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权利十篇

财产权利篇1

关键词：农地制度 私有产权 维权成本

一、 引言

土地产权制度是困扰三农问题的关键。就目前我国农地产权制度而言，土地所有权属是相当混乱的。法律明文规定，农地所有权归属于农民集体，然而，农民集体是不明确的或者虚拟的，这个不明确的产权归属实际上落在村委会手里，并演变成了目前农民与村委会之间的农地“租赁”关系，本质上说这是村委会对农民共同所有土地的一种剥夺。从目前我国阐述农地制度产权关系的文献看，并未将农地的产权和所有权分开，在很多时候甚至滥用，以至于不能在理论上给出明确的产权、所有权的概念或定义，从而导致的一些政策建议操作性差或脱离实际。从产权理论看，所有权和产权的概念已经完全不同，所有权仅指法律上的一个归属或符号，产权则指实际上运用或控制的财产权利。就我国农地产权归属而言，更重要地是农民具有哪些土地产权或能够控制哪些权利及其这些权利的受保护程度。

本文的结构是：除引言外，第二节构造一个产权、所有权模型，阐述了产权及其子权利的可分割性和可交易性的性质；第三节剖析目前我国农地制度的产权结构；第四节，指出农地产权制度的结构性缺陷；第五节，讨论有关法案的法理、缔约过程及其本质特征；第六节，给出政策建议。

二、所有权与产权的性质

所有权和产权是近50年来制度经济学家和产权经济学家讨论的核心问题。奈特在批判庇古《福利经济学》中关于社会成本和私人成本分离时，准确提出了产权的所属所导致的合约选择和资源配置问题（Knight，1933），但是这个问题直到1960年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发表后才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在奈特之前，几乎没有经济学家认识到产权和所有权有什么不同，甚至将其混用或通用，所有权和产权的概念在法律上也未将其分开。

所有权是财产所有权的简称 ，它有两层涵义：第一，所有权指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或转让权。第二，所有权是受到限制的权利。使用权指使用、经营财产的权利，这种使用和经营包括了对这些财产的占有或排它。收益权指享有财产现在和未来增值或损失的权利。处理权指处置财产的权利，包括财产的转让、赠予、放弃等等。使用权和处理权共同构成了对财产的控制权。

所有权是受限制的权利。限制所有权的是制度结构，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就正式制度而言，所有权受到法律、政策规则、政治制度等限制；就非正式制度而言，所有权受道德、传统、文化、组织、团体等限制。比如，有些土地所有者在使用其土地时，不仅受到政府土地规划的限制，还受到私人约法的限制。物品或资产的权利组合如果没有约束，他人的权利就不能被界定。拥有使用资源的权利包括一个人的身体和大脑，这些权利往往是通过禁止某种行为来确定的（阿尔钦、德姆塞茨，2003）。

所有权也是不完全的。由于物品属性的复杂和多样，要对物品的所有属性充分界定其权利，是不可能的或者说是代价昂贵的。有限理性、不完全信息和机会主义行为注定了高昂的界定成本，所有权也注定是不完全的。

产权是指私人、组织、政府在一定时间内对财产行使或控制的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它包括属于本人的财产（拥有所有权）和不属于本人的财产（不拥有所有权）如租赁，但归本人支配和控制的财产权利，产权也包括在交易中对商品和劳务的权利。德姆赛茨（2003）认为，一组权利常常附着于有形的商品或无形的劳务，所以正是这种权利的价值决定了被交换的商品或劳务的价值。

产权是一种社会契约，是实际中行使的权利。比如，某人没有某物的所有权，但他有该物的使用权、收益权或者转让处置权，那么，此人就拥有了该物的全部产权。拥有某物的产权并不一定拥有该物的所有权，当某甲拥有房屋所有权，但将房屋出租或出借于某乙，在出租或出借期间，某甲将不再拥有该房屋的使用权。如果某甲要进入某乙的房间，须得到某乙的同意，否则就被视为对某乙使用权的侵犯。当某人如甲将他的所有权所具有的权利赋予了其他人如某乙的时候，则乙就拥有了所有权所具有的权利——产权，但乙不拥有该物的所有权。产权的另一项重要特征是它的可分割性和可交易性，这种特性使得权利可以分别地出售给不同的个人或组织。人们既可以交换某物的全部权利，也可以交换某物的部分权利，比如某乙只租了某甲房屋的使用权，他就只拥有居住的权利，而不拥有此房的收益权利或转让权利。或许，某乙交换的使用权利也是不完全的，或者是部分的，比如，他只购买了晚上居住的权利，而没有购买白天使用的权利等等。

从经济学的意义上看，所有权只是一个法律上的符号或归属，对经济资源的配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拥有产权，或者说谁拥有该物品的控制权利，产权指实际拥有或者控制的财产权利。

产权因其属性可划分为私有产权、公有产权和共有产权。私有产权指拒绝他人行使的权利；或者说凡是可以在市场转让或交易的物品或资产都具有私有产权（张五常，2002）。公有产权指共同体内部成员所拥有的财产权利。这种共同体包括两个人或两个人以上的合作组织、社团、集体甚至是一些公司直到国家。公有产权和私有产权一样，产权所有者拥有财产的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这些权利同样是不能完全地被界定清楚，甚至一些权利不能被分割。这种不可分割指的是不能够完全分割的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或者是这三种权利的相互交叉而难以分离 。从产权的可交易性看，公有产权具有私产的性质。共有产权指非排他性的产权，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并从中获得收益，或者说任何人可以共同行使的权利。由于不排斥其他人的使用权和收益权，因此该项资产的转让权就没有意义，或者说转让该项资产的价格为零。

有些经济学家指出（德穆塞茨、阿尔钦、张五常等），私有产权制度是最有效率的，它可使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效率。公有产权也具有资源配置效率，企业组织就是这方面强有力的证据。当然，当公有性达到一定程度时，这种组织形式可能就不具有效率，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社会不能由一个大的企业组织所控制的理由 。共有产权不具有资源配置效率，注定被过度使用或攫取，这是由共有产权的属性确定的：第一，度量并监督一笔交易的所有属性代价太高；第二，保护产权的费用高昂；第三，政府规制和法律限制（巴泽尔，1997）。

由此可见，落入共有领域里的权利越多，资源配置效率越差。

三、目前农村土地产权的结构

自1958年以来我国农村土地所有权实际上归属于农村或生产大队，1978年家庭承包制改革后，农地所有权归属于由生产大队改制的村委会所有，农民家庭以承包的形式拥有私产性质的土地使用权，承包期限大约为45年 。就这个时期农民家庭和村委会的土地权属看，村委会实际拥有土地的所有权，土地发包权，承包关系变动处置权、土地收益提留权，及土地被征用后的土地转让收益权。但是，它必须将本村的95%农地承包给本村村民，其余5%作为机动地调节。农民家庭和村委会的土地承包合约类似于分成制或固定地租制。农民在承包的土地上，拥有土地的使用权，该项权利除受到国家法律限制如不能改做非农地、不能种植国家违禁品种、不能破坏农耕地等等外不受任何其他限制，农民拥有自由种植农产品的权利。农民与乡或村共同拥有土地的收益权，农民除了上交国家的农业税之外，还须向乡政府和村委会缴纳一些费用，一般说，交给村和乡的费用是固定的，类似于固定租约，但近年来，各地区乡和村的收费都在年年增加，这又类似于分成租约，但是，这种费用的增加并不依赖于农民收益增加而增加，因此，本质上还是一种固定租约，只是地租年年增加而已。农民的土地收益权还受到国家宏观调控粮价和农用物资的限制，比如国家宏观控制粮食价格上涨，导致农民政策性的收益下降等等。2002年以前，农民不拥有法律上的农用耕地使用权的转让权，如果农民不再承租土地或者女性外嫁、外出打工等，农民不准许将原有土地转租或转让出去，只能交给村委会，并由村里安排。对于因土地转让而带来的收益，农民只拥有投入品的损失费补偿，而不拥有失去耕地的补偿，也较少拥有另行安置的补偿费用 。

值得指出的是，农民与村委会关于农地的权属，不是市场化的结果，而是中共中央文件和法律规定。且不说将一些权利界定给村委会是否符合经济效率和行为规范，就文件规定的农户和村委会的各项权属而言，不仅存在着语言上的漏洞和欠考虑的问题，也存在着可执行难度，这些困难加上村委会和乡政府一些工作人员滥用行政权力，引发了近年来越演越烈的农村土地纠纷和税费问题：土地转让费的归属、分配，村委会强行解除农民的土地承包合约或者单方变更土地承包期限、任意缩小土地承包面积、随意扩大机动田以扩大发包权力等等，据1998年中央政策研究室和农业部的抽样调查，14625个村庄中有98%留有机动田，平均每村达23.8%，大大超过农业部5%的规定 ；而不断增加的对农地收费项目或变相收费项目，则可视为对农民土地收益权的剥夺。

严重的土地纠纷案件和沉重的税费负担，是对目前农村土地制度的严厉考问，也促使了新的农地法案的缔结。

四、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缺陷

农村土地制度及其相关法律文件，不仅存在着几乎所有合约条款都存在的问题：语焉不详、模棱两可、疏忽、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导致的合约或条款不完备，而且还存在着严重的结构缺陷。就前一项缺陷而言，以往中央文件或土地法案在下列条款中不甚明确：土地使用权的处置权归属、认定；政府征地的补偿条款的模棱两可；承包期限内土地是否可调换、改包及其可调换程序的模糊、机动田和收费项目的可操作性较差等问题。语焉不详和条文漏洞是任何一项合约或法律条文所不可避免的，但是，作为制度结构缺陷，却值得讨论和研究，它不仅直接涉及到与农民利益相关的农村土地问题，还涉及到经济效率的提高、农村发展的方向、自治组织的组成及相关的立法原则、态度、对法理的认识和法律制定等重大问题。

本人认为，目前我国农地制度的结构缺陷主要表现在：将农地所有权界定给农民集体的理由不必然成立和农地所有权由农民集体所有演变为村委会所有的不合理性。

法律规定，我国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归属于村集体或农民集体 。1998年国家土地管理法确定农民集体指乡农民集体、村农民集体和村内两个以上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包括由原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延续下来的经济组织。且不说这一条文在一定意义上将“农民集体”确定为“农业集体经济组织”，从而导致经济实践中的混乱，单说这个农民集体，在我国几乎所有的村庄都表现为村委会 。这样，在法律上明文规定的归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所有权，也就 “自然而言”地属于村委会所有。

对于这项法律权属，至少提出两个质疑：首先，农民集体的性质。农民集体所有权在某种程度上是虚拟的。关于集体所有权虚拟的论断，许多经济学家作了精辟的解释。周其仁（1994）教授指出：集体公有制既不是一种“共有的、合作的私人产权”，也不是一种纯粹的国家所有权，它是由国家控制但由集体来承受其控制结果的一种农村产权制度安排。在承认个人合法产权的条件下，任何集合起来的组织可以最终追溯到组成集合体的个人，因为归根到底是个人在选择集合方式、管理方式并为此承担相应的财务结果。这时集合的主体可以看作是个人选择的结果，是个人将自己的产权集合起来委托给集合体，并为此规定了集合的条件和执行程序。但是，当个人合法拥有生产性资源的权利被法律否定之后，个人不可能选择经济组织，也不可能承担相应的财务责任。在此条件下，公有制企业成为不能分解为任何具体个人的抽象，再也不能向组成的成员个人作进一步的追溯。在公有制企业庞大的体系里，实际上活动着的全部是形形的“人”，而并没有可以追溯的最后委托人。正是集体所有的虚拟产权性质，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私有产权落入共有领域，成为无主产权，导致产权收益流的消逝或者被瓜分。也正是集体公有制的这种缺陷，导致了我国农村曾经存在的制的失败，而集体土地所有权与制在产权所属上具有相同的共有产权性质。可见，在交易成本为正的条件下，将土地所有权界定给农民集体不具有经济效率。

农民集体拥有土地所有权也不具有其他所谓的理由：集体所有权可防止土地私有化后农民出卖土地而挥霍浪费的短期享乐主义行为、私有产权可能加快土地兼并出现两极分化、无地农民流离失所、土地作为农民的终身保障而不宜出卖等。这些理由是不存在的，或者说不必然存在 ，关于农民拥有财富后的短期享乐主义行为与经济人前提假设不符合，经济人前提假设是人们追求利益最大化，如果短期享乐不是他的利益最大化时，农民不会卖地以求短期享乐。当然，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理性或偏好，有些农民确实将土地出卖或用征地赔偿款或挥霍甚至吸毒，但是，这种现象并不是农民所独有的，其他各阶层的人也同样可能具有这样的行为，比如一些暴发户、大款等等也因控制不了短期享乐的诱惑而至百万家财荡涤殆尽。土地兼并是土地经营规模化的必然，是市场的效率选择。人为地保护小块土地经营并不具有经济效率，可能还会帮倒忙（马克思、恩格斯，1972）。实际上公开不公开的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早已大量发生，农民出租他的土地使用权和出卖他的使用权在经济效果上并没有分别，就像某人拥有一间房屋，出租和出卖完全是他自己的选择，选择哪种行为，取决于他对收益最大化的认识。关于两极分化的观点也不成立。由于土地的细碎化和家庭分割等原因，好多地区出现了无地农民或拥有极少土地耕种权的农民，土地对于这些人讲，有和无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从目前中国农村财富拥有看，两极分化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土地占有的多寡，这和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农业时代情况完全不同。土地也不是农民的保障。土地只是农耕投入的一个生产要素，随着科技的发展，其它要素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而且，目前的土地并不归农民所有，农民耕种土地需交很多费用，这类似于地租的一部分，因此持土地是农民保障一说并不正确。

