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文范文10篇

华文范文篇1

如果从1910年美国华工刻写在天使岛木屋墙壁上的汉语诗歌算起，海外华文文学的存在已有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在百年的文学历程中，无论是西方和东方，都出现过相当数量具有开拓性、令人瞩目的著名作家，当中有程抱一、陈舜臣等在历史上饮誉世界的文学大家，还有白先勇、王鼎钧、郑愁予、杨牧、洛夫、痖弦、於梨华、聂华苓、赵淑侠、余心乐、方北方、姚紫、吴岸、黄东平、司马攻、云鹤等一大批作家，他们中有的以其艺术的突破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有的在其所在国华文文坛上率先创作出具有开拓性、标志性的文学作品，从而确立了自身在海外汉语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更有活跃在当今海外华文文学领域中具有独特个性和艺术影响的一批中青年作家，如严歌苓、张翎、虹影、陈河、抗凝（林达）、欧阳昱、陈大为、钟怡雯、黄锦树、林幸谦、黎紫书等。这些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的华文作家通过自己的创作，在世界各个地区和国家传播和扩大了华文文学的影响，参与这一领域文学的经典化过程。正是这些优秀作家作品的沉淀，为我们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经典化和经典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海外华文文学是中华文化外传以后，在世界各地开出的文学奇葩，是一种处于中外东西文化交汇点上的独特文学现象，各种不同“质”的文化艺术精神、思想元素在这样一个平台上错综交织，丰富性、多元性、复杂性是它的突出特征。面对这样的“文学场”，特别是其中的优秀作品，要对其解读、研究、阐释，如研究者不能以开放的思维，突破传统的“国族”界线，就难以把握这一领域文学的特殊性。从现在我们读到的许多海外华文文学作品看，有三个明显的特点：①海外华文作家的作品，隐含着他们离家去国之后“离散”生涯的生命体验，是一种有跨越性的独特精神历程的形象叙写；②因其创作主体是在“本土”以外，处在各种“异”文化包围的环境里，有多种文化的参照与介入，多数作品具有反思性和多元性；③这些作品淡化了中国历史传统主题的内容，更多的是“离散”华人在外生存状态和生命意识的审美表达，在思维模式上，更加突出了人的主体性，在社会行为模式上，更重视现代价值的普适性和开放精神。这些只是我们在平时阅读中感受到的，今后要在学术的层面从整体上探讨这一领域的文学特质，认识其所形成的新的文学传统，还有待于学界同仁的通力合作，从广度和深度上作研究，既要从百年长度梳理其兴起、发展的文脉，也要通过具体文本的阅读，在众多文学作品中寻找、选择出那些具有路标式的文学经典，并对其进行系列的分析和阐释，从文化、文学上展示它们所蕴含的新的质素。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往学界对中国新文学传统和经典的研究，多从意识形态上看待问题，对其传统的形成和经典特色的论说，也多依附于革命历史的线索，因而在思维模式上不同程度存在“现代化革命大叙事”为主线的局限。在对新文学自身特质的寻找、分析中国新文学如何从古代文学蜕变过来的原因时，对其中的各种复杂因素，往往关注不够，少有从文学自身的发展去作更深入的追问，在一些经典著作的研究成果中，也少有从文学传统内在的变化和经典作家独特的人生解读展开其阐释空间。近十几年，一些现当代文学的学者，如黄曼君、陈思和、洪子诚等都曾在他们的著作中反思和论说过这些问题。黄曼君还特别倡导：要通过对经典著作的诞生、阐释和论述，揭示新文化特质与“诗性转向”的思、诗、史关系结构线索。也就是说，要从文化精神、审美诗性与史的定位，对文学经典的真正意义进行分析，通过对具体经典作品的阐释，进一步认识、展现中国新文学传统的特质。他们所论的虽是针对中国新文学传统的研究，但对我们今天开展海外华文文学传统和经典的研究，如何去突破那种原先可能有的思维定势和某种局限，也是很好的提醒和启示。经典作品是历史承传的标帜。文学经典既是文学传统的集中表现，也是建构文学史的一个重要路标。任何文学经典都是以“诗性”为核心的思、诗、史的结晶。探讨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形成的新的文学传统，同样要通过经典化过程和经典文本研究，了解这一领域文学经典化复杂的历史变动，展示其在新的文化语境中，思、诗、史不同组合形成的新文学经典特质；从文化和审美的视角，认识其从“本土”到“域外”文学传统的变化、延伸和重构，特别是其独具的审美内容，那种跨界超越的美学品格，以及由此而表现出来的某种原创性，那种能够成为新的经典或新的文学经典性特征。

二、海外华文文学的经典化和经典文本研究

文学经典是经典化过程的结晶。开展海外华文文学的经典研究，首先是要对这一领域的经典化过程进行考察和研究。考察和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的经典化问题，可以有多种角度，而其中的重要视角是文化上的从“一元”到“多元”。海外华文文学作为“离散”华人在域外生命体验的审美表达，是中外文化交汇的艺术成果，尤其是当中的一批有才情和智慧的优秀作家的作品，这种多元文化、互识互补的特色就更为突出，具有新的文学经典性的特征：从精神意蕴看，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有一种多元文化跨界认同的开放品格，在文化和美学上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原创性；从艺术审美看，它们涵纳了多个地区移民作家复杂多彩的心灵世界和“离散”生涯独特精神历程的叙写，为读者提供了与中国本土文学不同的审美经验，有新的“诗学”内涵；从文学史的层面看，它们为世界文学史翻开了新的篇章。本世纪以来，国际学界不断质疑现有的“20世纪世界文学史”，认为当中存在明显的“西方中心论”印记，因而提出了重构新的“20世纪世界文学史”问题，其问题的内核正是：文化上应从“一元”到“多元”。而海外华文文学是20世纪兴起、发展起来的具有世界性的华文文学领域，具有着从“一元”到“多元”的“跨界”文化、文学特质，作为世界近百年发展中出现的新的文学元素，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开展此领域的经典化问题和经典文本研究，既是“海外华文文学及其研究深入发展的关键”，也将为20世纪新的世界文学史的重构提供一个新的版块。因为这个新的汉语文学领域，有多种“跨界”的文化特质，早就突破了中国文学“国族”的范围，是新的20世纪世界文学史重构中不可忽略的内容。正如许多论者所言，文学经典的生成与确立，本质上是立足于审美接受的群体。而其之所以拥有审美接受的群体，前提是它自身是一个极其优秀的文本，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已成为一个开放性的平台，能在各个时代的读者中产生特殊的影响。用卡尔维诺的话说：“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是一本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我们以前读过的东西的书。”因此，笔者认为，在开展此项研究之初，必须着重关注和回答下列这些问题：①百年来这一领域已经出版的众多文学作品中，有哪些可称为经典？②这些经典是怎样诞生的？有何独特的人生解读和阐释空间？③在其存在的历史长度，审美群体对它的阅读、接受、传播和评价如何？④作品自身形成了怎样的跨文化超越的形态与模式？在审美方面有何原创性的贡献？而要回答上述这些问题，首先是要从这一领域大量的资料工作做起。饶宗颐先生在《文学与神明》一书中，曾具体谈到掌握材料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性。他说：“不论做什么题目，都要材料，这是基础。”还特别指出：对经典材料，更要反复地下功夫。“第一次或者了解不深、不透，第二、三次继续了解。有时需要十次，或者十次以上。”他认为“只有掌握了材料，才有立足之地”。我们进行海外华文文学的经典研究，同样要以材料为基础。其次是要“直面作品”，在文本的阅读上下功夫。通过对各种文学作品及其相关材料的阅读、比较、筛选，突出文学性，从中选择出更具有心灵感动、更具有审美内容，为社会、受众公认的有代表性的名著。“直面作品”，不是孤立地面对文本，而是将文本和历史结合起来（包括文学史、批评史、接受史和传播史），与这一领域的文学历史“对话”。因为同一作品，不同时代的人理解可能不一样，即使是同一时代、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理解，就是同一个人，对同一作品，在不同时间、不同语境，理解也可能会有差异。所以，在这个过程，研究者就要去面对历史上这种种的差异，既要了解人们在各种不同情况下对同一部作品的不同评价，以及他们解读文本时不同的态度和方法，联系他们不同的“文化身份”（一般读者、批评家、专业研究者）、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分析其差异的原因；还要关注本领域特殊的文化、文学问题（如流散者的生存、生活问题等），把握与这些问题相关的特殊文学现象，思考、研究“经典”的选择和确立的依据，阐明其在怎样意义上成为经典。由于百年海外华文文学是一个在文化上有多种中外混溶的世界性文学领域，因而还有一个如何从国际化角度看待经典的问题。任何经典都是思想和艺术秩序确立的范本，所以此一领域中的中外文化、文学传统的交融、对接（如古今传承、中外交接），以及因不同地区、国家历史时空的差异而衍生的多重文化观照结果等，也将是我们经典研究的“焦点”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还要从世界文学的角度，通过本领域文学经典化问题的追问和文学经典研究，展示其作为这一特殊汉语文学领域经典著作独特的思想内涵、精神意蕴和审美品格，以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原创性与新锐性、丰富性与超越性。

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经典化问题的研究，是关于这一领域文学经典形成过程的研究。而经典的确立，是基于艺术的本体，也就是作品所达到的一种新的艺术高度。所以解读和阐释经典文本，展现其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审美价值，是本课题研究最具意义的工作。西方著名学者纳博科夫认为：一部文学作品的经典性和审美价值，“最终要看它能不能兼备诗道的精微与科学的直觉”。“因为这样的作品才能给人一种既是感知的、又是理智的快感。”可见，作品的艺术本体和读者的审美接受，是文学经典研究的两个重要方面，中西方学者均有共识。由于海外华文文学是近百年新兴的文学领域，因而我们面对的是一种新的文学经典研究，所以我们的工作是要去开发一个新的“矿藏”，这就需要从最基础的“入门”工作做起，除上面所说的搜集资料、探清“史路”外，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对各种文学文本的阅读、解读，特别是对其中的优秀文本的细读、精读和不断地重读，展示这一领域的优秀作家在文学作品中如何运用语言、结构、文体等创作手段和表现方式，组成不平凡的故事、情节和细节，使作品具有真正的艺术生命，怎样令人读了能产生情感的火花，引起了心灵的震颤。并通过各方面的比较，选择出其中的经典名作，将其拆开、窥探，研究其风格、意象、体裁，从作品的艺术设计和构造，深入到作品内里最具创意和精美的部分，揭示其文学和美学上的不寻常价值，阐明那些经典名作为何得以成为经典，以及它们是如何生成的。艺术的魅力存在于作品形象的骨骼和思想的精髓里，任何经典著作都是一个独特的“新天地”。我们要真正地了解和阐释它，就必须“进入”到这一个个的“新天地”当中去。作为海外华文文学经典著作的研究者，在艺术上我们要“进入”的是一块以往人们尚未涉足或涉足不深的“天地”，除了对其历史进程、文化交汇应有所了解外，还应该具有想象力和艺术感，也就是艺术感觉。因为有了艺术感觉，我们才会在阅读和研究时在自己和作者的心灵之间形成一种和谐关系，甚至随着不断重读和研究日深还成了艺术上的“知己”。记得纳博科夫在讲解经典著作时，曾用一段形象的描述，来说明优秀读者和优秀作家的那种难以言喻的共鸣感。他说：“在那无路可循的山坡上攀援的艺术大师，只是他登上山顶，当风而立。你猜他在那里遇见了谁？是气喘吁吁却又兴高采烈的读者。两人自然而然地拥抱起来了。如果这本书永垂不朽，他们就永不分离。”笔者认为，这种发自内心对艺术之美的共鸣感，对于文学经典的研究者来说，也是极其重要的。“文本是历史的，历史是文本的。”我们要从世纪长度探讨海外华文文学的特质及其所形成的新的文学传统。

华文范文篇2

HuangMingfen,XiamenUniversity

Goingalongwiththeunchangeabletrendofglobalization,itisworthnotingthattheInternetliteratureinChineselanguagehasflourishedpromptly.TheInternetprovidesmuchmoreopportunitiesforoverseasChinesetowriteandpublishliteraryworksinChineselanguage,promotesactivecommunicationsbetweenoverseasChinesewritersandtheircompanionsinChina.Toagreatdegree,thefutureofInternetLiteratureinChineseLanguagedependsontheinteractionbetweenChineseandotherlanguages,betweentraditionalChinesecultureandothercultures,anddependsontheintegrationoftechnologyandliterature.

Keywords:InternetLiterature,ChineseLiterature,globalization

提要：网络华文文学的兴起与全球化存在密切关系。因特网为海外华人用汉语创作与发表文学作品提供了远较过去为多的机会，并促进了海内外华文作家之间的交流。网络华文文学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英语与汉语、中华传统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科技与文学之间的互动。

关键词：网络文学华文文学全球化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

作者简介：黄鸣奋（1952－），男，福建南安人，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

目前电子超文本网络中流行的华人文学作品，并非以国家划界，而是呈现出全球交互、跨界参照、动态并存的特点。因此，本文所考察的重点是作为整体的网络华文文学。

（一）全球交互：网络华文文学的兴起

不论在任何时代，文学的创作、传播和鉴赏都是以一定的媒介为依托的。正因为如此，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的区分，在电子技术获得广泛应用之后又出现了文学的新品种--电子文学（如广播剧脚本、电视剧脚本等）。如今，网络作为"第四媒体"登上了历史舞台，网络文学也因此应运而生。在全球范围内，网络文学的作者、读者及相关网络商的活动，从一开始就随网络的互联而拓展。随着Internet的建立，网上信息的跨国流动成为家常便饭，世界各国的华人因此得以共享网络文学资源。这种共享的便利程度，是传统的印刷媒体所无法比拟的。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网络华文文学的兴起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息息相关。

在网络华文文学发展史上，北美留学生扮演了拓荒者的角度，筚路蓝缕，功不可没。1991年，王笑飞创办了海外中文诗歌通讯网（chpoem-1@listserv.acsu.buffalo.edu），该网实际上是一个邮件订阅系统，以张贴古典诗词为主。次年，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的魏亚桂请该校的系统管理员在USENET上开设了alt.Chinese.text，简称ACT。这是Internet上第一个采用中文张贴的新闻组。1993年10月，方舟子（生物学博士）开始在海外中文诗歌通讯网上张贴其诗集《最后的预言》，并出入于ACT。他有感于ACT中的鱼龙混杂，与古平等人于1994年2月创办了第一份网络中文纯文学刊物《新语丝》，以邮递目录的形式刊发诗歌和网络文学。该刊是第一份不隶属于任何机构、以远离时事政治为特色、自始至终百分之百刊登创作稿件的中文电子刊物，风格清新。1996年10月，它建立了万维网主页。其服务器曾几次搬家，目前位于美国加州。海外汉语网络文学刊物陆陆续续出了不少。除《新语丝》外，影响较大的还有诗刊《橄榄树》，它是诗阳、鲁鸣等人在1995年3月成立的。由世界各地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主办的电子杂志有美国的《华夏文摘》、《威斯康星大学通讯》、《布法罗人》、《未名》，加拿大的《联谊通讯》、《红河谷》、《窗口》、《枫华园》,德国的《真言》，英国的《利兹通讯》，瑞典的《北极光》、《隆德华人》，丹麦的《美人鱼》，荷兰的《郁金香》,日本的《东北风》等。这些刊物都在不同程度上成为网络文学的温床。第一篇中文网络小说《奋斗与平等》（少君著）就是1991年4月在《华夏文摘》上发表的。1996年1月，原先活跃于中文诗歌通讯网的几位女性作者创办了网络女性文学刊物《花招》，著名作者有鸣鸿等。这个刊物也很活跃。时至今日，海外华人网站与汉语电子刊物的主体，已经从留学生扩展到当地出生的华裔青少年，乃至于各行各业的华人企业与社团。文学创作队伍也相应有所扩大。中国大陆网络建设起步比发达国家要晚。与此相应，大陆网络文学的诞生与发展，是和海外（特别是北美）汉语网络文学的影响分不开的。

世界范围内的汉语网络文学是相互关连、彼此呼应的。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来加以说明。一是《新语丝》正在朝成为国际网站的方向发展，其读者有1/3左右来自中国大陆。美国的阿瑟、亦歌，北京的老猫、洪亮，上海的一华，天津的Sunny，长沙的Dove，哈尔滨的叶振宪等都对它的建设颇有贡献。二是2000年初，都会报（CityMedia）与热巢网（CityHot）共同主办"当代华人极短篇大展暨线上征文比赛"，通过自身和网络同学会（CityFamily）共三个网站同时展出台湾、大陆和香港两岸三地的作品，并进行征文比赛。。时至今日，赛伯空间虽然还没有可以和屈子、"李－杜"、鲁迅等文化巨人比肩的大师，但已是新秀迭出、"星光灿烂"。这些人甚至以其成就吸引了精明的书商，通过网络文学的印刷版将自己的光辉投射到赛伯空间之外。反向的运动是传统华文作家纷纷上网，借助于网络的国际互联使自己拥有"世界性"。上述双向运动同样发生在评论界，其结果是横跨现实空间与赛伯空间的华文文学世界的形成。

若想让网络成为文学新家园，不仅文学主体要上网，而且文学对象也要上网。文学对象上网至少包括三种含义：其一，描写对象上网，或者说，文学主体在网上可以找到创作素材。其二，奉献对象上网，这意味着文学主体可以指望自己的作品在网上找到受众、觅得知音。其三，师法对象上网，亦即形成一支相互启发、相互激励的创作队伍，并有可供学习的范作、可供遵循的惯例。因此，文学在网络上的繁荣有赖于网民队伍的扩大。可喜的是：网民增长的速度是相当快的。时至今日，网络化的华文文学已经拥有自己的读者群。比起传统文学的读者来，他们更富有参预精神，更强烈地追求精神自由，更不甘于为现实世界所束缚。"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已难以形容他们在网上漫游的速度，"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也无法概括他们的冲浪精神。正是这些读者以旺盛的需求呼唤着文学创作的推陈出新，并且为这种推陈出新提供强大的预备队。当然，没有必要过分夸大网民读者与传统读者之间的区别。事实上，由于传统作品"上网"和网络文学"下网"的缘故，二者的区别正在缩小。

网络文学是以网络作为平台而发展起来的。它的繁荣离不开网络商的支持。近年来，网络商与文学界的互动日益频繁，文学站点亦有不少向商业化方向发展。例如，在海外，《花招》成了公司，兼顾服饰、饮食、保健、理财、美容、旅游；在国内，喻汉文将"黄金书屋"（。曾被评为中国大陆最具影响力的十大个人主页之一）卖给了门户网站多米来。在文学网站成长过程中，文心与商机既有统一的一面，又有对立的一面。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关系到网络华文文学的命运。1996年底，《新语丝》面临着被商业公司"亚美网络"吞并的危险。这种外部威胁导致了内部分裂：《新语丝》的创办人方舟子毅然决然地在纽约正式将它注册成非赢利机构，另一些人却因此退出《新语丝》，去为亚美网络办《国风》。自那时以来，方舟子坚持自己的办刊宗旨，有效地避免了商业网站"烧钱"的通病。目前，该网站有两个镜像站点，其点击数合计约40万，在海外中文网站里名列前茅。由于访问量大，带来的广告收入完全可维持运行费用。上述历史经验可资借鉴。

