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学十篇

方法学篇1

关键词： 法学方法 法律方法 应用法律观

近年来，国内法学界关于法律应用的方法的研究己趋热势。但对这类方法的名称、主要内容、功能等，人们的看法不一且未及深究，譬如在名称上，用法较乱。也许是拉伦茨的《法学方法论》为人们提供的一般方法论上的启蒙意义及其它原因，国内多数人都因袭法学方法和法学方法论的提法，也有一些人用法律方法或法律思维。要紧之处还不在于用什么提法，而在于各提法指向的实质立场究竟是什么，以及体现出何种法律观。

(一)

由于该方法和学科的主要源于德国，其属性与有关德语术语的使用相连，在此有必要先稍作语言上的释义。Methodenlehre der Rechtswissenschaft和Juristische Methodenlehre 或Juristische Methodik是这门学科的两种德文表述。在德国法学家克里斯蒂安托马修斯(Christian Thomasius， 1655-1728)以前，德语中法学一词为Jurisprudenz，它直接采自拉丁语Jurisprudentia，仅在词尾作了些微变化。托马修斯以后，法学又有一个新表达Rechtswissenschaft，它由Recht(法、法律、权利)和Wissenschaft()合成而来，直译为法律科学，通常也可称法学，它是拉丁语Jurisprudentia和及法语Jurisprudence的德语对译， 显然，这是受当时日益兴盛的科学的所致。在当今德国学界，法律科学一般包括法，法律理论，法史学、法学、比较法学和法律教义学。Rechtswissenschaft一词日益取Jurisprudenz的地位代法学之谓。当然，互换使用的情况仍存在，但Jurisprudenz现只更多指Rechtswissenschaft出现以前的法学，和今天狭义的法学(本人译为实用法学)，即法律教义学(Rechtsdogkatik)，意为有关现行法律的学说。Jurisprudenz的狭义化倒是准确反映了从前法学的实践智慧(prudentia)的品质。而德语形容词juristisch词根源于拉丁语Jus(Juris)，既指法学的，也指法律的、司法的，偏向法律实务。 Methode和Methodenlehre 、Methodik的意思分别为方法和方法论。

拉伦茨虽在《法学方法论》(学生版)中开篇就指明，他所讲的法学是狭义的法学(Rechtswissenschaft im engeren Sinne)，也就是Jurisprudenz，在第二章中用Methodenlehre der Jurisprudenz来表达其法学方法论， 但是，该书的标题却使用了一般认为指广义的法学Rechtswissenschaft一词，在行文中有时又将Jurisprudenz与Rechtswissenschaft互换，这是其一。其二，也是关键之处，拉伦茨在未删节本中既讨论了法律应用的方法，也用了近一半的篇幅论述上法学研究的方法。其三，中译者将这两个德语词均译为法学，没有对它们的内涵与使用变化作出必要的交代。其四，学界也无广狭义法学之说，这四个原因遂造成我们对之笼而统之的理解不清和混乱。我以为，中文以采用法律方法和法律方法论表述为宜，其对应的德文是Juristische Methoden 和Juristische Methodenlehre 或Juristische Methodik。这里先只表明态度，理由容在下文中详述。

德语区多数学者一直采用Juristische Methoden来涵摄这类法律方法，而以Juristische Methodenlehre或Juristische Methodik去标称这一学科。 近代法律方法论的奠基人萨维尼也是在Juristische Methodenlehre称谓下论述其关于法律解释的理论的。它最早反映在1802-03年他的“法律方法论”讲座中，后由他人集成《法律方法论》(Juristische Methodenlehre)一书。 其八卷本巨著《当代罗马法体系》(System des heutigen Römischen Rechts， 1840/1849)第1卷第4章对此也有系统论述。但是，仍沿用Methodenlehre der Rechtswissenschaft提法的也不乏其人，如慕尼黑大学的民法学教授 (Claus-Wilhelm Canaris)。1993年，九十高龄的拉伦茨去世，卡纳里斯遵其先师拉伦茨的意愿，接手拉伦茨的《法学方法论》，略有增修，用原书名于1995年以师生名义编出学生版第三版。 另还有人如恩吉施(Karl Engisch)则采用Juristische Denken(法律思维)之名，但内容主要也是谈法律方法。

(二)

经过了一段不长不短且不算轻松的语义旅程后，也不能以为统一在Juristische Methoden和Juristische Methodenlehre的称谓下各家就是奔向同一目的地。法律方法在自古罗马以来的漫长演进中，其范围在不断扩大，导致法律方法也存在着的广狭义之分。在萨维尼集成的解释理论基础上的传统法律方法，是狭义的认识论上的法律方法。其功用是去认识预设的法，特别是制定法，这是把法看成是一个预设的、封闭的、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个体系为一切案件准备好了答案这一法律观的必然结论。孟德斯鸠甚至说，法官的判决不外是“法律的精确复写”， 法官只需眼晴，他不过为“宣告及说出法律的嘴巴”。 正是由于这一封闭法律观，自然法学说以为，实证的法律规范来自绝对的法伦理原则，从实证的法律规范中可推出具体的法律判决，（规范论的）法律实证主义以为，具体的法律判决同样可不考虑经验纯演绎地出自凭借立法者命令的法律得出，这两个冤家对头看似并无一致，而同时走进相同的方法论上的误区。

此狭义的法律方法的内容为法律解释，具体方法也仅限于萨维尼的语义、逻辑、历史（主观）和体系解释四准则，结果的正义性、合目的性充其量可以在模棱两可的情况下起作用。 在借助法律解释方法解决了判断的大前提的确定性问题之后(1813年巴伐利亚刑法的起草人大费尔巴哈连对刑法进行解释也主张禁止)，剩下的便只是进行演绎推理就行了。这正是传统法律教义学所积极履行的职责，据此，狭义的法律方法也是传统法律教义学力倡的方法。狭义的法律方法首先通行于民法领域，不在于民法的地位显赫，恐怕主要是诺伊曼所讲的：“萨维尼自主的、封闭的法律体系模式的起始点，首先是民法，人们将民法理解成解决个人冲突的规则体系，且因此能远离领域”。 但现在法律远超出解决个人冲突的范围，与社会紧密相关。顺要明确的是，虽然拉伦茨说他的法学是狭义的即法律教义学上的法学，但此法律教义学非萨维尼及以后的传统法律教义学，其主要区别是，前者己突破了后者所持的上述封闭的法律观。因而，他的法学方法论的内容，特别是其诠释学思考，也超过上述狭义的法律方法，而归于下面的广义的法律方法。同时，这也就对以往把法律教义学统统与封闭的法律观捆绑在一起的做法提出了质疑。

自十九世纪末以来，封闭的法律体系为一切案件准备好了一个唯一正确的答案这一传统法律观，由于法律自身的缺陷和法律功能的扩展，相继遭到来自诸如心、社会学、法律现实主义、语言学、新修辞学、学、诠释学、后主义等方向的思考的批判和补充而被基本放弃。尽管它们各执一端，甚至互有抵牾，但如果能够综合出这些思考与传统立场有何不同的话，大体可以说，在它们那里，法律被视作开放的、未终了的、有待具体化的规范总谱，判决的声音效果在不同程度上取决于作为演奏者的法律者。相应于这种开放的法律观，法律方法的内容得到极大拓展，自由裁量、利益衡量、合目的性(结果考量、客观解释)、论题解释、论证、前理解、诠释循环、填补法律漏洞、法律者的是非感、合宪性解释、法官对制定法的正当违背等方法或判断中要考虑的因素被相继提出。应用法律不(仅)是一个将事实与规范对接的法律推论活动，毋宁说，它(还)是一个续造既有法律或发现新法律的过程，这样一来，在从规范到事实中，仅凭演绎推理是不够的，还要有归纳、设证、类比等概括形式。法律方法贯穿于应用法律的全过程，不仅是对己有法律进行解释的问题。 当然，传统的法律解释方法，由于有助于明确判断的大前提，仍构成广义的法律方法的一部分，本文正是持这一广义的法律方法立场。还要明确指出的是，上述限于大陆法传统，英美法传统中的法律方法(legal methodology， judicial method)更多指司法方法，技术性较强，当另行讨论。

(三)

站在广义的法律方法立场上，我们可以看到，法律方法既有正确认识和适用既有法律的作用，更指向续造既有法律或发现新法律，以达致一个公正的判断。这正如拉伦茨所说：“方法论不能回避那个问题：法官是应该满足于’正确地’ 适用之于他是预设的规则，还是另应努力作出一个’公正的’纠纷裁断一一且我们究竟凭什么可能认识到一种裁断是’公正的’”。 我把认识和适用既有法律，续造既有法律或发现新法律统称为法律应用，但各种应用却有相当差别，为方便区别起见，前者可称为法律适用，后者可称为法律发现。

各种方法着力于法律应用，法律应用是一种判断活动，方法与判断的关系是，在逻辑上，方法必须独立于根据普适性规范作出的判断，而判断当通过方法获得，无方法的判断不能免于任意。判断活动的过程是把事实与规范进行等置。考夫曼曾指出，因为事实与规范处在不同的层面，它们是判断形成过程的“原材料”，未经加工，它们根本不可以相互归类，规范属于抽象性-普遍性上定义之应然，事实则属于杂乱无章的无定形之实然。“只有在用经验来丰富规范，用规范性来丰富案件之后，其方式为它们相互“适应”，并应对这种适应通过论证加以说明，归类方为可能”。 也就是说，要将事实一般化，将规范具体化。事实总是表现为个案，将事实一般化就是把个案向规范提升，看其是否存在规范中行为构成规定的要素。而规范总是表现为一般，将规范具体化就是把规范向个案下延，看其是否能满足个案的要求。这一过程体现出事实与规范相互关照，法律者要在事实与规范之间来回审视。