其次，村委会的性质。在我国农村，农民集体的代表是村委会，农民集体拥有的土地所有权就必然地落到了村委会手中或它拥有控制、管理所有权的权利。如果说，农民集体拥有土地指的是在这个集体之内的所有成员共同拥有土地所有权，农民集体和农民之间的关系还有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的话，而当土地所有权实际落入到村委会手中时，农民和村委会的关系就演变为发包与承包的类似“租赁”的关系，从经济利益上讲，农民和村委会都各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它们之间关于土地方面的利益一致性似乎是不存在了。这让我们得出一个足以令人震惊的结论：村委会剥夺了应该属于农民的土地所有权！接下来的疑问是必然的：（1）到底村委会的哪些人实际拥有土地的所有权；（2）土地所有权带来的利益由谁支配或攫取。

在法律上，村委会是一个村民自治组织，这种自治组织的存在与否，应该由组织内部成员决定，如果成员之一不赞成这种自治组织，他可以退出；如果绝大多数成员不赞成这种组织，这种组织则不复存在。但是，我国农村的这种自治组织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政府层级机构的功能，政府规定它必须有一套与上级政府组织相配套的人员机构：党支部书记、村长、民兵巡防队长、会计、妇女队长等等，这些人的工资却要靠向村民收费解决，而不是政府财政经费下发。其中党支部书记实际上是一个村里掌握行政、经济大权的实力人物，他是由上级组织任命的，而不是这个自治组织民选的。村长及其他人员是民选的，但是在很多地区因为民主程度不同，民选的意义就大打折扣。简言之，我国的法律将农耕土地这样关系农民生存权利的极度稀缺的资源，实际上界定给了这样一个半官方机构，该机构掌握了土地的所有权，并享有上述的土地发包权、改包权、收费权等等其他相当多的经济权利和行政权力，并且，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还常常借助行政权力对农民的一些经济权利进行剥夺和侵犯。

答案是显然的，村委会的领导班子，尤其是村书记和村长实际上拥有土地的所有权或控制了土地所有权，所有权交易所获得的收益部分或绝大部分落入村领导们的口袋里。这不仅是理论上的答案，现实中更是如此。本人到过较为贫穷的农村，这些村庄里最富裕的是村干部。在宁夏宁安地区的枣一村，平均农民年收入为1000元，而村干部的最低年工资是2000元，这并不包括他们和其他农民一样从事农业劳动和非农业劳动的收入，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农村比比皆是！不仅如此，村委会还运用行政职权换取更大的利益，其惯常的做法是：扩大三提五统的比例；增加机动地的比例；实行两田制，口粮田按文件规定发包给村民，责任田则按市场价格租给农民，地租收益归村委会干部支配和使用；此外，还增加其他收费项目，甚至强买强卖，如强制农民机翻地并单方面规定价格等等。

五、土地承包法案的私有产权性质

2002年土地法案是一部光辉的法典，它与以往土地法案本质上的区别是它的私有产权性质。该法案是我国第一次从法律上界定了农民在承包期内拥有土地使用权、收益权和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权或流转权，正是这一权利束的明确法律归属，使得农民在长达30年的承包期内，在一定程度上真正拥有了土地的私有产权。该法案的第十六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六条界定了农民拥有承包地的使用、收益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权利：“承包方有权依法享有承包地的使用、收益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权利，有权自主组织生产经营和处置产品；承包地被依法征用、占用的，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通过家庭承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流转权的转包费、租金、转让费等，应当由当事人双方协商确定，流转的收益归承包方所有，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截留、扣缴。”上述条款不仅严格规定了农民拥有承包土地的使用权、收益权，而且拥有使用权的流转权或转让权，并且规定了农民拥有此项权利转让的全部收益，被征用土地的所有补偿费用也全部归属于农民自己。这实际上是剥夺了以往村委会拥有的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权利和凭借土地流转、转让所获得的巨大收益的权利。

为了确保农民获得上述诸权利，2002年法案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二十五条还特别规定了农民拥有的这些权利不能被任何组织或个人所剥夺，任何的转让或者流转都必须以合约双方自愿为前提：“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应遵循平等协商、自愿、有偿的原则，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或者阻碍承包方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主体是承包方，承包方有权依法自主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流转和流转的方式；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利用职权干涉农村土地承包或者变更、解除承包合同。”

2002法案不仅清楚地界定了农民承包土地的各项权利，而且确定了农民拥有自由交易权利束的权利。前一项权利的确定使得原来不清楚或不归农民所有的权利变得清楚或归农民所有；而后一项权利的确定，是将市场原则引入土地权利束的交易中，这将给农民一个更大的选择权利交换的范围。在相关法律允许的条件下，农民可以自由交易他所拥有的各项土地产权，且交易的收益完全归属于农民自己，这在以往的法律条文中是不存在的，这项法律上的权利界定，不仅将一些本该属于农民的权利界定给了农民，还促进了农业生产要素的真正市场化，从而也促进了要素配置的效率。

2002年法案细则还进一步明确了对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保护：禁止承包期内发包方收回和调整农民的承包地；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和非法限制农民承包土地的权利，不得采取性别歧视；承包方有权自主组织生产经营和处置产品；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有权依法对侵害其承包权益的行为提出申请仲裁或向法院；有权依法要求侵害人承担民事责任直至刑事责任等等。同时，该法案还弥补了以往法案的语焉不详等问题，明确规定：村集体不得以新增人口为由，重新划分土地承包方案；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妇女离婚或者丧偶，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土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原承包地。这些规定不仅保障了已婚妇女和离婚妇女的土地承包权利，而且在土地可以流转的情况下，妇女所拥有的这项权利不会因为土地的不可流动性而造成实际上的丢失，当妇女远嫁它村或离婚后远离居住地时，妇女完全可以将她拥有的承包地流转出去而坐收租金收益。只有在这种意义上，妇女才真正拥有了土地的使用权。该法案还详细制定了违约和争议的解决方法，进一步保障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发包方不得干涉承包方依法土地经营权；在承包期内不得违反规定受贿、调整承包地；不得以少数服从多数强迫承包方放弃或者变更土地承包经营权而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不得以划分“口粮田”和“责任田”为由收回承包地搞招标承包；不得将承包地收回抵欠款等等。这些规定从法律上界定了发包方的权限范围，为限制发包方的越权行为制定了法律依据。

虽然2002年土地承包法案没有改变农民集体拥有土地的所有权，也没有改变村委会代表农民集体拥有土地所有权这一事实，但是，通过对土地产权的明确界定，改变了实际上农村中农民与村委会之间实质上的土地“租赁”关系，限制了村委会实际拥有的土地权利和滥用的行政权力，将本属于农民但被村委会剥夺了的土地权利重新归还给了它的主人，这也使得村委会只是土地所有权的名义所有者 ，而对土地的产权行使或控制，已经到了私人——农民手中。

六、问题与建议

2002年土地法案明确了各土地产权的权属，然而，农民真正拥有这些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并行使和控制这些权利，还依赖于保护产权的成本。如果农民不能有效地保护或保护产权费用太高，那么，法律赋予农民的权利就是一纸空文。在2002年土地法案公布后，有些地区的农民并没有拥有他们应该拥有的权利，乡政府和村委会也并没有按照法律的要求将农民的土地权属归还给农民，在很多地方和很多时候，乡政府和村委会明目张胆地侵权和违约，农村土地纠纷也并未因此而停止。农民不能真正获取应该拥有的产权有两个主要原因：维权成本高昂和维权困难。

维权成本高昂是司空见惯的。在一些农民与村委会简单的土地承包违约案中，由于农民与村委会的信息严重不对称，农民对相关法规、法案知之甚少，村委会也可以采用不透明的手段（如借口内部规定、上级规定等）欺骗农民，而农民要想获得更多更全的知识和信息，要花费相当大的金钱、时间、人力的代价，往往这种代价是得不偿失的，因此，更多的农民放弃打官司。昂贵的维权成本还表现在农民打官司价格的高昂：雇请律师、停工机会成本、提供证据等费用。由于村委会拥有一定的行政权力，村委会在行政隶属或人情上比个体农民在这些方面更具优势，因此即使打起官司来，农民也是输多赢少。农民为了赢得官司，他就要获得比村委会更具优势的人情支持，为获得这种人情支持，一般农民采取的手段是上访、获得上级领导的肯定甚至请客送礼。这些行为不仅直接增加了农民的维权成本，而且增加了社会成本：上访量增加、领导疲于应付、索贿受贿等腐败现象。

维权困难。首先，法庭执行期限太长。虽然法庭有明确规定案件处理期限，但是很难贯彻执行，多数土地纠纷、税费负担等案件拖到一年以上。对于土地纠纷案来说，时间拖得越长，对生产就越不利。如果错过了农时，问题土地就可能荒芜，土地收益就化为泡影。不仅如此，问题土地还可能被一些人侵权，比如在法定裁决期间，村委会将该块土地强行界定给别人，或者强行挪作他用，或由第三者用于他途等等，埋下了第二次土地纠纷的隐患。其次，法庭执行困难。有些纠纷法庭虽给予了判决，但是法庭难以有效地执行判决，赢了官司的一方往往难以拿到赔偿。比如，村委会多收了税费，被农民告到法庭，法庭判村委会败诉并退回多收款项，但是，村委会以无钱为由拒绝退回。有个别地区，农民拿到法律判决书8年之久而没有得到村委会的退赔款。第三，政策疏漏。由于政出多门，许多政策互相矛盾而难以执行，常常会出现村、乡、县、地区对同一问题完全不同的解释，由于解释的巨大差别，农民为了得到他满意的结果，往往不断上访。

由上述推理，给出几点建议：

1．剥夺村委会的土地所有权，一切土地收归国有，国家作为土地的所有者，拥有农用土地转作他用的审批权、制止破坏农地的干涉权等少数几项宏观调控的权利，而将农地的使用权、收益权、流转权界定给农民。农民承包土地将不再与村委会签约，而只是与国家签约，村委会只是签约方——国家的代表，它只具有代签约权，从根本上制止村委会凭借土地所有权而任意变更土地承包合约的违约行为和攫取部分地租的行为。

2．剥夺村委会和乡政府及其他行政机构的任何征收费用权，且不得以建立农村公共设施为借口而强行向农民征收任何费用。村委会和乡政府及其他行政机构只有向农民征收法律上农民必须支付的农业税的权力，村委会只是代国家征收农业税，除此项权力外，它不具有任何受政府允许和法律允许的收费权力，因此就更不具有因农民不交国家税收而被村委会制裁的权力，只有国家指定的机构（指行政处罚、经济处罚和法律处罚）才拥有制裁的权力。

3．还村委会本来面目，使其成为一个纯粹的农民自治组织。村长只是农民自治组织的组织者和召集人，至于这个组织的公共事务，由这个组织的所有人投票解决或协商解决，任何公共事务决定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性。如果公共组织决定共同分摊公共设施费用，而其中有些村民没有执行，则不得对这些农民强制执行收费，更不能动用政权的力量迫使其缴费，一切违反这些原则的行为都是非法的。

主要参考文献：

1．Y·巴泽尔，1997：《产权的经济学分析》，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2． 登·塔洛克，1999：《对寻租活动的经济学分析》，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3． 周其仁，1994：《中国农村改革：国家和所有权关系的变化》，社会科学季刊（香港），夏季卷，总第8期。

4．马克思，197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中共中央编译局。

5．O·哈特，约翰·穆勒，1996：《产权与企业的性质》，载《企业制度与市场组织》，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6．阿尔奇安、德穆塞茨，2003：《产权范式》，载《现代制度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7．德穆塞茨，2003：《关于产权理论》，载《现代制度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财产权利篇2

2010年7月，甘肃摄影记者任世琛的作品“旱区的孩子”被人冒名参加全国“人与水”国际摄影比赛并获特等奖。事情发生后，中国摄影著作权协会立即着手办理有关维权事宜，但在维权过程中却遇到了一些小麻烦。法院认为：由于作品的署名权系人身性权利，不得转让，所以，必须以作者本人的名义提讼。也就是说，在这一案件当中，中国摄影著作权协会可以做为原告，主张侵犯著作权财产性权利的经济赔偿，同时还要由任世琛作为原告，就该幅侵权作品署名权的争议提起有关诉讼。这样一来，使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起来。

『专家分析

这种情况在摄著协过去的维权过程中经常碰到，一些作品使用单位往往以此为由，要求在和解协议中一定要有作者的亲笔签名，否则无法完全解决作品的署名权问题。这给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维权工作带来了一定的不便，也给摄影作品的权利人、使用者以及司法机关增加了工作负担。

根据民法的一般原理，人身权与主体是密不可分的，因而也不可转让。但著作权毕竟是基于作品而产生，其中最核心的价值还是如何实现作品的经济利益，如果把著作权中的精神性权利和公民的人身权完全等同起来而禁止转让，则未免有些教条。此外，在我国现行的著作权法中还规定了委托创作，如果当事人之间有约定，则委托人可以依据约定享有著作权，这其实是变相认可了著作精神性权利是可以转让的。由此可见，无论从理论和实践上来看，由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一并管理著作精神性权利和财产性权利是可行的。

