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税收论文十篇

农业税收论文篇1

（一）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印花税政策从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印花税来看，印花税以保险公司全部保险合同中保费收入的总和为税基，按照0.1%的税率计算征收。目前我国对种植业、养殖业保险合同免征印花税。

（二）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企业所得税政策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的商业保险公司的企业所得税在征纳时除了可以税前扣除的项目（我国当前的财税制度规定，保险企业的企业所得税收入来源包括按照合同征收的全部保费、被减免或者返还的流转税、国家对保险企业财政性补贴或其他补贴收入、保险企业在二级市场买卖国库券的所得，其中购买的国债到期获取的利息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之外，其经营中央、地方财政进行保费补贴的种植业险种业务，提取不超过保费收入25%的农业巨灾赔偿准备金，也可税前列支。同时，财税[2010]4号文件规定，从2009年1月1日起，到2013年12月31日止，对商业保险公司提供种植业、养殖业保险业务而获取的保费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该保费收入的90%计征。在一定程度上，这些税收优惠政策减轻了商业保险公司的经营压力，也增强了其自身应对巨灾风险赔偿的能力。

二、外政策性农业保险税收政策简述与经验借鉴

为了保证农业保险计划的顺利实施，各国(地区)都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给予税收优惠（如表2所示），这些税收优惠措施对我国农业保险税收制度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从表2的内容可以看到，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税收优惠幅度均较大。首先是免税范围广，如美国、菲律宾等国家对农业保险免征一切税收；其次是税收优惠幅度大，如日本对农业保险开征的营业税和所得税低于其他行业，俄罗斯对农业保险获得的利润免税等;再次是激励作用强,各国(地区)通过农业保险的税收优惠政策，扩大了农业保险的覆盖面，保障了农民收入与农业经济的发展。我国应该借鉴境外农业保险的税收政策，推动农业保险的快速发展，借助政府扶持，将农业保险办成惠民事业。

三、进一步加大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税收优惠的对策建议

（一）扩大涉农保险的税收优惠范围对农业保险经营免除营业税政策应当按照近期实施的《农业保险条例》精神，适用于农林牧渔业保险，覆盖种植业、林业、养殖业，进一步扩大《营业税暂行条例》第8条规定的农牧保险范围。条件成熟之后，还可以进一步扩展到有关农民人身健康、财产安全、农田水利设施等。政府应该结合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制订相应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

（二）扩大农业保险经营组织的税收优惠范围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税收优惠政策范围要从经营政策性业务的商业保险公司扩展到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的各类保险组织。我国《农业保险条例》第2条规定，经营农业保险的保险机构“是指保险公司以及依法设立的农业互助保险等保险组织”。《条例》从我国实际出发，确定商业性保险公司和其他合作互助保险组织都有参与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直保业务的权利。因此，对于互助保险公司等非盈利组织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应进行税收减免，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缓解国家财政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资金扶持的压力。

（三）配合营改增的实施，改进政策性农业保险税基计算方式当前国内普遍是以保险经营主体通过经营保险业务而向投保人收取的全部款项作为其营业税的征缴税基，存在不合理性。由于保险机构总保费收入中相当一部分的最终所有权并不归其所有，可能会作为赔款方式支出，因此，把保险经营主体收取的全部保费收入作为其缴纳营业税的计算依据需要改进。当前可以结合国家营业税改增值税的政策，积极探讨金融保险业营改增的措施，并结合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的特殊性，制定相应的农业保险税收政策。

（四）对政策性农业保险征收企业所得税要适当首先，改进按会计年度对保险公司征缴所得税的计算方法，实践操作中可以以农业风险发生的周期为计量期间进行征税。对于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利润的企业所得税计征可采用更加灵活的方式，加强对农业保险的政策支持。如果在一个计量周期内其利润结余总额小于保费收入的一定比例，就对其予以免税；如果利润结余的总额超过保费收入的一定比例，就对超出部分计征企业所得税。这样做有利于增加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的准备金积累，降低保险费率，提高农民的保费支付能力。其次，我国现行税收制度对经营中央、地方财政进行保费补贴的农作物险种业务的保险公司，还可提取巨灾风险准备金，以不超过保费收入的25%为准，并在企业所得税前列支，结余部分则全部作为保险公司当年利润予以征纳所得税。因此，建议对农业保险征收企业所得税要适当，对承担赔偿责任的大灾风险准备金不征收所得税。

农业税收论文篇2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中发〔2004〕1号）是党中央、国务院根据当前“三农”形势，为增加农民收入出台的一重要举措，各级农业税收征收机关要认真组织学习，并根据文件规定要求，切实做好深化农村税费改革，调整农业税收政策的工作。

（一）做好降低农业税税率工作，确保政策落实到户。中发〔2004〕1号文件规定，“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2004年农业税税率总体降低1个百分点”，“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进一步降低农业税税率或免征农业税”。各级农业税收机关要在国务院有关执行性政策文件下发以后，根据地方党委、政府的部署安排，切实做好农业税税率调整工作。

（二）做好取消农业特产税工作。从2004年起，除烟叶外，各地不得再对原农业特产税应税产品征收农业特产税。农业特产税完税证除用于继续征收烟叶特产税和收取农业特产税尾欠外，不得他用。没有烟叶特产税和尾欠征收任务的地方，农业特产税完税证一律停止使用，并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农业税收票证管理办法》有关规定组织缴销和销毁。

（三）据实核减征占耕地而减少的计税面积。为解决有税无地的问题，总局拟在调查和征求各地意见的基础上，研究制定下发农业税计税土地面积核减管理办法，明确核减范围、程序管理权限和责任。各地要注意调查农业税计税土地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研究做好农业税计税土地管理工作。

（四）研究制定改进农业税计税价格管理的措施、办法，做到计税价格合理，税负公平。

（五）改进和完善农业税灾歉减免管理办法。在认真总结近年来农业税灾歉减免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出台《农业税灾歉减免管理暂行办法》。对2003年农业税灾歉减免工作情况要组织检查，确保减免落实到户。切实做好2004年农业税灾歉减免工作。

（六）各级农业税收征收机关要认真掌握涉农所得税、增值税优惠政策的落实情况。各级农业税收征收机关要对国、地税局执行的涉农所得税、增值税收优惠政策在农村落实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发现问题，及时反馈有关情况。

二、大力规范农业税收征收管理，保护纳税农户合法权益，防止涉农税收恶性事件的发生

各级农业税收征收机关要从正确贯彻执行农业税收政策，保证农业税收征收管理工作正常开展，保护广大纳税农户合法权益出发，标本兼治，依法规范农业税收征收管理。

（一）根据中发〔2004〕1号文件关于“尽快制定农业税的征管办法”的要求，总局将配合国务院有关部门做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收征收管理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制定工作，争取尽快出台。

（二）建立规范的农业税收征管体制和机制。按照《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国发〔2003〕12号），改革和完善农业税征管体制，逐步建立纳税人自行纳税、征收机关征税，乡村干部协税护税的征管模式。各地要引导和激励纳税农户自行纳税，努力实现由征收人员上门收税逐渐向纳税农户自行纳税转变。各地要加强农业税收队伍建设和信息化建设，使农业税管理逐步纳入专业化、法制化、信息化、规范化的轨道，从体制和机制上规范税收执法。

（三）规范执法行为，保护广大农民群众合法权益。各地要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对涉及农民负担案（事）件实行责任追究的暂行办法〉的通知》要求，重点解决税费混征和非农税人员征税的错误作法，杜绝涉税恶性事件和案件的发生。县以上征收机关要组织开展定期或者不定期的执法检查，以保证贯彻税收政策和执法行为的规范。

（四）建立健全农业税收工作制度，加强工作。各级农业税收征收机关要高度重视工作，建立和完善工作制度，要有人专门负责工作。对来信来访要认真对待，对所反映的问题要认真查办，特别是对农民群众来信来访反映违反农业税征管“十不准”规定的，要加大直接查处力度，坚决纠正。查处的情况要通报。

三、加强耕地占用税和契税征收管理工作

研究制定《耕地占用税、契税征管业务规程》，统一、规范全国的耕地占用税、契税征管业务工作;组织开展执法检查，清理、纠正耕地占用税和契税执行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加强两税征管。总局将在适当时候组织对契税政策执行情况进行重点检查，并对检查情况进行通报。

四、加强领导，加强管理，搞好调查研究，确保农业税收征收工作顺利进行

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全面展开后，农业税收政策调整、组织收入、规范征管的任务十分繁重，政策执行和征管工作中新情况、新问题很多。各级农业税收征收机关要加强对农业税收工作领导，按照国务院深化农村税费改革的规定和要求，切实加强农业税收征管制度建设、信息化建设，重点解决落实政策和杜绝恶性涉农案件两个主要问题。总局拟在上半年召开全国农业税工作会议，总结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开展以来的农业税征管工作经验，研究分析当前农业税工作形势，部署全国农业税收工作。

各地农业税收征收机关要根据税收政策调整和征管制度出台情况，做好有关培训工作。县级农业税收征收机关要对乡镇征收人员进行农业税收政策、征管业务等方面的培训，提高广大征收人员政策业务水平，强化依法行政意识和纪律观念。

农业税收论文篇3

【关键词】 循环农业； 税收问题； 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810.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937（2014）20-0119-03一、引言

长期以来，中国农业发展采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即“两高一低”模式：农业资源消耗高，农业污染物排放高，农业物质、能量的利用低。农业环境受到严重破坏，也是第一污染的产业。循环农业能从根本上减轻农业对环境的污染，是农业生态经济的重要途径。循环农业的内涵是在农业经济发展中应用循环经济理念，其理论基础是可持续发展思想、循环经济理论等。“循环农业是利用循环经济理念，采用生物技术与工程措施，对农业资源加以循环利用，以提高农业资源再利用程度，改善生态环境，增进综合效益的一种生产经营方式。”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粮食安全战略，也提出了“注重永续发展，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发展节水农业、循环农业”等带有可持续发展的新思路。循环农业发展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但也离不开税收等宏观政策的调控。

二、循环农业税收政策存在的问题分析

从总体上看，农业方面的税种包括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资源税、耕地占用税、契税等。其中对循环农业发展影响较大的有流转税、所得税、耕地占用税。近年，国家出台了农业税优惠政策，推动了农业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减轻了农民的税收负担。然而目前税收政策对循环农业、农业资源、农业环境支持力度不够，且税收政策缺乏公平、效率等。

（一）税收政策对循环农业支持未形成科学的体系

1.相关法律体系不健全

政府虽然在2008年8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但尚未形成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框架；另外，也缺乏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专门法律，更缺乏与发展农业循环经济配套的税收、财政、金融等政策。各地方政府在促进本地循环农业发展过程中，缺乏相应法律法规作为依据。

2.税收优惠政策不配套

我国政府在2004年取消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停征了屠宰税①，农村税收负担有所下降。为鼓励企业生产、销售农业生产资料，出台了针对性的增值税优惠政策，实行“减税、免税、退税”。税法的立法目的是减轻农民负担，但由于没有与之相配套的措施，农林产品出售价格较低，而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价格增幅较快，农民没有享受政策“红利”，反而抵销了停征农业税带给农民的利益。

3.循环农业税收优惠手段不完善

循环农业税收优惠手段与其他税种相比，还比较单一，效果不明显。比如，对清洁生产、节能的税收优惠政策采用减免这一方法，没有利用加速折旧等间接优惠措施；涉及环保的技术进步与创新的优惠不足，且这些优惠政策过于分散，相互之间难以协调配合，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税收政策对循环农业导向不明确

