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研究管理论文十篇

经济研究管理论文篇1

作者试图将人权的定义摆脱传统文化的影响，放在比较能普遍接受的基础上。他将人权定义为人人都可以享有而不会彼此冲突的权利。从这定义出发，可以得出生存权、人身权、隐私权、知情权、言论权以及所有权都属于人权，也讨论了这些人权所受的限制。与人权对立的是特权，如果人人都拥有特权就会引起冲突。人权之所以不能牢固地树立，正是因为有特权。取消了特权，人权便自然来到，用不着去争取。人权又是没有义务的权力，所以有天赋人权之说。

文中讨论了何以以交换为基础的市场制度能导致经济发展。进一步讨论了何以市场制度在人类历史的晚近年代才出现。作者认为是因为过去的特权制度妨碍了从交换中产生并维护共同遵守的规则，理论和经验都证明了人权社会和市场制度是互相推动和发展的。作者回顾了以来80年中的前60年因为战乱，又没有市场，结果既没有民主，又没有科学，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而后20年因为有了市场、民主和科学都有重大进步。中国追求民主科学和确立人权的历程，认为市场是一个极好的老师。但市场是否一定能导致人权和法治的社会，这是尚未有定论的问题。历史经验成功和失败的例子都有。中国政府如有灵活性，中国人民如有耐性，再过几十年中国将进入民主和法制的人权社会。

1、什么是人权

关于什么是人权的问题，不同文化、不同国家之间往往有不同的理解。我们需要对人权有一个科学的认识。所谓“科学”就是它可以不受文化、传统等的影响，它是建立在逻辑基础上的。

科学的人权定义应该是：人人都可以享受，而且不会引起冲突的权利。与人权相对立的是特权。特权是只有少数人可以享受的权利。如果人人都要享受这种权利就会引起冲突。

按照这样的定义，我们可以推断下面的一些权利应该属于人权。

A）生存权是人权。地球上的资源足够让更多的人生存。此人的生存并不排除他人的生存，所以生存权是人权。在大海上飘泊的小船上，食物和淡水供应有限，生存权就不再是人权，而变成特权了。

B）人身不受侵犯。这一点用不着解释。一群人之间彼此不侵犯他人的人身，这当然是不会引起冲突的。相反，团体或个人有权侵犯他人的人身，这必然引起冲突，因此这是特权。但当一个人侵犯了他人的人权，他的行动将被限制，限制的目的仅仅是为了维护一切和他同样的人的人权。

C）隐私权是人权。个人的私事希望保守秘密，不让别人知道。这一愿望并不干涉任何其它人的任何权利，所以可以成为人权。象通信秘密的自由应属隐私权，所以是一种人权。但隐私权受人权保护是有条件的，即个人的秘密不得侵犯他人的人权。通信商量如何杀人，这种隐私妨碍了他人的人权，因而将不受人权保护。

D）思想自由属于人权。这也用不着解释。难道脑子里想问题会碍得着任何人吗？强迫别人汇报自己的思想就是侵犯了人权。当然，一个人不应该有坏思想，不应见财起意，见色起心。但是不能因为某人曾想过要做坏事就给他处罚，因为思想是没有客观证据的。如果没有客观证据就可以处罚人，人权就失去了最基本的保障。

E）听和看的自由是人权。因为一个人听和看并不影响其他人的听和看，除非这件事涉及别人的隐私。禁止某种宗教、理论、思想、消息的传播应属对人权的侵犯。

F）言论自由是人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人权；一花独放，一家独鸣则是违反人权。只许可某一特定的宗教、理论、思想的传播，禁止其它宗教、理论、思想的传播是历史上最常见的对人权的侵犯。但享有自由的议论不能教唆别人做坏事，这种言论因为破坏别人的人权而将受到限制。

G）拥有对物所有权的权利属于人权。但对某一特定物的所有权则为特权，因为一物归某甲所有就不能同时又归乙所有。正因为对物所有权的特权，才可以使拥有所有权能成为人权，即任一个人都可以拥有一些物，这些物不受别人的侵犯。

上面例举了一些最基本的人权。那么什么是特权呢？特权最基本上的属性是人与人的不平等。在法律上规定一些权利只有某一类人可以享有，其他人不能享有，这是最明显的特权。中国古代“刑不上大夫”就是大夫阶级的特权；罗马法规定只有公民能享受法律的保护，而奴隶则不享有，也是一种特权。现代法律已基本做到人人平等。但是在法律的执行上有许多人可以例外，不受法律的约束。这些人就是特权阶级。例如虽然法律上没有规定，但事实上某些人是不容批评的，他们却有权批评别人。批评尚且不容，遑论法律对他们的约束力。现代社会的特权都以隐蔽的方式在起作用，它们不是明文规定的，而是以意识形态及行政权来起作用的。在市场经济中富人往往靠金钱来获得特权。尽管他们很难置身于法律之外，但钱帮助他们获得更好的法律保护，远远超出穷人所能得到的，因而形成一种特权。

2、人权的性质

任何人享有人权并不引起社会的任何方式的成本或代价，它不需要任何人做出某种牺牲。由于这一特点，人权不需要相对应的义务来保证。换句话说，人权是没有义务的权利。一个人加入某一组织（例如某一学术团体），成为其中的一个成员，享有该组织提供的特权，他必须为该组织尽一些义务（例如缴纳会费）。所以这些特权是有义务的，唯独人权却没有义务，因为它是普遍的权利。

由于人权不需要尽义务，所以人出生时即享有人权。新生婴儿没有能力履行任何义务，但可以享有人权。正因如此，才有天赋人权之说。

人权是天赋的，所以它不能被剥夺。不可以说这部分人可以享有人权，那部分人不得享有人权。不能有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不让他们享有人权。过去有人把百姓分成人民（享有人权）和国民（不享有人权）。这样做实际上是否定了人权。因为如果我们可以把一个人从人民划为国民（对阶级敌人），那么每一个人都可能会失去人权保障，这恰好违背了人权是每个人可以享有而且不可剥夺的权利的基本性质。另一种类似的划分人民的方法是人民内部矛盾（仍可以享有人权）和敌我矛盾（不再享有人权）。一个人无论犯了多大的错误，他的人权仍应受到保护，除非有事实证明他以后还可能侵犯他人的人权，因而不得不对他采取防范措施，一般的办法是限制他进入社会的自由。即使如此，他的人权仍必须被尊重，他有权不受打骂侮辱，要让他吃饱饭。

从理论上说，人权是天赋的，它自然存在在那里，用不着去争取。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人权问题呢？这是因为少数有特权的人侵犯别人的人权。所以说，人权用不着争取，取消了特权，人权便自然来到。

无论一种理论看来起多么言之成理，如果它违背了人权不可被剥夺的最基本的原则，这种理论应该被视为有害且错误的。理由很简单，因为人权是基本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这才是一切理论的出发点。从实践的理由来看，如果一部分人被认为是犯了“错误”而被剥夺人权，他们迟早会对剥夺他们人权的人施以报复，即剥夺他们的人权。如此怨怨相报，永无尽期，马克思主张无产阶级必须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就是这个意思。孙中山提倡博爱，也是这个意思。自古以来许多哲人提出了人类理想社会的模式，不论这些理想如何不同，它们必须是一个尊重人权的社会。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如果一个社会允许一部分人用特权欺侮另一部人，这个社会不但不是我们的理想，而且它总也不得安宁。

世界上确有极少数坏人，他们私欲膨胀，不惜损人利已，甚至侵犯他人的人权，杀人越货，贩卖人口，绑票勒索，对社会造成重大威胁。为了保证普遍的人权，必须对这极少数人限制他们进入社会的自由，即监禁他们一段时间，这是对他们的人权的有限度的限制。但这样做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减少他们继续作案的可能性。

如果他们已经没有这种可能，这种对他们人权的限制便不再必要。要纠正对坏人的报复心理。因为基于这种心理很容易对坏人惩罚过度，对坏人惩罚过度，自己也变成了坏人了。对坏人的惩罚看成是对潜在可能的坏人的警戒，这是有道理的。但惩罚必须恰如其份，更不能以暴还暴，以牙还牙。孔子说：以直报怨就是恰当的惩罚。要使惩罚起作用，还应同时施以爱心。惩罚加爱心是纠正坏人坏事最有效的手段。

3、经济发展

迄今为止人类一切的历史阶段中人们无不希望有更丰富的物质享受。这一愿望只有市场制度可以实现。所谓市场制度就是在公平竞争的众多个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各方出于自身利益讨价还价，形成价格。此价格随供需形势而变化，并且引导人们的经济活动，决定资源配置。只要人们仍追求物质享受，市场及价格就是不可少的。这个微观经济学的重要结论适用于我们可以想象的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因而适用于未来的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从表面现象看，科学技术的进步将使人类摆脱稀缺性。但从深层次看，如果没有了价格人们将无从比较稀缺性，科学技术将失去其发展的方向。所以有用的科学技术必须在市场价格的环境下发展。

上面的论述是微观经济学的推论。离开微观经济学复杂的推导，用最简单的生活逻辑也能看出何以市场制度有助于经济发展。

所谓市场，它是在互相有信息沟通的情况下由无数交换形成的。基于双方自愿的交换能给社会增加财富，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交换的动机是经济利益，只有能同时给双方带来利益的交换才能实现。任何有损一方的交换都将被拒绝。所以一切交换都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即在不使任何人受损的条件下至少有一人受益），除非这种交换影响到第三方的利害（例如生产过程中排放污染）。结果无数的交换带来全社会财富的增加，经济便得到发展。

何以交换带来利益？因为每个人都有机会发挥自己生产的优势。他可以用自己擅长的产品去交换得到自己拙于生产的产品。铁匠用斧去交换牧人的羊就是例子。在有货币的市场中，不一定要双方直接交换各自擅长的产品，而可以在更广的范围内发挥每人的专长。一名牙科医生买票坐飞机，他通过用自己擅长的产品为第三方服务所获得的货币去交换飞机的服务。他用不着自己去造飞机，而用治牙的专长得到坐飞机的服务。对造飞机的专家来说，情况也相同。

4、人权与市场

交换既然能为双方带来利益，它必定是一个自发的过程。事实也确实如此，人类最早的交换已无法考证。但无疑它发生在人类最早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出现之前。既然交换是自发的，为什么市场制度却晚了几千年，到十六世纪前后才开始缓慢地发展。

零星个别的交换虽然是市场制度的基础，但终究不同于市场制度。从交换发展成市场制度是一个平等成员之间博奕产生规则和维持和改进共同规则的过程。这个过程常被暴力所干扰。尤其是如果参与交换的各方不具有平等地位，一方可以胁迫另一方，或可以欺侮另一方而不受制裁。特别是，如果普通百姓的财产所有权得不到保障，交换就发展不出市场制度来。上述妨碍市场建立的各种原因，可以简单归纳为缺乏人权。从历史看，人权基本概念的出现是与市场制度的萌发同时发生的。中国虽然有非常发达的交换，可是几千年来没有出现过市场制度。这正是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中人权概念的出现远晚于西方。从现实世界看，世界上人权比较得到尊重的都是市场经济国家，而且在市场经济国家中人权都比较得到尊重。反之，人权得不到尊重的国家无例外地都未能建成市场制度。可见市场制度和人权是密切相关的。一旦人有交换的平等权利和在市场上选择的自由，而且这种权利和自由得到可靠的保障，市场制度必然会产生，而且这种制度将推进人类进入到物质极其丰富的社会。

5、中国的经济改革与人权进展

从1978年起22年的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上罕见的辉煌业绩。人均收入增加了约4倍，有几亿人口摆脱了贫困。从人权的角度来看，经济改革的成功是与人权状况的改进相辅相成的。

1911年的孙中山革命即提出反对中国专制皇权和博爱的口号，其实这就是对人权的诉求。只不过当时还没有出现人权这个词。到1919年由学生、教授们发起得到工商界支持的进一步提出了对民主和科学的追求。但是此后的60年间，中国先后发生了无数的内战和日本侵略中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结束后新中国成立，但中国的人权状况并没有改进。尤其是文化革命，是对人权的严重的践踏。红卫兵或群众组织可以随便进入民宅抄家，没收财物，关押平民，甚至处刑。这种情况不但发生在普通百姓之中，也发生在国家的最高领导层之间，、刘少奇、等人遭到人身迫害，直到死亡。在普遍缺乏人权安全的情况下，人们要得到安全的唯一方法是攫取政治权力。所以文化革命是全国城乡从上到下的一片夺权混战，没有人可以例外。到1976年去世，中国经济濒临崩溃。

中国历代专制皇朝的朝廷结构，从本质上看是建立在缺乏人权安全的人际关系之上的。人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下必须用尽心计才能保护自身的安全。在一个缺乏人权安全的结构中，人人都将变得阴险毒辣。这不是由于这些人心计不良，而是环境和制度造成的。改革之后这一情况已有了根本性的改善。由于邓小平同志首创的政治改革，建立了领导成员的正常退休制度。20年中有不少领导人退休或因故辞职，他们下台之后仍能和平地生活，这是得到改进的极重要的一个方面。

经济研究管理论文篇2

一、立足单一国家视角的产业结构理论

（一）产业结构的内部构造及其共同演化趋势

相关的理论成果按石川秀（1992）的归纳，主要包括由欧美学者从广义的两种方法出发提出的两类不同理论模型。一种方法是使用若干国家间的横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从统计分析上确认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化之间的某些普遍联系；另一种方法是集中研究初始条件与经济制度相似的一批国家的历史经验，探索能够说明其结构变化过程的一些特殊理论。（注：约翰·伊特韦尔：《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四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65-567页。）在这两种方法基础上提出的两类模型都以单个国家为分析单位和对象，着重点在一国内的产业结构变动（注：对此，库兹涅茨曾有明确的说明。参见：西蒙·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3-15页。）。影响一国结构变动的某些因素作为外部环境，即仅存在外界环境因素对国内结构变动的影响，而不存在反向作用。尽管这两类理论模型迄今仍在不断地丰富和完善，但始终没有突破单一国家的研究视角。

科林·克拉克（1940）首先从第一种方法出发作了开拓性研究，该研究成果被称为“配第——克拉克定理”。其理论模型采用费希尔（1939）最先提出的三次产业分类，研究了人均国民收入变动和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转移趋向的内在关联。在此之前，霍夫曼（1931）则对工业结构演变规律和发展阶段作了开创性研究，提出了消费资料工业净产值与资本资料工业净产值之比在工业化进程中是持续下降的所谓“霍夫曼定理”。

