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技术论文十篇

接地技术论文篇1

防雷接地地网的作法多种多样，有利用建筑物基础建设而构成的地网，也有增加人工地极做成的环型或直线型的人工地网[2]。防雷接地地网中有时由于土壤的原因也会加入了如降阻剂、离子地极等，从而使地网电阻值符合要求，总的概括防雷地网就是由接地地极（或建筑物基础）、水平地极及引线组成，并对土壤高的地区进行土壤改造或加入高性能地极。对于地网的构成与做法就不再一一探讨，以下就防雷地网建造好后的后期检测与维护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2防雷接地地网的检测方法

防雷接地地网的接地电阻的测量有多种方法，一般有电压、电流法、比率计法、电桥法等检测方法[3]。如图1所示，无论采用哪种检测方法，均需要采用二到三根辅助地极放至于合适的位置上，并采用相应算法的仪表—接地地阻测试仪进行测试。以接地电阻检测最常用的一种方法-电压、电流检测法为例进行探讨，在实际检测中，防雷接地电阻检测中要增加辅助地极及地极引线，每次的检测均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进行辅助地极的选点（辅助地极插入点）并安插到地面泥土层及引线接线，比较麻烦。当选点处后期被占用，如加上了水泥、沥青地面、其他装饰构件或建构物等，这样就对检测造成困难或无法检测。

3防雷接地地网的周期检测的实用性方案探讨

针对于检测的特性及每次检测时所花费的时间与精力，及由于加上了水泥、沥青地面、其他装饰构件或建构物等影响后期的检测问题，均有理由对检测方式方案进行进一步的改进。为解决以上所提出的问题，第一步可以在从开始地网建设时就设立好检测点，并在检测点上安装上检测辅助地极，并从辅助地极处敷设好导线，导线一端连接辅助地极，一端在接地电阻检测仪检测点处引出，每次检测时，只要将接地电阻测试仪和引出导线连接上即可检测。辅助地极导线的敷设可按现场情况敷设，建议采用管道保护，从而增加其耐用性。当辅助导线敷设好后，复检时就不再受检测点处的再建物的影响（当再建物在建设时，应当对所敷设的导线进行保护），且每次检测时花费时间更小，又因辅助地极选点无变化，得到的数据对比性更强。

4实现接地地网的实时监测方案探讨

如上述，接地地网解决了选点问题和再建物的影响问题，但仍然要操作人员选择时间并到现场进行检测，对地网的监测仍然达不到实时监测的要求。要做到接地地网接地电阻值的实时监测，则应进行进一步的改造。可以在辅助地极引出导线处加入智能检测仪表，或增加控制线路，控制线路可使仪表周期性动作，时间可内定，并可读取接地地阻测试仪所检测的数据。读取数据后再由一个如DTU（无线数据发送模块）的设备通过GPRS网络进行无线发送至服务器或其他方式的数据发送到服务器，通过服务器的数据处理后，再由服务器通过Inter⁃net网络传送到监测端如用户电脑，用户电脑并安装相应的软件平台，用户电脑接收数据后并分析，对防雷接地地网电阻值进行统计出表，对不合格的地网进行报警或告知管理人员，从而实现接地地网接地电阻的实时监测。

5结语

接地技术论文篇2

摘要：产业间技术溢出的测度一般都是用的间接R&D投入，但是对权重的选择都有不同的理解。由于产业间的技术溢出更多地发生在投入结构相似的或生产技术相似的产业之间，所以本文用直接消耗系数所构成的投入结构向量余弦值来描述的相似度作为权数。具体做法是首先利用2010年的投入产出表计算出相似度矩阵，然后利用多维标度法描绘出技术相近的产业聚类情况，对能源产业技术溢出的测度问题进行研究。

关键词：技术溢出；投入产出；相似度矩阵；多维标度法

一、引言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早已将技术视为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之一。技术之所以对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潜力，极为重要一个原因就是技术溢出效应，由于技术产品具有公共产品的部分特征，一个部门的技术进步不仅使该部门生产率得到提高，而且会使得其他部门的生产率得到提高。

对技术溢出研究的渊源可追溯到1890年经济学家马歇尔在其代表作《经济学原理》中所描述的，从现象上看，溢出等同于外部性。再次出现就是大半个世纪之后，麦当格尔（1960）首次把产业技术的溢出看做外商直接投资的一般福利效应中一个重要现象。阿罗（1962）对技术溢出进行的专门详细的解释，他认为企业的技术进步是会具有一般公共产品的特征，比如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等等，一项技术发明和创新会对其他企业带来收益，是不能被创新企业独自占有，如此便出现了技术溢出现象。

此后，围绕技术溢出这个概念，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展开了讨论，有讨论国际间不同渠道（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的；有讨论国内行业内技术溢出的；有讨论行业间技术溢出的；有讨论技术溢出机制问题的；有讨论技术溢出与集聚关系的；也有讨论技术溢出与区域发展关系的等等。从所有文献中，可以看出要研究能源产业技术溢出相关问题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测度能源产业的技术溢出。本文的目的就是探讨能源产业技术溢出的测度问题。

二、文献综述

针对技术溢出的测度，Scherer（1982）提出“技术流矩阵”方法，这种方法是利用各产业部门的专利产出或创新投入数据建一个表示技术从技术产生产业部门溢出流向技术使用产业部门的二维矩阵，其中“行”为技术产生产业部门、“列”为技术使用产业部门。Jaffe在1986年提出“技术距离”方法，利用研发投入比重构造技术相似度来以此最为权重衡量技术距离。随后很多学者都构造过各种各样的指标，Los在2000年利用投入产出表的直接消耗系数向量余弦值求得相似度，并用求得的相似度作为权数衡量技术溢出，在他看来，投入结构相似、生产技术相似的产业之间更容易技术溢出。

国内相关研究有，张红霞、冯恩民（2005）利用投入产出表方法测算了R&D部门间溢出效应。尹静、平新乔（2006）构造技术相邻指标以及技术溢出指标采用的是Jaffe技术距离方法。胡建、焦兵（2010）采用Jaffe（1986）“技术距离”方法，对我国石油天然气行业的技术溢出进行了区域间的比较分析。胡建、印玺（2010）通过对专利引用分析，构建了以石油天然气产业为核心的相关制造业技术流矩阵，测度石油天然气产业上下游的技术溢出水平差异。潘文卿、李子奈、刘强（2011）采用Los（2000）方法，利用中国1997、2002、2007年投入产出表求得的相似度作为权数来衡量35个工业部门的产业间技术溢出。

三、中国工业行业的相似度

我们采用间接R&D投入衡量产业间技术溢出：IRDj=∑i≠jwijRDi，其中，RDi表示第i产业直接的R&D的投入，权数wij用来测度产业i有多大比例的技术溢出到了第 j 产业。而wij就用2010年投入产出表直接消耗系数所计算的产业间的相似度来表示。投入产出表直接消耗系数矩阵的第j列的每个系数表示产业i生产产品需要多少产业j的产品作为中间投入品的消耗，我们可以用它来表示该产业对其他产业产品消耗的技术结构，如果两个产业的中间投入的技术结构越相同，就可以说它们间有着较高的相似程度，那么这两个产业部门间技术溢出更多。我们定义产业i和产业j的相似度为该两产业部门直接消耗系数所构成的中间投入技术结构向量的角余弦：

我们先求得2010年投入产出的直接消耗系数矩阵，然后利用（1）式将其转换成相似度矩阵，这一步骤可以直接通过统计分析软件SPSS直接获得。

本文所讨论的能源产业包括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天然气开采以及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将与它们技术相似度高的几个产业单列出来可以得到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与能源产业技术相近的产业都为工业部门，为了可以更清晰地考察以相似度为权数的技术相近产业部门的集聚状态，我们可以利用多维标度法来描述产业的技术相近程度。

四、多维标度法

由图很容易可以看出，能源开采业与能源加工业的区别，与能源开采业最有可能发生技术溢出的产业有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采选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制品业、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而能源加工业与燃气生产与供应业的相似度最高。

五、结论及分析

已有的很多文献都对技术溢出的形成机制做了归纳，总的来说有：（1）知识性溢出，包括新思想的传播、专利技术的公开、技术人才的流动等；（2）产业关联性溢出，学习和创新往往发生在具有类似投入产出结构的行业间；（3）市场性溢出；商品贸易将技术知识以商品的形式从一个企业或地区传递到另一个使用其产品的企业或地区，带来经济效益的增加。

再结合我们的表1和图1，我们可以更容易理解得出的以下结论：

（1）能源部门内部的溢出是很明显的。

（2）能源部门与二次能源（电力、热力和燃气）的生产和供应部门的相似度很高，技术溢出很容易在彼此间发生。

（3）同为采矿业的能源开采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与非金属矿及其他矿采选业、金属矿采选业之间容易发生技术溢出，其次是与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而与能源加工业更容易技术溢出的是运输及仓储业和化学工业。（作者单位：西安财经学院）

参考文献

[1]Los，B. and B. Verspagen. R&D Spillovers and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U.S. Manufacturing Microdata .MERIT Research Memorandum nr. 1997，2：96―007.

[2]Jaffe，A.B. Technological opportunity and spillovers of R&D： evidence from firms’ patents，profits，and market value.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J]，1986，5：984-1001.

[3]李平.技术扩散中的外溢效应分析[J].南开学报，1992（2）.

[4]张红霞，冯恩民.R&D部门间溢出效应及中美日三国的比较分析[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

[5]尹静，平新乔.中国地区（制造业行业）间的技术溢出分析[J].工业经济研究，2006（1）.

[6]胡建，焦兵. 中国西部能源产业技术溢出效应的比较研究[J]. 资源科学，2010（3）.

[7]胡建，印玺. 基于专利引用的技术流矩阵的分析―对石油天然气产业技术溢出效应的测度[J].科学学研究，2010（12）.

接地技术论文篇3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00）

摘 要：本雅明，曾被苏珊·桑塔格赞美为“现代文化的具有土星气质的英雄”。他的一生充满传奇和坎坷，虽然屡受磨难但依旧保持着对这个世界的虔诚。他的思想理论深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在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的启发下他发现了在机械复制时代技术、艺术与大众之间相互影响的紧密关系，并提出“艺术政治化”的设想。而技术这个话题也成为了本雅明理论体系中极富争议的存在。

关键词 ：本雅明；艺术生产理论；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J0-0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7-0198-03

本雅明虽然不是法兰克福研究所的正式成员，但他与法兰克福学派的联系却十分紧密。他的思想理论深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有许多主张与法兰克福学派不谋而合，但同时他对现代技术以及大众文化的看法与态度又和法兰克福学派有着完全相对的立场。本文将通过对其著作《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作为生产者的作家》、《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的研究，分析他的艺术生产理论中技术与艺术双重性关系。

一、本雅明艺术生产理论的思想来源及其深化发展

本雅明作为二十世纪重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他的主要文论思想深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在他的著作《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作为生产者的作家》中我们都不难发现，他的理论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吸收和继承，又是对其理论的深化和发展。