视事实与规范之间的不同关系便生成不同的应用方法。少数案件有相应的明确的法律规定，严格上指有清楚确切的数字规定（如年龄，时间，注册资本，盗窃数额，亲等），它们不存在扩张或缩小的例外。宽泛上还包括有关明文列出的权限、程序、生效范围、效力等级、主体身份，只需对规定作如“字面解释”，用演绎三段论的推理方式，可将规定适用到案件。多数案件找不到完全对应的法律规定，一是存在一定扩张或缩小及自由裁量的例外，如有较为清楚定义的概念(法人)、幅度(从重从轻减轻)、程度(如重伤的法定标准)、明文示例事项如合同实质性变更；二是存在较大扩张或缩小及自由裁量的例外，如合理期限、合理注意、显失公平、恶意串通、公共利益、内容适当等价值评判规定；情节严重或轻微、重大损失、严重后果、数额巨大、必要限度、重大误解等程度规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内容具体确定等确定性规定；保管不善、不可抗力、明知、危险方法、情势变更。还有事实缺乏规范标准。对这类情形要么不进行法律评价，如同事关系、朋友恋爱关系、同性恋、安乐死、吸毒；要么依据禁止法官在法律上沉默原则进行法律评价，如对依校规作出的处分不服提起的诉讼，是适用行政诉讼法还是民事诉讼法，法官不能因无规定而拒绝受理。显然，单凭传统的围绕法律适用的法律解释方法不够，还需借助法律发现的方法。

无论法律适用中的还是法律发现中的来回审视，法律者无法做到“价值无涉”，不可避免要掺入个人的内心道德和价值及经验，但“怎么都行”(anything goes)的反方法或泛方法主义态度却又不能免于司法恣意专横，倒易于损害相同问题相同对待的平等精神和法律安定性。法律方法的功能就是在承认“价值有涉”的前提下，为个人价值和经验的介入提供有章可循的方法通道，使法律者能凭借各种方法去约束和指导自己的判断行为，以实现法律应用的目标：形成一个虽非唯一正确的、但要求是在充分论证基础的上具有说服力的正当性判断。法哲学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为形成法律方法的规则提供支持和对这些规则展开批评，法律方法也便构成法哲学的研究对象之一，对之的研究可成为法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一一法律方法论。

但在法律发现中，涉及到何谓正确的法律这一法哲学的第一个基本命题，而这也是法学研究方法(本文称法学方法)要致力回答的，那么，何谓法学方法? 法律方法与法学方法又是如何关联的呢?

(四)

习惯上，人们将法学方法限于理论研究领域，与法学研究方法同义。一般而言，法学研究的对象为法律，包括法律中的概念和法律概念。严格地说，后者是法哲学的任务，目的是预设什么是法律。研究和预设法律概念要有方法，历史上各种法学流派往往是知分不知合，以方法见长，在方法上显出分野，并提出五花八门的法律概念。这种法学方法指向的是什么是法律的本体性理论，旨在寻求这个问题的普适性理论假说，在这一努力中形成自身的自主的完整知识体系。尽管每一种法学流派实际上只是以某种自认为是普适性的正确的立场去看待法律，它把握的只是法律总体的某一个方面，但法哲学正是在这种片面深刻地接近对法律的总体理解中成长起来。质言之，这种法学方法关注的核心是何谓正确之法这一法哲学的第一个基本命题，有关法学方法的学说便是法学方法论。关于法学方法论的内容国内许多著作均有系统阐明，主要有所谓己提到的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语言学、新修辞学、诠释学等方法，在此不再详述。

通过这种法学方法获得的法律，无论“立法者”认为在逻辑上多么自洽和在内容上多么正确，如上述，只是一个法律总谱，一个先行描划出的法律的理论蓝图。要根本解决法律何谓的理论问题，却取决于对如何认识和实现正确之法这一法哲学的第二个基本命题的回答，“什么”有赖“如何”，总谱仰仗演奏，蓝图尚待施工。一方面，因为解决了法律何谓的理论不等于回答了如何应用法律，理论不能直接作用于事实，不能仅凭理论直接演绎地推出对事实的判断，何况从理论到事实中间还隔着规范，规范是理论的具体载体，从规范到事实有一个依时空而变的具体化适用过程。要完成这一具体化离不开方法的规则性指导。另一方面，也是更要紧的，由规范到事实的具体化不是按图索骥，如上述，实为在对二者进行等置中发现法律。也就是说，法律的具体此在形式，法律者将如何言说，总是存在于法律应用之中。 实质上，法律应用还在造就新的法律，指向何谓正确的法律，正是这一点，体现出法学的实践品格，导致了从预设法律观向应用法律观的转变。同时，使应用法律的方法与法学方法的主要功能重合。如何造就新的法律，避免法律者信口开河，任意专横地发现法律，需有法律方法，实现新的法律也要方法的规则性约束。法律方法便生成于对后一个法哲学的基本命题的回答之中。

至于法律方法与法学方法的关联，从中不难看出，二者各占地盘。法学方法是研究和预设法律的方法，主要着眼于什么是法律的本体性理论，形成一定的法律观；法律方法是应用法律的方法，致力于实现既有的法律又生成新的法律。它们在领域上明晰可分，但由于后者也同时具有前者的主要功能，即回答了什么是法律的问题，在主要功能上有重合，当人们采取领域的分类标准时，二者泾渭分明，一旦涉及主要功能时，又感到难以将二者完全分开，因为这一形成新法律的法律方法在功能上也可称为法学方法(区别地看，它是应用中的法学方法，相对于研究的法学方法)，遂造成界定的困难和混乱。如此说来，人们包括拉伦茨将这一方法论称为法学方法论也非全然不妥，只不过就拉伦茨本人的倾向而言，这一提法“隐瞒了这一学科的实践意义和其与历史-政治的交错联系”(德国学者Rüthers语)。 假如可寻找得到一个百分之百恰当的关于法律应用的方法的提法，那便需加括号，即法律(学)方法、法律(学)方法论。

事实上，这不但不是尽善尽美的，而且累赘不便。既然如此，一是为了突显法律应用不是机械适用预设的法律，何谓正确之法是在法律具体化过程中，在打上法律寻找者个人印记的创造中，才能得到合理的答案。对法哲学的第二个基本命题：如何认识及实现正确之法的回答，使第一个基本命题：何谓正确之法的解决成为可能。自然法也好，制定法、习惯法也罢，终不过是开放的、未终了的、有待具体化的规范，应然的它们均需跨越法律方法之桥方能走向实然。真正的法律存在于观念与现实、应然与实然的等置考量之中。二是为了方便，我倾向于将法律应用中的方法和方法论称法律方法和法律方法论。藉此，一种应用法律观，一种依时空而变的实践智慧(phronesis， prudentia)法律观，一种实践理性法律观，便可更亮地通透过来。

(五)

本文的句号己划上了，但最后还不得不另说几句与本文主题关联甚紧的两个问题：法学方法和法律方法的独立性及与法学学科的自主性的联系。单从分类上看，既找不到他人没有的法学方法，也无法分出唯我独具的法律方法，这一判断可从前文关于法学方法和法律方法的内容的描述中得出。旁观一下多数XX学方法，同样如此，如现代经济学方法，其中许多来源于数量方法。能够完全自主的方法，绝大部分是不单单与某一学科相连的方法，它们有数量方法、分析方法、综合方法(系统方法)、实验方法、理解方法、解释方法、思辩方法等，这些是原方法。它们可以运用于不同学科，或者每一学科因自己研究对象不同要用到多寡不一的原方法。一切学科的自主性不是因为自身有其他学科所没有的独特方法，退一步，至少大部分学科不是。大部分学科的自主性不是某一因素造成的，其自主性主要体现为研究对象加方法，某些学科还与职业相联，如法学，这些因素互相渗透、共同作用，形成一套有内在关联的以概念、范畴、理论为表现形式的专门知识体系、专门的风格作派、连续性稳定性的范式。XX学方法的提法大部分是联系着研究对象，有时还包括职业时才能成立，其独立性也源于此。另外，方法的作用，以法学为例，既不能象概念法学那样被夸大，也不能象自由法学那样被贬低。惟有基于这种思考，我们才可以单独言说所谓法学方法、法律方法和法学，我们才有得以安身立命的家园。 1、参见Heinz Wagner， Rechtswissenschaft， in: Hans Jörg Sandkühler(Hrsg.)， Europäische Enzyklopädie zu Philosophie und Wissenschaften， Band 4， Felix Meiner Verlag， Hamburg， 1990， S.87.

2、参见Duden， Deutsches Universalwörterbuch， 2.Aufl. 1989， S.795.

3、见拉伦茨，《法学论》，陈爱娥译，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另见 Larenz/Canaris， Methodenlehre der Rechtswissenschaft， 3. Aufl. 1995， S.17.

4、作为佐证，特列举的以上述提法作书名的有较大的德语方法论著作： FBydlinski， Juristische Methodenlehre und Rechtsbegriff， 2. Aufl.1991；AEKramer， Juristische Methodik， 1998；FMüller， Juristische Methodik， 8. Aufl.2002；H-MPawlowski， Einführung in die juristische Methodenlehre， 3. Aufl.1999；JSchapp， Hauptprobleme der juristischen Methodenlehre， 1983；RZippelius， Juristische Methodenlehre， 8 Aufl.2003。

5、该书的原型是德国著名童话作家雅各布格林(Jacob Grimm)的听课笔记。当时，萨维尼在德国马尔堡大学任私人讲师，1802-03冬季学期，他开设了两次各为两小时的“法律方法论”讲座，雅各布格林是初任教师的萨维尼的第一批学生之一，并与萨维尼建立了终生的友谊。1933年，著名的萨维尼学者、法学家坎托诺维茨(Hermann Kantorowicz)在萨维尼杂志第53卷中首次注意到格林的听课笔记，由于时局不利，坎托诺维茨(通过其学生)对格林的听课笔记的整理工作停止下来。这项工作后由格哈德韦森贝格(Gerhard Wesenberg)完成，并以《法律方法论》为名于1951年由KF克勒出版社出版。

但从上切不可以得出萨维尼只关注实践性的法律方法论，而未顾及性的法学方法论，后者集中反映在其《论当代立法和法学之使命》(1814)中，对此需专文论述。

6、拉伦茨自著的《法学方法论》至1991年共出六版，从第五版起，正如拉伦茨在第六版序言中所作的说明：为不致使读者绕远道至十九世纪，删节了论及方法史的前四章，称作学生版。全文版也同时流通。台湾陈爱娥女士所译为拉伦茨自著的第六版，也即学生版第二版。拉伦茨和卡纳里斯合著的学生版第三版又删节了第二版中的第一章“方法上的论辨”。见注3，Larenz/Canaris， Vorwort.

