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机构论文十篇

保险机构论文篇1

我国自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国家立法重视对包括保险业在内的金融业的监督管理。《人民银行法》规定了金融主管机关对金融监管的任务、原则和基本的方式，《保险法》除在第一条中将加强对保险业的监督管理作为立法原则加以规定外，还对保险业的监督管理的内容、形式等设专章加以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又于1996年7月、1997年11月、1998年2月分别颁发了《保险管理暂行规定》、《保险人管理规定（试行）》和《保险经纪人管理规定（试行）》对保险业的监管做出了基本的规范。

保险监管理论上的重要性和立法对保险监管的重视，并不意味着保险监管就能顺畅地进行，更不意味着保险市场秩序的良好。保险监管立法只不过为保险监管提供了法律依据。

一、我国保险市场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金融改革的深化，我国保险市场的规模迅速扩大。据统计，1997年保费收入1089.97亿元，全国共有中资保险公司13家，外资保险公司9家。外国保险公司驻中国代表处189家。保险公司总资额已达1646亿元（注：见《在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会上的讲话》，载《中国保险报》1998年11月20日第1版。）一方面保险机构扩大，保险收入增加，标志着我国的保险业有所发展，但另方面，保险市场的不完善，不合法竞争的日趋明显，保险行为的不规范，保险经营人才的素质低等问题的存在，又使保险业潜伏着较大的风险。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1.保险机构的市场进入管制不严。其表现是有些人不经合法申请，或申请未经批准，擅自开办保险业务；如有的供销部门办理财产保险，有的教育部门办人身保险，社会乱办保险禁而不止；违规设立保险机构的现象在某些地区亦较普遍存在；假保险，诱骗投保和贩卖假保险证，扰乱保险市场秩序的情况也不时出现。

2.保险机构之间恶性竞争激烈。由于保险机构增多，保险市场竞争恶化，有的为拉客户，抢业务，采取不正当手段进行竞争，如大幅度压低保险费率，扩大保险责任，支付高额手续费，降低免赔额乱支无赔偿优待，变相回扣。费高得惊人，如航意险市场的费一度高达80％，致使经营成本日趋逼近盈亏临界点。

3.保险机构内控制度滞后，有的虽有内部制度，但执行不严，导致有章不循，有禁不止，不能有效地防止借赔、骗赔。贪污挪用保费的案件也频频发生。甚至有些人超越权限范围，为己私利，强迫下属违规操作，使国家和集体财产蒙受巨大损失。

4.保险公司冒险经营，基础不稳。稳定性和安全性是保险业务资金运用的首要原则，也是保险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要求。有的偏离损失补偿这一保险的基本职能，片面追求保险企业的盈利。而保险企业的盈利越多。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保费收入越多，保险企业盈利主要是来自保险费。而保险企业保费的多少取决于保险企业的承保总额度，保险企业承保总额度是由保险企业对每个风险单位的自留额度集合而成的。因此。为了多获利润，保险企业必须多留自留额，由此导致保险企业对每个风险单位的自留额及保险企业的总承保额均超过保险经济运行自身规律年要求的资本金与自留额的比例关系，以及保险总资本金与总承保额之间的正常比例关系，使保险企业业务经营处于超负荷运转的极不稳定状态。加之，保险企业在不正当竞争状态下承揽保险业务时，以降低保费或扩大保险责任范围等手段承揽业务，致使保险企业本身从一开始就大幅度亏损经营，为了避免丧失保付能力，不得不依靠高回报率的投资来维持保险企业的生存。由此，迫使保险业违法将资金投向股票、期货等高风险的项目中去。这样，就把保险企业与高风险投资紧紧地拴在一起，金融市场任何一点波动，都会直接冲击保险企业的经营，甚至影响保险企业的命运。可见，保险公司的这种冒险经营，潜伏着保险风险的最大危险。

5.保险名义供给膨胀，形成“保险泡沫经济”。保险需求与保险供给是构成保险经济关系的两个基本要素。保险供给与保险需求的基本平衡，既是保险正常发展的基本标志，又是保险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所谓“保险泡沫经济”，是指由保险名义供给所形成的过旺保险供给，以及由此引发的名为购买保险实为投资的虚假保险需求与现实的有效保险不足并存的这样一种保险经济现象。保险的名义供给膨胀，使保险的名义供给与实际供给之和大于保险有效需求，形成“保险泡沫经济”，使保险市场长期处于供大于求的态势，从而破坏了保险市场正常发展的必要条件，加剧了保险市场的风险。这种现象在当代世界保险市场上并不少见，而在中国现阶段的保险市场上也同样存在。

上述问题的存在，如果仅从责任主体的视野来观察，第一和第二种现象主要是保险组织之外的原因所致，即为保险监管机关本身存在的问题；而后几种现象，主要是保险组织自身存在的问题，但也与保险监管机关监管不力有关。如果我们从更广的视野上观察，保险市场上存在的上述问题，其原因主要有：

1.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非均衡性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保险市场的风险，引发了上述问题的产生。其一，金融资产的数量与质量的非均衡，即在金融资产数量迅速增长的同时，金融资产质量的提高却十分缓慢，甚至下降；其二，保险市场发展与市场机制建设的非均衡，即在保险市场迅速发展的同时，市场机制和市场监管制度的建设却明显滞后；其三，保险市场对外开放与内部体制转变的非均衡，即在保险市场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和深化的同时，国内金融体制改革却相对缓慢。

2.由于保险机构在发展过程中没有得到合理引导与有效控制，缺乏有力的保险监管，业务机制建设跟不上业务的发展，多年积聚下来的问题和矛盾日渐暴露，在一定范围内形成保险市场风险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3.保险监管的立法还不够完善，还有落后于保险市场发展的情况，但总体上说，保险监管已基本有法可依，而依法监管与自觉接受监管的法律意识却相对脆弱，也就是说，法律意识与保险监管立法之间存在着不均衡性。

二、加强保险业监管的法律对策

如何加强保险监管，笔者以为一是要继续完善保险监管方面的立法和保险业务法；二是加快建立保险组织的防范风险和守法内控机制；三是建立和完善保险业统一的自律规则和社会监督机制。

（一）完善保险立法

首先，立法上应当明确保险监管的原则、监管的重点、方式和模式。

确立保险监管的原则，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一是在不阻碍保险业务发展的同时，必须维持保险体系的稳定，即保持发展与稳定之间的平衡；二是不要把有效的风险防范与消除风险两者混淆，就是说，不是通过监管而取消新的保险产品，而是确保这些产品的发展有效的风险管理为基础；三是避免为监管而监管，而是通过监管遏制保险机构在竞争压力下采取可能影响保险体系稳定和损害投保人利益的行为。

根据我国现在的情况，如何选择我国保险监管的重点和方式？笔者认为，保险监管应由事后静态性监管转为灵敏的动态性监管，监管重点应由对合规性的一般性监管转到以防范风险为核心确保偿付能力的审慎性监管上来。首先要严格监管保险机构的业务经营活动，严格审批主要险种的基本条款和费率，坚决制止保险机构之间的恶性竞争行为，消除经营活动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同时，要严格监管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加强对资产质量、资产负债、各类储备金、公积金的提取等财务经营状况，以及对分配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在方法上应采取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可参考美国的作法，现场检查主要依照《检查手册》，即把要检查的内容标准都刊印在《检查手册》中。非现场检查，主要是建立一套非现场检查的监测指标体系。如在寿险方面，为确保公司偿付能力就确定了若干指标：即保费与净溢额的比例是3∶1；收取分保手续费对溢额的增加数不得高于当年净溢额的1／4；赔付率不得高于100％；保险公司的综合投资回报率不得低于5％；保险公司的负债与流动资产的比例不得高于105％等等（注：唐健、马明：《美国寿险业的监督管理及借鉴》，载《金融时报》1998年6月27日第5版。）。我国也应当制定《检查手册》和建立非现场检查的监测指标体系，使监管者和被监管者都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提高检查的效果。笔者认为，我国应建立独立的保险监管体系，但应实行分步走的战略。第一步，在过渡时期，选择央行监管为主、行业公会自律监督为辅的混合型监管模式较为适合，即在总行设立保险管理局，各级人民银行相应建立保险管理部门，承担法律法规范围内的监管职能。同业公会，应制定现法律尚未涉及，而又必须共同遵守的一些规则，配合人民银行对保险业实施监管。第二步，在条件成熟时，成立国务院直属局级的国家保险管理机构，从银行监管体系中彻底分离出来，统一管理全国的商业保险。这一步现在已经实现，专门的保险监管机构-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已挂牌开始运作。

其次，保险立法要确认保险公估制度和独立的精算师事务所。

现在各家保险公司在保险理赔中都需要有从事财产估价估赔的专业人员，由于这些人员是保险组织的内部人员，当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在处理财产中有不同意见时，往往缺乏公信的说服力（即使处理正确，但也容易引起他方怀疑），而且这些人员的水平也参差不齐。为了避免此类专业人员的浪费，或为解决此类专业人员的不足，避免增加管理上的繁锁和能公正地估价保险财产和财产损失，有必要在立法上确认保险公估机构。保险公估机构是指独立于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之外的由专门从事保险公估的人所组成的专业机构。可以说，保险公估机构是保险市场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这是由保险公估人的特点所决定的：

1.保险公估人不同于保险人，也不同于保险经纪人，它超脱于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其地位具有超脱性，因而在处理问题时一般具有客观性和公正性。

2.保险公估机构由具有专业知识各方面造诣较深的专家所组成，由于他们有专业知识和科学的检验鉴定方法，所以他们提供的结论具有权威性，易被双方当事人所接受。

3.由于公估人处理问题的公正性和权威性，所以能加速案件的解决，成本低、效率高。

由于保险公估人具有上述特点。所以一些国家和地区规定，保险财产发生损失后，必须经过保险公估人的公证。一些保险公司签发的货物运输保险单也注明，如有损失应找保险单上指定的或者经当地注册的保险公估人检验鉴定。我国也已在一些开放大城市出现了从事保险公估的人。鉴于保险公估人在保险市场中的独特作用，我国立法也应对保险公估机构的成立、保险公估人的条件、保险公估的行为准则等做出规定，尽快建立保险公估制度，以适应保险业发展的需要。

要实现保险业的有效监管，就要提高保险监管的技术质量。为了增强寿险公司的抗风险能力，要建立健全保险企业的精算制度，常规精算与专项精算相结合，有必要创造条件成立独立的精算师事务所，公正地、及时地反映各家保险公司的负险状况及偿付能力。因此保险监管机关应把规范精算师事务所的管理办法提上议事日程。

再次，保险立法要统一机动车辆对第三者的责任强制保险和网上监管。

机动车辆保险，一直是保险监管的重点，而目前虽然已有24个省、市、自治区政府规定实施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但各地规定不一，案件管辖、适用规定发生冲突，因此，亟需颁布全国统一的法规以解决地方规定无法解决的法律管辖权的矛盾，也是进一步完善保险法律体系的需要，为保险业的监管提供实体监督的法律依据；同时，还要加快健全对网上保险宣传广告的监管制度和监管方式。鉴于网上广告传播快，覆盖面广，手段先进，费用低，易于操作等优势，故网上的保险广告将会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因此保险监管立法也应延伸至这一领域。

（二）加快保险监管机构的建设，有效履行好保险监管的职能

中国保监会作为全国商业保险的主管机关，其基本职能是依照法律、法规统一监管全国保险市场。因此除尽快地抓好组织机构和法律制度建设以外，还特别要抓好队伍素质建设。保险监管人员必须知法、懂法、熟练掌握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依法公开、公平、公正地履行职能，不断提高监管水平；同时要具备敢管、善管，恪尽职守，勇于同一切违法违规行为作斗争的品格。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保险监管机构的作用。

（三）加强保险监管的基础性建设，健全保险内部控制体系

保险公司应按照《保险法》、《保险管理暂行规定》和《加强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的指导原则》，健全保险内部控制体系。这既是保险监管得以实现的基础性建设，同时也是保险监管的重要内容。

建立和完善保险机构的风险内控机制，必须从保险企业经营管理的实际出发，以全面、审慎、有效的原则为指导，以规范从业人员业务操作行为为核心，以加强风险防范监控体系建设为重点。

基于以上认识，笔者认为，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保险风险的内控机制建设应着重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1）要建立健全核保机制。其基本要求是：要有良好的操作性的核保规程；要保持核保体系运作的相对独立性；要多渠道地提高核保人员的综合素质。在核保机制的建设过程中，特别要注意核保队伍的技术含量，把既有深厚专业理论基础，又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内行选拔到核保岗位上来。通过合理竞争和建立、健全考科制度，促进核保人员综合素质的提高，把好风险的“入口关”。