（一）对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的吸收与继承。本雅明艺术生产理论最重要的思想来源便是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马克思在研究问题时常常从经济角度出发。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中，马克思就提出了“艺术生产”的基本概念，指出：“迄今为止全部人的活动都是一种劳动……宗教、家庭、国家、法律、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种特殊形式，并且会受到生产的普遍规律的制约。”[1]马克思认为艺术活动也不例外，他极具创造性的将艺术和经济放到一个框架里来研究，由此形成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艺术生产理论，从字面上来理解就是将艺术从产生到传播到接受这一系列的过程看作物质生产过程：生产——产品——消费。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不是单纯的为艺术而谈艺术，他是在分析了艺术生产和物质生产的相似之处之后，看到了艺术生产同样是受生产──消费规律支配的生产活动这一点，将艺术这种“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放到一起考虑。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生产理论破除了长期以来一直处于统治地位的关于艺术问题的唯心论观点，开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态度考察艺术活动。马克思的这种观点启发了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本雅明就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分析资本主义机械复制技术的大力发展对艺术的生产、传播、价值等方面的双重影响。同时在这部著作中，本雅明以电影为例详细地论述了以电影为代表的现代复制技术对传统艺术如绘画话剧等的冲击甚至是破坏。而这种复制技术的巨大威力主要就是它像工厂流水线“生产”商品一样大量的“复制”生产艺术，从而改变了整个传统艺术的生产消费格局。

（二）本雅明对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的深化和发展。本雅明在继承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的核心思想的同时，他还根据他所在的时代背景和自身的研究特点对其理论进行了深化和发展。马克思将艺术看成一种社会生产，主要侧重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艺术产品进入市场、生产者获取剩余价值方面进行研究。马克思主要还是从宏观上概述了艺术与生产之间的关系，而没有具体到当下新的艺术形式、技巧及技术发展等方面。相比于马克思主要从经济政治的宏观角度谈艺术生产的均衡状况，本雅明的艺术生产理论则深化突出了艺术生产与技术的关系以及艺术与大众的关系演变。“技术”一词在本雅明的理论思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在《作为生产者的作家》中曾说道：“作品在生产关系中处于什么地位？这个问题直接以作品在一个时代的作家生产关系中具有的作用为目标。换句话说，它直接以作品的写作技术为目的。技术这个概念是这样一种概念，它使文学作品接受一种直接的社会的因而也是唯物主义的分析。同时技术这个概念也是辩证的出发点，从它出发，内容和形式的毫无结果的对立是可以克服的。此外，技术这个概念还包括了指导正确地确定倾向性和质量之间的关系……文学的倾向性可以存在于文学技术的进步或者倒退中。”[2]由此可见，“技术”对于艺术并不只是形式技巧等辅助性工具，技术的不断发展除了扩展改变了艺术的形式和内容，更重要的是它还间接影响了文学（艺术）的倾向性。本雅明将技术放入艺术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中考虑，他认为：“作品的政治倾向并不仅仅在于其教化内容和阶级、道德立场，还应包括艺术技术(或技巧)的运用情况。”[3]本雅明很重视在艺术接受中“大众”的地位，因此他在艺术生产理论中花了大量的篇幅举例在资本主义工业时代，由于机械复制技术的出现使得艺术作品大量复制并涌入市场。艺术由以前的精英独享走向了大众狂欢，并由此形成了世俗化平民化的大众文化。这是本雅明对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的深化发展。

二、机械复制时代:“技术”推动艺术发展

本雅明在他的理论著作中对现代工业技术带给艺术的重大改变这一现象是承认乃至赞赏的，而正是这一点也让本雅明屡屡受到“技术决定论”、“工艺主义”的诟病。但不可否认，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使得“技术”成为艺术生产中无法越过的一个话题。本雅明在书中说道：“由此，技术复制达到了这样一个水准，它不仅能复制一切传世的艺术品，从而以其影响经受了最深刻的变化，而且它还在艺术处理方式中为自己获得了一席之地。”[4]由此可见，以技术性视角考察现代艺术的转变，强调机械复制技术在艺术生产中改变艺术性质、艺术生产方式以及艺术与大众关系中的作用，是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讨论机械复制时代艺术生产理论的重中之重。

（一）艺术生产：从“独一无二”到“机械复制”。古老的艺术例如绘画有一个重要的创作特性，那就是独一无二。是本雅明在这里提到的机械复制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模仿或临摹，例如机械复制品的代表如照片、复印品等，也不是“赝品”。发达工业时代的艺术生产已不再是艺术家神秘的闭门创作，而是将原本只供少数人欣赏的艺术以一种更为高效同时生产成本低的方式散入大众的视野当中。当然，技术的发展也不仅仅是在数量上扩展了艺术，在质量上机械复制品虽然缺失了原作的独一无二性，但在某些方面艺术品却达到了传统艺术所无法呈现的效果。以摄影为例，高精度的摄像机可以捕捉到我们肉眼无法看到的细节，以及像电影中也常运用特殊技术（如慢镜头分镜头）使我们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也变得陌生化，从而催生出与传统艺术完全不同的现代艺术。

（二）艺术作品：从重“灵韵”的有韵艺术到看“震惊”无韵艺术。灵韵是本雅明艺术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有很多译法，如韵味、光韵、光晕、灵氛等。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灵韵是一种不可接近、独一无二、神圣而又神秘的存在，是传统艺术的灵魂所在。灵韵强调文学艺术的受众和艺术本身必须保有一段距离，而这种距离并非阶级高低彰显而是欣赏本身的需要。灵韵强调的是艺术作品的永恒和本真，神秘与神圣则来自传统艺术的仪式所蕴含的的崇拜价值。而技术复制下的艺术作品则将艺术原本被距离化的崇拜价值转化为和大众越来越无距离感的展览价值。由此，复制技术下的艺术不再以“灵韵”为核心灵魂，取而代之的是传统艺术所没有的一种“震惊”效果。“震惊”是本雅明从弗洛伊德心理学的角度切入生成的一个概念。弗洛伊德曾说：“意识抑制兴奋的能量使其成为生命组织的保护层……如果这种能量突破了意识的防护层就会进入无意识领域，而如果人对此毫无准备，就会陷入‘震惊’。”[5]在这里，本雅明主要是以电影为论述对象，讲述了在目前的工业社会传统艺术的“灵韵”已经无法再发挥艺术的崇拜价值来吸引大众了，而“震惊”则是通过改变观众的接受方式，使得被太多信息分散了注意力的受众可以在震惊中重新感受艺术作品的独特内涵。

（三）艺术消费：从少数独享到“大众”狂欢。机械复制技术使原本高高在上的传统艺术走下神坛，走向大众，使得大众可以近距离的接触和欣赏艺术作品。这种接受群体的扩大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种政治变革，虽然不能说艺术消费已经做到了人人平等，但却实实在在地使得一直为少数上层阶级所垄断的精英文化受到冲击，新兴的大众文化开始蓬勃发展。比如，古典时期的绘画和建筑等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是有距离的，而新技术催生的电影摄影等新兴的艺术形式使得艺术的产生、传播和接受上都与大众紧密相连。在“技术”的推动下，艺术不再是少数精英独享的奢侈品，而成为大众狂欢的基本品。这种转变固然是可喜的，但同时本雅明也提醒世人在这种大众文化的狂欢时代要警惕艺术被一些别有用心的政治阴谋家利用作为钳制人们思想的武器。技术将艺术和大众紧紧的联系到了一起，同时也因为大众所代表的人民天然就与政治紧密相连，由此技术也就自然成为艺术与政治之间一剂强心针。

三、质疑之声：技术之于艺术究竟是“工具”还是“主人”

本雅明对技术介入艺术及推动大众文化的繁荣持赞赏支持的的观点，他在几部作品尤其是《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详细论述技术介入艺术不仅丰富了艺术的形式，还培养大众的批判意识和革命意识。他还提出用“艺术政治化”来对抗法西斯的“政治审美化”。而对他的这套理论尤其是关于技术的积极作用方面的观点持质疑甚至反对态度的学者也因此与本雅明进行几次激烈的对抗，其中最具代表性是阿多诺和霍克海默。阿多诺严厉指责因机械复制技术而造成的艺术的堕落，他强烈反对本雅明所推崇的技术推动的大众文化艺术生产，并称其为功利性质的“文化产业”。两人的论争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资本的控制权、消遣的接受方式、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争。

（一）资本利用技术对“艺术”进行操控。以阿多诺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强烈反对本雅明的机械复制艺术的观点，他们认为本雅明在科学技术对艺术的影响上呈现过分乐观的态度。尤其是在本雅明的著作《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发表后，阿多诺明确指出本雅明犯有第二种浪漫主义的错误。他认为电影复制技术毁弃了艺术的自主性，使它成“内在非理性的最终避难所”。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一致认为:“电影院里观众的笑声，决不是什么好的和革命的，相反，却充满着最坏的资产阶级悲观主义。”[6]阿多诺认为这种机械复制的文化工业所带来的人民共享艺术成果的现象完全是统治者利用技术所虚构的民主假象。因为“文化工业的制作者是统治阶级，接受者是人民大众，其核心强调的是统治阶级“自上而下”地整合大众文化，‘自上而下’地向大众灌输文化”[7]。阿多诺质疑的便是资本掌握着技术，并由此操控艺术为统治者服务，这种带有鲜明的阶级属性的艺术表面上给了大众参与权和话语权，而实际上去确是用另一种不让人察觉的方式控制了大众的思想。为此阿多诺强烈的反对本雅明的大众文化技术论。

（二）由定心凝神的关照走向心不在焉的消遣。本雅明认为充满灵韵的传统艺术的接受方式是“定心凝神”地欣赏，而机械复制时代的现代艺术的接受模式则走向了心不在焉的“消遣”，但他对于这种“消遣”的模式的态度也极具暧昧性，一方面他在感叹受众对艺术的快餐型接受，另一方面他也赞同这种“消遣”的其实是“大众强烈希望在空间和人性上更为“贴近”这一要求的结果”[8]。阿多诺等人对此也提出了强烈的质疑，认为这种以追逐商业利润为目的文化工业抹杀了艺术创作原有的自律性、创造性和独特性，导致了文化产品日益粗俗化、商业化。而艺术的消遣型接受方式也破坏了艺术本身的纯粹和内涵。新闻研究学者李良荣就曾指出：“人们对听声音、看影像的兴趣往往胜过读报纸。听声音、看影像的特点就是受众的注意力必须始终追随节目，而且也往往全神贯注于节目之中，而不能像阅读那样边读，边思考、消化、分辨。”[9]电影电视这样的新技术催生的现代艺术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观众常常沉浸在图像不断转换的“消遣”娱乐中，却逐渐丧失了对艺术的思考能力，甚至完全没有时间没有意识要去思考，这种现象对于艺术的欣赏来说应该是非常可怕的。

（三）大众文化的繁荣是“真实需求”还是技术提供的“虚假需要”。大众文化在当下可以用“集体狂欢”来形容，比如我们每天都会花很大一部分的时间在看电视上，电视中五花八门的节目各种方式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力。阿多诺提出这看似的文化繁荣其实是文化工业利用新技术为大众炮制的文化“虚假需要”，而大众在文化工业制品中得到的快乐就是这种虚假需要得到满足的结果。阿多诺认为，所谓的大众文化正是凭借这种娱乐性、消遣性在提供需求以及满足需求的过程中，使艺术成为某种意识形态的传送武器。比如现在的许多电视剧营造浪漫、舒适的生活模式，不知不觉使身受压迫窘境的观众在观看的过程中慢慢忘记自己的真实处境，因而也忘记了反思和质疑，只是一味认同直至被完全同化。

从这三个方面质疑中我们可以看到，面对技术带给艺术的重大变革，阿多诺与本雅明持几乎对立的看法。其实两个人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都犯了片面化或过于理想化的错误。阿多诺更多时候只看到了技术的负面作用，一味提倡艺术的自律性，强烈反对技术介入艺术，对大众文化更是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而本雅明的观点并不像批判他的人说的那样是一种“工艺主义”的技术决定论，本雅明并没把“技术”抬到了一个可完全左右时代的地步，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中，本雅明明确了技术所具有的二重性。他也意识到了技术给传统艺术带来的破坏性一面，但他选择的应对策略不像阿多诺那样一味地反对和排斥。本雅明看到破坏性的同时也发现了技术的进步性，他提出的策略是要求艺术家正视并正确地掌握技术，使之适应现代艺术的发展，以一种“艺术政治学”的模式去发挥艺术社会政治革命的功能。但本雅明的这种乐观积极的艺术企盼是否是一种一厢情愿的乌托邦？可见对本雅明艺术生产理论中“技术”影响艺术进而发挥革命功能的观点进行质反思也是有必要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74.