7、卡尔恩吉施(Karl Engisch， 1899-1990)是著名德国法家、当代法律方法论的开创者，其法律方法论集中体现在《法律思维导论》( Einführung in das juristische Denken， 1956， 9. Aufl. 1997)中。该书被誉为法律方法论的一本经典之作，也同时是20世纪初以来的一本关于法律方法论的导论，于1956年面世，己出九版，陪伴了几代法律者，至今仍是法科大学生研习法学必读之入门。另见瑞士学者Philippe Mastronardi， Juristisches Denken， 2001. 在该书中，他还专门论述了法律思维与法律方法的关系。

8、参见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77页。

9、参见诺伊曼，《法律教义学在德国法文化中的意义》，载郑永流主编《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五)，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7页。

10、注9，诺伊曼，第20页。

11、对法律教义学新的理解，使以往的它与法哲学、法律理论、法史学、法社会学的分界被打破，可能引起对法学内部学科关系的重新定义。对此，诺伊曼以为，法律学者在多大程度上被要求作为法律教义学者和法哲学家，是一个次要。如果人们将法哲学理解成实践哲学的一个分支，那么，法哲学与法律教义学的边界是相互渗透的。见注9，诺伊曼，第21页。但我认为这似乎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12、参见注7，Philippe Mastronardi， S.287.

13、 注3，Larenz/Canaris， S.9. 另参见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引论，第3页。

14、见考夫曼，“法哲学的问题史”，载考夫曼/哈斯默尔主编《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第184页。

15、这一表述源出于恩吉施一句被广泛引证的名言：“目光在大前提与生活事实间流盼”，德文为Hin- und Herwandern des Blicks zwischen Obersatz und Lebenssachverhalt，见Karl Engisch， Logische Studien zur Gesetzesanwendung， 1943， 3.Aufl. 1963， S.15.

方法学篇2

今天班主任邓老师，在她的语文课上，给我们请来了一个特殊的嘉宾，这个嘉宾就是我们学校一位高年级的学姐，她的成绩名列前茅，因此老师就请她来给我们讲讲她的学习方法。

学姐说，她的成绩初色，并不是靠天天读书到半夜的那种努力，而是靠着她独特的学习方法。从学姐的讲述中，我渐渐的明白了，课前预习的重要性，因为老师讲课的时候不会面面俱到，只会挑重点的部分讲解，所以在这个时候，要想把知识学的更深入，就要充分做好课前预习，这样才能在课堂上跟上老师的脚步。除此以外，课下及时的复习也很重要，有些知识，如果不能及时温习巩固，那么很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全部忘掉......

我从学姐的讲述中受益匪浅，我觉得自己的学习方法，存在很大的问题，今后我一定要纠正它。

方法学篇3

第二章 事物认识之客观性

吾人认识一种事物，有无认识之客观性，可自二角度观之，其一可自认识主体观察其客观性，另一则自认识之结果观察其客观性。就认识主体之客观性言之，“认识主体”认识一种事物时，自觉能摒弃自我，秉持无私无我之原则，客观平正，不为“偏见”“谬误”所蒙蔽，固足曰认识主体具有客观性，然欲臻此境界，非透过深湛的道德修持，成就其高度的理性不为功，此在道德层面，或有其可能，惟在实际上则根本无此可能，概自以为公正无私之人，辄怀有偏见。从心理之角度言之，人之有偏见，往往深坦心底，无从自觉也；而自知识社会学之角度言，人之知识，亦难免受其所处环境以及背景之影响，欲期其“客体化”，无我无相，亦强其所难。然无可讳言，认识者个人，尽可能将自己客体化，反复反省，自我寻觅，压抑偏见，并加矫正，在某限度内尚难谓无益，但期以此种克己反省的功夫，摒除私见，犹若身陷泥沼者，自提其发，而期自泥沼中脱困也。

其次自认识结果之客观性言之，认识之客观性，既系认识结果之真理性。真理苟普遍为大家承认，认识之客观性，虽可能成立。然何为真理，言人人殊，殊难遽下定言，或谓现实的忠实反映者，或谓与过去之知识科协调整合者，或以实用主义为依归，能依命题将认识结果行为获致令人满意之结果者，不一而足。碧海纯一曾举三例言之。

其一，“三角形三内角的和等于180度”。此以欧几里得几何学方法即可证明之，（图既说明略）此项证明，以一定的前提（欧几里得定理群），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即可获得推论，故其具有高度的客观性。

其二，“富士山的高度是海拔3776公尺”，此以三角测量或其他方法，即可测量，其结果亦具有高度的客观性。

其三，“；流经导体电流之强度，与两端电压成正比”，此亦可以电流计、电压计实地加以测定（欧姆定律），亦具有高度的客观性。

就以上三例言之，第一例可以逻辑分析的方法加以证明，第二三利则可以经验事实的验证方法加以解决。本此以论，认识之客观性，与其谓认识结果之客观性，毋宁认为理论认识结果具有“合理讨论之可能性”及“批判可能性”为愈。

要之，欲使理论认识结果具有“合理讨论之可能性”及“批判可能性”，需用以下两种方法，始能获致。

其一，逻辑的、形式的方法，亦即逻辑分析的方法。只需以同样推论之前提出发，依据相同的推论规则，无论何人于何时何地为之，均可获致相同的结论，例如数学、几何学、形式科学等，均属此类学问。

其二，经验的、实质的方法，亦即经验事实的验证方法。经验科学殆皆依此方法维持其客观性，所谓“经验”衡需透过吾人之感官加以观察认知，或量的感觉察知，如大小、长短、冷暖等，或“质”的感觉，如香、臭、酸、辣等是。唯一般而言，量的观察方法衡具客观，不易引起争论，在经验科学多以此法为之。而质的观察方法则每因人而异，且会衍生久居芝兰之室，不觉其香，久入鲍鱼之室，不觉其臭“错觉”，其标准不易拿捏。

一般事物之认识，所以能依逻辑分析的方法或经验事实的验证方法，获致客观性，主要具有合理讨论之可能性以及合理批判的可能性。在同样认知的基础上，众人皆曰是，吾人不能独谓非；众人皆曰非，吾人不能独谓是。苟由于认知差异，则可导致“众人皆醉”“唯我独醒”之结果，例如哥白尼创立了日心说（地动说）认太阳为宇宙的中心，改变了1000多年来“地心说”（天动说）的假定，力斥地球为宇宙中心的说法，初期不为人所信，概此乃认知差异有以至之也，乃经伽利略等以天文观测及物理测试之法加以验证，始知哥白尼之说为是，即其一例。

然则，法学是否亦可依此等方法经营，使法律解释具有客观性？此乃1、2世纪来法学者所耿耿于怀者，亦本书之重心所在也，请依次看以下各章。

第二编 法学方法论 第三章 法学认识之客观性

法学或法解释学经法学者的长期经营，早已成为一门学问，各家学说或理论难免对立，甚至引起争执，理由针锋相对者有之，结论相异者有之，不一而足。惟法学既称为法学，自应举有某种程度之客观性，对人类一般生活之实践，始克有济。如百家争鸣，各有其说，则不成为学问。所谓“为学问而学问”，虽颇具浪漫思想，究已偏离学问之道。

学问非一人独能完成，需赖多数学者长期不断之研究，一再累积，始能期其健全发展或有所成就，设彼此经营统一学问，不能维持某种程度之客观性，即不能发生累积作用，此一门学问之研究必然停滞不前，甚至萎缩。法学亦复如是，法学者一向以追求客观性为首务，并将法律阐释之客观性，悬为研究之基本课题，实此之故。

法律解释之客观性为何，论者不一而说，有先设定一般抽象的原理原则，在不同的法律解释中，符合此项抽象原理原则之解释者，其解释即具有客观性。惟此项抽象的原理原则之设定，涉及哲学上一元论之立场或自然主义的演绎关系，不待言而自明。有持二元论之立场，认为无所谓绝对客观的法律解释，一切法律解释最后的判断，殆皆取决于主观的价值判断，鲜有例外。

无可讳言，法律解释之客观性，与三权分立之思想攸关綦切。在一个法治社会，法律不仅系统治人民的工具，同时亦在约束统治行为，使其不致侵犯人民的基本权利，法律解释之客观性，有助于此项法律之安定与公平，法学者对此锲而不舍，实此之故。法律解释之客观性，究应持一元论，抑或二元论，始可获致，虽系一值得深思的问题，惟目前各国法学者对此之探讨，率皆各起炉灶，改从另一角度研究。

同时，自本世纪以降，各种法律的经验科学研究成果，如何被广泛的容纳，使法律解释得能提高其客观性，进而摆脱概念法学的阴影，俾可从社会科学中求得一稳固的基础，亦系当前法学者致力之所在。

如前所述，透过合理的公开的讨论和批判，对理论认识的结果，可获得认识之客观性。法学亦即学问之一种，应亦不能独外，当亦可利用此法加以认识。惟法律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其客体无论如何描述，实不具有自然科学之“客观性”，此正为历来法学者胆怯之所在。

实则，社会科学或法学既为科学之一种，自亦具有科学之性格，有其客观性之一面，绝不能摆脱逻辑关系，而成其为科学。虽如所周知，自然科学端在求自然事物之理，自然事物则皆受“因果律”所控制，既不可能有善恶的价值判断，亦无所谓目的观念，在“因果律”的概念之中，亦具事物整齐之一致性，凡百事物，有其因必有其果，同其因必同其果，倘无此一致性，既无因果关系之可言，故“因果律”与“同一律”诚互相通。归纳的基础是“因果律”，演绎的基础是“同一律”，两者皆系逻辑的主要方法，亦即自然科学的方法。因之，自然科学家运用其理性智慧所设定的原则，虽未必皆为自然秩序中存在的真理，但其可以逐渐接近真理，则属不争之论。而法律科学，咋涉及“人”的问题，人之不同各如其面，其个别性之色彩至为浓厚，社会秩序自亦不若自然秩序之具有“普遍性”、“必然性”，法学者运用其理性科研成果所设定之原则，自亦难期其能“放诅四海而皆准，行诅万世而不惑”。然无论如何，却不能否定法律科学具有科学之性格。

