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教育论文十篇

精英教育论文篇1

关键词：人文素质 人文精神 精英教育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07-049-02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1}的确如此，一方面，“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离不开高水平的现代化教育，而实施民族复兴的核心人才则是由先进的教育模式所培养出来的一大批能够在社会中担当“中流砥柱”的精英人才。另一方面，人文素质的缺失不利于人的健康全面发展，其对于人才培养的重要意义已经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可。因此，我们进而更加具体地探讨人文素质教育在精英教育中的地位，就是一件很具有现实意义的事情。

一、关于人文素质教育

“人文”一词，泛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古希腊人认为，“人”指的是人性，“文”指的是为培养理想人性所必须掌握的学科和课程。而理想的人、真正的人，就是自由的人、最具有“人性”的人。为了培育这种理想的人性，就需要设置语言、文学、艺术、逻辑、历史、哲学等课程来加以教育。在我国古代，“人文”一词，最早出现于《易经》。《易经》贲卦的象辞上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地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其意思是说，天生有男有女，男刚女柔，刚柔交错，这是天文，即自然。人类据此而结成了一对对夫妇，又从夫妇而化成家庭，进而国家，进而天下，这是人文，是文化。因此，在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者眼中，“人文”就是礼教文化，就是用道义和智慧为人类造福。它一方面重视人之为人的内修，另一方面也强调运用礼乐等文化形式教化出理想的社会主体――仁者。

人文素质指人之所以为人的理性觉识、理论阐述和实践规范。它包括对人的立身处世的现实规范，也包括对人的精神和价值追求的理论升华。人文素质教育就是人们经过学习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使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内化为人的相对稳定的内在素养和品质。正如《孟子・尽心上》中所说：“仁义礼智根於心，……见於面，盎於背，施於四体，四体不言而喻。”也就是说，人文素质表现在一个人的言谈举止之间，它于不知不觉之时流露于眼神、表情和姿态，甚至从背后看去也能充分显现。

人文素质主要由人文科学知识和人文精神构成。

1.人文科学知识。人文科学源出拉丁文humanitas，意即人性、教养。欧洲15~16世纪时，开始使用这一名词。原指同人类利益有关的学问，以别于在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神学。后含义几经演变。狭义指拉丁文、希腊文、古典文学的研究；广义一般指对社会现象和文化艺术的研究，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史学、法学、文学、伦理学、语言学等。

如果说自然科学强调“是什么”的客观定义的话，那么人文科学则更注重追问“应该是什么”的价值内涵。

从上小学起，学校就给予了我们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初级教育。自然科学让我们懂得了什么是力？什么是氧？让我们掌握了计算的技能。这一现象似乎给了现代人一种暗示，似乎自然科学的教育较之人文科学更为重要，好像掌握了计算机的编程较之能通晓历史、赏析名著更具有现实性，更有显而易见的收获。其实这是一种谬误。有专家认为：生活教育、知识教育和心灵教育是每个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都要接受的三种教育。生活教育源自父母和社会的示范；知识教育源自学校；心灵教育即人文教育，源自青少年对人文科学的学习，是人要花费一生的时间接受的教育。

人文科学的教育注重的是培养人的感悟能力与形象思维，它要探寻的是人类实现自身价值的历史活动的轨迹。只有掌握了人文科学知识，我们才会明白人为什么要活着，应该怎样活着；什么是生活的智慧；什么是高尚和邪恶……也只有这些知识才会让我们善于思考，善于发问，才会让我们去探究人生的价值与理想。如果你仅仅掌握了一门生存的技能，或许你能够在某一领域完成工作任务。但是，如果你没有正确的人生价值观的导向，没有完美健康的人格，就不可能有高远的眼光与宽广的胸怀，也不可能有清醒与睿智的头脑，当然也更谈不上儒雅的气质和融洽的社会关系了。

从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来看，人文科学也是出现最早的科学门类。因为西方大学的历史始于公元前400年左右，当时的学者，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自称为“智慧之友”，向年轻学生传授关于人生的智慧，解答他们提出的人生意义、德行高洁、各种事物的状况以及公民应尽的社会义务等问题，这就诞生了大学的第一个系――属于人文科学的哲学系，随后才陆续出现了一些自然科学系列。

2.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是指人类为争取自身的存在、发展和自由，以真善美的价值理想为核心，不断追求自身解放的一种自觉的文化精神。其核心是贯穿在人们的思维与言行中的信仰、理想、价值取向、人格模式、审美趣味。它反对把人们当作一个“东西”来研究，因为人本身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丰富多彩的、充满智慧的、社会性的生命体，与一般动物有着本质的区别。同时，它也要求尊重人的需要、情感，希望人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欣赏美、创造美的能力。可以说人文素质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培养和实现人文精神。

二、关于精英教育

1.精英教育和大众化教育之争。在谈论精英教育之前，笔者认为有必要先对一个问题进行澄清，即目前中国的高等教育到底是精英教育还是已经进入了大众化教育。这将保证我们的下文是建立在一个真问题上的有意义的探讨。

近年来，学界不断有学者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进入了大众化教育阶段，其依据就是美国学者马丁・特罗根据美国实践对高等教育作出的研究。他认为高等教育会从精英化发展到大众化，最终会到普及化阶段，这是一个趋势。具体到数字，15%以下属于精英教育阶段，超过15%属于大众化阶段。尽管这个判断没有统计学上的意义，只是根据事实进行的逻辑判断，建立在实证研究和经验分析之上，但已为高等教育界和政府广泛接受，并成为政府决策高等教育的重要依据。基于此理论，再结合我国高等教育自1998年以来的扩招已使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接近15%的现实，很多学者认为我国高等教育已实现从精英化到大众化的转变。

上述结论看似有理，但是仔细研究之后，其实并非如此。首先，我国每百名居民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数，以及每万名劳动者中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人数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仍属于稀缺资源；其次，我国在统计高等教育入学率的时候还将成人教育、职业教育、远程教育等一些非普通高等教育学校的学生包括在内。因此，现在就作出我国高等教育已经实现大众化的结论未免过早。正如有学者指出：“当高等教育作为一个整体逐渐过渡到下一阶段容纳更多的学生，发挥更加多样化的功能时，前一阶段的模式仍然存在于一些高校或其他高等教育机构中……精英高等教育机构不仅存在而且繁荣。”{2}笔者认为，我们应该更加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大众化教育是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但其与精英教育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完全可以并行不悖。两者培养不同层次的人才，而社会需要大众化人才，同样也不能缺少精英人才。综合我国高等教育的各方面情况，笔者认为目前仍为精英教育。

2.精英与精英教育。精英是西方社会学用语，指社会上具有卓越才能或身居上层地位并有影响作用的杰出人物，包括政治精英、技术精英和社会精英。他们在一定社会里得到高度评价和合法化的地位，并与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有联系。在任何国家抑或任何领域，精英人才都起着引领社会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

精英教育是一种教育存在和处于一定社会阶段的高等教育领域的现象。以往，人们常用量的尺度来加以衡量，数量少即被认定为精英教育。近些年来，人们逐渐认识到衡量精英教育的尺度更应该是质，即是否拥有极高深的学问，是否处于知识学习和研究的最尖端、最前沿。如果达不到上述质的要求，都不能称之为精英教育。而从学校类型上来区分，美国卡内基委员会提出的卡内基分类法在世界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即把大学分为研究型大学、可授予博士大学等几类大学，研究型大学被认为是从事精英教育类型的大学。而在我国有世界一流大学的提法，用科研经费、SCI论文数量、在NATURE和SCIENCE发表的论文数量、教师中的院士人数、诺贝尔奖获得者人数以及毕业生质量、学术声誉、科技转化率等指标来衡量，但无论是研究型大学还是世界一流大学，都只是学校分类的不同，就其教育层次来讲，我们基本上都可以认定为精英教育。

三、人文素质教育在精英教育中的地位

精英人才是我国宏大人才队伍中的核心人才、骨干人才，是各条战线上的领军人才。如果把国家比作一列火车，那么精英人才无疑就是推动火车头的动力。一方面“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精英人才要在国家发展过程中发挥巨大作用，要用自己的发展去带动一大批人的发展，自身首先需要具备全面的素质，除了科学技术素质以外，更需要具备高于普通人的人文素质。另一方面，许多教育者只重视科技知识对经济建设的价值，不重视培养人的价值，“重理工，轻人文”的功利主义思想至今还在蔓延，“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仍然是不少大学生的“座右铭”。这种割裂了科学和人文正常关系的状况，造成了人文科学教育发展的滞后，也造成了人才的人文素质的低下，事情是人做的，没有做好人，又怎能做好事。

1.人文素质教育是精英教育实现目标的必由之路。精英教育的目标是培养精英人才，也就是为社会所需要的人格健全、体魄健康、全面发展的人才。要实践精英教育的这一目标，学校必须同时进行三个方面的教育，即科学教育、社会教育和人文素质教育。科学教育的目的是传播科学知识，训练科学方法，培养科学态度，理解科学活动，以便使人更好地认识自然、理解自然，利用自然和保护自然；社会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一个与国家特定的政治制度和广泛的社会生活制度相一致的“公民”；人文素质教育则是通过提高人的人文科学知识，塑造积极的人文精神，进而达到增强人文素质的教育，简言之，就是“做人的教育”。美国圣母大学校长赫斯柏认为：“完整的教育应同时包括‘学习做事’（learning to do）与‘学习做人’（learning to be）两部分。学习做事必须接受科学教育，养成科学态度；学习做人必须接受人文教育，养精神。”{3}中国科学院杨叔子院士也认为：科学是立世之基，人文是为人之本。没有科技，就会落后，一打就垮，受人宰割；没有文化，就会异化，不打自垮，甘为人奴。科学与人文“共生互动，相同互通，相异互补，和而不同，利于创新。”{4}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出任西点军校第30任校长的麦克阿瑟也指出：“环境的变化需要新一代的军官，他们必须具备所有传统的基本军事素质，同时还必须对人类情感的形成有深刻的理解；必须通晓世界和本国事物，而且对指挥心理变化的每一方面有更全面的认识。”{5}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文素质教育是精英教育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人文素质教育能够使精英教育的精神境界得到增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全社会共同培育一种强大的民族精神以增强我们的精神竞争力，这是克服腐朽消极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推动我国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法宝。要实现这一点，人文素质教育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和特殊的功能。因此，通过加强精英教育中的人文素质教育，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丰富精英人才的精神世界，培养精英人才对世界、对民族、对社会、对人生的理性认识，从而大大增强精英人才的精神力量，这对于增强精英教育的精神境界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3.人文素质教育有助于提升精英教育中的情感智慧。情感智慧主要指个人对自己情绪的把握和控制、对他人情绪的揣摩和驾驭，以及对人生的自我激励、面临挫折的承受能力和人际交往技能等。它反映的主要是人的心理素质的核心内容。精英教育所培养的精英人才作为时代和社会的领军人物，必然会在发展的过程中经受比普通人更多的“风雨”，正所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历史上无数伟大人物的经历都诠释了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情感智慧对人的成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人文素质教育过程中的很多元素就是艺术地掌握了创造情感的符号形式的本领，把无形的内在情感变成了可供人感知、观赏的东西。因此，通过人文素质教育，可以有效地促使精英教育中的情感智慧得以提升。

4.人文素质教育能为精英教育培养创新型人才营造人文氛围。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而精英教育模式所培养出来的精英人才就是引领一次次创新的“弄潮儿”。要培养始终矗立于潮头的创新型精英人才，需要良好的人文氛围。正如有些学者提出的那样，因为人文和艺术的教育能够极大地培养人的感悟能力和形象思维，这对于创新人才的培养至关重要。古今中外，凡是有着重大创新的科学家，往往都具有较高的人文素质。例如牛顿擅长作诗，伽利略是文学评论家等等。由于形象思维的开拓而导致超脱现有逻辑思维方式与内容的新思维，即所谓的灵感。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不仅要有密的逻辑思维，也一定要有高开放的形象思维。因此，爱因斯坦在发现“相对论”之后有感而言：“知识是有限的，而艺术开拓的想象力是无限的，想象力就是形象思维能力。”

我国历来就是一个人文大国，有着悠久的人文素质教育传统。尽管由于历史的原因，人文素质教育在某段时间内受到了冷落，但我们同样深深地体会到冷落人文素质教育所带来的苦果。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为我们确立了以创新能力为本位的社会人才观和创新应变能力为本位的个体人才观，这也为新世纪的精英教育提出了更高的目标。教育作为人才成长的摇篮，理应千姿百态，因此，我们在精英教育中倡导科技教育的同时，也应该深刻认识到人文素质教育在精英教育中不可替代的地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培养和造就适合新世纪的全面发展人才。

注释：

{1}.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

{2}潘懋元，谢作栩.试论从精英到大众高等教育转变中的“过渡阶段”.高等教育研究，2002（1）

{3}吴阳熙.关于加强人文教育的思考.社科纵横，2004（4）

{4}马钦荣.大学的使命：科技人文伦理的整合教育.高等师范教育研究，2002（5）

{5}姚广红等.美国西点军校教育琐谈.空军工程学院高等教育研究，1998（2）

精英教育论文篇2

关键词:高职;英语教育;人文精神;缺失;影响

人文精神即以人为基本核心对象对人类生存价值及意义的关怀，高度重视人的道德、理想、信念、品格等，是对自身存在的意义、价值、人格、理想的追求。学生是祖国未来的希望，新时代的学生要具备积极的人生态度、高尚的人格及努力拼搏的精神。高职英语教育的重要任务就是提高学生的“人文精神”。然而部分高职院校淡化了人文教育意识，忽略了人文性物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新能力。

1“人文精神”缺失对高职英语教育的影响

1.1影响学生知识结构和价值取向

大部分高职院校的教学目标受功利性影响导致人文教育受到很大影响，院校人文教育气氛淡化，以致许多英语专业学生没有深入了解历史、文学等学科知识。在学习过程中，有关经典文学学生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引导，使英语专业学生的知识结构存有空隙，如高职院校英语专业学生没有深入了解国内外经典著作，不了解国内外地理、人文、文化习俗等，阅读没有系统的规划，种种因素造成学生知识结构单一、封闭并影响其知识面的宽阔度。英语教学的研究条件、师资配备在高职英语教学中相对于其他学科来说较为丰富，然而学生较易受语言功能及语言技术等影响，出现“拜金主义”价值观，主要表现为不重视人文教育类课程，没有将学习重点放在和毕业、就业有关的课程，尤其在西方思想的熏陶下轻视做人，注重做事，重个人及轻团队合作等不良影响。

