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论的哲学基础十篇

方法论的哲学基础篇1

【关键词】方法论；哲学基础；科学；原则

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无止境的步伐，发展催生了人类的认识。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和人类对社会的认识与把握相伴相随、共同共长。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类的认识水平和方式是不尽相同的。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人们逐渐形成了对自然、历史与人类自身的总体看法和认识，其目的在于把握人类自身和理解人类自身，并力求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和历史发展规律，对社会生活做出科学合理的评价。这在人类研究社会和改造社会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社会科学以社会现象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包括了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管理学现象，等等。从主体的参与性看，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有很大的区别。社会现象具有极强的复杂性，这是由于社会对象中包含人的因素，人具有主观能动性，因此在研究社会对象时，就需要有一种科学的、全面的指导思想作为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础，从而为人们真确地解释社会提供科学的方法论指导。本文试图沿着社会科学方法论（人类认识社会）的主要方式探析其哲学基础。

一、人类认识社会的主要方式

就像人类的思维一样，人类对社会的认识也是有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人类对社会的认识就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的人对客观世界的反映。人类认识社会的主要方式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是神话传说。这是原始人类认识社会的基本形式，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处于初级阶段。那时的人们运用原始的人类思维对社会的客观现象做出解释和理解。人们初步将人类自身感同身受的世界和人类本身做出了区分，产生了外部世界这样一个认识概念，这是十分难得和了不起的抽象思维能力的发展。这一时期的思维的特点是直接感受性、抽象幻想性等特点。神话传说常常是以一种集体表象的方式得以表达和传递。集体表象是原始集体中为全体成员所共有的一种相对稳定的认识倾向或解释方式，在一定的集体中世代相传，它先于个人而存在，对每一个成员的认识活动发生深刻的影响。原始人类以一种神秘的眼光去感知和思考世界，从而在集体中产生了恐惧和崇拜等情感。当然，由于他们对主观和客观、人与物、感知世界与实在世界等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了解，原始人类常常把自己的理想和愿望中的东西当作真实的东西，将一种超自然的或者超人类的力量强加或神话于人类。神话传说直接是一种空口的交流，没有文字语言符号的记载，仅仅是一种经验式的流传方式使得其有很大的局限：首先是不可能传递精确复杂的信息；其次是个体表达的能力是有限的，十分容易失真，常常是一种一知半解或者以讹传讹的状态。

二是以史为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尤其是语言文字符号的发明和运用，使得人们的生产技能和生活经验得以保持、提升和传播，特别是历史经验在社会历史的中的积淀，以致形成了以史为鉴的认识方式。以史为鉴就是人们认识社会和社会自我认识的第一自觉形式，人类社会自身的历史发展和历史经验作为人类认识社会和自我的参照系。从人类以往的历史活动和发展的过程中采纳经验、汲取教训是以史为鉴认识方式的基本方法。追求好的结果和追求最佳效益是人类活动的重要目标。这表明了人对结果的关注，结果作为活动的产物，与活动的方式、节奏等有内在的联系，不仅是在社会生产中是这样，在政治、思想、文化生活中也是这样。正是源于对历史发展过程中诸多“结果”的把握，人们才逐步形成了社会意识。

三是理性求知。这是以人类理性为根据和尺度，去理解和评价社会历史与现实，并进一步建构和创造社会的未来。这是人类社会认识的一种重要的发展，即是人类理性精神的外在表现，又是思想的有力武器。这种认知方式对历史和现实进行理性批判，在这种理想认知的前提下，这就必然要求人类本身需要就其内在的合理性进行批判，科学地认识和评价现实社会的合理性及其现实状况。也要求人们对未来社会进行理性的建构，理性的内涵是批判与怀疑，体现了人们对未来社会认知的预见性、指导性和建构性。这是人类向外的触角即是人类社会探寻除人类这会自身的外部世界。理性求知的认识方式使得人类探索人类本身的发展，对我们自身进行理性的把握，处理人与外界的关系有根本性的转变。

四是实证方式。这是近代经典自然科学最本质的规定和要求。一种观察或假说必须要有充分的实证材料或实验结果的支持，才被认为是科学的。同时认为对于社会问题的研究也可以凭借实证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来提高自己的研究水平。实证性的社会研究方法可以追述到圣西门和孔德。圣西门力图创立社会物理学和社会生物学，认为一旦把物理学和生物学的方法应用于社会问题研究，对于人类和社会的研究变成为实证的和科学的学问。孔德强调以实证方法研究社会问题，主张以实证的知识代替神学和形而上学的思辨并依据他对社会现象内在本质的研究，以及社会生活贯穿着某种“自然规律”的假设，提出整体、观察、实验、比较和历史的实证研究方法。实证主义的认知方式对社会历史研究的科学化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实然，实证方法论并不能完全适用与人类社会，而研究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同样不能完全适用，因此，为了更好的研究社会对象，就需要将二者结合起来的社会科学方法论。

二、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哲学基础

一是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探析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哲学基础。辩证唯物主义科学地揭示了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它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又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恩格斯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代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那么，辩证唯物主义作为普遍适用的科学方法，它的方法论原则主要是什么呢？

首先是客观性原则。这是作为方法论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最基本的原则，其建立在对世界本质的科学认识基础上。世界的本质来是物质，世界上千差万别、五光十色的事物和现象，都是物质的具体表现形态。物质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客观实在。客观实在性是物质的唯一特性。主观意识、思想等精神现象，则是物质的产物和客观存在的反映。因此，主观符合客观，主观统一于客观，就成为辩证唯物主义最基本的方法论原则。

从这一原则出发，不管运用什么样的方法，都必须从客体的实际情况出发，而不是从主观愿望和想象出发。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是揭示社会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以便利用规律为人类谋福利。任何社会领域的规律都是客体本身所固有的，而不是人强加给社会的；人能认识和利用社会规律制定有利于社会发展和人们福利的法律，但不能为社会发展制定规律。任何原理的提出，都应来自于客观事物及对客观事物的正确认识，而不能来自于研究者的主观幻想。从而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到解决问题，都应遵守客观性的原则。这不仅适用于物质领域各种事物的研究，也同样适用于精神领域各种现象的研究。这就要求人们从客观实际出发，这里所谓的实际，不能简单理解为“物质的东西”，而是与认识主体相对应的被认识的客体。其中既包括客观物质世界的各种现象、矛盾和问题，也包括作为研究客体的主观精神领域的各种现象、矛盾和问题。主观精神领域的各种现象虽然是物质的反映，属于主观意识范畴，但它们的发展变化也是有其规律性的。因此，只有将它们作为被认识的客体，从它们的实际出发，才能揭示它们的本质和规律，取得对它们的科学认识。

其次是普遍联系原则。物质世界是由普遍联系着的各种事物和现象组成的纵横交错的“蜘蛛网”。每一个事物都同其周围的事物，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着，每个事物内部的各个要素之间，也都处于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之中，没有什么事物是绝对孤立的。事物只有在同其它事物的联系中才能存在和发展。恩格斯说：“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交织起来的画面”。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辩证唯物主义作为科学的方法论，它始终把事物现象之间的普遍联系作为观察和处理问题的基本原则。

在研究任何一种事物和现象时，都要把其作为无穷无尽的相互联系的事物和现象中的无数环节之一来考察，反对把它独立于周围世界之外对其进行孤立的即片面的分析。事物外部的、非本质的、偶然的联系虽然对事物的发展起著加速或延缓的作用，对它们不能忽视，但决定事物的基本性质和基本发展趋向的是事物内部的、本质的和必然的联系。这种联系我们尤其需要着力把握住对多种多样的事物联系，既不应忽略什么，又不应等量齐观。把握住事物内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也就是掌握了事物发展的规律。而这正是科学研究的直接目的。普遍联系的原则是一切科学方法所共有的原则，只不过在不同的对象领域，其表现的具体形式有所不同而已。当下，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越来越受到科学工作者的重视，主要是因为它们在说明事物和现象的普遍联系方面提供了新的思想、新的范畴、新的原则和新的方法，从而使唯物辩证法关于普遍联系的观点具体化了，为科学方法论增添了新的内容。

另外是运动发展的原则。任何事物都有一个过程，都有其发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没有什么事物是一成不变、永世长存的。正如恩格斯所说：“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运动发展的原则是与普遍联系原则不可分割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另一个基本原则。在研究任何一种事物和现象时，都必须用发展的观点和历史主义的方法去观察和分析问题，要在事物的动态中而不是完全静止的状态中进行考察。在了解事物的过去和现在的基础上，判别它的发展趋势，预测它的将来。

科学史表明，运动发展的辩证方法是真正科学的方法。从天文学到社会学，到处都证实了这一点。运动发展的原则，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对其它各种科学方法都具有指导作用。客观性原则、普遍联系的原则、运动发展的原则，三者是互相联系紧密结合的。客观性原则是辩证唯物主义作为科学方法论的基础，体现了正确的认识路线，普遍联系的原则和运动发展的原则是唯物辩证法作为科学方法的根本要求，是贯彻客观性原则不可缺少的基本原则。三者的联系结合，体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有机统一，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作为科学方法论的主要要求。

二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探析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哲学基础。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解释了历史，揭示了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对各门社会科学具有方法论意义。部分和整体是密切联系着的，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关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对于各门具体社会科学研究自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可以说，没有哪一门具体的社会科学是不同历史唯物主义的普遍概括没有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律和范畴，对于各门具体社会科学来说，都是科学认识的工具。那么，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主要是什么呢？

首先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则。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也是它作为科学方法论的基本原则。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决定因素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人们必须首先吃、喝、穿、住，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为了获得这些生活资料，就必须进行生产。人们进行生产，就要有生产力和同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马克思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这些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状态，生产就顺利发展，但生产力是不断发展的活泼易变的因素。当其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便同原有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就需要通过社会革命或改革的方式，变革原有的生产关系，使之适合于发展了的生产力的状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这种矛盾运动，推动了社会的发展。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

从这一原则出发，我们必须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冲突中去解释和说明社会革命和重大社会变革。社会革命和重大的社会变革，是许多具体社会科学经常研究的课题。科学地说明社会革命和重大变革发生的原因，则是这些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一些受历史唯心主义束缚的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对社会革命和重大社会变革的原因，往往只停留在考察人们的动机和思想观念的变化上面。而人们的动机和思想观念的变化又是怎样产生的，是受什么决定的，则没有得到说明。历史唯物主义则科学地解决了这个长期困扰社会历史学家的问题。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现有的生产关系发生了矛盾，于是出现了变革生产关系的客观要求。而实行经济领域的变革，首先就遇到维护现有生产关系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的抵制和阻挠，于是又要求实行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变革。所以发生社会革命和重大变革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冲突，人们围绕社会经济政治变革所进行的斗争，不过是这种矛盾冲突的具体表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充分而又恰当地估计生产关系的反作用，是分析社会发展问题必须注意到的。

其次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则。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紧密联系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又一基本原则，也是它作为科学方法的又一基本原则。任何一种社会都是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大部分组成的。经济基础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上层建筑是为了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而建立的，因而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改变了，上层建筑也要随着改变。马克思说：“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的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他还指出：“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一样，也是历史发展规律的正确反映。因此，对有关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对正确认识某一具体社会及其上层建筑的性质和发展变化，都具有指导作用。

在分析和判定某一具体社会的性质时，不能以该社会的自我标榜或其某些政治文化特点为根据，而必须以该社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即经济结构为直接的客观的标准。在判明某一具体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的性质，说明该社会为什么采取这样的政治法律制度而不是别样的政治法律制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意识形态，而不是别样的意识形态时，都不应以其自我宣扬和社会传统为根据，而必须以该社会的经济基础来说明。在说明某一具体社会的上层建筑的变化和发展方向时，也不能从领导人的个人品格和人心的变化为根据，而必须从经济基础的变化来说明。

另外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则。历史唯物主义同历史唯心主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不是用人们的思想、意识说明社会存在，而是用社会存在说明社会意识。它从纷繁庞杂的社会现象中找到物质资料生产这一对社会生存和发展具有根本意义的现象，创立社会生产方式的概念，说明社会生产方式在本质上也同自然界的物质形态一样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物质性现象，是社会存在，是第一性的。而人们的社会意识，则是为这种社会存在所决定的，是第二性的。这就将唯心主义驱逐出了社会历史领域。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在实际内容上是基本重合的，前者是为后者所包括的。但是，两者提出的角度是不同的。为了更深刻地说明社会意识的本质和作用，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作为一个方法论原则提出来是完全必要的。

我们在考察各种社会意识形式或某种具体的社会意识时，不能用社会意识自身来说明，而必须用社会存在来说明。历史上出现的一切道德规范和理论观点，一切文学艺术，只有理解了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理解了物质生活的基础的生产方式，并从这些物质条件中引伸出来，才能得到正确合理的说明。由于政治和社会思想文化是互相作用的，因而有些社会意识不仅是经济关系的反映，也是政治关系的反映，这是考察社会意识时需要注意的。但由于政治也是经济决定的，所以归根到底还是经济关系的反映。各种社会意识形式都有其相对独立发展的历史，有着其特殊的发展规律。它们的发展具有历史的继承性。任何理论观点、文学艺术的产生和发展，都要以继承前人所提供的思想资料为不可缺少的条件，忽略了这一点，就不能对它们做出完全地合理地说明，也不能说明为什么每一民族文化何以都有自己的特点。

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的方法论原则，对于各门具体社会科学研究，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和指导作用。其并没有过时，当今世界各国社会的发展并没有推翻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否定它的方法论意义是没有根据的。但是，在具体运用这些方法论原则时，又要防止简单化，不能把它们当作一把万能的钥匙，随意套在所研究的社会历史现象之上。

三、结论

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是对各门具体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概括和总结。为此，我们在研究社会科学问题、面对社会问题和解决社会问题时，要沿着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哲学基础，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才能对社会历史做出全面和科学的解释，确定出更合理的研究方法，使得该方法论体系构建得更为完善，并能够在进行社会科学研究时，使研究结果变得更为科学、合理。

【参考文献】 

[1] [法]列维·布留尔， 著. 丁 由， 译. 原始思维[M]. 北京： 商务印书馆出版社， 19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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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2，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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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论的哲学基础篇2

论文关键词：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社会批判理论；语言哲学

现代与传统的断裂是从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以来哲学领域发生的决定性现象之一。对于这一断裂的表现，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第二代领军人物的德国思想大师哈贝马斯认为：在方法论的层面，“二十世纪哲学从十九世纪兴起的后亚里士多德逻辑学和弗雷格的语义学那里借用了新的表现工具和分析工具”；在思想内容层面，“后形而上学思想，语言学转向，理性的定位，以及理论优于实践的关系的颠倒——或者说是对逻格斯中心主义的克服”成为了现代思想的四大主题；在四大主题之中，从重要性上来看，后形而上学思想占据主导地位和从意识哲学向语言哲学的范式转换，尤其具有基础性意义，它们导致了同样深刻的变革。可以说，无论在哈贝马斯对思想史的显性反思中，还是在哈贝马斯对交往行为理论的宏大展开中，语言学和语言哲学都是关键词。本文着重探讨这样一个问题：作为社会批判理论最重要的当代形态，交往行为理论如何在借用语言哲学作为方法论基础的同时也对语言哲学进行了改造，从而彰显了语言哲学潜在的社会批判能力，使语言哲学进一步摆脱了它自身所批判的实证主义的陷阱。

一前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在当今所面临的困境

社会批判理论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以至于马尔库塞那里集中表现为对启蒙的批判和更为具体地对作为启蒙大旗的理性的批判。以前者观照，启蒙所鼓吹的原则以现实的同一性统领甚至代替社会科学的对普遍性的强烈追索，把社会科学看作只不过是对社会现状的真切记述和客观摹写，并因而摒弃了社会发展的否定辩证法的问题，不自觉地充当了现行意识形态的辩护工具；这样，启蒙由于无限制地扩张而倒退成了关于自身的神话、启蒙由于对自己过分地自信而导向畏惧真理的辩证发展过程。以后者观照，随着启蒙的辩证发展，人们以个人利益的算计代替了对理性价值本身的追求，这样，理性就成了主观的东西，于是客观理性就为主观理性所代替；由于这种主观理性本身只不过以追求个人利益为目的，因而它只不过是一种工具理性；这种工具理性脱离了客观理性本身的超越性，成了非理性。启蒙和理性的大纛曾经一度把人从蒙昧主义的暗夜中引领出来，现在却又把人推向神话和工具理性的深渊，这就是启蒙的辩证法和理性的辩证法。无疑，早期社会批判理论的历史功绩获得如何高的评价都是不过分的；但是从社会批判的理路上来说，前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局限性使它在语言学转向和后形而上学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的当代思想界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第一，前哈贝马斯社会批判理论的理性概念具有意识哲学的特征：从它脱离生活世界的角度来看，它是抽象而无根的；从它内在于主体意识和历史哲学、艺术概念之中的角度来看，它拒绝明确日常语言分析。

哈贝马斯认为，旧的社会批判理论“仍公开赞成理性观念，并按照历史哲学来发展它”，这种理性概念是“理性的哲学一历史概念”，属于意识哲学的范畴。在谈到意识哲学的特征时，哈贝马斯认为：“自笛卡尔以来，自我意识……不是作为先验能力的本源被放到一个基础的位置上，就是作为精神本身被提高到绝对的高度。观念本质变成了一种具有创造性的理性的规定范围，以至于现在在真正的反思转向过程中一切都和这个独一无二的创造主体发生了关系。”

由此看来，前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客观理性概念仍然作为一种抽象的使整个世界成为可能的主体性而存在；它仍然从辩证法的角度把理性看作是自然和历史前进过程中显示出来的精神：理性活动既表现为整体的反思，也表现为主体的自我关涉的反思。

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解，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理性蕴藏于哲学和艺术之中并且能够在历史中实现它的潜能。这就是说，合乎理性标准，而非合乎常识的东西，才是真正意义上合理的。而所谓真正的理性标准从何而来呢?除了绝对理念这个模糊的概念，黑格尔并没有给出具有说服力的解释。黑格尔坚持寻求精神与现实的完全同一，即精神在现实中确认自身。但是，他是以精神自身的主导运作为基础的：现实是在作为精神的工具的意义上才是和精神相契合的；而精神只有在辩证运动中才能和现实同一起来。按照分析马克思主义学者埃尔斯特的理解，绝对理念只不过是人把主观精神向现实世界的一种投射。因此，这种理性观念仍然居于意识哲学的范畴之中。霍克海默认为，客观理性“不仅存在于个人的意识中，而且存在于客观世界中，——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中，存在于社会制度中，存在于自然及其表现之中。”

但是，这种理性概念无法解决它自身与现实之间的关系问题。与黑格尔不同的是，霍克海默强烈反对现实能够完全实现理性，他认为这种绝对的同一性是对现实的实证主义式的辩护。他认为，即使现实完全背离理性，理性本身仍是存在的。这样看来，在霍克海默那里，理性本身既具有意识哲学的内在特征，又是无根的。这样的理性概念必定拒绝明确的日常语言分析。

第二，前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反对黑格尔的绝对理念意义上的真理观，却无法找到克服这一抽象真理观的现实机制；它反对主观理性意义上的真理观，却无法冲破由主体性编织而成的自我持存的藩篱，这道藩篱使个体为了自我捍卫而对他者采取策略行为而非追求在理解的基础上达成共识。主体间性范式的缺位使得前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的真理观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有时甚至跌进它所批判的理论陷阱之中。

哈贝马斯认为，社会批判理论继承了黑格尔的真理的哲学概念问题，并且“从未将它扬弃”。但是他并未对自己的这一论断做出足够明晰的阐释。在我们看来，哈贝马斯是从旧社会批判理论仍然处于意识哲学范式之中这个总体判断人手来批判它的真理观的。事实上，即使仅仅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的论述来看，黑格尔的真理观还是和实效主义的真理观一起被批判了的，尽管这种批判并不彻底。在黑格尔那里，真理是精神辩证发展的过程必然结果来看，它表现为一种神秘的先在性；黑格尔的真理观是目的论的真理观。在这种观念之下，虽则精神在运动中达至真理，但真理却停滞于意识于自我意识的统一之中；否定性被肯定性的锁链闭合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倘若把真理自身当作真理，也就是说使自己具有偏执本性的话，那么，它的否定性阶段要想超越把真理遮蔽起来的个人判断，则只不过是一个可能而已。”这个判断用于对黑格尔的批评是合适的。《启蒙辩证法》还批判了真理的实效论，认为把“理论的真实性和有效性”等同起来，“显然是无稽之谈”；它同时反对“真理即是全体的命题”和真理“不过是作为一个部分而存在”的命题。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他们的真理观主要是否定性的，“真理只有一种表达式，这就是思想对不公的否定。”用一句浅明的话来说，他们看到了问题，却没有找到出路。

