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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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术热点：日本战后经济体制源于何时?

对战后日本经济体制形成于何时，日本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概括而言，主要有两种论说，一种是“文化传统说”，另一种是“战后改革说”。前者认为：“日本的经济制度具有日本固有的文化背景，根植于民族特性。日本型企业和官僚制的原型，可以追溯到江户时代的‘藩’和‘家’。可以认为连带意识和平等主义的根源，早在农村共同体中就已经存在。”后者则强调：“战后的日本是在战争的废墟上站起来的‘新生的日本’，同以往的日本有本质的差异，同以往的历史没有联系。就这个意义而言，‘我们的生日是终战日，我们的父母是战后改革’。”由于“战后改革说”代表了长期占据日本史学主流地位的“战后史学”派的观点，因此在日本最有影响。

但是，早在20世纪70年代，否定“战后改革说”的动向在日本学术界已经出现。1977年，木神原英资、野口悠纪雄发表了《大藏省·日银王朝的分析——总体战经济体制的终焉》一文；提出了强调战时和战后经济体制存在连续性的“假说”，认为“战争结束时，日本社会的形式和理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另一方面，经济体制，特别是作为实行金融统制之基础的战时经济体制，却基本上得以存续”，“支撑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体制，基本上是战时总体战体制的继续”。1978年，中村隆英在《日本经济——其成长和结构》一书中指出：“战后和战前，不是飞跨战时联结起来的。战时形成、战后继续保持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技术、生活方式、习惯等，实在是出入意料之多。虽然这些东西在形成的时候，以后会变得怎样没人能够预料，但它们却构筑了战后的企业形式、生产组织乃至生活方式。”1988年，山之内靖发表了题为《战时动员体制的比较史考察——为了了解今日日本》的论文，认为日本为进行“总体战”而进行的战时动员，“形成了某种‘全体主义’。这种‘全体主义’，是形成战后日本‘体制社会’的起点”。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日本面临种种经济难题为背景，诸多学者对战后日本的经济体制进行了深入分析，得出了“日本战后经济体制是战时经济体制而延续”的结论。1993年，冈崎哲二、奥野正宽编纂出版了由8位学者共同撰写的《现代日本经济体制的源流》。该论著撰写者对日本金融体制、企业体制、劳资关系、业界团体、财税政策、农业状况等各经济领域在战时和战后的变迁，进行了详尽的历史性考察和比较分析，指出日本至战前30年代的企业统治，即由财阀家族确保股东的经济体制，是盎格鲁—萨克逊型的自由主义经济体制。但是在战争时期，这一经济体制转变成了“日本型经济体制”。正是这种转型后的体制，构成了促使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制的原型。他们通过各项考察后最终得出结论：“构成现代日本经济体制的大部分要素，都是在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时期，为了对国家资源进行总动员而实施‘计划经济化’的战时经济的需要，以及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实施‘统制经济’的需要而制定的。”1995年，山之内靖、J·维克特·考希曼(J.VictorKoschmann)、成田龙一主编了作为13位日美学者共同研究成果的论著《总体战和现代化》。该论著同样对构成战后日本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几个方面进行了颇为详尽的考察，并最终得出结论：“战后各项改革的基本方向，和战时的各项改革是共通的，这些改革使战前经济体制的制度性基础彻底解体……使战后体制向战前体制回归的道路被封闭。日本的经济虽然也算是市场经济，但是其制度性基础中，包含着在战时计划、统制经济的基础上导入的要素。可以说，日本的经济体制是一种独特的经济体制。”问同一年，野口悠纪雄发表了《1940年体制一再见了，战时经济》(按：他所谓的1940年体制，即战时体制)，考察了“1940年体制”即战时体制的形成过程、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和“1940年体制”的关系、“1940年体制”的基本理念、日本经济体制面向未来的选择等几个方面，明确指出了战时和战后经济体制的存续关系：“在战前具有浓厚古典的自由主义经济性格的日本企业和金融市场，在战时经济中发生了巨大变化。现在的日本型企业、间接金融体制的原型，存在于战时经济之中。”

总之，20世纪90年代后，以日本经济风光不再为背景，对日本战时和战后经济体制是否存在连续性的探讨，构成了日本学术界一个持续的热点，其影响波及日本现代史研究的各个领域。通过初步的历史考察，笔者认为至少就日本经济体制而言，战时和战后无疑存在连续性。

二、历史考察：日本战时和战后经济体制是否连续?

按照《现代日本经济体制源流论》中的论述，战后日本经济体制具有五项特征，即：(1)不是股东，而是经营者的“企业所有和经营的关系”；(2)以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企业内工会为代表的“企业内的雇佣关系”；(3)以下包制或系列企业为代表的“企业间交易关系”；(4)以银行借贷为中心的“和金融市场的关系”；(5)以行政指导为中心的“企业和政府的关系”。如果我们认同该论著对战后日本经济体制之特征的概括并逐项进行历史考察，那么当不难发现，这些特征都是在战前呈现雏形、在施行战时计划和统制经济时期最终形成、在战后得以延续的。

就第一项特征而言，战前的日本企业也曾经是股东。但是1937年的爆发，使前此日本“股东”的古典资本主义企业经营模式受到了极大冲击，“使日本企业在大约30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从极端的股东，向极端的从业人员180度的转变”。曾赴美就职、后任日本电源开发总裁的高琦达之助，在1954年曾对他1916年和1947年两度回国时获得的不同印象作了生动描述。对前一次印象，他这样写道：“我首先没有料到的是，第一，在会社从业员不知情时，会社的股票已经从A大量流向B，而在股票流动时主要经营首脑已发生更换，经营方针很不稳定。第二，经营首脑主要不是着力巩固会社的基础，而是竭力博取股东的欢心和获取高额红利，以及竭力使股价上扬。”对第二次印象，他却这样写道：“股东的权益完全被无视，事业的经营由从业员执其牛耳，恰好同我大正五年(1916年)第一次回到日本时截然相反。”

日本经济体制的第二项特征同样是战时的产物。在战前，日本的劳动力流动曾经相当普遍。在明治时代，熟练的机械工人在全国到处流动的状况，至大正时代仍得以继续。大正年间大阪市的《劳动调查报告》曾这样写道：“不管怎么说，我国劳动者的最大缺点，就是在同一个企业里工作的时间太短。这种状况无疑使我国工业不断蒙受极大损失。”没有终身雇佣，也就没有与之密切相关的年功序列。但是，同样由于的爆发，为了摆脱通货膨胀的困境，日本政府对经济进行了战时统制，并了一系列法令。其中对形成终身雇用和年功工资序列产生重要影响的法令，有1939年颁布的《从业者雇人制限令》、1940年颁布的《从业者移动防止令》和《工资统制令》。前两项法令禁止随意招募员工和随意离退职，使职业流动现象几近消失，后一项法令则不仅扩大了工资中的定额部分，而且使基本工资定期、自动提高作为一种惯例在全国迅速普及。1939年3月，作为施行上述法令的具体措施，日本政府又规定了“初任给”，即对刚参加工作的员工的工资数额，根据地域、年龄、性别进行统一规定。另外，自1939年9月开始，又施行“工资冻结”，即一律不准擅自加薪的工资统制。1942年，日本政府又颁布了《重要事业所劳务管理令》，规定在某种条件下，如果获得厚生大臣的许可，企业可以不施行“工资冻结”。所谓的“某种条件”，就是制定加薪规则，事实上，日本政府“规定一年一次必须以所有从业人员为对象，按照最高、基本、最低基准额进行加薪””2)。如尾高煌之助和中村隆英所指出的：“正是因为经历了这一过程，年功序列工资和根据工作年限升职制度，在全国得以普及。”构成“企业内的雇佣关系”另一个侧面的企业内工会，也是在战前工人运动的推动下呈现雏形，在战时最终形成的。在这方面，为战时经济需要而组建的“产业报国会”，可以说是战后企业内工会的母胎。按照中村隆英的观点：“战后按照占领军的指令迅速组成的许多工会，均以该组织(产业报国会)作为母胎。”“按企业形成并存续至今的日本工会，事实上只不过是战时产业报国会等组织变换了一下名称。”

日本现代经济体制的第三项特征(同时也是日本制造业的一大特征)也是在战时形成的。在战前，日本的大企业即使零部件一般也自己生产，并不采取下包的形式。但是，由于战争，很多企业的生产规模急剧扩大，作为一种紧急措施，不少企业采取了将部分产品，特别是零部件交中小企业生产的“下包”方式。由于这种紧急措施不仅强化了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关系，提高了中小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并且使中小企业因能够比较稳定地获得订单而减少了破产和被大企业挤跨的风险。所以，下包制或系列企业在战后作为一种理想的生产方式而得以保留。例如，根据美国学者约翰，多尔的研究，至20世纪60年代末，向丰田汽车公司供应零部件、作为其子公司的企业，40%以上都是在战时通过下包制，和丰田公司构筑起这种关系的。”

作为日本经济体制的第四项特征，即主要通过向银行借贷，而不是发行股票或企业债券融资的“间接金融”体制，更是战时的产物。在明治时代，日本企业基本上是依靠股份和企业内部资金储备进行扩大再生产的，属内部金融时代。在这广时代，由于财阀占有矿山开采和对外贸易等高收益产业，拥有充足的资金储备，因此一般均以企业内资金进行再投资，扩大再生产。不受财阀支配的一些产业，如棉纺织业和铁道运输业，则依存于以股东的股份担保金额支撑的内部金融机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正式进入了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的迅速发展期，以往通过内部金融机制筹措资金的做法逐渐捉襟见肘。于是，企业通过外部筹措资金的做法开始被普遍采用。日本金融体制开始呈现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二者并重的状态。不过，当时主要仍以直接金融为主。1937年爆发后；随着日本当局金融控制的全面强化，日本进入了“时局金融”时期，上述情况开始发生显著变化。据统计，1936年，日本企业通过发行股票筹措的资金，占其资金总额的63.8%。但是战争爆发后，这一比率逐年下滑，再至1939年占33.6%，至1945年则仅占0.61%。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向银行借贷作为取代股票发行筹措资金的方式的比重，则自1939年呈显著上升趋势：1936年为40.6%，1945年达到93.2%，即企业已几乎完全以向银行借贷作为基本融资方式。”不言而喻，间接金融体制是在战争时期形成的。