（2）建立、健全险种管理机制。其基本要求是：首先要明确保险条款管理制度，确保所有保险条款的设计、实施全部纳入有序的集中管理轨道；其次，对新险种的开发设计，包括附加条款，保险协议设计拟定等，都必须依照审慎的原则，切实防范“先天不足”带来的风险。对附加条款、协议的审查更应注意。鉴于人寿保险中的精算具有隐蔽性强、期限长、潜在风险大等特点，因而更需严格审核和高度集中管理。

（3）建立控制巨灾风险管理机制。其基本途径是健全再保险制度。《保险法》明确规定，除人寿保险业务，保险公司应当将其承保的每笔保险业务的20％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再保险，同时规定对每一保险单位，即对一次保险事故可能造成的最大损失范围所承担的责任，不得超过其实有资本加公积金总和的10％；超过的部分，应当办理再保险，为保证这一控制手段的有效运用，必须首先建立起保险单位划分审核机制，确保对一次保险事故可能造成的最大损失赔偿责任估计的准确合理。其次，还要在核保环节中分险种、分保额设置再保险审核安排机制，严格实行超额风险再保险控制制度，没有落实再保的项目不得出单。

（4）建立健全核赔机制。其基本要求是：切实加强事故调查、证明材料的审核机制，严防假赔案、骗赔案的发生。其具体要求是：一要建立事故调查、材料审核经办人责任制，以增强经办人员的责任心；二是要建立查勘定损与理赔经办人岗位分离制，杜绝“一人包办到底”的现象；三是建立对查勘定损和理赔工作的集中后续监督制度；四是建立错赔、被骗赔责任追究制度，对造成错赔、骗赔的责任人要制定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予以处罚的规则，严防道德风险的发生。

（5）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提高风险控制的自我约束能力。一是实行恰当的责任分离制度；二是建立风险预警预报系统；三是强化内部稽核，加大对违规违章操作的纠查力度。

（6）建立自我保护机制，加强对保单、单证的管理。为防止“假保单”对自身的声誉的伤害，对保单、单证要有专人负责，责任到人，加快微机签单步伐，逐渐取消手工签单；营业员坚持定点营业，挂牌承保理赔，突出合法牌照，配带公司标志和证卡，划定承保区域，避免流动保险带来的弊端，防止诈骗人钻空子，避免合法权益受损。

（7）强化和落实金融企业统一法人制度。发挥一级法人整体优势，统筹高度管理资金，优化配置资金来源，坚决杜绝《保险法》规定之外的资金运用方式，防止违规担保、拆借、集资等事件发生；优化资产结构，最大限度地追求资金资产增值；严格控制基建；建立应收保费的催收责任制，努力减少不良资产；严格现金管理，尽量减少业务活动中的现金流量；严格防范偿付风险。

（四）建立保险行业协会，构造同业自律机制，法律应予承认自律规范对其成员的约束力，充分发挥自律机制对国家保险监管的重要作用

保险行业监管是保险监管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它是依靠各保险组织共同达成的自律协议，相互监督、按规经营的一种形式。实践证明，它对维护保险经营秩序，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在英国，就主要依靠行为自律管理，维系了保险市场秩序的稳定和安全。在我国，为改变无序的恶性竞争状况，保障保险行业的合法利益，确保保险市场的有序、健康运行，也出现了保险业联合签约自律的情况：1997年上半年，北京、福建、湖北、山东等地纷纷成立保险同业自律组织，制定公约，防止不正当竞争；1997年9月，全国13家中资保险公司的负责人汇集北京，签署了我国第一个全国性的保险行业公约。最近天津保险业又签订了自律公约。其中规定：各签约单位严格执行人民银行颁布的险种、费率及费率浮动范围规定；对保险人统一执行国家财政部门制定的保险手续费标准和天津保险同业协会制定的各种费用给付标准，得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提高或变相提高给付标准；坚决抵制保险人哄抬保费折扣率和超范围越权。禁止在宣传与业务活动中有不尊重、甚至诋毁其他保险机构的行为，并制定了严格的处罚章程。

同业协会自律公约一般规定商业保险共同遵守的同业道德经营规章，防范风险，调节相互之间的利益矛盾，避免恶性不规范竞争事件的发生，建立起反应灵敏，纵横交错举报信息网络，强化商业保险组织之间的自律约束和相互监督，因此应当予以提倡，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

保险机构论文篇2

综合当前影响医疗保险费用现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处理医疗保险参保人因素和医疗卫生机构因素之外，医疗保险服务机构也是影响医疗保险费用的一个因素。当前出现的医疗保险费用过高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医疗保险服务机构方面的影响，从医疗保险服务机构的角度进行分析，其在日常的工作中过重的看重服务工作，而忽视了服务监督工作，所以实际的工作中，医疗服务监督工作没有得到有效的落实，而出现这样、那样的医疗保险费用问题。在以上三方面的影响因素中有很多子因素，例如患者的住院天数、患者疾病治疗使用的药物、患者的年龄等等，这些都会影响到患者就诊治疗中所花费的医疗费用。

二、解决影响医疗保险费用因素的途径

从当前的医疗卫生机构的卫生服务工作现状进行分析，在医疗卫生服务中，医疗保险费用受到的影响还有很多种，这些影响因素会对医疗保险费用产生不同的影响，有医疗保险费用过高的问题，也有医疗保险费用的支出问题等，因为在医疗卫生服务中出现了这些问题，进而对医疗保险费用产生着影响，同时也影响医疗保险机制在医疗卫生机构中的有效运行。这些影响因素之间具有一定的关联作用，虽然国家针对医疗保险费用实施了控制措施，但是依然存在医疗保险费用问题，例如中国没有在全国范围内有效的实施医疗保险制度，不利用医疗保险费用的管理；医疗保险费用相关工作的监督力度不够等，均影响着医疗保险费用的管理、控制。当前国家医疗卫生事业不断发展，为了将影响医疗保险费用的因素消除，提高医疗保险费用控制治疗和效率，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第一，加强监督指导。在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中，为了有效的控制医疗保险费用，需要将其影响因素消除或者是改善，加强对医疗保险费用工作的指导和监督，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加强对医疗卫生机构服务人员的培训，促进医疗卫生资源的合理分配、利用，最大化的发挥其作用，将医疗卫生水平提高。为了有效的控制医疗保险费用，还需要加强对医疗卫生机构的投入力度，促进医疗卫生结构资源的合理利用，将医疗保险费用不合理的现象改善。第二，加强药品监管。医药费用是医疗保险费用中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医药费用的高低，对医疗保险费用有较大的影响，为此需要加强药品的监管，有效的控制药品的使用，将药品的不必要流通途径切断。政府需要针对医疗卫生机构的药品制度加强监管，合理的进行药品价格的调控，控制药品的价格，促进医疗卫生机构在给患者进行医疗服务的过程中，可以做到合理用药，让患者少花钱将病看好，控制患者的医药费用。第三，建立健全医疗保险费用结算体系。在医疗卫生事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医疗卫生技术、医疗卫生水平等不断的提高，为此医疗卫生机构的财务管理部分的相关制度和体系也需要不断的完善。在当前医疗卫生机构工作中，需要建立健全医疗保险费用结算体系，为医疗保险制度在医疗卫生机构的有效实施提供一个保障，促进医疗保险费用结算工作的简化，提高结算效率以及简化医疗保险费用。第四，完善管理制度。在当前的医疗卫生机构医疗保险费用中存在的问题，是多种影响因素共同产生的结果，制约着医疗保险费用有效管理和控制，为了改善这一现状，需要相关部分加强管理，针对医疗保险费用中出现的不良现象和行为加强惩处，规范就诊行为。完善管理制度，可以提高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为患者制定最佳的治疗方案，提高患者的康复速度，减少住院时间等，有效的控制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资源的合理利用。除此之外，还需要加强医疗卫生机构的日常管理，为患者提供一个良好的就诊治疗环境，并将医疗保险费用制度实施中存在的骗保行为找出，给予严厉处罚，明确医疗卫生机构的宗旨是为患者服务，努力提高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并有效的控制患者的医疗保险费用。

三、结语

保险机构论文篇3

关键词：保险业；效率；全要素生产率

中图分类号：F8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8）11－0053－06

一、引言

我国保险业发展外部环境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加入WTO过渡期结束，国内各保险机构必须面对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外资保险公司竞争优势和效率优势逐步显现，保险市场格局和业务结构将被打破。在更加开放的环境中谋发展，如果不能迅速将发展思路转到提高国内保险公司的效率上来，其后果不仅是国内保险业受到重大冲击，还会延缓我国整个金融业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进程，可以说，如何提高效率以提升综合竞争力已成为我国保险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而围绕其开展有关保险业效率的研究则显得十分重要和迫切。

然而，我国目前对保险业效率进行的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既缺乏对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也缺乏对大量数据的实证分析，无论是对效率研究方法还是对研究结论，都还缺乏比较一致的看法。已有的大部分研究，如姚树洁等（2005）[1]，恽敏和李心丹（2003）[2]，侯晋和朱磊（2004）[3]，吴诣民等（2005）[4]，李克成（2005）[5]等还集中于对效率测算的静态分析，考虑到我国保险业发展中的不确定性、要素价格数据的缺乏和统计中的测量误差，这种静态分析存在一定缺陷。为了在效率研究中加入时间概念，反映我国保险业效率的动态变化，本文基于生产前沿面理论，引入全要素生产率Malmquist指数对我国1999－2006年间保险业的效率变化状况进行了测算。这种指数分析方法除考虑了时间及技术因素外，还具有不需要投入产出的价格变量、不必事先对机构的生产函数形式进行假设、可以直接对某一机构的效率进行纵向比较等优点，能够为我国保险业的效率及技术改进提供新的测算方法和评价指标。

二、基于生产前沿面理论的全要素生产率的一般原理

Farrell（1957）最早提出效率可以通过比较企业与由产业中支配企业形成的“最佳实践”效率边界（efficiency frontier）来估计的“生产前沿面理论”，其出发点是根据已知的一组投入产出观察值，定义并构造出所有可能投入产出组合的最佳生产前沿面，通过比较样本机构与前沿面的距离而测算出每家机构的效率。[6]Grosskopf （1993）将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定义为总产出量的指数除以生产过程中消耗的总投入的指数，它是单要素生产率概念如劳动力生产率的一般化。[7]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则被定义为产出变化扣除投入变化后的净变化，即当一单位投入消耗可生产更多产出时会出现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在生产前沿面理论中，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有两个主要构成部分――技术变动（Technical Change, TC）和效率变动（Efficiency Change, EC），其中，技术变动代表不同时期最佳效率边界的移动，被称为“前沿面移动效应”或“增长效应”，它表明了样本机构的技术创新趋势；效率变动则代表样本机构不同时期相对技术效率的变化，被称为“追赶效应”或“水平效应”，它衡量了样本机构是否更靠近当期的最佳效率边界进行生产。这就是说，如果企业是完全有效率的，即不同时期均在最佳效率边界生产，那么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等于技术变动；如果企业不完全有效率，即不在最佳效率边界上生产，那么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会因效率的提高和效率边界的移动而发生。当然，全要素生产率也可能因企业变得非效率或效率边界反向移动（技术倒退）而下降。

笔者用图1说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一般原理，它给出一种投入、一种产出企业在t期和t+1期规模报酬不变的最佳效率边界（分别为Vt和Vt+1）。t+1期效率边界在t期效率边界的左边，这暗示从t期到t+1期之间由于技术变化即效率边界的移动产生了生产率的增长。对于一个完全效率的企业（即t期和t+1期都在最佳效率边界上），技术变化和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是相等的。但是，非效率企业通过提高效率也可以获得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考虑t期在点B（ ）和t+1期在点A（ ）经营的企业，企业从t期到t+1期变得更有效率，因为它在t+1期比t期更靠近效率边界。实际上，t+1期企业是在t期不可能实现的产出水平上经营的，即它利用了技术变化推动其经营点至t期生产边界的左边。因此，企业通过改进技术变得更有效率，从而获得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三、全要素生产率Malmquist指数的模型设定

Sten Malmquist（1953）首次提出了用于分析不同时期消费变化的Malmquist指数，其指导思想是在比较两组消费数据时，利用其中一组的无差异曲线作为参考集，分别对两组消费数据进行判断。[8]随后Färe etc（1994）将这一指数分析方法应用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分析中。[9]

