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十篇

经济学家篇1

2.构建超越现代性的中国经济学刁伟涛，DiaoWeitao

3.论马克思主义企业理论的发展刘凤义，LiuFengyi

4.范式之争、中国经验与宏观经济理论创新陈璋，万光彩，ChenZhang，WanGuangcai

5.虚拟水战略的经济学解释——比较优势理论的一个分析框架田贵良，TianGuiliang

6.文化、制度与发展——制度与文化比较视角的发展分析张勇，ZhangYong

7.内生信息结构下的激励问题述评张利风，ZhangLifeng

8.社会保障与人力资本积累:研究综述张盈华，杜跃平，ZhangYinghua，DuYueping

9.转型时期农村非正规金融生成逻辑的理论分析——兼对农村二元金融结构现象的解释徐璋勇，郭梅亮，XuZhangyong，GuoMeiliang

10.我国不同资本来源对经济的影响研究张魁伟，郭炜，ZhangKuiwei，GuoWei

11.金融生态环境视角的非正规金融生态状况研究杨福明，YangFuming

12.内部性解决机制的比较分析苏晓红，SuXiaohong

13.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缩小何以兼得——韩国和中国台湾的经验张若雪，张涛，ZhangRuoxue，ZhangTao

14.全球失衡问题的资产组合方法——对美国的分析及对中国的启示杨权，YangQuan

15.中国流动性过剩的测度方法与实证裴平，黄余送，PeiPing，HuangYusong

16.苏星——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的杰出代表何炼成，HeLiancheng

17.集群式创新风险的控制机制与策略陆立军，郑小碧

18.新型生产-流通关系与产业发展:基于分工协调理论的分析杜丹清

19.公共品概念:质疑中的发展刘蕾

1.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战略决策(上)——论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刘诗白，LiuShibai

2.经济学的方法论:纷争及其后果陈孝兵，ChenXiaobing

3.新制度经济学的新发展与政治学新制度主义:比较与启示卓越，张珉，ZhuoYue，ZhangMin

4.正交易成本下的沉淀成本相关性分析汤吉军，TangJijun

5.工资制度选择的经济机理:一种二维人力资本视角的分析张凤林，ZhangFenglin

6.资产专用性、敲竹杠和纵向一体化——对费雪-通用汽车案例的全面考察聂辉华，李金波，NieHuihua，LiJinbo

7.关于GDP的计算及其问题余斌，丁晓钦，YunBin，DingXiaoqin

8.基于资源消耗的中国城市规模研究许抄军，罗能生，吕渭济，XuChaojun，LuoNengsheng，LvWeiji

9.我国公司的组织治理与市场治理何大安，HeDa'an

10.马克思失业理论与西方经济学失业理论:一个新的综合曾令秋，王德忠，ZengLingqiu，WangDezhong

11.经济转轨进程中的政府治理:几个理论视角张德荣，陆云航，ZhangDerong，LuYunhang

12.农村市场中介组织:国内研究述评纪良纲，刘东英，JiLianggang，LiuDongying

13.市场结构、流通能力与我国农产品流通企业扩张绩效王朝辉，WangZhaohui

14.机制设计理论:基于社会互动的一种理解严俊，YanJun

15.试析马克思对个人的认识——一种不同于"经济人"假设的个人观念高嵩，GaoSong

16.贸易收支非平衡前提下马歇尔-勒纳条件适用吗路卓铭

17.不确定性视角的凯恩斯投资理论郭建强

18.金融业反洗钱制度实施的经济学分析熊海帆

19.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发展模式选择严汉平，郭海阳

20.乡镇财政解困与政府层级改革郝二虎

1.论马克思关于人性假设的三个维度武建奇，WuJianqi

2.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内涵的讨论与路径的选择——以长三角和珠三角为例的研究蒋伏心

3.在科学发展观下坚持效率和公平的统一卫兴华，侯为民，WeiXinghua，HouWeimin

4.从城市偏向到城乡统筹发展——城市偏向政策影响城乡差距的PanelData证据程开明，ChengKaiming

5.利润最大化原则与经济可持续发展——一个经济学悖论谭顺，TanShun

6.家庭农场抑或企业化——中国农业生产组织的理论与实证分析陈纪平

7."以工哺农"、"以工促农"与我国传统农业现代化杨国才，潘锦云，YangGuocai，PanJinyun

8.制度转型、经济增长和交易费用——来自中国各省市的经验分析卢现祥，李小平，LuXianxiang，LiXiaoping

9.中国非志愿移民的补偿制度创新研究——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的分析邓曦东，段跃芳

10.储蓄过剩理论分析框架的构建李学彦

11.区域技术创新绩效的"马太效应"——基于中国30个省市面板数据分析林云，金祥荣

12.中产阶层消费结构变迁及特征——基于珠江三角洲城镇住户调查的分析刘毅

13.美国次级债危机影响为何如此之大——基于风险分担视角的解释马宇，韩存，申亮

14.隐性合约、租值耗散及我国信贷市场非规范融资行为翁舟杰，陈和智

15.财政、货币政策作用空间的历史变迁及其启示——基于中国财政、货币政策实践崔建军，CuiJianjun

16.马克思制度变迁理论述评张福军，ZhangFujun

17.《现代政治经济学》论纲白永秀，任保平

18.应提倡"5S"消费原则刘静暖，纪玉山

19.景观农业的内涵和构建陈颖

20.中国目前通货膨胀的基本特征是地租推动型顾书桂

1.统筹城乡发展,农村要进行第二次改革陆学艺，LuXueyi

2.农民劳动供给行为的统一性解读郭继强

3.中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指数——各地区的相对进程研究蔡立雄，何炼成，CaiLixiong，HeLiancheng

4.文化产业发展的深层原因与历史作用透视禹新荣，陈湘舸

5.马克思和恩格斯论城乡就业一体化李保民

6.集聚经济、行业特性与国际竞争力——中国制造业的视角杜凯，周勤，DuKai，ZhouQin

7.职业安全规制问题研究:基于法经济学的视角谢地，何琴，XieDi，HeQin

8."三位一体化"的产权交易模式研究熊广勤，张卫东，XiongGuangqin，ZhangWeidong

9.授权的经济分析——兼论国有大型企业的治理结构郑育家，李双金

10.当前我国流动性过剩的主要原因是结构性失衡卢万青，魏作磊

11.流动性过剩的性质高倩倩，郑建军

12.控制能力、成本与独立审计的公司治理效应——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丁庭选，潘克勤，DingTingxuan，PanKeqin

13.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陈桢

14.组织间的合作关系:基于嵌入关系的视角潘旭明，PanXuming

15.国际贸易基于信用证交易的洗钱分析高增安

16.社会经济状况与健康关系的研究综述齐良书，余秋梅

17.转型背景下劳动力市场性别不平等的中外比较武中哲

18.《经济体制学概论》评介尹伯成

19.标准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批判——劳动跨期替代的微观基础李永宁，吴练达

20.数学化:中国政治经济学现代化的误区潘石

21.关于"剪刀模型"的再思考谢作诗，李善杰，李平

1.关于"快乐经济学"的几个问题尹世杰

2."经济人"利他行为的经济分析徐贵宏，贾志永，王晓燕

3.技术变迁演化理论研究述评杨勇华

4.解读演化经济学的兴起——兼论演化经济学的现状与未来发展杨宏力，YangHongli

5.社区参与、集体行动与新农村建设张克中，贺雪峰，ZhangKezhong，HeXuefeng

6.关于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的思考与分析张德元，张亚军

7.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组织形式新探——"农联模式"及其运行机制叶祥松，罗海平

8.中国经济增长中的科技创新乘数效应:微观机理与宏观测算纪玉山，吴勇民，白英姿

9.中国各省区创新能力的动态趋势与影响因素分析丁美霞，周民良

10.在资源密集型经济中反思社会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来自拉丁美洲国家的启示焦必方，孙彬彬

11.满足消费最大化的最优居民收入差距研究杨天宇，柳晓霞，YangTianyu，LiuXiaoxia

12.两种属性分配关系与国家分配论——纪念许延星《关于财政学的对象问题》出版50周年的思考王国清

13.一种新的股市泡沫计量方法黄秀海，HuangXiuhai

14.企业的银行信用结构是否主要依存于现金流量毛道维，高祖庆

15.美国行政垄断规制改革及其启示林仲豪

经济学家篇2

讲座中，宋清辉从多维度对经济学家谈论经济、股市、楼市等问题背后的动机进行了剖析，并结合相关案例分析了经济学家思想观点不独立的原因等。他指出，经济学家应该为真理和大众服务，不能只为利益集团代言。他鼓励有志于成为经济学家的深圳大学师生，能够坚守理想。

讲座结束后，宋清辉就经济学相关问题与深圳大学师生进行了互动交流。据了解，本次讲座是深圳大学MBA大讲堂第56讲。此前，深圳大学副校长李凤亮教授、原深圳大学校长章必功教授曾先后在此开设讲座。

以下是编者整理的内容摘要：

2016年5月20日，受韩国最大的媒体集团之邀，我在韩国首都首尔希尔顿酒店发表关于《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及新兴领域合作机会》的演讲。包括韩国金融监督院（韩国金融监督院是韩国最高的金融监管机构，相当于中国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三回合一）院长有关人士、三星、现代、LG、SK等大型集团高管、重点金融机构高级人员等在韩国具有影响力的人士。

演讲结束后，在与韩国成均馆大学校一位金融学教授交流的过程中，她问了我一个问题，她说中国到底还有没有有良心的经济学家（Economist），我说没有。

因为有很多人可能会认为，经济学家不就是一个谋生的手段，一个职业吗？和医生、艺术家等没什么大的区别，所以不必赋予这职业太多的社会含义。的确，经济学家是一种职业，但这份职业要求具有一定的良心和良知，体现一种正义和公理，为国家和公众仗义执言。若经济学家只想着为自己和所在的学校、公司和为既得利益者站台，其实就等于出卖自己的良心。我之所以要讲到这一点，是因为现在很多的经济学家已经被资本所“绑架”，丧失了独立性，影响经济学家群体的形象。

据公开信息，经济学家为上市公司等商业性质活动站台属于普遍现象，早在2011年的时候，光是在上市银行当中，就有45位学者、专家型独董和外部监事从银行领取不菲的报酬，有个别的超过100万元。当时比较知名的有：民生银行独立董事王松奇，从该行领取的税前报酬总额为101.5万元。王松奇当时对外披露的职务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

另外，还有被经济界熟知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他当时担任兴业银行的独董，从该行领取税前报酬为30万元。还有像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陈志武，曾经担任着交通银行独董，当时从该行领取税前报酬25万元。

2015年底的时候，教育部通报过一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刘亚汤、谷良违规兼职取酬等问题，暴露出高校独立董事的突出问题，甚至有的高校专家学者还身兼五、六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有最牛独立董事之称谓。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规定，“独立董事原则上最多在5家上市公司兼任独立董事，并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有效地履行独立董事的职责”。其实，证监会规定独董不能兼任超过五家上市公司是有道理的，因为超过五家公司独董根本无时间去履行独董职责，纯粹是为了奔着独董的年薪而去。

2016年5月30日，海油工程一份公告，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朱武祥申请辞去公司独董职务。这是半年之内朱武祥辞去的第二个独董职务，即便是这样，朱武祥教授仍担任5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在改善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维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等方面应发挥作用，而不能成为有名无实的“花瓶”。

我认为，独立董事之于上市公司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独董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和运营效率；二是独董能以其专业知识及独立的判断，帮助公司管理层提高决策水平，利于上市公司的专业化运作和提升持续发展能力；三是独董设立是制衡公司管理层侵害股东利益的一把尚方宝剑。通过行使独董职权，制约大股东利用其控股地位做出不利于公司和外部股东的行为，从而间接保护中小股东的切身利益。

一般而言，国外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代表社会对公司进行监督的作用，国内不少上市公司独董纯粹是一种摆设。大部分是公司大股东出于人情邀请的，根本起不到监督上市公司的作用，因此被称之为“花瓶”。

说到底，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应该只服务于真理，这是其最重要的社会责任。什么是真理？就经济学而言，就是通过客观公正地解读经济相关的现象以及规律，为公众提供一种解决问题的思想。经济现象很繁杂，一般人则很难看清楚，需要经济学家运用专业知识对经济政策做出正确分析。当然，对某些经济现象可能每个经济学家的看法有所不同，存在争议。有争议再正常不过，我也非常赞成争议，但有时候这种争议却变成一种人身攻击。

相较而言，经济学家言论的影响力很大，但不能滥用这种影响力，应该更多地用这种影响力为中小企业和普通老百姓说话。现在有些经济学家不但不能够服务于公众，有的甚至有成为国家和社会祸害的迹象。

经济学家和其它的哲学家、历史学家、人文学家相比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经济学家有可能会通过学术语言，表达一些对自己所代表的利益集团有利的观点，这种现象在经济领域表现得较为突出。特别是当经济学家成为公众人物的时候，所谈论的内容如果跟他所服务的利益集团息息相关，而又没有提前告知公众利害关系等，其杀伤力会非常大。

经济学家篇3

在这本通俗易懂的经济学著作中，我们可以跟随机场经济学家蒂姆·哈考特畅游全世界，挖掘跨国企业拓展全球市场的成功秘诀，并观察所访国家的经济活动。为了获得各国商品出口现状的一手资料，蒂姆，哈考特奔波在世界各地，与众多国家当地的企业领导、创业家、一线员工、政府官员、经济学者、农民以及名流人士进行交流。在全球经济观察研究的走访中，你还将看到，蒂姆·哈考特曾飞往米兰为澳大利亚国际名模梅根盖尔做专访：到孟买观看著名板球选手沙奇德鲁卡的精彩比赛——在欣赏其精湛球技的同时还不忘与看台上的各界名流建立联系；到被称为“亚洲经济新起之秀”的越南访问时，他还不得不闪躲一群疯狂的镪车族。通过多年的环球观察、采访和研究，最终写成了这本能够帮助你轻松了解各国当地经济和贸易发展现状的商业类畅销书。

智慧的转型

站在全新的世界级高度，处在不断变化的时代趋势中，中国企业急需实现业务模式创新、提升管理方式，打造自身核心竞争力。为应对快速变化的时代趋势，企业需进行智慧的转型，在新技术的支撑和创新与转型管理机制牵引下，实现业务模式和运营管理的整体性转变，从而重塑竞争优势，提升社会价值。

当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巨大的国内市场和海外需求为中国企业成长为世界级企业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中国企业有能力成长为全球化浪潮和新经济中的佼佼者，向世界展现价值和竞争能力。但不容忽视的是，要完成这项前途无量的世纪工程，还面临来自四方面的巨大冲击。

