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负效应十篇

税负效应篇1

[关键词]税收负担；投资效应；消费效应；出口效应；储蓄效应

税收负担反映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税收分配数量关系，是一个国家税收政策与税收制度的核心内容，也是判别一个国家税赋轻重的重要指标。它在实质上反映与调节国家与纳税人的利益关系。税收负担效应是指政府课税多少对经济产生的不同反应与效果。税收负担过轻会影响国家财政收入，而税收负担过重则会损伤企业和纳税人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只有税收负担合理化，才能保证国家与纳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协调与和谐，才会对经济发展产生最佳的效应。研究税收负担效应，对我国税制的设计与税收政策的选择，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及应用价值。

由于税收负担效应主要通过税收的三大职能即筹集财政收入、调控经济运行、调节社会分配关系来实现，而税收的上述三个职能又具体贯穿和体现于投资、消费、出口及储蓄等重要的经济活动中，因而必须深入分析税收负担的投资效应、消费效应、出口效应及储蓄效应。

一、税收负担对投资的效应

税收负担对投资的效应主要表现为刺激投资与抑制投资两个方面。以往研究者一般把税收负担对投资的影响分为对政府投资的影响和对私人投资的影响，我们这里只研究税收负担对私人投资行为的效应。我们认为，征税是国家行为，国家投资也是国家行为，国家除了在一些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和重要国有骨干企业保留投资外，一般应退出逐利的投资领域，而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民间资本不愿意进入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上。所以，政府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投资是不需要用税收杠杆调节和引导的，而税收对民间投资的效应才是我们的研究重点。

相对政府投资而言，非政府行为的投资即企业投资和个人投资一般统称为民间投资。这类投资的基本特征是以投资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它与政府投资的目标有着原则性的区别，只要有获利空间，个人和企业就愿意投资。而政府投资有些完全是出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或者政治需要，经济效益的考虑是次于政治利益考虑的。税收对个人和企业投资的影响，可以是鼓励性的，也可以是限制性的，它主要是通过税收负担的高或低来推动不同时期和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政策目标的实现。

投资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各国政府一般都致力于扩大民间投资，并且利用税收政策来保持其持久力，延长其发展稳定期。特别是当经济增长缓慢、需要扩大投资时，在税收政策上常采取降低税率、扩大税收优惠和允许加速折旧等减轻税收负担的措施来刺激投资，比如企业所得税一般就充当这个重要角色。如果对资本的边际收入征税，可能使投资的边际收入下降，进而抑制投资行为；如果允许某些资本成本项目进行税前扣除，降低资本成本，则能鼓励投资行为。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任何旨在提高资本成本的税收措施，都将抑制投资的增长；而任何旨在使资本成本下降的税收优惠措施，都将刺激民间投资意愿。各国运用税收负担影响民间投资行为的方法通常有以下几种：

1　调整税率。调整企业所得税税率会直接影响投资人的所得税税负，企业所得税税负的高低又直接影响投资者税后利润的多少。企业所得税税率越高，可供投资人分配的税后利润越少；反之，投资人利润就多。例如，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就规定，对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低税率直接刺激了民间资本竞相发展高新技术。有人提出，税收对民间投资的影响最好是无影响，保持税收中性。如果政府不发挥税收杠杆的作用，不利用民间投资的逐利性，那么一些投资数额大、投资回收期长而政府又无力投资的项目，可能永远也无法进行。当然，如果不是需要政府发挥“看得见的手”作用的项目，还是要设计合理的税负水平，尽量减少税收负担对投资决策的影响，以充分发挥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

2　税收优惠。它是指根据国家一定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政策要求，对生产经营活动中的某些特殊情况给予减轻或免除税收负担。对应征税款依法减征称为减税，对应征税款全部免除称为免税，对外资企业还有再投资退税等方式，以达到刺激投资的目的。税收优惠可以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一是从时间上可划分为定期减免和不定期减免。前者限于在规定的期限内给予减税免税，过期一般不再继续享受减免照顾，比如对新办外资企业的所得税“免二减三”的政策。后者是对特定纳税人和特定征税对象在一定范围内给予的减税免税，没有固定的减免时间限制，比如对安置残疾人员及国家鼓励安置的其他就业人员所支付的工资，可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加计扣除。二是从性质上可划分为政策减免、困难减免和一般减免。政策减免是指配合国家有关政策所给予的减税免税，如对基础产业、农业投资所得的免税，对部分外商投资者投资所得的免税等。困难减免是指对纳税人因特殊情况纳税有困难而给予的减税免税。如汶川大地震后，国家对受灾地区的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营业税、房产税、契税、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印花税、车船税、进出口税等税收给予减免。一般减免是指其他一般性的减税免税。三是从与税法的关系上可划分为法定减免和非法定减免。前者指基本税法中明文规定的减税免税；后者指基本税法规定以外的由行政性法规规定的减税免税。减税是对投资者的所得少征一定比例的所得税，以达到鼓励投资的目的。再投资退税是政府将已经征收的税款，在投资者将投资收益进行再投资时予以退还，以鼓励其扩大投资规模。

3　折旧方法。从折旧方法来看，企业所得税中的折旧政策对投资具有较大的影响。在税法上允许加速折旧是鼓励投资的主要措施，如果所得税制度允许的折旧率高于实际应该折旧率，则企业的计税所得就会相应减少，企业所得税负就会减轻，投资人就得到了税收鼓励，从而可能加大投资。我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的固定资产由于技术进步等原因确需加速折旧的，可以缩短折旧年限或者采取加速折旧的方法。比如，软件加速折旧规定，企事业单位购进软件，凡购置成本达到固定资产标准或构成无形资产的，可以按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进行核算。内资企业经主管税务机关批准，其折旧或摊销年限可以适当缩短，最短为2年。再比如，特殊设备加速折旧规定，对促进科技进步、环境保护和国家鼓励投资的关键设备，以及常年处于震动、超强度使用或受酸、碱等强烈腐蚀状态的机器设备，经报国家税务总局批准，可缩短折旧年 限或采取加速折旧的方法。这些减轻税负的税收安排，较好地引导了民间投资的方向和领域，促进了国民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和优化。

与减轻税收负担对投资的鼓励效应相对应，加重税收负担对投资则有抑制效应。当经济发展过热，需要抑制投资时，国家可在税收上采取限制性措施，如提高税负、减少税收优惠和降低在税法上允许的折旧率，相应加大投资人的税收负担而使其减缓或削减投资。前几年为抑制房地产过热，国家通过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的方式控制建设规模；为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减少人们的储蓄，国家曾对存款利息开征20％的利息所得税；为控制“炒房团”对商品房价格的推升，国家出台了2年内转让房产征收20％的营业税以及个人所得税的规定，等等，这些都有效地发挥了税收负担对投资的抑制效应。

二、税收负担对消费的效应

税收负担对消费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税收负担的轻重会通过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对居民收入在消费和储蓄之间的配置产生影响；二是税收负担会改变不同商品的税后相对价格，税收的收入效应(减少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将降低消费者的消费数量，其替代效应将使得消费者对不同商品的购买量发生变化。也就是说，税收负担不仅会改变消费者的消费水平，而且会对消费者的消费和储蓄，以及不同商品的相对购买量等产生结构性影响(为了分析的简便，我们在此重点讨论税收通过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对消费水平和不同商品相对购买数量的影响)。具体而言，税收对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两个方面。所谓税收对消费的收入效应是指因为承担税收减少了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从而降低了家庭的商品购买量；所谓税收对消费的替代效应是指通过税负转嫁使得商品的相对价格上涨，出于节约费用的考虑，家庭会减少对课税或重税商品的购买量，而增加对无税或轻税商品的购买量，也就是用无税或轻税商品替代对课税或重税商品的消费。

实际上，收入水平是家庭消费决策的硬约束，理性的家庭会根据商品的价格高低，选择不同商品的购买量组合来实现效用最大化。政府的课税会直接或间接地拿走一部分收入，从而降低家庭的可支配收入水平。比如提高个人所得税税率就会直接减少个人收入；提高消费税税率会提高商品价格，间接增加家庭的购买支出，降低其实际收入水平。所以，在国家增加税负的情况下，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必然难以维持原有的消费选择，为了实现最大效应，它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减少购买量和消费量，即产生收入效应，要么对原有的消费组合进行调整，即减少对税率相对较高的商品的消费，增加对税率相对较低的商品的消费，也就是用一种商品替代一部分另一种商品的消费。

三、税收负担对出口的效应

当前，研究税收负担不能仅仅局限于在国内经济和市场条件下就税负论税负，还要以全球化视野来考量税收负担问题。事实上，税收负担的确定已经成为一国出口商品参与国际竞争的一个重要政策手段。

1　降低税收负担是提高本国出口产品竞争力的主要手段。在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现代社会，特别是我国加入wto后，在消除贸易保护和关税壁垒以及非关税壁垒的承诺下，灵活运用税收负担提高本国产品竞争力的主要载体是出口退税率。国家通过给企业退还整个流转环节的税收，使其产品以零税率或者低税率进入国际市场，以提高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同时，也促进了出口导向型国内企业的发展，增强就业吸附能力，为国家积累大量外汇储备。实践证明，降低出口企业的税收负担，也就是提高出口退税率，对促进我国外贸出口和经济增长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通过出口退税，不仅降低了企业的税负，而且能有效促进本国经济增长。突出表现在三方面：一是能扩大企业的海外市场，促进生产力发展。尤其是其产品在国内消费有限的企业，出口贸易能够给企业带来广阔的市场空间。在我国南方沿海地区，一半以上的中小企业依赖出口生存，这些企业的产品主要靠低廉的价格占有市场，如果不能以低税或元税价格进入国际市场，那么企业毫无出路可言。二是可以为经济增长积累必要的外汇储备。经济快速发展需要引进国外先进设备、技术和原材料等，外汇储备必不可少，扩大出口是换取外汇的重要途径。多年来，我国一直保持较大的贸易顺差，外汇储备连续多年位居世界前三，2008年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一。不管如何评价高额外汇储备带来的弊端，但实实在在的储备毕竟增强了我国的抗风险能力，提升了我国参与国际贸易谈判的话语权。三是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和国际分工。出口贸易为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包括信息资源的获取、技术人才的培养等。可以说出口贸易使一国的生产与世界联系起来，促进了生产力进步和经济增长。可见，税收杠杆是推动出口贸易增长不可或缺的有效工具。

出口退税还可以在世界范围内维护商品的公平竞争。因为各国税率千差万别，即使劳动生产率完全相同的两个国家也可能仅仅由于国内税负的不同而在同一产品的价格上有很大的差异，造成不公平竞争。只有退还出口产品在出口国国内生产和流通过程中已交纳的全部税金，使出口货物以不含税的零税价格进入国际市场，才能真正实现公平竞争。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曾对出口退税有过专门论述。他认为，商人和制造业者，不以独占国内市场为满足，却为他们的货物谋求最广大的国外销售市场。但由于他们的国家在外国没有管辖权，他们要独占外国的市场，简直是不可能的。所以，一般来说，他们只好请求奖励输出。在各种奖励中，所谓退税，似乎是最合理的了。

出口退税的主要税种为增值税。增值税是按增值额的大小实行多环节征税，无论产品经过多少环节，都可以计算出各环节所缴纳的税款，并采用发票扣税的办法，使每个环节所含增值税税款更加清晰，便于把各环节已纳税款核算出来退还给企业。通过税负杠杆降低出口产品的税负，对进口产品征税或者征收高额的税收，会较好地满足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需要。外贸比较优势原理告诉我们，进口产品必有一部分是属于国内短缺的资源和产品，而出口产品必有一部分是属于我国优势的产品，通过进出口贸易循环，不仅改善了国内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结构，还会产生经济总量扩张的结果。

总之，调整出口产品税负，对经济有深刻影响。第一，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国家对附加值含量不同的产品实行高低不同的退税率，发挥“税收诱因”效应，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第二，由于各地区出口占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不一样，不同产品出口退税率的差别，以及出口退税的政策倾斜等，也会影响到地区经济结构。第三，出口退税主要是针对增值税而言的，增值税为中央和地方共享税，在中央财政并未拿到全部税收的情况下，要求中央全部退税，会对中央和地方财政负担结构产生影响。

2　相机调整税收负担是提高税制竞争力的有力武器。从全球视野看，国际税收竞争(包括有害的国际税收竞争)已经成为一个主权国家权衡和调整税收负担的重要考量依据。全球化是21世纪世界经济最为突出的特点，各国经济跃过区域性的藩篱与壁垒在全球范围内竞争并寻求最佳资源配置。其直接的正面外部效应反映为全球经济总量的增长，但是对于税制的发展，却有着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就其积极意 义来看，全球化促进税制协调发展、鼓励各国拓宽税基、降低税率，进一步实现税收中性。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也有一些国家和地区专门吸引那些没有实际经营活动，纯粹为实现利益最大化而避税的公司前去“投资”。相关国家和地区为了保护自身利益，竞相降低税率，提供税收优惠，结果严重扭曲了贸易与投资方式，侵蚀了有关国家和地区的税基。在预算支出不变的情况下，税负向地域流动性较差的经济活动和要素转移，从而影响有关国家和地区税制结构的公平与合理，并对正常的经济活动产生负作用。

根据oecd的统计，从1985～1994年的10年间，西方7国在低税地区(主要是加勒比海地区和南太平洋岛国，一般被认为具有避税港性质)的外国直接投资增长了5倍。美国的海外投资在过去15年内增长了1400％。oecd认为，资本的流动和经济活动的位移导致税基国际化，从而动摇了有关国家的既定税收权益。有害税收竞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来的。