最后，以行政指导为中心的“企业和政府的关系”，不仅是战后日本经济体制的一项重要特征，也是“东亚模式”的两大特征之一。但同样必须指出的是，尽管在实现近代化的历程中，日本政府在推进产业发展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在以前，日本政府事实上并不直接、全面地介入民间的经济活动。即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概览当时一系列“统制立法”，我们便不难发现，日本政府在战时经济活动中所扮演的主要角色，仍是保护、扶持乃至救助民间企业。只是为了发动对华侵略，日本当局开始真正将国民经济转人“战时经济”，才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广泛介入民间经济活动，密切企业和政府的关系。“正是在这一阶段，战后政府和业界团体双向关系或者说行政指导体制的原型，开始出现”。

三、福兮祸兮：如何认识日本“战时经济体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般认为，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主要得益于因日本向和平国家转型而摆脱了军费负担，以及农地改革、解散财阀、禁止垄断、劳动立法等经济民主化政策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但是，按照野口悠纪雄的观点，日本经济所以在战后迅速恢复并马上实现高速增长，主要归因于在战时形成的经济体制。他这样写道：“‘日本型企业’的各种特征，对经济高速增长的实现，起了发动机的作用。”“正是由于实行了金融统制，才可能对资本集约性战略产业实行重点资源分配，才可能在作为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支柱产业的重工业和化学工业中，实现工业化。就这个意义而言，可以说在金融体制中维持‘战时体制’，是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最大原因。”不过，野口悠纪雄对“战时体制”的评价，绝不仅止于肯定它的积极作用，绝不意味着他称颂乃至推崇这一体制。相反，他认为这一体制已经落后于时代要求，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他明确指出：“迄今为止，虽然日本政府几度试图进行改革，但是这一体制依然没有改变。在日本走向未来的今天，1940年体制已经成为一大桎梏。”

野口悠纪雄的观点，有助于启发我们对日本创造经济“奇迹”的进一步思考。众所周知，1968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了英国和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和苏联的世界第三经济大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以此为背景，西方国家的政界和学术界开始探寻日本为何能创造“奇迹”，而上述现代日本经济体制特征的核心内容，曾被视为日本创造“奇迹”的要因。

首先，将日本经济“奇迹”的产生，主要归因于日本特有的企业用工制度和机制的观点，曾经倍受推崇并非常流行。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埃兹拉·沃格尔于1979年发表的《日本名列第一：对美国的教训》，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沃格尔在该论著中通过对日本战后的政治、经济、科教和社会生活作了详尽的考察后得出结论：日本所以能取得成功，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日本企业拥有一大批愿意为企业尽心尽力的职工；而日本企业所以能拥有这样的职工，就是因为日本企业具有“对企业忠诚，对工作热爱，以及为企业献身”的激励机制。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和外交家埃德温·赖肖尔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马里厄斯·詹森也认为：“终身雇用制度在日本发挥着良好作用。”“年功序列制度，也为经济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日本的雇用制度和工资制度显然对该国的工会发展产生影响。”

其次，就间接金融体制而言，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在日本战后的经济恢复和高速发展时期，银行一直充当了资金的提供者和企业经营风险监督者的角色。所以，尽管战后日本经济发展速度惊人，企业规模急剧膨胀，但整体上金融秩序井然，没有出现大的金融动荡。之所以如此，战时形成、战后延续的金融体制具有稳定性，是一大要因。寺西重郎提供的一个数据为此提供了证明：在战前，银行破产是寻常的现象，1902年至1919年的18年间，经营出现破绽的银行年均24.6家，1920年至1932年的13年间为43.5家，1933至1945年的13年间为7.8，但是在战后，直至70年代，没有一家银行倒闭。

再次，认为日本经济“奇迹”的产生，主要得益于政府和企业间的“密切协作”的观点，也曾经盛极一时，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1970年美国学者吉姆斯·阿布格伦在《探讨日本式经营——株式会社日本》一书中提出的“日本株式会社论”。在该论著中，阿布格伦将日本比喻为一个综合企业——日本株式会社，日本政府是“总公司”，各日本企业是分公司。虽然阿布格伦的原意，是讽刺日本依靠官民一体的体制追求经济利润，但是，这一比喻，又被视为官民密切协调发展经济的范例，是“东亚模式”获得成功的一条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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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论文关于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几个问题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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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交通、公安部门职责交叉，造成道路运输多头执法，经营者要办的证件越来越多，手续越来越繁琐，罚款也越来越多，加重了企业和经营者的负担，影响了道路运输健康有序发展。

1.2公路超载、超限的现象仍很严重，大大影响了公路运输的发展。当前，为了获得最大利益，各种超载、超限的超大吨位运输车出现在各条公路上，这些严重违规的车辆给公路运输带来了十分严重的问题，如公路损坏、交通事故隐患、道路交通堵塞等，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公路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2市场经济与公路运输之间的内在联系

2.1可以说，公路运输是市场经济体制快速发展的有效推动力，只有保证公路运输建设持续稳定的发展，才能促进社会经济的不断增长，任何一个城市或区域的经济发达都是与当地的交通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尤其是结合当前城市经济状况与交通配套设施现状，我们可以看出，一些经济发达的城市、地区都具备了十分便捷、完善的公路运输网络结构体系，而相反的，部分经济落后的地区在交通运输方面也是处于滞后的阶段。因此，加强做好公路运输的经营管理工作是十分有必要的，只有制定了科学合理的公路运输管理模式，才会在本区域内建立其更加发达的公路运输配套设施，从而促进公路运输建设与市场经济体制和谐统一的发展。

2.2在实际的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过程中，各地区想要确保本区域经济的迅速发展，就必须高度重视公路运输问题，若是本地区的公路运输质量较差，也会从很大程度上，极大的制约了该地区原有资源的开发利用，这就对本区域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但是，如果本地区的公路运输质量优质，就能够有效促进个行业之间的的交流合作，还可以吸引外来投资商的注意力，从而真正实现了本区域经济迅速发展的建设目标，并将公路运输作为重要的产业带之一。通过相关部门测算分析后得出，如果在高速公路建设投资乘数效应在3个点时，每一年将会增加一百亿的投资金额，我国国民经济的生产总值也增加三百亿。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良好的公路建设对于经济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与意义。

2.3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与进步，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明显的提升，同时，对于本区域内的生活质量以及公路基础设施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为了满足人们的实际需求，我国相关部门加大了对公路运输的建设力度，不仅使其充分发挥了自身的使用功能，还大大解决了人们对于交通运输的需求，为人们提供了更加和谐、舒适的生活环境。

3施公路运输经济管理改革的必要性

3.1在市场经济体制的迅猛推动下，我国各行各业都得到了较好的发展，而公路运输是作为交通运输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更要紧跟时展的步伐，具体根据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的特点及趋势，对公路运输的经营管理体制进行不断的创新与改革，使其真正满足于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

3.2在当前的市场经济发展中，对于公路运输质量提出了更加明确严格的要求，这就需要交通管理部门必须建立一套完善、科学合理的公路运输经营管理制度，对公路运输业实施经济化的管理，并加强对交通运输业经营体制的改革，从而促进我国交通运输业长期稳定的发展。

3.3公路运输经济管理的最根本目的是为了推动公路运输业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更好更快的发展，进一步提高本地区的生产力水平。通过在日常工作中，不断累积更多宝贵的工作经验，有效增强自身公路运输业的竞争实力，从而促进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

4市场经济条件下公路运输经济管理的措施

4.1法制建设是保证社会经济中各行业健康发展的坚实基础。因此为了实现公路运输中经济管理的健康发展，就需要健全法律法规来做保障。要在符合现有法律制度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和完善现有的法律体系，使其得到不断的完善与发展，更好地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4.2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已经明确要求了对公路运输进行经济管理，使其真正适应于市场经济的发展需求，并建立相应统一系统化的公路运输管理体系，并通过在完善的管理制度下，促进公路运输业更加稳定的发展，从而也为公路运输业的经营管理提供了更加有效的科学依据。因此，为了保证公路运输能够更好的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就要尽早制定出一套相对完善的公路运输体制，只有这样，才能促使地区经济与公路交通运输业的协调发展。

4.3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人们无论是进行经济活动还是进行正常的生活都离不开公路运输，所以说公路运输几乎涉及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经济活动。由于公路基础设施建设是一种社会性的公共事业，因此就需要依靠政府的力量，需要政府对其进行管理和扶持。一方面政府为公路运输经济管理提供有效的政策支持，另一方面，政府还在尊重公路运营规律的基础上，将垄断经营权赋予给某些特定的企业，使公路运输经济管理体制与政府的行政手段相结合，实现有效的公路运输经济管理，促进公路运输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4.4通过全面预算管理制度，可以在不影响公路运输质量的情况下，对其成本进行控制和降低。在进行全面预算管理的过程中，要能够对各个环节的责任进行全面的考量，通过监控和引导来实现行业内管理问题的有效解决。成本预算管理是对公路施工企业所具有的管理水平的一个反应，为了能够做好全面的预算管理工作，需要制定科学的方案并进行成本资金计划的编制，最终实现工程项目的顺利完成。

