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文文学十篇

华文文学篇1

一、语种性、族裔性——华文文学

罗兰•巴尔特曾在论及语言时，把语言的地位提高至文学生命的高度，认为语言是文学生存的世界。以华文文学命名的作家作品，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引起了研究热潮。从概念上讲，华文文学专指“中国内地以外的用汉语言创作的文学，也即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Ell3不言而喻的是，划归至此种概念的文本必须符合二个基本条件：一是创作者是非内地人，二是写作语言是汉语、汉字。汉语作为华夏民族的民族共同语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有一个不断发展推进的过程。随着国家的统一与安定，由普通话组成的现代汉语语系才得以建立，实际上在不少地方还存在着以当地方言作为书写语言的现象。汉字的发展也有由繁到简的变化。因此我们简单的以汉语、汉字来作为定义“华文”的依据就显得以偏概全。同时，我们考察先于：‘华文文学”概念确立并为推广的“台湾文学”、“香港文学”后不难发现，后者的概念明显带有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色彩，“统治”、“阶级”、“殖民”占据了中心词汇中较大的比重，国家意识高于民族意识。这类“语种的华文文学的概念”仅仅满足了海外华裔作家作品研究的表面，批评界为了将研究深入，在“语种的华文文学”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化的华文文学”。从“语种”到“文化”，语言的表音功能不再是唯一因素；相反，表意性占据了重要位置。“文化的华文文学”认为“华文文学是一种独立自足的存在。这即意味着，它出现、存在、发展乃至最终在其一区域内的消亡，其根据完全在华文文学本身。”¨与“语种的华文文学”不同，“文化的华文文学”，更加强调“海外华人生活的以生命之自由本性为最后依据的自我表达。”…从留学生时期的“落叶归根”到新移民时期的“落叶生根”，远离家国后的思乡情切与寄居异域的孤独、寂寞都化身为作家不断地适应生活，打磨自我的生命书写。在此意义基础上，批评界进一步提出了“世界华文文学”、“海外华文文学”概念。这两个概念出现的原因之一在于早先一类的台港澳文学被纳入了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华文文学”这一概念无论是语种还是文化上都已经不能适应作家作品的新需要。“世界华文文学”整合了海内外华文文学写作，在世界性语种的基础上，研究“华文母语地区的中国文学(内地和台港澳)和中国以外各个国家和地区使用华文创作”的作家作品J3。“世界华文文学”在时间上的模糊性导致的无限延展，使我们无法对于内地中国文学的发生、发展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套用王德威先生在《想象中国的方法》中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时问上的划分，中国现代文学应从清末起，这一点在语言上就造成了文言文、白话文相容并驱，“华文”的概念再一次受到挑战。“海外华文文学”缩小了“华文文学”与“世界华文文学”范畴，主要指“中国以外其他国家、地区用汉语工作的文学，是中华文化外传以后，与世界各族民族文化相遇、交汇开出的文学奇葩”。这一概念对作家作品有了更加明确的限定：作家写作时的所在地必须是海外而非中国(包括台港澳)、作家的创作语言必须是汉语，可贵的是它关注到了民族文化间的互相影响，不再单纯地将中华民族文化作为标准线，容许中华文化在经受异域土壤滋润之后，出现变种、分化、多元现象。总的说来，“语种”思想从始至终贯穿在华文文学概念发展上，作家作品的归属主要强调其创作语言的汉语化，由此引发出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再书写；同时，它也呈现出了排他的族裔性特征。很明显，其概念背后是隐藏有一定的“盲区”的。如严歌苓、张翎等作家，他们只是后天移居他国，思想主要的形成场域还是在母国，移民前后的作品无论是主题还是艺术手法都难免有所不同，对于这类作家我们无法将其作品划一归之。同时，对于如谭恩美、汤亭亭等，以英语写作具有中国文化的作品、作家，我们更无法用“华文文学”的概念将此归类。故此，笔者将华文文学概念定义为“语言的文学”。

二、跨文化性、跨区域性、跨时间性——华人文学

现在人们把狭义的“文学语言”称为文学语言。文学语言是塑造艺术形象的物质手段，文学语言具有描写、叙事、抒情和议论等综合性艺术功能l3。综合来说，文学的语言最本质上的特征是艺术性、审美性，即使作品中记录的是日常生活的语言场景，但是其言语本身也是经过了作家的再加工、再塑造，目的在获得最广泛人群的接受力与传播力。语言作为文学艺术的助动力，在文学中的作用在于利用尽量恰当的语辞表明作者的写作目的、传达出作者的情感。“华人文学”概念的提出即是打破了文化、区域、时问等的范畴限制，实现跨越性。“华人用获得语——主要是英语、法语，但是也有荷兰语、瑞典语等——写作，也应当在本学科(华人文学)的讨论范围之内。””赵毅衡先生提出“华人文学”的概念，认为“有助于综合研究华人的华文文学与外文小说，因为它们之间有不少的共同点。”“华人文学”概念从命名上只限定于作者是华人，此处的华人主要指华裔(无论是后天移居的还是出生即在异域的)。概念上的包容性，得以将华人华文写作、华裔双语写作以及华裔英语写作纳入其中，作家来源地不局限于海外或是中国大陆等某一区域，不要求作家写作时必须身在海外或是中国大陆；并且，华人文学延续了“海外华文文学”概念中对于文化意识的界定，不限制作品中传达的是母国关照还是异域想象，最大层面上对华人写作有了一个理论性的定义。“华人文学”的跨时间性意义，主要是相对于“新移民文学”、“新海外文学”、“新华人文学”而言。后三者在概念上都强调了“新”，与此相对的必然是“旧”。以“新移民文学”为例，概念的提出意在区别于20世纪初期的“西学东渐”浪潮下的出走和20世纪50年代白先勇等留学生文学，“新移民”主要是20世纪80、90年代，自身在母国已经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作家，因为政治、经济、学术等方面原因移居他国，在海外他们树立起来的是新一代华人的美好形象。所以，“新移民文学”概念特指20世纪后期，书写移民前后的对于“双重隔离”的伤痛。这一概念无法包括作家移民前的作品，在作家作品思想的梳理上难免会出现“断裂带”的现象。在限定时间域的同时，“新移民文学”概念也将作家人群身份限定在“新移民”上，由早期移民潮产生的第二代或是第三代作家作品就无法合理定位了。如果说“新移民作家”作品中难以掩藏的失落感来自于对故土的思念与对他国的陌生，那么“香蕉人”作家他们笔下的中国则是西方视角下的缩影。由于接受的文化熏陶之间存在差异，因此在对待同一问题上，两者的答案都有可能不同，叙述的视角也有可能相异。“新华人文学”概念并不是针对于“华人文学”提出(实际上“新华人文学”早于“华人文学”提出)，“新华人”主要是为了区别澳大利亚地区，早期由第一代华人移民和来自台港等地的非大陆籍移民构成的华人群落，特指1989年前后滞留的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群。很明显，它只是在人群上作了特定的划分，没有实现文化性的跨越。“华人文学”较好地规避了“新移民文学”、“新海外文学”、“新华人文学”在文化、时间、区域上的不足，提出的是“文化中国”的文学。文学这一形式本身就具有浓厚的感染力和号召力，其特定族群的形成不在于区域，不在于语言，不在于时间，而在于情感上的认同。“华人文学”这一概念就是将华人群落中最普遍接受的价值取向、文化趋向作为标杆，消除由于语言差异带来的认识偏差，重视作品主题本身的文学性、文艺美。“文学”与“语言”本来是两个不同的个体，借用“语言的文学”与“文学的语言”两个概念，意在说明“华文文学”概念突出语言的“华文”色彩，“华人文学”概念强调的是文学的功效，语言在其中扮演着一个助动力的角色。