克拉克和霍夫曼的最初研究，开创了现代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先河，但理论模型过于简单和不够成熟。为此，西蒙·库兹涅茨（1966、1971）和霍利斯·钱纳里等（1975、1986）在不断改进第一种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发展了的理论模型。

西蒙·库兹涅茨从经济增长总量出发，对50多个国家的截面数据和长期历史数据作了统计回归，考察了结构变动在不同总量增长时点上的状态。此后，霍利斯·钱纳里等则更多地采用投入——产出方法、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和经济计量模型，将分析样本进一步扩展到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形成了用途较为广泛的结构转变分析方法。综合起来他们的主要工作包括：1、用劳动力和产值指标等，对人均收入和三次产业变动间关系作了彻底的考察和验证；2、深入到工业和服务业内部，对其结构变动作了细致分析；3、研究了影响结构变动的三组因素，即国内需求、对外贸易和生产技术水平及其变量；4、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结构变动差异的分析中，初步提出了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的国际性传播；5、通过结构转变不同阶段中不同部门和因素对增长贡献相对重要性的研究，对结构转变作了动态分析；6、通过若干国家多部门模型的比较研究，概括出外向型、中间型和内向型三种发展模式，考察了战略、政策等因素和结构转变之间的联系等。

从广义第一种方法出发的理论研究，在不断丰富和完善中揭示了产业结构变动的“标准形式”。同时，也出现了从广义第二种方法出发的一些产业结构变动的特殊理论。其中，阿瑟·刘易斯（1954）的二元结构模型和W·W·罗斯托提出的经济成长阶段和主导产业理论最具影响力。刘易斯的二元结构模型通过三个基本假定和把发展中国家经济划分为两大部门，研究了二元结构转变为一元结构的进程和途径。该模型在形式上虽表现为劳动力的流动，但实际上是通过对发展中国家剩余劳动力的假设，涉及到整个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的转变，因而是把模型建立在更接近于现实的假设基础上的一种努力。罗斯托则以非总量的部门分析方法，试图把握住在经济成长中所依赖的一些特殊部门所起作用的动态力量。为此，不仅按技术标准提出经济成长的六阶段论，而且对推动阶段演进起决定作用的主导部门及其更替所具有的特性、以及在产业间的扩散效应作了规范解释。此外，罗斯托曾提出一些发人深思的命题。例如，已从另外角度意识到并主张，研究单位应由国家改为相互关联的贸易地区，并放到世界经济整体中去加以考察。（注：G·M迈耶：《发展经济学的先驱》，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40页。）

欧美学者提出的两类理论模型，尽管各自理论研究的思路和侧重的角度不同，但他们研究的基本倾向和主线从总体上看是一致的，都以“国家”为分析单位，着重点在一国内的产业结构变动，都以若干国家为分析样本，通过国别间比较研究，考察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标准形式和共同演化趋势。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两类模型在实际应用时可以互补、而非对立物。

（二）产业结构变动与周边国家或世界相关联

欧美学者的产业结构研究及提出的理论模型具有一般意义，形成该研究领域的主流。但作为应用经济理论，各国在实践中会形成各具特色的理论概括。战后以来，一些日本学者除了对欧美学者提出的有关理论模型作出修正和补充（盐野谷裕一，1966）以外，立足日本国情，逐步发展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产业结构理论。

筱原三代平（1955）提出了“动态比较费用论”，其核心思想在于强调：后起国的幼稚产业经过扶持，其产品的比较成本是可以转化的，原来处于劣势的产品有可能转化为优势产品，即形成动态比较优势。由于该理论毕竟与国际贸易理论密切相关，因而只能成为战后日本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起点。特别是在实践中，具体是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的？一些日本学者提出各种理论假设和模型，（注：例如，佐贯利雄（1981）曾提出“战略产业领先增长论”等，参见：佐贯利雄：《产业结构》，日本经济新闻社1981年版，第25页。）其中最著名的是赤松要等人提出的产业发展“雁行形态论”。

赤松要（1936、1957、1965）在战前研究日本棉纺工业史后提出“雁行形态论”最初的基本模型，战后与小岛清（1973）等人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该理论假说，用三个相联系的模型阐明其完整内容。模型1（基本型）：后起国特定产业的生命周期一般由三个阶段构成。即：进口国内生产（进口替代）出口（后又扩展为五阶段，加上“成熟”和“返进口”两个阶段）；模型2（变型Ⅰ）：国内各产业生命周期均经过上述各阶段，但次序由消费资料生产转向生产资料生产，或由轻工业转向重化工业，进而转向技术密集型产业；模型3（变型Ⅱ）：随比较优势动态变化，通过直接投资等方式在国际间出现产业转移，东亚的后起国追赶先行国进程具有“雁行模式”的特征。但“雁行模式”的形成是有条件的，当条件发生变化时，该模式也将转换。即这一模式可以说明过去，不一定能说明将来；可以适用于东亚中小国家和地区，但不一定适用于发展中大国。（注：汪斌：《东亚国际分工的发展与21世纪的新产业发展模式》，《亚太经济》，1998年第7期。）

关满博（1993）提出产业的“技术群体结构”概念和构建了一个三角型模型，并用该模型分别对日本与东亚各国和地区的产业技术结构作了比较研究。核心思想是：日本应放弃从明治维新后经百余年奋斗形成的“齐全型产业结构”，必须促使东亚形成网络型国际分工，而日本只有在参与东亚国际分工和国际合作中对其产业进行调整才能保持领先地位。

日本学者的产业结构研究，实际上触及到东亚区域产业结构循环演进问题，并已明确意识到一国产业结构变动与所在国际区域的周边国家或世界相关联，但仍以单个国家为立足点，仅涉及国际区域的一个特例，没有上升到一般理论。

（三）产业结构的国际性波及和结构关联机制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集团化的浪潮势不可挡，国际间产业结构变动的相互波及和关联日趋密切，特别是同区域内各国产业结构在运行中通过贸易和投资等方式相互间资源配置重组和整合的步伐加快。因此，学术界在对产业结构研究中，也逐步将国际间产业关联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来探索。

关于产业结构的国际性波及和关联机制的研究，主要从理论与实证研究两条线展开。前者从本国和周边国家产业结构变动的联系，以及从世界产业结构大系统内各次产业的变动趋向，研究本国应有的产业发展战略与对策（北村好子，1995）。后者采用一定的定量分析技术进行度量，主要可分为两类：1.用贸易结合度和相互依存度系数等进行定量分析（渡＠①利夫1991）；2.将国际投入产出模型作为分析工具。例如，依据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研制的亚洲国际投入产出表（AIDXT1975、1985、1990）分析东亚各国和地区产业结构之间的关联状况（佐野敬夫等1998）。迄今为止，各种结构联结模型主要通过贸易联接完成的。虽然注意到不同国家产业结构相互间的关联，但主要考虑产业结构演进的国际性波及由一国向另一国的单向传导。因而仍是立足单一国家视角来考察各国产业结构间关联。

二、立足全球视角研究当代产业结构的思考

欧美和日本的学者对产业结构的研究，包括近年对产业结构的国际性波及和关联互动的探讨，反映了学术界顺应时代的发展，不断推进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轨迹。但本文认为，这些研究都还没有脱离原有的思维框架和传统的视角。

首先，现有的产业结构研究对处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世界经济的本质性、飞跃性的变化缺乏深刻的认识。这种本质性变化表现为全球经济的“板块结构”已成为可感知的一个个群体，形成以一定的大致毗邻成片的地域范围为基础，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一个个巨大的跨国经济实体。因为，世界经济的现实运行主体，在局部区域已是二元的，即民族国家经济体和国际区域经济体并存。整体上由原来倚重自然资源和制造业的国别型世界经济正在向倚重信息资源和服务业的全球和区域型世界经济过渡。这种本质性的变化源于国与国之间产业结构演进中相互联接关系的演变。与历史对比，联接关系的变化不仅体现在联接强度上大大增强和联接形式的多样化，还在于联接拓扑结构的日趋复杂化。联接关系的变化导致作为研究对象的边界不断扩张。因此，单纯从国别视角的产业结构研究已不能完全适应现实经济系统的时代特征，客观上要求立足全球视角，从新的切入点来研究当代产业结构。

其次，目前产业结构理论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仍没脱离传统经济学中线性的、平面的思维方式。或是将世界产业结构大系统直接作为对象，从一开始就研究大系统内各次产业的变化及趋势。由于缺少一个中间环节，因而无法将现实大系统作为一个多元、多层次、多侧面、复杂的立体结构来深入地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或是立足于单个国家层面，考察与周边国家的结构互动关系，但通常将其他国家等同于环境处理，最终停留于浅层次的对策研究，缺少综合性、系统性的理论研究和定量化分析。此外，部分研究成果虽已触及到国与国产业结构间的联接关系，采用各种定量分析技术进行验证，但在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下往往集中于贸易联接机制的分析。在现实中，除了贸易联接机制外，国际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国际金融和经济周期等作为联接机制，各自通过错综复杂的渠道发生着各具特点的联接作用。特别是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的联接作用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均已超过贸易的联接作用，成为各国产业结构相互关联的核心驱动力量。因此，各国产业结构间多种形式的关联渠道理应纳入研究的视野。

我认为，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虽然一国产业结构的变动不仅与域内周边国家的结构变动联为一体、互动演进，而且也和域外各国的产业结构处于相互波及、互动演化中，但由于与全球化并行的区域化浪潮和世界经济结构呈“板块”状格局等，各种联接机制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内部化趋向，因而往往使处在同一区域的各国产业结构间存在着更为紧密的相互依存、互相联接的关系。因此，立足全球视角，运用整体主义的系统研究方法，将国际区域产业结构作为研究对象和切入点，很有可能成为未来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一个突破口。从该切入点入手，概括而言，在一般理论的研究框架上至少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

1.国际区域产业结构的定义、特征和封闭条件假设下的理论与度量方法研究。确立新的切入点或对象后首先对其定义及特征作出界定，是研究的基础。立足全球视角，国际区域产业结构可定义为：地域空间上相邻或相近的两个或两个以上民族国家产业结构体的集合。它既是一个整体性概念，也是一个集合概念，至少具有相对性或非完整性、开放性、自组织性和整体性这四大基本特征。现实中的国际区域产业结构既是一个开放系统，又是全球产业结构大系统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作为理论研究的起点，可运用抽象法暂且将其作为一个封闭系统来处理。通过构建封闭式的理论模型来研究国际区域内务国（地区）产业结构相互关联成整体的成长及其内在运行机理。包括其整体性成长的实质、动因、机制和整体内部的矛盾性等。度量国际区域产业结构必须采用新的分析工具，目前，可用国际投入产出模型或计量经济模型作为分析技术的出发点，但需在贸易联接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其它重要联接机制的度量方法和模型。

2.国际区域间产业结构的关联机制分类及其动态变化研究。现实中的全球产业结构大系统，是由各个国际区域产业结构子系统，通过多种形式的关联渠道及其关联机制，在相互波及、互相联接中构成的。因此，理论研究需将国际区域产业结构由封闭系统转向开放系统，对结构关联机制分类及动态变化进行考察，这是立足全球视角的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关键。需要对各种联接机制从国际区域间立体、多向幅射和多边反馈角度，分门别类地研究其各自的联接特点和传导规律，这是结构关联机制在空间上的变化。同时，全球产业结构大系统的复杂性往往表现为系统时刻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结构间关联强度和关联模式也同样处于动态演变中，在一定的发展阶段甚至出现跳跃式突变状态，这是结构关联机制在时间上的变化。此外，在现实中，由于形成产业结构间互动关系的联接机制较多，因而渠道复杂，各种联接机制交互作用，形成了非常复杂的机制体系。鉴于跨国公司在当代世界经济中处于核心地位，因此在研究形成国际区域间结构互动关系的各种联接机制及其相互关系时，需要对其加以充分的关注和深入的研究。

3.国际区域产业结构的分类及演化模式的比较研究。在全球产业结构大系统中，存在着各具特征的不同国际区域产业结构子系统，作为一个个相对的整体，需分类研究并揭示各自的演化模式。这里的演化模式是指，特定国际区域内各国产业结构在相互关联中体现的整体演进的形式或表现出具有某种共性的演进方式。鉴于各区域产业结构整体演进方式的复杂性，可选择若干典型国际区域（如东亚、北美和西欧），采用静态和动态的具体分析方法，对某国际区域产业结构整体存在的稳定性特征和变动性特征及变动趋向作出细致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概括。然后把静态和动态分析分别得出的结论联系起来，研究其相互关系，综合归纳出不同国际区域产业结构体系各自相异的演化模式及其特征。

4.结构变动与当代国际分工发展研究。产业结构的变动往往与国际分工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事实上，在世界产业结构大系统中，某国际区域内各国产业结构是在参与区域国际分工中才相互联接形成整体性演进，各区域产业结构在整体性演进中表现出不同的演化模式，实际上反映了全球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各区域分工子体系也具有不同的特点。因此，当代全球国际分工体系并非是一个平面结构，而是一个多层次、多侧面、交叉叠加的复杂的立体结构，需要对此作出系统、全面的研究。以往的产业结构研究由于没有深入到全球产业结构大系统内部不同的层次和侧面，因而相联系的国际分工研究缺少系统性和综合性。各种研究往往关注不同的侧面，其成果可以解释全球分工体系中的某一层次或侧面，然而适用范围不广，自然也难以真正认识本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和准确位置。

经济研究管理论文篇3

[关键词]诉权，公益经济诉权，宪法权利，社会经济权利

我国正处在社会经济转型尤为明显的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同利益的冲突和整合以及社会结构的变迁，直接导致了各种新型权利的勃兴。社会经济权利（或者称为“公益经济权利”）和公益经济诉权就是这种新型权利勃兴的突出表现。我国传统宪法权利体系仅包括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两大块，已经不能完全适应中国走向现代法治的客观要求，宪法权利的残缺现象已成为中国现代化的重大障碍。法学界尤其是经济法学界和诉讼法学界对社会经济权利和公益经济诉权并未引起高度的重视。本文试图以公益经济诉权为着力点，以为视角，探讨公益经济诉权的权利属性，从而为宪法对公益经济诉权作出相应的制度安排，为完善宪法权利体系，为宪法的完善，为创制一部“活的宪法”提供理论依据。