前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在真理的本质、辩证法的重要性、实体性逻辑的存在诸方面与黑格尔一脉相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哈贝马斯认为它未能扬弃从黑格尔那里继承来的真理概念。这种真理概念试图发现存在于现实的交往活动之外的真理标准。哈贝马斯从语言分析的角度论证，真实性和有效性至少在商谈的层面上是相互关联的；当主体视角为主体间性视角所改造的时候，全体和部分的冲突也就被超越了。另外，前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没有认识到资产阶级法治国的程序民主、话语民主以及道德范畴给传统哲学的范式变革提供的契机，因而也没有为社会批判找到新的话语切人点；除了否定性的批判，它在现实面前陷入了失语的尴尬境地。

哈贝马斯认为，旧的社会批判理论“从不重视资产阶级民主”。这一批判，与对理性的内在主体性的意识哲学特征的批判密不可分。资产阶级宪法和法律体制以及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具有形式化和程序性的特征。在民主法治国中，资产阶级社会道德思想的概念结构具有可用话语解释和论证的优点，相应地，也具有可用话语批判的优点。而在传统的政治制度之下，道德范畴具有主体内在反思性的特征，它从本质上拒斥主体间性的话语论证，并因之而大大削弱了自己解决实践问题的构造性能力。哈贝马斯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制度和道德范畴的优越性和它们的话语论证性密切联系在一起，认为在这种话语论证性的基础上，道德一实践领域通过人们的学习能力而获得进步，这种进步是技术理性的进步所不能取代的。

二交往行为理论对语言哲学的引入与推进

现象学哲学家施特拉塞尔认为，伽达默尔、哈贝马斯、维特根斯坦、梅洛一庞蒂四位哲学家都强调理解的概念；倪梁康教授亦明确地指出，不仅黑格尔、马克思的传统思想在哈贝马斯的哲学中发挥着作用，而且胡塞尔、海德格尔以及维特根斯坦的当下影响也规定着哈贝马斯思维内容。

这两种思路都把哈贝马斯放到语言哲学的背景中进行考察。当然，哈贝马斯本人对自己的哲学方法论基础也有明确的自觉。在谈到交往理性概念的建构时，他认为自己“既吸取了释义学的方法，又吸取了语言哲学的分析方法”。可以说，在哈贝马斯那里，社会批判理论和语言哲学的邂逅对于理论双方都是重大的事件：社会批判理论获得了新的分析工具和批判据点，而语言哲学摆脱了纯粹语义、句法和语用分析的形式主义面孔，发生了从真值有效性向陈述的真实性、言说真诚性和社会规范正确性的有效性条件的扩展。

  　维特根斯坦在20世纪40年出这样的呼吁：“请把句子视作工具，把句子的意义视作其使用!”那么句子的主题和意义又是如何获得的呢?他认为这“和我们语言游戏的整个领域有关”。对语境和语言游戏规则的强调，对私人语言的反对，都使维特根斯坦超越了对表达式与指称物关系进行研究的传统语言学范畴。对此，王晓升教授有精辟的论述：“维特根斯坦通过对于私人指物定义的分析，否定了样本和字词之间的指物定义的关系，他认为这种联系不是指物定义的方式确立的，而是一种语法联系。”从哲学史的角度来说，“维特根斯坦关于‘私人语言’的论述不仅使他自己从《逻辑哲学论》中走了出来，彻底清算其早期哲学，而且从根基上清算了在欧洲哲学史上特别是近代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奥古斯汀式的语言图画。”可以说，维特根斯坦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为哲学研究奠定了新的方法论基石，这就是语言分析。对于语言行为类型和规则的更为具体的研究则是由后来者完成的。

j．l．奥斯汀以列举的方式提出了完成行为式表述的概念。他认为，当某人以言语进行打赌、命名或者道歉时，我们把这种言语仅仅看成是对行为的“报道”，即看成仅仅是说出某种东西是不对的，因为这种完成行为式表述本身就是完成了某种行为。奥斯汀对完成行为式表述的有效性给出的条件是：“我们通过我们的表述所有意使用的惯例性步骤(conven．tionalprocedure)必须实际上存在”。由这个条件所引申出的两条规则是：第一，“人们所沿用的惯例必须存在并且为人们所接受”；第二，“我们旨在其中沿用这种步骤的环境必须与沿用这种步骤相适应”。可以看出，奥斯汀跳出了传统语言学对语义、语法和句法进行研究的樊篱，研究了语言行为的某些特定类型。但是，他并没有对陈述的真实性概念进行扩充使之与有效性连接起来。

奥斯汀和维特根斯坦首先发现了语言具有集行事和命题于一身的双重结构，而塞尔却对语言行为做了更为具体而明确的分析。塞尔认为，言语行为(speechacts)又被称为语言行为(1anguageacts)、语言性的行为(1inguisticacts)，并且在任何语言交际的模式中都必定包含有一个语言行为。在塞尔那里，语言交际的基本单位从人们通常认为的符号、语词、语句，或者它们的标记(token)，转换为人们在完成言语行为中给出标记。作为语言交际的最小单位，给出语句标记的以言行事行为是受一定的规则支配的。塞尔对支配语言行为规则进行了研究，把它们分为构成规则(constitutiveroles)调节规则(regulativerules)，并且认为意向和惯例对语言行为的效果具有构成性作用。凹但是，塞尔仍然只在命题真值的有效性层面上来区分以言行事行为的基本模式，因而他的研究范围仍然限制在语词和世界的关系范围内，而没有扩展到哈贝马斯所说的有效性的广阔视域之中。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语言行为理论扩展了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但前哈贝马斯的语言哲学没有进入对交往有效性的主观世界和社会世界条件的研究，即没有进入对言说的真诚性和规范的正确性的研究。这个工作是由哈贝马斯完成的。哈贝马斯把对言语行为的研究转向为对以语言为媒介的交往行为的研究；把言语行为的真值有效性扩展为交往主体言说的三个特质：相对于客观世界而言的陈述真实性、相对于主观世界而言的主体真诚性、相对于社会世界而言的规范正确性。以交往行为概念为基础，哈贝马斯深化了对资本主义现代病的批判。

哈贝马斯认为，…真实性观念的活跃’应当为有效性层面打开一个完整的天地，其中包括命题的真值，善与和谐，以及规范的正确性等等。”而塞尔和奥斯汀没有能够找到各种相应的判断标准，往往把真实效果和理想效果限制在命题的真值性上以回避将会遇到的困难。这样做的结果是反而远离了对生活世界的分析。对于哈贝马斯来说，把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连接起来的中介正是交往行为。交往行为只把语言看成是一种达成全面沟通的媒介，它排除了一切外在的强制和内在的强制包括金钱、权力和内心屈服的压力。在交往行为中，在言语者的命题或实际前提具有真实性、规范语境具有正确性、主观体验的表白具有真诚性的情况下，言说行为就不同于以控制对方为目的的策略行为。这是因为，在交往行为中“不同的参与者克服掉了他们最初的那些纯粹主观的观念，同时，为了共同的合理信念而确立起了客观世界的同一性及其生活语境的主体间性。”

方法论的哲学基础篇3

关键词：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哲学

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历史必然，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因而也成为近年来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普遍关注和讨论的热点问题。然而，从目前研究现状来看，无论是在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这一概念的理解上，还是在“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路径选择上，都还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为此，本文拟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就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基本内涵、实践基础和现实条件及其路径方法等问题试作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首先涉及到我们所要建构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目标和任务，即我们所要建构的究竟是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是广义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还是狭义的，即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基础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问题。从目前研究现状来看，其主流的趋向显然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在我们看来，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着眼于新的实践中的现实问题的哲学思考和理论建构，否则就会因为远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这个中心，而偏离正确的方向，失去其应有的价值和意义。

马克思早就明确指出：“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1]220这是哲学发展的道路，也是哲学发展的动力和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历史必然，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既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也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始终保持蓬勃的生命力的关键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也是在不断总结新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早在1872年《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明确指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246-249正如所说：“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联系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2]在2004年会见出席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会议全体代表时也强调指出，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新矛盾、新问题，我国改革和发展也面临一系列新任务、新情况、新课题。我们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继续推向前进，就必须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3]

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变革和发展的先导。在实践基础上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使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既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基本内涵，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在不断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和最高理论形态，是我们党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唯一正确的理论。而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它正确反映了中国国情及其发展的基本要求；就是因为它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在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鲜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面对中国实际和中国问题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它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和新的实践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只有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样也只有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形态，才能真正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和发展，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提供符合中国实际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历史必然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更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内在要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是实践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实践证明，要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改变世界”的巨大功能，就必须掌握群众；而要掌握群众，就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而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整个马克思主义一样，都是与时俱进的发展的科学，都是与自己的时代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科学。如果我们所建构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还是囿于“意识哲学”、“教科书哲学”和“改革教科书哲学范式”的范围，势必就会因远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远离大众的现实实践和现实生活而成为“空中楼阁”，要为大众所接受、所认同，并转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动力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物质力量，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只有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基础，才能真正建构起富于时代性和创造性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才能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奠定坚实的思想前提和理论基础，也才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要求真正落到实处。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既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创新的必然要求。

二、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基本内涵和现实条件

新的时代和新的实践必然孕育新的哲学。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实践，不仅孕育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且孕育了作为这一理论体系的精髓和灵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哲学。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升华，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最新成果。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就是要在“深度全球化”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以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所蕴含的立场、观点、方法和智慧，以哲学特有的思维方式和叙述方式加以提炼和升华，使之真正成为以“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为基础，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就是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五大建设实践为基础，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发展观三大创新理论为根据和依托，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哲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文化哲学和生态哲学为一体，构建既具有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又能够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新唯物主义”，又称“实践的唯物主义”。以“实践”为基本规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就是“现实的个人”，其思想主题和本真精神就是“以现实的人为本”，就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其中心话语就是“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所面临的各种矛盾和条件。以“实践的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哲学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本质要求，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本质。而之所以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发展观三大创新理论为根据和依托，就是因为它是在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而之所以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大建设”实践为基础，则不仅是因为它涵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内容和主要方面，从根本上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实质性内容，而且更是因为它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新的理论生长点。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五大建设”实践为基础，切实加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哲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文化哲学和生态哲学研究，乃是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所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

正如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的哲学思想和哲学智慧，同样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新阶段上的新成果，既具有广阔的全球视野，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既是对中国优秀传统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崭新理论形态，也是以时代中的现实问题为中心，以现实实践中的反思思维为特征，包含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哲学、经济哲学、社会哲学、文化哲学和生态哲学等在内的系统开放的科学体系。其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新成果，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活的灵魂，也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创新发展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只有切实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哲学、经济哲学、社会哲学、文化哲学和生态哲学研究，才能为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提供鲜活而丰厚的思想资源，才能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从实践层面来看，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创新实践，我们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而且形成了举世瞩目的“中国模式”和“中国经验”，其中所蕴含的“中国智慧”，无疑为我们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从理论层面来看，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形态，已经创立了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标志性的成果为基本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概括，蕴含了丰富而深刻的哲学思想和哲学智慧，是我们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最为直接和最为丰厚的思想资源。

尽管，从目前来看它还没有真正形成自己特有的哲学的形式或哲学化的叙述方式，但却并不缺乏作为哲学所必须具有的思想内容。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仅有着自己坚实的哲学基础，而且有着自己独特而丰富的哲学思想内容，这就是“以解放思想为主题的唯物论”、“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观”、“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以和谐为特征的辩证法”、“以统筹兼顾为根本的方法论”和“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唯物史观”。[4]目前来看，人们在对其中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内容，以及与哲学思想、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和西方哲学思想的关系等问题上，还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看法，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大家都不否认其中所蕴含的哲学内容。

正是从上述意义上说，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基础，运用马克思主义特有的哲学思维方式，深刻揭示其中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内容，建构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核心内容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新形态，正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和责任。质言之，这里的问题并不是有没有哲学思想和哲学内容的问题，更不是有没有必要和可能的问题，而是应当如何建构的问题。

三、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路径选择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既意味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思想主题的转换，同时也意味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站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以及当代人类价值重建的历史高度，从马克思的“世界的一般哲学”或“当代世界的哲学”的理论视域出发，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努力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从思想主题和研究范式的根本转换，既是我们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内在要求，也是我们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在当前的必然选择。

哲学范式的转换是哲学创新发展的重要标志和实现形式。从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理论视域来看，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我们认为，首先必须对当前流行的哲学范式进行必要的清理和反思，以便能够使我们真正从各种各样的“意识哲学范式”和“教科书哲学范式”，以及“改革教科书哲学范式”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以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向“实践哲学范式”的根本转换。其次必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进行纠偏。所谓“纠偏”，就是要在强调“中国化”的同时，充分凸显“时代化”的价值和意义。在我们看来，所谓“中国化”，在本质上是一个空间概念，而不是一个时间概念；是一个与中国具体实际（包括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中国当前的实际）相结合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在新的实践的基础上创新和发展的概念。所以只有将“中国化”和“时代化”紧密结合起来，在强调“中国化”的基础上，努力实现从“中国化”到“时代化”，乃至“具体化”的根本转变，才能从根本上为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建构奠定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再次还必须处理好“返本”与“开新”的关系问题。所谓“返本”，就是要“回到马克思”，就是要回到马克思哲学的本真精神上，并将其作为“开新”的前提和基础，作为“开新”的出发点。“返本”是“开新”的前提和要求，“开新”才是“返本”的目的和归宿。离开马克思哲学的原生态和本真精神，必然会失去意义的历史前提和理论根基，但必须明确“返本”并不是终极的目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正确处理好“返本”与“开新”，即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的辩证关系，才能为真正建构起反映时代特点和中国特色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奠定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相对于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而言，哲学研究的思想主题的转换无疑带有更为根本的性质。以马克思的“世界的一般哲学”或“当代世界的哲学”的哲学观为指导，切实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在当前必须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思想主题从“革命”到“建设”、从“意识哲学”的本体建构到“实践哲学”的理论创新的根本转换。哲学思想主题的转换既是哲学话语言说方式转换的前提和基础，同时也是哲学对话（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对话，以及中、西、马哲学内部的对话）的前提和基础。哲学思想主题的转换要求我们必须直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所面临的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只有在解决和回答这些新矛盾和新问题的过程中，才可能有真正属于自己的话语言说方式，才能为不同哲学之间的对话创造可能的前提和条件，否则所谓的“对话”、“交流”、“交锋”和“融通”，只能是一种良好的愿望，或者说只能是一句空话。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实现哲学思想主题的历史转换，才能为造就真正属于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充分必要的前提，并开拓出无限的生机和可能。惟其如此，也才能使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乃至西方哲学研究真正服从和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使之真正成为或转化为我们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思想资源，也才能使我们所建构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更富于实践性、时代性、民族性和世界性，从而能够真正为当代人类的价值重建作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

[2]选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1:16.

方法论的哲学基础篇4

杜威的教育思想是非常宏大的,如何对他的教育思想进行概述、如何将它的教育理论进行更进一步的系统的归类和划分是我们学习杜威教育思想时首先要面对的问题。从现有的教育史的著作中可以看到,对于杜威的全部教育思想的分类和概括有着许多不同的划分,这些方法各有异同也各有利弊,这些不同的概述体现了不同的教育研究人员在试图把握杜威教育思想体系中所进行的不同的尝试,反映了他们对杜威的教育理论的不同理解。从现有的材料看,大体分为两类:一类从杜威教育哲学的角度出发进行的划分;另一类是从杜威教育思想的角度出发进行的划分。比较这两种分类方法,以教育哲学为基础的划分方法是将杜威的教育哲学基础作为理论根源。而以教育思想为基础的划分没有区分教育学与教育哲学,教师避免了教育学与教育哲学的解释,比较简便易行。然而笔者倾向于前一种划分,因为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是他建立其全部教育理论的根基,杜威认为:“我们能给哲学下的最深刻的定义就是,哲学是教育最一般方面的理论。”[1]以哲学的视角去考察教育、指导教育是杜威所倡导的。在杜威的著作中既注重从哲学的角度批判教育中的弊端,也注重从哲学的角度阐述他自己的观点。要想学到杜威思想中的精髓,我们必须从他的理论根源———哲学基础上进行把握,才能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这对于我们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先进理论、对于我国基础教育的建设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结合杜威的教育思想理论体系谈谈中国教育哲学现状

(一)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

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是美国土生土长的哲学体系,19世纪美国应用科学十分发达,但理论科学却远不及欧洲,哲学方面也是如此。内战结束时,在美国的大学里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是18世纪末传入美国的常识唯识论,19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哲学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发展成独立的学科。在这一过程中在美国本土生长起来的实用主义功不可没。杜威是实用主义的集大成者,他认为实用主义首先是一种民主哲学,哲学应走出象牙之塔,改造为人们掌握自然和建立更美好社会的工具。他进而认为只有通过行动,人们才能获得有效的思想。实用主义由于强调一切思想应由效果来判断,鼓励了对传统信仰的批判,引导人们自发建立务实的原则,推动了在政治生活和个人生活各领域进行大胆的实验。实用主义哲学直接推动了教育运动的开展,并且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也成为进步教育运动的理论基础。在杜威看来,普适的、永恒的、先验的真理并不存在,衡量真理的标准应是实用效果。人的思维是在疑难情境中产生,以获得经验并成为改造和指导人的活动的工具。因此真理是解决当前需要的工具,有用的就是真理,经验高于一切。

(二)中国传统教育哲学

教育是自人类社会出现以来就有的活动,中国历来重视教育,中国古代著名的学者、思想家多半从事教育,重视教育,并且大多成为著名的教育家,如果说中国在杜威来华之前未曾提出过教育哲学的概念,但关于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却是有着几千年的历史了。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均提出各自的政治主张,建立起风格迥异的价值理论体系,并以教育的形式传播他们的理论,因此提出不同的教育理念和方法论体系,秦汉以后儒家成为中国的文化主流,并经过后世几代儒家学者的改造和发展,形成一套完整的教育哲学体系。并且儒家经学教育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传统的教育方式和学风,从此,“读书和教书成为教学的基本形式”,“钻研文字成为治学的基本功夫”,“教育日趋脱离实际”。[2]可以说,哲学是教育实践的理论基础,哲学影响着教育哲学的方向。中国古代有关宇宙观、人生观的理解直接影响了中国的文化和教育。“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基本观念之一,儒家倡导天人合一,强调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强调人与社会协调,实际是讲天人合德。因此,中国文化主要研究社会人事和伦理道德,重社会人事,轻自然研究,造成中国自然科学发展落后于西方,同时受到道家、佛家思想影响,知识分子注重心性修养,完全脱离了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更加阻塞了中国知识分子对自然科学的关注和研究,使中国自然科学长期停滞不前。哲学对教育的影响不仅在世界观人生观等方面,还有思维方式、方法论方面的影响。例如中国古代重视经世致用、重行轻知的思维方式;“中国古代所谓的有学问不是关于客观世界的自然科学知识,而是如何安身立命和治国平天下的经世之学是人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不是构造知识的逻辑体系,而是寻求如何把握对象的关键和契机的技巧,要求原则、原理具有应用的简洁性和直观性一系列原则、原理向人伦日用直接转化。因此,在教育上则可称为实用理性教育和知行相即教育。”[3]然而中国哲学又有其弱点。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中讲述道:“中国哲学家之哲学,在其论证及说明方面,比西洋及印度哲学家之哲学,大有逊色,此点亦由于中国哲学家之不为,非尽由于中国哲学家之不能”,至于原因,冯友兰先生认为“盖中国哲学家多未有以知识之自身为自有其好,故不为知识而求知识,不但不为知识而求知识也,即直接能为人增进幸福之知识,中国哲学家亦只愿实行之以增进人类之幸福,而不愿空言讨论之。”“故中国读书人向不重视著书立说”,“故在中国哲学史中,精心结撰,首尾贯穿之哲学书,比较少数,往往哲学家本人或其后人后学,杂凑平日书札语录,便以成书。成书既随便,故其道理虽足自立,而所以挟持此道理之议论,往往失于简单零碎,此亦不必讳言也。”[4]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国哲学之所以不如其他国家哲学的发展,不是因为中国的哲学家不具有这样的能力,而是中国的哲学家没有潜心进行哲学研究,哲学专著往往不是完整的系统的。中国人重实行不重为知识而知识的研究工作,学习和教学往往为了“学而优则仕”,求学是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5]中国人首先是为了“内圣外王”而进行学习,“内圣”即“立德”,“外王”即“立功”,最后才是“立言”,即研究学问著书立说。可以说从哲学传统上讲,中国的哲学是缺乏系统研究精神的,同时中国人讲究“悟性”,重视直觉思维,在学习和研究中重视领悟和直觉,不注重形式逻辑,且重视思辨。因此中国的实证哲学受到直觉思维方式的限制难以发展。中国的教育传统便不注重实证,不注重观察和逻辑分析,也不注重研究的精确性,可以说中国的哲学是与教育哲学共生长的,两者是统一的。中国的哲学传统和教育哲学的传统是中国当代教育哲学发展的前提,古人的理论是我们研究的宝贵财富,也要求我们结合今天的现实需要进行更进一步的创造和研究。