经济学家篇4

这个对财富很有研究的经济学家，在选择自己的财富领域时，也毫不逊色。他与全球规模最大的另类资产管理公司之一博茂集团（Permal Group）有了不错的合作。自2011年6月起，他开始担纲这家公司的首席顾问。公开资料显示，博茂集团成立于1973年，PMH在全球投资了200多只不同的对冲基金，实现了对冲基金的组合。

陈志武自己说，他其实近10年一直在管理一个中性策略的对冲基金。他说这类基金2008年回报率只跌了6.2%，跌幅在各类对冲基金中最小。当然，股票市场中性基金波动率很低，总的回报率也不可能太高，2008年之前年回报平均是6.3%，经过2008年的亏损后还有4.7%。

他在一次报告中说，博茂集团旗下的宏观投资基金PMH（Permal Macro Holdings）年回报率达到8.1%，已经超过了由索罗斯最早开始做的全球宏观策略（Global Macro）对冲基金。因为这类基金平均为投资者带来的年回报率才5.7%，提供的Alpha才0.7%。

陈志武在博茂集团做顾问也并非完全闲职。一方面，这家公司知名度有所提升，另一方iangmian，陈志武也会提供全球宏观数据分析等咨询方式，与博茂集团的投资委员会互通有无。据说这家集团的核心投资人员也并不多，投资委员会主要有高级管理人员和投资组合经理组成，因为主要做的是宏观对冲风格，所以对全球经济的把控、战略制定非常重视。

在这次交流上，陈志武直言不讳地说，对冲基金公司是当前最赚钱的商业模式之一。他列举了美国典型行业的股价与收入比——餐饮是1.43、机器制造业是1.51、软件业是3.38，而基金管理业是3.79。他说，15人做基金管理3亿美元，如果管理规模变大到50亿美元，增加的人手其实也比较有限，额外营运成本增加不多。

他说，这个行业有点像IT行业的腾讯。当年阿凡达热映的时候，腾讯靠卖QQ上虚拟帽子，短短2天半，就做出了3亿销售额。而这个虚拟商品对腾讯来说，是不增加太多营运成本的。最好的行业就是成本几乎一样，利润差一万倍。这也是他情有独钟对冲基金的原因。

我发现，像陈志武这样，拥有出色学术背景，同时自己又在做私募基金的经济学家也不在少数。

我在一些公开论坛上接触过的经济学家胡祖六也是其中一员。我与他交换名片时发现，他的抬头是春华资本董事长。春华资本是一个全球性的另类投资公司。从官方介绍上可以看到，春华资本旗下管理着人民币和美元大型境内外投资基金，为高净值客户提供超额收益。

这些经济学家都倾向于为另类投资公司服务，这一点倒是不难理解。因为这类投资公司一般对宏观领域要求更高，比如全球宏观对冲风格，就是对全球商品、自然资源、期货市场、国际股市间的赚钱交易机会，它们在对各国的宏观方向作出判断后，会分别在全球不同国家、不同行业中既做多又做空，灵活度在对冲基金中最高，让经济学家也有的放矢。

胡祖六本人有非常丰富的海外背景，他此前曾担任过高盛集团合伙人及大中华主席，获得过哈佛大学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

我记得他在陆家嘴论坛上，一直非常提倡国内金融市场国际化，比如要大力开放国际板，他当时说，境外企业上市，经过一两年的准备上交所都做了很多工作，他认为大的宏观的环境从时间从市场来看已经非常成熟了，可以找一个成熟的位置推出。他还说，如果看全球国际金融中心，香港还有纽交所，要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就意味着任何一个好企业都符合这个市场。他相信上海的目标是像纽约、伦敦这样，让更多国外公司来上市。外国企业上市对于提高我国金融软实力有很大好处。

我发现，春华集团出了做一些宏观投资外，对收购控制、企业重组等也有深入研究，这部分业务与上市体系关系更加紧密，也就是说，胡祖六不放开原先在高盛投行业务老本行。

经济学家篇5

范必 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副司长我对“ 十三五” 规划的编制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期望。

第一， 规划应当体现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要求。“十三五”规划要为市场主体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但绝不替代市场发挥作用。在市场可以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领域，要少编或不编规划。

第二，规划应当突出指导性和预期性。“ 十三五” 规划对约束性指标似应作出进一步调整，数量有必要进一步减少。对必要的指标要科学论证，审慎设定。设置的指标应当做到可操作、可监测、可评估，在下达时兼顾不同地区的差异。对于经济增长、就业等涉及宏观调控的预期性指标，可以考虑进行区间调控，增加规划执行的弹性。

第三，用科学民主的方法编制规划。

全面建成小康的目标是一个全局性目标，不能简单地按行政区划层层分解，不能要求每个地区都同步达到小康，搞“一刀切”、“齐步走”、“上下一般粗”。同时，应当坚持开放民主编规划，充分借用外脑。

第四，处理好若干重大关系。编制规划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发展改革稳定、中央与地方、空间布局与时序安排等一系列重大关系。编制规划要上下结合、几上几下，看清了再提，看不清的不要急于下结论。

第五， 创新规划的组织管理方式。各部门在启动本领域“十三五”基本思路研究时，应当与总体规划编制做好衔接，并贯穿始终。（11 月28 日）

2015 年很可能成为新一轮改革的真正元年

陆挺 美银美林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展望2015 年， 宏观经济政策会大致延续2014 年的思路，继续以稳就业控风险为主要目标。结构改革的速度加快，短期宏观政策的操作反而会更加独立，免受改革舆论的过多束缚。

汇改将会朝着以一篮子货币为锚的目标迈进，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的名义有效汇率将趋于稳定，从而避免今年大幅升值的情况。在基础货币供应方面，若外汇流入和央行购汇不足以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央行实施全面降准的概率大大提高。

在利率方面，央行会进一步提升短期银行间市场利率尤其是Shibor（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在作为基准利率上的地位。

隔夜和7 天的Shibor 将更加稳定，平均利率相较今年或进一步下降。诸如弱化银行存款利率上限等其他利率改革会向前继续推进。同时以改革地方债务为契机，以央行再贷款的注资方式，以国家开发银行为中

介，增加央行对地方政府新增信贷的供应，而省一级政府的发债额度也会在今年4000亿元的基础上有大幅上升。

在影子银行清理尤其是打破刚性兑付方面，出于维护政府信誉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考虑，及明后两年是地方债改革攻坚期，地方政府债务违约风险几乎为零。

此外，户籍和必将成为2015年改革的重中之重。（11 月20 日）

2015-2016 年增长将进一步放缓汪涛 瑞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2015 年GDP 增速预测面临的最大下行风险来自房地产下滑幅度超预期。一旦基本面发生根本性变化、市场情绪转变，房地产行业可能面临深幅调整。此外，由于过去几年中国已进行了大规模基建和保障房建设、杠杆率大幅上升，且决策层期望转变增长模式，政策支持的空间将十分有限。预计未来将有15% 的概率会出现房地产活动急剧下滑以及政策支持力度不足，拖累2015 年GDP 增速至5+% 的风险情形（即“硬着陆”）。

与此同时，鉴于全球经济复苏不确定性大，外需弱于预期也是一个潜在的下行风险。此外，如果决策层收紧影子银行监管的力度过大，或者未能在资本大规模外流时提供充足的流动性，也会带来流动性和信贷意外收缩的风险。

预计面临的主要上行风险来自出口增速超预期、房地产活动下滑幅度较预期温和以及政策放松力度较大。总体而言，当前预测面临的下行风险大于上行风险。

但我们认为中国并不会爆发金融危机。

由于资本账户仍受管制、金融市场尚在发展中，银行仍拥有稳定且成本较低的存款;政府仍持有全部或大部分银行的股份，会在必要时救助银行;较为普遍的政府管制意味着违约更有可能通过长期谈判和缓慢重组来化解，而不是任由市场力量推动资产快速减值和一系列的去杠杆，从而引发金融危机。（11 月25 日）

货币政策不应担结构调整之责

沈建光 瑞穗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结构性改革进展缓慢之下， 货币政策已经承担了本不应该承担的重负。考虑到近一年来，提及降准降息等常规性的使用往往遭到非议、央行避开传统货币绕道创新工具，甚至连文字上“ 强刺激” 与“ 微刺激”都被大量过度解读等，也都从另一个层面反映了这样一种困境。

如此看来，避免重走老路，真正需要做的并非是否采取政策而是采取什么政策，如何避免过度刺激？如何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尽管如此，结构性调整的重任很大一部分落到了货币政策肩上。

理论与实践都证明，想让中央银行在过多目标之间左右逢源，基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该角度看，早前一段时间中国央行采取的诸多创新工具其实

是货币政策承担改革发展任务下，面对结构性矛盾所采取的次优选择，只应作为过渡性措施，不应纳入长期框架内容。

事实说明，大量不透明的定向措施效果往往事与愿违，比如早前定向资金难以流入定向领域，定向价格与市场定价差距较大，甚至有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形成，有悖于利率市场化的初衷等。

更严重的是，货币政策过多承担结构改革之责有固化结构性矛盾的风险。因此，加强配套改革仍是唯一选择。实际上，造成当前货币政策传导不畅，资金运用低效以及金融风险加大很大程度上与配套改革进展缓慢有关。（11 月28 日）

存款保险制度符合中国国情曾刚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作为一项涉及基本

风险制度重大的改革，显性存保制度的建立将对中国金融业产生深远的影响：

第一，推动金融风险的显性化，为进一步的利率市场化创造条件。显性存保制度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将隐形的风险显性化，以提高经济主体对金融风险的认知，以及对风险的准确定价和配置。在利率市场化加速的时期，这点尤其重要。第二，建立和完善市场化退出机制，推进银行业市场化改革。通过抑制银行风险的外溢，存保制度为问题银行的破产处置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因此，存款保险制度通常也是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济学家篇6

报纸刊发经济学家文章之原因及效应

这种现象似乎在我国新闻史上从未出现过，虽然上世纪上半叶京津沪报纸上也刊载经济学家的署名文章，但数量极少，难得一见。进入20世纪下半叶，国内各报几乎难觅经济学家的文章（除了经济学家们迫于形势压力所发表的“大批判”之作），直到世纪交替之时，各媒体才开始大量刊载经济学家的文章。

这种现象的产生，当然是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成为世界上最为活跃的经济实体之一的大背景有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已经形成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结构，社会上已经存在一股涉及股市、楼市、各要素市场和各实业领域的强大的社会投资力量。尤其是市场机制初步建立，使得普通百姓更深入地参与到社会经济中去。于是，人们不再需要简单的、有相当数量的信息―――由于互联网的出现，做到这一点并不难；而是需要看到对大量复杂的经济现象作有穿透力、有见地的权威分析。因此，综合类、都市类报纸每天都有此类文章，而一些财经类、经济类报纸则几乎每天都有一整版内容，以满足读者的需求。

上述仅是从读者方面来说的。当今媒体市场还不是一个完全放开的市场，有了单边的市场需求，不一定就有适当的供给。世纪之交，一批新的都市类报纸横空出世，以贴近读者、贴近市民的姿态出现，猛烈地冲击了向来板着面孔的传统报纸。在上海，由于种种原因，长期没有一张成功的、被读者认可的经济类报纸，与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大城市地位十分不相称。因此，新创办或经大幅度改版，出现了几份经济类、财经类报纸，这些报纸大量刊登经济学家文章后，传统报纸在受到冲击以后逐渐改革，也开始刊登经济学家文章，力争贴近读者。

经济学家在大众传媒上亮相，一时间吸引了受众的眼球。尤其是那些千字以下的经济随笔，似乎一下子拉近了普通百姓与专家学者的距离，听到经济学家们的真知灼见。而少数经济学家通过走出经院学府成为大众明星，传媒则在相当程度上增加了版面的“含金量”，提高了自身的档次。

然而，报纸因此而获得成功者甚少，发行量并无起色。其基本原因，除少数几篇既短小精悍又极具真知灼见，且深入浅出的经济随笔外，大部分文章读者并不爱看。有些文章可能过分专业、过分深奥，使人感到不知所云；有些文章则人云亦云，其观点早已为关心经济的读者所知，毫无新意，只不过戴了一个经济学家的帽子；而有些文章并非是“随笔”，篇幅很长，读者自然极少。凡此种种，即使经济类专业报纸也不可能亲近其设定的目标读者。

经济学家的分类和媒体素养问题

经济学家其实是分类的，经济学家的文章自然也是分类的。当然，文章和作者身份不会那么严丝合缝的对应，但基本的倾向，作者的专业特长还会在文章中显示出来。

按照通常的经济学分类，大致可分三类：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和管理经济学。理论经济学产生于人们要求有解释一般经济行为的经济理念，应用经济学产生于企业和个人在诸如生产经营、投资、理财、贸易、会计、签约等活动中需要有一定的理论指导，管理经济学则是经济组织系统、有序运转的需要。

而经济学家的分工则是根据他们各自的研究方向和治学重点来划分的。无论多么出色的经济学家也不可能对所有的经济领域都作出贡献性的研究。经济活动宽广的覆盖面以及人的精力的有限性，要求经济学这门学科必须有适当的分类。原则上经济学的分类决定了经济学家的分工，但由于社会经济活动日趋复杂和人们对经济活动的认识逐步加深，经济学家也会对经济学的分类进行适合于现实需要的调整。因此现代经济学家大致分三类：理论经济学家、政府经济学家和企业经济学家。

显而易见，从经济学分类和经济学家分工来看，一般读者包括十分关心经济的读者更感兴趣的是应用经济学和政府经济学家、企业经济学家。

理论经济学家研究的理论经济学，虽然枯燥深奥，常人不易懂，但日常的经济问题，一般的应用经济学和管理经济学都需要理论经济学作基础，企业经济学家、尤其是政府经济学家往往是由理论经济学家出身的人来担任，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政府经济学家中，有不少是有名的理论经济学家。

作为名人，读者崇敬有加，而传媒为了提高自身档次、为了吸引读者，对之竭力追捧，恨不能请他们日日在此开辟专栏，起码也是每逢大事即发表文章。

可是，理论经济学家不可能每天都出成果的，大部分理论经济学家皓首穷经一辈子，也未必出大成果。何况，理论经济学家中还有不少专治计量经济学，其研究成果，普通的读者是不会有多少兴趣的。

当然，关于政府经济学，关于公共财政政策，有些正好事关某位理论经济学家专长，那么请他在媒体上评说，无疑是恰当的，可是这样的机会能有多少呢？政府经济学家研究的大半是公共财政政策，普通读者当然关心。但是政府经济学家中相当一部分平时是在做各种数理经济模型，计算各种经济参数，以求比较严密的结论、方案，供政府参考。这样的计算、研究、模型，能有几许读者会懂？

