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文传媒范文10篇

华文传媒范文篇1

［关键词］海外华文传媒战略思考

Abstract:Sinceinternationalrelationschangegreatlyinthe21stcentury,itisverynecessarytoreconsiderthecharacteristicsandfunctionsofoverseasChinesemediafromtheperspectiveofglobalor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strategy.OverseasChinesemediaistheextensionofChinesedomesticmediaandcanbeadrivingforceforChina''''sunification.InviewofthedevelopmentofoverseasChineseeconomicsandChina''''seconomics,itisfavorableforoverseasChinesemediatomergewithChinadomesticmedia.

Keywords:OverseasChinesemedia；Developmentstrategy

据统计，目前世界华侨华人已近3000万，他们分布在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既与中华民族一脉相承，保持着血缘亲情，又融入当地社会，为所在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着贡献。而为数众多的华侨华人媒体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如果从《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创刊（于马来半岛的马六甲）的1815年算起，到这个世纪之交，海外华文传媒已经有了180多年的历史。这期间，海外共有52个国家和地区出现过华文、华文与其他文字合刊的报刊，累计总数约4000种。20世纪30年代，华语广播电台出现，60年代以后又开办了华语电视台。它们挟新科技手段后来居上，形成了蓬勃的发展势头。90年代中期，随着“信息高速公路”的出现和互联网的兴起，海外华文传媒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一大批华文报纸进入网络，出版传统媒体的电子版，从而使海外华文传媒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如今，历史已经推进到21世纪，国际关系格局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值此之际，站在全球传播和国际传播的战略性高度，对海外华文传媒的性质、特征及其作用进行重新认识与评价，是十分必要的。

一、对海外传媒特性的再认识

通过对海外华文传媒发展脉络及其与社会发展互动关系的考察分析，我认为：

第一，海外华文传媒是我国国内媒体在国外的延伸，对祖国始终具有向心力，有助于中华民族传统的发扬光大和中国国际影响的扩大。

尽管海外华人分布于世界各个地方，有些已经融入当地社会，但是他们对中国同宗同源的亲近感和与生俱来的民族性是无法改变的。3

《欧洲时报》（法国华文报纸）曾经报道，美国有不少华人一直保持着中国的风俗习惯，在家里讲“家乡话”，让孩子们读中文，希望古老优美的“中华文化”能在异国土地上代代相传，绵延不息。而在海外华文传媒的诸种功能中，传扬中华文化无疑是最重要的一项，无论东西南北，无论是左是右。有些报刊还以薪传华文教育为己任，开辟专栏专版，协助中文学校推展华语教学。从这个意义上说，海外华文传媒实际上担负起了国内媒体的部分使命，成为国内媒体在海外的延伸。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即通过海外华文传媒将中华文化和中国影响扩展到更广大的地方，形成自己的优势。在目前的世界传播格局下，这一点尤其重要。

目前，西方国家的传媒在其强大的经济、政治、军事势力的支持下，在日新月异的通讯科技的推动下，正在推行“全球化”战略。无论哪一个国家，无论多么偏远的地区，哪怕是对外封闭，从技术上说，都处于西方通讯网、广播网和发行网的覆盖之下。这种强大的力量对世界造成的冲击和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同时，由于西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一直处于支配地位，习惯于将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于其他国家，而不考虑当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具体情况，这对后者来说有害无益。要想改变这种状况，掌握信息传播的主动权，我们除了采取相应的措施之外，还应当在民族性上做文章。具体来说，就是通过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汉字、汉文化，通过具有强大向心力的“大中华圈”，建立我们在国际传播中的优势，逐步改变信息传播的不平衡状态。而为数众多的海外华文传媒正可以在此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美国的节目虽然在世界传播内容的数量上居于垄断地位，但其成功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巨大。如果本土节目艺术上乘、制作精良的话，会比国外节目更具吸引力。

”①这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如果我们将对外传播内容制作精当，并延伸至海外华文传媒，其影响将不仅限于华语地区，还会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南洋理工大学传播学院院长郭振羽教授对此也有着很好的见解。他指出：“世界上不同地区华文报业，所处环境不同，经验有异，但是隐隐然却是血脉相连，命运与共。这不止是因为共同的历史和文化语言背景所带来的认同感，同时也因为今日各地华人社会经济和文化互动日益频繁，已经形成了‘大中华经济网络’以及‘大中华文化网络’。未来世界华文报业的发展，势必成为这经济网络和文化网络之中重要的一环，发挥整合联系的功能。各地华文报加强合作交流，建立‘世界华文报业网络’，可以说是大势所趋”。②而这个“世界华文报业网络”完全可以纳入我们对外传播的战略格局中。

第二，海外存在着两岸三地融合的趋势，这也体现在新闻传媒中。在目前大陆与台湾暂时分离的情况下，海外华文传媒有可能成为促进祖国统一的推动力量。

比之本土，海外华文传媒的政治色彩（或意识形态色彩）更为淡薄一些。这一方面是因为二战以后全球性的、大规模的战争已经结束，许多殖民地相继独立，进入和平稳定的建设时期。同时，随着华侨社会转变为华人社会，人们的注意力也从持续多年的党争、政争转移到当地社会和经济活动中来，对政治不再像从前那样热心了。另一方面，随着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华文传媒受众的心态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党同伐异、政治攻讦一类的内容不再有市场，不再受欢迎，代之而起的是读者对中国大陆各方面信息的关注和对具有民族特色内容的需求。为了争取读者，赢得发展，必须改变观念，顺应潮流。在这种情况下，一贯念唱反共八股的“古老石山”们也不得不作出调整，淡化报纸的政治色彩，增加读者感兴趣的相关的内容。如法国的《欧洲日报》不但开始采用中国新闻社的稿件，而且一稿多用。菲律宾的《联合日报》每周定期刊登对中国大陆各项改革措施的评论，有时直接使用来自中国大陆的电讯稿和特稿。这就使得不同政治派别、不同立场的传媒的相异性大为降低，而使其相同性的一面凸现出来。

而且，随着近年中国大陆新移民的不断增加，亲大陆的报刊迅速崛起，在海外形成了左、中、右“三分天下”的格局。尽管与港台移民创办的报纸（尤其是与港台报纸的海外版）相比，大陆新移民创办的报刊在物质技术条件上还不够完备，但是作为海外华人一方面的舆论代表，它正在逐步发展，并逐渐形成自己的强势。令人称庆的是，目前在许多与中国有关的重大事件上，如“李文和案件”、中国申奥等，在全球的华文媒体上都会形成共同的关注和一致的舆论。这种“合”的趋势是十分明显的。

正因为海外华文传媒能够在海外华人中形成一致的舆论，并“放大”这种舆论，它在促进中国统一方面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

近些年来，海外华侨、华人在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大。目前，许多国家的海外华人都成立了“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包括欧洲促统会、全英华人促统会、法国促统会、匈牙利促统会、罗马尼亚促统会、瑞士促统会、澳洲促统会等。2000年8月26日，“全球华侨华人推动中国和平统一大会”在德国柏林召开。来自世界60多个国家的华侨华人代表、中国内地和台港澳地区的代表600多人出席了会议。会议通过了一份共同声明，内容是坚决反对台湾分裂势力，要求外国停止对台军售等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呼吁台湾当局承认一中原则，真正拿出诚意，开始两岸对话与和谈，开放两岸直接三通，撤销一切阻碍两岸经贸交流的障碍，并呼吁全球中华儿女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为促进中国的和平统一努力奋斗，以求实现民族复兴的责任。③由此可见，在海外，反独促统已经是华侨华人共同的心愿。在这方面，海外华文传媒的舞台和空间是非常大的。在目前两岸关系暂无重大进展的情况下，它可以利用自己现有的优势和条件，形成、统一舆论并强化舆论，以这方面的实际工作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进程。

第三，海外华文传媒在让中国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我们在对外政策上引导得当，这一作用必将得到充分的发挥。

“让中国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是我国政府对外宣工作的基本要求。但是，由于内对外的传播是远距离的传播，我们对受传者的文化背景、心理状态、兴趣、爱好以及他们对媒体信息的认知程度缺乏必要的了解，因此我们的对外传播内容常常是“不切实际”的。

海外华文传媒则有助于弥补这方面的不足。首先，海外华文传媒具有双重属性。它既是中国传媒的延伸，又是所在国传媒体系的一部分；它不仅存在于世界各国的华人聚居地，也存在于华人所在国的大众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种近距离的传播。其次，海外华文传媒是应华人沟通信息的需要而产生的，它原本就有两大功能：一是向华侨、华人提供所在国各方面的信息，以帮助他们更快地融入当地社会；二是向华侨、华人提供有关中国的信息，帮助他们维系与祖国的感情联系。而将这两种功能放大并以中国的视角观之，恰好就是“让中国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此外，海外华文传媒的创办者（或编辑者）具有独特的优势，他们来自中国，又植根于当地社会，因而既了解中国又了解世界（各所在国）。因为他们了解世界，具备所在国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等方面的知识，因而对世界的描述更接近客观真实；因为他们了解中国，对中国方方面面的情况有一个大致的把握，又了解所在国受众的心理特征及需求，因而他们对中国的推介和描述也更加符合实际，更容易取得良好的效果。

在“让中国了解世界”方面，海外华文传媒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渠道，新移民传媒尤其如此。新移民传媒出现之前，国内获取国外信息（通过媒体）无非是两个渠道：一是各个国家本地文的报纸，二是港台移民在海外创办的报纸。前者不但有语言上的障碍，还有思维方式上的差别；后者虽然语言相同，思维方式相近，但因为有着不同的政治背景且与大陆长期隔绝，所提供的信息也缺乏决策参考价值。新移民报刊则不然。它的创办者与国内（中国大陆）有着相同的理念和视角，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和评价带有更多的中国特色。正因为如此，他们所提供的信息不但更直接、更真切，也更加具有决策参考价值。一些有大陆新移民参与或主办的海外华文报刊的网络版在大陆地区广受欢迎，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在“让世界了解中国方面”海外华文传媒的优势也越来越明显。首先，华文报刊的读者群不仅限于华侨、华人，也逐渐扩大到一部分当地人士。例如在美国、日本、德国等与中国文化交流、经贸关系较为频繁、密切的国家，学习华语的人数越来越多，由此形成了一个新的华文读者群。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新动向。有些华文报刊因势利导，开辟专版、专栏，通过教汉语的形式向学习者传播中华文化和中国信息。华文报刊的双语版也是“让世界了解中国方面”的一种有效的方法。据悉世界上约有几十家华文报刊办起了英语版，还有少量的中文和马来文、中文和日文的双语版报刊。美国的一家华文报纸认为，这种双语版报纸很有意义，它对只懂英文，不懂中文，希望了解华人圈子的事，了解母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华裔子弟，对那些关心中国问题，尚不能阅读中文报刊的朋友，对打破中、英语的隔阂，服务社会是及时和必要的。

总之，海外华文传媒在“让中国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方面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只要我们引导得当，它定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未来展望

海外华文传媒与祖国休戚相关、荣辱与共。以此观之，海外华文传媒必将出现大发展的局面。因为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随着世界经济发展重心的东移以及海外华人经济的进一步扩展，华文传媒所需的物质、人才、市场等条件必将得到极大的改善。

通过对不同国家华文媒体的考察，我们发现，它正日益呈现出如下趋势：

第一，集团化的发展趋势

与报业发展的国际化趋势相吻合，海外华文传媒也逐步走上了集团化的道路。海外华文传媒的集团化有两种情形：一是随着本地华人办报者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而形成的一报为主、同时出版多种报刊（甚至多种传媒）的集团。如马来西亚的南洋报业控股有限公司办有《新生活报》，而《新生活报》同时又办有《风采》、《淑女》、《健康》、《休闲》等12种期刊。又如新加坡报业控股有限公司控制着全国的主要报刊。仅华文报章集团，就由3份日报和1份周报组成。二是港台报业集团在海外的拓展。如台湾的联合报系除了在本岛发行《联合报》等）外，还在美、加和欧洲出版《世界日报》，在泰国出版《联合报》。该报系自称是世界上最大的华文报业集团。香港星岛集团有限公司不仅在本岛出版《星岛日报》，还在世界三洲五国九市出版了不同版本的《星岛日报》海外版。从趋势上看，这两种类型的报业垄断集团都会有进一步的扩充与发展，而报业集团化也必将在资源配置等方面为海外华文传媒带来更多的益处。中国大陆也有人民日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和新民晚报报业集团的《新民晚报》在海外发行，但规模和覆盖面尚不如港台报团。不过随着大陆方面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提高，大陆报业集团在海外的辐射力将会越来越大。

第二，多媒体的发展趋势

海外华文传媒由单一媒体发展起来，到如今已形成多种媒体共存共荣的局面。从19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只有华文报刊一支独秀。20世纪30年代以后，华文广播开始出现并逐步发展。到90年代中期，北美洲先后创办的华语电台已有30多家。在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欧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也都出现了华语广播。20世纪70年代，华语电视问世。进入90年代，在华人聚集的北美、西欧、东南亚逐步形成了三个华语电视中心，并且出现了卫星电视。电子传媒方兴未艾，将信息输入电脑互联网的华文电子报刊又迅速兴起。先是80年代末期留学生网络杂志纷纷出现，至90年代中期已超过30余种（大多在北美、欧洲、日本）。继电子报刊之后，新加坡的《联合早报》、马来西亚的《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相继进入因特网，拥有大量的读者。这说明，与全球新闻业发展的进程相伴随，华文报业的发展也进入一个新阶段。诚然，新媒体的出现是对传统媒体（尤其是印刷媒体）的挑战，但同时也为其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许多报纸藉此重整旗鼓，或扩版，或彩印，或增设地方版，并采用“电脑全页组版系统”，向着“全面全程自动化”目标而努力，从而显示出了新的生机。可见，每一次传播科技的改变与更新，都推动了新媒体的出现，同时也促成了报业的进一步发展。总之，新媒体并不能消灭传统媒体，多种媒体的相辅相伴、共依共存将是海外华文传媒的发展趋势。公务员之家

第三，全球拓展的趋势

3作为一种信息传播工具，海外华文传媒是以华人社会的形成及其规模的扩大为基础的。20世纪50年代以前，华文报刊主要集中在东南亚一带，五六十年代以后，这种状况逐渐改变，由东南亚国家占压倒优势变为相对集中在东南亚和北美洲两个地区。七八十年代以后，欧洲（包括澳洲）的华文报刊逐渐发展起来，遂形成东南亚、北美、欧洲三个中心。90年代以后，一些华文报刊销声匿迹数十年的国家，如拉美各国、日本、蒙古、新西兰等，其华文报刊重新获得生机；一些过去没有华文报刊的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瑞士、丹麦、奥地利、匈牙利、罗马尼亚等，也出现了华文报刊。总之，经过100多年的发展，海外华文报刊已遍布全球，成为世界性的传播媒介之一。它不仅存在于数以百万计的华人聚居地，就是在华人人数不多的天涯海角，也有它的踪迹。例如在只有3万名华人的毛里求斯，就有铅印的中文日报两家和中文周报一家；在只有数千名华人的苏里南，也有两家华文报出版。尽管由于主客观条件迥异使得海外华文传媒发展的水平和规模大不相同——有些报刊已采用彩色柯式印刷，有些则仍旧停滞在手抄油印或石印的初级阶段上；有些报刊发行量高达十数万份，有的仅销一两百份，但是它们的广为存在和与日俱增，是任何人不能回避的事实。从目前的情形看，海外华文传媒这种全球性拓展之势仍在继续。

第四，海内外融合的趋势

随着海外华文传媒的全球性拓展以及香港、台湾、大陆报业集团向海外的延伸，海内外华文信息的全球性传播与分享已成为现实。过去大陆与港台、与海外长期隔绝，彼此在语言文字、词汇、字体、行文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的差异，由此而造成不同受众群体的差异。如今这种差异正在逐步缩小。例如受大陆人士在海外所办报刊的影响，一些港台人士所办的报刊也开始采用简体字，变直排为横排；而为了影响老一代的华人和港台人士，大陆人员所办报刊有的也采用繁体字。在词汇、行文等方面，港台、大陆报刊也出现了同一的趋势。这就使海内外华文传媒的受众群体逐渐趋于一致。在这种大的背景下，过去因地域分割而形成的“港台”、“大陆”的概念已日渐淡化，代之而起的是海外中国人（华人）的概念。国际互联网的兴起，进一步突破了区域的限制，使天下华人无论身在何处，都可以分享彼此的信息，从而加速了华人社会、华文报刊及其读者群体的融合。互联网不但实现了华人社会更大范围内的信息共享，而且提升了海外华文传媒读者的层次，使之上升到知识群体和政治权力群体。这就使海外华文传媒具有了更大的影响力。伴随着新世纪的到来，海内外媒体及受众相互融合的趋势将更加明显。

在对海外华文传媒的前景进行展望的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它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如一些华文报刊仍然面临资金短缺、人才不足、读者萎缩的问题，此外还要受到新媒体和以英语为媒介语的西方新闻媒体的挑战。但是“事实证明，华文报纸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前途。它作为各国多元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细胞，将长时期地在世界传播事业中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成为当地华侨、华人自己的喉舌，并为发展住在国人民同中国人民的友谊作出更大的贡献”。④

三、四个建议

第一，鉴于海外华文传媒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和影响，有关部门应予以重视，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力度。为了加强海外华文传媒的研究，国家设定了“九五”社科基金项目《海外华文传媒研究》（此书将于年内由新华出版社出版）。但如同以往这方面的研究一样，此课题只是一个开端，这一领域值得深入研究、探讨的课题还有许多，例如海外华文传媒国别史的研究，不同国家、地区华文传媒的比较研究以及如何利用海外华文传媒进行有效的对外传播的对策研究等等。因此，建议“十五”规划中继续设定此类课题，以促进这方面研究的深化。

第二，建议外宣部门制定针对海外华文传媒的新闻传播政策，通过我们的努力来影响它们，以求获得最大的效益。3

我们曾经针对以外宣为主攻目标的机构和媒体制定过宣传策略，从宏观上看，这些策略是颇有成效的。鉴于海外华文传媒影响日深，有关政策部门是否能够把眼光放得再远一些，将分布全球的海外华文传媒纳入我们对外传播的总体战略中，针对它们提出具体的设想和方案，以便使我们在国际传播中获得双倍的收益。

第三，通过世界各地的华文媒体影响华人、影响世界，是一个有效的途径。为此，我们的领导部门及外宣工作者必须对华人及所在国受众有一个全面的了解，研究他们的心理特征和阅读、视听习惯，探索针对他们进行新闻传播的规律，改变过去那种一厢情愿地说，传而不通、通而无效的尴尬局面。

第四，鉴于海外华文传媒在祖国统一问题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建议有关部门通过制定政策影响它们，使之成为促进两岸统一的强大的舆论力量。

注释：

①郭镇之《全球电视传播环境对中国与加拿大的影响》，载1997年第5期《国际新闻界》。

②郭振羽《展望二十一世纪世界华文报业》，载台1993年12月9日《中央日报》。

③［美］《侨报》，2000年8月27日。

④王士谷《海外华文新闻史研究》第94页，新华出版社，1998。

参考文献：

方汉奇．中国新闻史业通史［M］．第1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王士谷．海外华文新闻业研究［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周南京．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

武斌．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M］（1－3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

方积根、胡文英．海外华文报刊的历史与现状［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9．

杨力．海外华文报业研究［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

冯子平．海外春秋［M］．商务印书馆，1993．

陈烈甫．华侨学与华人学总论［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

巫乐华．华侨史概要［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

罗晃湖．日本华侨史［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华文传媒范文篇2

［关键词］海外华文传媒战略思考

Abstract:Sinceinternationalrelationschangegreatlyinthe21stcentury,itisverynecessarytoreconsiderthecharacteristicsandfunctionsofoverseasChinesemediafromtheperspectiveofglobalor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strategy.OverseasChinesemediaistheextensionofChinesedomesticmediaandcanbeadrivingforceforChina''''sunification.InviewofthedevelopmentofoverseasChineseeconomicsandChina''''seconomics,itisfavorableforoverseasChinesemediatomergewithChinadomesticmedia.