(三)中国当前教育哲学现状

谈及中国当前教育哲学的现状,首先的问题便是对教育哲学本身存在的必要性及其含义的怀疑。许多人都会认为:已经有了教育学,为什么还要有教育哲学。而在广大中小学,无论校长还是教师,都难以表达自己对教育哲学的理解,较少树立教育哲学的观念,一些顺应改革的校长教师常常谈及各种新鲜的教育理念、教学方法,各种研究也较多以理念或方法的形式出现,较少论及教育哲学,较少对教育哲学进行研究,往往谈及哲学便是希腊罗马,便是西方哲学史,较少对中国传统教育哲学进行研究,新儒家的研究在中国大陆本土还不及香港台湾和其他国家的研究便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而另一方面,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教育,但近年来关于教育的报道常常是负面消息,而教育哲学的缺失与这些问题的出现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譬如,教育者关于民主观念的缺乏直接导致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的出现,将学生看作低于自己的个体,而不是将学生视为与自己平等的生命,这必将导致教育者忽视学生人格的独立性、平等性,恶意贬低和伤害学生人格和身心的现象出现;教育者不能从哲学的角度理解教育,而是单纯的将其视为传授书本知识的过程,这必将导致满堂灌、题海战和课业负担沉重的问题;并且教师及家长以考试论英雄的观点引发的学生心理的伤害和恶性事件的发生也就难以避免了;同时教育者忽视教育所包含的使学生社会化的应有之义,导致学生只会考试却不具有适应社会的能力,在各种危机和选择面前往往表现出茫然无知、手足无措的现象,这也是教育哲学缺失导致的必然结果。然而对于这些问题并不是因为教育哲学本身的研究已停止,而是教育哲学还停留在象牙塔内,还没被广大教育工作者所接受,而我们要做的就是使教育哲学下移至民间,在实践中寻求发展,在社会整体的文化中生根,以求中国传统教育哲学适应今日社会发展的需要。

三、重新确立教育哲学在中国基础教育中的地位

(一)何谓教育哲学

杜威认为哲学与教育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的,“‘教育哲学’并非把现成的观念从外面应用于起源和目的根本不同的实践体系:教育哲学不过是就当代社会生活的种种困难,明确的表述培养正确的理智的习惯和道德的习惯的问题。所以,我们能给哲学下的最深刻的定义就是,哲学就是教育最一般方面的理论。”“哲学乃是作为审慎进行的实践的教育理论。”[6]如前文所述,杜威认为哲学是教育的基础,并用他的实用主义哲学观点来把握教育、建构他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于上面这段话,我认为有这样正反两方面的理解: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认为,哲学是世界观、人生观和方法论的学说。哲学是人类认识世界认识人生的基本理论,也是人们进行各种活动和选择时所遵循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哲学是人们在发展过程中自己发明的一种认识世界把握世界、认识人生把握人生的一种工具,是一种不同于有形的实体的工具,是人类智慧的集合。因此,哲学不仅是教育的最一般方面的理论,更是人类一切活动的最一般方面的理论。另一方面,这段话最大的可取之处便是强调哲学对教育的指导意义,认为哲学是教育的基本理论,倡导用哲学的观点把握教育实践、建构教育理论,强调教育哲学的必要性,这对于各国教育尤其是中国基础教育是很有启发意义的。而在中国也有许多关于教育哲学的研究,对于教育哲学的理解也有很多,一直没有一个一致的概念。石中英认为:“教育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全部可能与必要都是建立在对‘哲学’与‘教育’关系的认识上。”[7]周浩波认为:“如何确立‘教育哲学’的研究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呢,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理解教育。”[8]而关于教育哲学的定义的表述也有很多版本,黄济先生是解放后教育哲学的奠基人,认为:“对教育哲学的定义虽然如此分歧,但是其中却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大家都公认教育哲学的研究对象,应当使用哲学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和研究教育中的根本理论问题。”[9]同时他还认为“教育哲学应当是教育科学的概括和总结,应当给教育科学研究以理论上的指导,而教育科学的发展又给教育哲学提供了丰富的内容。”[10]黄济先生的这两段话充分说明了教育哲学的含义和教育哲学与包括教育学在内的教育科学的关系,我们完全可以在这一思想的基础上发展中国的教育哲学,重新确立教育哲学在中国基础教育中的地位。

(二)重新确立教育哲学在中国基础教育中的地位

方法论的哲学基础篇5

关键词：马克思；公平正义；人类学哲学；以人为本

 

一

马克思创立自己哲学的时候，就反对传统哲学仅仅停留于空谈或思辨性的方面，不关心人民疾苦，不解决人类社会存在着实际上不公平正义的问题，他要求自己的哲学要从“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出发，使自己的哲学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这些奠定了马克思“追求公平正义”的人类学哲学的发展方向。这种哲学发展方向指引着马克思的哲学视野关注探索和解决人类社会不公平正义的现实问题。由此，马克思开创了追求公平正义的人类学哲学。

18至19世纪，西欧主要国家完成了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的变革，从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说，不仅要摆脱传统的和封建的人对人、人对物的依赖，而且也要摆脱新兴的资本主义的人对人、人对物的不合理的依赖，进一步追求社会公平正义发展的新时代。因为，从西欧为主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又产生了新的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人类社会又因为资本主义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对当代人类，特别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者的合理生存和健全发展造成新的阻碍，资本主义和劳动异化给人类社会造成新的深重灾难。这与马克思“追求公平正义”的理念是绝对不相容的，马克思也由此走上对资本主义不公平、非正义进行深刻批判和辩证否定的理论研究道路。

19世纪前后，在西欧为主的资本主义国家产生了多种“追求公平正义”的哲学流派和政治思潮，对马克思的人类学哲学的研究和创立产生过重要影响。譬如说，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工业革命、社会政治革命以来，人类进步精神超越宗教的统治而关注人类生命、人类尊严、人类自由、人类平等、人类价值、人类幸福、人类解放等等，但这些都是一种广义的追求公平正义的哲学思潮。其最激进的表现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潮的兴起。马克思正是这一哲学流派和政治思潮中最进步的代表，由此马克思开创和发展了追求公平正义的人类学哲学。

马克思在1842年就基于理性思考提出“追求公平正义”的哲学思想，马克思认为：“这种哲学思想冲破了固定不变的、令人难解的体系的外壳，以世界公民的姿态出现在世界上。”这种“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对于这样一种哲学应该如何命名呢?马克思把它定义为“为人类而工作”的哲学，是要从理论上批判现实社会中“人的异化”的哲学。马克思始终强调他的哲学是“因为人而为了人”的哲学，这就进一步表明了马克思创立的是人类追求公平正义的新哲学。这种“追求公平正义”的新哲学用“人类学哲学”来命名是最贴切的，因为，这种命名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对“物”和“人”、“人类世界”的整体意义上实现了近代哲学革命的转向，马克思不仅实现了自己哲学世界观的革命，而且开创了人类“追求公平正义”哲学发展的新时代。

二

马克思实现了哲学世界观的转变，开创了人类“追求公平正义”哲学发展的新时代，这种哲学变革表现在十个基本方面：

1.马克思哲学在哲学态度和哲学对象方面的变革

马克思认为，任何时代都会有代表那个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同时，伟大的人物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既能够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又能够开辟时展的新领域。马克思正是在19世纪末的时代背景中，特别是面对广义人类学思潮，确立了自己“为人类的幸福”而奋斗新的哲学追求。在马克思之前，德国古典哲学的杰出代表费尔巴哈提出了人本主义哲学思想，正是在这种哲学思想影响下，马克思一开始进行哲学研究时，就非常关心“人”和“人类”的问题。这种影响直接促使了马克思在哲学态度上的重大变化。马克思继承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思想的精华，从一开始就反对传统哲学高高在上、从来不关心现实问题和不关心人民疾苦的哲学态度，他要求自己的哲学要从“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出发，他的哲学要成为时代问题的反映。

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现实世界的不合理性这一“迫切问题”，引发了青年马克思的哲学思考，使马克思把一般人本思想转化和上升为“为人类的幸福”进行哲学研究的立场和态度，就是要为解决时代问题指明方向，由此形成了马克思的“因为人而为了人”的人类学哲学理念。马克思秉持这样一种哲学态度和哲学理念坚定不移地从事自己的哲学研究，所以就能够较为科学和深入地批判一切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哲学的弊端，从一开始就把哲学目光锁定在具体的“人”和“人类”生存，发展着的“人”与“人类世界”、“人类社会”的现实问题上。所以，在马克思那里，哲学发生了从“超世”到“人世”的根本性转变，它决定了马克思的哲学就是关于“人”和“人类世界”的“世界哲学”。因为，任何时代的“迫切问题”，都不能不是“人”和“人类世界”、“人类社会”的重大问题，这就开创了以“一切存在”或“存在的存在”为研究对象的新哲学，开创了“以人为根本”的人类学哲学方向。

马克思的这一哲学变革是历史性的，这是哲学对象上的革命性的新开拓。这一开拓实现了哲学对象由客观存在向人和人类世界的转向，它既超越了一切存在的本原以及思维对存在的认识这种近代哲学的核心问题，也超越了“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思维谁是第一性”这种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开创了哲学关注人类世界的新时代。由于人和人类世界的最根本和最基础的问题是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因而，这一哲学的真正任务，就不能不思考人类的现实生存“问题”及其解决途径。

这一哲学态度和哲学对象的变革，使马克思哲学成为关于人和人类世界的人类学哲学。人类学哲学就是研究人和人类世界及其问题并通过人的生存活动来理解客观世界的新哲学。

2.马克思哲学在人本论基础上的变革

如何理解人和人类世界，是人类学哲学的关键问题。马克思既反对青年黑格尔派从“自我意识”来理解人和人类世界的唯心主义立场，也反对费尔巴哈从人的自然本性、人的类本性的非人道立场理解人和人类世界，更反对施蒂纳从“唯一者”的反社会立场理解人和人类世界。马克思强调人在本质上是社会存在物，人的个体与类群之间的关系是社会关系，而人本身是

个体性与类本性的统一。他提出“社会人”这一范畴，强调要从“社会人”的立场理解人和人类世界的一切问题，理解人所面对的一切“事物、现实、感性”即客观世界，从而确立了他理解和把握人和人类世界的社会本体论的人本立场。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就明确强调：“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所谓“立脚点”，不外两种涵义：一是站在这个立脚点上研究“社会化了的人类”，形成以人和人类世界为对象的新哲学，这是哲学对象的重大变革；二是站在社会化了的人类的立场上观察理解客观世界，这就进一步形成了这一哲学的^本世界观。

这一人本论基础上的变革，创立了以“社会人”来理解人和人类世界的社会人本论的人本哲学立场。这是人类学哲学的核心立场，在这一立场上就可以开展关于人和人类社会的一系列哲学问题的深入探索。

3.马克思哲学在唯物论基础上的变革

传统的唯物主义，是直接地、直观地研究物质世界的形而上学哲学，或者以物质为本体理解和解释世界的哲学。马克思虽然声称自己是“唯物主义者”，但他的唯物主义超越了这种“旧唯物主义”，是立场性、态度性和方法性的“新唯物主义”，即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态度，尊重事实的科学态度。正是这一科学态度使他发现了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生产基础，形成了他所特有的“唯物史观”。这是马克思在唯物主义问题上的革命性变革。所以，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这一唯物论基础上的变革，使马克思哲学成了立场性、态度性、方法性的新唯物主义，并由此发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从而把握了人类历史发展机制，为从历史深度把握人和人类世界奠定了基础。

4.马克思哲学在辩证法基础上的变革

马克思在哲学对象和唯物论基础上的变革，决定了他在辩证法基础上的变革，即他的辩证法既不是客观精神的辩证法，也不是物质世界的辩证法，更不是抽象的辩证法，他所强调的是人和人类世界的辩证法，因而也创立了理解和把握人和人类世界的辩证方法。

马克思既否定了黑格尔的客观精神世界，也不研究抽象的一切存在，当马克思明确地指出“辩证法，在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有它的否定的理解，它的必然灭亡的理解；它对每一个已经生成的形态，都是在运动的流中，从它的暂时经过的方面去理解”，因而“引起资产阶级和他们的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烦恼和恐怖”时，他正是把辩证法作为人和人类世界的辩证法来理解的。因此，他从一开始就是把辩证法作为辩证方法运用于人类世界。他的“唯物史观”，就是研究人类世界的现实社会结构及其历史发展的辩证法。所以，在马克思那里，辩证法不过是把握自然界、人和人类社会发展变化规律性的反映而已。

对辩证法的存在论基础的这一变革，把黑格尔的在天上的辩证法拉回到了地上，拉回到了人和人类社会的世界，从而确立了马克思辩证法的人类学基础和把握人和人类世界的辩证方法。

5.马克思哲学在社会存在论基础上的变革

对象性变革和唯物论变革决定了马克思哲学社会存在论理念：即它扬弃了关于一切存在、存在的存在、客观存在、人的存在、人的自然存在、人的精神存在的哲学，而把哲学目光聚集在他所提出的“人的生命存在”、“人的社会存在”之上，从而形成了他的人类学哲学的存在论基础。由于人的生命存在的本质在于生存，这就不能不研究人的生存借以实现的生产活动；由于人的社会存在的本质在于社会，马克思的哲学目光也就进入了人类的社会世界，创立了从生产、从社会上把握人与人类世界的新哲学。

这种在社会存在论基础上实现的变革，确定了马克思人类学哲学的特有的对象和范围，即作为“人的生命存在”的人的一般本性和作为“人的社会存在”的人的社会特性，其他都在它的考察范围之外。

6.马克思观察世界的哲学立场变革

对象性变革、存在论变革和人本立场变革，规定了观察世界的哲学立场变革。马克思既反对从人之外的客观立场看世界，也反对从主客对立的立场看世界。而是从人的生存实践的哲学立场看待世界，从而，把自然“客观”本体论，以及人和人类社会对自然“客观”的认识、真理的争论，转化成了人和人类社会只能是根据自己的生存实践去观察和解决问题。这一点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一条中，马克思就表明了自己观察和把握世界的人类生存实践论的哲学立场：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

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

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

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

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

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马克思超越了从直观的立场、单纯客观的立场观察理解世界的旧哲学，提出了要从人的主观方面的生存实践的立场观察和理解世界的新立场。重要的是，一旦从人的生存实践的立场观察世界，自然界和客观世界就成了人的生存实践所理解的“图像”，从而确立人的世界观，这就彻底否定了直观地以客观存在作为哲学对象的形而上学本体论哲学的合理性；把本体论问题转化成了人以自己的生存实践理解世界的世界观问题。而人的生存实践，当然既包括人对世界的科学认识，又包括人对世界的实践改造，还包括人的生存价值性要求。前者形成人们生存实践对世界所理解的图像。后者形成了这图像对人们的意义；而人们关于世界的图像和它对人们的意义，就形成人们的世界观。从而，这一立场变革，进一步确立了这一哲学的人类学世界观。人正是根据他的世界观确立他与世界、与自然界的关系的。

这一立场变革，形成了马克思人类学哲学建立在科学认识变革和生存实践变革基础上的人类学世界观，并由此确立了人与世界、人与自然界的关系。

7.马克思哲学在哲学使命和性质上的变革

传统哲学认为，任何一种哲学，都是从一定的立场解释客观世界，一旦做到了这一点，哲学家们也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马克思不满意这种传统的解释世界的哲学，他从人的生存实践的哲学立场出发，必然要扬弃仅仅“解释世界”的哲学理论，进而从人的生存实践立场出发创立“改变世界”的哲学理论。他指出：“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改变世界，这是马克思给自己提出的最高使命。他的哲学构建，也是从改变世界出发的。何以要改变世界?前提就是现实世界的不合理性。正由于不合理的现实世界，使人不能合理生存和健全发展，不能获得自由解放，这才有必要进行革命的批判和改变现实世界的实践。其一，马克思改变世界的哲学是针对人和人类世界在“世界历史”发展方面的不合理性的。其二，如果说，“解释世界”是一种理论性哲学的话，那么，“改变世界”的哲学在性质上则是一种实践性哲学，其目的就在于诉诸实践，因为对世界的任何改变都要靠行动、靠实践。所以，马克思特别强调“革命的实践”。在这种行动的意义上，马克思哲学也就成为一种实践性哲学。其三，改变世界的哲学作为实践性哲学，它在性质上也由“求真”的认识性哲学，转化为“求善”的价值性哲学。如果说，解释世界的认识论哲学无须进行价值思考的话，那么，“改变世界”的实践哲学就必须有价值性准则。因为任何行动和实践都必然以一定的价值要求为前提。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改变世界的实践哲学，同时也就是一种价值追求哲学或直接就是价值哲学。这表明，马克思是以实践价值论视野来把握人与人类世界的。这两方面是马克思哲学在性质上的重大变革。

这一哲学的使命和性质的变革，既确立了改变不合理世界的实践性哲学，又使马克思哲学成为具有明确价值追求的价值哲学。

8.马克思哲学在价值观上的变革

马克思不仅创立了求善的价值论哲学，还提出了一系列改变不合理世界的、适应全人类的合理生存与自由解放的价值性原则。他把西方传统的个人理性价值观，上升成为个人与类群、“每个人”与“一切人”的合理生存与自由发展的人类学价值观。其最高表现就是每个人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社会人本主义精神。所以，马克思关于人类世界的哲学，同时是一种社会人本主义的价值哲学、人类学价值哲学。这就是他关心全人类命运的价值方向。其基本精神，就是要求****现实社会不合理的制度，消除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实现人的合理生存、健全发展和自由解放。应当说，这是马克思广义人类学哲学的核心价值目标。

这一价值观变革，形成了马克思人类学哲学以“每个人”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为终极目标，即“全人类解放”的人类学价值方向。

9.马克思哲学在哲学思维方式上的变革

所有这些哲学变革的结果，就是实现了哲学思维方式上的变革，即由客观心本思维方式、直观物本思维方式、机械抽象思维方式，转向以“社会人”为本的社会人本思维方式。它同时也就是人本性的、唯物性的、辩证性的、实践性的、历史性的、价值性的思维方式，而作为这一切的综合，也就是人类学思维方式的形成。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创立了这一思维方式的一系列思维方法。

这种思维方式的变革，这种新的适应于人类学哲学的对象和内容的人类学思维方式的构建，使马克思的人类学哲学得以形成。

10.克思哲学对哲学家的人格理性精神的变革

马克思的哲学变革不是单纯的哲学理论变革，也是对哲学家的哲学态度和人格理性精神的变革。传统的哲学家喜欢“孤寂冷漠”的哲学思考，以至高无上的精神领袖自居。而马克思则是以自己的革命的人格理性精神作为其哲学家的精神的。这种人格理性精神，就是自己的正直无私人格在广义人类学思潮基础上形成的追求自由、真理和正义的精神。他以这种人类学精神，反对一切“反动的”、“敌视人的”、“落后于世界水平的”、把人类世界变成“动物世界”的不合理的一切关系，力图“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他要求哲学家们要以这样的人格理性精神成为负责任的“世界公民”，即通过对现实世界的合理性思辨与合法性批判，以实践的方式改变不合理的现实世界，推动世界历史的进步。这就决定了他的哲学对现实世界的、革命的思辨性、批判性态度。这种人格理性精神为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树立了榜样。

这一人格理性精神变革，使马克思的人类学哲学成为人类社会追求自由、真理、正义的最高呼声，成为人类精神的最高价值追求和人类学哲学的最高要求。

总之，从马克思实现的这十大哲学变革看，可以说一系列“对象『生变革”使马克思开创的哲学，已经由客观世界转向了“人”与“人类世界”和“人类社会”发展方向；“人本论的变革”建立了以社会人为根据理解和把握人和人类世界的人本哲学立场；“唯物论基础的变革”，使哲学扬弃了以抽象的物质或以具体的实体为本体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和实体唯物主义，而以人类世界的物质生产为根基，把握住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把握人类世界的宏观历史发展规律，即“唯物史观”；“辩证法基础的变革”使马克思创立了人和人类世界的现实辩证法；“存在论基础的变革”使马克思超越了一切存在、客观存在、存在的存在这些形上范畴，而以“人的生命存在”、“人的社会存在”作为把握人与人类世界的存在论基础；“哲学立场的变革”使马克思不再单纯地、直观地在人之外观察世界，而是从人的生存实践立场观察理解世界，从而形成了这一哲学的人类学世界观和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哲学使命和哲学性质的变革”，使马克思扬弃了解释世界的求真的认识论哲学，而把哲学当成了改变世界的精神武器，创立了旨在改变不合理世界的实践价值论哲学，使人类学哲学成为一种价值哲学；“价值观的变革”，使马克思扬弃了有深厚历史基础的个人理性价值观，创立了个人与类群相协调、“每个人”与“一切人”相统一的人类学价值观，把全人类的生存价值要求置于最高地位，为人类学哲学奠定了价值基础和价值方向，“思维方式的变革”，使马克思创立了全新的人类学思维方式。而他作为哲学家的强烈追求自由、真理、正义的“人格理性精神”，不仅为马克思之后的哲学家们树立了榜样，也使“追求公平正义”成为马克思之后时代哲学的主导精神。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21.