〔2〕本雅明.作为生产者的作家[A].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第十卷)[C].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

〔3〕王雄.论瓦尔特·本明的“艺术生产”理论[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1995.4.

〔4〕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王才勇译.浙江摄影出版社，1993.5.

〔5〕［德］瓦尔特·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M].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89.131.

〔6〕[德]阿多尔诺.现代艺术与现代美学[A].现代美学新维度——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论文选[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114-115.

〔7〕蔡曦.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研究[D].湖北大学，2013.

〔8〕杨玉珍.本雅明的艺术生产理论评析[D].河北大学，2006.

接地技术论文篇4

【关键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

目前，国际学术界在研究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成果颇丰，但对于发展中国家作为投资国所进行的研究几近于无，而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更需要对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经济效应进行分析研究，这对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与现实借鉴意义。

一、与技术要素相关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及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成果

20世纪30年代，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提出了产业发展模式，即“雁行模式”，“雁行模式”的起点是引进技术，它所描述的是后起国追赶发达国家的一种产品循环过程。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学者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利用不完全竞争市场对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进行解释，该理论很好地解释了以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主的跨国公司的OFDI行为，但不能很好地解释发展中国家的OFDI行为，对OFDI的产业和区位分布也缺乏合理的解释力。

1966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雷蒙德·弗农提出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它把产品的生命周期划分为引进期、成长期、成熟期以及衰退期，并且认为根据产品的不同的生命周期企业的OFDI应采取不同的投资决策和经营策略。该理论对大多数发达国家的OFDI现象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在实际营销中，很难准确的划分产品的生命周期，且跨国公司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其具体决策可能和产品的生命周期不相符。

1970年日本学者小岛清在对本国OFDI实践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从母国与东道国的比较成本角度出发，认为OFDI应该从母国的边际产业开始（已经处于或者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并依次进行。小岛清分析OFDI行为是站在国际分工的比较成本角度来分析的，此分析仅限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投资的解释，而对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逆向贸易投资缺乏必要的解释，不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1977年英国经济学家邓宁（Dunning）将关于资本国际流动的理论综合、总结在一起，形成了关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即国际生产折中理论。折衷的“三优势”理论（OIL理论）为：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而OFDI必须同时具备这三项优势。该理论可以说从整体上符合各国外资和OFDI的发展现状，但并没有很好地解释OFDI的流向问题。

威尔斯提出的小规模技术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开展OFDI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也可能导致发展中国家始终处于国际分工的低端环节，对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获取逆向OFDI行为缺乏合理的解释。

拉奥提出的技术地方化理论认为，处于技术劣势的企业可以对先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和创新，从而形成自身的相对技术竞争优势。这种创新会给开展OFDI处于技术劣势的国家不断提升该国的技术水平，加强产品的竞争力。

坎特威尔等提出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较好地解释了不具有绝对垄断优势的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开展OFDI，不断积累与提本国技术水平的现象，但缺乏对资源寻求以及逃避关税等OFDI现象的解释力。

1991年，Kogut和Chang首先针对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进行了研究，他们基于日本企业在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提出了逆向技术溢出的存在。以Head、Branstetter等为代表的学者也考察了这一论题，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能促进母国的技术进步，对本国经济具有积极影响。1995年，Coe和Helpman提出了“国际R&D溢出回归方法”，证实了进出口贸易所带来的技术溢出对经济的促进作用。2001年，Lichtenberg和Pottelsberghe（简称LP）的研究表明，对外直接投资是国际技术外溢的重要渠道。

（二）国内研究文献

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FDI逆向溢出流出效应”也引起了越来越多国内学者的关注。

1.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存在性

申朴、刘康兵（2012）通过分析市场化进程与FDI的技术溢出之间的关系以及二者对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得到相对完善的市场机制即市场化进程水平超过某个临界值后有利于FDI对我国企业技术创新。何一鸣、张洪燕（2011）运用R&D溢出回归模型探寻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所吸收溢出的国外R&D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存在逆向技术溢出，对提高国内技术有积极作用。郭凤华（2011）运用格兰杰检验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技术进步间的关系，表明对外直接投资能促进了国内技术的进步。

欧阳艳艳运用平均生产率（Malmquist指数）、技术效率（EC指数）与技术进步（TC指数）在2011年对中国各行业对外直接投资所产生的外国研发溢出进行灰色关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业的逆向技术溢出与行业有很大关系。紧接着她在2012年对逆向技术溢出进行灰色关联分析，说明中国应调整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在巩固已有国家或地区市场份额的基础上，开始向发达国家（地区）倾斜。

2.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分析

赵涤非、郭鸿琼和陈宴真（2012）对我国FDI技术溢出与人力资本互动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到我国在工业和服务业方面两者表现为正向关联，但在农业方面为反向关联。刘明霞（2010）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显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逆向溢出效应，我国与西方国家的技术差距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

欧阳艳艳（2010）的研究表明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三大因素是东道国的研发资本存量、人均国民收入和中国的GDP。王英和刘思峰（2008）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逆向技术溢出的四种方式：外国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邹玉娟和陈漓高（2008）分析显示，我国FDI流出增长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之间存在一定的协同关系，并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这种协同关系会更加明显。

3.对外直接投资寻求技术进步的政策建议

郭凤华（2008）分别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和技术进步的关系。最后，从国家、产业、企业的角度给出了政策建议。汪思齐（2010）系统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产业技术进步效应。邹明（2008）为中国开展以技术寻求型为主的对外直接投资提出了政策建议。赵天培（2010）实证分析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为我国技术导向型对外投资提供依据。

二、研究中现存在的问题

纵观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逆向技术进步的研究，可以发现：

1.目前从国外学者对逆向技术溢出的研究来看，对发达国家研究多，对发展中国家研究少，如：Kogut和Chang的研究集中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而国内学者较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FDI流出”对国家竞争力、经济增长、贸易等的影响效应。技术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较少并且主要集中在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和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分析。技术寻求型的FDI研究大多还停留在案例和理论研究阶段，实证研究较少，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还没有系统地论述，只有一些零星的研究，其中王英和刘思峰分析了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因素，但不够系统。

2.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渠道的逆向技术溢出已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但有关的行业分析尚不多见。尽管欧阳艳艳证明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业的逆向技术溢出与行业有很大关系，其中第二产业（制造业、建筑业）的关联度较强，而第三产业中技术含量不高的行业具有较高关联度，但是技术含量高的行业不具较高的关联度，但我们可以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3.由于数据有限使得学者不能采用各行业的面板数据对各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研发资本存量（包括人力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如郭凤华、邹明等的研究。另外，由于我国改革开发初期和现在对数据的统计口径也不一样，再加上汇率的较大变化，所以有些文章在实证分析时没有对数据采取恰当的处理方法。

三、深化研究的思路

从上述文献不难发现，随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不断深化，在世界经济的地位不断提高，未来研究的可能方向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获取逆向技术溢出不仅仅是发达国家之间相互直接投资的主要原因，而且也是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但是，已有的国内外研究成果还没有对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我们可以以中国作为研究分析的对象，在这一方面做出新的研究。

2.可以在回顾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基础上，归纳了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母国技术进步的主要决定因素，通过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如协整分析、因果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等，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不同行业的逆向技术溢出进行实证分析或者考察我国在不同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的技术进步影响的差异。

3.可以利用统计分析方法、计量经济学方法、归纳演绎方法、比较分析方法、实证分析方法和案例分析方法。搜集数据时要在不同数据库寻找数据，要对数据进行恰当处理，在对比分析基础是尽量做到指标统一，尽量使研究结论更为客观、可靠。在扩大样本数据的基础上，用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有创造性地进行研究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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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avid T.Coe，Elhanan Helpman，Alexander W.Hoffmaister，"International R&D Spillovers and Institutions"，European Economic Review，Vol.53（2009），pp.723-741.

[3]Dunning J.H.The Investment Development Cycle and Third World Multinationals[M].London：Francis Porter，1986.

[4]Hymer H S.The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of National Firms：A Study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M].Cambridge：MIT Press，1976：260-264.

[5]Jeffrey I.Bernstein ，Pierre Mohnen，"International R&D Spillovers between U.S.and Japanese R&D Intensive Sector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Vol.44（1998），pp.315-338.

[6]Kogut B.and S.J.Chang，"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and Japanes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Vol.73 no.3 （1991），pp.401-413.

[7]Lall S.The New Multinational：The Spread of Third World Enterprises[M].London：Chi Chester，Wiley，1983.

[8]Lichtenberg F，and B.Van Pottelsberghe de la Potterie，“International R&D Spillovers：A Comment”，European EconomicReview，Vol.42（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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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迈克尔·波特.国际竞争优势[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12]申朴，刘康兵.FDI流入、市场化进程与中国企业技术创新——基于system GMM估计湖南驱人如驱羊的实证研究[J].亚太经济，2012（3）.

[13]赵涤非，郭鸿琼和陈宴真.我国FDI技术溢出与人力资本互动机制的实证研究[J].亚太经济，2012（2）.

[14]欧阳艳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境外地区分布差异性研究[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

[15]何一鸣，张洪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逆向技术溢出关系的实证研究[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11（1）.

[16]郭凤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技术进步的关系研究[J].经济与管理，2011（9）.

[17]欧阳艳艳，喻美辞.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行业差异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11（4）.

[18]欧阳艳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因素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10（4）.

[19]刘明霞.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基于技术差距的影响分析[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0（3）.

[20]王英，刘思峰.国际技术外溢渠道的实证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4）.

[21]邹玉娟，陈漓高.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技术提升的实证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2008（5）.

[22]刘明霞.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基于技术差距的影响分析[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0（3）.

[23]赵天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D].中南大学，2010（11）.

[24]汪思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母国产业技术进步效应研究[D].武汉理工大学，2010（11）.