『相关链接

人身权

这是公民最基本的民事权利，其中包括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等，这类权利具有人身专属性，一般认为不能抛弃也不能转让。而著作权当中的署名权、发表权、修改权以及保护作品完整权等精神性权利被认为具有和公民人身权相同的属性，是否同样不能转让呢？这值得探讨。

『相关链接

各国对版权中的精神性权利的规定

法国：版权中的精神性权利在作者死后可以作为遗产转移给他的继承人，也可以依其遗嘱将精神权利的行使权转移给并非继承人的第三方。

财产权利篇3

这里以权利为客体设立质权，而质权是他物权中的一种。我们来看他物权的定义：是财产非所有人根据法律的规定或所有人的意思对他人所有的财产享有的进行有限支配的物权，又称定限物权。自物权为原始物权，他物权为派生的物权是所有权部分权能与所有权分离的结果；自物权是完全物权他物权是定限物权；①所有权是一切定限物权的基础。定限物权为所有权所派生，无所有权也就无定限物权。②物权是债权产生前提。从单个交易的角度来看，任何一个正常的商品交换，首先要求主题堆砌交换的财产享有所有权，否则就不能将该项财产进行交换，从而也就不能产生债权。从定义及自物权与他物权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他物权是以自物权（所有权）为基础，是从所有权上分离出来的，换一种说法就是，没有所有权就无从产生他物权。那么是担保法规定有误还是江平先生的定义不尽合理还是另有原因？

我认为，江平先生的定义是合理的也是眼下的通说，担保法也不是规定不合法理，权利质权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的一种现象，保证了我们交易的安全，促进了我们市场经济的繁荣，何错之有？既然定义是合理的，法律规定也是有益的，那么我认为只有我们在理解物权是发生了错觉。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来认识一下物权及物的概念。当前的通说是：物权是指直接支配特定的物并排除他人干涉的权利。物指能够为人力所控制并具有价值的有体物。③，上面列举权利有债权、知识产权及其他不属于物权的权利，但我们是否能让其转变成物权呢？债权作为特定的“物”能够直接支配并排除他人的干涉，债权可以转让，可以设立他物权，可以抛弃，我认为就是对其的一种直接支配，同时其作为一种权利当然可以排除他人的干涉。其实关键在于作为物权的“物”是有其特别规定，即能够为人力所控制并具有价值的有体物。债权当然能为人力所控制并具有价值，但作为一种权利他是无体的，这么说债权就永远不可能成为物权呢？其实不然，债权转变成物权是有先例的，那就是货币和无记名证券。梁慧星先生的《建议稿》里就有这样的规定：第六目 货币与有价证券所有权第一百七十五条 占有货币者取得货币的所有权。

第一百七十六条 无记名证券所有权的取得，准用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记名有价证券与指示有价证券所有权的取得，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

货币与有价证券从外观来看像是一种物，而其本质是一种债权。只是这种债权被纸张固定下来了，加上他们具有的一种高流通性，使记载权利的凭证成为权利本身的代表，权利和凭证融为一体，权利就是凭证，凭证就是权利，人们拥有凭证就等于拥有了凭证上记载的权利，而凭证是一种自然物、有体物，就可以作为物权的客体，在它上面成立物权，而使这种债权成为物权的客体——物，也就在债权上成立了物权。这里能使债权成为物权的客体的关键就是债权的有体化，通过一种外在有体的形式固定债权，使其成为债权的代表。推理，当任何一种债权通过某种有体凭证来作为其代表，凭证可以成为物权的客体，那么就等于凭证上记载的债权也就成了物权的客体。有人可能认为凭证只是凭证，他成为物权客体并不表示债权就是物权的客体。其实凭证只是单纯的作为一张纸或其他物品时，并不是物权的真正权利，因为凭证作为一张纸可能一文不值，真正的利益是在于其记载的权利。就好象是货币一样，那张纸并不是其物权的客体，而是其记载的权利，那张纸只是其外观有体的体现，假币就是一个反例。也就是说只有记载了权利的凭证，就象真正的货币一样，才可以作为物权的客体，凭证就是权利，是权利的外在有体表现，因而凭证记载的权利也就成为物权的客体。也许有人又怀疑凭证就是权利吗？既然为权利创设了凭证，就是用凭证来代表权利。要是凭证丢失呢，象一般债权丢失凭证并没有丧失其真正权利，有如何解释？只有货币及无记名证券丢失就等于丧失了其真正权利，而一般债权虽然丢失了凭证但还是有真正的权利是因为，当一般债权凭证的丢失以后，他人并没取得凭证的所有权，不象货币具有高流通性、无记名，自己也没有丧失凭证记载的权利，凭证就是权利，但并不表示权利就是凭证，因为他不象货币那样具有高流通性，无记名，因而当凭证消失时，只是债权的外在有体表现不复存在，也就不能成为物权的客体。

物权是债权产生前提。从单个交易的角度来看，任何一个正常的商品交换，首先要求主体对其交换的财产享有所有权，否则就不能将该项财产进行交换，从而也就不能产生债权。④这也就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债权既然可以转让，那么应当以对其享有所有权为前提。孙宪忠在《德国物权法》中也说到：第398条规定的债权让于就是债权人对其债权进行处分，而处分行为是典型的行使物权。故从这一现象来看，债权人对其债权也是一种支配权，即对债权的“所有权”，故在处分债权时，债权人的地位与所有权者地位并无本质区别。⑤既然债权在取得外在有体化后能成为物权的客体，在债权上设立物权，同属于无形权利的知识产权也就可以在取得外在有体形式后成为物权的客体，在知识产权上设立物权。

既然能在这些权利上设立物权，当然就可以以它们为客体设立所有权，那么肯定就有人会提出疑问，债权与所有权是格格不入的，所有权具有全面性（完全性）、恒久性（无期性），而债权、知识产权的相对性、期限性怎么能相融合呢？

我并不否认债权、知识产权的相对性、期限性，而是我们在这里错误的把债权和知识产权平等起来，在这里债权和知识产权与物权不是同一位阶，而是物权的客体。我首先来分析物权的全面性。所有权是最典型的支配权，所有人对所有物的支配，不限于占有、使用、收益，凡实际上可能而未被法律予禁止的支配行为均应包括在内，特别是包括了对物的最终处分权，表现出所有权是所有人对其所有物一般性全面支配的最完全最充分的物权。⑥而当债权通过外在有体化表现出一定的物质形态，这种物质形态我们当然可以直接占有，而且对他的占有就实际上拥有了债权；也可以使用，我们可以拿出来，比如债券，向债务人行使权利，请求债务人偿还债务，也可以出质，担保债务；而至于收益是针对耐用品，债权一经行使就不存在，不是耐用品，所以就不会有所谓的收益；对重要的处分权，我们可以转让我们的债权，也可以设立质权，甚至抛弃。虽然债权本身只是一种相对权，只能请求债务人为一定的行为，而不能去直接支配债务人的行为，但债权在这里只是物权的客体，物权的客体多种多样，客体的功能也就各不相同，飞机能飞，你也就不能要求汽车也飞到天上去，也不能拿个汽车要求别人还债，同理，债权只能要求别人还债，是不能飞的。知识产权一样，作为物权的客体可以占有、使用、收益、处分。

再来看所有权的无期限性，我们应当正确认识无期限性，不是说只要一旦拥有物权就可以永远拥有，任何东西不可能无期限的存在，总有消失的一天，既然客体都已经消失，建立客体之上的物权也就不可能存在，也就是说所有权的无期限性是只要客体有存在的一天，所有权就不会消失。债权、知识产权是有存在的期限，但只要债权知识产权存在一天，不管是一年还是十年、一百年…以他们为客体的物权就跟随存在。就象一辆汽车，你才开一天就毁了，所有权也就只存在一天了，或许你可以用十年，百年，只要你的车还存在，那么所有权就不会消灭。

财产权利篇4

论文关键词 遗嘱 非财产 效力

一、遗嘱的概述及主要形式

法律意义上的遗嘱是指订立遗嘱人生前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对其遗产或其他事务所作的个人处分，并于遗嘱人死亡后发生效力的单方面的法律行为。豍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明确遗嘱之前，必须先明确法定继承人的内涵和范围，法定继承人是指遗嘱人本人的直系血缘亲属，包括配偶、子女、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遗嘱继承是指公民通过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中的一人或数人继承。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通过遗嘱将个人财产赠予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之外其他的自然人的应当属于遗赠。在本文中笔者谨对遗嘱继承中的非财产性的遗嘱进行分析，也就不包括涉及财产遗赠的遗嘱。

依据我国《遗嘱法》中的相关规定，遗嘱的主要形式有公正遗嘱、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录音遗嘱、口头遗嘱这几类。

二、影响遗嘱法律效力的因素

一般说来，遗嘱人订立遗嘱属于意思自治，因此只要遗嘱的内容和形式满足法律规定的条件，那么遗嘱就具备约束继承人继承行为的法律效力。从我国《遗嘱法》的相关规定来看，具备法律效力的遗嘱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

（一）遗嘱人必须要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一条规定：“遗嘱人立遗嘱时必须有行为能力。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所立的遗嘱，即使其本人后来有了行为能力，仍属无效遗嘱。遗嘱人立遗嘱时有行为能力，后来丧失了行为能力，不影响遗嘱的效力。”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患有盲聋哑等生理缺陷而但精神没有问题的成年人，他们是有完全行为能力的，因此他们所立的遗嘱也具备法律效力。

（二）遗嘱人所立的遗嘱必须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所谓的意思表达不真实应该有以下几个方面

（1）胁迫遗嘱人所立的遗嘱；（2）欺骗遗嘱人所立的遗嘱；（3）被非遗嘱人假造的遗嘱；（4）被篡改的遗嘱；（5）遗嘱人在神志不清的状态下所立的遗嘱。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二条第二、三、四款规定：“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胁迫、欺骗所立的遗嘱无效。伪造的遗嘱无效。遗嘱被篡改的，篡改的内容无效。”

（三）遗嘱人对遗嘱所处分的财产必须是有处分权的

在司法实践中，有时候也会遇到夫妻二人一人立遗嘱时未经对方同意便处分了全部夫妻财产，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十九条规定：“遗嘱人生前的行为与遗嘱的意思表示相反，而使遗嘱处分的财产在继承开始前灭失、部分灭失或所有权转移、部分转移的，遗嘱视为被撤销或部分撤销。”

（四）遗嘱的内容必须合法

内容不合法的遗嘱主要有三个情况：（1）遗嘱取消了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的继承权。（2）遗嘱没有为胎儿保留必要的继承份额。（3）遗嘱内容违反其他法律。

（五）遗嘱的形式必须合法

即可采用公证、自书、代书、录音、口头等形式。这里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如果遗嘱人立有多份遗嘱，那么具备法律效力的遗嘱应当以最后一份遗嘱为准；如果多份遗嘱中有公正遗嘱，那么就以公正遗嘱为准。

而如果遗嘱人没有事实死亡，而是在具备相关的法律条件下，经有关利害关系人的申请，由人民法院宣告死亡后，遗嘱也发生法律效力，利害关系人可以处分遗嘱当事人的财产。如果在短期内遗嘱人重新出现，那相应的财产可以退还遗嘱人；如果时间较长，类如超过两年以上以及财产出现了无法退还的情况，则受益人应当对遗嘱人的基本生活在其受益的范围内提供帮助，但法定义务人不受此限。

三、涉及非财产权利遗嘱的法律效力的分析

所谓的非财产权利是相对财产权利而言的，一般说来非财产权利指与公民人身联系密切或是不可分割的且不具备直接财产性内容的权利。一般说来，遗嘱是遗嘱人在遗嘱中对其将成为遗产的财产如何处理的一种意思表示。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有的遗嘱人在订立遗嘱时会在其中加入其他非财产性的处分行为，也就是会涉及到当事人的非财产性权利。对于这种情况一般是指遗嘱人会对自己死后个人事务的处理进行计划和打算，这并不涉及遗产继承方面的内容，只是关系到遗嘱人和继承人的非财产性权利。

我国《继承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了以下内容：“遗嘱继承或者遗赠附有义务的，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应当履行义务。没有正当理由不履行义务的，经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请求，人民法院可以取消他接受遗产的权利。”而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三条中有如下规定：“附义务的遗嘱继承或遗赠，如义务能够履行，而继承人、受遗赠人无正当理由不履行，经受益人或其他继承人请求，人民法院可以取消他接受附义务那部分遗产的权利，由提出请求的继承人或受益人负责按遗嘱人的意愿履行义务，接受遗产。”

从我国当前的司法实务的情况来看，遗嘱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立遗嘱人可以通过意思表达真实的意思表示对于自私身后的事务做出处理。但是从目前我国的关于继承的法律条文和体系中，对于涉及当事人非财产权利的遗嘱的法律效力，并没有做出明文的规定，这也给司法实务中判断遗嘱的法律约束力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在笔者看来，遗嘱本身是一种当事人处分自己身后事务的意思表示，无论是涉及财产的分割还是其他非财产性事务的处理都应该在不违背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公序良俗的基础之上，这样的遗嘱才可以产生对于当事人的法律约束力。所以涉及当事人非财产权利的遗嘱本身的是否具备法律效力应根据继承法关于遗嘱效力的规定来考察，而至于所涉及的当事人非财产权利内容的法律效力，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