同样，企业经济学家也有许多是研究计算做模型的，多半服务于某个上市公司或证券公司，而上市公司则牵着万千投资者（也是媒体受众），并且众多上市公司每天都会有大量信息需要分析需要解读。在这个领域中，经济学家有大量言论要发表，而读者也有着大量阅读的需求。这就是股评大受欢迎的缘故。

然而，对于企业经济学家来说，有一个为谁服务的问题。表面来看，受雇于谁，自然为谁服务。企业经济学家受雇于企业和企业家，自然为企业和企业家服务。中国股市目前还很不规范，上市公司、证券公司黑箱操作时有所闻，一些企业经济学家跟着一起虚假的信息和误导的分析也常常发生，这就引出一个经济学家的道德问题。企业经济学家固然要忠于雇主，也要忠于社会大众，可在学术问题上，在经济学家的本身职业上，凌驾于上述两个“忠于”之上的更高的“忠于”，是忠于真理。可惜，现在这样的经济学家太少了。

道德问题不仅对于企业经济学家，对于政府经济学家和理论经济学家也同样存在。企业经济学家在为企业讲话时，人们还容易识破，因为他们所受雇的身份通常是公开的，而一些大牌的理论经济学家为某些利益集团讲话时，人们往往在事后才能发觉。而当读者发现自己被误导之后，还会对那些经济学家文章感兴趣吗？

同时，经济学家见报的文章受欢迎，还需要执笔者的媒体素养。一个优秀的经济学家不一定是个好的媒体作者，就如同一个出类拔萃的科学家不一定是个出色的科普作家。所谓媒体素养，其实就是新闻所需要的文体。我们常说，新闻文体就是把一件事用大白话写出来，让普通读者都能读懂。媒体上的经济学家，既要有观点，又要有道德，还要有媒体素养，这简直是一种苛求了。

然而，今日之报纸确实需要大量那些切中时弊、有分析、有观点的经济随笔，这是读者的迫切需求，而且他们把希望寄托于报纸。有人说，今日报纸的竞争已经不是简单的信息竞争，而是到位的分析、深刻的思想、正确的观点之竞争。在这个意义上，这句话是对的。可是，经济学家又不可能提供那么多适用于报纸的文章。那么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笔者认为，这个任务理该由媒体人承担。

首先是其必要性。就传媒而言，读者的需要就是传媒的责任，而对传媒人来说，传媒的需要就是自己的责任。报纸上的一切文字、图片最后均由报纸的编辑、记者落实在版面上。编辑、记者理应责无旁贷地担当起责任，千方百计地满足读者的需要。

那么，一般编辑记者能胜任吗？应该是完全有可能的。

编辑记者基本上都具备一定的新闻素养，其长处是了解读者的需求、心理、阅读习惯，抓得住新闻热点、大众关注点，善于把一件事情或一个道理用浅显易懂的文字表达出来。而这些技能在经济学家那里是很少有人具备的，且在短时间内也很难养成的。

当然编辑记者的短处也是明显的，即缺乏经济学专业基础，然而这个短处并非不能攻克。一个记者、编辑的知识面应该是广博的，但不可能是“万能博士”。编辑、记者的采访面很广，不可能对采访的对象、采访的事物有很深的认识，但必须在采访前、采访中、采访后，尽量去加深理解和把握。当一个经济热点、经济关注点出现之时，编辑记者可以找适当的人、适当的事、适当的经济专家作为采访对象，从而写出适合读者胃口的经济分析、经济评论文章。另外，作为专家型的编辑记者（包括报社领导）也可以在第一时间撰写一些经济评论、经济分析。

负责经济分析、经济评论版面的编辑记者应当具备相当的经济学基础，最好具有一定的经济学学历，报社也要有意识地培养一些专家型人才，吸引并稳定一些骨干在这一领域干下去。目前记者轮换采访条线，虽然利于防止记者站在采访对象立场代表利益集团讲话（这说到底是编辑记者的职业道德问题），但不利于培养专家型人才。当然，负责经济分析、经济评论版的编辑记者也有一个职业道德问题，这就不是本文所探究的问题了。

经济学家篇7

    本刊的编辑约我写一个对于那群通常被称为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的工作的叙述。由于我本人也是其中的成员，也许我做不到不偏不倚。但是，我仍将努力符合编辑的要求，描述一下我们奥地利学派正在做的和想要做的事情。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领域是严格意义上的理论。他们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部分需要彻底变革。古典经济学家的最重要和最著名的论点要么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要么只有在经过重大的修正和补充后才能成立。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缺陷，奥地利学派和历史学派观点一致。但是，关于缺陷的最终原因，两派观点有根本的分歧，并因而展开了关于方法的激烈争论。

    历史学派相信古典经济学的错误的最终源泉是错误的研究方法，即几乎完全抽象—演绎的方法，而在他们看来，政治经济学应该仅仅——或者至少主要是——归纳的。为了完成经济学的必要的变革，我们必须改变研究方法；我们必须放弃抽象而是专注于收集经验材料——专心致志于历史和统计。

    奥地利则相反，他们认为古典经济学家的错误仅仅是经济学的年轻时代的普通缺陷。政治经济学是最年轻的学科之一，而在古典经济学时代它还要年轻，虽然它被过早地赋予了“古典”的名称，它其实只是个新生的胚胎科学。其它任何科学都没有一下子被全部发现，即使最伟大的天才也做不到；因此政治经济学也没有全部被发现——甚至古典学派也没有做到——也就不奇怪了。他们的最大缺陷在于他们是先驱者；我们最大的优势在于我们是后继者。我们比先驱者们多掌握一个世纪的研究成果，我们不必采用不同的方法，为只需干得更好。历史学派主张理论应有尽可能多的经验材料的支持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他们赋予收集工作异常的重要性并且希望完全摆脱抽象概括或者至少将其置于后台却是错误的。没有概括就没有科学。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大量著作是关于这个方法之争的（1），其中menger的《社会科学方法论》（untersuchungen uber die methode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对于所涉及的问题的处理最为深刻和全面。这里应当指出，menger提倡的“精确”——我更愿意称之为“隔离”——方法，与“经验—实在”方法一样，绝不是纯粹思辩的或者非经验的，而是相反，全部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但是，虽然方法之争是引起世人对奥地利学派关注的主要原因，可我更愿意把它看作一个无关紧要的插曲。对于他们而言，重要的是改革实证理论。他们就像在前线一手持犁一手持剑的农民一样，仅仅是由于他们的和平又有成效的劳动受到历史学派的抨击的干扰，他们才几乎是被迫地花费部分时间和精力捍卫其立场并且解决强加于他们的方法问题。

    那么，奥地利学派在实证理论领域中提出了什么新主张呢？

他们的研究的与众不同之处从价值论开始，其核心是著名的最终效用论。这个理论可以被浓缩为三个极其简单的命题。物品的价值是只有由拥有这些物品才能满足的需求的重要程度衡量的。哪个满足是取决于某个物品的可以非常简单而且准确地通过考察不拥有该物品时哪个愿望将得不到满足而确定。此外，显然，被物品决定的满足不是物品实际用于的满足，而是个人的全部财产能够购买的所有满足中最不重要的那个。为什么？因为，根据实际生活中非常简单而且确凿无疑的审慎考虑，我们总是把财产的损失对我们的境况造成的损失转移到最不敏感的地方。如果我们损失的是用于满足较重要的需求的财产，我们不会牺牲满足这个需求，而只是牺牲其它满足较小需求的财产来弥补损失了的财产。因此，损失就落到较小的效用上，或者说——由于我们自然会牺牲所有的满足中最不重要的那个——落到“最终效用”上。假设一个农民有三袋谷物：第一袋，a，是用于维持生计的；第二袋，b，是种子；第三袋，c，是增肥家禽的。假设第一袋a被烧毁了。该农民会因此挨饿吗？当然不会。那么他会不会不种地了呢？当然不会。他只需把他的损失转移到最无关紧要的地方。他会用c袋的谷物烤面包，不再增肥家禽。因此，真正取决于a袋烧毁与否的是可以替代它的最无关紧要的单位，或者如我们所说的最终效用。

    众所周知，奥地利的理论的这条基本原理一些其它经济学家也持有。德国经济学家gossen 在他的1854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宣布了它，但当时它没有受到任何注意（2）。以后，同一条原理几乎同时在三个国家被三位互不相知而且不知道gossen的经济学家——英国的jevons（3），奥地利学派的奠基人menger（4），和瑞士人walras（5）——发现。一位美国的研究者j.b. clark教授也非常接近了这个想法（6）。但是我认为奥地利学派的独到之处在于他们运用这一基本思想于构造经济学理论。最终效用的想法是专家用于理解经济生活中的最复杂的现象并且解决经济学中最艰难问题的开门咒语。在我看来，奥地利学派的独到的力量和特殊的意义正是在这个方面。

    万物都归于此：我们只需在现代国家的高度发达和多样的经济中的复杂现象中辨别出最终效用定律如何起作用就行了。这么做开始会很费力，但却是值得的，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将依次遇到所有重要的理论问题，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些问题将以最自然的形式出现，因而最容易解决。我将举几个最重要的情形为例——至少在不深入细节的前提下尽我所能——说明这一点。

    最终效用定律的基础，如我们所见，是出于认真细致的考虑作出的物品的特定替代。那些最易于舍弃的物品随时会被用于填补更重要的地方的空缺。在有三袋谷物的农民的情形中，替代行为的因和果是很易于理解的。但是在高度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情况则复杂得多，因为物品的替换在方方面面都超出了同种替换。

    第一个复杂之处是交换造成的。如果我仅有的过冬外衣被盗，我当然不会受冻，听任我的健康受损，而是会用原本要花在其它地方的20元再买过冬外衣。当然，然后我会少买相当于20元的其它物品，而且我当然会少买我认为我最用不着的；也就是说其效用——与上个例子一样——最小的；总而言之，我会舍弃最终效用。因此，取决于我是否丢失过冬外衣的其实是最可放弃的满足，在给定的财产和收入条件下，我可能再有20美元时购买的满足；通过交换替代，损失以及取决于它的最终效用被转移到性质可能十分不同的其它满足上。（7）

    如果我们仔细地深入考察这个复杂之处，我们就会遇到最重要的理论问题之一：给定的物品的市场价格以及各人根据各自的不同需要和偏好对这些物品作出的主观估价，与其财产和收入之间的关系。这里我只能简单地指出，对这个问题的完全的解决需要细致的研究，这个研究是奥地利学派最先开展的，而且下面我将给出他们得出的结论。根据他们的研究，物品的价格或者“客观价值”是买主和卖主根据最后效用定律作出的对于物品的不同的主观评价的结果，而且，价格与“最后买主”的评价十分接近。众所周知jevons和walras也得出了类似的价格定律。但是，他们的表述有严重的缺陷，而奥地利学派最先弥补了这些缺陷。奥地利学派最先找到了摆脱过去的理论——即价格取决于供给和需求——中的循环论证。无可置疑，一方面市场上的价格受到买主对物品的评估的影响，但另一方面，同样无可置疑，在许多情况下买主的评估也受到市场状况的影响（例如，我的过冬外衣如果能在市场上用10元买到就比用20元才能买到时的最终效用要小）；那些认为供需定律需要更加精确的心理学说明的理论家（8）通常都陷入了循环推理。他们或多或少明确地用个人的评价说明价格，而且反过来，用价格说明个人评价。当然，这样的解决不可能是真正科学的。奥地利学派最先通过上述细致的研究从根本上揭示了实质。（9）

    物品的替代性的第二个有意思和困难的复杂之处是由于生产：也就是说只要有充足的时间，需要替代的物品可以被生产出来。正如上述情况中物品是被货币的使用替换的一样，它们也可以直接被生产资料的转化替代。但是，当然用于其它目的的生产资料就少了，而且和以前一样，生产的必然的减少将被转移到那些最易于放弃的被认为最没有价值的那类物品上去。

    举walras的例子（10）：如果一个国家发现需要武器捍卫其荣誉或主权，它就会用原本用于其它不那么重要的物品的铁生产武器。那么，生产武器给该国人民造成的后果就是他们损失了一些最不重要的器具；换句话说，损失落到生产武器所消耗的物质的最小效用或者最终效用上。

    这一论点同样导致以某种形式早已为人们所熟知的最重要的理论原理之一。这条原理就是，那些可以随意地不费力地复制的东西的价值趋向于生产成本。这条原理其实是最终效用定律在给定的实际条件下的特殊情形。“生产成本”不过是物品或者其替代品被生产出来所需的材料的总和。如上所述，物品的价值是由它们的替代品的最终效用决定的，因此，只要替代品可以被随意生产出来，产品的价值就必然与生产材料的最终效用和价值一致，或者如通常所说，与生产成本一致。

    关于这种一致性的最终原因，奥地利学派有一个与过去的理论颇不相同的理论。过去的理论把成本当成原因——而且是终及原因——而把产品的价值当成结果来说明成本与价值间的关系；它假定，说明物品的价值这个科学问题只有用作为“价值的最终决定”的成本说明才能令人满意地解决。相反，奥地利学派相信这只是全部说明的一半，而且是比较容易的一半。成本等同于物品生产所需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当生产资料（燃料，机器，租金，劳动力）上涨时并且由于此，成本也上涨；当生产资料的价值下降时并且由于此，成本也下降。因此，显然必须首先说明生产资料的价值。有意思的是，当我们细致地贯彻说明时，它总是使我们看到，完成的产品的价值才是起因。这是因为，毫无疑问我们只有当生产资料能够带来有价值的产品时而且正是由于此我们才赋予生产资料较高的估价。因此，因果关系与过去的理论所说的正好相反。过去的理论把产品的价值作为结果加以说明，而把成本——也就是生产资料的价值——作为原因，并且认为不必进一步说明。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发现：第一，生产资料的价值首先需要说明；第二，做出了这一说明而且理清了复杂的关系之网后，人们最终发现生产资料的价值才是结果，而产品的价值才是原因。

    我清楚地知道这个论点许多读者初看上去会觉得很奇怪。我在这里无法阐述它甚至无法澄清常见的一些误解。我只提一点。在某些生产资料的真正因果关系出于某种理由显而易见时，过去的理论也承认这条原理；例如，就表现为地租的土地使用的价值而言，adam smith指出土地产品的价格并不取决于地租的价格而是相反。同样，没有人会认为铜价昂贵是由于铜矿公司股票价格高昂；而是铜矿及其股票的价值在铜昂贵时也高昂。正如不可能一条河里的水会向山上流而另一条河的水向下流一样，不同种类的生产资料中的因果关系也不会相反。定律对于一切生产资料都是相同的。区别仅仅在于，在某些生产资料的情形中真正的因果关系很容易看出来，而在另一些情形中，由于情况复杂，很难看出来。在那些欺骗性的假象导致相反的说明的情形中也确立定律是奥地利学派的重要贡献之一。