接地技术论文篇5

[关键词]麦克卢汉 媒介理论 技术决定论 人性

一、技术为什么产生

在《媒介即讯息》一书中，麦克卢汉认为：“技术的影响并不是产生于意见和观念的层次上，而是体现在它悄悄地、毫无抗拒地改变感觉比例或知觉形式。”作为一个泛媒介论者，麦克卢汉所理解的媒介要比其他传播学者宽泛得多。他以铁路、飞机为例证说：“铁路并未给人类社会引入流动或交通运输或公路，但却使人类先前的功能加速，并扩大了其规模，开创了全新类型的城市和新兴的工作与休闲。这一切的发生，不管铁路是在热带环境中还是在北部环境中运转都一般无异，且与铁路媒介所运货物或所含之物无关。而飞机通过加快交通运输的速率，倾向于使铁路形式基础上的城市、政治和交往解体，这也与飞机被用于干什么无关。”

这种论断是颇具争议的。一方面，麦克卢汉在他的作品中并未明确指出技术为什么产生；另一方面，他认为铁路、飞机媒介在速度上的革命使得人们开始依附这种媒介形式，从这种媒介形式中，人们获得工作与休闲。进而我们顺理成章地接受技术改变了我们的社会、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这种论断。

事实上，麦克卢汉的这种文字表述本身并没有错误，但是却为人们造成一种因果逻辑上的错觉。技术并不是凭空产生，人类也从未享受过天上掉下的馅饼。历史证明，只有当人们有一种需求的时候，人们才会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开发技术满足自己的这种需求。

喜怒哀乐是人的本性。人们听广播、看电视从来不是为了获得喜悦或是悲哀。仅仅是通过这种技术手段使得自己本身就有的这种感觉得以强化。所以我认为，需求诞生于技术之前，技术的产生是为了满足需求。换句话说，技术生来就具有某种使命，而非麦克卢汉所说，媒介派什么用途无关紧要，技术的诞生就是为了具有某种用途。

二、技术在人类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

麦克卢汉一反以媒介传递的信息内容为中心的研究传统，强调媒介技术本身对整个文化发展进程的影响，进而开创了一种新的研究传统。这种研究使得人们对技术的关注程度提高，特别是以媒介技术为焦点，以媒介技术史为主线，把人类文明发展串联起来，更显得技术在这一层面上的意义尤为可贵。

但是客观来讲，在人和技术的“第一性”上，我们需要肯定人的作用。技术作为人类智慧的结晶，它永远处于被支配的地位。然而，技术使得人类文明得以璀璨无庸质疑，就社会生产而言技术的“第一性”应该是值得承认的。这两个观点并行不悖，因为它们是在两个领域中提出的。

对于技术而言，在不同领域是存在不同解读方式的。我们在肯定技术作用的同时，并不能否定人的作用。反之也是同样的道理。

从而我个人认为，站在“人”的角度解读媒介技术，“技术决定论”显然过于偏执。

三、从“人”的角度理解“技术决定论”

在《理解媒介：人体的延伸》、《媒介即讯息》中，麦克卢汉把语音字母说成是创造“文明人”的技术手段，并断言惟有它才是这种技术手段，把印刷技术说成创造了公众，把电子技术说成创造了大众。他还声称：“我们时代对整体性、感情移入和意识深度的追求是电子技术的自然附属品。”不难看出，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的论断，虽然很有见地，却也很容易被推向“技术决定论”的极端。

对于“媒介即讯息”，麦克卢汉巧妙地把各种媒介技术解释为内容，并颇有自己的理解。他从媒介技术的功能作用的角度理解“内容”，提出任何媒介的“内容”总是另一媒介。“言语是文字的内容，正如文字是印刷的内容一样。而印刷则是电报的内容。如果有人问，‘言语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就有必要回答说，‘它是思想的实际过程，这本身是非语言的。’”

麦克卢汉的对于这一观点的解释十分有趣。因为他已经意识到对于言语这部分的阐释并不尽如人意。言语不同于语音字母，更多地强调的是言语所表达的思想含义。而这种单纯内容上的理解，麦克卢汉是无法把它归为某种技术之列的，所以只能把言语作为思想的反映。

然而许多实验表明，长期脱离社会群体的人是不具有言语功能的。所以把言语理解为媒介技术却又显得合情合理。可是这样一来，言语作为媒介却又不是另外一种媒介的内容。

所以我认为导致这种情况的产生是由于麦克卢汉忽略人的作用而过分强调技术作用的结果。作为一种媒介的理解方式，我们可以把某些媒介理解为另外一种媒介的“内容”。但是这不等于媒介技术可以同内容混为一谈。内容反映的是人的意愿，技术用来传达这种意愿。人们可以利用不同的媒介技术实现一个环节加上另外一个环节，最终表达自己意愿的目的。举了例子来说：我爱我的爸爸，我的爸爸爱汽车。依据麦克卢汉对内容的理解，把我对爸爸的爱和爸爸对汽车的爱混淆在一起，这是逻辑上的错误。技术可以对内容造成影响，可是却不能左右内容的产生，所以“技术决定论”在这一层面上说不通。

在定义“冷媒介”与“热媒介”的时候，麦克卢汉认为，有些信息“低清晰度地”延伸人的感官，他们提供的信息清晰度低，且明确给出的信息量小，受众在信息接受过程中需要大力发挥想象，填补空白，参与程度高，这些媒介即“冷媒介”。另一些媒介则“高清晰度地”延伸人的某个单一感官，他们提供的信息清晰度高，且明确给出的信息量大，留下给受众凭借想象力填补的空白甚少，受众可用某个单一的感官承担起接受信息刺激的活动，参与程度低。并且麦克卢汉认为电视和电影应分属“冷媒介”和“热媒介”。

麦克卢汉从技术的角度，以各种量化的指标，告诉人们为什么电视和电影要有此区分。这种研究，告诉我们在一种相对理想的条件下，电视和电影在本身的技术上能够造成受众对于接受信息程度的不同。

然而这种理解在宏观层面上又显得很不必要。同样的信息量，电影和电视所能够产生的差别是微乎其微的。人们通过自身已有的一些经历，很轻易地就能够把其中的空白填补回来。事实上，很多人选择去电影院看电影而不选择用电视机，最重要的原因是电影在视觉和听觉上要比电视表现出众得多，能够给人们更大的心理愉悦感而非人们接收信息量多少的问题。也就是说麦克卢汉在区分“冷媒介”与“热媒介”的时候是通过运用技术手段和数据指标来做出的判断，这种判断十分可怕，因为这似乎完全抹杀了人性的存在。“技术决定论”在这种理论架构上，也难免摆脱不了“杀人”的嫌疑。

参考文献

[1]张咏华．媒介分析：传播技术神话的解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接地技术论文篇6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但是由于资源的过度消耗，环境的破坏等使得传统的依靠要素投入的发展模式受到挑战。特别是中国居民收入大大的提高，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制约。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其核心依赖于技术创新，另外中国要想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国外很多国家的实践证明了技术创新的提升是必然路径。对于如何实现技术创新，很多研究认为中短期需要不断增加科研投入，增加科研人员投入当量，长期需要提高教育水平，实现劳动者素质的整体提升。上述技术创新的提升路径为中国实现新常态下的经济可持续增长提供了可能。除此以外，还有其他路径。技术创新理论认为，技术创新来源于自主创新和外源技术，实现科研投入的人力资源和资金规模的增长目的是为了自主创新，而外部技术的吸收也是一个重要的途径。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实现的技术创新大部分是外源的技术创新，通过吸引跨国公司的投资提高了技术水平，使得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高科技产品出口国。吸引外资可以提升技术水平，对外直接投资能不能达到同样的目的呢?Coe和Helpman(1995)、［1］Lichten-berg和Potterie(2001)、［2］Chang等(2012)［3］都对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创新效应进行了理论和实证方面的研究。国内近年也开始对此进行研究，分别从整体、地区和分行业等方面展开。吴建军和仇怡(2013)［4］认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的技术创新活动带来了正的影响，且大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研发投入与发明专利授权量的影响程度。从区位方面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创新效应的也比较多，陈菲琼等(2013)［5］选取2003～2010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在L－P模型中加入技术吸收能力与对外直接投资获取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溢出的交叉项，通过实证检验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创新能力有提升作用。苏文喆和李平(2014)［6］运用门槛检验方法，认为吸收能力跨过一定门槛后，OFDI对中国部分地区技术创新的作用效果会显著提高。能够有效吸收OFDI母国技术创新效应的主要是部分东部沿海地区，而绝大部分中西部地区的省份仍未跨过吸收能力的高门槛。余官胜(2013)［7］从地区吸收能力的视角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阚大学(2014)［8］基于2003～2009年中国省级大中型工业企业面板数据，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实证发现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制度改进有效地促进了OFDI对内资企业的技术创新外溢，市场化程度越高，技术创新外溢效应越强，而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反而存在负向效应。部分研究也从行业视角进行验证，吴晓波和曾瑞设(2013)［9］在系统梳理当前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技术创新、母国自主研发及母国技术引进影响的相关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中国部分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自主研发有显著正向作用。与以往文献不同，尽管本文也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创新效应，但是笔者主要针对高科技产业，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对于目前中国的产业转型升级有重要作用，而且2009年以后中国高科技产业加快了跨国并购的步伐，其目的主要是为了获取技术;其二，笔者的研究针对高科技产业的细分行业，而且研究结果发现不同细分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效应具有显著的差异;其三，笔者利用负二项分布回归模型，这个模型可以有效的解决一个事件发生的次数或事件计数来估计(Maddala1983;CameronandTrivedi，1998)。本研究中的事件次数是专利申请数量。事件次数被定义为一个非负整值随机变量。笔者假设专利数(patentsi)服从负二项分布，即专利数量被建模为一个引入异质性的未观测误差参数的方差以及解释变量的向量(x)强度参数的泊松过程。

二、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技术创新的机制

Grossman和Helpman(1991)［10］认为，技术创新与从国外获得的知识正相关，新增长理论模型也强调技术创新的“干中学”过程。假设1: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行业技术创新绩效有正相关关系。传统跨国公司理论认为，发达国家拥有技术优势，发展中国家只能被动的接受发达国家的技术转移，达到技术升级的目的，即使是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理论也认为发展中国家只能在自身产业升级的基础上实现向比其落后的国家进行投资。但是越来越多的实践证明，发展中国家企业可以通过对发达国家的绿地投资或者并购，实现产业创业技术升级，特别是跨国并购，通过并购成熟的发达国家企业，从而拥有了其申请的专利和相对于发展中国家比较新的产品和技术，最终实现技术创新。联想电脑对IBM的并购实现了技术的跨越式发展，获得了较多的世界市场。假设2: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促进母国行业的自主创新由于既定资源的限制，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相对就会减少母国的资金支出规模，这个支出包含了大量的科研人员支出和研发支出，相对就会减少母国的自主创新程度。这是从一般意义上的理解，但是大部分研究认为，跨国对外投资的增加会增加企业自主创新的程度，这主要是由于技术的规模经济效应。中国的很多高科技产业缺乏在关键技术的创新，陷入了技术创新的瓶颈，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或者招聘别国的优秀科研人员进行研发，或者直接并购拥有关键技术的国外企业，母国企业在拥有关键技术的情况下通过对技术的整合，实现技术的跨越式创新，也同样达到自主创新的目的，这就是和购买国外技术同样的原理，购买—吸收—创新的路径也同样适用于对外直接投资。

