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理论论文十篇

生态学理论论文篇1

[关键词]媒介生态,媒介生态系统,媒介环境,媒介生态学

Abstract:Thispaperemphasizesontheoriginationanddevelopmentofmediaecology,anddeeplystudiesanddefinestheconceptsofmediaecosystem,andthenadvancesthe“six-boundary”theoryonmediaecosystemstructure.Thispaperalsoputsforwardseveralenlighteningandforecastingthoughtsontheconstructionanddevelopmentofmediaecology.

Keywords:MediaEcology;MediaEcosystem;MediaEnvironment;MediaEcology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

庄子《逍遥游》

一、为什么“媒介是条鱼”

媒介是什么？是报纸、广播、电视、电影、书籍、杂志；是通讯、网络、计算机；是手机、是信纸、是工具、是机器、是CCTV、是新闻集团、是时代-华纳……是信息传播的中介。不！媒介是条鱼。

当我们把媒介放在社会大环境下观察的时候，媒介更像是条鱼。这条鱼可大可小，大可以大到庄子《逍遥游》中所描述的鲲鹏：“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背若泰山，翼若垂天”；小可以小得置于掌上，甚至让你肉眼看不见。我在给学生讲解传播学时，常常把媒介比作鱼，信息资源比作水。信息的传播就好比鱼把水和养分从嘴里吸入，经过传播者的选择加工成为信息内容产品，再经过不同的传输渠道传给受众，最终形成的反馈和影响还又回到水里。

按照孔德划分社会学的方法，我们也可以把信息传播的研究划分为传播静学和传播动学。传播静学是指对传播现象的结构性分析，一个传播现象的静态分析就象剖析一条鱼的解剖图；传播动学则是把传播现象放到社会大背景中去动态地观察，就象一条静态的鱼又突然动起来，活蹦乱跳地游弋在江河湖海中。社会中有无数的媒介，象无数条鱼，每天在吸进呼出，循环往复地做着信息处理与信息传播的工作，在维持社会信息系统的大环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鱼，有大鱼，有小鱼，有大鱼吃小鱼，也有小鱼吃大鱼。

媒介和自然环境一样成为一个庞大的环境系统，由媒介系统每天提供的信息，对于人类来说已经成为像水和空气一样必不可少的东西。媒介这条鱼也与其生存发展的生态环境生死相关。生态环境是万物赖以生存的基础和条件。如同大自然相互制约和依存的生态环境一样，媒体的生态环境也存在相互制约和依存的生态系统。媒介生态学是借助于生态学和环境生物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传播学理论研究的延伸和发展。

以往的传播学理论说到底还是对传播现象的一个静态分析，至于对传播的动态研究，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我们国内都是一块尚待开掘的研究领域。正如邵培仁教授所指出的“当代大众传播学关注的是微观的传播过程及其各传播要素之间的工作关系﹐而不太注重大众传播中微观﹑中观﹑宏观系统之间和它们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生态关系﹐更没有积极探索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生态规律[1]。”媒介生态学这个概念的提出，给了我们研究当代传播现象和动态传播的规律一个很好的研究方法和视角。这似乎给面对瞬息万变的媒介陷入困惑的大众传播研究投来一道曙光。

为什么我们把媒介看作是条鱼，这里面有几层意义：

首先，我们要把媒介看作是有生命的东西。生命有许多为无生命物质所不具备的特性。能以极高的效率储存信息和传递信息；具有自我调节功能和自我复制能力；以不可逆的方式进行着个体发育和物种的演化等等。

其次，媒介是始终处在一种运动状态的事物。媒介传播现象就是在复杂的社会现象，是社会信息系统中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综合运动与传递。

最重要的是，我们既然把媒介看作是有生命的东西，那么，就要以生态的观念来看媒介，就要把媒介放在一个大生态系统中去考察和研究，要保护媒介生态。媒介生态环境的恶化会导致媒介的大量死亡，就像漂在水面的死鱼。实际上，很多媒介已经死掉了，只不过是在某些外力的作用下死而不僵而已。

那么，既然我们把媒介放在一个大的生态环境下进行考察，媒介生态的研究就变得至关重要。在我们展开媒介生态研究的时候，对媒介生态研究的渊源和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应该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确认。比如：最早开展研究的学者有哪些？有什么观点？用什么研究方法？媒介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是什么？是以人类为中心展开的媒介生态研究，还是以媒介为中心展开的媒介生态研究；生态与环境这两个概念之间是什么关系？媒介生态系统是怎样的构造？什么是媒介生态平衡？什么是媒介生态危机？……媒介生态研究有一个复杂庞大的体系，下面我们着重就以上问题进行探讨。

二、媒介生态学的起源与发展

1、媒介生态学研究在我国

应该说，媒介生态学研究在我国的展开，来自于我国传播学者的自觉，不同于传播学研究那样是从海外引进。尽管美国学者开展媒介生态研究和日本学者开展媒介环境研究要比我们早很多年，但似乎国内的媒介生态研究最初的展开与他们并没有什么渊源。中国学者的媒介生态研究意识是原发的，而不是引进的，从一开始学者的关心就侧重在媒介的发展生存环境研究方面。国内传播学界的有识之士似乎有不谋而合的共识，邵培仁教授最早发表了媒介生态研究的论文“传播生态规律与媒介生存策略”、“论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等论文开了国内媒介生态研究的先河；张国良教授也开展了媒介生态方面的课题研究；童兵教授在论及中国传媒市场格局的文章中也使用了媒介生态的概念[2]，张立伟等的“入世一年的四川传媒生存环境变化”[3]，表现出媒介实物研究方面的专家也对媒介生态问题显示出浓厚的兴趣。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发表了对媒介生态颇有见地的观点和研究。这种研究意向和研究意识，与大洋彼岸的美国学者似乎有一种默契。但媒介生态学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研究思路和学科框架还很模糊，需要深入探讨。

2、媒介生态学研究的起源

从全球来看，媒介生态学研究的起源应该是在北美。在北美的媒介生态学研究中，又分为加拿大的多伦多学派和美国的纽约学派。提起媒介生态学，人们通常会联想到多伦多学派和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McLuhan）。当然，不可否认由一群多伦多大学的媒介学者们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多伦多学派在媒介生态学理论的早期发展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哈罗德.英尼斯（HaroldInnis）和著名的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McLuhan）是这个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也应该被认为是媒介生态学的奠基人物，当然其代表人物还包括EricHavelock以及EdmundCarpenter等人。但是，美国的媒介生态学者却把芒福德看作是比英尼斯等更早的先驱者。美国学者认为到目前为止有关“媒介生态”理论的第一部著述是美国学者尼斯卓姆（Nystrom）的《面对媒介生态理论：人类传播系统研究理论范式集锦》[4]。在这本书中，尼斯卓姆将刘易斯.芒福德（LewisMumford）的“技术与文明”的论述作为媒介生态理论的基础。同样地，另一位美国学者昆斯（Kuhns)也将芒福德（Mumford）作为他编篡的“主要媒介生态学者名录”的第一位。因此，他们倾向于将芒福德看作是整个媒介生态学的奠基人。芒福德也被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McLuhan）和哈罗德.英尼斯（HaroldInnis）这两位学者提到，被称为是最早介绍媒介生态的概念和研究传播技术对人类影响的人。

刘易斯.芒福德（LewisMumford）被看作是纽约学派最早的代表人物。纽约学派并不象多伦多学派那样所指的是一所单独的学校，而指的是纽约这个城市中的媒介生态学者的群体。纽约学派早期的成员包括纽约大学的奈尔.波斯特曼（NeilPostman）和尼斯卓姆（C.Nystrom）、哥伦比亚大学的LouisForsdale、福德哈姆大学社会研究学院的约翰.库克（JohnCulkin）、皇后学院的GaryGumpert和CharlesWeingartner、曼哈顿的TonySchwartz等等。纽约大学的奈尔波斯特曼（NeilPostman）是最早正式提出“媒介生态”概念并将其建设成纽约大学一门课程的学者[5]。虽然芒福德的确将媒介与传播学、文化、科技和城市放在一起研究，但实际上，他无论是在媒介研究领域还是在传播学领域都没有被视为一个伟大的先驱者。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大众传播和城市化是大众社会研究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谈到技术，芒福德的技术理论对多伦多学派的媒介技术理论是有影响和关系的。

生态学（ecology）是研究生物与生物之间以及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的学科。研究范围包括个体、种群、群落、生态系统以及生物圈等层次。“生态学”一词是德国媒介学家E.海克尔1869年提出的；eco-源自希腊文，意思是“家”或“生活场所”，-logy意思是“学问”。海克尔在其动物学著作中定义生态学是：研究动物与其有机及无机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特别是动物与其他生物之间的有益和有害关系。后来，在生态学定义中又增加了生态系统的观点，把生物与环境的关系归纳为物质流动及能量交换；20世纪70年代以来则进一步概括为物质流、能量流及信息流。20世纪30年代,已有不少生态学著作和教科书阐述了一些生态学的基本概念和论点，如食物链、生态位、生物量、生态系统等[6]。至此，生态学已基本成为具有特定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的独立学科。

芒福德将媒介与生态联系在一起，这是非常有前瞻性的。很多其他的媒介生态学家仅仅只是将生态学作为了一种隐喻，但芒福德却将人类生物学和科技学上的一些习惯转化为了研究过程中具体的、可行的方式。而在芒福德之前把生态与人类文化研究联系在一起的学者是戈德斯（Geddes）。戈德斯的思想对于芒福德和英尼斯都产生过重要影响。戈德斯（Geddes）是一位苏格兰的生物学家，他的理论涉及到了植物学、生态学以及古生物学、社会学、人口统计学、经济学、人类学、宗教研究、城市学等等诸多领域。戈德斯的“人类生态”的观念在芒福德历史研究方法的形成和他的兴趣范围的确定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7]。“人类生态学”是戈德斯（Geddes）思想中被人们常常提及的一个。

多伦多学派的英尼斯和麦克卢汉同样也受到了戈德斯的影响，戈德斯对那些芝加哥学派的著名人物同样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戈德斯（Geddes）也通常被看作是纽约学派和多伦多学派之间联系的桥梁。戈德斯的“人类生态学”理论的论题在芒福德早期的作品中反复出现[8]，并且成为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一书的中心主题[9]。甚至有学者认为媒介生态学的奠基人是戈德斯而不是芒福德或英尼斯[10]。但是，不管怎么说，在英尼斯和芒福德的思想里，媒介环境的概念都已经产生并且明确了。

不少学者往往对媒介生态学的一些论点有所误解，草率地以科技决定论一词来作否定。例如，传媒生态学创始人之一的麦克卢汉的理论，从六十年代起，就一直受到西方马克斯主义学派学者的抨击，不断的攻击其理论没有考虑到传媒的政治经济背景，缺乏在政治和经济层面上的认识媒介。当然，这些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之批评是有些道理的。但是，我们必须认清，这些批评者提出的问题，是政治学或政治经济学的问题，而不是传播的问题。

3、国际媒介生态学研究的进展

九十年代以来，美国的媒介生态学的研究重点，集中在研究各种媒介的符号和信息本质以及传送特性，从人类传播的结构和过程来解析文化的形成、延伸和变迁。媒介生态学者所研究的问题大都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例如﹕在人类还没有文字之前，他们是如何处理信息的？对当时的人来说，什么是重要的信息？基于什么理由他们会如此定义？当时的人是如何去建立其社会结构、政治体制和文化认同？什么是他们的历史观和知识论？文字的产生、新媒介的产生对社会结构、政治体制和文化认同有什么样的冲击？

兰斯.斯瑞特（LanceStrate）与凯萨.曼孔卢姆（CaseyManKongLum中文名：林文刚）是现在美国媒介生态学研究的代表人物。兰斯（Lance）的研究着重在媒介生态思想的研究；凯萨（Casey）的研究着重从人类传播的结构和过程来解析文化的形成和变迁，并且他的研究以中华传媒与文化研究为中心，以各种传媒的发展和其符号、信息特性为依据，来分析历史、政治、社群、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他们在2002年4月在《新泽西传播学杂志》上主编了一本有关「媒介生态学的学术渊源的专辑，该专辑中的七位学者主要围绕媒介生态学研究展开了深入的探讨[11]。

媒介生态学的研究在日本也很早就受到关注，六十年代，最早提出“信息产业”的梅倬忠夫就是从生态学的角度展开对信息社会的研究的。不过，日本学者倒是一直没有准确地使用“媒介生态”这个概念，而更多地用的是“媒介环境”，由于信息科学和社会信息学在日本比较盛行，使得日本的媒介研究也多少带有信息科学的色彩。在媒介环境研究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是东京大学的社会情报研究所和在九十年代末成立的新领域创成科学研究科的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其中，2001年出版的由月尾嘉男和滨野保树、武邑光裕合编的《媒介环境原典1851－2000》[12]一书是比较有价值和份量的媒介环境研究著作。

三、媒介生态系统的“六界”

媒介生态系统是媒介生态学研究的基本单位，也是媒介生态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1、媒介生态系统（mediaecosystem）

媒介生态学研究的最核心概念是媒介生态系统。生态系统（ecosystem）是指由生物群落及其生存环境共同组成的动态平衡系统。生态系统一词是由英国植物生态学家坦斯利（A.G.Tansley）提出的[13]。生物群落由存在于自然界一定范围或区域内并互相依存的一定种类的动物、植物、微生物组成。生物群落同其生存环境之间以及生物群落内不同种群生物之间不断进行着物质交换和能量流动，并处于互相作用和互相影响的动态平衡之中。这样构成的动态平衡系统就是生态系统[14]。

媒介生态系统的基本构成要素是媒介系统、社会系统和人群，以及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媒介与个人之间的互动构成了受众生态环境；媒介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构成了媒介制度与政策环境；媒介与媒介之间的相互竞争构成了媒介的行业生态环境；媒介与经济界之间的互动关系则构成了媒介的广告资源环境。媒介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在现实生活中，城市和区域也在变化，变得移动化和虚拟化。媒介变了，环境变了，媒介与社会、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也将发生变化。媒介生态系统的变化会影响到媒介的工作方式和受众的接受方式。媒介生态系统变化也会导致社会生态系统的一系列变化。

媒介生态系统是媒介生态学研究的基本对象，也是媒介生态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自然界的生态系统大小不一，多种多样。小如一滴湖水、培养着细菌的瓶皿、小沟、小池、花丛、草地，大至湖泊、海洋、森林、草原以至包罗地球上一切生态系统的生物圈。媒介生态系统具有多种层次，多种结构，可以作各种不同的划分。按照人类活动范围可分为村落、城市、区域、全球、宇宙等媒介生态系统。媒介生态系统的基本单位一般以城市或区域来划分。应该是基于某个区域或城市范围内的媒介个体、媒介种群以及媒介与个人、媒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研究。

我们经常把“媒介生态”和“媒介环境”的概念混淆在一起，难以分辨。那么，这两个概念是什么关系呢？笔者认为，媒介生态是一个宏观的概念，媒介环境则是一个相对中观的概念，有时这两个概念又是交叉的，我们采用“媒介生态环境”这个概念也许更恰当。环境是相对于中心事物而言的。与某一中心事物有关的周围事物，就是这个事物的环境。环境科学研究的环境，是以人类为主体的外部世界，即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条件的综合体，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

