结相同步，并比村落终结的速度更快。这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新阶段的客观反映，也是现代化的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的新拐点。

学者李书磊以历史人类文化学的视野对处在这个拐点上的村落学校予以了深入的剖析。他认为，村落学校是村落中唯一的国家机构，它在乡村背景与乡村气氛中就更显出一种不可替代的身份，几十年间它在村落中的功能变迁具有了独特的文化史意义。村小是村落中的“国家”，它以自己的方式作用于乡土。从1949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乡村学校除了在学校内行使职能之外，还走到社会上去发挥作用：它是各种政治的宣传队，也是各种生产工程的突击队。不过，今天的情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此时的学校将力量专注于学生本身，它作为国家文化机器的功能在校园围墙之内实现。学校有它看得见与看不见的围墙，它只是通过农民的子弟才同乡村社区发生关系。村小在成片的农舍与田野中间显得既特别又孤单，它居于乡村、为乡村而设，却又不属于乡村。

可见，今天的村落学校已经不再直接对乡村文化做贡献，而仅仅依靠对学生实施现代文化素质的培养来作用于社区，这形成了它的“飞地”色彩。它只是一种外来存在的嵌入，少了与乡土社会的和谐融合。李书磊还真切地感到，学校作为一个机构不仅在组织上与它所处的村落相分离，而且在教育内容上也同乡村生活相脱离。在学校的围墙之外，村落的生活按自己的节奏与逻辑进行着。现行国民教育的课程设计也不是为农村生活准备的。现行学校课程对乡村生活的某种满足也只是一种附带产生的结果，如识字、算账、文化消费能力。

学校离村所带来的问题就是以“文字上移”为特征，村落学校从社区文化的抽离成为“寄宿制学校”，其“飞地”色彩更加突出，社区及家庭教育模式世代相传、繁衍成习的一套以传承传统文化为核心的内部体系就与学校教育现代性传播相隔离。村落没有了学校，也就失去了村民进行文化活动的场所，农村社区文化的传承就失去了应有的土壤。

(三)学校离村：儿童离家寄宿“圈养”后身心健康问题突出

村落学校离开了大多数的村落，所以大多数的适龄儿童不得不离开依恋的家，到寄宿制学校过集体生活。而这种在低龄期所承受的缺乏足够关爱的“圈养式”的集体生活对儿童的身心影响很大。与非寄宿制生相比，寄宿学生更倾向于出现自卑、无法安心学习、怀疑自己能力、易为一些小事烦恼、焦虑时易失眠、易对日常食物怀有恐惧心理以及冲动和控制力差等问题。可见，离家过集体生活使低龄儿童的正常发展受阻，这需要予以极大的关注。

同时，家长离土，所产生大量的“留守儿童”一般交由父母的长辈隔代抚育。这些儿童由于缺少至亲的呵护和关爱，心理健康问题也很突出，个性存在较多缺陷。由此带来村落学校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负荷增大，学校的教学管理难度也加大，但大部分教师缺乏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培训，个体无助感较为普遍。

(四)儿童离家：教育成本部分转嫁农村家庭，村落学校学生辍学率升高

学校离村后，大多数儿童只能离家，而寄宿生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还不止于儿童身心、教师工作负荷、教学管理等，还体现在基础教育的公共成本被转嫁到家长身上。这使经济收入来源本来就匮乏的农村家庭负担更加沉重。有学者研究显示，一个寄宿生，中部地区农民家庭每年就平均增加657.3元钱的支出，西部地区农民家庭平均增加了787.8元钱的支出，增加的部分主要是学生的住宿费和伙食费。这组数字还表明，越是家庭收入低的地区，家庭增加的支出越大。在这种情况下，权衡上学路远、安全风险、身心健康隐患、家庭劳动分担等因素，越来越多的农村家长选择让孩子辍学，以此规避上学所产生的沉重经济负担和劳动负担。因此，在全面普及义务教育的今天，村落学校辍学率有不断上升的趋势。村落学校建设中遇到的现实问题与离土中国之下政府抉择的农村学校调整政策的初衷相去甚远。可见，

“控辍保学”并不是一个过气的词汇，仍然是当下教育主管部门必须应对的关键词。

三、凸显乡村教育的公益性：化解村落学校建设问题的策略建议

村落学校建设中出现的“离土—离村—离家—离校”的问题链，并非单单因为乡村社会的“弱、老、少、边、穷”等原因，还因为中国农村居民的生存样态越来越不依赖于土地或以土地为中心，以人为目的的教育也就必然不再留恋乡土和村落。所以，村落学校建设存在的问题就需要针对乡村社会新的生存样态，从公共型教育财政体制建构到教师培训机制等诸方面来逐步解决。

(一)建构公共型教育财政体制：缓解基层政府教育财政压力

虽然离土是村落学校被大规模撤并的直接背景，但更主要的是基层政府在此情形下没有足够的财力保障做其他提升农村教育质量的政策选择。基层政府只能追求规模效益，撤点并校，并在此过程中，政策执行主体产生逆向选择、应声虫现象和道德风险等机会主义行为。这些行为无疑会放大村落学校所面临诸多问题的后果。所以，就有必要改革原有的地方教育财政体制，提升农村基础教育经费负担的财政层级，建构公共型教育财政体制，解放基层政府财政压力。

而且，农村基础教育经费供给的充分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公平与社会和谐。而它的充分供给需要重新划分各级政府在各级各类教育中的财政责任，“以法律规范的形式，明确界定各级政府在地方教育上的财权范围，明确中央和省级政府应是地方教育的投资主体，实现地方教育产品的分层次供给。在中西部地区，中央政府承担农村义务教育教师工资支出，省级政府负责公用经费支出和助学经费，县级政府分担基建支出。在东部地区，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共同负责农村教师工资，省级政府负责公用经费支出和助学经费，县级政府负责基建支出。”这样就能避免地方小政府要办大教育的两难处境，撤点并校等政策选择就更有可能因地制宜，实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

(二)调整农村学校布局结构：因地制宜，配套建设校车系统与送教上门相结合

村落学校撤并或新建寄宿制学校，对经济较为发达、人口相对集中、交通发达的地区而言。是一种较好的政策选择。但在广大的经济欠发达、人口相对分散、交通滞后的地区而言，则是一种欠妥的选择。前者因为学校离村、孩子离家所产生的问题，可以通过建立相应校车系统解决孩子离家、上学远等潜在的安全风险问题。而对于后者，则可以采取送教上门、变“校”为“点”、一校两“点”的办法，切实体现义务教育的公共性，避免低龄儿童上门求学难的局面。贵州基层政府采取与公益机构合作的方式，成功地“找回”教学点，力控辍学率反弹。无论是校车系统还是送教上门，都能够彰显政府的公共责任，又不会大幅度增加农村家庭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成本，也能避免因儿童离家寄宿所产生的诸多身心健康问题，真正体现基础教育的公益性价值。

(三)赋予村落学校综合性职能：促进与乡村社区文化的有机融合

离土中国之下乡村社会的巨大变化，使得“三农”问题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被提上政事日程。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同时，农村基层政府可统筹协调各项工作，尽量保留村落学校，赋予其多种职能，资源共建共享，形成农村社区综合文化教育活动场所，分季节、分时段发挥不同社区功能。有了场地和活动载体，村落学校与乡土文化的融合，传承传统文化就有了更加肥沃的土壤。公务员之家:

(四)理顺村落学校的管理关系：“以县为主”落到实处，切实提高教师待遇和教育水平

村落学校范文篇2

关键词：村落学校；乡土中国；离土中国；农村学校布局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离土中国”逐渐替代“乡土中国”成为中国农村当下最显著的事实。伴随而来的是中国农村自然村落的迅速消减和村落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由此，村落学校也“被”置于这种新的历史处境的挑战中，因为文字下乡、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而迅速诞生，又因为离土中国而被迅速撤并。这浓缩了村落学校的多舛命运和农村教育发展的艰难。这种局面需要从教育体制外寻求支持，同时也需要教育体制通过内部适时改革担当起应有的社会文化责任。

一、从乡土中国到离土中国：村落学校历史处境的变迁

这里所谓村落学校，就是指那些坐落在村落中的学校，本文所指主要是小学(村级小学)，也包括部分初级中学。而所谓的“村落”，是指在农业社会里，由于地缘的关系，把许多个家庭、家族组合到一起，形成一个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社会生活群体。它主要指的是一个社区概念，强调的是一定社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这里所说的“村落”不包括高度工商业化的某些农村社区，如沿海小企业发达的农村新镇。村落学校的命运与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紧密相连。

(一)乡土中国：“文字下乡”与村落学校的兴盛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中指出：“中国社会从基层上看上去是乡土性。在这基层上，有语言而无文字。不论在空间和时间的格局上，这种乡土社会，在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中，在反复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来帮助他们在生活中的需要。”在他看来，乡土社会是一个用不着文字、面对面的甚至连语言有时候都显得多余的社群。由此，“乡土中国”经费先生提出和界定，得到越来越多社会学者的认同，并成为村落学校兴起的最初背景。

乡土中国的传统乡村社会在自身结构的调试过程中酝酿一套自给的意义系统和价值体系，借以维系村民生活和村落运转。“世代继替”“差序格局”“礼俗秩序”便是村落意义系统的行动逻辑。乡土中国田园式悠闲的村落生活与文字的疏离，不利于整个民族现代化素质的提高，而现代化则是社会进步的客观需要。乡土中国的改造就成为时代使命，“文字下乡”便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文化主题，村落学校由此开始大量诞生。

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字下乡”始于清末新学的创设。这种学校教育以前所未有的普遍性姿态试图渗透到包括村落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当中。这被费孝通概括为“文字下乡”的渗透过程在中国始自19世纪晚期的新学运动，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政府的“双基”工程，历经一百余年的时间，虽然期间经历种种艰辛和磨难，但现代性教育往下渗透的客观总趋势没变。大体上说，这一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合流的“文字下乡”进程，是外来殖民宗教势力、国家政府力量以及民间社会力量磨合、博弈互动下的产物。1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掀起了新的兴学热潮，“普九”运动规模可谓史无前例。无论是20世纪初的“新学运动”，还是20世纪末的“普九”运动，都是主要以政府行为改造乡村社会的教育行动，特别在1949年以后，教育在村落的扩充表现得更纯粹。历经百余年，村落学校终于坐落在乡土社会那并不富裕的土地上。