对于t期最佳效率边界，全要素生产率Malmquist指数可定义为：

（1）

其中， 代表以第t期技术表示的当期的效率水平； 代表以第t期技术表示（即以第t期的数据为参考集）的t＋1期的效率水平。

对于t＋1期最佳效率边界，全要素生产率Malmquist指数可定义为：

（2）

其中， 代表以第t＋1期技术表示第t期的效率水平； 代表以第t＋1期技术表示（即以第t＋1期的数据为参考集）的当期的效率水平。

为了避免任意选择一个最佳效率边界来计算指数，既不能用t期也不能用t+1期的效率边界作为参照，本文采取几何平均的方法，得到下面的全要素生产率Malmquist指数模型：

（3）

其中， 即为全要素生产率Malmquist指数，代表由t期到t+1期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情况。

按照全要素生产率的一般原理，式（3）可以分解为两部分，分别代表效率变动（EC）和技术变动（TC）。其中，效率变动为t期企业到效率边界的距离与t+1期企业到效率边界的距离之比（见图1），即

（4）

如果EC>1，表示t期到t+1期效率有所增长，即企业在t+1期比t期更靠近效率边界；反之，如果EC

技术变动则可通过比较t+1期效率边界与t期效率边界来度量，计算如下：

（5）

如果TC>1，表示t期到t+1期发生了有利的技术变动，最佳效率边界将左移；反之，如果TC

因此，效率变动与技术变动的乘积即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即

×

（6）

从以上模型设定可以看出，如何确定不同生产前沿面（最佳效率边界）的效率水平是关键，不同的定义方法、假设条件以及所运用数学工具的不同都可能得出不同的结果。通常根据是否需要估计前沿生产函数中的参数，效率水平估计可以分为参数法和非参数法两类主要方法。区别在于，非参数方法无需给定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及估计前沿生产函数的参数，而参数方法则根据不同假设选定生产函数的形式并对其中的参数进行估计。为了减小模型估计的系统性误差，避免生产要素价格不确定和不透明的缺陷，并且可以自如地处理多投入和多产出的情况，无需决定其相对的重要性，解决主观权数决定与加总的问题，本文选择非参数方法来估计不同时期、不同生产前沿面的效率水平。

Charnes,Cooper&Rhodes（1978）[10]提出了使用非参数法测算效率水平的CCR模型，在借鉴此模型的基础上，本文假设N家保险机构利用K种投入生产M种产出，第j家样本机构的效率水平可通过求解下列数学规划问题得到：

其中， 即第 家样本机构的效率水平， 为阿基米德无穷小量， 为样本机构 的权重， 分别代表样本机构 的投入和产出向量， 为松弛变量（该变量的大小可一定程度反映出样本机构投入、产出的优化方向）， 是 维单位向量。

此外，为了弄清楚每一年是哪一家或哪几家保险机构使得生产前沿面向外移动，即寻找哪些机构是年度生产前沿面外移的“创新者”，就必须在技术变动（TC）的基础上引入一些限制条件（F?re，Grosskopf，Norris&Zhang，1994）：[9]

如果同时满足上面三个条件，那么这家保险机构就是时期t到t＋1期间使得生产前沿面外移的企业。

四、模型的估计与结果

（一）数据选取和处理

本文采集1999年至2006年我国28家保险机构的年度会计报告数据，其中寿险12家，非寿险16家，占保险业务的95％以上，样本数据应能反映中国保险业的总体水平。本文将此28家保险机构看作有3种产出量和3种投入量的决策单元：

1． 3种产出量。由于保险公司属于金融服务业，因此其产出应以其提供的服务来衡量（Yuengert，1993）。[11]一般而言，保险公司提供的服务主要为风险分担和中介服务，因此，本文确定保费收入（y1）、总投资资产（y2）、已发生给付和准备金变动（y3）作为3种产出变量。第一，在保单签署阶段，保险机构向客户提供围绕保单进行的保障计划咨询、风险勘查、推荐介绍等各项有形和无形服务，投保人通过交纳一定的保费，将不确定的风险损失转化为确定的支出。作为对该项服务的量化，本文以“保费收入”作为这项服务的产出量 。第二，由于保费收入和赔款支出的时间差，保险公司有了资金运用的可能性。由于竞争的需要，在制定保费时要考虑投资收益率情况以降低保费，这一点在竞争日趋激烈的保险市场上愈显重要。所以，资金运用也成为保险公司一项重要的无形服务。本文以“总投资资产”作为这项服务产出的量化指标。第三，在保单执行阶段，保险机构向客户提供风险分散和转移的服务，作为对该项服务的量化，本文以“已发生给付和准备金变动”表示。而且，每一案理赔服务费用的支出多少是并入赔款支出计算的，故这个量化指标在一定程度上还衡量了有形的服务 。

2． 3种投入量。保险效率研究中对投入变量的选择比对产出变量的选择更有一致性，大多数研究都使用劳动力、金融股权资本和债务资本作为投入变量，因此，本文亦确定员工人数（X1）、金融资本（X2）、债务资本（X3）作为3种投入变量。第一，由于现阶段中国保险业主要实行粗放式经营，最大的特点是依靠机构的扩展和人员的投入来获取市场份额，因此本文选择“员工人数”作为劳动力的投入量。第二，资本金反映了保险机构的总体规模，在将保险视为风险负债的保险定价金融理论中被认为是一种重要的投入，因此本文选择“实收资本＋资本公积”作为金融资本的投入量。第三，保险企业的债务资本主要由从保单持有人借入的资金构成，对寿险企业，债务资本包括寿险保单和契约的总准备金、意外事故和健康险保单的总准备金以及其它准备金项目；对非寿险企业，准备金由赔款准备金和未赚保费准备金构成。

（二）实证结果及分析

根据采用非参数方法估计保险机构效率水平的模型（式7）和全要素生产率Malmquist指数模型（式6），本文测算出我国各保险机构1999－2000、2000－2001、2001－2002、2002－2003、2003－2004、2004－2005、2005－2006等7个时期的四个不同层次的效率水平，进而得到各时期的效率变动（EC）、技术变动（TC）和Malmquist指数（M）（见表1）。

1．从我国保险业整体样本看。全要素生产率Malmquist指数在1999－2006年间有所提高，而且带动指数增加的主要是“追赶效应”的贡献，这说明保险业生产力的提高是与保险业自身效率提升密切相关的。具体来说，2000－2001年Malmquist指数大于1，EC起了很大的作用，即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源于“追赶效应”部分，反映了保险机构相对效率的提高是生产有效性提高的关键因素，这可能与当年加入WTO、市场竞争加剧有关，这种竞争压力有助于生产相对无效的保险机构进行迅速调整，减少要素投入或增大产出规模，使自身的经营更接近保险业的“生产前沿面”，但当时的竞争还没有达到不进行技术创新就不能生存的地步，所以增长效应还没有体现出来。2003年以后Malmquist指数持续大于1，EC和TC均起了很大的作用，即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追赶效应”和“增长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这说明保险机构在注重提高自身技术效率水平的同时，开始进一步提升技术创新的能力，这可能与我国保险业进入WTO后过渡期，市场竞争更加充分，技术创新已经成为保险机构核心竞争力有关。

2．从依据不同标准对样本细分后的比较结果看。样本期内财险业的Malmquist指数平均数、效率变动平均数和技术变动平均数均分别大于寿险业，这说明财险业的生产有效性要明显好于寿险业，其中，财险业的效率变动（EC）在多数时期下大于1，说明“追赶效应”是财险业生产有效性提高的主要原因，财险机构相对技术效率逐步提高。此外，2001年之后财险业的技术变动（TC）开始反超寿险业，这说明财险机构在保险技术创新上投入了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新的营销方式、新的产品和观念对财险企业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促进力。

样本期内中资保险机构的Malmquist指数平均数、效率变动平均数和技术变动平均数均要高于外资保险机构，但这不能断定中资机构的生产有效性就要好于外资机构，因为在不同的年份双方各项指标交替上升，而且从发展波动和样本方差比较来看，外资保险机构各项指标发展的稳定性均要强于中资，这与外资机构注重长远可持续发展的经营观念有关。具体来看，2001年之后，外资保险机构的“追赶效应”开始显现，而中资保险机构的“增长效应”逐步显现，这说明随着市场开放程度的不断加快，外资保险机构在经营区域和险种上的限制逐渐放开，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加之先进的管理能力和内控制度，使得其更加靠近保险业的生产前沿面进行经营；而对于中资保险机构来说，外资的进入带来了新的营销方式、新的产品和观念，使得中资机构原来的经营模式和产品难以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资机构不得不大力加强技术创新能力以改变被动的地位。可以说，中资保险机构“增长效应”的提升，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外资机构的竞争，产生危机意识而利用“后发效应”加速发展的结果。

样本期内国有保险机构的Malmquist指数、效率变动和技术变动波动起伏较大，而同期股份制保险机构的三项指标则呈现较稳定的小幅攀升的趋势。具体来看，1999－2000年，国有保险机构与股份制保险机构Malmquist指数及其分解效应基本相同；2000－2003年，国有保险机构的波动加大，虽然反映在Malmquist指数上与股份制机构的差距不大，但是其两个分解效应“追赶效应”和“增长效应”呈现明显的反向变动趋势，且与股份制保险机构相比差距较大，这很可能与国有保险机构在样本期间内相继发生两次大的机构调整和改革有关，在改革过程中没有处理好效率进步与技术进步的关系，只重视其中一种效应而忽视了另一种效应。2003年以后，国有保险机构加强了技术创新能力，“增长效应”逐渐显现，这也成为当期国有保险机构生产有效性强于股份制机构的主要原因。

3．从“增长效应”中寻找“创新者”看。样本期内为生产前沿面向外移动做出贡献的全部是外资保险机构，这进一步说明外资保险机构拥有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而且财险业中推动生产前沿面外移的保险机构明显多于寿险业。其中，东京海上火灾保险株式会社上海分公司和皇家太阳联合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分别在样本周期内五次扮演了创新者的角色，是技术创新能力最强的外资保险机构（见表2）。

五、结论

本文基于生产前沿面理论，引入全要素生产率Malmquist指数对我国1999－2006年间保险业的效率变化状况进行了动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从保险业整体看，全要素生产Malmquist指数在1999－2006年间有所提高，其中“追赶效应”对指数的促进较为明显，“增长效应”还未完全显现，说明保险机构更加注重提高自身技术效率水平而非创新能力来提高生产的有效性，这也与大多数保险机构自身效率低下、效率提升还有较大发展空间有关。

第二，从保险业务的性质看，财险业的生产有效性要明显好于寿险业，其中，“追赶效应”显著是主要原因，财险机构相对技术效率逐步提高。

第三，从保险机构的性质看，外资保险机构的“追赶效应”和中资保险机构的“增长效应”分别开始逐步显现，这说明外资保险机构在经营区域和险种上的限制逐渐放开以及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使得其更加靠近保险业的生产前沿面进行经营，而中资保险机构“增长效应”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外资机构的竞争，产生危机意识而利用“后发效应”加速发展的结果。

第四，从保险机构的产权性质看，与股份制保险机构动态效率呈现较稳定的小幅攀升的趋势不同，国有保险机构效率变动和技术变动波动起伏较大，依然没有处理好效率进步与技术进步的关系，往往重视其中一种效应而忽视另一种效应。与此同时，1999－2006年间为生产前沿面向外移动做出贡献的全部是外资保险机构，这进一步说明外资保险机构拥有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而且财险业中推动生产前沿面外移的保险机构明显多于寿险业。

因此，我国保险业效率的全面提升，有赖于“增长效应”和“追赶效应”的共同作用，特别是需要注重提高“增长效应”的贡献。保险机构在注重提高自身效率水平的同时，需要特别提升技术创新的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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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李克成，国内寿险公司经营效率实证分析[J].保险研究，2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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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Charnes, Abraham, William Cooper and Edwardo Rhodes, Measuring the Efficiency of Decision Making Units [J].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1978，（2）.