媒介环境对于人类来说是一种生活环境和传播环境。对于媒介自身的生存发展来说则是媒介的生态环境。它在宏观上研究人类同媒介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对立统一关系，揭示社会经济发展和媒介环境协调发展的基本规律；在微观上研究媒介环境中的媒介变迁、转化和传播规律，探索它们对人与社会的影响和作用等。媒介环境和媒介生态两个概念的区别是：前者着眼于媒介环境的整体，而后者侧重于媒介彼此之间以及媒介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媒介环境和媒介生态两个概念很相近，但前者突出人类在媒介环境中的主体地位，强调人类同媒介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

2、媒介生态系统的构成

媒介是多样化的和大量的，媒介生态系统的划分方法也是多样的。地球上的媒介有各种各样的形态：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电影、书籍、通讯、网络、计算机等；每天运行在邮电系统中的邮件有数以千亿计；每天发行的报纸也数以亿计；人类拥有的电话有数十亿部；更有数十亿台电视供人们收拾节目；数亿台电脑连着因特网在不停地进行着信息处理和信息交换。媒介的种类则更多，它们具有多种多样的形态结构，它们的传播方式也变化多端。

由于媒介变化太快，媒介概念的内涵也在不断扩大。我们可以按照媒介的发展分为早期的“新闻媒介”到“大众媒介”，到“传播媒介”，再到“信息媒介”的概念，还可以按内容分为新闻媒介、娱乐媒介、通讯媒介和网络媒介；也可以简单地分为纸质媒介、电子媒介和网络媒介。报社是媒介，报纸也是媒介；电视台是媒介，电视机也是媒介；到底哪个是媒介呢？看来，每种媒介的分类方法都有不周全之处。

在媒介生态学中，我们可以参照生物学家的办法来划分媒介系统。生物学家根据生物的发展历史、形态结构特征、营养方式以及它们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等，将生物分为若干界。当前比较通行的是美国R.H.惠特克于1969年提出的5界系统。中国生物学家陈世骧于1979年提出6界系统[15]。

在这里，我们提出一种新的媒介系统划分法是：我们可以按照媒介在社会信息系统的传播活动中所处的地位和所发挥的作用，把媒介生态系统划分为六界：媒介符号系统、媒介资源系统、信息处理媒介系统、信息储存媒介系统、信息传播媒介系统和信息接收媒介系统等，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有时会使这六界媒介系统之间相互转变和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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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生态系统的“六界”一界二界三界四界五界六界

媒介系统媒介符号系统媒介资源系统媒介管理与规范系统信息处理媒介系统信息传输媒介系统信息接收和储存媒介系统

科技数字化网络化宣传部硬件、软件光纤、卫星芯片、纳米

文字、图片广告、读者新闻出版署报社发行网新闻纸

语音广告、听者广电局广播电台电波收音机、磁带

图、声、文广告、收视广电局电视台微波电视机

图、声、文广告、收视广电局有线电视台光纤电缆电视机

图、声广告、观众广电局制片机构发行网录像机、VCD

图、声、文、数字广告、使用者、消费者电讯局计算机因特网计算机、芯片

图、声、文广告、收视广电局、电讯局卫星电视台卫星折射器电视机、芯片

图、声、文广告、观众文化部制片厂电影院胶片、VCD

图、文购者、读者新闻出版署出版社书店书

3、媒介生态学的主要任务

第一，探索全球范围内媒介生态变化的规律。媒介生态环境总是不断演化的，媒介形态变异也随时随地发生。为使媒介生态环境向有利于人类的方向发展，避免向不利于人类的方向发展，就必须了解媒介生态环境变化的过程、基本特性、结构形式和演化规律等。

第二，揭示人类信息传播活动同媒介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人类的信息传播活动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社会信息系统，媒介系统为这个巨大的信息系统的运转提供了支持和保障的子系统，其中包括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内容资源的生产等。人类通过生产和消费信息的活动，不断影响社会环境也不断影响媒介系统。环境既是媒介的产品的消费者，又是媒介的资源。正如美国传播学家德弗勒和鲍尔.洛基奇（L.DeFleurandBall─Rokeach）指出的：媒介生态关系的形成“一方面在于目标﹐另一方面在于资源。生活在一个社会的部分意义就在于个人﹑群体和大型组织为了达到个人和集体目标，必须依赖其它的人﹑群体或系统控制的资源，反之亦然。”[16]人类生产和消费信息资源的过程是异常复杂的，但必须使社会的信息资源足够丰富和信息传输渠道保证畅通，整体的社会环境才能保持相对平衡。因此，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中必须列入媒介环境发展的内容，有关社会经济发展的决策必须考虑传播规律和媒介生态环境的要求，以求得人类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第三，探索媒介生态环境变化对人类生存的影响。媒介生态环境变化是由媒介技术因素和社会因素以及它们因素的相互作用所引起的。因此，必须研究信息媒介技术的发展变化以及进媒介形态的各种变化。同时，还必须研究媒介生态环境变化同社会信息系统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可为人类提供一个健康的媒介生态环境、控制信息污染和信息生态危机。

第四，研究媒介生态危机和危机信息管理系统。发达国家对应信息危机和媒介生态问题的研究包括几个方面：60-70年代主要是信息爆炸和信息污染的治理；80年代侧重研究信息安全和信息犯罪；9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是媒介产业的数字化和全球化所引发的一系列媒介生态环境问题。引起媒介生态环境问题的因素很多，需要综合运用多种措施和管理手段，从区域媒介生态环境的整体出发，利用信息系统分析和媒介生态的规律寻找解决媒介生态问题的最优方案。

任何媒介的生存发展都不是孤立的，同类媒介之间有互助有竞争，不同媒介之间也存在复杂的竞争关系。媒介的生存与发展需要一定的空间、资源与社会环境。媒介在发展过程中，形成对周围环境和条件的各种需要，如受众资源、传播技术、广告资源和传播制度等。各种媒介所需要的条件是不同的，这种特性表现为媒介的特性。因此媒介生态学研究的范围，除媒介系统与媒介种类外，已扩大到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多种类型的社会信息系统。人类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等几大问题都成为媒介生态学的研究内容。

四、关于媒介生态学发展的思考

2002年11月，笔者去美国参加全美传播学大会，并应美国媒介生态学研究会的邀请参加了他们的学术活动，与几位美国媒介生态学研究的代表学者兰斯（LanceStrate）和凯萨（CaseyManKongLum）等进行了深入的学术交流。我发现我们与美国学者之间对媒介生态研究的理解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他们的立足点是从人出发，研究方法上以文化研究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为主，但丰富多彩且多元化，研究的面也很广很杂；而我们国家的媒介生态学研究目前的切入点，主要立足于媒介，方法上接近政治经济学和媒介经营管理学。以下是笔者关于媒介生态学研究地发展和趋势的一些思考。

1、媒介生态学理论体系的建构

如果我们需要对媒介生态学的研究范围进行确认的话，是否我们可以这样定义：媒介生态学（mediaecologystudies）是吸收了传播学、生物学和生态学的成就和研究方法逐渐发展起来的，是研究媒介与其生存发展环境以及人与媒介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媒介生态学研究媒介的种类、系统结构、功能、行为以及媒介与人、媒介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

媒介生态学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部类：一个部类是以媒介为中心展开的，研究媒介与其生存发展环境问题的媒介生态学；另一个部类是以人类为中心展开的，研究人与媒介环境问题的媒介生态学，可能把这类研究称为媒介环境学更恰当。这两方面的内容构成一个完整的媒介生态学体系。人与媒介环境的研究是把媒介环境作为社会信息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它的运作规律以及人与它的相互关系；媒介与其生存环境的研究则是把对媒介的生存发展影响巨大的社会政治经济和人文环境、市场竞争环境等作为一个生态系统研究，研究媒介与此之间的互动问题。美国的媒介生态学研究接近于前一种研究，日本的媒介环境学研究也侧重于这种研究；而我国学者对媒介生态学关注和研究则更倾向于后一种研究。

媒介生态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和分支学科的展开有多种架构。比如，按所研究的媒介类别分，有报业生态学、电视生态学、网络生态学等。也可以按媒介所处的环境类别分，有国内媒介生态学和国际媒介生态学，美国媒介生态学、欧洲媒介生态学、亚洲媒介生态等。还可以按媒介生态发展的历史分，有古代媒介生态研究和当代媒介生态研究等。还有一些应用性分支学科：如媒介经营生态、媒介生态危机、媒介生态环境管理、农村媒介生态、城市媒介生态等。

2、媒介生态学的研究方法

媒介生态学吸收了传播学、生物学、数学、信息技术科学的研究成果，向精确定量方向前进。媒介研究的一些基本研究方法──观察描述的方法、比较研究方法和实验方法等是在媒介研究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的。在媒介研究的发展史上，这些方法成为一定时期的主要研究手段。

现在，这些研究方法与一些新的研究方法综合而成现代媒介生态学的研究方法体系。呈现出由定性研究趋向定量研究，由静态描述趋向动态分析。统计调查和计算机的应用，使媒介生态学者有可能更广泛、深入地探索媒介与生态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对复杂的传播现象进行定量分析，从中找出规律。

3、媒介生态学的创新与拓展

媒介生态学研究逐渐向多层次的综合研究发展，一方面媒介生态学的研究在进入微观领域，涉及个体媒介的传播、经营、管理等各个层次；另一方面，媒介生态系统又越来越全球化，研究也在走向宏观；微观和宏观各层次之间又都有密切联系。因此媒介生态学的研究具有综合性。

研究深度在不断加深。我们对西方媒介生态学理论的了解也不断深入。麦克卢汉的“媒介是人体的延伸”观点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很熟悉的了，而芒福德的“技术就是容器（container）”的观点对于我们则比较陌生[17]。容器技术是经常被忽视的一种技术形式，与工具和武器是人体的延伸的观点不同，技术即容器的观点与媒介环境和技术系统这些观点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工具、武器和机器是男性文化的符号，“容器”则显示出女性文化符号的特征，有机体和生物学意义上的繁殖是女性文化的特征，同时也是“容器”的特征，从而扩展为建筑和城市的特征。这种理论在芒福德对女性器官延伸的论述中得到体现。芒福德将城市看作是“母性的拥抱”、“容器的容器”[18]。

4、关于学科的交叉

媒介生态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交叉日益显著。例如，由媒介与环境的相互关系看，媒介生态学是传播学和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的交汇点；从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来看，媒介生态学又是心理学与统计学的交汇点；在方法论方面，研究环境因素的作用机制离不开社会调查和统计分析，更离不开数学的方法和信息技术；在理论方面,生态系统的概念基本是借鉴生物学，而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研究角度则可说是社会学、经济学等共同交叉的研究。

在《艺术与技术》[19]这本书中，芒福德提到了科技和生物之间的紧密联系：“人类的技术发明与其他生物的有组织活动之间存在着很多的类似之处：蜜蜂按照工程学的原理来筑巢，电鳗能够产生电压很高的电击，蝙蝠早在人类之前就懂得使用它们的雷达在夜间飞行”。在《技术和人类发展》这本书中，他表达了一种更深层的观点，认为科技是生物器官的一个部分。芒福德认为科技和生物学的融合在后现代文化中既是作为一个科学问题也是作为一个美学问题提出来的，科技和生物之间的分离是人为的，是机械化和工业化的结果。使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不是工具、工业或劳动，而是语言、艺术和游戏[20]。

5、媒介生态系统的保护

世界上的媒介生态系统都受人类活动的影响，社会经济生产系统与媒介生态系统相互交织，实际形成了庞大的复合系统。媒介作为“社会公器”，它在大众传播中的任何生态失控或失衡都会对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对已经形成的生态平衡关系造成破坏。因此﹐我们必须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保护媒介生态，否则我们将会受到惩罚。

媒介生态学的任务就是要找到保持媒介生态平衡的方法和规律。综合运用系统论、控制论和整体概念，就像系统论所提到的那样：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现象是部分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结果。控制论却是将其研究的重点放在如何通过传播和反馈来达到控制的目的。加强对社会信息系统的认识，搞清媒介生态系统结构以及媒介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从生态整体出发，对媒介生态系统“人为地施加有益的影响，调节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达到系统最优结构和最高功能，以实现最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和最大的生态效益。[21]”

6、确立我们的媒介生态观那么，我们怎样对待媒介生态呢？确立怎样的媒介生态观呢。媒介生态的基本观念有一些是人类共通的，比如生态系统的理念，互动的理念，生态平衡的理念等。确立正确的媒介生态观念，对于化解媒介生态危机，正确而科学地管理媒介系统，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媒介经济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邵培仁教授曾提倡要树立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媒介生态的整体观、互动观﹑平衡观﹑循环观、资源观。他认为，不这样就会破坏媒介的生态资源，进而危害人类的精神家园和社会的文明进步，最终也使媒介失去了自身的奋斗目标和用来与社会进行交换的资源。[22]

芒福德在他的颇有争议的“庞大机器”理论也提到媒介生态的观念问题。“现代的权力国家实际上仅仅只是古代“庞大机器”政权——军队系统的升级和放大而已，只是一部完全由人组成的劳动机器而已，只是组织人力去修筑金字塔的埃及法老而已”。芒福德指出古代与现代庞大机器最为重要共同特征是“隐藏在古代和现代庞大机器之下的意识形态是为了加强权力的规模与扩大控制范围，而毫不顾及生命的需要与意义”[23]。芒福德在他的一生中时时刻刻都在反抗着这种意识形态。

在我国，媒介生态学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目前研究思路和学科框架还很模糊。北美的媒介生态学研究已经积累了一批成果，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借鉴和启发。但是，我们未必一定要走北美媒介生态学研究的路子，北美的研究思路与理念和我们之间有不小的差距，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媒介生态学研究正在探索中逐渐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并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

我国的媒介市场正企盼着文明的媒介生态。童兵教授对我国媒介生态状况的改变充满了乐观：“随着入世后保护期的缩短，政府角色的逐步转换，中国新闻法制同国际法的接轨，受众对传媒需求的变化，一个文明的媒介生态和更为开放的传媒市场的新格局必将在人们的期盼中呈现。目前这种前景已端倪初现”[24]。

最后，我要再次强调的是我们要有保护媒介生态的意识。要把媒介看作是有生命的东西，要以生态的观念把媒介放在一个大生态系统中去考察和研究。总之，媒介是条鱼，是有生命的东西，很神奇，也很脆弱。不是木头，不是石头，不是机器，不是工具，你记住了：媒介是条鱼！

注释：

[1]邵培仁：“传播生态规律与媒介生存策略”，《新闻界》2001年第5期。

[2]童兵：“入世一年的中国传媒市场新格局”，2003-1-6

[3]张立伟李之侠杨飚邓斌：“入世一年的四川传媒生存环境变化”，

[4]Nystrom,C.(1973).Towardsascienceofmediaecology:Theformulationofintegratedconceptualparadigmsforthestudyofhumancommunicationsystems.Unpublisheddoctoraldissertation,NewYorkUnviersity.