1.税收缺少对绿色环保农林产品的支持

绿色环保农林产品相关法律缺失，没有得到有效保护，许多普通农林产品冒充绿色环保农林产品，而人们受传统观念影响，绿色环保农林产品在市场并不特别受青睐。另外，农林产品深加工、精加工环节缺少税收支持，绿色环保农林产品生产成本上升，也挫伤了生产者的积极性。

2.税收缺少对生产要素的支持

当前，农业发展所需的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非常贫乏，而城市生产要素则出现大量剩余。农业发展所需的高层次人才、外部投资、农业环保都缺乏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发展循环农业，如果没有人才支撑、没有循环方面的核心技术、没有一定资金支持，其发展就是一句空话。

3.税收政策对农业合作组织的扶持不力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民自愿参加的，以农户经营为基础，以某一产业或产品为纽带，以增加成员收入为目的，实行资金、技术、生产、购销、加工等互助合作的经济组织。该组织是保护土地自然力、发展循环农业的保障，也是建设现代农业的重要载体。政府还未建立专门的、适合于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

（三）税收政策对农业资源和环境的保护力度不足

1.增值税对环境污染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企业销售或者进口化肥、农药等农用物资，税务机关按13%的税率计征增值税，对农业生产物资的低税率，刺激了其产量产能急速膨胀。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在促进粮食增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同时，破坏了土壤肥力，也带来严重污染，阻碍了循环农业的发展。比如，河南省每年施用300多万吨化肥，有效利用率仅占1/3，大量的化肥沉留在土壤中，在雨水的作用下或渗透到地下或随地表径流进入河流、池塘，形成巨大的污染暗流。

2.消费税对环境保护的程度非常有限

目前，消费税包括的11个税目所涉产品的消费大多直接影响环境状况。其中，对汽油、柴油和小汽车等消费税的征收起到了限制污染的作用，但是消费税对环境保护的程度还有一定局限性，化肥、农药、电池、煤炭、一次性用品等污染严重消费品未被列入征税范围。消费税没有起到调节人们绿色消费行为的作用，还不能适应循环农业要求，这也在客观上纵容了污染环境的行为。另外，根据农业部近几年的典型调查资料，我国耕地重金属污染面积在16%以上，比如，广州50%耕地遭受镉、砷、汞等重金属污染，辽宁省葫芦岛八家子铅锌矿区周边耕地镉、铅含量超标都在60%以上。

3.耕地占用税无法遏制耕地减少

我国最近几年统计的耕地面积为：2007年16.3亿亩，2008年16.2亿亩，2009年16.5亿亩。政府开征了耕地占用税，其目的是保护耕地数量，保证18亿亩红线。由于耕地占用税税额占耕地收益比重较小，经济制约作用不明显，而且越是经济发达地区这种现象越严重。因此，耕地占用税起不到调节耕地的作用。

4.税收对农业产业的调节功能受到很大限制

目前我国各类税种收入在税收总收入中，流转税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约70%，处于绝对地位，显然所得税主体地位相对弱化。朱润喜（2007）认为，我国现行涉农税种中流转税占据绝对比重，所得税等其他税种在调节农业经济中受到很大制约，不能发挥各个税种的整体效应。

（四）税收政策对循环农业缺乏公平和效率

我国现有税收政策对农业发展缺乏公平、效率。刘炜（2010）认为，国家出台针对农业的税收支持要坚持两个原则，一是公平原则。农民属于弱势群体，涉农企业、农民和农民工仍然没有在税收上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待遇，应该享受税收优惠政策；部级产业化龙头企业享受国家税收优惠，中小企业则无权享受此优惠政策。二是效率原则。政府重点发展循环农业、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产业，目前这些方面优惠较少，政府应该加大扶持力度。

三、税收政策支持循环农业发展的建议

在制定农业方面税收政策时，要体现循环经济理念，进一步扩大税收的优惠范围，构建我国循环农业税收支持体系。

（一）构建循环农业税收支持体系

1.构建相应的法律体系

政府要做好制定循环农业促进法的一系列工作，出台农业清洁生产管理办法、乡村环境清洁标准、农业清洁生产标准；另外，政府要树立“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理念，把建设循环农业、节约型农村、环境友好型社会逐步纳入法制化、规范化、制度化管理的轨道。

2.完善增值税政策

增值税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1）增值税的减、免税政策。国家应扩大绿色农产品范围，给予企业税收减免等政策，扩大生产产量，降低价格，扩大销售量，吸引更多消费者购买。农业企业节约、循环利用资源，国家应给予增值税减、免税优惠政策。（2）增值税的退税政策。涉及环保的农业机械设备实行即征即退优惠政策，增值税税收直接返还给企业。农民购买农业生产资料所含税款，准许其向税务部门申请退税，避免税款被他人侵占或贪污。（3）消费型增值税政策取向。农业企业购买清洁生产机器等设备，准许其抵扣进项税额，以降低企业税额，促进企业固定资产循环利用。

3.完善土地使用税

土地使用税税制改革的思路：耕地占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两个税种合二为一，并划归资源税类。土地使用税税制设计理念：农业生产用地税负低于非农业用地税负，优等地的税负高于中等、劣等地的税负。土地使用税鼓励开荒扩耕，加大税负，切实起到保护耕地的作用，以保护粮食安全。

4.改革消费税，加大消费税的环境保护功能

政府通过征收消费税，可以对消费者产生引导作用，培养人们绿色消费观和绿色消费的习惯，鼓励人们对绿色农产品消费。政府通过对污染、资源消耗性农产品征税，促使该种农产品价格升高，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消费，从而起到保护环境的作用。

（二）发挥税收对农业环境、资源调控的作用

1.改革所得税，促进循环农业发展

国家对农业生态环境起保护作用的企业，如农业治污企业、农业水土保持的单位，给予所得税享受“免二减三”优惠政策。政府对符合政策企业的农机设备采用加速折旧方法，从事循环农业生产经营的企业经营亏损，可享受6―10年②延转期摊销的政策，甚至减免税。企业投资农业循环、节能、节水等技术研究开发费用按100%扣除，当年抵扣不足的部分可以结转到以后年度。

2.开征生态税收

与国外发达国家生态税收制度相比较不难发现，我国税收对环境污染的调控力度小，难以起到保护环境的作用。这主要是缺少针对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或产品课征的专门性税种。国家应逐渐开征土壤污染税、水污染税、空气污染税、垃圾污染税、噪音税等新的环保税种，同时完善计税依据。只要自然资源被开采，无论对国计民生有无较大影响的资源，无论企业生产、销售或自用，开采企业都要缴纳资源税，只有这样才能减少人们对自然资源的过度索取。

3.通过税收保护农业环境

通过税收政策达到防治农业环境污染、促进农业环境保护的目的。企业生产低毒高效、低残留的农业化学品，给予减免税收优惠；企业生产剧毒农药、农用塑料薄膜、农用物质等有害环境的物质，征收惩罚性税收，在一定程度上间接抑制生产数量。取消大量的非规范的税费，减轻农民税收负担增加其收入。“支持龙头企业以农林剩余物为原料的综合利用和开展农林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节能、节水等项目建设，积极发展循环经济。”③

（三）发挥税收的导向作用

1.发挥税收的导向作用，吸引循环农业主体

循环农业发展要解决农业主体缺位问题。通过税收等政策，政府培养新型农民，吸收循环农业从业人员，鼓励其发展生态农业，生产无公害农产品，推动农产品流通服务建设等，保证农业生产利润率，吸引和留住循环农业主体。

2.发挥税收的导向作用，引导生产要素合理流向循环农业

政府要发挥税收的调节、激励、引导作用，采用税收优惠政策取向来吸引人才、资金、技术流向农村，促进循环农业发展，提高现代农业发展水平。充分运用农业科技创新方面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农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积极参与循环农业技术研发。

3.发挥税收的导向作用，引导对环境等要素征税

目前，农业税收主要从生产流通环节征税，应增加要素或要素本身的课税，提高非流转课税在整个税收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另外，对矿产资源、土地、环境等生产要素征税，也是环境保护的需要。通过税收、补贴等方式，持续调整农业化学品的使用；通过升级栽培模式，尽量减少农业化学品的使用；出台有机肥使用补贴政策，鼓励有机资源再生利用。

（四）税收政策要向循环农业倾斜

坚持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涉农税收政策由“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原则，转向侧重于公平的税收政策，采取“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政策，应该以公平为导向优化，更应该向循环农业倾斜，发挥政策的经济效应。一是城乡公平。进一步加大支农力度，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首要任务。二是国家龙头企业与小微企业要公平对待。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放宽其认定标准；对小微农业企业给予照顾，因其承担很大一部分就业，政府应该给予其相应的税收扶持。政府应鼓励农业产业化企业研究开发农业优良品种和农业生产技术，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发展生态农业，生产优质、高效、无公害绿色产品，造福社会。

此外，在取消农业税后，对循环农产品加工业、绿色农业生产资料、种子种苗、生态工程建设等，应按有关政策给予一定的减免税优惠。

四、本文研究结论与不足

本文仅从税收角度阐述循环农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并提出了政策建议，缺乏对农业税收政策的系统分析和梳理。

1.对循环农业内涵的理解还没有明确、统一的认识。

2.对农业循环税收激励机制的评价体系和指标尚不完善。

3.对财政、金融等激励机制也还有不少问题有待研究，对促进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动力机制研究不够。

【参考文献】

［1］ 曾艳华，吴英.建立长效激励机制，促进我国循环农业发展［C］.2006年中国农学会学术年会论文集，2006.

［2］ 董玲.河南农业循环经济发展问题及原因分析［J］.现代商贸工业，2008（10）.

农业税收论文篇4

一、两条免税规定

75号文第一条规定，从事农产品批发、零售的纳税人销售的部分鲜活肉、蛋产品免征增值税。上述产品不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的国家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鲜活肉类、蛋类产品。

第二条规定，从事农产品批发、零售的纳税人既销售通知规定的部分鲜活肉、蛋产品又销售其他增值税应税货物的，应分别核算上述鲜活肉、蛋产品和其他增值税应税货物的销售额；未分别核算的，不得享受部分鲜活肉、蛋产品增值税免税政策。

75号文的这两条规定和2011年12月31日下发的《关于免征蔬菜流通环节增值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1〕137号）的内容，均系关乎民生的流通环节的蔬菜、部分鲜活肉蛋产品给予了免税待遇。据2012年10月10日中国税务报《鲜活肉蛋产品流通环节免税每年约40亿元》一文报道“据测算，此次对部分鲜活肉、蛋产品免税的规模约为每年40亿元”。

二、争议缘于第三条

上述政策是农产品流通环节增值税免税政策在蔬菜之后的再次“扩围”，政策明确、没有歧义。引发争论主要是75号文第三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八条所列准予从销项税额中扣除的进项税额的第（三）项所称的‘销售发票’，是指小规模纳税人销售农产品依照3%征收率按简易办法计算缴纳增值税而自行开具或委托税务机关代开的普通发票。批发、零售纳税人享受免税政策后开具的普通发票不得作为计算抵扣进项税额的凭证。”这就给一些农产品加工企业带来了困惑，照这个规定其可抵扣发票的范围大大变窄，可抵扣的发票也大大减少，事实真是这样吗？

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农民专业合作社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81号）第一条规定，对农民专业合作社销售本社成员生产的农业产品，视同农业生产者销售自产农业产品免征增值税。所以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个人，或者农业生产单位（包括农民专业合作社，下同）销售自己生产的农产品免征增值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免征蔬菜流通环节增值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1〕137号）和现在的75号文，免税农产品的范围由生产环节扩展到了流通环节的部分农产品。