保险机构论文篇4

[关键词]联保贷款；动态博弈；小组规模

一、引言

联保贷款是指贷款需求主体在自愿基础上组合成联保小组，由联保小组向其成员提供担保而获得的贷款。联保贷款是金融产品创新的成果，是为克服弱势信贷需求主体贷款难与银行信贷风险高双重困难而开发的信贷产品。实践证明：联保机制在克服信息发现不足、避免逆向选择、降低道德风险、提高还款概率上具有内在优势；对满足贫困农户、专业农户、个体工商户与中小企业信贷需求，缓解金融供需矛盾，繁荣农村金融市场，增进社会福利具有重要作用。然而，美中不足，联保贷款同样存在不能忽视的内在缺陷：如易于形成风险累积，诱发系统性风险，操作烦琐，实施困难等。

始自美国学者Stiglitz(1990)，十多年来理论界对联保贷款运行机理及其影响进行过深入广泛的研究，概括而言，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联保贷款防范道德风险。Stiglitz(1990)，Conning(1996)，Ghatak(1999)等从不同侧面揭示了联保贷款由于存在连带责任，致使联保小组成员之间内生有相互监督的正向激励，从而达到防范道德风险的目的。(2)联保贷款降低审计成本。Prescott(1997)，Ghatak(1999)分别论证了联保贷款内生有其他组员对声称无力还款组员进行审计的内在激励，由于联保小组成员之间关系密切，信息充分，审计成本低，外移的审计达到降低高昂审计成本的目的。(3)联保贷款提高贷款还款率。BesleyandCoate(1995)从博弈均衡的角度论证了联保贷款在社会惩罚有效的条件下对提高贷款还款率具有正效应，Chowdhuiry(2005)从动态激励与连带责任的角度论证了联保贷款有助于提高贷款还款率。(4)联保贷款与社会福利。Coleman(1999)以泰国东北地区1995-1996联保贷款实践为样本，论证联保贷款有利于提高社会福利，特别是有利于提高贫困妇女与儿童的社会福利。(5)联保贷款与逆向选择。LaffontandGuessan(2000)从信息的角度论证了联保机制有利于减少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达到避免逆向选择的目的。尽管有关联保贷款的著述丰富，但针对联保小组规模的研究少见。由于联保贷款遵循“多户联保”的信贷原则，其优点在于通过联保小组的规模效应、联保小组的聚类效应、小组成员间的监督机制来提高弱势信贷需求主体整体抗风险能力、信贷机构信息发现能力以达到降低“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发生的可能性，进而实现降低联保贷款成本与风险的目的。其缺点在于随着联保小组规模的扩大，诱发系统性风险的概率增加，组建联保小组的难度加大。鉴于联保小组规模与联保机制正负功效都正向相关，联保贷款指导性文件则规定联保小组规模以5-10人(户)为宜，其来源缺乏理论依据，实践证明其可操作性差。基于此，本文运用概率论与博弈论等理论模型，结合联保贷款的实践经验，对其影响机理进行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

二、理论模型：小组规模对联保贷款影响的理论分析

鉴于联保小组规模对联保贷款的重要作用，本文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联保小组规模与联保贷款还款率的理论分析。为了便于分析，本文对实际问题作如下简化假设：单个联保小组成员具有相同的违约概率P；联保小组成员人数为n；联保小组成员具有相同的经济特征，且都为理性的经济人；联保贷款只存在违约(完全不还款)与履约(完全还款)两种绝对情况。

从联保贷款的运行机制可知：由于联保小组成员对联保贷款承担连带责任，理论上讲，只要联保小组不集体违约，联保贷款都还是正常贷款，则有联保贷款理论还款率Pu为至少存在一个组员不违约的概率：

Pu=1-Pn(1)

传统个人贷款还款率Pc=1-P，而联保贷款的还款率为(1)式所示，相对于传统个人贷款而言，由于单个组员违约概率P∈(0，1)，因此可以通过增加组员人数n而有效提高联保贷款的理论还款率，此即联保贷款的规模效应。得联保贷款理论还款率与联保小组规模具有正向指数关系。

(二)联保小组规模与信贷机构信息发现能力的理论分析。令联保小组中单个组员真实信息被信贷机构发现的概率为Pd。由于联保机制的聚类作用、联保小组的组建遵循“自愿”与“双响选择”等原则，致使联保小组成员具有相同或相似的经济行为特征，信贷机构只需发现联保小组中一个成员的真实信息，就可依此类推其他成员的真实信息，即联保小组真实信息被发现的概率Pud(定义为联保贷款信贷机构信息发现能力)为至少一个组员真实信息被发现的概率：

Pud=1-(1-Pd)n(2)

由于传统个人贷款真实信息被发现的概率Pcd=Pd，而联保贷款真实信息被发现的概率为(2)式所示，相对于传统个人贷款而言，由于(1-Pd)∈(0，1)，因此，可以扩大联保小组规模n而提高信贷机构的信息发现能力。即：信贷机构的信息发现能力与联保小组规模成正向指数关系。

(三)联保小组规模与联保贷款系统风险的动态博弈分析。为了理论分析上的方便，本如下假定：联保小组由同质的两个借款人组成，定义为成员1和成员2；博弈开始前，已实现投资回报，分别为R1和R2；成员1和2分别从银行获得1个货币单位贷款，联保贷款应还本息为2r；只存在还款与不还款两种绝对情况；信贷机构对违约组员的惩罚b(Ri)正比于其投资回报Ri；社会对违约组员的惩罚S(i)正比于其违约行为给联保小组其他成员带来的损失和其投资项目回报。

由于联保机制中的连带责任，内生有组员帮助同组其他组员还款的内在激励，与此相对应，同样内生有期望其他组员代为还款的负向激励。因此，联保贷款还款决策是联保小组成员博弈的结果，基于上述推理，本文借用二人动态博弈模型对其进行分析。该博弈模型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每个组员同时决定是否偿还自己贷款；偿还用P来表示，不偿还用N来表示。如果两个借款者的选择相同，则均衡结果较简单，都选择还款，均衡收益为[R1-r，R2-r]；都选择不还款，均衡收益为[R1-b(R1)，R2-b(R2)]，博弈结束。如选择不同，则进入博弈的第二阶段：第一阶段选择还款的组员，第二阶段需作出是否帮助不还款组员代为还款的决策。帮助还款用A来表示，不帮助用D来表示。如组员1在第一阶段选择还款P，第二阶段选择帮助A，由于不存在银行惩罚，存在社会惩罚，则均衡收益为[R1-2r，R2-S(2)]；如在第二阶段选择不帮助D，由于存在银行惩罚，则均衡收益为[R1-r-b(R1)，R2-b(R2)-S(2)]。得该博弈模型存在六种均衡结果，其均衡策略与收益如表1所示。

上述推理只讨论联保小组成员还款意愿，并未考虑其还款能力。只有当条件Ri-r≥0得到满足时，联保小组成员的还款意愿才能转变为还款行为。

就该博弈模型而言，当R1-r<0时，即组员1无还款能力时，该博弈过程只存在表1所示的后三种均衡，即{不还N；不还N}、{不还N；(还款P，帮助A)}、{不还N；(还款P，不帮助D)}三种均衡。且该情况发生的概率PL(定义为系统风险诱发概率)随联保小组规模增加而增大，因为至少一个组员违约的概率为：

PL=1-(1-P)n(3)

考虑到联保贷款在我国实践中服务对象的特殊性，如我国农户投资的模仿性、集中性和区域性，个体工商户、农业企业及中小企业收益的关联性与风险的同质性。加上联保贷款内生的责任连带与推委机制导致联保小组组建过程的选择性和组建后成员之间经济特征的相似性，即联保贷款的聚类效应。致使联保小组成员具有相同或相似的经济行为特征，从而造成联保小组成员收益(Ri)之间的高度相关性。在联保小组成员收益相关系数γ>0的情况下，得：

P{Ri-2r≥0|R1-r<0}0(4)

即在组员1无力还贷的情况下，考虑到组员之间投资回报的正相关性，其他组员具有帮助投资失败组员还贷的能力的可能性不大。

当R1-r<0时，由(4)式可知，表1中的均衡策略5无法实现，由于组员2为理性的经济人，max{R2-b(R2)，R2-r-b(R1)}得该条件下联保小组还款博弈均衡为{N；N}，其收益为[R1-b(R1)，R2-b(Ri)]。

均衡结果表明：在出现个别组员投资失败的情况下，由于联保成员投资回报之间的高度正相关性，联保小组成员的最优选择是违约，联保贷款还款率为0，存在诱发系统性风险的较大可能性。

由于(1-P)∈[0，1]，由(3)式可知：随着联保小组规模n增加，系统风险诱发概率增大。即：联保贷款系统风险诱发概率与联保小组规模成正向指数关系。

三、实证分析：基于客观数据的模拟

上文通过构建联保贷款理论还款率、信贷机构信息发现能力、系统风险诱发概率三个模型，

对联保小组规模进行理论分析，由以上分析可知：联保小组的最佳规模不仅取决于联保小组组员违约率与联保小组组员真实信息被发现的概率，还取决于信贷机构对联保贷款还款率、信贷机构信息发现能力与联保贷款系统风险诱发概率的预期。本文以损失贷款占不良贷款比例与不良贷款的乘积为组员违约率(4.66%)，假定组员真实信息被发现的概率为0.7，运用MATLAB模拟得联保小组规模与联保贷款还款率、信贷机构信息发现能力及联保贷款系统风险诱发概率之间关系如图1所示：

由图1可知：联保小组规模大于2人联保贷款还款率为1；联保小组规模大于4人信贷机构信息发现能力接近于1；如要控制联保贷款系统风险诱发概率在0.25以下，则联保小组规模须小于6人。作为既要提高联保贷款还款率与信贷机构信息发现能力，又要控制联保贷款系统性风险诱发概率的折中结果。联保小组规模以4-6人(户)为宜。

四、结论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结论如下：

(一)联保贷款理论还款率、信贷机构信息发现能力与联保小组规模成指数关系，通过扩大联保规模，能有效提高联保贷款理论回收率，增强信贷机构信息发现能力。

(二)联保贷款系统风险诱发概率与联保小组规模成指数关系，通过控制联保小组规模，能有效降低联保贷款整体违约的可能性。

(三)联保小组规模是把“双刃剑”，既有提高贷款还款率、增强信贷机构信息发现能力的优点，又有诱发系统性风险的缺陷。

(四)联保小组规模以4-6人(户)为宜。联保小组规模与联保贷款理论还款率、信贷机构信息发现能力及系统风险诱发概率都具有正向相关关系；作为既要提高联保贷款回收率与信贷机构信息发现能力，又要控制系统性风险引发概率的折中结果，联保小组人数以4-6人为宜。

参考文献：

[1]刘晓昀，叶敬忠.小额信贷的小组贷款与信贷机制创新[J].农业经济问题，2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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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林海.农民模仿行为的经济学分析[J].理论学刊，2003，(6).

保险机构论文篇5

政管理毕业论文

第一条、为妥善处理社会保险行政争议，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保障和监督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以下简称经办机构）依法行使职权，根据劳动法、行政复议法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的社会保险行政争议，是指经办机构在依照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经办社会保险事务过程中，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争议。

本办法所称的经办机构，是指法律、法规授权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所属的专门办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事务的工作机构。

第三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经办机构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向经办机构或者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申请社会保险行政争议处理，经办机构或者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处理社会保险行政争议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经办机构和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法制工作机构或者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为本单位的社会保险行政争议处理机构（以下简称保险争议处理机构），具体负责社会保险行政争议的处理工作。

第五条、经办机构和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分别采用复查和行政复议的方式处理社会保险行政争议。

第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申请行政复议：

（一）认为经办机构未依法为其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变更或者注销手续的；

（二）认为经办机构未按规定审核社会保险缴费基数的；

（三）认为经办机构未按规定记录社会保险费缴费情况或者拒绝其查询缴费记录的；

（四）认为经办机构违法收取费用或者违法要求履行义务的；

（五）对经办机构核定其社会保险待遇标准有异议的；

（六）认为经办机构不依法支付其社会保险待遇或者对经办机构停止其享受社会保险待遇有异议的；

（七）认为经办机构未依法为其调整社会保险待遇的；

（八）认为经办机构未依法为其办理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或者接续手续的；

（九）认为经办机构的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

属于前款第（二）、（五）、（六）、（七）项情形之一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直接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先向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经办机构申请复查，对复查决定不服，再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申请行政复议。

第七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经办机构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除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务院文件以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合法，在对具体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时，可以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一并提出对该规范性文件的审查申请。

第八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经办机构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可以向直接管理该经办机构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申请行政复议。

第九条、申请人认为经办机构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60日内向经办机构申请复查或者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申请行政复议。

申请人与经办机构之间发生的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的行政案件，申请人也可以依法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第十条、经办机构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申请人有权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复议申请期限的；行政复议申请期限从申请人知道行政复议权或者行政复议申请期限之日起计算，但最长不得超过二年。

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耽误法定申请期限的，申请期限自障碍消除之日起继续计算。

第十一条、申请人向经办机构申请复查或者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申请行政复议，一般应当以书面形式提出，也可以口头提出。口头提出的，接到申请的保险争议处理机构应当当场记录申请人的基本情况、请求事项、主要事实和理由、申请时间等事项，并由申请人签字或者盖章。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其他工作机构接到以书面形式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的，应当立即转送本部门的保险争议处理机构。

第十二条、申请人向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经办机构申请复查的，该经办机构应指定其内部专门机构负责处理，并应当自接到复查申请之日起20日内作出维持或者改变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复查决定。决定改变的，应当重新作出新的具体行政行为。

