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十篇

经济法篇1

任何一部门法的产生都是依从于它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其功能表现也总是反映一定历史时期社会之需要。从历史上看，商品经济是商法与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商法产生于商品经济初始时期，经济法产生于商品经济较发达的后期。经济法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是在经历了以民商法为基础的商品经济阶段后国家全面干预经济的结果，是国家权力与(市场)经济的结合。

经济法的功能，是指经济法作为一个有机体系，在一定的立法目的指引下，基于其内在结构属性而与社会单位所发生的，能够通过自己的活动(运行)造成一定客观后果，并有利于实现法律价值，从而体现自身价值在社会中的实际特殊地位的关系。经济法功能实现是建立在以民商法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体现在市场经济的自身缺陷和民商法对市场经济自身缺陷的克服存在的局限。

一、反对权利滥用

就人们认识社会现象的基点来讲，主要有两种方法论，即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按整体主义的观念，虽然社会有机体的存在与发展是以个体的存在及每一个体功能的发挥为基础，但个体的存在及功能的发挥又都依社会的存在为条件，特别是在科学技术及社会化高度发展的现代经济条件下，个体所处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对其取得的经济成就尤为重要。不仅如此，就每一个体来讲，社会总是先于个体存在。因此，从整体主义讲，处于社会有机体中的功能个体的权利，与其说是持有者之权利，不如说是权利保持者之社会的权能而己。故经济法不是在授予个体以权利，而是在积极地限制或防范权利的滥用，以担保权利人行使社会机能之可能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某些经济权利的行使，从个别的、短期看并没有侵犯另一权利，但从有机整体主义看，任何经济权利的行使都具有外部性，都可能对经济机体造成不良影响。因此，为了保证整个经济机体的健康、持续运行，任何经济权利的行使都应有限度，超越限度行使权利即构成权利滥用。

在社会秩序的形成过程中，人们并非总是遵循社会规范进行沟通、协调和配合的。因此，偏离规范的行为是经常发生的，特别是在以民商法为基础的私法保护和倡导私权的前提下，这种现象的发生就更不足为奇。私法的基本精神就是在产权界定清晰的法律基础上，充分肯定和保障权利的自由交换，即：私法自治。当交易成本为零时，民商法足以使市场主体自愿、高效地达成交易，不需要公权力的介入。但是，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日益提高和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垄断和限制竞争等市场障碍出现，市场经济合理地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比如，当市场经营主体依据合同自由形成卡特尔、纵向限制竞争协议的时候;或者依据合同自由和经营自由，通过企业兼并形成垄断，并支配市场的时候;或者依据经营自由原则，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时候;或者依据经济自由原则，间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时候，等等。这就需要公权力介入私权利领域，对私权利进行限制，以防止私权滥用。经济法恰恰就是确认政府干预，通过限制市场主体的过于自利的行为，对自利行为设定法律界限的。

可见，民商法积极鼓励社会个体私权的实现，经济法为保护社会整体利益，而主动积极地介入，以防止这种私权的滥用，二者功能基础相同，功能方向相反。

二、制约权利行使过程中的非理性行为

社会秩序与自由的对立统一为权利设定了界限，使经济法限制权利的功能具有存在基础。辩证法告诉我们权利是通过限制自由而实现的，这种限制下的和谐状态便是秩序。在社会秩序的动态平衡中，限制自由与实现权利的要求为经济法提供基础。

在法制社会，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应当保持平衡。然而，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冲突是市场经济本身内在的本质矛盾，表现为垄断、不完全竞争、不公平分配、经济投机、总量失衡、周期性经济危机、生态失衡等市场缺陷。这些缺陷表明个人利益只有与社会整体利益平衡发展才能得到实现，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但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利益主体多元化、经济关系复杂化，作为经济人的市场主体均以追求自身最大利益为目的，因而不可能自觉地反映社会需要及其长远变动趋势，也不可能自觉地实现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有效结合，他们出于搭便车的最底成本算计和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往往不会顾及对公共产品的破坏，更不会主动去维护。在这些方面，经济法具有传统私法所不具有的功能。事实是国家凭借和利用公权力介入市场主体的私权利，责令私权利主体支付和承担破坏成本，维护公共产品，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这种公权为了维护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而介入、干预私权而产生的社会关系，恰恰是经济法调整范围。

从个人本位转向对社会本位的偏重，是西方法哲学或立法指导思想在当代的重大变化，经济法的出现正是这种变化在规范上的表现。社会本位作为一种法哲学原则并不是对个人私权本位的否定或绝对替代，而只是将传统民商法中的公序良俗原则延伸到更为广泛的社会生活中，用以制约权利行使过程中的某些非理性行为。与民商法追求个体财富的最大化相比，经济法则强调个体为了社会整体利益必须做出牺牲。

三、确保权利实现的公平环境，维护市场竞争秩序

经济法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促进市场主体有效、公平、公正的竞争，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市场经济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都需要经济法规制。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国家运用公权力以经济法律形式对市场失灵进行干预，力图使市场获得最理想的资源配置效率。

西方经济发展史表明，一个健康稳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来自于其广大市场主体的自身活力的发挥，而不是拔苗助长，更不是代替。当个体的自由得到较好保障和发挥的时候，社会发展往往显得稳定和有效。当个体自由受到较多限制或压制的时候，社会发展则往往显得固步不前甚至混乱。个体自由和发展永远是社会的主旋律，是健康社会内在的东西。所以，因市场失灵等引起的社会问题虽然需要国家外在力量的矫正，但这也只是矫正，它永远不能代替市场自由本身。任何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实现只能由他自己去感觉和凭自己的能力达到，他人包办不了，也代替不了，别人所能做的只能是帮助或推动而已。经济法对市场的干预，完全缘于市场失灵的存在，所以，经济法的干预范围应该严格限定在市场失灵的范围之内，因为对不存在失灵的市场进行干预，只会侵犯经济人的私权而无任何有效益的干预产出，只会减弱经济人良性的自利能力，同时激化经济人自利动机中的非理性成分，从而破坏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规律。

经济法篇2

十六大以来的六年间，我国改革和发展的形势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市场经济体制和依法治国体系在国家管理、经过、事务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全面。特别是市场经济要素在我国加入WTO之后，更加迅速地覆盖了整个社会事务的各个方面，主导了我国新时期、新形势下改革和发展的脉搏，成为推动我国国民经济迅猛发展的重要手段。而与此同时，依法治国体系中的法制建设，也随着市场经济的纵深发展，不断得到完善和提高，在建立和完善高效经济建设体系当中发挥了保驾护航的关键性作用。

一、对市场经济基本概念的认识

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大致具有三个阶段的发展期。

一是初始期，即改革开放以来截止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的一段时期。这一阶段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阶段。其中，由于长期形成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经济建设上的闭关自守，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上一时难以形成固定的市场经济概念。虽然以法律和政策的形式，从1993年起我国就确立了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在“左”的思想和“右”的思想、姓“资”与姓“社”的争议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被以往的计划经济体制所束缚，发展之路举步维艰，市场经济无法顺利挣脱旧计划经济的紧筘，形成一段时期的半市场经济体制半计划经济体制的变相发展态势。

二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发展和转型阶段。即我国加入WTO之后的头一两年期间。中国于2001年12月11日正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以此为标志，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世界贸易组织，实际上是一个国际间的经贸协议合作与竞争的组织，它的重要特征是，世界各国在实行和遵循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市场管理和动作机制下，共同依照经贸协议框架和条款及相关国际管理事务和经济方面的法律，形成一个市场运作和经营的整体大格局。

加入世贸组织对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具有的五个有利因素，决定了我国市场经济已经进入全面发展和转型的实质阶段。这五个有利因素是：1、有利于改善我团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可以直接参与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维护我国权益。2、有利于我国平等地与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经贸活动，促进市场多元化战略的实施，更多地扩大出口。3、有利于改善投资环境，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更好地利用外资。4、有利于促进国内经济体制的改革，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和竞争力。5、有利于我国积极主动地参与经济全球的竞争，提升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最大限度地获得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加入世贸组织，对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突出作用，极大地增强了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的活力。

三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定型期，即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未来十年内。这一阶段通过综合初始形成期和全面发展期间内外市场管理、运作机制的磨合，基本形成了一种固定发展模式。从原则上讲，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谁也回避不了，都得参与进去。当今世界，任何国家都难以在封闭的状态下得到发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后来居上，必须勇于和善于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竞争，更好地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有利于生产发展的因素。我国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扩大国内需求，开拓国内市场，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加入世贸组织，国际市场的竞争更直接、更深入地与国内市场的竞争结合在一起，国际市场竞争的一些重要因素将成为国内市场竞争的组成部分。我们要积极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国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只有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才能弥补国内资源和市场不足，进一步拓宽经济发展空间。只有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经济全球化，努力实现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互接互补，才能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在世界范围内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针对这些因素，我团政府和司法机关都做出了积极努力，逐步修改和废除一切与WTO形势不相适应的政策和法律法规，增补了一大批能够与国际接轨，适应世贸要求的新政策和新法规，从而使我国基本具备了良好的市场经济环境。