再者，自然科学研究之对象，为“自然现象”，率可在研究者有

计划的控制条件下，加以观察和发现，其结果之客观性自较易达到，而法律科学条件则较差，殊不易在有计划的控制条件下进行观察，事实亦不被容许，因其涉及人之价值判断等诸问题，观察之结果与观察之对象之间，每易发生相互干扰之情形，甚难臻于客观。

尽管如此，法律科学既为学问之一种，断不可放弃客观性之追求，在科学性学说固应如此，在解释性学说亦不能独外。一言以蔽之，追求学问的客观性，必藉由公开讨论及批判，充分发挥“学问公器”的性格，其客观性始易形成。

日本学者加藤新平在其所著《法哲学概论》一书中，称学问此种性格为“间主观性”，概谓主观与主观间，可藉由某一“标准”沟通，期臻一致也。法学者就某一法律问题所持见解，除“主张”而外，应付具“合理的理由”以为说明，俾他人得以理解，进而对其主张之是非对错，以及是否正当？是否具有合理性？

提出公开讨论和批判。而讨论或批判者之主张，自亦应附“合理的理由”，俾他人或原主张者更得对之讨论和批判，学问之此种性格，称为间主观性之“理解可能性”、“讨论可能性”及“批准可能性”。若法律见解之提出，图然空言主张，未具理由；或所附理由不合理（及不依一般公认之标准提出理由），或部委公开，均不得谓为学问。

因之，在讨论或批判的层面，如众说杂陈，所提出之理由又不循一定之“标准”，难免有个人恣意、偏见、利害或爱憎等掺杂其间，弥漫着“恶之主观性”，自亦欠缺间主观之妥当性，于提高法学之客观性，当亦属无补。

在学问之领域，无所谓绝对之权威存在，无不可讨论或批判者。任何主张，任何见解，无不可秉此“学问上公开”之性格；容许各方讨论或批判，反复辗转为之，始可逐渐提高学问上之认识，以提高其客观性。学问之与“教条”不同，其理由即在于此。唯宜注意者，参加讨论或批判者若不依循“一定之标准”提出讨论批判，将各是其是，各非其非，无异在不同的层面上各说各话，其结果，客观性之目标乃无由到达。此标准之性质为何？一言以蔽之，即应具“科学性”。

“科学”二词，若就广义而言，包括形式科学以及经验科学二者而言，形式科学，主要是依据逻辑分析的方法加以演绎，而经验科学则端赖经验事实的验证方法而获致。凭此二者，科学乃具有客观性。一般事物之认识，依逻辑分析的方法或经验事实的验证方法为之，可获致客观性。法学或法解释学，如上所述，亦复相同，苟依此两方法或标准提出“主张”，并附具合理的理由予以公开，必因其具“批判可能性”及“讨论可能性”而更能使其具客观性也。

法律之解释，以及裁判，应亦不能独外，再不违反“出版法”第33条规定：“出版品对于尚在侦查或审判中之诉讼案件，或承办该案件有关之诉讼关系人，不得评论，并不得登载禁止公开诉讼事件之辩论”之范围内，应尽量公开之，欢迎讨论及批判，与解释及裁判品质的提高，必大有助益。设自命权威，或斥讨论或批判者为异端，将严重阻碍法学或司法的进步。不言可喻。

惟为避免公开讨论或批判陷入无益的论争，无论是阐释者，或提出讨论或批判者，均应严守“间客观性”之原则，分别视其学说究为科学性或解释性，依凭逻辑分析的方法或经验事实的验证方法等，提出“合理的理由”始为合格。自不待言。

然则，为求获取法学认识之客观性，所依凭之逻辑分析的方法或经验事实的验证方法，是否与认识事物之客观性之方法，同其意义，尤其在法律之阐释方面，恒须为“目的考量”或“利益衡量”，此为“事物”之认识所无者，又将如之何？实在令人玩味。

第二编 法学方法论 第四章 从逻辑分析方面认识法学方法论

传统法学者对于法学之研究，相重于“理论认识方面”，并藉“逻辑分析的方法”或“经验事实的验证方法”，以提高其客观性。就逻辑的分析言，法学实具“教义学”之性格；就经验事实的验证而言，法学则具“经验科学”之性格，此与法官须就法学上的认识应用于实际生活上者，尚有不同。换言之，法官系以法学之理论认识为“基础”，应用于“实际问题上，兼有”实践“之性格。亦因为如此，法官之判决，不能不涵蕴”目的考量“、”利益衡量“或”价值判断“之色彩。

故本书于此，先言逻辑分析的方法，次言经验事实的验证方法，而后再述法学之实践性格，循序描绘，俾读者得获窥法学方法上“认识论”之全貌。

法学在理论认识上，如前所述，可藉由逻辑分析的方法，以获知其“恰如其实”之内涵，就此而言，法学也者，不啻一“形式科学”，日本学者碧海纯一称法学此项性格，为教义学性，盖法学者以外在权威所给予之命题，诸如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条文或法院所著判例等，为机械的演绎操作，恰似教徒以圣经为依据，对人“说教”也。君不见教徒之说教，就社会所发生任何具体社会问题，扉不以圣经为出发点，说之、解决之、指引之耶，此既为教义学也。如完全循此逻辑分析的方法研究法学，到末了，将发展为“概念法学”，即令运用之结果，为命题所无，或与命题发生冲突，亦必牵强附会，曰法律固系如此也。其之不当，不待言而自明。因之如何善用逻辑分析的方法，拿捏得宜，允属一项艺术。

然则，法学者为法学上之认识，不再批评法律或其他实证法之是非对错，而系将法律当成一个权威的命题，资为解决实际问题之基础。此与其他经验科学不同，盖其他经验科学如自然科学、社会学或经济学等，仅将观察所得之法则命题，当作假设，未尝奉为金科玉律。设嗣发现新法则命题，乃可将旧有法则命题修正，甚或扬弃，有其充分的自主性。因之，自然科学家观察自然现象发现之自然法则，社会学家观察社会现象发现之社会法则，或经济学家观察经济现象发现之经济法则等等，研究者今日可视若至宝，明日亦可弃若敝屣，随时可本于其确信而为更改，有其选择之自由。

而法学者对于法律或其他实证法则不能持如是态度，应认法律具有权威性，有拘束性，不得任意加以更改。换言之，法学者应以法律规定为前提，并就此导引出解决实际社会问题的法律见解，俾法律知识或法律见解得以体系化，成为一有体系的学科或知识。

欲臻此境界，势须将有权威之“法律命题”定于一尊，尽量使法律见解不与之抵触，并依逻辑分析的方法，提高其体系性。详言之，当某一法律命题可导出数种不同之法律见解时，就应以何者为是，首须视法律见解与法律命题间有无抵触？可否调和？与之圆通而无矛盾者，始为正确的法律见解。

准上以论，法学者一方面须将法律奉为圭臬，成为权威的命题，另一方面又恐其具有浓厚的教义学性，发展成为“概念法学”，不免“”（该字无法打出，上‘叔’下‘心’，意为‘忧思’，发音同‘匿’）然忧焉，处此微妙且错综复杂之境界下，现代法学可谓深具独特性格，亦因如此，时遇无可言宣的杂题，诚非无因。

要之，逻辑分析的方法固可提高法学的客观性，对不同之法律见解，提供分辨优劣的标准，俾加取舍，有其不可代替的一面；惟运用之际，乃应把握分寸，拿捏得当，不能过分强调，否则，法律也者，不过逻辑之代名词耳，整个法律秩序的体系性，势将演成为整个法学唯一追求目标。甚至为维持法律之逻辑一惯性、体系性，就社会实际发生问题的解决，必然悍然不顾社会事实，无视社会或法律目的，而流于所谓概念法学，其岂宜哉。

吾人于此不能不指出，法学之主要任务，厥为透过法律的适用，以实现法律目的或社会统制目的，倘过分强调法律之逻辑一贯性，以追求法律解释的客观性，无视法律目的或社会统制目的，将此项主要任务置之脑后，必将重蹈19世纪概念法学之覆辙，变成一“机械法学”。

概念法

学注重于法律逻辑的一贯性，有助于法律的安定，有其不可磨灭的功劳，固无可争议，惟此亦正其致命伤之所在。盖为维持法律秩序之体系性，而不顾事实，牺牲社会统制目的或法律目的，诚至短视也。夫法律逻辑仅系手段，而非目的，为手段而牺牲目的，或将手段视为目的，均属舍本逐末之举，无怪今之习发者，每一提及概念法学，即有轻蔑之意味也。

19世纪前叶，概念法学在欧陆，尤其德、法等国可谓极一时之盛，其详容后专章讨论。兹姑以德国为例，德国自中世纪末期继受罗马法大全后，即时兴罗马法典学，就罗马法加以注释分析，使之体系化……至萨维尼时代，萨氏认为所有法律的形成，有若习惯法的形成，先肇始于习惯与通行的信仰，然后又法学淬炼始于成，因而提倡历史法学，强调罗马法的重要性，其本人虽非一概念法学者，唯已有此倾向。至其徒普希达更倡之甚力，普氏试图将罗马法整理成一很有体系而层次分明的规范，将罗马法分为数层次，最上层为法律理念，整个法律秩序均须受此一法律理念所支配，法学者之任务，仅能依循逻辑的演绎方法，分析各层次规范间之关系以及各种法律概念间之关系。法官亦仅能依凭机械的逻辑，运用法律，不能旁求。此种逻辑自足的观念，至温德夏特达到最高峰，其理论体系亦趋于精致。

此种逻辑自足的观念，导致法学者研究法学，非全部使用逻辑分析的方法不可，此虽足以提高法学的客观性，但未免忽视了法学的实践性格，实不足取。换言之，此种客观性，为一种“形式性”，非吾人所欲追求的“客观性”，此宜注意者也。吾人今言逻辑分析的方法，不可徒凭纯粹形式的逻辑，为机械的操作，而应注意法学的实践性格。

法学非理论科学，而系应用科学；非徒凭纯粹的理论认识，即足济事，而应统合理论与实践，透过法律的运用，使足满足吾人社会需求，达到社会统制目的。因之，吾人阐释法律，以逻辑分析的方法追求客观性时，断不可再重蹈概念法学的覆辙。若误将逻辑分析的方法当成法学上唯一的认识方法，或将其视为唯一提高法学客观性的方法，均难获窥法学堂奥。