(二)离土中国：村落学校不得不应对的事实

20世纪80年代开启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经济改革，加速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工业的快速崛起促使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地从村落向小城镇和城市流动。总体上看，农村劳动力流动表现出三个特点，即规模大，务工以第二、三产业为主，举家且长期脱离农业生产。这致使乡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1978年的82.08％下降到55.1％。

如今，工业化的成果迅速转换成为生产力，日益改变着传统乡土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城市文化的诸多要素正以突飞猛进之势冲击着乡村生活，同时，农村经济结构和人口结构的变迁，促使“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总量不断上升。中国社会国民经济结构由以农业为主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转型，社会结构从“乡土”到“离土”演变。因此，“乡土中国”逐渐被“现代化”吸引，

“离土”成为这个时代乡村社会转型的主旋律。

“离土中国”之下，村落学校遭遇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其建设发展面临着许多现实问题。这些问题也许只是过程性的，在笔者看来，更可能是中国农村教育质量提升的一次新的历史机遇。

二、“离土”的连锁后果：村落学校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一)农民离土：村落学校不得不由“校”变“点”。但学校整体转型困难

我国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后，人口出生率大幅度下降，适龄儿童数量不断减少，加上农村劳动力的大量举家流动，使得适龄儿童数量减少幅度更大，而且导致村落学校的在学儿童数量极不稳定，学生“流失”(包括辍学、转学、退学、弃学等)严重，在经济欠发达的边远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尤甚。这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村落学校在按学生人数拨款办学的制度下已经无法正常按“校”办学。地方教育主管部门一般都变“校”为“教学点”，缩减教师规模，减少教育经费投入。这样带来的问题是，原来的学校管理方式、教育教学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教师适应困难但又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培训，加上资源的有限性，又无法留住高水平的教师坚守村落“教学点”，教学质量呈直线下滑之势。如此，“教学点”就日渐失去了对家长及其孩子的吸引力，继续“流失”也就在所难免。如此的不良循环，村落学校只能面临“撤点”的唯一结果，也就意味着它在一个自然村落里的终结。

为应对儿童数量锐减、部分学校资源浪费、教育投入效率不高等问题，我国农村教育应集中资源办学，实施农村中小学校布局调整，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高办学质量和效益。其主要的措施就是采取撤点并校，建立中心校或寄宿制学校。

(二)撤点并校：学校离村、“文字上移”，导致与乡土文化相隔离

如果说百年来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以往下渗透普及或者“文字下乡”为特征，基本上达到了其顶点，农村义务教育普及率和青壮年非文盲率均已接近100％的绝对限度，那么乡村教育的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关口。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家实行了大规模撤点并校布局调整和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导致大量村庄学校急剧消失。中国改变了原来“村村有小学”的格局，众多农村小学被逐渐撤并或升级，不少地方已达到一个乡镇只有一所中心校的程度。这一次农村中小学布局大调整无疑体现出一个相反的“文字上移”趋向——学校离村，这一趋向成为当前中国乡村教育的显著事实。而且，这一进程与村落的终结相同步，并比村落终结的速度更快。这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新阶段的客观反映，也是现代化的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的新拐点。

学者李书磊以历史人类文化学的视野对处在这个拐点上的村落学校予以了深入的剖析。他认为，村落学校是村落中唯一的国家机构，它在乡村背景与乡村气氛中就更显出一种不可替代的身份，几十年间它在村落中的功能变迁具有了独特的文化史意义。村小是村落中的“国家”，它以自己的方式作用于乡土。从1949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乡村学校除了在学校内行使职能之外，还走到社会上去发挥作用：它是各种政治的宣传队，也是各种生产工程的突击队。不过，今天的情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此时的学校将力量专注于学生本身，它作为国家文化机器的功能在校园围墙之内实现。学校有它看得见与看不见的围墙，它只是通过农民的子弟才同乡村社区发生关系。村小在成片的农舍与田野中间显得既特别又孤单，它居于乡村、为乡村而设，却又不属于乡村。

可见，今天的村落学校已经不再直接对乡村文化做贡献，而仅仅依靠对学生实施现代文化素质的培养来作用于社区，这形成了它的“飞地”色彩。它只是一种外来存在的嵌入，少了与乡土社会的和谐融合。李书磊还真切地感到，学校作为一个机构不仅在组织上与它所处的村落相分离，而且在教育内容上也同乡村生活相脱离。在学校的围墙之外，村落的生活按自己的节奏与逻辑进行着。现行国民教育的课程设计也不是为农村生活准备的。现行学校课程对乡村生活的某种满足也只是一种附带产生的结果，如识字、算账、文化消费能力。

学校离村所带来的问题就是以“文字上移”为特征，村落学校从社区文化的抽离成为“寄宿制学校”，其“飞地”色彩更加突出，社区及家庭教育模式世代相传、繁衍成习的一套以传承传统文化为核心的内部体系就与学校教育现代性传播相隔离。村落没有了学校，也就失去了村民进行文化活动的场所，农村社区文化的传承就失去了应有的土壤。

(三)学校离村：儿童离家寄宿“圈养”后身心健康问题突出

村落学校离开了大多数的村落，所以大多数的适龄儿童不得不离开依恋的家，到寄宿制学校过集体生活。而这种在低龄期所承受的缺乏足够关爱的“圈养式”的集体生活对儿童的身心影响很大。与非寄宿制生相比，寄宿学生更倾向于出现自卑、无法安心学习、怀疑自己能力、易为一些小事烦恼、焦虑时易失眠、易对日常食物怀有恐惧心理以及冲动和控制力差等问题。可见，离家过集体生活使低龄儿童的正常发展受阻，这需要予以极大的关注。

同时，家长离土，所产生大量的“留守儿童”一般交由父母的长辈隔代抚育。这些儿童由于缺少至亲的呵护和关爱，心理健康问题也很突出，个性存在较多缺陷。由此带来村落学校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负荷增大，学校的教学管理难度也加大，但大部分教师缺乏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培训，个体无助感较为普遍。

(四)儿童离家：教育成本部分转嫁农村家庭，村落学校学生辍学率升高

学校离村后，大多数儿童只能离家，而寄宿生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还不止于儿童身心、教师工作负荷、教学管理等，还体现在基础教育的公共成本被转嫁到家长身上。这使经济收入来源本来就匮乏的农村家庭负担更加沉重。有学者研究显示，一个寄宿生，中部地区农民家庭每年就平均增加657.3元钱的支出，西部地区农民家庭平均增加了787.8元钱的支出，增加的部分主要是学生的住宿费和伙食费。这组数字还表明，越是家庭收入低的地区，家庭增加的支出越大。在这种情况下，权衡上学路远、安全风险、身心健康隐患、家庭劳动分担等因素，越来越多的农村家长选择让孩子辍学，以此规避上学所产生的沉重经济负担和劳动负担。因此，在全面普及义务教育的今天，村落学校辍学率有不断上升的趋势。村落学校建设中遇到的现实问题与离土中国之下政府抉择的农村学校调整政策的初衷相去甚远。可见，“控辍保学”并不是一个过气的词汇，仍然是当下教育主管部门必须应对的关键词。

三、凸显乡村教育的公益性：化解村落学校建设问题的策略建议

村落学校建设中出现的“离土—离村—离家—离校”的问题链，并非单单因为乡村社会的“弱、老、少、边、穷”等原因，还因为中国农村居民的生存样态越来越不依赖于土地或以土地为中心，以人为目的的教育也就必然不再留恋乡土和村落。所以，村落学校建设存在的问题就需要针对乡村社会新的生存样态，从公共型教育财政体制建构到教师培训机制等诸方面来逐步解决。

(一)建构公共型教育财政体制：缓解基层政府教育财政压力

虽然离土是村落学校被大规模撤并的直接背景，但更主要的是基层政府在此情形下没有足够的财力保障做其他提升农村教育质量的政策选择。基层政府只能追求规模效益，撤点并校，并在此过程中，政策执行主体产生逆向选择、应声虫现象和道德风险等机会主义行为。这些行为无疑会放大村落学校所面临诸多问题的后果。所以，就有必要改革原有的地方教育财政体制，提升农村基础教育经费负担的财政层级，建构公共型教育财政体制，解放基层政府财政压力。

而且，农村基础教育经费供给的充分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公平与社会和谐。而它的充分供给需要重新划分各级政府在各级各类教育中的财政责任，“以法律规范的形式，明确界定各级政府在地方教育上的财权范围，明确中央和省级政府应是地方教育的投资主体，实现地方教育产品的分层次供给。在中西部地区，中央政府承担农村义务教育教师工资支出，省级政府负责公用经费支出和助学经费，县级政府分担基建支出。在东部地区，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共同负责农村教师工资，省级政府负责公用经费支出和助学经费，县级政府负责基建支出。”这样就能避免地方小政府要办大教育的两难处境，撤点并校等政策选择就更有可能因地制宜，实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

(二)调整农村学校布局结构：因地制宜，配套建设校车系统与送教上门相结合

村落学校撤并或新建寄宿制学校，对经济较为发达、人口相对集中、交通发达的地区而言。是一种较好的政策选择。但在广大的经济欠发达、人口相对分散、交通滞后的地区而言，则是一种欠妥的选择。前者因为学校离村、孩子离家所产生的问题，可以通过建立相应校车系统解决孩子离家、上学远等潜在的安全风险问题。而对于后者，则可以采取送教上门、变“校”为“点”、一校两“点”的办法，切实体现义务教育的公共性，避免低龄儿童上门求学难的局面。贵州基层政府采取与公益机构合作的方式，成功地“找回”教学点，力控辍学率反弹。无论是校车系统还是送教上门，都能够彰显政府的公共责任，又不会大幅度增加农村家庭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成本，也能避免因儿童离家寄宿所产生的诸多身心健康问题，真正体现基础教育的公益性价值。

(三)赋予村落学校综合性职能：促进与乡村社区文化的有机融合

离土中国之下乡村社会的巨大变化，使得“三农”问题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被提上政事日程。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同时，农村基层政府可统筹协调各项工作，尽量保留村落学校，赋予其多种职能，资源共建共享，形成农村社区综合文化教育活动场所，分季节、分时段发挥不同社区功能。有了场地和活动载体，村落学校与乡土文化的融合，传承传统文化就有了更加肥沃的土壤。公务员之家:

