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产资源税十篇

矿产资源税篇1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因此必须走大国发展道路。自然资源，尤其是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是大国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资源价格和供给的稳定性业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最为敏感的话题之一。

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矿产业出现了几年前难以想象的局面：

一方面，全社会对矿产品的需求暴涨，矿产企业利润急剧上升，导致了大量在短期利益驱使下的暴利开发、破坏性开发，矿产开采效率低下，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大量小煤矿的开采率不到30％)，同时对矿区环境造成了惊人的破坏，一些被过度开采的矿区，环境得不到及时恢复，留下了长期问题；

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的各种矿产资源税仅为发达国家1／3―1／2的水平，自然资源加工后的产品(如石油以及煤电)的消费税或者缺位，或者很低，导致这些产品的价格低于国际水平，因此，自然资源的使用过程中存在很大的浪费，也产生了环境问题，如煤炭的大量低效率使用(直接燃烧等)造成了空气质量的严重恶化。

显然，中国必须从战略的角度，重新审视自身的旷产资源管理体制与政策，确立新的战略目标。

可持续性、高效率、环保：矿产资源管理三大战略目标

站在大国发展战略的高度，自然资源的管理体制与政策应该达到怎样的战略目标呢?笔者认为，核心的战略目标至少应该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个战略目标是要保持整体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为此，必然要求在矿产资源使用上具有可持续性，最重要的是，要在使用不可再生性矿产资源的同时，为寻找其替代品创造可能性，这就要求对不可再生性矿产资源的使用收取一定的不可再生税。此类税收的目的不仅在于减缓不可再生性自然资源的消耗速度，更重要的是，它抬高了使用相关旷产资源产品的价格，从而提高了研发和寻找替代性产品和技术的动力。同时，它产生的税收收益，可以直接补助相关的研究。再有，当国际旷产资源的供给和价格出现短期波动时，我们可以临时降低矿产税，缓解对矿产资源使用者的冲击。

这一问题对中国而言尤其迫切。作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后起者，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所能控制的不可再生性旷产资源的储量，与发达国家相比是不成比例地低；一旦不可再生性矿产资源的供给出现波动或短缺，发达国家可以部分地通过其控制的旷产资源保证其自身经济免受直接、重大的冲击，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则会成为此类波动的主要受害者。因此，中国必须在旷产资源的可持续性问题上有比发达国家更深刻的认识和更充分的准备。提高税率，促进后备的可替代技术的研发，逐步缓解对现行矿产资源的依赖度，同时可以在短期波动的情况下降低税率，缓解对整体经济的冲击。

第二个战略目标是追求自然资源开采和使用的效率。开采的效率指的是尽量在开采中更有效率地获取自然资源，避免浪费。使用的效率指的是，要按照资源最优分配的原则，将自然资源分配给最需要的部门和产品。这需要价格机制的支持，通过价格机制形成资源分配的信号，引导整个经济体最佳地使用自然资源。

第三个战略目标是追求在自然资源开采和使用过程中对环境的保护。自然资源的开采者必须考虑尽量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尽量恢复环境原貌。对于自然资源使用过程中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和破坏，如煤的直接燃烧造成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气体的排放，需要通过税收机制传导到价格，使自然资源使用者承担起保护环境的责任。

一费三税体制最为合理

围绕以上三个核心战略目标，非常有必要重新审视我国矿产资源的税收体制。目前，对矿产资源开采有资源补偿费和资源税，前者是国家征收的矿产业权益金，因为宪法规定，国家是矿产资源的所有者；后者是调节不同矿区的矿藏量的丰富程度以及开采难易差异的差别税收。由于这两种税费并行，基本上形成了一矿一税的情形。另外，中国目前的资源补偿费和资源税征收标准与国际水平相比都偏低，如资源补偿费平均为销售额的1―4％，而国外一般在10％左右。

从理论上讲，对自然资源开采征收的税和费，应该从权益金的角度，转换为权益金与可持续发展费用并重的角度，也就是说，自然资源税费的征收基础，不仅是国家对矿产的所有权，而且包括矿产资源所具有的不可再生性以及矿产资源开采使用过程中会对环境造成的破坏，因此，这一税收应该与自然资源的不可再生性(稀缺性)以及环境破坏性相关。

首先，对不同类型的矿产资源，应该根据中国的储量与使用量的比例，以及全球储量与使用量的比例，还有现有可替代技术和产品的成熟程度，制订出不同税率的矿产资源税。显然，这个必须是与产量挂钩的税，而不是一次性的费。这个税率全国应是统一的。比如，中国以及全球的煤储量相对使用量而言比石油丰富，因此，对煤的矿产资源税率应该低于对石油的税率，类似地，对铁矿、铜矿、铝矿等要有不同的税率，即税率应反映出不同资源的不可再生性(稀缺性)，从而鼓励对自然资源的节约，鼓励替代产品技术的研发和生产。

第二，要考虑矿产开采过程对环境的破坏以及回复的成本，收取环境回复税。这是与产量挂钩的税，因为一般产量越高，对环境的破坏越大。但是，不同地区的环境原状以及回复标准不同，要进行评估，统一划类，比如可以考虑将全国分成十类，北京郊区的房山区煤矿的环境标准应该高于陕西。

第三，对于矿产品使用过程中对环境造成的破坏，应该采用不同于资源税的方式解决，即，应该在使用的环节收取使用税。因为，同样的矿产品，因使用方式不同，对环境的破坏程度差异很大。比如，将煤直接燃烧取暖造成的环境破坏远远高于用煤发电或煤化工，所以，对前者应收取更高的费用。矿产使用税比资源税的优越性在于，可以根据具体的使用方式对环境影响和冲击程度征税。本质上讲，它是把矿产品的使用者造成的外部成本内部化，类似于对开车者收取交通拥堵费。

最后，国家对矿产资源的权益，应该通过招标一次性获取的勘探和开采费得到体现。而勘探和开采费可以通过招标一次性获取。这是费，而不是与产量挂钩的税。具体说来，任何一个矿产品的资源税是全国统一的，政府对某个特定矿区的环境回复税必须事先宣布，然后，政府就勘探和采矿权向所有企业招标。有意向的企业根据其初步判断进行投标，通过竟标获得在该地区勘探和开采某类矿产资源的权利，其所缴纳的勘探投标费体现了国家对自然资源的权益。这一做法的好处有二：一、企业在事前一次性缴纳勘探投标费而不是事后在生产过程中缴纳资源税，其提高开采率的动力大大增加，也愿意做更多的勘探工作，有利于查清国家矿产资源的储量；二、企业在勘探过程中必须考虑到未来开采对环境的冲击程度，原本自然环境很好的地区，环境恢复费用高，除非该地区有很丰富的储量，否则企业将有意识地避免在该地区进行勘探和开采。

总的说来，勘探开采费、环境回复税、资源税、使用税这种一费三税体制，综合考虑了矿产资源的可持续性、开采和使用的有效性、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也体现了国家对矿产资源的所有者权益，应该能促进我国矿产资源的开采使用进入更为合理的发展轨道。

矿产企业的新商机

矿产资源税篇2

一、明察动向正视问题深入基层摸实情

随着各种经济成分介入生产资料市场程度的加深，使得税收征管的难度越来越大。就我市矿产行业而言，私营、民营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大量涌入矿石采掘业，激活了的矿石市场，也给税收征管提出了新的课题。自去年上半年起，我们先后组织了市、区两级课题组，深入到相关乡镇、企业进行调查研究，通过对矿石市场和税收现状的真实把握，为领导决策提供可靠依据。

（一）涉矿税收格局变了矿山有联合矿山和独立矿山之分。在我市联合矿山均为国有大中型企业武钢、鄂钢所有，如武钢程潮铁矿、鄂钢汀荷铁矿等，而独立矿山多为民间资本经营，从收入上看，年以前联合矿山的资源税占据绝对份额，以年为例，我局征收联合矿山资源税近2000万元，而独立矿山资源税收入不到400万元。财税[]17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冶金联合企业矿山铁矿石资源税适用税额的通知》下发后，自年4月1日起，对冶金联合企业矿山铁矿石资源税减按规定税额标准的40%征收以来，年联合矿山仅征收资源税1000万元。从年开始，独立矿山的收入呈迅速增长态势，到今年，联合矿山的税收退居次席，在元至9月实现的资源税收入中，独立矿山提供1700万元，而联合矿山则为772万元，从税负上看，年以前，独立矿山平均综合税负为9.6元/T，今年平均综合税负为34.2元/T，是原来的3.5倍。民间资本的活跃性、矿山行业的趋利性、税收结构的可变性在新的格局中得以充分体现。

（二）涉矿企业分工细了由于从事矿产行业投资大、风险大，加之矿石价格曾长时间在低价位徘徊，几年前，涉足矿产行业的投资者数量不多，投产的企业也多是自采自选自卖，社会化程度不高，而现在，矿产行业的专业化程度提高了，产业链拉长了。采矿、选矿、运输、购销都有了明确的分工。以我市矿业大镇汀祖镇为例，矿山、选厂、球团厂、炼铁厂、运输车队、购销公司等一应俱全，数量近百家。

（三）涉矿交易手段多了由于经济成分多样，经营渠道宽泛，既有采矿主采矿直接销售的，也有选矿主单纯选矿销售的；既有采矿后连续选矿再销售的，也有专门从事矿石买卖的。结算方式灵活，现金交易频繁，加上一些业主纳税意识淡薄，认为少交税就是多赚钱，偷税是本事，缴税是无能，不少人受利益驱使铤而走险，千方百计采取多种手段偷逃税款，这些都给税收征管工作带来了更大的难度。

二、顺势而动建言献策力促政府出实招

矿产行业的蓬勃发展，征管工作难度的加大，使我们认识到，一个行业的兴旺，如果不能给百姓带来更大的实惠，不能给政府带来更多的税收，而只是让极少数人一夜暴富，是极不正常的。同时也认识到，仅靠税务部门一己之力是远不能达到有法必依目的的，只有依靠政府的力量才能使矿石的生产经营走上合法经营轨道。

（一）一纸建议起波澜年上半年，我们通过对全市矿产行业进行为期半个月的调查研究，形成了一万多字的调查报告。调查报告对我市矿产行业的基本情况和税收征管现状进行了详尽的剖析，痛陈无序的矿山开采“害了百姓、富了矿主，穷了政府”，建议市政府尽快出台过硬的措施和办法。这份报告一交到政府就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市长谢松保亲自在报告上批示，主管副市长随即召开了有国土资源、税务、矿产部门、有关区、乡镇参加的联席会议，研究对策和措施。

（二）二份文件显决心年5月，市政府、鄂城区政府相继出台了《关于加强涉矿企业管理的通知》。在文件中，对强化安全生产、减轻环境污染、遏制地质灾害、加强税收征管等方面做了许多具体、刚性的规定。在加强税收征管方面，对资源税的申报、缴纳、违章处罚等作了进一步的明确。可以说，这两份文件，凝聚了地税人的心血和汗水，也显示了各级政府加大治理矿产行业的决心。文件的出台，直接促进了我市矿业生产经营秩序的好转，我市资源税征管工作也在政府重视、部门配合的良好环境中保持了快速发展的势头。

(三)三套班子抓整治为进一步落实市、区两个文件精神，年7月，鄂城区及所属矿山较多的汀祖镇、泽林镇都成立了矿产资源管理办公室，区、镇两级三套“矿管办”领导成员中，分别有地税分局局长、地税所所长参加，“矿管办”代表政府行使矿产资源管理职能，具有权威性。机构成立后，加强资源税管理成为“矿管办”的一项重要内容，“矿管办”并将年9月定为“涉矿税收宣传整顿月”。在活动月中，我们大张旗鼓开展了上街搞咨询、下矿送税法、业主税收知识讲座等活动，并对少数阻挠执法、公然抗税的典型坚决予以打击，从而净化了矿区的纳税环境。

三、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协税护税见实效

地方税收离不开政府的重视支持，也离不开各部门的通力协作，争取部门协税护税，是地税机关的传统做法。我市资源税征管面对的是特殊的矿产行业，此行业，地下地面、矿内矿外、又采又选、又买又卖，情况非常复杂，单靠税务机关，特别是对人员不多、力量不足的农村税务所来说，要做到管理到位、不跑不漏显然是不现实的，寻求外界的最大支持和配合才是唯一的选择。

（一）专班镇守堵去路在倡导诚信纳税的今天，我们一方面要给纳税人以最大的信任，另一方面，不能放任不管、坐等上门。在纳税意识没有根本提高，纳税环境没有彻底改善的地区，有必要采取过硬措施，甚至是土办法。在矿区，偷税的最大隐患来自于偷运矿石，要制止这种行为，最好的办法就是上路设卡。税务部门没有这个职权，但在我们的积极建议下，汀祖、泽林镇都成立了路口值班小组(有权吗？)。在汀祖镇，对所有矿石进出必经的8个路口全部设立了运矿车辆检查站，实行24小时值班，每个检查站都配有镇干部，磅站统一计量，税务统一征税，规定所有出入境的运矿车辆必须到站卡过磅计量领取磅单，否则视为非法偷运矿石，按照有关税收法律、法规从重处罚。为防止工作人员，同时规定，对疏于管理、擅自脱岗、私自放车、违规打折，导致税收流失的，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决不姑息。

（二）代扣代缴截来路从矿石到产品过程中，收购矿产品是重要环节。从我市收购应税矿产品的品种看，主要为铁矿石，从其来路看，既有市内的，也有大量市外的，为加强收购环节的资源税管理，我们出台了《市资源税代扣代缴管理办法》。《办法》规定，凡在我市境内收购资源税矿产品的独立矿山、联合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为资源税代扣代缴义务人。几年来，我们经过审核批准，先后给36家企业和单位办理了扣缴义务人登记手续，为便于统一管理，我们将收购大户鄂钢、程潮铁矿代扣代缴资源税的主管机关确定为西城分局，由该局集中管理，按税源所属关系将扣缴税款收入划转各征收单位。《办法》还对扣缴适用单位税额、扣缴义务发生时间、违章处理办法、提取经费比例进行了明确，方便了代扣代缴企业的操作，提高了代扣代缴企业的积极性。几年来，全市代扣代缴资源税957万元，取得了明显成效。