华人用外语写作并不是这一两年才兴起的，早在林语堂时期就有呈现，但是一直以来我们习惯上将此类文本划归在“翻译文学”中研究。随着近年来对华裔作家群中出现的“双语”写作以及英语写作现象的重视，这一问题再次成为学术界争论不休的话题。目前的文学史教材也无法按照既有方法对其进行归类。笔者在此将两者进行对比后发现，“华人文学”概念最大程度地弥补了这项在文学史上的“留白”，对于华裔文学的世界性定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华文文学篇2

如果从1910年美国华工刻写在天使岛木屋墙壁上的汉语诗歌算起，海外华文文学的存在已有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在百年的文学历程中，无论是西方和东方，都出现过相当数量具有开拓性、令人瞩目的著名作家，当中有程抱一、陈舜臣等在历史上饮誉世界的文学大家，还有白先勇、王鼎钧、郑愁予、杨牧、洛夫、痖弦、於梨华、聂华苓、赵淑侠、余心乐、方北方、姚紫、吴岸、黄东平、司马攻、云鹤等一大批作家，他们中有的以其艺术的突破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有的在其所在国华文文坛上率先创作出具有开拓性、标志性的文学作品，从而确立了自身在海外汉语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更有活跃在当今海外华文文学领域中具有独特个性和艺术影响的一批中青年作家，如严歌苓、张翎、虹影、陈河、抗凝（林达）、欧阳昱、陈大为、钟怡雯、黄锦树、林幸谦、黎紫书等。这些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的华文作家通过自己的创作，在世界各个地区和国家传播和扩大了华文文学的影响，参与这一领域文学的经典化过程。正是这些优秀作家作品的沉淀，为我们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经典化和经典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海外华文文学是中华文化外传以后，在世界各地开出的文学奇葩，是一种处于中外东西文化交汇点上的独特文学现象，各种不同“质”的文化艺术精神、思想元素在这样一个平台上错综交织，丰富性、多元性、复杂性是它的突出特征。面对这样的“文学场”，特别是其中的优秀作品，要对其解读、研究、阐释，如研究者不能以开放的思维，突破传统的“国族”界线，就难以把握这一领域文学的特殊性。从现在我们读到的许多海外华文文学作品看，有三个明显的特点：①海外华文作家的作品，隐含着他们离家去国之后“离散”生涯的生命体验，是一种有跨越性的独特精神历程的形象叙写；②因其创作主体是在“本土”以外，处在各种“异”文化包围的环境里，有多种文化的参照与介入，多数作品具有反思性和多元性；③这些作品淡化了中国历史传统主题的内容，更多的是“离散”华人在外生存状态和生命意识的审美表达，在思维模式上，更加突出了人的主体性，在社会行为模式上，更重视现代价值的普适性和开放精神。这些只是我们在平时阅读中感受到的，今后要在学术的层面从整体上探讨这一领域的文学特质，认识其所形成的新的文学传统，还有待于学界同仁的通力合作，从广度和深度上作研究，既要从百年长度梳理其兴起、发展的文脉，也要通过具体文本的阅读，在众多文学作品中寻找、选择出那些具有路标式的文学经典，并对其进行系列的分析和阐释，从文化、文学上展示它们所蕴含的新的质素。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往学界对中国新文学传统和经典的研究，多从意识形态上看待问题，对其传统的形成和经典特色的论说，也多依附于革命历史的线索，因而在思维模式上不同程度存在“现代化革命大叙事”为主线的局限。在对新文学自身特质的寻找、分析中国新文学如何从古代文学蜕变过来的原因时，对其中的各种复杂因素，往往关注不够，少有从文学自身的发展去作更深入的追问，在一些经典著作的研究成果中，也少有从文学传统内在的变化和经典作家独特的人生解读展开其阐释空间。近十几年，一些现当代文学的学者，如黄曼君、陈思和、洪子诚等都曾在他们的著作中反思和论说过这些问题。黄曼君还特别倡导：要通过对经典著作的诞生、阐释和论述，揭示新文化特质与“诗性转向”的思、诗、史关系结构线索。也就是说，要从文化精神、审美诗性与史的定位，对文学经典的真正意义进行分析，通过对具体经典作品的阐释，进一步认识、展现中国新文学传统的特质。他们所论的虽是针对中国新文学传统的研究，但对我们今天开展海外华文文学传统和经典的研究，如何去突破那种原先可能有的思维定势和某种局限，也是很好的提醒和启示。经典作品是历史承传的标帜。文学经典既是文学传统的集中表现，也是建构文学史的一个重要路标。任何文学经典都是以“诗性”为核心的思、诗、史的结晶。探讨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形成的新的文学传统，同样要通过经典化过程和经典文本研究，了解这一领域文学经典化复杂的历史变动，展示其在新的文化语境中，思、诗、史不同组合形成的新文学经典特质；从文化和审美的视角，认识其从“本土”到“域外”文学传统的变化、延伸和重构，特别是其独具的审美内容，那种跨界超越的美学品格，以及由此而表现出来的某种原创性，那种能够成为新的经典或新的文学经典性特征。