（三）以学理分类与立宪例结合的标准，将基本权利分为六类的分类：1.平等权、2.政治权利、3.精神、文化活动的自由、4.人身的自由与人格尊严、5.社会经济权利，包括财产权、劳动权、休息权、生存权、受教育权。6.获得救济的权利。[6]《宪法》要求个人不得侵犯任何《宪法》规定的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例如，《宪法》第10条第4款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第12条第2款第2句规定：“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又如，国家建设征用土地，修建铁路、公路、公共设施，水利、防洪、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征用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财产，并给予适当的补偿。对此，《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1979年）第2条，《外资企业法》（1986年）第5条，《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1994年）第4条，《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1991年）均作出了具体的规定。这里的“社会经济权利”显然不只是财产权利与私权，对私人财产权的限制，在一定意义是是对社会经济权利的认可。通称的社会经济权利，它和传统的人身权、财产权有区别也有联系。传统的人身权、财产权是从“自然”意义上讲，人自身应具备的权利。社会经济权利则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集体主义产物，是政府给予公民的权利或福利。可以说，社会经济权利的赋予要求既对传统的人身权、财产权加以扩充和保障，又必然加以一定的限制。所以，我们可以把社会经济权利看作是传统的人身权、财产权在现代民主法治国家之下的发展和延伸，这种以发展和完善人权为目标而产生的新的集体主义的人权观，既保障传统的人权，又提高现代工业社会之下的公民物质文化和生活水平，是社会公平的体现。

从诉权的一般理论来看，诉权是一切社会冲突最终进入司法领域并得到解决的根本前提，是一种当事人基于特定利益受到损害的事实，要求司法机关进行裁判的权利。“诉讼法学界普遍认为，诉权，是国家赋予社会主体在其利益受到损害和与他人发生争执时，请求司法机关通过审判方式保护其合法权益的权利”。[7]因此，公益经济权利受到损害时，能否通过诉讼程序加以保护，关键就在于是否存在相应的诉权。我们把这种在特定的侵害公益经济权利的事实发生后，特定权利主体（法律所授权的一切公民、团体和机关）要求法院依法进行裁判的权利，权且称为公益经济诉权。但是，公益经济权利的实现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因为，在现有宪法制度框架下所安排的三大诉讼的传统模式，只将民法、刑法、行政法上所需要的保障性权利——诉权，细化到具体的诉讼法律制度中。而经济法上的基本权利——公益经济权利，却因为其自身价值取向迥异于其它传统部门法权利，在现行的审判体制里找不到对应的诉权，无法通过诉讼的方式得到最后的救济，而成为一种宣言性的权利。近年来，损害公益经济权利的现象时有发生，却得不到有效的遏制。因此，赋予公益经济权利相应的诉权，就尤为必要。

二、公益经济诉权与人民的关系

“诉权是一种救济权，是一种一切公民所平等享有的宪法性权利。而且，诉权也是给予每一个公民从制度上表达自己意志的途径”[8].宪法和法律所赋予公民的权利，如果得不到有效的保障，那么权利就形同虚设。任何权利的设定，都要求诉讼的最后保障。诉权作为一种保障性人权，正在受到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的关注，国外已有不少国家将诉权宪法化。《世界人权宣言》第8条规定：“任何人当宪法和法律所赋予他的权利遭受侵害时，有权由合格的国家法庭对这种侵害行为作有效的补救”。公益经济诉权的确认，符合诉权宪法化的趋势，对于宪法和法律所确认或所应确认的实体性权利而言，属于保障性、程序性权利，属于基本人权。虽然有人认为，“公民提起经济公益诉讼的权利是一种程序性权利，它对于保护公民的实体权利——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是必不可少的，……”[9]但是，公益经济诉权在正常状况下以静态的形式存在，因为它作为一种实体权利（民利）时，只保留对这种权利行使的可能性；当它呈现为动态时，就是启动诉讼使它作为一种民利的属性得以实现。因此，公益经济诉权是一种与众不同的权利形态。它的行使，使它同时在同一行为中实现同一权利外壳下的不同权利内容。它不仅以一种实体的民利的形式存在，而且以一种实现这种权利的程序性权利的形式存在。经济公益权作为一种实有的权利，是客观存在的。然而，公益经济权利的保障却远远没有达到人民设定这种权利的最初目的。权利实现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但权利的保障，只有借助国家权力的力量，通过国家司法机关适用法律这种它律方式，经过司法这一中介环节，才具有切实性。“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公民所享有的诉权是国家为保证宪法和法律所设定的权利具有‘实然性’而设定的权力救济权，没有诉权的存在，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其他权利就不可能成为一种现实权利。相对于基于基本民事契约关系而产生的请求权而言，诉权对抗的是国家权力，是一种宪法性权利。”[10]公益经济诉权是公益经济权的保障权利，是在人民的经济公益遭到损害，从而使个人利益在共同利益受到破坏的情况下不能实现时，使人民有权提讼，通过保护公益的途径来保护个人利益在公益下顺利实现的权利，是公民应当有的基本权利。

民主是的根本前提和基本原则，人民是其核心内容，人民是国家权力的真正拥有者。我国宪法第2条就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管理国家事务和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邓小平指出：“要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11]显然，推进民主政治，不仅要赋予人民管理社会经济事务的权利，而且，更要为实现这种民利寻找广泛而适当的途径。公益经济诉权的确立，将是我国民主政治的一次重大发展，将为人民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行使民利提供权利支撑。人民是公益经济诉权的最初来源。“人民之所以有经济公益诉权，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因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有权管理国家事务”。[12]在我国，民主的内核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因此，最广泛的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社会经济事务，是推行的首要任务。“要切实保障人民，就必须赋予人民公益诉权，使人民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通过司法途径得以实现”。[13]公益经济诉权的确立，使得人民在损害公益经济权利的行为发生后，可以以自己的名义，通过自己的诉讼行为，要求人民法院对损害经济公益权利的行为加以裁判，使遭到损害的经济公益权利得以恢复，从而使得社会程序得以正常运行。人民通过经济公益诉讼的方式，直接进行对社会经济事务的管理。在一定意义上说，公益经济诉权本身就是一种民主管理的权利，是一种公民以诉讼方式直接参与国家社会经济事务管理的权利，因而，公益经济诉权是一种民利。

人民内涵的另一方面就是人民对其代表的监督。因为，人民虽然是一切权力的真正拥有者，但不可能是一切权力的直接行使者。在现代民主政治下，人民的权力通常以代议制民主的形式实现。在这种制度下，人民把一部分权力委托给民主选举产生的代议机构及国家和其公职人员行使，权力的实际行使者应当向人民负责。但是，这种由权力代表管理社会经济事务的方式并不总能符合权力的最终所有者——人民的根本利益，并使社会公益得到有效的保护。由于代议制民主制自身的缺陷，权力代表滥用权力、、、权力寻租等现象时有发生。在现实法律生活中，我国的经济管理机关由于种种原因而不愿行使自己的职权，例如，在部门利益或地区利益的驱动下，甚至，放纵对公益经济的破坏行为。在民的理论认为，人民有权对权力使用者行使权力的情况进行监督，在其不能正当使用权力时，有权采取必要的措施来要求其正当运用权力直至取消对他的委托。我国的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广泛的民主监督的权利，当公益经济遭到损害时，公民在没有公益经济诉权的情况下，对负有管理责任的主体的不当行为的监督权利就很难实现。只有公民拥有公益经济诉权，使其在公共权力错位时，有权以诉讼的方式直接制止损害公益经济的行为或要求有责任制止损害经济公益的组织行使其职权。公益经济诉权是一项切实的、可以行使的监督权利，为监督相应职权部门正当履行自己管理社会经济事务的职责提供了现实的权利基础，使公益经济诉讼成为实现监督的一种方式，因此，公益经济诉权是一种新型的民主监督权利，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宪法权利。

三、公益经济诉权与国家权力的关系

传统的理论无不表明了人民对权利的无限关怀和对国家权力的无比警惕。传统立宪主义认为，宪法作为一种针对公权力的法，其功能在于控制国家。孟德斯鸠曾经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因此“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这种传统的民主理论的局限在于把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看成天然的，格格不入的死敌，把对国家权力的防范当作宪法的唯一目的，从而忽略了国家权力和人民权利的联系。“从宪法的意义上来说，宪法是用来调整公民与国家之间冲突的法律规范，权利和权力关系的协调问题贯穿于宪法的始终，二者的有机协调是秩序得以型构的前提基础。如果国家权力过大，势必招致专制，从而背离的意义；反之，如果公民的权利过大，国家的控制趋于弱化，必将导致社会的无政府状态。”[14]显然，一方面要求彰显公民权利，另一方面也要建设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所以，除了强调个人权利免受国家滥用权力和权力无限扩张之害之外，还要必须容纳一个强有力的﹑能够有效的履行许多重要的对内外职能的国家。这种国家应该有能力维护国家安全﹑独立与统一；能够为社会提供必要的法律与秩序；能够在一定范围内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从而实现某种社会正义的职能。因此，我们在从保障人民权力的角度对公益经济诉权的权利属性进行考察后，再从加强国家权力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对我们进一步确认公益经济诉权的权利属性是很有助益的。

公益经济诉权的确立是加强国家依法治国职能的重要手段。依法代表人民行使，管理国家事务是国家的根本职能。正如贡斯当指出：“任何都必须由具体个人行使，抽象的者本身并无法行使这一权力。他必须将权力委托给其他社会主体，否则人民就会成为空谈。”[15]人民把权利授予国家，由国家依法行使权力是人民的题中之意。我国宪法第我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依法治国的内涵是在体制下，国家得到人民的授权，代表人民行使权力。这要求：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然而在我国大量损害经济公益的案件存在，却因为没有相关的法律赋予相应的诉权，导致了这种现象的日益猖獗和国家的遏制不力。一方面，损害公益经济的行为不能得到相应的法律的制裁，对损害公益经济的行为的最终处理没有相应的法律，出现了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另一方面，无法可依导致了对损害公益经济的行为的放任，明明违法却不会招致法律制裁，从而出现违法不纠。公益经济诉权的缺位，严重的削弱了国家权力，尤其司法权对国家事务的合法参与，最终导致了人民赋予国家的权力不能为全体人民所掌握，部分人通过损害公益满足了私益，而更多的人的利益则受到损害。国家权力的运行的另一方面，是国家权力的分工和制约。国家权力在分工和制约中得到平衡，从而使国家权力得以健康有效的运转。立法﹑司法和行政的平衡制约是国家权力正常运行的根本保障。由于没有相应诉权，对于损害公益经济的行为的制裁往往倾向于由行政机关解决，这种解决方法最终导致的是行政和司法的严重混同。使由损害经济公益的行为引起的纠纷的最后解决偏离了司法轨道。判断权向行政机关的转移事实上意味着司法权的分解，这一分解明显消解了司法应有的职能和完整性。这就导致了两种后果的产生：（1）由于处理权在行政机关，致使行政权在处理公益经济受损案件中，一家独大，一方面可能由于权力过大，而出现权力的不当使用，从而损害国家权力的合理行使；另一方面，则可能因为权力范围的过于宽泛，使得国家向行政机关投入大量新的成本，而浪费其他权力资源，比如司法资源。更何况还有可能因行政方式自身的局限，根本不可能彻底解决因损害公益经济所引起的纠纷。（2）司法权在保障公益经济领域的旁落是其导致的另一后果。这里又可能出现两种情形，首先，由于在一般情况下，没有，法院就不可能对某一案件有审判权。因而，对公益经济受损案件的无能为力，导致了司法权的软弱无力。其次，司法权由于缺乏相应的权利基础，从而不能实现对独大的行政权的制约，权力制衡无从实现。很明显公益经济诉权的不明晰，既导致了国家权力的失衡，也导致了国家权力资源的浪费。要建设符合正当性的国家权力来保证人民的真正实现，就必须完善宪法权利体系，公益经济诉权对于经济领域的国家权力来说，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基本权利，具有宪法权利属性。

托马斯·杰弗逊曾经说过：“我并不提倡经常修改法律和宪法，但是，法律必须和人类的心智一道携手并进。随着时移境迁，只要人的心智变的更为发达，更为开明，只要有了新的发现揭示了新的真理，行为方式和舆论发生了变化，制度就必须保持与时代同步向前发展。”[16]显然，推进要求宪法对新的权利作出某种制度安排。在新时期，由于新型权利的兴起以及理念的发展以及公益经济诉权之宪法权利属性的揭示，要求在宪法的权利框架下对其加以制度安排。确立公益经济诉权基本权利地位，符合的根本要求，有利于的推进。因为，民主﹑法治和人权是的三大基本理念，民主是基础，法治是条件，人权保障是目的。

参考文献

[1]童之伟：《用社会权利分析方法重构宪法学体系》，《法学研究》1994年第5期。

[2]刘茂林：《也谈宪法学体系的重构——评社会权利分析理论之争》，《法学研究》1995年第5期。

[3]参见吴家麟主编：《宪法学》，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第364-386页。

[4]参见张庆福主编：《宪法学基本原理》（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601页。

[5]参见许崇德主编：《中国宪法》（修订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07-430页。

[6]参见许崇德主编：《中国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7-184页。

[7]颜运秋著：《公益诉讼理念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第84页。

[8]莫纪宏，《论人权的司法救济》，《法商研究》2000年第5期。

[9]韩志红，阮大强：《新型诉讼——经济公益诉讼的理论与实践》1999年版，第93页。

[10]莫纪宏，张毓华：《诉权最现代法治社会第一制度性权利》，《法学杂志》2002年第4期。

[1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6页。

[12]韩志红，阮大强：《新型诉讼——经济公益诉讼的理论与实践》1999年版，第89页。

[13]颜运秋著：《公益诉讼理念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第64页。

[14]刘志刚：《宪法的哲学之维》，《政治与法律》2003年第1期。

经济研究管理论文篇4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货币合作已经得到来自经济学家和各国政策制定者们的越来越高的重视。早在1978年的波恩峰会上，七国集团就已经达成了一套非常详备的合作方案，使我们不能再对该领域内的重要进展无动于衷。在研究中我们常常将货币政策合作（PolicyCooperation）和货币政策协调（PolicyCoodination）交替使用，用以指称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货币决策机构或决策当局之间某种形式的合作关系。对国际货币合作的基础和有效性问题，从来都存在广泛的争议，支持者麦金农和威廉姆森宣称，目前国际货币体系中无节制的汇率浮动对国内宏观经济管理和物价稳定非常不利，而一国货币政策的目标恰恰是宏观经济和通货的稳定，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不是目标本身而仅仅是达成目标的手段，对开放经济体而言，有效的国际货币合作值得优先追求。而反对者则阵容更强大，国内稳定是汇率稳定的前提条件已根深蒂固，哈伯勒等则将支持者的论点反转过来，声称应该优先考虑国内的货币稳定，唯其如此这些国家才有能力遵循一种更稳定和更富有预见性的汇率政策，进行国际货币合作才有起码的基础。至今，如何形成有效的国际货币合作机制，并防范其向逆效合作滑落仍是国际经济学有待探索的前治理论。