75号文下发前，具有一般纳税人资格的农产品收购、加工企业从农民个人手中直接收购初级农产品时，可凭其自行开具的农产品收购发票或农民个人从税务机关代开的免税普通发票抵扣进项税。而收购、加工企业从农业生产单位购进初级农产品时，因其不能开具收购发票，只能由农业生产单位开具免税普通发票，所以采购方可凭取得的免税普通发票抵扣进项税。这样，收购方或加工方凭上述发票，按照买价13%抵扣。

75号文下发后，对第三条规定的有不同理解。一种意见认为，75号文第三条就是对购进农产品可抵扣销售发票的解释，这个解释是针对所有农产品的。按照其字面意思，购进农产品可抵扣的销售发票仅限于已按3%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的小规模纳税人自行开具或委托税务机关代开的普通发票。似乎没有交过3%增值税的纳税人开具的免税普通发票不再允许抵扣。另一种意见认为，75号文是针对流通环节部分鲜活肉蛋产品免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所以第三条只是针对流通企业的规定，流通企业享受免税政策后，不再缴纳增值税，同时其开具的普通发票，也不得作为下一环节计算抵扣进项税的凭证。其他企业政策没有变化，并不受影响。这两种意见似乎都有道理，实际工作中我们究竟该怎么做？

三、理解政策的实质

解决涉及“三农”的现实难题，迫切需要相关的政策支持。国家对自产自销农产品的单位、个人给予了增值税免税扶持和鼓励，同时又对购进农产品的一般纳税人，给予了按照农产品买价的13%计算抵扣进项税的待遇。这样，销售方免税的同时购进方仍可抵扣，既维护了农业生产者的权益，又维护了增值税抵扣链条的完整，从而更好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如果将75号文第三条“销售发票”的规定狭隘地理解为仅适用于生产环节或流通环节所有农产品的话，则可抵税的情况仅为采购方从农民个人处采购且自行开具农产品收购发票的情况。那么采购方无论是从流通环节的经销单位采购还是从生产环节的农场、农业合作社采购都将不能抵税，甚至农民个人到税务机关代开的普通销售发票也将无法抵税，显然是不合适的。如果理解为仅针对流通环节的企业，则农业生产单位、个人将不受影响。那么从流通环节采购农产品取得的免税普通发票将不能抵税，而从生产环节采购、取得的普通发票仍能抵扣。可抵与不可抵之间，政策的导向作用将显现，无疑会促进采购方从生产环节直接采购，从而扶持农业生产。这样，通过税收的调节作用，有利于减少流通环节，降低流通费用，从而抑制流通，鼓励生产。

笔者认真分析了涉农税收政策的相关规定，感觉75号文的某些表述不太完美，容易让人误解，引发争论。因此，建议政策制定部门在出台相关规定时能够多走访、多调研，行文时要统筹考虑，前后一致，避免给纳税人造成困惑、无所适从之感。因为毕竟每一项政策的出台、变动都关乎万千企业，关乎千家万户甚至关乎你我个人。

（作者为会计师、注册税务师）

参考文献

农业税收论文篇5

关键词：公共支出；成本；收益；免征；农业税

中图分类号：F81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9-000-02

一、引言

俗话说“农民稳，天下稳”，在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农业社会中，农民一直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一直是政府财政的提供者。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村不仅向工业建设和城市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劳动积累和资本积累，还提供了大量用于城市扩张的土地。然而，当前农民收入水平总体偏低、农民负担过重。中国加入WTO后的形势凸显出“三农”问题的政治意义，全球化浪潮将对我国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有着深远地影响，我国原有产业的调整、升级都需要从政治的角度加以战略性地重新规划，农业发展在入世后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机遇。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一个基本制度基础是税收制度，免征农业税政策是农村税费改革的深化与发展，是改变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必要措施。

二、免征农业税的内容分析

我们把免征农业税政策本身所规定的内容称之为免征农业税政策的表面内容。通过对免征农业税的过程和表面内容的分析，可以揭示出免征农业税的政治内容。对政治内容的揭示有助于更加深刻地理解免征农业税政策的实质和内涵。

1.免征农业税的表面内容

根据现在已经废止的《农业税条例》的说明，所谓农业税是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兼营农业的其他合作社，有自留地的合作社社员，个体农民和有农业收入的其他公民，国营农场、地方国营农场和公私合营农场以及有农业收入的企业、机关、部队、学校、团体和寺庙向政府缴纳的税收。免征农业税政策的主要内容是“五个取消”。即：取消现行按农民人均纯收入的一定比例征收的乡统筹费；取消所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取消屠宰税；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取消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政策。

2.免征农业税政策的政治内容

从政治学角度说来，我们认为免征农业税政策还有更深层的内容。首先，免征农业税政策实质上是取消身份的差别。农业税是专门针对农民而征收的税种，这个税种有强烈的身份特征，身份不同的公民享受不同的待遇。免征农业税政策意味着身份歧视在我国开始取消。这是实现社会公平和平等的一个重要步骤，这一政策有利于我国农村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其次，免征农业税政策是促进农村政治稳定的有利措施。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农村各种名样的收费不断增加，乱罚款、乱摊派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使得农村各种矛盾不断增加，这严重地影响到了农村社会的政治稳定。因此，农村税费改革是中央政府旨在为减轻农民负担、促进农村社会的政治稳定而推进的一场制度变革。最后，免征农业税政策体现了社会公平和公正。免征农业税政策使城乡关系发生了根本转变，具体表现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这有利于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因此，免征农业税不仅仅是农业税费改革那样简单，它实质上是各方利益的重新调整。

三、公共支出项目的成本和收益分析

1.公共经济学对公共部门的收入和支出的界定

公共经济学一般通过公共部门的收支来衡量政府活动的范围以及它对经济的影响程度。政府取得收入或获得资源支配权的方式有三种，即税收、收费和公债。税收是政府依据其行政权力强制地、无偿地取得收入的方式。政府部门提品和服务是免费的或部分免费的，要弥补生产这些产品或服务的成本必须依靠税收。从国民经济部门结构来看，税收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来源于私人部门的收入；二是来源于公共企业的收入。价格或使用费是公共部门中的单位通过销售自己所生产的产品或服务，用有偿交换来获得收入的形式。公债是政府通过信用进行融资的方式。我国发行的国库券就是一种公债。公共部门的支出可以按多种方式分类。按支出效益时间性分类，公共部门的支出可以分为经常性支出和资本支出。按支出的回报性可以分为购买支出和转移支出。按支出的经济性质分类可以分为行政管理支出、国防支出、社会公共服务支出、社会保障支出以及经济建设支出。

政府对经济的影响可以不表现为收入或支出，而有些政府收支并不反映在收支账户上。我们把这种收支成为隐性收支。税收是政府的公共收入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内容，而税收的减免也就是政府公共收入的减少，或者理解为政府公共支出的隐性支出。因而，我们可以从政府公共支出的成本收益分析的角度来分析免征农业税的成本和收益分析。[1]

2.公共支出的成本——收益分析的概念

公共支出的成本——效益分析，顾名思义，就是指对某项公共支出计划、项目、或者某项公共政策实施所生产的全部效益和所有成本进行定量分析。马斯格雷夫①在《美国财政理论与实践》一书中对此进行了划分，将其分为真实的与货币的收益和成本。真实的收益和成本是指公共项目实际发生的成本和收益，反映了社会福利的减少或增加；货币的收益或成本是指因市场相对价格发生变化而产生的成本或收益，其结果是某些人所得即为其他人所失，社会福利并没有发生变化，又称为虚假成本或收益。另外，也有学者将公共支出的成本和收益划分为有形的收益和成本以及无形的收益和成本、最终的和中间的收益和成本、内部的和外部的收益和成本、直接的和间接的收益和成本。

公共支出的效益就是指用货币衡量的、由公共支出项目实施所带来的消费者效用的增加。测定公共支出的效益就是观察公共投资计划实施前后消费者效用的变化。成本的衡量首先包括项目范围内所产生的基建、维修和经营等方面的投入，这些通常也被称为内部成本；第二，有些公共支出项目还会产生由该项目引起的却不由项目本身承担的成本，即外部成本；第三，计算成本时还应该考虑的是社会机会成本。[1]

四、免征农业税的成本——效益分析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如果预期的净收益超过预期的成本，一项制度安排就会被创新。制度变迁实际上是一个“非帕累托改变”的过程，因此要求全体对每一制度安排作出一致协议（或布坎南似的一致同意）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制度变迁能否发生，还要取决于旧制度安排中各种利益团体对预期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制度创新的主体分为三个层次：个体、团体（社会）和政府，它们对同一制度变迁的成本-收益比较是不一致的。只有当赞同、支持和推动这种制度变迁的行为主体集合与其他利益主体的力量博弈中是否处于优势地位，制度创新才能产生。[2]下面对三个层次的制度创新的主体的成本——收益进行分析。

1.个体成本-收益分析

就个体收益而言，首先，免征农业税有利于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负担居高不下，挤占了农民家庭消费，直接影响了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在中央“多予、少取、放活”方针下，加大了对农民的减负力度，农民生活水平逐步改善。其次，免征农业税有利于我国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对农民的征税及各种负担，造成农民种地利润十分微薄甚至亏本，使农民失去种地的积极性，致使农业发展后劲乏力，农村更加落后。政府取消农业税，并给予可能的补贴，无疑会提高农民积极性，推动农业的发展和农村的进步。第三，免征农业税有利提高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在世贸组织成员国中，没有国家征收农业税及其附加税，与此相反，大多数国家还对农民的农业生产进行补贴。[3]我国继续征收农业税无形之中增加了农产品的生产成本，不利于提高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就成本而言，广大农民在负担得以减轻而拍掌叫好的同时，仍然有“五怕”，即“怕政策不连续、怕负担再转嫁、怕补贴不到位、怕政策不平等、怕土地乱占用”[4]。免征农业税将使一些地方财政收入减少，一些地方为了弥补减少的收入，采取了变相转嫁的方式，把收入减少的部分通过其他方式再变相转嫁到农民头上，从而使加重免征后农民的其他负担，农民要为制度创新付出成本。

2.社会成本-收益分析

免征农业税的社会收益一方面在于有利于消除城乡差别，构建和谐社会。我国城乡差距较大，这种差别体现在我国的税制上主要表现为：城市居民纳个人所得税以及城市从事工商业者纳增值税都有起征点，而农业税按常年产量计征，没有起征点，也没有成本费用的扣除。农民实际上担负着比城市居民更重的财政负担。但中国农民从政府得到的公共服务远远少于城市居民，相反，农民却向社会提供了大量经济学上所说的“外部收益”，例如良好环境、廉价食物和战略物资等。这种城乡二元化的税制格局，对于农民来说是极不公平的。另一方面，免征农业税能够拉动国民经济的增长。扩大内需是国民经济增长的内生机制，我国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居民的消费需求不足。农村居民占我国居民总数的绝大部分，农民增收困难导致的农村居民的消费不足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取消农业税，国家虽然会减少税收收入，但由于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提高，从而购买更多的物品，使整个社会物品的销售量增加，由于乘数的作用，销售量的增加会促进投资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因而国民收入增长，销售量再次上升，国民收入呈螺旋式增加，从而拉动数倍于农业税收的经济增长。

免征农业税的社会成本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加重县乡政府的财政压力。在分税制的财政体制框架下，农业税是由国家制定法规但由地方财政、税务机关负责征收管理，其所得收入归地方政府所有的税种。从农村县乡两级财政情况来看，我国县乡两级财政收入只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21%，而县乡财政供养人口却占全国财政供养人口的71%。[5]农业税是县乡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免征农业税意味着县乡政府失去了大宗收入来源，这就使县乡级财政陷入困境。第二，导致县乡管理效率降低。农业税免征后，县乡财力有所下降，县乡领导干部工资水平难以升高甚至下降，容易导致人心涣散，影响对县乡管理和服务的效率。最后，政府财政收入分配方式的改变，导致用于工业化建设和城市化发展所需资金的减少，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