经办机构作出的复查决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第十三条、申请人对经办机构的复查决定不服，或者经办机构逾期未作出复查决定的，申请人可以向直接管理该经办机构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申请行政复议。

申请人在经办机构复查该具体行政行为期间，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申请行政复议的，经办机构的复查程序终止。

第十四条、经办机构复查期间，行政复议的申请期限中止，复查期限不计入行政复议申请期限。

第十五条、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保险争议处理机构接到行政复议申请后，应当注明收到日期，并在5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按照下列情况分别作出决定：

（一）对符合法定受理条件，但不属于本行政机关受理范围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向有关机关提出；

（二）对不符合法定受理条件的，应当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并制作行政复议不予受理决定书，送达申请人。该决定书中应当说明不予受理的理由。

除前款规定外，行政复议申请自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保险争议处理机构收到之日起即为受理，并制作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送达申请人和被申请人。该通知中应当告知受理日期。

本条规定的期限，从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保险争议处理机构收到行政复议申请之日起计算；因行政复议申请书的主要内容欠缺致使劳动保障行政部门难以作出决定而要求申请人补正有关材料的，从保险争议处理机构收到补正材料之日起计算。

第十六条、经办机构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没有制作或者没有送达行政文书，申请人不服提起行政复议的，只要能证明具体行政行为存在，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依法受理。

第十七条、申请人认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无正当理由不受理其行政复议申请的，可以向上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申诉，上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在审查后，作出以下处理决定：

（一）申请人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符合法定受理条件的，应当责令下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予以受理；其中申请人不服的具体行政行为是依据劳动保障法律、法规、部门规章、本级以上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或者本行政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作出的，或者上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认为有必要直接受理的，可以直接受理；

（二）上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认为下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不予受理行为确属有正当理由，应当将审查结论告知申请人。

第十八条、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保险争议处理机构对已受理的社会保险行政争议案件，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将申请书副本或者申请笔录复印件和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送达被申请人。

第十九条、被申请人应当自接到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或者申请笔录复印件之日起10日内，提交答辩书，并提交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所依据的法律规范及其他有关材料。

被申请人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的，视为该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证据、依据。

第二十条、申请人可以依法查阅被申请人提出的书面答辩、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

第二十一条、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处理社会保险行政争议案件，原则上采用书面审查方式。必要时，可以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了解情况，听取申请人、被申请人和有关人员的意见，并制作笔录。

第二十二条、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处理社会保险行政争议案件，以法律、法规、规章和依法制定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为依据。

第二十三条、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在依法向有关部门请示行政复议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应当如何处理期间，行政复议中止。

第二十四条、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在审查申请人一并提出的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有关规定的合法性时，应当根据具体情况，分别作出以下处理：

（一）该规定是由本行政机关制定的，应当在30日内对该规定依法作出处理结论；

（二）该规定是由本行政机关以外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制定的，应当在7个工作日内将有关材料直接移送制定该规定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请其在60日内依法作出处理结论，并将处理结论告知移送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

（三）该规定是由政府及其他工作部门制定的，应当在7个工作日内按照法定程序转送有权处理的国家机关依法处理。

审查该规定期间，行政复议中止，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将有关中止情况通知申请人和被申请人。

第二十五条、行政复议中止的情形结束后，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继续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并将恢复行政复议审查的时间通知申请人和被申请人。

第二十六条、申请人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后，在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作出处理决定之前，撤回行政复议申请的，经说明理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可以终止审理，并将有关情况记录在案。

第二十七条、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行政复议期间，被申请人变更或者撤销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应当书面告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和申请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可以终止对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并书面告知申请人和被申请人。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变更或者重新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受理。

第二十八条、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保险争议处理机构应当对其组织审理的社会保险行政争议案件提出处理建议，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审查同意或者重大案件经本行政机关集体讨论决定后，由本行政机关依法作出行政复议决定。

第二十九条、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应当制作行政复议决定书。行政复议决定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申请人的姓名、性别、年龄、工作单位、住址（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的姓名、职务）；

（二）被申请人的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的姓名、职务；

（三）申请人的复议请求和理由；

（四）被申请人的答辩意见；

（五）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认定的事实、理由，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和依法制定的其他规范性文件；

（六）复议结论；

（七）申请人不服复议决定向人民法院的期限；

（八）作出复议决定的年、月、日。

行政复议决定书应当加盖本行政机关的印章。

第三十条、经办机构和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有关送达的规定，将复查决定和行政复议文书送达申请人和被申请人。

第三十一条、申请人对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第三十二条、经办机构必须执行生效的行政复议决定书。拒不执行或者故意拖延不执行的，由直接主管该经办机构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其限期履行，并按照人事管理权限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或者建议经办机构对有关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三条、经办机构或者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审查社会保险行政争议案件，不得向申请人收取任何费用。

保险机构论文篇6

关 键 词:层次分析法;数据包络法;因子分析法

随着我国保险市场的开放和保险公司数量的增加以及保险行业资本的累积，保险业的竞争程度不断升级；而且，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开始关注保险竞争力问题。一时间各种文献、专著层出不穷，但是目前国内在对保险公司竞争力的研究上有两大思路尚未明确，致使研究中出现了一些层次界定不清、方法使用不当等问题。首先，对于我国保险行业竞争力研究的范畴和层次并没有明确，产业层面的竞争力研究和公司层面的竞争力研究等领域区分并不明确。其次，大多数研究是从定性分析的角度进行的，并没有系统地从定量分析的角度研究我国保险行业和保险企业的竞争力。保险竞争力可以分为多个层次，例如不同国家保险行业层面的竞争力、企业层面上保险公司的竞争力、同一保险公司下属各分支机构的竞争力等等。同样，用来研究竞争力的方法也很多，例如层次分析法、因子分析法、数据包络法等等。从理论上讲，可以使用各种方法来研究各个层次的保险竞争力；但若方法选择得当，既可以减少研究内容，又可以提高解释能力。因此，本文试从保险竞争力研究方法角度，系统梳理不同层次保险企业竞争力的研究模式，以期从方法论的角度对我国保险竞争力理论和实证研究有所裨益。

在我国对保险竞争力的研究中，可以发现已有的研究文献具有如下特点：一是研究层次主要集中在我国保险公司总公司层面上，而且早期的文献并不对产、寿险进行区分；二是以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即使出现也仅仅是为了分析方便而列举数据，缺乏对数据的进一步统计或计量分析；三是缺乏数据分析的结论往往过于武断并缺乏说服力。

在研究保险竞争力的时候，我们可以认为保险竞争是指不同的保险经济实体，为了各自的经济利益，在保险市场上互相争夺胜利的一种活动。保险竞争力可以理解为一个保险行为主体与其他保险行为主体竞争保险资源的能力。它既指某一保险产品的竞争力，也指某一保险公司（分支机构）的竞争力，还指保险行业的竞争力和保险业的国际竞争力。[1]除此之外，保险业竞争力还可以认为是一国保险业在开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经受国内及国际保险竞争考验的能提供保险服务产品的经济能力。[2]3结合上述观点和我国保险业的实际，本文将保险竞争力从层次上划分为保险产业竞争力、保险企业竞争力和保险公司分支机构竞争力三大类。

一、评价保险产业竞争力的方法

我国学者从保险产业层面研究保险竞争力的文献很多，现将有代表性的概括如下：裴光（2002）总结了二十多年来我国保险业从垄断走向竞争的发展之路，把我国保险业放置于我国宏观经济及世界保险业发展之中，对我国保险业竞争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2]1-26吕宙（2004）则从行业发展的战略选择角度进行了研究；[3]石心武（2004）研究了开放条件下的保险业竞争力；[4]林江（2005）对引入外资对我国保险产业组织的影响；[5]方芳（2005）对我国保险业的对外开放和竞争力进行了分析。[6]这些研究虽然对我国保险业竞争力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了很好的探讨，但也存在着不足：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我国保险业综合和未来规划的层面上，对于当前局面的评价以及如何从当前的竞争力水平发展到更好的水平等问题关注较少。

1. 保险产业竞争力研究方法的确定

对国家保险业层面上的竞争力评价，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是最适合应用的；它被用于确定各指标的权重。

层次分析法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由美国著名运筹学家萨蒂（saaty）提出的。这是一种依据序标度，将系统因素按支配关系分组以形成有序的递阶层次结构，通过两两比较判断方式以确定每一层次中因素的相对重要性；然后在递阶层次结构内进行合成，以得到决策因素相对于目标的重要性总顺序，从而为决策提供确定性判据的方法。ahp法本质上是一种决策思维方法，整个过程体现了人的决策思维的基本特征，即分解、判断与综合，便于决策者之间彼此沟通，是一种十分有效的系统分析方法。它既采用具有适应环境变化的灵活性的“相对标度”，同时又充分利用了专家的经验和判断，并能对其误差做出估计。在层次分析法中，比例标度①采用1～9之间的整数及其倒数。用比例标度测量的结果表示为正互反判断矩阵，因而这个矩阵也可以看作是这组元素在此属性下的测度（见表1）。

资料来源：根据张跃进主编《定量分析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8月）和风笑天著《社会学研究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年3月）中的相关内容

2. 保险产业竞争力研究指标的选择

首先，保险公司的数量是一国保险市场竞争情况的重要体现。拥有较多的市场主体则市场行为更为规范，保险市场体系更为完善，消费者的利益可以得到更好的维护与保障。但是，一国所拥有的保险公司数量也仅仅是反映一国保险业竞争力的一个不完全因素，即它所反映的是一国保险业竞争力的一些侧面问题，而不是全部。其次，选择费用支出占净保费比例这一指标来反映一国保险业所投入费用和产生效果的比较。第三，由于保险市场上再保险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可以选用一国保险业的分出保费占全部保费的比例作为再保险的指标。第四，一国的保费收入既反映了其在本国的保险发展情况，同时也反映了其在国际保险市场上的相对份额。但是，这一指标在选取的时候其计量单位并不统一，因此用在这里并不妥，最终使用保费收入增长率这一相对指标来反映保费情况。最后，鉴于上述相似的考虑，选择赔付率这一指标来反映一国保险业赔付方面的产出情况。在确定上述有关指标后，就可以应用ahp法对这些指标的权重予以计算，之后进行加权并求出各国保险业的竞争力得分；在此基础上，可以进行对比和研究，并根据权重的大小对不同的指标给予不同的关注。

二、评价保险企业竞争力的方法

研究我国保险企业层面的竞争力文献主要有：刘子操（2005）从保险企业的角度研究了保险竞争力的培育；[7]林玉良（2002）提出，对于中国人保来说，市场化是提升其竞争力的关键；[8]唐运祥（2002）认为，加快内地保险产业结构调整及实施人才战略是提高我国保险业竞争力的关键因素；[9]钱红等（2002）强调，应从保险公司的市场进入能力、声誉相关能力、功能相关能力、可靠保障能力四方面来培育我国保险公司竞争力；[10]顾锋、周甜（2002）认为，诚信是保险公司发展的核心竞争力。[11]

1. 保险企业层面竞争力研究方法的确定

在保险公司竞争力评价中，决策者及评价者并不仅仅满足于对保险公司的综合竞争力或其组成要素进行排序，还想通过评价活动得到一些对决策有用的信息，如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应改进哪些环节以及改进程度如何等。数据包络方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在分析保险公司的效率时不必借助于参数假设，而且可以大体上将保险公司区分为有效率的和无效率的两种；它既有评价排序功能，又有提供决策信息的功能。因此在保险公司总公司层面的竞争力分析中，我们选用了数据包络方法进行分析。

2. dea分析指标的选取

国外研究保险公司竞争力的经典文献，主要是通过相对效率和计量经济学中的多元回归来进行的。首先，有学者研究了保险公司的组织形式对于经营效率的影响，如cummins等(1999)；[12]cummins，tennyson和weiss（1999）还研究了保险公司兼并和合并对于公司效率的影响。[13]其次，cummins和weiss（1993）应用计量方法探讨了美国财险公司的竞争力；[14]yuengert(1993)运用混合正态伽马误差模型研究了美国寿险公司的竞争力。[15]

我国学者应用dea评估方法研究保险公司也有过一些探索，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比较大的分歧集中在对保险公司投入和产出指标的选取上。现有文献大致从两个角度来研究保险公司的投入和产出。赵旭（2003）和李心丹等（2003）虽然都没有区分产、寿险，但他们最大的不同在于对保险公司产出的理解是单产出的还是多产出的。[16-17]侯晋等（2004）和施岚（2005）采用数据包络方法与回归方法相结合的思路，对我国财险公司进行了研究。[18-19]现将上述四篇中文文献的投入和产出指标概括在表2中。此外，还有些研究将数据包络方法作为工具，以研究保险企业的竞争力与规模效率的关系，如李陈华、张伟（2005）使用数据包络方法研究了规模不经济情况在中国保险业更具有一般性，但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20]