（一）遗嘱中涉及非财产性的内容必须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定

前文我们提到遗嘱具备法律效力的基本构成条件，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涉及当事人非财产权利的遗嘱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相关内容，也就说，涉及的当事人非财产权利也是属于法律规定中当事人享有的权利。一旦遗嘱中所涉及的当事人非财产权利属于不被法律保护的话，那么所涉及的遗嘱内容自然不具备相应的法律效力。

例如某人立遗嘱内容如下：本人离世后老伴儿必需一心一意的为自己守寡不得改嫁。从遗嘱字面意思来看此人立此遗嘱的内容的目的在于防止老伴儿改嫁，但是我们不难看出这份遗嘱中遗嘱人剥夺了老伴儿再婚的权利，而婚姻自由是我国公民的基本人身权利之一，只要是符合法定结婚条件的公民就可以自由行使婚姻的权利，这种权利可以行使可以不行使，可以自主决定何时行使、如何行使。剥夺一个人的婚姻自由是使得公民不能自主决定是否结婚、何时结婚、如何结婚、与何人结婚的一种权利，当然不被法律所保护。在本例中的遗嘱人通过遗嘱限制老伴儿的婚姻自主权这是对老伴儿人身权利的损害，因此这种遗嘱是不具备法律约束力的。

（二）遗嘱人意思表达真实

这是遗嘱中所附条件是否具备法律效力的基本要素，在这一点上涉及当事人非财产权利遗嘱和普通的遗产处分遗嘱是一样的，无论遗嘱人订立任何条款的遗嘱，都必须建立在订立遗嘱人意思表达真实的基础之上的。如果是遗嘱人意思表达不真实的遗嘱内容，都是不受法律保护的，自然也就不具备相应的法律约束力。

（三）遗嘱中所涉及的当事人非财产权利必须是可以行使的

关于在遗嘱中所涉及的关于当事人的非财产的权利，必须是当事人可以行使的权利，如果继承人不能行使这种权利的话，那么促成遗嘱生效的条件就不能达成，那么这种涉及当事人非财产性权利权力的遗嘱自然没有法律约束力。

例如某人在订立遗嘱内容如下：本人死后自愿将遗体捐赠给医疗机构进行器官移植和医学研究，但是死者的父母对此提出异议，认为白发人送黑发人已经是对年迈的父母很大的精神打击，如果子女死无全尸将更加难以接受。这一遗嘱从内容上看符合法律的基本规定，只不过在涉及死者父母的感情方面显得过于的残忍。对此笔者认为虽然我国传统就有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思想，但是从法律范畴上来看我们对于自己的身体享有人身权，也就是死者对于自己的遗体可以自由的进行处分，即便是在死者身后这种意思表示依然具备法律约束力。从范例中我们不难看出死者父母的这一做法虽然是处于对于子女遗体的保护，但是在子女意思表达真实和遗嘱内容合法的基础上，死者所里的遗嘱还是具备法律效力的。

（四）关于当事人非财产权利的遗嘱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格式

遗嘱中关于当事人非财产权利属于遗嘱的基本内容，因此这些相关的条款和内容的格式也必须符合法律关于遗嘱格式的规定。也就是说遗嘱中涉及当事人非财产权利的条款和内容的格式也必须符合前文所提到的遗嘱的五种基本类型及相应的构成。如果相应的格式的条件不能达成的话，那么涉及当事人非财产权利的条款自然不具备法律约束力。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如果遗嘱人在订立遗嘱时采取了公证遗嘱的方式，那么在关于当事人非财产权利的条款也应当进行公证，这样才能保证遗嘱中的各项条款具备相同的法律效力，避免效力高低不同带来的冲突。

在这里我们还需要面对一个新的问题，如果遗嘱中所涉及当事人的非财产权利的内容不符合我国法律相关规定的话，也就是说这些涉及当事人非财产权利的条款和内容并不具备法律意义上的约束力，那么在遗嘱中其他的相关财产性内容和条款是否还具备法律效力呢？笔者认为遗嘱既然是一种民事的法律行为，那么这种涉及财产性和非财产性共有的遗嘱自然也可以视作是一种的民事法律行为，这样的话关于这个问题的关键之所在就是条件与法律行为是否出于一个统一的意思表示。从我国的语言习惯和日常生活的风俗来看，如果涉及当事人财产性权利和非财产性权利的意思表示是处于两个不同的意思表示的话，那么非财产性权利的无效不影响财产性权利的生效；而一旦当事人对于财产性和非财产性权利之间有着关联关系，也就是说财产性权利的实现是建立在非财产性权利实现的基础之上的，这样的话笔者认为非财产性权利的无效也不要应该影响财产性权利的法律效力，因为财产性权利也是建立在遗嘱有效的基础之上的，虽然非财产性作为先决条件，当时也不应当影响非财产性权利的生效。

财产权利篇5

【关键词】人格特征之财产利益　民事权益　人身权益　侵权责任法第二十条

中图分类号：D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106(2012)02-0069—03

一、问题的提出与司法探索

随着现代传媒技术和商业的发展，人格特征之财产利益日益凸显，尤其是具有较强可识别性的名人的人格特征，常被以各种形式用作产品宣传。明星“被代言”一时成为网络热搜词汇，诉诸法院者也日益增多，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种类型：1.同时侵害名人精神利益与财产利益。典型代表是以名人人格特征为假冒伪劣产品做宣传，如以潘玮柏姓名谐音的“盼痿·勃”壮阳药物。2.不涉及名人精神利益只侵害其财产利益，典型代表是未经同意擅自使用名人人格特征为广告宣传但不影响名人的社会评价，如波司登羽绒服未经同意使用张曼玉形象做广告宣传。

我国现行民法体系以人格权和财产权二分理论为基础建立，人格权保护精神利益，财产权保护财产利益，二者的损害赔偿方式不同。粮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人格权受侵害者“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此处的“赔偿损失”与其他有关财产侵权的法律条文中的“赔偿损失”之间实乃同词异意。此处的赔偿损失主要是针对精神利益受侵害的赔偿而言，是以金钱手段抚慰精神损害之意。按这样的立法精神，法院在最初遇到明星“被代言”案件时，多以精神损害赔偿的形式予以救济，赔偿额度有限。最终形成一个难以让人称道的结果：使擅自使用他人形象推广产品获得暴利的企业只须承担极小的风险成本。

但近年来，我国法院对人格特征之财产利益已经予以承认并积极保护，且对财产利益损害赔偿的计算方法做出了有益的探索。所涉案例以肖像和姓名的商业利用为主。如张柏芝诉江洋之花化妆品有限责任公司等肖像权纠纷案和莫少聪肖像权纠纷案中，明确承认肖像之经济利益，并且对侵犯肖像权带来的经济损失如何计算问题做了解释，即根据原告的知名度及代言费收取标准确定赔偿额度。翔诉《精品购物》案中法院的创新在于：没有将肖像权的客体仅仅局限在肖像本身，以可识别性作为判断是否构成肖像侵权的标准。以上法院的积极探索值得肯定，但请求权基础和判决理由却难以令人信服，并且各法院之间难有共识。《侵权责任法》施行后，司法实践中完全可以避开理论上人格权与财产权二分理论的羁绊，通过《侵权责任法》第二十条的解释与适用，为人格特征之财产利益寻找到统一的请求权基础。

二、开放式侵权立法模式下的“民事权益”

侵权责任法第二条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第二款以不完全列举的形式列举了民事权益的范围。

(一)开放式侵权立法的共识

《侵权责任法》颁布之前，我国无论在理论上还是立法上(《民法通则》第五条和第106条第2款)都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侵权法开放性地保护民事权益。只是学理上对民事权益一词的界定有时还显得混乱。《侵权责任法》颁行后，我国学者对第二条的真正含义一直存在争议，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关于侵权责任法保护范围的规定，有的学者认为这是侵权责任一般条款，但无论持以上哪种观点者都不否认“民事权益”一词表明我国侵权责任立法继续援用开放式立法模式，将侵权法保护范围从权利扩展至合理利益。

(二)“民事权益”=民事权利+民事法益

对侵权法中民事权益理解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种：1.“权”指民事权利，以法律明确规定为限；“益”指除民事权利以外，法律保护的正当利益。2.“权”限于绝对权，“益”指法律明确规定的合法利益，包括债权和其他利益。3.“权”指绝对权，“益”指尚未被法律规定为“民事权利”的“合法利益”，包括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债权只是绝对权之外的例外保护。

以上观点达成共识之处在于：1.都承认权益包括权利和法益且权利与法益受保护的程度不同。权利不仅在受侵害时有事后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而且有完整的权能，享有事前事后双重“保障”，但法益不具有事前的权能，只能获得事后的救济；即使在事后的救济上，侵权法保护权利的制度也更清晰严密。2.绝对权属于侵权责任法保护的“权”的范畴。是侵权责任法保护范围的最核心部分。3.法益必须有所限制，或“以法律明确规定”为限，或以“正当”为限。

分歧在于：债权归于权利还是法益，前者认为“权”包括一切民事权利，后者认为“权”仅指绝对权。民事权益这一术语一方面为了以“益”来保持侵权责任立法的开放性，另一方面也可通过“权”与“益”之区分实现侵权法区别保护之目的，实现权益保护与行为自由的平衡。债权作为一种相对权，给予其同于物权的侵权法保护势必有过渡侵害行为自由之嫌。然而，债权走出侵权法之外却的确是毫不逊色于物权的一种民事权利，它有自己的权利体系和保护方法，比未上升至民事权利的民事利益“高贵”许多，也不可能沦落为“益”的角色。“民事权益”一词非专属于侵权法，是整个民法体系共用的术语。在侵权法之外的民法体系中，民事权益包括民事权利(绝对权和相对权)和民事法益(未上升至民事权利的受保护的民事利益)。既要满足侵权法区别保护之目的，又要维护民法术语含义之统一，必须对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的“民事权益”做目的性限缩解释(前述梁慧星教授的观点)：“权”仅指绝对权，“益”指法益，而债权只是“权”的一种例外。

(三)人身权益≠人身权利+人身法益

财产权利篇6

本文主要探讨了虚拟财产的本质和属性。以批判的态度针对当前的虚拟财产一些观点进行了分析。从政治经济学的价值认定角度论述了虚拟财产价值的产生和运用。提出了虚拟财产是用益权利的观点。并且运用汇率原理分析了这种虚拟财产用益权的价值实现、权利认定和诉讼依据。

对于网络游戏的不同方面主要涉及到了三大块问题：1，虚拟财产问题；2，外挂问题；3，私服问题。这三大问题涉及到了不同角度和层面的法律关系。虚拟财产主要关系到了游戏产品本身以及其衍生品、附产品所带来的权利属性和价值认定问题。外挂则是典型的知识产权中与著作权相关的侵权问题。私服则是涉及到我国的互联网公共政策和众多知识产权的问题。

从某种角度看，只有虚拟财产问题才是我们所面临的全新问题。而其他两个问题通过我们现有的法律理论和制度基本上是可以解决的。

哲学上对物的定义有很多种说法，一般而言在国内主流的比较倾向于唯物主义哲学的定义：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因而我们法律上对待物也应该是基于这一哲学上的认识而判断的。对于虚拟财产是否应当属于法律所调整的物的客体必然要也需要从哲学上寻找依据。现在主要有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认为虚拟财产应该属于物权的调整范围，具有财产权属性；一种认为虚拟财产不具备民法上物的构成要件，最多属于著作权范围。

对于把虚拟财产看作物权的观点，其主要支持的论点在于虚拟财产在理论上的可计算性，以及由此推导出来的虚拟财产的商品属性。这种观点认为由于虚拟财产在现实社会中交易所体现出了货币价格，因此这种价格就代表了虚拟财产具备商品的交换价值。虚拟财产在特定人群中的有用性，赋予了其使用价值。而货币是一般等价物，体现了一定的价值。综上所述，他们认定虚拟财产是商品，而商品恰恰是民法调整的主要财产范围。在国外有些国家和地区也的确把虚拟财产认定为了“动产”①。

我认为上述推论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从其观点来看他只是借用了政治经济学中一些术语，在没有认真理解什么是价值，使用价值，交换价值的前提下就不恰当的使用这些词进行论证。以下两点作为虚拟财产物权理论运用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

批判观点：1、 通过计算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以计算虚拟财产的价值。

我们不能认为虚拟财产在形式上可以作为类似的商品流通就一定具备了直接的价值，就凝结了人类无差别的劳动。本质上讲，玩家对网络游戏使用是一种纯粹的娱乐行为而不是生产劳动行为。这是属于消费环节上产生的，并且玩家在游戏中的行为本身并不是一种劳动行为，更不存在所谓的创造价值活动。有价值的是占有虚拟财产的这种权利，而不是虚拟财产本身。因而一个游戏玩家无论在游戏中花费的多少时间，都不属于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不属于个别劳动时间，更不能用社会劳动时间来计算。政治经济学上的劳动创造价值，是在生产阶段产生的，而不是在消费环节产生的。