Keywords:OverseasChinesemedia；Developmentstrategy

据统计，目前世界华侨华人已近3000万，他们分布在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既与中华民族一脉相承，保持着血缘亲情，又融入当地社会，为所在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着贡献。而为数众多的华侨华人媒体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如果从《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创刊（于马来半岛的马六甲）的1815年算起，到这个世纪之交，海外华文传媒已经有了180多年的历史。这期间，海外共有52个国家和地区出现过华文、华文与其他文字合刊的报刊，累计总数约4000种。20世纪30年代，华语广播电台出现，60年代以后又开办了华语电视台。它们挟新科技手段后来居上，形成了蓬勃的发展势头。90年代中期，随着“信息高速公路”的出现和互联网的兴起，海外华文传媒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一大批华文报纸进入网络，出版传统媒体的电子版，从而使海外华文传媒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如今，历史已经推进到21世纪，国际关系格局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值此之际，站在全球传播和国际传播的战略性高度，对海外华文传媒的性质、特征及其作用进行重新认识与评价，是十分必要的。

一、对海外传媒特性的再认识

通过对海外华文传媒发展脉络及其与社会发展互动关系的考察分析，我认为：

第一，海外华文传媒是我国国内媒体在国外的延伸，对祖国始终具有向心力，有助于中华民族传统的发扬光大和中国国际影响的扩大。

尽管海外华人分布于世界各个地方，有些已经融入当地社会，但是他们对中国同宗同源的亲近感和与生俱来的民族性是无法改变的。3

《欧洲时报》（法国华文报纸）曾经报道，美国有不少华人一直保持着中国的风俗习惯，在家里讲“家乡话”，让孩子们读中文，希望古老优美的“中华文化”能在异国土地上代代相传，绵延不息。而在海外华文传媒的诸种功能中，传扬中华文化无疑是最重要的一项，无论东西南北，无论是左是右。有些报刊还以薪传华文教育为己任，开辟专栏专版，协助中文学校推展华语教学。从这个意义上说，海外华文传媒实际上担负起了国内媒体的部分使命，成为国内媒体在海外的延伸。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即通过海外华文传媒将中华文化和中国影响扩展到更广大的地方，形成自己的优势。在目前的世界传播格局下，这一点尤其重要。

目前，西方国家的传媒在其强大的经济、政治、军事势力的支持下，在日新月异的通讯科技的推动下，正在推行“全球化”战略。无论哪一个国家，无论多么偏远的地区，哪怕是对外封闭，从技术上说，都处于西方通讯网、广播网和发行网的覆盖之下。这种强大的力量对世界造成的冲击和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同时，由于西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一直处于支配地位，习惯于将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于其他国家，而不考虑当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具体情况，这对后者来说有害无益。要想改变这种状况，掌握信息传播的主动权，我们除了采取相应的措施之外，还应当在民族性上做文章。具体来说，就是通过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汉字、汉文化，通过具有强大向心力的“大中华圈”，建立我们在国际传播中的优势，逐步改变信息传播的不平衡状态。而为数众多的海外华文传媒正可以在此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美国的节目虽然在世界传播内容的数量上居于垄断地位，但其成功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巨大。如果本土节目艺术上乘、制作精良的话，会比国外节目更具吸引力。”①这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如果我们将对外传播内容制作精当，并延伸至海外华文传媒，其影响将不仅限于华语地区，还会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南洋理工大学传播学院院长郭振羽教授对此也有着很好的见解。他指出：“世界上不同地区华文报业，所处环境不同，经验有异，但是隐隐然却是血脉相连，命运与共。这不止是因为共同的历史和文化语言背景所带来的认同感，同时也因为今日各地华人社会经济和文化互动日益频繁，已经形成了‘大中华经济网络’以及‘大中华文化网络’。未来世界华文报业的发展，势必成为这经济网络和文化网络之中重要的一环，发挥整合联系的功能。各地华文报加强合作交流，建立‘世界华文报业网络’，可以说是大势所趋”。②而这个“世界华文报业网络”完全可以纳入我们对外传播的战略格局中。

第二，海外存在着两岸三地融合的趋势，这也体现在新闻传媒中。在目前大陆与台湾暂时分离的情况下，海外华文传媒有可能成为促进祖国统一的推动力量。

比之本土，海外华文传媒的政治色彩（或意识形态色彩）更为淡薄一些。这一方面是因为二战以后全球性的、大规模的战争已经结束，许多殖民地相继独立，进入和平稳定的建设时期。同时，随着华侨社会转变为华人社会，人们的注意力也从持续多年的党争、政争转移到当地社会和经济活动中来，对政治不再像从前那样热心了。另一方面，随着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华文传媒受众的心态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党同伐异、政治攻讦一类的内容不再有市场，不再受欢迎，代之而起的是读者对中国大陆各方面信息的关注和对具有民族特色内容的需求。为了争取读者，赢得发展，必须改变观念，顺应潮流。在这种情况下，一贯念唱反共八股的“古老石山”们也不得不作出调整，淡化报纸的政治色彩，增加读者感兴趣的相关的内容。如法国的《欧洲日报》不但开始采用中国新闻社的稿件，而且一稿多用。菲律宾的《联合日报》每周定期刊登对中国大陆各项改革措施的评论，有时直接使用来自中国大陆的电讯稿和特稿。这就使得不同政治派别、不同立场的传媒的相异性大为降低，而使其相同性的一面凸现出来。

而且，随着近年中国大陆新移民的不断增加，亲大陆的报刊迅速崛起，在海外形成了左、中、右“三分天下”的格局。尽管与港台移民创办的报纸（尤其是与港台报纸的海外版）相比，大陆新移民创办的报刊在物质技术条件上还不够完备，但是作为海外华人一方面的舆论代表，它正在逐步发展，并逐渐形成自己的强势。令人称庆的是，目前在许多与中国有关的重大事件上，如“李文和案件”、中国申奥等，在全球的华文媒体上都会形成共同的关注和一致的舆论。这种“合”的趋势是十分明显的。

正因为海外华文传媒能够在海外华人中形成一致的舆论，并“放大”这种舆论，它在促进中国统一方面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

近些年来，海外华侨、华人在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大。目前，许多国家的海外华人都成立了“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包括欧洲促统会、全英华人促统会、法国促统会、匈牙利促统会、罗马尼亚促统会、瑞士促统会、澳洲促统会等。2000年8月26日，“全球华侨华人推动中国和平统一大会”在德国柏林召开。来自世界60多个国家的华侨华人代表、中国内地和台港澳地区的代表600多人出席了会议。会议通过了一份共同声明，内容是坚决反对台湾分裂势力，要求外国停止对台军售等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呼吁台湾当局承认一中原则，真正拿出诚意，开始两岸对话与和谈，开放两岸直接三通，撤销一切阻碍两岸经贸交流的障碍，并呼吁全球中华儿女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为促进中国的和平统一努力奋斗，以求实现民族复兴的责任。③由此可见，在海外，反独促统已经是华侨华人共同的心愿。在这方面，海外华文传媒的舞台和空间是非常大的。在目前两岸关系暂无重大进展的情况下，它可以利用自己现有的优势和条件，形成、统一舆论并强化舆论，以这方面的实际工作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进程。

第三，海外华文传媒在让中国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我们在对外政策上引导得当，这一作用必将得到充分的发挥。

“让中国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是我国政府对外宣工作的基本要求。但是，由于内对外的传播是远距离的传播，我们对受传者的文化背景、心理状态、兴趣、爱好以及他们对媒体信息的认知程度缺乏必要的了解，因此我们的对外传播内容常常是“不切实际”的。

海外华文传媒则有助于弥补这方面的不足。首先，海外华文传媒具有双重属性。它既是中国传媒的延伸，又是所在国传媒体系的一部分；它不仅存在于世界各国的华人聚居地，也存在于华人所在国的大众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种近距离的传播。其次，海外华文传媒是应华人沟通信息的需要而产生的，它原本就有两大功能：一是向华侨、华人提供所在国各方面的信息，以帮助他们更快地融入当地社会；二是向华侨、华人提供有关中国的信息，帮助他们维系与祖国的感情联系。而将这两种功能放大并以中国的视角观之，恰好就是“让中国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此外，海外华文传媒的创办者（或编辑者）具有独特的优势，他们来自中国，又植根于当地社会，因而既了解中国又了解世界（各所在国）。因为他们了解世界，具备所在国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等方面的知识，因而对世界的描述更接近客观真实；因为他们了解中国，对中国方方面面的情况有一个大致的把握，又了解所在国受众的心理特征及需求，因而他们对中国的推介和描述也更加符合实际，更容易取得良好的效果。

在“让中国了解世界”方面，海外华文传媒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渠道，新移民传媒尤其如此。新移民传媒出现之前，国内获取国外信息（通过媒体）无非是两个渠道：一是各个国家本地文的报纸，二是港台移民在海外创办的报纸。前者不但有语言上的障碍，还有思维方式上的差别；后者虽然语言相同，思维方式相近，但因为有着不同的政治背景且与大陆长期隔绝，所提供的信息也缺乏决策参考价值。新移民报刊则不然。它的创办者与国内（中国大陆）有着相同的理念和视角，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和评价带有更多的中国特色。正因为如此，他们所提供的信息不但更直接、更真切，也更加具有决策参考价值。一些有大陆新移民参与或主办的海外华文报刊的网络版在大陆地区广受欢迎，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在“让世界了解中国方面”海外华文传媒的优势也越来越明显。首先，华文报刊的读者群不仅限于华侨、华人，也逐渐扩大到一部分当地人士。例如在美国、日本、德国等与中国文化交流、经贸关系较为频繁、密切的国家，学习华语的人数越来越多，由此形成了一个新的华文读者群。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新动向。有些华文报刊因势利导，开辟专版、专栏，通过教汉语的形式向学习者传播中华文化和中国信息。华文报刊的双语版也是“让世界了解中国方面”的一种有效的方法。据悉世界上约有几十家华文报刊办起了英语版，还有少量的中文和马来文、中文和日文的双语版报刊。美国的一家华文报纸认为，这种双语版报纸很有意义，它对只懂英文，不懂中文，希望了解华人圈子的事，了解母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华裔子弟，对那些关心中国问题，尚不能阅读中文报刊的朋友，对打破中、英语的隔阂，服务社会是及时和必要的。

总之，海外华文传媒在“让中国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方面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只要我们引导得当，它定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未来展望

海外华文传媒与祖国休戚相关、荣辱与共。以此观之，海外华文传媒必将出现大发展的局面。因为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随着世界经济发展重心的东移以及海外华人经济的进一步扩展，华文传媒所需的物质、人才、市场等条件必将得到极大的改善。

通过对不同国家华文媒体的考察，我们发现，它正日益呈现出如下趋势：

第一，集团化的发展趋势

与报业发展的国际化趋势相吻合，海外华文传媒也逐步走上了集团化的道路。海外华文传媒的集团化有两种情形：一是随着本地华人办报者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而形成的一报为主、同时出版多种报刊（甚至多种传媒）的集团。如马来西亚的南洋报业控股有限公司办有《新生活报》，而《新生活报》同时又办有《风采》、《淑女》、《健康》、《休闲》等12种期刊。又如新加坡报业控股有限公司控制着全国的主要报刊。仅华文报章集团，就由3份日报和1份周报组成。二是港台报业集团在海外的拓展。如台湾的联合报系除了在本岛发行《联合报》等）外，还在美、加和欧洲出版《世界日报》，在泰国出版《联合报》。该报系自称是世界上最大的华文报业集团。香港星岛集团有限公司不仅在本岛出版《星岛日报》，还在世界三洲五国九市出版了不同版本的《星岛日报》海外版。从趋势上看，这两种类型的报业垄断集团都会有进一步的扩充与发展，而报业集团化也必将在资源配置等方面为海外华文传媒带来更多的益处。中国大陆也有人民日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和新民晚报报业集团的《新民晚报》在海外发行，但规模和覆盖面尚不如港台报团。不过随着大陆方面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提高，大陆报业集团在海外的辐射力将会越来越大。

第二，多媒体的发展趋势

海外华文传媒由单一媒体发展起来，到如今已形成多种媒体共存共荣的局面。从19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只有华文报刊一支独秀。20世纪30年代以后，华文广播开始出现并逐步发展。到90年代中期，北美洲先后创办的华语电台已有30多家。在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欧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也都出现了华语广播。20世纪70年代，华语电视问世。进入90年代，在华人聚集的北美、西欧、东南亚逐步形成了三个华语电视中心，并且出现了卫星电视。电子传媒方兴未艾，将信息输入电脑互联网的华文电子报刊又迅速兴起。先是80年代末期留学生网络杂志纷纷出现，至90年代中期已超过30余种（大多在北美、欧洲、日本）。继电子报刊之后，新加坡的《联合早报》、马来西亚的《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相继进入因特网，拥有大量的读者。这说明，与全球新闻业发展的进程相伴随，华文报业的发展也进入一个新阶段。诚然，新媒体的出现是对传统媒体（尤其是印刷媒体）的挑战，但同时也为其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许多报纸藉此重整旗鼓，或扩版，或彩印，或增设地方版，并采用“电脑全页组版系统”，向着“全面全程自动化”目标而努力，从而显示出了新的生机。可见，每一次传播科技的改变与更新，都推动了新媒体的出现，同时也促成了报业的进一步发展。总之，新媒体并不能消灭传统媒体，多种媒体的相辅相伴、共依共存将是海外华文传媒的发展趋势。

第三，全球拓展的趋势

3作为一种信息传播工具，海外华文传媒是以华人社会的形成及其规模的扩大为基础的。20世纪50年代以前，华文报刊主要集中在东南亚一带，五六十年代以后，这种状况逐渐改变，由东南亚国家占压倒优势变为相对集中在东南亚和北美洲两个地区。七八十年代以后，欧洲（包括澳洲）的华文报刊逐渐发展起来，遂形成东南亚、北美、欧洲三个中心。90年代以后，一些华文报刊销声匿迹数十年的国家，如拉美各国、日本、蒙古、新西兰等，其华文报刊重新获得生机；一些过去没有华文报刊的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瑞士、丹麦、奥地利、匈牙利、罗马尼亚等，也出现了华文报刊。总之，经过100多年的发展，海外华文报刊已遍布全球，成为世界性的传播媒介之一。它不仅存在于数以百万计的华人聚居地，就是在华人人数不多的天涯海角，也有它的踪迹。例如在只有3万名华人的毛里求斯，就有铅印的中文日报两家和中文周报一家；在只有数千名华人的苏里南，也有两家华文报出版。尽管由于主客观条件迥异使得海外华文传媒发展的水平和规模大不相同——有些报刊已采用彩色柯式印刷，有些则仍旧停滞在手抄油印或石印的初级阶段上；有些报刊发行量高达十数万份，有的仅销一两百份，但是它们的广为存在和与日俱增，是任何人不能回避的事实。从目前的情形看，海外华文传媒这种全球性拓展之势仍在继续。

第四，海内外融合的趋势

随着海外华文传媒的全球性拓展以及香港、台湾、大陆报业集团向海外的延伸，海内外华文信息的全球性传播与分享已成为现实。过去大陆与港台、与海外长期隔绝，彼此在语言文字、词汇、字体、行文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的差异，由此而造成不同受众群体的差异。如今这种差异正在逐步缩小。例如受大陆人士在海外所办报刊的影响，一些港台人士所办的报刊也开始采用简体字，变直排为横排；而为了影响老一代的华人和港台人士，大陆人员所办报刊有的也采用繁体字。在词汇、行文等方面，港台、大陆报刊也出现了同一的趋势。这就使海内外华文传媒的受众群体逐渐趋于一致。在这种大的背景下，过去因地域分割而形成的“港台”、“大陆”的概念已日渐淡化，代之而起的是海外中国人（华人）的概念。国际互联网的兴起，进一步突破了区域的限制，使天下华人无论身在何处，都可以分享彼此的信息，从而加速了华人社会、华文报刊及其读者群体的融合。互联网不但实现了华人社会更大范围内的信息共享，而且提升了海外华文传媒读者的层次，使之上升到知识群体和政治权力群体。这就使海外华文传媒具有了更大的影响力。伴随着新世纪的到来，海内外媒体及受众相互融合的趋势将更加明显。

在对海外华文传媒的前景进行展望的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它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如一些华文报刊仍然面临资金短缺、人才不足、读者萎缩的问题，此外还要受到新媒体和以英语为媒介语的西方新闻媒体的挑战。但是“事实证明，华文报纸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前途。它作为各国多元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细胞，将长时期地在世界传播事业中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成为当地华侨、华人自己的喉舌，并为发展住在国人民同中国人民的友谊作出更大的贡献”。④

三、四个建议

第一，鉴于海外华文传媒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和影响，有关部门应予以重视，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力度。

为了加强海外华文传媒的研究，国家设定了“九五”社科基金项目《海外华文传媒研究》（此书将于年内由新华出版社出版）。但如同以往这方面的研究一样，此课题只是一个开端，这一领域值得深入研究、探讨的课题还有许多，例如海外华文传媒国别史的研究，不同国家、地区华文传媒的比较研究以及如何利用海外华文传媒进行有效的对外传播的对策研究等等。因此，建议“十五”规划中继续设定此类课题，以促进这方面研究的深化。

第二，建议外宣部门制定针对海外华文传媒的新闻传播政策，通过我们的努力来影响它们，以求获得最大的效益。3

我们曾经针对以外宣为主攻目标的机构和媒体制定过宣传策略，从宏观上看，这些策略是颇有成效的。鉴于海外华文传媒影响日深，有关政策部门是否能够把眼光放得再远一些，将分布全球的海外华文传媒纳入我们对外传播的总体战略中，针对它们提出具体的设想和方案，以便使我们在国际传播中获得双倍的收益。

第三，通过世界各地的华文媒体影响华人、影响世界，是一个有效的途径。为此，我们的领导部门及外宣工作者必须对华人及所在国受众有一个全面的了解，研究他们的心理特征和阅读、视听习惯，探索针对他们进行新闻传播的规律，改变过去那种一厢情愿地说，传而不通、通而无效的尴尬局面。

第四，鉴于海外华文传媒在祖国统一问题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建议有关部门通过制定政策影响它们，使之成为促进两岸统一的强大的舆论力量。

注释：

①郭镇之《全球电视传播环境对中国与加拿大的影响》，载1997年第5期《国际新闻界》。

②郭振羽《展望二十一世纪世界华文报业》，载台1993年12月9日《中央日报》。

③［美］《侨报》，2000年8月27日。

④王士谷《海外华文新闻史研究》第94页，新华出版社，1998。

参考文献：

方汉奇．中国新闻史业通史［M］．第1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王士谷．海外华文新闻业研究［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周南京．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

武斌．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M］（1－3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

方积根、胡文英．海外华文报刊的历史与现状［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9．

杨力．海外华文报业研究［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

冯子平．海外春秋［M］．商务印书馆，1993．

陈烈甫．华侨学与华人学总论［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

巫乐华．华侨史概要［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

罗晃湖．日本华侨史［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华文传媒范文篇3

［关键词］海外华文传媒战略思考

Abstract:Sinceinternationalrelationschangegreatlyinthe21stcentury,itisverynecessarytoreconsiderthecharacteristicsandfunctionsofoverseasChinesemediafromtheperspectiveofglobalor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strategy.OverseasChinesemediaistheextensionofChinesedomesticmediaandcanbeadrivingforceforChina''''sunification.InviewofthedevelopmentofoverseasChineseeconomicsandChina''''seconomics,itisfavorableforoverseasChinesemediatomergewithChinadomesticmedia.