本文认为，保险公司的生产过程是一种多产出的生产过程，在这一点上与李心丹、侯晋的研究相似。但是本文与李心丹一文最大的不同或者说创新，在于将保险公司的产出又进行了扩展；不但是一种多产出的生产，更是一种具有外部性产品的生产，即保险产品公共品属性的特点被我们予以了考虑。这一新思路反映在dea方法的操作上，就是在产出中新增一项产出指标——社会贡献。如果说将用于实物生产效率研究的dea方法运用于金融保险业是一种创新，那么通过该方法多产出的特点，将保险公司的产出从金融产品层面扩充到公共产品层面也可以说是一种创新。

在投入指标的选择上，本文在劳动和资本的选择上沿袭了之前的文献。不过，对资本的选择与国内研究相似，采用了固定资产一项；但对劳动的选择则并没有将原工人数作为一项指标，而是采用了营业费用作为综合衡量人员劳动力投入的指标。特别是在寿险业，引入了佣金支出一项来强化劳动的作用。考虑到转型期中国经济和中国保险市场具有的特殊性，其中重要一点就是路径依赖作用和锁定效果明显，因此在本文中，引入实收资本的概念作为各家保险公司对初始禀赋的衡量。

本文从保险公司经营的特殊性角度来定义产出。首先是经济保障和补偿的职能。商业保险公司的存在就是为了平滑不确定时间为人们生活带来的影响，因此将赔款作为产出指标是合理的。其次是保险业负债经营。为了保持其经营的持续性和稳定性，需要一定的准备金来满足日常和未来的需要，因此准备金一项也可以纳入产出项目。有文章认为，可将两者的和作为产出，我们认为这是不合适的。因为赔款和准备金尽管都是与给付密切相关的，但是两者代表了不同的含义——已经发生的和尚未发生的；正是不确定性本身决定了这两者并不能加总作为一项产出指标。最后，财险公司和寿险公司在产出指标选取中，最后一项是不同的，因为财险公司面临的竞争更加激烈，承保业务很多并不赚钱，因此实现的利润水平对财险公司就显得至关重要；寿险公司长期经营，为了平滑经济周期、通货膨胀以及其他一些突发事件的影响，必须通过投资收益来增加自身实力。

通过研究和数据资料，我们认为保险公司的投入可以包括营业费用、实收资本和盈余，产出可以包括赔付、准备金、投资以及社会贡献。由于财险行业和寿险行业的异质性，我们在表3中分别概括二者的投入和产出。

三、评价保险公司分支机构的方法

保险企业是一种提供金融商品特殊服务的企业，鉴于保险企业在经营中存在的很多特殊性质（江生忠、邵全权，2005），[21]使用一般研究方法对其进行研究可能会产生不必要的偏差。因此在研究其价值实现的关键环节——分支机构的过程中，更是要注意评价方法的选择。本领域的研究目前较少，不同的保险公司结合自身的需要，有一套相对简单的分支机构评价体系，但缺乏理论性、科学性和系统性。需要指出的是，保险公司分支机构的竞争力又可以按照公司和地区分为两个层次。首先，一家保险公司系统内部具有很多分公司，这些分支机构是一个研究领域；其次，在某一个具体的城市，很多保险公司都会设置分支机构开展业务，因而在一个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又形成了一个研究领域。本文提出的方法适用于上述领域。

1. 方法的选择

评价企业经营的方法很多，由于保险公司分支机构的特殊性， dea方法尽管在研究总公司层面的竞争力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并效果相当好，但是由于保险公司分支机构与总公司之间的密切联系，投入产出从概念上存在一定的界定困难。而因子分析方法(factor analysis，fa)对于研究分支机构层面的竞争力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首先，因子分析方法可以引入很多变量，这对于经营琐碎的分支机构来说可以更加全面地考察其竞争力影响因素。其次，因子分析的强项是通过降维达到分类和排名，这样可以将分支机构需要考虑的几十项因素简化为几项因素，便于抓住主要矛盾。再者，因子分析方法十分方便在同一系统内进行排名和比较。最后，作为一种科学有效的方法，因子分析法可以更好地实现系统内鼓励与惩罚的实施。

因子分析方法是一种通过降维以简化数据的多元统计方法。因子分析是将具有错综复杂关系的变量综合为数量较少的几个因子，以再现原始变量与因子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还可以根据不同因子对变量进行分类，通过寻找出一组数目较少、相互独立的公共因子来代替相对较多的、互相关联的原始变量。而选取的公共因子由于能集中反映原始变量所含有的大部分信息，从而起到了简化分析的作用。

尽管因子分析是对初始数据指标的一种浓缩，但是，由于因子分析过程中使用浓缩后的综合因子对原模型进行解释，因此浓缩后的综合因子比初始因子更具有解释价值。

2. 指标体系的设置

规模实力是构成保险公司分支机构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在城市范围内的保险公司分支机构的规模实力主要依靠市场份额体现。从企业层面看，保险公司的规模包括业务规模和资产规模，具体到分公司则主要体现在业务规模即市场地位方面。因此我们设置了一些与保费结构有关的指标来反映规模实力的影响。

保险公司分支机构的持续发展能力也可以理解为其潜在的竞争力，代表了一个时间点分支机构内部影响未来竞争力的隐性指标集。影响保险公司分支机构持续发展能力的因素很多，本文对持续发展能力的衡量主要集中在与保费收入相联系的几项指标上。持续发展能力关系到分支机构的长期发展，只有结构合理、资源配置有效、健康发展的分支机构才能不断壮大，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逐步居于优势地位。持续发展能力越强，在某一具体城市中该分支机构未来的竞争力就越强。

人在我国寿险市场发展初期获得了规模优势，现阶段依然在起作用。因此，各分支机构的营销能力也就成为了重要的竞争力因素。

内部管理能力体现了保险公司分支机构的经营业绩，是分支机构对总公司所分配费用的运用效率和降低经营风险的能力。它是与总公司紧密相关的，管理能力不高会导致总公司偿付能力下降、市场信心不足，所以提高内部管理能力是衡量各分支机构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随着我国保险市场的发展，盈利是所有企业目标的核心，也是保险公司的经营理念、管理水平和资源配置水平的最终综合体现；是扩大规模、寻求发展的基础，也是竞争的成效检验。具体到分支机构这一层次，创费创利能力是其竞争力的一项核心因素。分支机构的创费创利能力表明了其在经营动态过程中的长期安全性来源，是财务是否稳定、安全的标志，是多项财务指标共同作用的结果。该组能力指标的大小决定了一家分支机构的成功或失败，特别是在不同城市分支机构规模相当悬殊的格局下，创费创利能力的高低更能体现竞争力水平的高低。

鉴于上述对保险公司分支机构竞争力的基本判断，我们给出保险公司分支机构竞争力评估因子分析指标体系（见表4）。当然，实际工作中数据可能并不好获得。需要指出的是，以往衡量保险公司竞争力的指标是以绝对数为主，但由于我们在分支机构这一层次选用因子分析方法进行研究，为了更好地突出各家分支机构的实际表现情况，我们将很多反映绝对规模的因素转化为相对数。②

四、结论

综上，本文已从保险产业、保险企业和保险公司分支机构三个层次考察了研究我国保险竞争力的方法。在此需要说明的是，研究方法并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根据我们研究的需要可以灵活变化的工具。本文并非要将研究保险竞争力的方法锁定为三个层次、三种方法上，而是试图为我国保险竞争力研究层次与方法不十分明朗的研究环境进行一些研究思想的传播（即对保险竞争力的研究是要“分层次、选方法”的），并从笔者平日研究的角度进行解答，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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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比值标度用于在某一准则或属性下对一组元素两两比较的相对强度的测定。

② 尽管在因子分析初始阶段也会通过对数据的标准化处理平滑数据，但是我们认为，那样的平滑处理并不足以反映出保险公司各家分支机构的实际表现情况，因此在初始指标的确定阶段就对其进行相对数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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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石新武. 开放条件下的保险业竞争力[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83.

[2]裴光. 中国保险业竞争力研究[m].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1-26.

[3]吕宙. 竞争力中国保险业发展战略选择[m].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4：39-46.

[4]石新武. 开放条件下的保险业竞争力[m].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470-750.

[5]林江. 引入外资后中国保险产业组织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292-307.

[6]方芳. 中国保险业的对外开放与竞争力分析[m].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101-209.

[7]刘子操. 保险企业核心竞争力培育[m]. 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

[8]林玉良. 入世后中国人保竞争力研究[j]. 中国保险管理干部学校学报，2002，（4）：5-6.

[9]唐运祥. 论经济全球化与内地保险业的发展[j]. 保险研究，2002，（4）：4-6.

[10]钱红. 论入世后中资保险公司核心竞争力的培育[j]. 保险研究，2002，（10）：9-11.

[11]顾锋，周甜. 诚信是保险公司发展的核心竞争力[j]. 保险研究，2002，（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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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david cummins &weiss.measuring cost efficiency in the property-liability insurance industry[j].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17, pp. 463-481.

[15] andrew m. yuengert. the measurement of efficiency in life insurance: estimates of a mixed normal-gamma error model[j]，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17(1993)483-496.

[16]赵旭. 关于中国保险公司市场行为与市场绩效的实证分析[j]. 经济评论，2003，（4）：118-122，128.

[17]李心丹. 基于dea方法的保险公司效率分析[j]. 现代管理科学，2003，（3）：7-8.

[18]候晋，朱磊. 我国保险公司经营效率的非寿险的实证分析[j]. 南开经济研究，2004，（4）：108-112.

[19]施岚. 我国财产保险业技术效率分析[c]. 中国保险业发展报告，2005：185-207.

保险机构论文篇7

1系统论的导入

系统论的创始人是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他于1945年发表了《关于一般系统论》的论文，宣告了系统论的诞生。

系统论的基本原理包括整体性及相关性等。系统的整体性由若干要素组成的、具有一定新功能的有机整体，作为系统子单元的要素一旦组成系统整体，就具有独立要素所不具有的性质和功能，并形成新的系统的质的规定性，从而表现出整体的性质和功能大于各要素的性质和功能的简单加和。系统的相关性是指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有机关联性，他们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存在着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这种联系和协调能提高系统的有序性和整体的运行效果。

系统论为风险投资环境支持体系的和谐构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根据系统论的观点，本文将风险投资环境支持体系看作是由各具体环境要素所构成的一个系统。这些环境要素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通过彼此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共同发挥作用，推动风险投资的健康发展。

本文将风险投资环境支持体系分为三个层次：宏观层、中观层和微观层。各层次的具体环境要素如表1所示。在整个体系中，层内各要素之间以及层与层之间相互协同、彼此支持。下面就来讨论这种协同作用，以探讨整个体系的和谐构建机理。

2层内环境要素协同作用分析

风险投资环境支持体系各个层次内的具体环境要素发生协同作用，通过相互促进、彼此支持，共同推动风险投资的健康发展。

2.1宏观层

经济环境从规模和制度等方面对风险投资的确立和发展起着支撑作用；文化环境则在创新、信用等方面为风险投资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法律和政策分别为风险投资的发展提供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保障和强大的激励机制。

2.1.1经济环境与文化环境的协同

在风险投资发展过程中，主要体现了创新和信用文化与市场经济的有效互动。首先，创新文化促进经济发展。素有“信息技术首都”之称的硅谷，以其特有的鼓励冒险、不断创新、崇尚竞争、平等开放的硅谷文化，被公认为是美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新经济发动机；其次，信用文化有效补充市场机制的不足。任何设计精巧的市场机制都不可能完全保证交易的顺利进行，因为机会主义倾向随时存在，正因如此，道德约束就变得尤为重要。一个信奉诚实守信、注重合作的市场不仅更易得到风险资本的青睐，还能有效保证风险投资活动的顺利进行。第三，创新和信用需要完善的市场经济机制作保障。美国学者A•Saxenian研究发现，硅谷之所以能后来居上，多项指标远远超过128号公路产业带，且保持蓬勃发展的势头，原因在于硅谷从一开始就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对政府、社会和产业界进行科学合理的分工，建立了十分完善的市场经济机制。而128号公路产业带则过多地依托政府的扶持，官方过多地参与导致相对僵化的机制和保守的观念，在创新和信用方面处于弱势，因而导致发展速度日渐落后。