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个因素或两种属性。作为商品，首先它必须满足人的某种需要而存在，这便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商品的使用价值还有其特殊性。第一，作为商品的使用价值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他人的需要。第二，它供给别人满足需要，不是无代价的奉献或赠与，而是通过交换转移到别人手里。显然这种使用价值是一种社会属性。

网络游戏中的虚拟物品，首先，不具备普遍的社会属性，它仅仅是对社会中很小一部份玩家来说具有使用价值；其次，商品的使用价值不是对于商品生产者来说的，而是针对购买者来说的，即该虚拟物品不是满足自己使用的，而是满足他人使用。从虚拟物品本身来讲并不能独立承担起满足其他玩家需要的功能，而需要游戏运营商的配合才可以，当游戏运营商修改了某种道具的属性时，该虚拟物品所承载的权利价值亦会有所改变；再次，网络游戏中的道具取得一般都是一种概率事件，不是必然能得到。而做为商品存在的其他财产一般而言都是一种劳动的必然产物（除了某些自然资源以外）。玩家得到的虚拟物品不是出自玩家自己的创造和生产，而是由网络游戏运营商有控制的投放的。虚拟物品的属性是由游戏运营商开发，制定和修改的。玩家没有权利直接参与到这一活动中来，仅仅是在游戏中享受该物品在开发商的规定下所享有的权利。

批判观点：2、 虚拟财产具有物的载体，可以根据玩家的投入成本计算价值。

虚拟财产是否可以找到其物的实在载体？从表面现象来看虚拟财产似乎仅仅是存在于网络中的一种意向，至多属于无形物的范畴。但是虚拟物又不像“电”这样的物质是一种自然存在的无形物，而是一种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在虚拟社区中的社会存在，因此虚拟财产在实质上我们可以认定是一种基于社会存在的物。我们无法否定其社会存在物的性质。

网络本身应该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是对现实社会的延伸。网络的载体是各种客观存在的信息数据。这些信息数据包含着网络的内容，规则等一系列体现网络价值的东西。从这个角度上看，任何有价值的网络资源都是建立在信息数据上的，网络游戏中的虚拟财产自然也不例外。我们从表面上看到的只是一些虚拟的东西，但是在这些虚拟物背后都必然存在着一定的信息数据（具体而言这些数据包括：玩家的个人的资料，玩家通过某种特定程序生成的数据，玩家从合法渠道得到的数据，如转让，赠与，互易，买卖等）在物理层面上玩家是在利用自己所控制的一段程序数据或信息数据来实现虚拟物的流转的。可见虚拟财产是可以找到其物质附着体的。但是真正有价值的并不是这些附着体本身，而是对这些数据的使用权。这有些类似于有价证券，它代表着一定的价值而它本身却没有价值。台湾一些学者认为这些基于磁介质的数据就是虚拟财产的物的载体。我不否认，但是这些载体的存在并不能当然成为民法上所调整的物。因为占有这些数据并没有价值，有价值的是在特定网络环境中对这些数据的使用权。

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假设：

前提，储存在磁盘上的数据就是法律作调整的虚拟财产本身。

玩家甲通过诉讼胜诉了，法院判决返还虚拟财产。运营商将这一段数据复制给了玩家。此时玩家得到了作为载体的数据。但是玩家是否真的实现了自己的权利呢？显然没有。玩家个人占有游戏中的某一段数据是没有意义的，只有运营商把这一段数据运用到游戏中，玩家使用时才会发生作用。

网络游戏不同于一般的单机版电脑软件。它的特点就在于单机运行是无意义的。因而游戏的数据自始至终都是由运营商占有的，玩家的客户端仅仅是提供接入服务而已。

结论，这种一味的基于物的概念而认定的虚拟财产在法律上的实现是荒谬的。

虚拟财产是否是著作权的客体？

作为著作权的客体要求至少要具有原创性，独创性。我们可以明显的区别开玩家和游戏相关的两种活动。一种是纯粹的基于游戏本身的娱乐行为；一种是脱离游戏之外的衍生品制作活动。

对于前一种行为，玩家并没有完全的自由意志而是在游戏所限定的规范内的活动。如玩家给自己命名，完成游戏中的指定任务，得到特定的游戏道具。这一系列行为都是游戏运营商事先规定好的，玩家的自由选择度是一种规范化，模式化，有严格限制的行为。因此我们不能认为基于这种活动而产生的虚拟人物及其物品是游戏玩家的创造行为产生的。

对于后一种行为，玩家脱离了游戏本身。发挥自己的才智进行自由创作，例如，同人漫画，动画，文字作品等。玩家仅仅是利用了原来游戏中的某些元素而进行的完全自主的独立创作活动。毫无疑问在这种条件下的产物是一种受保护的作品。也可以看作是游戏题材相关的衍生品，演绎，改编等周边作品。

从这个角度看，在网络游戏内产生的虚拟物品是不能被认定为著作权的。它不属于玩家的自由创作，更不具备独创性。

这些虚拟物品也不属于运营商著作权的邻接权范围。虚拟物品包括虚拟账号的交易行为是玩家对自己权利的自由转让，只要这种行为不是通过利用非法的程序漏洞进行的，对运营商来讲，由此引发的纠纷就与自己无关。这里就涉及到了如何认定不同的侵权行为和利益所有者的问题。

虚拟财产是用益权利的凭证

网络游戏是一种服务，而各种虚拟的道具则是在游戏中可以享受某种特定服务的权利凭证。这种特定的服务通常都是由网络游戏提供商制定和提供的，而不是出于玩家自由意识创造出来的产物。例如：“大话西游2”中的变身卡，玩家购买以后使用该卡片就可以享受在游戏中变身的权利；“传奇2”中的屠龙刀，戒指等道具都有一定的附加属性在上面，这些附加属性就是游戏服务商为持有该物品的玩家提供的特殊服务，玩家一旦拥有了这些道具就享有比其他玩家更好的保护，更强的杀伤力，更容易进行游戏等权利。

游戏中产生的数据自始至终都是由游戏运营商占有的，玩家享有的是游戏数据的使用权。这有些类似于占有权和使用权分离的现象。并且这种分离对于网络游戏来说是必然的、也是必需的。

这种权利是否具有价值属性从外在大环境来看至少需要从两方面来认定。第一，该游戏是免费运营还是收费运营。如果是免费运营，则无法找到相应的等价物来衡量其价值大小，因此不具备可诉性。如是收费运营，由于虚拟货币的存在如Q币等。或是官方直接确定其固定兑换比率，或是间接通过其他手段维持一定的与真实货币的对价。我们可以通过简单的计算得出其价值。（具体分析见下文游戏币汇兑机制）第二，该游戏是合法运营还是非法运营。如果是合法当然受到保护，如果是非法或者没有经过有关机构批准而擅自经营的自然不受保护。

从内在环境来看也需要两方面来认定。第一，是否具有交易价值。即在游戏中的的需求和数量。第二，取得手段的合法性。非法利用游戏漏洞复制或盗窃其他玩家的物品出售的当然不能认定其合法权益。

游戏币和现实货币的兑换机制在实质上起到了一种类似于汇率机制的体系。

运营商可以通过对游戏定物品的定价和回收来实现对于虚拟汇率机制的调节，稳定游戏内的物价水平。例如网易的大话西游2中就利用可回收的矿石和炼妖石等其它物品来作为标的物，给该物品规定一定的官方回收价格。从而使游戏中的虚拟货币“大话币”保持相对的稳定性，进而影响游戏中点卡交易的价格。游戏中的点卡交易在事实上已经很普遍了。这种点卡交易的流程如下：

1，玩家甲用人民币购买了运营商发行的点卡（现在存在实物点卡和虚拟点卡两种形态，实际上两者只是形式的不同，在实质上都是交易和该点卡邦定的帐号和密码，类似于电话卡或手机充值卡的性质）

2，玩家甲将点卡上载明的帐号和密码交与第三方中间人（网易则是由官方提供的NPC点卡交易人）

3，玩家乙持有游戏中的虚拟货币，将虚拟货币交付中间人。

4，有中间人负责将玩家甲需要的虚拟货币交给甲，乙则得到了该点卡所栽有的权利。

这中间我们不难发现，以点卡为核心的虚拟交易实际上起到了赋予虚拟货币交换价值和价值的属性。从经济学的角度上讲，价值是交换价值的基础，交换价值的表现形式就是交换价格。玩家甲对于游戏点卡的购买就是承认了游戏点卡是一种商品。而这种商品必然是有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否则就没有交换的意义。虚拟货币在游戏中的使用价值可以用交易游戏点卡这一间接的形式转化为现实世界的真实货币，某种程度上我们无法否认其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存在。

这一交易过程等于是间接的赋予了虚拟财产权利的一定类似于商品的属性，即具有价值，交换价值和特定的使用价值。因为现实货币本身就是代表一定量价值的符号，作为一般等价物和具有交换价值的商品交换和支付是其基本功能。但是从本质上不能把它看作商品。

虚拟货币是衡量游戏虚拟财产权利价值的唯一标准和尺度。因此对于稳定虚拟货币和现实货币之间的汇率关系是运营商必需要把握的关键，也是将来处理虚拟财产权利纠纷、确定财产权利价值的必要手段。

侵权的认定和责任、义务划分

玩家进入游戏时与服务商订立的合同本身就应该是一个附期限的合同（终期）玩家和运营商事合同关系，并且是一种持续性的合同关系，玩家应该拥有在游戏中使用虚拟人物以及相关数据的用益权利。这些游戏数据应该是属于运营商所有的，玩家所购买的是运营商的游戏服务，对于基于游戏而产生的数据的用益权也应当属于玩家自己。并且这些数据对于玩家以外的人，运营商应当承担保密和保管的义务。

由于玩家和运营商在地位权利属性，责任、义务分配等各个方面都不相同，因此侵犯玩家和侵犯运营商形成的法律关系是不同的。针对虚拟财产形成的侵权主要是关系到玩家的，但是运营商在解决争端中所其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此处运营商的义务应该有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如保存一定期限内的用户资料备份（一般应不少于6个月）；在用户提供有效的身份证明后有提供数据资料查询和出具证明材料的义务。

运营商作为网络游戏服务的提供者若不保存相关数据资料，则纠纷往往无法解决。让其负保存义务并不是加重其负担,而是其应该提供的必要服务，但是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来规范运营商的行为，所以运营商往往逃避责任，尤其是在法律没有明确赋予其责任的情况运营商往往为了压缩成本而不重视对用户历史数据的保存。因此在法律上明确运营商的法律地位和法律责任已是急待解决的问题。

当然运营商是否也承担相应的责任需要进行过错认定。如果是由于程序本身的漏洞被利用而导致玩家损害的，无论第三方是否故意利用，运营商都应当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如果是由于玩家自身过错泄漏用户名、密码等信息导致自己损失的，运营商无过错则不应当承担责任。但是对于合法用户对于账号交易信息查询的申请，运营商有义务协助查询并出具证明材料。

玩家基于相互信任而进行交易，在上当受骗后，被骗物品转手的。该虚拟财产权利不应该具备追及效力。这是应为虚拟世界本身的复杂性考虑的，我们不仅紧要考虑到保护权利人利益也要考虑到在计算机技术上的可是实现性。虚拟财物再次转手之后涉及到了复杂的身份认定程序，很难用很低的成本实现。可以说是一种过重的负担，因此不益再做追究。也可适用民法中的善意第三人制度。

如何认定虚拟财产权利所有者身份：用户名和密码，注册时提供的身份证或其它证件复印件，注册时提供的有效邮箱，和该帐号邦定的手机或小灵通，注册时提供的有效电话，近期消费凭证至少三张（如充值点卡，交费收据或清单等）

财产权利篇7

＊＊＊

债权人利益保护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一个社会经济秩序问题。这个问题存在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在财产继承领域表现尤为突出。各国继承法均用大量条文规范这一问题，以防继承人利用有利地位侵害债权人利益。我国继承法仅原则规定继承遗产应当为被继承人缴纳税款、清偿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遗产的实际价值为限。但对如何确定遗产的范围等一系列问题没有规定，司法解释也未涉及这一问题，致实践中侵害债权人利益的问题时有发生，而司法机关却无所遵循。笔者在《继承制度研究——市场经济与继承法》（1994年12月出版）一书中曾经预言：“多则十几二十年，少则几年以后，这个问题必将摆上司法机关的议事日程。”不幸竟被言中。因此，笔者认为有对这个问题进行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以便对司法实践提供理论指导，为继承法的修改和完善提供参考。

一、问题和原因

（一）现行继承法在保护债权人利益方面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继承法采有限责任继承原则（即通常人们所说的限定继承原则）。有限责任继承是保护继承人利益的制度，其核心是限制继承人对被继承人债务的清偿责任，即继承人只须在继承遗产的限度以内为被继承人清偿债务，而不以自己的固有财产对被继承人的债务负责。这一原则符合现代社会家庭成员人格独立、责任自负的观念，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继承不仅关系到继承人的利益，而且关系到被继承人的债权人的利益，作为一种制度，必须对继承人和被继承人的债权人双方提供平等的保护。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国继承法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具体表现为：