[5]LanceStrateandCaseyManKongLum,LewisMumfordandEcologyofTechnics,TheNewJerseyJournalofcommunication,Volume8,Number1,Spring2000.

[6]R.达若著，张绅等译：《生态学概论》，甘肃人民出版社，兰州，1981。

[7]Novak,F.G.,Jr.(Ed)(1995).LewisMumfordandPatrickGeddes:Thecorrespondence.London,EnglandLRoutledge.

[8]Mumford,L.(1934).Technicsandcivilization.NewYork,NY:Harcourt,Brace.

[9]McLuhan,M.(1964).Understandingmedia:Theextensionsofman.NewYork,NY:Mcgraw-Hill.

生态学理论论文篇2

（一）贯彻科学发展观和实现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目标的客观要求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资源消耗过度、环境破坏严重、资源利用率过低等一系列问题凸显出来。党的十报告指出：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全面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青年学生是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主力军，在学科教学中加强生态文明教育，提升学生的生态文明素质，是贯彻科学发展观和实现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目标的客观要求。

（二）提高幼专生生态文明素养的迫切需要幼专生是未来的幼儿教师，肩负着幼儿启蒙教育的重任，他们的言行对幼儿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们的生态文明素养会影响幼儿的健康成长。然而通过调查发现：幼专生生态文明素养状况不容乐观。许多学生经常使用一次性碗筷，对公共场所长流水、长明灯现象视而不见，乱丢垃圾、攀比消费时有发生；有的学生虽掌握一些生态文明知识，但知行不一，不能把知识转化为自觉行动。因此，加强生态文明教育已成为提升幼专生生态文明素养的迫切需要。

（三）地理教学中进行生态文明教育有明显的学科优势地理学是研究地理环境以及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兼有自然科学性质与社会科学性质。地理学研究的内容以可持续发展为指导思想，以人地关系为主线，以当前人类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发展等问题为重点，这些内容包含了非常丰富的生态文明教育素材。地理教师应发挥地理学在生态文明教育方面的学科优势，在教学中积极进行生态文明教育，提升学生的生态文明素养。

二、幼师地理教学中加强生态文明教育的途径和策略

（一）深入挖掘教材中的生态教育因素，有意识、有目的的渗透生态文明教育幼师地理教材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文明教育素材。如自然地理部分大气、水资源、海洋资源等本身就是生态知识的重要内容；宇宙环境保护、全球气候变暖、海洋环境保护等内容蕴含着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人文地理部分工农业生产及区位选择、城市化问题、人口问题、旅游活动与环境协调发展等章节可帮助学生正确认识人地关系，形成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念。

（二）探索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提高生态文明教育的实效性首先，充分利用多媒体资源进行教学。教师可通过主题鲜明的图片、寓意深刻的漫画、真实直观的视频创设情境，激发学生情感，适时渗透生态文明教育。如在讲《陆地水资源》时，我先展示2012年1月广西龙江河突发严重镉污染事件的严重影响，然后我引导学生深入思考：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如此严重的水污染事件？水污染会引发哪些危害？经济发展是不是必须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学生在思考与讨论中认识到人与自然应该协调发展，理解了发展经济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生态文明观念。其次，积极运用合作学习、探究学习的学习方式。合作学习、探究学习是地理课程改革倡导的主要学习方式。幼师地理教材中关于人口观、资源观、环境观、可持续发展观等内容都可以采取这种方式进行教学。如讲《气候》一节中“全球气候变化”时，我请学生分组合作探究：全球气候变暖的原因、对人类的影响、应采取哪些应对措施。合作探究使学生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充分发挥主体作用进行分析和判断，在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共同合作，相互促进，从而正确认识人地关系，形成珍爱地球、善待环境、可持续发展等生态文明理念。

（三）重视乡土地理教学，提高生态文明素养乡土地理知识是学生熟悉的、能具体感知的，学生对乡土地理往往有浓厚的学习兴趣。我在教学中把生态文明教育与乡土地理教学结合起来，收到了很好的教育效果。如讲《大气环境保护》一节时，我结合河北省严重的雾霾问题组织学生分析：导致石家庄空气质量全国倒数的原因有哪些？哪些是自然因素，哪些是人为因素？为治理雾霾我们应该怎样做？

生态学理论论文篇3

关键词：生态学;德育;德育管理

20世纪教育思想的发展中，一个显著且重要的表征是生态意识的引入。伴随着文明的进步，生态觉悟已不仅仅意味着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觉醒，追求自然生态的平衡，而且在更深层意义上带来了整个人文精神、世界观、价值观的觉醒，引起对人的精神的重新建构。…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开始思索将生态意识吸纳到教育领域中，将生态思维模式应用于教育研究。受生态学原则的启示，以生态的视角来考察德育问题，我们或许可以发现当前德育中存在的新问题。笔者认为，德育管理概念的重新审视及改革，可能是德育改革另一路径。

一、学校德育管理及其种种困境

一直以来，学校德育的理论研究者把德育管理看作是对德育工作的管理。并把管理学理论视为德育管理的基本理论依据，如“学校德育管理是依据现代管理的基本原理以及德育过程的基本规律进行的”，“现代学校德育管理．即现代学校组织系统中的管理者根据现代社会需要，在现代管理思想的指导下，运用现代管理科学方法，对德育工作进行决策、计划、组织、控制和评价……以达成德育和德育管理目标的活动过程”。笔者认为，德育管理应把德育过程纳入并以之为核心；德育作为一项教育工作与其它生产领域的活动不同．其根本区别在于德育的一切工作与机制均指向受教育者，因而其管理也指向受教育者且以之为目标归宿。另外，现代管理理论产生于企业，而生产领域的管理虽也包括了劳动者，但其终极目标始终指向利润，所以借鉴现代管理理论必然存在一定的缺陷。如，在传统观念中．管理的功能是独立的，管理被人们界定为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最小的代价获得最佳的效果，决定了管理只是被视为一个单纯的技术性问题，而伦理、道德及价值观念在其中并不多加考虑。然而在学校范围内．管理服务于教育活动的特性，使得管理与教育不但无法分离．而且处处关涉价值与伦理。综上所述，本文目的在于批判在以往学校德育管理概念下的学校德育的弊端．并讨论改进的可能。

当前，在现代管理理念下，学校德育在管理上存在以下问题：

其一，刻板化。现行的德育管理中，体制上惯常是集权化、统一化的，有各种各样的条款，从多方面限制、控制住学生。恰如鲍曼所说的，手段本倒成了关键，学校环境及其严格的规章制度，倒是意想中的教育内容本身。学校讨论的最频繁、最详尽的话题就是如何制定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以及如何观察。规范、标准齐全且划一，但学生道德基础却有差异．刻板化管理使学生沦为标准模具的翻版．鲜活的生命个体变成了驯顺的躯体。

其二，规训化。在“科学”管理的理念下，制度更多地体现为对学生的规训和惩戒，而缺失了指引．自我教育与自我约束逐渐淡出．受教育者的行为被规约着但德性并没有培养起来。

其三，封闭化。当前学校德育在管理环境上往往过多地囿于校内．造成了一种封闭的管理体系。而学校德育要发挥管理的效能，需要一个系统工程，调动多方面的力量，动用各种德育资源，才能完成育人的目的。然而现实情况是，学校、家庭、社会相互配合的有效机制无法真正建立，学校既缺乏校外德育途径的参与，又不能与外界进行合理的信息交流，对学生德性培育的合力便难以形成。

二、在生态学视角下探析学校德育问题的根源

“现实的教育问题和现象很难用主客两分的思维方式进行满意的解释，也很难用单一的因果关系或矛盾关系的原则来解决。生态学的方法论与和谐价值观对教育研究有很强的适切性。”在生态学的视角下分析德育问题，将有助于我们转变传统的思维方式。

(一)生态学的基本观点

生态学一词源于希腊文．其本意是“研究住所”的学问，1868年德国生物学家赫克尔将其定义为“研究动物与其无机环境和有机环境的全部关系”的一门科学。但到20世纪初，生态学还只是一门初具理论体系的学科．此后生态学的原理和方法应用到人类社会问题的研究上，才使得生态学迅速发展，成为了多学科背景下进行跨学科综合的一个典型代表。

英国生态学家坦斯利1935年提出“生态系统”的概念，明确有机体与其生存环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自然整体，各有机体之间及各环境组成要素之间处于相互联系中。澳杜姆提出，生态学的视角不满足于对系统各部分及其功能的描述，而是着眼于各系统问的相互作用。如果只埋头于各子系统的内部构造和功能解释，无论向前探索多深、测量多精确，永远不可能理解系统的整体行为。由此可见，生态学强调的是“关系”、“适应”、“互动”，“生态系统”、“整体性”、“共同体”是生态观念的核心。

(二)学校德育管理困境的生态学诠释

从生态学的视角来看，当前学校德育出现的危机，主要原因如下：

1．生命个体的多样性受到漠视。生态体系的完整、稳定．是因为所有生物体共同作用，每一个物种都发挥了存在的价值。生态伦理学创始人莱奥波尔德认为，一切事物趋于保护生物群落的完整、稳定和美丽时，它就是正当的；而当它与此相反时，就是错误的。西方深层生态学的代表耐斯也指出．具有一百个物种的生态系统显然要比仅有三个物种的生态系统具有更大的丰富性和稳定性，这种丰富性和多样性正是生态系统稳定和健康发展的基础。但是，当前的德育管理往往强调了规则的严厉，却淡忘了对生命的关注。管理体制的集权化、刻板化，淡漠了管理对象鲜活的主体性，淡漠了生命个体的尊严。

2．德育共同体的关系遭遇破坏。自然界各种物种生生相息、互生互补，构成一种相互适应、相互需要的平衡共生状态。每一种物种都具有独立性，同时又需要别的物种的支持，彼此之间相互依赖，不可或缺。当学校德育以扼杀个性差异的模式实施时，就带来了教育生态的恶化，破坏了受教育者生存与发展的生态体系，导致学生之间、学生与教师之间、学生与制度之间的紧张与冲突。

3．德育生态系出现断裂。在生态学中，环境被看成是一定地域范围内所有生物体彼此互动并与非生命物质相关联而构成的生命网络。学校德育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孤立的．它也离不开依存的环境。在德育生态系中，其构成因素包括由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卫生等各个方面构成的社会因素，也包括家庭、人与环境之间的各种关系等等因素。学校德育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封闭的特点，就造成了德育系统的生态断裂，学校、家庭、社区及其子系统难以做到环境优化和教育协同，道德教育的系统放大效应无法实现。

三、生态视角下学校德育管理的变革

将学校德育管理视为目标、决策、计划、制度等没有学生在场的观念，其弊端昭然若揭。德育的本质是为人的而不是人为的．一切教育活动都应该始终围绕着促进人的发展这一目的。单纯以管理为本的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对德育的要求，传统的德育管理思想应该进行革新，应该重新构筑起符合时代特点的理念。在把握德育的伦理特质的基础上，将德育过程作为德育管理的核心，纳入生态学观念，是今天的学校德育改革的可行之路。

第一，借鉴生态学中“适应”的观念，摒弃管理规训化的做法．注重对学生自我生长的引领。管理不是为了束缚、控制学生，而是为了促进学生的成长并赋予其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虽然也应有必要的规章制度，但更应该是从积极的、肯定的角度出发，采取鼓励的、倡导的形式。在具体的管理过程中应该关注学生的适应性．让学生融入德育活动，发挥学生自身的积极性，使学生在德育过程中得到发展，推动和引导他们自我成长。

生态学理论论文篇4

 

关键词：生态文化　文学理论　教学创新

当下全球性的环境问题日益严峻，催生着生态文化的迅速崛起。和以科学主义为主导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相比，这无疑是一种深刻的文化转向。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作为思想学术前沿敏感领域的文学理论界，20世纪90年代初就提出要探索“生态文艺学”、“生态美学”和“生态批评”，并对此进行了持续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有影响的理论范畴、命题，并以当代中国生态美学的理论建构为依托，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生态智慧进行了别开生面的清理。文艺学研究中的生态维度，对文学创作、对建设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产生了积极影响，同时也成为更新文学理论的教学内容、提升文学理论课程的时代特色的推手，并为文学理论的教学改革提供新的理论资源。

一、塑造“天人合一”的整体生态文论观

当代著名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哲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创建了意义深远的自然价值论，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生态整体主义的世界观。他认为自然是生命的系统，是呈现为完整、美丽的生命共同体。自然之美具有关联性，起于人与世界的交感中。这种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来观察世界、解释世界的观点和方法，不仅与马克思、恩格斯恪守的把人、社会和自然的相互关系作为理论研究出发点的原则相一致，而且也暗合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的天人合一的观念。 基于此，在文学理论教学过程中，无论是立足于宏观层面，引导学生理解把握文论的体系框架、学科品格、研究视角等基础性问题，还是从微观入手，引领学生学习若干基本知识要点，如文学的语言特性、诗歌的韵律节奏、文本的二度创作等等，都需树立一个核心的教学理念，即：通过塑造“天人合一”的整体生态文论观，向现代社会和未来培养一批着眼整体、承续历史、善待自然的具有浓郁生态情怀的知识分子。

如何帮助学生在文学和文论的领域里自觉运用生态的意识去审美，如何使他们在文学审美的层面上认识到人即自然、自然即人，天人合一的境界实则就是自然与人和谐共存的至高之境?方法自是众多，其中的一种“无法之法”是最佳途径之一。具体来说，“无法之法”中的“无法”当然不是毫无方法，作为“法”之一种，它是更高层次的方法，通过多种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灵活有度的协调综合，打造理论学习的自由空间。譬如美国当代文艺美学家M.H.艾布拉姆斯提出的文学四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知识点，教师可采用多种方法教学：

(1)以先闻道者的身份，结合多媒体教学手段介绍学生多了解我国古代儒家人体天道、亲善和谐的主张，道家向往回归自然的志趣，历代文人在诗文中表达出的对天人合一真谛的体悟。多阅读马列文论中与此相关的章节内容。多接触当代生态环境、生态哲学、生态文学的热点问题和相关见解，在全方位多层次了解人与宇宙生态关系的基础上再回到四要素问题本身时，学生的知识视野已极大开阔，对问题的纵横维度的理解必然深刻许多。

(2)以伙伴者的身份，启发学生结合个人见闻和阅读、写作实践，通过以己及人、以人观理的过程，以臻“以理观理”之境，这样的思考过程因结合个人体会而更易产生超越于书本知识的独特的切身之感。

(3)以组织者的身份，发起学生之间的交流讨论，若条件许可，还可组织学生就此问题专访某位作家或批评家来加深理解。这种从课堂之内的知识传授向课堂之外的实践课程的转换，将带给学生新鲜活泼的学习乐趣和生动感受。

(4)以上三种具体方法综合运用，“独语式”、“对话式”、“互动式”教学模式交叉使用，授课形式因人制宜、因事制宜、因时因地制宜。既将“无法之法”化为无形，又使它真正落到实处。