国际税收竞争的存在，使得主权国家自主改革税收制度和运用税收政策的能力不断受到侵蚀。国际税收竞争尤其是恶性税收竞争的目的是吸引非居民税基，把生产要素与经济活动引向本国。优惠的税收政策将会影响跨国企业的投资决策和经营地点的选择，从而使富有流动性的资本、人才和技术从高税负国转移到低税负国。因而，主动降低税收负担参与国际竞争，以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并防止资本外流，发展国内经济，增加就业，提高本国企业的竞争力，也是提升一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世界银行在对两类国家近20年的数据进行分析之后发现，那些选择通过向其他企业和公民征收较少税收收入进行竞争的国家，经济增长得更快，而选择高税收的政府和国家，其经济增长速度就要慢一些。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税收竞争使各国税制经历着某种趋同的过程，减税是其普遍采取的政策手段。对于已经加入wto的我国来说，为了进一步吸引外资和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对世界性税制改革的趋势和经验是必须认真考量的。

3　有升有降的税收负担有助于协调保护和开放的关系。伴随着关税水平的不断降低，国外的商品和服务正在大量进入我国市场，税收政策面临着开放和保护的两难选择。根据业已达成的双边或多边贸易协定，税收所能提供的保护是有限的，必须结合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进行有效的保护。要明确哪些行业具有比较优势，能够走向国际市场；哪些产业还不具备国际竞争的能力，但却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保护，才能使其最终走向国际市场；哪些产业目前还没有开发和生产能力，其国内需求主要依靠进口解决。然后，针对不同的行业制定不同的税收政策。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在我国一般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少数高科技产业，为了鼓励它们出口创汇和开拓国际市场，要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的出口退税政策，加快出口退税的进度，增加出口退税的指标；同时，给予高科技产业特别的优惠政策。如允许设立风险投资基金，并税前列支；对于那些不具备国际竞争能力的主导型产业，则应千方百计地利用一切可利用的保护性措施。当然，保护不是目的，而是要在保护的过程中谋求发展，最终使自己足够强大。以农业为例，加入wto以后，我国每年进口粮食的配额增加到2100万吨，配额之内实行1％～3％的低关税，配额之外继续实行高关税，但要逐步从以前的30％～40％降至14％～17％。由于我国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大大低于农业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这样势必会对国内农产品的价格和农民的收入造成冲击。如果按照国际比较优势的原则，我们似乎可以采取放弃农业生产、所需粮食从国外购买的办法。但是，我国是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不能指望别人来解决，这是一个粮食安全的问题，涉及一个国家主权不至于受制于人。因此，税收政策首先必须能够促使农民在生产的品种结构上进行调整，鼓励其提高科技含量，改良品种；其次，不断加大农业投入，强化支农惠农措施，大幅度增加农民收入。当然，按照国际分工的要求，一个国家没有必要生产一切它所需要的东西。因此，对于某些并非事关国计民生的弱质产业，政府可以放弃对它们的扶持；如果继续扶持，一方面政府将承担本来应由企业承担的风险，另一方面造成资源配置过度分散，不利于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形成。所以，在税收政策导向上，应尽量减少给予这些弱质产业税收优惠，充分发挥市场优胜劣汰的作用。

四、税收负担对储蓄的效应

税负效应篇2

【关键词】营改增；税负影响；商业银行

1994年中国实行财税体系的改革，确立了增值税和营业税并存的流转税制，对销售不动产、提供劳务、转让无形资产征收营业税，对销售动产、提供加工修理的劳务征收增值税，这是与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分工的进一步细化，增值税抵扣链条不完整导致的重复征税问题愈加突出，增加了企业发展和转型的负担。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央政府决定推行营业税改增增值税的改革，近年来先后下发了多个重要文件，不断增加营改增的试点范围，而本次国务院常务会议的决议，则基本实现了营改增行业的全覆盖。

一、营业税与增值税的区别

营业税与增值税的区别主要在课税对象、计税基础、是否可转嫁、影响会计报表方式等方面。营业税是对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和销售不动产的单位和个人征税，以销售额为计税依据，税负不可转嫁，属于地方税；根据收到的款项确认收入，通过营业税金及附加抵减收入来影响利润表；由于对营业额全额征税，流转环节越多，税款基数越大，重复征税。

增值税是对销售货物、提供修理修配和加工劳务和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征税，以增值额为计税依据，税负可转嫁，属于中央与地方共享税（中央75%，地方25%）；由于对增值额征税，税收与流转环节的多少无关，征税基数取决于增值额而非销售额，税款直接来源于下游购买者和最终消费者；要进行价税分离，确认的会计收入少于营业税条件下的会计收入，通过确认负债（应付税费――应付增值税）的形式影响资产负债表。

二、我国商业银行营改增的必要性

营业税和增值税如果同时存在就会破坏抵扣价值，不能充分发挥减少重复收费的作用。增值税优点颇多，对于资金的主体不会区别对待，具有一定的客观性，这样就能够给各各商业银行提供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平台，有利于银行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若要充分发挥增值税的优势，必须要广泛施行。但是，现行的税制在增值税方面的适用范围太过狭窄，其独特优点也就不能充分发挥。增值税是我国的主要税种之一，占到税收总额的三分之一左右。作为我国第一大税种，却仅是颁布了暂行条例，随着税收的法制观念增强，进行增值税的立法是势在必行的。两税并行制度的不合理和缺陷，已经无法适应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需要。在积极推进增值税相关立法的同时，也扩大增值税的征税范围。营业税和增值税两税并行的局面也造成了征税过程中的诸多不便。

金融业是现代经济的命脉，而商业银行是金融体系的核心，其营改增改革对上要衔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下要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型，因此更是备受业界瞩目。然而，金融业子行业众多，业务复杂，金融衍生品庞杂，被看做此次营改增最搞定的行业，没有之一。而国外实行对金融业征收增值税的国家并不多，此次中国能够对金融行业成功施行营改增方案的话，也将会成为其他国家的参照，并证明金融行业施行营改增的可行性。

三、我国商业银行营改增的难度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普遍适用的是5%的营业税，而确定下来的增值税额为6%，向上浮动1%。不过，按照整个行业税负只减不增的原则，销项税抵扣进项税成为减税的关键。

但是，能否顺利抵扣，遇到的挑战还有很多。

一是商业银行营改增的基本原理不是很清晰。如到银行办理汇兑，银行需要收取相应的手续费，这部分增值额需不需要纳税是一个问题。

二是进项税额抵扣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企业购买的原材料、零部件等有形实物无法开具发票，因此，这部分购进项抵扣也不是很清晰。

三是商业银行营改增后需要开具的发票量过于庞大，因此，存在人手不足的问题。

四是商业银行金融保险业营改增比较麻烦，因为金融保险业有各种各样的产品，如何构思将增值税套用到每一个产品上，目前还不清楚。

五是商业银行的业务问题很多，比如说贷款业务，由于36号文明确规定贷款利息支出不可进项抵扣，导致贷款服务利息收入实际上相当于按照全额征税。

六是系统改造问题，银行等金融机构业务繁多，都是通过系统处理的。征收增值税后各金融机构要重新更新系统，短时间恐怕很难做到。而且至今为止具体细则还没有出台。

四、营改增后造成的税负的影响

针对营改增后部分银行可能出现的税负上升，商业银行应该积极进行税收筹划进行合理避税，具体措施包括从销项端和进项端入手进行税负转嫁；拆分出不征收、免征收增值税的业务从而合理降低税负；以及将不能进项抵扣的业务外包给其他企业，以购进服务的方式取得增值税发票获得进项抵扣等。

（一）适用税率变动用对税负的影响

目前，商业银行营业税税率为5%，其计税营业额包括贷款业务收入、差价业务收入和中间业务收入，这三种业务中，贷款业务收入是商业银行业营业收入的主要内容，营业税作为价内税，其计税依据却是其经营金融业务营业收入全额，“营改增”后，财税部门考虑对金融保险业采取6%的增值税税率，因为增值税是价外税，其计税依据首先得换算为不含税收入，因此，虽然利率上升了1%，但相应的计税依据也有所减少。

（二）进项税抵扣对税负的影响

“营改增”后，与之相关的进项税也可抵扣，银行可抵扣的进项税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电子设备、办公设备及其经营的柜台等固定资产采购；

2.银行业信息技术系统所需的硬件和软件支出。尽管存在上述抵扣的进项税，但在实际业务中，有更多的成本支出将因无法取得增值税专用发而不能抵扣，不能抵扣的进项税。

五、结语

借鉴和参考国际成熟经验，逐步完善和优化银行业增值税税制设计应是中长期税改方向。对银行核心金融业务免税和对出口金融业务实行零税率应是中国金融税制改革的未来方向。但是，考虑到目前中国银行业息差为主的收益结构，短期内推行这一政策会对财政平衡带来较大压力，只宜作为长期改革趋向。

参考文献：

税负效应篇3

[关键词]宏观税负 国内生产总值 投资 消费 税收流失 税收征管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9）01-0096-06

一、引言

2007年全国税收收入完成49442.73亿元（不含关税、契税和耕地占用税），比上年增收11806亿元，增长31.4%。全国税收收入的增长规模首次突破1万亿元，再创历史新高。

而近年来，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却推出了一项又一项以减税为核心内容的税制改革：美国国会2001年5月26日通过了被布什称为“对付经济下滑的保险政策”的减税法案，宣布在未来10年内美国将减税1.35万亿美元；德国政府从推出1999-2001年间税制改革法案开始，近年来先后提出了多项以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和减轻私人税负为核心的税制改革方案；2000年2月加拿大政府宣布了约580亿加元的减税计划，并从2001年1月1日起，加拿大的个人所得税税率全面下调；法国2000年8月23日宣布了3年内（至2003年）减税1200亿法郎的方案；澳大利亚自2000年7月1日起，将企业所得税税率由36%降至34%，2001年7月1日再降至30%，同时减征资本利得税，个人持有1年以上的资产，其利得税减半征收。

国内学者的研究认为，“如果不在税收政策、税收制度等方面做出重大的调整，持续了12年之久的税收收入高速增长现象，仍将在‘十一五’时期延续，甚至表现出更加强劲的态势”。[1] 这样，我国税负是否过重的争论又一次被提起。

宏观税负通常有三个不同统计口径的衡量指标：（1）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谓之小口径的宏观税负；（2）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称为中口径的宏观税负；此处的“财政收入”主要是指预算收入或者决算收入，按统计术语包括税收收入和财政收入中的非税收收入。非税收收入包括国有资产经营收入等。（3） 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是大口径的宏观税负，而“政府收入”包括了预算内收入和预算外收入的总和。很明显，中口径宏观税负包括小口径宏观税负，大口径宏观税负又包含中口径宏观税负。

由于政府预算外收入不规范，难以获得统计数据，测算起来准确性不高，因此我们只对小口径和中口径宏观税负进行详细讨论。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税负的情况

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一方面经济高速增长，另一方面以税收为主体的国家财政收入也大幅度增长。税收对投资、劳动力和技术均产生影响，作为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和技术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远小于投资，因此我们假定税收主要通过影响投资来影响经济增长，这种影响具有双重性：在税前利润一定的情况下，税收负担提高，企业税后利润减少，则企业会减小投资率，使经济增长放缓，税收增长亦会随之下降；另一方面企业税收负担的适度提高可以筹集更多的财政收入，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从而提高资本的边际产出。抵消税收负担的增加，企业会增加投资率，推动经济增长，并最终带来税收收入的增加。值得指出的是，公共企业投资（政府预算投资）的主要来源也是国家税收。

如图1所示，1978-1995年，除了1980年和1981年两年间税收增幅曾经小幅超越GDP增幅外，我国税收收入的增长幅度基本低于GDP的增长幅度，此外1984年我国税收收入突然从947.35亿元增长至1985年的2040.79亿元，增幅接近115%，这一数据异常点的形成主要是因为我国在1984年10月实施了第二步“利改税”，同时颁布实施了六部新税收条例。1995年之后，税收增幅就开始超过GDP增幅，而且表现为与GDP同周期增长。从图1中可以看出，1997年之后，税收的增幅基本稳定在18%左右，围绕着18%随GDP波动，近年来逐渐超过20%。①

2007年我国的税收总额为49442.73亿元，占GDP的20%左右。从图2可以直观看出，税收基本上是以二次函数形式增长的，一年就上一个台阶。但是税收增长却不是平稳的，从图3（税收的一阶差分形式）可以看出来。图4是税收的二阶差分形式，在2000年前是平稳的，之后非平稳，说明税收增收的增速越来越大。

无论采取的是小、中还是大口径的统计方法，税收持续以超出GDP的增幅高速增长必定会带来宏观税负的上升。根据其定义，如图5所示，我们可以得到中国三个统计口径的宏观税负水平：

从图5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我国的宏观税负近30年来先是下降，在1996年达到最低点后反弹上升，其中从1985年开始，中、小口径宏观税负基本一致，目前与1987年税负水平相当，接近20%。从图1可看出，1993年GDP增幅高位回落，1996-1997年探底（6.25%）后回升，目前基本稳定在10%以上。另外，我国中小口径的宏观税负从1985年开始基本一致，意味着国家的非税财政收入比重变小了，国家财得越来越规范了。

从大口径宏观税负来看，其与中口径宏观税负差别主要在于预算外收入，最主要的是行政事业性收费。其自1994年大幅度下降后至2003年稳定在比中口径宏观税负高出5-10个百分点的水平上，而近年来的差距不到3个百分点，这说明政府的行政收费逐步规范，乱收费得到有效遏制。