二、海外华文文学的经典化和经典文本研究

文学经典是经典化过程的结晶。开展海外华文文学的经典研究，首先是要对这一领域的经典化过程进行考察和研究。考察和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的经典化问题，可以有多种角度，而其中的重要视角是文化上的从“一元”到“多元”。海外华文文学作为“离散”华人在域外生命体验的审美表达，是中外文化交汇的艺术成果，尤其是当中的一批有才情和智慧的优秀作家的作品，这种多元文化、互识互补的特色就更为突出，具有新的文学经典性的特征：从精神意蕴看，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有一种多元文化跨界认同的开放品格，在文化和美学上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原创性；从艺术审美看，它们涵纳了多个地区移民作家复杂多彩的心灵世界和“离散”生涯独特精神历程的叙写，为读者提供了与中国本土文学不同的审美经验，有新的“诗学”内涵；从文学史的层面看，它们为世界文学史翻开了新的篇章。本世纪以来，国际学界不断质疑现有的“20世纪世界文学史”，认为当中存在明显的“西方中心论”印记，因而提出了重构新的“20世纪世界文学史”问题，其问题的内核正是：文化上应从“一元”到“多元”。而海外华文文学是20世纪兴起、发展起来的具有世界性的华文文学领域，具有着从“一元”到“多元”的“跨界”文化、文学特质，作为世界近百年发展中出现的新的文学元素，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开展此领域的经典化问题和经典文本研究，既是“海外华文文学及其研究深入发展的关键”，也将为20世纪新的世界文学史的重构提供一个新的版块。因为这个新的汉语文学领域，有多种“跨界”的文化特质，早就突破了中国文学“国族”的范围，是新的20世纪世界文学史重构中不可忽略的内容。正如许多论者所言，文学经典的生成与确立，本质上是立足于审美接受的群体。而其之所以拥有审美接受的群体，前提是它自身是一个极其优秀的文本，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已成为一个开放性的平台，能在各个时代的读者中产生特殊的影响。用卡尔维诺的话说：“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是一本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我们以前读过的东西的书。”因此，笔者认为，在开展此项研究之初，必须着重关注和回答下列这些问题：①百年来这一领域已经出版的众多文学作品中，有哪些可称为经典？②这些经典是怎样诞生的？有何独特的人生解读和阐释空间？③在其存在的历史长度，审美群体对它的阅读、接受、传播和评价如何？④作品自身形成了怎样的跨文化超越的形态与模式？在审美方面有何原创性的贡献？而要回答上述这些问题，首先是要从这一领域大量的资料工作做起。饶宗颐先生在《文学与神明》一书中，曾具体谈到掌握材料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性。他说：“不论做什么题目，都要材料，这是基础。”还特别指出：对经典材料，更要反复地下功夫。“第一次或者了解不深、不透，第二、三次继续了解。有时需要十次，或者十次以上。”他认为“只有掌握了材料，才有立足之地”。我们进行海外华文文学的经典研究，同样要以材料为基础。其次是要“直面作品”，在文本的阅读上下功夫。通过对各种文学作品及其相关材料的阅读、比较、筛选，突出文学性，从中选择出更具有心灵感动、更具有审美内容，为社会、受众公认的有代表性的名著。“直面作品”，不是孤立地面对文本，而是将文本和历史结合起来（包括文学史、批评史、接受史和传播史），与这一领域的文学历史“对话”。因为同一作品，不同时代的人理解可能不一样，即使是同一时代、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理解，就是同一个人，对同一作品，在不同时间、不同语境，理解也可能会有差异。所以，在这个过程，研究者就要去面对历史上这种种的差异，既要了解人们在各种不同情况下对同一部作品的不同评价，以及他们解读文本时不同的态度和方法，联系他们不同的“文化身份”（一般读者、批评家、专业研究者）、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分析其差异的原因；还要关注本领域特殊的文化、文学问题（如流散者的生存、生活问题等），把握与这些问题相关的特殊文学现象，思考、研究“经典”的选择和确立的依据，阐明其在怎样意义上成为经典。由于百年海外华文文学是一个在文化上有多种中外混溶的世界性文学领域，因而还有一个如何从国际化角度看待经典的问题。任何经典都是思想和艺术秩序确立的范本，所以此一领域中的中外文化、文学传统的交融、对接（如古今传承、中外交接），以及因不同地区、国家历史时空的差异而衍生的多重文化观照结果等，也将是我们经典研究的“焦点”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还要从世界文学的角度，通过本领域文学经典化问题的追问和文学经典研究，展示其作为这一特殊汉语文学领域经典著作独特的思想内涵、精神意蕴和审美品格，以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原创性与新锐性、丰富性与超越性。

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经典化问题的研究，是关于这一领域文学经典形成过程的研究。而经典的确立，是基于艺术的本体，也就是作品所达到的一种新的艺术高度。所以解读和阐释经典文本，展现其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审美价值，是本课题研究最具意义的工作。西方著名学者纳博科夫认为：一部文学作品的经典性和审美价值，“最终要看它能不能兼备诗道的精微与科学的直觉”。“因为这样的作品才能给人一种既是感知的、又是理智的。”可见，作品的艺术本体和读者的审美接受，是文学经典研究的两个重要方面，中西方学者均有共识。由于海外华文文学是近百年新兴的文学领域，因而我们面对的是一种新的文学经典研究，所以我们的工作是要去开发一个新的“矿藏”，这就需要从最基础的“入门”工作做起，除上面所说的搜集资料、探清“史路”外，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对各种文学文本的阅读、解读，特别是对其中的优秀文本的细读、精读和不断地重读，展示这一领域的优秀作家在文学作品中如何运用语言、结构、文体等创作手段和表现方式，组成不平凡的故事、情节和细节，使作品具有真正的艺术生命，怎样令人读了能产生情感的火花，引起了心灵的震颤。并通过各方面的比较，选择出其中的经典名作，将其拆开、窥探，研究其风格、意象、体裁，从作品的艺术设计和构造，深入到作品内里最具创意和精美的部分，揭示其文学和美学上的不寻常价值，阐明那些经典名作为何得以成为经典，以及它们是如何生成的。艺术的魅力存在于作品形象的骨骼和思想的精髓里，任何经典著作都是一个独特的“新天地”。我们要真正地了解和阐释它，就必须“进入”到这一个个的“新天地”当中去。作为海外华文文学经典著作的研究者，在艺术上我们要“进入”的是一块以往人们尚未涉足或涉足不深的“天地”，除了对其历史进程、文化交汇应有所了解外，还应该具有想象力和艺术感，也就是艺术感觉。因为有了艺术感觉，我们才会在阅读和研究时在自己和作者的心灵之间形成一种和谐关系，甚至随着不断重读和研究日深还成了艺术上的“知己”。记得纳博科夫在讲解经典著作时，曾用一段形象的描述，来说明优秀读者和优秀作家的那种难以言喻的共鸣感。他说：“在那无路可循的山坡上攀援的艺术大师，只是他登上山顶，当风而立。你猜他在那里遇见了谁？是气喘吁吁却又兴高采烈的读者。两人自然而然地拥抱起来了。如果这本书永垂不朽，他们就永不分离。”笔者认为，这种发自内心对艺术之美的共鸣感，对于文学经典的研究者来说，也是极其重要的。“文本是历史的，历史是文本的。”我们要从世纪长度探讨海外华文文学的特质及其所形成的新的文学传统。

华文文学篇3

笔者与老伴郭存孝受国侨办邀请欣然与会，受益非浅。

开幕式由国侨办副主任何亚非主持，全国政协副主席韩启德讲话。接着在大会上致辞的有：国侨办主任裘援平、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S龙云、广州市长陈建华、暨南大学校长胡军以及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会长王列耀、境外代表马来西亚嘉宾张晓卿。共有20多家媒体进行现场采访。

本次会议以“语言寻根，文学铸魂” 为宗旨，以“华文文学的文化为传承与时代担当”为主题，是一次守望文化原乡，推动世界华文文学创作的大型文学盛会。

韩启德讲话中赞扬广大海外华文文学作家植根异域，守望中华故土， 创作出大量名篇佳作，慰藉游子乡愁，温润侨胞心灵， 赓续着中华民族的精魂，承继着中华文化的基因， 丰富着世界多元文化的色彩，也培育着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友谊之花。他殷切希望华文文学界人士努力传承中华优秀文化， 致力推动华文文学繁荣发展， 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裘援平指出，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播，离不开广大海外侨胞，特别是华侨华人文学家、艺术家的努力与奉献。她希望全球华文文学人士，特别是华侨华人文学家、艺术家，发挥融通中外、学贯中西的优势，植根中华优秀文化土壤，借鉴不同文化精粹，讲述中国好故~， 传播中国好声音。