    也许这正是最重要的。每个政治经济学家都知道生产成本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中起多大的作用——在生产理论中不亚于在价值和价格理论中，在价值和价格理论中又不亚于在分配、租金、资本收益、国际贸易等等的理论中。可以放心地说，我们在说明经济生活中的任何一个重要现象时都被迫直接或间接地诉诸生产成本。而这里出现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用于说明其它现象的生产成本又在现象体系及其说明中处于什么地位呢？它是不是个所有其余的价值现象都围绕着它转动的固定的绝对的中心点？还是成本也就是生产资料的价值——虽然有种种矛盾的表象——是可变的、是被产品的价值决定的？

    这个问题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意义就像托勒密体系与哥白尼体系之争对于天文学的意义一样。每个小孩子都知道太阳和地球在相互转动，但今天人们不必成为天文学家就知道是地球绕着太阳转还是太阳绕着地球转。在产品的价值和生产资料的价值之间存在着同样显而易见不容置疑的关系。但是，任何想理解这一关系以及依赖于该关系的无数现象的人都必须知道是产品的价值决定生产资料的价值还是相反。任何想成为经济学家的人都必须首先明确地回答这个问题。迄今为止几乎被普遍采纳的折衷行不通。在科学体系中我们不能一会儿说地球绕太阳转一会儿说太阳绕地球转。因此，任何人要是希望主张生产成本是“价值的最终决定因素”可以继续这么做；但是他会发现这么做不像以前那么容易了。我们将公正地期望他试图说明源头，用他的原理完满一致地说明价值特别是生产资料的价值的现象。也许，如果他认真对待这一任务，他会发现困难重重。如果他自己发现不了这些困难，他也必须至少考虑其它人在同一深度上遇到的困难——他们正是由于这些困难最终转而试图根据相反的原理说明价值现象。无论如何，经济学理论的这一部分今后将得到比从前多得多的细心和深刻的研究，除非我们的科学想接受长期以来十分经常加诸它的污蔑，即它是关于经济事物的喧嚣而不是真正的重要的科学。(11)

    成本与价值的关系问题其实只是一个更加一般得多的问题——在生产同一个于我们有用的效用中的互有因果关系的物品的价值之间的关系的问题——的一个具体形式。能够生产一件外衣的材料能够提供的效用显然等同于成品外衣将提供的效用。由此显而易见，通过同一个效用对我们的处境产生影响的一个或者一些物品必然在价值上也处于规则的固定不变的关系。这一规则的关系最早由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用清晰和全面的形式表达；它以前只是在“生产成本”的名义下以非常不令人满意的方式得到过研究。然而，这个普遍的而且重要的命题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有意义的推论，却从来没有在关于成本问题的经济学理论中得到任何关注。很常见，几个物品同时结合在一起产生一个效用；例如，纸、笔和墨一起用于写字；针和线用于缝纫；农具、种子、土地和劳动力一起用于粮食生产。menger把处于这些关系中的物品称为“互补物”（complementary goods）。这就出现了一个既自然又困难的问题：这里的共同效用如何分配到各个互补要素上？什么定律决定每个要素的比例价值和价格？

    这个问题的命运迄今一直是十分引人注目的。旧的理论根本没有把它当作一般性问题，但却被迫逐个决定潜在地取决于这个问题的许多具体问题。财产的分配的问题特别需要这样的决定。鉴于好几个生产要素——土地，资本，雇佣劳力，以及雇主本人的劳动——合作生产产品，因此各个要素应占价值的多少部分的问题显然是上述一般问题的特殊情形。

那么，这些具体问题是怎么决定的呢？每个要素都由其自身决定，与别的要素无关，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的循环。过程是这样的：如果要说明租金，那么租金就等于支付了生产费用之后给土地剩余的部分，这里的生产成本包括所有其它费用——资本，劳动力和经理人员的利润。这里所有其它因素的作用都被认为是固定的或者已知的，而且土地被当作根据产品数量变化的剩余量撇在一旁。如果随后在另一章里需要确定企业家的利润，那么人们又假定，把所有其它要素支付了以后的剩余就是他的收入。这时候土地的租金又与劳动、资本等等一样被视为固定的了，而企业家的利润则被认为是随着生产量上升或下降的可变量了。资本在第三章以完全一样的方式被研究。ricardo说，资本家得到的是支付了工资后的剩余。似乎是为了嘲讽所有这些经典教条，最后，mr f.a. walker先生说劳动者得到的是支付了所有其它要素之后的剩余——面面俱到了。

    很容易看出这些陈述是循环论证，也很容易看出它们为什么如此。论者根本就没有以一般的形式表述问题。他们有几个未知量需要确定，他们没有去抓住问题的关键探究普遍原理并且运用原理可以把共同的经济后果分解为组成部分，而是回避基本问题——普遍原理的问题。他们把研究活动割裂开，并且在片面的研究中每次研究某个量时把其它量当成暂时已知的。他们无视这样一个事实：仅仅几页前或几页后他们又把已知的当未知把未知当已知。

    古典学派之后是历史学派。如人们经常所见，他们采取可疑的傲慢态度，并且声称他们没能力解决的问题是不可解的。例如，他们认为一般而言不可能说一个雕像的价值有百分之多少来自雕塑者百分之多少来自大理石。

    其实，只要正确地表述这个问题，即如果我们希望分离经济的而不是物理的组成部分，这个问题就可解了。它实际上在任何一个合乎理性的企业中都被农业或工业企业家解决了；而理论只要正确地仔细地反映现实就能够发现理论答案。最终效用理论在这方面最为直截了当。这是老调重弹。只要正确地观察每个组成部分的最终效用，或者说每个组成部分的存在或不存在会添加或减少什么效用，只要如此研究下去就自然而然地解决据说不可解的问题。奥地利学派最早作出这方面的努力。menger和本文作者以theorie der komplementaren guter（互补物品理论）为题讨论了这个问题；wieser以theorie der zurechnung（贡献理论）为题讨论了同一个问题。尤其是后者，以令人钦佩的方式表明了应如何提出问题以及如何解决问题；menger在我看来则是兴高采烈地指出解决的方法（12）。

    我曾称互补物品定律为成本定律的逆定律。前者澄清了从同时的起因——几个因素产生同一个效用时的同时合作——中产生的价值，而成本定律则说明了从时间和因果关系顺序——从接续的几个因素的因果依赖性——中产生的价值。“通过前者，由协作的要素的相互的价值关系组成的复杂的网的网眼——这么说吧，网眼的长度和宽度——就被澄清了；而通过后者我们澄清了网眼的深度；但是两个过程都符合无所不包的最终效用定律，两个定律都不过是对于特定问题的特定应用。”(13)

    做了这些准备之后，奥地利学派最终处理分配问题。这里他们不过是把一般的理论定律应用于一系列特殊的问题，而这些一般定律是通过漫长的但卓有成效的准备工作为人所知的。土地，劳动力和资本都是生产的互补因素。它们的价格，或者说租金、工资和利率，都由那些决定生产资料的价值的定律和互补物品的定律的结合直接得出。奥地利学派关于这些问题的特定观点我这里就不叙述了。即使我想，我也做不到在这篇文章中对他们的结论给出任何恰当的陈述，更不必说展开了；我将仅限于给出对他们论述的问题以及——如果可能——他们的工作所赖的精神的简要叙述。因此，我将仅仅简要地指出，他们建立了一个新的全面的资本理论(14)，在其中他们构建了新的工资理论(15)，此外还重新解决了企业家利润(16)和租金(17)的问题。借助于最终效用理论，最后提到的那个问题得到了简单容易的解答，它证实了ricardo的理论的实际结论并且在许多细节上都论证得更加细致了。

    当然，决非最终效用定律的所有可能的应用都作出了。说它们刚刚开始更正确。这里我可以顺便提一下，一些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试图将该定律运用于金融领域（18），另一些人则运用于法学的某些困难又深刻的问题（19）。

[nextpage]

   最后，与进一步的研究有关的是，人们克服了巨大的困难改进了科学必需的工具以澄清最重要的基本概念。如经常所见，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在一个看上去极为平常简单的领域作出了极大的改进和更正，而关于这个领域，几个国家的文献——例如英国的文献——很少论及。我指的是经济品（economic goods）的概念。menger交给经济科学一个逻辑工具，这就是既简单又富有启发的物品替代（guterordnungen）的概念（20），这个概念在所有未来的研究中都有用。本文作者特别致力于分析一个似乎最简单但却是最模糊和误用的概念：物品的用途（gebrauch der guter）的概念（21）。

    相反，应用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刚刚开始由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讨论（22）。但是，这绝不意味着他们不知道经济生活的实际需求，更不意味着他们不想把他们的抽象理论与实际相联系。事实正好相反。但是只有先建好房子才能布置房间，而只要我们仍忙于建立理论的框架，我们就不必投身于同样消耗时间的大量的实际问题。我们对于这些问题有我们的观点，我们讲授它们，但我们目前所写的文章几乎全部都是关于理论问题的，因为这些问题不仅是基本问题，而且历史学派对他们的长期无视还必须得到弥补。

    那么，说这许多到底有什么意义呢？一些人谈论关于商品、价值、成本、资本和其它问题对于经济科学本身有意味着什么呢？到底有没有意义呢？在回答这些问题时，由于我本人属于被讨论的这群人，我感到有些尴尬。因此，我必须限于陈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作为整体是什么样的人，正在试图做什么；而其它人可以判断他们是否成功。

    他们苦苦追求的是经济学理论的一种复兴。旧的古典理论，虽然在当时很值得景仰，却只是一些相互间关系不明确的而且与人类科学的基本原理之间的关系也不明确的一些片段认识。我们的知识最多只能是修补，而且永远将是如此。但就古典理论而言这个特征尤为显著。先辈天才的洞察使他们发现了纷杂的经济现象中的一些规律，而且，虽然困难重重，他们也试图理解这些规律。而且他们也都或多或少地从表面深入到了原理中。但在某个深度之外，他们无一例外地迷失了方向。无疑，古典经济学家清楚地知道他们的所有的说明必须被追溯到哪一点——人们对其自身利益的关注，这种关注并没有受到利它动机的干扰，仍然是所有经济行动的最终的驱动力量。但是由于说明的中间项——人们在确定产品的价格、工资、租金等等时的实际行为应该与对效用的关注的基本动机正是通过这一中间项联系起来——的某个状况，这个中间项一直是错误的。这个状况是这样的。一个与世隔绝的人只和物品打交道；而在现代经济生活中，我们必须与物品还有我们——通过交换、合作等等方式——获得我们所使用的物品的人。当我们成功地表明我们的处境与物质产品之间存在的关系以及我们对待我们的处境的态度要求我们如何对待这些物质产品时，与世隔绝的人的经济就得到说明了。而为了说明现代经济，显然需要两个过程：第一，和与世隔绝的人经济的情形一样，我们必须理解我们的利益与外在物品的关系；第二，我们必须试图理解当我们的利益与其它人的利益纠缠在一起时我们据以追求我们的利益的定律。

    没有一个人会认为这第二个过程不复杂——古典经济学家也不会。但是他们严重低估了第一个过程的困难。他们认为人与外部物品的关系没有什么需要说明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没有什么需要决定的。人们需要物品满足其欲望；人们想得到物品，并且根据他们的效用赋予其不同的使用价值。这就是古典经济学家关于人与物品的关系所知道的和教导的。尽管交换价值从adam smith到macvane先生的时代一直被广泛地讨论和说明，但人们通常不考虑使用价值，而且经常还说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无关。

    但事实是人与物品的关系决不是这么简单和单一。最终效用的现论在生产成本、互补物品等方面的应用表明我们的境况与物品的关系可能有无穷的方面，而所有这些方面都对于我们是否用该物品交换其它物品有影响。古典理论的最大的也是最致命的缺陷正在这里；它试图表明我们在与其它人的关系中如何追求我们的物质利益，但它却未能彻底地理解利益概念本身。自然这些说明的尝试都是不连贯的。说明的两个过程必须像机器的两个齿轮一样匹配。但是，由于古典经济学家对第一个齿轮的形状和嵌齿应该是怎样一无所知，他们当然无法正确地构造第二个齿轮。因此，在一定的深度以外，他们的说明就都成为一些陈辞滥调了，而且这些说明在其推广中是错误的。

这就是理论的复兴的必然的出发点，而且由于jevons及其追随者以及奥地利学派的努力，复兴已经开始了。对于一切复杂的经济学说明必然最终导致的经济学的最一般和最基本的那部分，我们必须用真正的科学研究取代不够专业的只言片语。如果我们想正确地理解发达的经济秩序的全貌，我们必须细致地研究局部。这是一切科学都或迟或早达到的转折点。我们开始时毫无例外地总是考察最重要的和最引人注目的现象，忽略细微的日常现象。但是，总有一天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宏观世界的复杂和不解之谜在最小的显然也是最简单的要素上以更加奇特的方式发生——这时我们明白我们必须在对微观世界的研究中发现理解宏观想象的钥匙。物理学家最早研究天体的运动；今天他们却最多地致力于分子和原子理论，而且我们现在在自然科学中最寄希望于化学的细节带来通向对于整个科学的最终理解的重要进展。在有机世界中，最高度发达的最庞大的有机体一度引起人们的最大兴趣。今天，人们感兴趣的是最简单的微生物。我们研究细胞和阿米巴虫的结构，到处寻找细菌。我确信在经济学理论中也是如此。最终效用理论的意义不在于它比众多的其它的早期的价值理论更加正确，而在于它标志着对经济现象科学中的那个关键的转折点的逼近。它表明了在表面上看来简单的人与外在物品的关系中存在极为复杂的关系；这些复杂的关系背后存在不变的定律，发现这些定律需要研究者付出心血；但在发现过程中，对人在与它人的经济关系中的行为的研究也就大部分完成了。屋里点亮的蜡烛照亮了屋外。

    当然，对于许多自称为政治经济学家的人来说，发现在他们一直辛勤耕耘的领域之外要增加一个新的领域——一个广阔的而且需要大量劳动的领域——可能会使他们感到吃惊、不便和不快。一直以来用“供应和需求”或者“成本”的陈词滥调说明价格现象多么方便啊！现在，突然间，这些支柱倒塌了，我们被迫大大深化基础，而这需要大量艰苦的劳动。