3.政治成本-收益分析

我国政府实施免征农业税具有一定的政治收益。通过农业税免征，不仅有利于社会总产出的增加，实现农民的增收、农业的发展和农村的进步，而且还能消除破坏社会稳定的因素，有利于中央政府获得更广泛的政治支持，巩固中央政府的执政地位，体现了政府对农民的关爱，提高了党和政府在农民中的威信。取消农业税给县乡机构提出了“精兵简政”的要求，基层机构深化改革，规范职能。

免征农业税的政治成本微乎其微。从理论上说，我国农业税收制度创新必然要触及农业剩余的转移以及既得利益的重新分配。由于制度创新“非帕累托改进”的性质，创新的制度不可能在任何一方的福利都不减少的条件下使社会福利最大化，农民利益的增加不可避免地以损失非农既得利益为代价，当损害超过了既得利益集团从创新的制度中获得的收益时，自然会遭到利益集团的抵制。但在现实中，免征农业税政策不仅受到了农民的热烈欢迎，也受到广大非农利益集团的支持，举国上下齐声称赞。我国城与乡是互相依存的，城市的繁荣是与农民的全面支援分不开的。广大非农利益集团充分认识到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取消农业税”体现了全体人民的意志。

五、结语

农业税免征，是完成我国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一大飞跃，结束了按亩田、产量以及人口向农民征收农业税的历史。在我国现阶段，免征农业税政策充分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又是解决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差距，实现城乡和谐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免征农业税政策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举措。免征农业税政策的出台，不仅使我国数亿农民直接受惠，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而且更重要的是，从长远来看它有助于增进我国社会公平、农村政治的稳定和民主政治的建设。无论从理论的角度，还是从现实的角度，免征农业税的政策都是收益大于成本。

注释：

①理查德.阿贝而.马斯格雷夫（德，1910-2007）.现代财政学之父、国际财政研究院创始人之一。

参考文献：

[1]蒋洪，朱萍.公共经济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07.

[2]李贤利.我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创新成本分析[J].特区经济，2005（09）：187-189.

[3]张富良.农民纳税市场化——农村税费改革的必由之路[J].重庆社会科学，2004（01）：20-23.

[4]田千武.免征农业税后农民仍然有“五怕”[J].农村财政与财务，2004（07）：+33.

农业税收论文篇6

关键词:儒家;重农学派;经济思想;比较

重农思想贯穿古代中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全局。中国的重农思想萌芽于西周,形成于春秋战国,盛行于西汉。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盐铁会议期间的“义利之辩”首开农商争论的先河,以贤良文学为代表的儒家倡导“崇本抑末”论,奠定了后代封建帝国重农抑商思想的理论基础。法国“重农学派”出现于18世纪50-70年代,是西方古典经济学的主要代表。对二者经济思想的比较研究,不仅可以把握和印证中西方重农思想的异同,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够揭示思想所产生的特定文化传统和时代精神。从经济思想的角度考察,贤良文学和重农学派都强调农本商末,主张从立国与治国的高度来重视发展农业。具体而言,两者思想的相似之处,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农业是财富的本源

西汉中叶,为巩固封建地主统一政权,汉武帝推行全面的重商主义政策。统制经济虽然暂时缓解了财政危机,但长期战争和繁重的赋税致使民穷财困,社会矛盾日益激化。为此,“讫昭帝世,……诏郡国举贤良、文学士,问以民所疾苦,于是盐铁议起焉。”(《汉书・车千秋传》)在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提出“进本退末,广利农业。”(《盐铁论・本议》)他们认为“农,天下之大业也”(《盐铁论・水旱》),并明确指出“衣食者民之本也,稼穑者民之务也。二者修,则国富而民安也。”(《盐铁论・力耕》)在贤良文学看来,农业是富国之本,也是唯一重要的社会生产部门,“夫欲安民富国之道,在于反本,本立而道生”,“耕不强者无以充虚,织不强者无以掩形。”(《盐铁论・忧边》)由此出发,贤良文学提倡封建政府“强本禁末”,鼓励和扶持农业生产。“方今之务,在除饥寒之患,……分土地,趣本业,养桑麻,尽地力也。”(《盐铁论・水旱》)“故非崇仁义无以化民,非力本农无以富邦也。”(《盐铁论・轻重》)与此类似,法国重农学派也缘起于统治阶级所推行的重商主义政策。路易十四、十五两朝片面强调流通领域,造成农业萧条,农民贫困。为挽救危机,重农主义应运而生。作为重农学派的创始人和重要代表,魁奈将农业视为财富的唯一来源和一切社会收入的基础。他说:“君主和人民绝不能忘记土地是财富的唯一源泉,只有农业能够增加财富。”“一切利益的本源实际是农业。正是农业供给着原材料,给君主和土地所有者以收入,给僧侣以什一税,给耕作者以利润。正是这种不断地再生产的财富,维持着王国其他一切的阶级。”在魁奈看来,农业是工商业的前提和基础,如果农业荒废,其他产业必将受到损害。“农业繁荣,其他一切技艺也都兴旺,一旦土地荒芜下来,无论从事水上工作或陆地上工作都将处于垂危的境地。”所以,“一切对于农业不利的东西,对于国民和国家是有害的。一切有利于农业的事,也有利于国家和国民。”为保障农业的繁荣,必须加强国家对农业的管理。“只有政府决定保护租地农场主,才能使这样的人,巩固他们专门从事农业的决心。”由上可知,力主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促使国家重新走向繁荣富强,是贤良文学与重农学派经济思想的主题和中心线索。

二、工商无以致富

在主张“力耕”的同时,贤良文学竭力否认工商业能以致富,他们认为工商业所带来的“利”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它只是社会财富的一种再分配,无助于财富总量的增加。“故商所以通郁滞,工所以备器械,非治国之本务也。”(《盐铁论・本议》)贤良文学以楚、赵“民淫好末”却“均贫而寡富”,宋、卫、韩、梁之民“好本稼穑”而“无不家衍人给”为由,强调“利在自惜,不在势居街衢;富在俭力趣时,不在岁司羽鸠。”在此基础上,贤良文学将国民按职业划分为农、工、商各个等级。“古者千室之邑、百乘之家,陶冶工商、四民之求足以相更。故农民不离畦亩而足乎田器;工人不斩伐而足乎材木;陶冶不耕田而足乎粟米。百姓各得其便,而上无事焉。”(《盐铁论・水旱》)“农”居主导地位,凌驾于“工”、“商”之上,显示出在汉代森严的阶级结构中,农业生产者的政治地位要高于手工业者和商人,这是西汉儒家重农抑商思想的现实表现。和贤良文学相似,魁奈从等价交换原则出发,论证了工商业不能增加物质财富。他指出商业只能使财富在地点上发生转移,不可能创造财富;而工业只是把已经存在的各种物资因素结合起来,改变它们的存在形态,并没有增加物资本身。因此,“应当把从土地上生产财富的人们的劳动同在工厂里制造各种制造品的工人的劳动加以区别。前者能生产盈利,后者生产的制造品,其价值仅能与所花的支出相等。”以此为基础,魁奈对法国社会进行了阶级划分,他指出当时社会存在着三个阶级:生产阶级、土地所有者阶级和不生产者阶级。“生产阶级是耕种土地,逐年再生产国民财富的阶级,“土地所有者阶级,……依靠收入,即纯产品来生活,这些纯产品是生产阶级每年从再生产财富中,……把它支付给土地所有者阶级的”,“不生产阶级,……他们的支出,是从生产阶级取得收入的土地所有者阶级取得的”。在三个阶级中,生产阶级占首要地位,不生产阶级和土地所有者阶级依附于生产阶级而存在,这种次序明显的阶级划分充分说明工商业是非生产的、不结果实的部门。

三、主张自由放任

贤良文学继承儒家“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的思想,主张富民之道在于“无为而治”。针对盐铁官营的诸多弊端,贤良文学进行了猛烈抨击: “今郡国有盐铁,与民争利。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化。”(《盐铁论・本议》)从盐铁专卖的效果看,“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盐铁论・轻重》),并未达到“上下俱富”的目的。因此,贤良文学坚决主张废除官营经济,允许民间自由经营。“与百姓争荐草,与商贾争市利,非所以明主德而相国家也。”(《盐铁论・地广》)“公卿诚能自强自忍,食贤良、文学之至言,去权诡,罢利官,一归之于民,亲以周公之道,则天下治而颂声作。”(《盐铁论・能言》)西汉儒家反对政府干预的思想,虽然带有民本主义色彩,但其宗旨仍在于巩固封建国家的统治基础。与西汉儒家一样,魁奈强调自由放任是增加社会财富的必要条件,一切垄断和政府管制都是违反“自然秩序”的。“任何有权力的官吏的介入,都是不适当的,如果无智,甚至更进一步有不良的动机,那就更加危险。”“在商业和农业的垄断中,常常会遇到过多的拥护者。……国家的各个制造业,在取得垄断的特权中相互破坏。”在他看来,自由贸易与市场开放是复兴法国经济的重要手段。“必须维持商业的完全自由。因为最完全、最确实,对于国民和国家最有利的国内商业和对外贸易的政策,在于保持竞争的完全自由。”魁奈反对侵犯个人利益的国家干预思想,满足了力求摆脱重商主义束缚的时代需要,直接催化了古典经济学的诞生。

四、提倡农业单一税

在财政政策方面,为实现“民富”、“百姓足”(《盐铁论・执务》),贤良文学主张轻徭薄赋、藏富于民。“畜民者先厚其业而后求其赡”(《盐铁论・未通篇》),“王者不畜聚,下藏于民。”(《盐铁论・禁耕》)在征课对象上,贤良文学提出赋税只限于农产品及农家副业所生产的布帛,并坚持什一之税,反对厚敛。“什一而借民之力也,丰耗美恶,与民共之。”(《盐铁论・未通篇》)只有“赋敛省而农不失时”(《盐铁论・执务》),才能保证国家赋税的顺利实现,这是儒家传统观念“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论语・颜渊》),在西汉时期的集中体现。和贤良文学类似,魁奈同样认为构成国家收入的租税,只应向生产财富的农业征收。“对于土地所有者,对于君主和全体国民来说,把赋税完全对土地收入直接征收,是有很大利益的。因为所有其他的课税形式都是违反自然秩序的,都是对于再生产和赋税本身有害的,都是会在赋税之上加上赋税的。”在魁奈看来,只有耕种土地才能生产纯产品,因而,赋税应该直接从土地的纯产品征收。“不论商人还是手工业者都不应纳税,只有土地所有者才纳税。”为鼓励农业生产,魁奈主张轻税,并提出十分之一税是最公平合理的税率。他说:“合理的租税,就是没有掠夺化的不良课税的租税,……每亚尔邦征收十分之一税。”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西汉儒家和重农学派的经济思想都是社会激剧变革的产物,是对重商主义政策的直接否定。西汉儒家的重农思想早于重农学派大约两千年,由于时代背景、社会生产方式和阶级立场的差异,二者的本质内容和历史作用迥然不同。在发展农业的具体方式上,重农学派极力主张“扩展大农法,排除小农法”,即用资本主义大农业代替封建小农经营。魁奈指出“用于种植谷物的土地,应当尽可能地集中在由富裕的租地农场主经营的大农场。因为大农业企业和小农业企业相比,建筑物的维修费较低,生产费用也相应地少得多,而纯产品则多得多。”他认为运用资本达到相当规模的资本主义大农业,与分散的封建小农业相比,能够获得更多的剩余产品。为保护租地农场主利益,魁奈提出一切赋税都要向土地所有者征收,对于租地农场主的预付资本应该免税。“对土地所有权的表面上的推崇,也就变成了对土地私有权的经济上的否定和对资本主义生产的肯定。……这正是法国革命制定的法律打算实施的办法,也是李嘉图学派的充分发展的现代政治经济学的最终结论。”与此不同,贤良文学代表西汉新兴地主阶级利益,他们所重视的是封建社会中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贤良文学提出的发展农业的方案是分土井田,即实行井田制度。“理民之道,在于节用尚本,分土井田而已。”(《盐铁论・力耕》)在小农经济的历史背景下,贤良文学向往“抱布贸丝”的物物交换,反对对外贸易。“各安其居,乐其谷,甘其食,便其器,是以远方之物不交,而昆由之玉不至。”(《盐铁论・同有》)。西汉儒家的经济思想正是并力图保持小农经济的稳定与和谐。