1.2影响学生思维方式和交流能力

在高职院校中很多英语专业学生因没有经人文知识系统学习而不能受人文知识感化，英语专业学生在思维和理解能力发展的瓶颈即不系统的知识结构，一旦深入学习环境时就表现出基础不扎实。主要表现为对丰富的人文背景知识的英语材料难以渗透理解，英语语言文学的研究能力较为薄弱，不能比较中西语言文化特征，更无法全面概括相关问题。由于高职院校对人文教育的欠缺导致该教育体系没有处于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中，学生实践机会相对较少，如在翻译英文时受到汉语表达能力的制约，表达英语时无法产生感染力，因没有实际交流经验而导致交流不畅。

2“人文精神”在高职英语教育中的必要性

首先高职英语语言是人文教育的重要工具；语言是人和人重要的交流工具，更是丰富的人文知识载体。它可以充分显出人类的灵魂，人们获取广博人文知识的基础就来源于深厚的语言功底。高职英语教学涵盖了丰富的人文思想，人文自然也是知识的传播工具之一。由此可见，高职英语集工具性、人文性于一体，所以十分有必要将人文教育融入高职英语教学中。其次英语课程是人文教育的重要载体；高职英语程度的开设范围在高职教育中涉及各种不同级别、不同类别高职院校的全部专业，所开设课时也相对较多。其课程内容涵盖丰富的人文精神、西方人文精神及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可以很大程度地提高人文教育效果。第三英语教学是人文教育的关键环节；理论与实践是高职院校人文教育的重要内容，从理论角度分析，教师应有机地将科学文化理论和人文教育的理论相结合，进而把人文教育和科学文化相融合。从实践角度来说，教师在指导学生时应以人文教育理论知识为基础，以此实现正确的管制和鞭策学生行为，促使学生的行为适应社会需求并起到积极作用。

3在高职英语教育中融入“人文精神”措施

3.1建立生本英语课堂

人文素质是自我内化反思的过程，其中需要将所学的人文知识结合个人社会实践思考个人素质。但当前我国高校学生都缺少社会实践经验，对于高职院校英语课程来说，应通过模块教学设计提高学生语言技能、人文内涵的课程体系，从而有利于提高学生实践能力。上述体系需要不同模块组成，如人文素质、基础知识、人文素质拓展、听说训练等。在开设英语课程时可结合学生未来所需的职业能力，通过校外企业实训、课堂基本语言技能训练、人文素质训练及职业模仿等多方面培养模式。同时开展职业英语听说训练、口语交际、人文素质讲座、职业英语阅读与写作及文献检索等实践性课程。这些课程能让学生具备较好的人文素养和职业能力，还能让学生掌握基本的语言知识，使学生主动适应当下社会竞争。除此之外，还可采用多样化教学方式，从形式上改变教学环境及培养学生人文素质。高职英语教育课堂在开展教学时应结合当下广泛应用的多媒体渠道，组织学生在适合教学的单元运用个人示范、声音及色彩等方式进行授课，同时可让学生以小组的形式相互讨论，一方面可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最重要是营造愉快的英语学习环境，使学生的价值观念和内在精神受到跨文化交流的冲击。

3.2合理应用英语教材中的人文信息

高职英语教材中能从多方面反映英国人文精神，可以说涵盖着大量的人文信息。教师在教学中应对这些人文信息充分利用，借助其熏陶学生。例如在高职英语某套教材中，该套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十分重视在内容中渗透人文观念，某单元内容以主人公的个人回忆录为讲述文本，全面阐述了该主人公学生时期所遭遇的困境及面临的挫折，所以教师在教学中可让学生运用学习过的英语词汇描述该主人公背后所反映的人文精神。同时设立讨论小组让学生明白课文所传达的意义，再伟大的人在成功的道路上也必然有曲折，然而只要目标坚定、努力进取、百折不饶及踏实进步就能获取掌声和鲜花。学生在积累文化背景和人文信息过程中就能掌握语言知识背后所涵盖的文化及文化精神。如果教师在教学中能重视人文精神的传递，能同时提高学生英语应用能力和综合素质。

3.3建立凸显“人文精神”的考评机制及提高教师人文素养

目前高职院校的考评机制多数缺乏对教师、学生的人文关怀，如对学生的考评呈现“分数化”“应试化”特点，而对教师的考评则呈现“程序化”“功利化”等特点。首先为学生制定形成性考评机制。学生在校学习情况由个人素质、卷面成绩、学习态度、职业精神等多个方面组成，学校和教师考量学生是否进步的依据都参考学生在社会化和精神层面是否得到提升，类似于学习成绩，目的在于让学生在竞争环境下锻炼出积极向上和独立自强的学习态度，从而信心百倍的面对社会挑战。其次教师是教育功能的执行者和教学过程地完成者，衡量教师工作能力和质量可从“定量”和“定性”两方面进行考核。当前大部分高职院校对教师教学考核时都参考“定量”要求，没有考核教师的教学是否对学生有精神影响力、教学创新能力及教师人文素质等多方面要素考量。因此高职院校可将价值引导、情感激励、认知建构等方面内容作为综合考查教师机制当中。除此之外，高职院校应要求英语教师加强自身人文素养，在英语课堂中有效应用人文信息营造愉快的教学环境，有利于提高自身人文素质。教师还应对我国历史、艺术、文学有一定的积累，便于在日常英语教师中能熟练地分析中西方文化差异，开阔学生学习视野，提高学生思考能力，最重要的是让学生在英语学习中通过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和了解肯定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以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学生和人生挫折。

4结语

综上所述，高职英语教育中如果缺失“人文精神”则会严重影响该门课程，除了不利于学生对英语教材中的专业英语知识掌握，更不利于提高学生人文素养。所以高职英语教育要求教师不单单集中于提高学生语言知识技能，要避免教学工具化倾向，注重培养学生积极的人文精神，对其职业素养、综合素质的提升都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作者:薛燕 单位:河南教育学院外国语学院

参考文献

[1]曹青.从高职生人文精神的缺失谈人文素质教育[J].出国与就业:就业版,2010(10):16-17.

[2]陈文,沈剑“.人文精神”缺失对高职英语教育的影响[J].教师教育学报,2013,11(8):146-148.

[3]张丽超,李婵.高职英语教学中实施人文精神教育的现状调查[J].城市地理,2015(12).

[4]孟源源“.人文精神”缺失对高职英语教育的影响[J].电子制作,2015(2).

精英教育论文篇3

关键词:英雄文化;思政课;高校

一、英雄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的价值

“英雄者，国之干，民之魂。”英雄文化是一个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弘扬英雄文化，传承英雄精神，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价值。(一)深入学习贯彻关于英雄的重要论述。多次在重要场合发表关于英雄的重要论述，其基本要义有如下5个方面。第一，“人民是真正的英雄”。2014年12月13日，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历来具有不畏、敢于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敌人所压倒的英雄气概。”［1］第二，“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2］。2016年11月30日，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强调:“对中华民族的英雄，要心怀崇敬，浓墨重彩记录英雄、塑造英雄，让英雄在文艺作品中得到传扬，引导人民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绝不做亵渎祖先、亵渎经典、亵渎英雄的事情。”［2］第三，“英雄精神永不过时”。在担任福州市委书记期间，读了《人民呼唤焦裕禄》一文，便有感而发填写了一首《念奴娇•追思焦裕禄》，“毋改英雄意气”，表达了对焦裕禄的崇敬和他自己爱民为民、责任担当的坚定情怀。［3］第四，新时代要加强英雄文化教育。2015年9月2日，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颁发仪式上的讲话中强调，“实现我们的目标(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英雄，需要英雄精神”［4］。第五，英雄教育制度化。2018年国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2019年中国共产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内关怀帮扶办法》。党和国家通过法律和制度化的措施安排，将英雄教育纳入到法律层面，表达了“不让英雄流血又流泪”的决心。关于英雄的重要论述来源于实践的总结，经过历史的检验，意蕴丰富，蕴含着无穷的智慧。新时代将英雄文化创新融入高校思政课，能够将关于英雄的重要论述精神，传达给代表国家未来的大学生，并将这些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二)有力反击，打赢意识形态保卫战。旗帜鲜明“弘扬英雄文化、传承英雄精神”，是高校思政课有力反击、打赢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关键所在。当前，以污蔑诋毁英雄人物为特征的暗潮涌动，它们打着“还原历史真相”的旗号肆意歪曲历史、丑化英雄人物，这对新时代“三观”尚未完全成熟的大学生有很强的欺骗性。例如网上曾有关于某高校开展祭奠“英雄烈士”的活动报道，而实际上在解放战争中是个彻头彻尾到底的人物，根本不能被认为是“英雄烈士”。指出:“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4］要打赢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用英雄文化引领高校思政课是十分必要的，这可以帮助大学生正确认识英雄，辨别的谣言，更好弘扬英雄文化、传承英雄精神。

二、英雄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实践

近年来，党和国家通过大大小小的场合，对为国家和人民做出重大贡献的新时代英雄进行表彰，并授予他们“改革先锋”“大国工匠”“时代楷模”等荣誉称号，这些新时代英雄和我国古代爱国英雄、近现代革命英雄等形成了一个连贯的英雄谱系。他们永远值得后人铭记、崇尚和学习。江西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通过对高校思政课理论课堂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实践教学进行改革创新，逐渐梳理出一套科学可行的教学方案，为实现英雄文化创新融入高校思政课提供了有效的经验积累。(一)理论课堂的教学内容:实现知情意行顺势而为。顺应学生认知发展规律，以高校四门必修的思政理论课为依托，从知、情、意、行四方面着力，顺势而为，实现大学生对英雄文化的逐步深入了解。从“知”上入手。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上解决正确理解“英雄”“英雄文化”“英雄精神”等概念。其中，教学内容包括马克思的群众史观、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等。特别是要讲清楚对马克思主义英雄观的继承和创新，如人民是真正的英雄、和平年代需要英雄情怀等。从“情”上下功夫。在中国近代史纲要课上，通过追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战斗英雄事迹，让大学生认识到战斗英雄身上蕴含的爱国主义情愫。他们的英勇战斗和无畏牺牲，生动诠释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他们的丰功伟绩永远值得后人铭记，他们身上展现的英雄精神永远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动力之源。从“意”上去融合。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上讲英雄人物、英雄事迹，就要重点挖掘英雄背后深沉的家国情怀。深刻讲解英雄情怀就是人民情怀，英雄身上体现的坚忍不拔的意志品质和“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豪迈气概，实则源于拥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源于对中国共产党高度的政治认同。因此，英雄“是最可爱的人”。只有全社会都铭记英雄、崇尚英雄、关爱英雄、学习英雄，才会有更多的人争做英雄，我们的国家才能有更美好的未来。从“行”上去磨砺。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要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时期，一代一代人接力践行英雄文化、传承英雄精神所形成的英雄谱系讲清楚。比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开国元勋的青年斗争生活”，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劳动模范和劳模精神”，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改革先锋教育和创新创业精神”，新时代的“奋斗教育和时代楷模精神”等。让大学生明白“每一个时代有特定的历史使命，每个时代都需要有属于自己时代的英雄”。进入新时代，青年大学生即将在各自行业中努力拼搏奋斗时，要牢记自己所承担的历史使命，争当青年英雄，将英雄谱系永续传承。(二)理论课堂的教学方法:形式多样提升学习兴趣。“理论解析+讲述故事”。在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教学中，注重将英雄人物作为范例贯穿教学全过程。高校思政课教学首先是做到以理服人，以理服人的关键之处就是理论与实践的逻辑是相吻合的。同时，高校思政课也要善于讲故事，通过讲英雄故事实现以情感人，强化理论学习效果。比如，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教学的重要教学目标，就是要教育学生能够坚定“四个自信”、增强“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而关键和前提就是要帮助大学生实现对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认同、政治认同、情感认同。通过讲英雄人物的故事能够传递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通过英雄人物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担当精神和榜样作用，能够为大学生架起当代青年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实现思想认同、政治认同、情感认同的桥梁。“课内举例+课外拓展”。通过课堂讲授的英雄人物示例以引导大学生课外保卫英雄的积极主动性。在进行“革命英雄”“改革先锋”“时代楷模”等英雄人物案例教学中，注意让大学生感受英雄的个人魅力，从而对英雄产生崇敬之情，在课下能够自觉抵制等对英雄的诋毁与污蔑。如，以“开国元勋的青年学习和斗争生活”为例，让大学生充分了解一代开国元勋不平凡的青年生活，以正确辨别的谣言。“线上+线下”。榜样教育一直在思政课教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身边的榜样。为此，江西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思政课老师建设了线上“家乡英雄(先进)人物数据库”，实现数据库资源使马院全部老师共享。为了将数据库做得更加完善，学院每学期都会专门招募感兴趣的大学生加入“英雄教育学习小组”，作为思政课教师助手，帮助进行线下数据库资料搜集整理，并上传到网络教学平台，逐步完善“家乡英雄(先进)人物数据库”。(三)实践教学:借助资源优势丰富实践课堂。充分发挥本地丰富的红色教育资源优势。江西省南昌市因为历史的积累，有丰富的红色教育资源，故借此可以让高校思政课有更加多样的实践课程安排。第一，“红色家书”朗诵演讲活动。开展“红色家书”朗诵演讲活动，让大学生阅读英雄的生活经历与心里世界，帮助大学生进一步理解英雄为共产主义事业而英勇献身的无私与伟大。第二，参观江西农业大学校史馆。江西农业大学办学近百年，有深厚的历史底蕴。让大学生学习本校悠久历史，了解本校的英雄人物，更好学习践行江西农业大学“团结、勤奋、求实、创新”的校训文化和“厚德博学、抱朴守真”的大学精神。第三，祭扫烈士陵园。烈士陵园位于江西农业大学西北方2公里左右。借此优势，可先在校内电影院观看讲述烈士事迹的电影《信仰者》，调动大学生的学习兴趣，随后带领大学生祭扫烈士墓，参观烈士展览馆，在烈士塑像前朗诵《可爱的中国》《清贫》等广为人知的优秀作品，让大学生深入了解这位伟大的革命英雄人物。第四，参观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在参观前，先向大学生提出关于南昌八一起义事件的一些问题，如“南昌八一起义中的主要英雄人物事迹”等，引导大学生认真参观，学习历史。第五，参观“小平小道”。这里曾是邓小平同志1969—1971年在江西新建县下放劳动住过的地方，距离江西农业大学10公里。学院每学期都会组织大学生参观，来感受中国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魅力。“请进来+走出去”。在高校思政课教师座谈会上指出:“推动形成全党全社会努力办好思政课、教师认真讲好思政课、学生积极学好思政课的良好氛围。”［5］为打通高校思政课堂与社会思政大课堂之通道，形成全社会育人的良好氛围，经大学生和思政课教师推荐，学院领导统筹邀请有南昌的英雄及其家属、后代进学校，与学生面对面交流，让大学生近距离感受英雄带来的正能量。