    不论是否不便，我们的唯一选择是做那些前辈们忽略了的工作。古典经济学家们的熟视无睹是情有可原的。在他们那个时代，一切都是新的和未被发现的，随便在哪里做科学研究都会带来丰硕的结果。但现在不同了。首先，我们是后来者而不是先驱者，我们没有先驱者的优势：要求更高了。如果我们不想继续落后于其它科学，我们也必须在我们的学科中引进我们现在还不具备的严格的规范。我们千万不可洋洋得意。当然，每门科学中随时都可能有错误和遗漏发生；但是我们的“体系”仍然充斥着陈腐的肤浅的错误，这类错误随处可见是一门科学处于原始阶段的确凿标志。我们的研究在触及实质之前就迷失在烟雾之中；我们的研究在遇到困难时立即变得空洞无物；最重要的问题甚至还没有被表述；我们毫不掩饰地循环论证；不仅在同一体系中，甚至在同一章节中，都有关于同一个问题的相互矛盾的理论；我们被混乱模糊的术语引向显而易见的错误和误解——这一切失误在我们的科学中频繁发生，几乎成了特征了。我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其它科学的遵守严格规范的代表人物怀着遗憾看待许多政治经济学的著名著作，并且否认政治经济学具有真正科学的性质。

    这种状况必须而且应该改变。在过去40年间主宰了整个德国的历史学派在这方面没有做任何事。相反，由于它对“抽象”推理的盲目恐惧以及它的廉价的怀疑——它在经济学的几乎每一个重要方面都宣称问题是“不可解的”而且发现科学定律的努力是毫无希望的——，它一直极大地阻挠了这方面的微薄努力。我并没有忽视他们在在提供经验数据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未来将公正地表明他们如何出于片面的热情在一方面做了许多而在另一方面损害了许多。

    但是古典学派和历史学派忽略了的奥地利学派今天正在努力完成。他们在战斗中并不孤立。在英国，自从jevons以来，这位伟大的思想家的同事和追随者正在进行他开创的与奥地利学派相似的研究；而全世界有很多的研究者由于受到jevons和奥地利学派的激励，最近都接受了新思想。荷兰文的文献几乎完全是这类研究；它们在法国、丹麦和瑞典也开始为人接受。他们在意大利和美国的文献中逐日传播；甚至在历史学派的老巢德国，新思想一寸一寸地在与历史学派的抵抗斗争中夺取着阵地，现在已经占据了强大又有影响的地位。

    难道这个有如此的吸引力的趋势只是个错误吗？难道它不是来源于经济学的需要并且满足了这个需要吗？这个需要长期被错误的方法压制，但最终人们依然感觉得到——这就是对真正的科学深度的需要。

notes:

1. menger, untersuchungen uber die methode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 1883; die irrthumer des historismus in der deutschen nationaokonomie, 1884; grundzuge einer classification der wirtschaftswissenschaften, in conrad's jahrbuh fur nationalokonomie und statistik, n.f., vol. xix, 1889; sax, das wesen und die aufgabe der nationalokonomie, 1884; philippovich, ueber aufgabe und methode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1886; bohm-bawerk, grundzuge der theorie des wirschaftlichen guterwerths, in conrad's jahrbuch, n.f., vol. xiii, 1886, pp. 480, et seq.; review of brentano's classische nationalokonomie in the gottinger gelehrten anzeigen, 1-6, 1889; review of schmoller's litteraturgeschichte in conrad's jahrbuch, n.f., vol. xx, translated in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vol. 1, no. 2, october 1890.

2. entwickelung der gosetze des menschlichen verkehrs.

3.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1871, 2nd, ed., 1879.

4. grundsatze der volkswirthschafslehre, 1871.

5. elements d'economie politique pure, 1874.

6. "philosophy of value" in the new englander, july, 1881. professor clark was not then familiar, as he tells me, with the works of jevons and menger.

7. bohm-bawerk, grundzuge, pp. 38 and 49; wieser, der naturliche werth, 1889, pp. 46 et seq.

8. as for example in germany, the highest authority on the theory of price, hermann; cf. bohm-bawerk, grundzuge, pp. 516, 527.

9. austrian literature on the subject of price; menger, grundsatze de volkswirtschaftslehre, p. 142, et seq., bohm-bawerk, grunzuge der theorie des wirschaftlichen guterwerths, part ii, conrad's jahrbuch, n.f., vol. xiii, p. 477 et seq., and on the point touched upon in the text, especially, p. 516; wieser, der

naturliche werth, pp. 37 et seq.; sax, grundlegung der theoretischen  staatswirtschaft, 1887, pp. 276 et seq., zucherkandl, zurtheorie des preises, 1889. i will not lose this opportunity to refer to the excellent account given by dr james

bonar, some years ago, of the austrial economists and their views of value in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oct. 1888.

10. der naturliche werth, p. 170

11. austrian literature on the relation of cost and value; menger, grundsatze, pp. 123 et seq.; weiser, ueber den ursprung und die hauptgesetze des wirtschaftlichen werthes, 1884, pp. 139 et seq.; der naturliche werth, pp. 164 et seq.; bohm-bawerk,

grundsuge, pp. 61 et seq., 534 et seq.; positive theorie des kapitals, 1889, pp. 189 et seq., 234 et seq.

12. menger, grundstze, pp. 138 et seq. bohm-bawerk, grundzuge, part i, pp. 56 et seq., positive theorie, pp. 178 et seq.; wieser, der naturliche werth, pp. 67 et seq.

13. bohm-bawerk, positive theorie, p. 201.

14. bohm-bawerk, kapital und kapitalzins: i. geschichte und kritik der kapitalisinstheorien, 1884.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with a preface by w. smart, 1890] ii. positive theorie des kapitales, 1889; differing from the older teaching of menger's grundsatze, pp. 143 et seq.

15. bohm-bawerk, positive theorie, passim, and pp. 450-452.

16. mataja, der unternehmergewinn, 1884; gross, die lehre vom unternehmergewinn, 1884.

17. menger, grundsatze, pp. 133 et seq.; wieser, der naturlichte werth, pp. 112 et seq.; bohm-bawerk, positive theorie, pp. 380 et seq.

18. robert meyer, die principien der gerechten besteuerung, 1884; sax, grundlegung, 1887; wieser, der naturliche werth, pp. 209 et seq.

19. mataja, das recht des schadenersatzes, 1888; seidler, "die geldstrafe vom volkswirtschaftlichen und sozialpolitischen gesichtspunkt" conrad's jahrbuch, n.f., vol. xx, 1890.

20. menger, grundsatze, pp. 8 et seq.

经济学家篇8

关键词：经济史研究／经济学范式／历史学范式／新经济史学

 

新经济史学最早起源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在这一时期，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将规范的经济学理论和计量、统计的方法相结合，应用于对美国经济史的研究，从而开辟了一个融合历史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新经济史学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从单纯地对历史现象进行计量分析走向了关于社会历史演进的宏大理论体系的构建，并力图在其自身的理论框架内，对人类的发展与停滞、繁荣与衰退作出全新的和系统的解释。新经济史学逐步演变成了以经济发展和社会演进的全部为对象的经济学学科，与发展经济学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新经济史学的发展不但是经济学领域中的一场重要运动，而且对传统史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新经济史学用经济理论和统计、计量技术对历史重新诠释，得出了不同于传统史学的结论，人们关于历史的理解被大大改变；同时，经济学对历史的介入，也使得经济学和史学在经济史这一共有研究领域中产生了激烈的范式冲突。这种冲突在当前的中国表现得尤其明显——被新经济史理论武装起来的经济学家批评传统经济史研究墨守陈规、缺乏理论洞察力，而史学家也以“不着边际”、“盲目照搬西方理论”等评语回敬经济学家。如何理解并协调这一冲突，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项重要问题。

一、新经济史学的发展：介绍与评价

    半个多世纪以来，新经济史学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包含计量经济史学、制度变迁理论在内的经济学研究的新的分支，并且已经构成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计量经济史学

    新经济史学发端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计量经济史学运动，其标志是奥佛瑞德(conrad alfred)和莫耶(john meyer)①关于方法论和奴隶制的重要论文；随后，福格尔、诺斯等人关于美国奴隶制、铁路与海洋运输的一系列论文，为计量经济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②。当前，计量经济史学已经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有关论文大量发表于重要的经济学杂志。

    计量经济史学对经济学和史学研究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首先，计量经济史学将规范的经济学理论和计量、统计的方法应用于历史分析，使得对历史现象的解释获得了新的定量分析的工具。与基于文字描述的传统的历史研究相比，计量经济史学使人们对历史的理解变得更为丰富。其次，计量经济史学“提出假说——用数据验证——得出结论”的模式，具有很强的归纳特征，使以逻辑演绎为基本特征的主流经济学研究方法与以归纳描述为基本特征的传统史学研究方法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综合。通过对历史的计量研究，历史学和经济学之间方法论的距离被拉近了。另外，计量经济史学为经济学理论注入了历史的、纵向的时间维度；同时，在宏观经济增长模型中增加了新的解释变量——与历史不可分割的“制度”，逐渐使“制度至关重要”这一命题成为经济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命题之一。

    (二)制度变迁(演化)理论

    “制度至关重要”的命题启发了新经济史学家来关注历史语境中的制度问题本身．寻求构建更为复杂、更为全面的理论框架来解释制度的产生、演进和消亡。经济史中的制度变迁(演化)理论，大体可以分成两个阶段：新古典制度变迁理论和比较历史制度分析。

    1．新古典制度变迁理论。以诺斯为代表。他们从新古典的“经济人”假设出发，运用一般均衡的方法分析经济制度产生、发展和衰落的历史。具体表现为：第一，存在着制度的供给一需求，其均衡状态导致了制度的稳定与变迁。个人具有完全的理性，对所需的制度能够理性的算计，其对制度创新的利润的追求，推动着制度由一个均衡走向另一个均衡；国家是基本制度，包括产权、法律、规则、管制的供给者，具有“经济人”特征。第二，交易费用是判定制度绩效的标准，技术进步、人口增长及其他要素禀赋改变都会影响到交易费用的变化，从而改变制度的供需平衡，引起制度变迁。嘶古典经济史理论将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应用于经济史研究，扩展了新古典理论的应用范围，并丰富了人们关于历史的认知，但是，从方法论层次上看，新古典经济史论存在着内在的理论缺陷，主要表现在：第一，新古典理论的静态分析模式和历史的动态演进间的矛盾。新古典理论将制度视作一种静态的均衡，而历史不过是“已经实现的一系列均衡”，如何将这些均衡的片断拼成动态的历史，对新古典理论来说是一个难题。第二，新古典的“历史不相关”性与历史真实性的矛盾。在新古典理论中，同样的偏好、技术禀赋在加上相同的制度起点，在所有的历史时期都会推导出独一无二的经济结果，制度与个体间、个体与个体问的互动以及随机性事件的重要性被忽略，这实际上把每个社会独特的历史阶段排除在理论之外。第三，个人主义的方法论与研究对象的整体性特征间的矛盾。新古典理论以个人主义为方法论的基础，所有的经济行为都是个人理性选择的结果，制度变迁也是，这与制度变迁通常是作为一个群体性事件出现的事实不相符。诺斯通过引进意识形态理论来调和这一冲突，在他的理论体系中，价值观、文化信仰充当了第一方的执行机制，调整着人们的行为，它们是外生的，由包括统治者在内的一方投资供给。但这一处理方法却无法解释相同制度环境中的个人如何发展出不同的价值观，价值观又如何与正式制度产生互动，而这些都是理解人类历史进程不可缺少的线索。

    2．比较历史制度分析。以格雷夫(avner grief)、温家斯特(barry weingast)为代表。他们将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引入到历史研究中，以揭示人类社会中的制度、文化演进过程。在这里，制度被定义成非技术因素所决定的行为约束，包括文化信仰(即未经协调的各种预期)和组织(内生的人类设计，决定了组织内个体博弈的规则)两个核心的要素。制度结构变迁的轨迹具有路径依赖，因为过去的制度影响了人们对当前和未来制度的预期，也决定着引进新组织的激励，“经济制度的改变能力是其历史的函数”④。这意味着历史被真正地装进了经济学理论中，成为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不再仅仅是一个外部的研究对象，新古典革命之后长期背离的历史和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弥合。具体而言，博弈论，特别是子博弈精炼均衡概念在历史分析中的使用，使得制度演化中多重均衡的存在成为可能，而偶然性随机事件和一个经济体特定的历史条件(包括政治、经济、自然、文化因素)都会影响到均衡的选择，从而使不同的国家沿着不同的历史轨迹运行。这也就是说，每个国家的历史和演化路径都是独特的，不可能通过模仿、复制他国的制度而走向发展。

从新古典经济史理论到比较历史制度分析，经济史的研究由静态的均衡分析转向了动态的演化分析，制度不再是理性的构建(由制度供给者提供，并服从于供需均衡)，而是无意识的演化，是一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尽管建构和演化被普遍认为是对立的，前者强调行动者的理性算计，后者则强调行动者的无意识或无目的性以及互动结果的不可预知性，但实际上两者间的冲突并不是不可调和的。一旦引入认知进化的因素，两者间的不和谐就可能消失。在演化分析中，个人虽然不具有完全理性，但其认知却处于不断地进化之中，在与环境的互动中，通过不断试错、调整来获得提高。文化、传统，按照哈耶克的说法，就是在进化中积累下来的理性，影响着个体的预期和行为选择，并最终影响了制度的演化路径，个体与组织、制度、文化的互动最终构成了历史演进的基本线索。构建的局部或短期制度均衡，可以被看作是长期历史制度演进过程中的“某一个驻点”，是“演化到达一定阶段的产物”⑤。借助认知进化因素的调和，经济学“将均衡装入演化框架”的尝试成为可能，这也是近年来认知科学和神经元科学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的原因。

 

二、新经济史学与中国传统经济史学的范式冲突

    新经济史学在中国的发展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一时期新制度经济学开始进入中国，并引发了中国经济学界的新制度经济学热。随着科斯、诺斯、福格尔等人的研究在国内的大量评介、诠释，新经济史学的思想及研究方法开始被国内经济学界所熟知。在关注中国当前改革的同时，国内学者开始有意识地以新经济史学的理论、方法来研究中外历史中的制度(变迁)案例，并与中国当前的制度变革进行比较、印证，以获得关于制度变革的更为深入的理解。新经济史开始成为经济学研究和教育中的一个重要领域。

    随着经济学界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热潮的高涨，中国传统经济史研究也受到了此热潮的冲击，并产生了不同的反应。一方面，一些史学家开始有意识地学习、借鉴新经济史理论，并将其作为理解、解释中国历史现象的重要理论工具，产权、制度、交易费用等概念被频繁地使用。另一方面，许多史学家却对这种经济学的帝国主义现象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厌恶，认为新经济史学已经使历史不再像历史，历史偏离了对历史事实的描述，而变成了理论的附庸，同时认为，将基于西方发展经验的新经济史理论，盲目照搬到中国经济史研究中，本身就是反历史的，经济学家的经济史研究根本就是“完全外行”、“不着边际”的做法。