综上所述,西汉儒家与重农学派的以农抑商论,其目的都在于挽救病态的封建社会。以魁奈为代表重农学派从农业资本家的立场出发,把对财富的认识由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最早系统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此,重农学派的经济思想虽然具有封建主义外观,但其实质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个系统的理解。”西汉儒家代表的则是封建社会初期豪族地主阶级利益,他们的重农思想是小农经济与地主阶级封建统治的必然产物,其外观和实质反映的都是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重农思想的发展与实践,引导古代中国走过了漫长的历史道路。重农主义政策的推行,反过来又维持了中国的自然经济和封建统治,遏制了资本主义因素的产生和成长。因此,如果重农学派是在主观上维护封建统治,在客观上为资本主义发展开拓道路,那么,西汉儒家的经济思想其主观目的是巩固封建统治,在客观上却堵塞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发展。

参考文献:

1、魁奈经济著作选读[M].商务印书馆,1979.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人民出版社,1972.

农业税收论文篇7

关键词：税制改革；依据；问题

我国从1994年税制改革至今，已经历了10几年的历程，这次改革带来了我国税收的连年大幅度增长，可以说94年的税制改革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随着这些年国内外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其不完善和不适应的问题已经越来越突出。第一，我国当时的税制改革是针对当时的经济发展的特点制定的。当时我国的经济处于投资膨胀的状态，是需求过旺的卖方市场。1998年以后，转变为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的买方市场。第二，我国加入了WTO，这就要求我们的税制建设要与世界同步，能够适应国际经济的大环境，能够保护外来企业在国内的公平竞争，同时也要保护本国企业在国际竞争处于有利地位。这些都迫切的要求我们要抓住时机，深化税制改革，从而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和发展，使财政收入更加稳定。

一、税制改革的依据

1、税制改革理论

应当把中国税制改革放到加入世贸组织下,放到世界性税制改革背景下分析。

关于世界性税制的改革的理论依据和中国税制改革的背景。世界税制改革有三大理论依据:公平课税论、最优课税论和财政交换论。对于该三项理论能否成为税制改革的理论依据有肯定和否定两种观点。汤教授认为应当结合我国的国情进行分析后区分性借鉴。

关于公平课税理论。公平课税理论主要根据收益原则和课税能力原则。理想的公平课税理论主要根据综合所得概念,宽税基。既要强调横向公平,又要强调纵向公平。税收公平和税收中性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我国进行税制改革应当以公平税负理论为依据。但存在一定问题。税费加上无法统计的制度外收费大约占30%。因此,应当结合我国的国情,进行合理的借鉴。

关于财政交换论。财政交换论和法制已经宪法经济学联系较为紧密。中心问题是如何约束不良政府行为。政府从公民哪里获得财产应当如何限制?专家主张通过重新确立一套经济和政治活动的宪法法制,对政府权力实施宪法上的约束。税收设计属于宪法问题,税制改革应当属于立宪性问题。税收法定原则等是这种思想的体现。主张应当约束预算和平常所讲的政府权利来源于宪法,保障公民的权利等理论是一致的。政府的财政权利来源于宪法,立宪原则还涉及到许多公共财政思路:预算、政府采购、转移支付等。汤教授在此问题上的看法是,财政交换理论的核心——贯彻税收法定主义有其道理。

2、数制改革的背景

关于中国税制改革的背景,专家还从经济全球化态势和十六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背景下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更可以看出我国税制改革的紧迫性。国际层面上的税制改革应当考虑到税收竞争和税收协调问题、居民管辖权原则和来源地管辖权原则问题等。我国进行税制改革过程中应当看到我国税制和世贸组织基本原则不相符合的地方。除此之外,我国税制改革还应当考虑如何按照国际惯例经济贸易区域化、国际税收协调等对国际税收产生影响,并最终如何和国际进行接轨,怎样和国际减税浪潮协调。另外,专家认为现今倡导的税制改革并非新一轮税制改革,而应当是1994年税制改革的后续部分。

二、税制改革应注意的问题

1、加快增值税暂行试点工作。中央已经在东北八个行业进行增值税转移试点工作。对当年新增加的机器设备中所包含的税进行试点,范围并不是很大。汤教授认为,不应当因为局部过热而延迟增值税试点工作。目前投资过热有结构性原因。因此,既然主要的行业都已经试点了,其他的行业应当改革。另外,试点的时间不宜过长,应当向全国较快推开。可以借鉴很多国家的做法。采取分步到位办法。其中,关于小规模纳税人的税率应当进一步降低。

2、两法合并问题。两法合并工作已经展开。其中,关于两法的名称,主导意见仍然采用《企业所得税法》的名称,但在条文表达中体现法人所得税的精神。但也有有人提出一步到位,汤教授在此问题上的看法是,现行企业所得税界定纳税人的关键是实行独立经济核算,其弊端日益显露。因此,尽量与会计制度保持一致,以减少纳税人和税务机关纳税和征税的成本。其中关于企业所得税的税率问题,大体的倾向是在25%左右。

农业税收论文篇8

1.研究假设

农业上市公司处于外部性较强的公益性目标与股东利益最大化目标的矛盾之中。为纠正市场失灵，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通过政府制定优惠政策(如税收与补贴等)和改革制度来纠正市场失效和外部性。从而激励农业上市公司专注于农业，带动农民致富，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国家的财税补贴优惠对农业上市公司的综合绩效改善具有积极、显著的促进作用。

2.样本数据与研究方法

样本与数据来源。本文回归分析的样本来自32家农业上市公司，选择样本公司2008～2009年的相关数据为观测值。财务数据来源于CCER数据库，其他数据由各上市公司经证监会审核公布的年报整理分析而得，使用EXCEL和SPSS13.0软件系统进行分析。

本文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回归分析法，通过设定并计算样本公司财税补贴优惠总额、所得税优惠和补贴收入指标，据此建立与综合绩效、经济绩效、社会绩效和环境绩效之间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相应检验并对结果进行讨论。

3.研究变量设计

(1)被解释变量。本文围绕农业上市公司绩效设计了四个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分别为综合绩效(CP)、经济绩效(ENP)、社会绩效(SP)和环境绩效(ELP)。

(2)解释变量。围绕农业上市公司财税补贴现状，本文设定了三个指标作为主要的解释变量，包括单位营业收入财税补贴(TSPOI)、单位营业收入补贴(SPOI)、单位营业收入所得税优惠(TPPOI)，这三个指标的计算公式分别为：

单位营业收入财税补贴(TSPOI)=财税补贴总额/营业收入

其中，财税补贴总额=补贴收入+所得税优惠对净利润的贡献。

单位营业收入补贴(SPOI)=补贴收入/营业收入

单位营业收入所得税优惠(TPPOI)=所得税优惠/营业收入

其中，所得税优惠=利润总额×(企业所得税税率-所得税占利润总额的比例)，企业所得税税率2007年按33%计算，2008年和2009年按25%计算。

(3)其他控制变量。公司规模(SIZE)：基于规模报酬的差异，将公司规模作为控制变量可消除规模差异对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一般采用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雇员人数或者营业收入的自然对数来衡量，由于营业收入的自然对数能反映企业实际拥有的资产规模，因此本文选择营业收入的自然对数作为公司规模的控制变量。

公司上市年限宏观经济学中的干中学理论表明，上市公司股票上市、公开交易的时间不同，对其绩效也可能会产生影响，为消除上市年限的不同对绩效可能造成的影响，本文将上市公司年限也加以控制，即对上市公司年限采用定距变量：若样本公司1995年上市，则AGE(2007)=13，AGE(2008)=14，依此类推。

二、模型构建及实证分析

为检验原假设，本文构建以下回归模型：

1.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1。面板数据的综合绩效均值为3.14，标准差为0.51，说明样本公司的综合绩效普遍偏低，且各公司相互之间的差异不太大，单位营业收入的财税补贴总额均值为-0.019，标准差为0.20，说明各样本公司获得的财税补贴总额差异非常大，国家的财税优惠补贴分布并不均匀。

进一步分析可知，样本公司的单位营业收入补贴均值为0.0114，标准差为0.0163，各公司之间的差异不是特别明显，而样本公司的单位营业收入所得税优惠均值为-0.03，标准差为0.2，说明造成各样本公司之间单位营业收入财税补贴总额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单位营业收入所得税优惠，各公司之间差异较大。2008年和2009年的数据也出现同样的状况。从年度上来看，2009年样本公司的综合绩效均值高于2008年，说明2009年样本公司的综合绩效比2008年好，2008年单位营业收入财税补贴总额大于2009年，说明总体而言，2009年样本公司单位营业收入得到的财税补贴比2008年少，主要原因是虽然样本公司2009年单位营业收入得到的补贴收入比2008年多，但2009年单位营业收入享受的税收优惠比2008年下降更多，不仅抵消了补贴收入的正面影响，而且加剧了与2008年财税补贴总额之间的差距。

2.回归分析

为了检验原假设，本文分别用年度和面板数据对模型进行回归。

从模型的分年度回归结果可以看出，F值在0.0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运用线性回归方程拟合是合适的。就系数而言，与CP、ENP和SP正相关，与ELP负相关，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而TSPOI与CP和ENP负相关，与SP和ELP正相关，也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原假设没有得到验证。控制变量中，SIZE与CP和ENP显著正相关，说明规模越大的公司，其综合绩效和经济绩效越好。

从表2和表3可以看出，模型的面板数据的回归结果与分年度回归结果相似，TSPOI[,-1]与CP、ENP和SP正相关，与ELP负相关，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而TSPOI与CP和ENP负相关，与SP和ELP正相关，也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总之，模型回归结果表明，财税补贴总额与样本公司的综合绩效、经济绩效、社会绩效和环境绩效都没有显著的相关性，原假设没有通过验证，可见国家的财税优惠政策总体而言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三、研究结论

农业税收论文篇9

税费负担的受益原则主张纳税人的税费支付应与其享受的公共服务相对应。我国农村以乡镇为基层政府，农村的税费大部分为其所用。对乡镇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加以分析，就可了解它提供了哪些公共产品，可以看出农民受益和税费支付的对应状况。

一般统计资料显示在我国乡镇政府的财政支出中，人员经费有60%-80%以上的比重，其中2/3是中小学教师工资。农村的供电、供水由于有专门的收费（电费、水费）与之相应，不在政府财政支出的范围。其余的服务如公共安全、公共卫生、交通服务集中在乡镇政府所在地，在那些分散的自然村并不很多。与农民最相关的农田水利及技术服务并不占主要地位。从这种支出结构中可以看出，基础教育是乡镇政府提供的最重要的公共产品。但它具有很大的外部性，农民并不能享受其中所有的收益。而与农民密切相关的农田水利、农业技术等公共产品的比例并不很高。农民并没得到与其税费支付相应的公共服务。这是农民对税费的反感和抵制的重要原因。产生这种现象大体有以下几个原因：