2.1.2经济与文化共同作用于法律政策

一方面，马克思认为，法律政策作为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经济的发展将导致人类生活方式、伦理、社会习惯的变化，进而会促使法律政策产生新的分支，涵盖新的内容；另一方面，作为制度层面文化内容的一部分，法律政策的存在和实施必定具有天然的文化依赖性，无论立法还是司法，也不管是法律研究还是日常的法律实践，都离不开一定的文化因子，都应当具有文化学的视野、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

2.2中观层

科技环境为风险投资提供技术、项目，金融环境为风险投资提供资金的来源和变现退出的“出口”机制，人才环境为风险投资提供智力支持，三者的相互作用促进了风险投资的产生和发展。

首先，风险投资本身就是科技与金融紧密结合的产物；其次，科技、人才系统的发展降低了风险投资业的营运风险，这能够促进金融体系的进一步支持；第三，科技、金融都与人才环境相互作用。一方面，正是科技领域中的科技人才和金融领域中的金融人才的结合，才造就了风险投资市场的大脑中枢——风险投资家。美国著名技术创新理论家考茨麦斯基认为风险投资家应是既具备较强工程技术基础知识，又具有金融投资实践和高科技企业管理实践的“通才”。另一方面，风险投资者运用掌握的科技知识，在众多的新技术中筛选出最有发展前景、最能为风险投资带来增值的新技术和新项目，确保风险资本的保值增值。再一方面，风险资本家不仅通过各种金融工具决定着风险资本的投入和使用，而且更要依赖多层次的金融市场，实现风险资本的增值、退出和自身的回报。

2.3微观层

保险机构论文篇8

关键词：刑法解释;实质解释;实体正义;法益

        刑法在实施过程中总会遭遇难以完全适用的具体案件，故而会被实施者进行解释，以求判决之合理。“一个刑法条文规定的含义，总是首先通过法官的解释，才会在确定无疑的意义上‘被确定’”。那么，刑法规范的解释运用，究竟应当从形式的角度还是从实质的角度进行？笔者将从刑法形式解释论和实质解释论的学术之争入手，对这两种解释方法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之争

        刑法规范的解释运用，是从形式的角度还是从实质的角度进行？这既是一个刑法的基本立场问题，也是刑法方法论的路径问题。争论源起于近些年来在日本刑法学界形成的“形式的犯罪论”和“实质的犯罪论”的学说对立。自现行刑法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以后，我国刑法学界也基本形成了上述两大基本立场。WWW.133229.CoM

        (一)形式解释论

        形式犯罪论者主张“在构成要件的解释上，在进行处罚的必要性或合理性的实质判断之前，应当从具有通常的判断能力的一般人是否能够得出该种结论的角度出发，进行形式的判断”。即严格尊重和忠实于立法者通过刑法文本表现的立法意思，根据刑法条文对构成要件进行形式的解释。

        (二)实质解释论

        根据实质的犯罪论者的主张：“对刑法中的犯罪构成要件的判断不可避免地含有实质的内容，即某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应从处罚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的角度进行判断，因此，对刑罚法规和构成要件的解释应该从这种实质角度进行。总之，实质的犯罪论者主张的是‘实质的刑法解释’。”法律解释的目标不在于探求历史上立法者事实上的意义，而在于探究和阐明内在于法律的意义和目的，即处罚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如前田雅英教授精妙地将其概括为具有“挑选值得处罚的法益侵害行为的机能”，只有那些对法益的侵犯性达到了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程度的行为，才能被认定为犯罪并予以刑罚处罚。

        二、刑法实质解释论的提倡

        笔者赞同实质解释论的立场，正如刘艳红教授所言：“法律实质理性对形式理性的介入，兼具形式与实质内容的现代罪刑法定原则的兴起与古典罪刑法定原则的终结……这一切决定了犯罪论体系不单是纯粹形式的行为框架，而应该从实质上判断行为是否值得科处刑罚；对犯罪构成要件的解释不能仅从形式上进行，而要从刑罚法规的妥当性的实质层面进行。”理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从解释学的角度来看，刑法的解释和适用，决不是极其简单的逻辑过程。刑法中的构成要件是将生活事实的类型化，但它并非是纯粹的经验事实，作为犯罪的成立条件，从一开始就蕴涵了立法者否定的价值判断，它是价值性的载体。“在任何完整的法律规范中，立法者都要处理某个典型的生活事实过程或利益状态，并对此作出法律评价。”这一评价就是，立法者认为它所规定的某种法定的构成要件或者说特定的事实类型的行为是需要刑罚予以惩罚的。法官的活动就是将某种业已发生的现实行为涵摄于法定的构成要件事实之下，如果涵摄是可能的话，那么就可以直接适用刑罚。通过现实的“事实构成与法律后果之间的连接，每个法律规范都将表明：在事实构成所描述的事实行为中什么才应该是适当的、‘正义的’”。立法者显然认为，只有处罚值得处罚的行为才是适当的、正义的，这种正义就是具有实质合理性的正义；它正是对作为刑法规范的形式正义的实现。因此，在评价某

一现实发生的行为是否符合刑法中规定的构成要件时，不能仅仅满足于从纯事实性的描述中寻求答案，而要从是否有助于实现刑法的实体正义，是否有助于刑法的人权保障与法益保护的目的。

2.从罪刑法定原则来看，实质的解释论非但没有背离罪刑法定原则，反而还解决了其实质侧面和形式侧面的冲突，使二者达到了有机的统一。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侧面和实质侧面必须同时发挥作用，两者也确实存在冲突：成文法的特点决定了刑法条文可能包含了不值得科处刑罚的现象，即客观上存在符合刑法的文字表述实质上不值得科以处罚的现象。对于此种冲突，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实质的解释论来克服。首先，根据刑法与国民人权、自由的关系，只要行为没有侵害和威胁法益，就不应当规定为犯罪，否则国民的人权就会受到侵犯，自由就会受到不合理的限制。其次，在由于语言特点导致刑法文字表述可能包含了不值得科处刑罚的行为的前提下，应当对刑法作出实质的解释，使刑法规定的行为仅仅限于值得科以处罚的行为。否则，根据刑法被定罪量刑的行为，完全可能是没有侵害法益或者侵害程度轻微的行为。这显然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的民主主义的思想基础，以及禁止处罚不当罚的行为的实质性要求。

        3.实质的犯罪论和刑法解释论有利于实现实质正义和刑法的安定性。如前所述，立法者不可能制定出一部完美无缺的刑法，僵硬的法条永远难以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面对无法从原有法条中得出明确答案的全新问题，只能通过修改法律或是解释法律来加以解决。但是，法律应当稳定，朝令夕改的法条不会使公众产生任何亲切和信任，也丧失了其赖以生存的权威——条文频繁的变动可能造成法律适用的不平等，从而导致违背正义。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谨慎地面对法律修改——至于作为涉及到生杀予夺等公民最基本权利之变更的刑法，则更是如此。正是由于其保障性和最终性，刑法比其部门法更需要安定性，修改过于频繁，会使广大公民的生命和财产陷入一种惴惴不安的惶恐中。因此，最为可能且成本最低，因而也是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对成文的刑法规范进行解释，建立起发达的刑法解释学，使之适应于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和各种特殊的案件类型。毕竟，“无论一部刑法典的内容多么完备，都注定没有永不衰竭的生命力，唯有以刑法解释学为模式建立起来的刑法学体系，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

        三、刑法实质解释论的运行：以法益为中心的实质解释

        犯罪的本质是侵害法益，故对构成要件进行实质的解释，意味着发挥法益作为犯罪构成要件解释目标的机能。正如台湾学者林山田所说：“一起犯罪之构成要件系针对一个或数个法益，构架而成。”既然刑法条文是在保护某种法益的目的下设计的，那么对构成要件的解释，理所当然必须以法益内容为指导。“法益对构成要件解释的指导意义表现在，应根据法益来解释构成要件，使构成要件的解释结论能保证符合该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确实侵犯了刑法通过该罪名所要保护的法益。对某个罪名所要保护的法益内容理解不同，将会导致对犯罪构成要件解释的不同，进而导致刑法的处罚范围不同。”这样一来，我们就要充分发挥法益作为构成要件解释目标的机能。下面笔者仅以保险诈骗罪为例，联系分则条文，阐明法益概念的解释论机能和法益内容对确定该罪构成要件的指导机能。

        有关保险诈骗罪的着手理论界存在几种观点：(1)开始实施法定行为说。这种观点认为判断保险诈骗罪的着手应严格依照刑法规定的行为方式，即以行为人开始实施刑法分则条文所规定的五种犯罪行为方式（即制造保险事故的行为）为本罪着手认定的标准。此观点为通说。(2)索赔说。这是我国学者张明楷教授的观点，此观点主张以行为人开始向保险公司索赔或者提出给付保险金的请求为保险诈骗罪的着手判断的标准。

 笔者认为，犯罪的本质是对法益的侵害。就保险诈骗而言，虚构保险标的、造成保险事故等，只是为诈骗保险金创造前提条件；行为人只有向保险公司索赔或提出给付保险金的请求时，国家的保险制度及保险人的财产所有权——即本罪保护的法益，才有受到本罪侵害的现实可能性，或者其受到侵害的危险才能达到紧迫程度。因此，只有这个时候才能成立本罪着手。例如，行为人为了骗取保险金而杀人的，在杀人时只是侵犯到了被害人的生命权，并没有侵犯到国家的金融秩序和公共财产所有权，故而此时只构成故意杀人罪，而非保险诈骗罪。

        运用法益的确认功能，还能够对隐瞒保

险危险（瑕疵投保）骗取保险金的行为进行认定。第一种观点认为，这一行为归属于“故意虚构保险标的，骗取保险金”，以保险诈骗罪论处。而第二种观点则认为：“虚构保险标的，是指投保人投保的标的并不存在，而是其杜撰的”。因此，虚构是将无说成有，而隐瞒是将有说成无，上述行为虽然都是欺骗行为，但行为特征却截然相反。故而，隐瞒保险危险是隐瞒型的诈骗行为，不能将其解释为虚构保险标的。所以，上述行为也就不符合保险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但笔者认为，从这两种行为对保险诈骗罪法益的侵犯程度出发，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二者之间并无任何本质差别，因此，保险诈骗罪中的“虚构保险标的”当然应该既包括编造完全不存在的标的，也包括编造与实际存在内容不一致的标的。将保险诈骗罪隐瞒真相的特征排除在其客观行为内容之外的观点，就不能体现刑法国家的金融秩序和公共财产所有权这一法益进行保护的目的。

        当然，法益作为确定刑法处罚范围的价值判断标准，还表现在当犯罪所保护的法益发生变更时，应及时根据变更后的法益调整对构成要件的解释，而不能继续按照原有规定来解释本罪的构成要件。

参考文献：

[1] 梁根林.刑法适用解释的难题——以最高人民法院对奸淫幼女的“批复”为视角[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1).

[2] (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m].王世洲，  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85.

[3] (日)大谷实.刑法总论[m].黎宏，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73.

[4] (日)前田雅英.现代社会と实质的犯罪论[m].东京：东京大学  出版社，1992.

[5] (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学[m].丁小春，吴越，译.北京：法律  出版社，2003.

[6] 张明楷.刑法学的基本立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2:117.

[7] 刘艳红.走向实质解释的刑法学——刑法方法论的发端、发展与发达[j].中国法学，2006，(5).