三、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创新效应的实证检验

1．模型和数据来源按照本文的基本理论框架，在实证研究中可以将影响国内技术创新的变量分为国内因素和国外因素两类构建本文的计量回归模型:lnNPV=β0+β1lnLit+β2lnODIit+β3lnRDit+β4lnRDit×lnODIit+β5lnRDit×MG+μt+εit其中，NPV代表新产品产值，新产品产值越高，表明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越强，同时笔者用行业在国内外申请的专利数量来代表技术创新;L代表行业劳动力人数，笔者用企业用于研发的劳动工时当量代替，表明企业投入研发的人力资本越多;RD代表企业用于研发的投入越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越强;ODI代表对外直接投资数量。在研究中，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显著的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但是由于对外直接投资会减少母国的技术研发投入，还需要考查RD变量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同时对RD和ODI进行交叉分析，MG是跨国并购占对外直接投资的比例，笔者还对RD与MG进行交叉分析，以确定直接投资的哪种模式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较大。下标i和t分别代表行业和时间，μ和ε分别为时间变量和回归残差。由于统计范围的限制，各国对高科技产业包含哪些产业存在差异。美国国家统计局于1989年7月确定了生物技术、生命科学、光电子、信息通讯、电子、柔性制造、先进材料、航空航天、武器、核技术等10个为高科技产品，美国官方又以10位海关编码(HS－10)为基础、对“高科技产品”(AdvanceTechnologyProducts———简称ATP)做了详细的界定。根据科技部对高科技产业的定义，我国高科技产业主要包含医药制造业、航空航天制造业、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这五大行业，又细分为22个小行业，本文以五大细分行业为研究对象。高科技产业的新产品产值、科研投入的人力和资本状况等来源于《中国高科技产业统计年鉴》，由于数据来源的限制，我们的研究期间为2002～2013年。高科技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来源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报告》。技术专利申请数量来源于国家知识产权局和国际知识产权组织。2．实证研究结果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中，由于资源禀赋的限制，我国主要投资于资源开采行业，包括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等自然资源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投资的主要地域也主要集中于中东、非洲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但是，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特别是2009年以来中国对美国和欧洲的制造业投资增速非常迅速，所占比例也非常高，在对美国的直接投资中，制造业的投资所占比例超过40%，其中又以高科技产业为主。与之相应的是，中国的技术创新水平近年也快速发展，根据孟祺(2014)［12］的研究，中国制造业出口附加值所占比例从2009年开始，一改以前下降的局面，出现了缓慢的上升，这说明中国的技术创新水平在不断提升。笔者主要研究高科技产业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根据前面的逻辑框架，主要集中于两个因变量，一个是高科技产品新产品价值，一个是专利申请数量。模型1和模型2主要针对这两个变量进行一般回归分析，对于RD和ODI的交叉变量和RD与MG(并购所占比例)的交叉变量，这两个变量都是衡量对外直接投资能否直接促进技术创新的条件。在模型3和模型4中进行了断点分析，研究2009～2013年的数据。研究发现，劳动投入当量、研发资金和对外直接投资这些变量都对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影响，但是其影响有显著差异。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研发投入，其次分别是研发人员当量，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程度较小，在模型1和模型2中，即使添加了两个交叉变量，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仅仅在10%的水平下显著，模型2的系数稍微高于模型1，这两个模型对应的是2002～2013年的数据。在模型3和模型4中进行了断点分析，以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发现对外直接投资的显著性水平为5%。究其原因，一方面专利申请数量是一个即时的直接变量，而高科技产品新产品价值是一个较长的变量，根据一般推论，短期对外直接投资并不直接增加新产品价值;另一方面，我国高科技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相对较小，还难以对技术创新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本文又对高科技产业的细分行业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电子通讯行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的各项因素都比较显著，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也查过平均水平，而医药制造业、航空航天制造业以及医疗仪器设备行业在研发人员当量、研发资金的影响上比较显著，对外直接的影响并不显著，从交叉变量来看，RD×ODI以及RD×MG的影响在各个细分行业上都显著，但只是在电子通讯行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行业以及医疗仪器设备行业上影响比较大，而且在5%的水平下显著，在医药制造业和航空航天制造业这两个行业的显著性水平为10%。

四、结论和政策含义

接地技术论文篇7

关键词：焊接教学；焊接问题；教学思考

目前，国内的许多技术学校的焊接教学模式基本上是遵从先理论、后实践的传统教学模式，学生的大部分在校时间都花费在理论的学习上，教学过程中的理论知识和实践也不能很好地衔接起来，教学方法比较乏味，不能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也不能培养出具备卓越的操作能力学生，致使教学效果不理想。笔者认为，技术学校应当根据学生学习理论知识主动性不强、喜欢动手的特点，积极探索出新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结合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焊接教学培训目标不断提高焊接教学质量。根据本人多年在焊接技术学校的教学经验，现在就来谈谈对焊接教学各个方面的几点看法。

一、明确教学培养目标。技术学校的学生一般都是学习成绩较差，接受知识能力较弱，他们大多是考不上高中或大学的学生，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不喜欢在教室里听教师讲理论知识，很多学生上技校就是为了学实用的技术，赶紧到社会上工作，因此，这些学生往往不注重学习理论知识的学习和学习过程，只注重学习的结果。因此，作为焊接教师，我们要让学生充分明确每堂课的教学目标，使学生在学习是能够心中有数，进而积极认真地学习理论知识。在焊接课堂进行前，教师要设定好教学目标，并在课堂上循序渐进地引导学生进行学习，这样就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学习态度。我认为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检测自己的教学目标是否明确：1、教学任务是否可以测量；2、是否可以顺畅地复述教学任务；3、采用的教学手段、教学进度是否与教学目标一致。

一、革新教学理念，加强建设焊接专业师资力量。如今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技术学校要不断革新教学理念，不断提高焊接技术，跟上时展水平。作为焊接教师，我们要加强自身的职业素养和道德素养，定期参加焊接培训活动，不断地给自己充电，学习最新的焊接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只有教师的业务水平跟上时代的发展，学生才能够学习到最新的焊接知识和焊接技术。

二、加强焊接培训教学活动，积极进行课程改革。培训学校要加强对学生的实训活动，学思想，在焊接教学上形成以专业基础课为理论基础，专业指导课和实践课相结合的教学模式，这样不仅让学生能够充分地掌握专业理论基础知识，以便指导焊接实践课程的进行，同时，用实践课程来更加深刻地理解和实践理论知识，只有通过实践和理论的相互促进和相互指导，才能够将焊接技术学得更扎实。在加强焊接培训教学活动时，学校和专业教师要制定好教学目标、行动计划和实践措施，通过在教学上的调研和分析，以实训课为核心来展开课程改革。对外语、数学、化学、语文等课程进行合理地压缩和科学地安排，对学生自己感兴趣的科目选择尊重“个性差异”原则进行，对于焊接专业课程进行优化和整理，把与焊接有直接联系的知识进行整编，把专业基础课、专业理论课和实践课进行融合，把焊接课程进行课题式和模块式配置，从而使焊接课程实践得更具针对性、科学性和趣味性，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三、进行模块化教学，把理论融入实践。要不断对焊接专业课程的改革，将新的教学理念融入到教学活动中，探索新的教学模式。对焊接课程进行焊接理论学习 ——焊接实训——体化教学模式配置，将理论知识指导实训课程，把理论和实践紧密地联系起来；根据理论为实践技能提供服务，设计以埋弧焊、二氧化碳焊、焊条电弧焊等焊接方法为主的教学模式，将焊接应力、焊接工艺、焊接设备等理论融入到这些模块里，再根据立焊、横焊、仰焊等焊接位置来设计一块块小的教学模式。同时，把焊接操作、焊接过程教学视频、焊接操作演戏等方面巧妙地融入到这些教学模块。学校和教师在科学地设计教学模式时，也要让学生对所学的知识内容有一个充分的了解，只有这样，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增强学生动手能力。

四、进行趣味性教学，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教师要在课前进行备课、教学设计、教学进度安排等课前准备活动。教学设计要具趣味性和生动性，讲课时要根据教学内容利用风趣、幽默的教学语言进行教学活动，对于难以记忆的理论知识，教师要利用顺口溜、口诀等便于学生记忆的教学方式帮助学生记忆重难点知识，在课堂上进行的提问、解答、反问、讲题等都可以通过幽默、趣味的教学语言来进行，同时，可以进行通过些小游戏、谜语等活动来启发学生的学习思维，让学生放飞思考的翅膀，进而活跃课堂教学氛围，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值得注意的是，语言教学的趣味性在教学活动中要发挥得当，切不可哗众取宠，影响了正常的教学活动的进行。

五、充分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性，实施“因材施教”教学模式。作为学校和教师我们应当非常清楚地明白学生在学习上存在着能力和个性差异。用“因材施教”的教学方式对学生进行教学活动。针对学生的个体差异性，按照学生的知识水平和特色将教学内容分为若干层次和模块，采用不同的教学方式和教学进度实行差异化的教学。例如，对初级、中级、高级等不同层次水平的学生进行不同的考核要求，或设计针对性的课题教学模块，对于优秀的学生进行高的要求，水平较低的学生进行低标准要求，从而在整体上提高考核标准，使每个学生都得到不同的进步。只有“因材施教”才充分体现教学中“以人为本”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充分变现自己的个性和能力，有机会体验“成功”的喜悦，从而不断自信和自强，进而形成积极、主动的良好学习心态。

六、优化教学评价体系。改进教学评价体系，可以增加教师教学活动的积极性，改进教学质量。在这里我们可以采用学生对教师教学质量的评价、学生之间的评价、教师对学生的评价等模式，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性和评价活动，让学生参与到教学内容和教学过程中的评价活动；例如对教材中理论是否符合实训要求，理论知识能否指导实际操作；对学生是否已经很好地学习和掌握了焊缝知识进行评价。在进行评价过程中要注意以什么方式来评价，要想达到什么样的评价目的。在评价活动中，值得注意的是要从鼓励、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焊接教学质量为目的。在教学活动中教师对学生进行恰到好处的提问和鼓励，诱导学生积极地探索知识和解决问题。培养学生独立的学习能力和思考能力。

总之，作为技术学校，我们要加强自身业务水平，不断提高教学水平，探寻新的教学方式和手段，进而为学生更好地服务。技术学校的学生是社会上技术工作人员重大的后备力量，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力量，只有加强培养他们的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才能够让他们胜任技术型工作重担，从而把我国技术业务提高到一个层次水平上来，进而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作贡献。■

参考文献

接地技术论文篇8

在地球上当你观看日落时,通过旋转太阳镜上的偏光镜你就能看到这种情况。从以上论述我们不能不承认,现代成像技术所制造木星知识的条件性和丰富性。如果用伽利略的望远镜来看,木星就是一片模糊,除了能看到木星具有卫星之外已经制造不出更多的知识来了。例如,由木星自身辐射的红外线即使通过伽利略的望远镜也无从知晓,因为对于光学望远镜来说,红外线“无声无息、无影无踪”。这就像人无法感知到空中有电波一样,只有当拿来收音机收到电台声音的时候才能感知到存有电波。而在以上所述关于木星的观测中,只有通过红外设备才能够发现和“捕捉”到红外线,再通过一系列的技术性设计将红外线所反映的信息“翻译”成视觉图像,从而制造和推知出上述关于木星的众多知识来。很明显,木星的这些知识都是依赖于现代技术制造、建构、诠释或翻译的。对此,伊德说道,“这种新产生的科学知识比以前的例子更清楚和更明显地说明,这些科学知识只有通过技术为中介,它们对我们来说才是可能的。在这个层次上,科学的技术体现才彻底显明。”当然,对于简单的知识来说就可以通过简单的技术来探知,尽管人们甚至不会觉知到运用了技术,如前面所举粉笔之类的简单例子。但是,不管简单技术还是复杂技术在制造知识的诠释的本质上都一样,只是简单技术制造的是简单一些的知识,复杂技术制造出来的是复杂一些的知识而已。总而言之,科学知识都是技术体现出来的,没有相应的技术就不会有相应的科学知识产生。