其一是政府收取的税费并没有全部用到公共服务上。由于我国原有计划体制的影响，政府机构承担很大的直接资源配置功能。基层政府中存在一些非公共部门性质的机构，它们占有的税费只是投入而少有公共服务的产出。在改革的初期，为发展地方经济，大量公共资源被用来生产私人产品，其中失败的投资，成为地方政府的债务，这些债务的偿还占用了部分的税费。历史遗留下来的庞大政府机构和债务，给地方政府形成了巨大的财政压力。它引起的财政支出对农民没有任何公共服务的受益，成为一种没有交换的负担。

其二是地方政府效率低下，财政资源没有得到最有效的使用，产出未能最大化。我国的乡镇政府机构臃肿、官僚作风、人浮于事都有不同程度地存在。对官员的寻租行为缺乏强有力的监督，财政资源被挪用和浪费现象严重。高额的财政支出和低下的公共服务加大了纳税人（农民）税费支付和受益间的不等价。

其三是一些地方公共产品具有较大的外部性，它们由地方财政承担但其收益并不能完全被当地居民所受用。例如，基础教育在大多数地区完全是乡镇的责任，而其产生的“产品”（人才）却并不能完全为地方受用，更不能为成本承担者——税费支付者（农民）所获得。这些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超越了地方，完全由地方承担成本，损害了税费支付与受益对等的税收公平的受益原则。

基于这三个原因，我国农民的税费负担与其公共服务的受益存在严重的不对等，农民大量的税费没有得到相应的公共服务，农村税费没有体现税收公平的受益原则，是农民没有等价的不公平的支付。

2.农民与非农民相比，税费负担重吗？

税收负担的横向公平原则要求，对相同的人应给予同等的对待。就农村税费而言，要求在相同的情况下，农民与非农民税收负担应相等。将农民与非农民的税费负担相比较，可以分析我国农村税费的横向公平性。

对于农业税，其征收方式是按每亩的单产（取常年平均产量）为计税基础，税率在7%（安徽试点税率）左右浮动，有人认为其实际税率只有3%左右，因而认为农业税负担是不重的。但这是与过去相比，与非农业部门的横向比较的结论则大不相同。张元红(1997)将它与城市个体工商业的所得税比较，发现它的边际税率是高于后者的。同样的收入，在其他行业可能无需缴税，而农民则负担了税负。其他行业的所得税，以扣除了成本费用后的净所得为基础，而农业税的计缴，以农田总收入为基础，没有减除农民的工资，并以所有产品收入而非销售产品的收入为基础。可见，认为农业部门的税费负担低于第二、第三产业的观点是不正确的，相反，其边际税率是远远高于非农业部门的。

作为“三提五统”的收费，则完全可以看成个人所得税，中央规定的征收率为5%，实际执行中往往以定额的方式为多。与其他非农行业从业人员的个人所得税相比，边际税率很高是显而易见的。它没有起征点，不管农民收入的多少，即使以5%为标准，也高于了一般个人所得税，其边际效应十分突出。

即使不考虑“三乱”，农业和农民与非农行业及其从业人员相比，在相同的情况下，税费负担是不同的，其边际税率已经远远高过了后者。农村税费成为农民在社会中不平等的负担。

3.农业税费在不同收入的农民之间公平吗？

税收负担的纵向公平原则要求，对不同的人应给予不同的对待。对我国农村税费而言，要求在不同收入的农民之间，税费负担应有所不同。而我国目前的农村税费的实践并没有遵守这一点。我国农业税费在实际征收中，大多按田亩或人头为计税基础定额征收，即以每亩田或每人为计税单位，按田亩或人口平均分摊。这种定额方式（每亩或每人交纳一定金额）忽略了不同田和个人之间的差异。高产的田和低产的田、高能力农民和低能力农民，承担了同样数额的税费。农业税费的负担金额与农民个人收入高低完全无关，收入越低的人，农业承担的税费占收入的比重反而越高。农业税费在实践中具有了累退的性质。这造成农民间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在收入不同地区，课以同等的税额，也进一步加大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不同地区和收入的农民对农村税费的感受不同：越是贫穷地区，贫困的农民越能感受税费负担的沉重。农村税费违背了纵向公平，加大了农民间的差距。

三、从资源配置角度看农村税费的经济影响

税费作为政府的一种政策手段，会对资源配置产生影响。一般对农村税费的分析，都忽视了这一点。本文通过分析农村税费的归宿来探讨它的资源配置功能。

1.农村税费归宿局部均衡分析

农村税费可以看成对农产品生产者的征税，运用局部均衡的分析工具可以追溯农业税费的最终承担者。农产品市场的重要特征是它接近于完全竞争市场，作为单个生产者的农民面对的是一条具有完全弹性的需求曲线。他只是价格的接受者，不能对价格加以调控。这样，对他征收的税费的最终承担者可以分析如下：

图中线S代表征税前的供给曲线，线D是单个农民（农产品生产者）面临的需求曲线，由于农产品市场接近于完全竞争，农民只能是价格的接受者，线D平行于X轴。征税后，供给曲线移到S+T，结果税收T完全由供给者（农民）承担，没有一点可以转嫁。

附图

图1农业税费归宿局部均衡分析

从这个分析可以看出，农业税费不同于其他行业的税费，即使在同样的税率下，由于它完全无法转嫁，生产者承担的部分要多于能转嫁的其他行业。这部分的税费完全等价于农民可支配收入的减少，直接影响农民的消费需求。最近几年，农民税费负担的增长幅度大于农民收入增长幅度，更加促进了这种效应，农村的社会总需求不旺已经是一个公认的事实。增加农民的收入已经成为我国农村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税费改革在其中的作用应得到更多的重视。

2.农村税费归宿一般均衡分析

税收的一般均衡理论认为税费负担可以通过要素的流动，达到均等化。一般均衡的分析可以找到税费的最终承担的要素，可以分析税费对要素投入的影响。

我国农业税费的征收可看成对农产品生产的征税。农村税费可能影响到农业生产的要素投入，并通过要素相对价格与产品相对价格的共同作用对整个经济产生影响。

农民投入农业生产的要素有农业资本和农业劳动力，对农业征税可以对这两种生产要素的投入产生影响。在农业和非农业之间不存在流动的情况下，对农业的征税如果高于非农业部门，农民就会减少对农业的投资和劳动力投入，从而减少农业部门的产出，进而改变农产品和非农产品之间的相对价格，使对农业的高税费得以转嫁到非农业部门，从而是整个社会各部门税费负担均等化。在存在流动性差的要素的情况下，流动性较好的生产要素可以通过流动到税费负担较轻的部门来逃避超额负担，流动性较差的要素将成为税费超额部分的最终承担者。

我国当前的情况是，城乡长期处于分割状态，作为生产要素的农民的流动性受到约束，同时农产品的价格也受到较严格的管制，价格体制的作用不能充分的发挥。这样流动性较好的资本就可以通过流动到其他部门来逃避农业部门较高的税费负担，流动性差的生产要素—农业劳动力将成为税费超额部分最终承担者。我国农村税费高于其他部门的部分最终由流动受限制的农业劳动力承担，直接表现为农业劳动的低工资。较强的农产品价格管制（定价制度和收购制度）进一步加强了这种效应。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以说我国当前较重的农村税费激励了农业资本的外流（以逃避不公平的负担），造成农业资本投资的不足；同时它还维系着剥夺农业劳动力收入的角色，长期中降低了农业劳动力的劳动投入和创新的积极性。

在劳动力流动放松的情况下，农产品价格机制是税负均等化的障碍。放松农产品价格管制对税费改革的将来也有深远意义。

这种效应在我国实际生活中表现十分明显。近年来农业资本投入不足，大量资金外流，农业现代化生产方式一直难以确立，一定程度上有农村税费的影响。而我国不同地区对农业税费问题反映不同也验证了这一点。在沿海发达地区，非农业经济的兴起，吸引了部分农业生产要素——劳动力和资本，它们的流动使农业生产下降。结果或是该地区内部为维持农业生产，对农业生产实施相应的补贴政策，或是由于供给不足造成农产品价格上升，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动调节生产要素在不同生产部门的配置，使税费在不同生产部门的负担均等化。这些地区也就不存在农业税费负担的话题。在缺乏工业的中西部农业地区，对农业依赖大，要素（劳动力）流动性差，农业税费负担很难与非农业部门均等化，农业税费负担沉重的反应则相对强烈。

三、解决农村税费问题的出路：建立地方公共财政体制

农村税费问题表面上看是农民负担的问题，其实质应是农村税费负担的不公平和农村税费对农业生产中资源配置的扭曲。一些其他制度在维持这种不公平和扭曲中起了重要作用。仅仅将“费”改为“税”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农村税费需要系统性的革新，其根本出路在于建立地方公共财政体制。

1.实现地方基层政府的角色转换

我国地方基层政府长期承担地方经济发展之推动者的角色，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这一角色定位已不再妥当。地方政府应成为地方经济的服务者，提供当地居民所需的公共服务。这种转变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间也必然会受到各方面的阻力。目前税费改革的最大矛盾是减轻税费负担的同时也减少了政府收入，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地方基层政府的改革。收缩原有基层政府规模是唯一可行的选择，这种改革的最大阻力在于：收缩原有的机构与在位官员的自身利益相冲突。基层政府自我革命的内在激励是有限的，地方政府改革需要外在的压力机制。

其一，可以通过建立自下而上的选举机制，缓解这一矛盾。自下而上的压力，如果能充分发挥作用，其效果将是可观的，特别在基层，范围的有限，可以避免集体行动的悖论。基层的选举可以表达居民（农民）的偏好；可以增强地方政府对居民的责任感；可以让居民更好地监督地方政府。我国农村村民自治的发展，能不能起到这方面的作用，值得关注。

其二，赋予居民“退出”权，这也可对机构改革产生压力。在实践上就是打破城乡流动、地区间流动的户籍制度的限制。这种要素流动带来的效应在西方财政学中备受推崇。它可以让居民（农民）“用脚投票”选择自己满意的社区，以表达其偏好；也可以通过行业间的要素转移，改变相对价格体系，均等税费负担；还可以引发地区政府间争夺要素的竞争，提高地方政府的效率。随着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化和要素流动性的增强，这种压力机制的作用会日益明显。

地方政府作为地方公共产品的供给者，其自身行为的规范是解决税费问题的重要方面，是建立地方公共财政体制的首要因素。规范地方政府行为，降低地方政府的预算规模，提高地方政府运行效率，使其成为真正的地方公共部门，是税费改革成功的基础。

2.重新建构农村税费体系

安徽税费改革方案，思路是将“三提五统”部分消减，部分改为农业税，也就是平常所说的“费改税”。费改税，改变的仅仅是原有费的征收数量和方式，效果上确实减少了农民的总负担，但这种减少是有限的，其中对农业的税费并没有本质改观。从前文对农业与非农业部门的税费负担比较中，可以看出这种方案不仅没有解决农业作为一个生产部门税费负担较重（与非农业相比）的问题，还有加大这一差距的趋势。农村税费对农业生产中资源配置的扭曲也基本没有改观。作为农业从业者的农民（农业税费的最终承担者），负担也不可能有根本的减轻。农村税费改革需要的是农村税费体系的革新。