至此，我们看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宏观税负，但这并不能说明这个税负是合适的。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简单的计量模型来进一步说明。

三、我国宏观税负的宏微观经济效应

针对中国目前的宏观税负水平，国内学者已经进行了很大量的研究，大致来说，有两种基本观点：第一，目前的宏观税负过高，应该减税。依据主要是税费负担过重挤占了作为投资和市场主体的企业的投资和技术改造实力和动力，而减税则对经济有促进作用。[2] 第二，中国近期的宏观税负的上升主要不是由于开征新的税种或者提高现行税率，而是由于国家采取建设金税工程为代表的一系列加强征管措施提高了征收率，因此，中国目前的宏观税负并不重。[1] 这些分析非常有道理，但确切的依据仍然有待进一步发掘。判断现期宏观税负水平合适与否的主要标准到目前还没有比较一致的结论，倒是对于税收增长背后原因有许多见解：传统的“三因素论”，包括经济增长、政策调整和加强征管，似乎难以完全解释我国税收的超经济增长现象，于是发展了“三因素论”的“多因素论”应运而生。[1] 尽管如此，具有很强说服力的数据证据还没有被发掘出来。

评价一个国家的宏观税负到底重不重，我们认为不应该单纯从政府的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来考察，而应该从其微观基础来考察，考察按国家规定税率纳税的市场主体的行为。如果该税率不能促进市场经济的规范和继续发展，就不是合适的税率。宏观税负过高表现为以企业为主的市场主体逐步退出市场，因为在现行税制税率下，企业不能获得足够的资本补偿；过低则表现为政府失灵，这时候，社会基础建设和社会一般公共服务的供应严重不足，企业同样会因为无法盈利而退出市场。应当指出，这里所说的宏观税负是指大口径的宏观税负，同时企业的税收负担受很多因素影响，比较重要的是征收率或企业的偷逃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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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口径的宏观税负能够真实地反映企业的负担水平，但由于很难获取其真实数据，并且预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很不规范，其对投资的影响也很不确定，故此较难研究其对企业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而小口径的宏观税负属于政府规范性收入，企业投资对税收的反应也较敏感，因此本文以小口径宏观税负代替宏观税负进行研究。

以下方程涉及的符号说明：

GDP――国内生产总值；

Tax ――当年的各项税收总和；

Pc――私人投资；

Bc――国家预算投资；

Conf――农村居民人均消费；

Incf ――农村居民人均收入；

Cont――城镇居民人均消费；

Inct ――城镇居民人均收入；

上面提到，税收通过影响投资直接影响经济的增长，且由于税收一般是通过预算安排现收现支的，因此我们用同期税收线性估计同期GDP，即

GDPt=a1+b1 Taxt（1）

如果（1）式成立，也就是说GDP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税收来解析，等价于GDP的增加值可以部分地由税收的增加值来解析。于是再构造以下线性模型：

DGDPt=a2+b2 DTaxt（2）

一般来说，根据IS-LM模型，国家的投资扩张会导致市场利率的上升，从而挤占私人投资，这就是挤出效应。假设挤出效应是线性的，有：

pct=a3+b3 bct （3）

理论上说，此处的系数β3应该是负的。

最后需要考察的是，现期的宏观税负是否影响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下面的分析中，用全国人均消费代替人民生活水平，假设它们之间存在关系：

利用《中国统计年鉴2007》、《中国统计年鉴2000》中1985-2007年数据对上述方程进行简单回归分析，得到以下回归结果：

由上述结果，我们可以发现，方程（1）、（2）是显著的，方程（3）、（4）、（5）只是部分显著。因此，可以认为税收是GDP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税收每增长1单位，GDP就增长5.70单位。再看方程（3），我们不能说明国家预算投资会挤占私人投资支出，反而有理由认为政府预算投资支出会促进私人部门投资的增长，也就是说政府预算投资并没有显著地引起利率的上升，这与实际也是符合的，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的利率都保持相对的稳定。

我们认为，当前私人投资增长主要是因为包括基础设施在内的经济环境日益改善，计量结果表明在此大环境下，税收增长和政府预算投资并没有对私人投资意愿产生严重负面影响。另外，目前政府预算投资主要方向是基础设施建设，而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无疑会改善投资环境，推动私人投资增加。

从方程（4）、（5）可以看到，消费与税收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但方程（4）的β系数不显著，方程（5）的β系数显著，也就是说税收显著影响城镇居民消费，但影响程度都很低。税收增长一个单位使城镇居民消费减少0.107单位，农村居民消费减少0.003单位。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主要受当期可支配收入的影响。而城镇居民则表现出良好的经济学特性，符合收入决定说以及生命周期说，受收入和上一期消费的影响。

注意到，上述的方程（1）、（2）在数据期间内在0.10的显著性水平上都没有发生结构性变化，等价于认为该方程所示的关系的稳定的。如果按时间序列模型估计税收收入，假设税收是时间的线性函数，满足下列关系：

Taxt=a6+b6t（6）

得到如下的回归结果：

Tax = -3230934.33 + 1624.38*t （7）

(-8.79)***(8.82)*** R2=0.796Ad R2 = 0.785

回归结果非常显著，拟合一般好，这个方程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对这个方程进行邹氏断裂点检测时，1985-2007年23年间的几乎所有年份都在0.01显著性水平下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也就是说尽管方程的系数统计量很显著，但税收和时间的稳定线性关系是不存在的。

这23年恰好就是中国改革开放最快的23年，检验结果表明每一年都发生了结构性变化，这也说明了税收收入与政府改革的力度和经济政策的高度相关性。举个例子来说，国家金税工程从1994年开始实施，自实施以来国家的增值税征收率的变化轨迹如表3所示：

根据我国税收与GDP、政府预算投资和私人投资以及社会人民生活水平的相关性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近年来我国宏观税负水平的提高并没有显著地影响企业自身的再投资和技术创新或者损害了社会公民的消费，而是通过增加政府预算投资和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促进了GDP的增长，我国的政府投资也没有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

最后，税收关于时间t的时间序列分析表明，现阶段的我国税收收入高速增长不是来自于税率的提高，而来自于政策变量的改变，如征管水平等。从税收跟时间的关系来看，我国目前的税负还没有达到稳定状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都不能判断目前我国宏观税负过重，而我国税收征收率的逐年提高，说明实际宏观税负与法定税负之间存在较大差距。

四． 相关政策含义

尽管实证结果表明目前我国的宏观税负并没有对经济增长产生严重影响，但企业偷税导致实际宏观税负并不等于法定税负，由于两者差距较大，前面部分税负的经济效应分析并不能反映其法定税负的真实情况。

据国内学者研究，我国每年税收流失额至少在4000亿元左右，其中1995年我国税收流失率高达42.56%，随着税务部门通过科技和管理手段不断强化征管，税收流失率逐年下降到2002年的19%，这表明我国税收流失状况逐渐得到遏制，但仍有近1/5的税收流失了。[3] 2003年9月至2004年1月，国家审计署审计了788户财务制度比较健全、管理相对较好的重点税源大户，发现788户企业中不实申报有364户，占46.19%，2002年少缴税款133.85亿元，2003年1至9月少缴税款118.94亿元，税收流失问题不容忽视。

企业偷税从多方面影响我国经济的健康运行，具体包括：巨额税收流失减少了财政收入，使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宏观调控的能力减弱；既耗费企业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也导致税收征管成本的增加；造成企业各种财务信息的扭曲，影响经济决策，导致决策错误；不符合公平竞争的原则，使合法诚信纳税企业和偷税企业之间税负不公，还可能因“从众心理”恶化整个社会信用状况。

只有减少税收流失，缩小法定税负与实际税负的差距，才能对我国宏观税负的真实情况做出一个合理判断。而要达到这一目底，我国政府必须从税收管理的法治和德治两个方面提高管理水平。

从法治方面看，首先要健全和完善税收法律体系，为遏止偷税提供法律保障；其次要规范税费结构，进一步缩小中小口径宏观税负和大口径宏观税负的差距，减轻企业负担；推行纳税评估并制度化，加大税务稽查和税收惩处的力度，使企业偷税得不偿失。

从德治方面看，税务部门在征税过程中要优化服务和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加强税款使用信用建设和税收宣传工作，建立企业纳税信用管理制度和纳税信用破产惩罚机制，并加强税收中介信用的建设。

[参考文献]

[1]高培勇. 中国税收持续高速增长之谜[J]. 经济研究，2006，（12）.

[2]安体富. 当前世界减税趋势与中国税收政策取向[J]. 经济研究，2002，（2）.

[3]易行健等. 我国逃税规模的测算及其经济影响分析[J]. 财经研究，2004，（1）.

[4]曾康华. 1978-2005年税收变动的实证分析[J]. 税务研究，2006，（4）.

[5]龙朝晖，霍东亮. 降低我国宏观税负的建议[J]. 税务研究，2005，（1）.

税负效应篇4

［关键词］企业所得税；技术创新；税收优惠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27-0037-02

1 企业技术创新的风险

(1)技术创新的高风险性。企业技术创新必须经过技术开发、中间试验和产业化等阶段,而这些阶段对应的技术竞争和失败风险、资金投入成本和市场交易风险都是由企业独立承担的。创新型企业客观上要求其他市场主体分散其一部分风险,事实上企业技术创新也确实激励了其他市场主体参与到企业技术创新中,并分担了其部分风险。

(2)技术创新的外部性。技术创新成功之后所产生的高收益,会诱导采取“跟随者战略”的市场竞争的模仿,从而使创新成果向社会扩散,致使技术创新成果的实际收益小于预期。技术创新者只是市场的参与者,没有能力阻止跟随者模仿和技术扩散,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创新型企业必然会期望通过市场之外的途径补偿其收益损失。

(3)技术创新资金的短缺性。如上所述,技术创新必须经过技术开发、中间试验、市场开发等阶段,越是到后期,资金投入越大。但是,技术创新活动的高风险性,会降低企业信用等级,成为了企业技术创新融资的主要瓶颈。

2 税收政策对企业创新风险的补偿及负面影响

(1)企业技术转让所得减免政策及负面影响。如上所述,企业技术创新具有多重风险,需要税收政策引导其他市场主体分散技术创新风险。出于这一考虑,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在一个纳税年度内的技术转让所得只要不超过500万元,即可以免纳企业所得税；如果超过500万元,也仅就超过的部分缴纳企业所得税,而且是减半缴纳。这一规定的主要目的是激励技术创新者通过向其他市场主体转让技术,而分担技术创新风险。

技术转让所得减免税的政策规定,尽管只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创新者技术转让所得的税收负担。但是,如果纳税人不转让技术,而独立实施技术成果的转化,则可以使自己免予纳税。也就是说,由于所得税因素的存在,技术创新者会选择独自承担创新风险,而不是分散风险,从而削弱抵抗创新风险的能力。

(2)税前补亏政策及对企业技术创新的负面影响。我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纳税年度发生的亏损,准予用以后年度的所得弥补,但最长不得超过五年。可见,我国税前补亏的所得税政策属于后转型的,企业某一纳税年度的亏损可以抵消其后的应税所得,而企业某一纳税年度的赢利却不可以抵消其之前年度的亏损。

从严格意义上讲,亏损后转不属于税收合理政策,之所以讨论该政策,因为创新型企业研发投入在前,效益在后,具有前期亏损后期赢利的特征,有限期的亏损后转办法对技术创新型企业明显不利,因为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效益递延的期限一般会超过五年。

(3)高新技术企业优惠政策及负面影响。为了对企业技术创新所存在的外部利益予以补偿,保护企业技术创新的热情,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标准的企业可以按减15%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

高新技术企业优惠政策确实可以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但是,这一政策的优惠对象是企业而不是特定的技术创新活动。也就是说,只要纳税人取得了高新技术企业资格,那么其非技术创新活动也可以享受技术创新活动的待遇,从而使税收优惠政策导向不明,弱化了税收政策的激励效应。

(4)利息支出所得税政策的负面影响。利息是企业经营成本的一部分,所以利息可以税前扣除。由于利息具有固定成本性质,所以,它能够为企业所有者创造杠杆利益。另外,由于利息属于企业所得的税前扣除项目,因而利息又具有税收屏蔽功能,为了防止纳税人非法避税,企业所得税法一般都会对债务利息的标准进行限制。我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向非金融企业借款的利息支出超过按照金融企业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部分不得扣除。这一规定限制了技术创新型企业的融资能力。因为技术创新风险比较高,往往需要向非金融企业融资,贷款利息不能完全抵扣,意味着利息的避税功能部分失效。

(5)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负面影响。为了鼓励企业增加科技投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允许企业为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按照实际研究开发费用的150%进行扣除,即按照研发费用实际发生额的50%再加计扣除。同时,企业所得税法又规定,加计扣除仅限于研发费用实际发生的纳税年度,如果该纳税年度的税前利润不足以加计扣除,未予扣除的部分不得向以后年度结转。如上所述,技术创新活动会导致企业赢利的不平衡,对于企业技术创新投资而言,在研发费用大量投入的年度,往往是低利润甚至是亏损的年度,难以提供足够的利润用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所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余额不准向以后年度结转的规定,同样会导致该政策部分失效,对于技术创新型企业更是如此。

3 对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调整建议

(1)允许企业亏损向前且向后无限期结转。企业亏损如果不能完全被已纳税利润弥补,等于是对纳税人亏损进行征税。因此,为了避免对亏损征税,企业的年度亏损弥补不应当受到限制,也就是说,任何年度的应税利润都可以用于弥补亏损,以保证亏损能够得到全额抵税。为此,第一,可以考虑将亏损弥补的期限向前无限期结转,即为纳税人设定负纳税义务,企业在亏损年度不但可以不纳税,而且还应当有权要求退还以前年度已经缴纳的税款；第二,可以考虑将亏损弥补的期限向后无限期结转,使企业所有的亏损都能够得到弥补。