二、以生态学视角展开研究型教学

在当今大力推进素质和创新教育的时代背景下，研究型教学范式是相对于以往以单向性知识传授为主的传统教学范式提出的一种全新理念。以生态学视角展开研究型教学范式的现代价值不局限于教学方法的创新，而是通过其课程教学过程中塑造“天人合一”整体生态文论观的核心理念，将教学和科研统一起来，使教学和研究自由的思想渗入课堂内外，从而实现教学目标的创新设计、促进生态文论知识的有效生成。据此，以生态学视角展开的研究型教学范式在结构特性和课程价值方面至少具备以下三点：

(1)教学和科研统一于教学身份的双重性上。研究型教学实践中，教师

[1] [2] 

和学生都兼有双重身份：教师既是教学者，又是研究者，从事的是研究性教学：学生既是学习者，也是研究者，从事的是研究性学习。教学过程不是一边倒的灌输知识，而将学生视为平等对话的伙伴，一则有计划的培养学生的质疑本能和问题意识，比如从根本上质疑：生态文论与过去文论的区别何在?是否所有的生态学原则都能解释文学艺术现象?二则有步骤的培养学生主动探索和研究的精神，比如启发学生由浅入深的思考人们在文学艺术中如何表达了他们的生态意识?怎样勾勒文学表现生态意识的历史过程?怎样解决文学在表现生态意识时所体现出来的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如何确立生态文论和生态批评的一般理论标准?诸如此类的重要问题不是一时一地凭一己之力所能解决的，这项事业注定了教学与科研的不可分离。只有教师和学生通力合作，在研究型教学范式里，教学和科研的有机统一中才能逐步得以解答。

(2)独立与创新孕育于教学平台的民主性中。学术自由是高等教育活的灵魂，民主的教学平台上，学生拥有充分的话语权和表达权，师生之间可以平等的进行教学沟通和学术讨论。正是在这种和谐开放的教学环境中，学生才能养成宝贵的创新精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才有足够的学术勇气去解构一直奉为圭臬的人本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才有足够宽广的学术胸襟去建构天人合一、心物交感的中和协调的生态观。

(3)互动与合作贯穿于教学形式的协作性里。闻道求知是大学的独特学术品性，开展学习协作是达到这种品性的必要途径。个人化的闭门式学习和研究，必然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只有懂得与人互动，才能使个人的研究成果与他人的研究成果形成对照，从而在更高层面上探求新知；只有懂得与人协作，才能从更深立意上懂得万物共生、并行不悖的生态智慧。

三、倡导文本细读，启动生态批评

建构整体的生态文论观，除了必要的以生态学视角切入的研究型教学之外，还需要在课堂教学的前后环节有所延伸。具体来说以下两个方面不容忽视：

(1)教学之前倡导学生多读、细读与生态文化相关的文学文本。生态文论是对生态文学的理论观照和规律总结，是“文学研究的绿色化”。因此在进入系统的生态文论学习前，对生态文学文本广泛阅读、积累充分的感性体验是十分必要的。与生态文学相关的文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凸显生态意识的经典之作，如被誉为西方乃至全球“绿色圣徒”的美国作家梭罗，其代表作《瓦尔登湖》从一部不受人重视的普通浪漫主义之作，一跃成为人类生态文明史上最伟大的杰作。除此外还有不少值得关注的优秀文本，如享誉世界文坛的《与狼共度》(莫厄特)、《寂静的春天》(卡森)、《诉讼笔录》(勒克莱齐)等，我国的生态文本如《怀念狼》(贾平凹)、《水中的黄昏》(蒋子龙)、《拯救大地》、《守望家园》(徐刚)，《只有一条江》(岳非丘)等。另一类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本，在现实的生态语境下，可以转换现代生态视角，重新进行解读，如《白鲸》、《鲁滨逊漂流记》、《浮士德》等一系列文学名著。如何在当下呼吁生态环保、可持续性发展的冷静期重新审视此类文本中表现出的人对自然的征服?如何历史的、公允的全面评价?这样的思考有赖于相关的文本细读，而有所思，才能有所学。

生态学理论论文篇5

一、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丰富内涵

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儒家把整个自然界看作是个统一的生命系统，既表现了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实践理性，又体现了保护自然的道德精神。儒家认为，尊重自然就是尊重人自己，爱惜其他事物的生命，也是爱惜人自身的生命，人要博爱生灵，兼利宇宙万物。

(一)“仁民爱物”的惜生重生观

孔子奉着惜生、重生的原则，主张用生态从善的道德情怀来对待自然界，对自然界及自然界的万物施以爱心。提倡天道生生，仁爱万物，将义、礼、仁等伦理道德范畴推广至自然界。《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之言说：“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郊，竭泽涸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凰不翔。何则?君子讳伤其类也。夫鸟兽之于不义尚知辟之，而况乎丘哉!”这表明孔子懂得维持生态平衡的道理，包含有对于兽类、鸟类、鱼类不可过量捕杀、珍爱生命、尊重生命的含义。人对万物应持一种同情的善待态度，否则就是不入道，所谓“启蛰不杀则顺人道，方长不折则恕仁也。”。这意味着对自然的态度与对人的态度不可分离，惜生与爱人悯人同为儒家思想题中应有之义。孔子的“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就典型地表现了这一观点，指人类对搏杀生物要有限度、有节制；捕鱼用钓鱼竿而不要用大绳网，不用箭射杀巢宿的鸟，以免破坏生态平衡和资源的再生，造成资源枯竭。在孔子看来，保护动物，既是仁爱精神的体现，也是热爱自然环境、维持生态平衡、保护人类自己的手段。这种生态平衡观体现了孔子反对无节制的获取自然资源和毁灭生物物种的思想，也体现了孔子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上弃恶向善的价值取向。孔子将对待动植物的态度与对待人等同并列起来，反映的不只是人对人的伦理道德，而是对待动植物和大自然的博爱之伦理。孔子把对待动物的态度看作是道德问题，初步实现了由家庭伦理、社会伦理向生态伦理的拓展，这是其伟大高明之处。

孟子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挥了孔子热爱生命的“仁爱”思想，第一次明确提出并初步回答了生态道德与人际道德的关系问题。他说：“君子之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他认为君子之爱包括对亲人的爱，对百姓的爱和对自然物的爱三部分，这三种爱是“仁政”的重要内容。亲亲必须仁民，只有仁爱百姓，让百姓安居乐业，亲人的幸福才有保障。与此同时，仁民又必须爱物，只有珍爱保护自然万物，百姓的安居乐业才有物质保障。这是一种真正地推己及人，由人及物的道德，他把仁民与爱物相提并论。可以看出，孟子认为爱已爱人是不够的，还应进一步把这一爱心扩展到自然万物，这才是真正的“爱”和“仁”。在他看来，道德系统由生态道德和人际道德两部分构成，人际道德高于生态道德，“仁民”是“爱物”的前提，通过“仁民而爱物”这一途径可以实现生态道德和人际道德的统一、人与自然的和谐。

荀子更是把对生态的保护视为实行“王道”的基础，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最崇高、最神圣的价值选择。他认为，为了使自然界给人类提供更多的物质财富，必须对天地万物施以仁家的精神，按照自然万物生长发育的需要，建立一个依时采伐林木和猎取生物资源的管理制度。荀子甚至还提出要设专职官员负责生态保护，规定“虞师”之职责为“修火宪，养山林薮泽草木鱼鳖百索，以时禁发，使国家足用，而财物不屈。”为了保护生态平衡和自然资源，保证国家能够持续健康发展，“虞师”专司法令制定、颁布及实施监督。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自然资源，实行“以时禁发”，取予有度。从税收等经济政策层面鼓励老百姓尊重自然规律。爱护生态环境，保护自然资源：“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因此，荀子指出：“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鳝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冬藏四者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这一自然保护纲领劝导统治者只有按照自然生态的演化规律，对自然资源进行合理的管理和使用，爱物节用，使万物各得其宜，才能有足够的食、用、材等生产生活资料来养活百姓，维持社会的长期稳定。

(二)“天人合一”的生态平衡观

“天人合一”，是指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事相通、相类或统一。强调人与自然共生并存、协调发展，体现着和谐自然的生态伦理观，是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精髓。儒家认为，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把人类社会放在整个大生态环境中加以考虑，强调人与自然环境息息相通，和谐一体，这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孔子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天人合一”，但他的思想中却包含了这一命题。他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孔子肯定了人与自然具有统一性。后世儒家进一步发展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中庸》说：“万物并齐而不相害，道并齐而不相悖。”孟子说：“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

神，上下与天地同流。”说：“阴阳合而万物得。”这些论述，都把人与自然的发展变化视为相互联系、和谐平衡的运动。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不是把天、地、人孤立起来考虑，而是把三者放在一个大系统中作整体的把握，强调天人的协调、和谐，即人与自然的协调、和谐。

儒家主张“天人合一”而不是“天人不分”。儒家认为“天”是具有独立不倚的运行规律的自然界。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个“天”就是生生不已的自然之天。自然界自有其运行的规律，不受人类主观意志的支配，正如荀子所说的“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因此，人类在为自身

的生存对自然进行改造和利用的过程中必须把这种改造和利用限定在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与遵循上，即“制天命”须以“应天时”为前提。否则，就会破坏和危及人类的生存基础。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天命观，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思想，“适时而动”的生态伦理原则。“时”构成了孟子“不违农时”、“食之以时”的生态伦理原则。孟子从一般意义上认识到了这一规律的重要性，正如他所引用的谚语“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滋基，不如待时。”孟子认为，手段和工具固然重要，但条件和环境却是不可超越的。因为，人的活动会影响到自然界万事万物的发展，在自然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人应该做自己该做的事，但是人的活动不能够代替自然界自身的规律，这就内在地将生态学问题与伦理学问题联系在一起。孟子对待自然也是主张爱护和合理利用生物资源的。例如，孟子与梁惠王论政时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署不入垮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撼也。王道之始也。”孟子强调，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要掌握好度，按时收割庄稼，粮食就会丰产丰收；用合适的方法捕鱼，就可以取之不尽；按计划砍伐树木，木材就可以源源不断得到，并把保护生物资源以满足人们需要作为推行王道和仁政的基本措施，因为生物资源富足、人们生活稳定是仁政的基本要求和统一天下的基本条件。孟子的这种生态伦理观念，提倡树立永葆自然资源造福于民的生态责任意识，对于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维护生态平衡和促进社会可持续性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荀子则从天道自然的角度理解自然，倡导尊重和保护自然。他否认“天”是有意志的神，认为“天”就是客观现实的自然界唯一存在的物质世界，是日月星辰、阴阳风雨，是水火草木、鸟兽鱼虫，它们在自然界生态系统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而人的职责是利用天地提供的东西来创造自己的文化。荀子认为天人关系既是相互矛盾的，又是相互依存的，建立了一个以“时”保护和利用自然资源的思想体系，描绘了一幅农业社会中自然生态良性循环的蓝图。这种取之有时，用之有度的尊重自然，爱护自然的生态保护思想，已超越了孟子。

(三)“尽物之性”的资源利用观

遵循自然规律，节约自然资源，是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主流和内核。合理利用资源和保护自然资源在中国古代就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据载，大禹曾具有良好的生态保护意识：“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儒家主张人应节制欲望，以便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使自然资源的生产和消费进入良性循环状态。儒家自孔子起就坚决反对滥用资源，明确提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所载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以及曾子所说的“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都表达了取物有节，节制利用资源的思想。孟子对这一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展，要求统治者节制物欲，合理利用资源，注意发展生产。他说：“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湾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孟子认识到其他物类对人类的重要性，所以提倡“仁民爱物”。他认识到，只有重物节物才能使万物各按其规律正常地生生息息，人类才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活资源。

儒家还认为，合理利用资源须从“尽性”开始。所谓“尽性”就是充分发挥自己的天赋本性。《中庸》说：“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从这里可以看出，儒家虽强调“人道”，但却没切断人与自然的关系：它高扬人的价值，但又不否定自然物的价值。“尽人之性”就是“成己”，“尽物之性”就是“成物”。“成己”，就是要完成自己的品德修养，“成物”就是使物得以实现其价值。儒家认为，“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其为物不贰”，即每一种生物都有其独特的价值，一种生物消失了，就永远无法再现。主张人应节制欲望，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那么，人们应怎样规范自己的行为才能实现“成己”、“成物”，“尽物之性”呢?儒家认为，为了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在特定时期，即动植物的繁衍、幼体成长时期不要过分的砍伐、捕猎。儒家学说并不普遍地禁止或绝对地反对杀生，而是认为应根据时令的不同来区别对待，不要对自然界过分索取。认为合理利用和养护生物资源，才能使其繁殖兴旺，否则各种生物资源就会在人们的违时获取和过度利用中耗尽。

二、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对构建“两型”社会的主要启示

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为生态文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提供了伦理学基础。

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突破了固有的家庭与社会伦理范畴，进一步拓展到生态自然，完成了“亲亲、仁民、爱物”伦理思想的发展轨迹。儒家生态伦理思想认为，人本身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应尊重自然秩序和生命。但在实际生活中，人类对环境的破坏速度超出了人类自己的预料，同时也正在因为自己的行为而自食恶果。江河洪水泛滥，资源枯竭。宇宙射线对人类健康构成威胁，所有这些都警示人类：自然不是可以随意盘剥的对象，而是与人类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的生命共同体。遗憾的是，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一警示并没有给予高度重视。越来越无所顾忌地大肆攫取和挥霍自然资源，造成了生物资源、水、土地和矿产资源的急剧减少，如地球上的淡水资源已减少了四分之一，生物物种减少了两万余种。人类目前的主要能源石油、煤、天然气的已探明的储量只能再开采50年(以上数据来自世界观察研究报告)。资源的急剧减少验证了儒家资源节约思想地正确性。只有珍惜和节约资源，取之有度，用之有节，才能维持人类社会持续健康地发展。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提出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奋斗目标。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形态，目的是通过人与自然的和谐来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实现人类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与自然生态系统协调可持续发展。它要求在全社会形成有利于环境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建立人与自然的良性互动关系，构建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社会体系。

首先，我们应该遵循生态规律。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必须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自觉遵循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提高环境保护工作水平。人类对自然的改变必须限定在自然界能够承受的范围，限定在遵循生态规律并与自然保持和谐的前提下。否则，就会动摇人类的生存基础，危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重视并遵循生态规律，走与自然持久和谐的发展之路。我们只有尊重自然及其规律、利用自然及其规律、按自然及其规律办事才是最终的和必然的选择。

其次，我们应该节约使用生态资源。自然万物都有自己独立的、特殊的存在形式和生长发展规律，它们既作为独立群体拥有自己的平衡系统，又作为整个生物链中的一分子，维护整个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伦理思想，正是依循天地“生生”这一最高的自然和伦理法则，深受“顺天无为”和“天人合一”等哲学思想的影响，尊重和爱护天地间的一切生命，指导人类自觉肩负起保护动物、植物和天地万物健全的生存与发展的责任，履行人类维护整个生存体系内在平衡的崇高义务，从而为社会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观念基础。它还提倡人类在利用资源时“取之有时”、“取之有度”，禁止在野生动植物幼年期、繁殖期和生长旺盛期狩猎或采伐，使资源可持续利用，保持经济和社会自身可持续性。儒家生态伦理中人尽其材、物尽其用的实践准则，要求人们力主节约，合理利用自然资源，适度消费的思想给后人留下一个重要警示：资源是有限的，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因而，“可持续性发展”是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中已有之义，它要求人类从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来考虑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倡保护自然资源，珍惜和节约资源，依靠科技手段提高资源利用率，才是维持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生态学理论论文篇6