一、国际货币台作的原因：市场溢出和政策溢出

如果我们承认全球化导致各国在货币经济领域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日益加深，那么一国资本市场的异常波动就可能影响和波及国际资本市场，而国际资本市场危机也可能无法充分隔疫而困扰国内资本市场，这通常被称为市场的“溢出”和“溢入”（MarketSPill－over）。一国货币政策也既可能传递到也可能受制于它国的货币政策，这通常被称为政策的溢出和溢入（PolicySpill－over）。显然市场或政策溢出及相关命题都仅对开放经济体才有意义。鉴于对全球资本市场和对国际货币体系的管辖权的归属模糊不清，人们试图通过国际货币合作来降低上述溢出效应。

基于“货币政策溢出”的国际货币合作理论的代表人物有库珀等。经济全球化的加深导致只有小型开放经济才可以基本不考虑政策的溢出效应，而大国在制订货币金融政策时，就不能不事先考虑相互间的政策溢出并进行政策协调。一般认为，政策溢出效应主要通过贸易渠道和资本流动渠道传递。以贸易渠道为例，一国紧缩性货币政策可能导致进口需求的下降，而其政策溢出则给予其主要贸易伙伴一个外源性需求紧缩；以资本流动渠道为例，一国紧缩性货币政策意味着本币利率上升，而政策溢出则导致向这个国家的资本流动，他国因资本外流而有意外紧缩。库珀的大致结论是：在开放经济下如果不考虑货币合作，则一国政策效能将大为削弱。此后库里，列文和维达里斯等（1987）研究了近年浮动汇率制发展历程后指出，各国力图确保它们宏观政策的独立性可能对世界经济具有破坏性，溢出效应的存在说明各国可以通过国际货币合作来分享合作体系带来福利增进。富兰克尔的基本思路是：所谓政策溢出，是指在经济相互依存不断加深时，一国的政策行为将影响别国的福利函数，而它国的政策行为同样将影响本国福利函数的达成，因此各国彼此割裂和相互冲突的货币政策是不可取的，必须通过货币合作降低整体福利损失，富兰克尔尤其主张以建立起较大的货币区（CurrencyBloc）来作为国际货币合作的手段。

基于“资本市场溢出”的国际货币合作理论的代表人物归功于蒙代尔，他分别讨论了在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下，资本流动带来的溢出效应，以及一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搭配问题。目前基于市场溢出的货币政策合作大致有以下几种思路：一是主张国际货币合作可以降低市场和汇率的不确定性，即浮动汇率制在确保了各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同时，并不能完全隔疫资本市场的溢出效应，其频繁波动反过来将削弱各国货币政策的效能，各国让渡部分货币进行合作可以降低外汇市场和汇率的不确定性，并最终使货币合作参与者受益；二是主张国际货币合作应该有恰当的水平和方式。S．汉和C．瑞因哈特等认为，估计在1992年时，1．7个百分点的利率差才会因溢出效应而引起货币市场间的波动，而现在0．7个百分点的利率差即可达到类似效果，甚至股票市场等其它资本市场的溢出效应也在增加，因此各国必须在会计准则、银行监管、信息披露等方面进行适当的国际货币合作。可见，各国产生在货币领域进行合作的初衷，就在于通过货币合作降低政策或市场的溢出效应，并改善本国货币政策的效能及资本市场的稳健性。

二、国际货币合作的霸权稳定论

基于霸权稳定结构的货币合作理论的始作佣者可能是金德尔伯格（P．C．Kindleberger），霸权稳定论（HegemonicStabilityTheory）并非由金氏提出，而是另一位学者克欧亨尼（R．Keohane）提出的，但金德尔伯格首先将其运用到国际货币合作领域。在其《1929－1939世界性经济萧条》一书中，金氏认为在国际货币领域需要一个霸主以杜绝政策或市场溢出效应，霸主的作用不仅仅局限于充当发行世界货币和充当全球最后贷款人角色，也应为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发挥作用。但除了霸主和附从者之间以霸权稳定结构维持国际货币秩序之外，金氏甚至否认其他形式的国际货币合作的有效性。1973年正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际，但金德尔伯格仍然坚称霸权稳定结构是唯一途径，实在具有讽刺意义。此后，克拉斯纳（S．Krasner）和吉尔芬（R．Gilpin）等对霸权稳定论进行了发展。一般来说，霸权稳定结构必须满足下列条件：1、关键国具有足够的经济规模，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2、他国相对于关键国地位的明显逊色和对关键国地位的不言自明的普遍默示；3、体系创立伊始关键国通货稳定，且附从国认为其自身货币政策相对于关键国货币政策的从属性和被动性未对自身利益构成威胁；4、霸权体系内的成员存在一定水平的经济发展趋同性。而霸权合作体系则具有一下特点：1、霸权体系的货币合作体现为霸主决定霸权体系的货币政策，其他附从国认同和接受，一旦默示的接受性受到怀疑，霸权结构就从稳定向非稳蜕变；2、霸权体系的货币合作通过制度予以维持和协调；3、霸权必须能够产生类似“公共产品”的收益以抵补附从国牺牲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成本，当霸权稳定结构的合作收益趋于枯竭时，该体系就将崩溃。

金德尔伯格等提出的霸权稳定结构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克欧亨尼随后提出了后霸权合作论。最早运用霸权稳定结构一词的克欧亨尼在其《霸权衰落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倾轧》中指出：“霸权性合作并不构成唯一可能的合作方式”，“霸权后合作也是可能的”，他指出后霸权稳定结构（Post－HegemonicStabilityTheory）的特征是：1、从逻辑上看，霸权不是寡头合作体系中出现货币合作的必要条件，而后霸权体系则是大国间的寡头合作博弈过程，大国间“可以自己提供集体利益”；2、不管是否属于霸权性质，国际体系所依赖的是共同的或互补的利益关系，频繁的政策和市场溢出将促使货币合作的规模和程度更深更广，尽管着重寡头合作的信誉是可质疑的；3、霸权体制本身具有惯性，霸权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合作体系的消亡，但体系中霸主将受到寡头的挑战，从而导致霸权稳定结构向后霸权合作体系渐变。此后库纳（R．Copper）、艾治格林（B．Eichengreen）等一起发展了后霸权合作理论。他们将国家分为两类，一类是小型开放经济体，对于它们，其参与国际货币合作的可能选择只有两种对角选择（TwoCornerSolu－tions），要么保持彻底的浮动汇率制度，要么通过钉住单一货币或货币局制度（CurrencyBoardSystem）固定其汇率。这也被形象地比喻为“暴风雨中的风叶”理论，一个国家的汇率安排就好象风叶一样，在金融全球化的暴风雨中，除了将风叶和风车完全脱钩，让风叶随风而转之外，就只有把风叶和风车完全固定，让风叶和风车静止不动。另一类是大国经济，对于它们，没有一国在货币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国际货币事务必须通过合作来解决。这潜在地反映了世界多极化的趋势，此方面典型的例子是西方七国集团的政策合作体系。

从全球角度观察，霸权和后霸权的货币合作模型可以用以下模型概括。如假定全球由n国组成，且各国均有自己的货币和中央银行，并通过固定彼此之间的汇率建立货币体系，假定第n国的货币汇率为1，用Si表示i国货币相对于第n国货币的汇率，Fi是i国用本币表示的外汇储备变动，由于全球国际收支差额必为零，则有：S1F1＋S2F2十S3F3＋……Sn－1Fn-1十Fn＝0。为了维持该系统的相容性，第n国必须既不为其国际收支变动Fn规定独立的目标，也不应干预市场，以试图确定S1、S2、S3、Sn-1中的任何一个汇率，结果第n国的唯一选择，就是采取“有益疏忽”政策，把Fn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残差”来决定。因此包含n国成员为了维持汇率和系统的相容性，其可能的路径只有三种：第一种是后霸权合作体系。在n－1国选择其对于第n种货币的汇率并自主国际收支时，第n国必须成为和体系中其他寡头采取合作姿态的“无为的霸主”，放弃其国际收支和汇率政策的自主性；或者相反，第n国执行独立的货币政策，而其余n－1因为维持对n国货币的稳定，它介1的国际收支和本币供给被动地由n国的货币政策所决定，n国成为要求其余附从国服从霸主的“稳定的霸主”。第二种是霸权稳定结构，即在S1、S2、S3，Sn-1、Sn等被货币同盟所确定时，为维持系统相容，各国必须建立区域内的中央银行，并授权它以统一的货币政策保证S1F1＋S2F2十S3F3＋……Sn－1Fn-1十Fn＝0的条件；或者至少在货币政策、汇率和国际收支方面进行非常密切的政策协调，这正是欧盟的德洛尔解法（Delors’SApproach）。第三种，为n国引入第n＋1个约束变量，即“外部驻锚”（ExternalArchor），这样n－1个汇率和外部驻锚的价格是外生的，第n种货币供给才可能成为内生，系统方才具有相容性。但既然全球是n国组成的，故已不可能引入第n＋1个约束变量，这种解法只有在n国是趋于货币同盟而不是全球货币联盟时才可能存在。

三、国际货币台作的博弈分析论

在国际货币合作分析中引入博弈论工具的代表人物是滨田宏一（Y．Hamada）等。从广义上讲，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在货币领域的表现，指“各国充分考虑国际经济联系，有意以互利的方式调整各自经济政策”的过程，而国际货币合作则是政策协调在货币领域的表现，这一过程在协调范围上有较大的可伸缩性，滨田定一（Y．Hamada，1985）用博弈论直观地说明了两国条件下的政策协调过程。下图中，横轴代表国1的政策工具I1；，越右表示国1相对货币政策越为宽松的财政政策；竖轴代表国2的政策工具I2，越上表示国2相对货币政策越为宽松的财政政策。{U*｝是国1的具有同等福利程度的无差异曲线的集合，即在每一条无差异曲线U*1；上各点的福利是相同的，但距离最佳福利点B*越远的无差异曲线所表示的福利程度越低，即U*i＋1＜u*i；类似地，{U^i}表示国2具有同等福利点程度的无差异曲线的集合，B^表示国2的最佳福利点，并且在图中依然有U^i＋1＜U^；成立。由图可知，滨田宏一分析的依据是相对于一定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越宽松的国家越能获益。

如果不存在政策溢出效应，则各国的无差异曲线可能是直线。在图中，国1的无差异曲线（包括最佳福利点）表现为一系列垂线，而国2的无差异曲线（同样也包括最佳福利点）表现为一系列水平线。这意味着两国自己的政策不会造成对对方的影响，即每一国最优政策的选择是独立于别国最优政策的，各国不必考虑对方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就能够制定自己的政策以达到最优福利安排。此时各国没有必要展开国际货币合作。但现实中无政策溢出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越深，一国政策对别国福利的影响更加显著，表现在图上则是使两国原本为直线的无差异曲线变为围绕各自最佳福利点的椭圆形曲线。此时只有使两国无差异曲线相切的货币政策才是有效的，在切点上的政策实现了帕累托最优。因为此时一国福利的改进必须以牺牲另一国福利为代价，这些切点构成的曲线如图所示就是连接两国最佳福利点的契约线B*B^。契约线上的点所代表的政策是国1国2协调的结果。故从博养论角度看，各国必须进行货币合作。

问题是，如果各国拒绝合作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先以国1为分析对象。如果缺乏合作，则对国1而言，国2的政策就是一个既定的函数，其造成的福利结果表现为一条条水平的无差异曲线U^i，由于政策的外部性的客观存在，国1的无差异曲线呈椭圆形曲线。所以，对每一个U^i，国1必须选择一种政策，使得自己的无差异曲线U*i；与水平线U^i相切，切点组成的轨迹构成直线R*，这就是不合作时国1的对策函数。类似地，对国2来说，国1的无差异曲线U*i为一组垂直线，国2为使本国福利最大化必使自己的政策所决定的无差异曲线在与U*i有接触的前提下尽量接近本国的福利最佳点，也即是取与每条垂直的U*i相切的U^i，切点构成的直线R^就是不合作时国2的对策函数。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使两国福利的取值在各自反映函数R*和地的交点N上达到稳定。N点是一个稳定的纳什均衡点（NashPoint）。从图一上我们看到，这一点所对应的政策是无效率的，它代表的福利比契约线上进行适当的国际货币合作所对应的任意一点都更远离帕累托最优状态。这说明，在存在政策溢出的前提下，进行国际货币合作将有助于改进参加协调国的福利。

四、国际货币合作的两难：有效合作和逆效合作

除了霸权和后霸权货币合作理论、货币合作的博弈理论之外，还存在其他一些国际货币合作的理论流派，但国际货币合作并不总是有效的，有时反而是无效甚至逆效的。所谓有效的货币合作（ProductiveCooperation），是指成员们通过规则协调或随机协调来参与货币合作时，货币合作的福利产出不仅可以抵销各国所付出的货币政策独立性部分丧失的成本，还可以完全或部分抵销政策和市场溢出带来的损失；所谓逆效的货币合作（Counter-ProductiveCooPeration），是指随着国际经济格局和货币秩序的变迁，货币合作的福利产出逐步下降，当下降到不足以抵补各国所付出的货币政策独立性部分丧失的成本时，货币合作就成为逆效的，此时各国参与货币合作不仅没有降低市场和政策的溢出性，反而还付出了货币政策独立性受损的代价，结果合作不如不合作，原有国际货币合作的制度安排或随机安排在惯性消失后崩溃。人们就不得不经常对货币合作作出评估，以判定其是有效的或逆效的。

基于成本收益法来判定货币合作属于有效或逆效的代表人物是的欧迪兹（G．Oudiz）、J萨克斯（J．Sachs）和罗高天（K．Rogoff）等人。对国际货币合作可能带来的收益并不表示乐观。其开创性研究表明，1984－1986年间，美日德三大国从完全和充分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协调中的获益还不到GDP的1．5％。这样的结果显然并不能令政策协调的支持者满意。而罗高夫则指出如果政府在货币合作过程中放松了对通货膨胀型货币扩张的约束，那么国际货币合作不仅不能改进福利反而可能使参与国福利降低。在此基础上，列文（P．Levine）＆居里（D．Currie1987）通过使用OECD互连模型的两集团简化版本研究了无信誉政策的不稳定性，指出不讲信誉的政策容易导致过度通货膨胀，从而使福利呈现不升反降的趋势。

基于博弈论来判定货币合作属于有效或逆效的代表人物有滨田宏一和克莱恩（B．Klein）和莱福勒（F．Leffler）等。从博弈论角度观察，货币合作成为逆效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搭便车行为。为防止政策溢出，各国采取合作可能改善各国的福利函数，但是货币合作是有成本的，如果合作体系本身缺乏制度化的监督机制，那么合作带来的福利增进就成为类似公共物品的东西，那么货币合作将可能因搭便车行为缺乏制约而失败，即合作为逆效合作。二是国际货币合作的持续性和可置信度问题。由于政府间的货币合作往往时分时合，矛盾重重，因此私人部门对其可持续性持怀疑态度，这在对汇率的联合干预方面尤其突出。

经济研究管理论文篇5

Abstract： Through analyzing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the graduate thesis of economics of several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in Hunan Province， the principles of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economics graduate thesis are determined by the idea of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the evaluation indexes of the graduate thesis of economics are put forward and the systematic and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graduate thesis is built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education quality for economics graduates.