随后，积极动员大学生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利用寒暑假等时间走出校园，在南昌周边的乡村等地区，积极参与“三农”工作，收集乡村振兴和精准扶贫脱贫的扶贫干部和第一书记的英雄、先进事迹，并根据乡村振兴的需要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在实践中感受付出的喜悦与价值。“共建+共享”。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学习评价和评定学生一直是个难题。没有及时准确的学习评价和科学全面的评定学生机制，很难调动学生参与思政课学习的内生动力。针对此情况，学院在原有“平时课堂表现+期末考试”评定学生基础上，创新提出“共建+共享”。即在思政课教师的指导下，大学生3—5人一组，根据思政课程和教学内容的要求，积极寻找身边的英雄、先进人物故事，进行资料整理，形成PPT和演讲文字稿(800—1000字)，随后课堂上进行3—5分钟演讲，同学间实现成果共学、共商、共建、共享机制。之后，思政课教师对学生表现进行打分评价，并加盖马院教学办的公章，可以用做学生后面列为入党积极分子或考察对象的佐证材料。实现思政课老师和学生工作教师之间的互通互联，实现了全方位育人合力，一方面大大提升学生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丰富和改善了入党积极分子遴选、培训、评价机制，形成学生、思政课教师、学生工作教师的多赢局面。

［参考文献］

［1］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12－14(02)．

［2］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12－01(02)．

［3］:弘扬焦裕禄精神继续推动教育实践活动取得实效［N］．人民日报，2014－03－19(01)．

［4］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颁发仪式在京隆重举行［N］．人民日报，2015－09－03(01)．

精英教育论文篇4

[关键词]香港高校；精英教育理念；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11)06-0113-04

人类漫长的教育发展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就是一部精英教育史。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香港地区近百年的高等教育发展史(1911年香港创办第一所大学--香港大学)也是一部精英教育史。香港高校0的精英教育虽与英国高校传统的精英教育模式相关联，但在世纪之交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分析香港高校精英教育的理念及其成果，了解中国香港地区高校精英教育的历史与现状，对于中国大陆更好的确立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精英与精英教育

对于“精英教育”，首先要明确“精英”的涵义。“精英”的涵义早期主要是指一个特定的政治经济阶层，而这个阶层又多由其出身来决定。当“精英”作为一个专门概念进入社会科学领域之后，精英的定义在不同的学科、不同的理论中虽略有差异，但仍不乏共识，即“精英意味着特定社会单位中的最高层次部分，而不论这种社会单位是一个阶级还是整个社会，也不论是按人们所选择的什么样的标准所排列的，精英是由经过了某种挑选程序的少数优秀者组成。”由此看来，“精英”一词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精英”是指那些在社会等级和社会地位上拥有特权的人。在一些社会形态中，人们往往希望这些有特权的人去统治、领导或者管理社会其他阶层的人。另一方面“精英”也包含了托马斯-杰斐逊所称的“天才的贵族”(aristocracy of talent)。所谓“天才的贵族”即他们天生就极具才华，无论出生于何种社会背景中，他们都拥有一种在其所从事的职业中脱颖而出的个性品质和领导他人的能力。

基于对“精英”概念的理解，对于“精英教育”的解释也包含两个方面，即对精英开展的教育和培养精英的教育。从几个世纪以来对“精英”的定义可以看出，自身禀赋是决定一个人是否为精英的关键因素。然而“精英教育”作为一种教育形式，只是提供了“精英”产生的一种途径，或者是促进精英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绝非是唯一的途径和全部的因素。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有了精英的潜质并不能保证就可以成为精英，而如何选择精英，并对精英们进行教育，这才是精英教育的核心内容。

二、香港高校的精英教育

香港高校的精英教育历史悠久，成效显著，其精英教育的形成机制主要体现在学生精选、教师竞聘及服务理念三个方面。

(一)学生精选

香港高校的精英教育首先体现为对优质生源的精选上。在对精英学生的选择审核上，香港高校采用了非常严谨的程序以落实严格的标准。香港大学教务长韦永庚说：“十年前和十年后，我们坚守同一个信念：港大招生的过程，绝不马虎。学校会派教授到各省市去做面试，因此招生成本相当高。我们坚持面试，因为通过面试，我们可以挑选到我们认为最适合在港大学习的学生”。香港大学2008年的本科生面试题目为：“是否应该在中国推广?”“建‘鸟巢’是不是太浪费材料?”等。这类考题宽泛新颖，具有开放性，完全是脱离应试教育的条条框框，直面社会的具体问题。事实上，正是这种没有预设正确答案的、具有思辨性的问题，才能真正考察出学生的思维灵活程度和创造性潜质，以及逻辑分析和语言表达的能力。据“大学收生遴选委员会主席”史秉士教授提供的材料显示：“在2008年，香港大学收到12000份内地本科生申请表，但只能录取其中的250位，这真可谓是世界上最严格的本科生甄选率之一。令人感受至深的是，这12000名学生都成绩卓越，足以人读内地最高等的学府。而在1998年，当香港大学内地省市招生计划开始时，学校只能从百多位顶尖申请者里取录30名。精英无异，规模远逊今日。”。据香港大学1998年至2008年《十年内地本科生入学计划之发展》文件所述，2008年该校已在内地25个省市招收本科生。2010年，香港大学本科入学新生总数为2179人，其中，内地本科新生入学人数总计已达1287人，欧洲、北美、澳洲及纽西兰学生人数总和为657人，本科新人学学生国际化的比例达到27.6％，本科在校生国际化比例也达到18.8％，加上所有的研究式及修课式研究生，两个比例分别高达34.8％及28.9％。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主任陆炎辉博士在接受专访中说：“鉴于香港大学在内地招生要求严格，到港内地学生的平均成绩比较好。对于香港本地的学生来说，内地同学人数的增加，使得大学同学间的竞争更加激烈，这一点，在开始招收内地学生前就能预见。可是这并不是令人担心的事情。相反，这种大学里香港学生和内地学生相互竞争、相互学习的氛围，与经济发展过程中两地人才的交流和合作、市场的逐步融合是同步的。思想的碰撞打破思维的边界，开放的大学环境让本地的同学在更早就开始学习适应经济发展的趋势”。正是这种精英教育的理念和国际化的视野使得香港大学网罗了世界各地的精英学生。在香港高级程度会考3-6科A级成绩学生人数、英语运用平均成绩、英语运用、中国语文和文化及三科高级程度会考科目之总平均成绩、非本地生人数、交换生人数、2010年度中国内地本科生入学计划等18项指标中，香港大学成为受香港“教资会”资助院校中最佳、最高及人数最多者。同时在2010年度中国内地本科生入学计划中，香港大学获取入学的内地本科生之国家高考成绩也成为受香港“教资会”资助院校中的最高者。

(二)教师竞聘

衡量一流大学的标准，在于看其是否具备世界一流的学者，是否对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做出重大的贡献，是否对世界文明产生重大的影响。香港高校的精英教育所依赖的是它杰出的教育团队：首先，香港各大学不分种族、信仰、文化，面向世界招聘优秀教师。这些教师来自世界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教育和文化背景，他们把世界各地的文化带进香港高校，并以自身一流的学术水平和优秀素质从整体上提升了香港高等教育的水准。如香港科技大学教师100％具有海外名校博士学位，香港中文大学95％的教师拥有国外名校学历，香港大学94％的教师拥有博士学位或以上专业学历。据“2010年香港大学数据一览”显示，香港大学国际化程度高达55.4％。根据香港大学的官网主页材料显示，香港大学从世界各地聘请了最优秀的教师，教师们都是在各自领域顶尖的研究者，这些领域包括：人力资源和发展、

生物技术与制药、纳米科学和纳米技术、建筑及自然环境、理论与计算科学、公共法律和公共政策、中国研究、通信等

其次，国际化的师资，也带来了国际化的联系网络。香港各大学非常积极地建立与世界各地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国际战略联盟。以香港大学为例，它与300多家海外大学建立了学术联系，并选拔了大约5300名中国大陆和外国学生。与此同时，它在致力于建立国际化的校园，支持各级工作人员和学生的国际流动性项目上也做出了很大努力：香港大学是“Universitas21组织”的建立者。Universitas21组织成立于1997年，是一个包括十五个国家23个顶尖级研究型大学的国际网络。所有Universitas21的成员机构均为以研究为主导，具有优秀科研水平的综合性大学，包括香港大学、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英国伯明翰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上海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这些学校都为该网络提供了强有力的质量保证。总的来说，“Universitas21组织”学生成员超过70万名，雇用员工超过145，000名，并已有接近250万的校友。该组织的集体预算金额超过130亿美元，并且有一项每年30亿美元收入以上的研究经费，它的最终目标是帮助其成员成为全球化国际化的高等院校。

第三，香港高校也具有非常严格的人才招聘机制。以香港科技大学为例，香港科大在人才招聘中强调两个字，即“人”和“法”。所谓“人”即“以人为本”。从事香港科大人事管理的孔宪铎校长对“以人为本”给予了更人性的诠释“recruit the best peopleand keep them happy’，延聘一流人才，并使他们快乐”。香港高校采用的高薪教师聘任机制便是“以人为本”的一种体现。据“香港各大学各级教授基本月薪一览表”数据显示，香港的各所高校是目前世界上教师聘用待遇最高的学校。

香港科技大学在人才招聘中另一个强调的就是“法”。所谓“法”就是强调人才招聘中的制度体系建设要完善，执行过程要严明。香港大学也有同样严格的筛选程序：“杰出的教员由非常严格的筛选程序选出，这些程序包括内部同行审查和相关领域国际著名专家进行外部评估”嘲。对于教授的晋升，丁学良教授曾用“六不准原则”来描述：不可以是你原来学位论文的指导教授们；不可以是与你共同发表过论文、论著的人；不可以是与你共同主持一个研究项目的人；不可以是你过去单位的同事；不可以是你现在单位的同事；当然不可以是你的亲属。所以，一位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曾经说过：“我深知香港科技大学在聘用和升迁上所用的学术水准，是国际上最高的学术水准。

正是由于有如此杰出的教师科研团队的聚合，为香港高校的科研跻身世界一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以香港大学为例，从1996年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卓越学科领域计划获资助项目设立至今，以首席研究员及合作研究员形式所获资助项目共有13项，总拨款额达港币八亿八千四百五十二万元。从1989年至今，全香港获得“部级别奖”得奖科学家总数为55人，其中15人为港大成员，共获17个奖，包括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的首位香港科学家。2008-2009年，有3319篇研究项目申请到了研究基金；2007-2008年，有接近7500篇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学术刊物上；2009年，香港大学获得了研究资助局14亿港币的研究基金资助，并以203篇研究计划获得了2009-2010年研究资助局优配研究金(前称角逐研究用途补助金)中获资助项目的最高奖。据2010年统计数字显示，110名香港大学教授人员，以其著作被引用之次数计算，被ISI评为世界首1％顶级科学家(注：位居榜首的意思)，充分显示了香港大学学术著作之影响力。

(三)服务理念

有了一流的人才和一流的教师队伍，还必须有一流的教育管理作为精英教育成功的保障。香港各大学为了实现一流教育资源的最高成效，在整个管理模式上无条件地实现了为教育一线师生服务的教育管理理念。

1.教授自主，行政服务

香港高校最大的特点就是学术自由，教授自主。学术范围内的工作都由教授们来决定。所以，香港高校使用的教科书并不是由行政指定，而永远是由教授决定的。教材采用世界最新版本，因而其中的教学案例也颇具针对性。

在香港高校，很难感受到行政人员对教授的教学和研究造成干扰，极少的行政人员只是本着全力以赴为教授和学生服务的理念，踏踏实实地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学校有专门为学生服务的发展及资源中心(cedars)，涉及住房、健康、医疗、工作、奖学金等与学生全面发展密切相关的一切事务。机构的完善和工作人员认真负责的态度给予了学生们最大程度的帮助。

2.引导式教学，自主式学习

香港高校教师的教学方式从根本上来说也是服务式的，即全力以赴为学生获取知识，尤其是以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为目标。毫无疑问，港大的教授们学问渊博，大多是世界顶级学者，但他们并不以满堂灌的方式讲授知识，而注重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教授们在教学的过程中不遗余力所做的就是循序渐进地引导学生们思考和分析问题，非常重视对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训练。教授们一般会提出很多问题，而不是直接授课，这些问题需要学生们分组讨论去寻找答案。这种“解题为本”的教学理念，引导及鼓励学生通过自学将知识更全面、更深入的掌握，比直接授课的效果明显很多。学生从中学到的不仅仅是知识，而且是如何探讨问题、追根寻源的能力。