接着是“高端论坛”，由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张炯主持，青海省委常委吉狄马加、著名作家刘斯奋、诗人汪国真及台湾作家陈若曦、美华作家严歌苓和新加坡作家尤今等六人一一作精彩演讲，与会者获得许多启迪。大会还举办了十个专题论坛，内容几乎覆盖了世界文学的方方面面。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匡汉对论坛作学术总结。

华文文学篇4

大陆学人和出版机构也有不少相当重视世界华文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出版过一 些史料性图书，如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大系》，包括小说卷、 散文卷、诗歌卷、戏剧卷、电影文学卷、报导文学卷和文论卷；鹭江出版社的《东南亚 华文文学大系》(50册)，收有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五国当代 50位华文作家的代表作品；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台港澳及海外华人作家词典》；花城出 版社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词典》；四川大学出版社的《刘以鬯研究专集》；北京 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阅读陶然》等。而且，大陆学者从事史料工作也有自己的优势。厦 门大学朱双一研究员就曾利用国内各大图书馆的书刊，在寻找余光中、王梦鸥、姚一苇 等人早年作品方面，取得许多重要收获，获得一批珍贵史料。尤其是他抢救性地发掘出 姚一苇抗战时期一些鲜为人知的作品，避免了遗珠之憾。 史料工作的意义，正如黎湘萍在为《中国文学年鉴1995～1996》撰写《大陆的台湾文 学研究综述》时所指出：作为史学研究基础的史料发掘和甄别，“展示了一种应该学习 和提倡的认真研究真正的学术问题的学风，这种学风在这个新兴的学科中，实在太缺乏 了”，这类工作“将严肃的史料研究方法引入了这门学科，给它注入了富于生命的学术 活力”(注：朱双一：《我和台湾文学研究》，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 港，昆仑制作公司，2002年3月第1版，第29～31页。)。

二 为了避免出现“资料垄断”的现象，让史料发挥最大效应，内地、台港澳及海外学人 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建立一个完备的世界华文文学资料库。

短期目标

1.将散见于校内各处的香港文学资料作系统性分类、编目和分析

2.整理其他大专院校和分散全港的相关资料

3.整理旧报刊及剪存新刊资料

4.定期出版研究通讯及刊物

5.将编整所得的资料上网或制成目录索引

6.举办不定期的小型活动，例如讲座或展览

长远发展方向

1.与海内外其他机构合作，拓展资料整理和研究领域

2.申请校外研究经费，以期获得更多资源，开展更具规模的研究计划

3.进行专题研究、编整教材及史料订正工作

在大陆，2001年10月于福建省武夷山市举行的“第二届世界华文文学中青年学者论坛 ”上，汕头大学《华文文学》吴奕qí＠③主编通报了汕头大学将要建立世界华文文学网站这一讯息，表示今后不仅《华文文学》杂志上网，各种相关资料信息也上网，以赋予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新的活力。2002年5月29日于广州暨南大学举行的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饶péng＠①子会长就史料建设工作做了部署，初步拟议在福州和厦门建成台湾文学资料中心，在广州建成港澳文学资料中心，在汕头建成海外华文文学资料中心。在此基础上，有组织有计划地着手编辑有关的文学总书目、文学期刊目录、报纸文学副刊目录、文学活动大事记、作家辞典、研究论文索引等一系列工具书，有选择有侧重地选编出版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丛书，包括各国、各地区作品总集、各文体作品选、著名作家文集等。

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建设将是一项浩大的学术工程，不仅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而且 更需要“甘坐冷板凳”的奉献精神，需要大陆、台港澳和海外的互动，作家、评论家和 史料工作者的互动，研究机构与出版单位的互动，只有这样，才能促成世界华文文学研 究的健康发展。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上艹下凡

华文文学篇5

一个学科的史料建设，不仅是文学史研究的前提和基础，而且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这 个学科当前理论研究的水平和预示着今后研究发展的方向。作为近二十年才逐渐兴起的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史料问题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1982年在暨南大学召开的首届台 湾香港文学学术讨论会上，香港作家梅子曾呼吁重视“资料搜集”工作，“千方百计设 立资料中心”(注：梅子：《参加首届台港文学学术讨论会的印象与建议》，见《台湾 香港文学论文选》，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第1版，第265页。)。2002年1 0月在上海召开的第十二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饶péng＠①子会长展望 学科未来前景，再次强调“大力加强这一领域的史料学建设”。因此，有组织、有计划 ，全面而系统的史料建设(包括文学思潮、社团流派、作家作品研究等专题性史料，作 家辞典、文学大事记、报刊目录索引等工具性史料，创作回忆录、作家访谈等叙事性史 料，文学大系和选集、作家全集和文集等作品史料，作家自传、日记、书信等传记性史 料，文学活动实物、作家影音录像等文献性史料以及考辨性史料等)，已是刻不容缓的 当务之急。

在台港和海外，已有一些先行者着手从事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学的建设工作。如新加坡 文学史家方修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利用莱佛士博物馆捐赠的一批战前报纸合订本，编 写了三卷本的《马华新文学史稿》。并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十大卷的《马 华新文学大系》，完成了“马华文化建设的一个浩大工程”。又如“香港新文学史的拓 荒人”卢玮銮教授，数十年来致力于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她利用十年时间，整 理出1937年至1950年间约三百位在港中国文化人的资料，以及《立报·言林》《星岛日 报·星座》《大公报·文艺》的目录、索引。正如她自己所指出：“这些原始资料的整 理，可为将来香港文学史的编纂提供方便，也直接帮助厘清了许多错误观念。”(注： 卢玮銮：《香港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见《追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69、74页。)20世纪90年代以来，卢玮銮教授还与郑树森、黄继持教授合 作，选编出版了“香港文化研究丛书”(包括《香港文学大事年表(1948～1969)》《香 港文学资料册(1948～1969)》《香港小说选(1948～1969)》《香港散文选(1948～1969) 》和《香港新诗选(1948～1969)》(五册)《早期香港新文学资料选》《早期香港新文学 作品选》《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文学资料选》《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文学作品选》等。这些 珍贵资料的汇编出版，填补了香港文学史料上的一些空白，其意义自然非同寻常。

大陆学人和出版机构也有不少相当重视世界华文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出版过一 些史料性图书，如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大系》，包括小说卷、 散文卷、诗歌卷、戏剧卷、电影文学卷、报导文学卷和文论卷；鹭江出版社的《东南亚 华文文学大系》(50册)，收有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五国当代 50位华文作家的代表作品；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台港澳及海外华人作家词典》；花城出 版社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词典》；四川大学出版社的《刘以鬯研究专集》；北京 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阅读陶然》等。而且，大陆学者从事史料工作也有自己的优势。厦 门大学朱双一研究员就曾利用国内各大图书馆的书刊，在寻找余光中、王梦鸥、姚一苇 等人早年作品方面，取得许多重要收获，获得一批珍贵史料。尤其是他抢救性地发掘出 姚一苇抗战时期一些鲜为人知的作品，避免了遗珠之憾。