4.5坚持对市场的总体规范与经营客体的行为监督相结合，以对市场总体规范为主。要多管市场的经济格局，少管经营客体的经营活动，通过对运输市场的总体规范、科学指导、广泛协调、真诚服务，在总体上为经营者创造一个宽松的经营环境和良好的市场秩序，充分调动各类经营者的积极因素，加快公路运输事业的发展，使运输市场得到不断的培育、完善和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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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交通经济的概念，有着许多的说法与解释，但是不管如何解释，其中心点都是一样的，都是从交通与经济两个方面来考虑，研究的主要内容都是侧重于城市交通规划问题，这其中包括规划方案的成本、利益以及预测与评价等，还有就是针对研究问题来实施交通政策，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来调节交通的对策与措施，使用经济杠杆来调节交通的需求和供给，力争两者之间达到平衡与稳定。交通经济的核心问题主要是人和物资的经济问题，协调好人和物资之间的问题可以有效的解决交通经济之间存在的一些问题。将关注点放在交通系统的环境以及交通状况的分布上，使之更加合理，布局更加合适，更好的符合人们生活的要求与愿望。在交通经济的深层次内涵上，要求在进行交通经济的研究时，要明确和明晰各个资源的费用以及成本，通过费用成本效率分析比来确定产出投入，来合理确定交通经济的发展比，使之趋向于一个平稳的发展态势，在研究上要将各个指标不断的细化，尽量将其定量化，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使数据更加准确合理。当前，我国在交通经济问题的研究上将重点放在了分析解决和提高交通经济问题的对策以及方案建设上，试图通过不同的交通政策和解决方案来有效处理实际中发生的各类交通经济问题，根据实际的不同情况来预测经济问题，使之可以更好的符合社会发展的国情，提高为社会经济服务的能力。

2交通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构建合理有效的交通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可以有效的解决当前交通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高交通经济处理问题、服务社会的能力与水平，更好的为社会发展贡献必要的力量。在新的形势下，交通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做：一是针对当前城市交通项目在城市化建设过程中不断增多，针对各类交通经济问题的研究，其核心问题是对各类规划项目进行综合评价与分析，根据提出来的几种方案来进行比较分析，选择出最合理的方案来进行交通经济的分析对比，其中包括交通项目的费用和效益比，从而更好的确定投入产出比，从而在交通规划上做出正确的判断。因此，在进行交通经济的分析研究时，对影响交通经济发展的各个因素要进行比较清晰的认识，明确各项经济因素，以此来有目的的发展交通经济。当前，城市项目规划和建设还是比较明确的，特别是在交通费用方面，比如说交通经济的基建费用以及搬迁费等，其中还有一些其他的费用，但是这些费用在交通项目的效益比较上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费用起的作用不大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交通项目的计费方法不合理，这就导致其应有的效用难以表现出来。由此可见，交通项目的综合效益分析的计算方法还不是很成熟，计算的合理性还不够，对实际影响的操作性不太够，这也成为困扰交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城市交通项目不像工业建设那么明显，但是其影响力度也还是比较大的。在实际的分析工作中，我国针对当前已经存在的问题进行了重大交通建设项目，实际中采用费用———效益分析方法，通过实施科学的政策来不断完善现在的管理体制，从而得出更加适合交通建设项目的评价方法体系。二是交通经济项目的费用———效益分析。在经济学的分析当中，费用———收益分析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来进行阐述，即正效益与负效益，正效益就是赢利的，即收益大于费用，负效益就是收益小于费用，即在经济上分析是非赢利的。根据对正效益与负效益进行对比与分析，来综合评价各类影响。这其中又将分析方法划分为三个类别，三个类别分别为以费用、效益的来源进行划分，以量化的能力大小进行划分，以项目影响的大小来进行划分。这样可以进行有效的分析，通过完整有效的分析来提高交通经济的发展能力与水平。三是交通建设项目中的费用分类问题。费用对于任何项目而言，都有着比较重要的意义与影响，一旦处理不好，将会影响到整个项目的发展与收益。建设项目的分类主要是考虑对建设和系统运营以及两者都涉及到的费用问题。费用问题在交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主要细化为道路建设费、路面及附属设施的养护费用以及路面修补更换等费用。同时，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也多少还会涉及到一些额外的费用，比如项目监督费、管理人员工资费、现场办公费用以及设计调试管理费等。对于在交通经济中出现的各类费用都要进行认真综合的比较与评价。在分析中，各类交通经济的项目评价要切实根据市场、劳动生产的效益来进行重点分析与比较，切实采取各类措施与建议来不断量化各种效益，对交通经济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价与分析。

3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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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对于正在加快工业化进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中国而言，钢铁工业仍是推动我国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支柱产业。然而我国钢铁行业产业集中度低、产品结构不合理等结构性的突出矛盾导致戒国钢铁产业的健康发展遇到了瓶颈时期严重制约我国钢铁工业整体竞争力的提升。本文根据现阶段国内钢铁产业结构升级中出现的新特点，分析了钢铁产业升级过程中出现的“瓶颈”并深入探讨了相应的解决对策。

论文关键词：价格博弈；产业集中度；枝术创新；成本竞争

在今年1月1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钢铁产业调整振兴规划》之后，经过两个多月的酝酿，《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细则》在3月20日公诸于众。为中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钢铁业的兴衰直接关系着下游产业的发展，在国家出台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中，钢铁产业Ⅲ页理成章地成为包括汽车产业在内的首批出台的调整振兴规划之一。这次调整主要是以控制总量、淘汰落后、企业重组、技术改造、优化布局为重点，着力推动钢铁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切实增强企业素质和国际竞争力，加快钢铁产业由大到强的转变。

我国钢铁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涉及面广、产业关联度高、消费拉动大，在经济建设、社会发展、财政税收国防建设以及稳定就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保障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钢铁产业长期粗放式发展所积累的矛盾也日益突出，比如产品创新能力不强、产业集中度低、产业布局不合理等。中国钢铁业的危机既与外部市场环境的剧烈变化有关，也与钢铁业自身存在的诸多问题有关。下面通过研究与分析我国钢铁产业结构升级中遭遇到的发展瓶颈及其形成动因，在此基础上相应的提出具体的解决对策。

一、我国实现钢铁产业结构升级遭遇到的瓶颈

1各自议价导致谈判博弈中利益受损

中国是世界第一钢铁大国，也是世界第一铁矿石进口大国，然而连续数年，在我国主要大型钢厂与国际主要铁矿石供应商的谈判中，中方无论如何努力，却始终处于被动地位，每次均以供方的提价而告终。虽然铁矿石大幅涨价从根本上讲是市场供需关系决定的，但除此之外，很多民营企业纷纷“出洋越海”组团去谈矿、买矿，也是国内铁矿石价格猛涨的“致命因素”之一。比如此次巴西淡水河谷公司(VALE)2008财年准备就两种铁矿石基准价格分别上涨65％和71％，宝钢还在谈判桌上与对方“周旋”之时，国内一些中小钢铁企业却率先同意了淡水河谷提出的价码，从而使谈判陷入了被动，在与对方的价格博弈中陷入困境，买卖双方的相互依存和制约关系也被打破，丧失了议价话语权。

造成这种议价博弈困顿局面的深层原因则是我国钢铁产业集中度过低，无法形成一股强大的话语权在谈判桌上占据主动位置。根据2007年世界各主要钢铁生产国产能排名前三位的钢铁生产企业的数据计算出的产业集中度，中国钢铁业的产业集中度与发达国家相比明显太低。中国钢铁业由于产业集中度低，谈判代表的背后是分散发展的数以千计大小不同的钢铁企业，在议价博弈中难以给对手形成足够的压力，“店大欺客”的中国商业古训一览无遗。

提高产业集中度的有效途径是大力推进产业问优势企业的并购重组力度，但要实现并购后产业绩效的提高，我国钢铁产业面临的难题是由于中国的大型钢铁企业大部分还是国企，所以，有政府的意志参与重组也就变得顺理成章，这就使得重组带有强烈的政府色彩。此时，合并重组的力量来自于地方政府的利益本能和发展冲动，具体表现为省级政府主导下的指令性合并，重组的主要动机是规避外部兼并，建立进入障碍，保护地方利益，因而这不是真正市场意义上的重组，不符合《钢铁产业发展政策中“支持和鼓励有条件的大型企业集团，进行跨地区的联合重组”的发展方向。

2、资源匮乏导致失去低成本优势

目前，我国已查明铁矿资源储量607亿吨，采矿前景十分广阔。但“十五”期间，由于铁矿石价格低，开采成本高，国家没有特别重视建设铁矿石项目，“采矿不如买矿”成为主流声音。由于投资不足，国有地勘单位处境艰难，直接从事地质勘查的人员急剧萎缩。新探明和可供开发利用的资源明显减少，造成了我国自产铁矿石产量停滞不前。

由于世界钢铁工业第二次高速增长，使得铁矿石等资源价格快速提升，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缺乏资源、铁矿石一半以上依靠进口的国家，钢铁企业竞争力受到了明显削弱。中国虽然矿石储量丰富，却品位较低，开采成本较高，这也进一步加剧了对铁矿石进口的依存度。

二、我国钢铁产业突破发展瓶颈的对策

1、提高产业集中度，实现价格博弈均衡

提高中国钢铁业集中度的必由之路是中国核心钢铁企业在全国范围内的并购重组，同时这也是加快在铁矿石谈判中达成供需力量平衡的一个重要支撑。要顺利实现并购重组，切实实现重组后钢铁企业经营绩效的提高，应注意以下几点：