方法论的哲学基础篇6

法哲学，即法律哲学（Philosophy of Law or Legal Philosophy），是从哲学的角度和用哲学的方法来研究和思考法学问题的一种综合学科。它既是应用哲学（或部门哲学）的一个门类；又是理论法学的一个分科。因而也还带有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的性质。在人类法律文化史上，它既悠久，源远流长，有着古老而恒久的传统——在西方国家，人们研究法哲学的兴趣一直未曾衰减，特别是“近二十年来，法律哲学在世界里经历了一次可观的勃兴”[1]；而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它又是一门需要大力发掘、倡导和建树的新兴学科，甚至有人称它还是一片尚待开垦的“处女地”，很多问题和内容都有待进一步明确。因此，在法学的学科建设和中，恐怕再没有一门比法哲学的概念、对象和性质更容易产生歧异和争论，同时也更容易引起人们的浓烈兴趣的学科了。而要顺利地开展法哲学的研究；首先就必须廓清法哲学的概念、对象和性质。为此，本文特在介绍有关观点和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一些论述和答辩，以求能澄清这一复杂问题。若笔者的见解有所差误，则权当作为引出百家争鸣的引玉之砖。

一、法哲学概念、对象和性质的歧异性

（－）西方法学界对法哲学概念、对象和性研的两种解说

在西方法学史上，法哲学这一概念历来多所歧义，因而对它的对象和性质的理解和解释也殊有不同，然而只要我们仔细分辨就不难发现，西方法学家基本上是沿着两个方向来解释和研究法哲学的。

第一，认为它是研究法律的最一般的理论问题，即研究法律的普遍性，而与研究法律的特殊性的其他诸法学部门有所不同，并因此主张它是哲学的一个分科。如意大利法学家德尔。韦基奥认为；“法律哲学是哲学的一部分，或准确地说，是实践哲学的一部分。对法律的普遍意义的研究构成法律哲学的对象，然而也应注意，对法律也可以就其特殊性来研究，在这种情况下，就成了法律或狭义的法学对象。”[2]德国《布洛克豪斯百科全书》称：“法律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科，它以一定的方式，有系统地从事研究法律和法学的一般原理（意义和目的，起源和效力）。”[3]德国法学家拉德勃鲁赫也认为，“法律哲学是哲学的一部分，所以，首先必不可少的是阐明法律哲学的总的哲学设想”，“法律哲学”的特征是研究法律文化的价值，“法律科学”的特征是研究法律文化的事实。[4]

第二，认为法哲学也即是法的基本理论或一般原理，是法学的一个分支，所以也叫法理学；或者可把法哲学作为法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法理学也就包含了法哲学，因此不存在独立的法哲学，这是约翰。奥斯丁以来许多西方法学家所持的观点。特别是在英语国家中，这种观点更带有普遍性。我们仅引最具有代表性的《不列颠百科全书》所称：“法律哲学就是系统阐述法律的概念和理论，以帮助理解法律的性质，法律权力的根源及其在社会中的作用。在英语国家里，Jurisprudence（法理学）一词常被用作法律哲学的同义词，并且总是用以概括法学领域的分支学科的。”[5]

由此可见，法哲学历来有两种基本含义：一是狭义，即指的对法的最一般理论问题的哲理性思考，或者说，是人们观察法、思考法所持有的一些最根本观点和总的看法，即一定社会人们的法学世界观的理论表述。我们可以把这看作是本来意义或严格意义上的法哲学概念。笔者赞同这种观点。二是广义，即凡是涉及到法的基本理论或一般原理，都可以归属于法哲学，也即是现在西方所称的法理学的内容。所以，这种广义的法哲学不仅指人们的法学世界观，它可以囊括各法学流派或重要法学家学说中的基本内容，这是其对象和内容已经过泛化了的法哲学。从以上两种不同理解似乎呈现出这样的分野：英美法系的法学家较多地倾向于法哲学即法理学，美国综合法学（或统一法理学）的代表人仅博登海默的一本名著就叫做《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大陆法系的法学家较多地倾向于法哲学不同于法理学。受实证主义特别是分析法学派较深的法学家倾向于法哲学即法理学；受哲理法学派影响较重的则倾向于法哲学不同于法理学。持前述第一种理解的主张法哲学是哲学的一个部门，持前述第二种理解的则主张法哲学是法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当然这种分野并不是也不可能是绝对的。例如英国《哲学百科全书》就主张“法哲学是关于法律的普遍本质的思考”。它所关心的不是法律的知识（knowledge）。而是法律的思想（thought）。[6]《牛津法律指南》也认为：法哲学是“从哲学的观点，或通过把哲学适用于法律问题，来研究法律的……法哲学必然同社会哲学、道德哲学、哲学互相联系和部分重合”。[7]美国著名法哲学家波拉克也认为：“法哲学就是从哲学角度研究法在指导人们正确生活方面的作用。”[8]“与此同时，大陆法系的法学家也还有持法哲学即法理学观点的。这种学说观点上的彼此交叉、渗透是经常发生的。至于国际法理学和法哲学学会会刊《法律和哲学》指出：法哲学意味着对法律进行的具有法律知识内容的哲学思考，或者说是根据哲学的观点和方法进行的法律分析。[9]显然是支持了第一种主张。

（二）前苏联法学界对法哲学的理解

前苏联法学界大体上也倾向于上述第二种理解，而且认为法哲学的外延涵盖了法学原理、法社会学等。《苏联大百科全书》称：“法哲学即法律哲学，是资产阶级法学的一个分科，它的任务是研究国家和法律的一般。在资产阶级法学界，只有某些代表人物使用这个名称，大多数法学家更喜欢用另外一些名称，如：法学原理、法社会学、法律百科等。”并举例说，俄国法学家谢尔森涅维奇，就把自己的著作《法律一般原理》看着是法哲学的理论部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俄国大学教学提纲中，则把关于国家和法的一般科学称作“法律百科”，而把关于政治和法学观点的历史称作“法哲学史”。由此可得出如下印象：

第一，以往的苏联法学界对法哲学带有一种贬意和否定的态度，认为它乃是资产阶级法学的分科，其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是不足取的，所以《苏联大百科全书》引恩格斯的话评价说：“法哲学各派代表的显著特点是，他们想给法律概括地下个定义，不考虑具体的社会关系，而用逻辑抽象的办法来研究法律。‘在这里，历史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等等，也都是以哲学家头脑中臆造的联系来代替应当在事变中指出的现实的联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译本1972年版第4卷第242页）”[10]前苏联法学界对法哲学的这种否定态度，也一直影响着建国以后的我国法学界，直到80年代初出版的一本有影响的《法学词典》中还坚持认为，法哲学是“剥削阶级法学家用唯心主义哲学的方法抽象地研究法的一般问题的思想学说”。[11]

第二，因此，前苏联法学界一种颇具代表性的观点就认为，法的一般原理，或国家与法的一般原理，是可以和法哲学相替代的。也就是说，如果需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法哲学，那么它就存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关于法的一般原理，或关于国家与法的一般原理之中，因此没有必要另外单独存在一门法哲学学科。所以十月革命以后，直到50年代就理论法学而言，前苏联（以及后来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就只存在“国家和法的理论”，60年代以后，前苏联的理论法学在与国家学说分化开后便逐渐转向了以“法的一般理论”的方式存在——它是一个包容量和涵盖面极广的理论领域，包括了法哲学、法社会学、法律实证论（或专门法学理论）三方面的内容和特征，在理论结构上是三者的统一体。[12]这种情况也一直影响着建国以来我国的理论法学，开始是完全模仿甚至照搬前苏联的“国家和法的理论”，80年代以后在理论法学领域独领风骚的也只是“法学基础理论”（虽然也有人提出了要用法哲学、法社会学、比较法学等来丰富理论法学，但都远未达到法学基础理论的显赫地位），但我们的“法学基础理论”并没有前苏联的“法的一般理论”所具有的作为法哲学、法社会学和专门法理论之统一的特点，而主要还是专门法的理论，或者可称为法学原理，它显然是与法哲学有很大差别的。

第三，前苏联法学界在早期实际上是认为，法哲学的外延大于法学原理或法律一般原理；后来他们又主张法的一般原理的外延大于法哲学即包括了法哲学。前者是指资产阶级的法哲学，法律一般原理不过是它的理论部分；后者是指马克思主义的法的一般理论，法哲学即存在于或包含于这种法的一般理论之中。

（三）我国法学界对法哲学的态度

正是由于上述情况，所以建国以后直到80年代以前，我国法学界对法哲学也是持贬意和否定的态度，认为它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东西，并且认为它是马克思、恩格斯早已批判、否定过了的。只是到了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和掀起的思想解放运动，法哲学这个法学研究的禁区才被打破了，倡导应当开展法哲学研究的文章陆续发表，介绍西方法哲学以及宣传、介绍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著作、译作、读物也相继问世，而且在对社会主义法学体系的研究和讨论中，不少学者都明确主张把法哲学作为理论法学的一个重要部门和领域。然而对法哲学的概念、对象和性质的理解也始终存在着分歧，大体上也相应地存在着国外法学界的那两种不同的理解。因此对需不需要把法哲学从法学基础理论或法理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也始终存在着争论。只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法学界一些学者力求从哲学和法学本身所固有的内在联系上来探讨和论证法哲学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以图通过对法哲学的研究和发展，来寻找和巩固哲学和法学这两大知识学科及其实践领域之间的联结点和结合部，从而使哲学和法学都得到双向的深化和发展。因而对法哲学的概念、对象和性质的理解均持辩证统一说，即认为法哲学既是哲学的一个部门，又是法学的一个分科，可以亦此亦彼，具有跨学科即综合学科、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的性质；因而从不同的理论层次及研究方法的特点和着眼点之不同来看，法哲学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和领域，而从所依据的事实和材料而言，又同现有的法学基础理论以及一些部门法的基本理论有所交叉和重迭（决不等同，而有方法、角度、视野和理论层次归属的不同）。所以我国法学界不少法学家越来越倾向于认为法哲学不同于法学基础理论或法理学（狭义），因而主张并正致力于建立一门独立的法哲学（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二、法哲学固有其特定的对象和性质

（－）法哲学概念、对象和性质的界定

基于以上的情况，我们认为有必要对法哲学的概念、对象和性质作出如下的理解和界说。

法哲学是从哲学的角度和用哲学的方法来研究法律理论和实践问题的一门学科，它以法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研究对象，是介于哲学和法学之间并兼具二者属性的一种综合性、交叉性和边缘性学科。

法哲学所研究的应该是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中的哲学问题——世界观和方法论方面的问题，或者说，它是对法的一般问题的哲学反思，是对法学理论的再抽象、再概括，是对法律实践的哲学分析和。简言之，是关于一定社会人们的法学世界观的理论体系。

而马克思主义法哲学除具有以上特点外，尤其是要以法学唯物论和法学辩证法为自己的研究重点，以揭示每一特定历史阶段人类法律文化之最深刻本质和最普遍的发展规律为己任，从而组成自己的内容和体系。所以在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看来，法学领域中的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统一，是法哲学思想发展变化的基本线索。

法哲学同法学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即法哲学是研究法律特殊性中包含的一般性哲学问题，而包括法学基础理论在内的各门法学则是在法哲学一般原理的指导下研究特殊性的法律规律，所以法学基础理论要运用法哲学的成果，而法哲学又必须以法学和政法实践作为其事实和材料的源泉和基础。

而法哲学相对于普通哲学例如历史唯物主义又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即它不是一般地研究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基础和上层建筑及其相互关系，而是具体地研究根源于经济基础的法律现象、思想和理论的辩证发展规律，揭示法本身以及同其他社会要素之间的矛盾运动，从其中提炼和总结出法学唯物论和法学辩证法的范畴、原理、原则和规律，以指导政法实践和法学研究。

按照毛泽东同志关于科学门类的区分应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矛盾性的理论，法哲学研究对象的特殊的矛盾性就在于：它既是法学特殊性之上的一般，又是普通哲学一般性之下的特殊，是这种一般和特殊的辩证统一，因而成为哲学和法学的联接点和结合部。它的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就象美学、辩证法以及当前哲学改革中竞相出现的各种应用哲学，在当代科学发展一体化趋势中不断涌现的一系列综合学科、边缘学科一样，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至于法哲学的性质和归宿，既可把它作为应用哲学的一个部门，又可把它作为理论法学的一个分科，现今许多综合学科、交叉学科、边缘学科在学科归属性问题上都具有这种“亦此亦彼”的特点，这正是法哲学对象特殊矛盾性所决定的，也是对于那种习惯于非此即彼的思想方法的一种挑战。

这里需要说明两点：

第一，固然现有的法学基础理论相对于法哲学是特殊，相对于其他具体的部门法学又是一般，但这种“一般”乃是从各部门法学抽取出来的“一般”，它无论再抽象、再概括，也未达到法哲学的“一般”高度。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说，法学基础理论同法哲学之间既有同中之异，又有异中之同。异中之同是指它们都以法的某种普遍性为研究对象，同中之异是指这种普遍性又有程度的差别以及角度的不同。即前者是从法学的角度研究这种普遍性，后者是从哲学的角度研究这种普遍性，这乃是两个不同的理论层次，不能互相取代，因而是两门相对独立的理论法学学科。这就象一般文艺理论同美学、自然科学基础理论同自然辩证法是相对独立的、不同层次的学科一样。

第二，固然普通哲学和法哲学所研究的都是世界观和方法论，但普通哲学所研究的是人们在所有社会活动和实践中的一般世界观和方法论；法哲学所研究的是法学家和法律工作者在法学理论研究和法律实践活动中所持有的法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二者也不能互相取代和混同，因而也属于相对独立的两门哲学学科。正如《不列颠百科全书》阐明的那样：“就法律哲学和一般哲学具有某种必然联系或一致性而论，‘法律哲学’这一用语可能引起误解”；“只有将这里所称的‘哲学’从它的最非专业性的和最广义的意义来解释，法律哲学这一名称才不是用词不当”[13]所以法哲学既离不开法学，但又超越了法学，高于法学；法哲学既是哲学，但又不是普通哲学，而是关于法的哲学。

由此可见，把握一般与特殊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联系、区别及转化），是正确理解法对象的关键，也是全面认识法哲学同哲学及法学的关系的关键。

（二）法哲学同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

法哲学是一门既具有高度抽象性、概括性，又具有广阔的关联域的学科，它不仅同哲学（特别是唯物主义）和法学（特别是法学基础）紧密相联，因而要有一定的哲学素养和法学基础理论知识才可能掌握外，而且同其他一些以及科学都相关联，还同历史科学（特别是哲学史和思想史及制度史）有紧密联系。因此，必须具备更广博的知识才能更好地掌握。

（l）法哲学同哲学史、法律思想史及制度史的关系。法哲学是一门纵横结合的综合学科，要从纵向上探寻人类法哲学思想的历史沿革和趋向，就离不开哲学史、法律思想史及制度史的知识。由于历史上每一个有的法学家、法学流派和学说都是在一定的哲学世界观的思想基础上产生、形成的，而且历史上许多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往往也有其法学方面的建树，所以哲学和法学的亲缘关系本身就有其历史传统。而人类的法哲学思想也是源远流长，从古至今一直未曾中断。从哲学史的角度来看，例如古代儒、墨、道、法等各家都有其法哲学思想；西方从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柏拉图、智者学派、亚里斯多德到晚期希腊和罗马的斯多葛派、伊壁鸠鲁、西塞罗，再到中世纪的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近代从格老秀斯、霍布斯、斯宾诺莎、洛克到孟德斯鸠、卢梭，更不用说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的法哲学思想了。正如美国哈佛大学法学教授弗里德里克所指出：“任何法哲学都是一定哲学理论的一部分，因为它提供了各种建立在一般法基础上的哲学思考。这种思考要么直接来源于现有的哲学观点，要么或许倾向于这种哲学观点。哲学家的思考是第一种类型，法学家则是第二种类型，这就是法哲学史的特点。”[14]

近许多哲学流派就标志着一种法哲学流派，如实证主义和实证主义，新托马斯主义和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存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马利旦（新托马斯主义法学派）和罗尔斯《新自然法学派）等法哲学家本身就是哲学家。而深入系统地这种亲缘关系，揭示每一法学流派和学说的深刻的哲学基础，正是法哲学研究本身的重要任务，也是提高法学研究理论水平的一种战略性要求。所以法律思想史和哲学史联系非常紧密，而由于法律思想史是指示了人类法律文化的精神方面的发展源流，法制史是揭示法律文化的制度方面的发展源流，这两方面都是法哲学所应研究的。

（2）法哲学同其他社会科学及思维科学的关系

学、伦——从更广义的角度讲，法哲学应包括政治哲学、道德哲学，黑格尔法哲学体系就是如此。因为法与国家、政治密不可分，它们都是社会上层建筑的核心。而哲学和伦理学也关系密切。后者就是从前者分化出来的，历史上许多思想家的法哲学思想就寓于他们的政治学说和道德学说之中。

学、社会学——法是社会经济关系的意志化形态，它的存在、发展和发生作用，都必须以社会经济关系为基础，深深植根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之中，尤其是马克思的法哲学革命乃是以从法律问题的研究转向经济关系的研究为契机的。因此，不了解经济学就不可能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法哲学。而且法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各种社会因素都互相影响和作用，犯罪本身就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社会组织、社会控制也都是法律问题。所以法学和社会学婚恋产生了法社会学，而从广义上讲也可把法社会学（基础理论）视为法哲学的分支学科。

心理学、逻辑学-一立法、执法、司法、护法、守法以及违法犯罪都离不开人的心理活动，并贯穿着逻辑思维过程。因此法制心理学和犯罪心理学、法律逻辑学中很多都是法哲学所不可排开的。

（3）不仅如此，法哲学还同自然科学技术，包括当代新兴科学、技术，特别是科学论如所谓“老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新三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突变理论）等联系紧密。因为（a）法哲学要系统研究法学方法论及其更新，就要研究和引入这些新兴科学方法论；（b）法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法治系统工程更离不开这些新兴科学技术。

三、对法哲学对象置疑的答辩

首先，不能以西方法哲学对象有不确定性来否认法哲学学科本身的确定性。

如前所述，西方法学界有许多学者主张法哲学即法理学，因此不存在独立的法哲学。这是由于近代（特别是19世纪下半期）以来，西方法哲学的对象发生了泛化。乃至造成了法哲学同法理学的趋同与合流，即出现了把法哲学简单地等同于法理学（法律的基本理论），又把法理学的名称不予严格审定而随意使用的倾向。从而导致了对法哲学对象和内容的简单化、庸俗化，使其内涵和外延含混不清、对象和范围极不明确，具有极大的伸缩性和收细度，内容十分庞杂甚至是包罗万象的。正如英国法学家哈里斯不无幽默地指出的那样；“法理学是一袋杂七杂八的东西。关于法律的各种各样的一般思辨都可以投入这个袋中。法律是干什么的？法律要实现什么？我们应正视法律吗？对法律如何加以改进？可以不要法律吗？谁创制法律？我们从哪里去找法律？法律与道德、正义、政治、社会实践或赤裸裸的武力，有什么关系？我们应遵守法律吗？法律到底为谁服务？等等。这些就是一般法理学所包括的问题，人们可以不管这些问题，但这些问题却并不消失。”[15]显然，如果这样来理解法哲学的话，那么似乎对任何一个法学问题只要稍作了一点理性思考或总括性阐述都可以叫做法哲学（而不管是否上升到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这样，法哲学同一般法学理论当然就无所明显区别，实质上就会带来取消和否定法哲学的后果。所以要顺利地开展法哲学研究，就不得不花很大气力来为法哲学正名，来廓清法哲学的概念、对象和性质，为此，就有必要分析一下西方法哲学发生泛化的原因——这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既有思想理论上的原因，也有社会实际的原因。

首先从历史上看。由于哲学曾作为“科学之科学”而代替一切科学。在古代，哲学和其他科学混为一体；在近代前期，法学和其他科学也都是哲学的一个分科。所以近代西方学术思想本身就是在自身的哲学襁褓中孕育成长起来的，以至牛顿的力学名著叫做《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其中确不乏自然哲学之宏论），学者们乐于在称谓其学术成果或获取专业学位时冠以“哲学”之美名、因此把法学的基本理论也称作法哲学就似乎是很自然的了。随着被称为英国法理学之父的约翰。奥斯丁把他的一本代表作命名为《法理学或实在法哲学讲义》（1863年），这就首开了把法哲学等义（或同义）于法理学的先河。但作为分析法学派鼻祖的奥斯丁所主张的法理学主要指分析实在法而不管法律本身的好坏与否，因此他所谓的“法理学或实在法哲学”（即加以限定的法哲学）的内涵和外延应比未作限定的法哲学狭窄得多。然而，这一重要限定和区分却被后继学者所忽视而简单地延用下来，笼统地主张法哲学即法理学。后来日本法学家穗积陈重1881年也提出用法理学来代替法哲学的称谓，并认为二者基本相同。这样，法哲学对象的泛化就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倾向。固然，奥斯丁和穗积陈重提出“法理学”这一名称以概括法的基本理论确是法学史上的一个贡献，但由此把法理学等同于或取代法哲学却不能苟同。