税负效应篇5

一、税收效应理论及其对纳税主体的效应分析

经济学理论所说的收入效应是用来说明货币收入一定条件下，商品价格上升与实际收入变化之间的关系，即被迫购买价格已经上涨的商品等于减少实际收入，从而减少几乎所有商品的购买量。从税收角度而言，所谓收入效应是指由于课税或增税使纳税主体的收入发生变化，改变总体收入水平，使纳税主体境况变坏的效应。税收收入效应的大小由纳税主体的总收入与其缴纳的税金之比例，即平均税率所决定的。平均税率高，税收负担重，则对纳税主体的收入效应大；反之，则产生的收入效应小。一般来说，税收的收入效应不会对纳税主体“工作努力”产生妨碍，因为税收增加会使纳税主体收入减少，所以纳税主体为了取得更多的收入而不得不减少闲暇等其他方面的享受，能激励人们更加发奋工作。

经济学理论所说的替代效应是用来说明相对价格变化及其所造成的与私人支出模式变化之间的关系，即一种商品价格上升，而其他商品价格不变的情况下，用其他商品来替代价格上升了的商品。从税收角度来看，所谓替代效应是指由于政府实行差别税收待遇，使某种商品或劳务与另一种商品或劳务之间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导致人们改变对各种商品或劳务的选择，用一种不征税或少征税的商品或劳务来代替征税的或税负重的商品或劳务。替代效应是由税收的边际税率或边际税负所决定的，边际税率越高，替代效应越大；反之则越小。一般地，替代效应不利于鼓励人们努力工作，而会导致人们增加闲暇。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是税收对纳税主体产生的两大基本效应。收入效应反映了征纳双方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关系，也反映出税收对经济的激励作用。替代效应则表明，当课税超过一定限度时，人们通过逃避税收，会对经济产生抑制作用。著名的“拉弗曲线”揭示了税收负担程度的经济效应和财政效应，同时也是对税收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的最好证明，即，一定程度的税收负担既能保证税收收入，又对纳税主体产生收入效应，激励“工作努力”；税负超过一定限度，不仅不能取得最佳税收收入，反而产生较大的替代效应，激励逃避税收。政府课税必须兼顾财政需要和纳税主体负担能力或负担心理，既保证税收收入的极大实现，又维护纳税主体相应的合法权益，促进纳税人“工作努力”，力图淡化税收替代效应的负面影响。

二、税收调控理论及其对纳税主体的激励与制约

税收调控经济的职能及作用方式概括起来有两种：其一，税收自动稳定机制。税收自动稳定机制也称“内在稳定器”，是指政府税收规模随经济景气状况而自动进行增减调整，从而“熨平”经济波动的一种税收宏观调节机制。例如政府对所得课税，在经济衰退时期，纳税主体收入下降，即使不改变个人和企业所得税的税率，国家课征的所得税税额也会自动下降，并且在累进税率的作用下，税收减少的幅度大于纳税主体收入下降的幅度，从而增加社会总需求，起到反经济衰退的作用。相反，在经济高涨时，纳税主体的收入上升，国家征收的所得税相应自动增加，并且在累进税率的作用下，税收增加的幅度会大于个人和企业收入上升的幅度，从而抑制社会总需求，减缓经济活动的过度扩张。其二，相机抉择的税收政策。相机抉择的税收政策是指政府根据经济景气状况，有选择的交替采用减税和增税的措施，以“熨平”经济周期波动的调控政策。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政府根据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对比状况，以及总供给与总需求内部结构的分配状况，通过增税或减税措施，以及税负差别待遇，调整人们的收入分配状况和消费水平，进而刺激或抑制消费和投资欲望，包括扩张性的税收政策和紧缩性的税收政策。比如，在经济衰退时期，实行减税措施，通过相对增加市场主体的可支配收入，刺激消费需求增加，推动生产规模扩大，刺激经济复苏，从而促进国民收入恢复到充分就业水平；在经济繁荣时期，通过增税措施，相应减少人们的可支配收入，抑制私人消费和投资需求，从而扼制社会总需求，防止经济过热。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调控方式的选择要求遵循“黑箱原则”，即要求把受控的经济主体作为一个“黑箱”看待。调控方式一般只考虑四个基本问题，即：（1）税收政策的制定；（2）税收政策与实施结果之间的关系；（3）受控经济主体整体的行为反应；（4）适时调整税收政策。具体来说，就是税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并不深入到企业内部，过问企业内部的具体经济情况和特性，而是针对经济主体的整体状况和国家的政策目标来制定税收政策和组织实施，对所有的经济主体产生同样的效力。

三、税收效应及税收调控理论——税收筹划的理论依据

由税收效应理论和税收调控理论的基本描述及其对纳税主体的影响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政府课税应兼顾财政需要和纳税主体的利益，税收筹划是纳税主体的合法权益的体现。

税收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理论表明，政府课税应有一个合理的限度，必须兼顾财政需要和纳税主体的利益，税收制度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权威才能真正得以确立，税收才能取得财政、经济的最佳效应，这是依法治税的前提。国家通过合理、完善的税收制度，依法治税，既保证国家的税收权益，也依法维护纳税主体依法纳税后的合法权益。纳税主体在依法纳税的前提下，对经营、投资、理财活动筹划和安排，取得的任何经济利益，包括节税收益，归根结底属于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依法治税是税收筹划合法性的前提。

2.税收对经济的调控与影响来自于纳税主体对课税的回应，税收筹划是纳税主体对税收的正向回应。

税收调控理论表明，只要税收存在，就必然对经济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来源于纳税主体对课税的回应，包括正向回应和负向回应。政府利用税收调节经济实质上是通过税收利益差别来引导纳税主体行为使之产生正向的影响，实现一定的社会、经济目标，因而政府不仅注重如何制定税收政策。而且更关注纳税主体对税收政策的回应。就纳税主体而言，既然外在的税收环境存在利益差别，不从中作出筹划或抉择显然是不明智的。就课税主体而言，运用税收调节经济旨在通过纳税主体对税收利益的追逐来实现调控目标，而纳税主体追逐税收利益的途径有逃税、避税和税收筹划，其中，逃税和避税的主要后果是导致政府税收流失，是政府所反对的；税收筹划则对经济产生直接影响，这种影响是好是坏，取决于税收制度是否合理。税制合理，税收筹划对经济产生正向影响；税制不合理，税收筹划则产生负向影响。因此国家可以利用的只有税收筹划。也就是说，税收筹划不仅对纳税主体是必要的，对实现税收调节目标同样也是必要的。税收筹划本身与税收政策导向是一致的，它有利于税收政策目标的实现。

3.税收调控范围和手段划定了税收筹划的范围和途径。

税收上的利益差别，使得税收负担具有弹性。从纵向看，在不同经济时期，国家选择实施扩张性或紧缩性税收政策，使不同时期的税收负担具有弹性；从横向看，国家在地区之间、产业之间、产品之间乃至行为之间，实施不同的税收政策，也使税收负担具有弹性。由于税收调控纳税主体行为是通过弹性税负来诱导纳税主体行为的，因此在税收负担有差异或有弹性的领域里，税收筹划是可行的，是有利可图并且是安全的，是国家所鼓励、所利用的。而在税负无弹性的领域，税收筹划则是无为的、无效的，纳税主体减轻税负的行为，只能是逃税或避税。这也表明，如何根据税收政策找出弹性税负，才是税收筹划的根本途径。

4.税收调控方式决定了税收筹划是纳税主体获得合法税收利益的唯一途径。

税收通过外在税收环境刺激或制约企业的行为选择，使企业适应税收的变化，形成对所有的经济主体总体上一视同仁的激励与制约机制。这表明税收调控并不针对具体的纳税主体，不同的纳税主体所面临的是同样的税收环境。在市场经济中，纳税主体要想获得合法的税收利益，只有通过税收筹划才能实现，而企望得到国家的个别优惠是不现实的。同时，国家税收政策也将根据调控目标与政策实施结果的状况作出新的调整，这就要求企业税收筹划应及时与税收政策变动作出相应的配合，与时俱进地更新税收筹划的内容与方法，而不是一成不变的。由于税收政策的变动，某些今天看来行之有效的税收筹划方法，明天则可能是偷税行为。

四、影响税收筹划的税收因素分析

分析影响税收筹划的主要因素目的在于：把握税收筹划的必要程度，即纳税人在财务规划中把多大精力放在税收筹划上是适宜的；了解税收筹划大致范围和可能达到的程度有多大，节税潜力如何；能带来最大节税利益且又最简便易行的途径何在以及税收筹划所应考虑的其他相关因素。

影响企业税收筹划的税收因素可概括为四个方面：

其一，税收负担水平。税收负担水平包括宏观税收负担和微观税收负担水平。从宏观上看，衡量一国税负高低的公认指标是税收总额t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从微观上看，衡量一个纳税人的总体税负一般不是单纯以某一税种的税负来衡量，而是以企业资本回报率即资本收益率来评价，资本收益率是净收益与利息支出之和同投资总额之间的比值。通常情况下，税负越轻，资本回报率越高，税负越重，资本回报率越低。

税收负担水平对税收筹划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首先，税收负担水平决定税收筹划的广度和深度。如果宏观税负和微观税负较低，企业税负可以承受，纳税人就没有必要精心筹划节税策略。因为如果进行税收筹划还要花费一笔节税成本，而所取得的税收利益对资本回报率影响又不大，此时税收筹划的必要性就大打折扣。但是，如果宏观税负和微观税负水平高，税收则成为影响资本回报率的重要因素，是否实施节税策略结果是完全不相同的。其次，国家间税收负担水平的差异，影响跨国纳税人的投资决策。由于国际市场上不同国家或地区同类商品税负轻重不同，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所得税税负水平也有高低之差，相应的投资回报率也相当之悬殊，所以跨国纳税人在实施经营和投资过程的税收筹划时，往往青睐于税负低的国家或地区。

其二，税负弹性。税负弹性是决定税收筹划潜力和节税利益的关键因素。税负弹性越大，税收筹划的余地和可能的节税利益就越大，税收筹划就越有利可图。在一次性总额人头税制下，由于不具有税负弹性，不产生替代效应，纳税人就没有税收筹划的余地。而在多种税、多次征的复合税制下，各个不同的税种各有不同的弹性，为税收筹划提供了条件和空间。其中，主体税种由于覆盖范围广、税源大、税法规范相对比较复杂，其税负的伸缩性就较大，成为税收筹划所瞄准的主要税种。

税负弹性取决于税种的构成要素，其中主要包括税基、扣除项目、税率和税收优惠。由于税基的宽窄、扣除的大小、税率的高低以及税收优惠的多少，都有较大的弹性幅度，因此各税种构成要素的弹性大小就决定了各税种的税负弹性。一般而言，所得税的税负弹性要高于其他税种，也就成为税收筹划的主要税种。

其三，税收优惠。税收优惠是国家税制的组成部分，是政府为了达到一定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目的，通过给予一定的税收利益而对纳税人实行的税收鼓励。税收优惠反映了政府行为，是通过政策导向影响人们生产与消费偏好来实现的，也是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重要杠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不把实施税收优惠政策作为引导投资方向、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就业机会、刺激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加以运用。

税收优惠对于纳税人来说，是引导其投资方向的指示器。充分运用税收优惠政策是税收筹划的重要内容之一。它既方便、又安全，而且税收利益非常可观。

税负效应篇6

【关键词】社会保障社会福利负所得税公平效率 

一、负所得税理论研究现状20世纪,尽管负所得税制度未能得到实施,但负所得税理论的研究却达到了一定的水平。60年代末,以费里德曼和托宾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负所得税概念,在经济学者中引起了强烈共鸣,美国曾于尼克松政府提出一项家庭救济计划,采用了负所得税概念,但终未实施。探讨负所得税的公平收入效应现还仅限于理论分析,且负所得税计划最终不一定改变低收入者的收入状况,但提高低收入者的福利水平是肯定的。

(一)负所得税的概念

  负所得税即负值的所得税,是一项对那些收入低于一定水平的人们提供自动支付的计划,亦即根据低收入者的收入状况来确定生活保障数值的大小。可见,负所得税实质上不是一种税,它不是政府取得财政收入的来源。而是政府转移支付的一种方式,政府通过负所得税以解决贫困问题,提高低收入者的福利水平,从而实现财政分配的公平性原则。举例来说,假如负所得税率为100%,贫困线是每人年收入1000元,若某成员税前收入为600元,则政府转移支付款额为400元。如果该成员税前收入为700元,则政府转移支付款额为300元,以此类推。如果成员的税前收入超过1000元,则负所得税(政府转移支付额)为零,他将成为所得税的纳税人。由此可以看出,居民个人收入越高,它所得到的转移支付就越少。所以,负所得税计划,旨在对低收入者维持最低收入水平,以减少个人收入过份悬殊而形成的不公,具有公平分配效应。

(二)负所得税的收入效应

  低收入个人在取得负所得税补助时,他的总收入水平将有所提高,产生收入效应。在较高的总收入情况下,闲暇变得更为昂贵,随着收入的提高,人们会更多地消费闲暇,即他将额外收入的一部分用于购买闲暇。由于引入负所得税计划,个人的收入水平不仅提高了,而且其闲暇时间相应延长,他的福利水平可能大大提高。基于负所得税移动了受益者的预算线,使受益者在政府的转移支付以后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无差异曲线,整体福利水平增加。