（二）跨界参照：网络华文文学的特色

如果我们不是一般地谈论"网络文学"，而是着眼于"网络华文文学"的话，可以从所使用的语言、所认同的传统、所形成的观念三方面把握其特色。

1.跨语言参照：工具与目标

促使《华夏文摘》、《郁金香》等杂志的编委及其作者群在谋生之余孜孜不倦地耕耘于电子文学领域的动力，与其说是身居异邦的怀旧心理，还不如说是难以消释的文化情结，即对于华文或汉语的认同。对于这些人来说，外语用得再熟练也毕竟是"外"语，只有汉语才是母语，它不仅构筑了他们的文化家园，而且决定了他们的文化存在。这种存在导致网上华文文学初露头角，其影响逐步扩大到整个汉语文化圈。作为华文文学写作手段的汉语，在网络化过程中经历了巨大的转变，成为有别于传统口语和书面语的电子语。这种电子语也许是口语化的书面语（像在众多文学网站上经常可以见到的那样），也许是书面化的口头语（主要见于字符界面的聊天室），自然也可能是比较纯粹的书面语（最常用于将印刷媒体上的文学作品搬上网），或者是货真价实的口头语（利用音频流技术进行实时传递）。与此相应，我们可以区分出网上的书面文学、口头文学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口语化书面文学、书面化口语文学。姑且不谈实时聊天是否正在创造一种崭新的口头文学，也不论接龙写作是否正在新的技术条件下复兴集体创作的古老传统，令人欣慰的是：汉语（尤其是有简、繁体之分的汉字）网上传输这一瓶颈一旦被突破，超越媒体、跨越平台的华文文学世界便呈现出勃勃生机。

从技术的角度看，目前的Internet通信方式，国际间主要采用英文，海峡两岸的炎黄子孙也常用英文来联络。原因很简单，首先在西方兴起的计算机系统和计算机网络，在世界范围内只能唯一地标识英文字母和数字、符号，即通常所说的ASCII码。其它民族的语言文字，包括汉字，都是通过对它作地区性的扩展而得到支持的，此即所谓ISO2022扩展。由此派生出许多种国家或地区的字符集标准，其中包括中国大陆常用的GB码和台湾常用的BIG5码。（E29）就这一点来说，华文网络文学从一开始就存在跨语言参照（即汉语对英语的参照）。不仅如此，如果考虑到中国大陆与台湾存在GB与BIG5以外的多种汉字字符集，考虑到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家使用的字符集标准又是自成体系的话，那么，即使在汉语内部，仍存在如何相互参照的问题。由于世界各国专家的共同努力，全球各主要民族的语言文字已统一为通用字符集国际标准ISO10646。它具有采用等长编码、所有文字统一编码、字符数量多等优点，成为中国（包括台湾）、日本、韩国和越南20902个汉字统一编码的根据。这就是CJK汉字的由来。ISO10646是跨语言参照的又一基准。它为网络文学的传输提供了巨大便利。目前，由于它与ISO2022标准不兼容，我们还必须进行ISO2022各地区扩展码（包括汉字GB码）与ISO10646之间的相互转换。一旦全球计算机系统都采用ISO10646作为字符集编码和交换码，就无须再作上述转换了。

跨语言参照直接影响到网络文学的特色。现阶段的网络华文文学在语言运用上深受英语的影响，这种影响看来与以下三个原因有关：构成网络环境的软、硬件有不少采用英语界面；其二，平时浏览的网页包含了许多英语信息；其三，用于输入汉字的键盘是以英语为基准设计的（否则很可能不会以＠；－）表示"调情"、以：－X表示嘴上贴封条了）。世界上包括汉语在内的各种民族语言要想更多保持自身特色的话，看来只有在ISO10646标准通行之后才能实现。

2.跨义法参照：怀旧与思新

在1996年7月多伦多"电脑网络与中国文化"会议上，方舟子将网络文学称为"流放文学"，认为其特点是"怀旧"和"描写文化冲突"。就海外留学生的作品而言，上述看法是有道理的。这些作者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边缘人"，他们游移于母国文化和父国文化之间，对二者都有所认同，但也都难以完全认同。他们目睹父国之长而叹母国之短，有感父国之短而思母国之长。这构成了网络华文文学的早期特色。在《新语丝》发刊辞中，方舟子写道："我们相信，这张网伸到汉字的发源地，让亲人们听到我们的心声的日子不会太远。"果然，没几年功夫，互联网便连到了中国，《新语丝》也成了第一份回归祖国的中文网络刊物。（C18）中国本土所兴起的网络文学，与其说是"怀旧"还不如说是"思新"，浸淫着对"另类生存"的追求与渴望。世界各民族不仅有不同的语言，而且有不同的义法（包括道德、礼仪、法律等社会规范），由此形成了迥然有别的文化。网络促进了跨文化接触的频繁化。这一点对于网络华文文学所表现的思想倾向相当重要。中国本土的"网络"，或许是由于经常上网的缘故，不仅对于世界各地的风云变幻更加洞若观火，而且更多地接受了发达国家的思想观念、更常追踪（甚至追逐）时尚。中国的现实世界还在为实现小康而努力奋斗时，赛伯空间却已弥漫着某种后现代情调，这不能不对网络文学的基调有所影响。当然，正如笨狸所指出的："不可否认，后现代的解构主义不是网络文化的主流，网络上连具有反叛精神的真正黑客，其目的也不是摧毁不是解构，而是发现问题、找出问题，是一种以重构为诉求的积极性的技术嘲弄。"（B2）网络华文文学所追求的"新"，同样应是一种积极的建设。

3.跨行业参照：父根与母根

对于网络文学的定义，国内已经有所探讨。李寻欢认为网络文学不是"写网络的文学"，也不等同于"网络上的文学"，准确定义应该是"网人在网络上发表的供网人阅读的文学"。网络文学的父亲是网络，母亲是文学，其真正意义就是使文学重回民间。（B4）网友Sieg反对李寻欢将网络文学的基点看成网络的"父根意识"，主张"母根意识"（即文学意识）。他运用归谬法来反驳李寻欢的定义，举出的例子是：当年"楚辞是楚人在竹简上发表的供楚人阅读的作品"，而1000年以后，唐宋时期的人读写在纸上的楚辞时，它还算不算文学呢？至如今，我们在电脑上读楚辞，它是不是也算文学呢？有鉴于此，他认为网络文学主要是个应用上的现象描述而非学术上的现象描述，它的概念内涵及外延将由事实来归纳给予而不是由演绎来强行定义，这就势必使它的定义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可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它的使用。（B4）

笔者认为：作为一个范畴的"网络文学"本身包含着两项基本要素，即"网络"与"文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网络是当代高科技的代表，文学则是人文精神的体现。科技与人文在"网络文学"旗帜之下的统一，带来了许多值得深入研究的现象：其一，就作者而言，网络文学的始作俑者多数是学理工科的海外留学生，原因不是别的，只是由于他们有使用网络的便利。当然，并非所有的理工科学生都成为网络文学作者，这里起作用的因素，经常是这些学生是否在接受传统文学熏陶时形成了一定的文学爱好与才能。相比之下，文科学生（或学文科出身者）要想成为娴熟的网络文学作者，至少必须初通计算机、掌握上网技能。其二，网络文学以双重语言为工具，此即自然语言和计算语言。自然语言呈现于人机界面，计算语言则用于程序开发。其三，网络文学活动既是文学意义上的写作与阅读，又是科技意义上的程序应用。对于纯文字型的作品来说，所应用的也许不过是与字处理、文件上载与下载有关的程序；对于多媒体型的作品来说，所应用的软件便多种多样。其四，网络文学读者不仅从作品中体验到文学趣味，而且感受到科技意蕴。真正的鉴赏家，要能从文学和科技双重角度揭示作品的价值。其五，网络文学内容的评价，受审美标准和科技标准的双重影响。技术含量高低，早晚将成为评价作品的尺度之一。其六，网络文学环境由文学氛围与系统平台共同构成。跨平台调用网络文学作品，其效果必然有所变化。不论我们将网络与文学的哪一方当成父根（同时将另一方当成母根），网络文学都不是简单地继承父母的基因，而是熔铸双方的影响、创造自身的特色。

上述不同角度的考察表明：英语与汉语、中华传统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科技与文学之间的相互参照，对形成网络华文文学的特色具有重要意义。上述参照并非网络时代所特有，但是网络本身加速了参照的进程，强化了参照的力度，并且提高（甚至是飙升了）参照的价值。必须看到：网络化正在促进华文文学形态由文本向超文本的转变。对于超文本来说，有意义的不仅仅是一个个的文本单位，而且是它们之间的链接。正是这种链接将《新语丝》导向《枫华园》，将《花招》导向《橄榄树》。它在显露所谓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的同时，为世界范围内华文文学的整体性提供了直接的证明。

（三）动态并存：网络华文文学的处境

现阶段网络华文文学的处境，是在精英与大众、网内与网外、中国与世界等关系中显现出来的。

网络文学的倡导者肯定它对于大众文化的价值。反过来，网络文学的非议者则对此加以质疑。其实，网络应用普及的真正意义，在于对"精英"与"大众"的传统划分的挑战。与此相应，网络文学兴起的真正价值，也在于对"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传统划分的挑战。如果上述两种划分至今多少还有点意义的话，那么，由于划分而形成的矛盾两极事实上已经处于不断的变动中。如果说洛克菲勒这样的巨子在20世纪初标领风骚的话，那么，20世纪末已是数码精英或网络精英崭露头角之际。正如20世纪末不会用电脑的人被称为"新文盲"那样，网络技术的门外汉到21世纪初看来很难称得上"精英"。不仅如此，进入信息时代之后，人类知识更新明显加快。原先的计算机高手只要短时间不学习、钻研新技术就可能落伍，这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在包括文艺在内的其它领域，知识更新同样逐渐成为对于"精英"们的严峻要求。相比之下，如果说在传统社会中大众转化为精英的门槛相当高的话（封建时代举子们可能科场屡败而终身无成），信息时代为人们自学成才提供了更多的机遇。所有这一切，无疑都促进了精英与大众之界限的模糊化、动态化。与此相适应，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界限也不再那么泾渭分明。事实上，在世界各国，网民几乎都构成了整个人口中平均文化水准较高的群体，理当追求较高雅的审美趣味。另一方面，网络应用正在迅速普及，随着信息家电的开发，上网正成为一种普通生活技能，这又孕育着使网络文化朝通俗方向发展的可能性。因此，如果我们认定高雅文化体现的是社会精英的追求、通俗文化体现的则是大众所秉承的观念的话，那么，精英与大众之界限的模糊化、动态化必然影响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分野，使二者的划分变动不居。其实，"精英"抑或"大众"，对个人来说是一种基于价值观的选择。消解二者的区分，并不是"数字化生存"的目标，"个性化"才体现其精髓。

"网络就是新生活"。当以此为题的论著大量上市时，我们蓦地发现自己已经处身于两个世界的夹缝中：一个是现实世界，另一个是电子世界。这种现象的确不是始于今日，也许当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电话铃声响起来时便出现了（接电话意味着听觉被导入电子空间）。电子世界在一定意义上是媒体世界的新发展，不过，就沉浸性、交互性等特点而言，电子世界是书写技术、印刷技术所能创造的媒体世界难以望其项背的。网络所带来的新变化是：媒体开始自信有能力为人类营造一个完整的、虚拟的生活空间，在其中可以进行从采购、就诊、求学到总统大选、国力较量、信息战等多种活动。当然，这些任务有些还要回到现实世界来完成，因此，电子世界始终是与现实世界动态共存的，人们不得不经常在二者之间进行切换，一会儿上网，一会儿下网。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直接影响到"数字化生存"，也关系到网络文学的兴衰。不论称作"网友"、"网民"，或者名之为"网虫"、"网族"，上网者队伍的扩大及其网上生活体验的丰富化，已是不争的事实。与此相适应，虚拟空间中的恩仇和悲欢成为华文文学的新题材。当现实世界中性别、国籍、职业、级别等方面的差异都随着匿名上网而渐趋消失时，话语本身的权力的重要性空前突出。不仅如此，作为媒体的网络怂恿人格、角色乃至自我意识的流动化，赞赏常见常新的"千面人"，贬抑对"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追求而褒扬个人化、激励此时此地的会心之乐，甚至撩逗着种种情欲。上网族经常将"雅虎"杨致远等人的业绩作为世界性的都市神话来加以传颂，在鄙夷昔日颐指气使的"钢铁大王"时显示出胆识，但也常因忘怀当年离乡背井的华人异域创业的艰辛而流露出浮躁。所有这一切，都说明网络时代的华文文学既需要新的审美观，又需要铭记"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古训。的确，"网络就是新生活"，但不论就广度或深度而言，这种新生活目前都还比较有限（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因此，不能指望根据每天上网个把小时那点体验便写出什么不朽之作。真正常青的生活之树，仍是在现实世界中。尽管如此，若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那么必须承认：与网络相联系的新生活的含义将随着科技进步而变得越来越丰富。

华文范文篇3

HuangMingfen,XiamenUniversity

Goingalongwiththeunchangeabletrendofglobalization,itisworthnotingthattheInternetliteratureinChineselanguagehasflourishedpromptly.TheInternetprovidesmuchmoreopportunitiesforoverseasChinesetowriteandpublishliteraryworksinChineselanguage,promotesactivecommunicationsbetweenoverseasChinesewritersandtheircompanionsinChina.Toagreatdegree,thefutureofInternetLiteratureinChineseLanguagedependsontheinteractionbetweenChineseandotherlanguages,betweentraditionalChinesecultureandothercultures,anddependsontheintegrationoftechnologyandliterature.

Keywords:InternetLiterature,ChineseLiterature,globalization

提要：网络华文文学的兴起与全球化存在密切关系。因特网为海外华人用汉语创作与发表文学作品提供了远较过去为多的机会，并促进了海内外华文作家之间的交流。网络华文文学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英语与汉语、中华传统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科技与文学之间的互动。

关键词：网络文学华文文学全球化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

作者简介：黄鸣奋（1952－），男，福建南安人，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

目前电子超文本网络中流行的华人文学作品，并非以国家划界，而是呈现出全球交互、跨界参照、动态并存的特点。因此，本文所考察的重点是作为整体的网络华文文学。

（一）全球交互：网络华文文学的兴起

不论在任何时代，文学的创作、传播和鉴赏都是以一定的媒介为依托的。正因为如此，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的区分，在电子技术获得广泛应用之后又出现了文学的新品种--电子文学（如广播剧脚本、电视剧脚本等）。如今，网络作为"第四媒体"登上了历史舞台，网络文学也因此应运而生。在全球范围内，网络文学的作者、读者及相关网络商的活动，从一开始就随网络的互联而拓展。随着Internet的建立，网上信息的跨国流动成为家常便饭，世界各国的华人因此得以共享网络文学资源。这种共享的便利程度，是传统的印刷媒体所无法比拟的。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网络华文文学的兴起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息息相关。

在网络华文文学发展史上，北美留学生扮演了拓荒者的角度，筚路蓝缕，功不可没。1991年，王笑飞创办了海外中文诗歌通讯网（chpoem-1@listserv.acsu.buffalo.edu），该网实际上是一个邮件订阅系统，以张贴古典诗词为主。次年，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的魏亚桂请该校的系统管理员在USENET上开设了alt.Chinese.text，简称ACT。这是Internet上第一个采用中文张贴的新闻组。1993年10月，方舟子（生物学博士）开始在海外中文诗歌通讯网上张贴其诗集《最后的预言》，并出入于ACT。他有感于ACT中的鱼龙混杂，与古平等人于1994年2月创办了第一份网络中文纯文学刊物《新语丝》，以邮递目录的形式刊发诗歌和网络文学。该刊是第一份不隶属于任何机构、以远离时事政治为特色、自始至终百分之百刊登创作稿件的中文电子刊物，风格清新。1996年10月，它建立了万维网主页。其服务器曾几次搬家，目前位于美国加州。海外汉语网络文学刊物陆陆续续出了不少。除《新语丝》外，影响较大的还有诗刊《橄榄树》，它是诗阳、鲁鸣等人在1995年3月成立的。由世界各地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主办的电子杂志有美国的《华夏文摘》、《威斯康星大学通讯》、《布法罗人》、《未名》，加拿大的《联谊通讯》、《红河谷》、《窗口》、《枫华园》,德国的《真言》，英国的《利兹通讯》，瑞典的《北极光》、《隆德华人》，丹麦的《美人鱼》，荷兰的《郁金香》,日本的《东北风》等。这些刊物都在不同程度上成为网络文学的温床。第一篇中文网络小说《奋斗与平等》（少君著）就是1991年4月在《华夏文摘》上发表的。1996年1月，原先活跃于中文诗歌通讯网的几位女性作者创办了网络女性文学刊物《花招》，著名作者有鸣鸿等。这个刊物也很活跃。时至今日，海外华人网站与汉语电子刊物的主体，已经从留学生扩展到当地出生的华裔青少年，乃至于各行各业的华人企业与社团。文学创作队伍也相应有所扩大。中国大陆网络建设起步比发达国家要晚。与此相应，大陆网络文学的诞生与发展，是和海外（特别是北美）汉语网络文学的影响分不开的。

世界范围内的汉语网络文学是相互关连、彼此呼应的。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来加以说明。一是《新语丝》正在朝成为国际网站的方向发展，其读者有1/3左右来自中国大陆。美国的阿瑟、亦歌，北京的老猫、洪亮，上海的一华，天津的Sunny，长沙的Dove，哈尔滨的叶振宪等都对它的建设颇有贡献。二是2000年初，都会报（CityMedia）与热巢网（CityHot）共同主办"当代华人极短篇大展暨线上征文比赛"，通过自身和网络同学会（CityFamily）共三个网站同时展出台湾、大陆和香港两岸三地的作品，并进行征文比赛。。时至今日，赛伯空间虽然还没有可以和屈子、"李－杜"、鲁迅等文化巨人比肩的大师，但已是新秀迭出、"星光灿烂"。这些人甚至以其成就吸引了精明的书商，通过网络文学的印刷版将自己的光辉投射到赛伯空间之外。反向的运动是传统华文作家纷纷上网，借助于网络的国际互联使自己拥有"世界性"。上述双向运动同样发生在评论界，其结果是横跨现实空间与赛伯空间的华文文学世界的形成。

若想让网络成为文学新家园，不仅文学主体要上网，而且文学对象也要上网。文学对象上网至少包括三种含义：其一，描写对象上网，或者说，文学主体在网上可以找到创作素材。其二，奉献对象上网，这意味着文学主体可以指望自己的作品在网上找到受众、觅得知音。其三，师法对象上网，亦即形成一支相互启发、相互激励的创作队伍，并有可供学习的范作、可供遵循的惯例。因此，文学在网络上的繁荣有赖于网民队伍的扩大。可喜的是：网民增长的速度是相当快的。时至今日，网络化的华文文学已经拥有自己的读者群。比起传统文学的读者来，他们更富有参预精神，更强烈地追求精神自由，更不甘于为现实世界所束缚。"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已难以形容他们在网上漫游的速度，"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也无法概括他们的冲浪精神。正是这些读者以旺盛的需求呼唤着文学创作的推陈出新，并且为这种推陈出新提供强大的预备队。当然，没有必要过分夸大网民读者与传统读者之间的区别。事实上，由于传统作品"上网"和网络文学"下网"的缘故，二者的区别正在缩小。