（三）部门协作连财路对矿产行业的管理，就各职能部门来说，既有分工也有协作，在协作方面既有规范矿业秩序，促进和谐发展的行政目标，又有收取税费的利益目标。几年来，我们与工商、国税、环保、水保、矿管、地质等职能部门通力合作，建立了信息交流机制，通过他们提供的数据和资料，实现信息共享，有力促进了资源税征管工作的开展，特别是国土资源等矿产资源主管部门在矿产品的办证、年审、查验等环节，对未依法纳税，提供不出完税（免税）凭证的纳税人，一律不予办理相关手续。某部门负责人说得好：“地税机关收的是我们的吃饭钱，你们提出的要求，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去尽力做好。”

四、夯实基础规范运作强化征管显实力

税收征管工作，说到底是税务部门的工作，政府的支持部门的配合，一方面要靠我们去争取，另一方面，良好的外部环境也给我们自身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近年来，我们不断适应新形势，出台新措施，夯实征管基础，大练征管内功，努力在资源税管理上，显示地税人良好的素质和过硬的本领。

（一）制度约束企业经营须具“登记证”受矿石价格、品位、可开采量和市场竞争的影响，矿区内企业时多时少、时生时灭、时开时关，变化快、变动多，给税收征管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度。为把企业纳入正常的征管范围，最大限度地防止漏征漏管户的发生，我们首先严把第一关，要求所有企业，无论是开业、变更、停业或注销，都必须按《征管法》的规定到税务机关进行登记并亮证经营。我们除了积极进行税法宣传和与相关部门互通情报外，还经常组织干部到矿区调查摸底、掌握情况。对不按时、如实登记的业主，严格按规定处罚。我们认为，在资源税管理过程中，把税务登记证提到一个相当高度，除了是严格执法、落实政策外，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从一开始就给业主脑子里打上税收的烙印，增强他们的纳税意识，提高地税部门在矿区的地位和影响。

矿产资源税篇3

一、矿产资源开发税收法律政策研究的必要性

对于矿业领域内的投资者或潜在投资者，了解并熟悉现行法律法规甚至是地方性规定对于矿业税收的具体要求，是极为重要的。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或影响着投资者投入成本与资本回收之间的比例，资金压力大小，以及收回成本时间等诸多方面，进而左右着投资者是否进入矿业领域或具体进入哪个矿种领域。

矿山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需要缴纳多项税收。历经多次税收政策改革，对于矿业领域内税收的征收种类，征收范围，征收幅度等，我国已经建立了相对完备的法律体系。尽管相关政策从理论层面仍然存在诸多争议，实践操作上也受到众多质疑。然而，从实务角度来讲，相关法律政策并不因为争议或质疑而不被执行。一旦在税收方面出现漏洞，矿山企业将会面临巨大的法律风险。

二、现行矿产资源开发税收法律政策体系概览

对于矿山企业来说，其需要缴纳的税种既包括一般企业可能面临的企业所得税，增值税以及营业税等税种，也包括只有本行业内企业才需要缴纳的资源税，具体来看，矿山企业需要缴纳的主要税种包括：企业所得税，增值税，营业税，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笔者将于下文这些税种的征缴的范围以及征缴标准等诸多问题进行详细阐述。

（一）企业所得税企业所得税，顾名思义，只有取得所得，才需要缴纳该税种。详细来讲，就是企业就其每年的收入总额，减除不征税收入、免税收入、各项扣除以及允许弥补的以前年度亏损后的余额，向税务机关缴纳企业所得说，目前内外资企业的税率统一调整为25%.如果外国企业在华从事矿产资源的勘探开发，持续时间超过该外国企业所在国与中国在双边税收协定中约定的期限，则从税法角度来看应视其已在中国设立了机构场所，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同样为25%.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外国企业在华从事矿产资源勘探开发等生产经营活动，通常应到区域主管的海洋石油税务分局而不是普通的税务机关进行税务登记。

（二）营业税根据《营业税税目注释（试行稿）》，对于矿产勘查企业来说，如果接受委托对外提供除钻孔打井之外的简单勘探服务，则应按照“服务业—其他服务业”税目缴纳营业税，税率为5%.如果企业接受委托从事地质钻探、打井、爆破等其他工程作业以及为矿山企业提供建筑物、构筑物、矿井、与矿山不可分割的采矿机电和其他机器设备修缮所取得的收入，应当按照“建筑业”税目来缴纳营业税，税率为3%。（三）增值税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的规定，只要在境内销售货物，就是增值税的纳税人，应当缴纳增值税，普通税率为17%.如果销售的产品为煤气、石油液化气、沼气或者居民用煤炭制品，税率则为13%.国家为了鼓励某些行业的发展，还专门制定了增值税的减免政策。例如，自1994年税收体制改革以来，我国对黄金矿山、冶炼企业生产、销售的黄金一直免征增值税。

（四）资源税根据《资源税暂行条例》的规定，从事特定矿产品或者生产盐的单位和个人，需要缴纳资源税，征收范围包括：原油，天然气，煤炭，金属原矿，盐等。现行政策对上述不同的矿种实行不同的税率政策，从量征收，销售产品的量越大，需要缴纳的资源税越多。

资源税税率一览表矿种税率原油14—30元/吨天然气7—15/千立方米煤炭0.3—5元/吨其他非金属矿原矿0.5—20元/吨或者立方米黑色金属矿原矿2—30元/吨有色金属矿原矿0.4—30元/吨固体盐10—60元/吨液体盐2—10元/吨尽管，根据《资源税暂行条例》规定，只有国务院才能决定资源税税目以及税额幅度的调整。但是现实中，很多地方税务部门都向国家财政部以及国税总局申请调整某一种或多种矿产资源的资源税税额。例如，山西省境内的煤炭资源税税额于2004年就已经调整至3.2元/吨，今年新疆境内的煤炭资源税税额也调整到3元/吨。

此外，资源税改革已经引起多方关注及讨论。在国务院批准的国家发改委《200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提出：研究制定并择机出台资源税改革方案。从现有迹象来看，资源税改革的趋势在于扩大征收范围并将资源税计征方式由从量计征变为从价计征，这些都是值得矿业领域投资者密切关注的。

矿产资源税篇4

【关键词】 矿产资源； 资源税； 税制结构

中图分类号：F81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4）26-0076-07

工业化革命以来的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建立在对矿产资源的广泛和大规模开发利用基础上。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物质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和人炸式的增长，人类社会对矿产资源的需求日益提高，矿产资源的稀缺性问题也日益突出，从而使点源分布且分布极不均衡的矿产资源收益分配，以及调节矿产资源收益分配的矿产资源税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作用日益重要。我国现行矿产资源税费体系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进入新世纪以来矿产资源税制改革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但由于矿产资源税制改革涉及利益关系的调整，必然会遇到重重阻力，使改革举步维艰，进展不大。而国内对矿产资源税制改革的研究多囿于狭义矿产资源租视角，从而提出的矿产资源税制改革建议难免有片面之嫌。笔者认为，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所涉及的利益关系复杂，狭义的矿产资源税远不能胜任矿产资源利益关系规范和调节的任务。为此，本文从广义矿产资源租角度提出矿产资源税制结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我国现行矿产资源税制结构，探讨现行矿产资源税制结构存在的问题，并据此提出相对应的解决办法和建议，为我国矿产资源税制改革提供参考。

一、广义矿产资源租视角下的矿产资源税制结构

矿产资源作为不可再生的耗竭性资源，其稀缺性随着矿产资源的开采和利用而不断提高。矿产资源租是社会经济发展对矿产资源需求不断提高给矿产资源所有者带来的发展红利，本质上是社会剩余价值通过市场机制向矿产资源所有者的转移。在现实社会中，矿产资源所有权与开发经营权通常是分离的，因此不论矿产资源所有权是国有还是私有都不能保证全社会公平分享矿产资源红利，以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因此，从收入公平角度出发，由政府通过矿产资源税形式获得矿产资源租金收益，在全社会进行合理分配就是一种不失公允的选择。矿产资源税是对包括矿产资源租在内的矿产资源收益进行的再分配调节，其目的在于规范政府所代表的社会利益与矿产资源所有者、投资经营者以及消费者之间的各种利益关系，实现政府公共政策目标。此外，政府还可通过矿产资源税实现矿业生产经济活动的干预，调节因市场失灵而带来的价格波动，优化矿产资源配置，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一）资源税和狭义矿产资源租

在矿产资源属于私人所有时，资源税是国家对资源所有者的矿产资源租金收入征税，通过矿产资源租的再分配调节全社会与矿产资源所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在我国，矿产资源为国家所有，因此我国现行法律中的矿产资源税，是国家作为矿产资源所有者的、国有矿产资源租的实现方式，理论上国家应通过矿产资源税获得作为矿产资源所有者应获得的矿产资源租全部。此时，无论是矿产资源税或资源费都是矿产资源租的实现方式，调节的是政府作为矿产资源所有者与投资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关系。

显然矿产资源税其实由矿产资源租决定，因此，在矿产资源税的设计上，就要考虑到矿产资源租及其变动的决定因素。一般地：

矿产资源租=矿产品价格-矿产品生产完全成本

其中，矿产品价格由矿产资源市场供给与需求决定或由政府确定；矿产生产完全成本包括矿产资源勘探、开发投资支出，开采生产作业成本，以及矿产资源开采者所应得的资本合理利润。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矿产资源租在采矿权竞争市场上通过招投标或者协议方式确定，通常一个矿区矿产资源租的大小由矿产资源品位、丰度、开采条件、矿区交通便利性和矿产品市场价格预期决定，不同生产条件矿区的矿产资源租呈现级差性。对矿产资源开采者征收反映矿产资源租价值级差的矿产资源税，不仅能够合理调节矿产资源所有者与经营投资者的利益关系，还能促进不同矿产资源经营者公平竞争。

在短期内，矿产生产完全成本又可分为变动成本（或边际成本）和作为不变投入要素所获得的支付即准租金。因此，有：

矿产品价格=矿产资源租+准租金+矿产品生产边际成本

在经济学中，准租金是不变要素（资本投资形成的固定资产）所得到的支付或收入，是企业收入中扣除变动要素投入成本之后的剩余。作为“剩余”的准租金，可分为折旧、合理利润（资本的机会成本）和超额利润（经济租或暴利），视矿产品市场价格、矿产资源租和矿产品生产边际成本三者关系而定。

由于市场经济体制下矿产品价格存在与经济周期相辅相成的长周期波动现象，矿产品价格会较长时期在高位运行，继而又较长时期在低位运行。在矿产资源租和矿产品生产成本一定的条件下，矿产资源价格的长周期波动会导致准租金的大幅变动：矿产品价格在高位运行时，生产者得到的准租金中不仅包括固定资产折旧和作为资本要素机会成本的平均利润，而且还会有较高的超额利润或经济租，这种经济租来自矿产资源租；矿产品价格低迷时，生产者获得的准租金中不仅可能没有超额利润，而且可能不足以补偿资本的机会成本甚或固定资产折旧，此时矿产资源租中就包含了本应属于矿产资源开发生产者的资本机会成本。

因此，考虑到矿产品价格的长周期波动，矿产资源租应根据矿产品价格和生产成本变化适时调整，才能合理调节资源所有者与矿产资源开发生产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即在矿产品价格高位运行时，政府要通过提高矿产资源税率或征收暴利税的形式调节矿产资源所有者和矿产资源经营者所获得的暴利收入（垄断经营租），当矿产资源非国有产权存在时，暴利收入可能为资源所有者和经营者分得，则国家征收暴利税调节的就是全社会利益与矿产资源利益集团，包括所有者与经营者，甚至包括矿业工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在矿产品价格低位运行时，政府就要通过适当降低或减免矿产资源税的方式，鼓励矿业企业继续经营和投资开发矿产资源，以保障矿业及国民经济的稳定和健康发展，所调节的是全社会利益的经济平稳发展与矿产资源生产经营者、所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

（二）社会机会成本与广义矿产资源租

以上在讨论矿产资源税调节矿产资源所有者与投资经营者利益关系中，并没有考虑矿产资源生产活动的负外部性。其实，负外部性在生产活动中普遍存在。在矿产资源生产活动中，矿产资源生产会带来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等环境负外部性。因此，从全社会角度来看，矿产资源生产成本应包括生产者成本和由社会承担的社会成本。从成本补偿责任角度出发，按庇古的外部性理论观点，政府必须通过征税的形式，将矿产资源生产活动中的外部性成本内部化，由矿产资源生产经营者对包括公共服务和负外部性成本在内的矿产生产社会机会成本进行补偿。因此：矿产品价格=矿产资源租+社会机会成本+准租金+矿产边际生产成本。

社会机会成本，本质上是矿产资源开发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社会公共设施和政府机构提供的公共服务，以及所消耗的生态环境资源的成本补偿，属于不可排他的公共物品性质的公共资源租。矿产资源是可分割的和可排他的，矿产资源是私人物品性质的资源，矿产资源租是私人物品性质的资源租。从某种意义上讲，矿产资源租作为社会机会成本的公共资源租，以及准租金（其中包括可能的垄断利润），都是矿产资源价值的转移，是广义矿产资源租。