(三)负所得税的替代效应

  负所得税也可能表现为替代效应,提高劳动的相对价格。在没有负所得税的情况下,低收入者每增加1元,其总收入就多1元;但在负所得税情况下,他收入每增加1元,负所得税补助减少t元,即总收入增加了(1-t)元,这将导致当事人以闲暇替代劳动,产生替代效应。尽管负所得税使得受益者位于较高的无差异曲线上,福利水平提高了,但受益者的货币收入以及政府的转移支付均有所下降。由于受益者处于较低的收入水平,其边际替代率亦较低,即负所得税的替代效应是不明显的。整体而言,负所得税提高了低收入者的福利水平,改善了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状况。

二、建立负所得税制度的必要性

  一个完善的制度,其适用范围应是全方位、多层次的,且针对的对象在客观上是平等的。如果制度的本身具有很大的选择性,那么制度的实施结果必然出现不确定性,必将影响制度的公平性。

(一)所得税制度的缺陷

  所得税制度的安排是以“公平性”为出发点,按照“量能负担”原则,对企业和个人所得进行调节,目的是减少收入悬殊。目前我国现行所得税体系包括企业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所得税制虽经多次调整与完善,但就个人的所得税而言,现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一是“劫富”不“济贫”,调节有限。作为收入政策,个人所得税按纳税能力大小设计赋税标准,亦即其主要对富人产生较大的分配效应,对低收入者却缺乏影响力。如果一个人的应税所得在起征点以下,则增加扣除、加大宽免、降低税率等措施对该纳税人来说,均无实际意义。二是收入来源复杂,难以计征。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实行个人申报和单位代扣代缴相结合方式。对于收入来源于同一个单位的,其约束机制是明显的,如果收入来源于多个单位,且都不足起征点的,则计征完全依赖于纳税人的高度纳税意识。三是实行超额累进税率,临界点附近不公平现象严重。尽管超额累进税率比金额累进税率的税负轻,但仍然不能克服其自身的不公平,尤其在临界点附近,税额的增长超过了应税所得的增长,与公平税负相矛盾。

(二)社会保障制度的弊端

  作为财政的转移支付制度,社会保障是对贫困家庭和穷人提供帮助,现行的保障制度包括的范围有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贫困救济、残疾人救济、以及自然灾害救济等,尽管考虑的因素包括了诸多方面,但公平性仍显不足。首先,保障支付均有特定的项目和约束,保障对象本身具有确定性。事实上,一些贫困家庭因不属特定对象不能得到应有的资助,而另一些家庭保障水平高,但符合多个特定项目,而可能获得较多的补助,从而形成新的不公。其次,纯粹的支付制度,会使劳动供给带来负面效率,社会保险有可能促使退休年龄的低工资收入者及早退休。如果低收入者在退休后,能够通过社会保障机制获得足够数额与其继续工作所获报酬基本相同,或者他所得到的养老金接近甚至超过他过去支付的社会保险税负时,社会保障机制可能导致“提前退休”,而医疗保险同样能致使“小病大养”、“无病呻吟”;而失业救济标准较高,救济时间过长,可能诱使一部分人“主动失业”。再次,存在定额补助下“临界点”附近的不公平现象。如假定一个贫困家庭补助的标准为年收入4000元,补助额为800元,当有甲乙两个家庭的年收入恰好分别为3900元和4100元,甲家庭经补助后的总收入为4700元,而超过了未补助的乙家庭的4100元,而形成了新的社会收入分配不公。

 

(三)社会福利政策陷阱

  福利体制本身与它的市场经济基础相矛盾,给效率优先的市场经济体系带来许多新问题。一是社会保障费用的增加,会给财政收支带来压力。西方国家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社会保障费用负担过重是形成庞大预算赤字的主要原因之一,特别是经济不景气时使国家不堪重负。二是福利要求高税收,令企业国际竞争能力削弱。福利的突出现象是老龄化严重,形成宠大的供养人口,支付日益增加的养老金,不仅要求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且在职劳动者的税收也要增加。三是失业率增加,“福利病”膨胀。自1990年以来,西欧主要国家的失业率一直在上升,其与福利制度不无关系。另外,福利作为收入再分配方式,没有起到一份收入带来一份效率的作用,国民生活行为更多地倾向于依赖国家,养成了福利病。

  无论是收入政策还是支出政策都有负面效应,所得税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单独使用均会带来公平与效率的损失,为此,必须研究并解决它们的联系效应,即建立“收———支”内部联系,实现所得税制度、社会福利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结合。

三、负所得税理论模型

  负所得税制度本质是政府为了解决贫困问题,通过引入累进机制对低收入者和低收入家庭提供生活援助。从宏观看,它较好地解决了财政分配的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实现了社会产品分配机制的完善。下面以图示说明。横轴代表税前所得,纵轴代表税后收入,e为均衡点,ye为均衡收入,该点表示个人不向政府交税,政府也不必向个人提供资助。若个人收入高于均衡收入,如yz>ye,即进入正税区,个人应纳税额为(yb2-yb2’);反之,若个人收入低于均衡收入,如y1<ye,即进入负税区域,个人可从政府那里获得补助额(yb1-yb’1)阴影部分为正税或负税支付区域即支付制度。

(一)负所得税的理论框架

1 最低生活保障收入(w)。指维持个人或家庭最低生活标准的收入,通常以家庭为核算标准,有两种方法供选择。一是根据家庭人口来确定整个家庭的最低保障收入水平;二是根据每个人的年龄来决定整个家庭的最低保障收入水平,前者操作简便,后者更近公平。

2 家庭应税所得(y)。它是指一个家庭在应纳税期限内的所有所得,包括货币收入和实物收入所得。此项所得统计,采用个人申报、单位上报制度与定期检查制度相结合。

3 税率或福利补贴减少率(r)。指等于最低生活保障收入与收支平衡时收入水平之比,即r=w/wo,于是负所得税的模型可表述为yb=w-ry。从该式可以看出,一个家庭的应税所得越高,它所得到的现金转移支付就越少;但是,实际上额外收入每增加1元,现金支付的减少不会达到1元。所以,负所得税计划,旨在对低收入个人给予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所得,以缩小个人收入与平均收入水平的差距。可以说,个人收入越低,收入补偿越大;若个人收入为零,他得自政府的这项补偿则最大。

(二)负所得税的特点

1 效率提高。即福利水平提高。低收入个人在得到负所得税补助时,他的总收入将有所提高,产生了收入效应,在较高的总收入情况下,他可能同时消费更多的闲暇时间。由于引入负所得税机制后,个人的收入不仅提高了,且其闲暇时间也有所增加,他的福利水平可能会大大提高。

2 公平分配。由于负所得税实行了自动累进机制,消除了定额补助下临界点附近的不公平现象与负激励作用,因而改善了社会保障机制,使公平和效率均有所提高。

3 管理便利。计划使贫困救济在管理上更方便有效,它改变了现行福利制度中现金和物品救济并存,申请手续复杂等问题,同时又将社会福利政策与国家税制连接起来,克服了社会福利政策与国家税制在管理上脱节的不足。

4 标准统一。现行的社会保障有许多具体项目的约束,往往收入水平低而最需要补助的家庭得不到应有的补助。而负所得税仅就对象的收入水平为依据,具有普遍性、一般性和货币化;受惠者还可以按自己的偏好选购商品。

  在负所得税体制下,对低收入阶层来说,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福利政策对劳动供给的不利影响被大大缓解了,且低收入者的福利水平大大提高,其行政管理费用亦较低,实为兼顾公平与效率的“良策”。但负所得税本身亦存在许多不足。如由于地区的差异,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负所得税制度;随着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变动,边际税率需要经常调整,以及福利制度的改善对工作意愿有一定的消极作用等。尽管负所得税制度的贯彻实施有一定的技术难度,但通过试点后予以推广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郭庆旺《当代西方税收学》,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年11月版。

2 国家税务总局《西方税收理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4月版。

税负效应篇7

    【关键词】社会保障社会福利负所得税公平效率 

    一、负所得税理论研究现状20世纪,尽管负所得税制度未能得到实施,但负所得税理论的研究却达到了一定的水平。60年代末,以费里德曼和托宾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负所得税概念,在经济学者中引起了强烈共鸣,美国曾于尼克松政府提出一项家庭救济计划,采用了负所得税概念,但终未实施。探讨负所得税的公平收入效应现还仅限于理论分析,且负所得税计划最终不一定改变低收入者的收入状况,但提高低收入者的福利水平是肯定的。

    (一)负所得税的概念

    负所得税即负值的所得税,是一项对那些收入低于一定水平的人们提供自动支付的计划,亦即根据低收入者的收入状况来确定生活保障数值的大小。可见,负所得税实质上不是一种税,它不是政府取得财政收入的来源。而是政府转移支付的一种方式,政府通过负所得税以解决贫困问题,提高低收入者的福利水平,从而实现财政分配的公平性原则。举例来说,假如负所得税率为100%,贫困线是每人年收入1000元,若某成员税前收入为600元,则政府转移支付款额为400元。如果该成员税前收入为700元,则政府转移支付款额为300元,以此类推。如果成员的税前收入超过1000元,则负所得税(政府转移支付额)为零,他将成为所得税的纳税人。由此可以看出,居民个人收入越高,它所得到的转移支付就越少。所以,负所得税计划,旨在对低收入者维持最低收入水平,以减少个人收入过份悬殊而形成的不公,具有公平分配效应。

    (二)负所得税的收入效应

    低收入个人在取得负所得税补助时,他的总收入水平将有所提高,产生收入效应。在较高的总收入情况下,闲暇变得更为昂贵,随着收入的提高,人们会更多地消费闲暇,即他将额外收入的一部分用于购买闲暇。由于引入负所得税计划,个人的收入水平不仅提高了,而且其闲暇时间相应延长,他的福利水平可能大大提高。基于负所得税移动了受益者的预算线,使受益者在政府的转移支付以后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无差异曲线,整体福利水平增加。

    (三)负所得税的替代效应

    负所得税也可能表现为替代效应,提高劳动的相对价格。在没有负所得税的情况下,低收入者每增加1元,其总收入就多1元;但在负所得税情况下,他收入每增加1元,负所得税补助减少t元,即总收入增加了(1-t)元,这将导致当事人以闲暇替代劳动,产生替代效应。尽管负所得税使得受益者位于较高的无差异曲线上,福利水平提高了,但受益者的货币收入以及政府的转移支付均有所下降。由于受益者处于较低的收入水平,其边际替代率亦较低,即负所得税的替代效应是不明显的。整体而言,负所得税提高了低收入者的福利水平,改善了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状况。

    二、建立负所得税制度的必要性

    一个完善的制度,其适用范围应是全方位、多层次的,且针对的对象在客观上是平等的。如果制度的本身具有很大的选择性,那么制度的实施结果必然出现不确定性,必将影响制度的公平性。

    (一)所得税制度的缺陷

    所得税制度的安排是以“公平性”为出发点,按照“量能负担”原则,对企业和个人所得进行调节,目的是减少收入悬殊。目前我国现行所得税体系包括企业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所得税制虽经多次调整与完善,但就个人的所得税而言,现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一是“劫富”不“济贫”,调节有限。作为收入政策,个人所得税按纳税能力大小设计赋税标准,亦即其主要对富人产生较大的分配效应,对低收入者却缺乏影响力。如果一个人的应税所得在起征点以下,则增加扣除、加大宽免、降低税率等措施对该纳税人来说,均无实际意义。二是收入来源复杂,难以计征。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实行个人申报和单位代扣代缴相结合方式。对于收入来源于同一个单位的,其约束机制是明显的,如果收入来源于多个单位,且都不足起征点的,则计征完全依赖于纳税人的高度纳税意识。三是实行超额累进税率,临界点附近不公平现象严重。尽管超额累进税率比金额累进税率的税负轻,但仍然不能克服其自身的不公平,尤其在临界点附近,税额的增长超过了应税所得的增长,与公平税负相矛盾。

    (二)社会保障制度的弊端

    作为财政的转移支付制度,社会保障是对贫困家庭和穷人提供帮助,现行的保障制度包括的范围有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贫困救济、残疾人救济、以及自然灾害救济等,尽管考虑的因素包括了诸多方面,但公平性仍显不足。首先,保障支付均有特定的项目和约束,保障对象本身具有确定性。事实上,一些贫困家庭因不属特定对象不能得到应有的资助,而另一些家庭保障水平高,但符合多个特定项目,而可能获得较多的补助,从而形成新的不公。其次,纯粹的支付制度,会使劳动供给带来负面效率,社会保险有可能促使退休年龄的低工资收入者及早退休。如果低收入者在退休后,能够通过社会保障机制获得足够数额与其继续工作所获报酬基本相同,或者他所得到的养老金接近甚至超过他过去支付的社会保险税负时,社会保障机制可能导致“提前退休”,而医疗保险同样能致使“小病大养”、“无病呻吟”;而失业救济标准较高,救济时间过长,可能诱使一部分人“主动失业”。再次,存在定额补助下“临界点”附近的不公平现象。如假定一个贫困家庭补助的标准为年收入4000元,补助额为800元,当有甲乙两个家庭的年收入恰好分别为3900元和4100元,甲家庭经补助后的总收入为4700元,而超过了未补助的乙家庭的4100元,而形成了新的社会收入分配不公。