论文摘要: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和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是生态文学产生的根本原因。因此，生态文学有着积极参与现实的姿态和内在的伦理价值诉求，所倡导的“生命的文学”观念是对“人的丈学”观念的修正和超越。所以，生态文学的生态主体性及生命的主体性，将其道德关怀由人及人性的关怀延展和超越到整个生态及自然生命的关怀。生态文学的现实语境决定了它理应自觉地反行其“生态责任”并自觉承担其“文明批判”的重任。生态文学在中国业已走过了二十多年的历史，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生态文学在中国将有一个辉垃灿烂的未来。

世纪之交，国内文学界掀起了一场生态文学及其研究的热潮。综观众多学者、专家的论述，大多是谈论它的历史、渊源、理论基础和一些批评原则;或者持相反意见，对其“生态中心论”进行批评，而较少关注生态文学的写作现状及其内在伦理价值诉求。显然，在生态文学热潮中，生态文学的写作远远滞后于理论探讨。而“之所以会出现生态文学及其研究的繁荣，其主要的原因就是现实的、而且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生态文学及其研究的繁荣，是人类减轻和防止生态灾难的迫切需要在文学领域里的必然表现，也是作家和学者对地球以及所有地球生命的深深优虑在创作和研究领域里的必然反映。”阳因此，生态文学一开始便以一种积极的现实姿态参与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这一积极的现实姿态必然要求生态文学及其写作回到其自身特有的语境中，本着大地意识和生命意识，自觉地承担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因为只有通过作家的生态写作，才能真正唤起全社会对地球以及所有地球生命的深深忧虑，从而实现生态文学的生态伦理价值诉求。

人类在精神生命的自我理解中，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叙述形式—文学，并借以表达人的内心世界和社会生活变化中的复杂情绪、思想情感。正如丹麦文学理论家勃兰兑斯所言:“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应该说文学自产生之日起便成了人类存在的证明，即所谓“文学是人学”。而“人的文学”也便成为世界文学的主流，一直在不同民族的文化中结构并演绎和变化着。在“人的文学”的文学观念中，人作为主体始终是文学艺术的终极抒写对象，自然却一直扮演着作为审美的文学客体的角色。因而，无论是对自然的赞美性描绘，还是对田园生活的歌咏，主要还是根源于书写者的文人情趣和文人理想，正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也”。不但如此，“人的文学”的观念还将人推向了地球乃至宇宙的中心，并由此确立了人至高无上的特权—自然的主宰，而特权的恶性膨胀便是对自然肆无忌惮的征服、掠夺和索取，其结果无疑是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瓦解。生态文学则从另一种文学视角切人到“人的文学”中来，自然的生命现象形态成为人的灵魂直面的对象，一开始就确立了把价值赋予生态系统整体的观念。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相互关联的，每个部分的“善”取决于整体的“善”，一切个体的价值、幸福和基本的健康条件都应当依据有益于生态系统的整体性来给予评价。正如利奥波德提出的“大地共同体”理念，“人从万物的主宰、中心转变成生物共同体中一位普通的公民，他必须约束自我，与其他万物平等和谐共存。同时，他的义务也随之转变成维护生物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丽”’。也就是说，生态文学倡导的是“生命的文学”，所强调的核心应当是对于包括人的生命在内的所有生命的尊重，“是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文学，而不是以人类中心主义为理论基础、以人类的利益为价值判断之终极尺度的文学。

应该说，生态文学所倡导的“生命的文学”观念是对“人的文学”观念的修正和超越，也是判断生态文学的一把标尺。“人的文学”固然尊重生命、呵护生命和歌咏生命，但其生命被狭义地框定在人的生命这一限度内，因为文学的生命之根置于人性的深处，“艺术家的使命就是把生命灌注到他所塑造的这个人体里去，把描绘变成真实。因而一切外在于这一尺度的生命自然被“人的文学”所遗忘。若有书写，也仅仅是作为人的生命的某种合法性证明而已。但生态文学所倡导的“生命的文学”，已然打破了长期以来“人的文学”对生命的有限框定，为一切生命搭建了一个共舞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人的生命和一切外在于人的生命之间已不再有主客之别、高低贵贱之分，他们互相尊重、互相呵护，共同演绎着生命的交响曲。

因此，从“人的文学”到“生命的文学”这一文学观念的转变，深层地体现着文学的伦理价值的转变。在“人的文学”观念中，人的主体性决定了人是自然界唯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是一切价值的尺度，自然及其存在物则不具有内在价值而只有工具价值。因此，人类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就只能是人的利益。也就是说，从伦理的角度来看，文学对自然没有直接的道德义务，如果说对自然有义务，那么这种义务也只是对人的义务的间接表达。所以，“人的文学”就将自然排除在自己的道德关怀之外。而“生命的文学”所张扬的生态主体性及生命的主体性，无疑将文学的道德关怀由人及人性的关怀延展和超越到整个生态及自然生命的关怀，因为生态文学所倡导的“生命的文学”的伦理设限已不是人的法律而是大地来设定伦理的界限”。

众所周知，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和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是生态文学产生的根本动因。代表人类文明的科学技术在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人类物质贪欲的同时，也最大限度地加剧了人类与自然关系的裂变，而工业化所造成的生态系统的紊乱和自然资源的枯竭，使人类诗意栖居的家园变得百孔千疮。因此，“生命的文学”有着其内在的伦理道德原则，比如生命自身所拥有的权利、平等以及更多的公正;节约与合理使用资源;人类自身的责任与义务等等。有学者曾将生态系统的基本伦理原则概括为:1、循环性。要维持生命活动，生态系统的物质就必须循环，否则将毁灭生命。2、整体性(和谐、有序、动态)。生态系统必须在一定的承载阑值范围内保持稳态，如果超过阂值，维持生存的稳态就将被破坏。3、动态平衡性(适应、协调、进化与再生)。生态系统的基本伦理原则理所当然适合于生态文学，那么生态文学就应该自觉承担其语境内的应有之责，即自觉履行其“生态责任”并自觉承担其“文明批判”的重任。

生态文学作为“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的关系的文学”，必须肩负生态责任，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藩篱，以确立生态中心和生态整体的观念。在生态文学语境中，自然已不再是人化的自然或人的对象化，而是与人互为主体或背景并共同形成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因此，自然有权利对长期以来在与人的关系中所遭受的不公正境遇—被征服、被控制、被掠夺和被摧残作出申诉和抗争。当然，无言的自然是无法直接表达他们的意志的。但无言既不等于缺席，也不等于对自身权利的放弃，更不等于人类就有权利去肆意地践踏他们。其实，对于人类的残暴，自然早已经开始了他们的带有自虐倾向的更为直接的抗争:水土流失、大气污染、冰河解冻、全球变暖、山洪海啸……然而，长期以来，自信的人类总以为靠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就可以战胜灾难，并在屡屡的征服中极大地宣泄着所谓的智慧和能力带来的短暂的快感，也极大地膨胀着对自然的贪欲。如果我们不进行生态整体性反思，那么，最后的失败者必将是人类自己。因此，布伊尔就突出地强调，“生态文学把人类对自然的责任作为文本的主要伦理取向”，并热切呼吁保护自然万物和维护生态平衡，高度赞美为生态利益而做出的自我牺牲。而这一生态责任又当然地赋予了生态文学一种特殊的身份—人与自然和谐对话关系的代言人。

当然，面对千疮百孔的自然以及生态平衡的恢复与重建来说，仅仅有忧患、呼吁和真相的披露还远远不够。因为生态文学还是“探寻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的文学”，川侧所以，文明与文化的批判和反思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如征服与统治自然批判、工业与科技批判及人类欲望批判等等。生态文学尽管表现的是自然与人的关系，但其落脚点却在人类的思想、文化、经济、科技、生活方式及社会发展模式上。因为，“我们的社会文化的所有方面，共同决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独一无二的方式。不研究这些，我们便无法深刻认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只能表达一些肤浅的忧虑。……因此，我们必须花更多的精力分析所有决定着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和生存于自然环境里的行为的社会文化因素并将这种分析与文学研究结合起来，……历史地揭示文化是如何影响地球生态的”(乔纳森·莱文语)。中，欲望批判是其核心。因为欲望的恶性膨胀，不但导致人类对自然的疯狂掠夺从而伤害自然，而且也会扼杀人的灵魂和美好天性，亦如华兹华斯指出的那样:“这尘世拖累我们可真够厉害:得失盈亏，耗尽了毕生精力;对我们享受的自然界所知无几;为了卑鄙的利益，把心灵出卖!因此，“如果人类不想或不能控制住魔鬼般的欲望，那结局只有一个:与地球一起毁灭。

生态文学毕竟还是文学，在其生态伦理道德语境中，对生态、生命理想状态的文学畅想仍是其自觉的伦理价值诉求。因此，“生态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成是表达人类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理想、预测人类未来的文学”所以，在文明与文化的批判中，生态文学不仅要心怀地球、放眼宇宙(毕竟生态危机是全球性的、全人类的危机，缓解和消除它，需要全人类的合作与共同努力)，还要在更大限度内表达人类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理想，张扬新的生态世界观和价值观，畅想生命美好的未来。

生态文学所倡导的“生命的文学”观念，不但有其内在的价值诉求，而且外化地影响和改变着文学的现实存在形态。也就是说，从“人的文学”到“生命的文学”这一文学观念的转变，必然地要求我们的作家改变固有的写作模式，开始真正意义的生命书写。在文学的历史长河中，虽然不乏对自然物的歌咏和赞美、展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经典之作，而且也或多或少地体现出生态意识。但总体而言，他们不是为了自然而赞美自然，不是为了生命而礼赞生命，也并非真正为自然物的伤痛而哭泣。他们的立足点仍然是人，自然仍旧作为人的背景而存在。因此，他们很少有自觉意义上的生态思想和生态书写。王诺在《欧美生态文学》中认为，如果文学仍然以人为中心、以“我”(作家)为中心来展现自然与人的关系，就必须排除在生态文学之外，因为他仍然属于“人的文学”，仍然是“把人以外的自然物仅仅当做工具、途径、手段、符号、对应物等等，来抒发、表现、比喻、对应、暗示、象征人的内心世界和人格特征，这可以称为文学领域里的一种自然的人化或人的自然对象化。m(t)(PS-9)应该说，面对严峻的生态现实，我们有不少作家愤然举笔，真实记录着触目惊心的生态惨状，为民族生存环境的岌岌可危而忧患，如郑义的《中国之毁灭》，刘贵贤的《中国的水污染》和《生命之源的危机》，航鹰的《生命之水》和徐刚的《拯救大地》、《穿越风沙线—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我将飘逝》等。正是这些作家对这些不为人所知的事实的叙述，人们才开始真正意识到我们到底面临着怎样可怕的生态危机，其勇气和责任心令人敬佩。

在世界生态文学的影响下，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生态文学创作，于瞒姗中走过了二十多年的历程，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一是体裁由单一向多元的发展。

面对现代化进程中日益突显的生态危机，最先做出反映的是一批有着时代责任感和正义感的新闻工作者。他们以其生态报告文学切中了时代的命脉，奏响了中国生态文学的序曲。尽管于激情中略显仓促、在记录中缺失文化的反思和批判，但是所彰显出来的生命伦理价值诉求仍旧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特别是文学界的关注。因此，愈来愈多的作家开始自觉地站了出来，并以其丰富的声音—生态小说(如杜光辉的《哦，我的可可西里》、张炜的《怀念黑潭中的黑鱼》等)、生态散文(如李存葆的《大河遗梦》、周小枫的《鸟群》等)，完成了中国生态文学由独唱向合唱的转变。

二是由早期的生态危机的记录和展示转向深度社会根源的揭露和批判。

在生态小说和散文的创作中，作家们努力以更为深人的思考与探究，从体制、人性等角度探析造成生态危机的深层文化原因，揭示了生态危机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极大危害。如张抗抗在其小说《沙暴》中，不但向我们展示了内蒙古草原老鼠肆无忌惮吞噬草原、草原沙化迅速蔓延的状况，而且还深刻揭示了草原沙化的原因:表面来看是因为插队知青辛建生等出于天真的愿望大量捕杀老鹰所致，但其深层的原因却在于人类欲望的恶性膨胀而导致生态整体性的破坏。

三是生态文学媒体也开始从其它媒体的附属品地位中逐步形成其逐年形成其独立性品格。前期的生态文学作品主要依赖于一些报刊杂志辟出的诸如“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绿地”等专刊专栏而得以面世，或借助于一些带有民间自发性质的生态文学网站披露真相，寄予他们对“地球以及所有地球生命的深深优虑”。但是，近几年，随着人们对于生态间题的日益重视，一批纯粹的生态文学杂志如《大自然》、《绿色大世界》、《自然与人》、《绿叶》等相继创刊出版，为生态文学搭建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平台，也吸引了更多的作家从欲望化的斗室中走出，亲吻大地，直面一处处生态危机场。

诚然，中国生态文学由于种种原因仍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如题材相对比较单一、文化批判仍显嗒若寒蝉、生命意识依旧显得较为淡漠，等等。但是，我们仍有理由相信生态文学在中国将有一个辉煌灿烂的前程，并与其它民族的生态文学一道谱写“绿色地球，绿色生命”的生态新篇章。那么，就让我们坐着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去畅游人与自然和谐的生命和美的生态未来吧—

“我还是变成鱼好。我要从这个地方游走。我还是变成鱼好!