网络文学是以网络作为平台而发展起来的。它的繁荣离不开网络商的支持。近年来，网络商与文学界的互动日益频繁，文学站点亦有不少向商业化方向发展。例如，在海外，《花招》成了公司，兼顾服饰、饮食、保健、理财、美容、旅游；在国内，喻汉文将"黄金书屋"（。曾被评为中国大陆最具影响力的十大个人主页之一）卖给了门户网站多米来。在文学网站成长过程中，文心与商机既有统一的一面，又有对立的一面。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关系到网络华文文学的命运。1996年底，《新语丝》面临着被商业公司"亚美网络"吞并的危险。这种外部威胁导致了内部分裂：《新语丝》的创办人方舟子毅然决然地在纽约正式将它注册成非赢利机构，另一些人却因此退出《新语丝》，去为亚美网络办《国风》。自那时以来，方舟子坚持自己的办刊宗旨，有效地避免了商业网站"烧钱"的通病。目前，该网站有两个镜像站点，其点击数合计约40万，在海外中文网站里名列前茅。由于访问量大，带来的广告收入完全可维持运行费用。上述历史经验可资借鉴。

（二）跨界参照：网络华文文学的特色

如果我们不是一般地谈论"网络文学"，而是着眼于"网络华文文学"的话，可以从所使用的语言、所认同的传统、所形成的观念三方面把握其特色。

1.跨语言参照：工具与目标

促使《华夏文摘》、《郁金香》等杂志的编委及其作者群在谋生之余孜孜不倦地耕耘于电子文学领域的动力，与其说是身居异邦的怀旧心理，还不如说是难以消释的文化情结，即对于华文或汉语的认同。对于这些人来说，外语用得再熟练也毕竟是"外"语，只有汉语才是母语，它不仅构筑了他们的文化家园，而且决定了他们的文化存在。这种存在导致网上华文文学初露头角，其影响逐步扩大到整个汉语文化圈。作为华文文学写作手段的汉语，在网络化过程中经历了巨大的转变，成为有别于传统口语和书面语的电子语。这种电子语也许是口语化的书面语（像在众多文学网站上经常可以见到的那样），也许是书面化的口头语（主要见于字符界面的聊天室），自然也可能是比较纯粹的书面语（最常用于将印刷媒体上的文学作品搬上网），或者是货真价实的口头语（利用音频流技术进行实时传递）。与此相应，我们可以区分出网上的书面文学、口头文学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口语化书面文学、书面化口语文学。姑且不谈实时聊天是否正在创造一种崭新的口头文学，也不论接龙写作是否正在新的技术条件下复兴集体创作的古老传统，令人欣慰的是：汉语（尤其是有简、繁体之分的汉字）网上传输这一瓶颈一旦被突破，超越媒体、跨越平台的华文文学世界便呈现出勃勃生机。

从技术的角度看，目前的Internet通信方式，国际间主要采用英文，海峡两岸的炎黄子孙也常用英文来联络。原因很简单，首先在西方兴起的计算机系统和计算机网络，在世界范围内只能唯一地标识英文字母和数字、符号，即通常所说的ASCII码。其它民族的语言文字，包括汉字，都是通过对它作地区性的扩展而得到支持的，此即所谓ISO2022扩展。由此派生出许多种国家或地区的字符集标准，其中包括中国大陆常用的GB码和台湾常用的BIG5码。（E29）就这一点来说，华文网络文学从一开始就存在跨语言参照（即汉语对英语的参照）。不仅如此，如果考虑到中国大陆与台湾存在GB与BIG5以外的多种汉字字符集，考虑到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家使用的字符集标准又是自成体系的话，那么，即使在汉语内部，仍存在如何相互参照的问题。由于世界各国专家的共同努力，全球各主要民族的语言文字已统一为通用字符集国际标准ISO10646。它具有采用等长编码、所有文字统一编码、字符数量多等优点，成为中国（包括台湾）、日本、韩国和越南20902个汉字统一编码的根据。这就是CJK汉字的由来。ISO10646是跨语言参照的又一基准。它为网络文学的传输提供了巨大便利。目前，由于它与ISO2022标准不兼容，我们还必须进行ISO2022各地区扩展码（包括汉字GB码）与ISO10646之间的相互转换。一旦全球计算机系统都采用ISO10646作为字符集编码和交换码，就无须再作上述转换了。

跨语言参照直接影响到网络文学的特色。现阶段的网络华文文学在语言运用上深受英语的影响，这种影响看来与以下三个原因有关：构成网络环境的软、硬件有不少采用英语界面；其二，平时浏览的网页包含了许多英语信息；其三，用于输入汉字的键盘是以英语为基准设计的（否则很可能不会以＠；－）表示"调情"、以：－X表示嘴上贴封条了）。世界上包括汉语在内的各种民族语言要想更多保持自身特色的话，看来只有在ISO10646标准通行之后才能实现。

2.跨义法参照：怀旧与思新

在1996年7月多伦多"电脑网络与中国文化"会议上，方舟子将网络文学称为"流放文学"，认为其特点是"怀旧"和"描写文化冲突"。就海外留学生的作品而言，上述看法是有道理的。这些作者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边缘人"，他们游移于母国文化和父国文化之间，对二者都有所认同，但也都难以完全认同。他们目睹父国之长而叹母国之短，有感父国之短而思母国之长。这构成了网络华文文学的早期特色。在《新语丝》发刊辞中，方舟子写道："我们相信，这张网伸到汉字的发源地，让亲人们听到我们的心声的日子不会太远。"果然，没几年功夫，互联网便连到了中国，《新语丝》也成了第一份回归祖国的中文网络刊物。（C18）中国本土所兴起的网络文学，与其说是"怀旧"还不如说是"思新"，浸淫着对"另类生存"的追求与渴望。世界各民族不仅有不同的语言，而且有不同的义法（包括道德、礼仪、法律等社会规范），由此形成了迥然有别的文化。网络促进了跨文化接触的频繁化。这一点对于网络华文文学所表现的思想倾向相当重要。中国本土的"网络"，或许是由于经常上网的缘故，不仅对于世界各地的风云变幻更加洞若观火，而且更多地接受了发达国家的思想观念、更常追踪（甚至追逐）时尚。中国的现实世界还在为实现小康而努力奋斗时，赛伯空间却已弥漫着某种后现代情调，这不能不对网络文学的基调有所影响。当然，正如笨狸所指出的："不可否认，后现代的解构主义不是网络文化的主流，网络上连具有反叛精神的真正黑客，其目的也不是摧毁不是解构，而是发现问题、找出问题，是一种以重构为诉求的积极性的技术嘲弄。"（B2）网络华文文学所追求的"新"，同样应是一种积极的建设。

3.跨行业参照：父根与母根

对于网络文学的定义，国内已经有所探讨。李寻欢认为网络文学不是"写网络的文学"，也不等同于"网络上的文学"，准确定义应该是"网人在网络上发表的供网人阅读的文学"。网络文学的父亲是网络，母亲是文学，其真正意义就是使文学重回民间。（B4）网友Sieg反对李寻欢将网络文学的基点看成网络的"父根意识"，主张"母根意识"（即文学意识）。他运用归谬法来反驳李寻欢的定义，举出的例子是：当年"楚辞是楚人在竹简上发表的供楚人阅读的作品"，而1000年以后，唐宋时期的人读写在纸上的楚辞时，它还算不算文学呢？至如今，我们在电脑上读楚辞，它是不是也算文学呢？有鉴于此，他认为网络文学主要是个应用上的现象描述而非学术上的现象描述，它的概念内涵及外延将由事实来归纳给予而不是由演绎来强行定义，这就势必使它的定义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可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它的使用。（B4）

笔者认为：作为一个范畴的"网络文学"本身包含着两项基本要素，即"网络"与"文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网络是当代高科技的代表，文学则是人文精神的体现。科技与人文在"网络文学"旗帜之下的统一，带来了许多值得深入研究的现象：其一，就作者而言，网络文学的始作俑者多数是学理工科的海外留学生，原因不是别的，只是由于他们有使用网络的便利。当然，并非所有的理工科学生都成为网络文学作者，这里起作用的因素，经常是这些学生是否在接受传统文学熏陶时形成了一定的文学爱好与才能。相比之下，文科学生（或学文科出身者）要想成为娴熟的网络文学作者，至少必须初通计算机、掌握上网技能。其二，网络文学以双重语言为工具，此即自然语言和计算语言。自然语言呈现于人机界面，计算语言则用于程序开发。其三，网络文学活动既是文学意义上的写作与阅读，又是科技意义上的程序应用。对于纯文字型的作品来说，所应用的也许不过是与字处理、文件上载与下载有关的程序；对于多媒体型的作品来说，所应用的软件便多种多样。其四，网络文学读者不仅从作品中体验到文学趣味，而且感受到科技意蕴。真正的鉴赏家，要能从文学和科技双重角度揭示作品的价值。其五，网络文学内容的评价，受审美标准和科技标准的双重影响。技术含量高低，早晚将成为评价作品的尺度之一。其六，网络文学环境由文学氛围与系统平台共同构成。跨平台调用网络文学作品，其效果必然有所变化。不论我们将网络与文学的哪一方当成父根（同时将另一方当成母根），网络文学都不是简单地继承父母的基因，而是熔铸双方的影响、创造自身的特色。

上述不同角度的考察表明：英语与汉语、中华传统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科技与文学之间的相互参照，对形成网络华文文学的特色具有重要意义。上述参照并非网络时代所特有，但是网络本身加速了参照的进程，强化了参照的力度，并且提高（甚至是飙升了）参照的价值。必须看到：网络化正在促进华文文学形态由文本向超文本的转变。对于超文本来说，有意义的不仅仅是一个个的文本单位，而且是它们之间的链接。正是这种链接将《新语丝》导向《枫华园》，将《花招》导向《橄榄树》。它在显露所谓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的同时，为世界范围内华文文学的整体性提供了直接的证明。

（三）动态并存：网络华文文学的处境

现阶段网络华文文学的处境，是在精英与大众、网内与网外、中国与世界等关系中显现出来的。

网络文学的倡导者肯定它对于大众文化的价值。反过来，网络文学的非议者则对此加以质疑。其实，网络应用普及的真正意义，在于对"精英"与"大众"的传统划分的挑战。与此相应，网络文学兴起的真正价值，也在于对"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传统划分的挑战。如果上述两种划分至今多少还有点意义的话，那么，由于划分而形成的矛盾两极事实上已经处于不断的变动中。如果说洛克菲勒这样的巨子在20世纪初标领风骚的话，那么，20世纪末已是数码精英或网络精英崭露头角之际。正如20世纪末不会用电脑的人被称为"新文盲"那样，网络技术的门外汉到21世纪初看来很难称得上"精英"。不仅如此，进入信息时代之后，人类知识更新明显加快。原先的计算机高手只要短时间不学习、钻研新技术就可能落伍，这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在包括文艺在内的其它领域，知识更新同样逐渐成为对于"精英"们的严峻要求。相比之下，如果说在传统社会中大众转化为精英的门槛相当高的话（封建时代举子们可能科场屡败而终身无成），信息时代为人们自学成才提供了更多的机遇。所有这一切，无疑都促进了精英与大众之界限的模糊化、动态化。与此相适应，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界限也不再那么泾渭分明。事实上，在世界各国，网民几乎都构成了整个人口中平均文化水准较高的群体，理当追求较高雅的审美趣味。另一方面，网络应用正在迅速普及，随着信息家电的开发，上网正成为一种普通生活技能，这又孕育着使网络文化朝通俗方向发展的可能性。因此，如果我们认定高雅文化体现的是社会精英的追求、通俗文化体现的则是大众所秉承的观念的话，那么，精英与大众之界限的模糊化、动态化必然影响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分野，使二者的划分变动不居。其实，"精英"抑或"大众"，对个人来说是一种基于价值观的选择。消解二者的区分，并不是"数字化生存"的目标，"个性化"才体现其精髓。

"网络就是新生活"。当以此为题的论著大量上市时，我们蓦地发现自己已经处身于两个世界的夹缝中：一个是现实世界，另一个是电子世界。这种现象的确不是始于今日，也许当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电话铃声响起来时便出现了（接电话意味着听觉被导入电子空间）。电子世界在一定意义上是媒体世界的新发展，不过，就沉浸性、交互性等特点而言，电子世界是书写技术、印刷技术所能创造的媒体世界难以望其项背的。网络所带来的新变化是：媒体开始自信有能力为人类营造一个完整的、虚拟的生活空间，在其中可以进行从采购、就诊、求学到总统大选、国力较量、信息战等多种活动。当然，这些任务有些还要回到现实世界来完成，因此，电子世界始终是与现实世界动态共存的，人们不得不经常在二者之间进行切换，一会儿上网，一会儿下网。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直接影响到"数字化生存"，也关系到网络文学的兴衰。不论称作"网友"、"网民"，或者名之为"网虫"、"网族"，上网者队伍的扩大及其网上生活体验的丰富化，已是不争的事实。与此相适应，虚拟空间中的恩仇和悲欢成为华文文学的新题材。当现实世界中性别、国籍、职业、级别等方面的差异都随着匿名上网而渐趋消失时，话语本身的权力的重要性空前突出。不仅如此，作为媒体的网络怂恿人格、角色乃至自我意识的流动化，赞赏常见常新的"千面人"，贬抑对"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追求而褒扬个人化、激励此时此地的会心之乐，甚至撩逗着种种情欲。上网族经常将"雅虎"杨致远等人的业绩作为世界性的都市神话来加以传颂，在鄙夷昔日颐指气使的"钢铁大王"时显示出胆识，但也常因忘怀当年离乡背井的华人异域创业的艰辛而流露出浮躁。所有这一切，都说明网络时代的华文文学既需要新的审美观，又需要铭记"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古训。的确，"网络就是新生活"，但不论就广度或深度而言，这种新生活目前都还比较有限（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因此，不能指望根据每天上网个把小时那点体验便写出什么不朽之作。真正常青的生活之树，仍是在现实世界中。尽管如此，若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那么必须承认：与网络相联系的新生活的含义将随着科技进步而变得越来越丰富。

华文范文篇4

海外华文文学主要指中国本土之外作家用汉语创作的文学作品(包括双语写作的华人作家用非汉语写作又被翻译成汉语的作品)。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则指上世纪初以来发生在海外各国的汉语文学，目前分布于70多个国家，大致可分为东南亚、东北亚、北美、欧洲、大洋洲等不同“板块”，近年来南美华文文学也有所兴起。近30年来，包括大陆、台湾、港澳在内的百年中国文学研究取得很大进展，而百年中国文学除在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在内的本土取得成就外，也在海外有了丰富的延伸和重要的影响。一是中国作家旅居海外的创作;二是华侨、华人在东南亚、东亚、北美、欧洲、大洋洲等地创作形成的居住国华文文学，这种华文文学属于居住国文学，但其以第一代移民和华侨身份创作的文学，与中国文学仍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尤其是香港、台湾的公民身份政策和欧美等国的移民政策，使已加入外国国籍的华人与中国也仍有密切关系;三是各国汉学家对百年中国文学的研究成果(也可包括非华人用华文创作的作品，但数量很少)，这虽不是华侨、华人所写，但反映出百年中华民族新文学的世界性影响，也构成对民族新文学的重要影响，尤其是其中用中文写作的内容。这三种形态在不同层面上反映了中华文化传统在世界的传播，构成海外华文文学的主要内容，也与百年中国文学构成密切的互动关系，其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东方与西方、雅与俗等重大问题上的实践及其经验已产生世界性影响，并使得汉语文学成为世界性语种文学，推动着世界各语种文学多元共生秩序的形成。而其本身已成为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资源和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借鉴，也是世界文化格局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海外华文文学在近百年中生存强韧、发展强劲，1980年代以来遍及的国家更多，创作更丰富，提出的课题更多样，而其分布广，个人性文学活动多，显得散零、边缘的文学现象中有更深层的内在联系。面对这样的文学存在，展开整体性研究显得格外重要，即在20世纪世界文学和中国文学的背景上，打通不同板块、国别的华文文学，探寻其内在联系，展开海外华文文学的“经典化”研究，在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史的写作、海外华文文学的重要课题的研究上取得突破。有文学创作就会有相应的文学研究，但有较自觉的学术意识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则大致开始于上世纪70年代。新加坡的方修等对马华文学(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史的研究及相关文学史著述的出版，台湾旅美学者对美国华文文学的研究及相关研究著作的问世，可以视作东、西方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自觉展开。40年过去，海外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依旧构成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重要一翼。尽管其研究大多出于华文教育和华人社会生存的需要，注重本国华文文学的历史和现实问题，但也不断提出整体性的问题。

一是会从本国华文文学的现实境遇中产生出富有挑战性的话题，这些话题往往事关海外华文文学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例如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界提出的马华文学“经典缺席”等问题，新加坡华文文学界提出的“双重传统”等问题，美国华文文学界提出的“流动”文学史观等问题，其实都涉及了海外华文文学发展中的根本性问题。二是在海外现代文学理论资源的直接影响下，会产生出一些文学的前沿性问题，这些问题的探讨深化了海外华文文学的整体性研究，例如东南亚华文文学学者所作的“越界”研究，北美华文文学学者侧重的“离散”研究等，都有多维度、多层次的研究特色，深入到海外华文文学的特质、价值等层面，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创作和研究都起了推动作用。台湾、香港与海外华人华侨的关系在1950年代后显得格外密切，从华侨华人史研究中逐步独立出来的华文文学研究，其重点除了香港、台湾移居海外的作家研究外，更多的是中华文化传统在海外华文文学中的传播等。香港在东西方冷战意识形态对峙的年代扮演了在海外延续、传播中华文化传统的重要角色，而台湾国民党当局也以“文化中国”的正统代表来聚集人心。这种情况使得台湾、香港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较多地从传统在“离散”中的延续和丰富的角度关注海外华文文学的命运。尤其是香港，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就自觉打开了“海外华文文学”的窗口，充分发挥了其沟通东西方华文文学的桥梁作用，很多刊物、出版社在这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创办27年、出版发行了300余期的《香港文学》是全世界刊出海外华文文学专栏和作品最多的刊物，涉及的国家、地区和作家也最多。中国大陆的研究是由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台港文学研究扩展到八、九十年代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基本上是在“世界华文文学”的框架中进行。它的提出，与“大中国文学观”、“文化中国”等观念的倡导有密切关联，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关系密切也就不言而喻，而海外华文文学强调的多重的、流动的文学史观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也产生了影响;由于其“跨文化性”和“世界性”，也被比较文学学科关注，甚至已成为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同时它本身包含的“离散性”、“本土异质性”、“中心与边缘”、“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民族与世界”、“东方与西方”、“现代与传统”、“本土与外来”、“身份”批评等课题等也为文艺学所关注。这种研究“领域”的跨学科性如果得到深入沟通，海外华文文学的整体性研究也会得到深化。19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就其成果而言，大致在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一是海外国别、地区华文文学的研究，东南亚国家的华文文学史尤其较早得到研究，欧洲、北美等的国别、地区华文文学史研究则显得薄弱。例如陈贤茂主编的4卷本《海外华文文学史》(1999年版)，东南亚华文文学占了近3/4的篇幅。之后，新加坡、菲律宾、泰国等国的华文文学史也得以出版，《海外华文文学教程》、《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等也都分国别展开华文文学史的叙述。这些国别华文文学史在国别华文文学研究上提供了很好的基础，但尚未有历史的整合，有的在历史的叙述上有较多缺漏，或缺乏史料的提炼，在作家、作品的“入史”上较粗疏，缺乏“经典化”，欧洲、北美等的国别华文文学史研究空白较多。倒是其中一些取专门的研究视角的国别、地区华文文学研究在海外华文文学的“内部”和“外部”研究上都有深入。二是海外华文文学的专题研究，这些专题一般都关注了海外华文文学的特质，并展开了相关理论的探讨，如2000年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作为世界性语种文学的华文文学之研究”，2003年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从华人文学到华人族裔文学的当代转型”，2004年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身份理论与世界华人华文文学”等，海外华文文学的“语种性”、“双重传统”、“越界视野”、“多重身份”、“离散写作”等问题得到探讨。