二、市场经济与法制建设具有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

（一）从宏观上而言，市场经济是在法治的前提下，才能得以顺利运作。法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将起到直接性的保障和促进作用。

7993年我国宪法修正案中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加入世贸组织后，我们在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思想观念、工作方式等方面都进行了大刀阔斧所长改革和调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地需要规则和秩序，并使这些规则和相应的经济规律获得法律的形式，通过法律规范来表达。进一步完善对外经贸政策，必须要紧密结合和依靠相关的市场经济规则和国际法规办事，既要依法约束对方保护自己，又要依法履行权利和责任，避免非法经营行为，否则，就会遭受不可弥补的重大经济损失。如，我国近两年棉花市场价格，正是受WTO国际市场左右而出现降低的浮动。彩电、摩托车、电脑和小汽车等各类商品价格的大幅度下降，都是WTO国际市场因素直接影响的结果。

对此，我们要在市场经济中赢利改革和发展的主动权，首先必须要弄清社会主义法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具有重要作用：

第一，社会主义法确认并保护公有制为主体我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确认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导力量。

第二，运用法律形式确认主场主体的资格和法律地位，明确产权，平等地保护以公有制经济为的多种经济成分作为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保证多种市场主体的长期共存、共同发展。

第三，建立和健全市场经济法律秩序，规定相应的竞争规则，创造竞争的环境和机会，促进和保障平等公平的竞争，制裁不正当竞争，建立和培育统一的国内市场体系。

第四，确认以“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为主要原则的多种分配制度，运用税收等多种经济法律手段调整市场经济的分配关系，体现效益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第五，以法律方法解决市场主体之间的各种利益冲突和纠纷，制定解决利益冲突的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对各种利益冲突进行法律疏导。

第六，建立劳动及社会保障的法律制度，保障广大劳动人民在市场经济中的基本社会经济利益，开辟更多的就业形式，形成完善的劳动力市场。

第七，运用法律的手段，确认和保证政府对建立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

第八，建立并完善涉外经贸法律制度，改善投资环境，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营造一个具有无限发展和利用空间的外部市场。

第九，坚决打击各种犯罪行为，保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

（二）微观经济效益中法治对人们经济行为的影响，也直接主宰了整体经济建设的制动因素。

一是开放格局和区域性封锁所形成的效益差别问题，已十分突出地决定着地方经济发展的速度。遵照法律规定，打破区域性行业垄断和市场垄断，使各类产品市场任意流通，或千方百计采取招商引资和招投标的办法，不断引进、利用和融合外界先进文化、技术、产品等，同时，积极参与反对和打击不正当竞争的非法行为，利用法律保护自身利益不受损害，这对地区经济的发展无疑是十分有效的。比如说，新疆兵团农一师三团在近几年当中，仿造法律保障体系，不断建立和完善了市场管理机制，对产品销售实行协议制，首先明确双方责、权、利关系，避免了不正确地定市场因素造成损失。对工程项目及引进的开发项目和采购物资，一律依法实行招投标制度，争取了以最低廉的开支创造最大的价值。对大宗商品建筑实行拍卖，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为团场经济建设增强了无限活力。

二是依法正确地划分个人行为与政府行为，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起到关键性促进作用。近年来，随着国家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入发展。《合同法》、《土地法》、《水法》等各类法律法规不断得到完善，《价格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新的市场行为约束性法律法规也陆续出台和实施。特别是在企业、集体当中因个人行为或政府及领导机构的行为所造成经济损失的责任越来越明晰而更易于界定。如，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侵犯财产罪等新罪名的界定，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对人们市场行为的约束力也逐渐加强，人们通过依法监督、处理这些存在于个人和集体行为间的违法犯罪行为，使法治手段逐渐在市场经济管理当中发挥出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三

、遵守和依照法律规则而避免遭受经济损失的作用更大程序地体现出法治对市场经济的巨大影响力，市场经济必然是法治经济。

市场经济，说到底是一种协议经济、使用经济和竞争经济，它最为重要的特征，必须是在法律的相互制约下，双方利益才能得到充分保障。这也充分说明了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的基本原理。市场经济的第一个发展步骤，都将紧密与法律联系在一起。脱离法律的约束框架，或不遵循市场经济的法治规则办事，只能导致盲目发展和错误决策，其结果必将造成惨重的经济损失。如我国近几年象河南亚细亚商业有限责任公司等一大批国有、集体企业的破产倒闭，就是计划经济的影响所造成的严重结果。

当然，同样利用法律的武器，保护和避免自身在市场经济中出现的失误性问题，也同样是避免重大经济损失的有力保证。如，从宏观上讲，中国海尔集团公司由于努力遵循市场经济规则，不断研究国际市场形势，从而成为全球规模较大的跨国公司，赢得骄人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又比如从微观上讲，在近几年里，新疆兵团一师三团高度重视发挥团场司法行政工作的作用，稳步实施依法治团策略，使法律服务、法律保障为团场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起到了保驾护航的巨大作用。前年，该团14连一个外来承包户陈富平雇用了30余人承包了连队1000余亩棉田，年底奖金兑现时，该大户拖欠雇工保留工资及拾花款20000余元，并携带兑现款40000余元逃匿，引起了14连秩序大乱。雇工闻讯后，在找连队处理未果的情况下，欲到团机关集体上访、闹事。团党委得到消息后，及时组织司法所等有关部门立即赶到现场，将30余名雇工拦截在上访的路上，通过讲政策、讲法律，把上访、闹事的人劝回。然后又通过司法所多方调查、了解，终于在阿克苏的一个外来人员杂居区把雇主陈富平找到，并将陈富平拖欠雇工的保留工资和拾花款全部追回；再如该团水泥厂被外地用户拖欠水泥款12万余元，长达五年时间不还，该团党委及时委托团司法所，前往喀什、巴楚、阿合奇等地追缴欠款，历时40余天，行程20000余公里，终于将12万元欠款全部追回；该团原甘草膏厂被新疆库车县龟兹制药厂拖欠甘草膏款20万元，通过司法所先后4次赴库车县调查、取证、谈判，最后通过法律手段，为甘草膏厂追回了20万元的欠款，近两年来，随着团场内部改革的不断深化，为保障团场良好的经营秩序，该党委始终把依法治理作为振兴团场经济的保障力量，积极利用司法所、法庭参与企业经营管理的作用，在先后3次基层企业单位的改制和先后6次企业的招、投标当中，在司法所的全方位参与服务下，避免了合同纠纷和经济损失。此外，在企业各部门的对外经济活动中，从合同的起草、签订到合同的履行，以及合同纠纷的解决，委托司法所层层把关，为企业挽回了数十万元的经济损失。近三年来，该团党委针对WTO形势的影响，变被动为主动，坚持委托团司法所为全团37个单位担任法律顾问，并以100%签约的形式使法律大顾问服务事项有章可依。委托司法所参与团场相关被告方诉讼和非诉讼39件，为企业和当事人挽回经济损失45.7万元，避免经济损失535.6万元，仅在2002年在团与阿瓦提县土地开展权的争议中，通过依法处理，一次性为团挽回经济损失上百万元。

四、进一步为市场经济构筑良好的法治环境，是新时期新形势下经济改革和发展取得良好成绩的根本保证。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的原则，是无可驳斥的规律，那么，我们如何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这一新的形势下取得市场经济的节节胜利，就必须紧紧围绕法治的框架，为顺利进行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内外条件。为也是我们决胜未来，取得一切成绩的出发点和根本点。

首先，我们必须要努力为发展市场经济和进一步的改革，营造一个宽松的环境。这个环境的本身，说到底就是不断建立和完善法律保障机制和体系，全面实现依法治国、依法治理目标，使各项管理、经营和服务都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有章可循。这一目标的实现，应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要始终树立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的思想，从上到下高度重视法治在发展市场经济中的特殊重要性、必要性和关键性，认识到只有在法治保障的前提下，市场经济才能取得良好成绩，经济建设才能实现突飞猛进的目标。

二是要依靠法治，确保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安全和稳定。要坚持不懈地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机会，宣传法治和市场经济，宣传它们之间的密切内在联系，宣传这两大因素对人们日常生活和工作的重大影响力和操纵力。特别是要结合“四五”普法教育活动，真抓实干地把法治宣传抓上去，使企业和个人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一切行为都能够依法办事，依法维护自身利益和争取自身利益。