1．1钢铁产业重组要以市场化为导向。钢产量在地域上的相对集中，并不能说明钢铁产业集中度的提高，只有大力推进钢铁企业跨地区、跨省市、跨所有制的联合重组，才能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钢铁集团，提高全行业的产业集中度。宝钢集团与新疆八一钢铁集团在2007年元月签署资产重组协议，由此宝钢正式增资控股八一钢铁。这次并购是我国钢铁业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跨地域并购，其创立的“政府推动+市场化运做”的并购新模式，使利益和风险共担，且易于操作，这一并购模式将成为国内钢铁业并购的标杆。

1．2实现并购重组形式的多样化。根据国有资本在重组过程中的不同模式，并购重组形式也应该随之多元化。主要的形式包括有：(1)逐步推进，一般分为三步走：第一步是先牌子，第二步是人事方面的统一；第三步才是实现资产方面的整合。后两步不用安排具体时间表。鞍钢和本钢成立鞍本集团就是采用这种形式实现重组。(2)股权整合，第一步是产权股权整合，若同省的几家钢铁公司同属省国资委，则可将目标企业的全部国有资产整体划归并购企业，下一步则是资产业务整合与企业改组改制。唐钢、宣钢和承钢三钢合一组建了新唐钢公司即是采用了此种形式，他们同属河北省国资委。(3)三是直接实现多元化股权。即直接引入省外的民营钢铁企业，重组后的新集团股权结构一步就位。此外，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以换股、增发新股等方式筹集重组资金，包括实现整体上市也正成为一种流行趋势。

2实现矿钢一体化，增强成本竞争优势

为了弱化对主要矿石供应商的过分依赖，我国大型钢厂应该开始投资国内及海外采矿业，谋求铁矿石开采的控制权，加大对外投资办矿或联合办矿的力度，通过投资控股或参股等多种方式，建立长期稳定的铁矿石、炼焦煤资源基地。当我们手中握有资源，铁矿石价格谈判中的博弈力量对比自然也会倾向于我方。近年来，我国大型钢铁企业为打造“矿钢一体化”生产模式不断地进行着“尝试”。如鞍钢集团与澳大利亚企业合作，修建南、北两条铁路干线750公里和澳卡杰港口，该项目是矿石运输、出口的配套工程；宝钢集团与澳大利亚矿业巨头FMG集团联手在西澳皮尔巴拉地区合资开发一块潜在目标为亿吨的磁铁矿资源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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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未能对知识资本成本进行核算，成本管理意识薄弱

现今大部分企业当中，没有充分认识到在新形势下，企业之间竞争的实质是企业知识成本的较量，更谈不上对知识资本成本进行全面核算。因此，导致成本管理意识不强，预算约束弱化，企业隐形的成本增加。另外，我国许多企业按照成本习性划分和核算产品成本，由于通过提高产量可以降低单位产品分担的固定成本，而产量越高，单位产品成本就越低，在销售量不变的情况下，企业的利润也就越高。成本核算和管理最终走进了只重“产量”不重“销量”、重视有形成本、忽视无形成本的思维误区。

（二）成本管理理念滞后，缺乏战略性和系统性

许多企业未能站在战略性和系统性的视角对广义成本进行管理，片面强调狭义的成本控制。在我国，许多企业的成本核算方式仍以生产制造过程的耗费为主，停留在传统的工业生产上，导致成本核算并不能给我们提供真实、准确的成本信息。企业成本核算中只重视物质资料而轻视人力资源成本。虽然我国有大量学者对人力资源进行了探索研究，但我国大多数企业的产品成本核算对象仍然以物质资料为重点，而没有将人力资源纳入成本核算的范围。从经济学的角度讲，成本的构成应当是物化劳动消耗成本、知识成本和自然资源成本的总和。笔者认为，成本补偿只有包含了这三方面的消耗与支出，才能最终达到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和谐统一。实际上，企业发生的许多成本是获取关系资本、人力资本、环境资本的必要手段，管理层应将“成本观”转换为“投资观”，平衡人本和成本的关系，提升成本管理绩效。

（三）传统会计成本的分类及核算方法陈旧，企业价值补偿不足

当今社会是一个强调个性化的时代，产品也不例外。产品生产的导向已悄然发生变化，由以前的工业经济时代生产导向型转变为知识经济时代的市场和消费者导向型。生产品种的多样化、单件化和知识化与传统工业经济中生产的单一化、批量化和物质化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也就是说传统工业中成本分配的品种法、分步法等已不适应新经济形态中产品生产成本分配的要求。由于企业中知识因素的运用随处可见，但企业自身并未把知识因素的耗用加入成本核算的行列，导致企业资产价值流失情况加剧，价值补偿严重不足。也没有通过分析和利用公司内部与外部之间的相关活动来达成整个公司的策略目的，实现成本的最低化。种种因素，使得企业成本计算不足，导致盈利虚高，从而最终产生信息失真的后果。

二、知识经济条件下企业开展成本核算与管理的对策

（一）企业管理层应与时俱进地树立人本财务观

工业经济时代，企业习惯于只重视成本，忽视人本，最终导致企业经营总成本的增大。富士康“跳楼门”、三鹿企业的破产就是片面节约成本、忽视对劳动者、消费者和社会履行社会责任所引发的悲剧，企业管理者应引以为戒。知识经济也是人本经济，对知识资本成本进行核算及管理，体现了对知识资本和人的尊重。人是创造知识资本和社会财富的主体，也是企业取得可持续发展的中坚力量。人本财务打破了现行财务成本管理物是人非、财务成本核算见物不见人的格局，将知识资本、人力资本等新资本纳入到财务管理范畴。企业管理层树立人本财务观，对企业整体实施以人为本的成本核算与管理、改进知识经济条件下企业成本管理模式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企业应以长期发展的眼光来分析核心技术的成本效益，不断地开发核心新技术，不能因为一项新技术在初始发展阶段的成本费用很高而放弃投入。其次，在新形势下，企业应重视固定成本的管理，尤其重视由知识资产转化为固定成本的那部分，从而促进企业在知识成本方面效益的提高。最后，企业原有的成本管理方法局限于着重企业内部、着重于变动成本，不适应现今的知识经济时代，因而应该逐步被一些新的成本管理方法所取代，如成本分析法、目标成本法等，这些方法不仅着眼于产品整个的生命周期甚至超出企业可能的存在时限，从源头到源尾对企业的长期固定成本进行有效控制。

（二）将知识资本纳入成本核算及管理的范畴

首先，知识资产的计价。企业知识资产按获得方式不同一般可分为自创、外购和接受投资三种：对于自创的知识资产，可按研究开发成本或未来收益的现值入账，主要有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权、专有技术等；对于外购的知识资产，可按其取得时的实际成本计价，主要有如外购的专利、版权、设计等；对于接受投资的知识资产，则按评估价值或协议价值入账。其次，知识资产的摊销。对某些减值速度快的知识资产，为了提高知识资产的更新能力，可按加速折旧的方法摊入产品成本中，以弥补企业价值补偿严重不足。再次，在新形势下，我们可以借鉴作业成本法的思路，即按照各项作业的成本动因来分配各项知识成本，改变以往传统的单一的间接费用分配标准，从而使知识成本的分配与实际使用情况大致相符。徐国君、赵书东（2009）研究了作业成本法思想在人本价值管理中的应用，提出作业成本法可以核算出每一员工所创造的价值以及每一员工分享的价值，这为降低委托成本、选择员工、激励员工等价值管理活动提供了基础，并且利用作业成本法能够核算出增值流程、不增值流程以及增值作业和不增值作业，为企业流程以及作业改进提供了方向。最后，知识资本所有者权益的确认和分配。无论是高级劳动者提供的高级知识资本，还是普通劳动者提供的普通知识资本，均应享有劳动者权益，参与企业剩余分配。短时期来看，企业分配给劳动者的这部分收益构成企业的社会成本，降低企业利润，但长期看来，对劳动者价值的肯定和对象会激发劳动效能，改善劳资关系，提升企业商誉，最终会促进企业组织资本和结构资本等其他知识资本的提升。

（三）加强人力资本管理与企业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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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低碳经济；现实问题；运行机制

在我国的“十三五”规划当中，明确地提出了要推动低碳循环的发展，从而推动能源技术的创新，推动能源革命的进行。我国当前处在一个重化工业为主导的阶段当中，在我国的经济结构中，劳动经济增长的产业主要是住房这一类耐用性强的消费产品。这些产品在生产的过程中需要使用大量的钢筋、水泥等重化工材料，并且需要消耗能源产生二氧化碳。在这样的背景下，推动低碳循环发展，促进节能减排的进行十分重要。

1低碳经济的概述

低碳经济是减少高碳能源消耗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这种模式当中，可持续的发展理念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低碳经济主要就是通过各种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的运用，尽量减少人们对高碳能源的消耗，从而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减轻温室效应的现象，推动经济和环保的共同发展。

2我国低碳经济的现实问题

我国是一个能源的消耗大国，同时也是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的大国。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低碳的经济成为了刻不容缓的事情，是可持续发展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我国的能源结构主体上呈现除了“煤多、油多、气贫”的特点，同时还受到资金和技术方面的制约，难以在短期之内的达到环境的发展要求。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走出一条又快又好的高效发展道路是十分重要的。我国在低碳经济的发展上面，不能单纯地依靠政府管制来进行，必须要通过结合科学发展观理念、低碳经济模式和相关法规政策的指定来对低碳经济的发展进行宏观调控。在我国的低碳经济发展中，最紧迫的任务是节能减排，要对我国的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加大对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淘汰力度，尽快使得我国的现有能耗得到降低。同时，还应该对城市进行新型的改造，从而有效地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促进我国低碳经济市场化的运行和发展。尽管我国对低碳经济的发展越来越重视，但是受到国家正在处于发展中的影响，综合各个方面的因素，我国的低碳经济发展受到了各方面的制约。