形象学的探讨有深入，“异”的形象尤为受到关注，但也受视野所囿，问题的探讨与文学史结合不够。三是从中国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关系的角度展开的研究，或是将海外华文文学置于世界华文文学的历史格局中予以考察的研究，这些研究沟通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的双向内在联系，不过，这方面的探讨还较为表层。近年来，《中国与海外:20世纪汉语文学史论》(2004)、《中国现代汉语文学史》(2007)、《汉语新文学通史》(2010)等著作相继出版，则反映了学界在中华民族文学的背景上对海外华文文学资源的关注，并从“汉语文学”这一角度作了开掘的努力。但这种努力刚刚开始，无论是海外华文文学资源的开掘和提炼，还是相关文学史观的调整和深化，或是中国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关系的把握等等，要解决的问题也很多。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关系的研究有深入，文化母题在异域环境中的嬗变尤为受到关注，杨匡汉的《中华文化母题和海外华文文学》对此作了很好的研究。四是海外华文文学的现状及发展趋势方面的研究，其中20世纪80年代后的“新移民”作家的创作尤为受到关注，新世纪以来的海外华文文学也得到相应研究，为海外华文文学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建设性意见，但还是显得较为零散，同时由于受到一些非文学因素的制约，一些重要作家、作品仍被遮蔽，影响了整体上对“新移民”创作的评价。五是关于海外华人学者的文学理论、批评建树和海外汉学的相关研究，近年也有拓展，以往较被忽略的国家的汉学研究开始得到重视，当代海外华人学者文学批评理论由于对中国大陆的文学研究产生的“冲击”而被关注，对其研究也随之展开。这些研究大半正在进行中，也还不足以覆盖海外华人学者的文学理论、批评建树和海外汉学的相关重要内容，尤其是两者的“连接”点，如海外华人学者文学批评理论和实践对海外汉学的影响等尚未受到充分关注。海外华文诗学研究，即在海外华文文学的批评实践中建立海外华文文学学科研究的诗学范畴和方法，虽已提出多年，但尚缺乏深入。所有这些研究基础和发展方向其实都指向了海外华文文学的整体性研究。

二、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整体观

展开海外华文文学的整体性研究，理解历史总体性的方法论和具有文学的生命整体意识是重要的。历史总体性的方法论其实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即人类社会最终走向自由，人自身最终实现解放，而社会发展的现实与总体趋势有着辩证的联系和互动，总体化的历史进程有着极其丰富的差异性，甚至以差异性作为前提，从而呈现开放性的格局。“五四”新文学运动开启的现代意义上的“人的文学”表现出文学对于人的认识的深化和人性的全面解放的追求，反映了文学的历史总体趋势。现代中华民族文学的种种现象都是这一文学总体历史进程中不同(特定)阶段的表现，都会在“人的文学”的历史进程中自我扬弃，直至走向“人的文学”的终极完善;而同时，文学的现实阶段和众多领域，在其复杂多样的存在中，克服着理论与实践、创作与现实之间的割裂，努力突围出文学的异化、物化，使文学最终走向真正合乎人性的境界。这成为现代中华民族文学不同时期、不同区域文学之间的根本性贯通，也是海外华文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内在呼应。这里，强调“历史总体性”并非遮蔽差异性，而要接纳、揭示差异性是重要的。文学的生命整体意识则是指不同板块、不同地区、不同层面的汉语文学尤其有着密不可分性，缺了任何一点点，民族新文学的血肉就少了一块;对任何一种文学的伤害，都是对自己文学生命的致命伤害。而将各地区的汉语文学视为一个生命整体，就把握到了不同时期民族新文学的血脉走向，自然也能更好地审视海外华文文学。对包括东南亚、东亚、欧洲、北美、大洋洲、南美等地区各国在内的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展开整体研究，其历史整合就要打通“国界、洲别”，避免现有“海外华文文学史”罗列各国华文文学历史，缺乏整体把握和有机联系的情况。为此，除了文学史料要翔实，要对其进行很好的学术梳理和提炼，尤其要对目前还被忽视的一些海外华文文学重要资源进行深入开掘，既避免重要遗漏，又防止庞杂琐碎外，还要在充分关注不同地区、国别海外文学的相异和不平衡性的基础上把握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一体性、文学整体性和丰富差异性，探讨切合海外华文文学状况的文学史框架。如何完成这种历史的“整合”，有多个方面是需要关注的。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史的体例既要体现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整体观，揭示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在20世纪人类进程和世界格局背景下的发生、发展过程及其基本线索、形态，又要充分关注不同地区、国度(尤其是东南亚地区和其他地区之间)由于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及对华政策不同影响下形成的华文文学丰富的差异性、不平衡性及其独特价值。

世界性背景及其影响是海外华文文学历史性取向的重要因素，由此也催生海外华文文学的根本性价值。一次、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冷战意识形态阵营的形成和瓦解、世界多元格局的出现，这些大致构成百年东西方海外华文文学历史发展及其分期的总体背景和重要主线，可以依循这种线索来探讨不同国别、地区华文文学的内在联系，甚至由此确定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史的历史分期。但同时，我们必须自觉意识到，从上世纪初的一次世界大战到90年代后世界多元格局开始形成，世界是处于“分裂”中的，海外华文文学所处国家起码也有着种种“殖民”和“被殖民”的差异，即便同属于民族独立国家或西方发达国家，其对华政策也有很大不同，必然影响所在国华人华侨的境遇和命运。这同样构成了海外华文文学的世界性背景。而文学有其“自治”性，并不一定与20世纪世界性格局的变化发生“同构”性。所有这些，都提醒我们，当我们在20世纪人类历史进程中考察海外华文文学时，恰恰要充分关注各国的华文文学是如何以其独特的存在、发展体现出其与人类命运、世界变化的息息相关。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孕成的是一种多重的、流动的文学史观，它关注文学发生中的多源性、文学发展中的多种流脉和多种传统，强调突破单一“中心”和“边缘”的格局去考察文学之间的互渗互应，从不同的角度去考察文学历史，从“活水源头”的文学创作中去建构文学史。这样的文学史观才可能确实把握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整体性。具体而言，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史既要展示各国华文文学在诸如新文学运动、左翼文学、抗战文学、“乡土”文学、女性文学、新生代创作、都市文学等方面的互相呼应，又要揭示各国，尤其是东西方不同国度的华文文学在“离散”中不同的跨文化寻求(要有东西方华文文学的比较意识和视野)，关注各国华人华侨与不同国度其他民族相处中产生的文学独异性。“五四”新文学运动实际上是在中国和海外的互动中发生的，之后的左翼文学是世界范围内革命文学思潮和运动的产物，抗战文学更是置身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才真正显示出其价值，其他文学状态也往往如此。所有这些文学形态、运动在海外各国的华文文学中都有直接的激荡、回应。从这一角度去把握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其整体性自然会得以呈现。但百年海外华文文学是在“离散”语境中发生发展的，其价值恰恰在于它使得原本发生于现代中国语境中的文学有了更开阔的参照和更丰富的形态，甚至使得在中国大陆语境中被遮蔽的得以浮现。例如，同是左翼文学，海外华文文学提供了更丰富的存在形态，启发我们从左翼文学的“在野性”去思考其革命性;同是现实主义文学，海外华文文学有着民族性和公民性之间的复杂纠结;同是“乡土”文学，海外华文文学在“乡愁”美学的开掘上得天独厚;同是都市文学，海外华文文学把世界资本性和人类人文性之间的矛盾冲突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是女性文学，海外华文文学不仅挑战、颠覆传统男性权力话语，也对女性自身久被拘囿的艺术潜质有清醒的自审和不懈的开掘，更全面呈现其“浮出历史地表”的含义;同是新生代创作，海外华文文学的“派”的终结、“代”的开始的含义更显豁、鲜明……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都显示出文学的拓展。这种种拓展，显示出海外华文文学的整体性。我在1999年出版的拙著《新马百年华文小说史》的“内容提要”中写过这样一句话:“写中国文学中没有的，想中国文学中应有的。”“应有的”反映出中华民族新文学有其整体性，“没有的”则表现出各国华人华侨与不同国度其他民族相处中产生的文学独异性。这种情况揭示出百年中华民族新文学的重要特征，即民族文学内部跨文化因素的产生、成长，它甚至是一个民族的文学现代性与其古典性之间的根本性区别。海外华文文学表现出来的跨文化意识、跨文化敏感等，使得中华文学内部的跨文化特征更为丰富、明显，也提供了文学的民族性和世界性之间关系处理的丰富经验。例如，海外华文文学对多元化和跨文化两个不同的价值走向的驾驭、平衡就值得关注。多元化和跨文化都强调文化的丰富性，但多元化包含有多种文化并列展开求得生存的倾向，它在构成文化的丰富多样形态的同时，也潜伏着形成文化隔绝的某种危险;跨文化强调不同文化间的沟通，它在形成一种共同文化(人类文化)的基础上保存文化的丰富多样性，这对化解不同文化的现实隔绝、冲突、对峙极为有益，但一种共同文化的形成也潜伏着对原先多种文化制约、伤害的可能。所以，协调多元化和跨文化的关系，在沟通中保护自己民族文化的传统，在跟他族平等对话中融入世界文化，才是文学追求的跨文化境界。而海外华文作家的存在，使这种跨文化境界的实现越来越有可能。从当年深谙基督教文化的林语堂旅居海外时的创作(其在小说中诠释东方宗教，呈现异族形象，近乎完美地表现出一种跨文化境界，呈现了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的差异无法消弭，但却可以互补共处的奇妙魅力。其散文将中国传统风范传达给西方世界的努力更卓有功绩，仅他在《生活的艺术》一书中将西方文化系统中难有对应的“韵、风、品、神、意、兴、骨、境、势、淡、萧疏、幽、枯”等中国美学观念介绍给西方世界，就很了不起。但他又时时关注着人类的、世界的更具根本性的问题)开始，作家们在跨文化的追求中仍保持自己民族的根性，在文化沟通、交流中来求得文化的多元化，这种努力是越来越明显了。

三、海外华文文学整体研究的内容和方法

展开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整合，可以从经典“筛选”、文学传统、母语写作、汉学和文论等重要方面，纵横结合展开，全面开掘海外华文文学资源。“经典化”始终是文学史的重要功能。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已近百年，其研究也有数十年历史，“经典化”已成为海外华文文学及其研究深入发展的关键，也足以提供多国别、多地区华文文学的整体性空间。海外华文文学的经典处于动态的建构中，其研究要以“当代性”为日后的经典化提供坚实基础。要改变目前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的某些“泛而无当”、“入史”粗疏的情况，也需要加强“经典化”研究。各种现实因素使海外华文文学的经典性被遮蔽，更需要展开其“典律构建”。经典化主要是作家作品的沉淀，要放到整个中华民族文学大的背景下去呈现。要格外关注中外文化如何渗透和交融的问题，以及中国本土文学不多见的文学现象。要从海外华文文学经典性的生成、发展及其机制探讨海外华文文学经典的价值生成、价值体系建构及其相关理论问题，从海外华文文学各个时期的重要思潮、流派的文学价值尺度等与文学经典形成的关系，揭示海外华文文学经典性作品所体现的人类性、世界性意识及其对于中华文化传统的丰富和发展。要充分关注海外华文文学经典性作品产生的跨文化语境，研究不同文化相遇、对话中文学想象的展开和文学形象的产生，例如“异”的形象就包含了极其丰富的文学话题。既要坚持海外华文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相对统一的经典性价值尺度，严格经典性的标准，又要关注海外华文文学的独特性，包括不同地区、国家华文文学的相异性;既要充分利用海外华文文学经典性作品的文学性经验有效解释汉语文学经典的独创性，又要重视海外华文文学与所在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密切关系;既要继续深入开展对已为人们熟知的著名作家，如白先勇、严歌苓等的作品的解读，也要充分关注至今尚未得到重视的重要作家，如程抱一、王鼎钧等的作品的研究。

华文范文篇5

［关键词］来华留学生;中华文化;文化传播

文化是人类在生产和生活中形成的，具有稳定性、变动性、民族性的观念形态。传播是文化的生命力，是其核心的基因，而文化传播力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文化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中华文化在对外传播中取得了巨大成就，在历史上掀起四次文化传播热潮，塑造了东方文化，构建了东亚文化圈。进入新时代，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步伐越来越快，其对外传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但是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文化传播主体过于单一，主要以中国政府、中国文化机构和中国民众为主，较少借助于他国民众，制约了文化传播的效果。因此，拓展新的文化传播主体，借助他国民众传播文化，是中华文化对外传播面临的重要课题。在此背景下，来华留学生传播中华文化应运而生。

一、来华留学生传播中华文化的优势分析

文化对外传播是指主体基于一定的目的，运用相关媒介，将民族文化传播到其他民族的过程，包含主体、客体、中介、内容与效果五要素。来华留学生相比较其他主体在与客体关系、运用媒介和传播内容等方面都具有比较优势。当前，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主体主要以政府和文化机构为主，运用电子媒介和纸质媒介，依据国家需要向其他国家传播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受众的需要，不能有针对性地进行文化传播，制约了文化传播的效果。来华留学生了解本国民众，能够结合本国民众特点采用适合的媒介与方式传播中华文化，能够极大程度上克服不同文化之间的排斥，推动中华文化与本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从而构建各民族文化共同体，促进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来华留学生中华文化传播的优势具体如下:1．从主体角度，来华留学生以本国居民身份出现，更易被本国居民接受，他们的立场、观点被认为更加的客观和公正，能够更加有效地推动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削减了因为主体身份造成的文化传播障碍。2．从客体角度，来华留学生社会交往面较大，影响的群体较多，能够契合国外民众的诉求，拓展中华文化传播的覆盖面。同时，也能推动中华文化传播客体均衡性，实现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由精英阶层向普通民众转移，不断扩大直接受众，将中华文化直接呈现给各国民众。3．从传播媒介角度，来华留学生既可以采取官方的形式展示中华文化，也可以著书立说，访谈、学术讲座等民间方式传播中华文化，将大众传媒和民间媒介有机结合，实现官方和民间的有机结合。4．从传播内容角度，来华留学生与文化传播客体之间具有相似思维方式，能够以外国民众的思维方式审视中华文化，从细微之处展示中华文化的精髓。同时，也能从不同角度，正反两方面分析中华文化，而这被认为是客观的，实现中华文化在传播内容上的平衡。

二、来华留学生中华文化传播的劣势

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来华留学生在中华文化传播过程中具有比较优势，同时也不可避免具有一定的劣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来华留学生地区集中，数量小而分散。来华留学生生源地主要集中在以韩国和日本为代表的东亚地区，而其他地区特别是发达的西欧、北美相对较少，生源地的不均衡引起了来华留学生覆盖面相对较小问题，进而束缚了来华留学生作为中华文化传播主体作用的发挥。与此同时，来华留学生占本国人口比重小，只是本国人口中的极少的一部分，他们的知名度、影响力都有限，缺乏话语权。这些不足，直接制约着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广度和深度。2．来华留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知程度有限。中华文化自成体系，独立于西方文化，对于外来者学习难度特别大，同时来华留学生教育存在重视技能培训，忽视文化教育现象。这就造成了来华留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知有限，中华文化的认识局限于物质文化、艺术文化等有限几个领域，而且往往只了解其表，不能领悟深层次的内涵，达不到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因此，来华留学生在中华文化对外传播过程中，就无法真正诠释中华文化，甚至会误读中华文化，致使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效果大打折扣。

三、来华留学生中华文化传播的机遇

随着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了新阶段，中外文化交流日益加深，这为来华留学生传播中华文化提供了新的机遇。1．从国内角度，一方面，“一带一路”政策的实施为来华留学生传播中华文化提供了新的契机。“一带一路”政策，推动不同文明的交流与沟通，促进区域内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构建了新的“丝路文化”。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区域内经济、政治、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对跨国人才产生了巨大需求，为来华留学生教育注入了新的动力。同时，也加快了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中华文化沿着“一带一路”走向世界，促进了中华文明与沿岸国家文明的交流，推动中华文明走向沿岸国家普通群众，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深度和广度得以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中华文化对外传播迎来了新的机遇。另一方面，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快速发展为来华留学生中华文化传播提供了良好的氛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文化对外传播工作，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要加大文化对外传播力度，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影响力。截止2017年底，我国已与157个国家签署了文化合作协定，累计签署文化交流执行计划近800个，初步形成了覆盖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间文化交流与和合作网络。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快速发展，为来华留学生传播中华文化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氛围，有利于推动来华留学生参与到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工作之中。2．从国际角度，各国文化交流日益增多，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加，为来华留学生传播中华文化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持续深入，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文化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传播，文化也渐渐呈现全球化趋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交融景象。在文化全球化过程中，中华文化以悠久的历史，自成体系日益受到关注。许多国家都将汉语作为必修语言，纷纷与中国合作建立了孔子学院，中外国家间文化交流活动日益增加，法国中国年文化活动、俄罗斯中国年文化活动等等。中国的传统文化形式如绘画、书法、民乐、戏曲日益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欢迎。春节已经成为世界人民共同的节日盛宴，春节联欢晚会走进千千万万个异国家庭成为节日大餐。留学中国，学习中华文化成为潮流，美国政府计划每年派10万名学生来中国进行各种形式的学习和交流，中国已经成为亚洲最大的留学生教育目的地国。良好的国际环境为来华留学生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四、来华留学生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挑战