由于世界华文文学资料相对不易搜集，因此，对于已有的材料，研究者也要避免“捡 到篮子都是菜”的弊端。任何材料，从发掘出来到成为准确可靠的史料，都还有一系列 鉴别整理的工作。被学界公认“为学精细，长于考证”的汪毅夫研究员，在这方面取得 了突出的成就。他在总结自己的治学心得时说过：“我从文献、也从口碑，从馆藏、也 从民间收藏的文献收集史料，并以冷静的态度辨别、鉴定，发现了颇多似不起眼而很可 说明问题的史料。我还收集一批实物和图片，亦常于冷僻处发现其史料价值。”(注： 汪毅夫：《炽热的情感与冷静的态度》，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港，昆 仑制作公司，2002年3月第1版，第19页。)他在《＜后苏龛合集＞札记》一文中，对台湾 近代作家施士洁及其文学活动详加考证，得出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如他亲到施士 洁祖籍地——福建省石狮市永宁乡西岑村调查，访得《温陵岑江施氏族谱》，查看施氏 故宅、《岑江施氏重修家庙碑》、墓葬，并收集施氏后人口碑，据此订正了志乘中的错 误，认为“施氏生平应是1856年而不是有关史志通常所记的1855年”。又如关于台湾牡 丹诗社的创立年份，传统上有1891、1892和1895年三种说法。汪毅夫通过对牡丹诗社当 事人施士洁和林鹤年诗文加以考证，令人信服地推衍出“牡丹诗社应创于1893年正月” 的结论。

史料工作的意义，正如黎湘萍在为《中国文学年鉴1995～1996》撰写《大陆的台湾文 学研究综述》时所指出：作为史学研究基础的史料发掘和甄别，“展示了一种应该学习 和提倡的认真研究真正的学术问题的学风，这种学风在这个新兴的学科中，实在太缺乏 了”，这类工作“将严肃的史料研究方法引入了这门学科，给它注入了富于生命的学术 活力”(注：朱双一：《我和台湾文学研究》，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 港，昆仑制作公司，2002年3月第1版，第29～31页。)。

二

华文文学篇6

柯棣华在印度时除本民族语言马拉提语和印度语之外,还精通英语,并掌握了德语。他深知,要到中国援助抗日战争,必须要懂得中国的语言,这样才能更好地了解中国,服务中国。

1938年9月1日,印度援华医疗队启程前往中国。在来华的客轮上,柯棣华就开始去学习和了解中国的情况。一有时间,他就阅读同行的爱德华大夫从西班牙前线带回来的《西行漫记》。红军、长征、革命根据地深深吸引着他;、、……这些光辉的名字铭记在他的心头。在客轮上,医疗队员们认识了两位从海外回国的中国人。一位姓王,是桥梁工程师,另一位是冀博士。好学的柯棣华便天天缠住他们,向他们学习汉语,询问中国的各种情况。他准备了一个笔记本放在衣兜里,学中文时先写汉字,再写上印文注释,并写上词组和例句。援华医疗队成员之一的巴苏华在日记中就记载了柯棣华学中文的情景:“……他拿着笔记本和铅笔不给王先生一点休息的时间,让他教汉语!”柯棣华除了向中国朋友学习汉语,还学唱中国歌曲。甲板上,船舱里,人们常常听到他和中国朋友们一起,在海浪的伴奏下,放声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在客轮上度过的17天里,柯棣华顾不得欣赏沿途的风光美景,每天拿着小本子和铅笔认真学习者。

当轮船到达广州的时候,柯棣华自编的印汉单词对照已经写了厚厚的一小本,他已能勉强说一些简单的汉语了。印度援华医疗队到达广州的第二天,柯棣华、巴苏华、木克华一起到饭店吃饭。他们想吃烧鸡,但不知怎样和女服务员说。柯棣华翻阅了他的笔记本也不管用。木克华只好在纸上想把要吃的烧鸡画出来,偏偏画得不像,结果端上餐桌的竟然是炸田鸡!这件事使柯棣华更加坚定了学好中文的决心。

印度援华医疗队来到中国后,在广州、武汉、重庆等统治区稍作停留,即冲破政府的重重阻挠和刁难,启程前往延安。1939年2月,医疗队到达了延安。在延安,他们受到了的亲切接见,这更激发了柯棣华刻苦学中文,为中国抗日根据地军民服务的热情。他抓住每一个学习的机会:参观卫校时,向卫校的教员学习;访问抗大时,向抗大学员学习;走村串巷时,向当地的老乡学习;甚至还向自己的小勤务员学习……

1939年12月,印度援华医疗队的爱德华、柯棣华、巴苏华3位大夫来到晋东南抗日前线。在八路军总司令部,早年曾留德的总司令热情地欢迎远道而来的异国友人。在和接触的过程中,柯棣华发现的口袋里经常装着一本汉德袖珍字典,在同德国大夫米勒谈话的时候,时常拿出来翻看。原来,是想借助这本字典的帮助,找出他忘掉的德文词汇。

一次,和3位印度医生谈起了学习外国语言的话题。“你们打算学习中文吗?”问道。“太难了!”3位医生几乎同时回答。于是,谈起当初他在德国学习德语时,也遇到过很大的困难。一位德国女教师鼓励他说,学德文并不难,关键就是看有没有决心和毅力。后来,他就不停地读、背,有时候彻夜不眠。鼓励他们:“在中国工作,还是要努力学学中国语言才好,否则,光靠翻译,就像一个人离不开拐棍一样。”柯棣华信心百倍地表示:“我要下决心丢掉拐棍。”

对学习中文,柯棣华有着卓越的才能和坚强的毅力。刚到卫生学校时,他虽然可以用汉语表达自己的意思,但还不熟练,也不利索。有一次,他给同学们讲完了话,说了声:“同学们,我没讲完话。”大家便聚精会神地等他讲下去。他又重复了一遍,大家还是一动不动。他很纳闷,打了个散会的手势,同学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的意思是“我的话讲完了”。然而,不到半年时间,柯棣华讲起汉语来就顺畅多了,甚至还能比较流畅地说一些复杂的、具有深刻含义的语句了。

柯棣华学中文不仅刻苦、有毅力,而且还有一套好的学习方法。那就是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学,向群众和同事学,结合实际学。他谦虚认真,不耻下问。平时碰到什么就问什么、学什么。在手术室就问医疗器械的中文名称;喝茶时,就认识了“茶碗”二字;过年时,见老百姓门上的春联,他就仔细琢磨。他学汉语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活学活用,学了什么马上想办法把它用上。例如,他在学习著作时碰到“马马虎虎”、“粗枝大叶”等词以后,在医务室和护士谈话时就用上了,叮嘱护士平时工作时不要“马马虎虎”、“粗枝大叶”。