3低碳经济的运行机制研究

3．1低碳经济的宏观管理机制

在低碳经济的宏观管理机制上，首先要对这个管理体系进行建设和完善。二氧化碳的排放对于低碳经济的宏观管理机制来说，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如果缺乏了政府的宏观管理和调控，市场的机制就会使得企业和个人不断地对自己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进行追求，并且不会对社会的利益进行顾及，最终导致碳排放量不断增加，使得我国的环境日益恶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市场因为没有受到管制，从而使得市场更为自由化和缺少制度性约束，以至于盲目追逐利益而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从而忽视对环境的保护，从而产生较多的污染。碳排放量的增加使得全球的气候不断地变暖，海平面上升，对人类的生存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在低碳经济的宏观管理机制方面，要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加强。3．1．1促进低碳经济立法的进行，对政策和管理体制的开展进行加强在国外，关于低碳经济的立法已经运行了一些年份，其中，德国的低碳管理法律框架是欧洲国家中最完善的。关于低碳的税收政策来看，英国、日本、德国、美国都已经出台了相关的税收政策，以此来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德国和英国对于那些对可再生能源进行投资的企业进行了补贴，丹麦、加拿大等国家纷纷结合国家的地理条件优势，通过各种政策的开展，不断鼓励产生低碳行为。此外，在管理体制和战略规划方面，西方的很多国家都有相应的政策出台，为低碳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促进的基础动力。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应该立足国情，对国家节能减排的先进经验进行吸取，从法律、政策、制度等方面进行调整，从而推动我国的低碳经济迈入一个高度快速的发展轨道。3．1．2加大低碳经济的发展投入低碳经济的发展需要一个缓慢并且长期的过程，低碳经济是一种经济模式，但是它本身的发展也需要经济条件和基础。低碳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前期投入是比较大的，但是这是一个增值性的投入，它一旦进入正轨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是难以估计的。因此，从宏观的角度来说，我国应该有着长远的发展目光，一方面投入足够的经费，推动低碳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加强创新提高投入的价值效率。3．1．3拓展低碳经济的产权交易在低碳经济的发展上，我国和发达的国家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但是却有着较大的发展空间，并且近些年来发展的效果也在不断地提升。对于低碳经济的市场化运行来说，必须要对碳排放权的交易产权问题进行合理化的解决。只有产权得到了明晰，才能促进企业把减排问题纳入到重视的范围当中。

3．2低碳经济的中观管理机制

一个地区或者一个部门对低碳经济管理进行实施和工作的开展，具体来说可以从如下四个方面来进行。3．2．1对规划环节进行优化在这个环节的运行当中，要在政策法规的指导下进行整合机制的建设，确保地区的低碳经济发展能够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良好进行。在规划工作中，如果规划的合理性比较差，那么就会使得城市的发展出现先污染后治理的情况，不仅造成了经济上的损失，同时也加重了社会的负担。在这个环节当中，对于城市化改造、工业的合理布局和交通体系重构等问题，都要遵守国家的相关规定，加强方案的改造，在确保主体功能的基础上促进规划环节的优化。3．2．2对投资准入环节进行竞争机制的引入投资是促进经济活动产生的一个重要刺激性环节，在这个环节中，要注重竞争机制的引入，从而促进最优秀的资源流入到城市的发展当中。对于项目的引进和企业的引入要加强把关，以节能减排为中心的目标进行投资活动的开展。对于现有的企业，要优胜劣汰的竞争性选拔，提高企业进入低碳经济市场的要求，促进低碳经济得到良好的发展。3．2．3对监控环节进行运行低碳经济的运行时需要在国家的指导之下进行的，并且需要依靠市场经济体制来发挥根本性的作用。在这个环节中，要促进制度的创新，提升技术，从而对低碳的规模经济效益进行拓展。此外，还应该促进相关部门监督作用的加强，让它们发挥自己职责和权限，对其它企业、个人进行监督，有效的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行为。3．2．4对验收评估环节进行加强有的企业在发展的时候对政府的法规政策不够重视，甚至不予理睬。在验收评估环节当中，这些企业不愿意对节能减排进行投资。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要加大经济的处罚力度和行政处罚力度，促进验收效果的提升和环节的巩固。

3．3低碳经济的微观管理机制

在低碳经济的微观管理中，主要就是要在国家的宏观管理和市场机制的共同作用之下，让节能减排工作进入到企业和单位的内部，并且渗入到个人的消费行为当中。随着国家法规政策的不断加强，企业慢慢加大了对低碳经济发展的投入，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对个人进行更多的约束和引导，促进个人消费向文明、合理进行转变，从而促进减排效果的提升。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强和技术的提升，一些新的节能产物开始出现在人们的生活当中，在如此的背景下，要从微观的角度对管理机制进行加强，促进我国的低碳经济从个人的角度进行良好的运行，最终推动国家经济的发展。

4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推动低碳经济已经成为我国必须要重点实施的工作。当前，我国的低碳经济在发展中面临着现实方面的不少问题，因此，我们可以从运行机制的研究方面，对宏观、中观和微观的机制进行探讨，为低碳经济的发展提供参考和帮助。

参考文献

［1］史东明．实施低碳经济的方法与运行机制研究［J］．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10，（4）：5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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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类平等的金钥匙。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把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Abstract:

Mediaconvergenceisanotherbuzzwordinthefuturistdiscourse.Whilecelebratedastheinevitablepathtowardseconomicgrowth,socialdevelopment,andhumanprosperity,mediaconvergenceisactuallyamarket-drivenrestructuringoftheglobalcapitalistsystemontheplatformof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stechnology.ThroughcriticallyreviewingtheNorthAmericanscholarshiponmediaconvergencefromthevantagepointofpoliticaleconomyresearch,thisarticlepointsoutthatontheonehand,NorthAmericanscholars,especiallypoliticaleconomists,havedemystifiedmediaconvergencethroughsocial-historicalapproaches;ontheotherhand,theyhavecriticallyexploredthehistorical,political,economic,institutional,andtechnologicalforcesthatinformandstructuretheprocessesofmediaconvergence,fromtheperspectiveofvariousplayersinthetransnationalpoliticaleconomy.Recognizingthedeepenedintegrationofdevelopingcountries,suchasChina,Russia,India,andBrazil,intotheglobalcapitalisteconomy,mediaconvergence,asanongoinghistoricalprocess,willcontinuetobeanusefulvehiclethroughwhichscholarscanfurtherunderstandtheexpansionandevolutionofglobalcapitalism.

“媒体融合”，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它的内涵与外延非常的丰富，人们对媒体融合的界定往往受潜在的经济逻辑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作为历史现象，媒体融合的发展也还未有终结。处在最活跃的经济和技术领域，媒体融合的走势受到宏观政治、意识形态、产业政策、市场、技术、核心价值和社会大众的多方影响。介于“媒体融合”是一个动态的学术热点,本文试图粗略地归纳出几种比较突出的研究途径和角度。特别是站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本文旨在审视北美学者近几年内对“媒体融合”现象的预测、分析以及常用的理论分析框架。总体来说，北美学者对媒体融合的探讨大致分三大重点：第一个重点考量媒体融合这一历史现象的性质，并试图解释趋势背后的主要推动力和阻力;第二个重点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对媒体融合的具体状况加以分析。对于新媒体政策与新融合经济的解析是这个方向的重中之重；第三个重点涉及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反映在大众政治、公共文化、社会关系上的种种深刻影响。可以说，一方面，通过对当今全球资本主义格局的分析，北美传播学，特别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概念中另人眼花缭乱的技术未来主义成分做了“去神秘化”的剖析；另一方面，由于认识到在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全球影响下，媒体融合已超越言论，成为了实实在在的、承载国际政治经济角逐、影响国内社会权力结构的重要历史趋势，北美学者也因此给于媒体融合足够的重视，对这个历史进程在当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机构和权力分配中起到的有机作用做了全方位的研究。

一、什么是媒体融合

媒体融合最早是由MIT政治学学者IthieldeSolaPool提出的。他在1983年的专著TechnologiesofFreedom中，把媒体融合描绘成一股未来趋势。这个概念泛指由数字技术所带来多种媒介载体相互融合的技术演变。根据这个概念，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信电、电话、电报、大众传媒之间原有的行业隔离与技术区别正在逐步消失。未来，某一物理媒介—无论它是无线还是有线，无论是电波还是电缆—将能承载所有的语音、图像、数据、以及视频的传递；同理，原本只能由传统媒体提供的信息，例如印刷品、广播和电话，也将不再限于它们原来特定的载体（Jenkins,2008:10）。3G手机、数字电视、网上广播、还有众多网络互动媒体的出现都是媒体融合的具体例子;这些技术的进一步推广也对网络带宽和终端功能提出了新的技术要求。