广义矿产资源租=矿产资源租+公共资源租+准租金（含垄断利润）

很显然，作为矿产资源所有者的矿产资源租，作为社会公共资源服务补偿的公共资源租，以及矿产资源开发生产者收益的准租金，在矿产品价格一定时三者之间在数量上是此消彼长的。比如，若税收中没有考虑公共资源租的实现和调节，则公共资源租所代表的社会价值将会转移到矿产资源租和企业经营者的准租金中，从而使矿产资源租和准租金（矿业利润）虚高；换言之，是资源所有者和矿产资源开发生产者无偿地得到了公共资源租，社会机会成本，特别是生态环境成本则是由其他成员和后代人承担，而这正是目前我国的情况。

公共资源租包括两部分：一是政府向矿产资源所有者以及矿产资源生产经营者征收的（在我国矿产资源为国家所有，则仅仅是向矿产资源开发生产经营者征收的）补偿社会公共设施和政府公共服务成本的税收，包括对全社会普遍征收的通行税，如增值税、公司所得税和专项服务的矿业税费。二是政府向矿产资源开发生产经营者征收的补偿生态环境资源之消耗的生态环境税，如耕地复垦基金等。与公共资源租相关的税费，加上旨在实现矿产资源所有者权益的矿产资源税费，就是广义矿产资源租视角下的矿产资源税。本文的矿产资源税，是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将包括公共服务和负外部性成本在内的社会成本内化到生产者成本中，对广义的矿产资源租征收的广义矿产资源税。

（三）矿产资源税制结构

综上所述，作为调节全社会利益与矿产资源所有者、矿产资源生产经营者利益关系的矿产资源税，应从广义矿产资源租角度出发，调节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中所涉及的各种复杂的利益关系。显然，不可能由单一资源税种来实现复杂的矿产资源利益关系调节，必须由调节不同利益关系、实现不同公共财政目标的多种资源税来共同完成。

我们将调节不同利益关系、实现不同公共财政目标的各种矿产资源税总称为矿产资源税制结构。一般来讲，税制结构包括：（1）对国家全部财政税收而言的税收种类结构；（2）同一种类的税种结构；（3）税种要素，一般包括征税对象、纳税人、税率、纳税环节、纳税期限、减免税规定等；（4）作为税制，不仅要考虑税种要素，还要考虑征税目的、税收收入的分配与使用。因此，本文的矿产资源税制结构内涵包括：（1）从税种结构上看，调节矿产资源所有者与全社会利益关系的矿产资源税包括政府为保护和管理矿产资源、支持矿业经济活动所提供的公共服务成本补偿性质的矿业专门税和一般通行税，以及矿产资源开发生产负外部性，即生态环境成本的内在化相关税费；（2）从税制角度上看，既要考虑税种要素，也要考虑征税目的与税收的分配与使用。

二、我国现行矿产资源税制结构

1986年颁布的《矿产资源法》规定：我国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由国务院行使国家对矿产资源的所有权。在矿产资源管理体制上，实行集中统一管理和分级管理制度，即所有矿产资源勘察和开采活动都纳入矿产资源法统一调整范围，实行集中统一执法；探矿权、采矿权由国土资源部和省、市、县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分级审批管理。实行矿产资源有偿开采和矿业权有偿取得制度。经过1994年财税改革以及近几年的不断调整，我国在借鉴矿业发达国家矿产资源税费管理制度的基础上，已经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基于广义矿产资源租视角下的相对完善的矿产资源税制结构。鉴于矿产资源种类繁多，针对各矿种资源税的征收有所差异，但矿产资源的税制结构总体相似，因此本文以在我国矿产资源和国民经济运行中占重要地位的煤炭资源为主，分析我国的矿产资源税制结构。我国矿产资源税制结构由以下几方面构成：

（一）体现矿产资源所有者权益的矿产资源租及其调节方式

1.矿产资源税

矿产资源税是对中国境内开采矿产资源及盐所征收的体现矿产资源所有者权益的税种，其中海洋石油资源税纳入中央财政收入体系，其他资源税作为地方税收。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经过多次改革，目前原油、天然气资源税已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税率为5%～10%；煤炭、铁矿石、稀土以及其他矿产品的资源税税率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调整，比如，煤炭中的焦炭税率为每吨8～20元，其他煤炭的税率为每吨0.3～5元，并且随着资源税改革的深入和各方面条件的成熟，煤炭等矿产资源未来也将实行从价税制。

2.矿产资源补偿费

矿产资源补偿费是采矿人开采不可再生矿产资源而对矿产资源所有者――国家的补偿，体现的是在矿产资源的所有权同使用权分离的情况下，作为矿产资源所有者的国家对矿产开采企业所征收的一种资源租，是国家作为矿产资源所有者应有权益的重要组成部分。矿产资源补偿费计征计算公式为：

矿产资源补偿费金额=矿产品销售收入×补偿费费率×开采回采率系数（其中：开采回采率系数=核定开采回采率÷实际开采回采率，补偿费费率为1%）

矿产资源补偿费由资源管理部门征收和管理，中央和地方按5：5分成，自治区和两个边境省按4：6分成。中央分成所得的矿产资源补偿费纳入国家预算，实行专项管理，其使用方向和分配比例为70%用于矿产勘察支出，20%主要用于矿产资源支出，10%用于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部门经费补助。

3.煤炭价格调节基金和石油特别收益金

煤炭价格调节基金是指政府为提高调控煤炭市场价格的能力、合理配置煤炭资源、调节煤炭市场供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二十七条“政府可以建立重要商品储备制度，设立价格调节基金，调控价格，稳定市场”的规定而设立的专项基金。当前在全国范围内，几乎所有产煤大省都是以省人民政府批准，相关行政部门联合制定下发相关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设立这项专项基金。煤炭价格调节基金征收的标准差别很大，从每吨几元到上百元不等，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煤炭资源级差租。率先开征煤炭价格调节基金的贵州省征收标准为：原煤（含洗混煤）每吨30元，洗精煤（含无烟块煤）每吨50元，焦煤每吨70元。此外，贵州还另征收出省煤炭价格调节基金，每吨征收200元。煤炭价格调节基金随煤炭价格浮动变化，价格降低，调节基金也相应下降。

调节石油行业暴利的石油特别收益金与煤炭价格调节基金，在本质上都是矿产资源租金税。但二者的征收标准与计征方式有根本区别，根据规定，石油特别收益金实行五级超额累进、从价定率计征，按月计算，按季缴纳；征收比率按石油开采企业销售原油的月加权平均价格确定，起征点为55美元/桶，超过75美元/桶按40%计征。

（二）矿业权价款和矿业权使用费

矿业权价款包括采矿权价款和探矿权价款，是国家将其矿业权出让给矿业权申请人时，按规定向矿业权申请人收取的价款，纳入一般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探矿权（采矿权）实行有偿取得制度，申请人经招投标拍卖取得，并缴纳探矿权（采矿权）价款。显然，矿业权价款并不属于资源税范畴，其价值不是资源租的一部分，而是属于国家对矿产资源勘探开发投资的收益。

矿业权使用费，类似于国外的矿区土地使用费。根据有关规定，国家实行探矿权（采矿权）有偿取得的制度。探矿权使用费以勘察年度计算，逐年缴纳。探矿权使用费标准：第一个勘察年度至第三个勘察年度，每平方公里每年缴纳100元；从第四个勘察年度起，每平方公里每年增加100元，但是最高不得超过每平方公里每年500元。采矿权使用费，按照矿区范围的面积逐年缴纳，标准为每平方公里每年1 000元。

（三）可持续发展基金

为促进煤炭工业的可持续发展，2006年4月国务院将山西省作为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试点，批准山西省征收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提取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和建立煤矿转产发展基金，旨在调节煤炭资源开发负外部性所涉及相关利益关系，实现可持续发展。随着资源税改革的推进以及各方对环境以及资源保护的重视，各部门以及地方政府提出了与可持续发展基金类似的诸如可持续发展准备金制度、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稀土企业可持续发展风险准备金制度等涉及环境治理与资源保护的措施。

（四）对采矿行业征收的通行税

1.企业所得税

我国现行适用的企业所得税法是2008年1月1日实施的新《企业所得税法》。新《企业所得税法》对原有的企业所得税法政策做了很大的调整：对内外资企业统一了适用税率，税率为25%；统一了税前扣除标准；统一了税收优惠政策。矿业企业适用25%的税率缴纳所得税，矿业企业应纳所得税税额为：

企业所得税税额=应纳税所得额×适用税率

考虑到矿业企业的特殊性，我国在征收资源税费的同时，向国有企业尤其是石油企业进行一般的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比如根据国家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中国石油位于西部地区的分公司申请按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2.增值税及其附加

1994年财税改革后，根据国务院的《增值税暂行条例》，我国对石油、天然气的增值税税率为17%，固体矿产的增值税税率为13%。随着经济的发展，生产型增值税的弊端越发凸显。2009年1月1日后全面改征消费型增值税，增值税转型后，增值税税率也相应有所调整，矿产品的增值税税率由13%恢复到17%。

消费型增值税以销售收入总额减去所购中间产品价值与固定资产投资额后的余额为税基。因此，目前我国矿业企业应纳增值税税额计算公式为：

应纳税额=当期销项税额-当期进项税额

（五）其他政府收费项目

除上述税费外，广义的矿产资源税制结构还包括矿产资源勘察登记费、采矿登记费等中央部门行政性收费，以及各地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基金项目，如水资源费、土地复垦费、防止水土流失费、森林植被恢复费、育林基金、林业建设基金、排污费等等。

三、现行矿产资源税制结构存在的问题

经过近三十年不断的改革与调整，我国已建立起了基于我国国情矿情的矿产资源税制结构，现行矿产资源税制结构，在税种结构上已基本完善，在税费制度上与国外通行的征税办法有相似之处，如矿业权使用费类似于地面租金，资源税、矿产资源补偿费和矿区使用费类似于权利金，特别收益金类似于资源租金税，但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则与国际通行做法有很大差距。总体来说，我国现行矿产资源税制结构还不够完善，对矿产资源相关活动的特殊性考虑不足，尚不能完全发挥矿产资源税作为调节全社会利益与矿产资源所有者、矿产资源生产经营者利益关系的工具所应有的作用。现行矿产资源税制结构既无法实现国家作为矿产资源所有者分享矿产资源租金的目的，也不能有效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和调节矿产资源开发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我国现行矿产资源税制结构尚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具体表现在：

（一）除石油外资源税实行定额税率，不能灵活调节矿产品的矿产资源租价值

我国资源税实行定额税率，缺乏调节矿产品的矿产资源租收益的灵活性。矿产资源价格的长周期波动，会导致矿产资源租的长期变动，从而导致矿产资源所有者与投资经营者利益关系的变动。在当前矿产品市场高位运行的国际大背景下，矿产品的价格长期居高不下，现行矿产资源税制结构下的矿产资源税由于实行定额税率，就会造成国家作为所有者的权益的流失。同时，过低的资源税负，违背了价值规律，束缚了资源市场的发展，也间接导致了矿产资源的盲目与过度开采，不利于资源的保护，也违背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当矿产品市场低迷时，仍旧实行不变的定额税率征收矿产资源税，就会加重市场萎靡的矿业企业的税收负担，打击矿业企业生产的积极性，制约矿业的发展。

（二）资源税总体税负水平过低，不利于资源开采与保护

与不断上扬的价格相比，我国矿产资源税总体税负水平明显过低。以煤炭为例，从2008年上半年开始，资源品价格尤其是肥焦煤的价格像过山车一样，从最低时600多元，达到最高时每吨2 000元，而焦煤的税率仅仅为8元/吨，这样算下来，资源税征收不足每吨煤销售价格的1%。即使考虑矿产资源补偿费、价格调节基金、可持续发展基金以及通行税，包括政府各种收费在内，煤炭的总体税负水平仍然明显偏低。虽然近几年各大产煤省区大幅上调了煤炭资源税税率，但税率变化远远比不上市场机制下价格的变化。煤炭价格上涨，但资源税仍然保持不变，直接结果是属于国家所有的矿产资源权益进了企业的腰包，间接后果是在有利可图的情势下，进入煤炭行业分蛋糕的人增多，导致资源的不合理开采，不利于资源的保护，寻租腐败盛行。

（三）矿产资源税制税权安排不合理，不能灵活和合理调节资源税水平

由于我国实行的是基于分税制基础下的财税制度体系，按照分税制划分，矿产资源税属于中央、地方共享税，其中海洋油气资源税收入属于中央，其他矿产资源税属于地方财政收入。但是地方政府并没有权力决定对属地矿产资源开采征多少税、怎样征，与矿产资源税相关的立法权、解释权、减免权等都归中央集中管理，地方政府只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执行。矿产资源税的地方立法权的缺失，使得地方政府在管理属地矿产资源时困难重重：（1）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并且矿产资源分布极不均衡且各有特色，地方政府因没有立法权，就不能因地制宜地调控配置区域性资源，影响地方政府组织收入的积极性，造成潜在税收收入的流失，不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2）我国现行矿产资源税制由中央政府制定，税率、计征方法由中央确定，税额长期偏低，收入很少，地方政府收入得不到相应增长，却要解决因资源开发所涉及的负外部性问题。地方政府无法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和财政优势，势必会对相关利益主体产生不同程度的消极影响。（3）虽然建立了诸如价格调节基金和可持续发展基金等辅调节机制，但收费性调节法律权威性不高，调节作用有限，包括资源税在内的广义资源税，仍然不能很好地调节资源租，相当部分资源租为煤老板等利益集团得到。

（四）矿产资源税制结构设计不尽合理，忽略了对生态环境资源的保护

我国现行矿产资源税制结构中税费种类繁多，看似比较完善，总体上能够体现矿产资源租，但税制结构设计不尽合理，已有的以生态环境资源保护为目的的收费，不规范，并且收费收入没有完全用于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缺乏针对生态环境资源价值的完善的补偿机制，明显忽略了对生态环境资源的保护。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对生态环境资源的消费和损害，比如水污染、土地损失、过度开采等等，这些活动所产生的包括社会成本在内的外在成本并没有得到有效补偿，相关生态环境资源价值补偿不到位，致使矿产资源租值虚高，加上资源税总体水平低，使得投资利润和所得税虚高，变相鼓励了矿产资源的过度开采。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稀土资源，国家和地方获得的资源租值收益，远远抵不上稀土资源开采带来的生态环境损失。这不仅使得国家作为矿产资源的所有者的权益受损，同时也间接地鼓励了矿产资源的过度开采，造成矿产资源与生态环境资源的双重损害。