Keywords:OverseasChinesemedia；Developmentstrategy

据统计，目前世界华侨华人已近3000万，他们分布在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既与中华民族一脉相承，保持着血缘亲情，又融入当地社会，为所在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着贡献。而为数众多的华侨华人媒体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如果从《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创刊（于马来半岛的马六甲）的1815年算起，到这个世纪之交，海外华文传媒已经有了180多年的历史。这期间，海外共有52个国家和地区出现过华文、华文与其他文字合刊的报刊，累计总数约4000种。20世纪30年代，华语广播电台出现，60年代以后又开办了华语电视台。它们挟新科技手段后来居上，形成了蓬勃的发展势头。90年代中期，随着“信息高速公路”的出现和互联网的兴起，海外华文传媒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一大批华文报纸进入网络，出版传统媒体的电子版，从而使海外华文传媒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如今，历史已经推进到21世纪，国际关系格局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值此之际，站在全球传播和国际传播的战略性高度，对海外华文传媒的性质、特征及其作用进行重新认识与评价，是十分必要的。

一、对海外传媒特性的再认识

通过对海外华文传媒发展脉络及其与社会发展互动关系的考察分析，我认为：

第一，海外华文传媒是我国国内媒体在国外的延伸，对祖国始终具有向心力，有助于中华民族传统的发扬光大和中国国际影响的扩大。

尽管海外华人分布于世界各个地方，有些已经融入当地社会，但是他们对中国同宗同源的亲近感和与生俱来的民族性是无法改变的。3

《欧洲时报》（法国华文报纸）曾经报道，美国有不少华人一直保持着中国的风俗习惯，在家里讲“家乡话”，让孩子们读中文，希望古老优美的“中华文化”能在异国土地上代代相传，绵延不息。而在海外华文传媒的诸种功能中，传扬中华文化无疑是最重要的一项，无论东西南北，无论是左是右。有些报刊还以薪传华文教育为己任，开辟专栏专版，协助中文学校推展华语教学。从这个意义上说，海外华文传媒实际上担负起了国内媒体的部分使命，成为国内媒体在海外的延伸。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即通过海外华文传媒将中华文化和中国影响扩展到更广大的地方，形成自己的优势。在目前的世界传播格局下，这一点尤其重要。

目前，西方国家的传媒在其强大的经济、政治、军事势力的支持下，在日新月异的通讯科技的推动下，正在推行“全球化”战略。无论哪一个国家，无论多么偏远的地区，哪怕是对外封闭，从技术上说，都处于西方通讯网、广播网和发行网的覆盖之下。这种强大的力量对世界造成的冲击和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同时，由于西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一直处于支配地位，习惯于将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于其他国家，而不考虑当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具体情况，这对后者来说有害无益。要想改变这种状况，掌握信息传播的主动权，我们除了采取相应的措施之外，还应当在民族性上做文章。具体来说，就是通过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汉字、汉文化，通过具有强大向心力的“大中华圈”，建立我们在国际传播中的优势，逐步改变信息传播的不平衡状态。而为数众多的海外华文传媒正可以在此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美国的节目虽然在世界传播内容的数量上居于垄断地位，但其成功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巨大。如果本土节目艺术上乘、制作精良的话，会比国外节目更具吸引力。”①这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如果我们将对外传播内容制作精当，并延伸至海外华文传媒，其影响将不仅限于华语地区，还会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南洋理工大学传播学院院长郭振羽教授对此也有着很好的见解。他指出：“世界上不同地区华文报业，所处环境不同，经验有异，但是隐隐然却是血脉相连，命运与共。这不止是因为共同的历史和文化语言背景所带来的认同感，同时也因为今日各地华人社会经济和文化互动日益频繁，已经形成了‘大中华经济网络’以及‘大中华文化网络’。未来世界华文报业的发展，势必成为这经济网络和文化网络之中重要的一环，发挥整合联系的功能。各地华文报加强合作交流，建立‘世界华文报业网络’，可以说是大势所趋”。②而这个“世界华文报业网络”完全可以纳入我们对外传播的战略格局中。

第二，海外存在着两岸三地融合的趋势，这也体现在新闻传媒中。在目前大陆与台湾暂时分离的情况下，海外华文传媒有可能成为促进祖国统一的推动力量。

比之本土，海外华文传媒的政治色彩（或意识形态色彩）更为淡薄一些。这一方面是因为二战以后全球性的、大规模的战争已经结束，许多殖民地相继独立，进入和平稳定的建设时期。同时，随着华侨社会转变为华人社会，人们的注意力也从持续多年的党争、政争转移到当地社会和经济活动中来，对政治不再像从前那样热心了。另一方面，随着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华文传媒受众的心态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党同伐异、政治攻讦一类的内容不再有市场，不再受欢迎，代之而起的是读者对中国大陆各方面信息的关注和对具有民族特色内容的需求。为了争取读者，赢得发展，必须改变观念，顺应潮流。在这种情况下，一贯念唱反共八股的“古老石山”们也不得不作出调整，淡化报纸的政治色彩，增加读者感兴趣的相关的内容。如法国的《欧洲日报》不但开始采用中国新闻社的稿件，而且一稿多用。菲律宾的《联合日报》每周定期刊登对中国大陆各项改革措施的评论，有时直接使用来自中国大陆的电讯稿和特稿。这就使得不同政治派别、不同立场的传媒的相异性大为降低，而使其相同性的一面凸现出来。

而且，随着近年中国大陆新移民的不断增加，亲大陆的报刊迅速崛起，在海外形成了左、中、右“三分天下”的格局。尽管与港台移民创办的报纸（尤其是与港台报纸的海外版）相比，大陆新移民创办的报刊在物质技术条件上还不够完备，但是作为海外华人一方面的舆论代表，它正在逐步发展，并逐渐形成自己的强势。令人称庆的是，目前在许多与中国有关的重大事件上，如“李文和案件”、中国申奥等，在全球的华文媒体上都会形成共同的关注和一致的舆论。这种“合”的趋势是十分明显的。

正因为海外华文传媒能够在海外华人中形成一致的舆论，并“放大”这种舆论，它在促进中国统一方面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

近些年来，海外华侨、华人在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大。目前，许多国家的海外华人都成立了“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包括欧洲促统会、全英华人促统会、法国促统会、匈牙利促统会、罗马尼亚促统会、瑞士促统会、澳洲促统会等。2000年8月26日，“全球华侨华人推动中国和平统一大会”在德国柏林召开。来自世界60多个国家的华侨华人代表、中国内地和台港澳地区的代表600多人出席了会议。会议通过了一份共同声明，内容是坚决反对台湾分裂势力，要求外国停止对台军售等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呼吁台湾当局承认一中原则，真正拿出诚意，开始两岸对话与和谈，开放两岸直接三通，撤销一切阻碍两岸经贸交流的障碍，并呼吁全球中华儿女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为促进中国的和平统一努力奋斗，以求实现民族复兴的责任。③由此可见，在海外，反独促统已经是华侨华人共同的心愿。在这方面，海外华文传媒的舞台和空间是非常大的。在目前两岸关系暂无重大进展的情况下，它可以利用自己现有的优势和条件，形成、统一舆论并强化舆论，以这方面的实际工作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进程。

第三，海外华文传媒在让中国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我们在对外政策上引导得当，这一作用必将得到充分的发挥。

“让中国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是我国政府对外宣工作的基本要求。但是，由于内对外的传播是远距离的传播，我们对受传者的文化背景、心理状态、兴趣、爱好以及他们对媒体信息的认知程度缺乏必要的了解，因此我们的对外传播内容常常是“不切实际”的。

海外华文传媒则有助于弥补这方面的不足。首先，海外华文传媒具有双重属性。它既是中国传媒的延伸，又是所在国传媒体系的一部分；它不仅存在于世界各国的华人聚居地，也存在于华人所在国的大众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种近距离的传播。其次，海外华文传媒是应华人沟通信息的需要而产生的，它原本就有两大功能：一是向华侨、华人提供所在国各方面的信息，以帮助他们更快地融入当地社会；二是向华侨、华人提供有关中国的信息，帮助他们维系与祖国的感情联系。而将这两种功能放大并以中国的视角观之，恰好就是“让中国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此外，海外华文传媒的创办者（或编辑者）具有独特的优势，他们来自中国，又植根于当地社会，因而既了解中国又了解世界（各所在国）。因为他们了解世界，具备所在国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等方面的知识，因而对世界的描述更接近客观真实；因为他们了解中国，对中国方方面面的情况有一个大致的把握，又了解所在国受众的心理特征及需求，因而他们对中国的推介和描述也更加符合实际，更容易取得良好的效果。

在“让中国了解世界”方面，海外华文传媒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渠道，新移民传媒尤其如此。新移民传媒出现之前，国内获取国外信息（通过媒体）无非是两个渠道：一是各个国家本地文的报纸，二是港台移民在海外创办的报纸。前者不但有语言上的障碍，还有思维方式上的差别；后者虽然语言相同，思维方式相近，但因为有着不同的政治背景且与大陆长期隔绝，所提供的信息也缺乏决策参考价值。新移民报刊则不然。它的创办者与国内（中国大陆）有着相同的理念和视角，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和评价带有更多的中国特色。正因为如此，他们所提供的信息不但更直接、更真切，也更加具有决策参考价值。一些有大陆新移民参与或主办的海外华文报刊的网络版在大陆地区广受欢迎，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在“让世界了解中国方面”海外华文传媒的优势也越来越明显。首先，华文报刊的读者群不仅限于华侨、华人，也逐渐扩大到一部分当地人士。例如在美国、日本、德国等与中国文化交流、经贸关系较为频繁、密切的国家，学习华语的人数越来越多，由此形成了一个新的华文读者群。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新动向。有些华文报刊因势利导，开辟专版、专栏，通过教汉语的形式向学习者传播中华文化和中国信息。华文报刊的双语版也是“让世界了解中国方面”的一种有效的方法。据悉世界上约有几十家华文报刊办起了英语版，还有少量的中文和马来文、中文和日文的双语版报刊。美国的一家华文报纸认为，这种双语版报纸很有意义，它对只懂英文，不懂中文，希望了解华人圈子的事，了解母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华裔子弟，对那些关心中国问题，尚不能阅读中文报刊的朋友，对打破中、英语的隔阂，服务社会是及时和必要的。

总之，海外华文传媒在“让中国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方面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只要我们引导得当，它定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未来展望

海外华文传媒与祖国休戚相关、荣辱与共。以此观之，海外华文传媒必将出现大发展的局面。因为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随着世界经济发展重心的东移以及海外华人经济的进一步扩展，华文传媒所需的物质、人才、市场等条件必将得到极大的改善。

通过对不同国家华文媒体的考察，我们发现，它正日益呈现出如下趋势：

第一，集团化的发展趋势

与报业发展的国际化趋势相吻合，海外华文传媒也逐步走上了集团化的道路。海外华文传媒的集团化有两种情形：一是随着本地华人办报者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而形成的一报为主、同时出版多种报刊（甚至多种传媒）的集团。如马来西亚的南洋报业控股有限公司办有《新生活报》，而《新生活报》同时又办有《风采》、《淑女》、《健康》、《休闲》等12种期刊。又如新加坡报业控股有限公司控制着全国的主要报刊。仅华文报章集团，就由3份日报和1份周报组成。二是港台报业集团在海外的拓展。如台湾的联合报系除了在本岛发行《联合报》等）外，还在美、加和欧洲出版《世界日报》，在泰国出版《联合报》。该报系自称是世界上最大的华文报业集团。香港星岛集团有限公司不仅在本岛出版《星岛日报》，还在世界三洲五国九市出版了不同版本的《星岛日报》海外版。从趋势上看，这两种类型的报业垄断集团都会有进一步的扩充与发展，而报业集团化也必将在资源配置等方面为海外华文传媒带来更多的益处。中国大陆也有人民日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和新民晚报报业集团的《新民晚报》在海外发行，但规模和覆盖面尚不如港台报团。不过随着大陆方面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提高，大陆报业集团在海外的辐射力将会越来越大。

[page_break]

第二，多媒体的发展趋势

海外华文传媒由单一媒体发展起来，到如今已形成多种媒体共存共荣的局面。从19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只有华文报刊一支独秀。20世纪30年代以后，华文广播开始出现并逐步发展。到90年代中期，北美洲先后创办的华语电台已有30多家。在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欧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也都出现了华语广播。20世纪70年代，华语电视问世。进入90年代，在华人聚集的北美、西欧、东南亚逐步形成了三个华语电视中心，并且出现了卫星电视。电子传媒方兴未艾，将信息输入电脑互联网的华文电子报刊又迅速兴起。先是80年代末期留学生网络杂志纷纷出现，至90年代中期已超过30余种（大多在北美、欧洲、日本）。继电子报刊之后，新加坡的《联合早报》、马来西亚的《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相继进入因特网，拥有大量的读者。这说明，与全球新闻业发展的进程相伴随，华文报业的发展也进入一个新阶段。诚然，新媒体的出现是对传统媒体（尤其是印刷媒体）的挑战，但同时也为其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许多报纸藉此重整旗鼓，或扩版，或彩印，或增设地方版，并采用“电脑全页组版系统”，向着“全面全程自动化”目标而努力，从而显示出了新的生机。可见，每一次传播科技的改变与更新，都推动了新媒体的出现，同时也促成了报业的进一步发展。总之，新媒体并不能消灭传统媒体，多种媒体的相辅相伴、共依共存将是海外华文传媒的发展趋势。

第三，全球拓展的趋势

3作为一种信息传播工具，海外华文传媒是以华人社会的形成及其规模的扩大为基础的。20世纪50年代以前，华文报刊主要集中在东南亚一带，五六十年代以后，这种状况逐渐改变，由东南亚国家占压倒优势变为相对集中在东南亚和北美洲两个地区。七八十年代以后，欧洲（包括澳洲）的华文报刊逐渐发展起来，遂形成东南亚、北美、欧洲三个中心。90年代以后，一些华文报刊销声匿迹数十年的国家，如拉美各国、日本、蒙古、新西兰等，其华文报刊重新获得生机；一些过去没有华文报刊的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瑞士、丹麦、奥地利、匈牙利、罗马尼亚等，也出现了华文报刊。总之，经过100多年的发展，海外华文报刊已遍布全球，成为世界性的传播媒介之一。它不仅存在于数以百万计的华人聚居地，就是在华人人数不多的天涯海角，也有它的踪迹。例如在只有3万名华人的毛里求斯，就有铅印的中文日报两家和中文周报一家；在只有数千名华人的苏里南，也有两家华文报出版。尽管由于主客观条件迥异使得海外华文传媒发展的水平和规模大不相同——有些报刊已采用彩色柯式印刷，有些则仍旧停滞在手抄油印或石印的初级阶段上；有些报刊发行量高达十数万份，有的仅销一两百份，但是它们的广为存在和与日俱增，是任何人不能回避的事实。从目前的情形看，海外华文传媒这种全球性拓展之势仍在继续。

第四，海内外融合的趋势

随着海外华文传媒的全球性拓展以及香港、台湾、大陆报业集团向海外的延伸，海内外华文信息的全球性传播与分享已成为现实。过去大陆与港台、与海外长期隔绝，彼此在语言文字、词汇、字体、行文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的差异，由此而造成不同受众群体的差异。如今这种差异正在逐步缩小。例如受大陆人士在海外所办报刊的影响，一些港台人士所办的报刊也开始采用简体字，变直排为横排；而为了影响老一代的华人和港台人士，大陆人员所办报刊有的也采用繁体字。在词汇、行文等方面，港台、大陆报刊也出现了同一的趋势。这就使海内外华文传媒的受众群体逐渐趋于一致。在这种大的背景下，过去因地域分割而形成的“港台”、“大陆”的概念已日渐淡化，代之而起的是海外中国人（华人）的概念。国际互联网的兴起，进一步突破了区域的限制，使天下华人无论身在何处，都可以分享彼此的信息，从而加速了华人社会、华文报刊及其读者群体的融合。互联网不但实现了华人社会更大范围内的信息共享，而且提升了海外华文传媒读者的层次，使之上升到知识群体和政治权力群体。这就使海外华文传媒具有了更大的影响力。伴随着新世纪的到来，海内外媒体及受众相互融合的趋势将更加明显。

在对海外华文传媒的前景进行展望的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它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如一些华文报刊仍然面临资金短缺、人才不足、读者萎缩的问题，此外还要受到新媒体和以英语为媒介语的西方新闻媒体的挑战。但是“事实证明，华文报纸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前途。它作为各国多元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细胞，将长时期地在世界传播事业中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成为当地华侨、华人自己的喉舌，并为发展住在国人民同中国人民的友谊作出更大的贡献”。④

三、四个建议

第一，鉴于海外华文传媒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和影响，有关部门应予以重视，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力度。

为了加强海外华文传媒的研究，国家设定了“九五”社科基金项目《海外华文传媒研究》（此书将于年内由新华出版社出版）。但如同以往这方面的研究一样，此课题只是一个开端，这一领域值得深入研究、探讨的课题还有许多，例如海外华文传媒国别史的研究，不同国家、地区华文传媒的比较研究以及如何利用海外华文传媒进行有效的对外传播的对策研究等等。因此，建议“十五”规划中继续设定此类课题，以促进这方面研究的深化。

第二，建议外宣部门制定针对海外华文传媒的新闻传播政策，通过我们的努力来影响它们，以求获得最大的效益。3

我们曾经针对以外宣为主攻目标的机构和媒体制定过宣传策略，从宏观上看，这些策略是颇有成效的。鉴于海外华文传媒影响日深，有关政策部门是否能够把眼光放得再远一些，将分布全球的海外华文传媒纳入我们对外传播的总体战略中，针对它们提出具体的设想和方案，以便使我们在国际传播中获得双倍的收益。

第三，通过世界各地的华文媒体影响华人、影响世界，是一个有效的途径。为此，我们的领导部门及外宣工作者必须对华人及所在国受众有一个全面的了解，研究他们的心理特征和阅读、视听习惯，探索针对他们进行新闻传播的规律，改变过去那种一厢情愿地说，传而不通、通而无效的尴尬局面。

第四，鉴于海外华文传媒在祖国统一问题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建议有关部门通过制定政策影响它们，使之成为促进两岸统一的强大的舆论力量。

注释：

①郭镇之《全球电视传播环境对中国与加拿大的影响》，载1997年第5期《国际新闻界》。

②郭振羽《展望二十一世纪世界华文报业》，载台1993年12月9日《中央日报》。

③［美］《侨报》，2000年8月27日。

④王士谷《海外华文新闻史研究》第94页，新华出版社，1998。

参考文献：

方汉奇．中国新闻史业通史［M］．第1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王士谷．海外华文新闻业研究［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周南京．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

武斌．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M］（1－3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

方积根、胡文英．海外华文报刊的历史与现状［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9．

杨力．海外华文报业研究［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

冯子平．海外春秋［M］．商务印书馆，1993．

陈烈甫．华侨学与华人学总论［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

巫乐华．华侨史概要［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

罗晃湖．日本华侨史［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华文传媒范文篇4

上个世纪以来，世界性的“中国热”出现过三次。第一次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新中国的诞生，震惊了世界，在西方国家关于“谁丢失了中国”的大辩论中，在“黄祸论”的鼓噪声中，对中国的封锁、围堵、遏制与打击也全面展开。第二次“中国热”出现在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前后。这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由“围堵”中国转而打开“竹幕”的一个战略性的步骤。这次“中国热”，更多地表现为西方世界对中国这个带有神秘色彩的东方文明古国历史文化的探究，其结果是中国的长城、故宫、兵马俑以及中国的医药、针灸、功夫等为西方媒体津津乐道，成为颇受瞩目的话题。第三次“中国热”始于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上个世纪80年代，一直延续至今，并呈现出逐步升温的势头。在这一次“中国热”中，世界舆论对中国的关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2003年下半年以来，国际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明显增多；2004年下半年到现在，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报道的密集度也大为增加。例如在英国的主要报纸、杂志、出版物上，几乎每天都能见到中国的新闻和相关报道。今年5月22日，美国大报《纽约时报》在头版报道中，首次使用中文标题“从开封到纽约——辉煌如过眼烟云”。美国著名记者及中国通纪思道评论说：“如果你看不懂上面的中文标题，你最好开始学中文，因为它是未来的语言”。无论这篇报道的内容如何，世界性的英文大报向西方读者如此推介汉语的做法，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世界关注中国是一件好事，说明中国的国际地位的确在提高，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也的确在扩大。但是在世界性的“中国热”不断升温的同时，我们更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进行必要的“冷思考”。