(四)理顺村落学校的管理关系：“以县为主”落到实处，切实提高教师待遇和教育水平

村落学校范文篇3

一、依托红色文化资源，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指出：要加强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教育，增强学生爱国情感和改革创新精神。红色抗战文化是革命先烈为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以此作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民族精神教育的活教材，更具教育意义。淄河中学依托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马鞍山抗战遗址，将“弘扬马鞍山抗战精神，做英雄传人”作为学校德育主题。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学生感受革命前辈不畏强敌的革命斗志和英勇献身的无私精神。教育学生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传承先烈的革命精神。每年的清明节，学校都组织学生到马鞍山抗战纪念馆举行缅怀革命先烈的仪式。并将入团宣誓和励志演讲等团队活动形式融入到仪式中。学生通过参观展室、听取讲解、敬献花圈、活动感受征文等形式接受教育。因临近村庄有很多村民参加八路军、游击队等革命队伍，有学生的祖辈就牺牲在马鞍山战斗中，因此也使仪式更贴近学生，更具有教育意义。为了让学生更好地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和行为习惯养成，学校还聘请了当地驻军参与学校国防教育。通过军训、参观军营等活动，优化了行为习惯，增强了纪律意识，加深了爱国情感。

二、挖掘人文资源，进行传统文化教育

淄河地区民风淳朴，人文历史厚重，地处古齐鲁两国交界处，其辖域内存有大量古齐长城等遗迹，民间流传有“孟姜女哭长城”、“孙膑梦泉”等传说。淄河地区是被专家认证的孟姜女哭长城传说的起源地，而孟姜女哭长城传说被列入部级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要求要培养学生良好的审美情趣和人文素养。这些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人文资源，是开展人文素养教育的天然宝库，有丰厚的群众基础。淄河中学深入挖掘整理这些资源，编写校本教材《魅力淄河》，建立校园地域文化系列文化长廊。通过校本课程的开发及开展“孟姜女小调传唱”等活动，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通过耳闻目染，让学生感受地域文化、传统文化的魅力。此外，体现温良恭俭、忠孝节勇等传统美德的当地民间传说及孙廷铨、赵执信等文化名人游历淄河的文章诗句都成为潜移默化熏陶学生情感的教育内容。学校还聘请了山东理工大学齐文化专家巩曰国教授为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讲座。

三、巧用孝老文化资源，进行孝老美德教育

村落学校范文篇4

一、基本情况和做法

永丰作为江西省首批农村村落社区试点县，辖21个乡镇，217个村委会，总人口41万，其中农业人口占80%以上。2003年4月以来，该县采取试点示范、分类指导、稳步实施的方法，在全县范围内深入开展了农村村落社区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目前，该县已建成村落社区示范点176个，形成了“党委政府领导，民政部门指导，村级组织牵头，志愿者协会主办，社会力量支持，群众广泛参与”的村落社区工作格局。在村落社区建设中，共新修水泥路20多公里，建立图书室、阅览室176个，调解各类纠纷310多起，成立农民业余剧团4个，新增乡村医疗卫生服务站30多所，村落社区基本实现通水泥路、通自来水、通电、通信、通有线电视，村风村貌明显改善，社会环境和谐稳定，现代农村村落社区雏形初具。其主要做法是：

1、立足“一会六站”，构建村落社区服务新平台。各村落社区建立了在村党支部和村落党小组领导下的“一会六站”机构，“一会”即“农村村落社区志愿者协会”，由每个自然村中的“五老”和无职党员、村民代表为主体，热心参加村落社区建设的志愿者所组成。“六站”即村落社区党员教育管理站、公益事业服务站、卫生环境监督站、文化活动联络站、社会互助救助站和民间纠纷调解站，其中，党员教育管理站负责协助村党支部对居住在本村落的党员和流动党员进行日常教育、管理和联络，其他五站分别牵头组织本村落的公益事业、环境卫生、文化生活、互助互济、纠纷调解等方面服务。为解决具体的办公场所和活动地点，各村落社区结合实际，因地施策。比如，恩江镇聂家村委会6个自然村将宗族祠堂改建成村落社区文体活动中心，给宗祠赋予了健康文明的新色彩；瑶田镇梁坊桥村落社区将外出打工村民闲置房屋租借过来，使之逐步发展成为村民集中议事的平台；古县镇洪渡村落社区集资1万多元，并义务投工投劳，新建了一幢130平方米的活动中心。

2、突出“五老”作用，激发村落社区队伍新活力。各村落社区均成立了志愿者协会(社区建设志愿者队伍)，由居住在本村落且热心公益的退休老同志、村组干部、党团员、回乡知青和退伍军人组成，志愿者根据各自的兴趣和特长，参与其中一个或多个服务机构的工作。为进一步壮大发展志愿者队伍，增添社区建设新力量。一是突出“五老”带头作用。通过召开志愿者协会会员会议，在“五老”中，推选产生协会会长和副会长，并根据会员各自的特长，分别选出各站站长及成员。二是发挥党员骨干作用。每个志愿者队伍的骨干基本上都是共产党员。全县目前登记在册的村落社区志愿者2700多人，其中有党员920多人，入党积极分子640名。三是凸显村民主体作用。通过加大宣传力度，组织开展争“五好”会员、创先进业绩活动，建立激励机制等一系列举措，进一步明确社区建设的目的、意义、要求和方法，提高群众的社区意识，使广大村民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自觉主动地参与到村落社区建设活动中去。

3、定位“星级”社区，完善村落社区运行新机制。着眼于创建农村星级社区，一是健全规章制度。各村落召开村民会议，制定了协会章程和各服务站的基本职责，并有检查落实的具体措施。二是形成激励机制。县委制定了《永丰县农村社区星级目标及评分标准》，按“一会六站”职责将村落社区建设工作分为七个方面，每方面设一颗“星”，设立星级示范社区和达标社区标准，鼓励各村落社区争创达标和示范社区，分别给予奖励。三是建立保障机制。村落社区建设所需资金，通过村民捐一点、上级专项资金争一点、县乡财政补一点、村组集体经济拿一点、中介组织抵偿服务赚一点解决。办公益事业以志愿者和其他村民义务投劳为主，少花钱，多办事，量入为出，尽力而为。另外，县委组织部还为23个农村村落社区各配置了一台彩电，据初步统计，全县已投入村落社区建设启动资金120多万元，为推进村落社区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4、依托“双带协会”，打造村落社区发展新格局。每个村落社区在成立志愿者协会的基础上，同时还成立了党员能人“双带”协会，主要围绕村里主导产业的生产、流通、加工等环节提供统一安排规划、统一组织农资供应、统一组织技术服务、统一组织销售、统一组织互帮互助的“五统一”服务，办理农民一家一户想办而办不成的事。如瑶田镇梁坊桥村落社区，针对人多地少，地质瘦、水源缺的实际，发动村民向荒山要效益，集中连片开垦了黄栀子药材基地500多亩，租用邻村耕地种苗木，发展苗木基地60多亩，并统一购苗(种)，统一栽培，统一施肥、统一管理、统一销售。一年下来，该村落苗木和药材基地收入30多万元，人均纯收入3000多元。同时，结合“一会六站”职能，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社区服务，比如，筹资硬化村中道路、新建公厕、建立村落社区活动中心、举办农民学校、办社区幼儿园、定期检查评比卫生、兴办各种公益事业等等，既实现了村民自治，又有效填补了乡村组织工作的空白点。

二、几点启示

建设村落社区，必须坚持因地制宜和自愿、量力、服务、互助为主的原则，多方挖掘社区资源，全面调动村民积极性，着重解决好“有人管事、有址行事、有钱办事、有章理事”的问题。永丰县村落社区建设的实践证明，推进村落社区建设，是一件有益于实现村民自治，促进农村和谐发展的实事好事；同时也为欠发达地区加快构建和谐农村社会，找到了一条切实可行、值得借鉴的有效途径。

1、建设和谐村落社区，必须整合人力资源，解决好“有人管事”的问题。建设村落社区，需要各级党政组织的正确领导，也需要志愿者协会等中介组织的积极引导，更需要广大村民的热心参与。在实际工作中，要注重与“双学三培两带”活动相结合，与农村无职党员设岗定职活动相结合，有条件的农村村落社区还可以成立社区党小组；要注重发挥农村党员能人的示范带头作用，组织一批热心为群众服务的骨干力量，积极宣传村落社区建设的性质、宗旨、原则、内容、方法和作用，帮助村民增强认识，提高参加志愿者协会和社区活动的积极性，努力建立一支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村落社区志愿者队伍，形成“人人为社区，社区为人人”的良好氛围。

2、建设和谐村落社区，必须整合闲置资源，解决好“有址行事”的问题。基本的办公和活动场所，是发挥村落社区作用的主要平台。要构筑这样一个平台，就必须充分挖掘村落闲置资源，让闲置资源变成有效资源，让“死”资源变成“活”资源，尽可能的为社区所用，为村民所用。一方面，可以利用农村闲置房屋，比如，调整布局后闲置的中小学校旧房、场地，闲置的仓库、敬老院，空闲的村民房屋等等，都可以用来作为兴办村落社区办公和活动场所。另一方面，还可通过改造宗族祠堂等富有创新的做法，或者由村民自愿义务投工投劳，成立村落社区活动中心，做到既盘活资源，又节省投入；既开展活动，又倡导新风。

村落学校范文篇5

多年来，我国民族文化认同教育是存在偏失的，尤其是在“何谓民族文化认同教育及怎样实施民族文化认同教育”等问题上，人们的思维是偏误不清晰的，虽然学术界和政府部门都热切给予其关注，但毕竟普罗大众或社会成员才是民族文化认同教育的主体，他们关于民族文化认同教育的思维价值合理与否事关民族文化发展的兴衰走向。