关键词：全面质量管理；研究生毕业论文；评价指标

Key words： total quality control；graduate thesis；evaluating indicator

中图分类号：C5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7）13-0224-02

0 引言

毕业论文的质量高低是反映研究生综合科研能力和学术水平情况的重要参考因素，国家有关部门先后颁布的相关政策文件也为提高现阶段我国研究生的教育质量状况做出了新要求。探索毕业论文质量问题是研究生教育改革中一项现实而紧迫的任务，探索研究生毕业论文指标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1 经济学研究生毕业论文质量的现状

选题时敷衍、写作时词穷、审查时恐惧，是经济学研究生毕业论文存在的严重问题。由于最开始选题范围的不恰当，使得他们在写作过程中无法顺利完成，有些学生只是简单堆砌前辈的研究成果，不能提出新观点、不能突破前人。而还有些仅仅只是提出了某种观点、说法或模式，缺乏背景评述，容易让人忽视它的创新价值。研究生毕业论文质量不容乐观的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一些高校对于研究生毕业论文的质量保证仅仅停留在结果控制。本文拟从全面质量管理的角度出发，建立一套相对系统、完善的经济学研究生学位论文评价指标体系。

2 全面质量管理的内涵

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质量经理费根堡姆（Feigenbaum）就提出了全面质量管理（Total Quality Management，TQM）思想的概念。国内学者刘波（2015）将TQM的基本内涵简要表述为保持质量持续改善和根据事实来管理，并将其核心特征归纳为全面的质量管理、全过程管理和全员参与管理的“三全”思想[1]。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全面质量管理的理念和方法都具有普遍适用性。

3 引入全面质量管理思想，构建经济学研究生毕业论文的评价指标体系

3.1 研究方法

首先收集汇总湖南省内几所具有代表性的高校经济学研究生毕业论文评价体系的相关信息，研究各学科研究生毕业论文现有评价体系的特点、已取得的成果和不足。实证研究部分运用抽样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对获取的相关样本数据系统地进行统计分析，建立相应的经济学研究生毕业论文的评价指标体系。检验指标体系的信度和效度，明确不足后改进方案。用实践检验理论，积极进行创新，以弥补认识上的不足。

3.2 样本收集

确定研究对象：湖南省内具备研究生培养资格的有代表性的院校。收集数据方法：通过电话访谈，被选取大学的官方网站收集资料以及查找期刊或研究报告等资料获取相关数据。

3.3 基于全面质量管理思想，构建经济学研究生毕业论文评价指标

Ludmila N.（2015）认为取得TQM成功的关键在于发展新的形式和方法的教育活动、建立新的联系、了解有效的管理的所有过程[2]。Madalina Militaru（2013）提出引入TQM到教育教学的管理环节能够帮助培养单位掌握内部和外部的变化和建立自己的想法[3]。宋明和张传燧（2012）认为“全面”的定义不仅限于最后产品质量的“全面性”，还包括“全过程”的培养和“全体人员”的参与[4]。

本研究以湖南大学、湘潭大学、长沙理工大学三所高校的经济学研究生论文评价指标为蓝本进行系统分析后，建立经济学研究生毕业论文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4 结语

本文从全面质量管理的视角，综合考虑了研究生毕业论文撰写过程中各个环节，对经济学研究生毕业论文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进行了初步探讨。然而，由于研究生毕业论文质量的管理过程十分复杂，本文针对经济学研究生毕业论文所构建的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也还存在着一些尚未完善的方面。在下一步的研究工作中，应在大量丰富的数据分析基础上，在实践不断进行检验的过程中，对指标体系进行不断完善，保证评价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参考文献：

[1]刘波.基于全面质量管理的高校研究生培养质量保障[J].创新与创业教育，2015（06）：149-152.

[2]Ludmila N. Larina.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to Education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J].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15（215）：9-13.

经济研究管理论文篇6

一、WTO成为世界范围维护和完善贸易秩序的重要机制

国际贸易的进行和发展，需要比较合理的国际贸易秩序作为支撑环境，战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从林林总总的商品组织到联合国贸发会上震耳欲聋的讨论，从GATT的第一回合到多哈刚刚启动的新一轮贸易谈判，各国、各地区都在为改善自身所处的国际贸易环境付出了大量的努力。

特别是近二十年来，在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技术进步和跨国公司的推动下，贸易自由化、生产国际化和经济一体化在不断突破国家和地域的限制，商品、服务、生产要素与信息的跨国界流动的规模日趋扩大，国际分工日益加深，世界市场范围内配置资源的效率不断提高，各国、各地区间经济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正是基于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和作用的深切感受和发展自身经济的强烈愿望，各国、各地区不管国力强弱，不论社会制度和文化差异，都在试图逐步融入到全球化进程中，因而也就更加重视全球通行的市场经济规则。

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是WTO成员，目前已达144个，成员间贸易额占全球贸易额的90%以上，这样就使它具备了根据全球化要求和国际贸易发展的特点，制定和实施全球通行的交易规则的能力和条件。

作为当今世界处理贸易问题的重要国际组织，WTO在以往的实践中，在所有成员的配合下，卓有成效地履行着它的基本职能，已经制定了一系列与国际贸易有关的基本规则并监督成员执行。WTO也成功地组织了多个国家的贸易谈判，为建立公共的国际贸易秩序做出了积极的贡献。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在微观经济活动中为促进贸易的公平进行提供了令人信服的帮助和评断。WTO运转以来，以其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和实践，对世界经济贸易的发展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WTO要求各成员实施统一的对外经贸政策，主张各成员不分大小，实行非歧视的贸易待遇原则，给予外国货物国民待遇，保护知识产权，逐步开放服务贸易市场，主张公平贸易和公平竞争。WTO的这些基本原则已为全球各国、各地区所接受，成为国际经济通行规则的有机组成部分。

如果说GATT是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把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地区协调起来，追求国际贸易的良好秩序的产物，各国、各地区都视之为同国际经济体系联系与合作的重要桥梁；那么，当这个组织演变到WTO以后，就不仅仅是联系国际经济的简单通路了，当然它仍有这个作用，但这时的WTO本身就已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或者可以这样讲，它本身就是经济全球化的载体和舞台。它现在的方式、运行机制就是为经济全球化而设计的。

让我们来看一下乌拉圭回合的19个协议，就很容易理解了。19个协议浩如烟海的条文，对全球贸易和与贸易有关的一系列经济活动做了相当全面的规划，其精细与具体可谓无微不至，不仅WTO成员奉为至典，WTO以外的国家也不能等闲视之。当贸易专家们不时翻阅这个1995年文本的时候，参加多哈部长会议的贵宾们已经着手环保等更深层次与贸易有关的立法

了，人们当然还无法评估本次回合的成果，但有一点已经不容置疑，那就WTO为了国际贸易秩序的优化，为了从次优逐步过渡到最优，在严格监督现有环境的同时，还在不懈地推进新的立法。

不仅如此，WTO维护国际贸易秩序的作用还突出表现在它对各成员的国内立法产生了强制的影响。这就是各国在国内涉外经济立法和经济管理实践中必须坚持法律的一致性和透明度等基本原则。

法律的一致性是指禁止颁布与入世承诺相抵触的法规，这意味着不能通过与WTO规范相悖的法规。

公平地执行WTO规则是建立世界贸易秩序的又一基石，这一原则不允许在参与国际经济活动中存在不平等的竞争和垄断。

透明度要求全面公布并提供与贸易有关的现行法律、规则和措施，其目的在于可使成员清楚地了解制度信息、准确评估贸易环境，可见，透明度也是法律一致性的必备条件。

二、FTA的贸易创造效应成为全球贸易新的增长点

各国、各地区出于深化国际分工和合作，配合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已不甘于WTO所形成的次优原则和秩序，主动从双边交往和局部地区间的联盟寻求更大的便利和自由化。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FTA无论是数量还是进程都变化很大，据不完全统计，到2000年底，全球已经完成和正在商谈的FTA总量已近50个，其中双边的FTA占90%；区域性的FTA绝对数量虽少，但影响深远。下面我们先简略描述在当今全球经济和区域经济中占有重要位置的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情况，来看FTA的作用。

1985年6月欧共体发表白皮书，提出欧洲经济共同体于1992年建立一个统一的欧洲大市场，实现内部商品、服务、资本和人才的自由流动的考虑。1986年2月欧洲经济共同体各国签署了《欧洲一体化文件》。该文件规定在1992年年底正式实现12个国家间统一市场。事实上，经过6个年头的努力，到1992年底，作为这个目标的重要标志，三个“自由流动”得以实现。

一是商品自由流动：取消共同体的商品在相互边境间的全部检查，统一商品技术、卫生标准；

二是资本自由流动：公民可在各成员国自由存款、贷款和投资，取消外汇管制；

三是人员自由流动：公民在欧共体内可自由迁徙，他国公民享受本国公民同等待遇，相互承认居留权、学历和技术职称。

在这个基础上，欧共体成员继续努力，1992年又正式签署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决定成立欧洲联盟，确定在上世纪完成单一货币、建立中央银行。如人们所见，随着欧元的启动，欧盟经济一体化建设进入到了更高的阶段，此时的成员间，已经具备了完全的贸易自由和便利。

1991年2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间公布了推进自由贸易区的设想，同年，三国之间开始了协议谈判，在一年零两个月的争吵之后，于1992年8月达成协议，同年12月三国分别签署。

1994年1月1日三个国家正式步入自由贸易区，三国约定15年之内逐步取消货物和劳务以及资本流动的所有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经过努力，到目前为止，已经实现了基本的优惠安排：

一一美国、加拿大对墨西哥的出口的工业品和农产品的65%已经在2000年前实现了免税。

一一美国、加拿大对墨西哥出口的汽车整车关税已经减半征税，2000年前已实现了取消75%汽车零件出口的关税。

一一在原产地规则方面，实现了汽车必须包含62.5%的北美制造的零件可以享受减少关税的优惠安排。

一一墨西哥逐步开放对美国通讯设备及服务的投资限制。

一一墨西哥取消对美国、加拿大农产品实行的进口许可证，使美国农产品的出口的25%获得了基本保证。

一一美国、加拿大逐步取消对来自墨西哥的纺织品和服装的限制。10年内实现没有壁垒。

一一墨西哥对美、加开放金融市场，经过6年的过渡期，美加银行、证券公司都可以在墨设立独资的分支机构。

一一2000年前已经开放了包括金融领域在内的所有资本市场。

一一三国间的货物跨境运输为贸易的便利和自由提供了支持。

一一三国一致采取措施保护知识产权。

当然，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开放进程还在继续，自由化程度还在逐步提高，较之欧盟确实存在很大差别，但即使如此，我们从上述两个自由贸易区已经实现的目标中，仍然可以感受到它对经济和贸易的积极作用和促进效果。

首先，自由贸易区的商品贸易自由化进程度已相当高，在商品贸易上，不仅不能存在关税壁垒，就是比较复杂的非关税壁垒的取消也都有了明确的时间表。

其次，为了实现区内贸易便利化，成员在开放投资、人才、技术、服务等领域上予以全面合作，贸易自由已逐步演变为经济一体化进程。在这个进程中，各成员原来追求的贸易便利化目标确实得到了实现，但成员很快就把这一成果作为推进区内经济一体化的手段，区内的各项安排产生了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虽然从其本意上是为促进区内的经济快速增长，但作为结果之一，区内的贸易以其独到的便利条件迅速增长，作为一个新的增长点带动了全球贸易的迅猛发展。

第三，FTA间的攀比和竞争，使成员经济的让渡范围越来越扩大，欧元的启动把这一苗头发挥到了极至，人们现在考虑的已不再是自由贸易区的意义和重要性这一系列原则问题，摆在日程上的是如何推进并尽快取得成效。

凡此种种，自由贸易区便利的自由的经济结构对区域乃至全球的经济产生的影响已经不言而喻。

第一，FTA促进了区内经济和贸易增长。

综上所述，内部贸易壁垒的逐步消除及自由流通的实现，将促进内部经济和贸易的增长，同时生产要素将得到不同程度的自由流动，资源的配置和利用也更趋合理，规模经济效益进一步提高。根据测算，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分别给各成员带来利益，节约了开支。

如欧盟在实现了商品、服务、资本和人才自由流动后，可从取消的壁垒过程中获益3000亿美元，国民生产总值增长5%，物价下降6%，公共费用减少20%，工业成本下降7%，增加200-300万个就业机会。

北美自由贸易区也同样使三国获利。美国可因此得到1715万个新增就业机会，对墨西哥的贸易顺差将增加100亿美元。北美自由贸易区运行以后的数据也说明了三国是受益的，贸易出口都有明显的增长，墨西哥年增长率最高达20%，其次是加拿大10%，美国是5%.