首先我们注意到，虽然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迅速变化正在引起世界的关注，但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并不全面，一些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的认知还停留在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前的思维定格中，对它的偏见与误解也普遍存在，比如对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曲解，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国威胁论”的论调。令人遗憾的是，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发展及中国国力进行夸大式报道的同时，一些华文媒体也失去了应有的理性，对中国经济、华人经济以及大中华经济圈做了不恰当的报道，客观上为“中国威胁论”提供了某种注脚。由此可见，在当今这个西方舆论占据主导地位的国际舞台上，如何向世界展示一个真正的中国，一个负责任的、和平发展的中国，改变世界舆论对它的误解与偏见，已经成为包括中国本土和海外华文媒体在内的世界华文传媒的共同课题。

其次我们应当看到，虽然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虽然伴随着“中国热”，汉语热也在不断升温——据2005年7月在北京召开的首届世界汉语大会透露，目前海外约有100个国家的2500余所大学教授中文，通过各种方式学习汉语的人数超过3000万。尽管如此，汉语却不能算是强势语言，它的国际化程度仍然比较低。目前将汉语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或工作语言的国家和地区不多，汉语在国际社会重要交际领域（如外交、贸易、科技、教育等）中的使用也十分有限；联合国虽然将汉语列为其工作语言之一，但是地区性或国际性的组织、会议正式使用汉语的尚不多见。在这方面，汉语自然不如英语、法语，甚至不如日语。

这里的原因有多种，其中汉语的规范化、标准化程度低，缺乏一致性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方面的问题在海外华文传媒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长期以来，由于历史和地域方面的原因，海外华文媒体在语言文字、词汇、字体以及行文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的差异。近些年来，这种差异虽然开始缩小，例如随着大陆新移民读者群体的增加，海外越来越多的报刊开始采用简体字，变直排为横排，但华文媒体同文不同体、同字不同音的现象仍然存在。例如美国纽约被称为“第一华埠”的曼哈顿中国城向以广东人和福建人为主，通用的语言是粤语，东百老汇一带的华埠则是福建人的天下；纽约“第二华埠”法拉盛地区的华人则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澳门以及东南亚各地，虽通行“国语”（大陆称之为“普通话”），却操着不同地区的方言。这些均通过华文媒体体现了出来。

第三我们应当看到，由于海外华人华侨所来地区不同，移民海外的时间不同，与中国关系或乡土观念的程度不同，文化、教育背景不同，加之大陆与港澳有一国两制问题，大陆与台湾有两岸关系问题，相互之间的矛盾、冲突与歧见也时有发生。例如前段时间海外一小部分台独分子为了“去中国化”而发起运动，要求美国和加拿大的人口统计除华人之外，增设“台湾人”一项，闹出了一场政治风波。凡此种种，不但不利于华人社会以及华人受众群体的融合，也直接影响非华人受众群体对华文和中华文化的认知与认同。这与中国的和平崛起及其国际化的发展进程显然是不相符的。

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作为“软国力”的核心部分，华文媒体有责任、有义务在正确报道中国，提升汉语的国际影响力方面发挥作用。而发挥好这个作用，又必须进行一系列的调整。

第一，读者定位的调整

长期以来华文媒体的主办者和受众都是华人，媒体说华人自己的话，办华人自己的事，替华人鸣不平，维护华人的利益，总之超不出华人的圈子。随着越来越多的留学生来华学习和越来越多的国家将汉语作为主要外语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华文媒体所在地通晓汉语的非华人群体的存在和与日俱增，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无论是在中国学成还是在本地学习，这一群体对华文出版物无疑是有需求的，可以看作华文媒体潜在的受众。华文媒体的经营者应当注意到这种新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新的诉求，将这一群体纳入视野，予以充分的重视，在办报目标和宗旨上作相应的调整。特别是那些在全球发行、有一定影响面的华文大报，在面向华人进行新闻报道的同时，应当兼顾所在地“非母语”受众的需要，担负起推广汉语、推广中华文化的责任，使汉语在国际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page_break]

第二，内容方面的调整

过去华文媒体主要关注与华人利益或族群利益有关的大事小情，为此具有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华人、华报之间常常发生矛盾与纠纷。应当承认，目前大陆与香港、澳门在社会制度上有着不同的性质，包括大陆、港澳民众在内的广大华人与台湾一部分人在祖国统一问题上也有着不同的立场和观点，但从宏观上看，这些都属于“内部问题”。如果将这些矛盾、纠纷在华文媒体上过度强调或过分渲染，不但不利于海外华人自身身份的认同，也不利于所在国对华人族裔的认同。为了树立华人社会的整体形象，提高华文媒体的声望和影响，华文媒体应当尽可能摆脱局限性，关注人类发展的共同问题；尽可能少地强调“内部矛盾”，更多地展现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这一方面有助于增强国际舆论对一个完整的、逐步强盛的中国的认知，同时也有助于提升世界华人的凝聚力与向心力。这种认知与“合力”是目前快速发展中的中国最需要的，也是华文媒体国际化的重要前提。

第三，语言文字上的调整

为了改变汉语一致性差、方言分歧严重、有字体之别的情形，应当在华文媒体中推行标准化操作规程。只有将标准统一起来，才能更好地实现华文信息的全球性传播与分享。这不是技术技巧问题，而是战略性的问题。目前许多大国都在有计划地实施各自的语言战略，并努力扩大语言的国际影响。美英等国通过贸易、文化、教育等途径，借助媒体向世界倾销英语；法国努力协调有34个国家和3个地区构成的法语区的语言问题；西班牙利用“西班牙语世界”这一概念向世界进行语言传播；日本、韩国建立基金会不遗余力地推进日本语、韩国语的国际传播。反观华人社会，仅仅是在同一个国家或同一个城市，就有不止一种方言在使用。如果说，海外华文媒体同文不同体、同字不同音的现象一段时期内适应了不同对象群体的需要的话，那么今天，以国际化的视野衡量，它已经不合时宜了。

第四，资源利用的调整

目前，作为对全球投资者最具吸引力的国家，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它的经济发展状况、市场运行情况、投资环境等已经成为包括华人、华文媒体以及非华人（懂华文）群体普遍关心的问题。然而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建立起面向世界的、功能强大的华文网络数据库，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目前，网络世界的分割刚刚开始，争夺虚拟空间中汉语的地位，离不开数据库的开发与建设，包括面向世界华文媒体的、便于查询、检索的新闻信息资料库。这种权威信息的提供，一方面可以为海外华文媒体提供坚实的内容支撑，增强它的可信度和影响力，同时也扩大了华文媒体整体上的影响力。因此，华文媒体应充分重视互联网的作用，着力开发、利用互联网资源，形成全球华人信息传播网络，在未来的世界新闻传播格局中占得优势，占得先机。

第五，经营规模的调整

综观世界各国的华文媒体，除了少数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经营规模外，绝大部分小而不强，且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例如在拥有40万华侨华人人口的纽约市，就有十几份华文报刊同时出版。在多伦多、东京、莫斯科等其他城市，也普遍存在这样的情形。由于市场相对狭小，报纸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为了在竞争中立足，一些国家的华文媒体采取不正当的手段相互排挤、倾轧，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对于华文媒体整体水平、声誉和竞争力的提高十分不利。要想摆脱这种局面，变小而弱为大而强，华文媒体只有与媒体发展的国际化趋势相适应，走联合经营的道路，通过资本市场的运作，通过祖籍国（新加坡等华人已成为当地属民的例外）的扶助与支持形成集团优势，彼此间互助互利、共享资源，打造一两个华文媒体的“航母”。只有这样，华文媒体才能走出狭小的区域，走向世界，成为国际化的媒体。

参考文献：

王士谷著：《海外华文新闻史研究》，新华出版社，1998年。

程曼丽著：《海外华文传媒研究》，新华出版社，2001年。

中国新闻社主编：《面对新世纪的海外华文媒体——首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论文集》，香港中国新闻出版社，2001年。

中国新闻社主编：《送你一条中国结——第二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论文集》，香港中国新闻出版社，2003年。

华文传媒范文篇5

上个世纪以来，世界性的“中国热”出现过三次。第一次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新中国的诞生，震惊了世界，在西方国家关于“谁丢失了中国”的大辩论中，在“黄祸论”的鼓噪声中，对中国的封锁、围堵、遏制与打击也全面展开。第二次“中国热”出现在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前后。这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由“围堵”中国转而打开“竹幕”的一个战略性的步骤。这次“中国热”，更多地表现为西方世界对中国这个带有神秘色彩的东方文明古国历史文化的探究，其结果是中国的长城、故宫、兵马俑以及中国的医药、针灸、功夫等为西方媒体津津乐道，成为颇受瞩目的话题。第三次“中国热”始于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上个世纪80年代，一直延续至今，并呈现出逐步升温的势头。在这一次“中国热”中，世界舆论对中国的关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2003年下半年以来，国际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明显增多；2004年下半年到现在，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报道的密集度也大为增加。例如在英国的主要报纸、杂志、出版物上，几乎每天都能见到中国的新闻和相关报道。今年5月22日，美国大报《纽约时报》在头版报道中，首次使用中文标题“从开封到纽约——辉煌如过眼烟云”。美国著名记者及中国通纪思道评论说：“如果你看不懂上面的中文标题，你最好开始学中文，因为它是未来的语言”。无论这篇报道的内容如何，世界性的英文大报向西方读者如此推介汉语的做法，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世界关注中国是一件好事，说明中国的国际地位的确在提高，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也的确在扩大。但是在世界性的“中国热”不断升温的同时，我们更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进行必要的“冷思考”。

首先我们注意到，虽然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迅速变化正在引起世界的关注，但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并不全面，一些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的认知还停留在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前的思维定格中，对它的偏见与误解也普遍存在，比如对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曲解，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国威胁论”的论调。令人遗憾的是，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发展及中国国力进行夸大式报道的同时，一些华文媒体也失去了应有的理性，对中国经济、华人经济以及大中华经济圈做了不恰当的报道，客观上为“中国威胁论”提供了某种注脚。由此可见，在当今这个西方舆论占据主导地位的国际舞台上，如何向世界展示一个真正的中国，一个负责任的、和平发展的中国，改变世界舆论对它的误解与偏见，已经成为包括中国本土和海外华文媒体在内的世界华文传媒的共同课题。

其次我们应当看到，虽然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虽然伴随着“中国热”，汉语热也在不断升温——据2005年7月在北京召开的首届世界汉语大会透露，目前海外约有100个国家的2500余所大学教授中文，通过各种方式学习汉语的人数超过3000万。尽管如此，汉语却不能算是强势语言，它的国际化程度仍然比较低。目前将汉语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或工作语言的国家和地区不多，汉语在国际社会重要交际领域（如外交、贸易、科技、教育等）中的使用也十分有限；联合国虽然将汉语列为其工作语言之一，但是地区性或国际性的组织、会议正式使用汉语的尚不多见。在这方面，汉语自然不如英语、法语，甚至不如日语。

这里的原因有多种，其中汉语的规范化、标准化程度低，缺乏一致性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方面的问题在海外华文传媒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长期以来，由于历史和地域方面的原因，海外华文媒体在语言文字、词汇、字体以及行文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的差异。近些年来，这种差异虽然开始缩小，例如随着大陆新移民读者群体的增加，海外越来越多的报刊开始采用简体字，变直排为横排，但华文媒体同文不同体、同字不同音的现象仍然存在。例如美国纽约被称为“第一华埠”的曼哈顿中国城向以广东人和福建人为主，通用的语言是粤语，东百老汇一带的华埠则是福建人的天下；纽约“第二华埠”法拉盛地区的华人则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澳门以及东南亚各地，虽通行“国语”（大陆称之为“普通话”），却操着不同地区的方言。这些均通过华文媒体体现了出来。

第三我们应当看到，由于海外华人华侨所来地区不同，移民海外的时间不同，与中国关系或乡土观念的程度不同，文化、教育背景不同，加之大陆与港澳有一国两制问题，大陆与台湾有两岸关系问题，相互之间的矛盾、冲突与歧见也时有发生。例如前段时间海外一小部分台独分子为了“去中国化”而发起运动，要求美国和加拿大的人口统计除华人之外，增设“台湾人”一项，闹出了一场政治风波。凡此种种，不但不利于华人社会以及华人受众群体的融合，也直接影响非华人受众群体对华文和中华文化的认知与认同。这与中国的和平崛起及其国际化的发展进程显然是不相符的。

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作为“软国力”的核心部分，华文媒体有责任、有义务在正确报道中国，提升汉语的国际影响力方面发挥作用。而发挥好这个作用，又必须进行一系列的调整。

第一，读者定位的调整

长期以来华文媒体的主办者和受众都是华人，媒体说华人自己的话，办华人自己的事，替华人鸣不平，维护华人的利益，总之超不出华人的圈子。随着越来越多的留学生来华学习和越来越多的国家将汉语作为主要外语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华文媒体所在地通晓汉语的非华人群体的存在和与日俱增，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无论是在中国学成还是在本地学习，这一群体对华文出版物无疑是有需求的，可以看作华文媒体潜在的受众。华文媒体的经营者应当注意到这种新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新的诉求，将这一群体纳入视野，予以充分的重视，在办报目标和宗旨上作相应的调整。特别是那些在全球发行、有一定影响面的华文大报，在面向华人进行新闻报道的同时，应当兼顾所在地“非母语”受众的需要，担负起推广汉语、推广中华文化的责任，使汉语在国际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二，内容方面的调整

过去华文媒体主要关注与华人利益或族群利益有关的大事小情，为此具有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华人、华报之间常常发生矛盾与纠纷。应当承认，目前大陆与香港、澳门在社会制度上有着不同的性质，包括大陆、港澳民众在内的广大华人与台湾一部分人在祖国统一问题上也有着不同的立场和观点，但从宏观上看，这些都属于“内部问题”。如果将这些矛盾、纠纷在华文媒体上过度强调或过分渲染，不但不利于海外华人自身身份的认同，也不利于所在国对华人族裔的认同。为了树立华人社会的整体形象，提高华文媒体的声望和影响，华文媒体应当尽可能摆脱局限性，关注人类发展的共同问题；尽可能少地强调“内部矛盾”，更多地展现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这一方面有助于增强国际舆论对一个完整的、逐步强盛的中国的认知，同时也有助于提升世界华人的凝聚力与向心力。这种认知与“合力”是目前快速发展中的中国最需要的，也是华文媒体国际化的重要前提。

第三，语言文字上的调整

为了改变汉语一致性差、方言分歧严重、有字体之别的情形，应当在华文媒体中推行标准化操作规程。只有将标准统一起来，才能更好地实现华文信息的全球性传播与分享。这不是技术技巧问题，而是战略性的问题。目前许多大国都在有计划地实施各自的语言战略，并努力扩大语言的国际影响。美英等国通过贸易、文化、教育等途径，借助媒体向世界倾销英语；法国努力协调有34个国家和3个地区构成的法语区的语言问题；西班牙利用“西班牙语世界”这一概念向世界进行语言传播；日本、韩国建立基金会不遗余力地推进日本语、韩国语的国际传播。反观华人社会，仅仅是在同一个国家或同一个城市，就有不止一种方言在使用。如果说，海外华文媒体同文不同体、同字不同音的现象一段时期内适应了不同对象群体的需要的话，那么今天，以国际化的视野衡量，它已经不合时宜了。

第四，资源利用的调整

目前，作为对全球投资者最具吸引力的国家，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它的经济发展状况、市场运行情况、投资环境等已经成为包括华人、华文媒体以及非华人（懂华文）群体普遍关心的问题。然而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建立起面向世界的、功能强大的华文网络数据库，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目前，网络世界的分割刚刚开始，争夺虚拟空间中汉语的地位，离不开数据库的开发与建设，包括面向世界华文媒体的、便于查询、检索的新闻信息资料库。这种权威信息的提供，一方面可以为海外华文媒体提供坚实的内容支撑，增强它的可信度和影响力，同时也扩大了华文媒体整体上的影响力。因此，华文媒体应充分重视互联网的作用，着力开发、利用互联网资源，形成全球华人信息传播网络，在未来的世界新闻传播格局中占得优势，占得先机。

第五，经营规模的调整

综观世界各国的华文媒体，除了少数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经营规模外，绝大部分小而不强，且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例如在拥有40万华侨华人人口的纽约市，就有十几份华文报刊同时出版。在多伦多、东京、莫斯科等其他城市，也普遍存在这样的情形。由于市场相对狭小，报纸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为了在竞争中立足，一些国家的华文媒体采取不正当的手段相互排挤、倾轧，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对于华文媒体整体水平、声誉和竞争力的提高十分不利。要想摆脱这种局面，变小而弱为大而强，华文媒体只有与媒体发展的国际化趋势相适应，走联合经营的道路，通过资本市场的运作，通过祖籍国（新加坡等华人已成为当地属民的例外）的扶助与支持形成集团优势，彼此间互助互利、共享资源，打造一两个华文媒体的“航母”。只有这样，华文媒体才能走出狭小的区域，走向世界，成为国际化的媒体。

参考文献：

王士谷著：《海外华文新闻史研究》，新华出版社，1998年。

程曼丽著：《海外华文传媒研究》，新华出版社，2001年。

中国新闻社主编：《面对新世纪的海外华文媒体——首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论文集》，香港中国新闻出版社，2001年。

中国新闻社主编：《送你一条中国结——第二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论文集》，香港中国新闻出版社，2003年。