    传统史学家对新经济史学的尖锐批评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有关：首先，史学和经济学叙述方式的不同。前者是归纳的、描述的，遵循“历史先于逻辑”的原则，后者是演绎的、逻辑的，尽管并不排除归纳和描述方法的运用，但归纳和描述都是在一种预制的逻辑体系下进行的，即逻辑先于历史。具体而言，史学的经济史，“是研究过去的、我们还不认识或认识不清的经济实践，因而它只能以历史资料为依据”⑥。在这里，所有的经济理论都是方法论，是为了对历史中已经存在的经济事实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归纳。而经济学所研究的经济史，则是基于历史经验来构建理论，其对历史事实的关注，仅仅是出于理论构建的需要，如希克斯所言，“为了不致使逻辑进程与最明显的事实发生冲突，我们应当回过头来看看历史纪录”⑦。在这里，所有的历史经验都是跨期不同的案例或数据资料，用来提炼或者验证理论。同时，经济学的经济史所关注的对象，并不仅仅限于经济现象，而是会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因素，历史和经济学从本质上讲是一体的。经济学家这种“粗略地使用历史资料、先人为主地提出理论假说”的“恶习”，招致了史学家的批评。新经济史学家对历史的兴趣，在史学家看来，仅仅是因为他们要将历史当成“自然试验”(natural experiment)的场地，“经济学家使用几乎是与研究现实相同的方法来研究历史现象，认为(被研究的)过去和现实之间没有区别”⑧，从而使历史缩减成了当代史，降为经济学的附庸。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是新经济史学作为经济学理论与传统史学所用来分析、归纳历史事实的理论工具在方法论上存在冲突。尽管“以理论术语来思考”不是“史学家的本行”⑨，但史学家在对历史现象进行归纳分析的时候，总是要有意、无意地使用到经济学的理论或者某些理论的片断。史学家一再强调“历史真实性”，但实际上他们笔下的历史仍然不能免于理论的重构。史学家呈现出来的历史，不仅取决于他们从史料挖掘、考据中获得多少历史事实，更取决于他们以什么样的理论来处理这些事实。哈耶克曾提醒应该对“历史事实”这一概念进行追问，他认为，并不存在一个像自然世界一样可以根据时空坐标来定义的“历史事实”，因为“并不是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同一个历史事实中的一部分，而且同一历史事实的所有部分也未必都是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所发生的”⑩。一则信息是否构成一个历史事实的一部分，则取决于史学家心智的筛选，历史事实越复杂，这种筛选所导致的差别越大。从这一意义上讲，历史与理论是不可分的。“当我们从我们所拥有的关于某个时期的知识中选择出某些特定的部分并把它们视作是与同一历史事实有着明确关系的组成部分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使用一种理论。”⑾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如市场、经济制度、生产方式无一不是复杂的系统，与此有关的历史事实，拥有更多的理论重构的成分。以不同的理论工具对经济史进行解释，即使是基于相同的史料，结果也会大相径庭。

    新经济史理论与传统中国经济史研究中惯用的理论工具，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存在着根本区别。经济学的方法论包含三个不同的层次：哲学意义上的，即个人主义的还是整体主义的；理论构建方式上的，即归纳的还是演绎的；具体的方法，包括统计、计量、案例描述等方法。其中，哲学层次上的分歧决定了不同理论会有完全不同的指向。新经济史理论，不管是新古典经济史理论的均衡分析还是比较历史制度分析下的演化分析，两者都是建立在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上的，强调了个体在历史演进中的重要作用，所不同的只是个体完全理性还是局部理性的人格设定。这与同样是揭示历史演进规律的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不同的，后者建立在整体主义的哲学基础上，将制度变迁归因于某种超越于个体意识之上的超级理性，个人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完全无能为力，必须要服从于某种超级的力量或不可抗拒的规律。在这种整体主义哲学观下，“只有集体实体(例如民族、国家)以及社会团体(例如阶级、部落)才会有历史；个体没有任何形式的历史(除了他们自身的生命历程之外)。个体是在一个特定的决定了他们行为的社会结构中理解、思考并行事……将个人作为研究起点就大大降低了社会背景及其历史的重要性”⑿。反映到价值判断上，整体主义的历史观，强调了国家、民族的历史并引导个体从这样的历史情感中来进行自我定位，以期能够发挥一种强有力的国家导向的政治与思想意识形态功能。而个人主义的历史观，则关注历史演进中个体与制度、组织、文化的互动及其绩效，是从个体的角度来打量和判断国家与民族这样的集体实体，并以经济绩效而不是历史情感来作为评判历史事件的标准。以鸦片战争为例，整体主义的历史观关注的是这一事件所导致的国家与阶级结构的整体变迁，并对这一事件注入了强烈的民族、国家情感，而个人主义的历史观则关注这一事件所导致的个体活动的社会、经济、法律、文化环境的变迁及其对社会组织、文化演化及个人行为选择、社会经济绩效变化的影响。这或许是新经济史学被称作是反历史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新经济史学的个人主义方法论特征还可能会导出对新经济史学另一项主要的批评，即它的普适主义。新经济史学将经济学中相同的概念和范畴，应用于所有的历史阶段和社会形态，仿佛“这些社会是被同一资本主义逻辑所主导的一样”；“对于任何社会组织而言，每一项经济交易都是精打细算的市场行为的结果”。⒀个人主义的方法论，不承认任何超越于个人主义之上的理性，而是将基于个人决策的“分工——交易——市场扩张”看作是人类历史演进的基本力量，承认自由市场制度以及与之密不可分的产权保障制度、竞争性的政治市场结构的优越性。尽管均衡分析以经济效率为标准，演化分析是通过比较不同的制度所承载的经济体在历史中的生存、发展、繁荣、衰退而给出了一个进化论的观点，但两者在结论上却没有区别，即都指出了基于个人主义的自由市场制度对于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的重要作用。新经济史理论因此常被它的批评者指责为“利用市场普适主义的神话来为真实经济体系下的社会不平等辩护”⒁，这与帕克所认为的“新经济史的成功之处在于表明市场机制运行良好”的论断是异曲同工的⒂。新经济史理论内含的这种普适主义使得它被用来解释中国历史时，不可避免地招来了“盲目照搬西方理论”、“西方中心论”、“脱离中国历史真实”这样的批评。

三、新经济史学与中国传统经济史学的范式冲突如何协调

    当前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史学与经济学范式上的冲突，与两个学科在叙事方式上的不同有关，也与它们所依赖的理论工具在方法论上的分歧有关。两个学科不能进行很好的融合和沟通，对两个学科的发展都产生了制约。对史学的经济史来说，对经济学理论的偏见，使史学家无法从经济学家的工具箱中挑选更为合适、更为丰富的理论工具为自己所用，史学家对具体事件分析、归纳、发现其背后的一般规律的能力受到影响，并因此丧失了从旧的理论桎梏中将思想解放出来的机会。对于经济学的经济史而言，对历史事实缺乏深入的理解，使经济学家用经济学的理论来研究中国本土化的问题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理论的悬置与失真。经济学家会发现，作为理论核心的许多概念在历史中找不到对应物。缺乏历史理解，而仅仅是生硬地将理论和历史事实捏在一起，既影响了理论的解释力，又丧失了利用中国丰富的历史制度资源进行理论创新的机会。

    在经济史的研究中，中国的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不应该是互相指责的，而是应该相互借鉴，互相学习。在这一方面，美国经济史学会提供了很好的经验。他们会定期举行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集会，以促进两个学科间的交流与对话。在中国，经济学家和史学家也应该放下各自的成见，寻求积极的沟通。

    1．史学家应该做什么?对于史学家而言，面对经济学的帝国主义现象，他们首当其冲的是要坚定学科的自信。从长期来看，“一切的经济理论都是方法论”⒃，服务于对历史的解释和理解。历史的确依赖于理论的重构，但在人类知识增进的过程中，理论是不断变化的，而其背后等待被诠释的历史经验和事实则有其独立性。从这一点上看，史学不会沦为任何系统性社会科学的附庸。经济学发展到今天，虽然日益强调其科学性，但却永远无法具备自然科学的试验条件，历史是它能够使用的唯一实验室，而实验室的钥匙就握在史学家手中。提供最真实的数据，最大可能地还原历史真实，是史学家能够给经济学所作的最大的贡献。从这一点上看，史学的基本方法——史料学和考据学的方法，对于经济学的经济史研究来讲，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其次，史学家应该向经济学家学习，丰富自己的理论工具，并根据理论与历史的耦合程度来挑选理论工具，而不是先人为主地将某一种理论视作当然。赵冈、陈钟毅认为，近人对经济史的研究，有两点可争议的倾向。“第一，断代研究的方式比较盛行，往往无法看出长时期发展的前后脉络。第二，有些人过分强调马克思经济史观在中国历史上的适用性，选择史料来迁就理论架构。”⒄第一种情况体现了传统经济史研究缺乏系统性理论工具指导从而缺乏历史洞察力的事实；第二种情况则指出了中国当前经济史研究中的诸多混乱现象的根源。如社会阶段的划分和“封建”一词的使用，中国自秦代开始，就是中央集权下的编户齐民，并不具备西方意义上的封建制度。生硬地套用马克思的社会阶段论，不但使中国经济史研究变得“面目全非”，而且也曲解、误用了马克思的理论。理论之于史学研究而言，应该是工具，而不是其他。史学家在警惕新经济史理论枷锁的同时，也需要反思自己是否已经从教条主义的桎梏之中解脱出来。从这一个角度来看，新经济史带给传统史学研究的冲击将是强烈的，会涉及研究的目的、方法甚至整个话语系统的转换，而这种转换恰好就是一个国家在转型的过程中，其史学与社会科学所表现出来的正常的反应。随着新经济史学影响的扩大，产权、制度、交易费用、社会演化、经济增长等概念已经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广泛使用。这些概念的使用，并不仅仅意味着用来表达思想和叙述事实的词汇的丰富，在相当程度上，它表明了一种思维方式的转换，展示了社会思想领域的开放与变革。

2．经济学家应该做什么?对于经济学家而言，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历史之于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性。为此，他们需要熟记熊彼特的一句话：“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的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⒅经济学家要学会从历史学家那里听故事，学会将理论(不管它看起来多么精美、复杂)，拿到历史的实验室中去检验并修正。与历史不相关的经济学理论，虽然具有逻辑上的严密性，但对真实世界的解释力似乎令人怀疑。新古典经济学家给转型国家所开出的药方，迄今为止，尚未显示出好的疗效，原因当在于他们忽视了每个国家制度变迁的能力是其各自历史的函数，每个国家独特的历史使它们不可能按照某种统一的规律来发展，所谓“甲之熊掌，乙之砒霜”，生搬硬套他国经验在实践中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经济学只有同历史结合在一起，才能显示其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和洞察能力。其次，经济学家要学会对自己所依赖的经济学理论方法进行反思。当前经济学研究中实证主义的盛行，引发出一种“实证迷信”⒆。统计和计量方法在很大程度上被滥用，出现了大量“为形式化而形式化”、“为计量而计量”的毫无经济思想内容的作品，这使得经济学研究日益沦为经济学家的“自助游戏”而丧失了历史情感和人文关怀。在新经济史学研究中，这种现象也不能避免。早在二十年前，r．m．索洛曾很中肯地批评道，计量经济史学家们耽于建立和测试模型，相信从方程式的推演中可以获得一切问题的答案，而不会像真正的史学家一样去追问世界是怎样变成这样的，计量经济史讲究回归和整合，最终“以时间序列代替了历史思考”，却“不能从社会制度、文化习俗和人们心态上给经济学提供更广阔的视野”⒇。为避免这一缺陷，经济学家必须从自我陶醉的“自助游戏”中解脱出来，向史学家学习，从历史描述和社会纪事中吸收灵感，否则计量工具就会嬗变成历史研究的“刑具”，束缚住经济学家对历史的内在逻辑的探究。经济学家最终会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境地：大量富有研究意义的历史现象因为无法量化而不能进入研究视野，而另外的一些现象量化分析十分方便，但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却意义不大。对历史描述方法的重视，也许是经济学家摆脱这种尴尬境地的一种好的选择。

 

注释：

     ①conrad alfred, and john meryer,1958, the economics of slavery in the antebellum sou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66: pp.95—1301.

     ②fogel, r. w., and s. engerman,1974, time on the cross: 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 new york: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north, douglass c.1968, sources of pro- ductivity change in ocean shipping 1600—1850, journal of eco- nomic political economy, vol.76, pp.953—970.

      ③north,douglass c.1981,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 nomic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north,douglass c. and robert p. thomas,1973,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 a new economic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uk.

ge uk.

     ④grief, avner,1994, cultural beliefs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society: a historical and theoretical reflection on collec- tivist and individualist societies,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 my, vol.102, no.5 (october): pp.912—950.

    ⑤黄少安：《制度经济学中六个基本理论问题新解》，载《学术月刊》，2007(1)。

    ⑥吴承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载《经济研究》，1995(4)。

    ⑦希克斯：《经济史理论》，第1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⑧于尔根·科卡：《社会史：理论与实践》，第3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⑨希克斯：《经济史理论》，第5页。

⑩⑾哈耶克：《社会科学的事实》，载《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第106、10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⑿michel zouboulakis，2005，on the evolutionary character of noah’s idea of institutional change，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vol l，issue02，dec，pp．139—153．译文载于黄少安主编：《制度经济学》，第十三辑，译者为李游游、王芳芳。

    ⒀⒁michel zouboulakis，同注释⑤。

⒂parker，william，1971，from old to new to old in eco- nomic history，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31(1)：pp．3—141．

⒃吴承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载《经济研究》，1995(4)。

    ⒄赵冈、陈钟毅：《中国经济制度史论》，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⒅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3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⒆林金忠：《“实证经济学”与“实证迷信”——基于方法论视角的批判》，载《学术月刊》，2007(5)。

⒇solow，robert m．，1985，economic history and economics，economic history，vol．75，no．2，may．

    摘要：新经济史学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计量经济史学和制度变迁理论两大内容。它将经济学的理论与技术应用于历史研究，开辟了一个融合历史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新经济史学引入中国后，引发了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史学范式与经济学范式的冲突。经济学家批评传统经济史研究墨守陈规、缺乏理论洞察力，而史学家则认为经济学家对历史的研究使历史偏离了对历史事实的描述，变成了理论的附庸。这种冲突与两个学科叙事方式的不同有关，涉及两个学科关于“历史优先”还是“逻辑优先”的不同理解，更与新经济史学与传统史学所惯用的理论工具在方法论上的区别有关，反映了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的经济学理论在历史观上的分歧。为促进两个学科的发展，经济学家和史学家应该放弃成见，加强交流与沟通。史学家应该从旧理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学习使用更丰富的理论工具；经济学家也应该重视历史描述，以打破经济学研究中长期存在的“实证迷信”。

关键词：经济史研究／经济学范式／历史学范式／新经济史学

 