    (三)社会福利政策陷阱

    福利体制本身与它的市场经济基础相矛盾,给效率优先的市场经济体系带来许多新问题。一是社会保障费用的增加,会给财政收支带来压力。西方国家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社会保障费用负担过重是形成庞大预算赤字的主要原因之一,特别是经济不景气时使国家不堪重负。二是福利要求高税收,令企业国际竞争能力削弱。福利的突出现象是老龄化严重,形成宠大的供养人口,支付日益增加的养老金,不仅要求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且在职劳动者的税收也要增加。三是失业率增加,“福利病”膨胀。自1990年以来,西欧主要国家的失业率一直在上升,其与福利制度不无关系。另外,福利作为收入再分配方式,没有起到一份收入带来一份效率的作用,国民生活行为更多地倾向于依赖国家,养成了福利病。

    无论是收入政策还是支出政策都有负面效应,所得税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单独使用均会带来公平与效率的损失,为此,必须研究并解决它们的联系效应,即建立“收———支”内部联系,实现所得税制度、社会福利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结合。

    三、负所得税理论模型

    负所得税制度本质是政府为了解决贫困问题,通过引入累进机制对低收入者和低收入家庭提供生活援助。从宏观看,它较好地解决了财政分配的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实现了社会产品分配机制的完善。下面以图示说明。横轴代表税前所得,纵轴代表税后收入,E为均衡点,Ye为均衡收入,该点表示个人不向政府交税,政府也不必向个人提供资助。若个人收入高于均衡收入,如Yz>Ye,即进入正税区,个人应纳税额为(Yb2-Yb2’);反之,若个人收入低于均衡收入,如Y1<Ye,即进入负税区域,个人可从政府那里获得补助额(Yb1-Yb’1)阴影部分为正税或负税支付区域即支付制度。

    (一)负所得税的理论框架

    1 最低生活保障收入(W)。指维持个人或家庭最低生活标准的收入,通常以家庭为核算标准,有两种方法供选择。一是根据家庭人口来确定整个家庭的最低保障收入水平;二是根据每个人的年龄来决定整个家庭的最低保障收入水平,前者操作简便,后者更近公平。

    2 家庭应税所得(Y)。它是指一个家庭在应纳税期限内的所有所得,包括货币收入和实物收入所得。此项所得统计,采用个人申报、单位上报制度与定期检查制度相结合。

    3 税率或福利补贴减少率(r)。指等于最低生活保障收入与收支平衡时收入水平之比,即r=w/wo,于是负所得税的模型可表述为Yb=w-rY。从该式可以看出,一个家庭的应税所得越高,它所得到的现金转移支付就越少;但是,实际上额外收入每增加1元,现金支付的减少不会达到1元。所以,负所得税计划,旨在对低收入个人给予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所得,以缩小个人收入与平均收入水平的差距。可以说,个人收入越低,收入补偿越大;若个人收入为零,他得自政府的这项补偿则最大。

    (二)负所得税的特点

    1 效率提高。即福利水平提高。低收入个人在得到负所得税补助时,他的总收入将有所提高,产生了收入效应,在较高的总收入情况下,他可能同时消费更多的闲暇时间。由于引入负所得税机制后,个人的收入不仅提高了,且其闲暇时间也有所增加,他的福利水平可能会大大提高。

    2 公平分配。由于负所得税实行了自动累进机制,消除了定额补助下临界点附近的不公平现象与负激励作用,因而改善了社会保障机制,使公平和效率均有所提高。

    3 管理便利。计划使贫困救济在管理上更方便有效,它改变了现行福利制度中现金和物品救济并存,申请手续复杂等问题,同时又将社会福利政策与国家税制连接起来,克服了社会福利政策与国家税制在管理上脱节的不足。

税负效应篇8

业绩、树新形象。通过梳理**市国税局落实“两个减负”的经验得失，分析当前经济形势下推进“两个减负”的困难和阻碍，秉承科学发展的理念，对今后的工作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

一、回顾——盘点“减负”现状

自20**年5月全国纳税服务工作会议召开以来，**市国税局认真贯彻落实会议精神，结合自身实际落实“两个减负”，通过各岗位自我挖掘、各科室协调配合，在优化纳税服务，提高征管效能上取得了显著成效，征纳关系和谐度和社会满意度明显提高。

（一）合理设置办税窗口。

根据有关规定，我局结合征管实际对办税窗口进行了整合，只设立“综合服务”、“发票管理”、“车购税管理”三类窗口。同时提供“一窗多能”和“一窗通办”服务，纳税人在一个窗口就可以办理税务登记、纳税申报、发票认证、发票领购等多项涉税事宜，避免了重复排队，有效减少了纳税人排队等候的负担。

（二）全力打造“一站式”服务。

实行“首问负责、内部流转、协调专管、限时完成”的一站式服务，精减多余环节，优化办税流程，压缩办税时间，坚持办税服务厅集中受理纳税人到税务机关办理的各种涉税事项。对纳税人办理涉税事项所需资料，实行“一次性”告知；对资料齐全的涉税事项，予以“一次性”办结；对于网上流转的待批文书，取消纸质文书内部流转审批。有效解决了纳税人办税“多头找、多次跑”和税务机关“重复找纳税人”的问题。

（三）全面推行多元化申报。

积极推行网上申报、电话申报、短信申报、双定户批量扣款、网上认证等多元化、信息化申报方式，使纳税人纳税申报、财务会计报表等信息迅速、准确地导入征管信息系统，减少纳税人往返国税机关及在办税服务厅排队等候时间。对于长期选择多元化数据电文申报方式报送涉税资料、数据质量较高的企业类纳税人，施行按年度报送;对于银行批量扣款方式的个体“双定”户，凡未超定额均不再要求报送纸质申报资料；企业所得税季（月）度预缴申报只采用电子申报方式。实现纳税人“足不出户，轻松纳税”，同时大大减轻办税服务厅工作人员的劳动负荷和工作压力。我局多元化申报率不断提高，截至目前应申报903户，多元化申报757户，多元化申报率达83.83%。

（四）清理简并办税资料。

我局结合实际全面清理简并纳税人报送资料，坚持纳税人同一涉税资料原则上只报送一次，可以在软件中查询到的信息不重复报送，简并后不影响征管工作质量的涉税资料不要求报送。例如：办税服务厅对纳税人财务会计报表不再分税种而是统一报送、统一采集、统一录入，按照“一户式”存储要求进行管理。再如：对纳税人第一次提供的有关证件复印件，经审验留存备查，将相应信息及时录入“一户式”电子档案，发生变更时及时更新，彻底避免了纳税人重复提供各种证件复印件的负担。又如：个体工商户办理税务登记，根据纳税人提供的附报资料采集、录入综合征管软件信息，直接打印《税务登记表》，经业主签字确认即可，无须再手工填写表格。这些措施的采取有效降低了征纳成本，为广大纳税人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方便。

（五）开展人性化特色服务。

一是落实首问责任制；二是实行值班长制度，集中处理纳税人的意见或建议；三是坚持一次性告知制度，对纳税人办理手续齐全的涉税事项立即办理，手续不齐或不符合法定条件的，一次性完整、准确地告知；四是严格纳税服务时限承诺制度，承诺办理涉税事宜的具体时限，能缩短的尽量缩短，尽最大努力减少纳税人的办税时间；五是开辟纳税服务“绿色通道”，为重点税源、残疾人、孕妇、军人等特殊纳税人提便捷服务；六是实行全程服务，为纳税人提供包括受理、承办、回复等环节的完整服务；七是推行提醒服务，通过电话、手机短信、电子邮件等方式，主动提醒纳税人按时申报纳税，减少纳税人不必要的损失；八是提供午间服务，专门为不能在正常时间办税的纳税人办理涉税事宜；九是实行电话预约服务和上门服务，对于验旧发票、领购发票、认证发票等业务，纳税人都可以通过电话预约服务，并可根据实际情况提供上门服务。截至目前，我局已有10余户发票使用大户享受了预约上门验旧发票服务的便利，累计验旧发票1500逾本。

二、思考——分析“减负”瓶颈

虽然在落实“两个减负”的道路上，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摸索、不断前进，但还是时常感到力不从心。是什么阻碍了我们前进的方向？是什么束缚了我们前进的脚步？是什么制约着我们前进的速度？减负的潜力还有待于进一步拓展和挖掘，我们必须找到问题之所在，然后直面挑战，努力的去攻克。经过广泛而深入的调研，走访纳税人了解一手信息资料，召开税企座谈会和干部座谈会倾听心声，我们找到了影响减负增效的突出问题。

（一）思想意识的缺位。

我们每个税务干部都知道“两个减负”，但是真正能带着这种意识去工作的人却寥寥无几。减负的手段不是凭空制造的，而是从基层、从税收征管一线中发现并提炼出来的。而我们的干部在抱怨工作压力大、业务繁琐时却很少去积极主动的思考纳税人减负的需要，很少去总结自身岗位减负的需要。减负意识的缺乏和淡薄是最深层的制约，束缚了各个层面、各个环节减负工作的落实和减负实效的提高。

（二）实效评估的缺位。

一项措施的推行，不是以实施为终结，而是要在实践中不断检验、不断修订、不断完善的。目前出台的各种减负措施各单位的执行力度不一，缺乏相应的监督管理和成效评估，使减负工作一直处于游离状态。究其原因一是减负工作牵涉各单位、各部门，人人有责，却没有人切实负责；二是减负工作还存在重形式、轻实效的症结，停留在表面没有深入；三是对减负措施一味机械的执行，缺乏思考、疏于分析、忽略总结。所以这些减负措施的推行，到底减轻了谁的负担，减轻了多少负担，是否符合实际需要，是否提高了征管效能都没有结论。减负不应停滞在决策上、制度上、形式上，而应该是动态的、发展的、确有实效的。

（三）系统完善的缺位。

综合征管软件的上线和运行是税收征管工作信息化和规范化的新纪元，但它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例如目前发票管理岗位发票的交旧验旧工作需要按月录入，不仅每月开具发票的份数和票号都需要进行手工计算录入，还要分别计算每月开具发票的不含税金额和税额，有的个体工商业户一本商业销售发票25份可以使用两年甚至三年，工作人员要把这一本发票的信息录入系统相当耗费时间，虽然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还是没能很好的解决这一问题，，类似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征管一线的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发现问题，依靠自身的力量、依靠一个单位的力量、依靠“软环境”的改善仍无法有效解决时，应及时提交上级机关调查研究，核定成本，集中人力资源进行跟进完善，例如小软件的开发。

（四）税法宣传的缺位。

虽然我们积极利用每年的税法宣传月、宣传日进行集中宣传，在日常税收工作中也不断强调加强税法宣传，但从结果上看我们的宣传并不到位。很多纳税人来办理纳税事宜时还非常迷茫，有的甚至分不清国税、地税和工商业务的归属。我们宣传的内容是不是纳税人迫切想了解的？我们宣传的方式是不是纳税人普遍欢迎的？我们宣传的结果是否让纳税人感到满意？这些问题都没有答案。目前的税法宣传只是为了宣传而宣传，不是流于形式，就是急功近利，并没有成为辅助和推动税收征管工作加速前进的有效手段。

（五）联动机制的缺位。

“两个减负”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但我们在实践中往往容易忽略这一基本规律，割裂了“两个减负”的内在需求。一是横向联动机制缺位，基层单位之间的减负经验缺乏交流，相同或相近的共性困难，却在各想各的办法，不能共享好的做法，这本身就是一种资源的浪费；二是纵向联动机制缺位，上下级之间仍缺乏沟通，基层单位在不违反法律和程序的前提下努力为纳税人减负，必然会对现有的工作流程、工作要求进行或多或少的变革，这些变革直接关乎各项排名指标和考核检查，而上级单位并没有及时了解、及时分析、及时调整，导致减负与考核的脱节、给纳税人减负和给基层减负的脱节，从制度上挫伤了基层干部、基层单位减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大家宁愿按部就班，也不敢冒风险推陈出新了。

三、展望——勾勒“减负”前景

（一）改变观念，就从现在开始。

一句话、一个提醒、一次会议都有可能改变我们长久以来固守的观念。这次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平台，让我们珍惜这一次思考和探讨的机遇，就从现在开始改变观念，认清“两个减负”的实质，从心底深处、意识深处去接受和理解，并为之奉献我们的热情和才智。“予人玫瑰，手有余香”，我们给他人减负也会给自己减负，减负本身就是一举两得的。基层税务干部为纳税人着想，简化办税程序，优化纳税服务，切实给纳税人减负，其实相应地也会减轻自己的工作压力；上级给基层减负，简化考核程序，优化考核指标，切实给基层减负，其实相应地也会减轻自身的负担。落实“两个减负”是当前构建“大征管”格局的必然要求，我们每个人都已经被纳入“大征管”格局中，所以我们每个人也都应该为减负做贡献。改变观念是第一步，落实行动才是关键，减负应贯穿到我们税收执法和纳税服务的始终，并渗透到每一环节中去。落实“两个减负”是当前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对我们税务干部提出的新要求，我们一定要用实际行动去落实好、贯彻好。虽然在减负的过程中并不会一帆风顺，可能有反复、有失败，但我们应该相信我们所做出的努力不会白费，每一次小小的付出在时间的检验里换来的都是更大的回报。

（二）畅通机制，激活蝴蝶效应。

减负不应闭门造车，各岗位、各科室、各单位、上下级之间都应该加强交流沟通，及时共享，做到链接灵活、反应灵敏。要畅通机制，使减负在系统上下产生“蝴蝶效应”，营造一个岗位的做法迅速得到推广，一个单位的经验迅速得到普及，上下级之间回应迅速的良好局面。做到共性的问题集中解决、共同开发，避免人力资源和减负成本的重复浪费。目前我们自主开发的一些小软件在减负和增效上已经取得了成功的经验，这是“可圈可点”的减负措施，除此之外我们更应该注重挖掘那些存在潜力、等待开发或者尚未成型的减负“苗头”，使之得到确定、清晰和完善，使纳税人的需要得到极大的满足，使基层的一些好的想法、好的做法得以实践，使上级单位在对基层落实减负时有的放矢。