1．没有确定遗产范围的规定

有限责任继承原则一方面将继承人的责任限制在继承遗产范围以内，另一方面又要求被继承人的财产必须首先用于清偿被继承人的债务。因此，有限责任继承不仅是保护继承人的利益的制度，而且是保护被继承人的债权人利益的制度。遗产范围的确定在这里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有限责任继承原则能否正确贯彻，主要取决于能否准确划定遗产范围并保证其不被继承人侵害。而我国继承法在确立有限责任继承原则的同时，却没有关于确定遗产状况的任何规定，使有限责任的界限无法确定。其结果是，继承人在享受有限责任继承的利益的同时，却往往不承担其相应的义务。这就使得法律在继承人利益和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上失去平衡。

2．没有对接受和放弃继承规定明确的期限

我国采取直接继承制度，即从继承一开始继承人的财产权利和义务就概括地转归继承人。这意味着被继承人的债权由继承人收取，债务由继承人承担，被继承人的债权人只能向继承人行使权利，债务人只能向继承人清偿债务。因此，必须在一个合理的时间内使继承关系确定下来，以便尽快了结被继承人所遗留的债权债务关系。而我国继承法却规定，自继承开始以后至遗产分割之前，继承人实际上都不确定，继承关系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这种规定的弊端是明显的：一是不利于遗产的管理和利用；二是影响债权人行使权利，不利于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而且继承关系长期不确定也是滋生继承纠纷的重要原因。

3．债权人缺乏保护自己权利的法律手段

如果继承人的行为已经或者可能损害债权人的利益，按现行继承法，债权人无有效的救济手段。例如继承人将遗产转移、隐藏，或者挥霍浪费，或者不善经营，导致亏损，或者继承人将遗产用于清偿自己的债务，都会危及债权人的债权。现实生活中已经屡屡发生这类问题，使债权人遭受严重损失，而且严重破坏社会经济秩序，败坏社会道德风尚。这个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法律必须对此作出反应。

（二）原因

存在以上问题的原因，笔者以为有以下两个：

1．由现行继承法制定时的社会条件所决定

民法是社会经济条件的法律表现，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继承制度。现行继承法是1985年通过并颁布实施的，当时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刚刚开始，计划经济无论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还是在人们的观念中都居于统治地位。当时，公民的财产限于生活资料，基本上没有生产资料，私营经济还是一个讳莫如深的问题。在这样的经济条件之下，遗产限于生活资料，债权债务关系简单，继承人欺诈债权人的情况为人们闻所未闻，立法者自然不会考虑到这个问题。

2．继承法理论研究的幼稚也是产生以上问题的原因

制定继承法时，我国继承法学的研究刚刚开始，尚处于幼稚阶段。例如，对于继承法的基本问题——调整对象，缺乏全面了解，人们只注意了死者亲属之间继承关系的研究（当然，这方面的研究也并未精深）而忽视了对继承人与被继承人的债权人之间关系的研究。

由于以上两个问题的存在，使得我们在制定继承法的时候，在债权人利益保护问题上，既无司法实践经验可供参考，又缺乏正确理论的指导，继承法存在以上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公民的财产限于生活资料的社会条件下，继承法的以上缺陷在实践中不会导致多大问题。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公民的财产不仅数量大大增加，而且性质发生了重要变化。即从主要是生活资料变为既有生活资料又有生产资料，对于那些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来说，则主要是生产资料。作为生产资料，其最大特点是处于生产经营过程之中，是动态的财产，在竞争规律的支配之下，既有盈利增值的可能，又有亏损甚至破产的风险。而且，处于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财产数量多，债权债务关系复杂。在这样的经济条件之下，现行继承法的上述缺陷日益突出。实践中的主要问题是，债权人无有效手段制止继承人转移、隐匿财产，一旦发生纠纷，人民法院难以查清遗产的实际状况，因而无法确保纠纷处理的公正性。如果按民事诉讼法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要求债权人举证，由于继承人和被继承人的特殊关系，债权人将很难举证证明继承人究竟继承了多少财产，因而其合法权利将难以得到保护。另一方面，继承人则可以比较容易地通过隐匿遗产而获得不当利益。这样以来，继承法就不能有效地发挥其保护合法、制裁违法、抑恶扬善，扶正祛邪的作用。

二、外国保护债权人利益的主要制度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了解外国保护债权人利益的主要制度，可以帮助我们开拓思路，取其所长，制定出符合我国国情的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制度。

目前世界各国的继承制度可大致分为两类：直接继承制度和间接继承制度。尽管两种继承制度区别很大，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把债权人利益保护问题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

（一）直接继承制度下债权人利益的保护

大陆法系国家多采直接继承制度。按照这种制度，被继承人死后，其遗产直接转归继承人，债权归继承人享有，债务也由继承人承担。直接继承必须解决两大问题：第一，要保证继承人不因继承而受到损害；第二，要保证遗产首先用于清偿被继承人的债务。为此，大陆法系国家采取了以下主要的制度：

1．接受和放弃继承制度

按照法国、德国、日本等国以及我国台湾民法典的规定，继承开始以后，继承人（包括法定继承人和遗嘱继承人）处于这样一种法律地位：他取得继承选择权，可以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选择无条件直接继承（无限责任继承）、以有限责任为条件接受继承或者放弃继承。如果继承人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明示选择，则推定为无限责任继承。由于有限责任继承和放弃继承都是保护继承人利益的制度，因此继承人在选择有限责任继承和放弃继承时必须遵守一定的条件和程序。简言之，这些条件主要是：要在法定期间内进行选择；要保证遗产的独立性和完整性；不得有侵害、隐匿遗产的行为。继承人违反上述要求，即丧失选择有限责任继承和放弃继承的权利，而依法强制其按无限责任继承继承遗产。其程序主要是，必须以明示的方式向国家主管机关表示有限责任继承或放弃继承的意思，如果选择有限责任继承，还须递交忠实准确的遗产清册。主管机关一般为遗产法院或家事法院，也有的国家规定为公证处。由此可见，接受继承和放弃继承制度既是保护继承人利益的制度，又是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制度，其主要作用是清楚地确定遗产范围，进而保证遗产先用于清偿被继承人的债务。而强制无限责任继承则是对继承人欺诈债权人行为的制裁，从另一方面看，也是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

2．遗产管理制度

在接受继承、放弃继承制度之外，大陆法系国家还规定有遗产管理制度（瑞士叫官方清算制度，日本叫遗产分立制度）。其主要内容是债权人如发现继承人的行为可能损害自己的债权时，可以向主管机关申请遗产管理。主管机关认为有必要时应宣布对遗产进行管理，并指定专门人员负责该项工作。主管机关进行遗产管理后，继承人丧失管理遗产的能力。这样就可以保证遗产首先用来清偿被继承人的债务。

（二）间接继承制度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

间接继承是英美法系国家采取的继承制度。按照这一制度，继承开始后，遗产不是直接转归继承人，而是作为独立的遗产法人，由遗嘱执行人或者遗产管理人负责管理。在这种制度之下，被继承人的债务由遗产法人承担，其债权归遗产法人所有，遗产所产生之收益归遗产法人，遗产所产生之负担由遗产法人承担。遗产管理人在缴纳税款、清偿债务以后，依照法律规定或遗嘱的指定，将剩余遗产分配给继承人。总之，在间接继承制度之下，继承人绝不对被继承人的债务负责。间接继承制度能够公平地保护继承人和被继承人双方的合法权益，有效地防止欺诈债权人行为的发生。但是，这种制度的实行需要其他条件，特别是司法条件的配合。因为在这种制度之下，几乎每个人死后都需要由有关国家机关出面处理继承问题，如果没有健全的专司遗产继承的专门法院或其他专门机关，这种制度是难以实行的。此外，老百姓是否愿意让国家机关来插手继承事务，也是这项制度能否实行的一个重要因素。笔者认为，比较而言，直接继承制度较为符合我国的国情。因为一方面，我国长期实行直接继承制度，群众对此已经习惯、认同。另一方面，在这种制度之下，大多数继承不需要经过法院，只有继承人选择有限责任继承或放弃继承时，才需要法院出面，司法机关能够承受。

三、关于修改我国继承法的建议

如上所述，我国属于采直接继承制度的国家，而且这种制度比较符合我国国情。因此，我们应当在直接继承制度的框架之内来讨论如何建立债权人利益保护制度。

（一）建立债权人利益保护制度应坚持的原则

1．自愿继承原则

自愿继承原则是现代继承法的基本原则，它是对强制继承的否定。古代继承法奉行强制继承原则，即正统继承人（即被继承人的男性直系卑亲属）无继承选择权，他必须继承被继承人的法律地位，为被继承人清偿全部债务。即使被继承人未留下任何财产，而只有累累债务，继承人也不能拒绝继承。至近代以来，家庭观念日渐淡薄，家庭成员逐渐取得独立的民事主体资格，社会以个人为本位，强制继承原则因不符合个人本位的观念而被抛弃，自愿继承原则遂取而代之。自愿继承的核心是承认继承人有继承选择权，并要求其按照自己的选择承担相应的责任。自愿继承原则符合现代社会的思想观念，符合民法的意思自治原则，应当成为我国继承法的原则。

2．诚实信用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是民法的基本原则，适用于民事活动的各个领域。诚实信用原则要求人们在民事活动中恪守信用，诚实不欺，善意地行使权利，善意地履行义务。如果继承人违反这一原则，欺诈债权人，即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继承制度，特别是关于债权人利益保护制度的设计应体现诚实信用的原则。这不但是保护债权人利益的需要，也是淳化社会道德，维护经济秩序的需要。

（二）制度构想

债权人利益保护问题是继承法的一个基本问题，在直接继承制度之下，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途径是，改变现行继承法无条件的有限责任继承制度，确立有条件的有限继承制度，同时赋予债权人遗产管理请求权。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有限责任继承本来就是有条件的，条件是有限责任继承的题中应有之义。本文之所以采用有条件的有限责任继承这一概念，主要是为了与现行继承法的有限责任继承相区别，因为现行继承法的有限责任继承实质上是无条件的。待正本清源之后，即应恢复使用有限责任继承这一科学概念。

1．关于有条件的有限责任继承制度

所谓有条件有限责任继承，即继承人必须遵守法定的条件和程序，才能享受有限责任继承的利益。继承人如果违反法律规定的条件，即丧失选择有限责任继承和放弃继承的权利。而依法产生无限责任继承的法律后果。所以，采取有条件有限责任继承制度，实质上意味着承认两种继承制度——有限责任继承和无限责任继承，承认继承人有选择无限责任继承、有限责任继承和放弃继承的权利。

（1）选择有限责任继承的条件

有限责任继承是保护继承人利益的制度，同时直接涉及债权人的利益。因此，这一制度必须同时起到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保证继承人的固有财产不被强制用于清偿被继承人的债务；另一方面保证被继承人的债权人能够就遗产优先受偿。由此可知，这一制度的核心是确定遗产状况并使之保持独立。如前所述，大陆法系国家实现这一目的是建立遗产清册制度，即继承人如选择有限责任继承，必须在规定的时间以内制作出遗产清册，并提交给主管机关。笔者认为，我国也应采取这一制度。继承人在制作遗产清册时，应延请公证人员参加，并应作到忠实、全面、准确，不得有隐匿不报、虚报债务等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如发现继承人有上述行为，即应取消其有限责任继承的资格，而强制其按无限责任继承。

（2）选择有限责任继承的期限

遗产清册完成以后，继承人对遗产状况有了全面了解，就可以作出理智的选择。关于选择的期限，德国、日本及我国台湾规定，制作遗产清册的期限也就是应作出选择的期限；而法国则规定，遗产清册制作完毕之后，再给继承人40天的考虑期限，我们认为法国的规定更为合理。我国修改继承法时可考虑规定两个期限：一个是制作遗产清册的期限；一个是选择有限责任继承的期限。关于制作遗产清册的期限，我们认为宜短不宜长。因为我们已经处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时代，处于生产经营过程的财产复杂多变。为了防止因主体空缺对经营活动造成的不利影响，防止继承人转移财产，这个期限应尽可能短一些。我们认为以一个月为宜，从继承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自己是继承人时起算。如果由于遗产情况复杂等原因不能按期完成遗产清册，可向主管机关申请延长。至于选择有限责任继承的期限，可考虑为20—30天，从向主管机关提交遗产清册之日起计算。

（3）主管机关

主管机关即接受继承人所提交之遗产清册和继承人所作选择的机关。国外一般规定为遗产法院或家事法院，也有的国家规定为公证处。我们认为，我国可以由公证处来承担这一工作，理由主要是：我国不太可能在普通法院之外再设置专门的继承法院，而现有普通法院任务已很繁重，无力承担这一任务，而公证处则任务不足。而且制作遗产清册、证明遗产状况这一工作就其性质而言，属于公证处的业务范围。