其次，要把努力培养和引进一大批法治人才，作为进一步实现市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提前。有效利用普法教育和干部法律资格论证制度，确保一个党员干部都率先学法、懂法、守法和用法。

一是通过党员干部普遍掌握一定的法律知识，取得一定法律资格，确保在市场经济的操纵、管理和运作过程中赢得更大程度地主动权和竞争力。

二是以点带面，发挥党员干部在群众中的骨干作用，带动全社会、各族群众都自觉地学法、知法、守法和用法，提高全民整体经营和创造的素质，为发展市场经济奠定坚实地人文基础。

三是要按照《行政许可法》等法律法规，依法推进行政管理，转变政府职能，变强制命令为照章办事，全面实现政事分离和企业分离目标。

四是依照市场经济和发展规则和法治的需要，进一步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完善包括依法保障经济秩序和人们生活、工作秩序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公共管理水平的不断进步。

五是要始终把保护农业的产业地位作为一项特殊的市场管理和法治任务。正确认真到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但又是社会效益高、自身效益低、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大的弱质产业，需要国家和其他产业的保护和扶持。要通过法律保障措施，确保农业的基础地位。农业开放与国际合用，需要符合国际通行做法的农业法律制度。世贸组织的规则本身就是一种国际经济法则。如在2003年美国与欧盟的“香蕉贸易战”和韩国与我国间发生的“大蒜贸易战”等所产生的结果，就说明这一点。

经济法篇3

然而，毕竟经济法是一门与传统法律部门差异极大的法律部门，这样的研究方法有它固有的局限性，唯有将经济法置于整个市场经济，并将其与经济学的经典理论紧密结合，才能更加深刻地揭示经济法的特征。

分析经济法规群的共同特点，笔者认为经济性是而且应该成为经济法的本质特征。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对经济法的经济性进行论述，这也是笔者的一点思考。

一、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经济性

分析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我们可以将其归纳为市场主体调控关系，市场秩序调控关系，宏观经济调控关系以及社会分配关系。

从市场主体调控关系来看，国家为了维护市场的有效运行和整体利益，通过市场准入制度等制度，对市场主体进行经济调控。以《商业银行法》为例，商业银行在金融市场上主要经营负债业务、资产业务和中间业务，由于金融业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安全至关重要，为了保障商业银行的安全性，国家对商业银行的设立规定了极为严格的准入条件。《商业银行法》第13条以严格的准入制度对金融业做出了调整。商业银行在设立后仍要受到持续调控，由于商业银行主要是经营负债业务，负债率就是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新《巴塞尔协议》做出明确规定，要求各成员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应高于8%。我国也根据这一协议做出了相应的要求。这些规定无不显示出经济法对现代经济关系的积极调控，也可以说，正是由于这些经济关系的重要性，才引发了国家通过经济法进行有效的调控。

此外，国家为实现一定的产业布局调整以及社会公平目标，也经常通过产业政策、再分配政策、财政政策等对经济发生作用。这在日本等发达国家集中表现为《产业政策法》《结构不景气法》等法规。无论是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哪一方面，源于经济法的产生正是客观经济关系出现而传统的民法、行政法都无力调控，它们天生就具有强烈的经济性，这也内在地决定了经济法具有经济性，并且经济性理应成为经济法的本质特征。

二、经济法调整工具的经济性

经济法的发展与干预主义的出现密切相关。干预主义的经济学基础是凯恩斯主义。但干预主义并没有提出可供操作的干预经济的调控工具。随着西方市场经济以及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西方国家逐渐提出了操作性极强的调控工具。

以国家对垄断的干预为例，由竞争引起的垄断，反过来又必然妨碍、限制甚至消灭竞争，最终使市场机制遭到破坏。为维护市场机制的健康运行，通过经济法限制垄断成为必然的选择，但何时该由国家介入呢？在微观经济学理论中，市场结构区分为完全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寡头市场和垄断市场。当竞争使得市场集中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出现垄断。衡量市场集中度有几种经典的指标，譬如四企业集中度（CR4）、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指数）以及熵指数（entropindex,Ei）。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采取了HHI指数作为判断企业收购行为是否构成了垄断威胁，国家是否应当进行干预。根据微观经济学理论：

联邦贸易委员会要求意图实施兼并的企业必须提供该企业以及其竞争企业的市场占有率，接着由该委员会计算兼并前与兼并后的HHI指数值的差值，倘若这个差值达到兼并法则规定的数值，联邦贸易委员会随即根据反垄断法作出允许或者不允许企业兼并的决定。运用HHI指数进行垄断的认定有一个相当典型的案例，即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的兼并较量。倘若允许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实施兼并，将使兼并后的HHI值严重超过法则规定。

在美国反垄断法的实施过程中，经济学的工具被运用于判定垄断与否的标准，而反垄断法被称为“经济宪法”，是经济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法的调控工具具有浓厚的经济性，其数据完全来自真实的市场经济运行过程，而诸如HHI指数之类的调控指数最先纯粹是经济性的指标，而后才引入了经济法的领域，故而经济性成为经济法的特征自然而然，并且应该成为经济法的本质特征。

三、专业技术规范的引入

经济法篇4

    ■法经济学的概念和理论核心

    法经济学是运用有关经济学的理论、方法研究法学理论和分析各种法律现象的学说。由于是交叉学科，从法学角度来说，可将其译为“经济分析法学”；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可将其译为“法经济学”；从其他学科的角度来说，可将其译为“法和经济学”或“法与经济学”。法经济学正因其研究方法的独特性而成为一独立的法学流派。它不仅涉及到有关法律价值等具有法哲学意义上的法学理论问题，而且涉及到具体的法律问题和几乎所有的部门法领域。

    法经济学理论的核心在于，所有法律活动，包括一切立法、司法以及整个法律制度事实上是在发挥着分配稀缺资源的作用。因此所有法律活动都要以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合理利用，即效率最大化为目的，所有的法律活动基于此论断都可以用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和指导。在西方国家，很多人曾经片面地认为法和法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公平或者正义这样的问题，而经济学所要解决的则是效益问题，即如何有效利用资源、增加社会财富的总量。经济学本质上是实证科学，注重数据分析。而法律是调整人们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人的行为难以作定量分析，因此人们以往极少运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去分析法律制度。但20世纪以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律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人们开始认识到法律与经济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对法律的经济分析在可能的条件下不仅是定性的，而且是定量的，从而使人们可以比较精确地了解各种行为之间经济效益的差异，进而有助于改革法律制度，最终有效地实现最大程度的经济效益。

    ■法经济学的理论发展

    在古典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由于经济研究仍大量涉及社会制度问题，因此对于法律问题的研究并未中断过。19世纪中叶，马克思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他认为：“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而已。”有人称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理论为“经济学研究的法理学”。用经济学的理论方法研究法学理论和法律制度的还有贝卡利亚、边沁、亚当斯密以及康芒斯，但经济学与法学的真正结合始于20世纪30年代。在经过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反思后，各国政府不得不大力运用法律手段来对经济进行干预与控制，这使得法律与经济的关系变得十分密切，迫使法学院对教育课程进行改革，以培养了解经济学的法律人才。由于时值美国采用反垄断法来对市场进行干预，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开设了反垄断法的经济学分析这门课程，经济学成为法学院的正式课程。这个项目最终演变成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法经济学项目”。1958年，《法经济学杂志》问世，它的创办是“法经济学运动”的里程碑。

    罗纳德。科斯教授是法律经济学初创时期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也是法律经济学的学科创始人。他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科斯定理”。“科斯定理”告诉人们，私人之间的交易在谈判、签约、监督执行过程中会产生相关费用，即交易费用，同一交易过程在不同的法律制度框架中进行时，所涉及到的交易费用是不同的，过高的交易费用将对私人交易形成障碍，从而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有效的法律制度安排能够节省私人交易的费用，减少私人谈判达成协议的障碍，有利于资源配置结果的改善。因此，“科斯定理”通过引入“交易费用”这一核心概念，将法律制度安排与资源配置结果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为运用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法律问题奠定了基础。

    以波斯纳为主要代表的经济分析法学于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兴起后，成为最具感召力的法哲学流派之一。波斯纳认为，所谓法律经济学是指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主要是运用价格理论或微观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博弈论及其他有关实证和规范方法，考察、研究法律制度的形成、结构、过程、效果、效率及未来发展的学科。它既以人类社会的法律现象为研究对象，又以经济理论和方法为其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故而分属于法学和经济学，成为它们的分支学科。