华文传媒范文篇6

一重写文学史的可能性

正如陈平原在《现代文学与大众传媒》中指出的那样，中国学界业有的学术传统非常重视考据与材料的工夫，而熟读细寻文学传媒上承载的文学作品与文学事件，应该说是一条最基本与最重要的获取材料和考据考证的途径。通过整理、挖掘、阐释，一系列曾被遗忘或疏漏的传媒事实与文学文本被还原聚焦，最终完成建构或重写文学历史的宏大任务。因此，这种本着还原历史真实、重建文学现场的史料性研究试图将充满矛盾与断裂的传媒文本转叙成更为连贯清晰的历史事实。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领域，1980年代以前的学术研究者，就是凭着这种实录精神，以文学史家的毅力和使命感，将深埋在地底下，面临毁绝的大批史料整理出来，呈现出可观可感的文学历史概貌。在这个意义上，方修所编著的《马华新文学史稿》及《马华新文学大系》功过千秋。这位深谙传媒之道的南洋报界老前辈，用最原始的和最辛苦的抄录方式在早期的华文报刊上成功地抢救出了新马地区的大批作家作品资料，新马地区新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得以立此存照。同样，国内学者陈贤茂等在写作《海外华文文学史》这本作为学科确立标志的文学史著述时，也非常重视文学传媒的作用。在此书中，文学传媒不仅是作品的来源与平台，更是文学史重点梳理与研究的对象。同时，在写作文学史的过程中，为了获取足够充实的史料，陈先生等还创办了《华文文学》这一刊物，把传媒运作与文学史写作融为一体，刊物也成为海外华文文学史的潜文本。方修和陈贤茂等的研究实践，无疑正是有关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著述高度依赖传媒的鲜活例证。应该说，资料的拓展和视野的开阔，对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来说仍是首要的和基础的，海外各国已成历史或正在运作的华文传媒正等待我们潜心整理与关注，史料性研究仍有不可取代的地位。然而，上述学者固然重视传媒，也非常清楚传媒与文学历史之间的密切联系，但对传媒的看法并没有超越媒介工具论。对于这一代学者而言，传媒始终是研究者接近文学事实的平台和桥梁，他们所关注的焦点仍然是作家作品，并非传媒本身。但是，“传播不是中介”的现代传播学理念已经粉碎了这种美好的工具论。我们清楚地意识到，传播媒介与传播过程影响的不止是文学功能的纬度，也建构出不同的文学存在。媒介性是文学的内在因素之一，传媒本身应该成为我们研究的目标与对象，研究传媒就是研究文学的存在方式与特性。因此，自1990年代以来，一种新的传媒研究思维出现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场域。借鉴从传播学与社会学角度业已获取的海外华文报刊研究成果，一些文学研究者对境外华文传媒的研究初见成效。如陈嵩杰的《独立前马来西亚报章对文化与文学本土化建设的贡献》、李志的《海外华文报刊对滥觞期海外华文文学建设的贡献》［2］和《境外的新文学园地———五四时期南洋地区文艺副刊〈新国民杂志〉研究》。［3］其中，李志对《新国民杂志》的研究是颇有启迪意义的研究范例，他通过这一传媒文本把摸到了新马地区新文学生长的特点以及现代文学在东南亚的影响方式，可谓以大观小、深入浅出之举。因此，带着问题意识进入文学传媒的整理与重读之中，作为有关海外华文文学传媒研究的新路径，确实具有诱人的前景。如果说李志的研究不过隐现海外华文文学与传媒这一命题的话，那么王列耀等人则在研究之始就非常自觉地确立了“传媒制造”的理论制高点。他重视传媒现场所呈现的历史细节的意义，但更关注的是传媒的具体运作，即传媒以怎样的方式介入到海外华文文学生产与历史之中。如新近的网络传媒与传统的纸质传媒、影视传媒有着怎样的功能差异，具体的传媒事件怎样进入文学历史之中等都进入了其研究视野。王所在的暨大“汉语传媒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自2007年成立以来，已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或可将“海外华文文学与传媒”的命题系统化、理论化。①上述研究都可谓著述文学史的冲动与实践。在这里，文学传媒作为充满了暗流与偶然性的文学现场，成为文学史家自我言说的资源库。研究者们不但精心挑选也重新阐释，使文学历史和文学史观的重建成为可能。当前已有的各种有关海外华文文学的区域或总体文学史所引发的彼此轻视与责难，不止出现在大陆学者和海外华裔学者之间，也出现在新马等地的代际话语中，除了各自把握的文学史料有所差异之外，更在于各自坚持的史料阐释原则的差异。因此，如果将来重写一部海外华文文学史或者世界华文文学史的话，应该以文学传媒作为文学历史的第一现场，考察不同地区国家华文传媒所形成的传媒场之复杂性，着力于呈现“传播与交流”的过程及结果，如分析特定作家作品跨文化传播时的意义迁移与文化影响、分析某种文学思潮在汉语文学界的旅行经历等。这可谓海外华文文学中的“媒介”研究的第一种走向，也是当前成效最大的一种研究方向。

二研究范式更新的可能性

如果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的媒介转向只止于文学史重写这一目标的话，它还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问题。因为它尚未引发海外华文文学自身及其研究特殊矛盾的显现与解决，而是停留在中国现当代乃至古代文学研究所持媒介视角的同一层面。那么，“传媒”问题如何将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引入新的场域呢?在我看来，它首先让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者意识到了自己所面临的理论绝境，开始重审自身的研究前提与研究基础。传媒制造意味着我们所命名和圈定的所谓“海外华文文学”也可能是一种想象与建构，我们的研究有可能不过在传播意识形态设置的篱笆之内徘徊。如果海外华文文学这一研究对象本身就是内地传播媒介及其传播意识形态的产物，是我们和文学传媒共谋制造了它，那么我们怎样面对这样一种动荡不安的幻觉呢?如何理性评价我们已有的研究思路与成果呢?我们还有没有必要反复强调海外华文文学的本质特征与独特诗学话语这样的命题呢?由此，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提出媒介问题，其实是提供了一种自我批判和反思的可能性。它将引发的是一种研究思维的突破与创新，我们不再执著于它的诗学本质，而开始思考它的建构过程、方式及意义，即从是什么到怎么样和为什么?化文学文本诗学建构为文化语境和文学生态研究。海外学界对大陆学者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早有质疑之声:但来自外部围追的功效远远不如自我怀疑的威力。事实上，上述自海德格尔以来认识论的转向，已经深深影响了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者，或者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的自我怀疑与批判之声本身就是这一转向的体现与产物。当解构与自我否定的精神成为新一代学者的主要学术思维方式时，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自省就开始了。早在本世纪之初，吴奕锜等青年学者借助《文学报》的威力，树起了反思的大旗，尽管他们的口号也有不当之感，但“文化的华文文学，独立自足的华文文学”［4］的提出却说明他们已经清醒地意识到海外华文文学在中国内地被建构的程度。显然，任何时空都不可能存在“独立自足的华文文学”，它总是被语境化，也就是被文化塑造的华文文学。而“文化的华文文学”这一命题本身尽管颇受争议，但从文化角度来理解海外华文文学的独特性却深入人心。正是在这一层面上，刘登翰先生从方法论的高度提出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理论突围”问题时，就非常重视对业已辉煌的华人学知识与方法的借鉴，呼吁建立起有关海外华人的文化诗学。①然而纯粹的文化转向是否可能改变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困境呢?事实上，鉴于一种海外华文文学缺乏审美性的潜在偏见，从文化角度去解读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不是少了而是太多。如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的诗学话语与理论资源便高度依赖华人学，王庚武对华族整体性神话的解构可谓最时尚的理论话语，由此文学文本也往往变成演绎华族身份理论与事实的佐证材料。但是，如果文学文本仅仅作为同类问题的有效例证，这种研究的意义又在哪里?也就是说，如果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仅仅反刍已经形成有关海外华人文化的历史社会结论，这种研究就是重复无效的。此外，在汹涌而来的文化研究潮流中，海外华文文学的文化转向也可能是迷失自我的表征与选择。传媒时代信息传播的广度与速度，使一向惟我独尊的学术空间也变成了一场时尚秀，不断变化的研究方法与理论话语使业有的研究范式不断被质疑与刷新，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与当下学术走向的一致性虽在情理之中，但令人担忧的是，我们往往忙于追随也止于追随，从离散、空间诗学到传媒研究，直接挪用并未产生新的智慧，我们的研究瓶颈并未得以突破。或许，饶芃子先生对跨文化与海外华文诗学的建构与探索以及朱崇科近来提出的华文比较文学之概念，［5］应是解决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困境的有益构想。饶先生早在1990年代中期便倡导将“跨文化和比较方法”作为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基本方法，②这是符合海外华文文学生产的实际情况的，但如何落实和具体运作却仍需要更多成功的研究实践。朱的华语比较文学概念无疑是王德威的整体观，王润华的跨界整合等理论资源的具体化，但他在强调新马华文文学本土性前提之下对汉语文学内部差异性与权力关系的解剖，可谓另类的研究思路。上述理论尝试不妨将之定位为走向比较文化诗学(跨文化诗学)范式的探索之路。尽管各自的理论设想与研究尝试并不完美，却是新研究范式出现的强有力的前奏。因为其理论基点都已从理论预想回到文学现场，强调海外华文文学彼时彼刻、此时此刻的具体性和复杂性。这一研究思路应意味着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真正启始。正是在这一思路之下，传媒问题的意义显现出来。首先，文学传媒作为文学与社会交汇的一个动态场所，它本身就构成了复杂流变的文学现场，保留了更多富有阐释意义的历史细节，为我们把握文学的内部肌理提供了可能。其次，在全球文化交流中，传媒空间作为呈现精神冲突和文化对话的接触地带，可以呈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华文文学的差异性及其根源，为比较搭建了平台。由此，传媒研究的意义不但可以在重建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范式的认识高度上得以确认，也可以在如何将研究范式具体化的操作性、可行性层面来确认。具体做法如不仅在文学文本研究中建立起行之可素的诗学话语，更着重考察诗学话语在不同语境下建构与传播的原因、变异及影响。如此，诸如中国性与世界性、华文后殖民文学，离散叙事，边缘与中心、父子冲突与家园主题等诗学话语就有了重新探究的可能性。

三创作的意义清理与突围

提出海外华文文学中的传媒问题，其意义归根到底应该与创作有关。海外华文文学的存在意义，应该在于其所表现的与主流汉语文学抗衡的异质性，而不是共通的汉语美学。就算它只是小写的汉语文学与美学传统，若可不断流淌出清新另类的文学乳汁，其价值就是不可替代的。这样，海外华文文学的存在将不仅有利于汉语文学多样性的保持，更将对世界文学作出重要贡献。这种异质性自然是由作家创造和保持的。无疑，1970年代到1980年代的海外华文文学具有独特性，在有关故乡情结、异国情调、文化冲突以及财富幻象的书写中，海外华文文学构筑了一种与主流汉语文学迥异的美学风景。然而1990年代之后，海外华文文学独特性神话已遭遇挑战，随着地球村的时代来临，本土与离散、文化冲突与异国风情难以引发美学震撼，若作家仍执著于书写旧的题材与主题，则必定被快速刷新的传媒时代所遗忘。因而，海外华文作家如何保持独创性的个人问题正是海外华文文学存在合法性的普遍问题。在此，传媒的重要性再次凸显出来，因为作家独创性的保持实际上是作家在个性书写与社会要求之间如何取得平衡的问题。作为一个读者与作者交流接触沟通的公共领域，作为作家作品最终自我实现和物质转化的重要链条，传媒的重要性正在于协调作家的个性书写与社会要求之间的矛盾，实现文学生产的运转。由于传媒意志对创作走向有着重要的规范与引导作用，作家与传媒的博弈过程与方式也将决定文学的意义走向及生产方式。对于海外华文文学创作而言，市场与读者问题从来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东南亚地区，华文创作由于得不到政府强有力的支持，其生存空间极为狭窄，“出口”往往是其拓展影响的重要途径。

华文传媒范文篇7

[关键词]传播人种学；移民传媒；全球化；文化认同

Abstract:Intheenvironmentofcommunicationglobalization,theimmigrantpressconstructsaspecialculturalspace.Theaudienceofithasdifferentdemandsandfeelingsbecauseoftheirdifferentracialcommunitiesandculturaltraditions.Immigrantpressishelpfulforthenationalandculturalidentity.Weshouldpaymuchattentiontothedevelopmentofimmigrantpressinforeignculturalsurroundings.Thisarticletriestodiscusstheimportantrolethattheimmigrantpressistakingintheglobalization.

Keywords:ethnographyofcommunication,immigrantpress,globalization,culturalidentity

当前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全球化从经济领域迅速扩展到政治、社会与文化领域，成为与每个人生活密切相关的客观存在，并日益影响当前的传播格局以及传播研究。从印刷媒介的出现开始，人与人的联系日益密切，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介更是构建了“地球村”，而当今网络的四通八达，不同的文化与价值观逐渐交流与融合。全球化创造了多样的社会文化现象，也促进了不同身份、社会关系以及机构之间的联系。积累深厚、历史悠久的民族传统文化在全球化时代面临着巨大的冲击。曾经的一种担忧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世界是否会变得一体化？相对“弱势”的文化会受到强势文化的影响而失去立场，或者说屈服于西方霸权而被同化？从全球化的现实影响来看，它导致了两种趋势：一是以西方为中心的文化价值观念和风尚逐渐向边缘扩张，不同程度地影响到弱势文化的发展进程；另一方面，弱势文化与主流文化进行持久的抗争与互动，也导致了弱势文化向主流文化的渗透。因此，全球化的过程，始终伴随着差异性与本土化的存在。“关于全球化所带来的新的生活和思想方式，以及它所创造出的国际性文化新格局，可以概括为两个对立的矛盾进程：一面是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被同质化，并趋于削弱和消失；另一面是文化交流、互补、综合，以及新的多样化的出现。”[1]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文化和社会的重构必将影响到民族性和文化同一性。面对新的经济方式和意识形态的变化，如何保持民族性和自身的主体意识，是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

在这种多样化、丰富性的文化建构中，大众传播媒介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方面，依靠政治与经济的力量，大众传媒突破了传播的障碍，推进了消费主义与文化霸权主义，另一方面，它也加固了文化传播中的多样性与本土性。在很大程度上，生存在海外的移民媒介承担了后一种功能，以本国的经济文化等为传播内容，构造出符合移民受众接受标准的信息空间。

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移民数量迅速增长。以美国为例，在加利福尼亚州，移民人数占居民总人数的1/4，在华盛顿的移民比例为1/6，内华达州和佐治亚州在过去十年中外来人口也增加了一倍。2005年6月，由美国新加州传媒、美国进步中心和民权教育基金会领导组织联合的一项媒体调查表明，移民媒体的受众高达5千1百万人，几乎相当于美国成年人口的四分之一。[2]另外，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也是海外移民集中地。

移民数量的增长催生了日益繁盛的移民传媒。移民传媒是指存在于移民居住国的媒介环境中，相对于其主流媒介而言，以母国文化为主要信息内容的媒介。泛指在海外创办或母国媒体在海外落地，根植于母国经济文化的媒介。移民传播媒介跨越边界，进入异域的传播空间，从而构建起另一种传媒格局。

一、移民传媒的人种学背景

从人种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存在不同的种族，各自属于在繁殖上隔离的群体，他们在地理位置上也相对隔离，不同的文化、语言、宗教、意识形态等传统由此而生。人类学的一些理论强调人的本性和遗传因素对文化传统的影响，并从种族遗传性来解释文化的差异。大多数人类学家主张的观点是：文化扎根于每个人，但同时人的本能、性情又反映在文化中。人类学家罗伯特·F·莫非就提出人类性格的许多共性来源于人类所处环境的共性，并且是在一定环境中人的经历、学习和社会活动的产物。环境中的差异和共性就导致了人类的差异和共性，从而产生了相同和不同的文化传统。[3]因此，不同族群之间的差异除了生物性之外，更主要的是建立在主观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上的差异。而异族之间的冲突，起因也在于不同的文化传统、政治立场与经济效益。在全球化的传播环境中，文化界限被轻易打破，原有的文化传统遭到“异文化”的影响，在新的语境中难免需要进行调整与重构。一些根植于母国文化的价值观念，在当今的信息时代往往会变得模糊不清或错综复杂。尤其是基于人种差别基础上的差异，则需要更为漫长的历才能融合。前苏联文学家杰缅季耶夫曾指出：民族性是个人终生的、几乎是最稳定的社会特征。人的贫富可能变化，社会的、阶级的和党派的属性可能变化，还可以改变宗教信仰。然而，人的民族性则是亘古不变的。当人在自己的民族属性事实中寻找自尊的源泉时，民族情感就能起到补偿作用。[4]而移民传媒就是为了在异文化的空间中争取本民族的话语权，建立与当地主流文化平等自由的对话空间，以消除基于文化差异的主流人群对边缘人群的偏见及成见，同时也能增进不同民族与文化之间的融合。

尽管对于每个国家而言，将不同的种族，包括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民融合在一起成一个整体是一种基于现实的设想，但这种“熔炉”论的理想在实践中困难重重。当面对异族文化的时候，人们首先考虑的是：自身的文化是否承认或反对这种他族文化，如何能最大程度地保证本族文化的稳定性？所以，大量的海外移民以及少数族裔仍然被排斥在当地的主流社会之外，并没有融入本国的主流文化，他们对该国社会的主流文化生活也缺乏绝对的归宿感。比如美国社会中的华人、意大利人、希腊人、墨西哥人等，都拥有自己社交活动的社区与空间，其深刻的民族特性很难在短时间消失或者淡化。

在政治、文化和经济的发展进程中，全球化思想的提倡，使得人们为打造“共同的消费群体”而努力。当异质文化处于强势状态的情况下，人们可能会促使自身与其同化，渐渐培养起相同的消费习惯和消费欲望，也可能会不断寻求巩固自身原有文化的渠道。一般而言，海外移民在居住国处于被处于强势地位的异质文化包围的境地。为了解决移民社会地位内在的脆弱性，移民传媒搭建起了海外移民受众之间的桥梁，并成为强化母国文化的有效工具。于是拥有不同的民族根源、来自不同地区、拥有不同宗教信仰和不同肤色的移民，在异质文化的大环境下，在不同的社会生活空间中实现各自的尊严与平等的理想，并继续追求自由、公正与机会的权利。

身处异质文化包围的受众，通过对移民传媒信息的接触与消费，能够帮助其寻求自身的文化身份认同。移民原有的身份特征或者归属感由于时空的阻隔而遭遇到各种障碍，不利于与其本国文化进行沟通与交流。人种学的研究表明，移民传媒能使受众在全球化危机中构建（重建）其固有的身份特征[5]，当今新的世界格局与态势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移民的民族自觉性增长，对传统文化的皈依加强了。例如在美国的传媒消费者之中，有2900万的外来移民及其后裔，即美国30%的成年人，不只经常接触移民传媒，而且他们喜欢选择自己族裔传媒，其接触频率远在主流传媒之上。[6]由此可以看出，移民传媒在构筑受众与其母国文化交流空间方面作用不可小觑。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下，虽然文化不断交融，但并未导致完全的同质化。传媒集团大规模的跨国发展，一些外来的文化价值观也随之跨地域的传播，但是独特的民族性表达仍然受到极大的重视。居住在他国的移民，常常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民族身份定位”，即作为某一民族成员其共同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和信仰是什么。他们可能因为母国文化传统而产生优越感，比如法国人，也可能有自卑情绪，如来自贫困国家和地区的移民。这些不同的接受心态，将会影响媒体信息的接受与传播。另一个思考的焦点则是移民受众在异质文化空间中的文化认同。文化认同是指特定个体或群体认为某一文化系统（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内在于自身心理和人格结构中，并自觉循之以评价事物，规范行为[7]。每一种文化都存在着在某一个参照背景下的“自我形象”。来自于其他国家的移民，是被强制性地抛入一个新的参照背景之中，所以他需要重新识别自己。每个民族与国家的文化适应方式受制于自身的历史与传统，在全球化的过程中，经常出现的一种冲突便是文化认同的危机。在海外的移民人群中，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文化认同，而移民传媒正是文化认同的其中一个支点。

在海外的文化环境中，移民对本国相关信息的获取往往十分有限。尽管如此，这样的信息获取仍然是他们争取自我身份认同和寻求归宿感的有效手段，并以此作为与母国的文化连接。从主流文化对这些移民的态度来看，一方面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亚文化，另一方面又要对其进行限制，使其处于从属状态，以免影响其主流文化的强势地位。这些亚文化群形成的时候，一个个以之为中心的价值共同体也就出现了。在这个过程中，传媒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一个连接各个独立个体的纽带，也在传播信息的同时，不断强化其母国的经济文化影响。

二、移民传媒状况

（一）移民传媒的受众群。1、从受众的组成来看，以移民为主。虽然移民传媒的传播内容与其母国文化有着极大的联系，但由于其传播的特殊性和针对性，使大多数的消费群集中在移民当中。当然，随着传媒技术的发展，其受众有了进一步的扩大。非移民也能够通过互联网、广播电视等获取移民传媒的信息。由于居住国主流媒介无论从信息的权威性、丰富性，以及影响力都远远胜于移民传媒，从而导致移民传媒的受众处于一种边缘状态。随着移民文化与主流文化的相互交融，受众的构成也会发生变化。2、从移民传媒受众接受心理来看，由于其所处环境存在着与自己母国文化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冲突，受众渴望寻求到民族和文化的归宿感，于是，他们对本国信息更加渴求。移民虽然生活在异文化的环境中，但他们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原有的风俗与习惯，并希望将这种传统代代相传。因此移民传媒一方面是向移民提供所在国的信息，使其更快更好的融入当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是提供母国的信息，以维系其与母国在文化与情感上的交流。