（三）税法宣传，用好减负法宝。

税法宣传是我们提高纳税人对税法遵从度、构建和谐征纳关系、落实为纳税人减负，实现事业科学发展的最有效法宝，所以我们的税法宣传应以科学性为指导，以实用性为出发点，以有效性为归宿，不走过场，不流于形式。

1.税法宣传应该宣传什么？

第一，要始终坚持宣传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获得更多纳税人对纳税义务的理解和支持，并不断普及纳税的意义；第二要经常普及宣传纳税的最基本流程，使纳税人对于哪些业务到国税部门办、怎么办、找谁办做到心中有数；第三要及时宣传新的税收政策，使纳税人随时了解、随时掌握国家政策的调整，并能对自己经营业务的影响做出准确的判断。

2.税法宣传应该怎样宣传？

一是充分利用好税法宣传月、宣传日等活动加强集中宣传，拓展宣传面；二是纳税人来办理涉税事宜要主动宣传，除了让纳税人了解这一次、这一项业务之外，更应该将相关事项和今后应注意的事项、遇到问题应该怎样与我们联系、与谁联系一一向纳税人介绍，尤其要落实好首问责任制和值班长制度，为纳税人答疑解惑，在为纳税人排忧解难中做好税法宣传；三是做好上门宣传，将税法宣传自然地融会贯通到户籍巡查、日常检查、纳税评估中去，只要造访纳税人都应该时刻谨记税法宣传的责任，纳税人问到的我们要说清楚，没问到的我们应该主动解释、提前告知。

3.税法宣传应该达到什么效果？

举一个例子，同时有两个纳税人到办税服务厅办理发票业务，一个纳税人咨询新领购发票需要提供哪些资料、经过哪些手续，另一位纳税人抢在工作人员前面一一给他进行了解答，而且丝毫不差。这就是我们要追求的效果——让每一个公民都成为税法宣传的火炬传递者。我们的税法宣传一定要建立长效机制，切实做到以点带面、以月带年，重点抓好每年4月的税法宣传月，形成声势，扩大影响，提高全社会对税法的认知和自觉遵从度。同时要讲宣传税法融入到日管工作中去，一起实施，一起落实，使税法宣传形成习惯，我们税务干部不仅要做严格的执法者，也要做好税收工作的宣传者。

虽然从短期内、表面上看税法宣传似乎增加了我们的工作量，但从长远和实质上看，税法宣传是落实纳税人减负和税务干部自身减负最根本的出路，也是我们的税收事业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虽然我们不能要求纳税人像我们一样熟知税收法律法规，但我们每天哪怕只赢得一个纳税人的理解和支持，也许明天就赢得了一个家庭、一个行业、一个片区。一盏盏迷蒙的灯亮起来，必将照亮我们构建和谐征纳关系的康庄大道。

（四）换位思考，抓住减负的秘诀。

如果你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参与到减负工作中去，就请从换位思考开始！如果你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还能做什么，也请从换位思考开始！换位思考是每个人、每个单位落实减负、做好减负的秘诀。只有换位思考才能获得目标，惟有换位思考才能取得成绩。

作为基层干部应该时常把自己设想成纳税人，或者把纳税人设想成你的亲人或者朋友，然后你就会发现其实还可以给纳税人提供更优质便捷的服务，减少更多的负担。同时，科室之间要不遗余力的加强沟通、协调和配合，增强大局意识，在衔接紧密地执行力中减少内耗，减少负担，促进和谐，实现增效。

所谓的上级和下级永远是相对的，作为上级在指导、考核基层时，应该设想自己是基层单位，或者回想一下自己被检查或考核时的感受，那样你就会发现作为相对的下级我们都希望有这样的上级——第一，当我不知道怎么办时，它会给我明确的指导，而不是给一个模棱两可的答复，或者承诺随后答复便杳无音讯；第二，年初没有布置的工作，年底却要检查，上级应建立科学规范的评价体系，正确界定征纳双方的责任归属，我们都希望各种排名指标和考核标准是事先公布并可以预见的，是明确规定并可以估量的，让我们心里踏实，奋斗有劲头；第三，杜绝临时性或重复性报送报表、数据等资料，上级单位应加强信息的归口管理，建立信息资源管理和使用长效机制；第四，切实解决“文件多、会议多、评比多、检查多”的问题，上级开展各种调研不应只走形式，只带走问题，却没有反馈；第五，由于上级原因长期疏于监管、没有规范的工作突然开始翻旧帐，要求大整顿。作为基层单位都欣然接受各项工作不断规范，却很反感拿今天的标准去弥补昨天的漏洞，任何的法律和标准都不应溯及既往，况且这种弥补缺乏真实性，浪费成本，毫无意义。上级应善于将具有长期性、周期性的工作任务融于税收征管的日常工作之中，不搞突击检查。

目前我们国税系统对质量与效率的考核和执法规范的监督越来越完善，但是在实践中这些考核指标的设计与实际运行存在着一定的偏差，需要不断的完善改进，要对考核指标实施动态的管理，才能切实发挥出对工作促进的积极作用。虽然我们每年都在修订，但是对于基层反映的一些难点、热点问题，还是缺乏有效的措施，指标的优化滞后于工作的需求，形成矛盾，应该切实的抓好解决好。

（五）降低成本，整合服务资源。内外联动切实降低税收成本，提升征管效能。

1.内部——压缩成本，打造“多层汉堡式”工作理念。

结合我局相对于其他县局业务种类较多、纳税户数较多、情况较为复杂的实际，提出“多层汉堡式”工作理念，即用更少的成本，解决更多的问题，创更优的服务，实现更理想的效能。例如：实施合并调查，对于一次下户能够办结的调查、检查事项坚决一次办结，将税务登记、税种登记、资格认定、个体双定业户定额核定、普通发票领购资格等项目一次性合并调查，有效避免多头重复安排内容相同的调查和检查给纳税人造成的负担。

2.外部——加强与地税、工商等部门的协调，取得政府的支持，尤其要加强国、地税协作。

税负效应篇9

关键词：企业筹资　税务筹划

税收已成为现代经济生活中的一个热点。不论是企业法人还是自然人，只要发生有应税行为就要依法纳税。税收筹划是企业用足用好税务政策的新课题，在新形势下企业作为纳税人，熟悉了解税法及财务会计制度，用足用好税务政策，运用税法上的优惠政策为企业创造经济效益。

一、资金筹集的税务筹划

（一）根据资本结构所作的税务筹划

对任何一个企业来说，筹资是其进行一系列经营活动的先决条件。不能筹集到一定数量的资金，就不能取得预期的经济效益。筹资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理财活动，其对企业经营理财业绩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资本结构的变动而发生作用的。因而，分析筹资中的纳税筹划时，应着重考察两个方面：资本结构的变动究竟是怎样对企业业绩和税负产生影响的；企业应当如何组织资本结构的配置，才能在节税的同时实现所有者税后收益最大化的目标。

资本结构是由筹资方式决定的，不同的筹资方式，形成不同的税前、税后资金成本。筹资决策的目标不仅要求筹集到足够数额的资金，而且要使资金成本最低。由于不同筹资方案的税负轻重程度往往存在差异，这便为企业在筹资决策中运用税收筹划提供了可能。企业经营活动所需资金，通常可以通过从银行取得长期借款、发生债券、发行股票、融资租赁以及利用企业的保留盈余等途径取得。下面比较各种筹资方式的筹资成本，为企业选择筹资方案提供参考。

1.几种筹资方式的资金成本分析。

（1）长期借款成本。长期借款指借款期在1年以上的借款，如购建固定资产或者无形资产这种大规模的支出就需要长期借款来帮助完成。其成本包括两部分，即借款利息和借款费用。一般来说，借款利息和借款费用高，会导致筹资成本高，但因为符合规定的借款利息和借款费用可以计入税前成本费用扣除或摊销，所以能起到抵税作用。例如，某企业取得5年期长期借款200万元，年利率11%，筹资费用率0.5%，因借款利息和借款费用可以计入税前成本费用扣除或摊销，企业可以少缴所得税36.63万元。

（2）债券成本。发行债券的成本主要指债券利息和筹资费用。债券利息的处理与长期借款利息的处理相同，即可以在所得税前扣除，应以税后的债务成本为计算依据。例如，某公司发生总面额为200万元5年期债券，票面利率为11%，发生费用率为5%，由于债券利息和筹资费用可以在所得税前扣除，企业可以少缴所得税39.6万元。若债券溢价或折价发行，为更精确地计算资本成本，应以实际发生价格作为债券筹资额。

（3）留存收益成本。留存收益是企业缴纳所得税后形成的，其所有权属于股东。股东将这一部分未分派的税后利润存于企业，实质上是对企业追加投资。如果企业将留存收益用于再投资，所获得的收益率低于股东自己进行另一项风险相似的投资所获的收益率，企业就应该将留存收益分派给股东。留存收益成本的估算难于债券成本，这是因为很难对企业未来发展前景及股东对未来风险所要求的风险溢价做出准确的测定。由于留存收益是企业所得税后形成的，因此企业使用留存收益不能起到抵税作用，也就没有节税金额。

（4）普通股成本。企业发行股票筹集资金，发行股票的筹资费用较高，在计算资本成本时要考虑筹资费用。例如，某公司发行新股票，发行金额100万元，筹资费用率为股票市价的10%，企业发行股票筹集资金，发行费用可以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但资金占用费即普通股股利必须在所得税后分配。该企业发行股票可以节税100×10%×33%=3.3（万元）

2.筹资成本分析的注意问题。企业筹集的资金，按资金来源性质不同，可以分为债务资本与权益资本。债务资本需要偿还，而权益资本不需要偿还，只需要在有嬴利时进行分配。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筹集的资金属于债务资本，留存收益、发行股票筹集的资金属于权益资本。根据以上筹资成本的分析，企业在融资时应考虑（1）债务资本的筹集费用和利息可以在所得税前扣除；而权益资本只能扣除筹集费用，股息不能作为费用列支，只能在企业税后利润中分配。因此，企业在确定资本结构时必须考虑债务资本的比例，通过举债方式筹集一定的资金，可以获得节税利益。（2）纳税人进行筹资筹划，除了考虑企业的节税金额和税后利润外，还要对企业资本结构通盘考虑。比如过高的资产负债率除了会带来高收益外，还会相应加大企业的经营风险。

3.根据资本结构所作的税务筹划。一般来说，企业以自我积累方式（留存收益）筹资所承担的税收负担要重于向金融机构贷款所承担的税收负担，贷款融资所承担的税收负担要重于企业间拆借所承担的税收负担，企业间拆借资金的税收负担要重于企业内部集资的税收负担。这是因为从资金的实际拥有或对资金风险负责的角度看，自我积累方法最大，企业内部集资入股方法最小。因此，它们承担的税负也就相应地随之变化。从纳税筹划角度看，企业内部集资和企业之间拆借资金方式产生的效果最好，金融机构贷款次之，自我积累（留存收益）方法效果最差。这是因为通过企业的内部融资和企业之间拆借资金，这两种融资行为涉及到的人员和机构较多，容易寻求降低融资成本、提高投资规模效益的途径。金融机构贷款次之，但企业仍可利用与金融机构特殊的业务联系实现一定规模的减轻税负的目的。自我积累（留存收益）方式由于资金的占有和使用融为一体，税收难以分割或抵销，因而难于进行纳税筹划。

以下仅以负责筹资与权益筹资（即发行股票）为例，对不同筹资方案的税负影响加以比较。企业的资金来源除资本金外，主要就是负债，具体又包括长期负债和短期负债两种。其中长期负债与资本的构成关系，通常称之为资本结构。资本结构，特别是负债比率合理与否，不仅制约着企业风险、成本的大小，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着企业的税收负担以及企业权益资本收益实现的水平。负债融资的财务杠杆效应主要体现在节税及提高权益资本收益率（包括税前和税后）等方面。其中节税功能反映为负债利息计入财务费用抵减应税所得额，从而相对减少应纳税额。在息税前收益（支付利息和所得税前的收益）不抵于负债成本总额的前提下，负债比率越高，额度越大，其节税效果就越显著。当然，负债最重要的杠杆作用在于提高权益资本的收益水平及普通股的每股盈余（税后）方面。这从下式得以反映：权益资本收益率（税前）=息税前投资收益率+负债/权益资本 （息税前投资收益率-负债成本率）。

上式可以看出，只要企业息税前投资收益率高于负债成本率，增加负债额度，提高负债比重，就会带来权益资本收益水平提高的效应。应当明确的是，这种分析仅是基于纯理论意义，而未考虑其他的约束条件，尤其是风险因素及风险成本的追加等。因为随着负债比率的提高，企业的财务风险及融资的风险成本必然相应增加，以致负债的成本水平超过了息税前投资收益率，从而使负债融资呈现出负杠杆效应，即权益资本收益率随着负债额度、比例的提高而下降，这也正是上述所提出的实现节税效果必须是建立于“息税前投资收益率不低于负债成本率”前提的立意所在。