（五）矿产资源税制结构中税少费（基金）多调节不规范，缺乏法律严肃性

我国在开征矿产资源税的同时，还对属于国家所有的矿产资源征收了矿产资源补偿费，矿业权采矿权价款收入，以及平抑煤炭市场价格的煤炭价格调节基金和具有补偿性质的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基金，还有针对矿产资源开发所征收的矿山专项维护费、水资源补偿费、土地损失补偿费、育林基金等费用。这对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起到了积极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资源税的一种补充，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资源税的不足之处。但现行矿产资源税制结构中存在的税少费（基金）多现象，却束缚了矿产资源税调节矿产资源开发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税费并存，关系混乱，调节不规范，随意征收和减免，尤其是由各省市有关部门制定的费、基金征收办法缺乏法律严肃性，造成财政部门税收征收的困难，税负过重也易挫伤开采者的生产积极性，不利于矿业的发展。

（六）矿产资源税制结构中的税费（金）设计用途不明确，缺乏透明性

税制结构在调节种类上不断完善，但在具体实施上问题重重，最明显的莫过于建立的税费（金）设计用途不明确，缺乏透明性。比如煤炭行业的价格调节基金，各省征收标准和实施办法不一，设计用途也很不明确。山西省确定基金的50%主要用于跨区域生态治理，剩余的按30%和20%的比例分别用于资源型城市转型、后续产业培育及采煤引起的其他社会问题；贵州、陕西和四川攀枝花等地区基金主要用于平抑煤炭价格，其他则用于环境治理、经济结构调整和后续产业培育等方面。基金的设计用途模棱两可，无法确保基金真正用到实处，也无法让人相信基金确实落到实处。除了价格调节基金，可持续发展基金、石油特别收益金、矿产资源补偿费，以及与生态环境资源保护相关的税费，也多存在类似问题。税费（金）设计用途不明确，再加上具体实施上的不同理解，让其很容易背离初衷，起不到调节相关利益主体之间关系的应有作用。

四、矿产资源税制结构改革建议

（一）清费立税，分类合并

现行矿产资源税制结构税目繁多，不仅包括所有企业适用的通行税，还有种类繁多的体现广义矿产资源租的矿产资源税、矿产资源补偿费、矿业权采矿权价款以及由地方政府根据属地资源情况制定的诸如调节煤炭价格变化的煤炭价格调节基金、调节石油行业利润分配的石油特别收益金等等。种类繁多的税目条例和混乱的税理关系，增加了征收成本，也加重了企业负担。建议清费立税，分类合并。具体来说：（1）将具有补偿性质的矿产资源补偿费与体现矿产资源所有者权益的资源税以及调节暴利的煤炭调节基金或石油特别收益金合并为资源税，同时将已有资源税税率调高一些，合并后的资源税更能体现级差调节的初衷，也避免了税费混乱的局面。（2）矿业权价款以及矿业权使用费等也可根据情况取消或合并，若国家为资源所有者，矿业权价款作为资源税基的一部分，应归于资源税；若国家作为勘探开发投资者，矿业权价款是经营者权益，应取消作为财政收入的矿业权价款。（3）将有关矿山环境保护、治理的费（金）统一设置为环保税。环保税的征收标准以及适用税率根据矿种以及开采条件确定。将种类繁多的费（金）分类合并，以税的形式征收，保证了税收的法律严肃性，能更好地体现矿产资源税对于调节矿业开发相关利益主体关系的作用，既降低了征收成本，也降低了企业负担。

（二）实行从价资源税与暴利税相结合的灵活税率调节机制

目前，我国的油气资源在资源税改革大势下，已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实现了油气资源租价值随市场机制变动的联动机制，有效地保障了矿产资源所有者收益，规范了矿产资源开采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矿产资源租收益的合理调节与公平分配。但除油气资源以外的其他矿产资源，例如铁矿、煤炭、稀土等矿产资源仍采用从量计征的办法征收资源税，考虑到矿产资源所有者与矿产资源开发经营者，以及中央与地方利益，包括消费者之间的博弈，将现行矿产资源税制彻底重建，不仅实施成本很大，而且会面临多方阻力，困难重重，建议实行从价资源税与暴利税相结合的灵活税率调节机制。具体来说，逐步实行资源税改革，建立从价资源税调节机制，并辅以暴利税，暴利税以利润率为税基征收，起征点由矿产品价格确定。实行从价资源税与暴利税相结合的税率调节机制，目的在于防止矿业企业在矿产品价格高位运行的市场环境下攫取本属于矿产资源所有者的矿产资源租收益，实现全社会公平分享矿产资源租的宏愿。在矿产品市场萎靡时，政府则可合理给予矿业企业税收减免或补贴等优惠政策，帮助企业摆脱困境，避免过高的税负使企业难以维持生计而破产。

（三）改革税权关系，调整税收分配比例

与矿产资源开发相关的税权高度集中于中央，不利于地方政府通过调整资源税政策的方式调节地方经济，不利于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地发挥当地的经济优势和资源优势。建议借鉴加拿大矿产资源管理体制，将矿产资源有关的税权，如税种的立法权、税法的解释权、税种的开征权与停征权、税目税率调整权、减免税权等部分或全部授予地方政府，中央扮演监督管理的角色，从宏观调控的角度管理全国的矿产资源，地方政府则在允许的权限范围内根据属地的矿产资源特点制定各具特色同时又不与国家宏观经济与资源政策相冲突的矿产资源税收体系，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组织税收的积极性，便于地方政府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和财政优势。同时，调整税收分配比例，将原属于地方财政收入的资源税以一定的比例在中央与地方分成，实现全社会所有权的体现和对地方环境影响的补偿。如果全部留给地方，全国其他地区的民众应享有的那部分所有权就得不到体现；若全部由中央掌握，对地方经济以及环境的维护方面有着重大的不利影响。具体分配比例应该由该种资源的属性、质量、储量、价格及地方对该资源的依赖程度等因素来共同决定，而不能所有资源都按同一个比例一刀切。同时，国家要监管地方将这笔钱真正用于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用于环境污染治理，用于资源的深入勘探和合理开发。

（四）调整税制结构，提高资源勘探开采环节的环境税水平

矿产资源开采过程中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不可避免地会对生态和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在西方发达国家资源税收制度的制定和完善过程中，都比较好地考虑到了环境问题。例如，加拿大推行的矿山的关闭及复垦制度，澳大利亚的环境恢复保证金，美国的超级基金等，这些国家矿业发达，在矿山环境治理上也都有丰富的经验。建议借鉴国外矿业发达国家的做法，调整税制结构，设立环保基金或者开征环境税，从立法的角度强化矿业开发过程中环境保护与治理的意识，提高资源勘探开采环节的环境税水平，将包括矿业开发所导致的环境等负外部性成本在内的社会成本内在化，由矿业企业承担，将矿业开发对生态和环境的影响降到最小，从而实现矿业开发与经济运行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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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资源税篇5

一、海西资源开发概况

(一)资源概况。柴达木地区矿产资源因其能源和盐湖资源丰富而被国家列为“西部十大矿产资源集中区”之一。海西地区先后发现各类矿产86种，产地1050处，占全省的59％。探明储量的矿产57种，上储量表的矿产48种，占全省的55％，占全国的28％。资源潜在经济价值达16.27万亿元，占全省矿产阮余农资源潜在价值的95％以上，占全国的13％。

(二)经济状况。海西州境内共划分为东西部两个经济区。东部经济区以农业为主，西部经济区以工矿业为主。格尔木市、德令哈市、花土沟镇、锡铁山镇等依托资源开发建立起来的工业城镇基础设施日趋完善，城市化和工业化步伐不断加快，已成为青海省重要的石油、天然气、盐化工、有色金属、建材资源开发、加工的基地，开发矿产资源的环境十分优越。矿业在海西国民经济中占有主要地位，是海西经济的支柱产业。截~2009年底，全州实有各类矿山企业251家，从业人数22318人，全州年产矿石总量4939.49万吨，天然气57800万立方米。实现矿业产值162.68亿元，综合利用产值12.59亿元，实现矿业利润总额55.42亿元。

(三)矿产资源开发的类型。海西州开发的主要矿产资源分为三大类：能源矿产资源、金属矿产资源和非金属矿产资源。能源矿产资源主要是油气资源和煤炭资源：金属矿产包括黑色金属矿产、有色金属矿产、贵金属矿产和稀有金属矿产等；非金属矿产主要集中在盐湖地区，故也将其称之为盐湖资源，海西州非金属矿产中的钾、镁、锂、锶、芒硝等7种矿产储量居全国首位。现有矿产地281处，其中大型矿床72处(内含特大型矿床22处)，中型矿床61处，小型矿床22处。

1.油气资源。累计探明加控制石油地质储量4.08亿吨，其中累计探明地质储量为2.89亿吨，可采探储量3443.1万吨，居全国第13位；累计探明加控制天然气地质储量3663亿立方米，其中探明3046亿立方米，为我国陆上第四大气区。

2.煤炭资源。煤炭资源主要分布在祁连山、柴北缘两大含煤区，探明和保有资源储量为51.5亿吨，占全省保有资源储量的86％，其中保有基础储量为19.5亿吨，占全省保有基础储量的72.86％。由西到东主要分布在鱼卡矿区、绿草山大煤沟矿区(主要为优质动力煤――长烟煤和不粘煤)，以及木里煤田聚乎更矿区、江仓矿区(主要为优质焦煤)。

3.金属资源。柴达木累计探明铁矿资源储量2.9亿吨，远景储量5亿吨以上。主要分布在东昆仑山北坡的都兰、格尔木地区。以昆仑山、柴北缘成矿带为主的有色及贵金属矿区，已探明和保有黄金资源量100吨，铅锌资源量150万吨，铜资源量50万吨，钼资源量5万吨。

4.盐湖资源。已探明的保有盐湖资源储量：氯化钾7.06亿吨、镁盐21 O亿吨、氯化钠3317亿吨、芒硝69亿吨、锂矿1890万吨、锶矿1928万吨，均居全国首位，其中氯化钾、氯化镁、氯化锂等储量占全国已探明储量的90％以上。硼矿1573万吨，溴储量29万吨，居全国第2位。

二、矿产资源开发的经济效益情况

(一)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现状。海西州石油、天然气、盐湖矿产资源、有色金属矿产资源开发已成为全省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黄金、盐湖矿产资源的开发等对全州经济的发展也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2009年以来，全州工业企业积极应对金融危机，抢抓机遇，克服困难，在十分严峻的外部环境下实现逐步回升。2009年全州完成工业增加值205.92亿元，同比增长11.6％。

2009年，煤炭开采业累计完成工业增加值26.06亿元，同比增长29.5％：黑色金属业随着格尔木胜源选矿有限责任公司的投产，产值较同期大幅提高，全年完成增加值4.29亿元，同比增长167.4％；有色金属矿采选业由于受国际铅锌价格下降的影响，导致大部分企业生产规模、销售价格下降，效益降低，全年完成增加值11.7亿元，下降3.7％；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由于受油田公司减产的影响，全年完成增加值43.3亿元，下降14.8％。以上行业共完成增加值197.71亿元，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96％。

西部大开发实施以来，海西地区工业企业积极适应市场需求，调整产品结构，提高产品科技含量，注重产品质量和性能，钾肥、焦炭、氯化钙等一批名、特、优产品畅销省内外，有些产品还远销海外，为海西州出口创汇做出了贡献。2009年同1999年相比，原煤1171万吨，增长25.8倍：水泥32.9万吨，增长9.9倍i钾肥(折纯量)280.8万吨，增长6.6倍：原盐92.7万屯，增长1.7倍。2009年与1999年相比，天然气43.07亿立方米，增长124倍：铅精矿含铅量8.85万吨，增长1.7倍：锌精矿含锌量6.8万吨，增长1.4倍：原油加工量81.02万吨，增长1.5倍：焦炭69.45万吨，增长36.2倍。纯碱119.8万吨，比1999年增长101.5倍。10年来，新投产了碳酸锂、硼酸、氯化钙、焦炭、碳酸锶、硫磺等十几种新产品。

(二)矿产资源经济收入对国税收入的影响。随着海西地区矿产资源型产业的不断壮大和发展，石油、煤炭、化工、有色金属早已成为地区支柱行业，2006到2009年四年间，石油、煤炭、化工和有色金属业累计分别入库税收73.78亿元、12.73亿元、30.97亿元和10.54亿元，占同期税收总量的50.61％、8.73％、21.24％和7.23％。石油天然气、盐化工业及煤碳资源行业对全州国税收入支撑作用明显。2008至2009年海西州四大重点行业完成国税收入所占全州国税收入的90％以上，2008至2009年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盐化工业、煤碳五大行业完成税收任务比重分别为58％、55.54％、67.04％、61％。如果按照柴达木

循环经济试验区发展规划主导产品工业总产值在现有基础上翻两番的目标，青海经济将会有大的飞跃，随之而来的将是国税收入的大幅增长。

三、当前矿产资源开发行业税收政策执行情况

(一)主要的税收优惠政策。新企业所得税法实行“产业优惠为主，区域优惠为辅”的新税收优惠体系，对企业从事农林牧渔业、公共基础设施以及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所得，实行减免税政策；取消区域限制，对国家需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统一实行15％优惠税率；企业购置用于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专用设备的投资，可按10％比例实行税额抵免；企业综合利用资源，生产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规定的产品所取得的收入，减按90％计入收入总额：企业为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照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按照研究开发费用的50％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150％摊销：企业安置残疾人员的，在按照支付给残疾职工工资据实扣除的基础上，按照支付给残疾职工工资的100％加计扣除等，充分体现了国家对农业、公共基础产业、高新技术产业以及循环经济等方面的政策倾斜，这些规定加大了扶持和鼓励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环境的力度，为环保产业的发展提供了统一规范的税收法律保障与制度安排。