亦绯韩案为例，“刑事诉讼法”第234条第5项规定：“‘刑法’第320条之妨害名誉及信用罪，已死者之配偶、直系血亲、三亲等内之旁系血亲、二亲等内之姻亲或家长、家属，得为告诉”。直系血亲一词，“民法”第967条第1项仅规定“谓己身所从出，或从己身所出之血亲”，就其年代未设何限制，如纯就形式上的逻辑推论，必然会导出：“只要系直系血亲，其究属几十代，甚或几百代子孙，均所不问，一概有告诉权”之结论。若从“刑法”320条“诽谤死人罪”规定之目的言，则端在“保护死者后人之孝思”，韩愈死后迄今业已逾1156年之久，业已“远也”，其后人对之又有何“孝思忆念”之可言？再如有一人焉，在会客到门口悬一告示曰：“禁止带狗进入”，苟不考虑其规范之目的，遽为反对推论，则熊虎之属，将准带入矣，其岂宜哉。

方法学篇4

一、资源的稀缺性

宪法学的世界观可以简单地归结为资源的稀缺性。

上帝已于昨夜悄然离去，把人类孤独地遗弃在冷落、无情而空虚的宇宙之中。这是一个不幸的消息。人不过是天边过客，他的灵魂将随着肉体的死亡而随风飘逝。更让人痛心的是，宇宙可能是一个耗散结构，随着热能的耗散，不再有今夜星光闪烁，不再有明天的太阳升起，一切事物包括人类社会都将消失在均匀辐射的热寂之中。"人只不过是宇宙中的一个弃儿，是被创造出他来的各种力量所抛弃的。他无父无母，全知和仁爱的权威既不援助他也不引导他，他只好自己照顾自己，并且靠自己有限的智力在一个冷漠无情的宇宙之中摸索自己的出路。"宪法学必须接受没有目的和意义的世界，以及人在其中微不足道的地位，抛弃一切有关世界意义和人类使命的说教。人不是上帝创造出来的世界主宰，物质世界也不是为了满足人类的贪婪而存在的。茫茫宇宙，生命的形成纯属偶然，人的出现更属难得的幸运。人类没有理由自命不凡，以物质世界的主人自居，企图从根本上改造这个世界，重新布置它的秩序。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基督教的千年王国到近现代的空想社会主义，种种荒谬绝伦、贻害无究的乌托邦幻想，都是对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估计过高的结果。

人的新问题永远是：无穷的欲望，有限的资源。有着无限需要的人生活在一个资源稀缺的世界上，不得不面对各种纷争和不幸：食品短缺造成的饥荒，土地稀缺引起的殖民掠夺，伴随着土地、能源稀缺而来的局部冲突和世界大战，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无不受到稀缺性的制约。任何时候，物产都不可能丰富到人人自由取用的程度，不存在什么千年王国、永恒正义。这是各门科学必须共同面对的现实，也是它们能够存在的理由。假如资源无限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就无需生产和交换，也不会出现利益的冲突，就没有必要创造出宪法和法律来界分人们之间的权利和义务，探究宪法学也就成为多余的了。但这并不是值得向往的千年王国，而是人类文明的末日。劳动创造了人自身，人类文明的全部动力就在于为生存和发展而奋斗。假如资源无限丰富，人类无需劳动，无需奋斗，没有压力，智识将无限退化，最终导致人类文明连同人类自身的毁灭。因此，资源无限丰富性的乌托邦设想是荒谬的。

权利产生于稀缺，没有稀缺就无所谓权利的界分。在大规模工业化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以前，从来没人试图取得空气的所有权；在都市化造成极度拥挤以前，也没人想到对阳光的权利，对隐私的权利；到目前为止，还没人为划分海水的产权作过认真的努力。空气、阳光和海水通常都是富有资源，人们可自由使用富有资源而不会发生冲突，也就无需界分权利。只有稀缺资源的使用才会引起利益冲突，权利的界定就有了必要。在人口迅速增长，土地等自然资源变得相对稀缺的条件下，为了使现有资源得到有效利用，缓解资源稀缺引起的利益冲突，财产权被创造出来。在物质资源日益稀缺的条件下，经济增长必然转向对人力资源的依靠，以寻求资源替代。经济的高度发展引起了人力资源的稀缺，促使劳动力价格上涨。随着人力资源经济价值的不断增长，人的伦理价值最终也得到普遍提高。人生短促，没有来世，生命、健康、自由在时间约束下显得格外珍贵。个人要追求人生幸福，实现人生价值，就须成为自己短暂人生的主宰。这些"永恒真理"都是在经济高度发展，人力资源变得稀缺以后，才被人们所理解和接受的。同样，国家合法性的根基在于它的财政状况，它通过向社会提供秩序和权利保护来换取财政收入。财政危机导致了封建国家的破产和民主制国家的出现，而现代民主制国家的任何重大制度变革，也都是在严酷的财政压力下开始的。可以说整个制度都是稀缺性的产物。

宪法学必须把宪法的制度设计和运作同资源的稀缺性联系起来，承认人和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具有长期性和不可避免性，把资源配置的实质理解为权利配置。

二、方法论的个体主义

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包括两个方面：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是个人，个人具有自利的天性。

第一，个体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个体是社会的基本单位。个人是大自然的造物，他孤独地面对这个世界，独自应付环境的压力和挑战。集体只是人类的造物，是为弥补个体力量之不足和行动之不便而创造出来的，其最终目的是满足个体生命活动的需要。个体才是经验中的实体，他的生命活动、喜怒哀乐，他人和集体既无从察知，也难以分享。集体并非实体，它既无生命，亦无意志和情感，集体生命、国家意志不过是人类精神的虚构。萨拜因等在总结国家人格学说时指出："在这方面，国家也和其他团体一样。它也是一个法人，因为它被法律所承认。而它的权能是从这个来源产生的。所以，国家不在法律之先……国家的合法权力是从法律得到的。"

集体和国家不是真正的"人"，而只是法律适应集体行动的需要拟制出来的法人。集体需要行动，却没有生命和意志，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法律设置了法人代表、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并以他们的意志来指挥、控制并协调集体行动。所谓国家意志、集体意志或者法人意志，不过是国家、团体和法人的人的意志，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也只能是组成国家和集体的各个成员利益的集合。集体行动的逻辑个人行动，是组成集体的各个个人在集体人的协调下采取的共同行动。至于阶级、阶层、民族等等只是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人类群体，它们既没有意志，也无法采取有效的行动。

集体行动以实现个人利益为归宿，不是实现集体多数成员的个人利益就是实现集体人的个人利益。宪法和法律配置权利的目的就是要防止集体人利用集体力量谋求一己的私利，实现利益的合理分配，缓解个人间的利益冲突。以集体为利益单位是不解决新问题的，因为集体人的方便依然存在，集体成员间还会为利益再分配发生冲突。只有把个体作为基本单位，把权利、利益和责任落实到个人，才能最终缓解冲突。宪法学应从人类个体的角度观察新问题，抛弃"国家意志"、"统治阶级意志"之类的精神虚构，直面人类的个体。

第二，个人具有自利的天性。有关人性的善恶，人们有各种不同的主张。中国古人认定"人之初，性本善"，人之为恶，乃是后天环境影响造成的。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既然人人都是善，环境中的恶又从何而来呢?对人性的乐观情绪在实践中往往表现为软弱的道德说教和裸的暴力镇压两个极端，这显然不利于实行法治。基督教认为，由于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偷食聪明禁果，犯有原罪，因而人性是邪恶的。西方法治传统就是在这种人性的幽黯意识基础上孕育成长起来的，其基本经验是"以恶制恶"，即承认在社会生活中恶的存在具有必然性，用一种恶去制约另一种恶。例如，市场上的生产、经营者为达到利润最大化的目的，会不惜损害消费者利益，而市场机制迫使他们彼此竞争；消费者的利益就有了保障。

从市场机制和法治发挥功能的机理来看，和其把人性看成善，不如假定人性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承认："对于各个个人来说，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3我们曾把消除犯罪甚至消灭一切罪恶作为自己的目标，但实践证实，相对于人类的德行、聪明和能力来说，这是一个难以企及的目标。在人类生活中，善和恶形影相随、不可分离，我们不可能完全消灭恶而单独保存善。恶植根于人的本性之中，只有毁灭人类、毁灭一切才能最终消除恶。因此，宪法的任务不是简单地区分出好人和坏人、人民和敌人，再把后者消灭掉而将前者留下来。犯罪和人类历史一样古老，不可能真正消灭。因为什么行为是犯罪不仅取决于行为在客观上造成损害的程度，也取决于社会在主观上对个人各种行为的容忍程度。在重大危害行为被消除后，社会对个人行为的容忍度可能会下降，一些稍微危害行为就会被认为是严重的犯罪。最初"严打"的目标是把犯罪分子一网打尽，后来又经过多次"严打"，犯罪依然存在，社会治安形势依然很严重。因此，犯罪和邪恶具有长期性，只能通过法治来遏制，不能依靠搞"运动"来消除。

生命必然有所追求，一切生命现象都有自我实现、自我扩张、自我延续的自然趋向。人不仅具有肉体生命的追求，更有精神生命的追求。个人为了实现、扩展和延续自身的生命，不断创造物质财富，追求新的精神境界，这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前提和文明发展的根本动力。正因为人人都深切关注自身利益，不断追求和实现自身利益，法律规则才能对人的行为发生功能。追求和实现自身利益，不仅是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也是每个人对社会的延续和发展应尽的职责。一个无所追求，把自己的生存寄托在别人利他行为上的人，是不会努力创造财富和享受生活的，终将成为社会的负担。

权利的设定，缘于利在其中。正因为人具有自利的天性，就需要宪法和法律制度确认和保障人权和公民权利，以满足人们合理自利的需要，维护个人的正当利益不受侵犯。假如人人都舍弃自身利益，利他也就失去了意义；当每个人都没有顾忌自身利益的"后顾之忧"的时候，人类行为将无法调控，法治和秩序将失去赖以存在的基础。个人关注自身利益远胜于关心他人利益。人类生性贪婪，具有无穷无尽的欲望，在没有规则和制度约束的条件下，无论普通公民还是政府官员，无论他属于哪个民族、国家或群体，都可能不择手段、不惜损害他人以谋求自身利益。宪法和法律为个人设定义务，就是为了防止人的贪婪对公益和他人利益的侵犯。