3.服务他人，自我完善

精英教育的核心是成才成人。“成才”是知识层面的，能力层面的，而“成人”则是人格层面的，心理层面的。人格的健全、心理的健康都取决于在与他人的交往、与社会的互动和对自我的认同上的完善、和谐。在这一点上，香港高校自我服务、服务他人的学生管理理念值得借鉴。和中国大陆许多大学不同的是，港大的宿舍分配不是按照院系或班级，而是打乱系别、届别、甚至国别来随机分配的。这样的分配让学生们能够有机会接触到自己专业以外的同学，大家互相交流信息，从对方身上学到许多平时接触不到的知识和文化。

在“成人”教育上，香港大学的“舍堂文化”起了重要的作用。英国文学学士郭倩说，舍堂活动让她感受到了家的味道。经济金融学士历肖洋说：“从舍堂生活中能学到如何与人相处，也能知道社会对你的期望；每个舍堂都有自身的发展方向和不同文化，舍堂就是把一群正确的人放在正确的位置，不用费太多力气，他们也会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精英教育论文篇5

(一)英语教育成就“爱美之心”

语言是人类符号系统的精华。语言本身即是美，其美的展现既在韵律也在意境。在语音、语调和节奏的聚合中，英语语言呈现出强烈的韵律美。英语语音的清浊、快慢、长短，配合语调的抑扬顿挫和节奏的轻重缓急，构成了英语语音独有的参差有序和高低起伏的音韵之美。通过词汇、结构和各种修辞手法的运用，英语也表现出富有色彩的意境美。语言具有形象性、自由性和创造性的特点，不仅可以记录和描绘人在自然与社会中各种美的体验，表达人类丰富复杂的情感，描绘人类的审美认知成果，还可以以文字的万千组合创造出新的美学情境，构造出多彩多姿的心灵世界。语言使用者就在文字中复现、重温、感受和咀嚼美不胜收的意境。英语教育就是要充分发掘语言的美育价值，为学生提供多层次、多维度的审美体验，让学生“学习体验语言的美，学习如何用美的眼睛、耳朵去感知世界，用美的心灵、情感去体验生活，在语言的世界中成长和发展。”在品味英语语言的韵律与意境之精妙与美好时，学生得以树立审美意识，提高审美素质。

(二)英语教育提升“思辨之力”

语言既是认知的内容，也是思维工具。英语语言表达了以英语为母语的民族在历史演进、社会生活和自我成长中对自然世界、社会世界和心灵世界的感知、体验和阐释，是其理解自我和周围世界的成果之精髓所在。英语语言也代表着与汉语不同的概念范畴和系统、崭新的思辨方式和表达逻辑，由此为学习者提供了一种以差异化理解与认识世界的方式，创生新知识与新概念的思维工具。当中小学学生在英语学习中遭遇与已有认知体系全然不同的认识成果和认识方式时，其固有的认知系统将受到巨大的冲击和挑战。他们在试图理解和适应新的精神成果之际，在尝试调控和运用全新的认知体系和工具之时，其内在认知结构不断被打破、调试和重构，认知系统的开放性和适应性将得以提升，学生认识世界、社会和自我的方式更为全面和深刻，思维的缜密性和批判性得以增强，表达的准确性和逻辑性得到促进。英语学习就成为学生心智发展的重要工具，不仅扩展了心理空间，还丰富了概念系统。

(三)英语教育成全“向善之情”

道德是一个民族在千百年的群体生活和社会发展中所逐步生成与稳定下来的价值观和精神意义，表达了对理想状态下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社会和国家之间和谐共生、互为促进关系的崇尚。英语语言是思想的载体，以真实可靠的方式反映出这些价值观和精神意义。大量富有生命力、形象性、感性化的英语格言、俚语，都承载了人类在求真、向善、尚美过程中所追寻的积极健康的思想品质，展示了普世认同的人生态度、人际准则和人性追求，承载着丰富的道德内涵。基础教育阶段英语教材中提供的大量涉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间和谐相处的德育素材，传达了积极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成为促进学生品质提升的重要内容。教师在针对这些语言材料制订教学目标时，必然关注这些语言材料中反映的道德思想，将它们作为课堂教学的重要目标。同时，英语教育的过程也是德育的过程。学生在英语课堂中能够感受到教师以平等、尊重、爱护之心对待自己，体会到老师对自己的每一处进步与成就的认可，对每一次暂时失误与挫折的鼓励，感受到来自同学的关心、帮助，体会到尊重和关怀，真切地体验到人与人之间的美好关系和相处方式。潜移默化地，他们就会树立起一种尊重他人、帮助他人、关心他人的意识，会以着眼未来的视角看待今日的进步，会以坚忍不拔的意志正视当前的不足。英语教育就有助于学生良好道德品质的发展。

(四)英语教育传播“文化之知”

英语语言是英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是一个民族社会生产和文化生产的成果，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步积累和创造出的独特的表意符号，是民族文化的精髓所在。语言也是民族文化的载体，是民族文化得以表达、传播和继承的重要工具，集中表现了其使用者对周围世界和内在自我的认识。中小学英语教材中，不仅有大量的文化负载词，还引入了许多有英美国家历史、地理、人物、节日、风俗、宗教等文化内容的语言材料，为学生提供了了解英美文化的重要渠道。在对异质文化的认识和了解中，中小学生必然会体会到英语文化与汉语文化的相通之处和差异所在，在两种文化的理解、分析和对比中，学会欣赏他族文化的精妙，更深刻地认识到汉语文化的博大精深。因此，基础英语教育具有强烈的文化属性，必须承担起传播文化的重要使命，不仅要帮助学生认识语言所承载的关于民族心理、生活、历史的文化知识，培养学生对异域文化的同情心和理解力，同时也促进学生对本民族文化的进一步认识和欣赏，从而发展提升学生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二、英语教育人文价值的迷失

基础英语教育具有重要的人文价值。然而，在人们试图探寻其理想目标和可操作的实践方向时，英语教育人文意蕴常常遭到忽视。

(一)固守“工具论”教育理念，制约英语教育人文性的抒发

长期以来，基础教育阶段的英语教育始终禁锢在以功利目的和效用为最高追求的“工具论”思想之中。英语语言仅仅被视为交流的媒介，英语教育的目的被简单地看作是帮助学生掌握一门交流和学习的工具，教科书的编制仅仅重视知识和事实的呈现，教育实践则停留在语言技能精巧性的训练上。2011年新版的《英语课程标准》虽然也提出了英语教育要提倡“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但仍将综合运用英语“做事”定位为核心课程目标，其他人文价值追求仅仅被置于边缘的、附属的、是为了支持语言运用目标的实现而设立的边缘地位;与此对应的是课程标准中对语言知识与语言技能的具体的和确定的评价指标，以及对人文性目标的空泛笼统的提法。英语教育的人文价值看似得到了提倡，但仍被视为“工具论”英语教育的婢女，人文性的教育追求不仅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凸显，其提升教育的全人发展内涵反而受到了曲解，其重要地位反而遭到弱化。英语教育的工具性追求仍然是终极目标，本应该处于中心地位的真正的人的发展、求知求善求美的意义探寻、个性发扬和生命成长则始终处于局外，语言本身所蕴含的真善美意义遭到遮蔽，语言教育过程所蕴含的人文教育价值受到禁锢，学生本应获得的成长遭到扼杀。

(二)偏重文化价值，遮蔽多元人文内涵

有学者和教师认识到英语教育不仅仅是教给学生一种交流的工具，更应是对学生作为具有个性化、生命化、生活化的有意义个体的培养，必须注重工具性知识和技能之外的人文意蕴追求。然而，教育实践中还存在着仅仅重视英语教育的文化价值，忽视英语教育的美育、德育和智育价值的现实情况。当提到英语教育的人文价值时，人们所想到的仅仅是语言的文化意蕴，语言所承载的历史、风俗、思想、观念等知识性、事实性东西，重视在教学过程中阐释语言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强调在教学过程中导入英美文化知识。但对于英语语言的美学价值，使用者在使用语言时所感受到的韵律美和意境美，对语言形式背后的思维习惯和认知方式，对语言材料所蕴含的道德内涵，对教学过程中可能会动态生成的美育、德育和智育的情境，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其后果是，英语教育人文价值追求变成了英语教育文化价值追求，英语教育的深层次内涵未能充分挖掘，英语教育之“成就人”和“成全人”的全面价值未能实现。

(三)人文理想与教育实践的断裂

即使一些教育者已经意识到英语教育要注重多元人文价值，但在教育实践中并未能践行人文理想。基础英语教育除了在一些展示性、表演性的公开课中表现出一定的人文价值追求，一旦身处真实的课堂，教育者立即将人文情怀抛到脑后，转而实践一种以灌输为主要教学方式、以机械操练为主要活动方式、以题山试海为主要学习方式的课堂活动。学生本应获得的个体生命的成长、求真求善求美的心灵成长和心智的发展，被有意地忽视。究其原因，就在于基础英语教育评价体制的缺陷。对学生的评价，以量化结果为主要手段，很少采用关注学生成长过程的质性评价方式;以分数为主要评价依据，较少关注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对教师的评价，唯学生分数论，追求一次性的结果，不重视教师对学生生命成长的关怀、认知能力的培养。因此，虽然个别教师胸怀满腔人文情怀，然而并无勇气也无能力挑战现有的教育评价体系，只能依从和顺应，英语教育的人文理想与教学实践产生鸿沟。教育的多元价值遭到解构，英语课程多元目标遭到覆灭，学生的成长遭到损害。

三、英语教育人文价值的回归

中小学生全面发展的需求呼唤基础教育阶段英语课程人文内涵的回归。教育管理者和一线教育者都需要转变观念、改革实践，追求英语课程中人文价值的彰显。

(一)理念转向:从工具理性到兼顾人文精神

英语教育的工具理性造成了英语目标的迷失，为追寻基础英语教育本真价值的实现，必须转变理念，语言观从工具论转向人文论，英语教育观从实用效能取向转向以人的发展为旨归。教育的本质是人的发展，是人性的昂扬，是情意、美德、审美体验、思辨能力的发展，是以未来生活和人性释放为导向的全人发展。如果教育者不能摆脱工具论的教育观念，就不能发现教育本真的价值，就不能从一个音节、一个语调、一个词语和一个句子中把握英语教育的真善美，不能从有限的课堂教学材料中把握教育的生命性和课堂的无限生机。如果英语教育的实践者不能从单一的工具目的的观念中超脱出来，他就无法在实践中去创生有利于学生心灵成长、生命成长的教育活动，就无法体验到英语教育给学生的心灵、认知带来的丰富体验和成长。这一切的后果，则是英语教育的价值失衡，最终将会导致中小学生全面发展的缺失。基础英语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为学生将来的生活作准备。这一准备，不仅仅是满足基本生存的外在工具之准备，更应当是满足学生作为人的全面发展，精神、心灵、人性、爱与美的感受、思辨的深度与广度、情意的发展之准备。“英语教育应当兼具工具理性和人文精神。只有站在英语教育的人文精神高度，我们对如何利用和掌握其工具性才能找到更有效的方式与手段。同时，英语教育的人文精神又不能独立于工具理性而存在，因为英语教育中人文性内容的传递和表达只有与知识文化和基本技能的训练相结合，才能实现英语教育过程的完整统一。”因此，教育者应该转变思想，以多元价值观照下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衡量英语教育的尺度，既注重其工具价值也追寻人文内涵。唯有如此，英语教育才能为学生带来人生中最珍贵、最真实的真善美的体验和追求。

(二)内涵开放:从文化能力追求到多元能力发展

教育的人文内涵具有多维度多层次的特点。从英语教育的学科特性来看，文化能力发展体现了英语教育人文内涵的追求，但以人的发展为向度的人文教育还要关注美、德、智的全面发展。基础英语教育既要追求语言本身所蕴含的文化知识的传递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发展，还要追求人性、人情、人格之发展。人的根本价值和幸福追求在于个人生活中对美的发现与体味，对善的思考与行动，对自然、社会和自我事件的深层次思考。只有将这几者相结合，将审美、求善、善思、文化理解统一起来，才可能充分发挥英语教育的人文价值。传统以文化理解为主要追求的内涵，忽略了英语语言和英语教育本身所带来的内在统一联系，只能片面地达成英语教育的目标，造成英语教育内涵价值的缺失，同时也不可能培养真正的人，促进学生作为有自主性、生命力的个体的成长。其看似人文性的追求，说到底也是以工具论英语教育目的为辅助的。基础英语课程必须摆脱文化教育独大的人文偏失，转向充分挖掘英语教育过程中学生人文能力的全面提升。

(三)实践重构:从单一技能为中心到学生整体成长为中心

精英教育论文篇6

关键词：外语教育分工成本精英化专业化集团化

要目：

一、数据

二、学外语与研究“先进文化”的关系

1、“先进文化”之“先进性”对中国是如何形成的？

2、哪些西方文化是“先进文化”？

3、哪些人才可能具有研究“先进文化”能力？——精英

4、应该由哪些人通过学外语来研究“先进文化”？——精英

三、外语教育改革的三个原则

1、精英化

2、专业化

3、集团化

四、申论

1、古今中外同类情况提供的借鉴

2、民族复兴中的语言问题

3、一些具体措施

4、关于本文的数据的说明

一、数据[①]

数据1

学习时间：一个学生用于学习外语的时间有多少？有统计，从初中开始，中国学生用于学外语（主要是英语）的时间是其学时间的1/3。那么，一个学生1年中就有3个月时间学外语。

学习人数：全国每年一共有多少学生在学外语？全国在校的初中生（含初中生）以上的学生人数是1.1亿。[②]

学时间：全国的学生一年用于学外语的时间总共是多少？3个月´1.1亿人＝3.3亿月/人。

如果把这些学习时间折算成劳动力价值，则全国的学生每年耗费在学外语上的金钱将极为惊人（详见文末）。

数据2

2002年，全国教育经费为5480.03亿元。2003年，全国教育经费为6208.27亿元。[③]

无论是教学设施、教师培养、教师工资等等投入，所有教育经费最终都落实到学生身上。而各个学科对教育经费的消耗，可以按照各学科的学习时间来分配。除去了小学教育消耗的教育经费，如果按照数据1的学外语时间占学时间1/3，初中以上的外语教育消耗的教育经费，每年至少也是1000多亿。