(二)税收优惠政策落实情况。第一，从海西州企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方面来看，当前主要是体现在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上。“十一五”期间共有213户次企业享受企业所得税减免税，共计减免内资企业所得税403894万元，外资企业所得税9300万元，合计减免413194万元。第二，四大行业享受所得税减免情况。海西州减免税企业主要分布在石化、采矿、盐湖资源、钾肥等资源开发行业且享受的减免税额逐年增加。从企业享受政策情况来看，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油田分公司减免企业所得税较多，2006年至2009年累计减免企业所得税253156万元，占合计享受减免所得税总额的61％。

(三)矿产资源开发中存在的税收问题。海西州的矿产资源开发在全省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海西州和全省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但从总体上看仍处在开发的初始阶段，矿产资源开发中还存在一些不可忽视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1.缺少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专门税种。在我国现行的税收政策中，缺少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专门税种，限制了税收对环境污染的调控力度，也难以形成专门的用于环境保护的税收收入来源，弱化了税收在环境保护方面的作用。如：在企业所得税中仅有一条对企业利用“三废”(废气、废水、废渣)进行生产的税收优惠措施。而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则几乎没有有关环境保护和资源综合利用的条款。采煤区周围固体污染、水源污染和大气污染十分严重。煤炭生产的伴生物煤矸石自燃会排放出SO2等有害物质，对当地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其次煤炭的过度开采会破坏地表和地下水系统，造成水位下降，采煤区及其周边地区生产生活用水十分困难。再次煤炭大量开采对植被和树木的破坏非常严重，在过去几十年间，海西地区植被严重退化，柴达木盆地内沙漠化面积逐渐增加，绿洲面积不断减小，风沙加剧，这些因素严重地影响了海西州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外部环境的平衡和持续发展。

2.冲央和地方政府税收收入划分比例不适合资源开发地区。民族区域自治法第65条规定，国家在民族自治地方开发资源、进行建设的时候，应当照顾民族自治地方的利益，作出有利于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建设的安排，照顾当地少数民族的生产和生活。国家采取措施，对输出自然资源的民族自治地方给予一定的利益补偿。但在实际中这一规定未能得到很好执行。目前，增值税是中央地方共享税，75％入中央库，25％还要在省、地区、县市进行再分配，资源开发地实际利益仅为增值税额的7.5名或5.5％，拥有丰富资源的地方政府享有比例偏低；企业所得税中，青海油田分公司企业所得税100％入中央库，其它企业的企业所得税60％入中央库，40％由地方享有。但执行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以后减免税偏高，所得税的减免毕竟要影响地方财政收入，地方政府实际分配并不高，全面落实这一政策必然给地方的发展带来一定困难，导致资源开发地区缺乏有效的资源补偿。

3.生产销售钾肥由免征增值税改为实行“先征后返”政策，没有给农民带来真正的实惠。截至2009年底，海西州全年氯化钾产量348.9万吨，销售收入712629万元，2008年钾肥行业增值税收入76485万元，2009年钾肥行业增值税收入73514万元。从钾肥行业的税收政策看，国家自2004年12月1日起，对化肥生产企业生产销售的钾肥，由免征增值税改为实行“先征后返”政策的主要目的是降低农民的生产成本，增加农民收入，保护和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但从政策的落实上看农业生产资料利润基本上留在流通环节，农民不是直接的收益者，而直接流入了钾肥生产企业。一方面钾肥的定价策略一直是采取跟随港口价格，因此钾肥的销售价格也随着缺钾的需求及进口钾价格的上调出现一路攀涨，从统计数据来看，钾肥2005年的平均销售价格为1630元/吨，2006年1650元/吨，2007年1870/吨，2008年2800元/吨，环比增长率为1.22％、13.33％、49.73％。化肥价格的猛涨造成了两大对比鲜明的现象：一是农民从农产品价格恢复性上涨的得利被吞噬了一大块；二是整个化肥行业出现了高额的利润。据测算2004年到2008年间每吨钾肥的生产成本在550-900元之间，其主营收入与净利润的环比增长率为202.82％、-5.12％、46.58％、12.93％。另一方面是返还的税款增加了企业资金的周转率，使企业有更充沛的资金用于生产和在建工程项目，企业销售额和上缴增值税也得到大幅度提高，大大促进了企业的生产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对资源的过度开采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保证建设进度与创造经济效益齐驱并进，很多企业采取边基建边生产的方式。“先征后返”政策为公司利润进一步增长和现金流的良好循环起到一定作用，其经济实力增强，经营规模扩大，掠夺自然资源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4.资源开发企业收入与成本不尽合理。近年来，我国利润率高的行业中不少行业是资源开发型的，之所以投资回报率比较高，除了劳动力成本低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产品高价，资源低价，环境无价”这种价格格局造成的，如青海西旺矿业开发有限公司2009年营业成本占销售收入的比例达到了68％之多，收入与成本之间存在的高差额利润本应通过征收企业所得税实现资源补偿，但通过减免税形式转移到了开采者手中，资源的国家所有权不能完全实

现，造成收入分配关系的扭曲。企业利益在某种程度上讲在损害国家利益和公众利益基础上获得的。

5.矿产资源税费水平低，计征依据不科学，征收主体错位。海西州的重点煤炭生产企业中，青海煤业鱼卡分公司的煤价平均为108元／吨，而青海庆华矿冶煤化集团有限公司煤价高达960元／吨，价差达852元，而调节级差的煤炭资源税定额仅为0.3-5元／吨。显然，现行矿产资源税费水平极低，对相关利益关系的调节没有实质意义。矿产资源补偿费计征公式中的开采回采率系数，是难以科学计算和非经济的因数，执行中会产生征收的高成本，目前由政府行政管理部门以行政的或计划的方式确定，资源税计税依据是销售量或自用量，而不是开采量，客观上鼓励了企业对资源的滥采滥用，造成了资源的积压和浪费。我国划分资源登记、制定资源税税额的主要指标是矿藏储存情况、开采条件等。但是10年来，矿山的开采条件和储藏条件都已经发生了变化，资源市场价格今非昔比，但税额的调整却不大。

6.企业所得税减免广泛采用直接式减免。企业所得税减免税形式广泛采用直接式减免，如对企业性质的不同，外商投资企业实行“二免三减半”优惠、新办生产性企业实行五免五减按15％，“五免五减半”等优惠政策，导致经济利益直接流向资源开采者手中，政府对企业减免税资金的使用用途不易掌握、税收调节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功能明显减弱。

7.资源开发的补偿力度不够。通过对柴达木资源开发及资源补偿状况的调查分析可以看出，资源开发补偿机制尚未形成，征收的资源补偿税费与所减免的企业所得税不成比例，一般征收的资源税和矿产资源补偿费仅占减免企业所得税额的10％左右。一方面是资源的无序、粗放式开采，另一方面则是给予企业所得税的大量减免，造成了资源滥采乱伐，人为加剧了对资源的掠夺性开采。

四、税收政策需要改进的意见

(一)适时开征环境保护税。适时开征环境保护税，做到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并重，限制高污染行业扩张蔓延，从而保护海西乃至整个西部地区优美的自然环境，保持可持续发展，避免重走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境界。目前，尚未开征环境保护税的情况下，可借鉴山西省人民政府的作法，按企业年销售收入的1％-5％征收环境补偿基金，用来对资源开发地区的环境恢复整治。同时对企业利用“三废”(废气、废水、废渣)等废弃物为主要原料进行生产的，适当延长减免企业所得税年限(目前减免期为5年)。

(二)建立对资源开发地区的反哺机制。在税收政策上，建立对资源开发地区的反哺机制，如加大资源开发地区地方政府的增值税分享比例；对中央企业所得税实行中央和地方共享。如青海油田分公司作为全州乃至全省的重点税源企业，其企业所得税100％入中央库，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促进海西地区民族经济发展，建议将青海油田分公司企业所得税由中央级收入调整为共享收入，将所有企业缴纳企业所得税40％的地方分成直接分享到资源开发所在地。进一步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提高民族地区财政的调控能力，加大工业“反哺”农业、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的力度，促进资源开发地区社会整体发展。

(三)恢复征收钾肥增值税并提高其资源税税率。建议对化肥生产企业生产销售的钾肥，由增值税先征后返改为直接征税，民族区域自治法早已有原则性规定，赋予民族区域自治地方适当灵活的税权，以便更好地发挥税收对少数民族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在现行“先征后返”政策的前提下实行专项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在“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原则指导下，参照海西州盐湖资源的分布情况由收定支进行专项转移支付，规定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方向，当地政府在规定基础上使用转移支付资金，能全方位地体现上级政府的政策意图，贯彻产业政策，实现盐湖资源的有效配置。

(四)严格规定资源开发企业的生产经营期限。可以借鉴《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的做法，严格规定资源开发企业的生产经营期限，对资源型企业实行区域性所得税优惠政策。西部地区地处长江、黄河、澜沧江的上游地区，是中下游地区的生态屏障、水源涵养地，同时，又是生态敏感、脆弱地区。从改善全国生态环境的作用和意义来讲，对资源型企业应实行区域性所得税优惠政策，严格规定资源开发企业的生产经营期限，对于过度无序乱采企业，实际生产经营期限达不到规定年限的，不予享受所得税优惠政策。

(五)提高资源税单位税额和矿产资源使用费收取标准。按矿产品位、富集程度、开采难易条件等实行级差征收，改革和完善资源开发补偿机制，由现行的按销量或自用量征收改为按地质储量分年核定征收，不允许地方擅自减免和企业拖交欠交。企业交纳的资源税和矿产资源使用费可计入成本费用，允许在交纳企业所得税前扣除，有利于促进资源成本化，避免“产品高价，资源低价，环境无价”这种价格格局造成的，收入与成本之间存在的较高差额利润本通过减免税形式转移到了开采者手中。使资源有序开发和补偿呈现良性互动，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的有效利用，切实做到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的双赢。

(六)企业所得税减免广泛采用间接式减免。目前，我省企业所得税减免税形式是广泛采用直接式减免，如“五免五减半”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它将导致经济利益直接流向资源开采者手中，政府对企业减免税资金的使用用途不易掌握、税收调节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功能明显减弱。在广泛实行企业所得税间接式减免情况下，如对资源开发型企业购买新技术、新工艺的机器设备，用于环保的机器设备等资本化成本分期摊入成本费用的同时，在投资的一定范围、一定时期内，在目前规定的基础上比一般企业加大准许抵扣企业所得税的数额，同时对固定资产进行加速折旧；对资源开发型企业研究开发新技术、新工艺所发生的各项技术开发费用，凡当年实际发生的技术开发费用比上年实际发生额增长达到一定比例的，其当年实际发生的费用除按据实列支外，经由主管税务机关审批后，可再按实际发生额的一定比例，在目前规定的基础上比一般企业加大准许抵扣企业所得税的数额；对于企业综合利用资源取得的收入可减按一定比例计入应税收入，即只对收入的部分而不是对收入全额征税。目前，我国资源利用率低源于技术落后，据有关部门统计，国有煤矿的资源利用率是50％，县级煤矿的利用率是20-30％，大多小煤矿低于20％，资源回收率仅30％。因此，运用以上间接式企业所得税减免方式，更能充分发挥税收的职能，促使资源开发型企业广泛采用新技术、新设备，促使企业技术进步，不仅有利于保护环境，而且还可以提高经济效益，在资源得到了补偿的情况下实现了良性循环。

矿产资源税篇6

【关键词】资源税矿产生产文献综述

资源是国家的一项重要财富。随着资源产品价格的不断攀升,产生的溢价绝大部分被计入资源类企业的利润。低廉的资源税率造成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公平。与此同时,能耗和环境压力已经促使发展战略转轨,节能减排、绿色经济成为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目标。资源类产品带来的赢利需要对环境破坏和国民财富流失作出补偿。在这种环境下,人们对资源税改革的呼声日趋强烈,总结、归纳资源税研究的文献也就显得非常有意义了。

一、国外研究综述

国外关于资源税的研究较多,包括资源税对矿产生产的影响、资源税税收成本对组织决策的影响、州政府之间资源税的竞争、资源税的中立性、资源税与铁路系统收费的相互影响、垄断竞争环境中可耗竭资源税问题等等。

Hotelling(1931)最早研究了可耗竭资源的最优开采问题。他假设可耗竭资源的储量是外生的,通过计算发现税收降低了期初资源的产量,增加了后期的资源产量,也就是说税收可以改变可耗竭资源在时间上的分布,这种改变称为“时间倾斜”(Time-tilting)。因此,政府可以通过制定相关的资源税收政策控制可耗竭资源的开采速度。以霍特林模型为基础,P.Dasgupta等(1980)认为,竞争市场中资源价格变化越快,人们对资源的生产和消费速度也就越快。所以,政府可以通过制定税收政策影响资源价格的变化速度从而达到控制资源开采速度的目标。通过总结过去50年石油利润税和销售税的变化,发现税收对资源的开采影响主要依赖于人们对未来税收的期望。Foley和Clark(1982)以美国主要的47家铜矿工厂为研究对象,通过模拟设定不同的有效税率,发现相同税率的变化对不同州地区铜矿生产的影响不同。随着资源税税率的提高,政府税收收益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Slade(1984)研究了对资源开采和加工两个过程中征收的采矿税、矿区使用费等税收,模拟税收变化发现,税收对开采、加工的影响取决于税收类型、税收影响阶段、对投入品和最终产品价格的影响以及税收对开采、加工矿石的科学技术的影响。VillamorGamponia等(1985)认为美国可耗竭资源的收益税最有效,福利损失最小;单位税和财产税最无效,福利损失最大;而暴利税的效率取决于基础价格的选择。在税收负担方面,70%以上税收由生产者承担,甚至生产者对财产税和暴利税的税负已经超过100%。Long和HansWernerSinn(1985)认为税收等因素引起的石油价格的突然变化不一定会改变公司的开采计划。公司的期望弹性不同、市场利率不同、工资水平变化率不同,开采公司的供给就不同。石油开采公司的决策主要取决于对未来石油价格的期望。MargaretE.Slade(1986)认为资源税对可耗竭资源开采的影响取决于资源税率的变化率与市场利率的大小:资源税率的变化率大于市场利率会加快人们对资源的开采,相反就会延迟人们对资源的开采,有助于对资源的保护,如果二者相等对资源的开采就不会产生影响。