国内外文化发展为来华留学生传播中华文化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同时来华留学生传播中华文化也面临国内外一系列的挑战。1．从国内角度，来华留学生传播中华文化面临民间文化传播尚需重视和来华留学生中华文化教育尚需完善的双重挑战。政府和民间组织是文化对外传播的两股重要力量，相互交映，共同推动文化对外传播。然而，中国民间文化传播力量仍然相对弱小。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政府是主导力量，各类政府组织文化对外传播活动占据80%以上，而民间组织的文化传播活动只占到不到20%。民间对外文化传播缺乏系统的规划，民间文化对外文化交流尚处于无序之中，良莠不齐，很难体现中华文化整体形象。民间对外文化传播政府资金资助较少，大部分依靠自筹，资金来源较少。此外，民间对外文化传播范围狭小，覆盖面较狭窄，影响手段也较少。民间对外文化传播力量狭小，造成来华留学生在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中的作用易被忽视，束缚了其作用的发挥。与此同时，来华留学生中华文化教育也需要完善。目前，各高校留学生教育学院并没有把来华留学生中华文化通识教育的重要性提升为议事日程，实际留学生教育中存在重视专业技能教育，忽视人文修养教育的现象。中华文化课程较少，一些高校只开设中国概况课程，且课时有限，任课教师水平参差不齐，教学形式单一，教学效果难以得到保障。来华留学生中华文化社会实践活动较少，部分高校以经费紧张为由限制甚至取消来华留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来华留学生管理实行隔离制，中外学生接触机会较少，留学生生活在孤岛中，缺乏了解中华文化的渠道。来华留学生掌握中华文化较少，不能够了解中华文化内在的真谛，直接束缚了其从事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活动。2．从国际角度，来华留学生也面临极端民族主义的挑战。2008年美国次贷经济危机席卷全球，世界经济增长乏力，一些发达国家经济长期低迷甚至负增长，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失业问题、医疗问题、养老问题困扰许多国家。极端民族主义思潮也就随之产生，它是民族主义的一种极端表现形式，强调民族利益高于一切，本民族优于其他民族，具有强烈的排他性，鼓吹民族歧视，煽动民族仇恨。这种思潮破坏世界各国经济、政治、文化的交流，在国际交往以追求本民族利益为宗旨不惜以牺牲其它主权国家和民族利益，引起不同国家和民族间的仇恨，最终导致战争。在文化交流方面，极端民族主义排斥他国文化的传播，煽动民族情绪，以保护本民族文化形象出现，实则文化保守主义，阻碍各国间文化的正常交流，引起了国际间文化矛盾，破坏了文化的全球化过程。同时，推行文化霸权主义，将自我的民族意识强加给其他民族，标榜民族文化优越理论，实行文化渗透。这些不利因素，给来华留学生传播中华文化带来了极大困难。

五、加快来华留学生中华文化传播的对策

1．健全民间组织传播中华文化政策，为来华留学生中华文化传播提供制度保障。民间组织是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力量，能以非官方身份传播文化，诠释民族文化的真谛，与政府力量形成互补，共同推动民族文化对外传播。但是，目前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民间声音较小，民间力量还未真正得以发挥，这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因此健全民间组织中华文化传播政策，调动一起民间力量迫在眉睫。第一，鼓励和支持成立各类民间中外文化交流组织。制定民间中外文化交流组织成立办法，规范和引导民间组织有序开展各种中外文化交流活动，并且定期对各种民间组织定期进行审核，以规范行为，保证各类民间组织健康发展。第二，设立民间组织文化交流基金，为民间组织提供了资金保障。国家文化主管部分定期设立民间组织文化交流基金项目，以民间组织自愿申请和国家评审相结合的方式，资助各类民间组织包括来华留学生从事中华文化传播活动。同时，在项目完成之时，进行专项的评估及时了解项目的进展和取得的成果，依据成果情次进行后续的资助活动。第三，建立民间文化交流组织评估机制。借鉴国外评估标准，结合中国民间中外文化交流组织实际状况，科学制定评价体系。依据评价体系，文化主管部门定期对中国民间中外文化交流组织发展情况进行评估，并定期业内状况白皮书。通过有效的评估，准确分析和把握中国民间中外文化交流组织发展态势，并为国家决策提供参考依据。2．大力发展留学生教育，扩大留学生规模，为来华留学生传播中华文化提供主体保障。文化传播主体数量与文化传播的范围密切联系，一般而言文化传播主体越多，文化传播的范围就越大，传播效果也随之提高。因此，大力发展留学生教育，扩大留学生规模是加快来华留学生传播中华文化的必然要求。第一，国家教育主管部门要对来华留学生教育进行科学规划，将留学生教育产业化，以市场为导向，不断深化来华留学生教育改革，提高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国际竞争力，构建留学生教育大国。第二，以“一带一路”战略为契机，广泛开展与沿线国家的教育交流活动，设置“丝路奖学金”，不断扩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数量，形成来华留学生教育新的增长点。第三，进一步丰富招生形式，将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短期培训与定期交流，奖学金与自费等有机结合，为各国留学生提供可供选择的教育形式，从而提高在国际留学生市场上的竞争力，扩大留学生招生规模。第四，不断扩大宣传，树立品牌意识，积极参与各类教育展，广泛开展与国外高校的教育合作，多渠道扩大生源。3．深化教育改革，扩大中华文化教育比重，为来华留学生传播中华文化提供智力保障。文化的认知度影响和制约着文化传播的过程和效果。文化传播主体对所传播的文化认识越深刻，文化传播能力就越强，传播效果也就能够得到保障。相反，文化传播障碍重重，效果也要大打折扣。因此，深化留学生教育改革，扩大中华文化教育比重，提高来华留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知，是加快来华留学生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保障。首先，提高来华留学生授课教师的中华文化修养。结合实际情况定期和不定期开展教师的中华文化教育，保证授课教师能够全面系统掌握中华文化。同时，鼓励任课教师自学中华文化，不断领悟中华文化内在的精神实质。其次，设置中华文化专题课程。合理规划教学内容和教学时间，改革传统教学方式，采取中西合璧的教学方式，进一步丰富教学手段和形式，适应智能时展，采取线上和线下混合式教学。最后，大力开展中华文化实践教学活动。积极组织留学生参加各种中华文化体验活动，参观访问各种名胜古迹、体验中国餐饮文化等，在这些社会实践活动中，进一步深化对中华文化的认知，增进对中华文化的情感。4．提高来华留学生文化自觉，为来华留学生传播中华文化提供动力保障。文化自觉是文化主体对文化有深刻的认知，产生强烈的情感，认同文化并且自觉付之行动。文化自觉反映着文化主体内心的活动，具有内倾性和动力性，引导着文化主体的文化行为。加强来华留学生的文化自觉，激发对中华文化的热爱，是加快来华留学生传播中华文化的必要条件。一方面，积极引导来华留学生学习和了解中华文化，在学习过程中培养对中华文化的兴趣，从而产生强烈的学习兴趣，主动掌握中华文化的精神实质。另一方面，引导来华留学生走出校园，走向社会，深入到民间，从实践中了解多彩的中华文化，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此外，开展各种形式中外文化交流活动，引导来华留学生主动践行中华文化，在实践中领悟中华文化、在交流中传播中华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提高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促进中外文化的融通。

［参考文献］

［1］居延安．关于文化传播学的几个问题［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3)．

［2］梁岩．中国文化外宣研究［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

华文范文篇6

近年来，学者们习惯借用生态学（Ecology）的基本概念来研究新闻传播现象。笔者深以为然。因为解决好资源开发与环境系统的相互关系，是包括媒体在内的任何一个领域平衡发展重要前提。在此笔者还将引用生态学的一个核心概念——种群（Population），借以探讨近年华人人口结构的变化对华文媒体生存环境和未来发展的影响。

按照生态学的界定，种群是指栖息在同一地域中同种个体组成的复合体。1在自然界，种群是物种存在、进化和表达种内关系的基本单位，是生物群落或生态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引申到人类社会，种群可以界定为：在同一地域中有着相同的语言文字、文化归属、价值取向以及目标诉求的个体组成的复合体。也许这个界定容易使人联想到较为熟悉的“族群”(Ethnicgroup)的概念，客观地说，华人人口分布情况也可以用“族群”一词描述之。为什么笔者舍“族群”而用“种群”呢？

首先，本文探讨的是华人人口的世界性分布问题，而在大陆和台湾地区，学者对“族群”的解读和诠释各不相同。在台湾，族群是指人口构成的状态（如将岛内2300万人口分为闽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原住民四大族群），而在大陆地区，“族群”一词则是与“民族”、“家族”等联系在一起的。

其次，自“族群”一词出现以来，有关它的界定林林总总，但迄今为止尚无一个确定的、没有争议的定义。第三，“族群”一词虽然可以用来解释一国之内不同裔群之间的差别，却难以解释同为华裔族群的大陆移民与港台移民之间的差异。

鉴于此，笔者宁可采用为读者所不熟悉却也毫无歧义的“种群”一词，并赋予它引申含义。按照前述界定，从“种群”的角度出发，可以将海外华人的构成大体上分为三类：早期移民、港台移民和大陆新移民。

二

以下将对这三个种群的情况作一个分析。

（一）早期移民

虽然自秦汉起就有中国人流寓海外，唐宋至明，移居海外者逐渐增多，但华工移民的大量出现始于鸦片战争之后。这一时期，随着世界性资本主义市场的形成以及黑奴贸易制度的被废除，美国、东南亚、澳洲的矿场主、农场主以及铁路公司的老板开始从中国、印度、爪哇等地招募契约劳工，华工则是这支契约大军的主力。这些在清政府被迫解除有名无实的海禁之后漂洋过海的华工，就是本文所指的早期移民。

早期移民（以契约华工为主，也有一部分商人和知识分子）大都来自东南沿海地区。例如东南亚华人主要来自闽粤和客家地区，通行的是福州话、闽南话和广府话。美国最早的华人移民大多来自广东省，他们居留的旧金山因此被称为DaiFou（广东方言“大埠”，即大城市）。从早期移民家乡所在地和方言流行的情况看，这一时期的移民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的特征。这一特征也通过华文媒体体现出来。海外最早出现的华语广播机构——华人播音局（1933年4月30日创建于檀香山）就是用粤语播音的，其创设的初衷是“当地各国侨民多半都有以其本国语言（方言）发音的广播，而华侨却没有自己的母语广播，因此决定创办此台”2。可见，当时的华侨把粤语当作了华语，或是华语的代表。其后出现的华语广播电台，如美国旧金山的金星广播电台（1939年）、洛杉矶的华钟广播电台（1955年），都是用粤语播音的。马来亚早期的“金色广播网”和“银色广播网”也是用广东话和闽南话播出节目。

早期的中国移民大部分是未婚或已婚的青壮年男子。来到异乡后，出于生活和经商的需要，他们大多选择与当地妇女结婚。在东南亚各国，华侨与异族通婚的现象相当普遍；20世纪初期，纽约华侨人口的一半与异族通婚；在拉丁美洲和非洲华人社群规模较小的地方，与异族通婚更是屡见不鲜。异族通婚的结果是出现了众多的混血华裔。他们又依血统混合的具体情况以及教育背景和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在美国，华人（女性）与异族通婚，往往意味着她与当地主体文化的融合或被同化；而在东南亚地区，则有两种可能性：一是融合或同化于土著母系，二是融合或同化于华人父系3。既便是在后一种情况下，由于50年代中叶以后（此时华侨90%以上已入籍成为所在国公民）海外华文教育逐渐式微，其后代除少部分人受家庭影响还能讲华语之外，大多数已丧失了讲华语的能力。他们普遍接受当地教育或西方教育，对中华文化知之不多，祖籍国的意识也相当淡漠。即便是纯血统的华侨后裔，其第二代、第三、四代的情况也大抵如此。

（二）港台移民

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开始放宽移民限制，欢迎外国移民迁入，致使发展中国家人口大量移居发达国家。这一时期，中国大陆尚处“”中，伴随这股世界性移民新潮远涉重洋的主要是港、台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

虽然从宏观上讲，香港、台湾与中国大陆同宗同族（群），又是粤文化和闽南文化的辐射区域，但是从微观上看，它们在社会制度、文化环境、生活方式等方面与中国大陆多有不同，由此带来双方在政治理念、价值取向以及目标诉求等方面的差异。

香港原属广东省新安县（今深圳市），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将其割让给英国。在此后的一个半世纪里，中华文化与宗族国文化——西方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逐渐形成了它颇为独特的文化景观。在传媒领域，香港实行英式新闻自由，其现行报刊注册法例只管注册手续而不问报刊内容，给报刊以相当大的自主空间。受西方新闻理念和报业传统的影响，香港媒体在传递信息、引导舆论、监督政府、教育民众、提供娱乐等方面十分活跃。当处于“”中的大陆报纸上只有一种新闻——政治新闻的时候，香港媒体上已经有比政治新闻丰富得多的经济新闻、社会新闻、文化新闻、赛马消息以及林林总总、五花八门的娱乐报道。这种集各种时尚元素于一体的传媒文化被改革开放后的大陆学者称之为“商业文化”或“消费文化”（后来它更成为大陆地区“流行文化”的先导）。

台湾与中国大陆的渊源深厚而久远，在其2300万人口中，绝大多数是大陆汉族移民及其后裔。虽然中华文化构成了台湾主体性的文化内涵，使它区别于香港，但由于历史传统以及体制、制度方面的原因，双方在经贸、交通、旅游、文化等领域始终保持着互动关系，在报刊出版、影视制作等方面也是如此。

如前所述，六七十年代美国等放宽移民限制之后，大批的港、台移民来此定居（也有许多港、台留学生改变身份成为专业移民）。比之第一代移民，他们大多拥有较为雄厚的经济基础和较高的学历层次，有的在当地置办产业，有的进入硅谷发展。为了加强华人之间的沟通，为他们融入当地社会提供信息服务，一批以港台移民为对象的报刊创办起来。香港《星岛日报》在海外印刷、发行，台湾联合报系在美国创办《世界日报》，也始于此时。由于大部分华文报刊缺乏专业化的人才，凭借现有的采编力量满足不了读者对信息多方面的需求，于是他们纷纷采取一个共同的做法：除刊登本地新闻外，大量的信息从航寄来的香港报刊上剪贴、摘编，一时间，港台资讯充斥报间，港台作家与影视歌星轮替登场，从金庸到琼瑶，从刘德华到邓丽君都成为海外华人熟知的名字。华文报纸的版面风格也与港、台一脉相承，都是繁体字、直排、间有方言痕迹。其结果是，这一时期的海外华人社会和华文报刊上弥漫着浓重的港台文化气息。

（三）大陆新移民

六七十年代港台之风盛行的十年，是中国大陆关起门来搞运动的十年。这场运动几乎切断了中国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使得中国人不了解外部世界，包括港台在内的海外华人对中国（大陆）的了解也十分有限。1978年以后，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外派留学生的工作也全面恢复。自那时起，特别是8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出国留学、定居人员的数目不断增加，势头至今未减。据介绍，2004年有2200万中国人走出国门，是25年前的100倍4。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中（中国大陆）港台三地的海外移民结构开始发生变化。以港台移民相对集中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为例。在美国，从1991年到2003年，大陆移民人数每年递增3—4万，2002年中国大陆移民人数为61282人，台湾移民9836人，香港移民6090人5。1997年以前，香港是加拿大最大的移民来源地，从1998年起，中国大陆取香港而代之，成为加拿大最大的移民来源地。到2002年，加拿大的大陆新移民已近30万人6。不久前澳大利亚移民局公布的移民抵境统计数字显示，从1993年到2004年的10年间，中国大陆移民人数劲升（从2740人到8784人），台湾移民人数涨幅不大（从785人到881人），香港移民人数呈下降趋势（从3333人到1125人）7。除了美、加、澳之外，在世界其他地区，如南美洲、东欧、非洲等地，也有大陆新移民出现。

与老一代移民和港台移民不同，大陆新移民是和祖国一起成长的，和她一起经历了政治变迁，经历了传统文化解构与重构的过程。他们虽然来五湖四海，来自不同的方言区域，却以建立在北方方言基础上的普通话作为通用的标准语，以建国后推行的汉字简化字作为通行的文字符号。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代表的已不再是小区域文化，而是大区域文化。随着大陆移民人口的不断增加，随着港台、大陆移民数量的此消彼长，区域性中华文化在海外华人社会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局面开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也通过华文媒体反映出来。

从80年代末期起，就有大陆新移民创办的报纸出现，90年代以后，这类报纸的数量不断跃升。据统计，目前美国华文报纸近百家，其中三分之一以上为中国大陆新移民所办；加拿大约有30多家华文报纸，其中的70%为大陆新移民所办；80年代澳洲的华文报刊只有在悉尼出版的两三家，如今已达20多家，绝大部分由大陆新移民所办；日本现有华文报刊30余种，其中80%为中国大陆新移民所办8。与原有的“港台化”华文报纸不同的是，这些报纸大部分为横排、右行文，一些报纸使用简化字，在报纸风格、话语方式等方面更加“大陆化”。此外，这些报纸大量引用“新华社”、“中新社”的电讯稿或国内报纸、网站上的信息，大量报道与中国大陆有关的新闻，而这些新闻在以前的华文报纸上是不曾有过的。

三

综上所述，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大陆外派留学人员和出国定居人员数量的逐年递增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海外华人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过去相对单一的种群构成变为多元化的种群构成。在被称为纽约“第二华埠”的法拉盛，这种情形就非常突出。纽约的“第一华埠”——曼哈顿中国城向以广东人和福建人为主，通用的语言是粤语，东百老汇一带的华埠则是福建人的天下。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华裔人口迅速集中的法拉盛地区的华人则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澳门以及东南亚各地，他们虽然操着不同地区的方言，但通用的语言为“国语”（大陆称之为“普通话”）9。

新老三代华人虽然都来源于中华民族的大族群，但如前所述，他们的具体情况有很大的差异。第一代移民早已加入居住国国籍，成为当地民族——华族公民中的一分子，政治上认同于所在国。他们的后代在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日益本地化，与中华民族的深层关系所剩无几。在东南亚各国，这种情形比较普遍，许多国家曾对华人采取严格限制的政策，印度尼西亚等国还对华人采取强行同化政策，由此加速了华人与当地社会的融合。从华人文化的角度看，我们可以把这种情形称为“本土同化文化”。

港台移民中的绝大部分也加入了所在国国籍。作为当地的“少数族裔”，他们同样存在被主体文化同化的问题。但是由于他们所在的西方国家大都实行多元文化政策，对外来移民干预得比较少，这使他们在融入当地社会的过程中，较多地保留了固有的文化传统。从华人文化的角度看，我们可以把这种带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兼有中西杂揉色彩的文化称为“变异文化”。

大陆移民移居海外的时间最短，却是这个阵容最庞大的一支。他们来自中华民族的中心区域，与中华文化的主体部分最为接近，对它的认同意识也最强。在居住国落地生根以后，他们也会逐渐融入当地社会，但是这个融合过程将是曲折而缓慢的。从华人文化的角度看，这种来自中华民族大区域的、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存在发展的、带有明显的内陆特征的文化，可称之为“根文化”。

由多元化的种群构成带来的“本土同化文化”、“变异文化”以及“根文化”的同时并存，是200多年来海外华人文化史上从未有过的。这种“质”的变化，必将对以华人社会为基础的华文媒体的生存环境造成巨大的影响，迫使媒体经营者调整或改变原有的办报理念和模式，跟上时展的步调。以笔者之见，这种调整与改变应当在以下几个方面予以特别的注意：