    归纳科斯以来整个法律经济学理论，其核心在于所有法律活动，包括一切立法和司法以及整个法律制度事实上是在发挥着分配稀缺资源的作用，因此所有法律活动都可以用经济的方法来分析和指导。法律经济学讲的是用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分析法律的形成、结构效果、效率及发展的学科。对法律分析最有用的经济学分支是微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常被定义为研究有限资源如何在相抗衡的各种目标之间进行选择的学科。从理论上讲，凡是理性的东西都可以用经济分析的方法来加以分析和解释。经济分析通过收益、成本的差额来确定最有效率的行为方式和制度模式。正是由于经济学的技术优势使之向其他社会领域的扩散成了大势所趋，学者们发现将法学进行经济分析同样有更大的现实意义。

    ■法经济学要增强具体实用性

    法经济学发展到今天，已使法经济学对法律制度问题的研究基本上覆盖了整个法律领域，包括民事、刑事和行政程序；惩罚理论及其实践、立法和管制的理论及其实践；法律的实施和司法管理实践；以及宪法、海事法、法理学等各个方面。一方面，法经济学可以很好地解释许多立法背后的基本政策目的，使立法得到更为广泛的接受和认可；另一方面，法经济学却难以对具体的案件审理提供一致性的指导，不能据此使相同或相似法律规范下的权利和义务得到相同或相似的裁定结果。

    要使法经济学研究具有实用性，必须运用跨学科的方法，它应同时包含对经济理论和一系列相同或相似案件的分析，将经济理论和法律案件的分析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就像在一般的法律案件分析中那样，抛开经济学的理论、假设和模型，在个案中考虑风险的存在，只在个案而不是一系列相同或相似的案件中考虑经济学理论的适用，从而在对一系列相同或相似案件进行的经济学分析中找到这些案件的规律，使这些案件的裁定具有法律上至关重要的一致性和可预测性。

    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具有以下三个主要特征：一是该方法采用涵盖绝大部分民事责任的侵权和合同策略理论；二是将经济理论和法律当做各自独立的对象，分别展示它们的逻辑构成；第三，不是只对典型案例进行分析，而是对一系列案件同时进行法律和经济学的分析，以展示它们在这两种不同的分析方法运用中如何相互关联，以及两种不同的分析方法如何被运用来决定具体案件的裁定结果，并比较两种结果之异同。法经济学原理和实证研究告诉我们，法律方法和经济方法虽有差异，但常常会得出相同的结论。就同一个法律规则而言，法学家维护的是公正，经济学家维护的是效率。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经济方法和法律方法常常是殊途同归。我们过去将公正作为法律的价值标准，今后，我们在坚持公正标准的同时，效率将成为法律改革的目标。

    ■我国应充分重视法经济学理论

    近年来，由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以及法制建设碰到了一系列需要法学家和经济学家共同努力加以研究和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了探求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和途径，人们在深入研究中国实际情况的同时，也开始注意吸收经济分析法学的有关理论。法经济学的研究在不断推进着，这种状态发展的最后结果将革新中国传统法学。

经济法篇5

尽管近几年关于经济法基础理论的研究学派林立，成果迭出，但“与其他法律部门的研究尤其是与民法学等的研究繁荣程度相比尚稍逊色（注：兰桂杰、张涵：《经济法学述评》，《法学研究》1999年第1期。）”，面对来自行政法学的诘难和学者们对经济法独立地位的质疑，经济法学者往往力不从心，不能结个“清楚的说法”。有关经济法基础理论的研究仍在艰难地跋涉，困难重重，难怪有学者发出“针对民法学的‘旧房装修’，劳动法学的‘旧房改造’，经济法学研究基本上是‘建造新房’”的感慨（注：王全兴：《立足本土资源建造中国经济法大厦》，《中外法学》1998年第3期。）。而对上述问题要透彻的阐述，都必须从揭示经济法的本质入手。因为只有揭示了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本质特征，才能理直气壮地说明其具有独立的地位不依附于其他的部门法而自成一体。基于法律部门理论与部门法本质之间内在的联系，因而对经济法本质的研究不能不涉及到法律部门划分的问题。以往我们的研究思路都是采掘现有成果，让经济法研究对号入座，但往往陷入研究的僵局。要摆脱经济法研究的困境，须打破传统的思维模式。本文试从法律部门划分入手来讨论经济法的本质。

一、对传统划分法律部门标准的质疑

“根据一定的标准和原则，按照法律调整社会关系的不同领域和不同方法等所划分的同类法律规范的总和（注：张文显：《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00页。）”，这是对法律部门的传统定义，并从中引申出法律部门划分的两个标准：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和法律规范的调整方法。其基础理论源自于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学说，即一国的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的划分归根到底是由该国社会关系的性质和内容决定的。这种观点强调了法律部门划分的客观性，有其合理性。但笔者认为法律部门划分理论中同样也渗透着主观性，传统的法律部门划分忽视的也正是这一点。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传统的法律部门划分理论加以检讨。

首先，法律部门划分的逻辑起点应是价值目标而不是调整对象，传统的思维方式不符合法律产生的逻辑规律。

从法律产生的过程看。“如果一种生产方式持续一段时期，那么它就作为习惯和传统固定下来，最后被作为明文的法律加以神圣化”（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94页。），从有共识习惯和传统到有拘束力的法律形式，导致这一变化的根源是什么？笔者认为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着这样一种逻辑：社会需要产生了法律规范，通过法律规范调整某类社会关系，实现了社会需要。针对某一部门法如民法而言，由于个体自由和主体利益等私法理念的需要，体现在法律上便是国家权力不能随意进入市民社会的空间。可见价值目标（社会需要的转化形式）是部门法的逻辑起点。

从对法律的制定看。“法律一面是经济的产物，同时又须通过人类头脑而为人类的产物”（注：张知本：《社会法律学》，上海法学编译社1933年版，第43页。），作为一种有目的性的追求社会规范和行为模式的法律并不是被动地、毫厘不差地反映着决定它的基础，而是在社会的发展变动中能动地体现和追求着价值目标。对价值目标的追求贯穿于一部法律的始终，并一般在总则部分予以明文规定，同时，不应否认的是在体现价值目标创制法律的过程中也融入了立法者的主观意志。在考虑法律部门划分时这些因素都不应忽视。

其次，法律部门概念是法律文化的产物，对各异的规范性法律文件进行分门别类仅是学理上的思考结果，理论需要完善，法律部门划分理论也不例外。

从规范性法律文件与法律部门产生的先后次序看。先有各规范性法律文件，后才提出了法律部门的划分理论，这已是个不争的事实，也就是说法律的创制并不是在法律部门划分学说下进行的。当“网络化”的社会关系需多种法律综合运用而产生新法律时，对传统的法律部门划分理论进行完善也是合情合理的。固守于原有理论也就束缚法学思维。

从法律部门划分的目的和意义看，任何法，包括法典化国家的法，若未经研究者按一定的理论、逻辑和方法分门别类，都是杂乱无章的（注：史际春：《经济法若干理论问题探讨》，《中外法学》1998年第3期。）。这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对时代、阶段等的划分，而法律史上的任何时代区分都是任意和主观的东西（注：Hattenhauer,Diegeschic-htlichenGrundlagendesdeutschenRechts,1983s1）。法学家之所以要对各种规范性法律文件进行分门别类，不仅是因为出于法学研究的便利，而且是因为它对于法律体系的建立以及法制实践都非常重要的，并直接影响着立法、执法、司法的实践进程。但现在经济法的出现打破了原有法律部门的格局时，我们所要做的不是在原有的格局下为经济法寻找归宿，而应乘机完善法律部门划分标准，使法学研究、立法、执法、司法呈现合理有序的状态，以形成严密的体系。

二、对传统法律部门划分标准的完善

从以上的讨论中，笔者认为无论是法律的制定，还是法律部门的划分都体现了法学家或法律制定者的主观意志性，因而在法律部门的划分中引入主观意志性是必要的，从而让法律部门划分标准实现客观性和主观性相统一（注：许多奇在《经济法与行政法区分之我见》一文中认为法律部门划分标准是客观性和主观性的统一，其标准是利益本位和价值取向，《河北法学》1999年第5期。史际春也提出过法律部门划分坚持主客观统一的标准。其所谓的客观方面，是指社会环境业已造就出某种特殊的客观社会关系和相应的法律关系领域；所谓的主观方面是指学家对某类法律规范及其与客观基础间的关系进行解释，以及法学界和社会对某种解释的普遍认同。其中主观方面是主导性的。见前引②，史际春文。当然也有学者提出其他的标准，如漆多俊认为衡量经济法是否为独立法律部门的标志主要为：一是该国调节社会经济的法律数量较多，门类齐全；二是该国制定的各种调节社会经济的法律之间互相联系、协调，并形成了共通的总的指导原则和基本法律制度，参见《经济法基础理论》（修订版），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4页。）。