二、国内研究综述

国内研究资源税的专家学者很多,他们大多是从理论上分析我国现行煤炭资源税实施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提出自己的观点和改革建议,以对资源税和矿产资源补偿费的研究为主。下面三种观点囊括了国内大部分学者对资源税的研究意见。

1、取消资源税

鲍荣华等(1998)认为矿产资源税的实际征收违背了其开征的初衷,起不到调节矿山级差收益的目的;我国矿产资源税与其他矿业税收发生重复,建议取消征收资源税或者仍保留此税种,而采取零税率征收。张举钢等(2007)认为我国的矿产资源税并没有实现其征收目的,也未体现国家的所有者权益,已经失去了其存在的理论基础。建议逐步废除资源税,采用靠市场机制和明晰产权的方法完善矿产资源的有偿使用,实现矿产资源的国家所有权。李显冬(2006)也明确提出取消资源税,完善资源补偿费的征收,改革矿山企业增值税,降低矿产企业所得税基数等政策措施和建议。

袁怀雨等(2000)认为资源税“名不正”,矿产资源补偿费“实不符”。因此,应取消资源税和矿产资源补偿费,开征权利金,由国家矿管部门征收。关凤峻(2001)从土地的剩余征税出发,明确指出资源税没有立税的理论依据,补偿费理论解释存在错误,也建议取消资源税和现在的补偿费,设立权利金制度。最初殷燚(2003)也认为,我国现行的矿产资源补偿费和资源税实际上是权利金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前者属于从价征收的权利金,后者属于从量征收的权利金,我国实际上在重复征收权利金,建议取消“税”“费”,重新建立“权利金”制度。而后来殷燚等(2006)认为,对采矿权持有者征收绝对地租性质的资源税可实现矿产资源的有偿开采;对资源条件优越者征收超额利润税(即矿产资源补偿费)可使采矿者平等竞争,二者分开征收符合国际通行做法。

2、将资源税和矿产资源补偿费合并

王广成(2002)认为,矿产资源补偿费是对矿产资源开发后的部分超额收益的征收,资源税是对矿产资源级差收益的征收,二者都是矿产资源价值的实现形式,所以,应将二者合一,以资源税或资源租金的形式从量计征。龚辉文等(2002)提出完全相同的观点。而肖兴志等(2006)认为应当采取将矿产资源补偿费、城市水资源费并入资源税,完善资源税收体系,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调整资源税计税依据,提高资源税税负水平。侯晓靖(2007)也认为我国现行的资源税没有达到最初制定资源税的目标,资源税的计税依据、计征方法不合理,税率过低等问题导致了资源的严重浪费。因此,建议合并资源税和矿产资源补偿费,扩大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并采用从价征收的方法。

3、维持税费分征格局,对资源税进行改革

赵岚(1997)分析了从价征收和从量征收资源税的优缺点,建议我国应纳资源税税额=应税资源产品的实际产量×单位税额×资源税调节率,资源税调节率=国家核定的资源回收率-企业实际的资源回收率+1。这样可以通过税收负担的轻重鼓励企业提高资源回收率,抑制企业采易弃难、采富弃贫,以多耗资源为代价换取低成本、高利润的投机行为。程素萍等(2000)认为,资源税征收额度应充分考虑矿石资源条件的差异及开采条件、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的差异,以实现矿山与其他行业以及同行业之间的平等竞争。冯菱君等(2003)也认为现行资源税不利于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合理开采、节约使用和有效配置,也不利于矿山企业的公平竞争和可持续发展,因而建议建立统一规范的矿山企业税费体系。相反,张晓东等(2004)认为,在煤炭价格不断攀升的背景下,资源税负过低导致煤炭行业进入门槛过低,现行资源税不能将资源级差收入及时足额转化为国家税收,而是转化为企业和个人的暴利,这是出现矿难频发和收入畸富畸贫的一个重要体制性因素。

郑爱华等(2000)认为,我国征收资源税的理论依据不充分,与矿产资源价格内涵相冲突,也没有考虑资源差异,所以,我国矿产资源税费改革势在必行。刘权衡等(2006)认为,把资源税制度列入矿产资源有偿开采制度内,就是对国民生产这一税本征税,而通常认为税源应来自于国民收入而不应来自于税本,因而认为征收“特别收益金”即“暴利税”才是资源税制度改革方向。段治平等(2005)认为矿产资源税应该以利润为基础,按照矿产资源条件和开采回收率,核定资源税率。张媛(2005)认为我国资源税税收范围过窄,计税依据不合理,这都会引起资源的严重浪费。建议扩大资源税的征税范围,并且建议按储量计税。侯清侠(2007)认为煤炭资源税应该建立与资源利用水平挂钩的浮动费率制度,并且根据不同采区回采率实行不同的累进费率。而孙钢(2007)提出税、费性质不同,作用领域与发挥功能都不同,在我国目前经济社会环境下,一味追求税费合一不一定是明智的选择。因此,他主张在今后较长的时期内,税费并存应是我国资源税制度改革的一个基本思路,各自发挥不同的调节作用,但是资源税应实行“从量定额”与“从价定率”并存的征收方式。李新心(2008)则建议提高资源税税负,并且采用从价征收的方式。商艺(2008)也认为,我国资源税应该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并适当的提高资源税税率,这样可以提高资源的使用成本,既有助于通过税收调节资源利用,也有助于政府税收的增加。任佳宝(2009)也建议,将资源税计征方法由“从量征收”改为“从价征收”,并且根据资源的实际情况实行浮动税率。

三、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总结和评价

国外对资源税的研究系统、丰富,其中关于资源税对生产的影响研究大多采用定量模拟的研究方法。他们通过构建目标函数,分析了资源税对矿产资源生产、消费、政府收益的影响等等。国外学者通过定量研究认为,有些税费会减少矿产的供给,延长矿产的生产时间,有些税费会增加供给,加快资源的耗竭,因此,政府可以根据需要制定相关的税收政策。

相对于国外的研究结论,国内专家对资源税的研究基本上都采用了定性的方法。这可能是因为国内外情况不同,国内构建模型的条件不具备或是模型构建的困难较大。对于矿产资源税,国内专家学者主要有三种意见:一部分专家认为资源税的实际征收违背了其开征的初衷,起不到调节矿山级差收益的目的,因此,建议取消资源税;一部分专家认为资源税和矿产资源补偿费都是矿产资源价值的实现形式,都体现了矿产资源所有者权益,因此,建议将二者合并;还有一部分专家认为煤炭资源税的存在是合理的,但是其征收方式不合理、税率偏低、与价格脱钩等原因造成了资源的严重浪费,这些专家建议以资源储量为基础征税,或从量征税改为从价征税,或提高税率等。

【参考文献】

[1]Hotelling,H.TheEconomicsofExhaustibleResources[J].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1931.

[2]Dasgupta,P.;Heal,G.M.;Stiglitz,J.E.TheTaxationofExhaustibleResources[J].PublicPolicyandtheTaxSystem,1980.

[3]鲍荣华、杨虎林:我国矿产资源税费征收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J].地质技术经济管理,1998(4).

[4]张举钢、周吉光:我国矿产资源税问题的理论与实践研究[J].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07(4).

矿产资源税篇7

1.1建立所谓“国际通行的权利金”制度以替代我国现行资源税

部分学者认为除了极少数国家外，几乎所有国家都建立起了矿产资源权利金制度。国外的“权利金”是指矿产资源开采者凭借其对于矿产资源所有权对已消耗资源的一种货币补偿，是对使用权利丧失的补偿。因此持这类观点的学者认为应当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取消矿产资源补偿费，实行国际通用的“权利金”制度。

1.2建立以矿产资源税为主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体系，取消矿产资源补偿费

持此种观点的学者认为，矿产资源补偿费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设立的，随着矿业权市场的不断完善，其目的和主旨已经逐渐被矿业权价款所替代。目前，矿业权价款主要用于矿产资源勘探、保护、管理和支出。设立矿产资源补偿费的理论依据已经不再存在，因此考虑制度成本，应当取消矿产资源补偿费，建立以资源税为主体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体系。

1.3关于以上的观点的意见

（1）建立国际通行的“权利金”制度的不适当性。

“权利金”一词英文为：“Royalty”，在特定语境下可将其译为“（矿产）资源税费”。世界银行组织专家编撰的《MiningRoyalties:AGlobalStudyOfTheirImpactOnInvestors,Government,andCivilSociety》（矿业税费：关于其对投资者、政府和社会影响的世界性研究）书中得知不同的国家对所谓的“权利金”的种类、组成、税率、收取方法等有不同的规定，因此国际上不存在通行的“权利金”,建立起国际通行的权利金制度并无合理依据。

（2）取消“矿产资源补偿费”的不合理性。

在经济学方面，矿产资源的生产参与的是初次分配，而税收则属于国民收入再次分配，资源税与矿产资源补偿费不属于同一层次，不能相互混淆；其次，在税收理论方面，税收是国家凭借其政治权利无偿取得财政收入的方式，而资源补偿费则是矿业权人对矿产所有者的赔偿、是一种财产关系，其保护的是矿产资源所有者的财产权益；从法理角度看，矿产资源属国家所有，其所有权由国务院行使，而矿产资源税作为地方税根本无法实现此目的。

2我国现行矿产资源税费制度的存在问题

2.1资源税设征思路存在矛盾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得知生产盐和矿产品的单位及个人是资源税的征税对象，其基本设计思想是“普遍征收、级差调节”。所谓“级差调节”，就是为了维护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调节由经营条件上的差别造成的“级差收益”，级差调节针对的是经营条件比较好的企业，那么则与“普遍征收”存在逻辑上的矛盾。

2.2矿产资源税费体系的功能不完善

我国矿产资源税费体系的主要功能是在促进矿产资源高效开发利用基础上确保国家作为矿产资源所有者权益的实现。资源税也并未起到“调整级差”的作用，矿业权使用费也仅仅相当于国外的矿业权租金；矿产资源补偿费的设立目的是为了弥补国家地勘资金的来源短缺，但其却在《矿产资源法》中被定位为使用国家矿产资源所支付的费用，可见资源税与矿产资源补偿费的征收目标不明确，界限也非常模糊。

2.3矿产资源收益分配制度存在问题

按照我国法律规定，矿产资源税属于定额税。但是近年来资源产品的收益的快速增长却因税率过低未能将其收益很好的按照法律的规定统筹用于地方公共财政支出，大量的利益被企业和个人瓜分，造成了国有资产流失和环境破坏的巨大代价；中央分成矿产资源专项收入主要用于地质和矿产有关的矿业开发方面的经费支出，具体包括地质矿产调查评价、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以及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等，违背了国务院《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出让收益公寓公共服务的全民共享机制”的规定。

3我国矿产资源税费改革建议

3.1重新界定税费关系，取消矿产资源税

税收具有“无偿性”，不应成为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的组成部分。以马克思地租理论为基础建立的我国资源税，与矿产资源补偿费定位不清，让人产生重复收费的理解。结合矿产资源税费制度的实践，资源税应当进行重新定位，将其专注于外部性的治理，体现环境资源开发的外部成本和代际成本,矿产资源税不应再纳入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的范畴，其“调节级差”的作用应当以其他费用予以体现。

3.2完善矿产资源补偿费计征对象和计征方式

我国征收矿产资源税的“矿产品”是从采矿学术角度来进行定义的，这样不利于与“原矿”区分开来，在甘肃省施行的《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规定》中，采矿权人直接销售铁矿石的，其矿产资源补偿费按其销售收入计入；采矿权人自行选矿并销售选矿精矿产品的，按精矿销售收入计入；采矿权人实行采、选矿，冶炼一体化并销售最终产品的，按精选矿当地市场平均价格确定销售收入，计缴矿产资源补偿费。因此，应将其定义为“能够进入市场交易，有市场价格、可以销售的的矿产品”,原煤可以直接销售，因此煤炭矿产资源补偿费就可以以原煤计征，铁矿等多种有色金属则应当按照精选过后来征收。

3.3开征矿产资源使用费，构建新的矿产资源税费体系

我国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的核心是体现国家对矿产资源价值的回报，因此应以“使用费”来构建我国的矿产资源有偿使用体系。矿产资源有偿使用费的计征可以采取不同的计算和收缴方式，其制定主体为国务院。由于矿产资源按照其有用性可以被分为三种情形，因此在确定计收水平时应当考虑不同类别的矿产资源的费率；构建新的矿产资源税费体系还应当考虑国家能源安全、资源安全、经济安全，并且兼顾市场因素和经济手段，具体确定办法可以根据不同的矿区实行统一和“一许可一议”，从量计收和从价计收相结合，开采量、自用量和销售量结合的矿产资源使用费确定方法和计收依据。

4结语

矿产资源税篇8

关键词：资源税 采矿企业 收益分配

我国从2009年开始在部分省份实行了资源税从价计征的试点改革，并计划在2012年将这一改革推进到全国范围内。由于资源税费制度改革直接影响采矿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因此本文在分析我国资源税改革的动因及进一步改革方向的基础上，对采矿企业如何应对进行深入的探讨。