总的来说，“媒体融合”是西方未来主义思潮的又一流行词汇，是继“信息社会”、“第三次浪潮”、“后工业社会”之后的又一热点。在未来主义的词汇中，“媒体融合”以技术演化为核心标尺，对技术带来的社会经济变化又持有实在化的观点。作为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对新技术革命的主导思潮，未来主义反映了政治经济权力精英对人类社会发展未来前景的主观愿望。技术未来主义一大特点是把科学技术偶像化、自在化、绝对化，但同时又回避国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科学技术的深刻影响与限定。无独有偶，北美传播学主流思想为未来主义的流行贡献了一臂之力。比如，Murray（2003）就曾预测数字化的内容下载功能将进一步推动媒体融合的“第三次”浪潮。不可否认，技术演变是媒体融合现象的重要特点，“媒体融合”的口号也确是强有力的言辞。但是，作为一种学术理论框架，“媒体融合”有明显的盲点。脱掉“科学技术”客观性的伪装，“媒体融合”实质上是带有强烈价值倾向的规范性框架：一方面，它为“革命式”的技术创新而加油欢呼；另一方面，社会舆论却领会不到融合潮流实质上是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自我再造重组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对新技术寓言式的描述，“媒体融合”潜在地为维护并重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核心优势做了铺垫，埋下了伏笔。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未来主义把“新科技”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放大到绝对主导的地位，但是伴随着国际资本和西方发达国家实实在在的推动，媒体融合已从主观预测转变为有自我实现能力的潮流，因而有了超越话语范畴的现实影响力。特别是美国1996年的电信改革，不仅取消了原来的行业隔离，不再禁止电信运营商进入有限电视和网络服务行业，更是抢先全面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包括电信、广电、计算机网络在内的美国传播行业，因而迫使英国和欧盟国家紧随其后以期提升本国媒体资本在国际化的市场竞争中的实力。在自由化的市场机制的激励下，垄断集团通过融合强占先机，以期制定规则，主导转型（Zhang,2002:38)。可以说通过迎合跨国垄断集团资本扩张的本性，这一历史性改革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机制的兴起，其深远的影响力波及了整个国际传播体系。

就在市场化、自由化浪潮的推动下，自九十年代以来，融合潮流变得相当明朗。尽管技术演变本身是不可缺少的必要因素，但是在那些以技术革命为理论框架的学者眼里，新技术就成了凌驾于政治经济结构之上、自成体系的历史推动力。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有深度的研究作品。MiltonMueller(1999)就描绘了由电子技术带来了媒体经济和技术组织结构的重大变化。根据Mueller,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已流传了近25年。自从互联网和数字技术诞生以来，关于互联网是否会最终促成媒体融合的讨论就不绝于耳（Mueller:12）。在互联网时代，技术进步显然已将媒体融合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但是，如果这个趋势至今还没有充分实现，是什么样的非技术阻力导致的？哪些机构，哪些利益,出于什么原因，在推动或延缓这个趋势？哪些地区国家,哪些社会团体，哪些权力集团将从媒体融合的大潮中获利？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不断演化的历史进程，在世界各国的发展程度也大相径庭,这些结构性、实质性的问题将引导学术界的讨论。

当然，不同的学术流派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也不尽相同。首先是机构研究。机构研究以引导机构改革、促进融合为目的，着重分析和评估融合的具体政策和现状。这类研究默认并接受了主导媒体融合的商业逻辑，其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完善并促进资本主义技术改革，推进在“新自由主义”引导下的全球信息体系的重组与再造。比如说，Dong-HeeShin(2006)就韩国的发展状况，认为目前媒体所有制结构，监管部门结构，以及媒体管理政策从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媒体融合。Baldwin,McVoy和Steinfield在他们的专著里(1996)也指出媒体融合的实现不仅仅包含技术问题，还涉及到产业运作、商业文化、融资方式、基础设施、产业政策等等方面。立足于各个国家的特定环境，站在经营策略的立场，这些论述着重讨论“如何做”这一实际的操作性问题，为帮助实现跨国抑或本土资本在这一重大媒体产业变革中的取得战略地位献计献策。

机构研究的“改良主义”的前提有意无意地提示我们：媒体融合决不是简单的、必然的技术潮流，因为政府政策、经济行为、意识形态、乃至资本主义的国际生产关系对媒体融合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这个理论架构下，“媒体融合”成为一个缩写，泛指在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由一系列技术演化、产业重整、市场改革和相关政策组成的现象(Blackman,1998)。因此，相对于未来主义科学技术绝对化和自在化的逻辑，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更加赞同这种社会化、机构化的理解。但是，不同于机构研究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默认或回避的态度，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的理解有意识地跳出“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思维模式，并直截了当地解析全球资本主义系统与传播信息体系之间日益复杂交错的关系。在他的专著HowtoThinkaboutInformation中,Schiller就主张把媒体融合的本质看作是国际资本扩张和重组的又一个历史表现，并指出“媒体融合”这个概念使公众错误的认为融合是不可逆转的技术进步的必然(Schiller2007:103)。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下，“信息”作为一种资源已被深深地卷入市场经济活动中去了，成为创造剩余价值的商品，同时也是资本积累的平台；在信息经济的旗号下，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关心的是资本通过传播信息平台在全球范围的积累，只要能增加利润，这个体系中的主导者有意摧毁任何国家或地方干扰利润实现的现有技术体系、制度、传统和机构。从这个意义上，媒体融合说明资本逻辑渗透全球传播体系的规模和深度的不断扩张。有别于机构视角，批判政治经济学往往突出国际资本活动所起到的隐形的,但实质上相当核心的主体导向作用，并且描述这个复杂历史过程中所上演的种种矛盾、斗争、控制，进而说明社会变革的根本性质和方向。

此外，由商业逻辑为主导的媒体融合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被推进的。那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媒体融合的看法与做法一致吗？新媒体的普及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机会吗？当发展中国家加速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国家政府与本土资本是否有能力有选择地介入媒体融合，并从中获得实质性的实力增长？当地的人民大众能否从中赢得更多的权益？当日本韩国成为媒体融合的先导国家，跨国资本在这些亚洲国家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新媒体的出现会促进本土文化的发展？抑或是遏制它？随着媒体信息产业变得越加重要，它与国际政治和区域经济之间又有什么样的紧密关联？在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新媒体环境下，这一系列关于国际关系和跨文化传播的“永恒”问题仍然非常重要。比如说，Jussawalla(1999)就曾探讨过信息技术融合对亚洲区域经济的影响；Msimang(2001)则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想改变相对落后的被动状况，面向媒体融合的管理方式不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自由经济的模式；Boyd-Barrett(2006)更进一步指出数字媒体在国际上的扩张帮助重整国际资本所操纵的媒体霸权。总的来说，从比较与跨国视角出发，如果媒体融合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又一次浪潮，那么媒体产业在国际上的演变能帮助我们理解重大的国际权力的动态结构吗？

二、新媒体政策与融合经济

毋庸置疑，媒体融合给行业监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原本是在相对独立的监管制度下发展的。具体的说，在欧美地区，电信监管政策强调对基础设施硬件的管理，但视内容为超出监管范畴的私人问题；出于保护文化多样性和维护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广电的监管则侧重内容管理；同时，信息与网络产业则是在相对无监管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Blackman,1998).但是面对媒体融合，原来各自分立的行业监管不得不重新调整，不同利益和理念之间的争论与冲突不可避免。对于这些争论的记载和分析有助于说明媒体融合的多重主体性与复杂的内在矛盾。

同时，从宏观政治经济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全球体系自八十年代以来的发展更是把关于融合政策的争论设定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主导下，为了迎合国际垄断集团抢占国际市场的战略，欧美电信、广电、信息行业监管政策都纷纷鼓励自由化的机制，推动最大限度地开放市场（Schiller,2007)。同时，随着发展中各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欧盟这样的“超国家组织”，规范化的条约更加速了国家传播产业本身以及以传播产业为渠道而进行的与全球市场体系的融合。在这样的背景下，融合政策还能在“社会公正，公平竞争，和消费者利益”之间作出比较公允的平衡吗（Simpson,1999)？就全球媒体经济而言，剧烈的市场改革和产业重组将改变以往经济实体之间的动态平衡吗？

首先，在基础设施这一层面，就存在许多关于发展趋势的争论。比如说，当电信与广播电视产业日趋重叠，“融合式”的监管架构是否会削减原来受推崇的媒体多元文化的保护制度。(Simpson,1999)？当电信运营商也开始提供媒体服务，怎样才能保证其他服务供应商不受掌控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商的恶意排挤(Blackman,1998)？由于两种以上的技术都可以实现宽带传播，采用哪种技术来建设信息基础设施也将对经济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Benkler,1998;McKnight，2003).总而言之，在媒体变革的过程中，种种有关技术标准、市场准入条件、以及行业准则的监管政策都将影响未来媒体格局，因而至关重要。

其次，媒体融合还促使了许多新型终端和新型服务的出现；虽然传统媒体并不会彻底消亡，但却经历巨变。重要的是，这些剧烈的变革鼓励社会各界重新审视貌似永恒不变的媒体结构和媒体权力分配，因此孕育了大量的争论和动荡。以数字电视为例，承担着公共服务功能的非盈利性媒体应当怎样应对和适应数字化的挑战？在以数字技术为载体，网络为纽带的，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下的多媒体环境里，什么样的媒体监管政策可以有效的保护“公共利益”这一核心价值取向？在北美自由经济的大环境里，数字电视的推动是由目前的垄断企业领导？还是通过政策介入把市场准入条件降低(Castañeda,2007)？可见，即便在欧美资本主义经济的大环境下，传播信息体系不仅是资本利润最大化的载体，还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公益责任。因此，有关媒体融合的政策制定是在商业逻辑、权力结构和社会公益等一系列彼此矛盾的多方诉求下被左右着前行的。到目前为止，在新自由主义体系下，商业逻辑凌驾于媒体社会公益的责任之上，因此大大削弱了主流媒体在社会效益中的贡献。当然，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一段尚未完结的历史进程，最终的收益者将由历史裁定。

就媒体经济而言，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正在经历剧烈的扩张，同时，其内部的市场格局也是动态的。在新自由主义和媒体融合的双重导向下，传播体系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经历了结构性的调整。这一结构性的调整不局限于技术层面，而是涉及到资本主义媒体经济内部的实力较量和重整。一方面，处于优势地位的跨国垄断集团试图巩固并进一步壮大其市场实力；另一方面，传播信息体系在全世界范围的调整也给新兴的市场经济主体带来了机会。