3、不同民族的移民媒体接触来看，存在着一定的差别。亚裔移民中各语种存在很大的分化：来自中国、韩国和越南的移民非常依赖于本民族语言媒体获取信息；而印度人、日本人和菲律宾人中，移民媒体的主要受众比例仅为个位数。西班牙移民对本民族的媒体最忠诚，87%的人称自己经常接触西班牙语媒体；其它四个少数群体中，也各有64%的人收听、收看、或是阅读母语新闻。在网络媒体的受众中，阿拉伯语网站吸引了美国76%的本语种移民；亚裔移民中也有三分之二愿意登陆自己的母语网站了解窗外事；非洲和美国原住民人中有一半人愿意这样做。[8]而传播学者罗伯特·帕克在其经典著作《移民报刊及其控制》一书中就不同民族背景的受众对美国文化的忠诚度，以及主流文化对移民报刊的控制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二）移民传媒的特殊地位。海外移民传媒具有双重属性，它既是移民母国媒体的延伸，又是所在国传媒体系的组成部分。不仅存在于所在国的移民聚居地，也存在于居住国的传媒大环境中。对于移民而言，它具有心理上的接近性，可以说是一种近距离的传播。

与本土传媒相比，移民传媒的政治色彩（或意识形态色彩）更弱一些。因为当今世界已经进入和平稳定的建设时期，同时，移民在居住国的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当地社会和经济活动中。于是党同伐异、政治攻讦一类的内容在居住国的传媒环境中不再受欢迎，代之而起的是读者对母国信息的关注和对具有民族特色内容的需求。为了适应移民受众的需求，移民传媒尽力增加读者感兴趣的相关的内容。如法国的《欧洲日报》不但开始采用中国新闻社的稿件，而且一稿多用。菲律宾的《联合日报》每周定期刊登对中国大陆各项改革措施的评论，有时直接使用来自中国大陆的电讯稿和特稿。这就使得不同政治派别、不同立场的传媒相异性大为降低，从而凸现出更丰富的实用性信息。[9]

[page_break]

(三)移民传媒的发展现状。世界上的移民报刊主要集中在一些经济发达，移民数量众多的国家和地区，比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东南亚等。以美国的移民报刊为例，来自阿拉伯地区的移民报刊主要有：《阿拉伯之声》（ArabVoice）、《金字塔报》（Al-AhramNewspaper），华人移民报刊影响较大的有《明报》(MingPaoDailyNews)、《星岛日报》（SingTaoDaily）、印度移民报刊有《印度邮报》(IndiaToday)、《印度论坛报》(IndiaTribune)、韩国移民报刊有《韩国日报》(theKoreanDailyNews)等等。[10]

单从华文移民传媒来看，第一个移民华文传媒兴起的地区是北美。20年前，美国的华文报业市场基本由部份台湾和香港移民所办的中文周报、月刊，以及以台湾、香港地区为总部的华文报业集团通过美东、美西版的形式进入纽约、旧金山、洛杉矶的唐人区。自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大陆新移民创办的华文报纸则占据了绝对优势。其次是在加拿大。加拿大目前约有100万左右的华人，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华文报业的市场同美国情形类似，主要由香港和台湾移民所垄断，其表现形式是以香港和台湾为大本营的华文报业集团所办的《世界日报》、《台湾日报》和《星岛日报》、《明报》(加东或加西版)一统天下。目前全加拿大大约有30家左右的华文报纸，其中有70%以上为90年代以来由中国大陆新移民创办的华文报纸。

其次是澳洲。数字表明：澳大利亚现有的2000万人口中约有100万外来移民，其中有近50万是华人移民。澳大利亚现有的华文移民报刊主要有《澳华时报》、《星岛日报》澳洲版、《新报》澳洲版以及《华联时报》。

第三个移民传媒的热点地区是日本。在日华人数量的猛增是日本华文报纸得以确立的基础，目前在日本登录的中国人近40万。主要的移民报刊有《中国经济新闻报》、《中文导报》等。[11]

另一方面，移民传媒的载体也在发生变化。最初，移民传媒主要表现为各种纸质媒体的创办，如报纸与刊物。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电子媒介以及网络也成为移民传媒的重要载体，移民传媒也借此扩大了影响，在更大范围内将同一民族，同一文化传统联系在一起。

三、全球化语境中移民传媒的生存局限与发展空间

移民传媒所构建的是两种本土文化认同，一种关于地域，一种关于民族。从所在国的现状来看，多种来自母国的文化与价值观跨越国界，并对移民国家中的文化构成做出了新的阐释。另一方面，由于所在国主流文化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威胁到移民对自身传统文化的忠诚度。[12]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中，从人们世代相因，习以为常的本土文化立场考察事物的观点之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视野，那就是从跨国的、跨文化的层面去考察传统文化，这种立场、角度和思路的转换必然会带来新的认知和理解，并因此促成对民族与传统的再发现和再认识。因此，我们必须关注如何在新的传播环境中增强移民传媒自身的凝聚力和文化影响。

随着各国政治经济的发展，移民的组成也开始发生变化，老移民移居海外更多的是为生计所迫，属“谋生型移民”，出国的途径也多是通过亲属移民和劳务移民的方式，血缘和地缘特色重。而现在的新移民则很多是髙学历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他们出国的途径更多的是通过出国留学或技术移民的方式，这批人到海外寻求的是更好的生活品质和工作环境。据一项调查显示：北京清华大学的工科学生约有80%流向美国，而北京大学的理科学生则有76%到美国深造。[13]一般而言，旧移民由于语言能力的有限以及文化传统的本能排斥，所以往往生活在同一族群与共同的文化圈，所以移民传媒较为兴盛，并且其传播内容也主要以民族传统文化为主。作为新移民而言，他们具有更强的海外文化适应能力，但从现状来看，新移民仍然对民族文化有着天然的亲近与认同，从社会交往来看，与本族裔接触的频率仍然很高。[14]新移民传媒仍然十分繁荣。

从当前的移民传媒发展来看，不仅仅是单一的报刊媒介，如今已形成多种媒体同存的局面。在移民聚集的北美、西欧、东南亚等地，逐步形成了广播中心与电视中心，并且出现了卫星电视。随着网络媒体的兴盛，一些留学生纷纷创办了网络杂志，传统报刊的电子版也随之兴起。使得移民传媒的受众群体进一步扩大，从而显示出了新的生机。可见，每一次传播科技的改变与更新，都推动了新媒体的出现，同时也促成了原有的移民报刊进一步发展。

另外，集团化也是移民传媒的另一种发展趋势。例如华文传媒中的泛华传媒集团（GlobalChinaGroupHoldingsLtd.,H.GC），目前，该集团已经在澳大利亚、北美和英国出版16种报刊，在全球的发行量据称已达20万份，读者约有200万人。[15]

虽然移民媒体已经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是它毕竟是一种外来文化的载体，这就导致它在现居国的发展，仍然受到某种程度的局限。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从信息的获取上看，移民传媒难于主流媒体，尤其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更是如此。美国纽约独立媒体协会在今年3月16日公布了一份调查，调查对象为纽约市及周边地区32家移民媒体。结果显示，75%的被调查者认为主流媒体的员工比他们更容易从政府获得信息，85%的被调查者认为联邦官员没有向他们提供具体或有用的信息。[16]

从媒体结构来看，大多数的传媒产业都集中在主流媒体的手中，并主导着所在国的舆论。以美国为例，少数大型传媒公司垄断了全国的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信息传播业务。而对主流和精英舆论有重要影响并能左右国际舆论的是3家报业集团：《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及其旗下控制的其他传媒《国际先驱论坛报》、《波士顿环球报》、《新闻周刊》等等。[17]

从媒介发展所需的资金来看，移民媒体往往较为缺乏。与主流媒体相比，移民媒体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援，广告收入与市场空间都相对较低。在美国，每年的广告花费为1千5百亿美元，但是只有30亿流向移民媒体。由于没有充足的财力支持，就会导致移民媒体从业人员、以及信息源的缺乏，并进一步影响其新闻资源的获取。

因此，在当今的传媒环境中，移民传媒的发展必须正视这些问题，以探索更为广阔的空间。不过，我们必须看到，在这样的传媒环境中，移民传媒仍然有着不小的发展空间来增强其自身的凝聚力。

一方面，移民媒体应加强与主流媒体的交流与合作。在居住国的主流强势文化的包围中，移民媒体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比如报道内容以及受众群的拓展等方面，主流媒体往往有更大的优势，移民媒体无法与之相提并论。但是，涉及移民母国文化及事务的时候，主流媒体在新闻资源和报道角度上又存在着局限性，容易导致报道失实，误导公众舆论。而移民媒体在此时就能利用对其本土文化的熟悉而体现出优势。所以，应尽可能进行两类媒体的相互沟通，以获取更为充足的信息资源。

另一方面，移民媒体应加强言论的力量。由于与主流媒体存在着文化传统、价值观以及新闻理念等的差别，移民媒体对于新闻事件的评价和观点与主流媒体不同。尤其是关于移民母国事务的观点性报道，更应该以贴近本土受众的视角发表与主流媒体不同的意见，并对居住国的政策做出透彻的分析。由于主流媒体缺乏表达这类意见的空间，而移民传媒正好能弥补这一不足。

四、结语

在异质文化土壤中培养起来的移民传媒，是适应多样化的地域或族群的特征而产生和发展的。它在实践中也表现出了种种传播人种学的特征，具有鲜明的族群文化传播和接受的特质，不仅仅表现出与居住国的主流传媒不同的传播模式，还影响了世界传媒的环境与结构，同时也有助于建构从属于不同文化传统和民族特性的移民受众身份认同机制。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国家或民族的移民对其母国文化的忠诚度也有着差别。因此，我们不仅仅强调移民传媒在保证文化传统完整性方面的作用，同时必须认识到其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存在。总而言之，我们可以这么认为，在当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移民传媒在构建世界文化多元格局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注释：

[1]王宁主编：《全球化与文化：西方与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5页。

[2]李焰著：《少数族裔媒体：藏在美国主流媒体身后的传媒巨人》，人民网，2005-08-01。

[3][美]罗伯特·F·莫非著：《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吴枚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第126页。

[4]王宁主编：《全球化与文化：西方与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7页。

[5]Groundingthedisplaced:Localmediareceptioninatransnationalcontext,VictorSampedro.JournalofCommunication.NewYork:Spring1998.Vol.48,Iss.2;pg.125,19pgs。

[6]李焰著：《少数族裔媒体：藏在美国主流媒体身后的传媒巨人》，人民网，2005-08-05。

[7]陈明著：《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补议》，2005-07-26。

[8]李焰著：《少数族裔媒体：藏在美国主流媒体身后的传媒巨人》，人民网，2005-08-05。

[9]程曼丽著：《关于海外华文传媒的战略性思考》，《国际新闻界》2001年第3期。2005-08-01。

[10]夏春平著：《新移民华文报刊成因、区域流向及特点》，2003-08-08。

[11]Constructingatransnational,multilocalsenseofbelonging:AnanalysisofMingPao(WestCanadianedition)。

[12]夏春平著：《新移民华文报刊成因、区域流向及特点》，2003-08-08。

[13]若容著：《加拿大经验、种族与文化及其他》，加西生活网，2005-3-28。

[14]《海外华文传媒集团的发展》，传媒研究网，2005-03-23

[15]《调查：纽约少数族裔媒体记者受政府机构歧视》，2005-03-22。

华文传媒范文篇8

近年来，学者们习惯借用生态学（Ecology）的基本概念来研究新闻传播现象。笔者深以为然。因为解决好资源开发与环境系统的相互关系，是包括媒体在内的任何一个领域平衡发展重要前提。在此笔者还将引用生态学的一个核心概念——种群（Population），借以探讨近年华人人口结构的变化对华文媒体生存环境和未来发展的影响。

按照生态学的界定，种群是指栖息在同一地域中同种个体组成的复合体。1在自然界，种群是物种存在、进化和表达种内关系的基本单位，是生物群落或生态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引申到人类社会，种群可以界定为：在同一地域中有着相同的语言文字、文化归属、价值取向以及目标诉求的个体组成的复合体。也许这个界定容易使人联想到较为熟悉的“族群”(Ethnicgroup)的概念，客观地说，华人人口分布情况也可以用“族群”一词描述之。为什么笔者舍“族群”而用“种群”呢？

首先，本文探讨的是华人人口的世界性分布问题，而在大陆和台湾地区，学者对“族群”的解读和诠释各不相同。在台湾，族群是指人口构成的状态（如将岛内2300万人口分为闽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原住民四大族群），而在大陆地区，“族群”一词则是与“民族”、“家族”等联系在一起的。

其次，自“族群”一词出现以来，有关它的界定林林总总，但迄今为止尚无一个确定的、没有争议的定义。第三，“族群”一词虽然可以用来解释一国之内不同裔群之间的差别，却难以解释同为华裔族群的大陆移民与港台移民之间的差异。

鉴于此，笔者宁可采用为读者所不熟悉却也毫无歧义的“种群”一词，并赋予它引申含义。按照前述界定，从“种群”的角度出发，可以将海外华人的构成大体上分为三类：早期移民、港台移民和大陆新移民。

二

以下将对这三个种群的情况作一个分析。

（一）早期移民

虽然自秦汉起就有中国人流寓海外，唐宋至明，移居海外者逐渐增多，但华工移民的大量出现始于鸦片战争之后。这一时期，随着世界性资本主义市场的形成以及黑奴贸易制度的被废除，美国、东南亚、澳洲的矿场主、农场主以及铁路公司的老板开始从中国、印度、爪哇等地招募契约劳工，华工则是这支契约大军的主力。这些在清政府被迫解除有名无实的海禁之后漂洋过海的华工，就是本文所指的早期移民。

早期移民（以契约华工为主，也有一部分商人和知识分子）大都来自东南沿海地区。例如东南亚华人主要来自闽粤和客家地区，通行的是福州话、闽南话和广府话。美国最早的华人移民大多来自广东省，他们居留的旧金山因此被称为DaiFou（广东方言“大埠”，即大城市）。从早期移民家乡所在地和方言流行的情况看，这一时期的移民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的特征。这一特征也通过华文媒体体现出来。海外最早出现的华语广播机构——华人播音局（1933年4月30日创建于檀香山）就是用粤语播音的，其创设的初衷是“当地各国侨民多半都有以其本国语言（方言）发音的广播，而华侨却没有自己的母语广播，因此决定创办此台”2。可见，当时的华侨把粤语当作了华语，或是华语的代表。其后出现的华语广播电台，如美国旧金山的金星广播电台（1939年）、洛杉矶的华钟广播电台（1955年），都是用粤语播音的。马来亚早期的“金色广播网”和“银色广播网”也是用广东话和闽南话播出节目。

早期的中国移民大部分是未婚或已婚的青壮年男子。来到异乡后，出于生活和经商的需要，他们大多选择与当地妇女结婚。在东南亚各国，华侨与异族通婚的现象相当普遍；20世纪初期，纽约华侨人口的一半与异族通婚；在拉丁美洲和非洲华人社群规模较小的地方，与异族通婚更是屡见不鲜。异族通婚的结果是出现了众多的混血华裔。他们又依血统混合的具体情况以及教育背景和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在美国，华人（女性）与异族通婚，往往意味着她与当地主体文化的融合或被同化；而在东南亚地区，则有两种可能性：一是融合或同化于土著母系，二是融合或同化于华人父系3。既便是在后一种情况下，由于50年代中叶以后（此时华侨90%以上已入籍成为所在国公民）海外华文教育逐渐式微，其后代除少部分人受家庭影响还能讲华语之外，大多数已丧失了讲华语的能力。他们普遍接受当地教育或西方教育，对中华文化知之不多，祖籍国的意识也相当淡漠。即便是纯血统的华侨后裔，其第二代、第三、四代的情况也大抵如此。

（二）港台移民

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开始放宽移民限制，欢迎外国移民迁入，致使发展中国家人口大量移居发达国家。这一时期，中国大陆尚处“”中，伴随这股世界性移民新潮远涉重洋的主要是港、台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

虽然从宏观上讲，香港、台湾与中国大陆同宗同族（群），又是粤文化和闽南文化的辐射区域，但是从微观上看，它们在社会制度、文化环境、生活方式等方面与中国大陆多有不同，由此带来双方在政治理念、价值取向以及目标诉求等方面的差异。

香港原属广东省新安县（今深圳市），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将其割让给英国。在此后的一个半世纪里，中华文化与宗族国文化——西方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逐渐形成了它颇为独特的文化景观。在传媒领域，香港实行英式新闻自由，其现行报刊注册法例只管注册手续而不问报刊内容，给报刊以相当大的自主空间。受西方新闻理念和报业传统的影响，香港媒体在传递信息、引导舆论、监督政府、教育民众、提供娱乐等方面十分活跃。当处于“”中的大陆报纸上只有一种新闻——政治新闻的时候，香港媒体上已经有比政治新闻丰富得多的经济新闻、社会新闻、文化新闻、赛马消息以及林林总总、五花八门的娱乐报道。这种集各种时尚元素于一体的传媒文化被改革开放后的大陆学者称之为“商业文化”或“消费文化”（后来它更成为大陆地区“流行文化”的先导）。

台湾与中国大陆的渊源深厚而久远，在其2300万人口中，绝大多数是大陆汉族移民及其后裔。虽然中华文化构成了台湾主体性的文化内涵，使它区别于香港，但由于历史传统以及体制、制度方面的原因，双方在经贸、交通、旅游、文化等领域始终保持着互动关系，在报刊出版、影视制作等方面也是如此。

如前所述，六七十年代美国等放宽移民限制之后，大批的港、台移民来此定居（也有许多港、台留学生改变身份成为专业移民）。比之第一代移民，他们大多拥有较为雄厚的经济基础和较高的学历层次，有的在当地置办产业，有的进入硅谷发展。为了加强华人之间的沟通，为他们融入当地社会提供信息服务，一批以港台移民为对象的报刊创办起来。香港《星岛日报》在海外印刷、发行，台湾联合报系在美国创办《世界日报》，也始于此时。由于大部分华文报刊缺乏专业化的人才，凭借现有的采编力量满足不了读者对信息多方面的需求，于是他们纷纷采取一个共同的做法：除刊登本地新闻外，大量的信息从航寄来的香港报刊上剪贴、摘编，一时间，港台资讯充斥报间，港台作家与影视歌星轮替登场，从金庸到琼瑶，从刘德华到邓丽君都成为海外华人熟知的名字。华文报纸的版面风格也与港、台一脉相承，都是繁体字、直排、间有方言痕迹。其结果是，这一时期的海外华人社会和华文报刊上弥漫着浓重的港台文化气息。

（三）大陆新移民

六七十年代港台之风盛行的十年，是中国大陆关起门来搞运动的十年。这场运动几乎切断了中国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使得中国人不了解外部世界，包括港台在内的海外华人对中国（大陆）的了解也十分有限。1978年以后，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外派留学生的工作也全面恢复。自那时起，特别是8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出国留学、定居人员的数目不断增加，势头至今未减。据介绍，2004年有2200万中国人走出国门，是25年前的100倍4。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中（中国大陆）港台三地的海外移民结构开始发生变化。以港台移民相对集中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为例。在美国，从1991年到2003年，大陆移民人数每年递增3—4万，2002年中国大陆移民人数为61282人，台湾移民9836人，香港移民6090人5。1997年以前，香港是加拿大最大的移民来源地，从1998年起，中国大陆取香港而代之，成为加拿大最大的移民来源地。到2002年，加拿大的大陆新移民已近30万人6。不久前澳大利亚移民局公布的移民抵境统计数字显示，从1993年到2004年的10年间，中国大陆移民人数劲升（从2740人到8784人），台湾移民人数涨幅不大（从785人到881人），香港移民人数呈下降趋势（从3333人到1125人）7。除了美、加、澳之外，在世界其他地区，如南美洲、东欧、非洲等地，也有大陆新移民出现。