1.民族文化认同教育思维的“便利性”。民族文化认同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涉及民族文化的“表”和“里”，所谓的“表”是指民族文化内容是多元丰富的，“有视觉形象的，有听觉形象的，也有听视觉结合的;有在空间中展开，有在时间中展开的”，诸如风景名胜、民族建筑、宗教场所、宗教信仰、民族节日、风俗习惯以及民族音乐、舞蹈、神话故事、歌谣、服饰、手工艺等;所谓的“里”是指由上述民族文化事项构成的“文化场”所孕育的“思维心理或价值精神”。当然，“表”“里”是“如一或统一”的，双方之间存在着互促共融的关系，如果民族“文化场”受到结构性破坏，则会使得民族文化精神无载体可依存，从而使其逐渐成为一种“记忆回想”。当然，民族文化精神或思维心理“变样了”也会带来人们对民族文化生态的迅速“瓦解”，就如同当下人们担忧的民族传统文化的消逝。所以，民族文化认同教育应该有着系统性思维，而不应像当前虽有着民族文化认同教育之“形”，却无民族文化认同教育之“实”，因为好多民族文化教育活动内容是“便利化”的，也即人们对民族文化进行“保护、传承”是“过滤化”的，更多是从“观赏性、效率性、功利性”的角度来选择、组织和设计，可谓“一举多得”，既能够快速地搭建起民族文化保护“项目”，又能借助其来获取“政绩”，还能赢得经济“效益”。总之，当前民族文化认同教育思维有着“便利化”倾向，人们“多快好省”地“选择”一些民族文化内容来完成“任务”或“钻营利益”。

2.民族文化认同教育思维的“有限性”。民族文化认同主体既然是民族社会成员，那么民族社会成员自然也是民族文化认同教育之对象，唯有民族社会成员具有“自觉”的文化认同意识和实践，民族文化发展才有最坚实的“人力”基础。然而，当前民族文化认同教育是薄弱无力的，似乎只要提及“教育”则都被“学校教育”所“取代”，这在民族社会成员思想观念中尤为“深重”。换言之，当下民族文化认同教育在形式上主要是学校教育为主，其对象主要集中在中小学生身上，往往进行的是诸如“舞蹈、手工、音乐”等内容，这使其缺乏“连续性”和“系统性”，常常是断裂的，会受“行政、成绩”等因素影响而“中断”。因此，当前依靠学校教育来进行民族文化认同教育的思维是“偏狭”或“有限”的，毕竟学校教育的重心在于培养中小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综合素质，加之其教学计划、教学形式等的相对“固型化”，很难让中小学生真正深入去“感知”民族文化。此外，民族社会成员才是民族文化发展的中坚力量，须要其形成合理的民族文化认同价值观念，这离不开对其进行有效的教育影响，使之形成在追赶经济发展步伐的同时又能坚守自我民族文化精神个性。概言之，民族文化认同教育走“学校化”道路是“有限”的，须要在形式上与“非学校化教育”形成互补协调，让所有社会成员都获得受教育“启蒙觉悟”的转变，将教育融入到他们的日常生产生活中，变为其生命的存在方式和组成部分，如此民族文化认同教育才是“强大”的，因为它成为一种习惯在影响着民族社会成员及其民族文化发展。

3.民族文化认同教育思维的“简缩性”。民族文化认同是“活”的而非静态的“实体”，它通过民主社会成员的生产生活实践来“显现”，也即民族文化认同本质上是“实践化”的，其重点不在于要划清“楚河汉界”，一定要判别“认同什么”和“不认同什么”的“是非”界定，而是要看人们“做了什么”，这才是民族文化认同的“真实性”所在。然而，现实中民族文化认同教育却没有呈现出民族文化认同的“动态性”特征，其思维存在着“对象化”倾向，也就是人们将民族文化认同教育当成一个“对象”来看待，从未真正使其走进人们的生命生活中，他们是“站在”教育之外来“办教育”，这表现在两大层面:其一，就行政部门和学术界来说，民族文化认同教育是“书斋化”的，讨论虽然热烈却未形成对民族文化传承与保护的有效推动，其价值可能真的只在“学术圈内”或“政绩”上产生重大影响，但对民族社会成员的“文化自觉”培育没有形成太大的推动作用;其二，就民间基层而言，许多社会成员对待教育的思维态度是“手段化或功利性”的，教育被他们当成要“算计”的事宜，如果没有得到教育的“甜头回报”则对教育“无动于衷”。因此，实践中民族文化认同教育收效甚微，许多社会成员往往只接受和感兴趣于“有利可图”或“娱乐感官”的民族文化教育活动，而对须要其“用心”去“省思”的民族文化教育事项却加以“躲避”。总之，当前人们在进行民族文化认同教育过程中存在着“简缩性”思维，将本是“活”的复杂动态之民族文化认同“简缩”为“死”的单一静态之民族文化“事物”，也即上述提及的人们以一种“作壁上观”的思维心态来对待民族文化认同教育。

二、“三位一体”:民族文化认同教育思维向度的定位

民族文化认同教育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其核心在于要转变一个人的价值意识和思维心理，形成其良性的文化认同自觉并使之化为一种生命习性。可以说，民族文化认同教育的关键在于人，而非仅注重外显之“文化景观”建造上，理应确立起“以人为本”的思维取向，将“文化”融入到人的生命生活之中，让民族社会成员成为一个完整的“人”，真正将“活的文化”和“文化的活”在其身上展现，让“传统、现在、未来”之时间和“文化个性、时代精神、生活品质”之空间“结构内容”统一灌注在社会主体身上。

1.立足传统，注重民族文化认同教育的“文化个性”。文化是有生命历史或传统的，否认或放弃传统文化则意味着生命的“无根”，因为一个人或一个社会都离不开“价值判断或行为规范”，而此恰恰是文化使然，人们通过文化的“濡染”而习得了一定的“知识和道德”体系，用其来指导生活。换言之，人是文化的存在而非物质的存在，人之别于动物是因为人能用文化来“指导自我”，绝非依靠“本能的任性”而为。所以，民族文化认同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对传统文化及精神的继承和坚守，让民族社会成员意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使其愿意过一种“有文化”的生活，不再“沉醉”于单一的“物质经济”攫取上。无疑，这是一个浅显的道理，可当下民族社会成员却由于以往长期遭受物质贫困之苦，很难做出“金钱是以人为目的”而不是“人以金钱为目的”的区分，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生活方式的传统文化不再受到人们的“礼遇、敬畏”，或者人们就没有“时间、心思”去考虑“传统文化”的意义问题，而是一切围绕着“经济收入”来设计人生。因此，当前民族地区往往存在着“文化夹生”的现象，也即有些借助于诸如“旅游村夹带旅游产品出售”来搞活村落经济，有些则“外出务工经商挣钱”来改变村落住宅面貌，但此等活动在促进了村落“经济物质”的繁荣之外，也同时引发了传统文化和道德生活“无人问津”的萧条趋向。因此，当前民族文化认同教育理应有着立足传统的思维取向，让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及其精神得以绵延生长，将“温暖人心”之“互助、友爱、谦让、勤劳、诚恳”等文化精神“长存于世”，使得人们在欣赏民族文化现象或活动之“多元绚烂”之余，更多的是感受到民族传统文化之精神个性。

2.放眼未来，加强民族文化认同教育的“时代精神”。民族文化认同是连续性的，所谓“连续”意味着民族文化认同是发展式的，它要有效处理好“守成与开新”的关系，而不能变为一种“停滞”的保守。所以，民族文化认同内聚着“时代气息”，如果离开与“时代精神”的契合，民族文化发展只会变为一件“古董静物”被人们“把玩”，却不能激活起社会成员的“生命意志”，进而实现不断超越“自我生命”的“创新性”。然而，实践中民族文化认同往往走的是“保护”之路，过于注重对有形的物质文化之“抢救”上，这是必要且必须的，尤其是在“物欲横流”吞噬一切的当下，民族传统文化生长环境岌岌可危，还得要加大对其的保护力度。但人们在关注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的同时，是不是也要考虑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遭遇之后的“融合或生长点”的问题———只有民族文化找到了与“时代精神”相契合的“嫁接机理”，方能让民族传统文化得以绵延生长和创新发展。因此，民族文化认同教育须放眼未来，注重民族社会成员现代公民素质培养，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相结合，通过二者的互动整合切实让“自由、平等、法治、公正、民主、诚信、友善、敬业”等价值精神成为人们的一种习惯。总之，民族文化认同教育要敢于正视现实问题，一方面要对现代化发展的“拜物教”思想进行抵制，积极运用法治、科学思维来促进民族文化传承;另一方面也要不断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手术”，解放民族社会成员落后的思想观念，真正让其成为具有“科学和人文”素养的现代公民。

3.关注现实，夯实民族文化认同教育的“生活品质”。民族文化认同是具体非抽象的，它融于民族社会成员的生产生活实践之中，通过人们的思想观念、话语表达和行动选择层面可反映出人们是如何看待“文化发展”的，也就是说民族文化认同是“日常化”的，其关键在于“做了什么和怎么做”。然而，现实中民族文化认同时常被“学术界和政府部门”所“把持”，很少有民族社会成员或民间力量的参与，以致形成所谓的“被民族文化认同”现象，即作为民族文化认同主体的民族社会成员是“跟着感觉走”，他们往往是看着“市场环境”来做出自我生产生活设计，而缺乏对民族文化发展的“同一性”守护。因此，当前民族文化认同教育要凸显民主社会成员现实生活的关怀，从两大方面来促使民族文化认同的良性发展:其一，作为民族文化认同研究的学术界，其除了从学理层面阐述民族文化认同本质、内涵、结构及影响因素等之外，也应加强从民族社会成员生活层面来思考民族文化发展问题，将民族文化与民族地区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在不断推动民族地区物质生活水平改善的基础上进行民族文化发展建设的“大众化、健康化、生活化”;其二，既然民族文化认同主体是众多的民族社会成员，民族文化认同教育应突出对其的“启蒙性”，让其逐渐意识到生命是“完整”的，生活不独倾向于“生理或本能”的“无尽”满足，而应看到“精神、价值、信仰”于其具有的重要性，真正让民族社会成员不断构建“身心和谐”的幸福人生，并在这个过程中让民族传统文化来净化、滋润和养护其身心的“尘封遮蔽、虚浮戾气”，让其拥有“反省自觉”的生命生活品质。