具体的说，由于媒体融合的前提是网络基础设施和服务产品的重建和升级，这促使目前仍处于优势地位的电信公司、传统媒体、和硬件制造产业通过种种方式改变生产结构，切入新兴市场，以适应变化，因而引发了产业结构、市场结构、部门结构的变化。目前，国际垄断媒体公司已利用他们在资金、技术、人才和政治影响力上的种种优势，通过扩张，兼并、重组等途径，抢先把媒体融合纳入公司发展策略中；换句话说，跨国媒体公司很大程度上主导媒体融合的走向，媒体融合也改变了它们的商业运作方式(Arsenault&Castells，2008；Chonetal.,2003)。与此同时，随着市场需求的增长，国际生产链也经历了重大的重组配制。电信、广电与信息产业的广泛融合甚至改变了这些细分产业内部的产业链结构，因此影响力波及世界各地（Witz,2001)。除了国际资本的带动和跨国产业的结构调整之外，国内的政治经济原因，特别是不同部门、不同经济实体乃至阶层利益之间的博弈，都可能影响以媒体融合为其点的产业格局的发展方向（Zhao,2005;Wu,2009)。可以说，在这场以媒体融合为形态的市场角逐中，鹿死谁手、谁是赢家是有关全球信息体系和全球市场经济的前瞻性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并不是坚不可摧的；恰恰相反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在新旧技术交替时期被放大，因此维护和巩固资本逻辑对传播体系的控制至关重要。首先，从纯技术角度来说，现代技术给人类的交流传播活动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数字技术不仅使“信息”从一种稀缺资源转变一种过剩资源，融合媒体更是具备了互动的特点，因而让普通使用者对信息流通过程有了更多的掌控权。但是，往往正是这些极有益的技术特点使得资本通过全球传播体系实现利润积累的过程受到冲击。

以知识产权为例：由于数字技术改变了媒体制作、内容存储、信息传递和信息流通种种阶段的操作方式，知识产权原有的生效范畴和执行方式都受到了负面影响。一方面，网络强大的共享与复制功能不仅激发了数以万计的免费内容下载和内容转载，甚至鼓励了非盈利性的创作共享运动的风起云涌(Murdock，2009)。作为反击，大公司不仅严格化了知识产权规则，他们还推出了一系列控制信息供应的技术手段以期顺利实现信息“商品化”的转化，其中包括加密，直接授权，收费网络信息，使用者密码输入系统等等（Spinello,2002:170-172)。除此之外，当多媒体和互动媒体成为主流传播方式时，现代技术已给予消费者避开商业广告狂轰滥炸的能力，数以万计的频道更使传统的广告失去原有的效应。新媒体与广告、新媒体与知识产权之间的关系将如何发展直接涉及到商业媒体的生存方式（Spurgeon,2008)。

总之，如何创造新的盈利方式，如何控制乃至扼杀不符合资本积累的技术应用，如何打开并开发利用新兴市场，如何创造新的需求不仅对于资本逻辑下的媒体行业本身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剖析现代资本经济组织演化也有关键性意义.

三、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

由媒体融合引发的全球传播体系的重整对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本身有深刻的影响。除此之外，北美学者不约而同地关注新媒体与新闻事业、新媒体与大众政治、新媒体与社会民主之间的互动关系。换句话说，这类讨论往往跳出了产业机构视角，关注非经济问题。如果传统媒体的特点之一是由精英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垄断式的信息制造和传播，媒体融合是否可以减少了消费者对垄断媒体的依赖，鼓励更为民主的、更具参与性的信息传播方式？这一议题是关注媒体政治的学者们关心的核心问题。一方面，互联网、数字手机、网络播客不仅让大众接触到数以万计的信息来源，更赋予普通人曝光突发事件、引发大众讨论、制造新闻效果的主体性能力（Murley,2009;Wilkinson,2009)；另一方面，垄断媒体集团为了迎合大众需求也相继推出网络讨论空间以期制造互动新闻的气氛（Thurman,2008)。

早期学者对新媒体的民主化效果抱以浪漫主义的期望，IthielSolaPool（1983）就认为在媒体产权日益集中的国际环境中，媒体融合能鼓励民众的媒体参与，进而推进言论自由、民主政治乃至社会公正。不可否认，Pool的观点有科学技术绝对性的倾向；潜在地，他把技术进步与民主化相提并论，把个人消费自由等同于社会群体之间的民主平等。但是这一极富价值取向的期望已成为了主流媒体研究的理论框架，同时也为西方科技未来主义思潮提供了很好的合理化宣传。相对来说，近期的新媒体研究则运用了内涵更为严格的“民主”概念，通过实证研究方法以期丈量互动媒体、草根新闻的实在效果。从纯技术的角度，新媒体跨越了传统媒体中被动消费与主体性内容制造的鸿沟，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社会各界、各个阶层、各个民族享有新媒体的程度极度不平衡，保守的媒体权力结构也并没有土崩瓦解(Zeitlynetal.,1998)。可以说，相对于技术绝对化和个体化的研究框架，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权力在资本逻辑下实现的分配关系提出了结构性的、批判性、本质性的认识，因而为了解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提供了现实版的背景认知。

新媒体与大众文化的互动也是一个重要领域。随着垄断媒体集团对大众娱乐市场的不断开发利用，消费者通过互动媒体为资本主义娱乐产业提供了大量新鲜的内容。HenryJenkins在他2006年的经典之作ConvergenceCulture中强调了消费者在新形成的媒体文化中起到的“不可忽略”的推动作用(p.8)。通过文化视角，关注互动式的多媒体，Jenkins提出媒体融合不仅是被资本宏观推动，而且带动了自下而上的消费者的媒体参与。简而言之，新型的媒体文化和消费者群落是这类研究的重点。比如，Lankshear和Knobel（2003）研究过社会交际网站；Tarantino（2003）写过消费者对数字电影的反哺；Mizuko(2005)写过手机短讯在日本青少年文化中有机作用。可以说，全世界的媒体管理者、软件设计者、系统工程师和计算机网络公司都迫切地想要了解新媒体文化的传播和影响，更想了解大众流行对新技术的接受方式和导向趋势。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评价，这类研究有效的突出了媒体消费者主体性的地位，并且强调了“文化”独立于政治经济的自在性和影响力，因而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有益补充。但同时，不可否认，优先消费者视角，突出市场经济范畴内个体或群体的“消费自由”的逻辑回避了资本最大化的商业逻辑以及阶级这最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这些盲点削弱了对市场经济框架下的大众文化的认识，也代表着向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某种妥协。

当新媒体社会学和新媒体文化学的研究从大众“消费者”的视角出发，媒体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则又回归到媒体与资本主义体系的另一个重要交点，那就是媒体融合对劳动者、劳动关系和劳动状况的影响。一方面，数字技术在各种机构中的渗透加深了资本主义体系对劳动者的监视、控制和操纵，在后福特主义生产模式下，当全球数字化与经济全球化相融合，媒体融合更促使国际产业链的扩张和调整，因而对世界各国的就业结构和劳动状况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另一方面，新技术也带来了鼓励劳动者主体性和承载集体维权活动的空间。这一对相互制衡的矛盾趋势将怎样影响数字劳动、创造性劳动和知识型劳动？面对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媒体产业结构和管理方式的变化，广义的媒体工人是怎样应对的？在信息产业全球化，媒体行业的工会做出什么样的战略性的组织调整？可以说，关于广义的“知识劳动”与“创造性劳动者”的研究是一个的新兴领域。这个视角再次把媒体融合的现象设置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全球扩张和自我更新的时代背景之下。

四、总结与未来趋势

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类平等的金钥匙。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概念，媒体融合不仅存在明显的盲点，而且是带有强烈规范倾向的框架。可以说，对媒体融合的分析，只有结合对当今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的深刻理解时，才能有效摆脱“媒体融合”自我神秘化、自我放大化的倾向。从传媒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媒体融合的潮流，从本质上说，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通过传媒信息技术手段进行自我更新、自我扩张的有机表现。就影响而言，媒体融合对全球格局、社会经济和政治民生带来的并非是理所当然的、线性的、纯粹的、正面的影响。实质上，媒体融合技术虽然蕴涵了促进积极的历史进步的可能性，但是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强大的主导下，这一历史进程更多的是优先了那些目前在全球市场体系中的占有领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实体的利益，因而重塑和更新了现行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媒体权力等层层的保守格局。

通过本文的叙述和梳理，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以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其中，以下一系列的假设引导了北美学术研究对媒体融合的审视和反思：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主导下，媒体融合将削弱跨国资本对传播体系的霸权控制？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时机和空间？延续甚至加强传统“公众利益”的监管核心取向？推动公共服务媒体的发展？摧毁社会歧视，实现全社会化的平等信息服务？推动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繁荣吗？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显而易见，目前媒体融合的研究主要是以北美、欧洲以及日本韩国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为对象的。这个研究范畴一方面直接反映了媒体融合不平衡的发展轨迹，另一方面，随着印度、巴西、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断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他们在媒体融合潮流中的发展进程将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可能的未来趋势。中国政府就已将三网融合作为实现内需带动，促进应用，重点突破，在未来的技术发展中占一席之地的经济战略。笔者认为，对于未来的研究，媒体融合将继续成为一个载体，帮助学者认识资本逻辑在全世界范围的扩张和变形。具体的说，在发展中国家里，媒体融合在国际资本与本地政治和国家发展需求的多重影响下会产生怎样的特有的可能性？作为市场国际化的重要载体，媒体融合的趋势会为本地资本的壮大创造什么样的环境？会给国家信息化格局带来什么样影响？是否有助于形成电信运营商与上下游产业互动共赢的产业链？政府与市场主体在媒体融合中将分别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陷入困境的境况下，作为最为活跃的经济区域，这些国家会在媒体融合上会有什么具体的举动和作为？媒体融合又会在当地的政治改革和社会转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一系列的问题对于关心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新型工业化和市场化国家的走势、转型中的媒体以及广义的发展问题的学者都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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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近几年，我旗非公有制经济尽管发展速度较快，但与发达地区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1.行业分布广，科技含量低，未形成产业集群我旗非公有经济延伸的行业较广，涉及36个行业大类，但多数都是以传统的农产品加工，科技含量低，生产效益低下，行业结构不合理，初加工多，精深加工少，品牌意识不强。我旗从事对俄贸易的批发、零售企业及内贸企业以非公有制为主体，但未形成商业集团化发展，独立经营、家庭式居多，抗风险能力差，资金链短，竞争力不高。经济发展需要骨干企业，骨干企业能够聚集力量，带动经济发展，多数企业规模较小，缺少骨干企业。