农村税费改革，其根本问题应是农村适宜征收什么样的税，以怎样的方式征收。这需考虑效率、公平以及征税成本等多方面因素。

西方财政理论认为，地方最适合的税种首先是受益税或使用费，其次是对不流动的要素征税。我国现行的农业税没有体现税收与受益的对等，不具有受益税的性质。它对农业产出征税，对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产生一种激励作用，鼓励其流向税负更轻的产业。费改税方案并没有改变农业税收的性质，并且在数量上还有加大农业税的趋势，也就不能消除农业税原有的不公平和扭曲效应。农村最适合的征税对象应是土地本身以及一些不具有流动性的财产。西方典型的地方税种是财产税，他们对财产税的研究值得我们在农村税费改革中借鉴。如何设计对效率影响最小的并具有公平性的农村税费体系是一个税费改革的重要课题。单单费改税是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均等化农业和非农业的税收负担应是改革的方向。在新古典的假设下，这一点可以通过要素的流通和产品相对价格变动来实现。因此，打破城乡分割和放松农产品价格管制有利于这问题的解决。但现实而言，农村人口的数量使通过要素流动，达到税负均等化的设想在短期中作用有限，可行性欠缺，重新设计农业税制和农村税费十分必要。

现行的农村“三提五统”收费是不符合费的基本要求的。在财政理论中，费的收取应与受益一一对应。“三提五统”并没有实际的公共服务与之相对应，更象所得税。对此，可以直接改为所得税，按现行的个人所得税体系征收。这会使社会个人税费负担一致，城乡、各行业间从业人员横向公平。农村地方经济的薄弱使在设计税费改革方案时，更应从经济效率的角度出发。现行的农村税费体系需要的是一次根本的革新。

3.建立和完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

当前地方基层政府的收入问题已成为农村税费改革的最大阻碍。其税源的薄弱致使地方政府财政紧张与农民税费负担过重同时并存。减轻农民负担和减少了政府收入之间的矛盾需要多方面的协调。政府机构改革固然是根本途径，但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也要发挥应有作用。建立和完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对农村税费改革进一步的推广，意义最大。

要求转移支付的最重要的理由是外部性的存在。地方政府提供的某些公共产品具有很大的正外部性，如果没有相应的补偿，这些产品的供给就会陷入不足的境地。比如我国乡镇级政府承担的基础教育投入责任（主要是教师工资），对整个社会的效用远远高于其自身的收益。正外部性的存在需要矫正，政府间的转移支付是较适合的方式。由上级或邻近地区政府对其进行适当的补助（上级的补助更具有可行性），平衡这类公共产品成本的分摊，调整当地居民税费支付和受益享用间的偏差。转移支付还可以调节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实现地区间的均等化。

我国农村税费改革面临的财政缺口，客观上需要通过建立和完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来解决。但我国一些地区县级的财政也很不宽裕，转移支付的能力有限。这需要整个财政体制的调整，建立从上到下的转移支付。在支付方式上，专项拨款值得一试，如由上级对下级就教育专项补助。

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建立，对农村税费改革的顺利进行，有重要的意义。

四、结论

农村税费问题涉及公平与效率。农民税费负担沉重源于农村税费的不公平：它没有体现税费支付与公共服务的对应，其金额的大小没有考虑纳税能力的因素；它直接减少了农民收入，并扭曲了农业生产中的资源配置，影响到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税费改革不仅要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还要解决农业生产的有效资源配置的问题。在策略上，需要改变基层政府的角色、革新整个农村税费体系，调整政府间关系。在具体措施上需要整个制度的配套改革，发展和完善村民自治，消除城乡分割，完全放开粮食价格，完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和实行新的农村税费。农村税费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应是建立地方公共财政模式。这是税费改革成功的唯一出路。下一步的税费改革工作，应以建立农村地方公共财政为目标，以效率和公平为标准，完善相应的配套制度，革新整个农村税费体系，以促进我国农村经济的繁荣和农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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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税收论文篇10

关键词：社会主义新农村；新农村建设税；税收政策

中图分类号：F812.省略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是统筹城乡发展和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具体化，是遏止城乡差距拉大、扩大农村市场需求的根本出路，是解决“三农”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举措。新农村建设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在新农村建设中的税收政策取向如何？本文拟对此作一个探讨。

一、新农村建设与开征新农村建设税的必要性

要发挥税收政策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功能和作用，必须充分认识新农村建设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众所周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是一个新概念，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党的文件中曾多次使用过这个提法。尽管是同一提法，但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和更加全面的要求。

新农村建设是在我国总体上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的新阶段后提出的课题。目前，我国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已由农业转变为非农产业，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非农产业。根据国际经验，我国现在已经到了工业反哺农业的阶段。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重点，不是直接对农民进行收入补贴或对农产品价格进行补贴，而是从用农业积累支持工业转向加强对农业的扶持和保护，加大公共财政包括公共税收的支农力度，让公共服务更多地深入农村，惠及农民，让公共财政更多地覆盖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个提法，与党的十六大第一次正式提出的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统筹城乡发展的指导思想，以及随后连续重申的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的说法是一致的。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既为解决“三农”问题提出了更明确的要求，也为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后做好“三农”工作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十一五”规划用“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20个字描绘出一幅新农村的美好蓝图。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总体目标是：在未来15年左右的时间，使农村的整体面貌大为改观，城乡之间的差距明显缩小。具体目标是：努力发展农村生产力，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大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显著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加快发展农村教育、医疗卫生和文化等社会事业，形成家庭和睦、民风淳朴、互助合作、稳定和谐的良好社会氛围；加强农村环境卫生整治，明显改变村容村貌；推进农村民主政治建设，不断提高农民的民主法制意识。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的新目标，是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的新要求，它体现的是中央解决“三农”问题的新决策和新举措，突显的是全面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条件和新机遇；它还是农村振兴历史进程的新起点，是“三农”事业发展的新希望［1］。

但是，在我国，农村是弱势群体――农民和弱势产业――农业集聚的地方，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等建设新农村丰富而深刻的内涵要求看，其所需要基本资金从何处来，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当然，建设新农村的资金筹措可以有很多渠道，比如靠农业、农民自身积累或者由国家财政专项拨款。靠农业和农民自身积累虽然是渠道之一，但这显然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靠国家财政专项拨款虽然是一条重要渠道，但在“万水千山只等钱”的形势下也存在很多困难。因此，按照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的原则，本文认为，开征新农村建设税无疑是一条可供选择的路径。

二、当前在新农村建设中税收政策存在的问题及其分析

税收政策是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重要工具，在新农村建设中可谓存在的问题很多。中央在2006年颁布的l号文件中提出取消涉农的第一大税种――农业税，是税收对新农村建设的巨大支持，除此之外，税收政策支持新农村建设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

1.支持新农村建设的税种缺失

税收除了具有组织财政收入的财政职能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调节职能。我国当前正处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历史新时期［2］。虽然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路径很多，但运用税收制度特别是开征支持新农村建设的税种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应该说是一种制度上选择。遗憾的是，我国至今没有这样的税种。

2.现行税收制度和税收政策存在的问题

从总体上看，现行税收优惠政策对农村、农业覆盖面比较狭窄。具体地说：对农村种植业产品税收优惠相对较多，而对养殖业产品税收优惠较少；农产品生产环节税收优惠相对较多，销售环节税收优惠较少；对农产品初加工环节税收优惠相对较多，而对农民在农村进行的农产品深加工环节税收优惠较少；对部级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以及农业科研方面的优惠相对较多，而对农业产业化、区域化生产的税收优惠政策较少。这些差异显然都不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不仅如此，而且在很多方面对农业和农民还存在歧视性税收政策，表现在现行税收政策对农村与城市、农业与工业、农民与工人之间的不平等待遇上。

（1）就农业与工业而言，现行税制中的增值税对农业产品加工实行的是高征税低抵扣，而工业品加工大多征收与抵扣相同。

（2）就农民与工人而言，目前国家出台的下岗失业税收优惠政策主要针对城镇失业人口，而对农村失地、失业农民不适用，对农村富余劳动力(也可以说是农业失业人口)在非农产业再就业，或自谋职业未给予相同的税收优惠政策。

（3）就农村与城市而言，营业税起征点存在差异，如黑龙江大庆市规定，从2008年7月1日起，企业或个体户缴纳营业税的标准为：市区（除大同区外）起征点5 000元，四县起征点4 000元，大同区参照县标准执行。

3.支持新农村建设的税收政策缺乏

目前，我国支持农村建设的税收政策多集中在对农业生产的扶持方面，而对农村生态和资源的保护存在政策缺失。这使得农村生态和资源遭受越来越严重的破坏。由于过度放牧和滥伐森林等不合理的经济行为，加之地质条件和气候因素，致使我国的水土流失愈发严重。另外，过度捕捞也破坏了农村的生态资源。

此外，缺少引导社会资本回流农村的税收政策。目前农村资金外流十分严重，农村资金大量流入城市，而其自身经济发展却长期得不到信贷支持。据统计，邮政储蓄存款有2/3来自农村地区，金额高达5 000多亿元，邮政吸收的巨额农村资金悉数存入中央银行当地分支机构，由人民银行总行统一使用，尽管这部分资金会以支农再贷款的方式返回农村，但返回的部分相对于外流的部分还是很少。

4.现行具体税种――增值税

一般认为，增值税是个优良税种。在税收上按照“谁消费谁负担”的原则，原本无可厚非，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三农”问题突出的农业国，增值税的“优良”性就要大打折扣，因为中国的农业生产资料（如饲料、化肥、农药、农机、农膜）要征增值税，而农业生产资料并不是消费品，农民购买后却无从抵扣，只能自己负担，这实际上就违背了“谁消费谁负担”原则。因为农民自产的农产品一部分自己消费了，其余的农产品对外销售，依照现行增值税制规定，农业生产者销售的自产农产品免征增值税，也就意味着其生产环节购买的农业生产资料已交的增值税无法得到有效抵扣。所有这些，无疑会增加农业生产的负担。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现行增值税制规定，销售一般货物适用基本税率17％，购入的农产品按买价乘以13%的扣除率计算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如果农产品加工后按工业品出售，即使在本环节没有实现增值，即原价进、原价出，也会额外缴纳近4个百分点的增值税。这就造成农产品加工业的税负高于一般工业品加工业，从而制约了农产品深加工和农业的产业化经营和发展。

三、开征新农村建设税的原因与具体设想

1.开征新农村建设税的原因

什么是新农村建设税？新农村建设税是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的单位和个人，就其生产经营收入额征收的专门用于新农村建设的一种税。它属于专项税收性质。

为什么能够开征新农村建设税？征收新农村建设税的直接理论依据应该是工商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

为什么要工商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这是因为新中国建国以来包括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农民和农村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建设和飞速发展已经作出了重大牺牲，现在已经到了工商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时候了，征收新农村建设税是这种反哺的形式之一。弄清了这个道理，新农村建设税属于间接受益税的性质就很清楚了。因为只有解决“三农”问题，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

2.开征新农村建设税的具体设想

（1）纳税人。新农村建设税的纳税人应为：凡是缴纳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和资源税的单位和个人。

值得指出的是，这里的纳税单位和个人比城市维护建设税多了一个缴纳资源税的单位和个人。这是因为本文认为现行资源税实际上是资源产品增值税，是增值税在资源产品上的延伸。

这里的单位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个人包括临时从事经营活动缴纳营业税的个体商贩和个人。也就是说，新农村建设税包括城乡所有应税单位和个人。

这样的规定，体现了普遍征收的原则，也体现了为新农村建设出力的精神。

（2）征税对象。新农村建设税的征税对象应为：纳税人的生产经营收入。具体是指产品销售收入额、营业收入额和其他经营收入额。

征税对象这样的规定，体现了新农村建设税是一个独立的税种。它不同于现行城市维护建设税以纳税人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税额为征税对象。而以税额为征税对象只说明城市维护建设税是附加税，不是一个独立税种。