第二，影响世界商品、资金、技术、和人才的流向。

战后，世界商品和资本的流动一直集中在发达国家之间，FTA的产生和发展，将加剧这种趋向。以发达国家为主建立的FTA如上述的两个，由于区内逐步清除各种壁垒，生产要素的流动必然加速，各种资源的利用和配置更趋合理，从而使相互间的经济贸易联系更为紧密。

FTA是区域间经济联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同时也要看到FTA的产生又进一步加深了这一联系。仅以资金和技术的流动就可说明，在FTA中，由于科学技术的发明国的主要使用者都集中在发达国家，因而对科学技术尤其是新科技的吸纳能力也是巨大的，这样就势必造成了资金和技术首先是流向发达国家，之后才是流向区内的发展中国家，真正流向区外发展中国家的就很少了。

近年来，人们对FTA的作用和优势认识得越来越清楚，FTA的优化机制对非成员的吸引也很明显，这就引起了区内外合作的问题。为了分享FTA的利益，FTA以外的国家都在积极寻求与其开展合作，这样就出现了FTA之间相互投资和技术交往以及贸易交流，特别是为了绕过FTA的贸易壁垒，区外国家的投资设厂成为最普遍的进入方式。近二十年来的跨国兼并、战略重组之所以发展很快，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第三，FTA所固有的排他性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FTA的基础就是内部开放市场，相互提供优惠，这样的结果是以区内不断扩大和增长的贸易取代与区外国家的贸易，区外的国家和地区不能享受区内的种种优惠，从而导致外来产品的竞争力下降。如欧洲以共同农业政策为支柱的农产品统一市场就是一个典型的排他性很强、贸易保护主义色彩很浓的市场。同样，在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运行中，随着墨西哥产品对美输出的大幅增加，亚洲地区的电子产品和纺织品出口美国势必遭受巨大冲击。

三、FDI带动国际贸易快速发展

近年来，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活动与当今世界经济发展（包括国际贸易的法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进入到9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加快，世界经济形势似乎变得越发有利于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活动，各国政府竞相以优惠政策吸引外资，贸易和投资壁垒大幅削减，全球和区域范围的经济一体化程度日益加深，跨国公司在国际范围内转移资源、扩张经营、全面开发市场已经非常便利。

据《2000年世界投资报告》等权威统计，目前世界上约有5万多家跨国公司，其海外分支机构达30余万家，累计跨国直接投资总计约4万亿美元，其中30%是由全球最大的100家跨国公司控制，由这些投资所创造的商品销售额，比世界出口总额还要多。2000年，跨国公司海内外分支机构的销售额达6.5万亿美元（其中30%是公司内部交易）。各种数据都清楚地表明，跨国公司带动了国际贸易的快速增长，而且成为推动当今国际贸易发展的强大力量。

我们从既往的跨国投资实践中已经看到，跨国公司大规模向各地区渗透，进行跨国生产、经营和销售，大大促进了生产的国际化。跨国公司采取全球经营的战略，不仅增加了东道国的对外贸易量，而且所开创的以公司内部分工为特征的国际生产一体化体系，因其大大减少“交易成本”，使母公司分支机构间的内部贸易量急剧增长，成为当今国际贸易增长中的重要构成。

据统计，上世纪70年代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占世界贸易的20%；八九十年代这一比重上升至40%.目前世界贸易总量中有70-80%与跨国公司有关，而且这种趋势还有进一步扩大和发展之势。乌拉圭回合达成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要求各成员通报其与此相关的法规中存在的限制情况，并要求各成员根据确定的时间表在最长7年时间内取消这些规定。可见跨国公司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地位不断加强，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也为跨国公司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制度保证。

作为90年代末最突出的全球经济现象之一，跨国公司的购并重组不仅对跨国投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样对世界贸易的作用也是巨大的。在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们已经亲眼目睹了全球企业的兼并风潮，十几亿、几十亿甚至几百亿美元的资产和股本在一夜之间易主，存续几十年、甚或上百年的公司、企业，一纸合同就改朝换代。从曼哈顿到地中海，从传统的制造业到充满高科技成分的IT产业，还有老牌的商业银行都在洗牌之中。

但这次兼并浪潮席卷之处仍以欧、美为主，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几未波及，即使在发达国家中，也情况不同，美国是这次兼并浪潮的最大目标，同时也是自身兼并活动最活跃的国家。与70年代的那一次“把企业作为一件商品”的兼并不同，这次兼并主要是基于公司的长远的全球的经营战略考虑，目的主要在于扩大规模，利用规模经济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优势互补，通过跨行业、产业的混合兼并，降低经营风险，避开贸易壁垒，开拓全球市场。更为引人注目的是政府推动、金融界积极参与，形成了全方位的推动兼并的大环境。

之所以要关注跨国公司的全球兼并，首先是由于它对全球经济产生着现实的与潜在的影响。毫无疑问，新一轮的兼并改变了国际资本的流向，推动国际资本在发达国家中的流动，这对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造成很大困难。

其次是兼并与重组加速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已有的和正在形成的贸易壁垒在兼并浪潮的冲击下已土崩瓦解，很难发挥作用。可以说，全球跨国企业的兼并在某种意义上加速了经济全球化，使许多国家之间，双边范围乃至多边场合久拖不决的问题变得容易解决。

再次是企业兼并增加了跨国公司的力量，扩大了他们占有市场的份额，使得国际贸易格局更加不利于发展中国家。

四、电子商务所提供的交易平台迫使既定的国际贸易格局开始了新一轮的洗牌

随着国际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为适应国际贸易数量和规模的迅速扩张的需要，90年代后半期产生的电子商务一经问世，就以不可逆转的势头为世界贸易搭建起了快速运行的平台，特别是在美国、欧盟、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的大力推动下，电子商务已成为本世纪国际贸易发展最具前途的领域之一。

在1995年以前，全球电子市场交易额几乎可以忽略不论，但到1997年就迅速达到约300亿美元，到2000年为2500亿美元。专家估计在21世纪的前十年里电子商务市场完成的交易额将以每两年翻一番的速度超速发展，到2010年，交易规模约为10万亿美元，在全球贸易格局中将占1/3的比重。如果再划细一点，届时欧盟的网上出易将可能达到4万亿美元，美国可能在2万亿，日本在1万亿，亚太地区约15万亿美元。

人们还能看到，在进行电子交易的同时，各国、各地区已将传统国际贸易领域内正在进行的全球制度化建设的思潮同步应用到电子商务平台的建设上，世界有关贸易组织、经济组织和致力于推动电子商务发展的发达国家都同样非常注重电子商务运行规则的建设。这个在国际贸易领域内，经过几十年间成千累万件交易实践才令世人基本认识的道理，在电子商务这个虚拟的交易产所内却不费吹灰之力就实现了。当然，由于电子商务平台自身运行的高技术特点，其规则的制定并非一蹴而就，但应当讲，人们的这一努力方向是非常值得肯定的，而且成效还是比较明显的。

如联合国国际贸易委员会通过《电子商务示范法》、WTO部长级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全球电子商务宣言》、WTO总务理事会通过的《电子商务工作方案》，OECD召开的电子商务部长级会议以及电子商务全球对话形成的《巴黎倡议》都是国际范围内进行电子商务规则建设的可喜成果。

又如美国的《全球电子商务政策框架》、《关于电子商务最佳实施方案调查的总结》、《互联网免税法案》，欧盟的《欧洲电子商务倡议书》，英国的《电子商务-英国税收政策指南》，亚洲国家新加坡的《电子商务比较框架》等都是从本国能力和利益出发完成的单项立法，虽然还不系统，但是对解决目前电子商务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障碍还是有积极作用和针对性的。

上述两个方面的概述虽然还不是电子商务发展的全貌，但是已清楚地说明，电子商务提供的交易平台对国际贸易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与传统的商务活动相比，电子商务优势多多，如降低成本、减少库存、缩短生产周期，增加商业机会以及对实物基础设施的依赖小等。我们可以把其对现有国际贸易的影响大致地归纳为如下几点：

首先是电子商务以其快捷的运行和履约冲击现有的交易方式，使交易商可以在传统的谈判室与因特网之间做出选择。

其次显然相当数量和比例的新生业务从初始就进入网络运行而压根就与传统的市场没有关系。

第三，网上交易既是一个平台，同时也是一个市场，数据库建设、域名注册等电子市场自身开发也在进行着激烈的商战。

经济研究管理论文篇7

关键词：网络经济企业组织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变革

科学技术是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以计算机和网络为核心的信息技术推动了网络经济的迅猛发展。国家信息中心乌家培研究员认为,从理论上说,网络经济就是通过网络进行的经济活动,是经济网络化的必然结果;从经济形式上看,它是有别于游牧经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的信息经济或知识经济。网络经济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带来了企业组织生存环境的巨大变化,为了生存和发展,企业组织不得不进行相应的变革以适应这种变化,而在这其中,组织结构的变革最为明显。

1.网络经济对企业组织结构变革的要求

在传统的经济环境下,实物资本、货币资本以及技术是经济增长和企业竞争优势的主要源泉,传统的企业内与企业间组织形式正是着眼于实现资本与技术等要素的有效配置而设计的。而在网络经济下,人力资本以及由此产生的知识积累则成为经济增长和企业竞争优势的主要源泉,自然需要新的企业组织形式来保证新的核心要素的有效配置。同时,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推进,科技的飞速发展以及信息的指数化增长也使得传统的组织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不能适应外部环境的快速变化和进行有效的内部沟通。这就需要新的组织形式来与组织的发展和变化相适应。总的来说,网络经济要求组织结构具有以下特征:

1.1扁平化

扁平化是网络经济下企业组织变革最显著的特征。适合工业革命需要的组织结构都是一种金字塔式的层级结构,这种组织结构的优点是分工明确、等级森严、便于控制,但是,这种组织结构在网络经济下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例如:由于管理层次多导致机构臃肿、人员冗余,进而造成管理成本居高不下;不同机构之间互相推诿责任,管理效率低下;组织内部信息传递不畅等。为了克服传统组织的这些缺点,组织开始出现扁平化的趋势。组织结构的扁平化改变了传统命令链的多层级和复杂性,精简了结构层次,从而有利于信息的传递,保证信息传递的有效和不失真,大大提高了组织效率。

1.2网络化

企业组织结构的网络化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企业形式集团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企业集团、企业战略合作伙伴、企业联盟大量涌现,这使得众多企业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起来,构成了企业组织形式的网络化。二是企业经营方式连锁化。很多企业通过发展连锁经营和商务等业务,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销售网络体系,使得企业的营销组成网络化。三是企业内部组织网状化。由于企业组织架构日趋扁平,管理层次减少,跨度加大,组织内的横向联络不断增多,内部组织机构网络化正在形成。四是信息传递网络化。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和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企业信息传递和人际沟通已经逐渐数字化、网络化。不同部门、员工之间通过先进的通讯技术进行信息沟通和及时有效的交流,可增进员工之间的了解,提高其学习能力,并增强部门之间的协同能力,有利于企业处理复杂的项目,形成竞争优势。

1.3虚拟化

传统组织结构的设计总是力求职能部门的“全面化”,企业组织也总是力求“大而全,小而全”的模式。不管是职能制、事业部制,还是矩阵制组织结构,也不管规模大小和在某项功能上的优势如何,企业组织内的各种具体执行功能,诸如研究开发、设计、生产、销售等都是以实体部门而存在的。这些实体组织部门作为企业组织系统中相对独立的单元,往往难以对市场变化作出快速而有效的反应。网络经济下企业组织要想具备竞争力,必须要有快速而强大的研发能力,有随市场变化而变化的生产和制造能力,有广泛而完善的销售网络,有庞大的资金力量,有能够生产出满足顾客需求的产品的质量保证能力和管理能力等,只有集上述各种功能优势于一体的组织才具有强大的市场竞争能力。事实上,大多数企业组织只有其中某一项或少数几项比较突出、具有竞争优势,而其他功能则并不具备竞争优势。为此,企业组织在有限资源条件下,为了取得最大的竞争优势,可仅保留企业组织中最关键、最具竞争优势的功能,而将其他功能虚拟化。虚拟化了的功能可通过借助各种外力进行弥补,并迅速实现资源重组,以便在竞争中最有效地对市场变化作出快速反应。

1.4组织决策的分散化

在工业经济时代,组织高层几乎拥有所有的决策权。在这种单一的决策模式下容易产生、低效率、结构僵化、沟通壁垒等问题。网络经济的发展,要求企业组织由过去高度集中的决策中心模式改变为分散的多中心决策模式,组织的决策由基于流程的工作团队来制定。决策的分散化能够增强组织员工的参与感和责任感,从而大大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2.网络经济下企业组织结构变革的方向———网络组织

网络组织这种新型组织形式不仅满足组织扁平化、网络化和虚拟化的要求,而且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它既适合于总组织,比如一个拥有众多子公司和自负盈亏组织的康采恩,也适合于拥有现在流行的项目组织,独立的生产组织、部分自治小组等形式的小型的企业组织。

2.1网络组织的涵义

虽然众多学者认为网络组织是网络经济下企业组织的发展方向,但是由于网络组织是一个前瞻性概念,企业在实践中也有多种具体的形式,因此关于网络组织目前还有一些不同的认识。但我们可以给出Achrol关于网络组织的一个被较为普遍接受的定义:网络组织是由多个独立的个人、部门和企业为了共同的任务而组成的联合体,它的运行不是靠传统的层级控制,而是在定义成员角色和各自任务的基础上通过密集的多边联系、互利和交互式的合作来完成共同追求的目标。网络的基本构成要素是众多的节点和节点之间的相互关系。在网络组织中,节点可以由个人、企业内的部门、企业或是它们的混合组成,每个节点之间都以平等身份保持着互动式联系。如果某一项使命需要若干个节点的共同参与,那么它们之间的联系会有针对性地加强。密集的多边联系和充分的合作是网络组织最主要的特点,而这正是其与传统企业组织形式的最大区别所在。从Achrol给出的有关网络组织的定义,可以看出,网络组织不仅是企业组织内部的一种组织形式,同时也是企业组织之间的一种联系方式。对网络组织的含义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a.网络组织是由节点及节点之间的联系方式与沟通方式构成的具有网络结构的整体系统。每个节点都具有相应的决策能力,能对流经它的信息进行加工和处理。b.网络组织有着共同的目标,网络中的节点围绕着共同目标进行运转,并实现信息共享和沟通。c.网络组织各节点共同遵守网络组织协议。网络组织依靠网络组织协议运行,在遵守协议的前提下可自愿进入、退出,表现出网络组织的柔性与边界模糊性。d.网络组织可能是一个独立的法人实体,也可能不是一个独立的法人实体,而是为了特定的目标,由人、团队和企业构成超越节点的组织,组织节点的构成会随着网络组织运作进程、目标完成情况进行增减、调整。网络组织边界超越一般组织边界,具有可渗透性和模糊性。网络组织根据组织目标选择构成节点、节点的核心能力、互补优势及整合程度。