新经济史学最早起源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在这一时期，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将规范的经济学理论和计量、统计的方法相结合，应用于对美国经济史的研究，从而开辟了一个融合历史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新经济史学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从单纯地对历史现象进行计量分析走向了关于社会历史演进的宏大理论体系的构建，并力图在其自身的理论框架内，对人类的发展与停滞、繁荣与衰退作出全新的和系统的解释。新经济史学逐步演变成了以经济发展和社会演进的全部为对象的经济学学科，与发展经济学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新经济史学的发展不但是经济学领域中的一场重要运动，而且对传统史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新经济史学用经济理论和统计、计量技术对历史重新诠释，得出了不同于传统史学的结论，人们关于历史的理解被大大改变；同时，经济学对历史的介入，也使得经济学和史学在经济史这一共有研究领域中产生了激烈的范式冲突。这种冲突在当前的中国表现得尤其明显——被新经济史理论武装起来的经济学家批评传统经济史研究墨守陈规、缺乏理论洞察力，而史学家也以“不着边际”、“盲目照搬西方理论”等评语回敬经济学家。如何理解并协调这一冲突，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项重要问题。

 

一、新经济史学的发展：介绍与评价

 

    半个多世纪以来，新经济史学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包含计量经济史学、制度变迁理论在内的经济学研究的新的分支，并且已经构成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计量经济史学

    新经济史学发端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计量经济史学运动，其标志是奥佛瑞德(conrad alfred)和莫耶(john meyer)①关于方法论和奴隶制的重要论文；随后，福格尔、诺斯等人关于美国奴隶制、铁路与海洋运输的一系列论文，为计量经济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②。当前，计量经济史学已经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有关论文大量发表于重要的经济学杂志。

    计量经济史学对经济学和史学研究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首先，计量经济史学将规范的经济学理论和计量、统计的方法应用于历史分析，使得对历史现象的解释获得了新的定量分析的工具。与基于文字描述的传统的历史研究相比，计量经济史学使人们对历史的理解变得更为丰富。其次，计量经济史学“提出假说——用数据验证——得出结论”的模式，具有很强的归纳特征，使以逻辑演绎为基本特征的主流经济学研究方法与以归纳描述为基本特征的传统史学研究方法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综合。通过对历史的计量研究，历史学和经济学之间方法论的距离被拉近了。另外，计量经济史学为经济学理论注入了历史的、纵向的时间维度；同时，在宏观经济增长模型中增加了新的解释变量——与历史不可分割的“制度”，逐渐使“制度至关重要”这一命题成为经济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命题之一。

    (二)制度变迁(演化)理论

    “制度至关重要”的命题启发了新经济史学家来关注历史语境中的制度问题本身．寻求构建更为复杂、更为全面的理论框架来解释制度的产生、演进和消亡。经济史中的制度变迁(演化)理论，大体可以分成两个阶段：新古典制度变迁理论和比较历史制度分析。

    1．新古典制度变迁理论。以诺斯为代表。他们从新古典的“经济人”假设出发，运用一般均衡的方法分析经济制度产生、发展和衰落的历史。具体表现为：第一，存在着制度的供给一需求，其均衡状态导致了制度的稳定与变迁。个人具有完全的理性，对所需的制度能够理性的算计，其对制度创新的利润的追求，推动着制度由一个均衡走向另一个均衡；国家是基本制度，包括产权、法律、规则、管制的供给者，具有“经济人”特征。第二，交易费用是判定制度绩效的标准，技术进步、人口增长及其他要素禀赋改变都会影响到交易费用的变化，从而改变制度的供需平衡，引起制度变迁。嘶古典经济史理论将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应用于经济史研究，扩展了新古典理论的应用范围，并丰富了人们关于历史的认知，但是，从方法论层次上看，新古典经济史论存在着内在的理论缺陷，主要表现在：第一，新古典理论的静态分析模式和历史的动态演进间的矛盾。新古典理论将制度视作一种静态的均衡，而历史不过是“已经实现的一系列均衡”，如何将这些均衡的片断拼成动态的历史，对新古典理论来说是一个难题。第二，新古典的“历史不相关”性与历史真实性的矛盾。在新古典理论中，同样的偏好、技术禀赋在加上相同的制度起点，在所有的历史时期都会推导出独一无二的经济结果，制度与个体间、个体与个体问的互动以及随机性事件的重要性被忽略，这实际上把每个社会独特的历史阶段排除在理论之外。第三，个人主义的方法论与研究对象的整体性特征间的矛盾。新古典理论以个人主义为方法论的基础，所有的经济行为都是个人理性选择的结果，制度变迁也是，这与制度变迁通常是作为一个群体性事件出现的事实不相符。诺斯通过引进意识形态理论来调和这一冲突，在他的理论体系中，价值观、文化信仰充当了第一方的执行机制，调整着人们的行为，它们是外生的，由包括统治者在内的一方投资供给。但这一处理方法却无法解释相同制度环境中的个人如何发展出不同的价值观，价值观又如何与正式制度产生互动，而这些都是理解人类历史进程不可缺少的线索。

    2．比较历史制度分析。以格雷夫(avner grief)、温家斯特(barry weingast)为代表。他们将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引入到历史研究中，以揭示人类社会中的制度、文化演进过程。在这里，制度被定义成非技术因素所决定的行为约束，包括文化信仰(即未经协调的各种预期)和组织(内生的人类设计，决定了组织内个体博弈的规则)两个核心的要素。制度结构变迁的轨迹具有路径依赖，因为过去的制度影响了人们对当前和未来制度的预期，也决定着引进新组织的激励，“经济制度的改变能力是其历史的函数”④。这意味着历史被真正地装进了经济学理论中，成为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不再仅仅是一个外部的研究对象，新古典革命之后长期背离的历史和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弥合。具体而言，博弈论，特别是子博弈精炼均衡概念在历史分析中的使用，使得制度演化中多重均衡的存在成为可能，而偶然性随机事件和一个经济体特定的历史条件(包括政治、经济、自然、文化因素)都会影响到均衡的选择，从而使不同的国家沿着不同的历史轨迹运行。这也就是说，每个国家的历史和演化路径都是独特的，不可能通过模仿、复制他国的制度而走向发展。

从新古典经济史理论到比较历史制度分析，经济史的研究由静态的均衡分析转向了动态的演化分析，制度不再是理性的构建(由制度供给者提供，并服从于供需均衡)，而是无意识的演化，是一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尽管建构和演化被普遍认为是对立的，前者强调行动者的理性算计，后者则强调行动者的无意识或无目的性以及互动结果的不可预知性，但实际上两者间的冲突并不是不可调和的。一旦引入认知进化的因素，两者间的不和谐就可能消失。在演化分析中，个人虽然不具有完全理性，但其认知却处于不断地进化之中，在与环境的互动中，通过不断试错、调整来获得提高。文化、传统，按照哈耶克的说法，就是在进化中积累下来的理性，影响着个体的预期和行为选择，并最终影响了制度的演化路径，个体与组织、制度、文化的互动最终构成了历史演进的基本线索。构建的局部或短期制度均衡，可以被看作是长期历史制度演进过程中的“某一个驻点”，是“演化到达一定阶段的产物”⑤。借助认知进化因素的调和，经济学“将均衡装入演化框架”的尝试成为可能，这也是近年来认知科学和神经元科学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的原因。

 

二、新经济史学与中国传统经济史学的范式冲突

 

    新经济史学在中国的发展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一时期新制度经济学开始进入中国，并引发了中国经济学界的新制度经济学热。随着科斯、诺斯、福格尔等人的研究在国内的大量评介、诠释，新经济史学的思想及研究方法开始被国内经济学界所熟知。在关注中国当前改革的同时，国内学者开始有意识地以新经济史学的理论、方法来研究中外历史中的制度(变迁)案例，并与中国当前的制度变革进行比较、印证，以获得关于制度变革的更为深入的理解。新经济史开始成为经济学研究和教育中的一个重要领域。

    随着经济学界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热潮的高涨，中国传统经济史研究也受到了此热潮的冲击，并产生了不同的反应。一方面，一些史学家开始有意识地学习、借鉴新经济史理论，并将其作为理解、解释中国历史现象的重要理论工具，产权、制度、交易费用等概念被频繁地使用。另一方面，许多史学家却对这种经济学的帝国主义现象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厌恶，认为新经济史学已经使历史不再像历史，历史偏离了对历史事实的描述，而变成了理论的附庸，同时认为，将基于西方发展经验的新经济史理论，盲目照搬到中国经济史研究中，本身就是反历史的，经济学家的经济史研究根本就是“完全外行”、“不着边际”的做法。

    传统史学家对新经济史学的尖锐批评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有关：首先，史学和经济学叙述方式的不同。前者是归纳的、描述的，遵循“历史先于逻辑”的原则，后者是演绎的、逻辑的，尽管并不排除归纳和描述方法的运用，但归纳和描述都是在一种预制的逻辑体系下进行的，即逻辑先于历史。具体而言，史学的经济史，“是研究过去的、我们还不认识或认识不清的经济实践，因而它只能以历史资料为依据”⑥。在这里，所有的经济理论都是方法论，是为了对历史中已经存在的经济事实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归纳。而经济学所研究的经济史，则是基于历史经验来构建理论，其对历史事实的关注，仅仅是出于理论构建的需要，如希克斯所言，“为了不致使逻辑进程与最明显的事实发生冲突，我们应当回过头来看看历史纪录”⑦。在这里，所有的历史经验都是跨期不同的案例或数据资料，用来提炼或者验证理论。同时，经济学的经济史所关注的对象，并不仅仅限于经济现象，而是会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因素，历史和经济学从本质上讲是一体的。经济学家这种“粗略地使用历史资料、先人为主地提出理论假说”的“恶习”，招致了史学家的批评。新经济史学家对历史的兴趣，在史学家看来，仅仅是因为他们要将历史当成“自然试验”(natural experiment)的场地，“经济学家使用几乎是与研究现实相同的方法来研究历史现象，认为(被研究的)过去和现实之间没有区别”⑧，从而使历史缩减成了当代史，降为经济学的附庸。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是新经济史学作为经济学理论与传统史学所用来分析、归纳历史事实的理论工具在方法论上存在冲突。尽管“以理论术语来思考”不是“史学家的本行”⑨，但史学家在对历史现象进行归纳分析的时候，总是要有意、无意地使用到经济学的理论或者某些理论的片断。史学家一再强调“历史真实性”，但实际上他们笔下的历史仍然不能免于理论的重构。史学家呈现出来的历史，不仅取决于他们从史料挖掘、考据中获得多少历史事实，更取决于他们以什么样的理论来处理这些事实。哈耶克曾提醒应该对“历史事实”这一概念进行追问，他认为，并不存在一个像自然世界一样可以根据时空坐标来定义的“历史事实”，因为“并不是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同一个历史事实中的一部分，而且同一历史事实的所有部分也未必都是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所发生的”⑩。一则信息是否构成一个历史事实的一部分，则取决于史学家心智的筛选，历史事实越复杂，这种筛选所导致的差别越大。从这一意义上讲，历史与理论是不可分的。“当我们从我们所拥有的关于某个时期的知识中选择出某些特定的部分并把它们视作是与同一历史事实有着明确关系的组成部分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使用一种理论。”⑾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如市场、经济制度、生产方式无一不是复杂的系统，与此有关的历史事实，拥有更多的理论重构的成分。以不同的理论工具对经济史进行解释，即使是基于相同的史料，结果也会大相径庭。

    新经济史理论与传统中国经济史研究中惯用的理论工具，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存在着根本区别。经济学的方法论包含三个不同的层次：哲学意义上的，即个人主义的还是整体主义的；理论构建方式上的，即归纳的还是演绎的；具体的方法，包括统计、计量、案例描述等方法。其中，哲学层次上的分歧决定了不同理论会有完全不同的指向。新经济史理论，不管是新古典经济史理论的均衡分析还是比较历史制度分析下的演化分析，两者都是建立在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上的，强调了个体在历史演进中的重要作用，所不同的只是个体完全理性还是局部理性的人格设定。这与同样是揭示历史演进规律的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不同的，后者建立在整体主义的哲学基础上，将制度变迁归因于某种超越于个体意识之上的超级理性，个人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完全无能为力，必须要服从于某种超级的力量或不可抗拒的规律。在这种整体主义哲学观下，“只有集体实体(例如民族、国家)以及社会团体(例如阶级、部落)才会有历史；个体没有任何形式的历史(除了他们自身的生命历程之外)。个体是在一个特定的决定了他们行为的社会结构中理解、思考并行事……将个人作为研究起点就大大降低了社会背景及其历史的重要性”⑿。反映到价值判断上，整体主义的历史观，强调了国家、民族的历史并引导个体从这样的历史情感中来进行自我定位，以期能够发挥一种强有力的国家导向的政治与思想意识形态功能。而个人主义的历史观，则关注历史演进中个体与制度、组织、文化的互动及其绩效，是从个体的角度来打量和判断国家与民族这样的集体实体，并以经济绩效而不是历史情感来作为评判历史事件的标准。以鸦片战争为例，整体主义的历史观关注的是这一事件所导致的国家与阶级结构的整体变迁，并对这一事件注入了强烈的民族、国家情感，而个人主义的历史观则关注这一事件所导致的个体活动的社会、经济、法律、文化环境的变迁及其对社会组织、文化演化及个人行为选择、社会经济绩效变化的影响。这或许是新经济史学被称作是反历史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新经济史学的个人主义方法论特征还可能会导出对新经济史学另一项主要的批评，即它的普适主义。新经济史学将经济学中相同的概念和范畴，应用于所有的历史阶段和社会形态，仿佛“这些社会是被同一资本主义逻辑所主导的一样”；“对于任何社会组织而言，每一项经济交易都是精打细算的市场行为的结果”。⒀个人主义的方法论，不承认任何超越于个人主义之上的理性，而是将基于个人决策的“分工——交易——市场扩张”看作是人类历史演进的基本力量，承认自由市场制度以及与之密不可分的产权保障制度、竞争性的政治市场结构的优越性。尽管均衡分析以经济效率为标准，演化分析是通过比较不同的制度所承载的经济体在历史中的生存、发展、繁荣、衰退而给出了一个进化论的观点，但两者在结论上却没有区别，即都指出了基于个人主义的自由市场制度对于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的重要作用。新经济史理论因此常被它的批评者指责为“利用市场普适主义的神话来为真实经济体系下的社会不平等辩护”⒁，这与帕克所认为的“新经济史的成功之处在于表明市场机制运行良好”的论断是异曲同工的⒂。新经济史理论内含的这种普适主义使得它被用来解释中国历史时，不可避免地招来了“盲目照搬西方理论”、“西方中心论”、“脱离中国历史真实”这样的批评。

 

三、新经济史学与中国传统经济史学的范式冲突如何协调

 