"当个人由市场中的买者或卖者转变为政治过程中的投票者、纳税人、受益者、政治家或官员时，他们的品性不会发生变化。"[4不仅普通个人具有自利的天性，政府官员和国家同样具有自利的倾向。在没有规则制约的情况下，市场上的生产、经营者将不惜以消费者利益为代价来达到利润最大化的目的，政府官员同样可能以选民利益为代价来实现自身权力的最大化。因此，许多思想家都认为国家或政府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祸害。例如潘恩就曾写道：政府"即使在其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一件免不了的祸害；在其最坏的情况下，就成了不可容忍的祸害；因为当我们受苦的时候，当我们从一个政府方面遭受那些只有在无政府的国家中才可能遭遇的不幸时，我们由于想到自己亲手提供了受苦的根源而格外感到痛心。"[5帕金森定理揭示，当今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机构膨胀、臃员增加，政府规模自发扩大的趋向，其动因之一就是官员谋求自身权力的最大化。正是扩张权力的内存需要，使官员制造官员，机构设置机构，政府增长呈现荆轮效应。没有宪法为权力设置的界限，这些官员的个人利益就会以国家、集体的名义压倒多数公民和集体成员的个人利益。

三、方法论的有限理性主义

宪法学对人类能力的基本观点是有限理性主义，即每个人都具有发现自身利益的熟悉能力和实现自身利益的行为能力，但这种熟悉和行动的能力是有限的。第一，个人在一定程度上都具有熟悉和实现自身利益的能力。个人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要及其满足程度，只有他自己才有最深切的感受，他人无法确切地熟悉和了解。任何先知的教诲、权威当局的计划，都不能代替个人对幸福的主观体验。启蒙运动不是由少数先知去教导多数人应当怎样生活，而是引导"人类脱离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使人们"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6只要能够自由运用自己的理性，经过深思熟虑、充分讨论、审慎选择，人们不仅能够熟悉自身利益的所在，而且能够采取适当的行为实现自己的利益。市场就是个人自由运用自己独特的知识、信息，自由选择一定行为来实现自身利益的经济结构。民主政治的基本信念就是，每个人是其自身利益的最佳判定者，凡是和决策利害相关的个人都有权参和决策的制定。人类理性既是个人作为自立、自主、自治的权利主体，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的前提，也是国家合理预期、有效调控人们的行为，进行社会管理的基础。假如人都失去理智，不可理喻，其行为就难以猜测，无法控制，他们就既不配享有权利，也无力承担义务，更不能追究其法律责任。这样，国家管理将无法进行，社会秩序也不复存在。

法律是人类理性的体现，宪法正是这种理性的自觉运用。宪法学应崇尚理性，用理性之光照亮人类制度文明的前景。民主是一种常识政治，并不需要高深的学问。只要经过启蒙教育，去除政治蒙昧，普通公民都有参政决策能力。借口"民智未开，不能骤行"，长期实行"训政"，最终导致了在大陆的。胡适曾说：的失败，"不是骤行之过，乃是始终不曾实行之过。[7我们在农村实行村民自治、"海选"村干部的经验表明，经济、文化落后并非实行民主政治的最大障碍，至于文明程度更高的城市就更不存在什么客观上的障碍了。宪法学者要有平常心，不能把民众看成阿斗，去充当先知先觉的救世主，也不能把官员都当作救世主。相信群众，即相信群众的理性精神，依靠群众，即依靠群众的自治能力。

方法学篇5

 

改进教学方法，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有效方式，法学教学有着一定特殊性，由于教学的内容本身专业性比较强，所以略显枯燥，为了提高教学的效果，教师要增加教学内容的丰富性，灵活应用教学的方法，还要活跃课堂气氛，提高学生学习的热情以及积极性。

 

法学教学的过程中，可以引入案例，这样可以增强学生的记忆力，可以更好的对法学知识进行传播。本文对法学教学方法进行了介绍，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除了要提高学生的知识储备量，还要提高学生素质以及自学的能力。

 

一、法学教育的发展现状

 

法学教育是一项专业性较强的工作，法学的知识也比较广，涉及的范围比较多，在记忆与理解时有着一定难度，所以，法学教师有着较重的工作任务，其需要改进教学方式，提高学生学习的效率，还要加深学生对重点知识的记忆。

 

在我国法学教学中，教师多采用的是案例分析法，这是一种比较直观的教学方式，通过实际案例的分析，可以将法学的知识更好的应用在实际生活中，使学生认识到学习法学知识的重要作用。另外，教师还需要通过提问的方式，与学生在课堂上更好的互动，这样可以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可以判断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效果。

 

美国的法律制度比较健全，在法学教育中，不光需要学习大陆法国家法学知识，还需要对英美法国家的法学知识进行学习。

 

美国法学教育是以判例法为主，而大陆法国家的法学教育是案例汇编的方式，对法律的历史有着系统的研究，这种教育方式比较传统，而且尊重历史，对法学的历史文化有着传承的作用。社会在不断的发展，法学案例也在不断的更新，相关工作人员在对法律案件整理时，可以形成汇编系统，以供教育工作者利用这些资源。案例分析法有着较多的优点，其可以营造出良好的学习氛围，可以活跃课堂的气氛，还可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

 

但是案例教学无法提高学生的道德素质，无法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在教学的过程中，学生具有思维的惯性，会假设一些事实寻求逻辑的统一性，学生比较重视法院最终得出的结论，但是却忽视了得出结论的过程，所以，在今后的教学工作中，教师还需要对案例教学法进行优化。

 

二、法学教学存在的问题

 

在法学教学的过程中，教师的教学水平对教学质量有着直接的影响，我国法律体系还不够健全，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在法学教育中存在较多的问题，使得法律事业的发展出现了停滞不前的现状。在法学教学时，教师多采用的是传统的教学方法，教学的内容会受到教材的制约，教师在讲解时，相关知识比较抽象，学生很难记忆与理解这些知识，在教学中涉及的社会问题比较少，学生的知识面比较狭窄。

 

由于教师的水平有限，所以，学生的发展也被制约了，教师在课堂上只是一味的讲述，忽视了与学生的沟通与讨论。在有的学校，由于师资力量比较薄弱，教师的数量比较少，有些公共课程学生的数量有上百位，而教师的数量却比较少，这影响了教学的效果。

 

在大陆法国家的法学教育中，学生学习的过程比较被动，其一般是为了获得职业资格而学习法学知识，我国职业学校机构也比较多，所以，很多学生学习的目的只是为了获得相关资质证书，而不是为了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在很多职业院校中，教师的专业素质不够高，还有的教学缺乏工作经验，所以，教学的质量大大下降了。在课堂中由于时间有限，所以教师一般设置模拟法庭的情况比较少，也没有灵活采用情景教学的方法，学生虽然掌握基础知识，但是缺乏法律常识，而且无法灵活运用这些知识。

 

学校的资源有限，所以没法开设小班，只能在大教室进行公共课程的教学，由于学生的数量比较大，所以，教师无法做到兼顾，而且很少与学生进行互动交流。为了提高教学的质量，有的院校开始了教学的改革，对教学的模式进行更改，法律教育正趋于专业化的方向不断发展。

 

三、提高法学教学质量的方法

 

为了提高教学的质量，我国在法学教育的过程中，应用多学习英美教学的经验，不光要采用案例教学法，还可以采用情景教学、模拟法庭等多种生动有趣的教学模式，这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可以提高其学习的自主性。

 

采用多种教学方式混合使用的方式，可以做好因材施教，可以使学生在实践中增强分析能力以及办案能力，在法学教学中，相关教育工作者可以采用案例教学为主，其他教学法为辅的综合教学方式，这有助于培养出综合性人才。在实践的过程中，学生可以增强判断能力，可以通过情景模拟的方式合理运用法学知识。在办案的过程中，一定要保持清晰的逻辑思维，教师要在课堂上着重讲解法学重点知识，要教授学生办案的技巧。

 

当前社会，人们的法律意识都有了较大的提高，社会中的法律纠纷逐渐增多了，法律法规也越来越完善，提高法学教学的水平，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和谐，可以更快的解决纠纷。近年来，传统法学讲授方法一直受到人们的批判，很多人认为此种教学方法单一死板，缺少师生之间的反馈和交流，对学生的实际技能训练不够等。

 

与此同时，人们将目光更多地转向了英美法的案例分析教学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学教育事业有了较大发展，有关案例教学法的研讨在一定的范围内经常开展，有些学者还进行过比较系统的研究，拿出了一些比较成熟的案例教材和教学资料。

 

案例教学法不能直接照搬，但案例教学法在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和训练学生案例分析、口头辩论和解决问题等律师工作技巧方面的优势，使人们仍渴望通过它改革中国传统的法学教育，法学教育工作者们为此创设了一种既适应传统教学模式，又兼顾案例教学方法之特点的法学教学方法———模拟审判(或称模拟法庭)教学法。

 

这种教学方法对理论教学和实务训练都有兼顾，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改良传统教学方法的积极作用，是一种比较有效的法学教学方法。

 

四、结语

 

法学教育具有法律知识传播的效果，可以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还可以掌握一定法学常识，在掌握一定法学知识基础后，学生可以运用法律的武器更好的维护自身权益。在法学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注意优化教学的方法，要认识到法学教学的共性，也要认识到法学教学的特殊性。

 

提高法学教学的水平，有助于促进我国教育事业更好的发展，可以为社会培养出更多高素质人才。我国法学教学还存在一定问题，在教学实践的过程中，教师要注意积累经验，总结出有效的教学方法。

方法学篇6

卫生法学教学目的是通过卫生法学的学习，学生能够掌握卫生法的基本原理与我国主要的卫生法律制度，树立依法行医、规范行医的意识，能够根据现行卫生法律、法规的要求有效预防医疗纠纷，并能够依法恰当化解医疗实践中出现的医疗纠纷。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培养学生的卫生法理念。学生要掌握卫生法的概念、特征、基本原则以及卫生法的基本作用，培养学生对卫生法的基本理念。卫生法是实现人的生命健康权利的基本保障，也是卫生监督管理制度的重要法律依据，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国家通过卫生立法，有效地保障我国卫生事业健康有序地发展。同时，卫生问题不仅仅是单纯的国内问题，而且也是国际上跨国界的世界性问题。国际法原则特别是WTO规则原则也成为我国卫生行政立法、执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因此，卫生法学教学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培养完整、系统和全方位的卫生法理念。