2.2网络组织的类型

一般网络组织框架允许它有不同类型和级别。从不同的角度也可以将网络组织划分为不同的类型。米鲁斯等人将网络组织划分为三类:内部网络组织、稳定的网络组织和动态的网络组织。

a.内部网络组织。内部网络包括两个方面的涵义:一面是通过减少管理层级,使得信息在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和普通员工之间更加快捷地流动;二是通过打破部门间的界限,使得信息和知识在水平方向上更快地传播。这样做的结果,就使企业成为一个扁平的、由多个部门界限不明显的员工组成的网状联合体,信息流动更快,部门间摩擦更少。在网络经济的市场环境下,生产已经不是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如何对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做出及时的反应并让顾客充分满意才是企业兴衰成败的关键。与此相适应,企业的组织结构也应该由以生产为中心转变为以顾客为中心。在企业内部构建网络组织,有助于企业及时准确地识别顾客的需求特征,围绕特定顾客或顾客群配置资源,组建由设计、生产、营销、财务、服务等多方面专业人员组成的团队,为顾客提供全方位、定制化的服务,让顾客完全满意。

b.稳定的网络组织。稳定的网络组织是指一种以长期合作关系为基础的网络组织,其中每一个企业组织都是独立的,它们通过契约与核心企业相联结。其典型代表是企业战略联盟。

c.动态的网络组织。动态的网络组织是许多企业的临时联盟,他们具有自己的关键技术,通常围绕某个领导企业或中间企业组织的关键技能联成临时网络组织,以达到共享技术、分摊费用以及满足市场需求的目的。这种动态联盟表现出短暂和临时的特点,某个目标一旦完成就会宣告解散,而为了新的机会又会重新组建新的联盟,其典型代表是虚拟企业。

3.企业组织结构变革中的几点措施

正如前文所述,网络组织是一个前瞻性的概念,是未来企业组织结构发展的方向,但是,希望企业从传统组织结构直接转变为网络组织是不现实的,新的组织结构毕竟要以过去的组织结构为基础,而不可能凭空创造出来。不过,既然我们说网络组织是网络经济下组织结构变革的方向,企业组织必然要采取一些措施在结构上向网络组织过渡,或者说建立具备网络组织的某些特征的新的组织结构。

3.1组织层级的减少

与国外相比,我国大多数企业组织结构是直线职能型,企业不论大小自上而下自成体系,“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属于典型的层级组织。这种组织的主要特征有:垂直一体化程度相当高,所有权集中,并因此可能导致最低的产品差异性以致形成商品同构;在发生冲突时,较多采用行政命令来解决冲突;组织边界层次分明、固定、刚性,典型的静态连接或联合。应该说,我国企业的传统组织模式,在计划经济时代是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过贡献的,但在网络经济时代,其弊端愈来愈明显。我们不能希望企业组织结构从传统的直线职能制直接变革为网络组织结构,但是,减少组织层次,是我国企业目前能够做到的,也是必须要做到的。从联想集团组织结构的变化可以看出我国企业组织层级减少的趋势。联想集团于2004年调整了企业战略,并作了相应的组织结构变革。首先是统一了中央市场部,在这个平台上进一步研究识别细分客户的需求,同时指导整体市场的工作。与此同时把原来的华南、华中、华东、西南、西北、东北和华北七个销售大区进一步分成了18个销售大区。如把以前属于华中销售大区所辖的湖北、河南和江西三个销售分区重新划分为湖北销售大区、河南销售大区,江西销售分区则和湖南销售分区一起组成湘赣销售大区。结果减少了销售过程中的层次,使得营销更加贴近用户,便于深耕习作区域市场。

3.2以流程为导向的工作团队的建立

在流程变革的基础上,组织需要建立工作团队,也就是将过去以功能分工的组织方式改变为以“流程”、“网络”为导向的工作小组。过去分散于各职能部门的工作由一个小组结合起来,承担起满足社会需要的所有工作,各组成小组构成了一个非中心化的联合体网络,这样不但可以避免传统企业内部广泛存在的“”所导致的管理低效率,而且也使各组成小组的界限不再严格地局限于功能和层次。

当组织职务是围绕小组而不是个人来进行设计时,结果就组成了任务团队。“团队”一词有着特定的含义,主要包括能够自我优化、自我设计、自我创造和自我组织。按照德鲁克教授的分类,团队只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网球双打型的。在这种团队里,它必须是小型的,每一个成员必须使自己适应队友的个性、技能、长处和弱点。第二种是足球队型的。每一个队员有一个固定的位置,但整个队伍是整体移动的(除了守门员),同时,队员们又保持各自的相对位置。第三种是棒球队型的或者是乐队型。每个成员都有固定的位置。网络经济下的企业组织将越来越多地在企业内部和外部使用跨职能的任务团队,人们必须学会在没有固定职务、没有命令权威、既不是被控制也不是控制他人的情况下去进行管理,去完成任务,去实现目标。

3.3内部市场化

从传统组织到网络组织的另一个途径是内部市场化,即在企业网络化的基础上,让组织内部的各个单元(节点)形成自己的利润中心,这些单元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和市场环境选择与组织内部或者外部的其他企业进行交易。如购买原材料、产品或服务以及对外部单位进行投资,以便更好地根据市场条件确定业务。这样,企业组织内部不存在垄断,利润中心有从组织内部和外部各单位购买产品或服务的自由,同时,这些利润中心也必须把他们的产品或服务以竞争性的方式销售给内部或外部的单位。但是,组织内部单元的这种市场化行为必须与组织的发展目标相适应。在这些内部市场组织形式中,各个单元都需要建立自己的财务报告,以便组织对各个单元的情况进行了解和协调。

在企业组织进行内部市场化过程中,往往会碰到的一个难题就是各个利润中心或各个单元难以确定互相提品或服务的价格。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从海尔建立的内部价格体系来得到一些启示。海尔的内部市场化是伴随着流程再造建立的。海尔集团产品事业部与商流推进部之间的价格体系是根据整合前产品事业部的销售费用占销售额的比率作为基数(以后根据上年度的销售费用作为基数),以此为标准,双方通过协商确定新的折扣比例,核算出商流推进部从事业部的采购价,即采购价=产品市场价×(1-折扣比例)。产品事业部与物流推进部的价格体系是根据整合前产品事业部每批次采购物品所需的采购费用作为基数(以后根据上年度的采购费用作为基数),以此为标准,双方通过协商确定新的折扣比例,核算出事业部从物流推进部的采购价,即采购价=物流采购价×(1+折扣比例)。设备公司和产品事业部的内部价格体系是根据整合前,产品事业部采购设备、维修设备所消耗的费用作为基数(以后根据上年度的采购、维修费用作为基数),然后双方协商确定一个比例和基数相乘得出的数额,作为设备公司应得的报酬,其它各部门之间的价格体系的建立与此类似。正是由于内部价格体系的确立,保证了海尔内部市场化的目标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

1乌家培.网络经济及其多经济理论的影响.学术研究,2000;(1)

2RaviS.AchrolandPhilipKotler.MarketingintheNetworkEconomy.JournalofMarketing,1999

3李维安等.网络组织-组织发展的新趋势.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4R.E.Milesetal.,“CauseofFailureinNetworkOrganizatioin”,CaliforniaManagementReview,Summer1992

经济研究管理论文篇8

关键词：高职院校 整合营销 品牌

随着市场经济迅速发展、高等教育市场细化，教育产品越来越同质化及对优质教育资源需求的不断高涨，高校之间的办学水平、生源质量、办学条件、人才引进以及就业等方面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并逐步形成高校之间的分化格局。面对这样激烈的竞争状况，如何从实际出发、立足自身特色以及个性，系统的构建、推广与维护高职校品牌，仍是高校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为此，本文据整合营销的理论基础，以品牌整合为切入点，结合齐齐哈尔职业学院品牌建设的现状，为了切实解决齐职院品牌建设方面存在问题，提高其品牌的综合竞争实力，培育较大美誉度、知名度的高职院校品牌，提出了一系列提高高校品牌建设的对策与建议，进而希望对提升我国各大高职院校品牌价值有着重要积极指导与借鉴的作用。

一、基本概念的界定

（一）整合营销

整合营销传播是以消费者为中心，建立在对消费者的深入了解基础上的一种传播方式，它将所有的营销传播手段协调、统一起来，向目标受众传递统一的说服性信息，在企业与消费者间建立一种独特的关系，从而达到企业的目标。高职院校的目标受众主要是指学生、家长及用人单位，由这三者的集合构成了高职院校的利益相关者。

（二）品牌与高职院校品牌

美国市场营销协会（AMA）对品牌的定义是：品牌是一种名称、术语符号、象征、设计，或是他们的组合，用以辨别销售者及产品或服务，使之与竞争对手的产品和服务区别开来。[1]

高职院校品牌是以院校的名称或校徽等为标志，以校园文化为灵魂，集学校各种优势资源，通过教育活动，培养大量的服务于管理、生产等第一线的应用型优秀人才和学生、家庭、企业、社会等建立起的互动关系的总和。

（三）整合营销与品牌建设的关系

1．整合营销是协调和管理传播活动，以保持组织信息一致的途径。早期的整合营销以促销和传播的整合为重点，即通过各种传播活动为企业形象及其品牌实现“一种形象和一个声音”。多数专家认为整合营销传播是一个业务战略过程，它用于计划、制定、执行和评估可衡量的、协调一致的和有说服力的品牌传播方案。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就是将广告、推销、公共关系等多种手段传播一致的信息，整合传播战略，从而提高品牌和产品形象。一所学校如果对它的所有信息传播手段整合程度越高，那么它的形象也就会越鲜明，像学生、家长、用有单位等关系利益人对它的忠诚度也就会越高。

2．整合营销是以消费者为起点，以完整统一的品牌形象为核心的互动过程。营销传播的目的在于影响消费者的态度和行为，这一根本的动因决定了一切营销信息在传播过程中的每一个步骤都不能离开对消费者行为的认识。[2]

3．整合营销造就品牌关系。新生企业在成立之初所考虑的是形成企业经营思想和管理标准，以此来提高消费者对企业产品的信任度和认可度。品牌的深层次内涵就是做企业文化，企业文化囊括了企业所有的经营和管理范畴，包括了人、财、物、销等。因此，只有文化做好了，才能酝酿一个好的品牌。[3]

二、齐齐哈尔职业学院品牌建设的现状

（一）齐齐哈尔职业学院实施整合营销在品牌建设中取得的成就

1.创建初期的整合营销

齐齐哈尔职业学院的前身是黑龙江东亚大学。办学初期，“校牌是借的、广告是赊的、校舍是租的、教师是聘的、学生是落榜的”。学院先后整合各种资源，开创了企办教育向民办教育战略转移的新途径。在学院的办学实践中，学院创出了自己独特的办学理念和办学机制，得到专家和业内同仁的肯定和赞同。

2.实践教学中的整合营销

齐齐哈尔职业学院实行“第三学期制”和“第四学期制”。每年的6至8月份独立地设置为一个社会实习实训学期，学生从大一开始，就由学校统一组织到校办工厂、专业所属实体公司以及对口的单位岗位，以实际岗位工作为基础进行实习实训，让学生承担具体的工作任务，引领学生进入真实的职业环境。第次实习后，学院对用人单位的满意度进行问卷调查，在收回的《实践教学信息反馈表》中体现的满意度达到95%以上。此外，学院还利用寒假期间设置第四学期，学生在完成专业实践、社会实践及其他相关学习任务的同时向母校及家长汇报成长经历。齐齐哈尔职业学院利用一切信息传播的途径将学院的发展信息传播到每一个利益相关者处。

3．各系部自行创建网站，进行特色宣传

齐齐哈尔职业学院实行二级管理制，设置了“五个系，一个中心，一个技职校”。这七个部门在学院领导下，纷纷创建了反映本部门改革发展的特色网站，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竞争局面。学院通过各系建立的网站，有效地与外界进行沟通，及时地传递了学院办学特色、系部活动等相关信息，从而在利益相关者的心里留下深刻的印象。

4．品牌评价体系初步确立

齐齐哈尔职业学业院重视品牌建设，已初步形成了品牌班级、品牌寝室、品牌专业的评价标准。一旦这种品牌评价体系被学院的师生了解熟悉，大家就可以自觉地向这一标准努力，同时，也能够提升品牌形象。

（二）齐职院品牌建设存在的问题

1．品牌管理人才缺乏

高职院校品牌建设的复杂性、系统性决定了高素质、专业化、职业化的品牌管理人才是推进高职院校品牌建设的关键因素之一。没有职业化的专业品牌管理人才，就不可能形成知名的高职院校品牌。当前我国高职院校品牌管理人才严重匮乏，从事品牌管理的人员缺乏系统的专业知识、技术和品牌管理实践经验。品牌管理人才的缺乏直接制约了我国高职院校品牌建设的进程，这也是影响齐职院品牌建设的重要问题之一。

2．品牌营销手段缺乏

品牌主体的品牌营销手段缺乏，导致品牌的认知度低，增值速度缓慢，品牌价值的提升极其有限，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很容易被竞争对手抢占先机。学院与公司、企业不同，没有市场部与销售部之分，因此，品牌建设工作得不到具体、有效地落实。无论是招生部门，还是各个办学单位都是各司其职，尽量做好本职工作，而缺少对品牌建设的重视程度。

3．品牌整合行动缺乏

高职院校信息的传播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系统工程，往往要运用广告、公关、事件等传播工具和电视、报纸、电台等传播渠道针对不同的品牌利益相关者发送信息。由于高职院校人才流动性较大，师资队伍中新教师较多，对校园文化、办学理念等理解不深刻，会影响学院品牌信息的传播。此外，齐职院宣传方式比较单一，大多数学生和家长只是通过招生简章和学院网站等有限的宣传形式了解学院，缺少感观性、互动性。

三、加强整合营销对齐职院品牌建设的对策

（一）树立整合营销观念提升齐职院品牌价值

在高职院校中实施整合营销要坚持“一个观点，一个声音”的原则，要设法使学院的各个环节，每一位员工都参与整合营销传播，让学院师生深知学院的品牌文化内涵，并以此做为考核标准。齐齐哈尔职业学院对教师制定了合格教师的三个标准——让学生喜欢学校、让学生喜欢自己、让学生喜欢自己所教的课程。这样，在高职院校中可以充分利用学校的人才优势，把每一位教师培养成专业的品牌管理人才。合格教师达到了学校的“三个标准”后就可以在教学管理中不断与利益相关者沟通，争取他们的认可，从而成为学院发展中品牌的管理者与塑造者。