影响主观意志性的因素很多，有个人的知识文化水平、思维方式、法律文化的背景和传统、社会关系的变迁和发展等。在其中起决定性的因素应是每一法律中所包含的目的和追求，即价值目标。法律的产生是因为现实社会的需要，而这需要与否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判断，寓于法律之中的法律价值目标是法的精髓所在，它揭示了法的存在意义和存在目的，相对于调整对象而言无疑是更本质更深层的东西。金泽良雄说“经济法按照它的性质来说，是为了从经济政策上来满足经济社会协调性的要求，由国家进行干预之法，无论它怎样与行政法交叉重叠，也必须从这一立场出发（即经济社会协调性——引者注），适应经济实际情况予以研究（注：［日］金泽良雄：《经济法概论》，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页。）”，所以法的内在精神理应体现在部门法学的划分中。将经济法追求的经济社会协调性的目的，民法追求以个体权利为本位、实现个人自由和利益的目的，行政法追求的关注公共利益、倾心于行政程序正义的目的引入法律部门划分的标准中（注：当然这三个部门法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里是笔者的一孔之见。），纠正以往过于注重的客观性，能使法律部门划分的标准更加丰满。

三、从客观性和主观意志性相结合的法律部门划分理论看经济法的本质

法律在社会的变迁中演进。当社会的发展步入到社会化大生产阶段时，面对着层出不穷的市场失灵现象；面对着以个人权利为本位，追求并保证个体自由和利益的传统民商法对市场失灵束手无策的窘迫状及亚当·斯密自由市场经营论为中心的经济自由主义学说让位于凯恩斯的经济干预主义的现象；面对法学领域的自由法学派的衰微和社会法学派的勃然兴起的现象；无不昭示着法律的变革，孕育着新部门法的诞生。

1.经济法的客观性

美国社会学法学家庞德指出，19世纪的法律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有关日趋承认个人权利——这些权利常常被视为“自然”的（或天赋的）和绝对的权利——的记录（注：转引自［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和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7页。），外界力量不得随意进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到来，信息不完善和市场不完全性的市场“常态”导致了大量的市场失灵现象出现，斯蒂格利茨将市场失灵的具体例证概括为公共产品、外部性、垄断尤其是自然垄断等（注：［美］斯蒂格利茨：《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我国学者对市场失灵或缺陷虽有不同表述，但大都异曲同工）。市场失灵是市场本身所无法克服和不能解决，这就需要外界力量的介入加以规制。这外界的规制力量来自于政府，社会经济团体及区域性、国际性组织的协调作用。

(1)政府的职能干预。游离于市民社会之外的政府凭其社会公共管理职能介入了“市民社会”的“私生活”（注：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3页。），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但考虑到政府的信息不充分和公务人员的“经济人”角色可能导致政府决策失误、偏离既定目标等现象的出现，政府应在充分尊重市场的基础地位前提下“医治”市场失灵。政府的这种“医治”不代替企业的经营决策，只纠正其违法行为；不代替市场机制，只为经营主体创造公平竞争条件，使市场失灵的地方灵起来，以实现竞争的公平性（注：王峻岩、王保树：《市场经济法律导论》，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第60页。）。因为“最了解自己的工作的政治家最不愿意干涉企业与资本的自然趋向（注：［英］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0页。）”。所以在这里“明确各级政府机构的权力范围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法律改革中的至关重要的一环。（注：参见经济学消息报社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专访录——评说中国经济与经济学发展》，中国计划出版社1995年版，第48-49页。）”。

(2)社会经济团体的自律功能。竞争无序等市场失灵现象的存在既不符合社会利益，也影响着企业等经营主体的自身利益，但“企业等经营主体对竞争秩序的单独追求只能约束自己行为，除了示范效应外，并不能约束交易对方或竞争同行的行为（注：王保树主编：《商事法论集》第3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534页。）”；国家的职能干预则更多的体现了一般性和重大性，不能做到无微不至的关怀，而且，信息社会的发展趋势将实现政府从传统管理模式向电子管理模式转型，这就要求政府由死板地下规定责任变为公共服务机构，分散权力和责任，把责任双向地分配到其他公共机构，使其担负起责任（注：这是世界银行企业首席执行官纳吉汉纳的观点，参见甑茜、连清川、柳剑能：《世界大都市年会传达了什么》，《南方周末》2000年10月5日第二版。）。于是产生了超个体的进行利益合作、行为整合的必要。这种整合的组织形式便是社会经济团体，如行业协会、商会、中小企业联盟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经济团体不同于“为了防止竞争，排除异己，保护同业的既得垄断利益而建立的（注：朱英：《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6页。）”传统行业协会。它作为民间的自治组织，独立于政府部门，以遵循国家的干预为前提，运用自律性规则在政府干预未及的经济领域实施自觉整合。社会经济团体的自律干预作为国家干预的补充，通过克服“市场失灵”来实现经济法的目的，所以也应在经济法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

(3)区域性、国际性组织的协调作用。在经济区域化、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生产突破疆域，市场已无国界，生产和消费等经济活动在更广阔的空间进行。于是实现资源在更大空间配置以弥补本国资源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或解决经济法所面对的“市场失灵”问题成为现实。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各国相互妥协而形成的区域性、国际性组织及其制定的规则、条约等起了协调性的作用，它虽不具有以强制力为后盾的约束作用，但往往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并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得到贯彻，显示出其在解决“市场失灵”方面的独特作用。以中国为例，我国虽地大物博，但因人口多，人均资源相对不足，于是利用资源与提高生活质量，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相冲突，同时还交织着环境等外部性问题。但是加入到国际化的经济生产中使我们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一国资源的不足不代表全球资源的不足。我们可以通过进口国外的资源来改善国内的资源配置，在这意义上，进口粮食、石油、木材如同进口土地、矿产、森林一样（但我们反对以转嫁的方式将一国的环境污染等经济问题转移到另一国）。随着各国经济交往的日益密切，区域性、国际性组织及规则、条约等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势必引起人们的关注。

外界力量的规制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市场失灵现象的存在不仅为外界力量的介入提供了空间，而且也界定了其活动的范围。将这种行为和规则用明文的法律固定下来形成的现代经济法，它涵括了许多传统民商法理念和行政法理念难以纳入的社会性诉求。市场失灵现象及为解决这一情况而运用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社会经济团体的自律职能及区域性国际性组织的协调功能于市场，纠正其失灵现象便是经济法的客观方面，也是经济法区别于其他部门法的本质之一。至于作用的方式、手段等则涉及具体问题的研究。

2.经济法的主观性

目的法学派的创始人耶林认为，法律的目的就是利益，社会利益是法律的创造者，是法律的唯一根源，所有的法律都是为了社会利益的目的而产生（注：转引自张宏生、谷春德主编：《西方法律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49页。）。这用在经济法所追求的价值目的上最恰当不过了。庞德的将法律秩序所保护的利益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及建议在20世纪应该用更加广泛的承认人的需要、需求和利益这方面的发展来重写法律历史（注：参见［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7页。）等都构建了经济法产生的法哲学基础（注：参李国海：《论现代经济法产生的哲学基础》，《法商研究》1997年第6期。），并对经济法追求的价值目标提供了学理支持。

在社会化大生产、市场经济背景下，每个经济主体在“丛林法则”中盘算的只是他个人的利益，甚至为了实现个人利益而不惜牺牲社会利益，于是竞争导致的垄断、外部经济性和公共产品问题不仅使市场陷入恶性的环境下，而且也威胁着社会的整体利益。所以经济法自产生之日起，就把对“经济主体行为的评价视角从自身延伸到整个社会”（注：莫俊：《论现代经济法的价值取向》，《山东法学》198年第4期。）。

“社会利益”本位的立场使经济法对公平观的追求是独特的，其表现在：(1)“尽管市场在配置资源以适应消费者需求方面是有效率的，或者确实是不可少的，但现有的需求方式却是不符合社会公平的（注：阿列克·凯恩克劳斯：《经济学与经济政策》，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45页。）”，市场本身又是无心无脑的，“因而不能指望市场自身能够自觉地意识到它所带来的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更不能指望市场自身来纠正这种不平等（注：参见经济学消息报社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专访录——评说中国经济学与(23)经济学发展》，中国计划出版社1995年版，第38页。）”。针对这种状况，保障结果公平，实现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的良性互动便成为经济法的价值目标之一。(2)共同发展、繁荣，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的良好愿望，但由于自然资源分布的不均衡，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及只顾眼前和短期利益的经济发展观往往使人类的良好愿望受挫。于是以“社会利益”为本位的经济法毫无疑义的担负起“发展公平”的重托，协调各国、各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兼顾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注重代际公平等均赋予了“公平观”以新的内涵，也理应成为经济法所追求的价值目标。