一、资源税改革的原因及进一步改革的方向

（一）资源税改革的原因

1、现行资源税制本身存在较多缺陷

首先，现行资源税的从量计征方法使采矿企业的利润与资源价格脱钩，造成国有资源的流失。其次，现行资源税未考虑开采效率等，造成可回采的矿产资源的回采率明显偏低，从量征收的方法也导致资源开采中采富弃贫、采肥丢瘦的现象频发。再次，资源税的征收范围仅包括矿产资源和盐，而其他自然资源如森林、水等资源并未被纳入到资源税的征收范围中。最后，我国的资源税制并未将环境成本计入其中，这导致了资源开发地区多出现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现象。

2、现行资源税不利于推动资源型地区产业转型

从量计征的资源税制给予了采矿企业较大的利润空间，从而吸引了大量的生产要素向采矿业的过度集中，对地区的其他产业造成挤出效应并损害了资源型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通过对现行资源税制进行改革，在促进采矿企业提高生产技术，提高资源的利用率的同时，还可以消除资源行业的超额利润，通过促进生产要素向地区内的其他产业流动实现资源型地区的产业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3、现行资源税使资源开发的收益分配不合理

由于我国的自然资源多集中于欠发达省份，过低的资源税负使资源产地在资源开采中获利较少，而资源输入地在使用相对廉价的资源产品的同时却不承担由于资源开发给资源产地带来的其他成本。这种利益分配的不合理使资源输出地区的贡献的不到充分认可，实际上造成了欠发达地区补贴发达地区的现象，资源税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护资源输出地区的利益。另外，资源税负水平过低，也使得资源开发的收益过度流向企业，而作为代表国家行使资源所有权的政府从中则获益相对较少。

（二）新一轮的资源税改革及进一步改革的方向

2010年开始，国家批准在新疆首先开始推行油气资源税试点改革。试点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将油气资源税征收方式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但是，从资源税改革的角度来看，这一轮的资源税改革的核心是改变计征方式和提高税负水平，并没有从计征依据、节能减排、保护环境的角度对资源税制进行全面改革，资源税费制度依然具有很大的改革空间。未来我国资源税进一步改革的方向可能还包括扩大计征范围、全面实行从价计征、调整资源相关税费体系、增加污染成本以及更大力度的调节超额利润等几个方面。

二、资源税改革对采矿企业的影响

作为针对资源开发征收的税种，资源税改革必然会对采矿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直接影响，主要包括加大企业税负水平、降低企业盈利能力、削弱企业财务能力等三个方面。

（一）采矿企业税费负担加大

资源税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提高资源税负，维护国家对于矿产资源的所有权。以焦煤为例，虽然焦煤资源税的计征方式在此次资源税改革中仍然保持了从量计征，但是税率由之前的0.3-5元/吨提高到了8-20元/吨，如果未来煤炭资源税也改为从价计征的话，资源税负水平还要继续上升。此外，资源税的改革并没有辅之以整个资源税费制度的改革，采矿企业除了要面对增加的资源税税负外，还需要缴纳矿产资源补偿费、矿业权使用费等其他相关税费。同时，采矿企业的生产特点使其在计算增值税时基本没有可扣减项，增值税的应税金额较之其他企业要大得多。因此，在其他税费制度改革尚未配套的情况下，资源税改革使采矿企业面临了更加沉重地税费负担。

（二）降低采矿企业的盈利能力

资源税逐步推进从价计征后，采矿企业的税负水平将直接与矿产品价格及销售额挂钩，相对于从量征收的资源税，企业经营成本将会大大提高，相同销售量下的盈利空间也会被压缩。此外，对采矿企业的超额利润进行调节，也是资源税未来改革的重要方向，这也同样会降低采矿企业的盈利能力。特别是处于后危机时代的下游企业同样面临着不容乐观的经营环境，采矿企业也很难向下游转移税负。即使部分税负实现了转嫁，但是由于提高了最终产品的价格，使得需求减少，同样会使采矿企业的销售额下降，最终降低了采矿企业的盈利水平。

（三）削弱企业财务能力

资源税改革对采矿企业财务能力的削弱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资源税改革导致采矿企业的税负压力和生产成本增加，给企的经营现金流带来不利的影响，减少了企业的营运资金从而导致采矿企业扩大再生产能力减弱，降低企业的再投资水平；第二，资源税的提高降低了采矿企业的盈利能力，也使资源开采行业的投资回报率下降，因此资本会从资源开采行业流出转向投资回报率更高的行业，加之银监会近年来对资源开采行业的融资进行了一定的限制，所以采矿企业的融资能力也会大大的降低。

（四）企业内部博弈成本增加

改革增加的资源税负如果难以向下游企业转嫁，就必须实现企业的内部消化。内部消化主要包括提高采矿效率和压缩生产成本的方法。其中，压缩生产成本通常会使企业内部的博弈成本和压力增加。压缩生产成本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降低企业员工的薪酬福利水平，如何调整薪酬体系、降低薪酬水平都产生企业内部的博弈行为。此外，引入更加先进的企业管理方法也是压缩生产成本的重要手段之一，但是先进管理方法的引入常常伴随着企业管理层的大幅度变动和人员工作效率的提高，进而导致一部分企业员工可能被迫离开企业，而企业人员调整的过程也使企业内部的博弈成本上升。

（五）更加严格的环境约束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以及可持续发展的要求，采矿行为产生的负外部性必然会受到越来越严格的约束，这也是资源税进一步改革的方向之一。我国采矿企业的生产方式相对落后，尤其是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较大，造成资源产地空气、水体、土地等资源环境被严重污染，既影响了当地居民正常的生产生活，也损害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资源税改革加入环境内容后，采矿企业将会面临更加严格的环境约束，采矿行为污染成本将会大幅提高，进而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和税负压力。

三、采矿企业的应对办法

资源税改革是一把双刃剑，在加强维护国家对自然资源所有权、提高资源开发效率、促进节能减排的同时，也势必会加重采矿企业的税费负担，恶化企业的经营环境。因此，采矿企业必须积极及时地做好应对措施，在发掘自身生产经营潜力的同时，共同促进行业发展环境的优化。

（一）提高开采效率，降低单位开采成本

由于资源税实行从价计征，原来粗放式的开采和“采富弃贫”等手段都会造成采矿企业税负水平的大幅度上升，因此对于采矿企业来说，应对资源税从价改革最直接的手段就是提高开采效率，在有限的开采区域内获得更大的产出。提高资源开采效率可以从多方面实现，包括提高技术水平，加强资源的综合利用，控制资源的浪费行为。另外，开采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伴生矿的状况，对于伴生矿也应当适度采掘。对于固体矿产资源来说，提高回采率也是增加产出的有效手段，一方面可以节省勘探、开新矿的成本，另一方面可以降低相同产出水平下的资源税负。

（二）降低经营成本，提高企业管理水平

压缩企业的工资福利水平是降低经营成本最直接的手段，但是这也会造成优质人力资本的流失和企业内部博弈成本的增加，并不利于采矿企业的长期健康发展。而我国的采矿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的管理水平普遍偏低，引入先进的管理经验，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能够更加有效的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同时，可以鼓励大型企业对一些中小企业进行兼并重组，利用大企业相对先进的管理经验和规模效应提高企业整体应对资源税改革带来的成本上升压力。

（三）加强环保意识，减少环境污染

资源税改革使采矿企业污染环境的成本增加，加强采矿企业的环境保护意识，减少采矿行为对环境的破坏也是应对资源税改革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采矿企业必须逐渐走出传统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向环境友好的发展模式迈进，一是要通过文化和制度创新将环境保护的意识和制度灌输到企业的自身文化和行为规范中；二是要依靠技术创新，鼓励企业内部进行低碳友好型采矿技术的研发和利用，逐步减少采矿行为造成的环境污染。

（四）实现多元化经营

新的资源税制度会降低采矿企业开采新矿的动力，同时由于采矿企业的固定资产折旧速度较慢，因此会产生较多的闲置资本。将部分闲置资本用以进行多元化经营既可以提高采矿企业资本的盈利能力，也可以起到分散经营、政策风险的作用。但是实施多元化经营的采矿企业应当是具有一定规模、管理水平较高、资本实力较为雄厚的企业，并且准备进入的新行业与企业的主营业务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如向下游矿产品加工业进行延伸等。

四、结束语

资源税改革事关节能减排与可持续发展，是近年来国家税费制度改革的重点之一。新一轮的资源税改革以及未来进一步的改革方向都将会影响到采矿企业的生产经营，因此企业必须做好相关的准备以迎接即将全面推开的资源税改革。

通过对我国采矿企业在资源税改革中所面临的问题的分析，本文提出采矿企业应当在提高开采效率、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实现多元化经营。同时，国家也应启动相关的配套制度改革，为我国采矿企业的长远健康发展提供更加有利的制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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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谢美娥，谷树忠.我国资源税的功能缺陷研究及改革建议——以榆林市为例[J].宏观经济研究，2007，（03）：22-48

矿产资源税篇9

近几年来，我国在铁矿石资源税方面也进行了一些调整，例如从2006年起，铁矿石资源税的优惠政策由原来的减征60%改为减征40%；2012年3月铁矿石资源税的优惠政策再次下调，调整为减征20%。从这些调整上我们可以看出，资源税并没有实现根本上的变革。目前看来，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在保护、节约、高效、合理地开采利用矿产资源和调节收入等方面还存在诸多不完善的地方，在税收的职能和作用上已经不适应当今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急需进一步完善和改进。

一、铁矿石资源税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现行铁矿石资源税无法充分体现级差收入的立法宗旨。

资源税的立法宗旨就是调节自然资源的级差收入，通过征收资源税，体现国有资源有偿使用的原则，促进国有资源的合理开采和节约使用。由于现行铁矿石资源税执行的是定额税率，课税数量以吨位为单位，不论最终产品的价格高低，资源税相对不变，只能通过确定不同地区的税额标准调节级差，导致铁矿石资源税税收调节作用有限。随着铁精粉价格的上涨，铁矿开采企业在产量没变的情况下，销售收入大幅增长，铁矿开采业进入暴利阶段，而资源税税负反呈下降态势，纳税人实际缴纳的资源税单位税额较低，总额较小，与其占有国家铁矿资源所赚取的暴利相比，资源税所起到的调节作用微不足道。

（二）铁矿石等级划分管理办法缺乏灵活性。

资源税实施细则中的主要矿产品等级是1993年公布的，由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评定。由于近几年新开采的铁矿没有及时纳入等级评定范围，且等外矿税负标准较低，势必造成尚未评定资源等级的新开采矿山实际缴纳的资源税相对较少，同时同一矿区，不同矿带的品位差距较大，不利于企业之间的平等竞争。如鞍钢矿业公司大矿和东矿资源税税额标准为12元/吨，齐矿资源税税额标准为12.8元/吨。四大矿每一家的铁矿品位不尽相同，且每一家的开采条件也不尽相同，而且鞍钢实行科学化开采，开采成本较高，与一些私营小矿点的低成本盲目开采，相同的税额标准势必造成严重的不平等竞争。此外，鞍钢为了更好的合理利用有效资源，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大量利用极贫矿，其品位均在20以下，选矿比为7.5以上，如和别的品位较高的铁矿企业同样使用12元/吨的资源税税额标准，就会造成不平等竞争和严重的税负不公，资源税级差调节作用不能得到体现。

（三）资源税政策调整滞后于经济发展变化形势。

2003年之前，我国铁矿开采生产经营并不景气，市场价格一般在每吨200—300元，大部分铁矿企业利润水平较低，有的甚至举步维艰。在此背景下，国家为扶持钢铁产业发展，对独立矿山和联合企业的铁矿石资源税，减按原税额标准的40%征收。此项税收政策的出台，在当时环境下，有力地促进了钢铁产业特别是铁矿开采业的发展。

但近两年，受国内外经济大环境影响，铁矿产品市场巨变，铁精粉价格呈几何数增长，铁矿石资源税单位税额偏低、铁矿石资源与其他资源之间税负差异较大、滥开乱采现象严重以及现行铁矿石资源税政策滞后于经济发展变化情况等矛盾日益显现。如鞍钢矿业公司2000年铁精粉出厂价200元/吨，近两年铁精粉的出厂价最高已高达1080元/吨，现在铁精粉的出厂价为890元/吨。假如生产销售20万吨铁精粉，2000年与2013年销售收入分别为4000万元和17800万元，销售收入差距高达4倍，而资源税额相差不大（2000年执行“减六征四”、2008年执行“减二征八”），资源税税负分别为5%和3%。

以上数据说明，铁矿开采业已经进入暴利阶段，已不属于国家鼓励扶持的产业，而铁矿石资源税却仍在执行“减四征六”的税收优惠，明显反映出铁矿石资源税政策调整的滞后性。

（四）现行铁矿石资源税政策不利于税收征管。

铁矿石资源税课税数量采取原矿数量计征，征管过程中由于企业核算水平参差不齐、工艺流程的不同及矿床分布复杂等情况，税务机关很难鉴定原矿的数量以及铁精粉与原矿的“选矿比”，在具体操作上人为因素很大，缺乏相对直观科学的计算方法。

（五）不利于对铁矿石资源的科学开采和资源产地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

现在钢铁行业整体不景气，导致铁矿开采企业相对萎靡。一旦钢铁行业恢复2007年、2008年的巅峰时代，一些开采业主为了赚取超额利润，千方百计扩大生产，甚至“弃贫采富”、滥开滥采，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资源的科学开发和合理利用。同时，由于资源产地政府实际得到的资源税收入有限，因而缺乏足够的财力用于矿区污染治理和生态环境维护，资源开采的社会效益难以同步体现。