（二）筹资中纳税筹划的一些特殊问题

1.租赁的纳税筹划。租赁作为一种特殊的筹资方式，在市场经济中的运用日益广泛。租赁过程中的纳税筹划，对于减轻企业税负具有重要意义。对承租人来说，租赁既可避免因长期拥有机器设备而承担资金占用和经营风险，又可通过支付租金的方式，冲减企业的计税所得额，减轻所得税税负。对出租人来说，出租既可免去为使用和管理机器所需的投入，又可以获得租金收入。此外，机器设备租金收入按5%缴纳营业税，其税收负担较之其销售收入缴纳的增值税为低。当出租人与承租人同属一个企业集团时，租赁可使其直接、公开地将资金从一个企业转给另一个企业，从而达到转移收入与利润、减轻税负的目的。另外，租赁发生的节税效应，并非只能在同一利益集团内部实现，即使在专门租赁公司提供租赁设备的情况下，承租人仍可获得减轻税负的好处。租赁还可以使承租者及时开始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并获得收益。

2.筹资利息的纳税筹划。按现行财务制度规定，企业筹资的利息支出，凡在筹建期间发生的，计入开办费，自企业投产营业起，按照不短于五年的期限分期摊销；在生产经营期间发生的，计入财务费用。其中，与购建固定资产或者无形资产有关的，在资产尚未交付使用或者虽已交付使用，但尚未办理后竣工决算以前，计入购建资产的价值。众所周知，财务费用可以直接冲抵当期损益，而开办费和固定资产、无形资产价值则须分期摊销，逐步冲减当期损益。因此，为了实现纳税筹划，企业应尽可能加大筹资利息支出计入财务费用的份额，缩短筹建期和资产的购建周期。

二、税务筹划注意问题及发展前景

（一）税务筹划的注意问题

目前，我国企业在进行税收筹划时，要特别注意两个问题。

1.税务筹划活动必须合法及时。我国税制建设还不很完善，税收政策变化较快，纳税人必须通晓税法及会计财务制度，充分利用税务政策与会计财务制度的差别，如何将前后者结合起来，在利用某项政策规定筹划时，应对政策变化可以产生的影响进行预测，防范筹划的风险。原来是税收筹划，政策变化后可能被认定是偷税，所以，目前税收筹划的重点应是用足用好现有的税收优惠政策，让税收优惠政策尽快到位，这个空间非常大。许多纳税人对有些税收优惠政策还不了解，有些政策还没有被完全利用。我们对税收优惠政策的应用必须有紧迫感，否则，有些税收优惠政策过一段时间就取消了。

2 企业进行税务筹划必须坚持经济原则。企业进行税收筹划，最终目标是为了实现合法节税增收，提高经济效益。但企业在进行税收筹划及筹划付诸实施的过程中，又会发生种种成本，因而企业在进行税收筹划时，必须先对预期收入与成本进行对比，只有在预期收益大于其成本时，筹划方案才可付诸实施，否则会得不偿失。此外，企业在进行税收筹划时，不能只注重某一纳税环节中个别税种的税负高低，而要着眼于整体税负的轻重，同时还应运用各种财务模型对不同税收筹划方法进行对比分析，从而实现节税与增收的综合效果。

（二）税务筹划的发展前景

税务筹划是在宏观的经济背景下进行的。一个国家的法律建设，特别是税法的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开展税收筹划的方向和方法，加上各个地方情况不同，税务部门对法规的理解也存在差异，都会影响筹划的成功与否。但随着纳税人权益保护意识的增强，税务筹划不仅会为纳税人所重视，也会为税务机关所接受，所以税务筹划在中国前景广阔。

参考文献：

1 盖地编著 税务会计与纳税筹划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 姚小民，赵新顺，何存花编著 财务管理学 中国物价出版社，2003年6月第1版

3 李玉枝，刘先涛 浅论企业税收筹划 新知税收网

税负效应篇10

【关键词】建筑业 营改增 Chinagem模型

一、引言

2016年国务院决定在包括建筑行业在内的四大行业实施营改增政策。同年2月，我国住房与城乡建设部门了《关于完善建筑行业营增改建设工程计价依据调整准备工作相关事务的通知》，并且指出建筑行业的增值税税率改为11%。最近几年我国对于建筑行业实施营改增政策的讨论层出不穷。理论层面，杨威扬、戴国华等对建筑业实施营改增后可能面临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实证层面，杨抚生、王金霞通过采用动态CGE模型和生产法等提出了建筑业改征增值税，适用税率可设为13%。虽然已有研究丰富且深入，但是还存在一定的不足，如建筑业实施新税收政策后会产生怎样的经济效应等问题研究较为少见。为此，本文拟采用中国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hinagem模型，对未来八年建筑行业实行营改增所引起的宏观经济效应、产业结构效应以及税收效应进行合理的评估。

二、税收负担效应机理分析

税收负担，顾名思义就是纳税人的税收负荷，税收的意义在于明确了国家和企业、以及企业与个人之间分配的情况。此外，税收负担也充分体现了税收的三个职能：筹资收入、经济运营以及社会关系分配。对于建筑行业而言，征收增值税不仅会对经济发展本身产生影响，也会对经济行为造成一定的影响，具体的影响方式是根据建筑行业所承受的税收经济效应。所以如果想要谈论营改增政策的好与坏，首要需要对税收负担的改变所引起的各种经济效应进行研究。

（一）税收负担的拉弗效应

西方供给学派的税收思想倡导减少税收负担，其所推行的政策和提出的理论都是基于拉弗曲线，即在相同的经济体系中会出现同收益的两种税率。由于建筑行业实施营改增政策后，原本3%营业税税率是3%改为12%增值税税率，这会引起增税效应以及减税效应，使得建筑行业的税收增多，同时也会使得抵扣范围得以扩增，从而减轻了税收负担。所以想要研究营改增政策对于建筑企业财政的影，需要从以上这两个效应着手。

税率的改变不仅会对政府的财政状况产生影响，而且也会对消费者的消费水平造成影响，具体要研究税率的改变对税收收入的影响，需要考虑税率弹性的大小。

如下图所示，TR是税收收入状况，t是税率，根据拉弗曲线可知，假设建筑行业的税率即t为0时，是处于免税状态，当e大于0后，税收开始增加。当上升到曲线的最高点点E处时，税收金额也达到了最大值。当t继续增长时，e开始进入小于0的区域，由于税率不断的提升税收收入会不断的降低。由此看来，当税率大于t时行业税率是出于消极状态，处于此状态时会使得我国的财政收入下降，也会使得建筑行业的税收负担增多，这对于该行业的经济发展而言会造成消极影响。所以为了使得建筑行业的经济得以稳定的发展需要拟定一个合理的税率。

（二）税收负担的投资效应

企业能否始终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核心竞争力，外援投资必不可少。税收政策的的实施能够保证企业资本稳定性，从而确保其稳定的发展。如果建筑行业的投资太过火热，可以先将边际收入视作首要征收目标，从而使得投资减少；与此相反，如果采取一定的手段使得资本的边际收入得以提高，那么投资也会随之而增长，也就是说资本成本是投资情况的影响因素之一。总而言之，由于税收负担所引起的投资改变的影响因素有以下三个方面：折旧、投资的抵扣以及税率的变化。建筑行业实施营改增政策过后，机械设备得以抵扣率将会大大降低，进而使得投资成本降低。而且建筑行业的厂商都是通过边际收益以及投资的价格来决定固定资本存量。在建筑行业推行了营改增政策后，无论是其自身的发展还是其上下其它产业都会有一定的利益生成，如果建筑行业内的企业不对其产出以及实际工作做出适当的调整，那么厂商为了保证成本的不变从而会选择减少劳动力。如果厂商增加其固定资本的边际收益，从而确保该行业的边际收益与投资价格处于平衡状态，使得厂商不得不采取措施增加固定资本的投资。所以建筑行业在推行了营改增政策后，对于其行业内部的投资价格而言十分有利，但是与此同时也必然会受到其它因素不同程度的影响。

（三）税收负担的消费效应

所谓税收负担的消费效应就是在税收负担的转移过程中，其具体的发展影响因素就是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收入效应是指政府所颁布的税收政策会影响到纳税人的购买能力，从而对其可支配收入的状况产生影响，直接导致消费者的消费或是存储的选择出现改变。替代效应是指政府所颁布的税收政策导致需要税收对象的价格产生变化，而消费者对消费对象组合中的选择也会产生变化，从而改变了税收商品的相对消费量的状况。

如上图所示，当商品X与Y组合在一起时，实行营改增政策之前的预算约束线为BC1，其无差异曲线为I1，两条线在E1点相交，该点是效益最大的平衡点。如果建筑行业也开始推行营改增政策，那么建筑行业的第三产业的税收负担会得以显著缓解，预算线的平衡点改至点E，而商品X消费量增加了（A-A1）。总而言之，在推行了增改增政策后，纳税人的消费水平提高，而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的共同影响呈现出正向效应的发展趋势。除此之外，在建筑行业开始试点后，增值税的征收过程中的税收负担转移得到了完善，该政策会对消费产生更多的影响。

（四）税收负担的结构效应

税收负担的合理化的对象不仅应该包括税收政策的所有制导向以及区域型导向，除此之外还应该包括产业结构的导向、资金的引导以及生产要素最有配置等，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产业结构的最有化和转化。如果能够将其它产业也加入到政策的试点范围，会使得服务业的税收负担得到缓解，而税收负担的改变途径如下。

上图是以消费者的角度进行分析的，需求结构的影响因素有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以及商品相对价格的变动，而营改增政策推行后会使得以上两个因素都会产生一定的变化，以致于消费者会选择其他产业类型的消费，通过消费者消费需求的改变使得产品供给结构得到改善，从而调整该产业的产业机构。而以生产者的角度来分析，第一，税收政策通过其收入效应以及替代效应的改变引起了各个行业比较收益率的改变。第二因为折旧的增加和其他优惠政策的投入会直接影响到投资产品的相对价格，从而改变了投资需求结构，这两个影响的共同作用加快了投资结构调整的步伐。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增值税和关税的职能相似，都能够对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水平产生影响，而各个国家的政府会出台多项优惠政策、改变税收负担或是其它措施以达到调整产业结构的目的。

三、建筑业营改增的经济效应分析

建筑行业改收增值税的目的是为了缓解建筑行业的税收负担，税收负担的改变是以拉弗效应、投资效益以及消费效应等为基础，来进一步的对建筑行业推行了营改增政策后的动态影响展开分析。本文以Chinagem模型为研究基础对建筑行业实行营改增政策后的发展情况进行具体的模拟和分析，并且以分析所得作为基础依据来为我国日后其它行业实行营改增后的发展状况提出建议。

（一）宏观经济效应

第一，也是毋庸置疑的是再建筑行业推行了营改增政策过后，产业经济都得到了明显的增长。由GDP的发展水平来看，在未来八年内我国的GDP总增长高达0.736个百分点，这也是呈正向效应的发展趋势。第二，政策的推行导致我国物价水平的发展趋势下降，而就业问题得到了有效的改善。第三，从社会福利的角度来考虑，本文通过GNP对其进行具体的分析，一定时期内的GNP的增长水平高于GDP，但是长期的分析后可以得出GDP和GNP的发展趋势大致相同，所以我国的社会福利得以增加。

（二）产业结构效应

首先，营改增推行使得建筑行业的经济得到了稳定的发展。因为在经济的模拟发展过程中发F八年内建筑行业内的各个产业部门所产生经济效应基本相似。所以本文以八年后的模拟结果为分析基础，对推行了营改增政策后的建筑行业的改变做出了分析。不难看出，增值税的征收使得企业的生产成本降低从而使得行业的产出水平提高了0.815个百分点。除此之外，营改增的政策也使得建筑行业的产业扩增，产出水平以及就业率都得以提升。政策推行不仅会影响到该产业内的经济主体，也会影响到主体上下的其它行业。就上下游行业而言，税制调整后，由于建筑成本下降，有利于下游行业企业税收支出和生产成本的缩减，因此，税制调整有利于带动下游行业对上游行业的需求增长。从短期的影响来分析，在推行了营改增政策过后该行业有的企业会因此产生有利的影响，但是也有企业会因此产生不利的影响。随着政策的推行，一开始利益受损的企业也会得到缓解甚至转变为受益的发展状态。最后，根据社会的就业率来考虑，由于政策的推行使得企业各部门的工作得到了提升，且由于部门的产出增多使得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扩大，这也就是正向效应所呈的发展趋势。

（三）税收归宿效应

即使在建筑行业改为征收增值税后，应该缴纳的税收金额降低，但是因为我国的税制在不断完善，从而使得我国经济税收过程中的管理成本显著降低。预测数据表明，我国在2017年的税收收入总计增加了0.028个百分点，由此看来即使政策的推行使得建筑行业内主体产业或是该产业上下相关的产业税收数额降低，但是由于动态传导体系的影响使得税收负担会转移到其它经济产业中，从而使得一定时期内税收金额呈正向效应的发展趋势。

四、结论

本文以Chinagem模型的定量分析方法为基础，对未来八年内建筑行业内因实施营改增政策所引起的三大效应进行深入的探究。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分析可得：建筑行业实施营改增政策后，行业发展水平有了显著的提升，无论是投资水平还是消费水平，都有了大幅度的上涨。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建筑行业推行了营改增政策后不论是其经济的发展还是产业的发展都有了明显的改善，且就业率也有显著的提高。即营改增政策的推行使得间接税收收入降低，从而降低了我国经济的税收管理成本，以达到税收总额得以长期呈正向效应发展的趋势。

参考文献

[1]汪有红.营改增政策下建筑行业面临的问题及对策[J].当代会计.2016（09）：32-33.

[2]赵占胜.建筑行业营改增思考[J].时代金融.2016（18）：236-237.

[3]滕丽.“营改增”对建筑行业的影响[J].财经界（学术版）.2015（02）：251-251.

[4]张明.营改增的减税效应―估算方法及应用[J].生产力研究.2013（10）：43-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