2．向学生传授卫生法学的基本知识。学生要掌握卫生法学医疗实践中执业医师、执业护士的权利与义务，熟悉执业医师管理法律制度、执业护士管理法律制度、医疗机构管理法律制度、药品管理法律制度、职业病防治法律制度、传染病防治法律制度等，能够根据卫生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医疗机构进行规范化管理、有效防治医疗纠纷、恰当处理医疗纠纷这些基本知识。但由于目前卫生法学的教材及相关资料在这些基本知识内容上非常缺失，学生理解和掌握起来往往会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因此，教师在向学生传授卫生法学的基本知识时，应将具体卫生法律制度与立法背景相结合。由于时间、社会、历史、经济和文化等背景的不同，法律的制定、颁布和实施都有其不同的特点。深入了解立法的不同背景，有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卫生法学的法律内容和基本知识。

3．培养学生卫生法学研究方法的能力。如前所述，卫生法学是一门由医学、卫生学和法学交叉的学科。卫生法既具有法律的一般属性，应遵循法学研究方法的一般规律，又有其特定的调整对象而有别于其他法律。因此，对卫生法学的研究，其方法不仅仅限于法学的一些基本方法，还要结合其它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也就是说，卫生法学研究方法也有其自身特点。卫生法作为一门社会法，主要通过文献查阅、历史研究、法解释学、实证研究、社会学、比较研究，以及经济学等方法进行研究。

二、卫生法学教学内容

在教学内容方面，卫生法学应着重处理好教材理论基础知识的理解和掌握以及实证材料、生动事例的补充和运用等问题。

1．教材理论基础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在教学内容方面，掌握好教材内容是非常重要的。而要掌握好教材内容，首先要选一门好教材，其次，要熟练理解和掌握教材内容，做到“懂、透、化”。然而，我国卫生法学理论基础研究总体上较为薄弱，现有的教材及相关资料非常稀缺。目前，卫生法学主要以我国现行与医疗机构关系密切的卫生法律制度为研究内容，系统讲述执业医师法律制度、执业护士法律制度、医疗机构管理法律制度、药品管理法律制度、职业病防治法律制度、传染病防治法律制度、国境卫生检疫检验法律制度、医学科研法律制度、医疗纠纷处理法律制度等。这些内容大多数从卫生法本身的角度去探讨和研究问题，而很少看到从法理学及其他部门法学进行相互联系和相互探讨的角度去理解卫生法基本理论的内容。任何法律的制定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文化、社会和经济等背景。在卫生法中对人们生命健康权利的保障这些基本理论同样也离不开立法者立法时的人文关怀。因此，在卫生法理论教学中应当在全面考虑法理学的基本理论以及国内外现有学术观点的基础上，全面透彻地引导学生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卫生法的基础理论知识，进而形成自己的观点与主张。

2．实证材料、生动事例的补充和运用。如前所述，卫生法是一门社会法，是解决卫生方面社会问题的法学专业学科。马克思说：“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本的，那是法学家的幻想。相反，法律应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人的恣意横行。”法律的宗旨是真正解决社会问题，必须要与社会问题紧密联系。而目前，现有大部分教材中关于卫生法的内容仅限于基础知识为授课内容。在进行卫生法学的教学中，仅仅传授理论基础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卫生法的教学内容应更贴近社会现实和社会需求。因此，在卫生法学教学过程中，根据讲解的基础知识点加入相应的实证材料、生动事例进行补充和分析，就显得极为必要。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卫生法的基础理论知识，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三、卫生法学教学方法

在教学方法方面，卫生法学应采用实践教学、案例教学、教师讲解和学生互动等多种方式相结合。

1．实践教学。卫生法作为一门社会法，实证研究方法是卫生法学重要的研究方法，实践教学对卫生法学课程而言同样也是重要的辅教学方法。通过实践教学运用，可以更好地

让学生在实地考察中探究事实、梳理认识的过程，起到更直观和客观的效果。使其对卫生法学的知识了解得更为深入和透彻。曾经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实践教学活动可以组织学生做一些有关卫生法的社会调查研究，针对卫生方面的某一事件、某一问题、某一情况，进行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除此之外，还可以参加卫生法案件庭审、参与卫生法科研项目以及参加一些卫生法律咨询活动。通过这些实践教学活动，可充分地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和实践能力。

2．案例教学。案例教学最早起源于19世纪20年代，是由美国哈佛商学院（HarvardBusinessSchool），当时主要是用于商业管理。通过商业管理的真实情境或事件，让学生主动参与到课堂讨论中。而卫生法学案例教学法就是把案例教学运用到卫生法学教学中的一种教学模式，它是教师以卫生法学领域的典型案例为基础，通过案例教学的一系列活动，激励学生主动参与课堂教学，帮助学生达到特定学习目的的教学方法。在法学课程教学方法中，案例教学是非常重要的辅教学方法。案例教学法与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方法相比有其特有的优势。同样，传统、单一、纯理论的教学模式已无法适应卫生法学的教学发展，而将案例教学引入到课堂教学中，可以进一步增强学生对理论基础知识的了解和掌握，提高学生在实践中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教师讲解。“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也”。在卫生法学的教学过程中，离不开教师的循循善导。通过教师的讲解，可以使讲授的知识内容体系更为完整，授课进程更易于把握。因此，教师讲解是重要的教学方法。但是，教师在讲解时要注意讲课形式和手段的多样化和丰富化。例如：使用漂亮的PPT课件、播放相关新闻、实例视频、使用多媒体技术等多种方式。

方法学篇7

【关键词】大学法语 教学

法语作为一门重要外语语种走进了越来越多高校课堂，针对学习对象的不同，分为法语专业教学和大学法语教学。2002年7月，国家教委颁布的《大学法语教学大纲（第二版）》中明确规定：“大学法语的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具有一定的阅读能力，初步的听、写、说与译的能力，使学生能用法语交流简单的信息，提高文化素养并为进一步提高法语水平打下较好的基础。并且必须改变：只注重语言知识的教与学，而在不同程度上忽视语言实践的倾向。”在大学法语教学中，很多学生在开始的学习阶段对法语有种新奇感，学习积极性较高，但是随着学习内容的加深，有些学生逐渐失去学习兴趣。如何利用初学阶段时期学生的学习热情，培养学生学习法语的兴趣，搞好大学法语教学，一直以来是法语教学研究的重要问题。

一、导入文化教学

社会文化知识在外语教学中不可忽视，人们在领会语言含义时，不能不借助其文化背景知识。只有充分调动所掌握的各种知识对语义进行思维，推理和判断，才能得出正确的理解。因此在法语教学过程中，不仅要传授语言知识，还要注重法国文化知识的传授和重视当代社会文化因素对语言的影响。法语教学不仅仅让学生掌握法语语音、词汇及语法，还要在一定程度上让学生了解和掌握法国这个国家的社会文化知识。

在我国的法语教学中，教师往往把精力集中在语言知识的传授上，在课堂上更多的进行语法规则和语言操练，忽视了文化背景知识的传授和学生交际能力的培养，教与学成为完全脱离社会文化语境的单纯的语言技能训练。在这样的教学模式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尽管很好地掌握单词和语法知识，但缺乏在不同场合恰当地使用语言的能力，学生在听、说、读、写各个方面也受到很大的制约。因此在大学法语教学中，教师的任务不仅是要传授语言知识，而且还要注重传授文化知识；不仅要注重语言表达形式上的正确，而且还要注重语言运用是否得体。在保证语言教学的同时，引入文化知识教学，可以采取一些简单易行的有效方法引入一定的法国文化知识，不断培养学生的文化习得意识及识别文化差异的能力。

二、英法两种语言对比教学

就目前我国高校公共法语教学的实际情况来看，以法语作为第二外语的学生绝大多数是以英语作为第一外语的，也就是说，在接触法语之前，英语的语法特点及语言思维形式在学生心目中已经根深蒂固了。由于英语和法语两种语言在某些方面的共同性和相似性会给法语学习和理解增加一些困难，在教学中笔者发现，有的英语学习好的学生法语学习成绩也不错，但同时，也有不少学生常把法语和英语混淆，在两种语言的学习过程中无所适从，甚至在语音结束后就没了学习兴趣。因此在大学法语教学实践中，有意识地运用英法语言比较分析法，能起到好的教学效果。

三、开展多媒体教学

将多媒体教学应用到大学法语教学中，打破了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单向的传授知识为主的教学模式，改善了学生的学习环境，为学生提供了一个颇具真实生动的语言学习氛围，从而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和听说能力，实现了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为主导的互动式教学。

应用多媒体，教师可以把以前需要板书的例句、重点、难点用PPT的形式展示出来，并配有相关图片，不仅有以课本为载体的信息，还有声音、图像、视频等多元化的教学内容，这样使原本枯燥的课堂变得生动有趣，以生动、形象、直观的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使学生在轻松的环境中掌握知识，增强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减少了课堂上书写的时间，又突出了重点、难点，使教师有更多的时间对学生尽情阅读、听说能力的训练。

四、课后辅助教学

教师可以推荐给学生一些法国文学作品、法语报纸杂志或者一些富有法语国家文化习俗的书籍和文章，让他们注意积累有关文化背景知识，社会习俗等，拓宽法国文化方面的视野，了解真实、生动、具体的社会文化。教师可以向学生推荐一些法语学习网站，如， ， 网站上有很多学习资源，包括语法词汇练习，法国歌曲电影赏析，民俗文化介绍等等，这样不仅开阔了学生的思路，发挥他们的想象力，也能使语言学习更真实、自然，更接近实际生活。还可以开展校园法语角等丰富多彩的法语活动，营造良好的法语文化气氛，还可以提高口语水平，改善“哑巴法语”的状况。

方法学篇8

讲授法是教师运用口头语言系统地向学生传授知识的方法。讲授法是一种最古老的教学方法，也是迄今为止在世界范围内应用最广泛、最普遍的一种教学方法。讲授法的基本形式是教师讲、学生听，具体地说，又可以分为讲述、讲读、讲解三种方式。