与老一代移民和港台移民不同，大陆新移民是和祖国一起成长的，和她一起经历了政治变迁，经历了传统文化解构与重构的过程。他们虽然来五湖四海，来自不同的方言区域，却以建立在北方方言基础上的普通话作为通用的标准语，以建国后推行的汉字简化字作为通行的文字符号。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代表的已不再是小区域文化，而是大区域文化。随着大陆移民人口的不断增加，随着港台、大陆移民数量的此消彼长，区域性中华文化在海外华人社会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局面开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也通过华文媒体反映出来。

从80年代末期起，就有大陆新移民创办的报纸出现，90年代以后，这类报纸的数量不断跃升。据统计，目前美国华文报纸近百家，其中三分之一以上为中国大陆新移民所办；加拿大约有30多家华文报纸，其中的70%为大陆新移民所办；80年代澳洲的华文报刊只有在悉尼出版的两三家，如今已达20多家，绝大部分由大陆新移民所办；日本现有华文报刊30余种，其中80%为中国大陆新移民所办8。与原有的“港台化”华文报纸不同的是，这些报纸大部分为横排、右行文，一些报纸使用简化字，在报纸风格、话语方式等方面更加“大陆化”。此外，这些报纸大量引用“新华社”、“中新社”的电讯稿或国内报纸、网站上的信息，大量报道与中国大陆有关的新闻，而这些新闻在以前的华文报纸上是不曾有过的。

[page_break]

三

综上所述，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大陆外派留学人员和出国定居人员数量的逐年递增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海外华人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过去相对单一的种群构成变为多元化的种群构成。在被称为纽约“第二华埠”的法拉盛，这种情形就非常突出。纽约的“第一华埠”——曼哈顿中国城向以广东人和福建人为主，通用的语言是粤语，东百老汇一带的华埠则是福建人的天下。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华裔人口迅速集中的法拉盛地区的华人则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澳门以及东南亚各地，他们虽然操着不同地区的方言，但通用的语言为“国语”（大陆称之为“普通话”）9。

新老三代华人虽然都来源于中华民族的大族群，但如前所述，他们的具体情况有很大的差异。第一代移民早已加入居住国国籍，成为当地民族——华族公民中的一分子，政治上认同于所在国。他们的后代在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日益本地化，与中华民族的深层关系所剩无几。在东南亚各国，这种情形比较普遍，许多国家曾对华人采取严格限制的政策，印度尼西亚等国还对华人采取强行同化政策，由此加速了华人与当地社会的融合。从华人文化的角度看，我们可以把这种情形称为“本土同化文化”。

港台移民中的绝大部分也加入了所在国国籍。作为当地的“少数族裔”，他们同样存在被主体文化同化的问题。但是由于他们所在的西方国家大都实行多元文化政策，对外来移民干预得比较少，这使他们在融入当地社会的过程中，较多地保留了固有的文化传统。从华人文化的角度看，我们可以把这种带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兼有中西杂揉色彩的文化称为“变异文化”。

大陆移民移居海外的时间最短，却是这个阵容最庞大的一支。他们来自中华民族的中心区域，与中华文化的主体部分最为接近，对它的认同意识也最强。在居住国落地生根以后，他们也会逐渐融入当地社会，但是这个融合过程将是曲折而缓慢的。从华人文化的角度看，这种来自中华民族大区域的、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存在发展的、带有明显的内陆特征的文化，可称之为“根文化”。

由多元化的种群构成带来的“本土同化文化”、“变异文化”以及“根文化”的同时并存，是200多年来海外华人文化史上从未有过的。这种“质”的变化，必将对以华人社会为基础的华文媒体的生存环境造成巨大的影响，迫使媒体经营者调整或改变原有的办报理念和模式，跟上时展的步调。以笔者之见，这种调整与改变应当在以下几个方面予以特别的注意：

第一，正视受众群体的变化

长期以来，海外华文传媒的受众群体较为单一：老一代媒体主要面向“本土化”了的老移民，六七十年代的港台媒体主要面向后来的港台移民。由于华人社会人口有限，报纸的辐射面和影响力也就十分有限。中国大陆的移民大军到来后，特别是以新移民为读者对象的报刊出现后，这种局限性就更加突出了。因为新移民报刊大量介绍有关中国大陆的信息，包括它的经济发展状况、市场运行情况、投资环境等等，这些信息不但为大陆新移民所需要，也为老一代移民和港台移民所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原有的报刊仍是一副老面孔，仍然恪守固有的套路，就会失去读者，被市场淘汰。所幸许多报纸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内容和版面的调整也在悄然进行中。例如美国的《联合日报》、法国的《欧洲日报》等创刊时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版面上时有反共言论，随着形势的变化，它们逐步转向中间立场，并开始刊登有关中国大陆的新闻。为了争取更多的读者，一些有着港台背景的报纸在版面风格上进行了调整，改直排为横排。如澳大利亚华文报纸《澳洲新报》原为香港《新报》的澳洲版，在悉尼独立出报后，90年代初期由直排改为横排。2002年2月9日，总部在香港的《星岛日报》一改创刊以来始终不变的风格，改直排为横排。3天后，《世界日报》也全面改为横排10。有着台湾背景的《世界日报》改为横排后，被一些人指责为“向左转”，这显然是冷战思维在作祟。笔者认为，《世界日报》等报纸版面的调整，是办报者顺应市场规律的自觉行为，而不是政治博弈的结果；至于报纸将来主要使用繁体字还是主要使用简化字，也只能由市场选择，我们应当以平常心看待这些问题，没有必要大力提倡，也没有必要横加指责。

总之应当看到，以接受可以统称为“国语”的标准语为共同特征的庞大的海外华人群体的形成，是华文媒体生存和发展的新的土壤。

第二，淡化华人之间的分野与矛盾

两岸三地华人同宗同源，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神州五号”升空华人同庆，“李文和间谍案”华人同愤慨，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但是，由于中港台移民所来地区不同，移民海外的时间不同，与中国关系或乡土观念的程度不同，文化、教育背景不同，加之大陆与港澳有一国两制问题，大陆与台湾有两岸关系问题，相互之间的矛盾、冲突与歧见在所难免。比如2004年发生在加拿大的“陈太风波”就是由时任多伦多警察总长顾问议会成员的陈林媛碧（60年代自香港移民加拿大）在接受中文媒体采访时，对大陆新移民颇有微词而引发的。新移民认为陈林媛碧“担心大量大陆新移民定居多伦多，会造成种族关系紧张”的言论，损害了大陆新移民在主流社会的正面形象，要求她向大陆新移民道歉。又如海外极小部分台独分子为了“去中国化”而发起运动，要求美国和加拿大的人口统计除华人之外，增设“台湾人”一项，也闹出了一场政治风波。尽管两岸三地的矛盾与分歧客观存在，但是如果将其在华文媒体上过度强调或过分渲染，不但不利于海外华人自身身份的认同，也不利于所在国对华人族裔的认同。拿台湾问题来说，对于中国政府而言，祖国统一是必须坚持的原则，不能妥协。但是绝大多数的海外台胞是反独促统的，即便有少数台独分子兴风作浪，也无碍大局。因此，没有必要把本土矛盾带到海外，以“独”或“统”为两岸移民划线。事实上，对于许多国家的主流社会而言，不论来自何方的华人，Chinese是他们的统称。在加拿大统计局的人口统计报告或是美加移民的研究中，中港台移民都归于华人，没有区分。因此，为了共树华人社会形象，共谋华人政治利益和地位，华文媒体应当尽可能少地强调“内部矛盾”，更多地展现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将“共性”的一面突出出来。

第三，不以“中华民族”一概而论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清末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海外华侨与祖国辅车相依、休戚与共。中国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中国革命的每一个进程，都会对华侨产生巨大的影响，都会引起他们强烈的回应。辛亥革命时期，海外华侨追随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不但踊跃捐款捐物支持民主革命，而且积极投身于国内的武装斗争；抗日战争时期，海外华侨表现出崇高的爱国情操，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全力支持抗战。从中足以看出海外华侨对祖国、对中华民族的向心力。二战结束以后，东南亚各国以及中、南美洲的一些国家开始推行民族化政策，迫使华侨在祖居国与所在国之间作出选择。其结果是绝大多数华侨选择了所在国国籍，成为外籍公民。外籍公民与华侨身份已有本质的不同。后者无论在血统上、政治上和法律上都属于中华民族的范畴，是中华民族在海外的延伸；而前者只在血缘上、文化上与中华民族有关系，在政治上、法律上则属于其他民族。华侨落地生根以后，出于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希望所在国政府和人民视他们为一家人，而不希望“称某国籍华人”11。考虑到华裔群体在一些国家发展的政治敏感性，这种主张应当得到尊重。事实上，直到今天，这种“政治敏感性”依然存在。例如数年前，当北京击败多伦多取得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后，一批华人欣喜万分走上街头庆祝，经媒体报道，引发了一场不小的风波。不但有主流社会对华人归属感的指责，也有华人社区内的不满，有人甚至在中文网络上攻击某些华文媒体的主办者为“中共特务”。“9.11”恐怖袭击以后，美加对移民的国家忠诚度更为重视，种族背景问题更显敏感。对此华文媒体的主办者应有足够的警觉。

第四，对华人经济的宣传应当适度

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在持续发展、稳步上升的基础上，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时期，在世界经济各项指标中的排名不断上升。与此同时，中国人外出学习、工作、旅游的人数越来越多，中国商品行销世界各地。加之以中国为祖籍国向外扩散的还有3000多万华侨华人，他们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地位不断提升。这些不但使世界华人倍感自豪与欣慰，也引起世界舆论的普遍关注。在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热切关注的同时，一些国家也生发出对中国的歧见与敌意，一时间“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华侨是中国的第五纵队”的说法也颇有市场。中国需要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这样的论调对她的发展显然不利。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一些华人学者和华文媒体对此缺乏足够的认识。当美国、日本的政界、学术界和新闻媒体积极地鼓吹和渲染“大中华经济圈”时，当美国学者暗示最终可能出现一个“华人共和联邦”时，他们受“民族自豪感”的驱使，也飘飘然附和起来，而没有意识到这种说辞的主要用意，是为了转移人们对美国和日本在东南亚地区扩张的视线，将矛头对准中国和“经济势力有所抬头”的华侨与华人。除此之外，一些学者和媒体还热衷于为华人的财富作估算和预测，夸大华人（华商）经济网络的作用，不经意间暗合了美日等国推销其后冷战思维的需要。应当承认的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华人经济的确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华商企业的成就也非常突出。然而华人经济不是独立存在的，它首先是所在国民族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世界经济或全球化经济的组成部分。中国经济与华人经济共谋发展，主要依靠全球通用的市场经济规律，入世后则要按照国际规章制度办事，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他们前来投资或采取其他的合作方式，而不是靠打“血缘关系”的底牌。鉴于此，华文媒体的相关言论与报道，应当更多地考虑到中国以及各国华人社会发展的大局，把握好分寸与尺度，避免授人以柄，造成难以挽回的负面影响。

总而言之，以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为起点，海外华人社会正在变得丰富起来；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媒体创办者的出现，也使海外华文传媒摆脱了相对单一的模式而逐渐趋于多元化。多元化固然是一个进步，但同时也会带来相互间在文化归属、价值取向以及终极目标诉求等方面的矛盾与冲突。面对这些发展中的问题，华文媒体应当采取更加理性的态度和更加策略的方式，增信释疑，消除彼此间的矛盾与冲突，消除外界对华人的误解与偏见，为华人社会的发展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

注释：

1尚玉昌、蔡晓明编著《普通生态学》，第3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2程曼丽著《海外华文传媒研究》，第95页，新华出版社，2001年。

3周南京著《华侨华人问题概论》，第58页，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年。

4见2005年1月26日《环球时报》。

52003年9月3日《福建侨报》转载美国《洛杉矶时报》报道。

62002年11月15日[和中网]：“最新统计：全加大陆移民约30万”。

72004年11月22日《华声报》。

8《世界华文传媒年鉴》（创刊卷），第63页，世界华文传媒年鉴社出版，2003年。

9中新网2002年10月23日。

华文传媒范文篇9

近年来，学者们习惯借用生态学（Ecology）的基本概念来研究新闻传播现象。笔者深以为然。因为解决好资源开发与环境系统的相互关系，是包括媒体在内的任何一个领域平衡发展重要前提。在此笔者还将引用生态学的一个核心概念——种群（Population），借以探讨近年华人人口结构的变化对华文媒体生存环境和未来发展的影响。

按照生态学的界定，种群是指栖息在同一地域中同种个体组成的复合体。1在自然界，种群是物种存在、进化和表达种内关系的基本单位，是生物群落或生态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引申到人类社会，种群可以界定为：在同一地域中有着相同的语言文字、文化归属、价值取向以及目标诉求的个体组成的复合体。也许这个界定容易使人联想到较为熟悉的“族群”(Ethnicgroup)的概念，客观地说，华人人口分布情况也可以用“族群”一词描述之。为什么笔者舍“族群”而用“种群”呢？

首先，本文探讨的是华人人口的世界性分布问题，而在大陆和台湾地区，学者对“族群”的解读和诠释各不相同。在台湾，族群是指人口构成的状态（如将岛内2300万人口分为闽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原住民四大族群），而在大陆地区，“族群”一词则是与“民族”、“家族”等联系在一起的。

其次，自“族群”一词出现以来，有关它的界定林林总总，但迄今为止尚无一个确定的、没有争议的定义。第三，“族群”一词虽然可以用来解释一国之内不同裔群之间的差别，却难以解释同为华裔族群的大陆移民与港台移民之间的差异。

鉴于此，笔者宁可采用为读者所不熟悉却也毫无歧义的“种群”一词，并赋予它引申含义。按照前述界定，从“种群”的角度出发，可以将海外华人的构成大体上分为三类：早期移民、港台移民和大陆新移民。

二

以下将对这三个种群的情况作一个分析。

（一）早期移民

虽然自秦汉起就有中国人流寓海外，唐宋至明，移居海外者逐渐增多，但华工移民的大量出现始于鸦片战争之后。这一时期，随着世界性资本主义市场的形成以及黑奴贸易制度的被废除，美国、东南亚、澳洲的矿场主、农场主以及铁路公司的老板开始从中国、印度、爪哇等地招募契约劳工，华工则是这支契约大军的主力。这些在清政府被迫解除有名无实的海禁之后漂洋过海的华工，就是本文所指的早期移民。

早期移民（以契约华工为主，也有一部分商人和知识分子）大都来自东南沿海地区。例如东南亚华人主要来自闽粤和客家地区，通行的是福州话、闽南话和广府话。美国最早的华人移民大多来自广东省，他们居留的旧金山因此被称为DaiFou（广东方言“大埠”，即大城市）。从早期移民家乡所在地和方言流行的情况看，这一时期的移民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的特征。这一特征也通过华文媒体体现出来。海外最早出现的华语广播机构——华人播音局（1933年4月30日创建于檀香山）就是用粤语播音的，其创设的初衷是“当地各国侨民多半都有以其本国语言（方言）发音的广播，而华侨却没有自己的母语广播，因此决定创办此台”2。可见，当时的华侨把粤语当作了华语，或是华语的代表。其后出现的华语广播电台，如美国旧金山的金星广播电台（1939年）、洛杉矶的华钟广播电台（1955年），都是用粤语播音的。马来亚早期的“金色广播网”和“银色广播网”也是用广东话和闽南话播出节目。

早期的中国移民大部分是未婚或已婚的青壮年男子。来到异乡后，出于生活和经商的需要，他们大多选择与当地妇女结婚。在东南亚各国，华侨与异族通婚的现象相当普遍；20世纪初期，纽约华侨人口的一半与异族通婚；在拉丁美洲和非洲华人社群规模较小的地方，与异族通婚更是屡见不鲜。异族通婚的结果是出现了众多的混血华裔。他们又依血统混合的具体情况以及教育背景和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在美国，华人（女性）与异族通婚，往往意味着她与当地主体文化的融合或被同化；而在东南亚地区，则有两种可能性：一是融合或同化于土著母系，二是融合或同化于华人父系3。既便是在后一种情况下，由于50年代中叶以后（此时华侨90%以上已入籍成为所在国公民）海外华文教育逐渐式微，其后代除少部分人受家庭影响还能讲华语之外，大多数已丧失了讲华语的能力。他们普遍接受当地教育或西方教育，对中华文化知之不多，祖籍国的意识也相当淡漠。即便是纯血统的华侨后裔，其第二代、第三、四代的情况也大抵如此。

（二）港台移民

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开始放宽移民限制，欢迎外国移民迁入，致使发展中国家人口大量移居发达国家。这一时期，中国大陆尚处“”中，伴随这股世界性移民新潮远涉重洋的主要是港、台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

虽然从宏观上讲，香港、台湾与中国大陆同宗同族（群），又是粤文化和闽南文化的辐射区域，但是从微观上看，它们在社会制度、文化环境、生活方式等方面与中国大陆多有不同，由此带来双方在政治理念、价值取向以及目标诉求等方面的差异。

香港原属广东省新安县（今深圳市），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将其割让给英国。在此后的一个半世纪里，中华文化与宗族国文化——西方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逐渐形成了它颇为独特的文化景观。在传媒领域，香港实行英式新闻自由，其现行报刊注册法例只管注册手续而不问报刊内容，给报刊以相当大的自主空间。受西方新闻理念和报业传统的影响，香港媒体在传递信息、引导舆论、监督政府、教育民众、提供娱乐等方面十分活跃。当处于“”中的大陆报纸上只有一种新闻——政治新闻的时候，香港媒体上已经有比政治新闻丰富得多的经济新闻、社会新闻、文化新闻、赛马消息以及林林总总、五花八门的娱乐报道。这种集各种时尚元素于一体的传媒文化被改革开放后的大陆学者称之为“商业文化”或“消费文化”（后来它更成为大陆地区“流行文化”的先导）。

台湾与中国大陆的渊源深厚而久远，在其2300万人口中，绝大多数是大陆汉族移民及其后裔。虽然中华文化构成了台湾主体性的文化内涵，使它区别于香港，但由于历史传统以及体制、制度方面的原因，双方在经贸、交通、旅游、文化等领域始终保持着互动关系，在报刊出版、影视制作等方面也是如此。

如前所述，六七十年代美国等放宽移民限制之后，大批的港、台移民来此定居（也有许多港、台留学生改变身份成为专业移民）。比之第一代移民，他们大多拥有较为雄厚的经济基础和较高的学历层次，有的在当地置办产业，有的进入硅谷发展。为了加强华人之间的沟通，为他们融入当地社会提供信息服务，一批以港台移民为对象的报刊创办起来。香港《星岛日报》在海外印刷、发行，台湾联合报系在美国创办《世界日报》，也始于此时。由于大部分华文报刊缺乏专业化的人才，凭借现有的采编力量满足不了读者对信息多方面的需求，于是他们纷纷采取一个共同的做法：除刊登本地新闻外，大量的信息从航寄来的香港报刊上剪贴、摘编，一时间，港台资讯充斥报间，港台作家与影视歌星轮替登场，从金庸到琼瑶，从刘德华到邓丽君都成为海外华人熟知的名字。华文报纸的版面风格也与港、台一脉相承，都是繁体字、直排、间有方言痕迹。其结果是，这一时期的海外华人社会和华文报刊上弥漫着浓重的港台文化气息。