为了提高口语能力,柯棣华还认真学说一些绕口令。有一次,他一遍遍说着:“中国红枣外红里白,印度红枣里白外红。”乍一听,好像中国红枣和印度红枣有区别,仔细一想不是一样吗?大家听了都很奇怪,问他为什么这么说,后来才明白这是他在锻炼口语能力。

华文文学篇7

这所学校设在王忠华家中。客厅的墙壁上，贴着琳琅满目的图片。有孩子们野炊时欢乐戏水的画面，有著名作家王跃文题赠的“忠华我们同道前行”，还有王忠华到北京领奖时和孙女李小玲、郭沫若女儿郭庶英的合影……看得出，王忠华创办的留守儿童学校得到了社会的关注。

30名留守儿童中，年龄最大的12岁，最小的5岁。

在班上，有位小女孩格外引人注目。她叫严思敏，今年7岁，家住龙山县农车乡马蹄寨，父母在外打工多年。刚来这所学校时，她性格孤僻、内向，时常躲在角落里发呆。

见此情形，王忠华制定“帮扶计划”，与严思敏谈心，给她讲故事，带她玩游戏。看她爱好绘画，就为她买来了画册、纸和笔，手把手地教。

“现在，严思敏开朗多了，绘画有模有样。”王忠华说。

办一所留守儿童托管学校，不仅仅是每天负责接送一下孩子，给他们提供食宿，帮他们洗洗衣服，搞搞个人卫生就可以的。“托管”二字包含了像家长一样照顾孩子生活的全部内容，“学校”二字则包含了辅导孩子们学习、进行思想文化教育的丰富内涵。

来自龙山县马蹄寨的小华，个头高大，是个体育尖子生，但是性格非常叛逆，凡是老师和家长要求他做的，他都带有很重的抵触情绪，还动不动就从学校逃跑。王忠华追啊追，总是追不上他，为此，他很得意。有一次，王忠华问他：“你要怎样才肯听话？”他挑战说：“咱们赛跑，如果你赢了，我就听你的话！”王忠华非常清楚：自己肯定跑不过他，但他还是一口应承了。话音刚落，小华便像箭一样飞了出去，身材高大却有些笨拙的王忠华奋力追赶，却怎么也追不上。但他还是拼命地追，就在接近小华的一瞬间，突然“啪”的一声，因身体过于前倾，失去平衡，王忠华重重地摔在地上，膝盖流出了鲜血。小华惊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默默守在王华忠身边，看着王忠华的妻子李玲为他上药。直到一切都忙完了，小华才突然情不自禁地扑到王忠华的怀里，叫了一声“爸爸！”并动情地说“从此以后，你就是我的爸爸，我什么都听你的！”至今，王忠华的膝盖上还留着一个大大的伤疤，但心里却很甜。

王忠华办学的执著和对学生的关爱让他的妻子感动。

“有天，王忠华患伤寒，外面正下着大雨。快到放学时，他不顾病重，一头钻进了大雨中……”李玲回忆道。

“我就是爬，也要把孩子送回家。”此时，王忠华看了妻子一眼说，“看到这些缺乏父母关爱的孩子健康成长，哪怕付出再多也值得。”

说起办学的困难，还真不少。随着学校名声越来越大，要求到这里来学习、生活的孩子越来越多，可是，一栋两层半的楼房，一栋两间教室的平房，外加一个小小的操场，已经容纳了30多名学生，再想扩招，已经没有足够的空间。部分家庭贫困的学生，基本生活费用也交不起……所以，办学以来，王忠华几乎连年亏损，经济上入不敷出，别说扩大规模，就是维持现状也不容易。

华文文学篇8

今秋十月，桂花飘香，秋姑娘带着一身金黄姗姗而来。在这个美丽的季节，一本童年的摇篮吸引了我的注意。说这本书是童年的回忆毫不过分，它勾起了我美好童年的记忆，也深深地感动了我。

《中华新童谣》是一本寓教寓乐的书刊，它已健康向上的内容和琅琅上口的童谣征服了我。特别是《故乡的小园》这个单元中的《良渚文化出余杭》这首家乡童谣，将良渚文化通过有趣的童谣活灵活现地展示了出来，让人耳目一新。我的爸爸是良渚镇政府的一名公务员，他第一次读起童谣，就对它赞不绝口：“这童谣真是风趣，用生动的语言介绍良渚悠久的文化，真是一座丰富多彩的知识宝库啊！它符合我们都市人对民间文化的知识渴望，让我们在快乐的氛围中感受童谣的魅力。”

我小时侯是在城市长大的，所以对童谣的就像七窍通六窍——一窍不通。有一次，妈妈一本正经地对我说：“婷婷，你知道童谣吗”“啊……我不知道啊！”我对妈妈的问题，简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唉！童谣可是中国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婷婷你一定要多了解童谣啊！”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不知如何是好……

现在，我有这本《中华新童谣》，不仅让我了解了童谣深远的历史，也让我收益非浅。每当老师教到童谣时，都会让我上台背诵，看着台下同学们羡慕的目光，我就像吃了蜜糖一般——一直甜到了心窝里。而且，我的作文水平也“突飞猛进”，这可是都是童谣的“功劳”啊！

华文文学篇9

[关键词]印度印西亚 华人外文文学 印尼文学

〔中图分类号〕I3/7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07)01-0136-05

椰风蕉雨终年飘洒的千岛之国――印度尼西亚，与我国有悠久、密切的友好交往史。自西汉以来，印尼（古称“叶调国”）就与我国发生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友好交流关系。早在荷兰人未来东占印尼之前，我国东南沿海的闽、粤等省，就有成千上万的贫苦人民到印尼的爪哇从事开发和定居，并先后形成“土生华人社会”和“新客华人社会”。华侨中的文化人开始用多种外文进行文学创作，华人（当时还是称“华侨”）外文文学也随之逐渐形成。

一

印尼华人外文文学，又称“印尼土生华人文学”，或“马来由文学”，[1]( P138 ) 指的是印尼华侨华人，用爪哇文、阿拉伯文、巴厘文、马来文、英文等多种外文创作、改编、翻译的文学作品。这种文学在印尼的产生和发展，是有其久远和复杂的社会和文化背景的，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在起着孕育和催生作用。