市场各经济主体追求利益的天性无法协调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冲突，潜伏着市场疲软动荡、通货膨胀、经济风险等危机，这将导致整体效益的滑坡，使社会的经济发展不安全受到冲击。于是将个人利益置于社会利益将经济主体追求的微观安全延伸至国民经济的宏观安全中评价认识，实现企业等经济主体的个体责任和社会责任的统一，保障社会经济安全发展，也应是经济法所追求价值目标的应有之义。在规范性文件和制度中具体可表现为对“市场自由的限制，或对讨价还价的限制，或是确立监视市场合法性，特别是支付方式和手段的保障或是在地方之间安全感不够时保障市场和平”（注：［德］马克斯·韦伯：《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4页。）。

经济法篇6

[论文摘要]经济法是调整国家宏观调控经济活动中形成的经济法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民法是调整市民社会关系的法,是调整作为民事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及其他非法人组织之间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经济法与民法之间不仅存在差异、分界点,经济法干预与民法干预也有所区别。

一、经济法与民法的差异

(一)起源差异

民法是商品经济的产物。从事交易的人们渐渐需要一个共同遵守的交易规则来维护交易秩序,保障商品流通,于是,商品交换的习惯产生,进而习惯发展为法。这就是民法的起源。民法既然以保护交易利益为主要内容,因而必须适应商品交换的要求,即人格之独立性——能以自己独立意志从事交易,所有权之确定性和订立契约的自由。

经济法则是商品经济高级阶段的产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生产社会化与个人垄断产生矛盾。此时无论是采用民法的平等手段或者行政法的强制手段都难以解决矛盾,必须以市场之手与国家之手的结合来解决。因此经济法作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产生。它是社会化生产与社会关系矛盾运动的产物,是经济管理的社会化与现代国家介入经济生活的必然产物,是无形之手与有形之手的协调产物,是纵向经济关系与横向经济关系平衡结合的产物,是经济集中与经济民主对立统一的必然产物,也是法律、法学包括经济法自身发展的必然产物。可以说,经济法的产生改变了社会利益的配置模式,它从极为宏观的角度维护着社会经济利益。

(二)本质功能差异

保护利益的不同,必然导致法律本质功能的差异。民法维护商品交换,而商品交换要求平等和自由,要求交换者以自己意志设定权利和义务。因此,民法的本质是市民社会的法,是私法,是“天生的平等派”,也是权利法。其功能主要是维护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商法的本质功能基本与此相同。经济法以社会整体经济利益为保护重心,为解决民法无法解决的社会经济问题而产生。它的本质是国家管理经济的法,是平衡协调国民经济运行的法。

(三)调整方式差异

民法是私法,以自由平等为核心,其调整方式相应地采取意志自治原则,即由当事人自己意志设定其权利和义务,国家并不予以过多干涉。

经济法是公私兼顾的法,既强调市场之手,也强调国家之手。因而,其调整方式既有意志自治的因素,也有强制性因素。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基于经济法的本质,经济法对经济关系的调整显示了与传统法律大不相同的机制功能。例如在《产品质量法》中,不但包含对传统产品责任的规定,而且还包含大量对产品质量管理的规定,甚至对产品质量的责任包括管理责任。这也正反映出经济法的特色。

二、经济法干预与民法干预的区别

初次干预导致了民法的产生,而再次干预导致了经济法的创制。民法和经济法都是公权的干预载体,通过这些载体国家发挥其职能,以民法为载体的干预与以经济法为载体的干预在以下方面存在差异。

(一)干预对象不同。公权的干预缘于干预需求,这种需求则缘于某种关系或机制出现危机而不能自行克服。不同的基础性关系或机制的干预需求导致公权不同的干预供给。以民法为载体的干预是公权对自然状态的介入,它是决定财产归属的主要力量。以经济法为载体的干预则是公权对权利的干预,是对已有法律状态的一种干预。从这个角度说,民法是一种制度创造,而经济法则是一种制度替代。

(二)干预目的不同。在制度经济学者的视野中,私法、公法和经济法都是由公权制定的制度,这些制度的功能在于或减少冲突,或促进合作,或提升效率,或提供安全,或保障公平等。这些功能都是这些法律所共有的。就总体的干预目的而言,民法形式的干预主要在于确认私权,并向社会民众提供一种形式上的公平,从而提升效率,它是经济法干预的前提之一;而经济法形式的干预则主要在于限制、保障及服务私权,从而提升效率、提供安全和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公平。但在公平、效率和安全的提供上,民法和经济法的侧重点是有差异的,对效率、公平与安全的理解也是有差异的。

(三)干预手段不同。确权性干预与限权性干预构成了民法与经济法的主要区别。经济法提升效率着重于公权直接介入私权内部,这与公权对私权的确认只涉及到私权表层形成鲜明的对比。就权利界而言,民法界定私权边界的主要方式是权利确认,因为公权的权威性和合法的强制性;经济法界定私权的主要方式是对私权的限制和剥夺。两者在提升效率这一点上的路径和方式也是不同的。民法提升私权效率主要是通过对利益的明晰界定和归属确认而实现的,经济法提升私权效率则是通过对私权的减损、保障及服务等方式实现的。

(四)有效干预的前提不同。民法干预主要是对自发演进秩序的确认,民法制度主要是演化而不是设计的,因此干预的客观性较强;而经济法是一种典型的设计规范,经济法干预更侧重于设计,因此干预的主观性较强。简言之,民法是一种演进的制度,而经济法则是一种设计的制度。这种有关制度演进和设计上的区别使民法和经济法在有效性的前提上产生重大差异。

三、经济法与民法的分界点

法的价值在于实现由一定经济条件所追求的正义、自由和秩序的要求,经济法与民法也不例外。但不同的部门法又因为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不同而形成不同的正义观。民法法系从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矫正正义中发展了形式正义。形式正义从根本上说是和法律普遍性联系的,它要求对同等的人给予同等的对待。在民法中,形式正义表现在:第一,法律规范本身的逻辑体系形式的追求,试图构建欧几里德式的法律规范体系,建立“类科学”的法律制度。第二,在具体实施中强调同等的对待所有情况相类似的人,以契约为代表的民事法律行为是其典型表现。从根本上说形式正义是追求理念化的概念体系的结果,这种思维方式使法律思维中忽略了社会运动和现实生活中各种情况的具体性和复杂性。形式正义引起社会实质不公正,导致了新的正义观及相应法律规范的出现,经济法正是其中一种,它所要实现的法的价值首先在于实质正义。实质正义是相对于形式正义而言的,强调对不同的情况和不同的人给予不同的法律调整。经济法所调整的是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既不同于民法所调整的市民社会中平等主体间所形成的具有私法自治性质的社会关系,又区别于公法所调整的政治国家领域中主体间所形成的具有隶属性质的社会关系。首先,因为经济不仅是市民社会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现代政治国家所关注的主要领域,国家在协调经济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关系跨越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两大领域。这种社会关系打破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分别由私法和公法来调整的相对独立的二元社会结构,把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通过对经济的调整联系、交织在一起。其次,国家对协调经济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关系的调整具有引导性、间接性和促进性的特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对于经济的协调要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要有适合经济发展的调控政策和方式,这主要表现为国家利用宏观调控政策和措施对经济活动进行引导、促进。这表明,经济法的制定与实施是建立在人们对于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科学理性的认识基础上的,有利于经济利益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合理分配,促进社会利益的整体提高。再次,国家对于经济的调控是以社会为本位的整体利益。社会整体利益的提高并不应是功利意义所倡导的社会利益总体数量的最大化,而应当是平等意义上的全体社会成员利益的普遍增加。但这并不意味着平均主义。可以说,平等意义上的社会整体利益并不要求个体利益为社会利益作出牺牲,它强调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取向上体现出社会整体利益优先的选择。相比而言,民事关系“私法自治”的品格是建立在近代民法基础的平等性和互换性两个基本判断上的,构建于“个体是其利益的最佳判断者”的个人本位之上的。如在经济法的经济责任制当中,一方面和传统部门体系一样,行为人违反义务要引起否定性评价,另一方面它体现为一种积极的角色责任,强调特定的身份职务所具有的权利(力)、职责,这是对经济法追求实质正义的一个很好诠释。

实质正义体现法律调整手段的多样化。实质的法律调整手段多样化更体现在经济法为纠正社会不公而采取的种种积极措施或手段上。民法中的形式正义只要实现平等对待就足够了,经济法的实质正义则不同。形式正义的平等对待和针对各种主体设定的标准可能违背其要求,因而它可能采取对特定主体而言在形式上、表面上不公正但求结果和实质公正的措施。

这种措施既可以是法律的规定对于不同主体有所倾斜,或者规定模糊,或只作原则性规定,并要求执法者根据实质正义在适用具体或不具体法律规范时进行自由裁量。民法和经济法在经济关系调整中是相辅相成的,民法中“诚实信用”、“公共道德”和“公序良俗”等条款是经济法与民法的分界与连接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买方之间、卖方之间和买方与卖方之间就商品、服务、价格、质量及其他条件进行的较量由民商法调整,而当这些竞争不利于经济发展时,经济法就会承担起维护竞争及公众利益的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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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乃新.经济法是增量利益生产和分配法——对经济法本质的另一种理解[J].法商研究,2000(2).