其次，这同法哲学研究主体的情况变化也有关。从古代到19世纪以前，由于法学还没有从哲学中分离出来，从事法哲学研究的主要是哲学家和政治学家。那时，“有些法律哲学家首先是哲学家，为了完成他们的哲学体系才是法学家，另一些法律哲学家首先是政治学家，由于他们感到有必要以法律形式来表达其政治思想才是法学家”。[16]从19世纪起，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及其国家立法和司法的广泛发展，法学遂逐步从哲学、政治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事于法哲学研究的也就逐渐由主要是哲学家、政治学家转变为主要是法学家。“19世纪以前，法律理论基本上是哲学（宗教、伦理学或政治学家的副产品。大法律思想家主要是哲学家、僧侣、政治学家。从哲学家或政治学家的法律哲学向法学家的法律哲学的根本转变，还是距今不远的事实。这一转变伴随着一个法律研究、技术和专业训练巨大发展的时期。”随着法哲学研究的主体转变为主要是法学家，由于专业的原因使他们当然是从法学的角度来研究法哲学。这固然是一种进步，即不仅研究法律的外在方面，更主要是研究其内在方面，即向纵深研究法律的专门理论、技术、知识和经验，从而就产生了用“法理学”这一学科概念来概括关于这些内容的理性思考的客观需要。此时由哲学家研究法律哲学的势头日趋衰落，以往那种试图洞察和超然于法学专业问题的法哲学大家和法哲学论著再不易显现，原有的法哲学概念已丧失其神圣光环，似乎需要把法哲学转变为一种“世俗”的学问。就很自然地出现了用法理学来取代法哲学、法哲学与法理学趋同与合流的状况。但因此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把法哲学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

再从现实社会的原因来看。本世纪初以来，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已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发展到了强化国家干预的现代市场经济。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各种社会矛盾、冲突和纠纷都更趋复杂化。于是随着法律社会化和法律改良运动的兴起，各派法学都竞相欲求解决社会问题的良方，并为自己的存在和合理性寻找理论根据，因而出现西方法学流派和西方哲学流派交媾的“蜜月”时期——关系越来越密切、愈来愈靠拢，乃至出现同步发展和呈现一体化趋势。往往有什么样的哲学流派，就有什么样的法学流派，所以在各派法学学说中哲学观点和法学理论更易于交织在一起，这就加速和加剧了法哲学和法理学的趋同与合流之趋势，乃至有多少法学流派也就有多少法理学或法哲学，而这种泛化了的法哲学几乎可以把该派法学家的种种观点和见解收纳于其内。因而出现了西方法学百家争鸣。学派林立、众说纷纭、论战迭起、新说频出的空前繁荣的局面。但它们往往既各有其局部真理甚至片面的深刻和精辟，却又都难以完全自圆其说而有其背谬之处，而倡导建立统一法理学的要求则反映了西方法理学在高度分化的基础上又欲趋向统一化和综合化，以舍取众说之短长的愿望。

应当怎样正确地认识和对待西方法理学与法哲学趋同与合流的趋向呢？我们觉得；这应该从实际出发，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方面它固然是西方法学和法学研究深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我们并非绝对地反对用法理学来代替或表述法哲学，一些西方法理学论著中确包含了不少相当深刻且精当的法哲学思考或论述。但我们认为，如果要用法理学来表述法哲学，就必须对法理学的概念和对象加以严格的界定，而不能使它成为不确定、庞杂和包罗万象的，更不能将我国现有的法学基础理论的内容简单换上一个“法理学”的名称似乎就成了法理学。如果按约定俗成，并使法学界能达成共识，那么作为与法哲学同义或等义的法理学的对象和内容，就应该限定于关于法律的哲理性思考和研究，即只能把够得上是法哲学理论层次的东西才纳入法理学；而一般性的法的基本理论，可以叫做法学原理或仍沿用法学基础理论之称谓，以便与法哲学或法理学区分开来而不致混同。然而另一方面，鉴于法哲学与法理学的趋同与合流事实上已带来了使法哲学的对象和内容简单化、庸俗化的不利后果，而且实际上在西方法学界和我国法学界，法理学同法的基本理论或一般原理也很难以分开，从而使法理学既取代了法哲学，又混同于一般性的法学基础理论学科。因此法哲学与法理学的趋同与合流带来的后果毕竟利少弊多，这种情况恐怕也违背了奥斯丁和穗积陈重的初衷。所以我们觉得最好还是不要用法理学来取代法哲学；不仅如此，还应把法哲学从一般性法的理论中分离出来使之成为一门独立的理论法学学科，并对法哲学进行正名，廓清其概念、对象和性质，把泛化了的法哲学正本清源、还原归位。使之真正成为关于法学世界观及其方法论的理论体系，成为对于法这一重要社会现象和规范体系进行哲理性思考、探讨和研究的学问。而真正科学的法哲学既不应是哲学家脱离法学和法律实践的纯思辨的结果，也不是法学家或法律工作者在纯专业范围内的一般理性思考或总括性思维的产物。它应是哲学和法学、哲学家与法学家紧密结合和合作，通过长期、潜心、艰苦的研究而达到的一种理论升华和科学思维的成果，是哲学和法学有机结合而开放出来的绚丽花朵。虽然不能一下子就达到这样的理论境界，而必然会存在中间阶段及其中间成果，但我们应坚持向这一目标作不懈的努力，以建树真正称得上是法哲学的法哲学。至于在这种情况下法理学的称谓若还要保留的话，那么就有必要对它进行狭义及广义之区分。狭义即专指法学基础理论或可叫做法学原理；广义则是指还可以包括法哲学以及法伦理学、法社会学、法经济学等理论法学甚至某些基础性法学学科在内的一个学科群[18].以显示法理学与法哲学的区别和联系。

第二，不能因为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法哲学方式认为应否定一切法哲学

因为马克思从未否定过一切法哲学（青年马克思还曾为建立法哲学体系而苦苦思索过，马克思青年的学术思想正是在他那个时代以及其先辈的法哲学氛围中熏陶过来的）；相反，正是马克思开创了科学的法哲学的优良传统——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法哲学。而这是以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开始的。但是这种批判，从质上说，马克思所批判的是黑格尔法哲学中唯心主义的杂质和保守的政治内容；从量上说，马克思主要是批判了黑格尔法哲学中的国家学说及其基础——私有财产制。然而，马克思对法哲学这门学科并没有简单否定，反而持相当的肯定态度；正如他对黑格尔哲学并未简单否定，在批判的同时又高度肯定了它的理论贡献一样。所以他指出：“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是唯一站在正统的当代现实水平上的德国历史”，而它们“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得到了最系统、最丰富和最完整的阐述”；并认为德国政治意识和法意识的“最主要、最普遍、升为科学的表现就是思辨的法哲学本身”。[19]

正因为有这种科学态度，马克思才能以批判地继承黑格尔法哲学中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得出崭新的科学的法哲学观和法律观，实现了人类法哲学观的根本变革，并因此成为创立历史唯物论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契机——他把法学理论从国家和法本身这一玄奥的庙堂中引导出来，使之植根于市民社会之经济、物质利益这一客观现实的基础之上。从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中，从人们的社会实践、社会关系中揭示法的本质和发展，从而为科学的法哲学奠定了全新的理论基础，并因此也才有了他的第一个伟大发现——创立了唯物史观。

第三，不能以恩格斯对哲学对象的界定来作为否定法哲学的理由。

恩格斯曾经说过，随着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就不必依靠“用理想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臆想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想象来填补现实的空白”的自然哲学了，“当这种联系的辩证性质，甚至迫使自然科学家‘也’不得不接受的时候，自然哲学就最终被清除了。任何使它复活的企图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一种退步”。他并且指出，“历史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等等也都是以哲学家头脑中臆造的联系来代替应当在事变中指出的现实的联系。”[20]同时，由于“现代唯物主义都是本质上带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21]

恩格斯上述这些论述，曾经被一些同志作为否定应建立和发展部门哲学的重要论据；因此也是开展法哲学研究中应予以澄清的问题。否则，也可能被用来否定法哲学。

勿容否认，恩格斯的这些话的基本思想是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以及哲学及各门具体科学的正确关系，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结束了作为“科学之科学”——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并企图包括和取代一切科学——的旧哲学。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正确地把哲学归结为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普遍规律的科学，即“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22]从而引起了哲学对象的深刻变革。摆正了哲学和具体科学的关系——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是普遍和特殊的关系；哲学以具体科学为基础，具体科学以哲学为指导。

然而，很明显，恩格斯所否认的只是旧的自然哲学和法哲学，即唯心主义的自然哲学和法哲学，而对科学的自然哲学和法哲学，不仅予以高度肯定，而且亲自致力于研究——他所怀着巨大热情、挚着研究和写作的《自然辩证法》及其手稿，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哲学的经典著作。因为“经验自然科学积累了如此庞大数量的实证的知识材料，以致在每一个研究领域中有系统地依据材料的内在联系把这些材料加以整理的必要，就简直成为无可避免的。因此，自然科学便走进了理论的领域，而在这时经验的方法就不中用了，在这里只有理论思维才能有所帮助”。[23]而且对于旧的自然哲学的合理之处，他也予以充分肯定。例如他赞扬过“古代人的天才的自然哲学的直觉”，高度赞扬康德的自然哲学在“僵化的自然观上打开第一个缺口”，[24]指出“康德关于所有的天体都从旋转的星云团产生的学说，是从哥白尼以来天文学取得的最大进步”。[25]并且正是恩格斯辩证唯物主义自然哲学的天才思维，得出了“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本质上就在于这些蛋白体的化学组成部分的不断的自我更新”[26]的著名论断，这至今仍是生物学上关于生命及其本质的科学定义。另外恩格斯在他的《自然辩证法》中的其他许多论断，也是至今仍闪射着真理的光艳而为人所叹服。

从恩格斯对的的推崇就可以足见他对科学的法哲学的态度。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本身就包含着恩格斯的重要贡献，恩格斯在他的一系列重要著作中，都曾经天才地论证、捍卫和了马克思主义的法哲学思想，这已是众所周知的，就不再赘述了。

总之，从恩格斯实际的活动来看，他并没有否定包括自然哲学和法哲学在内的部门哲学。那么如何正确理解恩格斯所说的全部哲学中只剩下形式逻辑和辩证法才能仍旧独立存在呢？——这看来是一个具有特点和痕迹的个别论断，因此必须作具体。

这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引论”部分中的“概论”中的一段话（写于1876年），因为当时，“‘创造体系的’杜林先生，在当代德国并不是个别的现象。近来在德国，天体演化学、自然哲学、学、学等等体系，雨后春笋般地生长起来”，[27]恩格斯愤慨地称这是一种“假科学”，一种“高超的胡说”。它把哲学和科学都庸俗化了。为了保持哲学的科学性、纯洁性和严密性，严格地界定哲学的对象，廓清它和具体科学的关系；特别是杜绝那种包罗万象、作为“科学之科学”的旧哲学的企图，而把各个特定的、具体领域的归还给实证科学，恩格斯把“关于思维及其”的研究作为哲学的特定对象和任务是有其合理性的，而这种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就是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即辩证逻辑；而形式逻辑以往确是属于哲学的一个，只是后来才从哲学中分化出来作为相对独立的思维科学）。但是把哲学的对象只限定为“关于思维及其规律”又显然是不全面的，所以恩格斯在他后来（1886年）所写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又准确地把哲学规定为“关于外部世界（自然界和-…作者注）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从而予以补正。这说明，恩格斯自己关于哲学对象的思想、观点，都是不断发展、丰富和完善的，他（以及马克思）没有把自己的理论和观点视作绝对真理；相反，恩格斯还特别指出，在关于“社会关系、形式和国家形式以及它们的哲学”中，“永恒真理的情况还更糟”，“在这里认识在本质上是相对的”。[28]

四、法哲学在社会主义法学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法哲学与当代科学的发展趋势

还是恩格斯说得好：“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29]综观古今，科学和哲学的发展都遵循着一个从合到分、从分到合，又在新的综合的基础上进一步分化的规律。在古代，科学和哲学都处于一个混饨的统一体中。中世纪，科学和哲学都是神学的婢女。近代，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科学和哲学开始分离开来，各门具体科学以及哲学中的本体论、认识论、逻辑学等又进一步分化开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使哲学的各部门又实现了高度的统一。到了当代，随着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深度和广度都极大地扩展，从而使科学和哲学的发展都既不断地趋于整体化和综合性，又不断地走向专门化和高度分化。人类认识史也表明，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总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和的进步而呈现出两种趋向：一是要不断深入地认识物质运动的不同形式和特征，这就促使科学门类不断分化和走向专门化；二是要愈益广博地反映世界整体及其相互联系，这就促使科学门类相互渗透、过渡，从而不断地趋向整体化和综合。这两种趋势使各门科学和哲学一方面加深了相互渗透、交叉和吸收，另一方面又使其学科门类愈分愈细，学科体系越来越复杂和庞大。这两种趋势既对立又统一，从而导致出现了许多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和综合学科。所以我国改革大潮中出现的各种部门哲学和哲学，及中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中涌现的一系列新兴学科，都是历史的必然，决不以任何人的好恶而消失。法哲学之所以步入我国学坛并引起如此激烈的反响，正是我国哲学和法学发展顺应当代学术演化趋势的必然结果。它既是哲学体系分化和法学体系分化的结果，又是哲学和法学相互渗透和交叉的产物。

（二）法哲学与理论法学的改革

所谓“理论法学”，是指以围绕阐述法的基本理论为中心任务的一个学科群。法学的落后首先在于理论法学的落后。而我国理论法学的落后既表现在广度不够（即单一性，主要是“法学基础理论”），又表现在其深度不够（我国的法学基础理论未免内容老化、体系陈旧、落后）。因此，我国的理论法学必须改革，才能带动整个法学的进一步发展。而这种改革也就分两个方面或层次；第一，重建除法学基础理论之外的一些新兴理论法学学科，首当其冲的就是法哲学，同时还有法社会学、比较法学（总论）等（所谓“新兴”，是相对于我国法学理论之现状而言，在国外，这些已不再是新兴学科）。这是从横广方面来改革理论法学。第二，对传统的法学基础理论从内容、体系和方法上进行更新，使其更具有科学性和理论结合实践的特点，更符合时代的要求，走在不断发展的应用法学的前面而真正起到对各部门法学的指导作用。这是从纵深方面来改革理论法学。而其横广方面的是其纵深方面改革的展开，其纵深方面是其横方面的浓缩。因此，不论深和广两个方面的改革，至关重要的都是要建立并开展好法哲学的研究。

在我国的理论法学学科群中，固然，法学基础理论起着中心学科和联结点的作用，然而我国现在的“法学基础理论”，是从原先模仿苏联的“国家和法的理论”而演变来的-一把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归于“政治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而力求专门研究法的基本理论。但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其体系和方法上仍然没有摆脱“国家和法的理论”之和基本框架，只是在内容的量上增多了一些法的基本知识，而在质上并没有多大的改进，并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痕迹，而没能充分反映和概括社会主义化时期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经验和成就。近些年来，我国法学家为深化、丰富和更新法学基础理论内容和体系虽作了不少努力，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但由于牵涉的既深且广，难度太大。方法也不完全对路，而致成效并不理想，尚未有实质性的突破。所以，我国现有的法学基础理论仍然新度不够，深度不够，专门化不够，因而指导现实的功能也不够。

开展法哲学的研究，既可以给理论法学拓展其新领域，又可以为加深、更新法学基础理论提供可资利用的理论成果——从法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给它提供具体的哲学指导和奠定直接的哲学基础，同时还便于法学基础理论精简掉那些泛泛的一般性的哲学论述，而集中研究法本身的原理、原则和规律，也才能对部门法学和法律实践予以有力的指导和科学的概括、。这就可以从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推进理论法学。所以，开展法哲学的研究，既是哲学深化和发展的必然，又是理论法学改革的客观要求。

（三）开展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我们不仅应开展一般的法哲学研究，更主要的是要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研究——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于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来创造性地开展法哲学研究。这就不能停留于对西方法哲学的评介，也不能满足于对马克思、恩格斯法哲学思想的研习上，更不能满足于对哲学原理的简单套用（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不是单纯的证明工具，也不是实例的总和，而是完整的、系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应着眼于创建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理论，即建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把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一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深化、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哲学，使之进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总结和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法制的阶段。这是当代中国法学工作者以及哲学工作者的光荣任务。只有这样，才能把我国的法哲学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使之从迄今为止的一般性宣传、倡导、评介、研习等工作的基础上发生质的飞跃和关键性突破。这是我国法哲学研究中最复杂、最艰巨和最困难的议题，但一定要为此而不懈努力。

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研究还关系到能否真正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法学的指导作用的问题，关系到能否把法学研究及政法实践真正置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之上。

大量事实表明，我们远未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政法实践及法学研究紧密地、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政法工作中。如何自觉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运用唯物辩证法，仍然是一个普遍的迫切问题。前些年大量的冤假错案也可以从忽视这个问题上找到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的原因。这就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作用并不是可以自发地发生的，除了主观上取决于人们的世界观和自觉努力的程度外，客观上就由于还缺少一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法学有机地、紧密地联结起来的重要学科作为桥梁和纽带。正是由于缺少了它，搞政法实际工作的同志总感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很吃力，理论和实际之间往往隔着很长一段距离，摆脱不了工作上的经验主义、事务主义。在法学中，教师和学生也都感到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同法学知识沟通起来很困难，这就既影响了对哲学原理的深刻理解，又妨碍着对法学知识的深入掌握。缺少它，还使我们在法学研究中站得不高，看得不远，缺乏理论的深度和广度，遇到问题只能就事论事，就法学谈法学，不能坚持法学的科学性和理论的彻底性，而且使法学工作者缺乏理论思维的素养，没有哲学上的高瞻远瞩。建国以来，我国法学理论的发展走了许多弯路，至今还没有完全摆脱“幼稚”、“落后”的状况，这些都不能不说是重要的原因。

所以开展法哲学研究，特别是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的法哲学研究，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又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以及现实意义。当前，开展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促进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和法制建设的发展，而且还在于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因为，正如随着自然科学的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都必然要改变其形式一样，随着社会科学和无产阶级革命及建设事业的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要不断地深化、严整化和体系化。例如，为了发展和丰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就很有必要从法哲学的高度来概括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的历史经验，总结社会主义改革以及民主、法制和文明建设的成就和教训，研究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发展规律等。由于上层建筑的核心部分是政法机构、设施及其思想观点，深刻地揭示它们的辩证发展规律，对于进一步揭示整个上层建筑的辩证发展规律无疑地具有重要意义。例如上层建筑中的各种物质性的设施同相应的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及其辩证发展规律，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研究，这种关系在法学领域中又体现得最为明显和集中，如果通过法哲学的研究能予以揭明，就不仅会深化和丰富关于上层建筑的理论，还会为我们的机构建设、政治体制改革以及整个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提供新的理论依据，并可能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和发展展现出新的领域。

在此，还需要对“马克思主义法哲学”这一概念作出正确的理解和界定。所谓“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既不能仅归结为马克思、恩格斯的法哲学思想，当然也不能以各别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哲学来替代；它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开创、并应为世界各国劳动群众、进步人类及其思想家们所掌握和实践且不断丰富和发展着的科学的法哲学理论体系，而我们创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正是为了丰富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理论宝库。因为作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法哲学必须要体现到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生动的法制建设实践中，它的生命力也正在于随着这种实践的深化而不断深化、发展和完善。并且建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经验和成就，也必将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学理论及法律实践产生重要的形响；同时亦将影响世界各国的法哲学研究，丰富人类的法哲学思想宝库。

注释：

[1]M.P戈尔丁《法律哲学》前言，三联书店，1987年版。

[2]德尔。韦基奥《法律哲学》第1页，（1953年英译本）转引自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第1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6月版。

[3]《布洛克豪斯百科全书》第15卷第512页，转引自沈宗灵同上书第9页。

[4]转引自沈宗灵同上书第10页。

[5]《不列颠百科全书》（1977年第15版）第10卷第714页，转引自沈宗灵同上书第5页。

[6]转引自张文显《当代西方法哲学》第1页，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7]转引自张文显《当代西方法哲学》弟2页，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8]转引自张乃根《西方法哲学史纲》“导论”第1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9月版。

[9]《法律和哲学》1982年第1卷第2页，转引自张文显同上书第2页。

[10]以上均见《苏联大百科全书》第2版第45卷第139页。

[11]《法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462页。

[12]参见n.c雅维茨《法的一般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及C.C阿列克谢耶夫《法的一般理论》西南政法学院1984年印。

[13]该书77年第15版第10卷第14页，转引自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第6页。

[14]同注8.