二、对技术所蕴含科学原理的理论解释

众所周知,任何技术总是蕴含一定的科学原理或科学知识的,这是技术“有用”的基础。如果对技术中的科学原理追求一种本质上的理论解释,就可能逐渐形成科学理论。西方文明正是循着对生活世界中纷繁复杂的各种现象,追求形而上本质解释的主线前进的,进而萌芽、发展与形成了现代科学。由此可见,执着追问技术所蕴含的科学原理对于产生现代科学具有重要意义。这是研究伊德科学现象学中技术先于科学的存在论关系的重要源动力。对于技术蕴含科学,伊德阐述了两层意思:一是,任何技术都蕴含着科学原理,这是技术能够被实施的根本性前提条件。只不过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上的技术,其蕴含的科学原理是事先就已明确的,而前科学的技术蕴含的科学原理是不明确的。当然,即使是现代技术,技术的使用者对于技术所蕴含的科学原理往往也是不明确的(如医生对于医疗仪器的科学原理往往就缺乏了解)。伊德说,技术在存在论上具有优先性,科学原理在人们技术性“操劳”的时候实际上在为技术服务。这也是海德格尔所说的“技术在存在论上先于科学,实际上科学是技术的‘工具’或‘用具’的意思。二是,简单的技术蕴含着的科学原理较为简单,越复杂的技术越是包含庞大的科学知识体系。伊德选取了三代典型的技术来予以分析。首先来看弓箭技术的例子。不管是长弓、弩弓、骑射弓、“火箭”或“闭合箭”,这些弓箭技术虽然几乎是在完全不同的生活实践中单独发展起来的,但是,“在抽象的意义上,所有的弓箭都是‘相同的’技术,在这种技术中,投掷物(箭)是由弓和弓弦的张力来推进的。”从力学原理来讲,不管哪种弓箭技术,都是弓和弦在弹性形变的基础上产生的弹力作用在箭上,从而推动箭射出的。根据机械能守恒定律1/2kx2=1/2mv2或冲量定律Ft=mv,就可以计算出弓箭的威力与箭的射程等。其中:k表示所用弓与弓弦的平均弹性系数;x表示弓弦离开零外力时位置的距离;F表示弓和弓弦共同产生的弹力作用在箭上平均大小;t表示从张满弓松开手到箭离开弓弦的作用时间;m表示箭的质量大小;v表示箭离开弓弦时的初速度。这样来看时这些技术并没有本质差别,换句话说就是:它们都能用相同的科学原理或科学知识来解释。尽管古人不知道这些科学原理,但并不影响他们制造和使用这些简单的弓箭技术。其次来看伽利略的望远镜的例子。伊德认为,望远镜技术是从古代最简单、最原始的技术到现代最复杂、最先进技术的转折点上的典型技术。伊德说,“在我所命名的技术-科学中所发生的第二步,是在成像技术中产生了第一次科学革命,这是随着光学透镜技术的发明和使用而发生的。”伽利略使用望远镜的确发现了很多新的现象,显然他并不是先知道望远镜技术的原理才去观察的,但是他在发现了望远镜的“好处”之后开始了思考光学原理而尝试改进该技术。尽管科学史家沃尔夫说伽利略在光学研究方面并无成果,但是对于光学原理的思考确实是后来光学技术进步的前提。科学史的事实证明,主动对技术之中的科学原理寻求理论解释,是现代科学诞生以及技术持续进步的必要条件。最后来看新天文学之类的后现代技术的例子。伊德引用了《新天文学》的话说,“新天文学之所以能迅速发展,部分原因是在20世纪30年代偶然发现的来自地球之外的无线电波。”显然,这是一个截然不同于以往天文学发展的全新例子。因为无线电波不同于可见光,无法通过“自然”技术“看到”,而是需要既有的“人工”①技术来诠释和体现出来。能够发现地外无线电波本来就是无线电技术在实践中“先在地”存在的结果。而对蕴含于感知无线电技术中的无线电波可翻译为声音或影像的原理进行本质上的理论解释却是后来射电天文学迅猛发展的理论前提。也就是说,只有在具备了承载新天文学的技术平台之后,再追求对“技术中所蕴含的科学原理”作出理论解释,这时候人们才可能在这个方向上开辟出“射电天文学”这门新科学来。由此看来,科学就是在对为技术服务的原理进行系统化的理论解释之后形成的,越是复杂的技术越是蕴含庞大的、多学科的知识,越需要理性的参与和前期积累,也越难自发形成。因此,现代科学只在具有发达古希腊科学文化背景下的欧洲诞生。而望远镜技术由于蕴含较少的光学、物理学知识,在实践中“拼拼凑凑”还有成功的偶然性,所以望远镜可以见诸于多个文明当中。至于简单的弓箭技术只蕴含了一些基本的力学原理,因而不论文明程度如何,都能自发产生,所以才会如伊德说的那样:所有的古代文化都有弓箭技术。

三、科学与技术的“接力”关系

从以上“技术蕴含科学原理”的论述中,我们应该可以觉察到:古代技术和“第一次科学革命”的现代技术由于所蕴含的科学原理或科学知识较为简单,较多地表现出了自发的特性,所以在没有严格概念体系和逻辑推演的社会中也能够产生和存在;“第二次科学革命”的后现代技术由于所蕴含的庞大科学理论体系需要“第一次科学革命”理论产物的“人工”技术平台,而此较为复杂的“人工”技术平台又必定是在原有科学理论的基础上产生和制造出来的,这完全只有在对概念化的科学体系达到自觉水平的情况下才可能产生,所以,“第二次科学革命”的技术无法在科学处于“经验层次”水平的社会中产生。也就是说,具有“第二次科学革命”特征的“后现代”技术与科学的关系,表现出互为前提和基础的交互关系,这类技术完全不可能在科学没有上升到理论层次水平的社会中产生。正因如此,伊德把当代科学称为技术-科学,他认为当代的技术与科学是纠缠在一起的一个整体。他说,“技术-科学的秘密,以及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后现代的关系,都没有被发现。一种文字游戏闪现在我的脑海中:当代科学完全是技术化的科学(technoscience);而大部分当代技术也都是技术化的科学……技术-科学是科学和技术杂交后的产物,在同一个杂交体中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

这种密不可分的关系,类似体育比赛中的“接力”关系。根据科学史可知,若能将简单技术所蕴含的科学原理与知识进行“提纯”,从而促进系统的科学理论产生的话,那么系统的科学理论又可以推动人们设计制造出较为复杂的技术性仪器设备,从而进一步又对复杂技术负载的、体现的、诠释的新的科学理论进行“提纯”,如此不断螺旋递进,表现出科学与技术相互促进、相互支撑的“接力”关系。但需注意,这里有一个“瓶颈”,那就是从自发的技术“跃迁”到自觉和自为的技术阶段时,有一个对自发技术中所蕴含科学原理的“提纯”工作要做。当人们对自发技术中所蕴含的科学原理“提纯”不出来时,就只能停留在“经验层次”的科学阶段了,这时候也就无法产生现代的技术。而现代技术不能在实践中使用的话,所蕴含于其中的科学原理就“无从服务”、“无所依附”,进一步的科学“提纯”工作当然也就无从谈起,也即科学就没有了发展的逻辑前提。打个化学上的比方,当人们纯粹只是根据经验从颜色、状态等层次来把握物质变化时,很难驾驭化学反应制造出想要的物质,也不可能产生现代化学,如古代炼丹术。而只有追问理论本质,逐步地将各反应现象背后的规律、原理弄清楚之后,才有可能产生现代化学,从而驾驭化学反应,制造各种想要的化学物质来。这里经验层次的技术指的是自发的古代技术,而理论层次的技术则是自觉、自为的现代技术。是否能够从经验中进行理论的“提纯”决定了是否能够超越古代技术层次进入现代技术层次,这就是前面所说的“瓶颈”。这个“瓶颈”其实就是古代技术与现代技术(含后现代技术)的分界线,在前已提及的“第一次科学革命”的技术与“第二次科学革命”的技术之间就是非常明显的。显然,这个“瓶颈”也就是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近现代科学-技术的那道跨不过去的“坎”。从技术中“提纯”出科学理论的能力就是突破“瓶颈”的能力,在越过了这个“瓶颈”之后的社会中,科学与技术的相互关系就会表现出强强组合的“接力”关系,也就是“强者愈强”。这是欧美现代科学-技术之所以持续进步的根本原因。

实际上,这可以从古代中西方科技发展史的对比中得到印证。中国古代的技术基本上都是在自发技术框架内发展的,缺乏从技术中“提纯”出概念系统的科学理论的过程,因而古代中国没有能够实现对“瓶颈”的成功“跃迁”,从而只能停留在古代技术的经验科学水平,无法进入现代技术这一现代科学理论指导下的更高技术的新阶段。李约瑟先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有段话很耐人寻味,他说,“整个说来,中国和西方在科学上相互影响的程度似乎非常微小,以至使人感到这种富有成果的交流根本就没有存在过。至于技术方面,情况便大不相同了。”为什么会这样呢?他在书中从几个地方道出了其中的原因。他说,“在15世纪以前,西欧的技术可以说落后于旧大陆的其它任何地区。从经院哲学中可以看到的过分严密的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不可能对亚洲思想家有任何吸引力;近代科学确实必须冲破这一外壳才能诞生。希腊和希腊化国家的古典科学作品确实是一项宝藏,甚至比虔诚的佛教徒到印度去取的经典还要宝贵。但在13世纪时,这些科学作品对于西欧人来说,并不是全都可以得到,而且,在文艺复兴和维萨留斯及伽利略的时代之前,其中没有一种著作被充分地吸收到欧洲人的思想之中。当然,这些著作可以从阿拉伯文译本中得到,中国本来可以比欧洲人更便利地得到这些著作,但是中国人之所以没有得到它们,或许是因为中国学者对理论缺乏兴趣,而这些理论却补偿了欧洲在技术上的贫乏。”好一个“或许是因为中国学者对理论缺乏兴趣”,所以,尽管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实际上有着长长的交流史,希腊和希腊化国家的古典科学作品其实中国都能够从阿拉伯国家得到,完全可以取西方人之长补己之短,但由于中国对理论不感兴趣而“没有得到它们”。反过来,中国的长处却恰恰被西方人“取”走了。李约瑟是这样说的,“在公元后整整十四个世纪的时间内,技术上的发明尽管缓慢地、但却大量地从东方传到西方。”

接地技术论文篇9

1.1专利引用的法理背景专利是专利权的简称，是指专利权人在国家法律的保护下，在一定时期内对其发明创造成果所享有的独占、使用和处分的权利。由于技术经济的外部性，行业中的其他企业可通过反求工程、模仿学习以及其他反竞争情报的手段，以较低的成本获得发明创新中的宝贵知识，从而侵蚀了发明者的相对竞争优势。这种私人回报小于社会回报的情况将极大地挫伤发明人的研发热情从而放弃发明创新，恶性循环的结果将破坏社会知识结构，阻扰均衡发展。因而，专利制度的实质在于以技术“公开”换取利益“独占”，实现鼓励个体创新和促进全社会技术进步的终极目标。专利权人“独占”特定时期内发明成果的垄断利益的前提是提出一项新的技术发明，并证明该技术成果的独创性。在我国，授予专利权的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应当具备三性原则: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新颖性是指该专利不属于现有技术;也没有任何单位或个人就同样的发明或实用新型在申请日前向国家专利行政部门提出过申请，并记载在申请日以后公布的专利申请文件或公告的专利文件中。新颖性是发明和实用新型的核心属性，体现了原创性在科技创新中的根本性地位。创造性是指与现有技术相比，发明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实用新型具有实质性特点和进步。创造性旨在保障新专利的技术优越性，体现了人类科技不断进步的大趋势。也就是说，专利的技术创造性和时间优先权是其根本特性和得以授权的根本条件。专利不允许他人模仿和重复申请。专利法视野下，对先期专利的学习、借鉴和继承存在着侵权嫌疑，将遭致被驳回的下场。由此可见，专利引用的动机与传统科研论文引用中以“向先驱致敬”、“详细积极的引用”等动机为主的情况存在着极大的不同。1.2申请方引用专利的目的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BureauofEconomicResearch，NBER)的资深专家A.Jaffe等人的实证研究表明，专利申请方在引用他人专利时的动机主要可以归纳为三类。一是相关性引用(CitesInvolvingRecentKnowl-edge):发明人在技术研发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地从前期技术中习得关键性的知识。这类引用的动机类似于科研论文引用中的论据支持，但考虑到专利申请中的新颖性条件，应理解为“详细消极的引用”。二是迷惑性引用(StrictlyLegalCites):专利人在满足“最少披露”原则的条件下，为了隐藏专利技术细节和混淆竞争对手，而添加的与解读专利技术无益甚至有害的相关内容。这类引用的动机类似于科研论文引用中的无效引用、错引。三是常识引用(TeachingCites)，指对本技术领域中一致认为的基础知识的引用。被引用内容多是出现在早期，但在该领域的技术演进过程中具有开创性作用的文献或专利。这类引用的动机与科研论文引用中的向前驱致敬、介绍研究背景相似，属于“粗略的引用”。李睿和孟连生的研究指出，如果将专利引用理解为施引专利对被引专利的积极引用，将得出与实践相矛盾的悖论。事实上，申请人引用先期专利的目的在于指出先期专利的不足:一方面可以作为技术提出的背景资料;另一方面能够从侧面证明自身技术的先进性。申请方提供引用信息的主要目的在于陈述被引技术存在的问题和缺陷，属于科研论文引用中“详细的消极引用”。在此基础上，申请方将着力表明本专利将如何解决被引专利的技术不足，从而满足专利审核中要求的新颖性和先进性要求。1.3专利审核员对专利引用的审查过程美国《专利审查程序手册》中规定:专利审查员必须在说明书中列出审查过程中所引用的全部专利。专利审查员的职责之一是能够纠正专利引用过程中的各种“不规范”或者“蓄意隐瞒”的情况，提升专利技术的透明性和可理解性。尽管有研究怀疑这类引用可能因为审查员的专业水平而带来“噪声”，但总体来说，这一工作对于拨开专利申请书“技巧性写作”的迷雾，厘清专利的技术背景和基础技术细节是有益的。专利审查员在符合国家知识产权相关法律的要求下，力求引用最为全面和准确的相关专利，其工作重心在于寻找否定专利新颖性的证据。实质性审核过程启动后，专利审查员首先根据个人经验检索与申请专利相关的前期专利或文献，如果发现了可以否定申请的新颖性的确凿证据，则该申请将被驳回，相关专利和文献将以“引用”的形式附上，作为否定该申请新颖性的证据。如果申请人对驳回结果存疑，那么需要举证说明该申请对前期技术的改进。申辩成功后，相关专利和文献仍将以“引用”的形式附上，并作为支持该申请技术优越性的证据。Jaffe等人认为专利审查员有时还需要进行事后引用(After-the-FactCites)，即添加出现在本专利后的相关技术，这类引用类似于科研论文中的研究展望的内容，属于“粗略的引用”。总的来说，一项专利如果能顺利通过审查，便可以认定该专利比前期专利具备技术上的新颖性［2］。专利审核员所添加的引用文献(CitesAddedbythePatentExaminer)是该专利较被引专利技术优越性的证据，仍属于消极引用的范畴。