讲述：教师向学生叙述、描绘事物和现象。

讲解：教师向学生解释、说明、论证概念、原理、公式等。

讲读：教师利用教科书边读边讲。

以上三种方式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在教学活动中经常穿插结合地使用。讲授法的优点在于，可以使学生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获得大量的、系统的知识，有利于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有利于教学活动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讲授法的缺点在于，容易束缚学生，不利于学生主动、自觉地学习，而且对教师个人的语言素养依赖较大。

教师运用讲授法，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1.保证讲授内容的科学性和思想性。教师讲授的概念、原理、事实、观点必须是正确的，这就要求教师认真备课和教学。

2.讲授要做到条理清楚、重点分明。讲授逻辑清楚，学生才能够理解清楚。

3.讲究语言艺术。教师的语言水平直接决定着讲授法的效果，因此必须不断注重和提高自己的语言修养。首先要做到语言清晰、准确、精练，既逻辑严密又清楚明白；其次，要努力做到生动形象、富于感染力，这对于小学生尤其重要；再次，还应当注意语音的高低、语速的快慢，讲究抑扬顿挫。

二、谈话法

谈话法是教师根据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借助启发性问题，通过口头问答的方式，引导学生通过比较、分析、判断等思维活动获取知识的教学方法。谈话法的基本形式是学生在教师引导下通过独立思考进行学习。

谈话法的优点在于，能够比较充分地激发学生的主动思维，促进学生的独立思考，对于学生智力的发展有积极作用，同时也有助于学生语言表达能力的锻炼和提高。谈话法的缺点在于，与讲授法相比，完成同样的教学任务，它需要较多的时间。此外，当学生人数较多时，很难照顾到每一个学生。因此，谈话法经常与讲授法等其他方法配合使用。

教师运用谈话法，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1.做好充分的准备。围绕什么内容进行谈话？提出哪些问题？提问哪些学生？以及学生可能做出什么样的回答？怎样通过进一步的提问引导学生？等等，教师都应当在事前周密考虑和安排。

2.谈话要面向全体学生。尽管谈话只能在教师与个别学生之间进行，教师还是可以通过努力吸引所有的学生。首先，谈话的内容应当是能够引起全体学生注意的、在教学中具有普遍性和重要性的问题。其次，教师应当尽可能使得谈话对象有代表性，比如选择不同层次的学生。再次，在谈话时适时加以适当的解释、说明作为补充。

3.在谈话结束时进行总结。在谈话中学生的理解和掌握往往表达得不够准确、精练，因此在谈话的最后阶段，教师应当用规范和科学的表述对学生通过谈话所获得的知识加以概括总结，从而强化他们的收获。

三、讨论法

讨论法是在教师指导下，学生围绕某个问题发表和交换意见，通过相互之间的启发、讨论、商量获取知识的教学方法。讨论法的基本形式是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借助独立思考和交流学习。

讨论法的优点在于，年龄和发展水平相近的学生共同讨论，容易激发兴趣、活跃思维，有助于他们听取、比较、思考不同意见，在此基础上进行独立思考，促进思维能力的发展。此外，讨论法能够普遍而充分地给予每一个学生表达自己观点和意见的机会，调动所有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并且有效地促进学生口头语言能力的发展。讨论法的缺点在于，受到学生知识经验水平和能力发展的限制，容易出现讨论流于形式或者脱离主题的情况，对小学生而言更是如此，这需要教师加以注意。

教师运用讨论法，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1.选好讨论内容。首先，要选择那些有讨论价值的内容，一般来说，讨论内容应当是教学内容中比较重要的事实、概念、原理等。其次，要选择难度恰当的内容，一般来说，过于简单或过于复杂的内容都不适当，前者难以激起学生的学习热情，后者则容易挫伤学生的积极性。

2.肯定学生各种意见的价值。对于未知的东西，任何意见都是有价值的。学生总是从自己的逻辑出发去理解和思考，因此各种不同意见尽管可能离正确答案相去甚远，但却最真实地反映了学生的想法。教师不应当“裁判”，急于指出各种意见正确或错误，而要让学生畅所欲言，通过充分的讨论理解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以及为什么对、为什么错。

3.善于引导。教师应当在学生讨论时全面巡视、注意倾听，善于捕捉讨论中反映出来的问题。在讨论遇到障碍、深入不下去时教师适当点拨，在讨论脱离主题时加以提醒，在讨论结束时帮助学生整理结论和答案，等等。这些对于讨论法的运用都是必不可少的。

四、练习法

练习法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进行各种练习，从而巩固知识、形成技能技巧的教学方法。练习法的基本形式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的一种实践性学习。

练习法的优点在于，可以有效地发展学生的各种技能技巧。任何技能技巧都是通过练习形成、巩固和提高的，在教师指导下进行各种及时、集中的练习，能够在这方面取得比较迅速的效果。

教师运用练习法，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1.明确练习的目的和要求。要让学生知道为什么进行练习，怎样才是达到了练习的要求，使学生的练习具有目的性和自觉性，避免练习的盲目性和机械性。

2.指导正确的练习方法。教师要在练习之前讲解和示范正确的练习方法，并且保证学生基本掌握，以便提高练习的效果。

方法学篇9

比如：学生对疾病的病因、病理等纯理论性的知识感觉特别抽象，而且在基础课中这些内容已经出现过，学起来感觉很吃力，缺乏兴趣，有不想学习和恐惧心理，而对于一些直观内容如：临床表现、治疗等内容理解较好，兴趣较高；根据这些情况，并且结合当前形势，我们尝试在民族班保证完成教学任务的前提下，突出少而精的特点，通过集体备课，将病因、病理、发病机制等内容适当压缩，减少课时，而对临床表现及治疗等内容进行详细讲解，将减少的课时放到这一部分来，这样既增加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又掌握了重点知识，减轻了学习压力，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2调整教师队伍结构，提高教师整体素质

教师的理论专业水平和操作技能直接影响教学质量，教师只有具备了丰富的专业知识和临床经验，才能更好的理论联系实际，将教学内容讲的生动且具有吸引力。为了更好的与学生沟通，我们在民族班的授课中配备了一定比例的民族教师，其次我校进行了教学改革，要求临床教师必须具备双师资格，并且六所临床学院的教师共享，各个临床学院共同进行集体备课、听课、小讲课等教学活动，抽调有临床经验和讲课效果好的教师进行交叉授课。另外有计划分批次的将这些老师送出去进修学习，让教师在教学和临床工作中不断接受新的理念，提高教学质量。

3改进教学方法、灵活机动授课

我院外科是由七个亚专业组成，各个专科疾病都有自己的特点，我们要求乡村医师班的授课任务由本专业的教学能力强的教师担任，外科教研室来统一组织讨论，改变以往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方式，各个专业可根据自己的特点选用合适的教学方法；我们常用的有病例导入法、情景教学法、换位教学等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使学生在课堂上活跃起来，由原来的要我学，变成我要学，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比如：在讲授外科总论章节时，因为总论内容比较抽象，又见不上合适的病人，我们采用案例导入法，使学生参与了教学的全过程，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把抽象的内容变得容易理解，教学效果显著。又如我们在讲普外科的阑尾炎手术治疗时，我们采用情景教学法，让学生分别扮演手术医生，麻醉医生，医生助手，洗手护士、巡回护士等角色，通过这种学习，激起了学生的学习情趣，重参与，重感悟、重实践，使学生身临其境，理喻其中，取得了满意的教学效果。

4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增加学生学习兴趣

外科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许多基本手术、基本操作及手术过程，仅仅凭语言描述会使少数民族学生们接受起来非常困难，我们巧妙的利用多媒体技术，使教学内容图、文、声、像并茂，形象生动，容易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并且根据教学内容的需要适当采用动画，使讲课生动有趣。比如在心胸外科心脏手术时，因为手术的特殊性，学生不能进入手术室参观，所以我们在讲此内容时，适当插入小段手术录像，此时的场景就如同在手术室现场学习一样，很快引起学生的的极大兴趣，学生从感知上直接了解到手术过程，提高了课堂学习效率和教学效果。

5重视学生外科实验及临床见习教学

方法学篇10

    从历年试卷的内容分布上可以看出,凡是考试大纲中提及的内容,都可能考到,甚至某些不太重要的内容,在某一年可以在大题中出现,如98年数学一中,不但第三题是一道纯粹的解析几何题,而且还有两道题是与线性代数结合考了解析几何的内容,可见猜题的复习方法是靠不住的,而应当参照考试大纲,全面复习,不留遗漏。

    全面复习不是生记硬背所有的知识,相反是要抓住问题的实质和各内容,各方法的本质联系,把要记的东西缩小到最小程度,(要努力使自已理解所学知识,多抓住问题的联系,少记一些死知识),而且,不记则已,记住了就要牢靠。事实证明,有些记忆是终生不忘的,而其它的知识又可以在记住基本知识的基础上,运用它们之间的联系而得到,这就是全面复习的含义。

    二、突出重点,精益求精

    在考试大纲要求中,对内容有理解,了解,知道三个层次的要求;对方法有掌握,会(或者能)两个层次的要求,一般地说,要求理解的内容,要求掌握的方法,是考试的重点。在历年考试中,这方面考题出现的概率较大;在同一份试卷中,这方面试题所占有的分数也较多。“猜题”的人,往往要在这方面下功夫。一般说来,也确能猜出几分来。但遇到综合题,这些题在主要内容中含有次要内容。这时,“猜题”便行不通了。

    我们讲的突出重点,不仅要在主要内容和方法上多下功夫,更重要的是要去寻找重点内容与次要内容间的联系,以主带次,用重点内容担挈整个内容。主要内容理解透了,其它的内容和方法迎刃而解,要抓住主要内容,不是放弃次要内容而孤立主要内容,而是从分析各内容的联系,从比较中自然地突出主要内容。如微分中值定理,有罗尔定理,拉格朗日定理,柯西定理和泰勒公式。由于罗尔定理是拉格朗日定理的特殊情况,而柯西定理和泰勒公式又是拉格朗日定理的推广。比较这些关系,便自然得到拉格朗日定理是核心,这这个定理搞深搞透,并从联系中掌握好其它几个定理,在考试大纲中,罗尔定理与拉格朗日定理都是要求理解的内容,都是考试重点,我们更突出拉氏定理,可谓是精益求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