数据3

（一）、1个博士生，从初中开始到完成博士学业，按照学制，总共的学习时间是16年（硕士阶段如果改成2年，博士阶段则增加为4年），耗费于学习外语的时间不少于5年，60个月。这5年时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如果这5年时间用来学专业，可以看多少书呢？每年250个工作日，每天8个工作时，5年就是1万个工作时。如果1小时精读10页专业书（读8页也好啊），那么，可以读10万页。就是说，400页那么厚一本的书，可以读250本。请问：今天的博士，有几个在硕士和博士阶段一共精读了250本专业书？许多博士，花在专业上的总时间根本没有学外语的时间多，这难道正常吗？

再作一个国际比较。如果美国的学生不必修外语，中国的博士生学习专业的时间就要比美国的博士生少5年！！！因此，就平均而言，中国的博士生的专业学习时间只相当于美国的本科生！！！

（二）、相应地，硕士生学外语的时间是大约是4年，本科生、专科生大约是3年，高中生大约是2年，初中生大约是1年。花费如此之多的时间学外语，究竟能为学生提供什么帮助？值得吗？如果把学外语的时间用来学习实用技术，又会产生什么样的收益呢？比如，一个大学生花了3年时间学外语，如果这3年时间用于学习技术，足以熟练地掌握一项专门的实用技术，从而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以及其他社会效益。并且，大学生耗费3年时间，达到的外语水平却仍然只是无效水平呢（关于无效水平，详见后文），他学的外语实际上完全是无用外语。是故，为什么要迫使每一个大学生都必须学外语呢？

我们自始至终要牢记：学外语对于我们国家建设来说，必须是功利性的行为，必须进行成本和收益的分析和衡量。外语对于我们只是工具。既然是工具，就应该从掌握工具的成本及其收益来衡量，还应该从社会分工来衡量。[④]如果不分工，人人学外语，造成巨大的学习成本，却不见得能够获得预期收益，得不偿失，怎么有利于国家建设呢？怎么有利于民族复兴呢？

二、学外语与研究“先进文化”的关系

作为国家的制度设计，外语教育预设了两个前提：在目的上，我们是为了实现民族复兴而向外国的“先进文化”学习；在方式上，是通过学外语来研究、借鉴外国的“先进文化”。在这两个前提之下，外语就只是工具。下面，我们从目的和方式的角度考察我国的外语教育中存在的弊端。我们以问题的方式来揭示这些弊端：“先进文化”之“先进性”对中国是如何形成的？哪些西方文化是“先进文化”？哪些人才可能具有研究“先进文化”的能力？应该由哪些人通过学外语来研究“先进文化”？[⑤]

1、“先进文化”之“先进性”对中国是如何形成的？

今天的中国人，几乎毫不怀疑地接受了西方文化是先进的的观念。常常是西方人说了什么，中国人（首先是许多与西方接触比较直接和密切的学者）就很可能跟着说什么。如果西方人尤其是西方的某个名人说了中国的一句好话，中国人就很可能沾沾自喜。在学术界，就我比较了解的人文学科而言，学者们的研究方法，最通常的方法就是引用西方的名家来证明自己。当然，也有人反对这种唯西方马首是瞻的方法，认为这是中国人的“失语”，是“汉话胡说”。

这里的问题是，今天的中国人怎么就会如此轻易地认为西方文化是先进的？答曰：这里有一个历史的形成过程。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面对西方列强的以现代科技为支撑的坚船利炮的侵略，屡战屡败。人们自然要追问失败的原因。在追问原因的过程中，形成了西方文化优越的观念。这种观念的形成，基于三个前提和由此前提展开的逻辑推理。[⑥]“前提1：对社会作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三分。前提2：把三者看成因果关系。前提3：中国国势衰微，经济弱。三个前提的区别是：前提3是事实，前提1、2却是假设。”从这三个前提出发，形成了如下逻辑。在经济、政治、文化之间形成了一个因果链，并分成三环：直接的因果关系是经济与政治、政治与文化，间接的因果关系是经济与文化。这三环构成一个单向循环，其中任何一方的强弱胜负都会导致另外两方的强弱胜负，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种因果关系可以通过如下追问非常简单地获得。事实前提是西方经济强大。追问：为什么西方经济强大？答曰：因为西方政治制度优越。再追问：为什么西方有优越的政治制度？答曰：因为西方文化优越，有一套严密完整的学术体系。结论：西方经济强大是因为西方文化优越——经济与文化立刻建立起因果关系。这套逻辑用在中国，则得出国势衰弱，是因为文化落后的结论。

2、哪些西方文化是“先进文化”？

中国人对西方的“先进文化”的认识和接受，伴随着的是中国的失败和屈辱。因此，我们千万不能忘了，学习外语，不是为了学习外语而学习外语，是为了研究西方的“先进文化”，是为了富国强兵，为了保国保种保文化。我们必须清醒地明白，外语只是工具。我们国家的外语教育的政策、制度、措施、方法以及各种舆论宣传导向都必须牢牢记住这一点。

是不是西方的一切文化都是先进的呢？显然不是。由于中国人是从先进科技那里追问出文化的先进与否的，而且研究和学习“先进文化”是为了富国强兵，那么，对于中国人而言，要完成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需要研究哪些西方文化（对象）是比较确定的。[⑦]

大致可以说，我们首先需要研究的西方文化是西方近代以来的自然科学的成果，尤其是当代科学的最新成果，以及西方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方法等等。其次是哲学，它集中体现了西方文化的思维特征、方法，体现西方人对世界的看法，是西方文化的基础性的东西。再次是其他人文科学（如政治学、法学等）的部分成果。[⑧]只有明白了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任务是什么，才能明白我们需要什么。只有明白了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我们对西方文化的研究才有针对性，而不会沦为为研究而研究西方文化，也才不会盲目地学习（甚者沦为模仿）西方文化。

如果说自然科学成果可以直接模仿、学习，那么，哲学等人文科学则不是可以直接模仿和学习的，因为这些文化形式具有非常强烈的民族性，是各个民族在自身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各具特征的生活样态的体现。因此，如果肆意模仿、学习乃至照搬其他文化的民族文化形式，就一定会导致对本民族的文化形式的遮蔽，这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文化同化。如果是这样，就立马违背了我们研究西方文化的宗旨，因为我们的宗旨就是为了保国保种保文化。如果民族文化被西方文化同化，则文化不能保，那么，研究西方文化也就与民族复兴的宗旨背道而驰，甚至就是对自身宗旨和使命的背叛。

3、哪些人才可能具有研究“先进文化”能力？——精英

明白了主要研究对象，那么，该由哪些人（即主体）来研究这些对象呢？而这又须明白，主体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才具有能力研究那些文化对象？我们知道，我们要研究的那些文化对象，西方人也要研究。哪些西方人才可能具有研究那些文化对象的能力呢？即使西方人用母语阅读那些文本，即使向每一个人提供同样的研究机会，也只有极少数人才具有研究能力。这些人，我们称之为精英。精英不是一个与大众简单相对的一个概念。有些人在这方面是精英，在另外的方面却很平庸。由于天生智力的差异、意志强弱的差异、兴趣的差异、身体的差异、环境的差异等等，造成有的人成为精英，有的人却比较平庸。这是古今中外都存在着的事实。就学术研究而言，它需要研究者具有较高的智力、坚强的意志、强烈的兴趣、健康的身体等等。这些条件对于研究者都只能说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当然，一个人是不是精英不是生来就决定了的，而是在各种竞争的优胜劣汰中选的。

即使在西方，大众对它的民族文化的精华部分（大概就是我们要研究的“先进文化”）也是一知半解的，这跟我们大多数中国人（包括古人）对自己民族的精华并不怎么了解一样。有几个人读过几本古书呢？熟读四书五经十三经诸子百家的人就更少了。有几个人知道古代的天文地理、术数方技的奥妙呢？有几个人真正领略了古人的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呢？

因此，即使把西方文化中的“先进文化”准确无误地翻译成为汉语，一般大众也读不懂。即使一般大众熟练地掌握了外语，他也仍然读不懂那些“先进文化”。试想，先进的物理学、数学、化学、生物学、计算机学等等，是大众能够掌握的吗？《形而上学》、《纯粹理性批判》、《小逻辑》、《存在与时间》等等哲学著作，不要说大众，就是哲学博士、哲学教授都很难说能够轻易读懂。

由此，下一个问题接踵而来——

4、应该由哪些人通过学外语来研究“先进文化”？——精英

只有精英才可能研究“先进文化”，因此也就只有精英才可能通过学外语研究“先进文化”。有了上面的论述，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

试看中外文化交流史以及世界各文化之间的交流史，都是精英发挥着关键作用。在中国历史上，有两次外来文化进入中国的高潮，一是佛学东渐，二是西学东渐。在佛学东渐中，是鸠摩罗什、僧肇、玄奘等等精英研究、翻译、引进了佛学。在西学东渐中，明末时期是徐光启、李之藻、利马窦等等精英，近代是严复、林杼、詹天佑等等精英引进了西方的“先进文化”。当年我们研制原子弹，基础理论和技术主要是向西方学习的。如果没有钱学森、邓稼先这样的精英，再多本科生水平的一般人才（本科生在研制原子弹中就只能归为大众）也是造不出原子弹的。

其实，只有精英才能研究“先进文化”（不管是否通过学外语来研究）这个结论，已经蕴含在“先进文化”这个概念中了。先进、平庸、落后三个概念中的任何一个都蕴涵了先进、平庸与落后的区分。一旦区分了三者，在一定的条件下，先进的就不是平庸的和落后的。所以，“先进文化”只能由精英来研究、承载，同时，能够研究、承载“先进文化”的人就是精英。至于精英把“先进文化”向大众普及，那是另外的事。

三、外语教育改革的三个原则

1、精英化

今天我国的外语教育，不仅仅是大众教育，而且是全民教育。在这个教育方式下，尽管国家投入了庞大的教育资源，但由于学习外语的人太多，导致人均教育资源极为稀薄。而且，在学外语的人中，不仅仅有许多人是被迫学外语的，同时他们也是不必要学外语的。全民学外语，既是对国家教育资源的浪费，也是对其中许多人的生命的浪费。为什么如此说呢？

第一，外语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只是工具，是富国强兵，实现民族复兴的工具，而不是必须具备的素质。

第二，掌握外语这个工具需要成本，而且需要极高的成本。这个成本主要指学外语必须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并因此对学生的其他方面的发展构成影响。博士生总计学外语的时间不少于5年，但仍有许多博士生不能熟练地掌握外语，博士生以下层次的学生能够熟练掌握外语的就更少了。

第三，掌握外语必须达到相当的程度才是有效的工具。这与第二是相关联的。

因此，即使人人都学外语，许多人的外语水平仍然是无效的水平，不能让他们通过外语研究“先进文化”。

就目前对英语水平的衡量标准看，大学英语教育主要以四、六级考试检测学生的英语水平。姑且不说学生为了通过四、六级要付出巨大成本，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就算学生通过了四、六级，这种英语水平又有什么效用呢？难道四、六级英语水平能够去研究、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吗？——不能。除了某些学生在此基础上继续学习，并且这些学生本身的专业水平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否则根本不可能具备研究西方的“先进文化”的能力。我认为，专业水平没有达到相当于博士的水平，根本谈不上研究“先进文化”。全国每年招收数以万计的博士生，具有研究“先进文化”的能力的人是不多的，更不要说学术创新能力。研究、学习“先进文化”，是一种研究性的、创造性的学术工作，需要研究者具有非常优秀的个人条件，并且需要社会为他提供好的研究环境，所以真正的学术是非常精英化的。[⑨]

因此，对于研究“先进文化”而言，四、六级英语水平仍然只是大众水平，只是无效水平。这里可以毫不客气地称之为“废品水平”。投入在四、六级英语教育上的成本都是无效成本——血本无归。需要指出，不仅外语水平，就是专业水平，大学生也无法研究“先进文化”。

那么，四、六级英语水平是否完全没有用呢？有人说，可以和外国人作一些交流呀。问题是：第一，为了和外国人作一点点交流，值得国家以及学生个人投入如此巨大的教育成本吗？国家有这个必要和义务付出这个成本吗？第二，即便能够与外国人作一些交流，也远离了我们的研究“先进文化”的宗旨。用四、六级水平与外国人作一些交流，能够学到什么“先进文化”吗？——几乎完全不能。第三，外国人到中国，应该是他说汉语，而不是中国人说外语去屈就他。外国人到中国从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活动，主要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我们凭什么要一味迁就呢（特殊的对外部门除外）？

因此，我国的外语教育的受教育范围应该从大众化（实际上是全民化）向精英化转变，并使教育资源的配置有利于精英化。

精英化包括德和才的精英化。德的精英化是需要学生明白，他们担当着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使命，而且他们应该比一般的大众担当更多的责任。才的精英化包括外语水平的精英化和专业水平的精英化，至少精通一门外语和一门专业。这些精英在自己熟悉的专业领域，通过外语进行中外沟通。只有做到外语水平的精英化和专业水平的精英化，才可能通过学习外语来研究“先进文化”。只有兼具德才，才能成为促进民族复兴的精英人才、志士仁人。[⑩]

我国每年有2000多万人上初中，600多万人上高中，300多万上大学，在校的初中生以上的人有1.1亿人。国家应该选拔其中的部分优秀人才，进行精英化的外语教育和专业教育。

2、专业化

专业化是让部分精英人才心无旁骛地学习外语和专业，从事研究、引进“先进文化”的工作。他们应该成为沟通中外的专门的桥梁。通过这些精英，外国的“先进文化”被翻译成汉语，其余的人就通过汉译文本来阅读、研究和学习外国文化，择善而从，择恶而拒——这就是“先进文化”的普及。[11]所以，根本不需要每个人都学习外语，然后低水平地重复阅读外国文献。

3、集团化

集团化是说，国家应该或者可以根据国家发展的需要，对精英人才统筹安排，发挥集团优势。举一个例子来说，佛经的翻译、马列主义原著的翻译，都是在国家力量的统筹下完成的。没有国家的统筹，仅仅具备精英化和专业化的个人，是很难完成如此规模巨大而艰巨的翻译工作的。因此，对于重大任务采取集团化的合作方式，同时也能最大可能地发挥个体精英的效力，人尽其才。