2专利消极引用对企业技术竞争的实质性影响

2.1技术层面的创造性破坏创新理论的鼻祖、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J．A．Schumpeter)认为，经济发展是在经济内部发生的一种非连续的变化，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素，没有创新就没有经济发展。熊彼特将发展过程定义为“不断从内部使这个经济结构革命化，不断地破坏旧结构，不断地创造新结构，这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创造性破坏是熊彼特创新理论的核心思想，它强调了企业创新得到的垄断利—润是暂时的，它源于对先期创造的破坏，最终也会被后续的创造所破坏。前文已指出专利引用是施引专利对被引专利的消极引用，该行为将导致前者对后者的技术优越性的创造性破坏。具体来看，施引专利自身创新程度将对其破坏性程度产生重要影响。如果施引专利属于改善型创新(IncrementalInnovation)，它对在先专利的技术破坏是有限的。这是因为施引专利不能改变当前技术的主导设计、核心理念以及工艺制造的关键知识，因此，这类引用对被引专利技术的冲击是有限的，最终可能会作为现有技术的一种补充与改良。反之，如果施引专利属于技术创新(Breakthrough)/技术中断(TechnologicalDisconti-nuity)，它对在先专利的技术破坏是巨大的。这是因为它会彻底改变当前的主导设计、核心理念、从业者的知识储备和企业的问题解决途径。因而，这类引用势必会改变行业技术创新的关键路径，对行业的技术竞争结构带来重大冲击。如果多项专利间存在链条式的引用行为，后一专利会减弱前一专利的作用程度，从而对企业技术创新的速度提出更高的要求。2.2市场层面的动态竞争动态竞争(DynamicCompetitive)理论始于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观点，指由于某个企业采取的一系列竞争活动而引起的行业中其他企业的反击行为，最终对先发企业产生影响的互动过程。动态竞争是高强度和高速度的竞争，来源于成本与质量、时间和专有技术、进入壁垒、企业规模的竞争优势都是不稳定的，只有不断地加强自己的优势以及削弱对手的优势才能保持企业自身的竞争力。企业的技术优势经过市场竞争机制逐级放大，将成为左右其竞争力的要素。消极引用过程中，企业因为专利被他人引用而丧失部分市场的现象被形象地称为市场盗窃(MarketStealing)［20］。Bertan在其博士论文中系统性地讨论了专利、专利引用与市场价值间的关系，新技术对老技术市场的侵蚀程度μ(i，j)的计算方法见如下公式［21］:μ(i，j)=μ(i)mi(1)其中，μ(i)是专利i对应的原始市场份额，mi是专利被引次数的函数。由此可知，专利技术一经公布就面临着技术侵蚀的风险，每一次被引都将丧失一部分市场，直到专利占有的市场份额为0。在这种情况下，某项专利的技术相对优势完全由其他专利决定。持续的优势是不存在的，只有通过打破现状才能获得一系列短暂的优势。在现实生活中，美国股市对企业间的专利引用行为极为敏感，来自于同一科技领域的专利引用会降低被引企业的市值。平板显示器技术的发展历程则更为极端，从技术过渡期(Transition)至后主流设计(Post-DominantDe-sign)阶段，后发企业大量引用领先者的专利，其中部分企业经过跨越式发展最终实现反超，从而彻底改变行业竞争格局。专利间的消极引用将对企业间的技术竞争态势产生深远的影响。施引方通过模仿、吸收和再创新，研发效用更好的技术来破坏被引专利的技术优势，通过推出新产品、新的技术解决方案、更新行业技术标准等方式破坏先发者的盈利渠道，最终实现技术层面和市场层面的双重破坏。

3专利消极引用视角下企业技术竞争研究的思路

3.1基于专利直接引用的技术竞争模式分析消极引用视角较为系统地论述了专利引用行为对企业间相对技术竞争优势的影响机制，专利间的直接引用关系是这种消极引用过程的直接体现。现有研究利用专利共引分析发现企业间历史性的技术竞争关系，利用专利耦合发现企业间即时性的技术竞争关系。利用专利直接引用分析可以研究企业技术竞争的什么问题，这种研究与前两种方法又是否可以兼容。笔者认为，专利直接引用分析的一个重要应用在于发现行业的技术竞争模式。广义的技术竞争关系是一种互动和对称的关系，对称性是其基本特征之一。技术竞争模式则是对企业技术竞争关联性和自身技术实力的双重考核，即在反映技术竞争关联性的基础上强调企业竞争地位的不平等。厘清了技术竞争关系和竞争模式的区别后，可以发现专利共引和专利耦合适合于对企业间对称的竞争关系进行分析，而专利直接引用适合于对企业间非对称的竞争模式进行挖掘。这是因为，专利直接引用可以较好地体现出技术竞争中的领导者与追赶者两类角色，而这也正是专利间发生消极引用的前提。另外，专利直接引用是各种形式的专利引用关系的全集，是一个全局的数据集合，能够准确、有效地反映出技术竞争的动态变化过程。行业技术的进步需要长时间的积累，专利引用过程中的知识溢出促成了技术知识在不同企业内部的积累、重组和再造。专利直接引用的链条可以完整地记录下发生技术争夺关系的企业名单，并且根据直接引用的方向确认企业技术竞争力的动态增减过程。3.2技术竞争模式的分析流程1)确定技术领域。这是获取企业技术竞争模式的第一步，对数据采集和分析等后续环节有直接影响。一般分为针对全域专利数据的研究和针对特定技术领域的专利数据的研究。前一类研究的特点是着眼点高，但分析深度有限，难以对代表性的案例进行深入研究，通常用于对技术网络的结构分析和概貌研究。后一类研究着眼于特定行业，有利于针对特定案例进行深入而系统性的研究，得到具体而较深刻的启示。目前，以针对特定技术领域的研究为主。2)确定待分析的权利人。确定技术领域后，需要选取该领域中具有代表性的企业作为深入分析的对象。选择权利人时以其技术竞争力的强弱为主，入选企业应为该领域的技术领先企业而非仅以综合实力见长者，并且要兼顾企业面向行业及所处地域的代表性。3)获取专利数据。由于中国国家知识产权专利局(StateIntellectualPropertyOffice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SIPO)不提供专利引用信息，因而多数研究以德温特创新索引(DerwentInnovationsIndex，DII)或者美国专利商标局(UnitedStatesPatentandTrademarkOffice，US-PTO)为数据源。需要注意的是，国外数据库仅提供专利发明人的姓名缩写，因而难以对技术发明人的情况进行准确判断。此外，SIPO数据库习惯将具有从属关系的企业进行合并收录，因而国外数据库提供的权利人生产力会低于SIPO提供的数据。4)构建专利权人互引矩阵。构建一个非对称的矩阵来存放专利权人间的互引数据。矩阵中的第i行、第j列的元素表示企业i专利引用企业j专利的绝对次数。在DII数据库中，通过编写检索式即可获得这一数据。5)结果可视化与解释。首先利用多元统计学方法和社会网络分析软件UCINET显示企业间技术竞争关系的格局，然后根据技术溢出的方向确定行业先导者与追赶者，最后总结出技术竞争模式。3.3技术竞争模式的数据分析方法选择从图论的角度考虑，企业技术竞争模式是一个非对称的矩阵，这是它与专利共引、专利耦合矩阵的最大区别。下面具体讨论该矩阵中技术竞争强度计算和竞争模式挖掘两方面的内容。首先，企业互引矩阵是非对称的，也就是该矩阵的第i行、第j列的元素和第j行、第i列的元素的取值是不同的，即同一组企业间的技术竞争强度是不同的。因此，专利共引和专利耦合中常用的余弦系数法、Jaccard系数法、Pearson系数法不适用于专利直接引用矩阵中。目前，专利直接引用矩阵中多采用互引的绝对次数或0－1表示法来表示企业间的技术竞争。其次，由于企业互引矩阵的非对称性，常用的聚类分析方法不能用于该矩阵。针对这一问题，笔者推荐综合应用多维尺度分析(MultidimensionalScaling，MDS)的定性分析法和社会网络分析(SocialNetworkAnalysis，SNA)的定量分析方法。MDS的ALSCAL方法可以直接处理非对称矩阵，可视化效果好，可以作为定性分析的基础。SNA是社会学家根据数学方法与图论发展起来的定量分析方法，具备坚实的数理基础和较强的操作性。SNA根据节点间链接方向的差异来判断知识溢出的方向，内置多种分析等方法可以对专利直接引用网络进行全方位的挖掘。中心性是一个重要的个体结构位置指标，具备分为度数中心性(DegreeCentrality)、接近中心性(ClosenessCentrality)、中间中心性(Be-tweennessCentrality)3种形式，分别表示个体在网络中的联系数、与其他活动者的距离以及对资源的垄断性控制程度。中心性分析可以根据专利引用的方向探测技术知识的流动方向，具备处理无方向的对称矩阵与有方向的非对称矩阵的能力。另外，SNA中的凝聚子群方法和块模型方法可用于挖掘企业专利的合作竞争结构。