三、民族文化认同教育思维向度的实践路径

民族文化认同教育思维影响和决定着民族文化发展实践的走向，以往“对象化、客观化或本质化”之思维使得民族文化脱离了人的精神生命和价值生活，以致把民族文化变为一种“致富手段”，造成民族文化生态的“枯萎”迹象。因而，当前民族文化认同教育必须转变思维，确立起形成以人为本在时间上统一“传统、未来、现实”和空间上兼顾“文化个性、时代精神、生活品质”的“三位一体”思维向度，并通过有效的教育结构、内容、形式及环境条件来保障其得以践行。

1.构建“化民成俗”的民族文化认同教育结构体系。民族文化认同教育的宗旨是要让民族社会成员形成文化认同自觉，而此价值目的之实现要有一个完整有效的教育结构体系来保障，不可能仅仅依靠学校教育“点缀式和应付化”的民族文化教育“举措”来推动，最为基础和根本的是要在全社会形成一种民族文化认同教育之“风气环境”，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深受“风气环境”影响而潜移默化地形成民族文化认同自觉，也即民族文化认同教育要走“化民成俗”之道，而非是一种“任务式”的宣传或要求。为此，民族文化认同教育要构建一种“全纳”视野，从教育对象而言应面向所有社会成员，包括幼儿、儿童、青少年、中青年、老人等;从教育内容而言应兼顾在空间中存在的民族建筑、手工艺、服饰和时间中存在的礼俗、歌舞、音乐及民族语言、宗教信仰等等，而不只是当前人们所关注的可“视觉化、商品化”的民族手工艺品或民族歌舞艺术;从教育形式而言要在学校、家庭、社会、政府、村落社区等不同教育形式之间形成互补互促关系;从教育方式方法而言将理论文本认识和实践参与体验结合起来，使民族文化认同教育“活”起来。总之，民族文化认同教育是复杂的系统的，各种要素之间要形成“多元共谐”的有序关系，才能以一种“无形而遍及周身”的教育存在影响着人们的认识和行动。

2.培育“心灵反思”的民族文化认同教育依托载体。民族文化认同教育是连续性的，也即它要起到一种“渗透式”的影响效果，而非“断裂式、跳跃式”的“应景之作”，不断被各种“上级任务”要求而“临时”性展开“文化运动”，虽然这样的民族文化认同教育也能“调动”民众的“激情”，可常常是“一头热或闷头热”，事后并未真正起到引发其心性变化的效果。毋庸置疑，教育、文化对一个人的影响是“润物细无声”或“直之内心”的，也就是说民族文化认同教育只有“改变或塑造了一个人”，其真正的意义才生成，因为只有民族社会成员清楚明了“文化于我”之必要性，他才能不断去进行反思取舍，而不是一味跟从。因此，民族文化认同教育要重视民族社会成员“心灵反思”素质培养，在“喜闻乐见”的“歌舞”娱乐形式之外，也应加大如“阅读”为主的学习活动组织，通过建立乡村图书馆或阅览室、网络机房等场所设施，为民族社会成员提供了解世界、认识和提升自我的教育载体，既让其有了“比较”的眼光来进行反思，又能够为其结合生产生活实践提供知识技术的支撑。总之，民族文化认同教育的重心是要塑造一个健全的生命主体，要让其有能力来不断引导自我生命的超越，这要求民族文化认同教育有良好的依托载体，从而让传统文化精神和时代精神借助于“阅读学习”而在民族社会成员生命生活中生根。

村落学校范文篇6

一、当前我国乡村寄宿学校的发展状况

20世纪70年代，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乡村人口自然增长率大大降低，乡村人口向城市不断流动，乡村学龄儿童逐年减少，加之近些年，村民对优质教育的追求使本就稀少的生源不断向城镇学校转移，生源稀疏已成为乡村教育继续发展的瓶颈。为此，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国便开始着手对乡村学校布局进行调整。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指出，“因地制宜调整乡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按照小学就近入学、初中相对集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原则，合理规划和调整学校布局”[1]，由此开始了有目标、有计划、有步骤地调整乡村学校布局的教育改革。乡村学校布局调整的主要策略是以乡镇为单位，通过“撤点并校”的方式，把教学点和一些办学条件差、生源少的学校并入办学条件较好、生源较多的学校。乡村学校和教学点的大量撤并导致“学校服务的覆盖半径大大提高，由过去的平均5公里扩大到10余公里，最多的达到20公里以上”[2]。家距学校较远的儿童面临上学距离远、交通不安全等问题，为此教育部门创建和改建了大量的乡村寄宿学校，越来越多的乡村儿童步入寄宿行列。《2011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表明：小学生寄宿人数占小学在校生总数的比例为10.4%，中、西部地区该比例均超过10%，其中西部乡村地区为17.2%[3]。在乡村教育的“撤点并校时代”和“后撤点并校时代”，寄宿学校为乡村儿童提供了平等入学的机会，并为整合教育资源、改善教育质量提供了机遇。

二、乡村寄宿学校管理的问题

乡村寄宿制在促进教育公平、教育资源整合和提高办学效益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乡村寄宿学校在基础设施建设、内部管理体制、与家庭和社区互动等方面均存在一系列管理的问题。1.基础设施简陋受制于国家、地方用于乡村寄宿学校建设专项资金的不足和乡村地区经济的落后，乡村寄宿学校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缺口大，影响了寄宿生生活条件的保障与改善。乡村寄宿学校中，基础设施不完备突出表现为与寄宿生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住宿、饮食、活动场所、安全等方面。以住宿为例：乡村学校发展中往往忽视寄宿生生活设施的建设，新建宿舍少，通常由学校的旧建筑改建而成，室内住宿人数多，空间狭窄。有研究者对四川南充乡村地区寄宿学校的宿舍空间进行调查，发现单间宿舍住宿人数8人、10-30人、30人以上的比例分别为34%、30%、36%[4]。另外，宿舍里没有暖气、电扇等调温设备，也没有卫生间和洗漱间，放着便桶的宿舍空气可想而知。简陋的住宿条件对学生的健康造成不良的影响，笔者进行调研的河南省，长期睡地铺的寄宿生不少人患上了风湿；另外，艰苦的寄宿条件还会导致学生心理上的不适应，产生厌学情绪。2.学校内部管理不健全乡村寄宿学校往往因为管理观念落后、人员配置不完整、管理人员缺乏专业技能等原因，造成整个管理机制的不健全，具体表现如下。（1）教学和管理缺乏制度性的统一安排乡村寄宿学校在管理上时常呈现分裂状况，由此导致两种极端：要么重教学轻管理，要么重管理轻教学。前者将主要精力放在提高成绩上，轻视对寄宿生学校生活的管理，对学生课外生活采用放任自流的管理方式；后者将主要精力放在管理上，保证学生“不出事”是底线，把教学质量置于次要位置。以学生课外生活为例：重教学轻管理的学校，不注意寄宿生课外生活的管理引导，导致寄宿生的课外生活单调无趣。笔者在一所乡村寄宿学校调查时发现，除了国家安排的每天8节课外，还有一节早自习、两节晚自习，每节45分钟，一、二年级的学生也如此，校长对此的解释是：“你不安排早晚自习，那学生岂不是要玩疯了，万一出点问题，谁负得起责任？”无论把管理仅仅看作教学的辅助，还是把教学看作管理的手段，都违背了学校的一切活动都应以学生的发展为出发点这一教育原则，不利于寄宿生的健康发展。（2）教职工编制不完整，教师负担重，管理工作难以深入受教育资金不足的限制，乡村寄宿学校的人员编制不够，许多中心校都没有配备专职的校医、宿舍管理员、食堂管理员、心理辅导教师以及安保人员。笔者了解到，教师的负担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承受范围。以负责学生宿舍管理的教师为例：他们平均每天有六七节的课时（晚自习值班不计入），分别负责六年级和三年级的语数外的教学，备课、上课、批改作业已是十分繁重的任务，还要轮流安全执勤、每天查寝，负责宿舍内学生的人身与财务安全，处理学生之间的各种矛盾。沉重的寄宿管理工作负担，分散了教师的精力，使教学上出现备课时间不足、上课常显疲态等问题，影响了教学质量；同时由于教学和管理工作的相互牵扯，学校的寄宿管理工作也难以细化和深入。（3）学生心理发展面临困境，缺乏疏导寄宿生离开父母到外村或者乡镇上学，学生不仅要面临分离焦虑，还要面临独自解决生活问题[2]，大多数寄宿生会不适应寄宿生活，特别是刚入学的小孩子。有教师告诉笔者：每年新来的住宿生，多数都要哭几天，才会安静下来，好几个月都不愿意到学校去；一旦学校推迟了放假时间，年龄大些孩子也会因想家而偷偷抹眼泪。中小学生正处于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冲突和困扰是这一阶段孩子的常见问题。寄宿生远离父母、得不到亲人关怀和帮助，而学校由于缺乏专职生活辅导教师、班主任缺乏专业训练或者没有精力顾及学生的心理起伏，大多数的寄宿生只能独自面对，常常处于无助状态。在远离家庭、缺乏教师关爱、同学之间相互“排挤”的生活氛围内，寄宿生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4]。学生的心理困境得不到及时的帮助和疏导，学生心理在无法自我调试的时候容易出现畸形，可能对学生一生的幸福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上述三个方面，既是学校寄宿管理不健全的表现，也是影响学校寄宿管理难以改善的重要因素。三个因素相互影响，最终导致整个学校内部管理机制的不健全，既不利于学校的发展，也对寄宿生健康成长造成负面影响。3.缺乏与家庭、社区的互动，家庭教育和社区教育缺位寄宿生在校期间，与父母分离，得不到父母和其它村民的照顾、呵护、引导、教育等等，他们的生活几乎完全处在父母的视野之外。长期与父母分离使寄宿生已不愿意与父母交流，通常一句“就那样”打断了父母的交流企图，亲情关系面临危机。寄宿生远离家庭所在的村落，由于寄宿学校通常出于安全考虑而采用封闭的管理方式，学校成为了李书磊所言的“村落中的‘国家’”，学生活动范围被限制在校园之内，在乡村环境里读书的孩子几乎与乡村社会隔离。有研究者将走读生和寄宿生对比后发现：“走读生对地方性知识理解要深于寄宿制学生，亲子关系也要好很多。寄宿生对环境的陌生感使其很难融入集体之中”[7]。研究者认为：“乡村寄宿制学校制度使乡村社区和家庭功能弱化，降低了社区和家庭对儿童的影响”[8]。寄宿生长期与家庭、社区、乡村文化相隔离，学生与家庭的亲情日益淡漠，对乡村社会和乡村文化的热爱也正在慢慢消解。