第一，正视受众群体的变化

长期以来，海外华文传媒的受众群体较为单一：老一代媒体主要面向“本土化”了的老移民，六七十年代的港台媒体主要面向后来的港台移民。由于华人社会人口有限，报纸的辐射面和影响力也就十分有限。中国大陆的移民大军到来后，特别是以新移民为读者对象的报刊出现后，这种局限性就更加突出了。因为新移民报刊大量介绍有关中国大陆的信息，包括它的经济发展状况、市场运行情况、投资环境等等，这些信息不但为大陆新移民所需要，也为老一代移民和港台移民所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原有的报刊仍是一副老面孔，仍然恪守固有的套路，就会失去读者，被市场淘汰。所幸许多报纸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内容和版面的调整也在悄然进行中。例如美国的《联合日报》、法国的《欧洲日报》等创刊时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版面上时有反共言论，随着形势的变化，它们逐步转向中间立场，并开始刊登有关中国大陆的新闻。为了争取更多的读者，一些有着港台背景的报纸在版面风格上进行了调整，改直排为横排。如澳大利亚华文报纸《澳洲新报》原为香港《新报》的澳洲版，在悉尼独立出报后，90年代初期由直排改为横排。2002年2月9日，总部在香港的《星岛日报》一改创刊以来始终不变的风格，改直排为横排。3天后，《世界日报》也全面改为横排10。有着台湾背景的《世界日报》改为横排后，被一些人指责为“向左转”，这显然是冷战思维在作祟。笔者认为，《世界日报》等报纸版面的调整，是办报者顺应市场规律的自觉行为，而不是政治博弈的结果；至于报纸将来主要使用繁体字还是主要使用简化字，也只能由市场选择，我们应当以平常心看待这些问题，没有必要大力提倡，也没有必要横加指责。

总之应当看到，以接受可以统称为“国语”的标准语为共同特征的庞大的海外华人群体的形成，是华文媒体生存和发展的新的土壤。

第二，淡化华人之间的分野与矛盾

两岸三地华人同宗同源，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神州五号”升空华人同庆，“李文和间谍案”华人同愤慨，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但是，由于中港台移民所来地区不同，移民海外的时间不同，与中国关系或乡土观念的程度不同，文化、教育背景不同，加之大陆与港澳有一国两制问题，大陆与台湾有两岸关系问题，相互之间的矛盾、冲突与歧见在所难免。比如2004年发生在加拿大的“陈太风波”就是由时任多伦多警察总长顾问议会成员的陈林媛碧（60年代自香港移民加拿大）在接受中文媒体采访时，对大陆新移民颇有微词而引发的。新移民认为陈林媛碧“担心大量大陆新移民定居多伦多，会造成种族关系紧张”的言论，损害了大陆新移民在主流社会的正面形象，要求她向大陆新移民道歉。又如海外极小部分台独分子为了“去中国化”而发起运动，要求美国和加拿大的人口统计除华人之外，增设“台湾人”一项，也闹出了一场政治风波。尽管两岸三地的矛盾与分歧客观存在，但是如果将其在华文媒体上过度强调或过分渲染，不但不利于海外华人自身身份的认同，也不利于所在国对华人族裔的认同。拿台湾问题来说，对于中国政府而言，祖国统一是必须坚持的原则，不能妥协。但是绝大多数的海外台胞是反独促统的，即便有少数台独分子兴风作浪，也无碍大局。因此，没有必要把本土矛盾带到海外，以“独”或“统”为两岸移民划线。事实上，对于许多国家的主流社会而言，不论来自何方的华人，Chinese是他们的统称。在加拿大统计局的人口统计报告或是美加移民的研究中，中港台移民都归于华人，没有区分。因此，为了共树华人社会形象，共谋华人政治利益和地位，华文媒体应当尽可能少地强调“内部矛盾”，更多地展现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将“共性”的一面突出出来。

第三，不以“中华民族”一概而论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清末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海外华侨与祖国辅车相依、休戚与共。中国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中国革命的每一个进程，都会对华侨产生巨大的影响，都会引起他们强烈的回应。辛亥革命时期，海外华侨追随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不但踊跃捐款捐物支持民主革命，而且积极投身于国内的武装斗争；抗日战争时期，海外华侨表现出崇高的爱国情操，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全力支持抗战。从中足以看出海外华侨对祖国、对中华民族的向心力。二战结束以后，东南亚各国以及中、南美洲的一些国家开始推行民族化政策，迫使华侨在祖居国与所在国之间作出选择。其结果是绝大多数华侨选择了所在国国籍，成为外籍公民。外籍公民与华侨身份已有本质的不同。后者无论在血统上、政治上和法律上都属于中华民族的范畴，是中华民族在海外的延伸；而前者只在血缘上、文化上与中华民族有关系，在政治上、法律上则属于其他民族。华侨落地生根以后，出于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希望所在国政府和人民视他们为一家人，而不希望“称某国籍华人”11。考虑到华裔群体在一些国家发展的政治敏感性，这种主张应当得到尊重。事实上，直到今天，这种“政治敏感性”依然存在。例如数年前，当北京击败多伦多取得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后，一批华人欣喜万分走上街头庆祝，经媒体报道，引发了一场不小的风波。不但有主流社会对华人归属感的指责，也有华人社区内的不满，有人甚至在中文网络上攻击某些华文媒体的主办者为“中共特务”。“9.11”恐怖袭击以后，美加对移民的国家忠诚度更为重视，种族背景问题更显敏感。对此华文媒体的主办者应有足够的警觉。

第四，对华人经济的宣传应当适度

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在持续发展、稳步上升的基础上，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时期，在世界经济各项指标中的排名不断上升。与此同时，中国人外出学习、工作、旅游的人数越来越多，中国商品行销世界各地。加之以中国为祖籍国向外扩散的还有3000多万华侨华人，他们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地位不断提升。这些不但使世界华人倍感自豪与欣慰，也引起世界舆论的普遍关注。在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热切关注的同时，一些国家也生发出对中国的歧见与敌意，一时间“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华侨是中国的第五纵队”的说法也颇有市场。中国需要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这样的论调对她的发展显然不利。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一些华人学者和华文媒体对此缺乏足够的认识。当美国、日本的政界、学术界和新闻媒体积极地鼓吹和渲染“大中华经济圈”时，当美国学者暗示最终可能出现一个“华人共和联邦”时，他们受“民族自豪感”的驱使，也飘飘然附和起来，而没有意识到这种说辞的主要用意，是为了转移人们对美国和日本在东南亚地区扩张的视线，将矛头对准中国和“经济势力有所抬头”的华侨与华人。除此之外，一些学者和媒体还热衷于为华人的财富作估算和预测，夸大华人（华商）经济网络的作用，不经意间暗合了美日等国推销其后冷战思维的需要。应当承认的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华人经济的确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华商企业的成就也非常突出。然而华人经济不是独立存在的，它首先是所在国民族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世界经济或全球化经济的组成部分。中国经济与华人经济共谋发展，主要依靠全球通用的市场经济规律，入世后则要按照国际规章制度办事，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他们前来投资或采取其他的合作方式，而不是靠打“血缘关系”的底牌。鉴于此，华文媒体的相关言论与报道，应当更多地考虑到中国以及各国华人社会发展的大局，把握好分寸与尺度，避免授人以柄，造成难以挽回的负面影响。

总而言之，以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为起点，海外华人社会正在变得丰富起来；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媒体创办者的出现，也使海外华文传媒摆脱了相对单一的模式而逐渐趋于多元化。多元化固然是一个进步，但同时也会带来相互间在文化归属、价值取向以及终极目标诉求等方面的矛盾与冲突。面对这些发展中的问题，华文媒体应当采取更加理性的态度和更加策略的方式，增信释疑，消除彼此间的矛盾与冲突，消除外界对华人的误解与偏见，为华人社会的发展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

注释：

1尚玉昌、蔡晓明编著《普通生态学》，第3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2程曼丽著《海外华文传媒研究》，第95页，新华出版社，2001年。

3周南京著《华侨华人问题概论》，第58页，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年。

4见2005年1月26日《环球时报》。

52003年9月3日《福建侨报》转载美国《洛杉矶时报》报道。

62002年11月15日[和中网]：“最新统计：全加大陆移民约30万”。

72004年11月22日《华声报》。

8《世界华文传媒年鉴》（创刊卷），第63页，世界华文传媒年鉴社出版，2003年。

9中新网2002年10月23日。

华文范文篇7

上个世纪以来，世界性的“中国热”出现过三次。第一次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新中国的诞生，震惊了世界，在西方国家关于“谁丢失了中国”的大辩论中，在“黄祸论”的鼓噪声中，对中国的封锁、围堵、遏制与打击也全面展开。第二次“中国热”出现在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前后。这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由“围堵”中国转而打开“竹幕”的一个战略性的步骤。这次“中国热”，更多地表现为西方世界对中国这个带有神秘色彩的东方文明古国历史文化的探究，其结果是中国的长城、故宫、兵马俑以及中国的医药、针灸、功夫等为西方媒体津津乐道，成为颇受瞩目的话题。第三次“中国热”始于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上个世纪80年代，一直延续至今，并呈现出逐步升温的势头。在这一次“中国热”中，世界舆论对中国的关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2003年下半年以来，国际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明显增多；2004年下半年到现在，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报道的密集度也大为增加。例如在英国的主要报纸、杂志、出版物上，几乎每天都能见到中国的新闻和相关报道。今年5月22日，美国大报《纽约时报》在头版报道中，首次使用中文标题“从开封到纽约——辉煌如过眼烟云”。美国著名记者及中国通纪思道评论说：“如果你看不懂上面的中文标题，你最好开始学中文，因为它是未来的语言”。无论这篇报道的内容如何，世界性的英文大报向西方读者如此推介汉语的做法，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世界关注中国是一件好事，说明中国的国际地位的确在提高，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也的确在扩大。但是在世界性的“中国热”不断升温的同时，我们更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进行必要的“冷思考”。

首先我们注意到，虽然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迅速变化正在引起世界的关注，但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并不全面，一些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的认知还停留在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前的思维定格中，对它的偏见与误解也普遍存在，比如对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曲解，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国威胁论”的论调。令人遗憾的是，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发展及中国国力进行夸大式报道的同时，一些华文媒体也失去了应有的理性，对中国经济、华人经济以及大中华经济圈做了不恰当的报道，客观上为“中国威胁论”提供了某种注脚。由此可见，在当今这个西方舆论占据主导地位的国际舞台上，如何向世界展示一个真正的中国，一个负责任的、和平发展的中国，改变世界舆论对它的误解与偏见，已经成为包括中国本土和海外华文媒体在内的世界华文传媒的共同课题。

其次我们应当看到，虽然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虽然伴随着“中国热”，汉语热也在不断升温——据2005年7月在北京召开的首届世界汉语大会透露，目前海外约有100个国家的2500余所大学教授中文，通过各种方式学习汉语的人数超过3000万。尽管如此，汉语却不能算是强势语言，它的国际化程度仍然比较低。目前将汉语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或工作语言的国家和地区不多，汉语在国际社会重要交际领域（如外交、贸易、科技、教育等）中的使用也十分有限；联合国虽然将汉语列为其工作语言之一，但是地区性或国际性的组织、会议正式使用汉语的尚不多见。在这方面，汉语自然不如英语、法语，甚至不如日语。

这里的原因有多种，其中汉语的规范化、标准化程度低，缺乏一致性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方面的问题在海外华文传媒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长期以来，由于历史和地域方面的原因，海外华文媒体在语言文字、词汇、字体以及行文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的差异。近些年来，这种差异虽然开始缩小，例如随着大陆新移民读者群体的增加，海外越来越多的报刊开始采用简体字，变直排为横排，但华文媒体同文不同体、同字不同音的现象仍然存在。例如美国纽约被称为“第一华埠”的曼哈顿中国城向以广东人和福建人为主，通用的语言是粤语，东百老汇一带的华埠则是福建人的天下；纽约“第二华埠”法拉盛地区的华人则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澳门以及东南亚各地，虽通行“国语”（大陆称之为“普通话”），却操着不同地区的方言。这些均通过华文媒体体现了出来。

第三我们应当看到，由于海外华人华侨所来地区不同，移民海外的时间不同，与中国关系或乡土观念的程度不同，文化、教育背景不同，加之大陆与港澳有一国两制问题，大陆与台湾有两岸关系问题，相互之间的矛盾、冲突与歧见也时有发生。例如前段时间海外一小部分台独分子为了“去中国化”而发起运动，要求美国和加拿大的人口统计除华人之外，增设“台湾人”一项，闹出了一场政治风波。凡此种种，不但不利于华人社会以及华人受众群体的融合，也直接影响非华人受众群体对华文和中华文化的认知与认同。这与中国的和平崛起及其国际化的发展进程显然是不相符的。

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作为“软国力”的核心部分，华文媒体有责任、有义务在正确报道中国，提升汉语的国际影响力方面发挥作用。而发挥好这个作用，又必须进行一系列的调整。

第一，读者定位的调整

长期以来华文媒体的主办者和受众都是华人，媒体说华人自己的话，办华人自己的事，替华人鸣不平，维护华人的利益，总之超不出华人的圈子。随着越来越多的留学生来华学习和越来越多的国家将汉语作为主要外语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华文媒体所在地通晓汉语的非华人群体的存在和与日俱增，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无论是在中国学成还是在本地学习，这一群体对华文出版物无疑是有需求的，可以看作华文媒体潜在的受众。华文媒体的经营者应当注意到这种新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新的诉求，将这一群体纳入视野，予以充分的重视，在办报目标和宗旨上作相应的调整。特别是那些在全球发行、有一定影响面的华文大报，在面向华人进行新闻报道的同时，应当兼顾所在地“非母语”受众的需要，担负起推广汉语、推广中华文化的责任，使汉语在国际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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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内容方面的调整

过去华文媒体主要关注与华人利益或族群利益有关的大事小情，为此具有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华人、华报之间常常发生矛盾与纠纷。应当承认，目前大陆与香港、澳门在社会制度上有着不同的性质，包括大陆、港澳民众在内的广大华人与台湾一部分人在祖国统一问题上也有着不同的立场和观点，但从宏观上看，这些都属于“内部问题”。如果将这些矛盾、纠纷在华文媒体上过度强调或过分渲染，不但不利于海外华人自身身份的认同，也不利于所在国对华人族裔的认同。为了树立华人社会的整体形象，提高华文媒体的声望和影响，华文媒体应当尽可能摆脱局限性，关注人类发展的共同问题；尽可能少地强调“内部矛盾”，更多地展现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这一方面有助于增强国际舆论对一个完整的、逐步强盛的中国的认知，同时也有助于提升世界华人的凝聚力与向心力。这种认知与“合力”是目前快速发展中的中国最需要的，也是华文媒体国际化的重要前提。

第三，语言文字上的调整

为了改变汉语一致性差、方言分歧严重、有字体之别的情形，应当在华文媒体中推行标准化操作规程。只有将标准统一起来，才能更好地实现华文信息的全球性传播与分享。这不是技术技巧问题，而是战略性的问题。目前许多大国都在有计划地实施各自的语言战略，并努力扩大语言的国际影响。美英等国通过贸易、文化、教育等途径，借助媒体向世界倾销英语；法国努力协调有34个国家和3个地区构成的法语区的语言问题；西班牙利用“西班牙语世界”这一概念向世界进行语言传播；日本、韩国建立基金会不遗余力地推进日本语、韩国语的国际传播。反观华人社会，仅仅是在同一个国家或同一个城市，就有不止一种方言在使用。如果说，海外华文媒体同文不同体、同字不同音的现象一段时期内适应了不同对象群体的需要的话，那么今天，以国际化的视野衡量，它已经不合时宜了。

第四，资源利用的调整

目前，作为对全球投资者最具吸引力的国家，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它的经济发展状况、市场运行情况、投资环境等已经成为包括华人、华文媒体以及非华人（懂华文）群体普遍关心的问题。然而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建立起面向世界的、功能强大的华文网络数据库，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目前，网络世界的分割刚刚开始，争夺虚拟空间中汉语的地位，离不开数据库的开发与建设，包括面向世界华文媒体的、便于查询、检索的新闻信息资料库。这种权威信息的提供，一方面可以为海外华文媒体提供坚实的内容支撑，增强它的可信度和影响力，同时也扩大了华文媒体整体上的影响力。因此，华文媒体应充分重视互联网的作用，着力开发、利用互联网资源，形成全球华人信息传播网络，在未来的世界新闻传播格局中占得优势，占得先机。

第五，经营规模的调整

综观世界各国的华文媒体，除了少数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经营规模外，绝大部分小而不强，且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例如在拥有40万华侨华人人口的纽约市，就有十几份华文报刊同时出版。在多伦多、东京、莫斯科等其他城市，也普遍存在这样的情形。由于市场相对狭小，报纸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为了在竞争中立足，一些国家的华文媒体采取不正当的手段相互排挤、倾轧，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对于华文媒体整体水平、声誉和竞争力的提高十分不利。要想摆脱这种局面，变小而弱为大而强，华文媒体只有与媒体发展的国际化趋势相适应，走联合经营的道路，通过资本市场的运作，通过祖籍国（新加坡等华人已成为当地属民的例外）的扶助与支持形成集团优势，彼此间互助互利、共享资源，打造一两个华文媒体的“航母”。只有这样，华文媒体才能走出狭小的区域，走向世界，成为国际化的媒体。

参考文献：

王士谷著：《海外华文新闻史研究》，新华出版社，1998年。

程曼丽著：《海外华文传媒研究》，新华出版社，2001年。

中国新闻社主编：《面对新世纪的海外华文媒体——首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论文集》，香港中国新闻出版社，2001年。

中国新闻社主编：《送你一条中国结——第二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论文集》，香港中国新闻出版社，2003年。

华文范文篇8

［关键词］海外华文传媒战略思考

Abstract:Sinceinternationalrelationschangegreatlyinthe21stcentury,itisverynecessarytoreconsiderthecharacteristicsandfunctionsofoverseasChinesemediafromtheperspectiveofglobalor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strategy.OverseasChinesemediaistheextensionofChinesedomesticmediaandcanbeadrivingforceforChina''''sunification.InviewofthedevelopmentofoverseasChineseeconomicsandChina''''seconomics,itisfavorableforoverseasChinesemediatomergewithChinadomesticmedia.