    当前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史学与经济学范式上的冲突，与两个学科在叙事方式上的不同有关，也与它们所依赖的理论工具在方法论上的分歧有关。两个学科不能进行很好的融合和沟通，对两个学科的发展都产生了制约。对史学的经济史来说，对经济学理论的偏见，使史学家无法从经济学家的工具箱中挑选更为合适、更为丰富的理论工具为自己所用，史学家对具体事件分析、归纳、发现其背后的一般规律的能力受到影响，并因此丧失了从旧的理论桎梏中将思想解放出来的机会。对于经济学的经济史而言，对历史事实缺乏深入的理解，使经济学家用经济学的理论来研究中国本土化的问题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理论的悬置与失真。经济学家会发现，作为理论核心的许多概念在历史中找不到对应物。缺乏历史理解，而仅仅是生硬地将理论和历史事实捏在一起，既影响了理论的解释力，又丧失了利用中国丰富的历史制度资源进行理论创新的机会。

    在经济史的研究中，中国的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不应该是互相指责的，而是应该相互借鉴，互相学习。在这一方面，美国经济史学会提供了很好的经验。他们会定期举行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集会，以促进两个学科间的交流与对话。在中国，经济学家和史学家也应该放下各自的成见，寻求积极的沟通。

    1．史学家应该做什么?对于史学家而言，面对经济学的帝国主义现象，他们首当其冲的是要坚定学科的自信。从长期来看，“一切的经济理论都是方法论”⒃，服务于对历史的解释和理解。历史的确依赖于理论的重构，但在人类知识增进的过程中，理论是不断变化的，而其背后等待被诠释的历史经验和事实则有其独立性。从这一点上看，史学不会沦为任何系统性社会科学的附庸。经济学发展到今天，虽然日益强调其科学性，但却永远无法具备自然科学的试验条件，历史是它能够使用的唯一实验室，而实验室的钥匙就握在史学家手中。提供最真实的数据，最大可能地还原历史真实，是史学家能够给经济学所作的最大的贡献。从这一点上看，史学的基本方法——史料学和考据学的方法，对于经济学的经济史研究来讲，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其次，史学家应该向经济学家学习，丰富自己的理论工具，并根据理论与历史的耦合程度来挑选理论工具，而不是先人为主地将某一种理论视作当然。赵冈、陈钟毅认为，近人对经济史的研究，有两点可争议的倾向。“第一，断代研究的方式比较盛行，往往无法看出长时期发展的前后脉络。第二，有些人过分强调马克思经济史观在中国历史上的适用性，选择史料来迁就理论架构。”⒄第一种情况体现了传统经济史研究缺乏系统性理论工具指导从而缺乏历史洞察力的事实；第二种情况则指出了中国当前经济史研究中的诸多混乱现象的根源。如社会阶段的划分和“封建”一词的使用，中国自秦代开始，就是中央集权下的编户齐民，并不具备西方意义上的封建制度。生硬地套用马克思的社会阶段论，不但使中国经济史研究变得“面目全非”，而且也曲解、误用了马克思的理论。理论之于史学研究而言，应该是工具，而不是其他。史学家在警惕新经济史理论枷锁的同时，也需要反思自己是否已经从教条主义的桎梏之中解脱出来。从这一个角度来看，新经济史带给传统史学研究的冲击将是强烈的，会涉及研究的目的、方法甚至整个话语系统的转换，而这种转换恰好就是一个国家在转型的过程中，其史学与社会科学所表现出来的正常的反应。随着新经济史学影响的扩大，产权、制度、交易费用、社会演化、经济增长等概念已经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广泛使用。这些概念的使用，并不仅仅意味着用来表达思想和叙述事实的词汇的丰富，在相当程度上，它表明了一种思维方式的转换，展示了社会思想领域的开放与变革。

2．经济学家应该做什么?对于经济学家而言，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历史之于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性。为此，他们需要熟记熊彼特的一句话：“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的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⒅经济学家要学会从历史学家那里听故事，学会将理论(不管它看起来多么精美、复杂)，拿到历史的实验室中去检验并修正。与历史不相关的经济学理论，虽然具有逻辑上的严密性，但对真实世界的解释力似乎令人怀疑。新古典经济学家给转型国家所开出的药方，迄今为止，尚未显示出好的疗效，原因当在于他们忽视了每个国家制度变迁的能力是其各自历史的函数，每个国家独特的历史使它们不可能按照某种统一的规律来发展，所谓“甲之熊掌，乙之砒霜”，生搬硬套他国经验在实践中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经济学只有同历史结合在一起，才能显示其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和洞察能力。其次，经济学家要学会对自己所依赖的经济学理论方法进行反思。当前经济学研究中实证主义的盛行，引发出一种“实证迷信”⒆。统计和计量方法在很大程度上被滥用，出现了大量“为形式化而形式化”、“为计量而计量”的毫无经济思想内容的作品，这使得经济学研究日益沦为经济学家的“自助游戏”而丧失了历史情感和人文关怀。在新经济史学研究中，这种现象也不能避免。早在二十年前，r．m．索洛曾很中肯地批评道，计量经济史学家们耽于建立和测试模型，相信从方程式的推演中可以获得一切问题的答案，而不会像真正的史学家一样去追问世界是怎样变成这样的，计量经济史讲究回归和整合，最终“以时间序列代替了历史思考”，却“不能从社会制度、文化习俗和人们心态上给经济学提供更广阔的视野”⒇。为避免这一缺陷，经济学家必须从自我陶醉的“自助游戏”中解脱出来，向史学家学习，从历史描述和社会纪事中吸收灵感，否则计量工具就会嬗变成历史研究的“刑具”，束缚住经济学家对历史的内在逻辑的探究。经济学家最终会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境地：大量富有研究意义的历史现象因为无法量化而不能进入研究视野，而另外的一些现象量化分析十分方便，但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却意义不大。对历史描述方法的重视，也许是经济学家摆脱这种尴尬境地的一种好的选择。

 

注释：

     ①conrad alfred, and john meryer,1958, the economics of slavery in the antebellum sou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66: pp.95—1301.

     ②fogel, r. w., and s. engerman,1974, time on the cross: 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 new york: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north, douglass c.1968, sources of pro- ductivity change in ocean shipping 1600—1850, journal of eco- nomic political economy, vol.76, pp.953—970.

      ③north,douglass c.1981,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 nomic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north,douglass c. and robert p. thomas,1973,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 a new economic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uk.

ge uk.

     ④grief, avner,1994, cultural beliefs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society: a historical and theoretical reflection on collec- tivist and individualist societies,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 my, vol.102, no.5 (october): pp.912—950.

    ⑤黄少安：《制度经济学中六个基本理论问题新解》，载《学术月刊》，2007(1)。

    ⑥吴承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载《经济研究》，1995(4)。

    ⑦希克斯：《经济史理论》，第1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⑧于尔根·科卡：《社会史：理论与实践》，第3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⑨希克斯：《经济史理论》，第5页。

⑩⑾哈耶克：《社会科学的事实》，载《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第106、10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⑿michel zouboulakis，2005，on the evolutionary character of noah’s idea of institutional change，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vol l，issue02，dec，pp．139—153．译文载于黄少安主编：《制度经济学》，第十三辑，译者为李游游、王芳芳。

    ⒀⒁michel zouboulakis，同注释⑤。

⒂parker，william，1971，from old to new to old in eco- nomic history，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31(1)：pp．3—141．

⒃吴承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载《经济研究》，1995(4)。

    ⒄赵冈、陈钟毅：《中国经济制度史论》，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⒅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3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⒆林金忠：《“实证经济学”与“实证迷信”——基于方法论视角的批判》，载《学术月刊》，2007(5)。

经济学家篇9

杨雪锋，男，经济学博士，博士后，浙江财经学院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区域经济学、资源环境经济学专业硕士生导师，农经系主任。入选浙江省新世纪“151”人才工程，学校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学术兼职有黑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同行评议专家、浙江省软科学项目评审专家、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经济学学科评审专家等，为国内多家核心期刊匿名审稿人。

二、研究领域

主要从事资源环境经济学、区域可持续发展、制度经济学研究。在循环经济、土地经济等方面有深入研究并提出一系列新见解。循环经济研究方面，提出变革经济流程和虚拟交换前置思想，循环经济的学理基础和促进机制，建立循环经济学学科等观点；土地经济方面，提出土地“三位一体”经济属性和土地政策反周期调节机理和政策框架。近年来研究兴趣主要集中于节能环保产业市场培育、城乡统筹发展与农业产业化进程中生产要素协同整合等领域。

三、研究成果

先后在《中国工业经济》、《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学术月刊》、《经济学家》、《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农业经济问题》等权威学术刊物上40余篇，其中多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部分观点被引用近百次。由商务印书馆等部级出版社出版专著3部，编写教材2部。主持完成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十五”规划重点项目“县域经济民营化制度变迁路径与绩效研究”、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循环经济的运行机制研究”（研究成果获得浙江省高校科研成果奖三等奖）、浙江省社科联社科普及重点课题“生态文明知识读本”、浙江省水利厅课题“浙江省水资源定价机制研究”等项目。主持在研项目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基于价值链重构与市场博弈的再生资源产业价值实现机制研究”（10YJC630341），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节能环保新兴产业市场培育机制、路径与模式研究：以浙江为例”（LY12G03021）、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委托课题“我国区际产业转移绩效评价与政策优化研究”、“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规划项目《绿色经济与绿色发展丛书》招标项目《绿色低碳文明》等。

四、主要论著

1、循环经济运行机制研究（独著），商务印书馆，2008年。

2、循环经济学（主著），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2009年。

3、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第一副主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9年。

4、循环经济：学理基础与促进机制（主著），化学工业出版社，2011年。

5、资源与环境管理概论（主编），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2012年。

6、资源减量化、信息替代与经济流程的转变，中国工业经济，2005年第5期。

7、节约型经济流流程的基础和条件，经济学家，2005年第5期。

8、制度变迁、企业家效应与民营企业衍生机制，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2期。

9、循环经济研究最新进展，改革与战略，2006年第3期。

10、基于范式的民营企业家族化问题研究，改革与战略，2007年第4期。

11、论循环经济的市场化过程，现代经济探讨，2008年第1期。

12、循环经济产业链稳定性研究，价格月刊，2008年第2期。

13、幸福经济学研究述评，江汉论坛，2008年第7期。

14、循环型产业网络的演进机理研究，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2009年第1期。

15、地根经济视角下土地反周期调节的机理分析，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0年第6期。

16、房地产真的能救经济吗——信贷扩张、楼市虚热与增长抑制，学术月刊，2010年第11期。

17、土地政策反周期调节的经济逻辑与政策选择，农业经济问题，2010年第11期。

18、浙江嘉兴市“两分两换”农村土地整治模式探讨，中国土地科学，2011年第1期。

经济学家篇10

他的研究关注的是有效市场的设计。这是一个重要而且正在成长的行业，它已经影响到了国债拍卖以及器官移植优先顺序确定等领域。科尔斯甚至还与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尔文・罗斯（Alvin E. Roth）共事过。

但名誉并不足以让科尔斯继续留在哈佛。2013年，他搬到了旧金山湾区，现在旅行房屋租赁网站Airbnb工作。像Airbnb这样的技术公司都承诺提供大量数据和高额薪资来吸引经济学家的加入。

在永无止境地追求从现有市场抢占更多利润以及建立新兴市场的过程中，硅谷正在把目光转向沉闷的学术界。经济学家表示，他们也十分渴望探索数字世界，给为关于价格、激励和行为等永恒经济问题带来新鲜观点。

科尔斯表示：“对经济学家来说，硅谷绝对是一家糖果店。”

当然了，他们拿到的报酬也比在学术界更高。在学术界，经济学家一年的收入通常为12.5万到15万美元。而在技术公司里，一位拥有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家的年收入一般在20万美元以上。再加上奖金和赠予的股票，他们的薪酬随随便便就能在几年内翻番。负责管理团队的高级经济学家的薪水则更高。

企业雇佣经济学家已经有年头了。他们的工作一般是去研究宏观经济形势（比如经济衰退和货币汇率等问题），并帮助雇主解决相应的问题。

但经济学家在技术公司里做的事情却有所不同：他们考虑的不是国内或全球经济形势，而是在研究消费者行为的数据轨迹，从而帮助技术公司做出正确决策，增强它们在广告、电影、音乐、旅行和住宿等领域的在线市场的影响。

这些技术公司包括了亚马逊、Facebook、Google、微软等大型企业，也包括了Airbnb及Uber等新兴企业，它们希望效率的提升可以带来更多利润。

Google首席经济学家哈尔・范里安（Hal Varian）称，人们现在非常注重理解数字市场如何运行。但是他说：“我早在几年前就觉得这个领域很有吸引力。”

69岁的范里安是技术企业内部经济学家中教父级的人物。他曾经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知名教授，于2002年加入Google。

一开始他只是兼职，但很快就成为了正式员工。他帮助Google细化了AdWords市场，让广告商通过竞价将自己的广告根据用户输入搜索引擎里的检索词显示在搜索页面上。

Google的目的是要避免将最好的广告配置提供给出价最高的广告主。范里安开发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广告投放模式，它可以计算出用户会点击广告、并觉得该广告是否有用的可能性。这正是智能市场设计的一个典型案例。

自那时起，范里安和他的团队一直专注于将他们的经济学视角运用在Google的广告市场、公司首次公开募股的非常规拍卖方式，无线频谱及专利的拍卖与购买竞价策略，以及为无人驾驶汽车等新兴企业提供模型等领域。

目前看来，亚马逊在招募经济学家方面似乎最为积极，它甚至专门建立了一个名为亚马逊经济学家（Amazon Economists）的网站来收集简历。

在网站上的一条视频里，亚马逊的首席经济学家帕特里克・巴哈里（Patrick Bajari）说，公司经济学家团队贡献的决策已经为公司带来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影响”。

亚马逊招聘网站上则列有为经济学家提供的空缺职位。截至9月2日，这样的职位有34个。 >> 离开哈佛大学、加入Airbnb的经济学家彼得・科尔斯在公司位于旧金山的总部。

注意到这个新兴的就业市场之后，全美商业经济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Business Economics）4月在旧金山举办了协会历史上首次为技术公司经济学家办的会议，并且计划10月在硅谷再办一场。

学术界也注意到了这一情况，并且开始适应这种变化。斯坦福大学商学院（Stanford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的技术经济学专家、微软顾问苏珊・阿西（Susan Athey）表示：“这一切来得太快了，我们很难跟上节奏。”

许多经济学学生也选修了计算机科学的课程，部分学生同时修读了两种专业。

今年秋天，耶鲁大学开设了一门叫作“数字经济设计”的新课程，目的是为了按照技术公司里数字经济学家的方式综合运用经济学和计算机科学。课程主讲是微软研究院（Microsoft Research）经济学家格伦・韦尔（Glen Weyl），而且这门课程会邀请来自亚马逊、Pandora和Uber的客座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