生态学理论论文篇7

摘 要： 21世纪是生态文明时代。作为高校人文素质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英语文学课程担负着传播新型文明、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和时代精神的创新型人才的重任。英美文学教学应适应时代要求，注重生态文论引入，引导学生从生态视角阅读作品，培养学生生态意识，正确引导学生正确评定英美文学课程的实用价值，调动学生对该课程的学习积极性。

关键词： 生态文论；英美文学；学习积极性；生态课堂

21世纪人类社会正步入生态时代，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这一行动纲领。生态文明是一场涉及到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世界性革命，是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新型文明形态。作为构素质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教育理应担负起传播生态文明理念，培养学生新型价值观和道德观的重要使命。英美文学是高校英语专业学生的主干必修课程，在英语专业教学中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近年来在实用主义、物质主义和技术至上等观念的冲击下，文学课的地位日渐尴尬。社会对毕业生需求的变化，学生背负的就业压力，以及教学理念与方法的陈旧等因素使得文学课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生态文学批评应运而生， 它所要试图解决的问题就是人类与自然的关系， 人类应该如何看待自然并和自然相处，以期缓解并最终消除生态危机。“生态批评”是从文学批评角度进入生态问题的文艺理论批评方式， 一方面要解决文学与自然环境深层关系问题， 另一方面要关注文学艺术与社会生态、文化生态、精神生态的内在关联。

一、生态文论介入英美文学教学的重要性

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大环境下，英美文学作为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在教学中应适应时代要求，注重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的引入，引导学生从生态视角阅读作品，进而培养学生生态意识。英美文学教学中引入生态文学批评理论，培养学生生态意识有利于提高学生对英美文学课程意义的认识，增强学习英美文学的成功预期，和学生正确评定英美文学课程的实用价值，从而有利于教师调动学生对该课程的学习积极性。

作为英语专业的学生，我觉得生态文学批评理论介入英美文学课程的是很重要的。首先，生态文论介入英美文学能促进学生英语语言基本功的提高，增强学生对西方文学及文化的了解。因为生态文论介入英美文学，并不是在课堂讲授的内容中机械地添加一些文论方面的知识，而是将教学中心从文史知识的识记转移到培养学生运用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的基本知识和方法来赏析英语文学原著的能力上。

第二，生态文论介入英美文学符合时代的要求，符合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建设生态文明的大环境下，生态意识是大学生的 “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鲁枢元教授提醒我们，相伴现代工业文明的生态失衡、环境污染正在不知不觉地向着人类的心灵世界、精神世界迅速蔓延，导致人类自身内部的 “精神污染”。这里的精神污染是一个生态学概念，是指现代社会中科技发明对人的健康心态的侵扰，物欲文化对人的心灵渠道的闭塞，商品经济对人的美好情感的腐蚀。当代人的许多精神问题，如自杀、吸毒、精神分裂、抑郁症等等，都随着社会发展的程度看涨。其突出表现为现代社会高度存在的疏离化： 即人与自然的疏离、人与人的疏离、人与自己的内心世界的疏离。因而，生态批评意识涵盖范围广泛，不仅指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更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关系的和谐发展意识。

而一方面，我国高校在课程设置上普遍存在着重实用轻人文素养的现象，强调大学生掌握可见可测的知识技能技巧，不够重视学生需要、兴趣、情感等方面的发展； 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的功利性使得竞争异常激烈。大学生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承受很多学业、人际、就业等方面的压力。压力使得学生对情感、爱、理想和心理归属等需要格外强烈，学生会觉得精神空虚，难以走出心灵的困境。英美文学课程中引导学生从生态的批评视角对具体文学作品阅读和分析，其目标是帮助学生探讨现代社会的生态环境危机及其文化根源，让学生理解二元论思维方式和极端的理性思维的形成、表现及其危害，培养学生对生命、自然的敬畏和关爱意识，从而进一步为学生在日常学习生活中树立生态意识如生态的消费观、爱情观、求职观等等提供启示，帮助学生建立与自然、他人和谐相处的存在状态，走出心灵的困境。满足学生的精神成长之需，因而也能吸引和激发他们的学习积极性。

二、构建英美文学生态课堂

生态课堂是由教育主体、教学活动和生态教学环境构成的互动、开放、和谐有序的有机系统，包括由教材、多媒体课件构成的物理生态环境，由内化的社会价值观构成的社会生态环境，以及由师生感情、学风和学习兴趣构成的精神生态环境。在建设英美文学生态课堂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教学策略的选择。基于生态位和学习者主体的教学策略能够在课堂教学中，充分考虑到作为教育主体的学生在课堂系统中的生态位差异，充分尊重个性，调动学习者的学习积极性。我觉得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做：

生态学理论论文篇8

党的十第一次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并列为建成小康社会“五位一体”的战略目标，说明了对国情认识的深化、民生民心的洞察和大国责任的清醒。为今后十年甚至百年的科学发展、持续发展、安全发展立起一座举世瞩目的绿色里程碑。

纵观人类文明史，生态文明乃是一切文明的安全底线和最高境界。没有生态文明，就没有可靠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标准应该是物我合一，“相看两不厌”；人类与自然共荣，人类与社会和谐；而不是对立。“罗马粮库”何存？楼兰古国安在？它的消失不是天神的发怒，而是沙漠的吞噬，水资源的枯竭。

其实，地球上的沙漠，除了几万年、十几万年前形成的被以色列人称为“上帝给的沙漠”以外，不少是人类自造的沙漠。以人类为优势物种并不断繁衍扩张以来，地球已经进入被某些地质学家称为“人类世”的新时期。草原和沙漠首先成为人类向自然索取的对象，成为“人类征服自然”这一错误观念的练兵场。自然界饱受人类社会不公正的待遇，从而使它们在生物圈中的地位和作用受到巨大扭曲。它们被迫自卫，对人类实施应有的报复。气候恶化、水土流失、耕地沙化、草场退化、生活贫困化接踵而来。人类在饱经大自然的惩罚以后，正在学会与自然相依为命。这是对地球认识的升华，也是对生态道德的反思。迷途知返也好，悬崖勒马也罢，都是为领悟生态文明真谛付出的学费。

中国科学家认为，新世纪必须“换一种思维看环境变迁、看生态文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重点包括沙漠化的防治、草原的科学利用、资源的可再生、经济的可持续等。要点可概括为：尊重规律，善待自然，造福人类，用系统思想和科学技术变自然界的生物链、食物链为产业链、效益链，构建新的平衡系统，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原则是“生态生计兼顾，治沙致富双赢，绿起来、富起来结合”。

二、钱学森是前无古人的战略科学家

钱学森先生作为有全球眼光、人本思想、系统观念、未来设计的战略科学家，50年前就介入了应对全球人口、人才、能源、生态“四大问题”之一生态危机的思考，并做出了伟大的创新性理论贡献。20世纪60年代，他在领导国防科研工作期间，经常利用深入内蒙古、青海、新疆等沙漠戈壁试验基地的机会，了解生活在周边地区恶劣自然条件下的农牧民的生产生活情况，思索如何用科学技术改变那里的生态环境、生产条件和贫困面貌，用战略眼光超前提出“再增加14亿人口，我国如何开拓新的生存空间”等问题。

1984年6月28日，钱学森应《内蒙古日报》之约，发表了对我国五大草原进行历史反思和科学利用的专论《草原、草业和新技术革命》（《人民日报》1985年3月5日全文转载）。同年7月，他首创迎接21世纪第六次产业革命挑战的创新理论体系框架《创建农业型的知识密集产业——农业、林业、草业、海业和沙业》，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道路绘出了蓝图（见内蒙古党委政策研究室《调研通讯》1984年第27期）。钱老说，因为农业、海业已有专门的国家机构农业部、海洋局负责管理，所以应从实际出发，以林业、沙业、草业为重点，强调林产业、草产业、沙产业“三业结合”在我国的特殊重要性和紧迫性。1986年1月，他在给天津学者张鸿烈的信中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建国宗旨就包括了子孙后代的幸福，所以一方面要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进而创造一个最优美的生态环境，另一方面也要考虑资源永续不衰的问题。”。

钱学森的知识密集型的沙产业、草产业、林产业理论，是科学利用草原、沙区优势资源，“用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沙漠”的系统工程。通过高科技和大市场，化害为利，变废为宝，实现 “沙漠增绿，农牧民增收，企业增效的良性循环”。目标既明确为创新的阳光产业、节水农业，又具体为新型的扶贫工程、知识经济。其通俗表达是“利用阳光，通过生物，延伸链条，依靠科技，形成产业，对接市场，创造财富造福百姓”的“林业系统工程，草业系统工程或沙业系统工程”，简称林产业、沙产业或草产业。钱老所以要强调“一旦农业系统工程用到知识密集的农业产业、林业产业、草业产业、海业产业、沙业产业，就能大显身手”；“防沙治沙也是沙产业”但“沙产业比防沙治沙难得多”，是因为依靠科技新成果在沙上种草、用草、加工草，便延伸出草产业；在沙上长灌木、长树并加工利用，就延伸出林产业。其关键词是“四过转化”：其一，“过（阳）光转化”，把二氧化碳、水、叶绿素转化为植物蛋白；其二，“过家畜的腹转化”为动物蛋白；其三，“过机器（流水线）转化”为合格的产品；其四，“过市场转化”为商品和“增了值的货币”。通过“治用结合，以用促治，以治保用”即“绿化——转化——产业化”，在保护生态的前提下，防沙治沙、用沙、管沙结合，向沙漠要效益，向市场要红利。判别沙产业的五条标准是：太阳能的转化效益、知识的密集程度、是否与市场接轨、是否保护环境和是否可持续发展。

三、林沙草产业系统工程是伟大的理论创新

实践已经证明，钱学森的沙草产业思想就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创新，强调以太阳为直接能源，通过植物的光合作用，成体系地打造新的科技集群，最大限度地转化、加工、综合利用沙生动植物和微生物资源，为人们提供“离土不离乡”的新生计、新经济。著名的沙产业专家、中国科协原副主席刘恕先生说，钱老深刻分析了沙区农业气象资料、土地资源特征，指出沙区不仅具有发展农业生产的制约因素，也具有独特自然优势，关键在于如何利用独特的自然优势，克服其不利因素。沙产业愈发达，第一性产品的产量就愈多，人们为追求生活必需品所进行的盲目开垦和放牧就会得到有效控制，脆弱的自然系统就会得到休养生息。钱老首倡的“将治理蕴含于开发之中”的“沙产业指导思想”，已引起国家高层和有关部门的重视。1999年1月6日，《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的“总体布局”就指出：“‘三北’风沙综合防治区”要“因地制宜，积极发展沙产业”。

专家们认为，中国所以比西方对生态文明的理解和研究更全面、更辩证、更深刻，是因为我们是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世界上古史著录最完整，有文字记载的灾害史料很丰富，经验教训刻骨铭心。中科院副院长竺可桢院士推动的中国“沙漠学”的创建研究、成果整理和人才培养、队伍建设在世界上起步很早，独树一帜。中国沙漠的多样性不但最具代表性，而且关于“畏天”、“敬天”到“天人合一”的自然观、环境观、沙漠观的研究也最讲实际、最成体系。钱老要求我们“继承+创新”，“保护+利用”，“双管齐下”建设生态文明：一是要顺应规律，珍惜资源，因害设防，保护多样性；二要科学经营，绿色发展，通过循环经济、整合高新科技成果，面向市场生产终极产品，形成核心竞争力。不但要搞生态道德教育，而且要用生态立法约束人类的不当行为。既不是搞传统的“工业化”，以牺牲生态环境作代价；也不是搞西方的“城市化”，置沙区、草原农牧民的贫困于不顾。坚持城乡一体化，工农携手奔小康。认清荒漠化的根本原因是贫困，既不能“只见沙漠不见人”，更不能“只保环境不保人”。

钱学森首创的林沙草产业理论是面向21世纪的前无古人和洋人的科学建树，站得高，看得远，懂天理，接地气。把战略的前瞻性、科学的整体性、人文的关联性、发展的可持续性，放在一个复杂巨系统中分析，确保地尽其利，人尽其才，货畅其流，光尽其用。变以色列“高投入、高产出”的“贵族农业”为“工农联手、城乡一体、资源节约、循环增值”的“平民农业”。其高人之处可概括为四个字：“省”、“链”、“转”、“和”，即围绕一个“省”字，走节约再生的循环经济之路；突出一个“链”字，走“草畜工贸四结合”、向市场要效益的龙型经济可持续发展之路；强调一个“转”字，走新型的城乡一体、要素共享，工农互融、脑体差别消失的集约、集群经营之路；追求一个“和”字，走技术创新、系统平衡、利用综合、文化衔接、效益迭加的知识经济和谐发展之路，为决策服务，为百姓谋利。

钱老提醒我们，生态文明建设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要坚定信心，创新理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崇洋，不，不唯书，“只唯实”，“千万不要”像西方精英“罗马俱乐部”那样“只唱悲歌”。

专家们已形成如下共识：“荒漠化既是一个环境问题，也是一个发展问题。”经国务院第81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全国防沙治沙规划（2005—2010年）》采纳了专家的观点，明文规定“防沙治沙是全国生态建设的重点和难点”。须按照“统筹规划、突出重点、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讲求实效”的原则，促进“沙产业发展”。“利用沙区光、热、风、土地资源优势，在地表水资源允许的条件下，发展适合沙区生长且具有较高利用价值的林木，种植饲料、发展养殖、人工培育沙区中草药和食用植物资源，通过‘公司+基地’发展，使防沙治沙与农牧民增收致富、企业增效、政府增税有机结合”。到2010年和2011年，国务院办公厅和国务院更在关于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意见中明确要求：“积极发展沙产业”、“鼓励发展沙产业”。

四、西部地区是中国发展的潜力所在

钱学森谆谆告诫我们：“西部地区是中国发展潜力所在。”我国的西部不但是大江大河大沙漠的源头，也是矿产资源和绿色资源的富集带。“西煤东运”、“西气东输”、“西电东送”、“西乳东供”、“西药东服”的物质保障靠它，建设北方生态屏障、保证民族聚居地区“绿起来、活起来、富起来”也靠它。学习新西兰，让“羊背之国坐着矿车起飞”是对的，但绝不能竭泽而渔。必须让绿色产业和黑色产业两个轮子一起转、两个翅膀一起飞。钱学森认为实现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低碳经济”、“节能减排”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应明确为通过转化、吸收、贮藏二氧化碳的“深度加工”，发展“循环经济”，运用全部生物科学技术的新成果实现“零排放”、“全吸收”。1983年11月4日，钱老在给中国社会科学院技术经济研究所曹美真教授的信中指出：要发展“包括农、林、牧、禽、渔、虫（蜂、蚕、蚯蚓……）、菌（食品菌……）、微生物（沼气、单细胞蛋白……）、工（加工业）九业，搞光合作用产物的深度加工，创造出第二个农业、第三个农业。”1994年2月27日，他在给上海交通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系朱掌玉教授的信中明确支持“以菌吃污”：“工农业生产过程中大量的三废（废气、废液、废渣），生活中有大量的垃圾和粪便，这都可以通过菌物改造利用。我国湖泊总面积的55%为含盐1‰以上的盐水湖，盐水湖中菌物可以利用阳光进行生产，有人称之为“盐湖农业”。他希望21世纪的中国在“利用菌物进行生产”的生物科技方面有所作为，预言此类生产的年“产值总会达几千亿元”。

有的调查报告指出，我国的沙漠、四大沙地和五大草原都在西部。水土流失面积的80%在西部，每年新增荒漠化面积的90%以上在西部，农村牧区60%以上的贫困人口在西部。55个少数民族中的50个集中分布在西部。据统计，目前西部地区人口虽占全国的近30%，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占东部地区的40%，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只有东部地区的一半，约2000万人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这些事实说明，日益扩大的东西部发展差距不但阻碍着国民经济发展新格局的形式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而且影响着21世纪的可持续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主席在视察内蒙古自治区时振聋发聩地指出：“内蒙古是我国北方的重要生态屏障，切实把生态环境保护好、建设好，事关全国的生态安全。”2010年全国政协委员赴内蒙古视察团的《关于草原生态建设和保护情况的视察报告》也大声疾呼，应“从建设生态文明的高度重新认识草原、沙漠的价值”，“像重视森林一样重视草原，像重视‘三农’一样重视‘三牧’；像保护基本农田一样保护基本草原，把保护好、利用好草原纳入‘十二五’建设的国家规划”。