三、改善乡村寄宿学校寄宿管理的策略

对乡村寄宿学校中管理问题的改善，我们必须重视以下三个问题。1.推行乡村寄宿学校的管理体制改革学校管理工作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学校寄宿管理必须协调与学校其它工作的关系，从整体上系统构建乡村寄宿学校的管理机制。首先，完善寄宿学校的资金投入和管理制度，改善寄宿生的基本生活条件。要拓宽教育经费的来源，在增加中央教育财政、地方教育财政对乡村寄宿学校投入的基础上，增加社会教育经费的投入；统筹经费使用，合理分配基础建设、寄宿生生活补助、教职工聘用等方面份额。严格按照国家有关部门制定的政策和标准，加强乡村寄宿学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寄宿生补助，为学生提供安全舒适的住宿、饮食和活动条件。其次，完善教职工聘用和管理制度，配备专职的生活教师和心理辅导教师，加强对教师的专业培训，加强对寄宿生心理发展的关注和引导。教师和管理人员的不足、教职工缺乏相关知识技能是影响乡村寄宿学校的教学和管理的最重要的因素，因此，应本着教育公平的理念，增加乡村教师的数量，放开寄宿学校后勤人员的编制限制，加强乡村寄宿学校教职工关于学生发展、心理、交往和管理等方面的专业培训，完善寄宿学校教职工的聘用和管理制度，减轻教师负担，加强寄宿生的生活管理和心理辅导。再次，确立乡村寄宿制学校的管理准则。以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为出发点，挖掘寄宿生管理的育人价值，将之作为乡村寄宿学校改善内部管理的标杆和衡量其管理水平的标准。具体而言，这个准则既应包括招收寄宿生学生资格的底线性标准，也应包括根据地方经济文化设定的理想标准，还应该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既应该包括学校基础性建设的硬件标准，也应该包括衡量学校内部管理理念、管理制度、管理执行等的软件标准，还应该考虑寄宿生的身心感受。一个全面的标准，应该包涵寄宿生整个完整的学校生活，从学校资金投入、学校人员配置、制度建设等方面综合考虑。2.加强以“关爱”为核心的学校文化建设学生对寄宿生活最大的不适应在于：寄宿意味着生活在一个与家庭迥然不同的制度化的生活和心理环境。学生最先感觉到的是离开父母后的无助、孤独以及学校制度性生活的人情冷漠。改善寄宿学校的生活氛围，需从师生关系和生生关系着手，加强以宿舍和班级为单位的文化建设，营造一种以关爱为核心的寄宿文化氛围。寄宿学校的关爱文化，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其一，教师对学生投入更多感情，主动去了解、理解、关爱学生，建立师生之间的关爱关系；其二，引导寄宿生建立学生之间的互帮互助的友爱关系，特别是“大”学生对“小”学生照顾，营造宿舍内部的关爱文化；其三，建立寄宿生和走读生之间的理解和关爱，建立以班级为单位的学校关爱文化。这样，不仅为寄宿生营造了一个充满关爱的文化氛围，缓解学校生活环境的紧张关系，也可减少学生之间的冲突，减轻管理的难度，更可以通过这种文化培养学生愿意关爱、感受关爱、善于关爱的品质。3.加强学校和家庭、村落之间的联系，进行亲情教育和乡土教育受学校封闭管理的限制，学生与家庭、乡村、社区的交流受阻，对家庭和社区的感情日益淡漠，更因为长期不参与乡村的社会文化活动而对乡村的地方性文化产生陌生感，有些乡村的学生已分不清韭菜和麦苗。学校应坚持开放的管理理念，加强与家庭和村落的联系，建立交流机制，既让家长和社区了解学生在学校的学习生活情况并参与到学校的管理之中，也要对家庭和社区提出一些具体的要求，构建适宜学生发展的校外环境，使学校和家庭、村落形成教育合力。另外，学校可通过设置免费电话、家长探访时间等方式，为家长与学生的交流提供机会；还可以鼓励学生参与社区活动，通过家庭或者社区参与墙报、班报、讲故事、做乡土调查等形式的亲情教育和乡土教育，培养学生与父母的亲情、对家乡及其文化的热爱。乡村寄宿制管理问题从主体上说，不仅仅是学校和教师的事情，还需要教育行政部门、村委会、村民、家长、社会等各方的共同参与，从整体上建立有利于寄宿生健康成长的管理机制和文化氛围，规避寄宿生活对学生成长的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1]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98-2002[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3.

[2]王景，张学强.当前我国乡村义务教育阶段寄宿制学校发展的问题研究[J].教育科学，2010（6）.

[3]2011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EB/OL].http：//www.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633/201208/xxgk_141305.html.

[4]蒲培勇.农村留守儿童寄宿制学校空间环境研究———以四川南充地区为例[D].昆明：昆明理工大学，2011.

[5]薛媛.农村小学寄宿生与走读生发展状况比较研究———基于广西东兰县切学乡x小学的考察[D].重庆：西南大学，2012.

村落学校范文篇7

关键词:农村学校;布局调整;乡村文化;乡村教育

农村中小学撤点并校在优化教育资源、提高教育效率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消极影响。这里我以我县乡镇小学为观察对象，谈谈存在的问题，供同行们一起商讨。

一、亲子教育的严重缺失

亲子教育，它是家长对孩子教育和影响的结果，它的操作者是家长，是孩子的父母，不是其他人。在农村，原来只是留守儿童亲子缺失，有相当一部分孩子还是得到父母的关爱。自实行“撤点并校”政策，就更加剧了亲子教育的恶化。每次到乡镇小学，每当看到较小的孩子排队打饭，端着饭菜混在一起的饭碗散落在食堂四周就餐时，我的心情总是难于平静。学前班开始就到离家几里甚至几十里之外的中心校寄宿就读，6、7岁的孩子，平心而论，这个年龄段的她们，饭烫了都会哭鼻子啊，他们正是该在父母怀里撒娇，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光。处于幼年的孩子，最需要的是家长的关心和爱护，不管周围的人对他们的照顾和关心多么好，都不是自己的父母，他们不能够从中体会到亲情的温暖，这是他们成长过程中最大的遗憾。孩子一周回来一两天，时间上和空间上，都与农村的家庭疏远，让本就薄弱的家庭教育雪上加霜。对这些孩子而言，爱和亲情成了日常生活中时常牵挂担忧远离的东西，导致家庭情感疏离。

二、村小的衰落

最直观的表现，首先是学校数量急剧减少。那些利用扶贫资金新修或扩建的农村小学，有的才使用，现如今杂草重生，有的成了仓库间、养鸡场，更多的是空置、废弃，就是原来学校大门上写的“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几个大字也模糊不清，变成灰白的空墙。尤其对于偏远山区的村落，乡村学校往往是村落中唯一带有文化韵味的标志性建筑，哪怕是一个小小的教学点，也是现代文明的重要代表，是当地村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村民来说，家中的读书郎，村中的小学堂，不仅能增加乡村生活的人文韵味，更寄托着他们对乡村美好未来的一种希望和向往。在乡村学校被撤并前，一个村子里有孩子与孩子之间的交往，有家长与家长之间的交流，还有学校教师与当地村民之间的互动，正是基于学校之上的这些活动，加深了人们之间的情感联系，进而构建了彼此熟悉的社会关系网络。傍晚的乡村，孩子们一起游戏玩耍，村民们互相串门，教师在茶余饭后与家长交流孩子的学习表现，村子里一派融洽和谐的气氛。而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后，学校被撤并了，许多孩子不得不选择住校上学，从此远离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乡间的自然野趣、民间的故事传说、丰富的节日活动和热闹的气氛、村民间的熟识与亲切感都逐渐成为历史的记忆，乡村社会文化对他们来说逐渐变得疏远与陌生，原本贫乏单调的农村生活越发没有生气、寂寞，更显得冷清。

三、辍学率大幅度提升

虽然国家对学生实行“两免一补”政策，但家长们为孩子置办的住宿设备，加上伙食费、来回的路费等仍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河北省教育厅巡视员、中国教育学会农村教育分会理事长韩清林透露，小学辍学率退至十年前，辍学主体迁移至低年级。近四年来，全国小学辍学率大幅度回升，“从2008年辍学生63．3万人，辍学率5．99‰，到2011年辍学生已经达到88．3万人，辍学率8．8‰，这与1997年、1998年、1999年的辍学水平大体相当。”尽管2012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实施了十余年的“撤点并校”政策被叫停，但木已成舟，校点基本上没有回复。安全问题、心理烦躁日显突出伴随而来的是孩子容易出现精神危机。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尤其是低年级儿童，其心智尚不完善，人格不够健全，缺乏基本的生活能力，过早的寄宿，会引起学生身体和心理的诸多不适，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亲情关系的疏远，常常引发感情脆弱、焦虑自闭、自信心缺失、攻击性强等心理问题，过早地寄宿，违反了儿童教育的基本规律。

四、给教师增添了沉重的负担

农村中小学撤点并校的原意是通过整合教育资源，提高中心校的教学质量。但一些调整后的中心校教学质量没有明显提升，反而因班额增加，人数增多，教师工作量加重，住宿及后勤配套设施一时难以跟上，食堂炊事员、寝室宿管员、校医等后勤人员也没有及时调配，教师教学和安全监管压力过大等因素，影响了教育教学质量的显著提高。以上这些情况是我们到乡镇中学培训、听课、调研的所见所闻。农村的基础教育现状如此，其结果必然导致农村与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大，农村孩子与城市孩子的距离越来越远，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实在是令人担忧。那么，在乡村被改变时，乡村小学要如何改变，才能重新获得与乡村的联系，才能重与乡村建立新的“内在联系”中汲取营养，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撤校并点”一方面改变了人口的分布，另一方面，也成为推动改变了乡村变化的新的力量。但新的集中小学是不是能与其生存的环境重新发展出“内在联系”还不清楚，这也是值得探讨的。当上学路不再是村里的那条小路，当上学路不再连接日夜生活的乡村、家庭和同样为亲人邻居的老师同学时，新的上学路将把孩子们引向何方?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政策法规处处长高学贵曾提出:中国未来的农村到底会怎样?一方面大量的农民进城，后又有农民返乡，农民到底怎么样走，未来农村还有没有人，还要不要农村教育，农村教育未来是什么内容?论坛上，21世纪教育研究院重申教育的基本价值，强调坚持就近入学、公平优先、探索适合农村需要的教育、保障农村教育的各种投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他们，共同探讨办学的模式，使农村小学教育做到办好每一所学校，真正不让一个孩子失学，身心健康快乐地成长。