[15]转引自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第2－3页。

[16]W.弗里特曼：《法律理论》，英国伦敦Stevens公司1967年版第3页，转引自沈宗灵同上书第8页。

[17]同上书第4页，转引自沈宗灵书第9页。

[18]可参见笔者主编的《走向21世纪的中国法学）一书中法理学部分关于法理学的学科群落的论述，重庆出版社1993年4月出版，第94-99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8页、第459和第460页。

[20]以上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1－242页。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9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5页。

[24]《马克恩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4页和第450页。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96页。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0页。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页。

方法论的哲学基础篇7

关键词：哲学；体育与哲学；体育哲学；综述

体育哲学是所有体育学科研究的基础，也是重要研究内容。把体育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行系统研究则是近五十年的事[1]。过去对体育哲学研究集中在表层上把体育哲学与其他学科进行区分；对体育哲学的概念、体育哲学与哲学的关系和体育学科与科学的关系等问题尚未进行明确的界定。本文就体育哲学尚待商榷的问题和今后的发展前景进行系统的分析和综述。

1.相关概念的阐释

1.1哲学

哲学[2]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是自然知识、社会知识、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源出希腊语philosophia，意即“热爱智慧”。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是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

1.2体育哲学

体育哲学是以一般哲学为指导、以体育实践和体育具体学科为基础，从宏观上研究体育的基本问题和矛盾关系，揭示体育深层次本质及其辩证发展规律的科学，是科学的体育观、体育认识论、体育科学方法论相统一的理论体系。

1.3体育与哲学

体育与哲学，是指“体育”与“哲学”两个学科及其相互关系。体育哲学，则理应是指一个冠名“体育”的哲学分支。是“体育与哲学”非“体育哲学”，这一字之差不仅反映出认知理念上的歧异，也决定了两个词组孰得成立。

2.国内外研究概况

2.1国内研究概况

我国体育哲学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从批判“体育超前论”、增强体质过时论、“体育多功能决定论”和“体育的文化决定论”开始。1981年6月，首届体育辩证法学术会在沈阳体育学院召开，主题是唯物辩证法运用于体育领域和有关体育方面问题的研究。在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的推动下，在哲学向现代化、应用化发展[2]。

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各类体育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思辨文章，涉及了体育的本质、体育与运动、体育与娱乐、体育与竞技的关系问题，在探讨各自属性、功能和发展规律方面取得了较大的突破，澄清了“体育即运动”或“运动即体育”的错误观念[3]。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的体育哲学研究走入了低谷，造成这种现象既有体育哲学学科自身的原因，又有外部原因。体育哲学走向低谷的自身原因是，目前我国体育哲学还没有形成比较系统的知识体系，学科的基础理论比较薄弱，并且与我国体育发展中的实际问题结合不够紧密；外部原因是我国体育界还存在轻基础理论研究。

2.2国外研究概况

二战前，西方体育哲学的研究主要和教育哲学的研究相结合，并把体育社会学、体育伦理学、体育美学的问题也结合在一起进行。德国体育哲学问题的研究也主要是涉及运动员的心理因素，他们劳动的社会价值、体育活动与不同者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六十年代以后体育哲学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形成为一门具有特定研究对象和方法，有两部具有代表性的体育哲学著作的标志。一部是美国体育哲学家齐格勒在1964年写成的《体育、保健、娱乐、教育的哲学基础》一书，简称《休育哲学基础》或《体育哲学》[5]。另一部是美国耶鲁大学哲学教授帕尔・维斯于1969年撰写的《体育哲学探讨》一书。这些著作体现出体育社会科学群学科已经开始分化，体育哲学已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的特征。

七十年代，体育哲学有了新的发展。科学哲学侧重了从认识论和科学的社会历史观方面对科学技术进行研究，加强了以体育科学为对象的研究，对体育的本质与特点；体育科学发展的总体规律性与体系结构；及体育发展中的其它一些理论问题也都作了进一步的哲学探讨。1972年，由日本体育大学教授阿部忍著的《体育哲学》一书，对当代各国体育哲学研究都有较大的影响[4]。八十年代后，欧美各国体育哲学的研究出现了下列几方面的情况：1）加强了对体育运动领域中的哲学问题的研究。2）有关体育哲学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日益频繁。3）国外体育哲学加强对体育理论问题和体育运动中的实际问题的研究[2]。

3.当前体育哲学主要的研究领域与热点问题

体育本体论问题：通过哲学的思维和方法对体育的本质和中心的探讨，是学术界长期争论却一直没有定论的课题。体育伦理学问题：以揭示体育伦理道德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体育美学问题：研究体育运动过程中美的发展和规律。体育价值问题：主要以是否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发展和社会进步为标准，及其价值的质和量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

4.体育哲学中有待商榷的问题

4.1体育哲学概念的界定。“体育哲学”一词，在各国体育界运用时通常指下列几种情况：一是把它作为体育的指导思想、宗旨、哲学观点等涵义来解释和运用第二种是有的人有时也习惯于把体育哲学一词泛指体育方面的哲学、社会科学问题的研究。第三种则是把体育哲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来研究和运用。

4.2体育哲学的学科性质。一种看法认为体育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体育科学之间的中介，对休育运动及体育科学起指导作用。另一种看法则认为体育哲学是应用哲学，运用哲学的方式不断讨论具体的体育问题。第三种看法，体育哲学是科学哲学，体育哲学是体育学学科结构中的基础学科，是人们对体育总的看法和理论体系[4]。

4.3体育哲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体育哲学，是体育科学的学科之一，以一般哲学为指导、以体育实践和体育具体学科为基础。但是两者之间的深层次的联系与区别，以及如何更好的把两者结合起来为我们的体育所用仍然是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5.结语

体育哲学的定位反映了我国体育哲学研究发展的足迹。但目前体育哲学仍然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切入点，需要进一步对体育哲学的进行学科定位及学科属性的界定。体育哲学迫切的需求在理论奠基、前后一致的思维程序、新颖明晰的语言表达、思想系统化等方面研究的突破。

参考文献

[1] 谭军.体育哲学浅议[J].江西青年职业学院学报，2006，16（2）：51-52.

[2] 龙天启.体育哲学研究概况[J].四川体育科学学报，1987，4：6-8.

方法论的哲学基础篇8

中医学是中国传统中宝贵的文化形式，是中国科学的代表形式之一，是中国生命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医学的进步不但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有过不能以其它文化形式可替代的作用，也由于其坚实的本体论基础而持久的影响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理路，“儒必通医”就是最好的说明。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历程，西方的医学思想和医疗模式也开始输入中国。由于西方医学在治疗技术上的方便性，使之国人在医疗实践中能够接受西医的治疗方式，但是，正是这种实用主义和“全盘西化”的价值承诺形成了对中医学和中国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现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来的“全盘西化”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数典忘祖、思想浅薄、急功近利成为学术思想界的主流之后，中医学也成为被否定的内容之一。为了提供否定中国文化的理性基础，自觉的不自觉的以西方的哲学思想判释中国文化的方法就成为时代的风气，以西方的医学模式判释中医学以比较两者的优劣，成为这个时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特点。如果说以西方医学技术上的特点做为可接受的标准还带有实用主义的特点，从而还能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证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盘西化”对中国文化及其对中医学的否定就是对中国文化理性自觉的背叛，而成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时至今日，随着对西方科学文化产生的一系列误区的深入认识，中医学在医学实践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疗效被肯定，中医学也日渐受到重视。但是，对中医学的肯定仍然是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远没有在哲学理性上实现自为而自在的统一。尤其对于解决这一已经产生了几千年的中医文化的继续发展的理路问题而言，就更需要哲学的根据和支持。

问题表明，对中医学的正确认识及其发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医哲学的研究作为基础。然而，以我们已经熟悉并习以为常运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学思维进行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结果的。以西方哲学的模式为坐标系进行中医学的研究，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正确的方法是，应对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产生中医学的哲学思想进行发掘，进而研究中医学的科学性，以对中医学的发展方向作出推定。这些是研究中医学发展应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应当成为一切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应投以相当大的精力进行研究的问题。但是，对于中医学发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对的问题既是中医哲学带来的也是以哲学对中医学提出的本体论承诺出现的。这表现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医学学科的科学性及其产生的哲学基础与我们所熟知并运用自如的现代科学和哲学对其进行研究而产生的误区，另一方面则要求中医学本身能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和哲学基础，即中医学的学科性在本体论哲学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学形式与哲学方式的统一──中医学是中国哲学形而中论的自在自为的统一。

就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学原理与中医学有怎样的相关性以及中医学表现出怎样的规律，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哲学和中医学的关系，表明了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在与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的统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学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义。如果说由于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生成了中医学的学科形式，从而表明了中国文化的一以贯之的理论特点，那么，中医学就在其内容和形式中展现出的基本规律将代表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基本形式。因此，应当说，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国哲学奥秘、并认为中国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具有独立的哲学形式，就应在《周易》、《道德经》和《内经》及《论语》等儒家和道学经典的研究上下功夫，这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方法，同样，这也是研究中医哲学的基本方法。

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进行的研究，以发现其基本规律，这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问题，这已成为现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全盘西化”、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学推定中国哲学的研究一样，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进行西化式的推定。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文化对哲学的承诺及其原理的推定，应当认为这些推定的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学和西医学对中医学理论的异化。

如果承认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并且承认中国文化的形式具有独立性──中医学也因此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医学的形式，那么，对生成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对中国文化研究的自在的哲学反思──哲学的承诺和推定的统一并进行推定的结果。生成文化的历史和逻辑只能是历史和逻辑在文化形式中的统一。所以，对生成文化的哲学基础进行推定，只能是由文化所承诺的哲学──哲学所能推定的文化形式在哲学形式上的统一。哲学在文化母体的自在性，使其被文化所承诺和推定，而不可能以任何外来文化所承诺的哲学进行推定。以西方哲学进行的推定，只是一种比较意义上的诠释，哲学的比较不具有本体论承诺和推定的统一性，本体是自身的逻辑推定。尤其是西方哲学在当代的进展产生了分析哲学和解释学，其理路表明的逻辑和形式对思维的限定，使对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运用产生了严格的限定。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被语言和文字及形式逻辑所限定，就其文化形式内部所进行的历史文本的解释──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既然对自在的文化的解释呈现出重重困难，使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原理和学科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用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并自以为是的认为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中国哲学自在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与这些“基本规律”（例如辩证法）进行比较后，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形式，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哲学思维方式的统一。因此，就中国哲学的研究而言，只能用承诺推定法进行哲学的外化。承诺推定法表明的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因此,中国文化的形式和内容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产生的结果。

所以，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以哲学的承诺和推定法进行的研究。由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只能在中国文化的母体中寻求，所以，这种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一研究还必然包括：中医学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形式的？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在这一研究进路中，将同时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以《时空统一论》⑴的哲学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承诺推定法的研究反思，发现在中国文化的知识形式中，《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成熟的科学形式，也可以这样认为，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所以，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用哲学的承诺推定法把《易经》的思维方式外化为哲学的形式。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论⑵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及思维方式表明，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就成为承诺和推定中医哲学的基本工作。

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统一，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例如，清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论世间事迹，褒君子，贬小人，以明治乱之所由，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医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医经与易经，体同而用异，拙集屡申其义矣。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假年学易，不闻学医，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不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犹先于大道，何故？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医道也。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故体同而用异也。”（《章虚谷：《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中国哲学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因此，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古代学者一样，这一研究是以《易经》自在的哲学思维的承诺和推定并以外化的形式阐释中医学的哲学思维的。

笔者以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所作的概括，就是上述研究方法的结果。既然中医学的哲学基础是形而中论的统一，那么，中医学在形而中论哲学思维中生成的基本规律是怎样的形式、以及这些基本规律对中医学发展的基本意义之所在就成为中医哲学研究的重要的价值论承诺。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见端倪。笔者在对人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以哲学的承诺推定法对《周易》的道器之论之承诺，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区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和者也，因此，人是存在的形而中者。人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因此，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所以，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重大的中医学哲学问题。

二、医易相通

随着世界学术界对《周易》研究的关注，“医易相通”作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上重要的哲学命题，在当代尤为引起重视。“医易相通”的承诺表明，其不朽的意义和学术魅力发生于对人类生命本体的哲学思考和推定。“医易相通”概括了易学的哲学思维作为中医学理论基础的基本特点，其不但表现出易学的博大精深，同时也说明了中医学理论基础一以贯之的哲学内涵。显然，从内容到形式作出的分析都表明中医学理论基础的易学哲学性质。《周易》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制式，表明其哲学思维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哲学思维。就医学的作用和价值而言，中医和西医这两种不同的医学理论和实践特点表明了其起源于两种不同的哲学思维，从对存在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及其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不同，使其各自承诺不同的价值及推定出不同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对主体存在本质的不同认识，使其对生命形式本体的认同形成不同的医学观念，在此基础上的发展，使我们看到了人类对生命的不同理解并表明在历史形式中和由此产生的现实问题──中医和西医展现在历史中的不同的逻辑理路和学科建构。

然而，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存在而言，就哲学的层次上推定人类的存在形式，不能不认为虽然有西方自然科学近三百年来的主导和促进，但是，人类就基本的存在问题而言，尤其是生命的本质性问题，还是作为一个亘古常新的课题困扰着人们的理性。近现代表现出所谓的人类进步绝大部分是在其表象上，而不是表现在人类生存本质上的进步，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人类是在其自为的异化形式下存在，对人类的理性的理想形式而言，自为的对自在的超越──自为的达到生命的更高的存在形式──实现自为自在的生命存在形式，显然，人类的存在现状表明，人类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一目标。

因此，当西方科学模式对人们所期望解决的终极关怀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又由此产生了严重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时，人们已经显得彷惶不安，尤其是自然科学产生的负面价值引起人们的反思时，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和文化思潮应运而生。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思潮表明的对理性否定的坚决性已经成为困惑西方文化及科学理性的重大问题。一些思想家把力图走出误区的方法寄托于中国文化时，中国的《周易》就不失时机的又一次成为显学。对中医哲学的研究而言，面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当企图再以西方哲学的制式推定中国文化时，无疑是当头棒喝。在这种形势下，对于中医哲学研究而言，许多学者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医易相通”的古老命题。所以“易学热”也把中医哲学带入其中。但是，就其以“医易相通”为命题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却令人倍感失望，因为其产生的结论，无不带有西方哲学的“前见”。问题表明，因为《周易》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中医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性，使之用西方哲学的制式不可能正确的推定中医哲学。中医哲学由《周易》的哲学制式所推定，这是应当首先明确的问题。

显然，后现代主义表现出的西方哲学的多元性及其带来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对理性的异化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当代中国，也随处可见西方文化的哲学、科学和宗教以各自的价值承诺带给人们存在方式的异化。以《周易》为基础的中国哲学的一以贯之，不但使“医易相通”，而且使《周易》与中国古代科学相通、《周易》与宗教相通，《周易》因此成为中国文化的基石。可以说，综观人类文明的几大形式，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像中国文明那样能够锦延不绝，持续发展并表现出文化的稳定性。西方哲学表明，就哲学问题及其表现出的多元性而言，西方哲学家们在近代和当代由于他们内在哲学传统思维形式的形式化限定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显得无能为力，最终以据斥形而上学作为西方哲学的终结。然而，问题却没有解决，问题伴随着其造类存在的异化在当代使人们终于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优越性。但是，由于中西方哲学思维巨大的差异性，所以尽管《周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但是，由于西方哲学及科学和宗教是对存在形式化的结果，所以，不能将《周易》与西方文化及哲学作简单的类比，例如我们看到的把《周易》比附为科学或者把西方的思想文化的成果认定为在《周易》中早已有之那样。形而中论表明，《周易》的重要贡献是其哲学的本体论思想，在这方面，同样不能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作简单的比附。对西方哲学的形式化而言，《周易》哲学是内化的，因此，把《周易》哲学作为明确的形式外化出来，是一项历史性的任务，《周易》哲学的外化将带来人类哲学及存在形式的空前革命。

《周易》和中医学的学科形式表明，其属于不同的知识形式和结构，之所以称为“医易相通”，是指其作为共同的哲学本体而言的，具体讲，《周易》的哲学思维是中医学的基础，易道广大使中医学与《周易》在“道”的层次上相通。因此，对道的理解问题成为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这属于哲学层次的问题，在中国的学术史中被历代学者所重视，在基本方面提高了《周易》群经之首的学术地位，但是，在西学倡兴的当代，则带来了更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以《周易》为首的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关系和相互的哲学承诺，成为人类文化交融中的问题，尤其是人类发现其自身历史的和社会的、群体的和个体的行为方式所引起的价值失衡，使之把自身的本质作为反思的对象时，以《周易》为代表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就又一次为人类提供了她深沉的思想。

所有人类存在的问题表明，其中最重要的，能引发出其他所有问题的都应归结为一个基本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终极关怀问题，“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表明了其与西方医学和哲学的截然不同的本体观──而西方哲学对终极关怀的无能为力在后现代主义哲学中已经充分的暴露无遗。中医学家、道家及道教学者在对“医易相通”的基础上和以自身的医疗及修炼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生命科学关于人的本质和应达到的存在方式，解决了终极关怀问题。中国的生命科学表明，“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和推定与《周易》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传》）终极关怀的价值论承诺的统一，是“医易相通”的重要表现形式。

关于“医易相通”的基本原理，在中医学的基本理论方面，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张介宾的论述简要而精到的指出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他说:“宾偿闻之孙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每窃疑焉。以为易之为书，在开务成务，知来常往；而医之为道，则调元赞化，起死回生，其义似殊，其用似异。且医有内经，何借于易，舍近求远，奚必其然？而今也年逾不惑，学到知羞，方克渐悟。方知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造化万物；人身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骇。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原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又说：“神莫神于易，易莫易于医，欲赅医易，理之阴阳。故天下之万声，出于一阖一辟；天下之万数，出于一奇一偶；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天下之万象，出于一方一圆也。方圆也，动静也，奇偶也，阖辟也，总不出乎一与二也”、“予故曰：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学医不知易，必谓医学无难，如斯而已也，抑熟知目视者有所不见，耳听者有所不闻，终不免一曲之陋。知易不知医，必谓易理深玄，渺茫难用也，又何异畏寒者得裘不衣，畏饥者得羹不食，可惜了错过了此生。然则医不可以无易，易不可以无医，设能简而有之，则易之变化出乎天，医之运用由乎我。”

上论表明，张介宾非常精练的总结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把医学和易学在天地万物存在的基本层次上统一起来，使之形成易体医用、体用不二的一元论哲学思维，是中国哲学和医学上的重要思想。

总结前人在“医易相通”方面的研究，应当认为《周易》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影响是重大的。《周易》是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其具体影响了中医学的脏腑理论、经络理论、阴阳气血理论、病理病机理论、诊断理论、治疗理论、方剂学和本草理论。而在当代具有重要作用的是其在生命科学领域内的具体运用──“气功”理论成功的运用易理，可以作为“医易相通”最好说明。

以当代的哲学观推定“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必然要求从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层次分析《周易》对中医学的影响。《周易》的阴阳之论表明，阴阳之道是时间和空间产生的并由主体承诺和推定的形式，其表明本体是时空的阴阳变化生成的存在。阴阳之道的推定是主体所能发现本体存在之为存在的基本方式。就本体而言，《易传》认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所以，阴阳能对人体的存在发生生命的本质性作用是因为时空的本体性，而这种本体性作用与主体性方式的正确统一，是在主体的形而中的方式性中产生的正确推定。形而中的方式性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传》）的命题承诺和推定。人作为一种存在，本身是属于《周易》哲学推定的哪一种形式呢？人是什么呢？这些问题的存在使人的存在方式成为哲学所关心的也必须给预回答的主体论哲学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问题。但在《周易》哲学中，是不作为问题的，因为结论已经内化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承诺之中。所以。对应于西方哲学的主体论承诺而言，《周易》对这一问题没有作出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因此，在研究关于人的主体性的中医学中推定这一与《周易》相关的哲学问题，对今天的人类哲学而言是重要的。我认为，《周易》的哲学模式表明，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承诺的主体论作出的形式推定，说明了人的主体形式既不属于形上之道，也不属于形下之器，而是属于形而中，即形而中者谓之人。所以，主体被形而中所承诺──人是形而中者也。所谓的形而中者，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而言，是指人的存在的时空层次和主体意识时空能力的对应和中，通过主体时空方式所能把握主体自身存在和客体存在的形而中的方式，即通过主体的形而中实现对存在──主在和客在的正确认识。