（三）大陆新移民

六七十年代港台之风盛行的十年，是中国大陆关起门来搞运动的十年。这场运动几乎切断了中国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使得中国人不了解外部世界，包括港台在内的海外华人对中国（大陆）的了解也十分有限。1978年以后，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外派留学生的工作也全面恢复。自那时起，特别是8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出国留学、定居人员的数目不断增加，势头至今未减。据介绍，2004年有2200万中国人走出国门，是25年前的100倍4。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中（中国大陆）港台三地的海外移民结构开始发生变化。以港台移民相对集中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为例。在美国，从1991年到2003年，大陆移民人数每年递增3—4万，2002年中国大陆移民人数为61282人，台湾移民9836人，香港移民6090人5。1997年以前，香港是加拿大最大的移民来源地，从1998年起，中国大陆取香港而代之，成为加拿大最大的移民来源地。到2002年，加拿大的大陆新移民已近30万人6。不久前澳大利亚移民局公布的移民抵境统计数字显示，从1993年到2004年的10年间，中国大陆移民人数劲升（从2740人到8784人），台湾移民人数涨幅不大（从785人到881人），香港移民人数呈下降趋势（从3333人到1125人）7。除了美、加、澳之外，在世界其他地区，如南美洲、东欧、非洲等地，也有大陆新移民出现。

与老一代移民和港台移民不同，大陆新移民是和祖国一起成长的，和她一起经历了政治变迁，经历了传统文化解构与重构的过程。他们虽然来五湖四海，来自不同的方言区域，却以建立在北方方言基础上的普通话作为通用的标准语，以建国后推行的汉字简化字作为通行的文字符号。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代表的已不再是小区域文化，而是大区域文化。随着大陆移民人口的不断增加，随着港台、大陆移民数量的此消彼长，区域性中华文化在海外华人社会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局面开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也通过华文媒体反映出来。

从80年代末期起，就有大陆新移民创办的报纸出现，90年代以后，这类报纸的数量不断跃升。据统计，目前美国华文报纸近百家，其中三分之一以上为中国大陆新移民所办；加拿大约有30多家华文报纸，其中的70%为大陆新移民所办；80年代澳洲的华文报刊只有在悉尼出版的两三家，如今已达20多家，绝大部分由大陆新移民所办；日本现有华文报刊30余种，其中80%为中国大陆新移民所办8。与原有的“港台化”华文报纸不同的是，这些报纸大部分为横排、右行文，一些报纸使用简化字，在报纸风格、话语方式等方面更加“大陆化”。此外，这些报纸大量引用“新华社”、“中新社”的电讯稿或国内报纸、网站上的信息，大量报道与中国大陆有关的新闻，而这些新闻在以前的华文报纸上是不曾有过的。

三

综上所述，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大陆外派留学人员和出国定居人员数量的逐年递增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海外华人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过去相对单一的种群构成变为多元化的种群构成。在被称为纽约“第二华埠”的法拉盛，这种情形就非常突出。纽约的“第一华埠”——曼哈顿中国城向以广东人和福建人为主，通用的语言是粤语，东百老汇一带的华埠则是福建人的天下。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华裔人口迅速集中的法拉盛地区的华人则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澳门以及东南亚各地，他们虽然操着不同地区的方言，但通用的语言为“国语”（大陆称之为“普通话”）9。

新老三代华人虽然都来源于中华民族的大族群，但如前所述，他们的具体情况有很大的差异。第一代移民早已加入居住国国籍，成为当地民族——华族公民中的一分子，政治上认同于所在国。他们的后代在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日益本地化，与中华民族的深层关系所剩无几。在东南亚各国，这种情形比较普遍，许多国家曾对华人采取严格限制的政策，印度尼西亚等国还对华人采取强行同化政策，由此加速了华人与当地社会的融合。从华人文化的角度看，我们可以把这种情形称为“本土同化文化”。

港台移民中的绝大部分也加入了所在国国籍。作为当地的“少数族裔”，他们同样存在被主体文化同化的问题。但是由于他们所在的西方国家大都实行多元文化政策，对外来移民干预得比较少，这使他们在融入当地社会的过程中，较多地保留了固有的文化传统。从华人文化的角度看，我们可以把这种带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兼有中西杂揉色彩的文化称为“变异文化”。

大陆移民移居海外的时间最短，却是这个阵容最庞大的一支。他们来自中华民族的中心区域，与中华文化的主体部分最为接近，对它的认同意识也最强。在居住国落地生根以后，他们也会逐渐融入当地社会，但是这个融合过程将是曲折而缓慢的。从华人文化的角度看，这种来自中华民族大区域的、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存在发展的、带有明显的内陆特征的文化，可称之为“根文化”。

由多元化的种群构成带来的“本土同化文化”、“变异文化”以及“根文化”的同时并存，是200多年来海外华人文化史上从未有过的。这种“质”的变化，必将对以华人社会为基础的华文媒体的生存环境造成巨大的影响，迫使媒体经营者调整或改变原有的办报理念和模式，跟上时展的步调。以笔者之见，这种调整与改变应当在以下几个方面予以特别的注意：

第一，正视受众群体的变化

长期以来，海外华文传媒的受众群体较为单一：老一代媒体主要面向“本土化”了的老移民，六七十年代的港台媒体主要面向后来的港台移民。由于华人社会人口有限，报纸的辐射面和影响力也就十分有限。中国大陆的移民大军到来后，特别是以新移民为读者对象的报刊出现后，这种局限性就更加突出了。因为新移民报刊大量介绍有关中国大陆的信息，包括它的经济发展状况、市场运行情况、投资环境等等，这些信息不但为大陆新移民所需要，也为老一代移民和港台移民所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原有的报刊仍是一副老面孔，仍然恪守固有的套路，就会失去读者，被市场淘汰。所幸许多报纸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内容和版面的调整也在悄然进行中。例如美国的《联合日报》、法国的《欧洲日报》等创刊时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版面上时有反共言论，随着形势的变化，它们逐步转向中间立场，并开始刊登有关中国大陆的新闻。为了争取更多的读者，一些有着港台背景的报纸在版面风格上进行了调整，改直排为横排。如澳大利亚华文报纸《澳洲新报》原为香港《新报》的澳洲版，在悉尼独立出报后，90年代初期由直排改为横排。2002年2月9日，总部在香港的《星岛日报》一改创刊以来始终不变的风格，改直排为横排。3天后，《世界日报》也全面改为横排10。有着台湾背景的《世界日报》改为横排后，被一些人指责为“向左转”，这显然是冷战思维在作祟。笔者认为，《世界日报》等报纸版面的调整，是办报者顺应市场规律的自觉行为，而不是政治博弈的结果；至于报纸将来主要使用繁体字还是主要使用简化字，也只能由市场选择，我们应当以平常心看待这些问题，没有必要大力提倡，也没有必要横加指责。

总之应当看到，以接受可以统称为“国语”的标准语为共同特征的庞大的海外华人群体的形成，是华文媒体生存和发展的新的土壤。

第二，淡化华人之间的分野与矛盾

两岸三地华人同宗同源，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神州五号”升空华人同庆，“李文和间谍案”华人同愤慨，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但是，由于中港台移民所来地区不同，移民海外的时间不同，与中国关系或乡土观念的程度不同，文化、教育背景不同，加之大陆与港澳有一国两制问题，大陆与台湾有两岸关系问题，相互之间的矛盾、冲突与歧见在所难免。比如2004年发生在加拿大的“陈太风波”就是由时任多伦多警察总长顾问议会成员的陈林媛碧（60年代自香港移民加拿大）在接受中文媒体采访时，对大陆新移民颇有微词而引发的。新移民认为陈林媛碧“担心大量大陆新移民定居多伦多，会造成种族关系紧张”的言论，损害了大陆新移民在主流社会的正面形象，要求她向大陆新移民道歉。又如海外极小部分台独分子为了“去中国化”而发起运动，要求美国和加拿大的人口统计除华人之外，增设“台湾人”一项，也闹出了一场政治风波。尽管两岸三地的矛盾与分歧客观存在，但是如果将其在华文媒体上过度强调或过分渲染，不但不利于海外华人自身身份的认同，也不利于所在国对华人族裔的认同。拿台湾问题来说，对于中国政府而言，祖国统一是必须坚持的原则，不能妥协。但是绝大多数的海外台胞是反独促统的，即便有少数台独分子兴风作浪，也无碍大局。因此，没有必要把本土矛盾带到海外，以“独”或“统”为两岸移民划线。事实上，对于许多国家的主流社会而言，不论来自何方的华人，Chinese是他们的统称。在加拿大统计局的人口统计报告或是美加移民的研究中，中港台移民都归于华人，没有区分。因此，为了共树华人社会形象，共谋华人政治利益和地位，华文媒体应当尽可能少地强调“内部矛盾”，更多地展现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将“共性”的一面突出出来。

第三，不以“中华民族”一概而论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清末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海外华侨与祖国辅车相依、休戚与共。中国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中国革命的每一个进程，都会对华侨产生巨大的影响，都会引起他们强烈的回应。辛亥革命时期，海外华侨追随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不但踊跃捐款捐物支持民主革命，而且积极投身于国内的武装斗争；抗日战争时期，海外华侨表现出崇高的爱国情操，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全力支持抗战。从中足以看出海外华侨对祖国、对中华民族的向心力。二战结束以后，东南亚各国以及中、南美洲的一些国家开始推行民族化政策，迫使华侨在祖居国与所在国之间作出选择。其结果是绝大多数华侨选择了所在国国籍，成为外籍公民。外籍公民与华侨身份已有本质的不同。后者无论在血统上、政治上和法律上都属于中华民族的范畴，是中华民族在海外的延伸；而前者只在血缘上、文化上与中华民族有关系，在政治上、法律上则属于其他民族。华侨落地生根以后，出于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希望所在国政府和人民视他们为一家人，而不希望“称某国籍华人”11。考虑到华裔群体在一些国家发展的政治敏感性，这种主张应当得到尊重。事实上，直到今天，这种“政治敏感性”依然存在。例如数年前，当北京击败多伦多取得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后，一批华人欣喜万分走上街头庆祝，经媒体报道，引发了一场不小的风波。不但有主流社会对华人归属感的指责，也有华人社区内的不满，有人甚至在中文网络上攻击某些华文媒体的主办者为“中共特务”。“9.11”恐怖袭击以后，美加对移民的国家忠诚度更为重视，种族背景问题更显敏感。对此华文媒体的主办者应有足够的警觉。

第四，对华人经济的宣传应当适度

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在持续发展、稳步上升的基础上，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时期，在世界经济各项指标中的排名不断上升。与此同时，中国人外出学习、工作、旅游的人数越来越多，中国商品行销世界各地。加之以中国为祖籍国向外扩散的还有3000多万华侨华人，他们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地位不断提升。这些不但使世界华人倍感自豪与欣慰，也引起世界舆论的普遍关注。在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热切关注的同时，一些国家也生发出对中国的歧见与敌意，一时间“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华侨是中国的第五纵队”的说法也颇有市场。中国需要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这样的论调对她的发展显然不利。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一些华人学者和华文媒体对此缺乏足够的认识。当美国、日本的政界、学术界和新闻媒体积极地鼓吹和渲染“大中华经济圈”时，当美国学者暗示最终可能出现一个“华人共和联邦”时，他们受“民族自豪感”的驱使，也飘飘然附和起来，而没有意识到这种说辞的主要用意，是为了转移人们对美国和日本在东南亚地区扩张的视线，将矛头对准中国和“经济势力有所抬头”的华侨与华人。除此之外，一些学者和媒体还热衷于为华人的财富作估算和预测，夸大华人（华商）经济网络的作用，不经意间暗合了美日等国推销其后冷战思维的需要。应当承认的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华人经济的确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华商企业的成就也非常突出。然而华人经济不是独立存在的，它首先是所在国民族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世界经济或全球化经济的组成部分。中国经济与华人经济共谋发展，主要依靠全球通用的市场经济规律，入世后则要按照国际规章制度办事，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他们前来投资或采取其他的合作方式，而不是靠打“血缘关系”的底牌。鉴于此，华文媒体的相关言论与报道，应当更多地考虑到中国以及各国华人社会发展的大局，把握好分寸与尺度，避免授人以柄，造成难以挽回的负面影响。

总而言之，以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为起点，海外华人社会正在变得丰富起来；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媒体创办者的出现，也使海外华文传媒摆脱了相对单一的模式而逐渐趋于多元化。多元化固然是一个进步，但同时也会带来相互间在文化归属、价值取向以及终极目标诉求等方面的矛盾与冲突。面对这些发展中的问题，华文媒体应当采取更加理性的态度和更加策略的方式，增信释疑，消除彼此间的矛盾与冲突，消除外界对华人的误解与偏见，为华人社会的发展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

注释：

1尚玉昌、蔡晓明编著《普通生态学》，第3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2程曼丽著《海外华文传媒研究》，第95页，新华出版社，2001年。

3周南京著《华侨华人问题概论》，第58页，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年。

4见2005年1月26日《环球时报》。

52003年9月3日《福建侨报》转载美国《洛杉矶时报》报道。

62002年11月15日[和中网]：“最新统计：全加大陆移民约30万”。

72004年11月22日《华声报》。

8《世界华文传媒年鉴》（创刊卷），第63页，世界华文传媒年鉴社出版，2003年。

9中新网2002年10月23日。

华文传媒范文篇10

[论文摘要]面对新媒体的挑战和境外媒体的强势竞争，为了生存与发展，传统媒体凭借品牌优势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本文以目前中国大陆历史最悠久的晚报《新民晚报》为例，透析中国传统媒体在传播环境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区域扩张战略及媒体竞争力的辨识与培育，探讨其对中文传媒在海外传播系统中争取更多的话语权所带来的借鉴意义。

一、传播全球化时代的传统媒体

现代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新兴媒体对传统媒体造成强烈冲击。无论是互联网信息技术的交互性、信息的透明化，还是以报纸为代表的传统媒体的改版扩版，扩大发行，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传统媒体其传播方式与内容均出现了多种新的形式。传播分散化和现代媒体的全球化传播趋势给中国传统媒体既带来了挑战，也带来了机遇。传播媒介的全球化是指本地的产品节目可以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在传播全球化时代，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传统媒体走出国门，选择跨区域扩张的现实路径，在不同文化、国家和民族之间对话和交流的传播渠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创刊于1946年5月的《新民晚报》是中共上海市委直接领导的面向广大市民的综合性报纸。作为中国解放后的第一张晚报，该报在中国报业具有重要的地位，既是目前中国大陆历史最悠久的晚报，也是国内发行量最大、版数最多的晚报之一。作为中国具有代表性的传统老牌媒体，该报多年来秉持着“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办报文脉，力求报纸内容的可亲性、可近性、可信性和可读性。1996年11月9日，《新民晚报》美国版的创刊标志着中国大陆第一张跨出国门的地方性报纸迈入新的发展历程，体现了中国传统媒体应对竞争日益加剧的传播环境所做的艰巨的探索与超越。

二、《新民晚报》跨区域扩张的路径选择

1.战略动因——探索传统媒体发展的新途径

国内读者市场的日益饱和给传统媒体提出了新的挑战。上个世纪90年代中叶，新民晚报的报业规模、办报水平及社会影响力已与初创时的小型晚报不可同日而语。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日益发展，海外华人的日益增多，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为该报的跨区域扩张提供了机遇。相应的经济的持续增长，硬国力和软国力的提升带动了“汉语热”的兴起，国家战略也在积极推动中华文化在海内外的传播，这些扩大了对华文报纸的需求空间，形成了中国传统媒体国际化拓展的良好契机。

从传统媒体自身而言，经济体制改革下的报业正逐步实行自负盈亏的企业化管理模式。越来越多的传统媒体着眼于对著名品牌进行无形资产评估工作。著名品牌的无形资产评估不仅可以了解品牌的价值，还可运用这种无形资产创造出更多的价值。而跨区域扩张正可以借用主报的品牌效应，推动子报的成长。1994年8月29日《新民晚报》正式在美国注册成立了新民国际有限公司全权美国的发行广告及相关的经贸业务，以自负盈亏的方式探索以经营养报的新途径。

2.扩张方式——报刊系列化发展与跨区域扩张相结合

报刊系列化是报业发展走向一个新阶段的标志，是报业进行集团化运作所必须具备的一个基本构架。《新民晚报》以一张主报为龙头，一系列子报子刊为分支的组合形式实现了报刊系列化发展的策略。目前，该报已形成四报三刊的事业规模，报刊种类涉及新闻、体育、漫画、文学、学术理论等范畴。合理的结构和优化的报刊组合，促使了该报在国内市场的品牌延伸。此外，《新民晚报》主报还同步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18个国家和地区发行，遍及全球六大洲。

跨区域扩张不仅发挥了传统媒体的优势和影响力，还是惠及并助长了各分支媒体发展的有效方式。该报一是注重对子报子刊的品质、种类及其社会影响力的考察和选择。刊发时间既有日发报纸也有半月刊和月刊，做到了在时间上全天候、全程面向读者，与读者保持着密切联系。在隶属部门上，以主报的高品质确保编辑人员的素质及水平，并为进一步发展子报子刊提供了良好前提和基础。二是依托本报海外发行公司，与多家海外华文媒体联姻。作为一种适应性选择，该报依托新民国际有限公司自筹资金，拓展新的贸易关系、广告客户关系和广告网络，按照合作方的出版要求及当地华文读者的口味，选择稿件，提供信源，把“海外版”作为当地华文媒体新闻版和专副刊版的组成部分共同出版发行。同时在所有这些海外版中均设有一个“上海一周”版，多渠道地展示中国传媒形象。

三、由《新民晚报》看传统媒体竞争力的辨识与培育

1.编辑方针对媒体竞争力辨识的彰显

传统媒体的结构组合关系到媒体的规格和经营理念，影响到媒体的传播效果。编辑方针是媒体运做的指导思想和价值尺度。透过《新民晚报》可见中国传统媒体对自身竞争力辨识的嬗变轨迹。“以开展与提高人民文化生活为主，报道市政建设与进行时事教育为辅”到“短、广、软”再到“宣传政策，传播知识，移风易俗，丰富生活”，《新民晚报》对自身定位经历了“里弄里的报纸”—“飞入寻常百姓家”—“追踪时代风云，报道社会热点，传播欲知未知，提供精神佳品，深入千家万户，服务普通百姓”的流变过程，并最终形成了做为传统媒体的竞争力和价值指标判定体系。即第一，它代表主流价值观；第二，它代表大多数人利益，应该有较大发行量；第三，它被主流读者群所接受，被有文化、有思想、代表先进文化的主流读者群所认同。

2.传统媒体竞争力培育的措施表现

长期以来，服务性、大众化、消闲性是传统晚报的符号化价值。传统媒体存在的条件、性质和任务变化，决定媒体在不同传媒生态环境下培育竞争力的方法。《新民晚报》半个多世纪办报的优良传统和文化积淀使其形成“文化符号”、“外宣窗口”的代言性角色。面对激烈的传媒竞争，该报在国内市场以市民文化彰显传统媒体的核心价值观，巩固既有受众群。“《新民晚报》是一张办给广大老百姓看的市民报，其文化就是要体现海纳百川，雅俗共赏，既要有烟火味，又要有书卷气。”在国外市场，华人所到之处所形成的“中华文化圈”和强烈的“根”的意识以及乡缘文化的向心力，推动该报以“文化名片”、“乡缘文化”为编采理念，为实现传统媒体的跨区域扩张奠定了基础。这样一种文化积淀，构成了中国传统传媒在海外拓展的良好土壤。

四、结语

中华文明、乡缘文化的粘合力，是中国传统媒体开拓发展的根本。海外中文报刊在世界范围迅速扩大，已说明中国传统传媒在全球传播格局中，作为一支重要力量对话语权的争取，这达成了中华文化与文明向非中文文化圈扩散的效果，并最终促成了中国文化和地域文化的输出、交流与反馈。

参考文献：

［1］许向东.新互联网时代下的数字化报纸——传统报业发展路径探析.国际新闻，2006，12.

［2］黄凯健，高福安.现代信息技术对大众传播的影响.北京广播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