上述三个原则，精英化是最重要的，最基础的。专业化和集团化都是在精英化的基础上派生的。只有在精英化的基础上，专业化才可能构成专业强势，否则即便专业从事，仍然徒劳无功。只有在精英化的基础上，集团化才可能构成集团强势，否则就只能是乌合之众。[12]

必须说明的是，这三个原则，绝对没有排斥民间和私人学习外语，研究外国的“先进文化”。这三个原则，是以国家为主体，针对的是国家的教育资源、学生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针对的是国家如何实现各项具体的而又重大的任务（这里主要是研究外国“先进文化”的任务）。概括起来，这三个原则，是国家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行宏观调控的策略或者方式。至于国家是否有义务并在多大程度上为民间和私人的学习提供教育资源，又当别论。

还必须指出的是，三个原则背后的更基础的理论是分工理论。对于三个原则和分工理论，都可以采用非常简单的成本和效用这一对概念来分析。所有分析和根据分析提出的原则，目的都是为了实现效用的最大化，最有效而且最节约地实现民族复兴。

四、申论

1、古今中外同类情况提供的借鉴

（1）、以史为鉴。最为经典的例证是佛教传人中国和佛经的翻译，以及玄奘的取经。

从佛教开始传人中国，自始至终都只有极少数精英在从事佛教文化从印度到中国的中转工作。中转工作最重要的内容就是翻译，[13]所以，佛经翻译史彻彻底底是一部精英活动史，这在佛经翻译史上的脉络是非常清晰的。并且，佛经翻译的专业化和集团化也实现得非常早。东晋时期的鸠摩罗什掌管的译场就是四百多人，唐代的玄奘的译场有六百多人。不过，相对于学习佛教的大众，懂梵语的翻译者是极为稀少的。同时，留学（取经）也是极其精英化的。正是采取精英化、专业化和集团化的方式，使佛教成功地传入了中国，同时又没有让大众学习梵语，实现了效用最大化。

外语教育改革的三个原则，也是从佛经翻译的历史经验中提取出来的。

（2）、现实佐证。计算机操作系统的引进，就采取了精英化到大众化的方式，先由精英中转，然后大众接受。这种方式既快速，又有效率，而且成本低廉。Win98、Win2000、XP操作系统的引进，都是这样做的。难道需要每个中国人都学英语，然后用英语使用计算机？

（3）、国外参考。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实行了象中国这样的强制性的大规模的外语教育，并且对外语的重视远远超过了母语。同时，也没有哪个国家通过大众化的外语教育实现了研究、学习外国的“先进文化”目的，从而实现了富国强兵、国家兴盛。我们通常把日本看作向西方研究、学习的成功典范，但是，日本决不是通过大众化的外语教育来实现振兴的，甚至主要不是通过向西方学习来实现振兴的，而是研究、参考西方，把自力更生、自我创新作为根本。韩国也不是。沙俄的崛起、苏联的称霸，也不是主要借助于向外国研究、学习的。

与中国相对照，法国为了抗拒英语和英语文化对母语和民族文化的冲击和侵蚀，加强母语与民族文化的教育，净化母语和民族文化的环境。而中国呢，反而要建立什么中英双语环境，似乎学好了英语，中国就强大了，万事就大吉了。殊不知，这恰恰丧失了民族自信，忘记了反求诸己、自力更生这一自立自强精神。

（4）、海纳百川。虽然学外语是为了研究所谓的“先进文化”，但是，我们不能太急功近利，更不能势利。我们的眼光不能只盯着西方世界，还应该密切关注世界上的其他文化和社会样态，全世界的文化都应纳入我们的视野。因此，我们应该培养精通各种语言的精英人才，研究各种文化，考察在各种文化浸润之下的社会样态，稽其成败得失，借他山之石，反求诸己。

2、民族复兴中的语言问题

中华民族的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最高使命。今天，党中央、国务院再次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号召。民族复兴不仅仅是富国强兵，它还蕴含了更丰富的意义。民族复兴的思想资源必须以自己的民族文化为根本，反求诸己，实现思想资源的自力更生。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研究、学习外国的“先进文化”。因此，民族复兴不仅仅指实现经济繁荣和政治合理，还必须促进本土文化的昌盛，实现文化复兴。文化复兴是一个民族复兴的真正标志。要实现文化复兴，就需要向自己的历史文化寻求思想资源，就需要让一般国民（尤其是学者）熟悉自己的历史文化。因此，就需要加强母语教育。通过加强对母语的教育，加深国民对历史文化的理解，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感召力和推动力。

加强母语教育，应该注意两方面的教育。首先是强化对母语的感情，强化母语的超工具性。母语虽然可以作为工具，但母语首先不是工具，而是使人成为人的基础。这是正面的教育。其次，强化外语是工具的观念，淡化对外语的感情。不少民族的兴盛过程中，都有这两个方面的努力。最明显的例子是西方的崛起，竭力强调自己的强盛渊源于希腊和希伯来文化，并淡化非西方尤其是东方文化对西方的影响。[14]

3、一些具体措施

（1）、不仅取消大学外语四、六级考试，而且取消大众化（全民化）的外语教育。从前述三个原则可以自然地得出如此结论。对于博士生以下层次的学生，培养目标是应用型而不是研究型的，他们基本上没有能力研究“先进文化”。他们只需要能够阅读汉译专业文献，就可以成为合格的或优秀的应用型专业人才，就可以成为专业精英。所以，不能一概而论地要求他们都必须学外语。

（2）、取消硕士、博士招生必考外语的考试方式，改为根据专业和培养人才的具体目标来确定是否需要考外语，是否需要在攻读硕士阶段、博士阶段继续学外语。如果有些专业需要直接跟踪外国“先进文化”，则应该学外语。针对这种情况，完全可以延长学制，为学外语提供专门的时间。当然，单个精英的培养成本可能增大，但国家的总投入会节约无数。

（3）、对于不必再学外语的学生，节约下来的时间应该如此分配：加强历史文化的教育，加强专业的基础理论和实用技术的教育。

4、关于本文的数据的说明

这里需对本文涉及的数据作出一些说明。

一、学习时间折算成劳动力价值。

如果下劳动力的角度看待学生，学校的专门教育是对学生进行劳动力投资。在当今社会，这种专门教育为学生提供终生的智力支持、技术支持。一个人受了什么样的教育，基本可以决定他能够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教育程度几乎决定了他可以从事的工作的最大范围。教育程度高，可供选择的工作范围就大，工资也更高。就经验事实看，一个人的教育程度与他实际从事的工作具有密切的相关性（古代也大概是这样）。因此，学校教育对一个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接受1个月教育，学生在这一个月中的学习中付出的劳动力（包括体力、智力等等）的价值，远远大于他就业以后1个月所创造的价值或工资。因此，1个月的学习所付出的劳动力，这里估价为3000元。[15]如果学生学习的层次越高，他1个月学习所付出的劳动力的价值就越高。

那么，全国的学生1年耗费在外语学习上的时间，折算成劳动力价值就是：3000元/月´3个月´1.1亿人＝9900亿元！！！这是令人恐怖的数字！

这些数据只是非常粗略的估计。其实，我们从日常学习中也能感觉到外语教育的耗费是非常巨大的。

二、中学生以上的学生用了学时间的1/3来学外语，这个数据是根据一些统计估计的。《中国青年报》说：“央视‘时空调查’一项还在进行中的调查发现，有29．7％的非英语专业的大学生，将在校期间的大部分时间甚至几乎全部时间都花在了英语学习上。很显然，四六级这一当初为检测大学生英语水平的考试，已经极大地背离了它的初衷”。[16]

在中学，一些主要学科的正常学习时间是1/7－1/8，但普遍存在着外语大量挤占其他学科的学习时间的现象，致使学外语的时间大大超过正常水平。在大学，可以肯定的是，就单科学习时间看，学外语的时间肯定是最多的。在学分与学习时间的比例上，外语的学分与学习时间之比，大大高于等量学分等量学习时间的比例。目前的多数数据显示，学外语花的时间不低于学时间的1/4。

即便抛开统计数据，按照等量学分等量学习时间的比例计算，耗费在学外语上的时间也是恐怖的。

三、没有计算在外语教育上的如下消耗：学生因为学习外语而付出的各种费用（如买书、买收录机、磁带、参加课外外语培训），据调查，“67．38％的公众表示，自己为了准备四六级考试，所花费用在100元以上。其中18．53％的人更是花费超过千元。有学者最近在《南方周末》上谈起此事，说他相信‘英语四六级考试每年对GDP的贡献是很大的’”；[17]小学生和成教学生学外语的投入；因不能通过外语考试而被扼杀了的精英；外语教育和考试给社会和家庭尤其是学生造成的心理压力乃至戕害；外语教育对历史文化和母语的侵蚀，“和英语的强势相比，汉语显得尤为落寞。人们在不断通过考试‘证明’自己的英语能力时，汉语能力却几乎无人问津”，据调查，“‘现在的大学生中文水平普遍下降，和英语学习相比，中文应该更受重视’的观点得到了88％的公众支持”，[18]等等。加上这些，外语教育给我国造成的损失更恐怖。[19]

[①]关于本文的数据和外语教育造成的惊天经济耗费的估算，详见文末的数据说明。

[②]1.1亿，这是教育部2003年统计出来的2002年的教育数据。这里还没有包括成人教育的学生和小学生学外语的时间。加上成教学生，中学生以上的在校生总数约为2亿。

[③]这是教育部公布的数据。

[④]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就指出了外语教育中涉及的社会分工问题。

[⑤]由于“学习”一词通常设定了被学习对象的价值性，所以，我把通常使用的“学习”西方文化改为“研究”西方文化。哪些文化是先进的，只有在了解尤其是研究之后才能知道。

[⑥]关于这个反古逻辑，笔者另文有详细讨论。参见邓曦泽：《近代以来的反古思潮的“反古逻辑”批判》，载中国儒学网：/07%20xifangzhexue/fanguluoji.htm。

[⑦]关于科技是中西冲突和中华民族复兴的关键，国人是有清醒的认识的，近代史对此也有明晰的发展线索。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洋务运动”，到“四个现代化”，到“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到“科教兴国”等等，都说明了这一点。

[⑧]至于西方的流行文化等等内容，并不在我们的研究目的和任务之内，最多只能说是顺带涉及。

[⑨]那种“著书都为稻粮谋”、自欺欺人的伪学术不在这里的讨论范围内。

[⑩]精英化是说从事中外文化沟通的人应该精英化，而不是说只有这些人才是精英的或者最精英的。这是分工的不同。

[11]佛教传入中国，就是通过精英翻译佛经，大众阅读汉译文本而普及的。

[12]其实，邓小平关于建设“四化”（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干部队伍的思想也可以运用于外语教育的改革。革命化是就德的精英化而言，知识化是就才的精英化而言。

[13]至于普及性传播，在翻译之后，可以由更多的人来进行。就精英化程度而言，传播者并不一定低于翻译者，二者仍然只是分工的不同。这是需要强调的。

[14]学术界对此已有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主要是通过史实来证明。

[15]这个3000元的估计是不精确的。这里是把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的1个月的劳动力付出平均起来估计的。但是，从学校教育为每个人提供终生的智力支持和技术支持来看，这个数据并不离谱。即使估计为1500元或者1000元，折算出来的劳动力价值仍然是非常巨大的。

[16]《中国青年报》2005年1月17日。相关链接：

[17]《中国青年报》2005年1月17日。由于四、六级外语水平对于研究“先进文化”而言是无效水平，所以这种GDP是无效的或者是负价值的。

精英教育论文篇7

关键词：高等教育；秩序；象征；符号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2）05-0099-04

一、社会秩序：解读高等教育问题的另一视角

2000年武小峰以大石桥市理科高考状元的身份考入北京大学，此事一经传出，便立即成为了当地的一大新闻，然而4年之后，因难以找到理想工作而在家串起糖葫芦时，当年的高考状元再一次成为了新闻人物，而这一次所波及的范围却由起初的当地扩大到了全国，人们不禁为“天之骄子”的“不幸遭遇”唏嘘不已 [1 ]。近日媒体上又有一则新闻吸引了公众的视线，主人公为一位大学生的母亲，网络报道称一位母亲拾荒9年供养其孩子冯英龙完成大学学业，这位伟大的母亲也被网友们推荐为“中国网事·感动2010”年度网络人物候选人，笔者在感动并感慨母爱伟大的同时，也再次感受到了国民深刻的“大学情节” [2 ]。

当我们以社会学的视角来审视这两件因高等教育而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事例时，可以看出，前者反映了社会群体这一不特定多数人对于大学生社会身份的认识和看法，即大学生，尤其是名牌大学大学生，都是天之骄子、社会精英，难以与串糖葫芦的小商贩并论；而后者则反映了一位母亲，或者说是社会个体成员对于大学生社会身份的认识和看法，即高等教育是一位母亲能带给子女的最大财富，是值得为之付出自己毕生辛苦的理想。尽管两者因分属于不同社会单元而存在层次差异，但就大学生社会身份的认识却共享着相同的社会经验。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认为这种覆盖了社会不同单元层次的相同社会经验，是与特定的社会文化密不可分的，是一种“能从外部给予个人以约束的社会事实” [3 ]，正是这样一种外在制约力量的存在，社会才得以在千差万别的社会行为基础上维持秩序。

二、秩序与行为：永恒的话题

上述两个真实事例所反映出的行为与秩序问题，一直是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围绕着两者之间的关系，社会学领域先后出现了3种不同的研究范式，形成了系统且较为有效的理论解释内容，这也为本文试图探讨的高等教育领域中象征性秩序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

1. 制约论：铁一般的社会事实

在制约论代表人物迪尔凯姆的理论中，社会秩序被表述成社会团结，“指的是把个体结合在一起的社会纽带，是一种建立在共同情感、道德、信仰或价值观基础上的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以结合或吸引为特征的联系状态” [4 ]，社会团结作为“一种最基本的社会事实” [4 ]，天然地具有迪尔凯姆所概括的社会事实的全部特征，即客观性、约束力和普遍性 [5 ]。迪尔凯姆沿着这样的理论思路，构建了他的“秩序与行为”理论，在其中，社会个体成员的行为不可避免地受到既有社会秩序的制约，从而表现出“一种整个社会的全面的相互依赖的需要” [4 ]。