“医易相通”是中国生命科学中的重要命题。“医易相通”的形而中论哲学推定，使主体的生命存在形式成为中国生命科学研究的内容。形而中者谓之人的主体论形式推定，使人的存在是形而中的方式，主体将通过对时空的形而中的方式性实现主体的价值。主体能够适应时空层次，并通过时空阴阳的形而中的自作而把握存在，从而超越生命的时空形式。这是形而中论哲学承诺的生命科学原理。形而中者谓之卦──形而中者谓之人的统一，从而解决了认识论的主体性问题。形而中论哲学表明的认识论本质是：人没有独立的主体性，客观实在也没有独立的客体性，自为是自在的自为，而自在也是自为的自在，世界的时空统一性要求人类把握的世界要成为人在其中的世界，因此，对客观的存在而言，绝没有独立性可言，人的主观存在也绝没有独立性，因此，在方法论上的建构，《周易》之卦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统一，形而中论推定的人的存在形式，是形而中的方式性的──-而不是西方哲学的形而下的形式性的存在。因此，以形而中的方式性把握世界，是《周易》对人类哲学发展作出的重要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及方法论方面的贡献，其由形而中的主体方式承诺和推定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生命科学将成为人类科学的终极形式。

在“医易相通”中，以阴阳的概念范畴承诺了哲学认识论。《易传》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阴阳的推定成为中国哲学中的基本概念范畴。在中国文化中，阴阳范畴的具体应用，可谓一以贯之。在中医哲学中，阴阳承诺了哲学本体论的逻辑推定和主体论的形式推定。例如“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中有阴，阳中有阳”（《素问·金匮真言论篇第四》）等等。张介宾认为：“阴不可以无阳，非气无以生形也；阳不可以无阴，非形无以载气也”（《类经附翼·求正录·真阴论》）；石寿棠认为：“阳不能自立，必得阴而后立，故阳以阴为基，而阴为阳之母，阴不能自见，必待阳而后见，故阴以阳为统，而阳为阴为父”（《医源·阴阳互根论》）；吴谦等认为：“一阴一阳者，天地之道；一开一和者，动静之机”（《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卷二·六味地黄丸集注）；郑寿全认为：“人身所恃以立命者，其惟此阳气乎！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阳气若伤，群阴即起”（《医理真传》卷二·阳虚证问答目录）柯琴认为：“阴阳互为其根，阳中无阴，谓之孤阳；阴中无阳，便是死阴”（《伤寒来苏集·伤寒论注·卷一·伤寒总论》）等等。从上面众多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阴阳概念在中医学中的应用是相当广泛而重要，并且在逻辑上是自恰的。如果阴阳的推定方式对人的生命形式的作用是自律的，那么，形而中论哲学的对应和中的推定方式，将使这一自律由主体的自为而实现。这是“医易相通”承诺的中国生命科学自在性的表现。

三、形而中论与中医学

如果把《周易》作为群经之首，那么，中国的哲学原理就应当被《周易》所包容。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的形式化，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周易》之“卦”的研究而推定为哲学形式的──形而中论是对“卦”的时空本质性研究并以“形而中者谓之卦”的命题产生的哲学原理。关于“形而中者谓之卦”，我已多次进行论证⑴，在这里再简单的作一介绍。“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思维以时空方式生成对存在的认识，中国哲学是以“卦”作为方式的，其中所表明的认识论原理是形而中的方式。这就是说，“卦”是存在与思维的统一方式──存在与思维的对应和中，“卦”是“道”、“器”的对应和中者也。因此，笔者认为“形而中者谓之卦”，这是中国哲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表现形式。就人存在的本质性而言，因“卦”承诺了主体论及其形式推定，所以，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就有形而中者谓之人的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的哲学推定表明，主体的对应和中是外化并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是由形而中论哲学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统一而实现的。

笔者在关于《周易》的研究方面，从认识论的角度把“卦”的哲学内涵归结为“形而中者谓之卦”，“卦”的形式为阴阳爻表示的“时”和“空”，由此使“卦”无所不包，“卦”作为万物即形而上的方式和形而下的形式的中和性，推定出“卦”之上的形而上，即“道”，已是方式的存在，而不是形式的存在，由此理解《易》的“太极”，才能推定“太极”承诺的本体。把“太极”以“太极图”和“八卦图”统一的推定，都出于形而中论的哲学推定。具体讲，在“卦”之下，即“器”，是“形式”化所把握的与主体对应的存在，“卦”之上的“太极”或“无”是不能与主体的形式对应的因此是用“方式”所能把握的存在，“卦”是“形式”和“方式”的“中”，“卦”是以“中”的方式推定出“形上”和“形下”的主体形式，因此，方式性的把握本体，即本体不能作为形式推定的存在，本体只能以时空进行方式性的即和中的推定，即以“中”的方式推定形上之道。下面简单的讨论形而中论的几个基本问题。超级秘书网

方法论的哲学基础篇9

【摘要题】理论纵横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G.W.Hegel，1770～1831）指出，“哲学认识本质”[1]。哲学历来是人们认识自然、社会和思维现象本质的思想武器。图书馆现象是一种社会现象，对图书馆现象本质的把握自然也离不开哲学思维。为了认识和把握图书馆现象的本质，我国图书馆学研究者们也进行了长期的图书馆哲学研究，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图书馆哲学研究进入了一个高潮期，形成了一股持续的“图书馆哲学研究热”。本文就是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状况的综合述评。

1关于图书馆哲学研究的起源及其发展

是谁在什么时间第一个提出“图书馆哲学”这一命题，这是一个很难考证的问题。张广钦认为，“图书馆哲学”这一提法至迟在1934年就出现，其根据是丹顿（J.PeriamDanton）于1934年就著有《呼唤图书馆哲学》一文[2]。据台湾胡述兆先生在《印度图书馆学之父——阮冈纳赞》一文介绍，阮冈纳赞于20世纪30年代就著有《图书馆分类哲学》一文[3]。据台湾沈宝环教授《在“图书馆哲学”的竹篱外徘徊》一文介绍，英国的包得菲（A.Broadfield）于1949年著有《图书馆哲学》（APhilosophyofLibrarianship）一书[4]。这说明，图书馆哲学研究至少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

在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起源于何时，也是一个较难考证的问题。蒋永福认为，20世纪30年代杜定友等人的图书馆学思想中就包含有较明显的哲学思考的痕迹[5]。不过，从现在能查到的文献资料看，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我国还没有人明确提出“图书馆哲学”这一术语或提法。在我国大陆，1990年蒋永福在《黑龙江图书馆》发表《试论三种哲学形态的图书馆》一文[6]，其副标题是“图书馆哲学思考之一”，这可能是在大陆图书馆界最早提出“图书馆哲学”（libraryphilosophy）一词的文献。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一个鼎盛期，在这一时期里，较早对图书馆现象作哲学思考的人有刘迅、刘烈、陈一阳、庄义逊等人。刘迅于1982年著有《论图书馆学情报学理论的共同基础——关于波普尔世界3理论的思考》一文[7]；刘烈于1985年著有《论图书馆学的范畴体系》一文[8]，陈一阳于1985年著有《关于图书馆学的哲学思考》一文[9]，于1988年著有《关于图书馆学的范畴体系》一文[10]；庄义逊于1985年著有《图书馆学的哲学研究述评》一文[11]。另外，卿家康、詹新文于1987年译有J·H·谢拉的《图书馆哲学》一文[12]。在这一时期，台湾的图书馆哲学研究也蓬勃发展，高锦雪教授于1985年就著有《图书馆哲学之研究》一书。令人遗憾的是，在上述研究者中，除高锦雪外，其余研究者无一是以图书馆哲学为自己主要研究领域的，因此他们的上述著文也都是“偶发之作”，其研究广度和深度都很有限，而且他们各自的图书馆哲学研究也都未能继续下去。

到了20世纪90年代至今，我国的图书馆哲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研究者主要有蒋永福、何长青、吕斌、周文骏、周庆山、胡先媛、张广钦、刘君、马恒通、李明华、郑全太、王梅等。在这一时期，台湾的图书馆哲学研究持续呈活跃状态，沈宝环、赖鼎铭、高锦雪、梁君卿、卢荷生等著名学者的研究已达到了较专深的境界，其中，赖鼎铭教授的《图书馆学的哲学》（1993年印行）一书可谓是视角极其独特的，不可多得的名著[13]。在大陆，蒋永福和郑全太是以图书馆哲学为主要研究领域的研究者，两人的研究成果也最丰，而其余的研究者们似乎仍属于“偶尔一发”之列。值得一提的是，蒋永福先生从1990年起致力于图书馆哲学研究，一直持续至今，是目前我国大陆图书馆哲学研究领域持续研究时间最长、研究成果最多的研究者，是该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应该说他为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

从上述可知，我国的图书馆哲学研究，其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的正式起步时期，在这一时期里，“图书馆哲学”一词正式见诸有关文献。20世纪90年代是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的发展时期，较之80年代的研究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研究队伍逐渐壮大起来，研究成果也达到了一定的数量，由此奠定了图书馆哲学研究在我国图书馆学领域中的显著地位。

2关于“图书馆哲学”的概念及其内涵

何长青认为，“图书馆哲学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图书馆现象领域的一般（或本质）规律的科学，是指导图书馆学应用研究和图书馆实践的基础理论和思想方法论”[14]。

张广钦认为，“图书馆哲学是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层面上展开评论的理性之学”，“图书馆哲学并不是很高深的玄学，而是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者对待‘图书馆’的态度、理论表现形式”[15]。

周文骏指出，“图书馆哲学是关于图书馆本质规律和方法论的学科。它一方面是图书馆实践和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总结、提炼和升华，另一方面也是哲学原理在图书馆领域的应用。所以可将其视为介于哲学和图书馆学之间的一个学科或者一个层次”[16]。

黄宗忠认为，图书馆哲学也就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图书馆哲学和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在本质上是一回事[17]。

周庆山认为，图书馆哲学就是图书馆学理论基础。他在《关于图书馆哲学的思考》一文中指出，“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是一种比图书馆学大而又能指导图书馆学的理论，事实上这里指的便是图书馆哲学”[18]。

吕斌和李国秋认为，“图书馆哲学”有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图书馆事业的宗旨和目标，第二层含义是指图书馆学领域的基本理论问题，第三层含义是指图书馆和图书馆学涉及到的哲学问题[19]。

蒋永福认为，图书馆哲学就是图书馆人深思图书馆现象时获得的一种思维深处的感悟与理解[20]。他在《图书馆哲学是什么》一文中又指出，“图书馆哲学就是专门揭示和解释图书馆现象本质的部门哲学”，“图书馆哲学是一种高屋建瓴式地把握图书馆现象本质的综合思维方式”，“所谓图书馆哲学，就是对图书馆现象的哲学关怀。这种哲学关怀，体现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高度融合”[21]。

胡先嫒在《图书馆学理论基础研究述评》一文中指出，“图书馆哲学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原理应用于图书馆学，研究图书馆活动的一般原理和方法。它既要受到哲学的雨露浸润，又要取得图书馆实践的支撑，它处于哲学和思想学的中间层，研究的是图书馆活动及这一社会现象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探求的是图书馆学的一般原理和方法，并将哲学思想体现在图书馆学研究中”[22]。

李明华指出，“图书馆哲学是对图书馆实践、对图书馆的认识，对图书馆精神与图书馆文化的高度提炼与升华，研究图书馆哲学实际上是对图书馆实践活动和图书馆学理论成果作出高度的抽象和系统的概括”[23]。

刘君、易长芸认为，“图书馆哲学是以图书馆和图书馆学提出的各种哲学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学科”[24]。

郑全太和孙淑文在《图书馆哲学和图书馆学的关系研究》一文中指出，“图书馆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图书馆价值观和图书馆学方法论”[25]。郑全太和石友荣在《试论作为实践哲学的图书馆哲学》一文中又指出，“图书馆哲学是关于流变不息的图书馆实践的价值和意义的深刻理解、感悟和诠释”[26]。

另外，马恒通还专门著文论述了“图书馆学哲学”（philosophyoflibraryscience）问题。他指出，“图书馆学哲学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图书馆学发展规律的科学，是指导图书馆学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和方法论”[27]。刘君和易长芸认为，“与图书馆哲学相反，‘图书馆学的哲学’强调的是哲学理论在图书馆领域的应用。……与图书馆哲学不同，图书馆学的哲学的出发点是哲学，落脚点是图书馆和图书馆学”[28]。

由上述可知，目前人们对“图书馆哲学”概念的内涵的认识还很不一致。这说明图书馆哲学研究目前尚处于“前科学”阶段，还很不成熟。不过，从上述诸说法中我们还是能够梳理出一些异中之同的看法：（1）图书馆哲学是对图书馆现象进行哲学思维的产物；（2）图书馆哲学研究探讨的是图书馆理论与实践中的本质问题，或者说，图书馆哲学是人们对图书馆现象的深层理解、感悟和诠释；（3）图书馆哲学是一种理论思维方式，是一种价值观和方法论。

3关于图书馆哲学的性质、任务和意义

关于图书馆哲学的性质，何长青认为，“图书馆哲学既是这些范畴的一门具体应用哲学或部门哲学学科，又是图书馆学的基础理论学科”[29]。张广钦认为，“图书馆哲学并不是哲学的分支学科，而是具有浓烈图书馆学个性特征的图书馆学分支学科的内容，是研究图书馆学高级理论形态的图书馆学研究方向”[30]。蒋永福指出，“图书馆哲学就是专门揭示和解释图书馆现象本质的部门哲学”，“图书馆哲学实质上就是人们对图书馆现象所进行的反思性关怀，因而也可称之为图书馆科学的‘元理论’，……（它）试图从整体上把握图书馆现象的本质，而一般不涉及或不直接描述图书馆现象中的个别环节或过程，具有明显的理论性、抽象性和思辩性”[31]。郑全太认为，图书馆哲学属于具体的经验科学，属于图书馆理论思维科学[32]；图书馆哲学是一种精神科学，它在本质上具有实践哲学的性质[33]；图书馆哲学是一种人文科学，所以它不可能达到自然科学理论那样的客观性、确定性和可验证性[34]。王梅和李芸在《论图书馆哲学的人文内涵》一文中批评当前的图书馆哲学研究缺乏人文内涵，指出：“图书馆哲学，首先我们肯定一点的是，它是人学，图书馆学与哲学的关系本质上的联系，是人文的相通，那么，图书馆哲学就不应该在人文的竹篱外徘徊”[35]。其实，蒋永福早在1991年就批评过图书馆理论与实践中缺乏人性的问题，并呼吁图书馆理论与实践中的人性的复归[36]。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目前人们对图书馆哲学性质的认识还有一些分歧，如图书馆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还是两者皆是？再如，有的学者认为图书馆哲学是一种经验科学、应用科学、实践哲学，而有的学者又认为图书馆哲学是理论科学、思辩科学，这两种看法相矛盾吗？等等。这些问题只能在以后的研究中予以澄清。

关于图书馆哲学的任务或目的，张广钦认为，“图书馆哲学研究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树立人文主义的图书馆学精神”[37]。蒋永福认为，“‘我是谁’，亦即图书馆现象的本质是什么？这是图书馆哲学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38]。周庆山也指出，“透过图书馆具体机构认识图书馆现象的本质，这正是图书馆哲学追求的目标”[39]。郑全太从“图书馆哲学在本质上是实践哲学”这一立论角度认为，图书馆哲学“所要解决的是来自图书馆实践中的有关什么是图书馆、图书馆的价值，什么是图书馆精神的问题”[40]，“图书馆哲学作为实践哲学是以图书馆智慧（或称图书馆精神）为知识目标的”[41]。刘君和易长芸从哲学的功能推断图书馆哲学的任务“就是通过图书馆学与哲学的结合，充分发挥两门学科优势，通过对图书馆问题的哲学研究，揭示出对图书馆发展的规律性认识”[42]。周文骏教授也指出，“图书馆事业建设中的种种问题，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和规律没有正确地把握。而这种正确把握正是图书馆哲学的任务”[43]。可见，人们对图书馆哲学的任务或目的的看法较为一致，即图书馆哲学追寻的是图书馆现象中的本质问题。

关于图书馆哲学的意义，周庆山指出，“图书馆哲学是一种科学精神、职业理想和学术境界，是我们不懈追求的目标”，“图书馆员忽视理念和思想而偏倚于实务和技术，是与他们对图书馆认识上的机构化、实体化及操作具体化有一定关系的。这正是图书馆哲学对于他们的重要意义所在，即它可以让图书馆员充分意识到其工作的意义、目标、原则、合理性和整体价值取向”[44]。张广钦指出，图书馆哲学研究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助于提高图书馆学的学科地位，增强图书馆学理论的解释力；二是有助于增强图书馆人的理论观念[45]。郑全太和石友荣认为，图书馆哲学的功能价值在于用“图书馆智慧”指导图书馆实践，他们指出，“图书馆哲学并不是提供可操作性的技能和方法，从而在图书馆实践中直接应用，它要摆脱具体的事实和眼前的功利，与现实隔开一段距离，从而能够超越现实，以敏锐的理性的眼光去洞察、透视图书馆实践，对图书馆实践进行哲学的判断，以它的理性的洞察力和规定性，形成对图书馆实践及其与人生实践、社会实践的关系的图书馆智慧，真正地用智慧参与到图书馆实践中去”[46]。可以看出，目前人们对图书馆哲学的意义的认识大同小异，可以概括为：图书馆哲学是观察图书馆现象的智慧之学，它能够为人们提供观察图书馆现象的理论视野、价值观和方法论，能够为图书馆实践提供哲学指导。

4关于图书馆哲学的范畴体系和内容结构

4.1关于图书馆哲学的范畴体系

作为一种哲学层次的理论思维，图书馆哲学必须指导图书馆学建立自己的逻辑范畴体系。建立一种理论的逻辑范畴体系，主要是确定该理论的逻辑起点、逻辑中介和逻辑终点。刘烈以“图书馆”为图书馆学的逻辑起点，并循着“图书馆——图书馆的矛盾——图书馆的规律”这样的逻辑顺序阐述了图书馆学的范畴体系[47]。陈一阳认为，图书馆在本质上是“固化信息中心”，于是他以“固化信息”为逻辑起点，演绎出图书馆学的10个基本范畴，依次是“固化信息”、“存储”、“分类”、“目录”、“资料”、“情报”、“检索”、“读者”、“图书馆员”、“图书馆”[48]。何长青则以“文献”为图书馆学的逻辑起点，认为“文献”是图书馆现象领域最简单、最抽象的元素形式，它包含着图书馆现象领域中的一切“矛盾胚芽”[49]。蒋永福一开始也认为“文献”是图书馆学的逻辑起点[50]，后来他经过进一步的深思熟虑，改变了自己的这一观点，他根据“文献的实质是客观知识的载体”这一论断，认为“客观知识是图书馆学的逻辑起点，知识组织是图书馆学的逻辑中介，人是图书馆学的逻辑终点”[51]。从现在能查到的文献资料看，蒋永福可以说是在我国图书馆学界第一个完整地提出图书馆学的逻辑起点、逻辑中介和逻辑终点的学者。因为在这之前人们讨论的范围局限在逻辑起点问题上，而基本没有涉及逻辑中介和逻辑终点问题。而且，他的“客观知识论”观点正符合当前图书情报学“知识化”的趋势。相反，目前主张“图书馆论”和“文献论”的人似乎越来越少。

4.2关于图书馆哲学的内容结构

周文骏教授在1996年指出，“我国至今还没有建成图书馆哲学的内容体系”[52]。正因如此，目前关于图书馆哲学的内容结构的讨论分歧也最大。台湾的高锦雪在《图书馆哲学之研究》一文中指出，“图书馆哲学之研究，应自图书馆史与图书馆思想史双方面着手”，她对自己著作的内容体系作了如下安排[53]：“图书馆的本质与功能之哲学观”、“图书馆教育之哲学观”、“图书馆选择之哲学观”、“分类与建筑之哲学观”、“参考服务之哲学观”。何长青设计的图书馆哲学研究内容包括三方面[54]：（1）图书馆规律。包括图书馆现象的社会本质及功能、图书馆现象的内在运行机制及其矛盾关系。（2）图书馆认识规律。包括图书馆认识方法，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与图书馆实践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图书馆理论与实践的继承、发展与创新、变革的矛盾运动。（3）图书馆指导规律。即研究指导图书馆实践的各种辩证法问题。吕斌和李国秋则从图书馆哲学的本体论、图书馆哲学的认识论和图书馆哲学的方法论三方面展开了他们的研究内容[55]。张广钦根据图书馆学理论主要涉及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图书馆事业发展理论和图书馆各项业务工作理论，认为图书馆哲学的内容体系可划分为图书馆学哲学、图书馆事业哲学和图书馆业务哲学3个方面[56]。关于图书馆学哲学的研究内容，马恒通认为主要包括三方面[57]：图书馆学发展规律、图书馆学研究规律和图书馆学的理论价值观。从以上关于图书馆哲学内容的界定中我们可以看出，人们对图书馆哲学的研究内容如何界定问题持有各自不同的看法。所以，如何科学界定图书馆哲学的研究内容及其体系，将是今后图书馆哲学研究首先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不过，在图书馆哲学研究内容及其体系整体确定之前（这将是一个漫长过程），对图书馆哲学的某些局部或个别问题进行哲学意义上的研究是极其必要的。其实，一些学者早就做了这方面努力，如郑全太著有《略论图书馆评价的哲学范畴》、《图书馆学研究体系的哲学探析》等文[58～59]，武三琳、金高尚著有《关于图书馆引入管理心理学的哲学思考》一文[60]，李明杰著有《关于图书馆学方法论的哲学思考》一文[61]，陈思玲著有《哲学范畴的图书馆价值论》一文[62]，刘君君、周进良著有《关于读者管理的哲学思考》一文[63]，等等。