（3）税率。新农村建设税的税率宜为：0.3％―0.6％，实行幅度比例税率。税率低，税负轻，应该是新农村建设税的一个特点。实行幅度比例税率有利于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根据当地经济状况和新农村建设的资金需要，在税法规定的幅度范围内具体确定各市、县适用税率。

（4）其他有关税收政策。

①新农村建设税根据政策需要可以有若干减免税的规定，还可以设置起征点。

②新农村建设税的纳税义务发生的时间，原则上应确定为经营收入实现的当天；纳税期限可以根据应纳税额的大小，分别确定。③新农村建设税属于地方税，实行属地征收原则。④新农村建设税的使用，实行专款专用。但怎样解决税源富余和税源短缺之间的矛盾问题，还可以另行研究。

四、相关支持新农村建设的税收政策取向

支持新农村建设的税收政策是一项系统工程，它甚至涉及到整个税制改革和税收政策创新。

1.改革和完善支持农村产业化和特色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

农业投资风险相对较大，资金回收期长，产品储运和销售的要求也较高。对此，应充分运用税收杠杆，发挥其调控功能。针对目前我国农产品加工业税收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农产品加工业的增值税改革。

一是扩大和统一农产品征税注释范围，参照WTO《农产品协议》适用农产品范围的注释方法，制订新的《农业产品征税范围注释》，适当增加农产品的注释品种，最大限度地将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产品列入农产品征税范围，按13%的低税率征税并允许按13%扣除率计提进项税额抵扣，以减轻农产品加工企业的税收负担。二是将农产品增值税税率由13%统一为17%。对农产品加工企业按17%征收增值税，同时按17%抵扣进项税额，这样可以解决增值税在农产品深加工企业“高征低扣”的问题，降低农产品的经营、生产加工行业的实际税负，有效促进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三是对于农产品流通企业和初加工企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因执行17%的税率而增加的税负，可通过“先征后返”的办法返还其购进农产品所承担的超额税负。

（2）扩大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

一是适度调减农产品加工企业所得税税率，可参照小型微利企业按20%的税率计征企业所得税，提高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利润水平，鼓励和支持农产品加工企业向规模化、产业化发展，推动农产品向深加工和高附加值方向延伸。二是增加税前扣除项目金额，允许农产品加工企业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所发生的各项费用不受比例限制，按实际发生额计入管理费用全额扣除，并允许农产品加工企业固定资产采用加速折旧方法，鼓励高新技术向农产品加工企业的渗透，促进农产品加工企业的技术改造，提高加工产品的科技含量。三是加大减免税优惠力度，对中小型农产品加工企业可给予一定期限的所得税减免，新办农产品加工企业进行技术改造、购买国产设备的投资，可按规定比例享受抵免企业所得税的政策优惠，对于农产品加工企业引进的先进技术设备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同时，根据农产品加工业地区发展实际的不同，可以着重对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农产品加工企业给予更大的税收优惠，从而更好地利用地区农产品资源，加大农产品加工增值，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3）促进农业科技发展的税收政策。

积极运用农业科技创新方面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农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积极参与研究开发农业优良品种和农业生产技术，鼓励生产优质高效无公害绿色产品，大力发展“生态农业”，鼓励农产品加工企业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提升企业生产技术水平。对有自主知识产权、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中型农产品加工企业，应提供更加优惠的税收政策，比如，可以采取即征即退、允许加速折旧和提高科技补贴水平等措施，支持这些企业做强做大，走向世界。

（4）促进农产品出口的税收政策。

对农产企业出口实行税收优惠，吸引更多的外资，建立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优先办理农产品和以农产品为原料加工出口产品的出口退税，提高农业深加工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大力开拓国际市场，支持和发展“外向型农业”。

（5）支持农村特色产业发展。

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许多特有的旅游资源优势开始显现，例如农家乐休闲旅游、红色旅游、森林旅游、民俗风情旅游等。国家应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促进这些特色旅游业的发展，从而推动农村就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对农村开展的这些特色旅游业可以通过提高起征点、降低所得税率、增加项目扣除等方式进行扶持。

2.建立健全促进保护农村生态环境的税收政策

在建设新农村过程中，应时刻关注资源利用效率和生态保护问题。既不能走“高投入，低产出”的粗放式道路，也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才是我们应该选择的道路。

（1）改革资源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资源税是对自然资源征税的税种的总称。自然资源是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的天然来源，它包括的范围很广，如矿产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动植物资源等。资源税的征收有利于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减少资源浪费。而我国目前的资源税却没能很好地发挥这种功能。主要原因有：

第一，征税范围较窄。目前我国仅将部分级差收入差异较大，资源较为普遍，易于征收管理的矿产品和盐列为资源税征税范围，这不利于发挥充分发挥资源税保护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作用。

第二，税负较低。美国目前的资源税税率为：外海石油16.7%，内陆石油12.5%，露采煤矿12.5%，坑采煤矿8%。而在我国，石油、煤炭的资源税税率为：8―30元/吨、0.3―5元/吨，加上矿产资源补偿费：石油、天然气1%，煤炭、煤成气1%，其总体税率不足2%，税率严重偏低。

第三，征收方式不合理。我国资源税是从量征收，不是与资源的可采储量挂钩，而是与已经开采完成的量挂钩。导致的后果是，企业尽可能地开采资源丰厚的地方，而对那些资源含量少的地方则丢弃一边，导致矿产资源浪费严重。

第四，计税依据不合理。我国现行资源税规定，纳税人开采和生产应税产品销售或自用的，以销售数量或自用数量为课税数量。这样规定资源税计税依据，使企业对开采而无法销售或自用的资源不付任何税收代价，直接鼓励企业和个人对资源的无序开采，造成资源大量积压和浪费。

我国广大农村拥有丰富的森林资源、水资源、土地资源等自然资源，要保证这些资源的利用效率就需要充分发挥资源税的调节功能。资源税的改革可以从扩大征税范围、提高税率、按产量计税等角度出发。

（2）开征环境保护税。

环境保护税即把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社会成本内化到生产成本和市场价格中去，再通过市场机制来分配环境资源的一种经济手段。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环境污染问题日趋严重，不仅破坏人类的生活环境，危害人类的健康，而且还降低经济效益。当前，我国正在大力推进新农村建设，吸引资本进入农村市场。为了经济、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笔者认为需要依据“谁污染，谁缴税”的原则开征环境保护税。开征环境保护税，应该根据不同类型企业对环境造成的破坏力的不同，制定不同的税率，并对企业投入的环境保护成本据实扣除，这样可以促使投资者降低生产过程中的环境污染。对于那些环保有成效的企业，可以采取一定的鼓励措施，如退税等。

3.实行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税收政策

据国务院研究室2006年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劳动力总体上仍然供大于求。目前农村有1.5亿剩余劳动力，随着20世纪80年代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进入劳动年龄，劳动力供给总量还会进一步增加。而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农业所需从业人口会急剧减少。这样，我国未来会出现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因此，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非农产业都是必然选择［3］。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方式主要有：乡镇企业和工商企业以及农民工返乡创业。

（1）支持乡镇企业的税收政策。

乡镇企业曾经在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近几年来，由于管理不善、资金不足、基础设施差等原因，乡镇企业举步维艰，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减弱，农村劳动力开始向城市转移。但是作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渠道――乡镇企业，依然可以拉动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因此，政府应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引导和促进乡镇企业进行内部调整和升级换代，并在乡镇企业税收方面给予支持。例如，通过税收优惠鼓励农村金融机构给予乡镇企业贷款，降低乡镇企业所得税税率，免征乡镇企业的城市建设维护税，提高营业税起征点以及增加税前扣除项目等。

（2）支持工商企业的税收政策。鼓励工商企业参与新农村建设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现实选择。这种“以企带村”是新农村发展的重要模式之一。通过对工商企业的政策引导，使其向农村转移。工商企业进入农村，一方面有利于农村基础设施完善，另一方面又可以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被誉为“中华第一村”的华西村就是这样的典型。对参与“以企带村”活动、支持新农村建设力度大、效果好的企业给予金融、税收、工商管理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促使其率先发展，发挥示范作用，从而引导更多的工商企业进入农村投资兴业。

（3）支持农民工创业的税收政策。

农民工返乡创业对新农村建设有重要作用。农民工返乡带回先进生产力和市场意识，创办的企业多属劳动密集型行业，为当地农民提供了容量大、门槛低、易接受的就业渠道。由于返乡创业者来源于农村，对当地的资源优势和市场需求比较了解，因此他们创办的企业更能适应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但是，农民工返乡创业也面临着资金、技术等方面的困难，需要国家在政策上扶持。为加强对返乡创业农民工的支持，国家可以在信贷、税收、收费、用地、用工等方面给予积极扶持。例如，减收工商税务登记费用、提高营业税起征点、提高费用扣除标准、降低个人所得税税负等。

4.拓宽涉农税收优惠政策的范围，促进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

（1）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税收优惠政策。

《国务院关于当前稳定农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意见》（国发〔2009〕25号）提出，今后，要继续把农村民生工程和基础设施作为中央投资的重点。要通过相关项目的实施，改善农村水、电、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条件，提升农村基础设施水平和公共服务能力，改善农村消费环境，降低农民消费成本。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除了加大政府的财政支持力度，还应该鼓励各种社会力量投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捐赠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符合条件的应该允许全额抵扣；对服务于农村公路建设、饮水安全、能源建设、电网建设以及信息化建设的企业，其投入这些领域所取得的收入，是分开核算的，应降低所得税税率、提高所得税税前扣除标准、减征营业税。

（2）支持农村科教文卫事业的发展。

西方发展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改善穷人福利的决定性因素不是空间、能源和耕地，而是人口质量的改善和知识的增进。可见发展农村科教文卫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素质和就业竞争力的提高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为支持农村科教文卫事业的发展，可实行以下税收优惠：

第一，对农村纪念馆、博物馆、文化馆、美术馆、展览馆、书（画）院、图书馆、文物保护单位和省级政府以上批准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少年儿童活动中心等公益性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举办的文化活动收入，免征营业税、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第二，农村各类公益性文化体育场馆的自用房产和土地，免征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对其“以租养馆”的出租房产和土地，纳税确有困难的，报经主管地税机关批准，可减免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农村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取得的医疗服务收入，按规定免征各项地方税收；对农村营利性医疗机构取得的医疗服务收入直接用于改善医疗卫生条件的，自其取得营业执照之日起，3年内免征营业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和自用房产、土地、车船的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车船税。

第三，农业科技企业和农民个人从事技术转让、技术开发业务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业务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第四，农村托儿所、幼儿园、养老院、残疾人福利机构取得的劳务收入，免征营业税、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其自用的房产、土地、车船可免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车船税。

（3）劳动力技能培训。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庞大，但整体素质较低，极大地制约了农村劳动力转移。要提高农村从业人员的职业技能水平和农村人口素质，增强农民的从业能力和市场意识，开展职业教育和培训是必然的选择。对职业学校和培训机构所取得的收入在税收上应该给予支持，如对职业学校和培训机构的营业税税率应适当地降低，扩大所得税税前扣除标准，降低所得税税率，鼓励他们加大对农村从业人员以及农民工的培训、提高他们的职业素质。

（4）扶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农民养老事业的发展。

农村养老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农村秩序的稳定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要制定相关税收优惠政策，扶持建立多种形式并存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强化社会养老保险，引进商业养老保险，为广大农民“老有所养”提供可靠的物质保障。

参考文献：

［1］胡孝伦.支持“三农”发展的税收政策设计［J］.税务研究，2006，(7)：18-25.

［2］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课题组.工业反哺农业时期的三农税收政策建议［J］.扬州大学税务学院学报，2006，(6)：6-10.

［3］马衍伟.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税收政策［J］.税务研究，2006，(7)：1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