首先，是印尼华人社会的扩展，加速了印尼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流。以印尼华侨土生子女为主体的“土生华人社会”，与后来移居印尼的华侨形成的“新客华人社会”，逐渐融汇成比较庞大的印尼华人社会，并逐渐密切了他们与中国文化的交流关系，土生的华裔和新客华侨，都需求接受中国文化。由是，其中掌握了马来文和阿拉伯文的作家，便把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翻译出版，于是外文翻译的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应运而现。其次，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激发了印尼华侨华人的民族意识和感情。康有为和梁启超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运动，都波及到包括印尼在内的东南亚地区国家，孙中山及其战友们都曾直接到过东南亚的一些国家进行革命活动，传播民族主义和反清革命思想。清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国内气象一新，民情振奋，又给国外华侨华人巨大鼓舞，因此，使印尼等国的华侨华人的民族思想感情大为增强。他们更加关心祖国家乡的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经常保持与国内亲人的联系，在印尼兴办文化教育事业，创建了许多华人学校、华侨社团，并且开展各种爱国文化活动。土生华人也增强了学习和了解中国文化的兴趣和要求。再次，印尼社会各种语文并存，特别是“马来由混合语”的大普及。印尼是多民族多部族和多语种的国家，它的语种有马来语、爪哇语、马都拉语、巴厘语，以及雅加达方言等，“马来由混合语”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印尼沿海港口城市通用的“市场语”，也就是印尼不同母语的各种居民和华侨、各国外侨在商业上作为沟通工具的语言。它相对于作为荷兰官方语言的所谓“高级马来语”而被称为“低级马来语”或“华人马来语”、“汉化马来语”。它的特点是规范不是很严格，夹杂着多民族的语言和方言，以及不少外语借用词，特别是汉语借用词。但是，它却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运用。20世纪初，印尼的刊物《官员阵地》有一则广告称：“所有人都能读《中华报》，因为该报是采用低级马来语，即一种荷属东印度居民容易理解的，并成为大多数人所掌握的一种语言。”因而这种所谓“低级马来语”，又有“华人马来语”之称。不少华侨华人文人和作家，就运用这种流行广泛的语言文学，进行文学创作和翻译中国或其他国家的文学作品。最后，华侨华人经营的新闻出版事业的日渐兴起和繁荣。据统计，仅1930年，由华侨华人创办的马来文报刊就有24种之多，为 《马来鼓声报》、《垄川明星报》、《泗水新闻报》、《南洋日报》 等，著名的出版商有朱萧富、王甘夫等人。[2] 有的出版商本人就是作家、诗人、翻译家，因而，他们悉心致力于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促使印尼华人外文文学迅速兴起和发展起来，特别是由于用马来文翻译的中国古典文学率先兴起和流行，促使其他外文译作和创作也接踵出现，1859年就出现了爪哇文译本《三国演义》。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印尼华人外文文学比印尼土著文学的诞生，要早20年以至半个世纪。[3] ( P180-183 ) 关于印尼华人外文文学的发展历程，向来众说纷纭，中国学者杨启光认为，它的历史上限应该是19世纪50年代，印尼学者、作家耶谷・苏玛尔卓则认为，通俗马来由文学的历史上限应是1875年，它的发展历程从19世纪至20世纪60年代，“最后以华人作家自动并入标准印尼语的文学队伍而告终”。[3]( P78 ) 对此本文不拟展开探讨。

二

印尼华人外文文学，是华侨华人作家运用各种外文进行翻译创作的文学作品，它与印尼土著作家作品在血缘、族缘、文缘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因此，这种文学的本体及其发展历史，都具有它自己的鲜明的特点。

华文文学篇10

1.华裔美国文学中的华裔美国人的“双重意识”

华裔美国文学在上个世纪60年代蓬勃发展，从黎锦扬的《花鼓歌》到近几年谭恩美出版的《沉没之鱼》，华裔美国作品对华裔美国人的刻画都体现了中美两种文化、两种世界之间的“双栖人”身份。老一代移民有着深厚牢固的中国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越性极少怀疑。来到美国后，他们的半封闭式的生活环境又使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游离于美国主流社会之外。他们对美国文化的心理认同往往是缓慢的、被动的，他们对自己的定位并不感到困惑：他们是美国的中国人。而“美国造”的新生代在美国文化的海洋中成长，他们自然地、主动地接受美国文化，并自认为纯粹的美国人。可是，残酷的现实表明他们既是美国人，又是中国人，但又不完全归属于两者中的任何一方。无论他们个人意愿如何，都无法超越“美籍华人”的范畴；在许多被种族偏见蒙蔽的西方人眼中，“华人”永远是贫穷、落后、愚昧的代名词。在西方的“天堂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里不应有华人的席位，虽然这些华人也是美国公民。这一点被张冲教授评述为由于散族裔的跨民族跨文化跨国特征，他们身上经常体现着隐形的源文化、源意识与显性的现文化、现意识之间的分裂与冲突，体现着某种程度上的身份不确定性，体现着某种“双重身份”或“双重意识”5。

而最能体现这双重意识碰撞的是美国文化价值观的华裔青年与中国文化价值观的华人父母之间的矛盾。老一代移民根据自身的经历和体验，深信在白人至上的社会里，华人子女必须出类拔萃才能有立足之地，才能有成功的希望。因此，他们对子女严加管教，甚至不惜为子女的前途牺牲自我。《喜福会》里的母亲们就是这样想方设法地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主导女儿们的生活，费尽心机地安排她们的前程，遇到的却是女儿们的公开叛逆或消极抵触。母女们朝夕相处，却形同陌路；她们脚踏在同一片土地上，却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这样，两种文化传统的冲突原本就存在的代沟变得更加难以逾越。谭恩美的《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 1989） 和《灶神娘娘》（the kitchen god’s wife，1991）中的母女冲突展示了第一代华裔美国移民浓浓的“中国情节”和生长在美国的女儿们之间的叛逆心理相互格格不入。对于老一代无比珍视的“中国根”，她们即不了解，也无兴趣。中国传统文化在她们看来不过是一个遥远而又陌生的国家里的一些不可思议的陋俗。汤婷婷和谭恩美的小说都强调了第二代移民已渐渐疏离了印在她们皮肤上的中国文化，并有意识地突出了她们融入美国白人主流文化地愿望。

2.华裔美国文学在东方主义中的“他者”形象

在以白人为中心的的权力话语下，华人在美奋斗和生存的历史成为被隐没和压抑的历史。汤亭亭在《中国佬》中的第三章《内华达山上的祖父》之后的“契子”3《排华法》中用了长达8页的篇幅，完全忠于忠实地逐年列举了美国政府从1868年到1978 年颁布的排华法规及其相关的重大事件，明确指出美国政府歧视迫害华人的历史和排华法案的荒谬和无理。白人中心的权力话语左右着他们对华裔美国人的描述，华人的历史可以扭曲、改写或隐没来符合白人至上理论下的权力话语。