（二）构建以品牌为中心的整合体系

高职院校的品牌建设应整合高职院校的营销过程、营销方式及营销行为，实现一体化；对高职院校内外部实行一体化的系统整合；整合企业的价值观与形象定位，实现对外信息的一体化与协调性。高校实施整合营销的关键点在于学院的教学服务以及品牌是通过何种方式和路径与利益相关者进行沟通。高职院校为了塑造高校品牌，要综合运用公关促销、广告、事件推销等各种沟通方式构建以品牌为中心的整合体系。

（三）构建良好的高职校形象，形成良好的品牌文化氛围

校园文化是高职院校品牌的灵魂，是建立鲜明的品牌定位的体现。在整合营销过程中应充分利用各种强有效的内外部传播途径形成利益相关者对品牌在精神上的高度认同，创造品牌信仰，最终形成强烈的品牌忠诚。

高职院校要进一步增强质量意识，提升教学服务质量，为构建品牌形象奠定坚实的基础。注重品牌差异化定位，满足利益相关者的需求，为构建教学服务品牌形象提供成功的经典路径。

总之，整合营销传播能够使高职院校从观念到实际工作，由内至外地一步步完成品牌的塑造，与利害关系者进行有效的沟通，而在利益相关者心中形成鲜明统一的品牌形象，使品牌建设得到有力提升。

[2] 陈华.浅谈打造我国高职院校品牌的策略[J].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1）. 111-112

经济研究管理论文篇9

一、网络经济下企业财务管理的创新

网络经济的重要标志之一是人类生产经营活动和社会活动网络化。财务管理必须顺应潮流，充分利用互联网资源，从管理目标、管理内容和管理模式进行创新。

1.财务管理目标的创新

传统财务管理目标以“利润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或“企业价值最大化”为主，它是基于物质资本占主导地位的工业经济时代物质资源的稀缺性和使用上的排他性等原因产生的，体现了股东至上的原则。然而，在网络经济下，人力资源、知识资源在企业资源中占主导地位，企业相关利益主体发生了改变，若财务管理的目标仅归结为股东的目标，而忽视其他相关主体，必然导致企业相关主体的冲突，最终损害企业的利益。

2.财务管理内容的创新

(1)融资、投资创新。在传统经济形式下，企业的融资是指以低成本、低风险筹措企业所需的各种金融资本;投资资金的运用，主要指固定资产投资和项目投资。而在网络经济下，人力资本、知识资本的管理是企业财务管理的重心。因此，企业的融资、投资重心将转向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目前，在网络经济下企业的竞争是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竞争，谁拥有了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便拥有了发展、生产的主动权。因此，筹集知识资本和储备人力资本将成为网络经济下财务管理的重要环节。

(2)资本结构优化创新。资本结构是企业财务状况和发展战略的基础。而网络财务中资本结构优化创新包括以下几个层面:一是确立传统金融资本与知识资本的比例关系;二是确立传统金融资本内部的比例关系、形式和层次;三是确立知识资产证券化的种类、期限，非证券化知识资产的权益形式，债务形式以及知识资本中人力资本的产权形式等。通常情况下，企业资本结构的优化创新是通过投资与融资管理而实现的。只有优化资本结构，使企业各类资本形式动态组合达到收益与风险的相互配比，才能实现企业知识占有与使用量的最大化。

(3)收益分配模式创新。在网络经济下，企业资源的重心转向人力资源和知识资源，有知识的劳动者成为企业的拥有者。企业的资本可分为物质资本和知识资本。企业的拥有者发生了变化，收益分配模式必然发生变革。收益分配模式由传统的按资分配变为在企业的物质资本和知识资本的各所有者之间分配，按照各所有者为企业做出贡献大小及所承担风险大小进行分配。

3.财务管理模式的创新

在互联网环境下，任何物理距离都将变成鼠标的距离，财务管理的能力必须延伸到全球任何一个结点。财务管理模式只有从过去的局部、分散管理向远程处理和集中式管理转变，才能实时监控财务状况以回避高速度运营产生的巨大风险。企业集团利用互联网，可以对所有的分支机构实行数据的远程处理、远程报账、远程审计等远距离财务监控，也可以掌握和监控远程库存、销售点经营等业务情况。

这种管理模式的创新，使得企业集团在互联网上通过网页登录，即可轻松地实现集中式管理，对所有分支机构进行集中记账，集中资金调配，从而提高企业竞争力。

二、网络经济下企业财务管理的缺陷

网络经济是基于Internet为载体而运行的经济形式，也是电子商务充分发展的经济。由于经济活动的数字化、网络化，出现了许多新的媒体空间，如虚拟市场、虚拟银行等。许多传统的商业运作方式将随之消失，取而代之以电子支付、电子采购和电子订单，商业活动将主要以电子商务的形式在互联网上进行，使企业购销活动更便捷，费用更低廉，对存货的量化监控更精确。这种特殊的商业模式，使得企业传统的财务管理的缺陷暴露无疑。

1.不能满足电子商务需要

在网络环境下，电子商务的贸易双方从贸易谈判、签订合同到货款支付等，无须当面进行，均可以通过计算机互联网络在最短的时间内来完成，使整个交易远程化、实时化、虚拟化。这些变化，首先对财务管理方法的及时性、适应性、弹性等提出了更高要求;并使得企业财务分析的内容和标准发生新的变化。传统财务管理没有实现网络在线办公、电子支付等手段，使得财务预测、计划、决策等各环节工作的时间相对较长，不能适应电子商务发展的需要。其次，分散的财务管理模式不利于电子商务的发展。

2.不能满足新的管理模式和工作方式的需要

财务管理传统的结算资料主要来自于财务会计的成果，借助经济数学和统计学的一些基本方法，对以财务报表为核心的会计资料进行处理，并据以预测未来经济条件下企业可能达到的损益状况。而在网络环境下，电子商务能在世界各地瞬间进行，通过计算机自动处理，企业的原料采购、产品生产与销售、银行汇兑等过程均可通过计算机网络完成。

3.不能避免财务管理出现的新风险

在网络经济下传统企业财务管理首先遇到的是网络交易安全问题。由于财务管理中涉及到的交易用户由传统的面对面的交易改为了通过互联网进行交易，而互联网体系使用的是开放式的TCP/IP协议，并且以广播的形式进行传播，交易用户的信息很容易被窃取和篡改，即使是合法身份的交易人，由于采用无纸交易，交易对方也可能会抵赖交易，从而给网络交易安全带来了极大威胁。传统的财务管理多采用基于内部网的财务软件，没有考虑到来自互联网的安全威胁，而企业财务数据属重大商业机密，如遭破坏或泄漏，将造成极大的损失。其次遇到的是身份确认和文件的管理方式问题。

三、网络经济下财务管理创新的实施构想

企业财务管理创新是网络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要求，也是企业发展的当务之急，在此笔者提出几点实施财务管理创新的构想:

1.树立新的理财观念

网络经济的兴起，使创造企业财富的核心要素由物质资本转向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因此企业理财必须转变观念，不能只盯住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首先，企业财务只有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从根本上提升企业财务管理的水平。其次，企业财务人员必须树立正确的风险观，善于观察和面对复杂的竞争环境，能够科学准确的预测市场环境下的不确定因素。再次，要重视和利用知识资本。企业既要为知识创造及其商品化提供相应的经营资产，又要充分利用知识资本使企业保持持续的利润增长。

经济研究管理论文篇10

金融业界对经济资本这个概念并不陌生，但一直困惑于如何将这个概念与金融实务紧密联系起来。自经济资本概念提出伊始，学者和实务工作者就一直在探索如何使这个概念具有实际可操作性，如何超越定性的层面，定量地、具体化地度量经济资本，以及如何利用各种经济资本指标来深化金融企业的业绩管理。这些努力总结起来，其实质就是如何实施经济资本管理工作。

经济资本指用于承担业务风险或购买外来收益的股东投资总额。经济资本＝风险资本＋商誉。如果没有购买外来收益计划，经济资本和风险资本的差别可以忽略。而风险资本是指抵补一定时间段内，给定置信区间内资产和其他头寸价值的潜在损失金额，即指能够令损失超过资本的概率小于一定水平的资本要求。在现代商业银行监管框架下，资本能力大小决定了银行的规模增长能力、风险抵御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银行机构开展经济资本管理，可以量化内部每个业务单元和每个业务环节在获得经营收益过程中所承受的风险大小，可以实现对利润的风险调整和对客户的风险定价，进而使绩效评价和经营战略更为科学。

二、银行经济资本管理在中国

2004年6月26日，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公布了以完善资本充足率框架为主要内容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并于2006年底在十国集团国家正式实施。中国政府为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设定的最后期限为：拥有大量海外业务的大型中国银行须在2010年前实施。2007年2月27日中国银监会《中国银行业实施新资本协议指导意见》规定：“银行经批准可以申请暂缓实施新资本协议，但不得迟于2013年。”同时，中国银监会督促大型国内银行，按照新资本协议规定的高级内部评级体系，开发最复杂的信用风险计量模型；要求中小银行借鉴新协议所代表的先进风险管理技术和经验，逐步朝先进的风险管理模式靠拢。

新资本协议提出的信用风险的初级和高级内部评级法都要求有5年的违约概率数据，高级内部评级法还要求有7年的违约损失率和违约风险暴露数据。因此，国内银行最迟需要从2008年1月开始收集数据或者推迟使用高级内部评级法，或者从开始收集数据起7年后再使用该方法。今日，国内银行执行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号角已经吹响。

管理风险的能力是银行的核心能力，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其实质体现了对银行风险管理的要求，新资本协议要求精确计量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新资本协议对银行的资本结构、风险状况、资本充足状况等信息披露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要求。如何依照新巴塞尔协议的要求，识别金融风险，利用金融风险技术建立风险模型，难确计量与完整披露银行的风险，如何以“资本约束下盈利能力最大化”为目标，实现流程银行等管理激变，建立健全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如何在经营管理过程中贯穿风险控制意识和风险管理，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在于引人经济资本分配和管理模式。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采用经济资本分配和管理模式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建立以经济增加值和经济资本回报率为核心的绩效考核体系，识别和计量经营过程中的风险水平，从而用经济资本定量表示全行总体、各业务品种、各分支机构在获得经营收益过程中所承受的风险水平，实现对利润的风险调整、对客户的风险定价，使绩效评价和利率定价更为科学，进而提升自己的风险管理能力，优化业务结构和区域结构，适应资本监管要求。目前在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水平还达不到监管要求的情况下，实施经济资本管理，建立资本制约机制，可以有效地引导和约束风险资产的增长，确保风险的增长与资本的增长相协调，稳定提高资本充足率水平。

三、银行经济资本管理的作用

1.经济资本管理体系的引入是银行经营管理模式发生根本性转变的表现。经济资本管理体系的引入、运用以及相应管理体系的建立与完善，能够促进银行管理模式由传统的粗放式、外延式向集约式、内涵式转变。

2.经济资本是银行实施战略管理的基础手段。全面计量和监控风险状态是银行实施战略化管理、赢得市场竞争优势的基础手段。当经济资本总量接近或超过监管资本时，银行应通过某种途径补充资本金、控制其风险承担行为，否则其安全性将在战略上受到威胁。

3.经济资本是银行开展全面风险管理的重要工具。全面风险管理是银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内容，其关键环节在于风险的量化、分解、监测以及应对策略。经济资本通过对非预期损失的计算和预测，直接反映银行的风险全貌，同时，经济资本的配置能够实现银行资本与风险的匹配。

4.经济资本是银行内部绩效考核的重要依据。在经济资本配置的基础上，通过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率指标对银行的各分支机构、产品线和业务线的评价，考察了其盈利能力，又充分考虑了该盈利能力背后承担的风险。

5.经济资本管理的实施为银行市场营销提供指引。银行决策者判断不同业务和产品的市场进退标准是经济资本回报的大小。银行应保留和发展较大资本回报的业务和产品，否则应予收缩或退出市场。

四、如何建立现代商业银行经济资本管理体系

根据我国商业银行现阶段的具体特点，建立现代商业银行经济资本管理体系需要考虑和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尽快建立和完善经济资本配置程序

商业银行应综合考虑股东、经营管理层、监管当局等不同角色对资本管理的要求，从以下几个方面逐步建立和完善经济资本配置程序：第一，评价银行总体风险承受能力。银行的董事会须综合考虑监管当局规定、股东收益和经营中承担的风险，并对所需资本的总体水平做出评估；银行的经营管理层须就其风险偏好所要采用的风险结构做出决定。第二，合理配置资本资源。银行根据既定的资本总量和资本回报要求，运用限额管理、组合管理以及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率目标管理等手段，将资本在各个分支机构、产品线和业务线等不同层面进行有效配置。第三，最优化可用资本。在风险结构和预计的资本需要量一定的情况下，银行需要平衡监管资本与经济资本之间的关系，运用内部风险资本模型度量最优化可用资本水平，确保可用资本与规划资本需要一致，并使资本成本达到最优。第四，衡量资本使用和收益。银行在持续经营前提下计算实际资本收益，当环境变化、业务超过原定目标或原定目标无法完成时，银行有必要对资本计划进行适当的调整。

(二)加快研究制定经济资本管理配套制度

经济资本的管理理念和方法必须运用到银行所有业务流程中，并使之充分发挥决策支持作用。在当前条件下，我国商业银行应坚持制度与系统“同步推进、配套建设、逐步完善”的原则。一方面，要加强宣传和培训力度，促进银行经营管理理念的转变和提升；另一方面，要加快研究、制定和出台一整套经济资本分配管理办法，从而更全面、更扎实、更有效地推进经济资本管理体系建设。

(三)明确经济资本计量范围

依据内部风险资本模型计量的经济资本应与监管当局要求的监管资本保持总体平衡，商业银行应分别计量相应经济资本抵御以上三种风险。

(四)合理选取经济资本计量和配置方法

商业银行的经济资本计量和配置方法主要有三种：资产波动法、收入波动法和系数法。这些方法的复杂程度不同，技术上也各有优劣。从各国银行的实践看，资产波动法正在成为普遍接受的计量和配置经济资本的方式。

(五)建立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率评价体系

国际先进银行主要采用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率综合考核银行的盈利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该指标不仅能够将银行的收益和风险直接挂钩、有机结合，充分体现经营目标和绩效考核的内在统一，还能够促进银行建立良好的内部激励和约束机制，也能够激励银行自觉地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风险，在审慎经营的前提下拓展业务、创造利润，实现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率最大化，从而实现为股东创造最大价值的经营目标。

(六)加强管理信息系统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