Keywords:OverseasChinesemedia；Developmentstrategy

据统计，目前世界华侨华人已近3000万，他们分布在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既与中华民族一脉相承，保持着血缘亲情，又融入当地社会，为所在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着贡献。而为数众多的华侨华人媒体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如果从《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创刊（于马来半岛的马六甲）的1815年算起，到这个世纪之交，海外华文传媒已经有了180多年的历史。这期间，海外共有52个国家和地区出现过华文、华文与其他文字合刊的报刊，累计总数约4000种。20世纪30年代，华语广播电台出现，60年代以后又开办了华语电视台。它们挟新科技手段后来居上，形成了蓬勃的发展势头。90年代中期，随着“信息高速公路”的出现和互联网的兴起，海外华文传媒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一大批华文报纸进入网络，出版传统媒体的电子版，从而使海外华文传媒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如今，历史已经推进到21世纪，国际关系格局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值此之际，站在全球传播和国际传播的战略性高度，对海外华文传媒的性质、特征及其作用进行重新认识与评价，是十分必要的。

一、对海外传媒特性的再认识

通过对海外华文传媒发展脉络及其与社会发展互动关系的考察分析，我认为：

第一，海外华文传媒是我国国内媒体在国外的延伸，对祖国始终具有向心力，有助于中华民族传统的发扬光大和中国国际影响的扩大。

尽管海外华人分布于世界各个地方，有些已经融入当地社会，但是他们对中国同宗同源的亲近感和与生俱来的民族性是无法改变的。3

《欧洲时报》（法国华文报纸）曾经报道，美国有不少华人一直保持着中国的风俗习惯，在家里讲“家乡话”，让孩子们读中文，希望古老优美的“中华文化”能在异国土地上代代相传，绵延不息。而在海外华文传媒的诸种功能中，传扬中华文化无疑是最重要的一项，无论东西南北，无论是左是右。有些报刊还以薪传华文教育为己任，开辟专栏专版，协助中文学校推展华语教学。从这个意义上说，海外华文传媒实际上担负起了国内媒体的部分使命，成为国内媒体在海外的延伸。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即通过海外华文传媒将中华文化和中国影响扩展到更广大的地方，形成自己的优势。在目前的世界传播格局下，这一点尤其重要。

目前，西方国家的传媒在其强大的经济、政治、军事势力的支持下，在日新月异的通讯科技的推动下，正在推行“全球化”战略。无论哪一个国家，无论多么偏远的地区，哪怕是对外封闭，从技术上说，都处于西方通讯网、广播网和发行网的覆盖之下。这种强大的力量对世界造成的冲击和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同时，由于西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一直处于支配地位，习惯于将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于其他国家，而不考虑当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具体情况，这对后者来说有害无益。要想改变这种状况，掌握信息传播的主动权，我们除了采取相应的措施之外，还应当在民族性上做文章。具体来说，就是通过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汉字、汉文化，通过具有强大向心力的“大中华圈”，建立我们在国际传播中的优势，逐步改变信息传播的不平衡状态。而为数众多的海外华文传媒正可以在此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美国的节目虽然在世界传播内容的数量上居于垄断地位，但其成功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巨大。如果本土节目艺术上乘、制作精良的话，会比国外节目更具吸引力。

”①这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如果我们将对外传播内容制作精当，并延伸至海外华文传媒，其影响将不仅限于华语地区，还会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南洋理工大学传播学院院长郭振羽教授对此也有着很好的见解。他指出：“世界上不同地区华文报业，所处环境不同，经验有异，但是隐隐然却是血脉相连，命运与共。这不止是因为共同的历史和文化语言背景所带来的认同感，同时也因为今日各地华人社会经济和文化互动日益频繁，已经形成了‘大中华经济网络’以及‘大中华文化网络’。未来世界华文报业的发展，势必成为这经济网络和文化网络之中重要的一环，发挥整合联系的功能。各地华文报加强合作交流，建立‘世界华文报业网络’，可以说是大势所趋”。②而这个“世界华文报业网络”完全可以纳入我们对外传播的战略格局中。

第二，海外存在着两岸三地融合的趋势，这也体现在新闻传媒中。在目前大陆与台湾暂时分离的情况下，海外华文传媒有可能成为促进祖国统一的推动力量。

比之本土，海外华文传媒的政治色彩（或意识形态色彩）更为淡薄一些。这一方面是因为二战以后全球性的、大规模的战争已经结束，许多殖民地相继独立，进入和平稳定的建设时期。同时，随着华侨社会转变为华人社会，人们的注意力也从持续多年的党争、政争转移到当地社会和经济活动中来，对政治不再像从前那样热心了。另一方面，随着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华文传媒受众的心态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党同伐异、政治攻讦一类的内容不再有市场，不再受欢迎，代之而起的是读者对中国大陆各方面信息的关注和对具有民族特色内容的需求。为了争取读者，赢得发展，必须改变观念，顺应潮流。在这种情况下，一贯念唱反共八股的“古老石山”们也不得不作出调整，淡化报纸的政治色彩，增加读者感兴趣的相关的内容。如法国的《欧洲日报》不但开始采用中国新闻社的稿件，而且一稿多用。菲律宾的《联合日报》每周定期刊登对中国大陆各项改革措施的评论，有时直接使用来自中国大陆的电讯稿和特稿。这就使得不同政治派别、不同立场的传媒的相异性大为降低，而使其相同性的一面凸现出来。

而且，随着近年中国大陆新移民的不断增加，亲大陆的报刊迅速崛起，在海外形成了左、中、右“三分天下”的格局。尽管与港台移民创办的报纸（尤其是与港台报纸的海外版）相比，大陆新移民创办的报刊在物质技术条件上还不够完备，但是作为海外华人一方面的舆论代表，它正在逐步发展，并逐渐形成自己的强势。令人称庆的是，目前在许多与中国有关的重大事件上，如“李文和案件”、中国申奥等，在全球的华文媒体上都会形成共同的关注和一致的舆论。这种“合”的趋势是十分明显的。

正因为海外华文传媒能够在海外华人中形成一致的舆论，并“放大”这种舆论，它在促进中国统一方面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

近些年来，海外华侨、华人在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大。目前，许多国家的海外华人都成立了“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包括欧洲促统会、全英华人促统会、法国促统会、匈牙利促统会、罗马尼亚促统会、瑞士促统会、澳洲促统会等。2000年8月26日，“全球华侨华人推动中国和平统一大会”在德国柏林召开。来自世界60多个国家的华侨华人代表、中国内地和台港澳地区的代表600多人出席了会议。会议通过了一份共同声明，内容是坚决反对台湾分裂势力，要求外国停止对台军售等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呼吁台湾当局承认一中原则，真正拿出诚意，开始两岸对话与和谈，开放两岸直接三通，撤销一切阻碍两岸经贸交流的障碍，并呼吁全球中华儿女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为促进中国的和平统一努力奋斗，以求实现民族复兴的责任。③由此可见，在海外，反独促统已经是华侨华人共同的心愿。在这方面，海外华文传媒的舞台和空间是非常大的。在目前两岸关系暂无重大进展的情况下，它可以利用自己现有的优势和条件，形成、统一舆论并强化舆论，以这方面的实际工作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进程。

第三，海外华文传媒在让中国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我们在对外政策上引导得当，这一作用必将得到充分的发挥。

“让中国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是我国政府对外宣工作的基本要求。但是，由于内对外的传播是远距离的传播，我们对受传者的文化背景、心理状态、兴趣、爱好以及他们对媒体信息的认知程度缺乏必要的了解，因此我们的对外传播内容常常是“不切实际”的。

海外华文传媒则有助于弥补这方面的不足。首先，海外华文传媒具有双重属性。它既是中国传媒的延伸，又是所在国传媒体系的一部分；它不仅存在于世界各国的华人聚居地，也存在于华人所在国的大众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种近距离的传播。其次，海外华文传媒是应华人沟通信息的需要而产生的，它原本就有两大功能：一是向华侨、华人提供所在国各方面的信息，以帮助他们更快地融入当地社会；二是向华侨、华人提供有关中国的信息，帮助他们维系与祖国的感情联系。而将这两种功能放大并以中国的视角观之，恰好就是“让中国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此外，海外华文传媒的创办者（或编辑者）具有独特的优势，他们来自中国，又植根于当地社会，因而既了解中国又了解世界（各所在国）。因为他们了解世界，具备所在国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等方面的知识，因而对世界的描述更接近客观真实；因为他们了解中国，对中国方方面面的情况有一个大致的把握，又了解所在国受众的心理特征及需求，因而他们对中国的推介和描述也更加符合实际，更容易取得良好的效果。

在“让中国了解世界”方面，海外华文传媒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渠道，新移民传媒尤其如此。新移民传媒出现之前，国内获取国外信息（通过媒体）无非是两个渠道：一是各个国家本地文的报纸，二是港台移民在海外创办的报纸。前者不但有语言上的障碍，还有思维方式上的差别；后者虽然语言相同，思维方式相近，但因为有着不同的政治背景且与大陆长期隔绝，所提供的信息也缺乏决策参考价值。新移民报刊则不然。它的创办者与国内（中国大陆）有着相同的理念和视角，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和评价带有更多的中国特色。正因为如此，他们所提供的信息不但更直接、更真切，也更加具有决策参考价值。一些有大陆新移民参与或主办的海外华文报刊的网络版在大陆地区广受欢迎，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在“让世界了解中国方面”海外华文传媒的优势也越来越明显。首先，华文报刊的读者群不仅限于华侨、华人，也逐渐扩大到一部分当地人士。例如在美国、日本、德国等与中国文化交流、经贸关系较为频繁、密切的国家，学习华语的人数越来越多，由此形成了一个新的华文读者群。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新动向。有些华文报刊因势利导，开辟专版、专栏，通过教汉语的形式向学习者传播中华文化和中国信息。华文报刊的双语版也是“让世界了解中国方面”的一种有效的方法。据悉世界上约有几十家华文报刊办起了英语版，还有少量的中文和马来文、中文和日文的双语版报刊。美国的一家华文报纸认为，这种双语版报纸很有意义，它对只懂英文，不懂中文，希望了解华人圈子的事，了解母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华裔子弟，对那些关心中国问题，尚不能阅读中文报刊的朋友，对打破中、英语的隔阂，服务社会是及时和必要的。

总之，海外华文传媒在“让中国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方面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只要我们引导得当，它定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未来展望

海外华文传媒与祖国休戚相关、荣辱与共。以此观之，海外华文传媒必将出现大发展的局面。因为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随着世界经济发展重心的东移以及海外华人经济的进一步扩展，华文传媒所需的物质、人才、市场等条件必将得到极大的改善。

通过对不同国家华文媒体的考察，我们发现，它正日益呈现出如下趋势：

第一，集团化的发展趋势

与报业发展的国际化趋势相吻合，海外华文传媒也逐步走上了集团化的道路。海外华文传媒的集团化有两种情形：一是随着本地华人办报者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而形成的一报为主、同时出版多种报刊（甚至多种传媒）的集团。如马来西亚的南洋报业控股有限公司办有《新生活报》，而《新生活报》同时又办有《风采》、《淑女》、《健康》、《休闲》等12种期刊。又如新加坡报业控股有限公司控制着全国的主要报刊。仅华文报章集团，就由3份日报和1份周报组成。二是港台报业集团在海外的拓展。如台湾的联合报系除了在本岛发行《联合报》等）外，还在美、加和欧洲出版《世界日报》，在泰国出版《联合报》。该报系自称是世界上最大的华文报业集团。香港星岛集团有限公司不仅在本岛出版《星岛日报》，还在世界三洲五国九市出版了不同版本的《星岛日报》海外版。从趋势上看，这两种类型的报业垄断集团都会有进一步的扩充与发展，而报业集团化也必将在资源配置等方面为海外华文传媒带来更多的益处。中国大陆也有人民日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和新民晚报报业集团的《新民晚报》在海外发行，但规模和覆盖面尚不如港台报团。不过随着大陆方面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提高，大陆报业集团在海外的辐射力将会越来越大。

第二，多媒体的发展趋势

海外华文传媒由单一媒体发展起来，到如今已形成多种媒体共存共荣的局面。从19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只有华文报刊一支独秀。20世纪30年代以后，华文广播开始出现并逐步发展。到90年代中期，北美洲先后创办的华语电台已有30多家。在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欧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也都出现了华语广播。20世纪70年代，华语电视问世。进入90年代，在华人聚集的北美、西欧、东南亚逐步形成了三个华语电视中心，并且出现了卫星电视。电子传媒方兴未艾，将信息输入电脑互联网的华文电子报刊又迅速兴起。先是80年代末期留学生网络杂志纷纷出现，至90年代中期已超过30余种（大多在北美、欧洲、日本）。继电子报刊之后，新加坡的《联合早报》、马来西亚的《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相继进入因特网，拥有大量的读者。这说明，与全球新闻业发展的进程相伴随，华文报业的发展也进入一个新阶段。诚然，新媒体的出现是对传统媒体（尤其是印刷媒体）的挑战，但同时也为其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许多报纸藉此重整旗鼓，或扩版，或彩印，或增设地方版，并采用“电脑全页组版系统”，向着“全面全程自动化”目标而努力，从而显示出了新的生机。可见，每一次传播科技的改变与更新，都推动了新媒体的出现，同时也促成了报业的进一步发展。总之，新媒体并不能消灭传统媒体，多种媒体的相辅相伴、共依共存将是海外华文传媒的发展趋势。公务员之家

第三，全球拓展的趋势

3作为一种信息传播工具，海外华文传媒是以华人社会的形成及其规模的扩大为基础的。20世纪50年代以前，华文报刊主要集中在东南亚一带，五六十年代以后，这种状况逐渐改变，由东南亚国家占压倒优势变为相对集中在东南亚和北美洲两个地区。七八十年代以后，欧洲（包括澳洲）的华文报刊逐渐发展起来，遂形成东南亚、北美、欧洲三个中心。90年代以后，一些华文报刊销声匿迹数十年的国家，如拉美各国、日本、蒙古、新西兰等，其华文报刊重新获得生机；一些过去没有华文报刊的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瑞士、丹麦、奥地利、匈牙利、罗马尼亚等，也出现了华文报刊。总之，经过100多年的发展，海外华文报刊已遍布全球，成为世界性的传播媒介之一。它不仅存在于数以百万计的华人聚居地，就是在华人人数不多的天涯海角，也有它的踪迹。例如在只有3万名华人的毛里求斯，就有铅印的中文日报两家和中文周报一家；在只有数千名华人的苏里南，也有两家华文报出版。尽管由于主客观条件迥异使得海外华文传媒发展的水平和规模大不相同——有些报刊已采用彩色柯式印刷，有些则仍旧停滞在手抄油印或石印的初级阶段上；有些报刊发行量高达十数万份，有的仅销一两百份，但是它们的广为存在和与日俱增，是任何人不能回避的事实。从目前的情形看，海外华文传媒这种全球性拓展之势仍在继续。

第四，海内外融合的趋势

随着海外华文传媒的全球性拓展以及香港、台湾、大陆报业集团向海外的延伸，海内外华文信息的全球性传播与分享已成为现实。过去大陆与港台、与海外长期隔绝，彼此在语言文字、词汇、字体、行文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的差异，由此而造成不同受众群体的差异。如今这种差异正在逐步缩小。例如受大陆人士在海外所办报刊的影响，一些港台人士所办的报刊也开始采用简体字，变直排为横排；而为了影响老一代的华人和港台人士，大陆人员所办报刊有的也采用繁体字。在词汇、行文等方面，港台、大陆报刊也出现了同一的趋势。这就使海内外华文传媒的受众群体逐渐趋于一致。在这种大的背景下，过去因地域分割而形成的“港台”、“大陆”的概念已日渐淡化，代之而起的是海外中国人（华人）的概念。国际互联网的兴起，进一步突破了区域的限制，使天下华人无论身在何处，都可以分享彼此的信息，从而加速了华人社会、华文报刊及其读者群体的融合。互联网不但实现了华人社会更大范围内的信息共享，而且提升了海外华文传媒读者的层次，使之上升到知识群体和政治权力群体。这就使海外华文传媒具有了更大的影响力。伴随着新世纪的到来，海内外媒体及受众相互融合的趋势将更加明显。

在对海外华文传媒的前景进行展望的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它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如一些华文报刊仍然面临资金短缺、人才不足、读者萎缩的问题，此外还要受到新媒体和以英语为媒介语的西方新闻媒体的挑战。但是“事实证明，华文报纸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前途。它作为各国多元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细胞，将长时期地在世界传播事业中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成为当地华侨、华人自己的喉舌，并为发展住在国人民同中国人民的友谊作出更大的贡献”。④

三、四个建议

第一，鉴于海外华文传媒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和影响，有关部门应予以重视，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力度。为了加强海外华文传媒的研究，国家设定了“九五”社科基金项目《海外华文传媒研究》（此书将于年内由新华出版社出版）。但如同以往这方面的研究一样，此课题只是一个开端，这一领域值得深入研究、探讨的课题还有许多，例如海外华文传媒国别史的研究，不同国家、地区华文传媒的比较研究以及如何利用海外华文传媒进行有效的对外传播的对策研究等等。因此，建议“十五”规划中继续设定此类课题，以促进这方面研究的深化。

第二，建议外宣部门制定针对海外华文传媒的新闻传播政策，通过我们的努力来影响它们，以求获得最大的效益。3

我们曾经针对以外宣为主攻目标的机构和媒体制定过宣传策略，从宏观上看，这些策略是颇有成效的。鉴于海外华文传媒影响日深，有关政策部门是否能够把眼光放得再远一些，将分布全球的海外华文传媒纳入我们对外传播的总体战略中，针对它们提出具体的设想和方案，以便使我们在国际传播中获得双倍的收益。

第三，通过世界各地的华文媒体影响华人、影响世界，是一个有效的途径。为此，我们的领导部门及外宣工作者必须对华人及所在国受众有一个全面的了解，研究他们的心理特征和阅读、视听习惯，探索针对他们进行新闻传播的规律，改变过去那种一厢情愿地说，传而不通、通而无效的尴尬局面。

第四，鉴于海外华文传媒在祖国统一问题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建议有关部门通过制定政策影响它们，使之成为促进两岸统一的强大的舆论力量。

注释：

①郭镇之《全球电视传播环境对中国与加拿大的影响》，载1997年第5期《国际新闻界》。

②郭振羽《展望二十一世纪世界华文报业》，载台1993年12月9日《中央日报》。

③［美］《侨报》，2000年8月27日。

④王士谷《海外华文新闻史研究》第94页，新华出版社，1998。

参考文献：

方汉奇．中国新闻史业通史［M］．第1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王士谷．海外华文新闻业研究［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周南京．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

武斌．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M］（1－3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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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范文篇9

摘要:菲律宾华文教育的现状不容乐观,政府“菲化”的教育制度、多元化的语言环境、模糊的教育理念,是造成华文教育现状主要因素。华文教育发展的前景取决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取决于华文人才的市场需求以及华文教师素质的提高。以事物发展的结果来评价事物发展的过程,并由此推想它的发展前景,是人们习惯的思维方式。如何评价菲律宾华文教育的现状以及如何展望她的前景,自然也有一个思维方式的问题。在菲律宾,中学毕业以后还不能开口说华语的学生绝对不在少数,父母子女之间,祖孙之间,坚持用华语交际的人越来越少,华人子孙中连一句闽南语也不能讲的越来越多,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以在菲律宾华人社会,谈起华文教育的现状与前景,莫不忧心忡忡。《易传1蹇卦》曰:“蹇,难也,险在前也。”①这是我的学员在学习中国文化时用《周易》预测法为菲律宾华文教育前途所卜的卦,虽然不足为凭,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的心中深深的隐忧。的确,菲律宾华文教育的现状是不容乐观的,人们面临着诸如学生厌学,师资匮乏,教材不统一,教学方法不统一,教学效果不佳等等一系列共性的问题。我们必须分析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摸清它的来龙去脉,才可以有一个冷静的清醒的认识,最终推动我们为之奋斗的华文教育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归纳起来,造成华文教育现状的有以下几方面的因素。教育制度的问题当然是首当其冲的问题。