作者:文萍 单位:云南省楚雄州武定县教师进修学校

村落学校范文篇8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和全县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精神，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提出的全县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坚持科学发展观统领的安全发展理念，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大力推进安全文化建设，努力实现“以安全文化促进安全管理，以安全管理铸造特色文化”，全面营造全社会“关注安全、关爱生命”的良好氛围。

二、活动内容

1、安全文化进企业活动

安全生产工作重心在企业。安全文化进企业活动的核心是培育建设企业的安全文化，提高企业职工安全意识和安全技能，提高企业本质安全水平，从而达到预防和减少事故的作用。

安全文化进企业活动主要抓好四件事：一是强化领导，完善规章制度，提高认识，加大对安全文化建设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二是以安全生产“五要素”为主要内容开展企业安全文化宣传教育，各类生产经营企业今年内要在全企业内树立6块醒目的大型永久性安全生产宣传标语或展板，培育企业安全文化特色，建立企业安全文化网络；三是推动企业采用先进的安全管理理念和方法，建立自我约束、持续改进的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四是开展企业安全生产诚信体系评价活动，评价内容是：企业安全机构设置，安全管理人员配备，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安全投入和安全设备，安全责任落实，近两年安全生产状况等，请各相关企业将评价报告于10月前报乡安监办。

2、安全文化进村落活动

村落是乡村的细胞。村落人口多，服务业多，森林防火安全任务重。安全文化进村落活动就是提高村民安全意识，特别是防火安全意识。

安全文化进社区主要做四件事：一是建立健全安全责任体系；二是建立消防自救点；三是开展经常性的群众安全宣传教育，每个社区今年要在村委会设置安全宣传栏，并在醒目位置设立3块固定式安全宣传标语或安全公益广告牌。

3、安全文化进校园活动

校园安全牵动千家万户，向来为社会高度关注，乡党委、政府一直要求坚决杜绝校园因安全隐患造成的死亡事故。安全文化进校园就是充分利用校园易于组织、宣传面广、辐射快的特点，积极传播正确的安全文化理念。

安全文化进校园主要做三件事：一是建立安全教育基地，开设安全教育课程；二是组织开展各类宣传文艺活动，经常性的组织开展交通安全、防火安全、意外伤害等专题教育活动，各级、各类学校要在校园内设置安全宣传专栏，年内各所学校要在本校园醒目位置设立3块永久性安全宣传标语，提高全体师生安全意识。

4、安全文化进家庭活动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只有家家安全，人人安全，才有企业安全和全社会的安全。通过安全文化进家庭活动，使每个家庭掌握基本安全常识，从而减少各类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

安全文化进家庭活动主要做两件事：一是发放安全常识手册；二是开展安全示范家庭评比活动。

5、安全文化进新农村点活动

新农村点安全生产工作的重点在提高农民工安全意识。

安全文化进新农村点活动主要做五件事：一是建立安全生产工作机构；二是组织开展农民喜闻乐见的安全文艺演出活动；三是建立安全培训点；四是结合新农村点实际，设置3个固定式安全生产宣传点，提高全体村民的安全意识和防范意识。

三、活动相关要求

1、加强领导，提高认识。成立以张乡长为组长的活动领导小组，并下设办公室，今年把“五进”活动作为重要内容来抓，决定在六月底前召开一次全乡安全生产分析会，认真总结上半年安全生产工作，布置下半年安全生产，年终进行认真总结。

村落学校范文篇9

关键词：宏村；旅游；原真性；文化传播

传统村落普遍拥有较丰富的文化和自然资源，具有历史、文化、社会等诸多价值。对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古村落而言，加强遗产地的突出普遍价值的文化传播是其发展中很重要的一点。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旅游相结合”，其中明确提出的促进文化保护和旅游开发的良性互动的要求，是每一个世界遗产地都应思考的问题[1]。本文以宏村为例，探讨传统村落文化遗产价值在传播方面存在的问题，寻找改善现状的方法。

1宏村现状调研分析及主要问题

宏村作为中国第一批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古村落，具有很高的综合价值。徽派建筑、村落布局、民风民俗等优越条件吸引了很多游客前来，加之被誉为“画里的乡村”，是古村落中著名旅游目的地之一。宏村作为5A级景区，整体旅游建设较为完善，但通过调研发现仍存在一些问题，有待改善。通过POE词频分析（见图1）发现游客整体对于宏村的文化遗产导向有初步的认知，徽派建筑是游览者关注的关键点所在，但在具体的问卷题项结果中，也发现大多无专业背景的游客对于宏村的了解只是粗浅的，在宏村中倾向于进行单纯观看游览的体验，游览后对于徽派建筑、乡土民俗等大多只有模糊的印象而无深入的了解（见图2），这对于拥有如此多资源优势的宏村，仅仅被单纯看作景观而文化历史等方面的转化度不高，是一种很大的遗憾。此外，游客大多认为宏村目前的商业化程度较高且影响了游览体验，对于商业化带有消极的态度。基于此两点，宏村在对于排除多方干扰、展示自身遗产价值等方面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间。

2宏村文化遗产传播问题的主要影响因素

宏村在文化遗产传播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导致自身的突出普遍价值（OUV）不能充分发挥，这归结为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旅游业发展对传统地域文化“原真性”保护的挑战及其所导致的传播问题；另一方面，游客接受的教育中对遗产保护及背景方面的缺失，使得游客在游览时对宏村不能产生强烈的场所依属感和文化认同感，从而不能很好地接收宏村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而更多地倾向于单纯参观。

2.1原真性的片面化建构

原真性是世界遗产保护中的重要概念，不仅是指保持最初的状态，还包括维护当时的环境[2]。对原真性的保护不仅是对遗址遗迹、特色古建等静态保护，还包括对历史文脉可延续性的动态保护。不仅是保留历史点的文化意义，还要重视人及其文化传承，是一种可持续的保护行为[3]。而对原真性的片面化理解便会导致对古村落保护的表面化、静态化、旅游化，从而达不到对文化遗产的深层价值的良好传播。如今的宏村进行的是政府自上而下的遗产保护行动，在保护过程中与宏村原住民之间存在一定的脱离[4]。宏村目前过分倾向于服务旅游，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社区条件的改善。村民在宏村旅游业当中的获利十分有限，因而会有一定的负性情绪，对于前来宏村游览的游客虽然态度友好，但缺少主人应有的场所归属感和文化认同度，与游客缺乏文化等方面的沟通，使得宏村的遗产价值传播在最基层也最易普及的环节有所缺失。调研结果也显示游客通过居民介绍了解宏村的数量有限（见图3）。宏村实行着严格而强制的商业化管理，但是效果不是很理想，其中一个主要原因便是过于硬性并且不合理的商业场所规定使得民众与管理者打“游击战”，而徽商文化及精神并没有得以很好体现[3]。此外，宏村对于自身的文化遗产价值的挖掘有待深入，有一些不符合当地文化背景的无效保护反而加速了遗产的破坏。

2.2游客接受意愿及保护理念待提高

许多游客在原初性教育中接触到的遗产保护的相关知识不足，落实到宏村，游览者在前往宏村之前对其了解也很粗浅和表面，大多只知晓其世界文化遗产地的名号。了解的缺乏使得游览者不能在一开始就对宏村有一定的遗产地文化敬畏感，在参观过程中也就缺乏进行深一步探究其文化底蕴、徽派建筑历史沿革等兴致，以至于很难形成对于宏村文化遗产的强烈的保护意愿。

3提高宏村遗产地旅游过程中文化传播的方法

提高遗产地旅游过程中的文化传播要靠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一方面，宏村自身要进一步挖掘自身遗产价值与精髓，全面理解并建构宏村的原真性，增强由内向外的有效传播；另一方面，要加强对游览者的原初教育，培养游览者更进一步探索宏村价值的积极性，使得由外向内主动吸收。