迪尔凯姆的理论常因强烈的目的论色彩而遭到指责，社会事实被认为“是因这一事实试图满足的社会秩序的需要引起的” [6 ]，同时，迪尔凯姆将社会秩序视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目标加以追求，进而在其理论中搁置了社会秩序的初始形成问题。

2. 建构论：人本主义的彰显

德国社会学家韦伯突破了迪尔凯姆的社会事实研究范式，从解释社会行动出发，揭示了社会行动对于社会秩序形成的重要作用。因其理论对于社会成员主观能动性的强调，韦伯的理论常被视为建构论的代表。

韦伯认为：“如果并且只要社会行为平均或近似地以可以表述的‘准则’为指南，我们便想把社会关系的意向内容称为‘秩序’；无论这些准则被当作有约束力的、楷模的还是其他什么东西，只要它们对行为者是有效的，并且至少（即在有实践意义的程度上）也因此而被当成行为的取向，我们便说与此联系的秩序是‘有效的’。” [7 ]在这里，韦伯将社会秩序概括为基于一定准则基础之上的个体行动的结果，其中的准则表现为一种个体行动的动机，或者说是行动的目的性。以这种行动目的性为基础，韦伯将社会行为区别为4种不同的类型：（1）目的合理的行动（也称工具理性行动）。这种行动把对外界对象以及他人行为的期待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并以最为有效的途径达到目的和取得成效。（2）价值合理的行动（也称价值理性行动）。它表现为对纯粹自身行为本身的绝对价值所持的自觉信仰，无论这种价值是表现在伦理上、美学上、宗教上，还是表现在其他方面，这种行动并不考虑有无现实的成效。（3）情感的或情绪的行动。即由于现实的感情冲动和感情状态而引起的行动。（4）传统的行动。即通过习惯而进行的行动 [4 ]。

韦伯在区分的同时又认为，只有前两种行为类型符合其对社会行动的定义，结合其视“社会秩序为社会行动关系化”的观点，可以看出，韦伯只承认了两种理性行动的秩序建构能力。这种对于社会行动目的性的严格强调，使得由其形成的社会秩序只能是一种理性秩序，笔者认为这种介于社会行为与社会秩序之间的理性，实质是韦伯理论中的一种隐蔽制约力量，一定程度地起着“社会事实”的制约作用，但即便如此，也无碍于韦伯理论所彰显出的人本主义色彩及对传统制约论的突破。

3. 互构论：特色的结构二重性

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在综合迪尔凯姆和韦伯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所谓的互构论，该理论以其独特的“结构二重性”观点为依托，较为有效地解释了行为与秩序之间的关系。

吉登斯认为，社会成员的社会行为能够生产出作为社会系统的社会秩序，“结构化理论有一个主要立场，认为以社会行动的生产和再生产为根基的规则和资源同时也是系统再生产的媒介（即结构二重性）” [8 ]。同时，已经存在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秩序又能够以“中介”的形式参与社会行动的实践过程，实现对社会行动的制约，“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相对个人而言，结构并不是外在之物，而是作为记忆痕迹，具体体现在各自社会实践中” [8 ]。吉登斯认为这种结构二重性或者说社会秩序，是由有认识能力的行动者历时地生产与再生产出来的 [9 ]，这样，吉登斯便以“结构二重性”理论突破了传统社会学制约抑或建构的二元理论窠臼，确立了行为与秩序之间的“互构”关系。

尽管3种社会学理论范式存在着明显差异，但“行为与秩序”之间的互动关系已为学界所共识，具体而言，秩序作为一种社会产物，一旦形成，便必然会限制和制约人们的社会行为，而人们的社会行为也具有建构秩序的社会作用。

三、高等教育领域中的秩序

自1979年高考制度恢复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制度就成了培养精英的摇篮，那些于千军万马中通过独木桥而进入这一摇篮的大学生，能够享受到当时有限的国家高等教育资源，而国家在巨额资助高等教育的同时，也以统包统分的方式力争最大化地利用好这些精英学子，于是在国家的“帮助”下，大学毕业生更多地进入了国家机关、国有企业，大学生符号开始日益等同于国家干部、社会精英，此时的高等教育属于一种典型的精英教育，笔者称存于这一教育过程中的秩序为“精英教育秩序”，其中的核心内容便是大学生符号对社会精英的象征。这种“精英教育秩序”是伴随着新中国高等教育制度的创立而出现的，是国家理性设计的产物，其在中国大地上存续了几十年，成为了积淀良久的“社会记忆”（吉登斯语）。按照吉登斯的逻辑，这种既成的社会记忆又会以社会结构的形式制约社会成员的行为，追随这样的理论思路，便不难理解武小峰等人所引发社会反应的原因，即某些社会成员仍然受到了“精英教育秩序”的强烈制约。

但在1997年教育部出台《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暂行规定》之后，这种“精英教育秩序”便彻底退出了国家正式制度舞台，伴随着这一文件的出台，国家开始推行“双向选择，自主择业”的大学毕业生就业方式，从此，大学生直接通往国家公务员队伍的通道被堵死了。而于其后的1999年，国家又开始执行大学扩招政策，在这一政策的直接作用之下， 2009年全国高校招生人数已达到629万，毛入学率达到27% [10 ]，按照美国学者马丁·特罗的观点，当高等教育入学率达到15%～50%时，高等教育即进入了“大众教育”的教育阶段 [11 ]。在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与高校扩招政策双重改革的共同推动之下，中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了公认的“大众教育”阶段，“大众教育秩序”也随之而来，而大学生符号也由传统“精英教育秩序”中的“精英”转变为如今的“大众”。

当我们结合上述高等教育制度、高等教育秩序转变的宏观背景再一次审视武小峰和马英龙事例时，可以看出，那个已经终结了的“精英教育秩序”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当作为旁观者的社会成员为北大学子“沦为”小商贩而唏嘘时，制约他们行为的仍然是“精英教育秩序”，在他们看来，大学生是精英，是社会的上层群体，这种“屈身”小商贩的行为强烈地颠覆了这部分社会成员的世界观，或曰记忆痕迹。那位拾荒9年供子女读完大学的伟大母亲，其辛苦自己的最大动力便是希望带给孩子一个理想的未来，在她的世界里，这个理想需要借助高等教育来实现，从这个意义上理解，为武小峰感慨的人们与冯英龙母亲所认识的高等教育是一样的，仍旧是那个已经退出了国家正式制度舞台的“精英教育”，而左右着他们行为的也正是所谓的“精英教育秩序”。

本文称这种制约参与武小峰、冯英龙事例人们想法、行为的秩序为象征性秩序，它并非旧有秩序的实体性存在，而是一种旧有秩序在社会成员观念中的符号性存在，这种象征性秩序有其特有的生成和作用机制，并且存在于社会的特定领域当中。

四、高等教育领域中的象征性秩序及其生成机制

象征性秩序属于一种旧有秩序的观念性存在，虽然不为国家正式制度所承认，却存在于一部分社会成员的观念之中，死而不僵，长期地制约着这部分人群的社会行为，进而造成他们相对于现有秩序框架的“失范行为”。在高等教育领域中，象征性秩序也一定程度地存在着，同时由其导致的相对“失范行为”也屡有发生，具体而言，一部分受到孕育“象征性秩序”的“精英教育秩序”制约的社会成员，习惯性地参照“精英教育秩序”开展社会行为，如同前文分析武小峰、冯英龙事例中的社会成员一般，这必然导致他们在“大众教育秩序”框架内的“行为失范”，最终累积成一系列高等教育问题的根源。

高等教育领域中象征性秩序的出现，并非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完整生成机制的产物。索绪尔在其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指出，进入人们观念中的符号是一种二元存在，由所指和能指两部分构成，在某种社会力量的作用之下，原本统一的二元符号就可能出现分离，由于既有规则作用下的能指曾长期象征所指内容，就使得失去能指部分的符号（仅存所指部分）又得以被理解为一个完整的社会符号，而由这些实质上并不完整符号所构成的高等教育秩序就是本文所称的象征性秩序，这一过程便是象征性秩序的生成机制，其也是一个多种社会因素参与下的综合作用机制。

第一，发生在高等教育领域内部的制度变迁，导致了传统精英教育秩序向当今大众教育秩序的转变，其也同时导致了高等教育秩序中众多符号的二元分离。在1997年以前的精英教育秩序阶段，作为教育秩序中最重要“社会存在”的大学生，是社会的稀缺资源，被视为天之骄子、社会精英，从他们进入大学时所享受的国家巨额财政补贴，到毕业时的国家统包分配，都决定着将来的他们是享有稳定收入和较高地位的国家干部，这一切都成为长久存在于人们观念中的符号。但在计划经济秩序向市场经济秩序转变的社会宏观背景条件下，在短短的十年内便发生了高等教育秩序的剧烈变化，大众教育秩序的迅速到来，使得原有秩序内的众多符号都出现了二元分离状况，其中最为重要的大学生符号在分离之后，其能指部分依然象征着此前的“精英”，而非当今社会中的“大众”，这一强烈反差严重地影响了大学生及其身边社会成员的思想与行为，而从当今大众教育秩序视角看来，这部分仍受到传统精英教育秩序制约的社会成员所开展的行为，便成为过分倚重高等教育或偏高的就业眼光等 “问题”。这便是本文寻得的诸多高等教育问题的秩序根源。

第二，文化堕距现象是孕育象征性秩序的传统精英教育秩序继续存留的重要条件。美国学者奥格本认为，文化中相互依赖的各组成部分，在发生变迁时，各部分的变迁速度不一致，国家的正式制度快于社会中的非正式制度，结果就会造成各部分之间的不平衡、差距、错位，即所谓的文化堕距现象 [12 ]。高等教育领域中发生的制度变迁，使得传统的精英教育秩序彻底地退出了国家正式制度舞台，但存于社会成员观念等非正式制度范围内的传统精英教育秩序镜像却远没有那般迅速地撤退，且在文化堕距现象的作用之下，至今仍占据着一部分社会成员的观念，成为一种不完整的符号秩序，这也为其后续作用的发挥准备了条件。

第三，符号象征作用与符号的存在，是高等教育领域中象征性秩序继续发挥作用的关键。在西方学术文献中，“符号”一词有两个语词与之对应，一是sign，另一为symbol，两者存在着细微的差别，《辞海》记载sign是“记号、标记、标志”，symbol除去（1）用以体现某种特殊意义的事物（即符号）之意外，还包括（2）以具体的事物体现某种特殊意义，“体现”的意义即是以符号“象征”现实事物，即符号具有象征作用，或者说象征是符号的作用机制。这种符号象征作用的存在，使得通过象征理解到的符号，可能不再是现实事物的全部，因为象征联系着的符号与现实事物都可能已经发生了改变。意大利学者乌蒙伯托·艾柯认为在社会规范的作用下，这种符号自身具有的象征作用还会导致人们符号的发生，当“社会规则必须且经常把符号与事件联系到一起”时 [13 ]，人们便能够依靠符号理解到一个完整符号所象征的社会实体现象。

传统精英教育秩序阶段，大学生符号长期地象征着天之骄子、社会精英和国家干部，已成为一种相对稳定的传统意识或记忆痕迹，即使在高等教育秩序符号二元分离的状态之下，一部分社会成员仍然依据这些传统线索来判断、评价大学生和高等教育，可以说，在符号的推动下，象征着旧有精英教育秩序内容的象征性秩序又一次出现在社会现实舞台之上。

第四，社会行为的感性化是象征性秩序生成机制中的重要内容。社会成员为北大学子串糖葫芦行为的叹息可视为一种“符号”，伟大母亲为大学学费而辛苦自己可视为符号象征作用使然，这些偏高的就业眼光和过分倚重高等教育的行为都表明，传统的精英教育秩序仍然制约着他们，并使得其行为明显地呈现出感性化的特征，保守、传统、从众。国内学者刘少杰将这种遵循传统，带有模仿、从众性质的社会行为称为感性选择行为 [14 ]，认为其是一种有别于理性选择行为的社会行为类别，但其同样具有吉登斯“二重性理论”中建构和强化秩序的社会作用。

在象征性秩序继续制约着社会成员的情况下，社会成员的行为日益趋于保守、传统，另一方面，这种保守、传统的社会行为又会进一步强化这种象征性秩序，可以说，这种感性化的社会行为既是象征性秩序生成机制的一部分产品，同时又作为动力进一步强化着这种象征性秩序，最终维持了这一秩序的长期存在。

五、结 语

武小峰与冯英龙事例所折射出的社会态度表明，国家在精英教育阶段对高等教育的长期投入已经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果，国民对高等教育的认同与信仰已经初步建立，高等教育领域内部也实现了较高程度的整合。同时，虽然制度变迁导致大众教育秩序大行其道，但由于文化堕距等因素的影响，精英教育秩序得以象征性秩序的形式继续存在并发挥作用。

这种象征性秩序的存在，造成了两种高等教育秩序同时竞合于当下社会的局面，随着象征性秩序整合作用的持续发挥，受到该秩序制约的社会成员，一定程度地出现了“冲击”现有大众教育秩序的“失范行为”，这也是当前高等教育诸多问题发生的根本原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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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根荣，李先昭.“拾荒老娘”入选“中国网事感动2010”年度人物[EB/OL].http：///newmedia/2010 -12/23/c_12911892.htm，2006-02-15/2010-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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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精英教育论文篇8

关键词 传统 变革 英国高等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9.1 文献标识码：A

英国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国家，同时也是率先开展工业革命，跨进现代社会的民族。这个民族具有非常保守的特性，这个国家非常注重传统的延续，在高等教育方面英国秉承其一贯的传统进行渐进式的变革，在世界高等教育舞台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1 传统对英国高等教育的影响