2.资金严重不足，融资困难我旗很大一部分非公有制企业资金来源主要是靠企业本身，融资由于企业的规模小，抵押还贷风险高，企业从银行贷款比较困难，民间筹资也有一定难度，以致我旗企业资金周转不足，严重制约着我旗非公有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3.非公有制企业经营管理素质低，存在许多消极因素目前，非公有制经济的总体生产水平比较低，具体表现在设备陈旧、技术落后、工艺粗燥、产品技术含量低。近几年大批离退休干部、都加入非公有制企业，导致整体水平较低，文化程度、思想和业务素质都有待提高。个别的私营企业在发展中还存在许多消极因素，如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还有的进行投机倒把和其它违章行为。这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而且也败坏了我旗个体私营经济的形象和信誉。

二、促进我旗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建议

1.继续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大力宣传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推动市场化进程的重要力量，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是技术创新的生力军，是增加社会就业的主要渠道之一。为他们的发展提供各种便利条件，形成全社会共同关心、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和氛围。破除一切制约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和体制障碍，认真落实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平等待遇。调整完善政策，拓展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空间，在投资、融资、市场准入等方面，放宽政策限制，减少审批程度，简化审批手续，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开辟“绿化通道”。拓宽投资渠道，完善担保体系，银行和城乡信用社要将非公有制经济作为发放贷款的重点对象，切实解决好非公有制经济贷款难的问题。加大财政资金扶持力度，对市场前景好的重点项目给予贴息等扶持。抓好沾益非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提供宽松的经营环境。

2.努力提高个体私营企业者的素质，增强企业竞争力个体私营企业者由于受客观条件的局限，普遍缺乏法律知识、市场经济知识和企业管理知识。在中小企业中，非公有制经济人才缺乏，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整体水平不高，抵御市场风险能力不强。对于私营企业的管理者，政府相关部门要定期组织培训，提高其知识水平，拓宽视野，转变传统的经营观念，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3.引进高新技术，打造自主品牌合理调整地区经济布局，优化产业结构，积极引进高新企业，大力发展电子信息、产品精深加工等一些科技含量高的项目。大力发展新型工业园区和高科技园区，加强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引导企业加快技术进步，提高产业层次，鼓励企业多开发新产品、运用新技术、开拓新市场，依靠科技进步、依靠企业名牌，把企业做大做强，从而增强企业竞争力。

篇10

改革开放以来,县级建筑业得到了较快发展,为地方财政、集镇建筑和发展提供大量资金,成了强县富民的重点支柱产业。建筑业在国民中占有重要地位,那么,今后一段时期,县级建筑业怎么搞,如何进一步推进其大发展、大提高,笔者认为,调优结构是重要的着力点。本文拟就此做些探究。

一、必须正视现状,增强调整的紧迫感

布局趋同分散。县级建筑业起步于70年代初,当时主要依靠手工操作,小打小敲,粗浅简陋。进入90年代以来,状况虽有好转,但尚未根本改变,低层次重复现象仍较严重。行业层次比较单一,自我配套,自成体系;地区层次,不仅乡镇公司和县属建筑布局结构相似,而且各乡镇之间也存在着严重的组织结构、产业内部结构趋同的现象,建筑生产布局分散,综合费用较高,难以形成行业特色,既削弱了建筑经济的互补性,又导致了过度的盲目竞争。

规模发展滞后。,县级建筑业仍以中小型企业为主,且大多属于集体特别是乡镇集体企业,龙头、骨干企业发展不理想:“盘子”小,辐射带动能力有限;数量少,实力弱,缺少再发展的后劲。这种结构特点,在建筑业发展的初始阶段,也曾发挥了“灵活、便捷”的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建立,竞争力不强的便明显暴露出来。县级亟缺能够起优化资源配置、带动中小企业和行业发展作用的龙头企业群。

专业水平偏低。县级建筑行业小企业居多、专业水平低下,其主要症结就在于人才匮乏,企业资质等级低,生产技术和设备落后,专业化水平差,“小而全、小而低、小而散”的现象普遍。现在建筑企业正朝着“以土建工程为龙头,安装与装璜为羽翼”的方向发展,而我们有许多企业仍在沿袭“一把瓦刀打天下”的格局,长期在低水平上徘徊。

效益提高不快。县级工业与民用建筑产品数量较大,资金、技术密集型产品相对较少;一般性工程项目较低,高、大、难、新项目较少,同时,由于行业结构单一,多元化经营发展不快,也到经济效益的提高。

上述情况表明,产业内部结构失衡,已成为直接掣肘县级建筑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一个突出矛盾;大力调优结构,加速提高县级建筑经济的运行质量,是县级建筑企业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应当切实抓好。

二、必须决策,明确需调整的

1.调整组织结构。根据建筑业自身的发展特点,县级建筑业较理想的组织结构,应当是少量的大型企业和众多的中、小企业的有机结合,在市场竞争中,逐步形成以总包为龙头,以分包为纽带,专业分包和劳务承包为依托,大中小企业协调发展,城乡一体的新型产业组织结构。应按照“抓大放小”的精神,切实抓好两头,即一头抓大,抓“关键的少数”、围绕规模化,花大力气,下硬功夫,培育大企业,发展大集团,使之具有资金和技术密集、管理化水平高,以及有总承包能力和跨国经营能力,多产业综合发展,业绩和信誉卓著等特点,成为全县建筑业的“龙头”。另一头是放小,放活小企业,主要是抓专业化,向适应性强,小而专、小而精和小而特企业组织形态的发展,努力提高专业化、协作化水平。组织结构调整的核心是资产重组,但资产重组不是一味地组“大”,中小企业的专业化过程也是个资产重组的过程。组织和引导中小企业主动投靠大集团,为大企业配套,分包劳务,促其成为“小型巨人”。通过专业化,提高建筑经济的集中度。

2.调整门类结构。应当按照我国国民经济行业的新分类标准,界定建筑业,调整建筑业的内部结构。现代建筑业应由勘察设计(包括工程勘察、工程设计)、建筑安装业(包括土木建筑业,线路、管道基础和设备安装业,建筑物和装修装饰业)和建筑工程管理、监督及咨询业等三大类别组成。我们必须从县级建筑业的实际出发,积极壮大勘察设计业;稳建筑、拓安装;加快发展建筑工程管理、监督和咨询业,做到三业并举,协调前进,努力形成专业配套、门类齐全、综合实力较强的建筑业发展新格局。

3.调整体制结构。通过深化改革,努力在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方面有新的突破,从战略上调整建筑布局。首先大力支持、鼓励和帮助城乡多种形式的集体建筑。应着眼于整体上搞活集体资产,以产权制度改革为重点,调整和完善乡镇集体所有制结构,大胆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建筑经济。其次积极探索公有制建筑业的多种实现形式。一切反映生产规模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对公有制来说,什么形式更有利、更有效,就可以运用什么形式。如企业公司制、承包、租赁、托管、托管经营、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等等都可以采用;作为资本流动的方式,联合、收购、兼并、出售、破产等也可以采用。第三,继续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建筑经济的发展。非公有制建筑经济包括私营经济、个体经济和外资经济等。放手发展个体、私营建筑经济,具体应在两个层面展开:一是可以将部分国有和集体小建筑企业,通过出售、拍卖转为个体、私营企业;二是应大力支持群众新办的集体和私营建筑企业,政府部门要主动为之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其脱颖而出。第四,理顺管理体制。县级建筑业由于多年的原因,仍是多头管理的状况。这种欠顺的管理体制亦应结合结构调整而妥善加以解决。

三、必须审时度势,落实调整的举措

第一,抢抓市场,搞好调整扩份额。必须十分重视抓好和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围绕市场这个中心来调整建筑生产结构和产品结构,利用市场经济的手段和,把资源配置到效益好的门类和企业中去,实现优胜劣汰。同时,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建筑业国内外市场的联系亦日益密切,建筑业的结构调整不能再满足于低层次、粗放型,而应提档次、上台阶;树立敏锐的市场观念,坚持始终瞄准市场调结构,优素质,强后劲,倾力扩大建筑业的市场份额。

第二,分类促进,加快调整壮规模。继续走“培育规模企业,承包规模工程,建立规模基地,创造规模效益”的路子,坚持扶优、扶强、扶大不动摇。对有市场潜力和特色产品的优势企业,对生产集中度和专业化程度高的大企业,以及市场竞争力强的企业,继续给予积极的扶持,尽可能促使资产存量向这些企业流动,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深化企业改革,对重复布点,特别是经营不善,扭亏无望的小企业,应采取改组、联合、兼并、股份合作制、租赁、承包经营、出售和破产等多种形式,促使生产要素合理流动,搞好资产重组,以利实现企业规模大型化,生产经营集约化,内涵拓展专业化,对外延伸协作化。通过优胜劣汰,产权重组,开发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力的最大化,使建筑规模效益和结构效益同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