保险机构论文篇9

关键词：保险机构；生产函数；资本产出弹性

中图分类号：F84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8)06-0052-03

先进国家的经验表明，发达的保险市场必然伴随成熟的保险中介。[1][2]在保险公司与保险中介机构的集约化分工中，保险公司主要承担产品开发、核保、核赔和业务管理等保险业务的经营，而将产品的销售、承保、售后服务交由保险经纪公司和保险公司办理，理赔案件的估损及理算则交由保险公估公司办理，从而提高保险经营的效益。[3]委托专业中介机构与保险公司自身营销对比，可以以较低的经营成本获得较高的收益，尤其从长远发展趋势来看更是如此。[4]我国保险中介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2007年，由中介实现的保费收入 占市场份额的80%，而其中，以保险机构和保险经纪机构为代表的中介专业机构实现的保费收入虽然连年增长，却仍然只占5%左右，与发达国家的60%的比例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我国的保险机构在稳定的基础上需要加快发展，以泛华、华康为代表的保险机构已经开始了一系列新尝试，保险机构正在寻求突破。

一、我国保险机构经营现状

从业务结构来看，我国保险机构以销售财产保险为主，其中机动车辆保险占财产险保费收入的60%左右；人身险中以分红险为主，占人身险保费销售收入的40%左右。说明保险机构销售的保险产品单一，且以手续费用不高的零售型保险业务为主。

从地区分布来看，按照我国2005年颁布的《保险机构管理规定》，我国保险机构贯彻分地区经营的原则，其经营区域为其住所地所在的省、自治区或者直辖市。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导致我国保险机构地区分布不平衡。2007年全国保险中介机构中，专业主体数量达2331家，多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数量最多的北京地区有277家，其他数量超过100家的地区包括上海、广东(不包括深圳)、江苏、深圳、辽宁和山东，上述7个地区中专业中介数量占全国专业中介总数的47.15%。而宁夏、青海等西部地区机构数量少。

二、模型介绍

目前对保险市场的效率研究以财产险公司为主，主要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该方法用于处理具有多个输入和多个输出的多目标决策问题。而对保险中介效率的实证分析却鲜有，通过对多种参数分析方法和非参数分析方法的比较，本文最终决定采用单一产出的参数分析方法――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D)模型，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第一，保险中介机构虽然不直接生产保险商品，但是能促进保险商品交易的实现，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参与社会价值的分配，因而，同样可以用生产函数刻画保险中介业的行为，之前研究也有把CD生产函数运用于服务业的先例。[5]

第二，相比于保险公司，保险中介机构经营方式简单，以保险公司产品为主，提供风险管理服务目前在我国还很少，因而将保费收入作为产出，人力和资本作为投入要素。

第三，保费收入虽然与所销售的保险公司产品相关，但我国保险产品目前同质性高，相关法规也没有对保险机构选择保险公司产品有特殊限制，同时，我国消费者对保险产品的区分和选择能力偏弱，故而，将保费收入视为保险公司单一产出。

三、实证分析

由于我国保险机构贯彻分地区经营原则，因而本文采取对各省、市、自治区进行独立分析的方法。数据来源于《2007年中国保险年鉴》，共有28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和计划单列市(单独统计，不计入所属省的数据)的保险机构数据。由于保险机构快进快出现象明显，市场变化较快，为了提高研究的精确性，本文采用成立时间两年以上的保险机构，这些机构经营相对稳定，代表了保险公司的长期发展趋势，采用Eviews软件对数据进行回归。

规模经济源于资本的产出弹性和劳动的产出弹性，可以看出，劳动的产出弹性对保费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也没有一定的规律，而资本的产出弹性与保费密度有更高的关联度，保费密度更能反映该地区保险业的发展程度。资本的产出弹性与保费密度呈现负相关关系，在保费密度低的地区资本的产出弹性大，在保费密度高的地区资本的产出弹性较小。在保费密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资本的产出弹性接近1甚至超出1。

四、结论和建议

第一，经济较不发达地区的保险机构投入产出弹性大于经济较发达地区，即每增加1%的投入使保费收入的增长率更大。众所周知，经济较不发达地区的资本与劳动存量规模小，增加投入更加容易。国内外投资者已经瞄准我国保险中介行业，纷纷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设立保险公司，中西部经济较不发达地区往往被忽略，事实上，中西部地区市场竞争不激烈，市场空间大，规模经济明显，经济较不发达地区的保险中介机构具有更高的经营效率。

第二，从两种投入要素的比较来看，资本的产出弹性略大于劳动的产出弹性。主要因为我国的保险机构目前以经营零售型保险业务为主，风险管理技术要求不高，劳动资源丰富，而技术含量高的业务人才却缺乏。因而，一方面，在现阶段应该更加注重资本的投入，特别是在保费密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资本的投入将带动保费收入的放量增长；另一方面，从长远来看应该提高保险机构员工的素质，按照生产要素的边际递减规律，资本的投入产出弹性在一定程度上会递减，我国保险业发展较好地区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保费密度较高的地区资本的产出弹性不高，想要进一步发展，提高员工的素质将是更加有效的手段。可以说，资本是我国保险机构短期发展的瓶颈，而高素质的销售服务人员才是我国保险机构长期发展的动力。

第三，在经济发达地区，资本的产出弹性开始减小，为了促进这些地区的保险中介业发展，除了提高员工素质外，还需要提高管理水平和资金配置的效率。上述实证结果表明，我国保险机构生产函数的综合效率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即A=1，说明我国的保险机构基本依赖于资本和劳动的投入，管理和技术为企业创造价值很小。目前，已经有保险公司在经营模式创新上开展了有益尝试，如泛华保险服务集团，集团模式有利于在全国范围内配置资源、进行管理和提供服务，能与保险公司在总公司层面展开合作，与目前由基层公司选择合作伙伴相比，有助于加强保险公司对保险机构的监督和管理，促进信息沟通，为更深层次的全面合作提供便利。

参考文献：

[1]Itzhak Venezia，Dan Galai & Zur Shapira. Exclusive vs. independent agents：a separating equilibrium approach. Journal of Economics Bahavior & Organization，Dec 1999.

[2]J. David Cummins & Jack VanDerhei. A Note on the Relative Efficiency of Property-Liability Insurance Distribution Systems. The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1979.

[3]张金岩.论保险中介在保险市场中的作用[J].保险研究，2003，(6).

[4]许宁狄，杨立宪.发展保险公司业务是保险公司的必然选择[J].保险研究，2006，(1).

[5]张俊.生产理论及生产函数的估计：应用于中国的七大部门[D].中国社会科学院，2002.

Empirical Analysis on Efficiency of China's Insurance Agent

YANG Wen-qin

(School of Finance，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Beijing 100081，China)

Abstract：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efficiency of China’s insurance agencies by using Cobb- 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 The empirical results revealed that capital-output elasticity in underdeveloped areas is much higher and the economy of scale exists in these areas. Thus，the effective means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he insurance agencies are to increase capital investment in underdeveloped area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staff in developed areas. The latter one is also the inevitable choice for insurance agencies in long-term.

保险机构论文篇10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的社会保险行政争议，是指经办机构在依照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经办社会保险事务过程中，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争议。

本办法所称的经办机构，是指法律、法规授权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所属的专门办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事务的工作机构。

第三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经办机构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向经办机构或者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申请社会保险行政争议处理，经办机构或者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处理社会保险行政争议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经办机构和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法制工作机构或者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为本单位的社会保险行政争议处理机构（以下简称保险争议处理机构），具体负责社会保险行政争议的处理工作。

第五条经办机构和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分别采用复查和行政复议的方式处理社会保险行政争议。

第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申请行政复议：

（一）认为经办机构未依法为其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变更或者注销手续的；

（二）认为经办机构未按规定审核社会保险缴费基数的；

（三）认为经办机构未按规定记录社会保险费缴费情况或者拒绝其查询缴费记录的；

（四）认为经办机构违法收取费用或者违法要求履行义务的；

（五）对经办机构核定其社会保险待遇标准有异议的；

（六）认为经办机构不依法支付其社会保险待遇或者对经办机构停止其享受社会保险待遇有异议的；

（七）认为经办机构未依法为其调整社会保险待遇的；

（八）认为经办机构未依法为其办理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或者接续手续的；

（九）认为经办机构的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

属于前款第（二）、（五）、（六）、（七）项情形之一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直接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先向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经办机构申请复查，对复查决定不服，再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申请行政复议。

第七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经办机构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除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务院文件以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合法，在对具体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时,可以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一并提出对该规范性文件的审查申请。

第八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经办机构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可以向直接管理该经办机构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申请行政复议。

第九条申请人认为经办机构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60日内向经办机构申请复查或者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申请行政复议。

申请人与经办机构之间发生的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的行政案件,申请人也可以依法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第十条经办机构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申请人有权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复议申请期限的；行政复议申请期限从申请人知道行政复议权或者行政复议申请期限之日起计算，但最长不得超过二年。

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耽误法定申请期限的,申请期限自障碍消除之日起继续计算。

第十一条申请人向经办机构申请复查或者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申请行政复议，一般应当以书面形式提出，也可以口头提出。口头提出的，接到申请的保险争议处理机构应当当场记录申请人的基本情况、请求事项、主要事实和理由、申请时间等事项，并由申请人签字或者盖章。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其他工作机构接到以书面形式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的，应当立即转送本部门的保险争议处理机构。

第十二条申请人向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经办机构申请复查的,该经办机构应指定其内部专门机构负责处理，并应当自接到复查申请之日起20日内作出维持或者改变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复查决定。决定改变的，应当重新作出新的具体行政行为。

经办机构作出的复查决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第十三条申请人对经办机构的复查决定不服，或者经办机构逾期未作出复查决定的,申请人可以向直接管理该经办机构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申请行政复议。

申请人在经办机构复查该具体行政行为期间，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申请行政复议的，经办机构的复查程序终止。

第十四条经办机构复查期间，行政复议的申请期限中止,复查期限不计入行政复议申请期限。

第十五条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保险争议处理机构接到行政复议申请后,应当注明收到日期，并在5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按照下列情况分别作出决定：

（一）对符合法定受理条件，但不属于本行政机关受理范围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向有关机关提出；

（二）对不符合法定受理条件的，应当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并制作行政复议不予受理决定书，送达申请人。该决定书中应当说明不予受理的理由。

除前款规定外，行政复议申请自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保险争议处理机构收到之日起即为受理，并制作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送达申请人和被申请人。该通知中应当告知受理日期。

本条规定的期限，从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保险争议处理机构收到行政复议申请之日起计算；因行政复议申请书的主要内容欠缺致使劳动保障行政部门难以作出决定而要求申请人补正有关材料的，从保险争议处理机构收到补正材料之日起计算。

第十六条经办机构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没有制作或者没有送达行政文书,申请人不服提起行政复议的，只要能证明具体行政行为存在，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依法受理。

第十七条申请人认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无正当理由不受理其行政复议申请的,可以向上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申诉，上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在审查后，作出以下处理决定：

（一）申请人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符合法定受理条件的，应当责令下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予以受理；其中申请人不服的具体行政行为是依据劳动保障法律、法规、部门规章、本级以上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或者本行政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作出的，或者上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认为有必要直接受理的，可以直接受理；

（二）上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认为下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不予受理行为确属有正当理由，应当将审查结论告知申请人。

第十八条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保险争议处理机构对已受理的社会保险行政争议案件,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将申请书副本或者申请笔录复印件和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送达被申请人。

第十九条被申请人应当自接到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或者申请笔录复印件之日起10日内，提交答辩书，并提交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所依据的法律规范及其他有关材料。

被申请人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的，视为该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证据、依据。

第二十条申请人可以依法查阅被申请人提出的书面答辩、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

第二十一条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处理社会保险行政争议案件，原则上采用书面审查方式。必要时，可以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了解情况，听取申请人、被申请人和有关人员的意见，并制作笔录。

第二十二条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处理社会保险行政争议案件,以法律、法规、规章和依法制定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为依据。

第二十三条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在依法向有关部门请示行政复议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应当如何处理期间，行政复议中止。

第二十四条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在审查申请人一并提出的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有关规定的合法性时，应当根据具体情况，分别作出以下处理：

（一）该规定是由本行政机关制定的，应当在30日内对该规定依法作出处理结论；

（二）该规定是由本行政机关以外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制定的，应当在7个工作日内将有关材料直接移送制定该规定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请其在60日内依法作出处理结论，并将处理结论告知移送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

（三）该规定是由政府及其他工作部门制定的，应当在7个工作日内按照法定程序转送有权处理的国家机关依法处理。

审查该规定期间，行政复议中止，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将有关中止情况通知申请人和被申请人。

第二十五条行政复议中止的情形结束后,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继续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并将恢复行政复议审查的时间通知申请人和被申请人。

第二十六条申请人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后,在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作出处理决定之前，撤回行政复议申请的，经说明理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可以终止审理，并将有关情况记录在案。

第二十七条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行政复议期间，被申请人变更或者撤销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应当书面告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和申请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可以终止对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并书面告知申请人和被申请人。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变更或者重新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受理。

第二十八条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保险争议处理机构应当对其组织审理的社会保险行政争议案件提出处理建议,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审查同意或者重大案件经本行政机关集体讨论决定后，由本行政机关依法作出行政复议决定。

第二十九条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应当制作行政复议决定书。行政复议决定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申请人的姓名、性别、年龄、工作单位、住址（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的姓名、职务）；

（二）被申请人的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的姓名、职务；

（三）申请人的复议请求和理由；

（四）被申请人的答辩意见；

（五）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认定的事实、理由，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和依法制定的其他规范性文件；

（六）复议结论；

（七）申请人不服复议决定向人民法院的期限；

（八）作出复议决定的年、月、日。

行政复议决定书应当加盖本行政机关的印章。

第三十条经办机构和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有关送达的规定,将复查决定和行政复议文书送达申请人和被申请人。

第三十一条申请人对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第三十二条经办机构必须执行生效的行政复议决定书。拒不执行或者故意拖延不执行的，由直接主管该经办机构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其限期履行，并按照人事管理权限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或者建议经办机构对有关人员给予行政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