经济法篇7

我国财政应急机制的反思与重构

房产税地方立法及其实践的意义

民间借贷登记功能、范围及其法律效力

我国慈善组织信息公开法律制度完善研究

中国电力监管价值目标的反思与重构

农村金融法律制度:一个概念框架

论法定存款准备金的制度功能

构建民营银行存款保险制度的探索

后危机时代我国房贷资产证券化法律问题探析

民间网络借贷及其监管的结构洞分析

第三方涉税信息共享程序规则的构建

美国反垄断经济学的新发展及启示

韩国物价调控路径选择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民间借贷网络平台的法律规范

我国商业银行内控制度建设的法学思考

关于自然垄断的法律规制问题

解读《反垄断法》中的几大争议问题

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比较研究

《反垄断法》的实施与法院的司法改革

我国证券分析师法律规制研究

论原产地名称的法律保护

论医院滥用交易优势地位的法律规制

论行政性市场进入壁垒及其法律规制

论控制权的私人收益与信义义务之关系

论优化税法宏观调控功能的路径

规范我国宏观调控行为的法学思考

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比较研究

走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法律迷局及其规范的思路

论中央银行独立性:一个的研究范式

金融排除及其制度克服——以吴英案为分析对象

电池消费负外部性的法律规制研究

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的刑事责任研究

论我国地方财税法制化改革的历史进程及未来走向

我国融资融券交易风险控制的法律研究

论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监事会制度

完善我国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思考

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与行业监管机构权力配置研究

驰名商标利益结构分析

公用事业普遍服务原则的法理基础分析

建立和完善新时期产业政策的民主评估机制

商业银行住房按揭贷款合同风险及其法律防范

经济法解决外部性问题的价值与理念

论经济法发展中的程序依赖性

论公共物品非正式制度供给的法律规制

经济法解决外部性问题的价值与理念

论经济法发展中的程序依赖性

论公共物品非正式制度供给的法律规制

经济法篇8

 

一、经济法是一门独立的部门法学

 

随着经济法在我国的发展不断壮大，然而现在很多主张传统法学理论的学者和专家都不赞成将经济法独立出来。如何定义经济法部门的概念，确定经济法为独立的部门法，就要遵循固有的法学研究传统，即讨论研究经济法是否有独立的调整对象。只有独立的调整对象，才能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在否定经济法具备独立调整对象的观点中，较为典型的有如下几种：①综合经济法论。即认为经济法是分属于其他部门法的调整各种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综合概念;②学科经济法论。认为经济法是研究经济法规运用各个基本法手段和原则对经济关系进行综合调整的规律的法律学科;③经济行政法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应全部或部分属于行政法的调整范围，对于这一部分的经济关系，或归行政法调整，或在行政法下设立一个新的行政法分支，即“经济行政法”。

 

目前在学界基本都承认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仍然是“调整对象说”，但是调整对象不应受到调整方法异化的调整对象。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具备一下条件。首先，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具备“共性”的，这个共性就是“国家管理(调整、干预)经济而发生的社会关系”;其次，具备这一共性的法律规范已经达到十分庞大的规模，任何人都不可能视而不见。此经济法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法律学科，发挥着对国家经济的规范和调整作用。

 

二、经济法不同于民商法

 

既然经济法是一门独立的法律学科，那么它和民法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首先，两者都不同的调整对象。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经济法是调整国家干预管理经济的法律。其次，在利益本位上也是不同的，民法是以个人利益为本位的，而经济法则是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本位的。第三，在法律规范的性质上看，民法基本山是由纯粹的民事法律规范组成，而经济法是以行政法律规范为主，逐步扩大民事法律规范的作用，并辅以适当的刑事法律规范(当然鉴于刑事法律规范的特殊性，可将其视为经济法与刑法的交叉或主要归属刑法部门研究)。第四，在法律责任上，民法的责任形式多为民事责任，注重事后补偿性，经济法则不同。第五，在调整方法上，民法主要采取民事调整方法，经济法采取的是以行政性调整方法为主。

 

三、经济法治建设内容

 

从法理学的角度来讲，经济法治的核心在于民主与法治，同时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这一点在国内经济法实施过程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即经济法与经济法治建设之间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在当前的形势下，市场经济实际上就是法治经济，其存在核心在于对经济法治有着非常深切的要求，因此应当维护当前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加强社会主义经济法治建设。当前国内市场经济要求集中、民主发展，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在保持经济集中前提条件下，应当恢复、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经济法治建设。所有法律法规自身都有对责任予以细分、规划，并加强社会主义经济法治建设，要求经济法以责任为本，对国家、组织、个人以及整体利益实施全面协调。只有这样才能有效保障公权力的实施，才能有效维护合法权利的实现。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不断繁荣昌盛，这对于经济法的不断完善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而经济法的发达必然是民法的体现，这样可有效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经济法不仅可以促进民法的发展，而且也可以通过自身优势来有效弥补民法其功能上的缺点，以实现市场的可持续发展。

 

四、完善我国经济法治建设

 

第一，加强经济法治建设，体现民生发展要求。实践中，若想真正实现民生经济，首先应当树立公平的发展理念，通过对经济的干预与宏观调控，来保障社会的全面进步以及经济的稳定发展秩序。经济法治建设的出发点在于服务民生，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改善和保障民生已经成为经济法体系的重要内容。经济法所秉承的是社会本位、整体利益为重点，同时也是国家干预经济市场发展失灵以后的应对策略，因此表现出经济、社会两个方面的属性。

 

第二，不断完善宏观调控方面的法律，以保障民生。民生财政在民生问题的解决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虽然它是一种简单的财政方案，但在制度建设过程中却并非只是增加财政投入那么简单，它要求以民权保障为核心，构建民生权利保障财政机制。

 

第三，加强经济法治建设，不断改善民生。在当前的形势下，三农问题已经成为民生的代名词，并始终处于经济法的保障之下。为此，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以此来保护土地承包经营权和专业合作社，并在土地利用规划、用途管制、发展权储备以及发展权税收领域，对农业用地加强合理的规制，在不断确保农业用地发展权的同时，有效协调地方政府、农民以及集体利益关系。同时，民生问题并非只是指农民，还包括城镇居民的生产生活，随着经济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化与完善，当前城镇经济发展可谓突飞猛进，有经济法维持秩序，可确保城镇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经过长时期的发展，经济法作为一门独立的法律学科所发挥的作用是显而易见，它与其他部门法尤其是民商法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但在经济法作为一门独立法律学科在调整市场经济运行中各种市场主体及他们之间所发生的社会关系方面具有特殊的作用，是对民商法的一个明显价值超越。

经济法篇9

论文关键词：经济法,经济法责任,关系

一、经济法责任功能与特点

（一）经济法责任的功能

经济法责任是实现经济法价值体系的保障，其目的是保障经济法种赋予的各种权利，惩处违反经济法的各种行为，在行使经济法时若受到干扰或障碍，经济法责任可将这种障碍消除，以保障经济法价值体系充分发挥其引导作用。功能与目的是相互依存的，经济法责任功能的发挥是实现其目的的有效手段，法律责任功能是其强制执行力的有效体现，经济法责任功能主要是惩罚、教育和救济。

1.惩罚功能：经济法最重要、最直接的功能就是惩罚。当出现了违反经济法的行为时，经济法责任就会依照相关规定给对行为主体实施惩罚，惩罚功能是保障法律顺利实施的必要手段。

2.救济功能：救济是指将人、物恢复到违法行为发生前的状态。辩证地看待惩罚功能，对违法行为主体的惩罚，就是对受害人的一种救济。救济功能就是保护遵守法律的行为主体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3.教育功能：通过惩罚违法行为人，使其认识到自身行为的错误性，同时也可警示其他人，使之从中受到教育，在今后的社会生活中能够进行自己约束，以免违反法律。

（二）经济法责任的特点

1.公益性。公益性是指经济法责任中的很多规定都是站在全社会的高度，以社会整体利益作为出发点的来对行为人的法律责任加以制定的。保障国家对本国经济的有效协调是经济法的立法宗旨，经济法责任处罚的违法行为是会对社会公共利益产生直接损害的行为，经济法责任制度的实施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直接维护。

2.复合性。经济法责任不仅重视财产责任，也重视人身责任，具有惩罚性和救济性，经济法责任采用了行政责任、刑事责任、民事责任多种责任形式，其形式具有复合性。

二、经济法责任、经济法二者的关系探析

经济法责任的产生基础是经济法，经济法的实施保证是经济法责任，因此二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探析二者的关系不仅能更好地促进经济法的发展，也有助于进一步完善经济法责任制度。