3.1宏村自身展现遗产价值与精髓

3.1.1自身文化底蕴的挖掘与推广宏村文化底蕴深厚，但被充分挖掘出来并作为旅游资源向游客传播的仅仅是很少的一部分。徽派建筑无疑是宏村最为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也是宏村宣传推广的重点。但如今对于徽派建筑的展示更多的只是外观的修缮及保留展示，而对于很多的徽派建筑的内部空间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忽视，没有足够地重视和及时地修缮，宏村当地应注重徽派建筑的整体性保护，防止内部的空心化。此外，对于徽派建筑的历史沿革、自身特点充分挖掘的基础上，要思考更好的知识普及方式，寻求更好的展示方式。宏村如今注重更为物质层面的原真性保护，如建筑、街巷格局、水系、遗址遗迹等，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关注较少，特别表现在对当地工艺及民间艺工的忽视和发展限制上[4]，在调研中游客对于“三雕”较少的了解情况也可以反映这一点（见图4）。宏村应在注重物质层面的同时，重视民间工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推广。目前宏村的商业化不够规范，导致许多游客将宏村的商业化单纯看作一种消极因素。但是徽商的文化和精神也是很重要的一份文化遗产。宏村方面应该更多地思考如何将徽商文化与现有徽派建筑等已开发遗产价值相结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借鉴山东周村的发展模式，将现代商业与徽商文化结合，如对店铺改造使之更接近徽商原本面貌、导游讲解或是导览册中增添对于徽商的介绍等，宏村管理与发展的决策者需要对商业化进行重新的思考与定位，让商业化不仅作为一种消极因素存在。宏村文化的展现还可以通过多种文化活动的策划进行，例如由梅帅元先生及其团队制作，从2004年起每年陆续推出的山水系列实景演出之类的文旅项目。诸如此类的文化实景演出能激起游览者的兴趣，降低游览者理解宏村文化的门槛，并且形式也为各个年龄层次所接受与喜爱。宏村可以更多策划诸如此类的文化实景演出，并将更多的文化元素融入其中，甚至可以考虑将之与宏村的实地游览过程结合联动，如埋下伏笔吸引游客到实地深入探索等，可以起到更好的文化传播效果。3.1.2推动宏村居民参与本土居民是遗产地原真性传递的中坚力量，对传统村落文化来说，由于本土居民正是古村落文化的主要践行者，他们对古村落文化系统的认知和情感也是在长期的日常生活中逐步形成的，获得的信息更为真切，因此居民对传统村落文化的认同也就成了古村落文化“原真性”保护的重要基础。国内学者认为保护文化遗产，更要注意到其所代表的传统文化、民俗、社会关系等的文化内涵，以保存其“生活真实性”[5]，从而将遗产保护的“原真性”要求与地域文化保护联系起来。而保护具有“生活真实性”的“活态文化”，关键在于培养文化践行者“自珍”的保护意识[6]。居民在其中发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总的来说，宏村居民对游客的态度较为友好，但其宣传地域文化的主动性有待提高，为了让居民更好地助力宏村遗产价值的传播，主要有以下几点内容。第一，提高本土居民教育文化水平，提高总体的受教育情况。教育是一切发展的根本，良好文化素质使得居民能够认识文化遗产价值和对文化遗产进行自觉性保护，同时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第二，从制度上维护宏村居民的权益，保证各方利益主体均能参与管理、决策。保证利益分配公平，因为公平是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子之一[7]。而居民从旅游开发中获得经济收益会有助于增进居民对地方文化的认同，从而促进传统村落文化的保护。将社区参与理论运用到宏村的文化传播中能起到更好效果，也有利于宏村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第三，重视旅游专业化人才的培养。在发展旅游前，宏村居民以从事传统农业为主；旅游发展之后，宏村居民的社会身份发生了变化，由农民变成了旅游经营者，旅游住宿业和餐饮业成为居民重要的就业途径[8]。导游等专业化人才也有大量的市场需求。宏村可以加强对专业化人才的培养，既能解决部分就业问题，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商业化的存在，最主要的是能更好地起到遗产文化宣传推广作用。3.1.3区域一体化宣传推广皖南一带有许多具有很高遗产价值的徽派古村落，很多前往宏村旅游的游客也会一并游览黟县的其他古村落，在宏村方面，游客对于该传统村落游览的目的地明确性不是很强，而是更倾向于在一次旅行中进行多村落的游览。基于此，可以考虑将徽派古村落进行区域一体化宣传推广，在时间、空间两个维度活化景区[9]。群体效应有利于游客更好地了解徽派建筑全貌，旅游全行程都沉浸在徽派建筑的文化氛围中，更加有利于文化遗产地的文化传播，宏村、西递等文化价值能更好地被游客所接受，也有利于深入了解。宏村仅作为单一遗产地景点的推广，较难给游客留下深刻印象，更易使游客的游览偏向于浅层地观光，不利于文化输出。而徽派建筑群既具有徽派建筑共通的特点，同时又有格局特色，一体化的介绍能让游客先对徽派建筑全貌有一定的了解，然后逐个深入，能全方位、深层次地起到文化传播的作用。

3.2对游览者遗产价值的原初教育

除了宏村自身对于文化遗产价值的挖掘和传播做出努力外，游览者自身也要有所积淀、保有兴趣和热情，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才能更好地起到文化传播的效果。文化遗产能产生一种力量，使人们去积极思索过去的人和事，思考过去的人怎样生活、怎样工作，为什么形成这样的文化。通过遗产进行教育也能够提供一种更全面的视野，它比纯粹由文档资源构建的历史更有趣、更直接、更真实。而且，如果人们通过遗产学习，懂得了历史环境的价值，他们就学会了鉴赏，进而去保护它。能够理解、支持遗产的公众群体在保护历史环境奋斗中是非常重要的元素[10]。3.2.1青少年阶段文化遗产相关教育加强有调查研究显示，从小对文化遗产有所了解的孩子，在长大后更倾向于去遗产地实地考察，也更有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意识。这也就对遗产价值的宣传和教育提出了要求。学校等教育体系应当加强对在校学生遗产文化方面知识的教育。以宏村为例，可以介绍徽派建筑背景、宏村的历史沿革、村落的布局、“三雕”的形式等，以图片等有趣的方式向学生传递遗产地的文化知识，如今皖南片区的学校也将其作为研学游的目的地，这些都有利于学生对其产生兴趣，而从小养成的对于文化遗产地的兴趣有利于其今后对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形成。父母在这一环节也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多向孩子讲述家乡的文化底蕴，分享自己的旅游见闻，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带孩子多出去实地旅游，从小浸润在遗产文化环境中的孩子更会有强烈的文化认同感，也易形成更强烈的传承意识。3.2.2游客旅游前增加自身知识储备对文化遗产地的探访要适当区别于与一般休闲度假地的游览，在前往前可以自行查阅相关知识背景。而这种自觉性也可由周围环境辅助培养，如宏村附近的酒店可以分发遗产地介绍信息，通过扫码、宣传手册分发等方便的途径让游客从到达旅游地周边开始，就进入宏村的文化氛围之中。

4结语

村落学校范文篇10

一、当前吉安市古村保护及开发状态

吉安市保留着渼陂、钓源、燕坊、湴塘等数量众多的历史文化古村落，其中渼陂古村以其珍贵的社会历史文化、建筑文化、民俗文化、红色文化及宗教文化被评为“庐陵文化第一村”“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和国家4A级旅游景区，被美誉为“将军村”“电影村”；钓源古村被列入中国第一批传统村落名录，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燕坊古村也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等。为保护古村资源、发展旅游产业、弘扬庐陵文化，吉安市委、市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成立了古村落保护领导小组；先后编制了一系列规划，如《渼陂古村总体规划》；对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普查；培养村民保护古村的意识；大力推动古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提高吉安古村落知名度等。取得了显著成效。目前，对古村的保护主要集中在对历史建筑、文物古迹进行结构上的加固和形式上的修缮。“修旧如旧”的做法对保持古村原风貌，保存古村落的历史信息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古村落的保护和开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完整的开发策略

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缺乏精品景区，很难让人印象深刻；（2）“吃、住、行、游、购、娱”六大旅游要素，除“游”外五大要素均不足，缺乏配套的餐饮、住宿、购物和娱乐服务，且交通不便，在网上只可以查询到前往渼陂、钓源和燕坊古村的公共交通，其他古村落几乎只能通过自驾游的方式前往。这些因素直接影响了客流量和游客在古村驻足的时长，落后的服务水平大大降低了古村落的吸引力；（3）宣传力度仍然不够，旅游热度不高，游客绝大多数都是本省人，吉安古村落在外省和国际上的知名度不高。人们只知庐陵，不知庐陵古村。

（二）古村落缺乏生气

古村经济基础薄弱，一方面致使古建筑年久失修，没有完全反应历史风貌；另一方面导致青壮居民迁出，通过外出打工来改善生活条件。古建筑或闲置，或由老人和儿童留守，使古村丧失了生机和活力。

（三）保护和发展的矛盾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针对民居生活设施陈旧、采光通风效果差等问题，村民普遍出现了新建或改造原有住房的需求，但由于建材的差异和建筑工艺的流失，部分新建和改造的房屋建筑风格与传统民居格格不入，极大地破坏了古村的整体风貌；而传统街巷空间越来越小，村落的界面被严重破坏。（四）生活环境质量下降由于年久失修，排水系统淤积，路况越来越差，线路老化，铺设杂乱，存在极大的火灾隐患。生活垃圾随意丢弃，水环境恶化等不仅降低了村民的生活质量，而且严重影响了古村的形象。如渼陂古村28口池塘已不完整，无法体现28星宿格局，对古村风貌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三、保护和开发吉安古村落的策略

（一）扩充融资渠道

通过广泛吸引社会资金的方式，解决政府资金不足的问题。吸引大企业投资，打造精品景区。加大资金投入，健全服务体系，让游客不仅在这里看，还在这里吃、住、玩。可以通过“农家乐”的形式，让游客充分领略古村的生活魅力，同时也给村民带来收入。开展民俗风情活动，如再现传统的婚丧嫁娶仪式，一方面确实需要这样的方式来传承民俗文化，另一方面能丰富景区游览内容，增强古村吸引力。大力弘扬民间手工艺，开设手工艺品、纪念品商店，相信会受到游客的喜爱和欢迎，同时能创造一定的经济效益。争取在古村举办全国性的乃至国际性的传统文化、庐陵文化、民俗文化等的研讨会，强化古村文化内涵，打造庐陵古村落的品牌，提高知名度。

（二）保护古村落的整体空间

保护古村的建筑风格和绿化风格。对古村历史环境进行分级保护：核心保护区，风貌控制区，协调发展区。核心保护区内应保持传统的街巷布局，古建筑只能修缮，不得改建，更不能擅自进行新建活动；风貌控制区内新建、扩建、改建建筑，包括地面、广告牌、公共设施等应当在高度、体量、色彩、空间布局和风格等方面与古村的风貌特色相协调；协调发展区内应维持原有的农田、河流、池塘、山体等自然生态体系，新建建筑在不破坏古村整体风貌的情况下鼓励低层。

（三）激发村民爱护古村积极性

引导村民价值观，激发村民热爱古村、保护古村的积极性。从设计到施工，指导村民对住房自行改造，设立专门机构负责审核把关，在改善内部生活设施的情况下，确保外部风格与传统民居和谐一致。强化村民爱护生活环境的意识，再现古村山环水绕、天然形胜。这不仅有利于提高居民生活舒适度，也有利于促进旅游业的发展。

（四）作新农村建设的有益探索

利用古村的历史文化资源，建立影视基地、写生基地，开设类似竹编工艺、木雕工艺等的培训学校，这无疑将大大丰富古村旅游的内涵，增加村民收入，创造社会价值和效益。包括发展旅游业本身，这都是新时期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探索。通过保留和强化古村落自身的价值，使其具备新陈代谢的能力，可持续发展。

（五）抱团发展

打造一条吉安古村落旅游热点线路，将渼陂、钓源、燕坊等古村串联起来，形成合力，彰显庐陵文化，在江西省乃至全国树立自己的文化品牌。而同时兼具红色资源的渼陂村，应充分利用这一特点，借井冈山大旅游线的东风，发展红色旅游。

（六）开发要适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