二、铁矿石资源税政策调整的几点建议

（一）铁矿石资源税由现行的从量计征调整为从价计征。

资源税从价计征能够充分反映资源的不同时期的不同价值，能够有效发挥税收调节作用，同时，改为从价计征后，也方便税务机关征管，避免了计税依据的人为确定因素。

（二）取消铁矿石资源税减免税政策。

由于目前铁矿石市场形势变化较快，铁矿开采企业经济效益相对较好，铁矿开采业已由原来的鼓励扶持的产业变为限制发展的产业，铁矿石资源是不可再生资源，目前铁精粉的价格仍处于较高的价位上，预计将来铁精粉降价的幅度有限，铁矿企业销售利润率高于其他行业。从资源税立法本意上看，要加强对资源级差收入的调节和控制，应取消铁矿石资源税减征政策，恢复全额征税。

（三）适当提高铁矿石资源税税负标准。

按照调节级差收入的资源税立法宗旨，对铁矿石资源税单位税额进行深入研究，重点要研究不同资源之间的税收负担率、不同行业之间的税收负担率、以及不同等级铁矿的税收负担率问题。尤其考虑到当前的钢铁行业整体可持续性发展，应适当调高铁矿石资源税单位税额，杜绝私营小矿点的滥开乱采。

（四）建立调整铁矿石资源税的机制。

国家将税收优惠政策下放到省级税收主管部门，对资源深加工环节生产的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市场前景好的产品和对资源废旧回收生产利用的，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备案，省级税务主管部门可以给予企业适当的税收优惠政策。提高地方政府合理开发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

（五）进行税费合并以避免重复征收。

矿产资源税篇10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第二步“利改税”开始征收资源税以来，我国的资源税经历了数次调整，从中也可以看出我国对资源税功能定位的认识及相应的政策倾向。

1984年10月1日，为调节开发自然资源的企业（单位）因资源结构和开发条件的差异而形成的级差收入，以正确反映开发单位的劳动成果，妥善处理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国务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条例（草案）》，决定对开采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企业开征资源税，征收基数是销售利润率超过1 2%的利润部分。这说明随着对资源价值探讨的深入，国家作为资源所有者理应取得相应收益的受益原则逐步得到大家认同。在这种背景下建立起来的资源税体现了一定的资源级差收益调节的思想，在客观上维护了国家对矿产资源的部分权益，但其极少的征税对象以及统一的销售利润率又体现了其过渡性的特征。

从1 984年开征资源税到1 994年税制改革期间，资源税制也进行了不少调整。但都属于微调。1 994年的调整应属于第一次大调整。此次调整扩大了征税范围，改变了计税依据，不再按超额利润征税，而是按矿产品销售量征税，并且为每一个课税矿区规定了适用税率。可以说1 994年伴随着税制改革而出台的资源税有着较准确的定位，就是在1 984年资源税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体现国有资源有偿使用和调节资源开采企业因资源条件差异形成的级差收入。

但是这次资源税的大调整同样留下了不少遗憾。首先，征税范围仍然偏窄，扭曲了应税资源和非税资源的价格比.进而造成开采使用的无效率：其次，计税依据按销售量或自用量鼓励了企业和个人对资源的无序开采，无法体现其有效利用和保护资源的应有功能；再次，单位税额过低，且不与利用率相挂钩，导致进入市场的资源成本过低，严重抑制了资源税调节级差收益的作用，而且不利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资源税在1994年税制改革以后，在很长时间内保持了稳定。但从2004年起，我国陆续调整了煤炭、原油、天然气、锰矿石等部分资源品目的资源税税额标准。这些调整力度较大，说明我国税务主管部门对资源税的地位和作用认识的不断深化.运用资源税改变过度开采资源现状的意图也日趋明显。尤其2007年上半年对煤炭、有色金属的税额调整是在中央大力倡导节约型社会建设、大力促进节能减排的形势下提出的，针对性较强。另外国际市场资源产品的价格不断提高，资源开采企业利润水平也不断提高，但企业收入增长中政府通过资源税形式取得的收入并没有得到相应增长，此次资源税额的调整有提高政府在资源收入中分配份额的意图。尽管新的税额标准实施时间不长，但从税额调整对主要资源开采企业的利润影响看影响还不大，其效果在可以预见的范围内来看将不会很大。究其原因.主要是资源税改革并没有触及实质。尽管不断提高的税额幅度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对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和利用，可是如果不改变当前过窄的征税范围、不合理的计税依据等决定资源税实质的根本因素，不转变资源税的设计思想，仅仅靠税额幅度的提高显然难以奏效。

通过对资源税调整历史的回顾.我们不难看出，资源税虽经历次调整，但其应有的保护资源、促进资源合理开采、提高资源使用效率等作用尚未充分发挥。主要原因在于资源税的改革缺乏一个全局的视角，仅仅是对原有资源税政策的修补或对国外经验的简单借鉴。那么，如何才能形成全局性的改革视角呢？关键在于对资源税本身的准确定位。

二、从资源地租角度看资源税的功能定位

（一）垄断使得矿产资源存在地租

1984年资源税开征时，理论界有各种观点，但主要的理论依据是受益原则、公平原则和效率原则三方面。从受益方面考虑，资源属国家所有，开采者因开采国有资源而得益，有责任向所有者支付其地租。从公平角度来看，条件公平是有效竞争的前提，资源级差收入的存在影响资源开采者利润的真实性，或偏袒竞争中的劣者，或拔高竞争中的优胜者，故级差收入以归政府支配为好。从效率角度分析，稀缺资源应由社会净效率高的企业来开采，对资源开采中出现的掠夺和浪费行为，国家有权采取经济手段促其转变。但这些解释只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开征资源税的意义和重要性，其理论依据并不充分，其中缺失的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地租理论。

马克思的地租理论把地租分为了绝对地租和反差地租两种形式。绝对地租产生的原因是土地所有权的垄断。而级差地租是指经营较好的土地所获得的、归土地所有者占有的超额利润。其产生的原因是土地的资本主义经营垄断。

地租理论在当今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得到了发展。当代西方经济学告诉我们，只要存在垄断，就有超额利润存在，这种超额利润就体现为“地租”，因此，地租不再是土地特有的东西，它的外延被延伸了，凡是处于垄断地位的要素都可以得到超过机会成本的剩余或者余额，即地租。矿产资源的价值理论就源于地租的普遍化。由于其具有不可再生性的特征，以及国家凭借强制力的所有权垄断，也会产生地租，矿产资源的地租表现为矿产资源的租金。矿产资源的租金体现了矿产资源的价值。这种价值不是矿产企业在开采矿产资源过程中的“劳动凝结”，而是矿产资源无以复加的使用价值的“国家所有权垄断”的体现。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国家允许，都不可能实施矿产资源的开采经营权，也不可能基于法律的规定取得矿产资源的所有权。所以，任何单位和个人取得的是矿产资源开采权，实际上是国家对矿产资源所有权的部分让渡。

（二）矿产资源地租的区分

在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矿产资源的地租也可区分为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两部分：

1.矿产资源的绝对地租。当前，矿产资源绝对地租存在的两个条件：一是存在矿产资源的有限性和所有权的垄断，资源所有者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必然要在经济上得到补偿；二是采掘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低于社会平均资本有机构成，使得矿产品能够获得相应的收益。所以，国家作为资源所有者必须收取一定的费用作为使用权出让获得的报酬。

2.矿产资源的级差地租。在我国现阶段的采掘工业中，同类矿产资源在不同地区由于禀赋优势存在很大的差异，投入同量的劳动和资金，产出的矿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是不同的。开采品位高、品质好、易采易选的矿产资源，所取得的矿产品数量多、质量也好；反之所取得的矿产品数量就少、质量也差。因此，矿山企业在从出售矿产品的收入中扣除生产费用以后.就会按上述矿产资源的不同丰度、品位和位置差别形成不同的超额利润，产生矿产资源级差地租，其中又包括级差地租i和级差地租ⅱ两部分。级差地租i由两种情况形成：一是开采优等矿山的工人所创造的超额利润；二是运输条件（或地理位置）优等或中等情况下工人创造的超额利润。正是由于级差地租i不是靠采掘企业职工本身努力经营而提高劳动生产率所创造出来的，而是由于矿产资源自然条件好、运输条件好形成的，因此，这一部分收益应当计入矿产资源总价值中，并收归国有。级差地租ⅱ则是由于对同一矿床连续追加投资而导致劳动生产率提高，进而获得超额利润转化而来的，对同一矿床追加投资，采用先进的采选技术、设备和工艺，这不仅可以提高矿产资源的可利用程度（如矿石边界品位、采矿损失率和矿石贫化率的降低、开采深度的加大、有效资源综合回收率的提高等），而且可以改善矿床所在地的经济条件.从而在原有的自然资源基础上，取得更多的资源总回收量，获得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和更大的矿产收益。由于矿产资源是一种可耗竭资源，所有权客体逐渐消失，对矿床追加投资可能会使资源耗竭速度和强度提高。但是，为了鼓励矿业经营者充分利用资源，使之避免被废弃，将这部分超额利润部分地留给经营者仍是合适的。另外，由于矿产资源价值对于未开采的矿产也难以确定，因而其总价值量不应受矿产资源开采与否的影响，故级差地租ⅱ不应计入矿产资源总价值中，而应该留给开采企业，以利于其提高开采效率。

（三）资源税征税对象应是级差地租i

矿产资源的地租理论为资源课税提供了理论依据，但资源税应该就所有地租还是仅对其中一部分课征是个值得商榷的问题。体现矿产资源所有权的绝对地租不宜用资源税的形式。资源税是税收的一种，具有“强制、固定、无偿”的税收性质，而绝对地租是所有权的让渡所得到的报酬，具有鲜明的交换和有偿的特征，与资源税的“无偿性”相矛盾，故不适宜采用征收资源税的形式解决这一问题。

三、从可持续发展角度对资源税定位

可持续发展是一种特别从环境和自然资源的角度提出的关于人类发展的战略和模式，它的重要标志是资源的永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强调环境和自然资源的长期承载力对发展进程的重要性。因此，节约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遏制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对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国外的资源税大都通过特定的税制设计，使税收参与资源价格形成过程，从而有效地遏制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维持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我国当前的资源税几乎没有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进行制度设计，甚至不少规定还与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相抵触。如税额高低与资源的利用效率无关，与资源开采的耗竭影响无关，没有把资源开采的社会成本内在化，不利于促进企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节约利用资源。所以，在下一步资源税改革中，我们要站在可持续发展这个高点上来考虑。

（一）资源税要体现企业因资源开采而产生的社会成本

外部性的经典理论告诉我们，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在外部性存在的情况下将发生背离。在资源开采使用过程中，外部性的存在使得开采企业的私人成本低于社会成本，如果按照私人成本定价，必然导致过度开采.难以实现资源的最有效利用。所以，我们要把外部成本主要是环境成本内部化，理论上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按照社会成本给资源定价，虽然在现实中存在诸多难点，比如外部性损害的确认、税率的确定等等.但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如何尽可能提高资源税调节效率的思路。

（二）资源税的设计思想中要关注代际间的外部性问题

资源税改革除了要考虑到开采企业的环境成本内部化，对资源的定价更要考虑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即要考虑对于未来人产生的代际外部性。如果将可持续性考虑进去.当代人开采资源时必然对后代人产生影响，后代人为了使其资源使用水平不低于当代人必须进行一定投入；或者为保持资源完整，当代人必须为后代人付出相应的投入。这种投入从理论上应等于由于使用或开采资源而放弃的未来收益的现值。这部分也应主要通过资源税征收来实现。

所以，总结起来，资源税的定位应该是：在可持续发展的视角下，以资源级差地租l为征税对象，以调节资源级差收益为手段，以提高资源开采使用效率、降低社会成本、促进环境改善、缩小代际外部性为目标的经济手段。

四、资源税改革在税制改革中的地位

（一）从执政理念角度来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需要财税政策的积极介入，而资源税是税收参与此项建设工程的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税种

通过税收手段促进资源节约、节能减排主要从征税和税收支出两个方面来实现。征税中除了有些国家专门针对某些污染源和污染项目征收的环境税收外，从能源消耗角度，从资源消耗的源头就开始介入的税种就是资源税。通过合理设计资源税的征税范围、税率可以对自然资源的开采、利用效率的提高进行促进，通过税收介入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提高资源的使用成本.对资源的最终消费也起到调节作用。我国是一个资源短缺与资源浪费严重并存的国家.资源的战略地位已经得到共识，但实际开采、使用中却并没有达到高效率，其核心原因之一是资源价格的不合理即长期低价格。资源税及其以后有可能开征的环境税一起将全面影响资源价格，并通过价格及其他直接的环境税影响生产者、开采者和消费者的行为，从而促进资源节约。

（二）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税制结构变动的趋势来看，进入21世纪以来，税制结构中一个最重要的变化趋势就是“税负转移”，即将税负从传统的对资本、劳动、财产等的课税转向对高能耗行为、对环境污染行为的课税

oecd国家中欧盟国家较为典型.如瑞典、挪威、荷兰、德国等，这些国家所谓的绿色税收占税收收入的比重在不断提高。瑞典已经达到大约1 2%左右。尽管由于统计口径的不同各国有比较大的差异，如果将我国的能源类产品征收的消费税、资源税及排污费等加在一起我们的比例可能不低，但我国税制结构调整中还没有明确提出可持续发展税制的概念。所以在全面进行环境税改革以前，有必要从资源税开始明确提出我国税制改革已经全面引入可持续发展概念，税制将在和谐社会建设中发挥作用。这也是资源税可以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领域。

（三）从我国现行税制结构来看，资源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过低，不能体现其应有的功能定位

从全球资源的紧缺、资源价格的不断上扬来看，我国扩大资源税征税范围、不断调整资源税征收比例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尽管从理想的意义上来看最理想的环境税体系应该是能够使其收入不断减少的税制，即污染行为越来越少，以至于税源枯竭。但资源税作为环境税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它并不直接对污染行为征税，而是对资源本身征税.这就决定了其巨大的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