（一）二者的主体具有统一性

经济法主体，是指在国家在对本国经济运行进行协调的过程中，所有依法承担义务和享受权利的社会实体。经济法主体是经济法律关系的基本构成要素和直接参与者，也是经济义务、经济权利的承担者和享有者，它是法律关系中最活跃、积极的因素。具体说来，经济法主体主要包括了管理主体（如国家、国家机关）和受管理主体（如企业、其他经济组织等）。法学毕业论文而经济法责任是指经济法主体的法律责任，经济法主体即是其主体，二者主体具有统一性。

（二）二者的独立性关系

法律部门，是指国家按照一定的标准和原则对本国的同类法律规范进行划分的总称，一般是将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作为划分依据，法律部门的不同，其调整的社会关系也就不同。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催生了经济法，在我国转型为市场经济后，我国的经济法才得以高速发展。由于市场经济中经常出现的市场失灵，会给经济发展、社会财富带来巨大的损失，而经济法可有效预防市场失灵，并在市场失灵后及时对市场行为加以规范，所以经济法的独立性已得到了普遍的认可，它已成为了一个独立存在的法律部门。

经济法的独立性为经济法责任的独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济法责任的独立性，是指经济法责任是一个与传统刑事责任、行政责任、民事责任相并列的、独立存在的法律责任。在法理学界、其他法学界多数都不承认其独立性，但是在经济法学界，更多的学者则认为经济法责任具有其独立性，它应当是独立的法律责任。

（三）二元性是二者共同的特点

首先，责任主体具有二元性：经济法责任的主体包括了管理主体和被管理主体，责任的发生是管理主体与被管理主体之间的责任形式，所以具有双方责任的特点。其次，违法行为具有二元性：在实际的经济管理中，违法经济法的行为主体，不仅触犯了经济法，还会触犯其他法律，如刑法、民法等。最后，法律后果具有二元性：违法行为的二元性就决定了责任承担的二元性。例如，同时违反了经济法和刑法的行为主体，该行为主体不仅需要承担违反经济法的责任，如罚款、吊销执照等，还要承担违反刑法的相关责任，如刑事拘留、有期徒刑等。

结语

在经济法体系中，可将经济法责任视为独立的问题，经济法地位的不断提升推动着经济法责任的进步发展，同时经济法责任的发展也会促进经济法体系的完善。在我国法制建设中，经济法责任的建设与发展是重要内容，它可有效调节、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参考文献：

[1]徐孟洲，伍涛.论经济法责任的内涵与基本权义关系[J].理论月刊，2011（4）

[2]徐天骥.关于经济法责任与经济法的关系研究[J].知识经济，2012（21）

经济法篇10

关键词:经济法；放大效应；市场化；影响

1经济法

经济法一词最早出现在德国，日本等国家。随后的英国、美国法律系统虽然也存在类似与我国的经济法法律规定，但因为其不注重法律的分类，更不涉及到民法的概念，所以自然也不存在经济法这一概念。其中存在经济法相关法律的国家，也因为对经济法定义的不同，最终实施的手段也不尽相同。经济法根据各国体制不同，其所涵盖、执行、管理的范围也不尽相同。目前我国经济法是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关系进行综合管理的一个法律部门，其中涉及到对商品经济关系的系统调整、整体调整和全面调整。主要涉及到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各类经济组织之间关于商品物的经济关系管理和协调。

2经济法主体行为的放大效应和形成机制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法主体行为的放大效应具体表现为市场化进程的加深、企业的形成、业务链的形成等状况。笔者针对此类现状，进行简要的分析。

2.1何为经济法的放大效应

何为经济法的放大效应，经济法的放大效应可以看作是法律的辐射范围，以及辐射范围内所包含的具体事务。通常情况下认为经济法的放大效应为：由于商品交易所产生的增值利润，增值利润经过循环再次增长。此过程中涉及到的所有交易，以及经济总量的变化过程。由于商品交易属于经济法的涵盖范围，所以此过程中产生的经济利润以及其增值行为，也属于经济法的涵盖范围。涉及到经济法对于此类过程进行调查或管理的行为现象，称之为经济法的放大效应。

2.2市场化进程的深入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法带来的放大效应也进入到了各种商业活动中。其中市场化进程的持续深入，也为经济法放大效应带来的效果。近些年来互联网电商事业的快速发展，经济法涉及到的案例也更加复杂多变。此举也可以看作是市场化深入的一个过程，随着互联网电商事业的发展，全民营销全民创业的时代也初步显现。

2.3企业的形成

经济法放大效应最主要的一个效果就是造成了企业的形成，个体户经过小规模商品交易完成对资金的积累。最后产生扩张现象，扩张到一定范围个体户转变为公司制，最后形成企业。市场经营方法以企业形式开始运营，最终形成规模较大的商品交易。经济法的放大效应对于此类经营活动有促进行的作用。

2.4业务链的形成

随着企业的形成，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业务交流增多，商品交易也增多。随之而来的是经济总量的变化，经济总量在变化的过程中，企业与企业之间在产生一些纠纷时，经济法则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企业在发生经济纠纷、经济裁决时，需要经济法进行裁决和判定。最终使得双方之间形成了业务链，经济法主体行为也产生了放大效应。

3经济法主体行为放大效应的形成机制对经济法的影响

经济法的放大效应形成机制对经济法的影响，使得经济法加强了相关法律的补充和制定、加大了相关惩罚程度、产生了召回机制、出现漏洞类竞争。针对此类现象笔者进行了简要的分析。

3.1加强了相关法律的补充和制定

经济法的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主要针对商品交易和存在经济活动的市场行为。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持续深入，市场化也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也产生了各种的商品交易活动以及经济交流。经济法主体也会根据其商品交易和业务变化，进行主体法律的补充和制定。最终保证法律能够适应各种的市场变化，以及业务交流。因此经济法与企业发展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作用。

3.2加大了相关惩罚力度

市场变化日新月异，尤其是当前互联网电商兴盛的阶段。产生了一系列优秀的互联网电商企业例如阿里巴巴、京东商城等企业，对比之下也产生了一些较为恶劣的事件。例如近些年出现的互联网金融中的金融诈骗、非法融资等现象。涉及到经济法方面的惩罚，对于此类现象也加大了惩处力度，此举即增加了对于市场行为的威慑性，也加强了法律的严肃性。

3.3产生了召回机制

随着经济法主体行为放大效应的产生，对于所涵盖的主体企业，及其生产产品也产生可巨大的影响。例如召回机制的产生，法律中规定一旦企业生产产品在存在直观问题，或者隐性问题没被解决时即进行交易，之后产生故障时经济法会对企业进行较为严重的处罚制度。因此企业在交易商品之后，一旦发现产品出现大规模的质量问题或者隐性问题时，为了企业利益企业都会进行召回。召回机制简单讲为企业在交易商品后，发现商品存在一些故障现象，或者可能会导致的故障现象。因而企业对所售卖的商品进行召回修复，并对消费者进行一定程度的经济补偿或其他补偿。

3.4出现漏洞类竞争

法律不可能是百分之百无漏洞的，经济法自然也属于这种现状。随着市场的不断变化，经济法虽然也在不断的充实和发展主体法律，但还是存在一些法律方面的漏洞。因而也产生了一些专门针对法律漏洞经营的恶性企业，此类企业往往经营范围较广，但其真正的经营项目或者商品交易往往不直接体现在经营范围内，但却属于经营范围内的某一项。因此此类企业在经营此类项目中产生纠纷时，经济法短时间内也无法对于此类活动做出裁决。

4展望

经济法主体行为放大效应对于经济法的影响有消极的方面，也有积极的方面。具体表现为对于市场行为的法律惩罚或奖励的状况。经济法主体的变化相对于市场变化整体来讲属于被动一方，其只能根据市场变化而产生相对应的变化。因此为了完善经济法主体法律，并对市场消极行为产生威慑，经济法应该协同政府工商部门对于企业的业务经营进行规范，对于新兴交易项目，要明确经济法的管理条款，以期促进双方的共同发展。结束语经济法主体行为放大效应的形成机制为：市场化进程的持续深入、企业的形成、业务链的产生。其对经济法产生的影响为：加强了相关法律的补充和制定、加大了相关惩罚的力度、产生了召回机制、出现了漏洞类竞争。

参考文献:

[1]王宇松.经济法主体行为放大效应的形成机制及对经济法的影响[D].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8(2):21-25.

[2]刘谷月.经济法主体行为放大效应的形成机制及对经济法的影响研究[J].商场现代化,2014,(20):260-2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