赛义德的东方理论体现了华裔文学这一弱势文化被西方白人强势文化所强加的排斥和压迫。据赛义德的描述，东方主义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指基于对东方和西方本体论和认识论之差异的思维方式；第二层含义是西方对东方长期以来的主宰、重构和话语权利方式1。因此，基于这种不平等的关系，所谓东方主义变成了西方对于东方世界的无知、偏见和猎奇而虚构出来的某种神话。东方主义作为西方人对东方的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认识体系，实质是西方帝国主义试图控制和主宰东方而造出来的人为虚构的产物。从福柯的话语理论来分析，这是一种权力的产物，是一种知识权力或曰文化霸权主义。赛义德视东方为“他者”，通过话语霸权建构一个完全是西方对立面的“东方”，由此证明西方文明是体现理性、道德、正义的优越文明，从而可以堂而皇之地对东方实行殖民统治。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意识将其他少数族裔文化边缘化、渺小化、女性化，使其无法在平等的意义上与其他族裔的文化对话，更无法像多元文化的倡导者们宣扬的那样，在美国这个号称自由、平等的国度里共生、共存、共同发展。说到底，华裔美国文学从后殖民地理论的意义上看还是一种“杂糅”的文学品种，是在结合了中、西方文化传统的基础上的创新。长期以来，主流社会对华人男性形成的概念化印象是：他们是美国社会中的过客，永远是外国人；不是开餐馆就是开洗衣店或为白人帮佣，做的是女儿活，没有男子汉气概；惯于逆来顺；他们沉默寡言，神秘莫测。而对华人女性的态度则可以在黄玉雪的自传体小说《五闺女》中得到体现。华人小女孩在学校里受欺辱，白人男生喊她中国佬，并相她丢黑板擦。且当文中女主角即将从大学毕业，安置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对她说：“如果你是明白人，就只去中国商行找工作。在美国商会里你会一无所获。反正你一定知道，太平洋沿岸一带的种族偏见对你十分不利。”

而为了拼命通过迎合主流文化来跻身于美国主流社会，以哈金为代表的华裔美国作家故意将话语自我东方化，力图摒弃和隐匿中国文化的身份，以取悦西方的听众和市场，而西方主流文化正籍此来巩固主流文化的中心地位和西方对东方的话语霸权。哈金在长篇《等待》中体把淑玉描述成能挑能扛的种田好手但却给她裹上三寸金莲，这对东方主义者而言，正是中国传统妇女的标识和缩影。他短篇《光天化日》将男性的价值完全等同于性能力，并通过对慕英的描写将脱离时代背景的女性主义者和不知廉耻的等同起来。哈金“”男性，以迎合西方主流认为东方男性女性化的看法。这使得他获得了1993年的凯恩书评奖和1995年度普神卡特奖。哈金以“真实”的声音讲述中国妇女的故事，但这只是为迎合西方女性主义兴趣和东方主义的期待而造出的怪物。由此华裔美国文学的“他者”形象被“发扬”。

3.华裔美国文学作品中的民族形象

华裔为了对抗美国白人主流强势文化对中国文化的贬低、排斥和曲解，极力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来寻求自身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华裔美国作家的作品确实有对中国文化的嫁接，最典型的女性形象当属汤亭亭在《女勇士》中对岳母刺字和花木兰传说的融合和改编。作为在美国文坛第一个有广泛影响的作家，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的《女勇士》可谓华裔美国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座重要的里程碑。虽然汤亭亭在创作过程中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是透过美国文化的面纱望过去，而留下了一些重影、交融和误视。这是由于在美国出生和成长的美国的华裔后代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了解大多是从上辈人的故事里得到而变得模糊不清了。

而最典型的男性形象当属在美国当代华裔文学中有着特殊的位置的“中国的艺术与战争之神??关公”。 在赵建秀等选编的美国第一本亚裔文学选集《唉咿！》2时，他们将种种的理想与希望寄托在关公的形象上。“关公”具有“人神合一”的祖先崇拜特征和民族的精神意象，是美国华裔从中国诸神谱系中选出的“父亲”的象征。关公的忠、义、信是中国传统伟大人格的体现。关公形象中所蕴含的英雄主义精神，有力地瓦解了西方白人眼中华人生性怯弱、缺乏进取地的女性形象，以及所谓的缺乏叛逆和挑战精神的“儒家文化”，写出了华裔美国人的真正感性，表达了一部分华裔作家渴望保持传统的中国文化、超然独立的愿望。

4.文化身份的淡化，中美两种文化冲突与对立的消解

华美文学中，从早期华人移民作家要求美国式的公正待遇，到第二代华裔对美国梦之追求，继至当代华裔作家对华人文化属性之探索，美国华裔文学作品表明，无论华人看来与美国其他民族有何不同，他们都将不可避免地经历美国生活中的文化适应与融合过程。第一代移民依恋的是本民族文化，抵触的是美国文化；而第二代移民却抵触本民族文化，十分认同美国文化，但无论如何还是很难摆脱被当做白人的 “他者”身份。两代新老移民从难以接受美国文化到难以接受中国文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从后殖民主义思想到真正意义上的华裔文化的转化过程。两代人都因文化身份而备受折磨、倍感痛苦。但如果华裔完全丢弃本民族的文化属性，他们的心灵归宿便会无处可寻。正如《喜福会》中第二代的女儿们开始对具有中国特色的东西表现出浓厚兴趣，她们认识到：只有不刻意拒绝，规避自己的民族属性和文化根源，才能更好地与美国主流文化融为一体。

汤婷婷的代表作《女勇士》和《孙行者》中恰到好处地体现了这一点。从浅层层面上看，汤婷婷貌似在这部小说中构筑对立的种族和文化，但实际上这些对立却体现了对立的消解与破坏。小说的副标题“生活在鬼中的少女的回忆”从深层层面表明汤婷婷对文化对立的质疑和消解。在她通过所写故事的小女孩将一切在中国或美国所有无法理解、无法清楚定义的东西叫做鬼。由此说明汤婷婷通过不定义种族和文化属性来消解种族文化对立。除了通过“鬼”的概念来瓦解这种对立，她还通过对《孙行者》中的惠特曼·阿新坚称自己不是中国人而是华裔美国人的描述来消解这种对立。阿新除了怒斥白人把华裔美国人看做是外国人，还谴责那些在言谈举止上模仿美国白人的华裔美国人，而不是将自己视为美国社会固有的一个部分。汤婷婷最后借惠特曼·阿新指出，美国文化本身就是多元文化，特有的华裔美国文化也是这个文化体系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不应受到贬低和排斥。

两种文化的融合在华裔文学作品中集中体现在家庭内部矛盾的和解上。第一代华裔移民在现实生活中也日益意识到想按中式传统观念管理美国出生的子女是不符合现实环境的。于是他们逐渐以包容和理解的态度对待对子女，甚至就连他们自己也渐渐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而第二代华裔从对父母中国文化教育的抵触中也逐渐地走向了理解和认同。两代华裔在中美文化上的冲突和融合在《华女阿五》和《喜福会》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持美国价值观的华女阿五在大学毕业后极为渴望融入美国白人的主流社会，过上体面的中产阶级生活。但严峻的社会现实让她一直天真地认为美国不分种族人人平等的思想彻底破灭。虽然阿五通过层层考验最终谋求到让自己自立的工作，但这一过程中的种种心酸让她最终和父母站在了一起，即“中国根”是不可倒下的精神支柱。而在《喜福会》结尾，精妹回上海和几十年前她母亲遗留在中国的两个姐姐会面，以实现她母亲的宿愿表明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接受和回归。众多的华裔美国文学作品都或多或少地体现了处于两种文化冲交接上的移民，尤其是新一代的华裔子女，经常在自我身份纠结和困惑的心态中挣扎和求索，而他们父辈也努力为他们拼凑中美结合的教育方式：美式的学校教育，中式的家庭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