有感于西部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和面临的种种困难，早在2000年，钱学森就在给中央领导的信中说，跨世纪的西部大开发，“应该有新的思路”，“起点一定要高”，“要用科学技术解决西部人民的富裕问题”，让少数民族兄弟与汉族一样，享受“政治平等、经济平等、文化平等”。2002年，内蒙古成立沙产业、草产业协会时，钱老大力支持，欣然担任名誉顾问。他在给协会名誉会长杨利民、会长夏日的信中强调：“内蒙古的优势产业是什么？我认为就是沙产业和草产业，这是内蒙古新的经济增长点，只要内蒙古的同志紧紧抓住了这两大产业，真正建设成知识密集型的沙产业和草产业，内蒙古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会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内蒙古的生态环境也会得到改善。”他在给协会专家赵永亮、郝诚之的信中说，“林、沙、草三业结合”，就可以“开创我国西部沙区21世纪的大农业”。

五、内蒙古是“试验、转化、推广之地”

内蒙古党委、政府、政协各届领导都高度重视钱学森院士的建议，把林沙草产业当作新型战略产业，一届一届抓，终于见成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国家民委原主任、内蒙古自治区原主席杨晶同志对国内理论界朋友的如下评价表示认可，即“十五”以来，内蒙古的生态文明建设已走在全国前列。表现出八个亮点：由专家试点到农牧民实践；由农牧民个体经营到龙头企业带动；由资源简单转化到产业链延伸；从小基地示范到大集团加盟；从产品营销到名牌打造；从名不见经传到企业家军团出现及民营企业家挑大梁；从实物运营到资本运营及国际财团直接融资；从分散活动到内蒙古沙产业、草产业协会等行业组织发挥作用，以组织化保证产业化。

资深沙草产业专家、中国工程院知名院士任继周先生和农业部原副部长洪绂曾先生都赞扬，在宣传践行钱学森沙产业、草产业、林产业科学思想方面，内蒙古做到了八个全国率先：率先把“发展沙产业、林产业、草产业”写进《政府工作报告》；率先把“大力发展沙产业、林产业、草产业”写进了自治区“十一五”、“十二五”规划；率先在全国注册并开通《中国沙产业、草产业网》；率先出版一套三本的《沙产业、草产业、林产业理论实践丛书》和一套五本的《钱学森第六次产业革命思想探微丛书》；率先举办《钱学森与内蒙古沙产业、草产业图片展》；率先提出以沙产业理论为指导的“生态小康”概念；率先总结了“鄂尔多斯生态小康双赢模式”；率先出台《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沙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六、鄂尔多斯的“生态双赢模式”

2008年1月1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看望钱学森，高度肯定老科学家的两大理论贡献：一是系统工程理论；二是沙产业理论设想。总书记谈了他视察西部的所见所闻：“前不久，我到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考察，看到那里沙产业发展得很好，沙生植物加工搞起来了，生态正在得到恢复，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明显提高。钱老，您的设想正在变成现实。”国家林业局治沙办公室主任刘拓同志认为，主席强调的三点，其实就是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标准，即恢复生态、发展生产、提高农牧民生活要“三生统一”；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要“三效兼顾”。

过去国家林业部门曾以森林覆盖率为依据，提出“南学榆林，北学赤峰”。后来徐有芳部长在《人民日报》1994年8月25日第二版发表文章《向沙漠要粮棉油肉》。钱学森院士读后说：“徐有芳部长这次讲治理沙漠戈壁有了新思路，令人高兴！但没有讲怎样才能做到向沙漠要粮棉油肉？怎样解决缺水问题！”现在以钱学森院士倡导、主席归纳的“沙生植物加工”、“沙区生态恢复”和“沙区人民致富”为综合指标衡量和确定治沙先进典型显然更科学、更有说服力。中国林学会理事长、林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董智勇先生在《像钱学森那样攀登科技高峰》一文中说：“钱老倡导的系统工程、系统科学等理论，正在与林业工作密切结合。钱老提出的有关发展沙产业的建议，已经得到了‘三北’地区的重视，将指导我国沙漠资源的治理和开发利用工作。”据我们多年跟踪调研，建国以来鄂尔多斯市为探索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之路付出了巨大代价，摸清了基本规律，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当地流传的一首总结50年生态变化的“顺口溜”很能说明问题：“20世纪50年代，风吹草低见牛羊；60年代，滥砍滥牧乱开荒；70年代，沙进人退无躲藏；80年代，人沙对峙互不让；90年代，人进沙退变模样；新世纪，产业链上做文章，工农联手闯市场。”鄂尔多斯市副市长白玉岭同志在“2007首届中国生态小康论坛”上讲演时深有感触地说过：“50年过去了，我们终于明白了人要吃饭，羊要吃草。西部大开发，生态是重点，沙漠化防治是难点，沙区各族群众脱贫致富是焦点。突破口是产业化，现实的选择是发展钱学森理论指导的沙产业、草产业、林产业。”2001年鄂尔多斯市的沙化面积曾占全市面积的70%；2011年，植被盖度高达75%，流入黄河的泥沙减少3亿吨，转移农村人口40万，沙产业草产业林产业的增加值达11.3亿元，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就林沙产业一项增加891元，开始出现沙漠增绿、资源增值、农牧民增收、企业增效的良好发展态势。2008年10月初，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宣传部部长的刘云山视察内蒙古自治区，明确要求总结“鄂尔多斯发展模式”。他说：“鄂尔多斯是内蒙古自治区发展的缩影，是改革开放的典范和生态文明的典范。来到鄂尔多斯，让人眼睛为之一亮，精神为之一振。理论工作者要对这个发展变化、沙产业草产业的经验进行认真总结，提高对规律性的认识。”

1978年，邓小平同志在同美国前总统卡特谈话时指出：“观察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是看那个地区能不能发展起来”，“我们的政策是着眼于这些地区发展起来。如内蒙古自治区，那里有广大的草原，人口又不多，今后发展起来很可能走进前列。”做为中国沙产业、草产业、林产业理论的“孕育构思之地、试验示范之地”，内蒙古自治区通过近30年的不懈奋斗，已经当之无愧地走进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前列。钱学森院士为此十分欣慰，亲笔署名给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巴特尔赠送过这样一段话：“内蒙古各民族人民过去为‘两弹一星’事业做出了贡献；现在又在沙产业、草产业上给全国带了个好头，做出了榜样。我希望他们在沙产业、草产业上继续做贡献，并把沙产业、草产业推向全中国！”巴特尔在《求是》杂志2013年第4期和《内蒙古日报》2月22日发表署名文章，郑重承诺：“按照生态生计兼顾、治沙致富双赢的要求”，把“科学治沙，科学用沙，大力发展沙产业”进行到底；通过“建设生态文明先行区，谱写美丽内蒙古新篇章”。从三晋大地调任内蒙古党委书记的王君经过调查研究，很快认识了内蒙古构筑生态屏障，突出绿色发展的战略价值和示范作用，在3月19日传达学习全国两会精神，安排部署当前工作的干部大会上明确指出：“要大力发展……生物制药和林沙草产业，形成多元发展的新型产业集群，建设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加工输出基地。”要求各级领导“完善发展思路，找准发展定位，明确发展路径”，“把内蒙古建设得更加繁荣富裕和谐美好”。

七、沙产业伟大思想造福中国和世界人民

钱学森院士以林、沙、草产业理论为代表的生态文明观，2006年以来得到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回应。2006年，联合国《全球沙漠展望报告》指出，过去人们单纯认为“沙漠是贫瘠荒地”的观点是错误的，“沙漠以其特有的生物多样性、潜在的经济价值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在第35个世界环境日成为人们瞩目的中心”，“如果沙漠蕴藏的巨大太阳能，被合理有效地用于生产动力，那么未来的世界也许是一个无需化石燃料的世界”。该报告指出：“全球沙漠地区应该探寻环保与发展双赢的新思路。人们能够，而且也应该下决心不要改变沙漠，而是与其共存，并为人类未来保护沙漠。”2010年5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将中国宁夏防沙治沙、开发沙产业的成功经验写进该署绿色经济报告。他们派员实地考察后认为“宁夏人变沙害为沙利，变沙地为家园，从治沙到用沙，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路子。”2012年9月，在中（国）阿（拉伯）防沙治沙合作论坛上，宁夏应邀介绍了“坚持防沙治用沙相结合、防沙治沙与群众脱贫致富及区域经济发展相结合，积极发展沙产业，努力实现沙绿民富”的经验，受到广泛好评，认为中国的产业治沙、科学用沙，给世界作出了榜样。中国国土经济学会沙产业专业委员会主任刘恕先生高兴地说，联合国秘书长《以行动应对荒漠化》的呼吁“充分显示了沙产业理论的价值所在——以阳光为能源而不受危机限制，将在破解人类发展的粮食安全、能源危机，以及完成联合国千年目标等难题中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

生态学理论论文篇9

《白轮船》的创作背景及生态文学特点

一、创作背景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自然与人的关系日趋紧张，这使世界文坛越来越多的作家焦虑不安。他们在文学作品中不同程度地思考这一关系到人类生死存亡的全球性问题――自然与人的相互关系。前苏联著名作家艾特玛托夫就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

艾特玛托夫于1970年创作了中篇小说《白轮船》，这是一部在人与大自然主题中充分渗透道德哲学内涵的作品。该小说自然情节的描述并不复杂，但在描述人与大自然的关系方面却让伦理道德思想得以深刻的体现，被认为是作家的巅峰之作。这是一个凄惨的故事。小说的主人公是个被遗弃在外公家的七岁孤儿，没有名字。孩子喜欢到山顶上眺望碧蓝的伊塞克湖，寻找一艘游弋在湖面上的白轮船。他听说爸爸是水手，于是他渴望变成一条鱼游到湖水里，上船扑向爸爸的怀抱。外祖父给他讲长角鹿妈妈的故事，那是个动人的传说：长角鹿拯救过吉尔吉斯人的祖先，但后来鹿妈妈的后代遭了殃，成群的鹿被杀害了。从此，这个地方再没人看见过鹿。小男孩牢牢记住了这个故事。有一次小男孩突然看见了两头小鹿和一头白色母鹿，他好像在梦中，一口气跑回家，告诉了外公。可是，第二天，正当小男孩昏睡时，一声枪响把他惊醒，他看见大人们忙里忙外，孩子在棚子里看见兽皮和鲜血，再看墙根下带角的鹿头，他浑身冰凉、毛骨悚然。他听见可怕的笑声，觉得有人拿斧子对准他的眼睛，他惊恐地拼命躲闪。谁也没注意，孩子摇摇摆摆走到河边，跨进水里，去寻找他梦中的长角鹿妈妈和白轮船去了。小说的结尾是悲剧性的，但是它以强大的艺术感染力激起人们维护真理、保护自然的良知。

二、生态文学的特点

生态文学是当代文学与生态思潮的有机结合的产物，是对生态危机的综合回应。它把关怀人类赖以生存的大自然作为自己的光荣使命，是20世纪世界文坛上一个崭新的文学现象。它以人与自然为主题，以关注人类生存环境为起点，从道德与精神方面探索了人与大自然关系的新内涵，来唤起人们珍惜我们的家园――地球。

艾特玛托夫是一个具有强烈责任心和使命感的生态文学专家。当人类生存遇到困境和大自然遇到生态危机时，他哲理性地思考了人与大自然的关系。艾特玛托夫在1985年2月17日第七期的《莫斯科新闻报》答记者问中曾说过：“四十年来，生活有了质的变化，也提供了新的发展条件。于是，有些人便自我陶醉，丧失了记忆，开始追求物质享受，而不追求精神享受。但是，一个人在精神上的自我感觉才是使他配得上活在地球上的重要因素之一。为了心安理得地拼命追求升官发财，一味伪善，首先要使自己不能称之为人，就像我这部小说中的一个反面人物那样。眼前的利益不应夺去我们的记忆。因为记忆是我们铁面无私的良心。而良心是绝对不允许一个人背叛他精神上的最高理想的。”作家认为，人与大自然应当具有相同的权利和地位，人们应该抛弃人类沙文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与大自然平等、和平相处，建立一个健康、和谐的人类社会，这正是当代社会人们面临的重大的历史使命。只有这样，人类才能得以生存。艾特玛托夫从哲理的高度思考了人与大自然的内涵及关系。这是他对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模式的挑战，使人们的自然生态意识能够觉醒，表现出一种超前的生态观。艾特玛托夫通过《白轮船》这部小说，反映了20世纪以来人与人、人与大自然和人与自我的紧张关系，同时向人类敲响了警钟，即人类不仅应该对自己负责，还应对地球负责，同时还得对子孙后代负责，否则随着对大自然的破坏，人类必将毁灭自身。

艾特玛托夫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哲理性思考

艾特玛托夫说过：“我越来越相信，小说的哲理性比重应尽可能增加，如果哲理性的比重小，而以主题的迫切性取胜，那么时过境迁，这样的作品就会失去意义。”不难看出，作家非常注重哲理探索，经过长期探索得知：人在自然界中的作用微乎其微，如沧海一粟，自然先于人类而存在，所以说，人是大自然的产物，附属于自然。人类不是大自然的主宰，是自然之子，应和同是自然之子的一切动植物平等相处。

艾特玛托夫非常热爱大自然， 深刻关注人和自然的关系， 并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哲理思考，他说：“热爱大自然和必须保护大自然的题材对我们来说非常亲切。” 事实确实如此，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已经非常紧张。人类为了自身的利益，为了生存，开始对大自然进行疯狂掠夺，包括污染环境、无序地残杀稀有动物、乱砍滥伐，所有这些行为使生态平衡受到严重破坏。于是，越来越多的学者、专家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峻。艾特玛托夫就是其中一位具有代表性的作家。 他在《白轮船》中涉及了这一主题，抒发了自己的见解，从人是大自然之子和大自然是衡量人类道德的标准两个层面论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哲理性。

一、人是大自然之子

“无论是在人那里还是在动物那里，人类生活从肉体方面来说人（和动物一样）靠无机界生活” ，“我们连同我们自己的头脑、血和肉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作者得出结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界的有机组成部分。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是共生、共赢和共荣的关系，而不是征服、改造和索取之间的关系。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既然是伙伴关系、朋友关系，那么就要求人类在处理与大自然关系的问题上，必须尊重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克服急功近利和目光短浅的思想，树立人与大自然和谐并进的科学发展观。艾特玛托夫向来反对“万物之灵”的人类以“征服者”与“统治者”的态度对待大自然，反对征服和占有自然的一切行为，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平等而和谐的关系，人应把森林当做“绿色的朋友”， 把动物视为“人类的小兄弟”，这才算得上是 “自然之子”。

在小说《白轮船》中，当孩子惊喜地发现了三头梅花鹿的时候，鹿也同时发现了孩子，但它却却并没有害怕，“这头长角鹿妈妈细心而安详地朝孩子望着，好像在回忆：它在哪见过这个大脑袋、大耳朵的孩子的……小鹿肥敦敦的，又结实又招人喜欢。它忽然又抛开柳条儿，活跃地跳了起来，拿肩膀去蹭母鹿，围着母鹿转了一会儿，开始撒娇了，拿它那还没长角的头使劲地擦鹿妈妈的两侧。长角鹿妈妈静静地望着孩子。”