2．关于债权人的遗产管理请求权

有限责任继承是由继承人主动行使继承选择权，以保护自己利益的制度。如果继承人正确行使这一权利，该制度还可以同时起到保护债权人利益的作用。但是，如果继承人不选择有限责任继承，例如，被继承人财产状况良好而继承人负债累累，这时继承人便会选择无限责任继承，使遗产和自己的财产混同，用遗产来清偿自己的债务，这对被继承人的债权人来说是不公平的。再如，继承人隐匿财产、挥霍浪费，或不善经营，或恶意处分遗产等等，都会害及债权人的债权。在这种情况之下，无限责任继承也不能保障债权人的债权。因此，在有限责任继承制度之外，还必须有一种债权人可以主动采取措施保护自己债权的制度。于是，这样的制度就被人们创造出来了。这种制度在日本、法国称之为财产分立制度。这三种制度虽然名称不一，内容也不完全一致，但都是供债权人选择的保护其债权的制度。其主要内容是，债权人如果认为继承人的行为可能危及自己债权的实现，可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主管机关申请，要求由主管机关对遗产进行管理。主管机关应债权人的申请，对遗产进行管理，包括对遗产进行调查、清算等。建立遗产管理后，继承人即丧失管理遗产的权利。这种制度可确保债权人的权利不受继承人的分割，确保遗产首先用于清偿被继承人的债务。我国继承法应当建立这种制度。

如果我们在承认继承人的继承权的同时，为继承人选择有限责任继承和放弃继承规定必要的条件，同时赋予债权人遗产管理请求权，继承法在债权人利益保护方面就能够作到周全而合理。

财产权利篇8

借款人(以下简称甲方)：

法定代表人：

有效证件(照)名称： 号码：

住所地：

电话:

传真:

担保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法定代表人：

住所地：

电话:

传真:

为保障实现编号为 的《担保借款合同》项下债权，甲方愿意以其有权处分的权利作质押，乙方经审查同意接受甲方的质押担保。甲乙双方依照我国有关法律、法规，经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

第一条 被担保债权的种类、金额、利率和期限

一、被担保债权为《担保借款合同》项下本金为人民币(大写) (小写) ，月利率为 ，月综合费率为 ;

担保期限自 年_____月_____日始至______ 年_____月______日止。

二、担保借款合同上述情况有变化的，以主合同为准。

第二条 质物

一、甲方保证

1、本质物项下权利为甲方合法所有或依法享有处分权;

2、本质物不存在瑕疵、争议、转质、申请挂失、提起公示催告程序或涉及诉讼、仲裁等情况;

3、本质物上设定的质权未超出质物评估价值;

4、已完成与质押有关的审批手续，并取得所有必要的授权;

5、提供与质押有关的所有文件、材料，均真实、准确、合法、有效。

二、质物情况

1、质物名称_________，编号_________，数量_________(质物清单及权利凭证或有效证书复印件附后)。

2、质物有效期限_________。

三、质物评估价值为人民币(大写) (小写) 。

质物评估价值由甲乙双方商定。如有争议，由乙方指定的法定评估机构进行评估。

四、折价率为百分之________，质物评估价值与折价率的乘积不得小于担保债权。

第三条 质押担保的范围

甲方质押担保的范围为担保借款合同项下当金、利息、综合费、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乙方为实现质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差旅费、拍卖费、评估费等)以及所有其他应付费用(以下简称担保债权)。

第四条 权利质押的登记与记载

一、以依法可以转让的股票出质的，甲乙双方应于本合同签订之日起______日内共同到证券登记机构办理出质登记;

二、以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出质的，甲方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并将股份出质有关事项记载于股东名册，乙方有权核查记载事项并取得必要的记载证明，甲方对此应提供足够的协助。甲乙双方应于本合同签订之日起______日内共同到工商登记机构办理出质登记;

三、以依法可以转让的商标专用权、专利权和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出质的，甲乙双方应于本合同签订之日起_______日内共同到有关管理部门办理出质登记。

四、以应收账款出质的，由乙方于本合同签订之日起_______日内到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出质登记;

五、以存单出质的，甲乙双方应于本合同签订之日起_______日内共同到存单开户银行办理存单确认和止付手续;

第五条 质物需要由签发银行等有关第三方签章核押的，由其出具质物真实有效并保证不接受申请质物挂失或提前支取的书面证明，同时，第三方应保证质权的实现及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六条 质物移交与保管

一、甲方于本合同签订之日起_________日内，向乙方移交权利凭证原件、权利证书原件及与登记、记载有关的文件。

二、自移交之日起，上述权利凭证、权利证书及与登记记载有关的文件由乙方保管，保管期限至本合同终止时。

三、乙方应妥善保管质物。因保管不善致使质物灭失或者毁损的，乙方应承担相应责任。

乙方不能妥善保管质物可能致使其灭失或者毁损的，甲方可以要求乙方将质物向与乙方约定的第三人提存或者要求提前清偿担保债权而返还质物。

四、因不可抗力造成质物毁损的，乙方不承担赔偿责任。

第七条 质押的费用

质物的评估、保管、提存、运输和质押登记、公证、鉴定等质押费用和质物的折价、拍卖或变卖等实现质权的费用由甲方承担。

第八条 质押的效力

一、质押期间，甲乙双方及有关第三方不得转让、出租、许可他人使用、提前支取或以其他方式处分质物，除乙方外的其他各方不得申请挂失或提起公示催告程序。

二、质押期间，质物所产生的法定孳息包括随附于债权证书的利息、股票、股份所得分配盈利等作为质物的组成部分。金钱形式的孳息，乙方可以直接用于清偿担保债权;其他形式的孳息，由甲乙双方协议，以该孳息变价的价款优先清偿担保债权，或向与乙方约定的第三人提存。

前款收取的孳息应依次充抵收取孳息的费用、担保借款的利息、综合费，担保借款的本金。

三、质押期间，甲方必须转让、许可他人使用或处分质物的，经乙方同意后，其所得价款应向乙方提前清偿担保债权。甲方也可以提供乙方认可的新的当物，以保证乙方债权的实现。

四、质押期间，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出借、回购或以其他方式处分质物取得的收益，作为本质物的组成部分共同担保债权的实现。

五、质押期间，非因乙方原因如发生自然灾害、被盗窃、被抢劫等造成质物毁损、灭失或价值明显减损的，乙方应于事故发生之日起十五日内，书面通知甲方损失情况，并依法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甲方应提供必要的协助。补救不成时，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提供乙方认可的新的当物或提前清偿。因毁损、灭失所得的赔偿金，作为质押财产，乙方有权优先抵偿所担保债权，不足以抵偿部分，甲方有权另行追索。

六、质物有损坏或者价值明显减少的可能，足以危害乙方权利的，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提供新的担保。甲方不提供的，乙方可以拍卖或者变卖质物，并与甲方协议将拍卖或者变卖所得价款用于提前清偿担保债权或向与乙方约定的第三人提存。

七、质物兑现或者提货期限先于借款履行期限届满的，乙方可以在借款履行期限届满前兑现或者提货，并与甲方协议将兑现的价款或者提取的货物用于提前清偿担保债权或者向与甲方约定的第三人提存。

八、因质物所征收的一切税费均由甲方承担。

第九条 质权的实现

一、质押期间，甲方可能或已经发生停业整顿、解散(撤销)、破产、关闭等情况时，应及时通知乙方。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提供由乙方认可的新的担保，或提前收回借款等措施而提前实现质权。

二、质押期间，甲方未履行合同义务，乙方按照合同约定提前收回借款措施时，乙方有权在债权未受到清偿时提前实现质权。

三、出现绝当后，乙方有权依法处分全部或部分质物。

四、乙方对质物享有优于其他任何债权人的受偿权。

五、甲方采取其他方式清偿担保债权的，须经乙方书面同意。

第十条 质物的返还

借款期限(含续当)届满，甲方按期履行还款义务，乙方应当返还质物。

甲方应及时收回质物。甲方不收回的，乙方有权向第三方提存质物，费用由甲方承担。

第十一条 违约责任

一、甲方隐瞒质物共有、瑕疵、争议、转质或申请挂失、提起公示催告程序或提前支取，或伪造、变造权利凭证，或涉及诉讼、仲裁等其他情况严重危害质权实现时，应向乙方支付担保债权数额百分之_________的违约金，并将质物恢复到乙方认可的原状，或提供乙方认可的新的担保。并且，乙方有权采取停止发放担保借款，或提前收回借款等措施从而提前实现质权。

二、发生质物毁损或灭失，乙方未按本合同约定及时通知甲方的，应承担相应责任。

三、由于甲方的原因，致使乙方不能及时实现质权的，甲方应承担债权数额每日千分之_________的违约金。

第十二条 甲方违约给乙方造成经济损失超过违约金的，应就超过部分向乙方支付损害赔偿金。

第十三条 甲方保证，发生质物不足以清偿担保债权时，由甲方承担连带偿付责任。

第十四条 本合同项下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的支付方式为甲方主动支付乙方账户，乙方有权从甲方账户直接扣收。

第十五条 甲乙双方发生合并、分立、股份制改造等体制变更时，本合同对其继受人仍具有法律约束力。

第十六条 本合同不因借款合同的无效或解除、甲方财务状况、经营方式、自身体制或法律地位等发生变化或甲方签订的其他任何协议或文件而无效。

第十七条 质押期间，甲方法人名称、法定代表人、法定住所等发生变化而未书面通知乙方时，乙方按本合同所载资料向甲方发送的所有文书，视同送达。

第十八条 本合同自_________(质物移交乙方占有/出质登记/出质记载于股东名册)之日起生效，至担保债权全部清偿时终止。

质押登记机关要求明确质押期限的，质押期限为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担保借款合同项下或协议项下借款期限届满后_________年止。

第十九条 其他约定

本合同未尽事宜，依照有关法律、法规执行，法律、法规未作规定的，甲乙双方可以达成书面补充协议，作为本合同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二十条 争议解决方式

一、甲乙双方在本合同履行中发生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应向乙方住所地人民法院)或向长沙市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二、甲乙双方在协商、诉讼或仲裁期间，对不涉及争议的本合同项下其他条款，仍须执行。

甲 方(盖章)： 乙 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签字)：

财产权利篇9

关键词：土地财产权利；用益物权；完备财产权；非完备财产权；土地管制

中图分类号：F3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2)06-062-08

当前，要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产权制度，需要解决农村居民的土地财产权利问题。土地作为一种稀缺的生产要素能否成为农民的“财产”，通过什么样的途径能使农民获得土地财产性收人，这些问题在学界引起较多讨论，各地方政府主导的新一轮改革也在探索这方面的经验。本文从经济学和法学的分析视角研究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的性质和内涵，在此基础上探索农村土地财产权利体系的构建及其农民财产权利的实现路径。

一、文献综述

关于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及其进一步的方向，现有的研究可以归纳为四个理论视角。

1.土地承包经营权(使用权)“物权化”的理论视角

1978年我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这一制度创新释放出了较高的生产力。随着新制度的潜力不断释放，土地单位产出和人均产出的增长开始趋缓。这一现象突出的表现就是农村居民的分项收入中，经营性收入的比重开始逐年下降。在农业边际收益下降的趋势下要进一步增加农民的收入，除了改进农业生产技术、提高农产品价值回报和通过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非农就业外，陈梗(1996)、张少鹏(1998)、王小映(2000)、黎元生(2007)等学者还提出了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通过“物权化”的形式以增加农民收入的观点。目前，《物权法》已经明确界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性质，不过《物权法》中的“土地使用权”主要是指城市的居民、法人和团体拥有的国有土地的使用权，而农村居民拥有的承包土地和宅基地的使用权却没有赋予其完整的“物权”权利内涵。

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性质、内涵和实现问题

2.土地资本化的理论视角

土地的资本化是指将土地的收益转化为资本的过程。金松青、Deininger(2004)、蒋省三、刘守英(2004)刘守英(2008)等对土地的资本化进行了诸多的论述，主张将农村土地使用权商品化或资本化。按照现行土地管理法律，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的商品化和资本化受到了较多的约束。如果要实现农村农用地和非农建设用地的资本化，必须进行一系列的土地制度创新。土地的资本化可以提高土地要素配置的效率，不过土地资本化只是实现农地财产权收益的重要途径之一。其实，土地收益资本化的核心是权利资本化，其实现还是要依赖于土地产权的归属问题的解决，即土地产权的“私人所有”还是“公有私用”。

3.土地产权变革路径依赖的理论视角

从1947年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开始，我国农村土地产权经历了私有化、准国有化(时期)和集体所有制等制度变迁。对农村土地制度产权的研究方面，叶向阳、吕志强、任国权、王钢桥(1993)、Carter、姚洋(2004)、许经勇(2008)、邓宏图、崔宝敏(2008)等学者从土地产权变革路径依赖的视角重点关注了农村土地产权结构和产权改革的效率问题。目前，在土地产权改革的方向上，对国有化、私有化和完善集体所有制的道路选择上分歧较大，但是，考虑到社会基本财产制度的刚性、改革的风险和公众的可接受性等因素的影响，完全的私有化是不可采取的，国有化的实现难度也很大。

4.土地的所有权结构的理论视角

财产的配置状况不仅会影响资源的利用效率，而且会影响居民的福利水平。关于进一步的改革方向，韩俊(2004)、于建嵘(2008)、夏锋(2008)、张晓山(2009)等主张尊重和逐步实现农民的土地财产权，通过制度设计使得农民的土地财产权收益得到保障。虽然他们一致认同把土地作为农民财产的观点，但是在实现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的制度方向选择和具体的制度细节方面却存在分歧。他们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农村土地的所有权结构问题上，即农村土地实现国有化的“永佃权”制度；或是坚持集体所有制下的“公有私用”；或是实行所有权的多元化。