一九七六年,菲律宾政府对全国各侨校开始正式执行菲化政策,中学学制由过去的六年改为四年,华文课时不能超过两小时,从而使华文教育失去了时间上的保障;其次是考试制度,上大学不必考华文,从而使学生失去了学习华文的基本动力。事实证明,菲律宾的教育制度对华文教育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极大地限制了华文教育的发展。语言环境的问题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在菲律宾土生土长的年轻一代的华人已经基本失去或正在失去华语环境,也是一个严峻的现实。老一代华人的父辈祖辈由于多处于艰难创业阶段,出于经济的原因而不得不亲自抚养子女。另一方面也由于业务规模较小而有更多的时间与家人子女相处,从而不自觉营造了一个大菲语环境中的小华语环境。随着业务规模的逐渐扩大,华人的经济实力也逐渐雄厚,多数华人已少有时间与家人子女团聚交流,小孩由于交给菲人保姆抚养而使菲语成为小孩的第一语言。父母为了迁就子女的语言习惯也被迫使用菲语与子女交流,从而进一步强化了菲语的母语地位,给华文教育带来先天的不足。在以上两个问题的大背景条件下,华文教育就产生了是第一语言教学还是第二语言教学的问题。对以何种语言教学的定位牵涉到培养目标,教材编写,教学方法等一系列问题,因此,这是一个教育理念的问题。这个教育理论到现在也还不能有一个被大家共同接受的定位。随之而来的各行其是给华文教育带来一定程度的困惑和阻碍。师资问题也是比较严峻的。菲律宾的华文教师绝大多数为女性,这是一个很不正常的现象。

老一辈教师国学功底较好,却是年龄偏大。近几年来菲的新侨加入华教队伍,部分缓解了华文师资的紧缺状态,却又多数缺少正规完整的师范教育的熏陶。总体来看,师资队伍可选择性少,青黄不接,学识素养都不很理想。菲律宾华文教育的出路何在?前景如何?这是许多人都迫切关心的问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教育制度的问题,不是我们可以解决的问题,但教育制度还不是最根本的问题。制度只是一种形式,只是一种上层建筑,上层建筑还得受经济基础的制约。所以,决定教育成败的主要因素还是市场。也就是说,市场的需求才是华文教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教育的终极目的还是适应社会的需求,为社会的发展培养各种类型的人才。黄端铭先生曾经提出:“要把华裔学生培养成具有中华文化气质的菲律宾公民。”②这个“中华文化气质”自然就是基于市场的需求、基于未来社会发展的需求而提出来的,决不是简单的“中华情结”,或是文化上的“反同化”的问题。那么,决定华文教育发展的市场前景如何呢?笔者认为这又主要取决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取决于地区或世界经济的走向,也取决于菲律宾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程度和前景。目前来看,中国经济已经维持了多年的高速发展,最近召开的中共十六大确立了建立小康社会的务实的目标。有经济学家预测,中国经济在2020年将达到目前日本的经济发达水平。可以说,中国经济的发展前途是一片光明。朱基总理在第五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提出在十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盟十国涵盖十七亿人口,将成为全球第三大市场,势必带动地区经济的蓬勃发展,届时将需要大量的中英文人才。经济发展带来的市场需求不是区区一个菲化制度可以限制和阻碍的。随着世界性的学习华文热潮的兴起,菲律宾华文教育也终将走出低迷的谷底,走上蓬勃发展的康庄大道。语言环境是社会在潜移默化中自然形成的,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并不是朝夕之间用人力可以改变的。

但是我们也不是完全无所作为的,我们可以“守”,即守住现有华语教学课的阵地,利用这短短的两个小时,尽量营造一个纯粹的华语环境,尽量减少英语或是菲语的侵入,尽快丢掉英语或闽南语的“拐杖”,过河要“拆桥”。如果连这块阵地都不能坚守,在课堂上放任学生使用英语或菲语回答问题,此消彼长,那就真的是很危殆了。一个正确的教育理念的形成,应该是建立在对客观实际的充分认识、准确把握的基础之上。菲律宾的语言环境是一个多元化的环境,社会环境以菲语为主导,学校教育则以英语为主导,华语闽南语流行于侨社和部分家庭的交际之中,处于从属地位。把华文教育等同于母语教育,融语言教学、文学熏陶于一炉的方法显然是不妥当的,一个连语言交际尚且存在困难的学生,又怎能谈得上文学素养的提升?但是,如果把华文教育定位于第二语言教育,完全等同于“教外国人学汉语”的模式,是否就是一种恰如其分的方式方法呢?笔者认为,这种定位也并不是完全合乎客观实际的。因为汉语在菲律宾的地位,并不就等同于英语之在中国,或是汉语之在韩国日本。汉语在菲律宾虽然处于从属地位,但由于历史的积淀,菲华社会相对独立的交际场合,华语新闻媒体的长期浸染,加上大量来自中国的新侨民的加入,华语还是具有一定的市场,占有一定空间的。在这种背景条件下,如果简单执行第二语言的教学模式,大量的听说读写之外,完全忽略教材的文学文化色彩,忽略非理性的语感的培养,忽略艺术感染力,是不是也会造成教学的枯燥乏味,从而影响到教学的效果,从而最终也难以达到“把华裔学生培养成具有中华文化气质的菲律宾公民”的目标呢?

在第一语言教学和第二语言教学之外,还可不可以有一个既非第一也非第二的语言教学模式呢?师资自然也是一个关键问题,但师资也主要是取决于市场。目前菲华社会已经为师资格训做了许多工作,包括举办长期教师进修班,选送有志于从事华教工作的中学毕业生到中国长期培训,举办各种类型的讲习会等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些不懈的努力,自然总会有一定的成果,但是这些依然不是一个“治本”方法。解决师资问题的根本出路在哪里?笔者认为,一是要在现有的教师队伍中引进竞争机制,奖勤罚懒,奖优罚劣,优胜劣汰,宁缺勿滥。二是引进人才,中国大陆已积聚了相当数量的师范教育人才,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刚毕业的青年学生,花费不是太大,为什么不可以到内地引进一批这样的人才呢?当然引进也还是取决于市场,菲律宾的教育产业收入并不低于中国,只要有决心,培训和引进相结合,双管齐下,师资问题不难解决。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能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黑,能为天下式知其荣,守其辱,能为天下谷。”③探索菲律宾华文教育的现状,就是要“知”,要深入了解,要准确把握,了解和把握华文教育的优势和弱势所在;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展望华文教育的前景,就是要“守”,守住弱势的地位,守住自己的阵地,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努力做一切力所能及的工作,最终“万物将自化”,④相信菲律宾华文教育的春天终将到来。

参考文献:

①《易传1蹇卦》,选于《四书五经》,北京:昆仑出版社,2001.4.----1222页

②菲律宾华文教育研究中心主编《华文教育》第11卷第11期地2版

华文范文篇10

基础知识：

夏商时期我国历法的形成。夏朝时我国最早记录了流星雨和日食。商周时我国已有了医学分科。甲骨文和金文。我国古代青铜艺术的特点及在中外文化史上的地位。夏、商、周时期我国音乐、舞蹈的发展。

思想认识：

1．通过讲述使学生认识到甲骨文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这是值得我们骄傲的；我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从商朝开始。

2．我国的青铜艺术，在我国和世界艺术史上历史悠久，占有重要地位。

能力培养：

通过启发学生回答“甲骨文的发现有什么重要意义？”这一问题，培养学生综合思维能力。

通过观察司母戊鼎和四羊方尊等青铜制品的图画，总结“商周的青铜艺术有什么特点？”这一问题，培养学生归纳问题的能力。

（二）教学过程

1．导入新课

引导学生阅读第6课课文提示，导入新课。

2．讲授新课

天文、历法和医学

1．天文：流星雨和日食的最早记录

无边的天际，浩渺的星空，变化多端，神秘莫测，充满了神奇的魅力，常引起我们无限的遐想，然而我国古代人民对天象的认识并没有仅仅停留在遐想之中，从很早的时候起，人们就开始注意观察天象以寻找其变化的规律了。传说在尧舜时代就有了观象的专职人员，人们不仅注意观象，而且注重记录。我国的古书上有一段记载说，夏桀统治时期的一个午夜“星陨如雨”，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次关于流星雨的记录。古书当中还记录过我国最早的观测到的一次日食，它不仅记录了日食发生的过程，而且还描述了当日食发生时，人们惊恐万状的情态。（引导学生看课本第35页第二段文字）这是世界天文史上关于日食的最早记录。

商朝的文字中，保存了许多日食、月食的记载。到周朝，天象观测更为精细，《诗经》中记载了公元前776年9月6日的一次日食，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确切年、月、日的日食记录。

随着对天象的观察，我国的历法发展起来。

2．历法：夏历和殷历

历法：简单说起来就是按照一定的规律计算年、月、日、节、候的方法。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恐怕每个人每天都要接触到历法，一天过去你家的台历会被翻过一页，你们在翻过日历的时候是否注意过：一般的日历上在公历时间下面还注有农历的时日，你们知不知道“农历”还叫什么？（夏历）所以这样叫的原因是因为它源于夏朝的历法，提问：夏朝距我们现在有多少年了呢？（4000多年）那么也就是说我国历法发展的历史已很久远了。

夏朝的历法是在观察天象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根据北斗七星斗柄旋转的规律，确定一件为12个月，我们现在只能从后世的一些历书寻找夏代历法的痕迹了，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夏历是中国历法之源。

如果说夏朝是中国历法初创时期的话，那么商朝应该是我国历法走向较为完备的时期了。商朝历法也叫“殷历”，商代人以月亮圆缺一次为1个月，以太阳的温凉寒暑的演变一次为1年，1年分为12个月，大月30天，小月29天，用设置闰月的办法调整阴阳之差，即3年设一闰月，凡有闰月的年份就叫闰年。

商朝人对年月旬日的概念，已经分得很清楚。商代历法中还有农事安排，告诉人们何时下种，何时收获，等等。由此可见，我国自古以来就十分重视农业生产的发展。

3．医学：医学的分科

我国人民很早就积累了丰富的医学知识，商朝的文字中记载了16种疾病，并对某些疾病进行了比较细致的分类。商朝人还能做简单的外科手术，用汤药治病的方法也是由商朝人首创的。到了周朝，医学有了较大发展，那时在周王室和政府中已设有专门的医疗机构，已经分科治病，有内科、外科、营养保健和兽医等科。

甲骨文和金文

文字的出现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我国文字出现很早，还在原始社会母系氏族繁荣时期，陶器上已经有了刻划符号，我们在一些夏朝的遗址中也发现过不少刻划符号（引导学生看书第35页：二里头遗址陶器上的符号），其中有些符号看起来已经非常接近于后来的文字。到商朝时，我国出现了较为成熟的文字，这种文字叫甲骨文。

1．商朝的甲骨文

商朝的文字因其刻在龟甲、兽骨上，所以得名甲骨文。这是一种相当成熟的方案，我们今天的汉字就是从甲骨文发展来的。后人是如何发现这些文字的？商代的人在龟甲、兽骨上究竟写了一些什么呢？

商灭亡以后，商朝的历史文物就随着岁月的推移淹没于地下，默默无闻了，久而久之对于商朝，人们了解知道的越来越少，以至于对于古代文献中的一些简单记述也众说纷纭，无物可证。这种状况经历了几千年，直到19世纪末，问题才得到解决。

提问：商王盘庚迁都到什么地方？（殷）殷是现在什么地方呢？（河南省安阳）殷商灭亡之后，这里渐渐成了废墟，后代称之为“殷墟”。19世纪末，人们正是在殷墟发现了甲骨文。

起初是安阳一带地区的农民们在种地时经常挖到一些“龙骨”，这实际是一些古代动物内骼化石。农民们当时一般都将这些“龙骨”拿到城里违卖给药铺。时间一长，“龙骨”上的刻划引起人们的注意。有些学者认为，这可能就是已经失传的中国古代文字。于是开始进一步的搜集和研究。最后，他们确定这些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就是商代的文字。（引导学生看彩色图画5《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

甲骨文是在原始社会晚期陶器上出现的一些刻划符号的基础上，经过二、三千年的孕育、萌生和发展，到商代形成的一种相当成熟的文字，甲骨文已具备了象形、会意、指事、形声、假借、转注等六种传说造字方法。从19世纪末到今天，商朝的甲骨文已发现了15万片左右，共计有单字4600多个，可见其文字已较丰富，为现在人所识别的已有1000多字。

甲骨上的文字主要记述的是商朝人占卜的事情和结果（占卜：引导学生看课本第36页注脚）由于当时的人很迷信，占卜的事很多，如年成好坏、战争胜负、风雨大小等事都要占卜，这就使我们得以从卜辞当中了解商朝社会的许多情况包括生产状况、阶级关系等，这就极大丰富了我国奴隶社会的历史。

甲骨文是商代人留给我们的实物，使用这种文字的时代，距离我们现在已有3000年左右。甲骨文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它的发现，说明我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是从商朝开始的。

提问：甲骨文的发现有什么重要意义？

在学生回答的基础上归纳总结。

2．商和西周的金文

除甲骨文以外，商和西周的一些青铜器上也铸刻有文字，叫作“金文”。（当时的“金”是指铜）和甲骨文相比，金文进一步稳定、规范、简化。（引导学生看书第36页：西周铜器上的金文）

关于金文，课本第37页还有一段小字，以提问的方式引导学生注意：

金文还叫什么？它和甲骨文的区别在哪儿？“大篆”这种文字样式是什么时候出现的？请同学们看书上的小字内容。

继续讲述：和甲骨文一样，金文也记载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情况，是研究商周历史的珍贵史料。

青铜艺术

首先让我们了解商、周青铜艺术的特点。

1．特点：

提问前面（第4课）我们已经学过什么是青铜，青铜器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当时我们还讲到过商代有一件十分著名的青铜器，它叫什么？（司母戊鼎）

请学生把书翻到24页，看司母戊鼎图。

指出：今天我们要从另外一人角度看一看司母戊鼎，看一看它在艺术上有什么特点。

启发学生从鼎形的匀称和器表装饰花纹的精美两个方面回答。

引导学生看彩图4《商代的四羊方尊》，并简单介绍四羊方尊：在尊的四角，附着四支向外半伸的羊头和前肢，羊角蜷曲。器物四壁也有花纹作为装饰。启发学生找出其艺术特色，主要有以下几方面：造型雄奇、工艺高超，独具匠心。

引导学生看课本第37页《商朝的家尊、犀尊》图，启发学生找出其艺术特色：以动物、怪兽为造型，形态生动逼真。

提问：商周的青铜艺术有什么特点？锻炼学生归纳的能力，并在学生回答的基础上由教师作条理化的总结。并进一步指出：商代的司母戊鼎和四羊方尊是这一时期青铜艺术的精品、代表作。

2．历史地位：

从考古发掘的情况看，夏朝时人们就已经制造了青铜器，不过那时的青铜器显得较为古朴和简陋。商朝时，青铜艺术达到了高峰，和夏朝比，这一埋藏的青铜器式样美观多了。造型逼真，花纹、浮雕的水平很高，出现了不少精品，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四羊方尊和司母戊鼎。西周继承和发展了商代的青铜艺术，青铜器的种类比商代多，器表的花纹也有所变化，逐渐趋向简朴。这样看来，夏商周以来青铜器的制造始终没有停止过。青铜器作为日常用具，作为祭祀时的礼器在当时有其实用价值。然而，它们更有艺术上的价值。它的设计、造型，反映了夏商周时代人们的审美情趣、审美意识。谈夏商周文化，不能不谈青铜艺术，青铜艺术是这一时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样，在世界上，我国的青铜艺术也是闻名于世的。中国的青铜艺术以其历史悠久，以其独特的民族特色，在世界艺术史上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附带提出：除青铜器之外，商朝的玉器也有很高的艺术水平，引导学生看课本第38页，看《商代玉象》图。

音乐和舞蹈：

我国音乐舞蹈艺术的发展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考古工作者在父系氏族公社时代的许多遗址当中发现了陶埙，这时一种简单的吹奏乐器。原始社会的舞蹈比较简单，大多摹拟动物的动作。青海大通出土的一件彩陶盆上绘有15个人舞蹈的情景，给人以翩翩起舞的动感。

1．夏朝的“韶乐”

夏朝的时候，音乐舞蹈水平提高。传说夏王启创制了乐舞《九韶》，这是一种既歌唱同时又有伴舞的音乐。据说启即位第10年的时候，曾在大穆之野举行盛大的乐舞会，演奏《九韶》等音乐。后代史书中描述这次乐舞会时有“万舞翼翼，章闻于天”的赞誉之词，可见在当时这是一次规模很大，景象相当壮观的盛会。

现在看起来，“韶乐”在夏朝是最盛行的一种音乐。由于距离我们现在太远，我们已不能知道它的音调，但我们可以在史书中经常看到后人对它的赞美之辞，比如：春秋时候，孔子听到了韶乐以后，“三月不知肉味”，一直沉浸在优美乐声的回味中，而且他逢人就说：“想不到音乐能吸引我到这种程度！”由这个小故事，我们不是可以体味到韶乐之美妙的程度吗？

2．商代的乐器

商朝的时候，手工工匠已经能用金、石、竹、木、丝、陶等材料制成多种乐器，乐器种类增多以后，能产生更好的音响效果，也促进了音乐的发展。

商代的乐器中有打击乐器。如：磬，是由石或玉制成的；还有钟、鼓等。（引导学生看课本第38页《商代的石磬》图画）这样一些打击乐器的使用，增强了商代音乐的节奏感，并能烘托出音乐的气势。商代还出现了能发出各不相同乐音的编钟。

西周时，我国的乐舞有了明显的发展，周朝举行各种礼仪式必配有音乐，故常以“礼乐”并称。西周时，有了各种成套的乐器，那时候的歌舞，有很多表现历史事件的，表现大禹治水和武王伐纣的歌舞就都是在那时形成的。

西周的乐舞又分文舞和武舞两种，文舞执羽，武舞执干。（即古代武器：盾牌）均有多种乐器伴奏。请同学们想象，执羽的文舞必是轻盈柔美，执干的武舞，必是以粗犷、豪放为其特色了。

关于西周的乐舞还有一些内容，课上不讲，如果同学们想知道更多的话，请你们课下阅读课文第38页小字。

3．归纳小结

纵观一节课所讲内容，我们了解到，我国早在奴隶制时代，就在科学、文化和艺术方面做出过突出的成就：商代的甲骨文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商周的青铜艺术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我国的历法已有4000多的历史，古代关于流星雨和日食的记载均是世界上最早的记录。中华文化真是源远流长，这一切是足以引起每个中国人自豪的。

讲到第6课，我国奴隶制时代的历史就基本介绍完了。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曾形象地把历史比拟为一个人，他说“经济是历史的骨骼，政治是历史的血肉，文化艺术是历史的灵魂”，政治、经济、文化构成了人类历史的全貌，缺少任何一部分都不完整。前几节课，我们学习了奴隶制时代的政治、经济，今天我们又了解了这一时期的文化艺术。同学们，在你们的头脑中，关于我国奴隶制时代历史的影象应该是比以前更加清晰、更加完整了吧。

4．作业：

根据课文提供的练习题让学生当堂练，以起到巩固基础知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