艾特玛托夫在《白轮船》中为我们描绘出一幅自然生态美景，即人类与动植物、人类与整个大自然和谐友好地共处着。这正是作家殚精竭虑的东西，也是他内心世界的流露。而我们大多数人却始终把自己与大自然的关系认为是主仆关系，始终没有超出这个想法。认为人类是大自然的主人，就是把人类自己同自然界分割开，独立于自然界之外，以统治者自居，却忘记了自然界是人类的母亲，人类是自然界的婴儿；认为人类是大自然的仆人，就是人类在自然界面前一无是处，面对自然侵害时逆来顺受，这也是不合常规的。从世界文明史来看，这些思想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新时展的需要。我们必须超越这个层面，从思维上进行理性的探讨。要做到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就必须抛弃旧观念，注入时展的新内容。如何才能做到这一切呢? 人类历史告诉我们：我们与大自然的关系既不是“自然界是主人、我们是仆人”的关系，更不是“我们是主人、自然界是仆人”的关系，而是人类是自然之子。所以我们应该放下主人的傲态，放下仆人的卑态，平等地与大自然进行对话，理性地与大自然握手，与大自然共谋发展，共同进步。只有这样，人类生存的自然界才会越来越美好，人类的生活前途才会越来越光明。

二、大自然是衡量人类道德的标准

人类应该尊重自然规律的客观性、顺应自然。因为自然界的运行有其自身的规律性，不受人为因素的影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依据其自身的规律发展。人类由于违反自然规律、不尊重自然而频频招致大自然的报复。当前人类的居住环境日趋恶劣，都是因为人类违反大自然的规律造成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能使人的心灵得到平衡，并能使人的精神得到净化；而掠夺大自然、残杀万物生灵、毁坏大自然的过程，就是人类破坏平衡的过程，也是人性道德堕落、变异的过程。在这些过程中，残忍、贪婪、自私、冷酷、功利主义就会得到恶性膨胀，就会导致人的本质的蜕变和精神的堕落。艾特玛托夫把人对大自然的态度同人道主义、人性联系在一起，把人类是否尊重大自然当做是衡量一个人道德善恶与否的标准，并把不同的人们之间因为不同的观念而引发的冲突归纳到善恶冲突的范围。

《白轮船》中描写了善和恶两类人。莫蒙爷爷和孩子是善良人的代表，他们不仅对人友善， 对自然也是和善的。莫蒙爷爷是护林所唯一一个尽心尽力看管森林的人，他说:“看管森林的人，就是不让树林受到任何损失。”他相信长角鹿妈妈的传说，把白色长角鹿妈妈看成是吉尔吉斯民族唯一的恩人和母亲，对她敬若神灵。《白轮船》中的小男孩也热爱大自然，在林中虽没有小伙伴儿与他玩，但是他并不孤独，因为大自然的一草一木都是他的朋友，吉尔吉斯古老的长角鹿母的传说滋润着他的心灵。莫蒙和小男孩儿都是与自然亲和为善的代表，是千百年来熠熠生辉的人类最宝贵的精神文明，正因这一点，人类才优越于其他物种，人类的未来才有希望。

在小说《白轮船》中，护林所的领导奥罗兹库尔谋取私利，偷伐森林。当树林中突然跑出三头美丽的梅花鹿时，善恶两类人的态度完全相反。莫蒙爷爷和小孩尽力想为长角鹿妈妈的后代营造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而护林所领导奥罗兹库尔等人只看到鲜嫩的鹿肉和硕大的鹿角。鹿的出现，瞬间将两类人分为善恶两类。艾特玛托夫把对待大自然中动物和植物的不同方式和不同态度，作为判断人类善与恶的标准。艾特玛托夫的作品向我们传达这样一个信息，每种动物的悲惨遭遇最后都以人的悲剧为结局。《白轮船》中三头梅花鹿的死让莫蒙爷爷非常痛苦；而纯洁天真的孩子，无法接受这一残酷的事实，于是摇摇晃晃地走到了河边，直接跳进了水里。 就连残酷屠杀梅花鹿的奥罗兹库尔，最终也没有落下好下场。他的这种行为远不止他一人所为，他只是作家塑造的“恶”的形象代表。他所做的一切既是对始祖、对自然的背叛和对传统道德的否定，又是“对神话传说的轻蔑，也是对千百年传统精神财富的弃绝”。

人与自然和谐的最高境界及意义

艾特玛托夫对悲剧产生的社会根源作了更深刻的揭示，从人是自然之子和大自然是衡量人类道德的标准两个层面论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意义。同时，作者也提出人与自然和谐的最高境界及意义。《白轮船》提到科克泰的贪婪、奥罗兹库尔的虚荣与傲慢。他还强调:“贪财、权欲和虚荣心使人苦不堪言，这是大众意识的三根支柱，无论什么时候它们都支持着毫不动摇的庸人世界。大大小小的罪恶都藏匿于这个世界里。”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他:“人世间善与恶，都存在于人类社会的一些最平淡无奇的事物中”，但是，“为什么总是恶战胜善呢?”这才是艾特玛托夫思考的主要内容。它总是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体现在人对待自然的不同态度的善与恶的冲突、对抗中，总是把人的善恶与保护大自然联系起来。因此维护人与大自然的统一和谐，保护大自然，就是保护人间的真善美!艾特玛托夫认为，要想根除破坏大自然、虐杀生灵、掠夺自然资源的恶行，就必须树立人们心中的善意，只有善意根深蒂固，并在实践中得到运用，大自然才会得到保护，人类才不会面临道德沦丧所带来的威胁。否则，人类将“由于自己的暴虐而毁掉这暴虐的世界”。

参考文献：

[1]韩捷进.艾特玛托夫[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30.

[2]胡志文.生态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新土地[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4,(01):99.

[3]石南征.白轮船・前言[A].艾特玛托夫著.立冈译.白轮船[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生态学理论论文篇10

    说中国“文论”存在危机,是否有点危言耸听呢?其实不然。新世纪之初,在暨南大学召开的一次文艺理论的学术会议,与会人员普遍认为当今的文论体系已陷入危机之中,具体表现为:文艺理论与现实生活和艺术创作之间脱离联系,理论内容陈旧,已经不符合当今大众审美的要求;文论形态需要调整,文学理论在学理内容上要转向生态文艺学和文化诗学方面。这些年来,许多专家都已经意识到这种危机的存在,并提出了改革文艺理论体系的一些设想。如陶东风先生在《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学的学科反思》一文中(见《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认为文学理论不能拘泥于抽象理论的条条框框,必须打破现成的僵化的理论学说,注重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原则,并把它融入到文学理论的体系当中,使之成为重要的研究方法;王一川教授在其所着的《文学理论》一书中(王一川:《文学理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尽量克服传统的“意识形态”对文论的制约,摆脱了文学理论学科多年存在的“疲软”状态。他依照自己多年来对文学的深切体会,第一次用“感兴修辞”来代替传统的“意识形态”属性,使得文学理论的审美属性得以彰显,全书的内容也因此焕然一新;后来,童庆炳、王一川先生在《文学理论教学的双向拓展》一文中,提出了文学理论改革的新思路,这是他们在承担教育部师范司的课程改革课题“在双向拓展中更新文学理论课程”中获得的成果。

    该文认为,中国的文学理论教学内容明显受到前苏联的教学模式影响,同时也受“僵化理论”干扰,致使多年来文学理论的改革走进了死胡同。如何面对21世纪对专业人才的需求,注重学生对现实突出问题的实际解决能力和对理论的实践应用能力,这是一个重大课题。为此他们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改革措施,具体表现为“双向拓展”的一套思路:一是从宏观上向文化诗学和文化人类学方向拓展,强化文学理论与东西方的诗学、文化人类学以及当代社会生活的关系;二是从微观上向文本阅读和文学批评方向拓展,加强文学理论与文艺欣赏、文学批评的密切关系,提高学生学习分析和鉴赏、批评文学作品的能力。此项改革取得了重大成果,它化解了多年来文学理论课的尴尬境地,被广泛运用于课堂教学过程中,王一川先生主持的《文学概论》课程建设被打造成为部级精品示范课程。

    其实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学者着文呼吁《文学理论》必须改革,并指出这门课程面临的危机问题。笔者认为,危机的原因主要在于:

    一是教材内容人文精神的缺失。在现行的教育体制和考试制度的制约下,人文性最为丰富的文学在理论板块中被切割成标准化测试下的一个个知识点,需要学生死记硬背才能拿到高分。加上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导致人们对自身人文关怀责任的迷失,学者普遍缺失独立的反思精神和审美精神。指出这方面问题的论文有:李世涛的《问题意识与文学理论的危机———危机中的文学理论之重建》(深圳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赵勇的《新世纪文学理论的生长点在哪里?》(文艺争鸣2004年第3期);王金龙的《危机与突围:从文学理论教学改革入手》(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二是工具理性代替了审美之思。其实,文学理论长久以来一直被当作工具理性来讲授,从最初的“为政治服务”,到后来的“为现代化服务”,一直到现在的“为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服务”,都带有明显的功利性质。这些偏颇的观点,影响了人们对文学性质的理解。文学首先是人学,它要表现的是人类生生不息的愿望和理想,它以优美的形式,传达人类的真情实感,从而展现生活之真,人性之善,艺术之美。因而文学成为一种本真的言说,诗意的言说,审美化的符号。但是工具理性的教学模式却忽视这一点,致使文学理论教学陷入僵化的泥淖之中,成为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缺乏一种开放和务实的、人性化的内涵。唯有代之以审美之思,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文学所关注的人类生存、环境生态、精神生态等现实问题,体现人的主体位置,张扬人的价值和尊严,为未来指出理想的生存之境。指出这方面问题的论文有:冯黎明的《论文学理论的知识学属性》(《文艺研究》2008年第9期);黄发有的《文学教育的工具情结》(《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张晓舸的《文学教学:从“制器”到“育心”》(《现代大学教育》2007年第3期);陈嘉映的《何为理论》(见张汀阳主编《年度学术2003》,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三是生态批评在文学理论体系中的严重缺失。将生态观引入文学理论学习内容,目的是引起学生对人类生存境况的关注,体现文学理论的绿色之思和审美之维。可惜的是,我们当今的文学理论体系还没有真正接纳这个内容,因此显得滞后于现实。有学者对此提出了自己的改革思路。这方面的论文有:陈定家的《当代文论研究空间的新拓展》(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周娅的《生态文化视野下的文学理论教学创新》(中国大学教学2011年第2期),等等。

    四是文学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揭示这方面问题并提出改革方案的论文有:孙仁歌的《走出文学理论教学误区》(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张德礼的《架起从理论通向实践的桥梁———加强文学理论实践环节教学探索的回顾》(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8期)。因此,笔者认为,将生态观与实践性教学环节引入“文学理论”课程教学内容改革中,是为了先完成“理论重建”,激活文学理论体系的生机与活力,恢复文学的应有之义,体现应有的人文关怀思想,然后从实践中引导学生进入理论,有效地提高他们的理论修养、创作水平、鉴赏水平和文学批评能力。这是一条迅速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充分调动他们学习积极性的有效途径。

    “文论”课程改革设想

    为改变目前文学理论课程的尴尬境地,必须把这门课程的理论体系当作一个系统工程来对待,进而提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使之适应当前教育教学改革的趋势。为此,应该将文论课程的改革设想最终落实到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将生态观和人文关怀精神有机地融入当今的文学理论体系中,改革文学理论的教学内容,努力建构“生态文艺学”这一新的文学理论形态;二是加强文学理论教学过程中的实践环节。

    (一)将生态批评观引入文学理论的教学内容,建构生态文艺理论形态

    第一,教学理念上确立“天人合一”的深层生态文艺观。生态文艺学是文学理论的基本形态。这些年来,随着生态危机的加深,理论界中的生态批评十分普及。作为一种理论方法,它首先起源于西方的批评界,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90年代开始兴盛,迅速成为遍及世界的文艺思潮,并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被引进中国。威廉?吕克特在1978年发表的论文《文学与生态学》中指出,生态批评是“将生态及生态学的理念用于文学的研究”。生态批评的目的旨在对自然文学、环境文学等与探索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学作品进行述评与研究,同时又倡导从生态的角度来阅读古往今来的作品,从而使人类建立强烈的生态观念及忧患意识。深层生态学是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在1973年提出的关于生态平等与生态共生等重要生态哲学理念,后来运用于文艺观中,要求人们承认物种的多样性和万物具有平等生存的权利,做到关爱万物,尊重生命,从而追求“天人合一”的和谐境界。它构成了深层生态文艺观的价值核心,也成为了教学理念中的重要资源。

    第二,教学范式上提出以生态文艺观开展探讨型教学。如何通过转识成智的教学方法,来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这是当今文学理论创新教育必须考虑的问题。生态文艺学是一门具有丰富人文精神、充分关注人类生存境况的人文科学,在教学范式上以生态文艺观开展探讨型教学,可以充分调动教学双方的积极性。在课堂教学中师生共同探讨生态文艺观,激发大家创造的积极性,让学生关注当下人类的生存境况和生态问题,给文艺理论灌注生态的绿色,从而将古人“天人合一”的生态整体文论观和当前的环境危机和精神生态问题有机地联系起来,寻求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将文艺理论的课堂教学、课堂讨论和科学研究活动统一起来,既可以形成整体的生态文艺观,又可以丰富学生的人文精神,从而充实文学理论的学理内涵。

    第三,教学延伸环节上,倡导课前阅读生态文学作品,启发学生进行自主式的生态文艺批评。

    课前安排学生阅读美国作家卡逊的《寂静的春天》、梭罗的《瓦尔登湖》和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进而解读中国生态文学作家徐刚、哲夫等人的作品,并进行生态文艺理论方面的学习指导。

    将生态观引入文学理论学习内容,目的是引起学生对人类生存境况的关注,同时赋予文学理论以浓厚的人文关怀色彩。文学本来是绿色的,文学理论也应该是绿色的,只要融进了人文关怀思想,它们便能恢复自我本色,共同彰显文学天空的蓝天白云。我们知道,生态理念、人文关怀是一种至真至善的文学追求,因为这是一种崇高的文学精神,它是一种崇尚天地万物、尊重人的生命、尊严、价值、情感、自由的精神。它始终关注人与自然的全面发展、人的生存状态和人类的未来命运,有了生态理念和人文关怀精神,文学和文学理论便会从冷漠的天空回归温暖的大地,成为人类精神寻求慰藉的栖居之所。

    在当今社会,“以人为本”、“和谐共生”的思想已深入人心。人是一切关系的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悲欢离合,人的喜怒哀乐,人的盛衰荣辱,都应该成为文学关注的焦点,从而成为极具感性的文学艺术的永恒主题。文学是人学,文艺的宗旨就是逼近人类的生命状态和生存意义。文学的本色应该是纯净的,它始终伫立在希望的田野守望着人类的生态家园,为人类守护着精神领域的最后一片净土,让青山常在、绿水长流。文学的永恒魅力,正是来自它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关注,来自它对人类精神境界的提升,它激发人的生命情感以及对美的向往,同时弥补因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而带来的缺陷,从而沟通人性的两极,给生态灌注生机与活力,更好地优化人类的生态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