二、农村土地所有权：从私有到公有变迁过程的制度分析

自1947年中共中央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以来，我国农村的土地所有权制度经历了多次变迁。考虑到1947年、1953年、1958年和1978年是我国不同性质的农地制度变迁的转折点②，本文把农地所有权制度的变迁划分为四个阶段，并从制度变迁的动力、路径和经济绩效展开分析。

1.农地所有权私有时期(1947-1952)

1947年中共中央颁布实施了《中国土地法大纲》，1950年中共中央又颁布了《法》，这两项法律(或制度)确立了农村土地国有和私有的混合制度，实现了农民(尤其是贫民)“耕者有其田”的革命目的。在新中国建国初期实施农民私有的农村土地制度，在政治上是为了实现对广大农民的政治承诺以及取得他们对新政权的支持；在经济上是为了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这一时期的农地制度变革主要是国家推动的，土地的平均分配也是国家支持完成的。由于这一时期农民的土地不是通过市场交换取得，而是国家权力介入分配的结果，这就为后来国家权利重新介入土地财产的分配提供了潜在的可能。这一时期的农地制度变迁取得良好的经济绩效，依据相关的统计资料，1949-1953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分别到达了326亿元、384亿元、420亿元、461亿元、510亿元，出现了连续增产的好局面。

财产权利篇10

[关键词]女性；财产；彩礼；嫁妆；完婚赠礼；寡妇产

中世纪女性在婚姻关系中获得财产的方式主要有彩礼、嫁妆、完婚赠礼和寡妇产等，在中世纪女性地位普遍低下的的情况下，妇女通过婚姻获得的这些财产权利是非常难得的。

一、彩礼和嫁妆

1、彩礼

西欧封建社会共有两个元素，一个是罗马元素，另一个则是日耳曼元素。中世纪西欧许多封建制度的形成在古典时期日耳曼民族的风俗习惯中都能找到一些源头。在《日耳曼尼亚志》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至于说到订婚的礼物，不是女方把嫁妆送给男方，倒是男方向女方交纳采礼。由父母和亲戚出面鉴定采礼，但这些采礼只是一头牛，一匹勒缰的马、一面盾、一支矛或一把剑，既不是为了迎合女人的口味，也不能用作新妇的装饰；当送了这笔采礼以后，妻子就被娶过来了，而她也带来一些盔甲之类送给自己的丈夫。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最大的约束，这是一些神圣的仪节，这是一些保障婚姻的神力。”（1）在古典文明时期，日耳曼人便有了由采礼作为保证的婚姻关系，虽然那时只是一些牲畜或者武器，但是到了中世纪时期，这些采礼也就变成了钱物或者土地这种不动产的形式。

采礼也就是我们常所说的聘礼、彩礼，通常是男方转让给女方的财产。在古典时期的日耳曼民族中采礼是交给女方父母和亲戚的，而不是用来迎合妇女的口味和装饰的需要，而且，充满着婚姻交易的色彩。但是，到了公元5世纪末，给新娘家人的彩礼已部分或全部地演变为给新娘的赠礼。（2）只不过，这种“采礼”价值并不是很大，“只是一般性的或象征性的礼物”。（3）

2、嫁妆

嫁妆就是女性结婚时从娘家带到夫家的财产，一种是由父亲给予女儿的财产，另一种则是女儿从娘家继承到的遗产。嫁妆最初的形式是地产，但是，由于中世纪盛行一子继承制或者长子继承制，使得男性的继承权高于女性，因此，通常情况下女性就失去了土地这种不动产的继承权。“到1300年以后，地产形式的嫁妆逐渐被金钱所取代”。（4）所以，嫁妆一般是动产，而不是不动产。

而且，嫁妆的多少依照夫家的娘家的财力而定。对贫穷家庭而言，嫁妆指的是被褥、家庭用品等，一般她们会把嫁妆留给后代或者教会。“萨默塞特的伍尔夫沃诺就把嫁妆奉献给了圣彼得修道院，大量的衣服，最好的祭坛，许多床单被褥，窗帘等，留给两个儿子的是挂毯、床单被褥和桌布”（5）。而对于富贵之家而言，则主要是珠宝、衣服和家具等。“法兰克王国公主里格丝在同西班牙的西哥特王子婚姻中，里格丝的嫁妆就装了50大马车；而不幸的是，在半路上，里格丝的卫兵抢劫了大部分。”（6）

3、彩礼和嫁妆的控制权

无论是男方给予女方的彩礼还是女方带到男方家中的嫁妆，婚后都由丈夫托管，而且，“嫁资财物在婚姻存续期间归丈夫所有”（7）。同时，根据“夫妻一体原则”（8），即“普通法将妻子与丈夫视为一个整体，规定有关妻子的各项事务均由丈夫；妻子无权单独同第三方签订契约及其他法律文书，若确有必要亦须丈夫在场；无权单独提讼；无权赠与或遗赠财产，因为婚后妻子根本就没有属于她个人的任何财产，连嫁妆都由丈夫掌握。”（9）因此，婚后丈夫拥有彩礼和嫁妆的控制权，而女性则没有。

二、完婚赠礼

完婚赠礼，也称为晨礼，这是新郎在新婚后的第一个早晨赠给新娘的礼物，大概是男子在得到他的妻子的处女身后赏给她的礼物。“在中世纪的早期，正式的完婚结成了婚姻，晨礼就是其标志”。（10）完婚赠礼不仅仅局限于金钱，而且还涉及土地、房屋等不动产。同时，完婚赠礼的价值要大的多，不见体现在数额上，而且体现在占丈夫财产的比重上。据史料记载：“都尔主教格雷戈里讲到墨洛温王朝的国王希尔佩里克赏给他的新娘加尔斯温特的晨礼着实令人吃惊，晨礼包括波尔多、利摩日、卡奥尔、勒斯卡尔和雪城等5个城市”（11）。当然，这是贵族的完婚赠礼，其数额之大也是不足为奇的。但是，即使是普通民众的完婚赠礼，也是相当可观的，“佛朗克族人的法典规定，习惯上的晨礼是50个索里达。这相当于一名自由男子1/4赎杀金的价值，或者说，相当于25头公牛的价格。”（12）可见，完婚赠礼不论是在贵族阶层还是在普通民众中数量和比重都是相当可观的。

但是，完婚赠礼不像彩礼和嫁妆婚后是由丈夫控制的，而是全权由妻子支配，而且丈夫不能代管、托管。妻子去世时，还可以按其意愿给予娘家。这在妇女地位低下的中世纪来说，完婚赠礼显示了其独特之处，体现了社会对妇女地位的重视。

三、寡妇产

1、寡妇产的内涵

所谓寡妇产，就是新郎和新娘结婚时，新郎在教堂门口当众宣布将自己的一部分财产赠给新娘，通常是土地这种不动产，一些法典（如：公元602-603年肯特王国颁布的《埃塞尔伯特法典》和公元7世纪威塞克斯王国颁布的《伊尼法典》）证明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已经出现了寡妇产。而且，寡妇产在婚前就已经是商量并确定下来的。即使没有婚姻协议，根据当时的共识，人们会尊重习惯，认定男方已同意将一半的土地或财产给妻子。寡妇产的作用在于，假如在婚姻中丈夫先于妻子离世，那么守寡的妻子就可以用这一部分的财产作为今后生活的保障，并且终身享用。按照“夫妻一体原则”，婚后妻子不应是一个独立行为人。但是，一旦丈夫去世，妻子便获得了独立的人格，执掌家庭，并且恢复其应得权益。即使是丈夫生前转移出去的土地，也可以收回其寡妇产。

2、法律和教会对寡妇产的保护

在12世纪末13世纪初时寡妇产已十分明确，以13世纪为标志，寡妇产的强化达到了它的高峰，无论是世俗法律还是教会，都对其进行保护。

首先，13世纪初普通法就明确保护寡妇产。例如在1215年颁布的《大》第7条规定：“寡妇于其父身故后，应不受任何留难而即获得其嫁资与遗产。寡妇之嫁奁、嫁资、及其得之遗产与其逝世前为二人共同保有之物品，俱付任何代价。〔自愿改嫁〕之寡妇得于其夫身故后，居留夫宅四十日，在此期间其嫁奁应交还之。”同时，第11条还规定不能用寡妇产来偿付亡夫生前债务。我们可以看出法律对寡妇产的保护。因此，“在普通法的保护下，中世纪后期英国形成了一批“richoldladies”（富裕的老夫人）。”（13）

其次，教会对寡妇产的保护也在加强，一方面是出于仁爱的目的，对女性弱者的保护，而另一方面则与其对婚姻干预的强化有关，“教会赞许新郎公开将礼物赠送给新娘，因为这一公开的财产赠予行为，有助于造成婚姻本身的公开性”。（14）

无论是世俗的法律还是教会都对寡妇产起到了一定保护作用，因此，有人说：“寡妇产是中世纪妇女的一份保单”（15），那么寡妇产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的落实情况又是怎样呢？

3、寡妇产的落实情况

寡妇产是寡妇终身享用的，而且受到传统习惯的认可以及世俗法律、教会的认可，但是仍然存在影响寡妇产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两点：

首先，未经允许再嫁的，这里主要是指未经领主的允许。10世纪时寡妇再嫁是很普遍的问题，但是这对她及其与前夫所生的子女构成了威胁，因为在婚后，她的财产同样为后夫代为管理，因此，为了对初婚所生子女财产权利的保护，如果寡妇再嫁，将会影响到其寡妇产的使用。

其次，就是寡妇行为不检点，如果发生这一情况，那么，就由领主来对寡妇加以处罚，最严重的结果就是将土地收回。

但是，一般情况下，寡妇产的使用情况还是比较稳定的，即使她的权益受到威胁，在中世纪后期，妇女已经可以进入法庭提讼了，正是由于法律的保护，中世纪的寡妇产权利似乎是业已确立的财产继承习惯中最为持久、最为稳定的传统。

四、总结

在中世纪女性的地位普遍比较低下的情况下，女性在婚姻关系中通过彩礼、嫁妆、完婚赠礼和寡妇产等方式却获得了一些财产权利，尤其是寡妇产，显示了中世纪女性地位的提高，这些都说明，在中世纪妇女的地位逐步得到社会的承认和重视。

参考文献：

[1]塔西佗著，马雍、傅正元译：《日耳曼尼亚志》，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2]克里斯蒂安、克拉普斯、朱伯编：《西方妇女史Ⅱ》，剑桥，1994年版。

[3]休斯：“欧洲地中海地区的婚礼和嫁妆”，见卡普兰编著：《婚姻交易：欧洲历史上的妇女和嫁妆》。

[4]詹尼弗・沃德：《中世纪后期英国贵族妇女》，朗文，1992年版。

[5]怀特洛克：《英国历史档案》，第l卷，第524页，转引自弗朗西斯和吉斯：《中世纪的婚姻和家庭》。

[6]桑德罗・斯奇巴尼选编，费安玲译：《民法大全选译》Ⅱ，《家庭》，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7]都尔教会主教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8]托尼・普莱德：《财产与政治：有关中世纪后期英国历史的论文》，艾伦萨顿，格罗斯特出版社，1984年版。

[9]米歇尔.M.希恩：《教会法对英格兰已婚妇女财产权的影响》，《中世纪研究》第25卷，1963年。

[10]沃尔克编著：《中世纪英格兰的妾子和寡妇》。

[11]陈志坚：《试论中世纪英格兰贵族妇女的不动产继承权》，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12]俞金尧：《中世纪欧洲寡妇产的起源和演变》，世界历史，2001年第5期。

注释：

（1）【古罗马】塔西佗著，马雍、傅正元译：《日耳曼尼亚志》，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64页。

（2）克里斯蒂安、克拉普斯、朱伯编：《西方妇女史Ⅱ》，剑桥，1994年版，第177页。

（3）休斯：“欧洲地中海地区的婚礼和嫁妆”，见卡普兰编著：《婚姻交易：欧洲历史上的妇女和嫁妆》，第19页。

（4）詹尼弗・沃德：《中世纪后期英国贵族妇女》，朗文，1992年版，第2页。

（5）怀特洛克：《英国历史档案》，第l卷，第524页，转引自弗朗西斯和吉斯：《中世纪的婚姻和家庭》，第

107页。

（6）休斯：“欧洲地中海地区的婚礼和嫁妆”，见卡普兰编著：《婚姻交易：欧洲历史上的妇女和嫁妆》，第25页。

（7）桑德罗・斯奇巴尼选编，费安玲译：《民法大全选译》Ⅱ，《家庭》，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3页。

（8）依据《圣经》：男子离别父母与妻子结合成为一体。世俗普通法中关于“夫妻一体”原则规定：①妻子婚前婚后的财产（除完婚赠礼）全部由丈夫占有，妻子转让地产需经丈夫同意；②妻子婚前所获动产为丈夫所有且随意支配；③妻子随身物品丈夫随意处理；④妻子不应是一个独立行为人。

（9）陈志坚：《试论中世纪英格兰贵族妇女的不动产继承权》，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10）休斯：“欧洲地中海地区的婚礼和嫁妆”，见卡普兰编著：《婚姻交易：欧洲历史上的妇女和嫁妆》，第28页。

（11）都尔教会主教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56页。

（12）俞金尧：《中世纪欧洲寡妇产的起源和演变》，世界历史，2001年第5期。

（13）托尼・普莱德：《财产与政治：有关中世纪后期英国历史的论文》，艾伦萨顿，格罗斯特出版社，1984年版，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