4结束语

接地技术论文篇10

古希腊、古罗马时期认为艺术是神圣的，它是神的活动。柏拉图曾认为诗人是代神立言，心灵迷狂所致的。古典哲学时期康德、黑格尔将把先验的“理念”系统全面地引入艺术发生理论，给艺术加上了思辨的色彩。本雅明认为艺术的神圣性不仅在于其为神代言，而更为深层地表现在艺术作品的仪式上。“我们知道，最早的艺术作品起源于礼仪――起初是巫术礼仪，后来是宗教礼仪。关键在于艺术作品灵晕浓郁的生存方式从来就不能完全脱离礼仪功能。也就是说：‘本真的’艺术作品的独一无二的价值是以礼仪为根基的，其独特的、最初的使用价值也存在于此。无论这一根基是多么流变不尽，哪怕在追逐美――作为世俗化了的礼仪――最为世俗的形式中也可以辨认出它来。世俗的对交的追逐产生于文艺复兴时期，盛行三百年，从它遭受的第一次沉重打击，我们正可以看出它的礼仪根基。”（本雅明：《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胡不适译，浙江文艺出版2005年版，P99-100）“独特的、最初的使用价值”，就是说宗教与艺术同为上层建筑，都是人类深厚的情感启示。在宗教仪式中，通过艺术形象激发起人内心强烈的宗教情感和渲染庄严神秘的宗教气氛。

这种仪式功能鲜明地体现在艺术作品中。本雅明说，石器时代穴居人画在洞穴壁上的驼鹿是巫术手段。原始时代的艺术作品首先是一种巫术手段，后来才是艺术作品。比如西班牙的壁画，就带有鲜明的宗教礼仪色彩。中国文化中“龙”的形象也是原始图腾，有很深的原始宗教印痕。最为突出的例子还是古希腊的宗教艺术。如果我们仔细考察就能发现，古希腊几乎所有的艺术都有宗教的内容和气质。作为建筑艺术典范的神庙，是由远古时期的自然场所逐渐发展而来的。神托所是为神灵谕言与占卦及祭祀活动的场所，祭司直接以神灵附身，道出神谕或占卦，然后作解释。古希腊关照后世的神话与这些场所有密切联系，公共宗教活动以庆典的形式集中在节日进行，并通过城邦立法进一步固定下来。某些有代表性的节日具有全民性，如泛雅典娜节、奥林匹克比赛等，年复一年的庆典和活动增强了希腊宗教的统一性，调节着古希腊社会生活的节奏。神话、宗教本身带有一些永恒性的问题，通过艺术形式将其传给后代。在神话、宗教观念的影响下，艺术家们展开想象的翅膀，塑造了大量生动的神灵形象，特别是在建筑与雕塑艺术方面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欧洲中世纪是宗教统治的时代，虽然它以黑暗、腐化和愚昧的形象定格在人们的历史观念中，但它风格突出的宗教艺术是不容抹杀的。哥特式教堂既是建筑艺术的经典作品，又是宣扬宗教超越性思想的现世视觉形象。

在欧洲文艺复兴以后，艺术品的仪式性虽然有所减弱，但正如本雅明所言，其宗教仪式功能仍然存在。艺术作品没有此前显而易见的仪式特征，但在本质上，它没有脱离仪式功能，人面对艺术品还是被动的状况，不是平等对话，而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权威的支配关系。

既然艺术作品有这种神圣化的仪式性，那么在艺术品的存在形态上又有怎样的特质？人们接近这些神圣艺术品的方式又是怎样的？为此本雅明创立了两个特别的概念：一个是“光晕”；另一个是“膜拜”。

英文“Aura”曾是困扰翻译者的不小的问题，笔者认为翻译成“光晕”较为妥当，比较符合本雅明的原意，更能体现本雅明用这个词来描述艺术作品仪式性特征的独到之处。为了突出神的高高在上，不但在形貌、体量、气质方面作特别的处理，而且在神的背后增上光环，照亮着神自身，也普照顶礼膜拜的人们，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神光普照”。本雅明很明显受了这一现象的影响，借用“Aura”一词阐述具有与神同样地位的手工复制时代艺术品的存在特征。“艺术作品本身的独一无二性与它植根于传说的关联是一致的……而恒久不变的则是独一无二性，或曰其灵晕”。（《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P99）本雅明认为艺术品的“灵晕”就是其“独一无二性”。“独一无二性”亦即艺术品诞生的此地此刻性――原真性。本雅明对艺术作品“原真性”的理解分为物质和传统两个维度。“艺术品的存在又受到历史制约。这制约不但包括作品的物质结构因时间而起的变化，包括作品可能受到影响的不断变化的占有关系。前者是轨迹，只能通过化学或物理来研究……后者是传统的一部分”（《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P88-89）虽然本雅明认为，“技巧”是艺术作品诞生的物质力量，但他多次强调艺术作品也依然没有漂离历史之流。一件艺术作品不但具有诞生的此时此刻性，它还包括艺术品的历史。比如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就应该包含一切与它相关的历史，涉及摹本的数量、种类，以及人们对它的接受变化。在本雅明的“技术复制”理论中处于 “光晕”下一层次的是“膜拜”。艺术作品从诞生起就被搁置在神的位置上，这就决定了人们接近它的方式只能是仰视和膜拜。在这种关系中，艺术品的原真性保持了绝大的权威，对接受者来说，只有对原作的接近才被认为是有意义的行为，其它概为虚妄。这种膜拜式的接受，在本雅明看来与法西斯态度是同质的，它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维护其原有的神圣地位和暗含的权力运转关系。

艺术品在印刷术、木刻术、铜版、石刻等物质媒介的推动下，尤其是在摄影术和电影发明以后，“到1900年前后，技术复制达到的水平不但使它将所有流传下来的艺术作品变成了复制对象，使艺术品的影响受到了最深层的变化，而且，使它在艺术创作方式中占据一席之地”。（《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P87）到了本雅明生活的时代，艺术品的技术复制已不是新鲜事了。艺术品的技术复制最为直接有利的影响是在艺术传播上。新的传播方式对原作的依赖明显减弱，它可能被置于原作无法出场的境地中而成为大众欣赏的对象。但艺术品技术复制的最大威胁是艺术品的“光晕”――此时此地原真性遭到“贬黜”。“复制过程中缺乏的东西可以用光晕这一概念来概括，在艺术品的可复制时代，枯萎的是艺术品的光晕”。（《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P92）本雅明在这里说“贬黜”而没说“消失”,应理解为复制品的传播脱离了传统范围的同时，艺术品的原真性在接受者各自的环境中被赋予了现实性。换句话说就是，艺术品诞生的此时此地性依然存在，但接受者更为关心的是艺术复制品与他们生活更为亲近的关系，至于作品的原真性，接受者不必关心它，更不用去膜拜它。人们生活视野中因为有了复制品，而有了类的仿象满足。从本雅明热捧电影可以说明这点,他还进一步将表演艺术与电影比较:摄影机将电影演员的成就带到观众面前，但它没有将演员整体展示于人的义务，电影是通过摄影师的选择和剪辑后编辑、排列而成的。“由于观众与电影演员没有任何个人接触，观众持有的态度就是不受影响的鉴赏。这种态度不可能关心价值”。（《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P118）

艺术品能像生产其它商品一样不断地复制出来，那么只要量上达到一个足够大的数，复制的艺术品就能进入大众领域成为大众触眼即是的景观，也就有了艺术品被展示的可能性。所以说，技术复制给艺术品带来的第二变化就是，展示价值逐渐代替膜拜价值。本雅明认为摄影术与电影是这一变化最突出的明证。“展示”就是主动地给人看，而不是去教堂听赞美诗，需要在特定的时间地点进行。技术复制的艺术品是如何实现这个“展示”？为此，本雅明具体分析了一部电影的产生过程。本雅明突出强调了剪辑在电影生产中的基础技术地位。同时还指出了电影“展示”现实的独有深度，“在电影中人们所目睹的是前所未有的、前所未见的”，电影摒弃了画家图像的整体性，而以一定剪辑法则拼会碎片，甚至深入到了“视觉的无意识”领域。由技术复制产生的艺术品大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与人们的现实生活距离起来越近，乃至人们被复制艺术品包围，也使得对艺术品的接受方式，由此前的在特定场合 “凝神关注”，到与生活息息相关的“消遣式接受”，轻松地完成了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式的大众化过程。

本雅明技术复制理论中所涵盖的艺术品及有关症候的转变，充分体现欧洲现代性发展的结果――文化的理性化。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欧洲现代性特征理论，与本雅明技术复制理论较为接近。韦伯认为近代西方社会伴随资本主义在文化局面上带来的变化，就是理性化，其表现为世俗化，其基本特征是世界的“祛魅”，即宗教世界观的瓦解，以及世俗文化的产生。“它所带来的结果是科学文化的发展与普及，以及相适应的对蒙昧的扫除和对神秘主义的破除。人们不必再像认为有某种神秘力量存在的野蛮人那样，为了控制或祈求神灵而求助于魔法。”（陈嘉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P104）用韦伯自己的话说就是：“只要人们想知道，他任何时候都能知道；从原则上，再也没有神秘莫测、无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苇伯：《以学术与政治》，收入《韦伯的两篇演说》，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P29）由技术复制引起的艺术祛魅，使得艺术更大众化和世俗化。艺术大众化祛除了原本笼罩在艺术品之上的神秘“光晕”，让艺术品显露出新面目。也就是说革除艺术品原来的仪式化功能，摒弃了艺术品原作神圣的思想内容，呈现出艺术品应有的物的状态，把艺术品当作正在发生的生活事件来看待，而不认为艺术品另外有什么特别的深义。

本雅明对艺术品技术复制理论的探索并未止于它的大众化趋势的描述上，他还更进一步阐明了这一趋势的原因。“在较长的历史时期中，随着人类群体的整个生活方式的改变，感知方式也在改变。人类用以感知的构成方式――它活动的媒介――不仅取决于自然条件，也取决于历史条件。”（《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P94）以此为基础，本雅明例举了罗马晚期艺术手工业和维也纳学派，揭示艺术媒介变化是导致光晕滑落的社会原因。他认为与“当代生活中大众作用的不断增长有关”，也就是“大众强烈希望将事物在空间上与人性拉得亲近”。（《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P95-96）艺术大众化过程无论是思维还是感觉，都是“真实与大众相调适”的过程。在这点上，本雅明的思想无疑是辩证的：艺术品的世俗化是技术复制的结果，大众化的需求却又是技术复制的起因。

“艺术的社会功能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后，艺术的根基不再是礼仪，而是另一种实践的政治”。（《技术复制代的艺术作品》，P103）对艺术品的技术复制，本雅明是充分肯定的，用历史辨证眼光来看，认为这是进步的状态，“改变了大众与艺术的关系”，有利于大众的观赏与专业评判者的态度相结合，改变了此前解释作品一家独尊的局面。同时，他从艺术生产角度认为，技术复制是艺术发展的推动力。在本雅明看来，“光晕”艺术的叙事整合能力，以其唯一性与神秘性为权威和膜拜功能服务，与当时的法西斯思想本质极为相似。法西斯主义就是推崇一种具有压迫性的领袖崇拜，实行的是一整套的操控理论。而艺术的机械复制，以众多摹本取代原作，以展示代替了膜拜，瓦解了艺术的神秘色彩和神圣地位，使艺术欣赏成为人人皆可参与的活动，开启艺术大众化和文化民主化之路，使得民众有了参与文化建设的机会。“一个集中注意力的接受者会被艺术品所吸收，而一个‘涣散’的接受者则将艺术品吸收进来”。（杨小滨：《否定的美学》，上海三联书1999年版，P80）至此，民众不再是有限制地参加艺术活动，在艺术活动中可以平等地与艺术品进行对话式的交流。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本雅明在艺术领域内对法西斯的控诉和揭露。本雅明把批判法西斯的独裁作为参照系，论述艺术走上大众化之路带来的深远影响，从而在另外一个维度上再次触及技术复制理论的现代性――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