传统是千百年来人们理性、智慧和经验的积累，包括经受时间检验的社会制度，以及为人们所熟悉的并且可以带给人们安全感和归宿感的一切习俗和社会实践。①

1.1 保守主义意识

英国的保守主义是一种尊重传统的、稳重守信的力量。保守主义尊重权威和秩序，但是这并意味着保守主义反对改革和进步，而是主张渐进式的改革，对变革的方式和进程持一种稳重的态度。从12世纪到19世纪，这长达六百多年之间，英国始终只有牛津和剑桥这两所大学（苏格兰除外），一直到17世纪80年代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都一直维持着古典人文主义教育传统，教学内容仍然是以古典文科和神学为主。比尔・雷丁斯认为“高等教育的改革不能完全废弃传统，而应该透彻地研究传统，以理解其真正的意义，传统中的理性之处在于，它不仅仅是被分离出来和被肯定的，而且也是被给予生命的，即它是被逐渐保存下来的，而不是凭空设想的。”②

1.2 理性思维方式

英国是一个讲究实效的国家，认为现实的目标是靠自己的力量而非幻想，正是由于对现实的追求，理性思维才成为英国人全民族的共识。③这种理性思维方式是英国高等教育改革中思想上的基础，它促使英国人对于大学与现实中的不适应寻求合理改变。19世纪20年代伦敦大学得以建立，打破了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对于英国高等教育的垄断，伦敦大学的大学学院的管理模式、非寄宿制的学生管理以及对神学教育的摒弃，对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变革。这种理性思维是在传统与变革的冲突中形成的，是对经验的极为尊崇的理性思维。

1.3 绅士文化与精英教育传统

自文艺复兴开始，英国的绅士文化逐渐演化成一种文化传统和一种精英教育的传统。绅士文化可以说源自中世纪英国的贵族文化。绅士文化在英国是一种举止良好，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崇尚求真务实，推崇理性和诚信，追求自由，重视名誉的正面形象。英国的绅士文化实际上英国社会文化观念的集中体现，就像英国著名教育学家洛克在其著作《教育漫话》中所指出的那样，“一个人或者一个绅士的品行中，德行是第一位的，是最不可缺少的”④正是由于绅士文化的影响，英国非常重视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视人格的培养，崇尚自由教育。绅士文化对英国高等教育的质量评估理论和实践有着深刻的影响，英国高等教育对质量标准的确立，被世界上其他国家不断地仿效，应用于对高等教育的评价系统中，其中最富代表性的当属负责教育质量评估的QAA，和负责科研水平评估的RAE。

2 冲突、妥协到趋向于平衡

传统与变革和谐交织、延续，使英国高等教育既有传统，又有变革。英国当代政治哲学家欧格肖特认为，变革的含义应该是改善，但是并非所有的变革都是改善。变革总是一件模棱两可的事情，它不仅仅产生所寻求的改善，而且也产生一种新的复杂形势。⑤

2.1 冲突：精英教育与大众化教育之间的冲突

自中世纪大学最初建立起，英国就奉行精英教育，当时的大学只为培养“绅士”，只为培养贵族和神职人员。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英国以“自由教育”为主，为了培养个性自由发展的人，但是自由教育仍然属于精英教育的范畴，只是少数人的特权。伴随经济的发展，精英教育无法满足英国人民日益增长的对高等教育需求，高等教育无法适应工业的现代化和科技的进步，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呼声越来越高，这种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古典人文主义教育与科学技术教育的冲突越来越激烈，更多的人需求高等教育，更多人需要高等教育专业化，这种需求是否会导致高等教育质量的下滑，是否会违背大学的理念和追求，引发了更多的讨论。

2.2 妥协和平衡：高等教育“适应”和“落后”

对于适应社会需求还是固守传统大学理念这一命题之间的争论，并不能阻止大学向前发展。正如弗莱克斯纳认为的那样，新的时代根植于过去，大学保存人类的文化精华，就表现出保守性，在适应社会的过程中往往不够迅速，有时甚至被人视为反动的大本营，这就是大学的“落后”，而事实上，这种“落后”的大学对于其价值体系的一种坚持，有时甚至保持着合适的批判性的抵制。“适应”自然是重要的，但是不等于激进的、无意义的、连续性的改变。学科改变，课程改变，管理体制改变，但是大学的理想和质量应该坚守。

2.3 渐进式变革

英国高等教育变革的路程是渐进和缓慢，甚至被许多学者认为是过于“保守”的，实际上英国选择的是一条渐进式变革之路。从英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中可以看出，英国高等教育走的是一条平稳缓慢的，保守而不守旧，变革但不激进的道路。在英国19世纪初到19世纪60年代的英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扩张时期，尽管新大学运动和城市学院发展迅猛，仍然无法改变牛津剑桥两校的地位，精英教育仍然占据社会的主流。19世纪60年代以后，高等教育双重制形成，调和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之间的矛盾，发展高等教育规模，促进高等教育大众化。

3 经验和启示

在大众化教育阶段，高等教育质量问题一直是高等教育改革进程中呼声比较高的问题。如何平衡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之间的关系，如何保证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后高等教育质量。大多数学者承认这样一个现象，高等教育大众化与高等教育质量似乎存在的一定的负相关，高等教育的经费减少，教学资源、教师资源紧缺，忽视质量的高等教育改革是不可取的，这会人为地降低公众对高等教育的认可，影响高等教育的发展。

在当今以改革求发展的社会背景中，仍然要重视传统的传承。英国高等教育的变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虽然看似保守缓慢，但是从未停顿，短期看进展虽小，但是长期看发展巨大。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在面对社会需求的同时，也应该更多地明确大学的理念，坚守大学理念，这样才能够更好地培养人才，科研和服务社会。重视过去的传统，重视我国的文化传统，在传承的过程中发展文化，在进行高等教育改革中，应该坚持追根溯源，探寻文化传统对高等教育发展改革的影响，在传承文化的基础上进行改革。

注释

① 易红郡.英国保守主义政治思潮及其对教育改革的影响[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8.26（3）：84-92.

② 【加拿大】比尔・雷丁斯.废墟中的大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61.

③ 钱乘旦，陈晓律.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M].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

精英教育论文篇9

一、“三生教育”与英语教学存在一定的密不可分的联系

三生教育”是指生命教育、生存教育、生活教育。生命教育是帮助学生认识生命、珍惜生命、尊重生命、热爱生命，促进学生主动、健康、积极地发展生命，提升生命质量，实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教育。生存教育是帮助学生了解生存知识，掌握生存技能，提升生存意志，增强生存本领，确立正确生存意识，掌握生存规律的教育。生活教育是帮助学生获得生活常识，掌握生活技能，确立生活目标，实践生活过程，获得生活体验，树立正确生活观念，追求幸福生活的教育。可见，“三生教育”可以归纳为学校素质教育的范畴，素质教育也是一种人文精神的教育，正所谓是“少年强则国强”，素质教育又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艰巨任务。英语作为我们英语语言学习者的第二语言，它成了我们所有英语学习者去了解和认识另一种文化的工具。众所周知，语言和文化是紧密相联的，语言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文化的载体；同时，语言又反映着文化，文化又渗透于语言之中，所以，语言与文化的密切联系就决定了英语语言教学不能脱离文化教学，也就是说语言教学不仅要包括语言知识的教学，而且还要包括文化知识的教学。在英语教学中的文化导入，这不仅能让学生们掌握好英语语言技能，同时，还能掌握语言所体现的文化内涵，这就提升了学生学习英语的人文精神。“人文精神”，英语中称作“attitude”，既指一个人对待自我、他人、自然和社会的“态度”，更包括“做人”这一深刻的蕴涵，这一概念与“三生”教育的内涵不谋而合，可见，在英语教学之中渗透“三生教育”也具有更深远的意义。

二、学习教材内容，帮助学生充分理解生命之意义、认识生命之本质

英语教学正朝着多元化的发展方向，新课程改革后的大部分英语教材，不仅语言地道规范，而且，内容丰富、题材广泛、体裁多样。于是，我们教师在进行英语课程教学的同时，也可以对学生进行“生命教育”，这无疑就让学生们增强了生命意识。例如：文章“WeepingforMySmokingDaughter”讲的是一位母亲为女儿的抽烟而哭泣，因为这位母亲的父亲因长期吸烟肺部功能极度衰竭而死，她不愿看到她的女儿步入后尘。在这篇文章中，有一句话这样写到：“ThereisadeephurtthatIfeelasamother.Somedaysitisafeelingofuselessness”，这句话可以看出，作为一个母亲，深深为女儿的行为感到痛苦。在学习并讨论这篇文章时，我把班上有过吸烟经历的同学和从未吸过烟的同学分成两组，并把有过吸烟经历的同学根据吸烟的程度不同又分成三组进行讨论，讨论围绕“Whendidyoustarttosmokeandwhydidyousmoke?、“DOyourparentsknowit?”、“Doyouknowsmokingcanaffectyourhealth?”、“Doyouwanttogetridofit?Andhow?”、“Whatdoyourparentsthinkofit?”等问题展开。通过对文章内容的学习并结合学生实际情况的讨论，这种生动而活泼的教学方式不仅使学生锻炼了他们的英语语言交际表达与运用能力，更重要的是，从人文精神的角度使学生理解了生命的重要意义，同时，也从中体会并认识了生命的本质。认识到不仅要关注自身生命，还要关注、尊重、热爱他人的生命。

三、运用教材内容，帮助学生学会尊重生活，享受生活

精英教育论文篇10

【关键词】人文精神 高校英语教学 意义 方法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2）18—0063—01

外语学习过程也是学习者人格化的过程，是形成人生修养的过程。高校英语教育要体现人文精神。在高校英语教学中，不但要使学生获得英语知识和技能，也要丰富高校英语教学的内涵，注重人文教育，陶冶学生情操，拓展其视野，发展其个性，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

一 高校英语教学中实施人文教育的重要意义

高等院校为了培养高素质人才，需要将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相融合。融人文教育于高校英语教学中，不仅能丰富学习内容，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而且有利于学生充分发挥其个性和潜能，适应社会发展对外语人才的要求。然而，一些院校把教学的主要目标放在了应试上，而忽视了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 特别是对高校学生的人文素质的培养。高校英语教学仅仅是语言上的教学，将四、六级通过率作为教学目标，高校英语成了纯粹的语言技能训练，很少将英语作为一种文化来传授。作为一门语言，其蕴含的人文思想被忽略，高校英语教学只是“传道”，无法做到育人。态度、情感、动机等非智力因素作为人文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应是人才教育的最终目标。

二 高校英语教学中实施人文教育的途径与方法

1.充分利用高校英语教材和课堂教学，挖掘人文素质教育的内涵

改变高校英语教学观念，营造良好的人文教育氛围。英语课堂教学要体现人文精神。人文教育的阵地是课堂教学。学生在语言学习的过程中既能使听、说、读、写能力得到提高，又能潜移默化地感受到人文精神的熏陶，努力塑造完美人格。人文精神的培养与语言知识的掌握要贯穿整个英语教育过程中。

2.营造强烈的人文气氛，培养创新意识和能力

学习外语的过程实质上是接受另一种文化熏陶的过程。在英语教学中，如果学生整天在单词和题山海卷里跋涉，会抹杀其个性，遏制创造力。完美课堂教学要体现人文风格，以坦诚、耐心、平等的态度组织教学，有效地实现人文教育。教师应将课文中所包含与承载的人文精神发掘出来并有意识地渗透给学生，引导他们将学知识与学做人结合起来，培养他们的人文精神、探究精神和实践精神。组织学生开展一些英语活动，通过介绍、讨论、对比和分析来培养学生对文化的敏感性。不仅如此，还将学习延伸到课外，充分利用多媒体、网络、校园文化生活为学生营造一个开放性的外语学习环境，让他们在学习的同时，用心去体会语言中包含的文化意义，也是用心去体悟其中的人文精神，并且参与到这种人文实践中。由此才能使语言学习由表及里，透过表面的语言符号看到隐含的丰富的文化信息，体验其中意味深远的人文意义，从中汲取有利于本民族文化发展和人类共同文化建设的有益食粮。

3.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重视情感陶冶

语言教学是一门艺术，达到艺术境界的外语教学，不论其教学内容还是教学过程，都应给人以美的享受，让学生感受到美的至高境界。高校英语课程在高教领域里被视为传递异域文化的认知和实践成果、价值观念、审美情趣、道德规范等人类文化物质的重要中介。然而，高校外语教育界却一直未能走出教育功利的泥潭，重知识传授，轻文化、情感和审美内涵的挖掘。外语学习的内在动机源于对所做事情本身的兴趣。学习活动本身成为学习者追求的目标，就能使他们获得极大的精神愉悦。教师激发学生的内在动机对提高英语学习效率十分必要。教师首先要营造愉悦、轻松、良好、和谐的课堂情感场，使学生产生亲其师信其道的情感效应，然后可通过巧设导言、精评关键词句、巧用学生情感交流等方式激感，使其学习得以深化、升华。

4.注重过程评价，促进个性发展

高校英语教师应关注学生能力发展循序渐进的过程和英语教学要求的有机衔接，从而保证英语教学的整体性、灵活性和开放性。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建立能激励学生学习兴趣和自主学习能力发展的评价体系。该评价体系应由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构成。在英语教学过程中应以形成性评价为主，注重培养和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自信心。终结性评价应着重检测学生综合语言技能和语言应用能力。评价要有利于促进学生综合语言运用能力和健康人格的发展，促进教师不断提高教育教学水平，促进英语教学的不断发展与完善。

四 结束语

人文素养不是天生的，而是人文知识的积累与内化的结果，其中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人的直接经验体会，以及环境对人的教育。在文化的多元化时代，加强人文教育是十分必要的。在高校英语教学中，要创造性地利用好教材，让学生感触到由外语教师带来的独特语言文化魅力，把人文教育渗透于英语教学的全过程，融语言与文化及人文精神为一体，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人文素质。要用优秀的人文文化陶冶高校学生的身心，丰富其精神世界，以培养其文化认同感和民族精神。

参考文献

[1]刘润清.外语教学中的科研方法[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2]袁振国.教育新理念[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

[3]谢敏.高校英语教育中的人文素质教育探析[J].贵州工业高校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