5关于图书馆哲学的几个关系范畴

5.1关于哲学与图书馆哲学

图书馆哲学固然是哲学与图书馆学结合的产物。把图书馆哲学视为哲学体系中的一个部门哲学或专业哲学，应该说是无可置疑的事情。但有的人只把图书馆哲学视为哲学原理、方法在图书馆学中的移植和应用，从而称图书馆哲学只是一种应用哲学，则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认识。这里，他们没有认识到部门哲学、专业哲学和应用哲学的区别。部门哲学、专业哲学是对某一部门或专业领域问题进行哲学思维而产生的一种哲学门类，而应用哲学则是哲学原理、方法在某一领域中应用而产生的一种哲学门类。可见，部门哲学、专业哲学和应用哲学是依据不同分类标准产生的哲学门类。图书馆哲学既是人们对图书馆现象进行哲学思维而产生的哲学门类，又是哲学原理和方法在图书馆学领域中应用而产生的哲学门类。所以图书馆哲学既是一种部门哲学或专业哲学，又是一种应用哲学。

5.2关于“图书馆哲学”与“图书馆学哲学”

“图书馆哲学”和“图书馆学哲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它们都是哲学与图书馆学结合的产物。哲学和图书馆学的结合有两个方向：一是“哲学图书馆学”，即哲学原理和方法在图书馆学中的应用；二是“图书馆学哲学”，即对图书馆现象进行哲学思维。前一个方向形成的是“图书馆学哲学”，后一个方向形成的是“图书馆哲学”。也就是说，图书馆学哲学是以“图书馆学”（理论）为对象，而图书馆哲学则以“图书馆现象”为对象。而所谓“图书馆现象”又可包含实践和理论两个维度，所以广义的“图书馆哲学”可包含“图书馆学哲学”。狭义的“图书馆哲学”是指抽掉“图书馆学哲学”内容的剩余部分内容。目前，在理论界存在混淆或不区分“图书馆哲学”和“图书馆学哲学”的现象，应引起注意。本文在上面介绍了图书馆学哲学的研究情况，就是从广义的“图书馆哲学”角度考虑的。

5.3关于图书馆哲学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

有的人认为图书馆哲学就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两者在涵义上是相同的。从两者的产生时间看，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肯定先于图书馆哲学研究，如果两者在涵义上相同，那么图书馆哲学研究就可说成是一种重复的或多余的研究。显然，现在的事实不是这样。我们知道，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属于理论图书馆学范畴，而理论图书馆学和应用图书馆学的研究成果都是图书馆哲学的“研究资料”。也就是说，图书馆哲学的研究范围要比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宽泛，层次也高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是对图书馆实践的一般性理论概括和总结，而图书馆哲学是对图书馆实践和理论两个维度进行哲学意义上的抽象和批判的产物。

5.4关于图书馆哲学与图书馆学理论基础

有的人认为图书馆哲学就是图书馆学理论基础。这种判断恐怕很难被大多数人们所认同。到目前为止，关于图书馆学理论基础问题众说纷纭，远没有达成共识。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那就是，能够成为图书馆学理论基础的理论肯定是图书馆学之外的某一种或某几种理论（如波普尔的“世界3”理论）。因此，如果把图书馆哲学当做图书馆学理论基础，就等于把图书馆哲学认定为图书馆学之外的一种理论。显然，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图书馆哲学当做图书馆学之外的一种理论。那么，图书馆哲学与图书馆学理论基础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目前很难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看来这一问题也是以后图书馆哲学研究首先且必须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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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论的哲学基础篇10

(一)秘密产生、发展与消亡的一般规律人类的保密实践始终以主体与秘密之间的关系为主线，一边是主体对秘密的严防死守，一边是主体对秘密的巧夺智解，但是，不管是严防死守还是巧夺智解，都以秘密的存在为前提。秘密的产生和存在既是保密实践的前提条件，更是保密实践的活动所指和目标所是。事实上，自从秘密产生的那一天起，保密实践也就随之诞生了，人类活动的一种崭新矛盾运动形式因此也就应运而生并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了，这就是保密与窃密之间的矛盾运动和斗争。完全可以说，秘密的产生和存在引起了保密实践活动的产生和存在，秘密的运动和发展决定着保密实践活动的运动和发展，秘密的公开和消亡也必然引起保密实践活动的消散和消亡。保密哲学作为研究秘密和保密的共同本质和普遍规律的学问，首密哲学首先要探讨和揭示的就是，秘密产生的根源是什么?秘密存在的条件是什么?秘密运动发展的方式是什么?秘密是从来就有的还是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才出现的?秘密会消亡吗?秘密消亡的一般条件是什么?等等。就此而言，保密哲学研究的第一个对象就是秘密产生发展与消亡的一般规律。

(二)保密实践产生与发展的一般规律保密哲学缘于秘密，但又不止于秘密，更不是秘密的一统天下，而是基于秘密并围绕秘密而展开的一系列活动，是保守秘密的实践，是确保秘密安全并实现秘密价值的实践活动，准确地说，是对保密实践活动的哲学反思，是关于保密实践活动的共同本质和普遍规律的学问。简言之，保密哲学就是保密哲学，而不是秘密哲学，它虽然一刻也离不开秘密，但是它的主体和重点并不仅仅是秘密，而且包括保密，是保密活动的本质和规律。因此，保密实践的共同本质和一般规律构成保密哲学的第二个研究对象。保密哲学作为研究保密实践活动的共同本质和普遍规律的学问，就是要通过对保密实践活动的历史考察、现实分析和未来预测，系统阐明人类保密实践活动的基本性质、基本结构和基本功能，科学认识保密实践活动在人类社会中的历史地位和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深刻揭示保密实践活动正常运行、健康发展的内在动力、外在条件、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等等。可以说，保密实践活动的共同本质和普遍规律作为保密哲学的研究对象，既是保密哲学所以可能的实践基础，亦是保密哲学赖以存在、能以所成、据以所立、由以所是的本体论基础。

(三)保密认识发生与发展的一般规律保密哲学作为保密的哲学理论，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保密观、保密认识论和方法论，它不仅以保密实践为其研究对象，保密实践是其可靠的实践基础，而且，它同时还以保密认识为其研究对象，是对保密认识的理论概括和哲学提升，为保密认识的发生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思维范式，是具体保密认识发生、建立和发展的思想基础、认知导向和思维工具。换句话说，保密哲学不仅仅是关于保密实践的理论，同时它也是关于保密认识的理论，是保密实践和保密认识的共同的理论基础和方法指导。事实上，保密认识论和保密实践论都是保密哲学重要的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保密实践和保密认识共同构成保密哲学的源头活水和重要基础。保密认识发生与发展的一般规律，特别是保密理论建构与创新的一般规律，构成保密哲学的第三个研究对象。保密哲学把保密认识发生与发展的一般规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就是要通过对保密主体与客体及其关系和成果的分析和反思，正确认识秘密的客观实在性、复杂多样性和主体关联性，全面考察保密主体与客体之间现实的与潜在的、直接的与间接的、共生的和互动的、互成的与共损的等多重关系，深入探索保密意识的发生发展、内在结构和能动作用，深刻揭示保密认识和保密理论的共同本质，系统阐明保密理论构建与创新的条件、动力、机制和原则，科学洞察保密思想发展与进步的历史进程和一般规律。

(四)保密事业建设与发展的一般方法保密活动以主体与秘密的关系为主线，是为了确保秘密安全、实现秘密价值而展开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实践活动。保密活动要富有成效，达到预期目标，实现应有价值，离不开正确认识秘密的特点和价值，离不开深刻把握保密活动的本质和规律，离不开科学组织保密活动的实践和过程。为了提高保密活动的效益，增强保密活动的自觉性、预见性，减少其盲目性、被动性，少走弯路，事半功倍，就必须提高“正确认识”“深刻把握”和“科学组织”的效率、质量和水平，而无论是正确认识，或是深刻把握，还是科学组织，都有一个方法问题，由此便产生了保密方法论。由于保密活动事关民族利益、国家安全、组织存亡和战争胜负，因此，它又是民族兴旺、国家强盛、组织壮大、军队发展的重要事业和保证。因此，保密哲学作为保密认识方法和保密实践方法的理论，不仅是一般的保密方法论，而且首先是作为保密事业建设方法与保密事业发展方法的理论。由此可见，保密事业建设与发展的一般方法构成了保密哲学的第四个研究对象。保密事业建设与发展的一般方法作为保密哲学的研究对象，一方面以保密活动中的认识方法和实践方法为基础，是对各种具体的认识方法和实践方法的科学概括和总结;另一方面又不同于这些具体的认识方法和实践方法，而是对它们的哲学提升和层次超越，是保密认识与实践共同的和普遍的方式方法，也就是各种具体认识方法和实践方法共同遵守的原则、规则和程式，例如保密认识与实践共同遵守的客观性方法、系统性方法、竞争性方法、实验性方法、逻辑性方法，等等。

二、保密哲学的研究内容

保密哲学作为一门完整的、相对独立的科学，有着自己独特的学科内容和体系结构。概括地讲，保密哲学的理论体系由以下六方面内容构成。

(一)客观实在的保密本体论保密本体论作为保密哲学的首要内容和理论基础，是对纷繁复杂、明暗交错的各种保密现象与事实的穿透和超越，是对保密活动本质与规律的深刻洞察和理性把握，是以客观必然性和社会历史性的方式把握在思想中的保密现实与活动，它构成人类全部保密现象与事实的基础、根据和尺度。保密本体论作为对保密现象与事实之客观基础、内在根据和深层尺度的揭示和论述，它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其内容也十分丰富，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纵观保密实践的历史发展和时代表现，保密本体论至少包括以下六方面重要内容。第一，秘密是必然的社会历史现象。秘密作为在一定时空条件下只许一定主体知悉、谋划或实施的事项，是在一定条件下并受人们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制约而历史地产生的。秘密的产生是必然的，是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简单地说，资源稀缺是秘密产生的物质根源，安全需要是秘密产生的主体根源，阶级对立是秘密产生的社会根源，利益矛盾是秘密产生的经济根源。第二，保密是特殊的社会实践方式，是指国家、公民、法人或社会组织对关系自身安全和利益，公开后会对自身利益造成损害的秘密事项及其相关的秘密信息，严格控制其知悉范围，依法对其采取保护措施，有效保障其安全的一种保护行为。具体地说，保密是以秘密争夺与对抗为特征的社会实践活动，是阶级对立和利益对抗的特殊社会运动形式，同时也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特殊领域和伟大事业。第三，保密与经济有着本质联系。一方面，经济活动是保密实践的深层本质和根源，另一方面，保密实践与经济活动又相互作用、相互促进，保密实践离不开经济活动的物质基础和支持，同时它又构成经济持续有序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动力。第四，保密与政治有着本质联系。争夺政治权力、维护政治统治的政治斗争构成保密活动的最高使命和政治本质，政治活动的进行需要并促进了保密实践的快速发展，构成保密活动组织化、制度化、社会化的强大动力和保证。保密实践的有效进行和持续发展反过来又成为政治活动有效进行、有序开展的重要手段和条件。第五，保密与军事有着本质联系。敌我对抗的军事斗争不仅是保密实践的军事根源和动力，而且是保密实践的主阵地、主战场、主渠道，反过来，组织严密的保密活动又是军事活动成败攸关的关键环节和制胜因素，既是军事活动战略制胜的谋略力，又是军事活动永不停息的战斗力和关乎军事成败的保障力。第六，保密与文化有着本质联系。首先，社会文化在深层次上制约和决定着保密活动;其次，保密活动也在影响和丰富着社会文化的内容。从根本上说，文化的精神、精髓和精华体现为文化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理想信念和审美标准，它决定并影响着人们的实践态度、行动方向和活动方式。其中，价值追求是文化的根和魂，构成保密活动发生发展的内驱力和灵魂。文化以其丰富的内涵和博大的情怀，从多方面深刻影响、深度规范和深层制约着主体的保密实践活动，反过来，保密实践活动又给人类的文化以巨大的现实推动、实践的淬火历练和时代的创新再造。

(二)反映构建的保密认识论保密认识论作为保密哲学的重要内容和思维成果，是对多种多样的保密认知成果(包括保密经验、保密知识、保密理论和保密科学等)的横跨与超越，是关于保密认识发生发展、保密理论建构创新的一般理论，规定着保密认识发生与发展的基础和根据，提供着保密理论建构与创新的原则和范畴。就是说，保密认识论不是人们平时所说的保密知识、保密认识、保密理论或保密科学，而是关于保密认识的理论，就是说，它以保密知识、保密认识、保密理论和保密科学为研究对象，但又不是它们本身，而是对它们的概括和提炼，实现了由科学到哲学的层次提升、视域转化和理论跨越。它不再专注于保密理论的个别细节、具体结论或方方面面，而是从整体上关心保密认识的前因后果和来龙去脉，反思、探寻、回答和提供保密理论建构与创新的基础、根据、原则和范畴。保密认识论的基本范畴是保密主体与客体。

保密主体即在保密活动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有信仰、有追求、有谋略、有纪律、有思想的现实的人;保密客体即在保密活动中保密主体所触及或指向的一切事物、过程和现象，核心是事关主体生存、安全与利益的秘密，是保密实践与认识活动的对象。保密认识论的首要内容是明确保密认识与保密实践的辩证统一关系。一方面，保密实践是保密认识的物质基础，对保密认识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既是保密认识的来源、动力、目的和归宿，又是检验保密认识真理性的根本标准;另一方面，保密认识又反作用于保密实践，对保密实践具有能动作用，表现为既对保密实践具有思想引领作用、组织动员作用和行为规范作用，又对保密实践具有方法指导作用。保密认识论的难点是保密认识的形成与建构。保密认识的发生有两种途径，一是经验启发的途径，二是理论引导的途径。保密认识的形成一般分为三个阶段，即保密感知阶段、保密思维阶段和保密认识验证阶段。保密认识的发生和形成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其间充满了各种矛盾和斗争，主要包括主观与客观的矛盾、理论与实际的矛盾、相对与绝对的矛盾。保密认识的成果也是丰富多样的，按其认识不断上升发展的过程和序列，一般分为保密事实、保密概念、保密定律、保密理论、保密学科、保密哲学等。保密认识论的重点是正确认识和揭示保密认识的本质和规律。就其本质而言，保密认识是对保密经验的理论概括，是对保密实践的能动反映，是对保密规律的发现揭示和对保密趋势的科学预见。从其规律来看，与其他认识不同，保密认识具有自身特殊的规律性，表现为:保密认识具有强烈目的性的规律、存在激烈对抗性的规律、受到复杂制约性的规律、呈现迅速变化性的规律等。

(三)驱动领航的保密价值论保密价值论作为保密哲学的组成部分和核心内容，是对人们保密实践与认识的美好追求、理想、愿望和憧憬的超越与矫正，是关于保密实践与认识、保密思想与追求的价值、效用和意义的理论，既是人类全部保密实践的发动机和动力源，又是人类全部保密认识的导航仪和领航员，构成人类保密实践与认识、保密思想与追求产生与发展的价值取向、内在根据和主体尺度。就是说，保密哲学作为系统化、理论化的保密观、保密价值观和方法论，它不仅包括保密本体论和保密认识论，还包括保密价值论，不仅以保密实践和保密认识为研究对象，同时还以保密价值为研究对象。保密价值论作为保密价值认识与评价、保密价值选择与创造、保密价值保障与实现的理论，是对保密价值理论与实践的概括和总结，是保密价值得以发现和创造、所以生产和维护、借以实现和增值的思想光辉、精神动力和理论指导。它所追求的是比保密本体论与保密认识论更深一个层次的东西，是对保密实践与保密认识本身的驱动和引领，是对它们的目的、方向、意义和价值的规定、指引、揭示和兑现。由此可见，保密价值论在保密哲学中具有更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构成保密哲学的核心内容。

保密价值论的内容十分丰富。首先要正确理解保密价值的科学内涵和基本特点。保密价值是保密的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的统一。保密的内在价值即秘密的价值，是指秘密成为秘密的内在规定性，是秘密内在具有的产生某种价值的属性、性能、功能或能量;保密的外在价值即保密活动的价值，包括保密实践活动和保密认识活动的价值，是保密活动对个人、集体、社会、民族和国家所具有并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保密价值论作为保密价值的理论，是从哲学的高度研究保密价值的，因此，保密价值就是保密的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的高度统一。保密价值具有特殊的主体性、激烈的竞争性、突出的时代性、整体的关联性、实现的隐蔽性等显著特征。其次要系统把握保密价值的表现形态。从其表现形态看，保密活动的价值多种多样并不断发展变化;从总体上看，保密活动不仅具有直接的生存价值、安全价值和利益价值，而且具有巨大的政治价值、经济价值、军事价值和文化价值等。再次要科学阐明保密价值的创造与实现过程。保密价值建立在秘密价值的基础之上，形成于秘密价值的确立、维护和实现过程中，秘密的客观存在是保密价值的生成之基，秘密的科学确认是保密价值的实践之始，秘密的安全实施是保密价值的创造之源，秘密的有效保护是保密价值的实现之路。最后要深刻揭示保密价值的内在本质。就其本质而言，保密价值是保密主体生存智慧的客观化展现和特殊实践的创造性凝结，也是保密主体对自身利益的维护与拓展，是对自身安全需要的积极性满足，同时还是保密主体通过保密实践所实现的稀缺资源的单向主体化和排他性享用。

(四)系统科学的保密方法论保密方法论作为保密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方法论基础，是对各种具体的保密行为方式和保密思维方式的超越和贯通，是关于人类保密活动基本方式方法、一般程式程序、共同规则规范的理论，构成人们具体保密行为方式和保密思维方式的共同准则、普遍原则和内在根据。保密方法就其实质而言，是对保密活动规律的自觉遵循和正确运用，是人们在保密实践中形成的并被实践反复证明是正确有效的活动规范和程式，说到底是以简化、浓缩和规范的方式凝结而成的实践的格，是保密知识、保密智力和保密技能在保密活动中经过千百万次的实践重复所达成的高度融合和一体化结晶，是与客观规律一样具有最大普遍性和最广适用性的“逻辑的格”。保密方法论作为关于保密方法的理论，就是保密实践和保密认识中一切方法的基础理论、共同原则和行为准则。保密方法作为人类保密行为方式和保密思维方式的方式方法，是指包含在人类保密实践活动中的一套具有可操作性的保密规则、模式和程序，是体现保密智慧、达成保密目的、实现保密价值、规范保密行为的保密方法和手段。按其抽象程度和适用范围不同，可分为保密哲学方法、保密科学方法和保密经验方法。保密哲学主要研究保密哲学方法，主要有:第一，立足实践的客观性方法。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是客观性方法的根本原则，深入研究和整合利用保密活动规律是客观性方法的关键，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几个重要关系是客观性方法的重要内容。第二，集成优化的系统性方法。首先要全面地认识与把握保密问题，包括全面认识保密活动构成要素，系统把握保密活动体系结构;其次要历史地考察与分析保密问题，包括正确认识保密活动的自组发展和动态过程，深刻把握保密活动的因果关系和历史联系;再次要综合地认识与处理保密问题，包括正确认识和处理结构要素与功能发挥的关系、历时发展与共时互动的关系、严守秘密与信息公开的关系、保守秘密与方便工作的关系、继承传统与面向未来的关系、学习借鉴与自主创新的关系，等等。第三，道魔克生的竞争性方法。首先要认识和把握保密实践中竞争性矛盾的性质。保密实践中存在着竞争性矛盾和非竞争性矛盾，竞争性矛盾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对抗关系，如你死我活的敌我对抗矛盾等;非竞争性矛盾是合力与分力的协调关系，如人与保密技术的矛盾等。其次要研究和遵循保密实践中相互竞争的规律。包括清醒认识和判断保密与窃密激烈竞争的性质、内容和形式，科学洞察和揭示保密与窃密激烈竞争的深刻本质，正确把握和运用保密与窃密激烈竞争的规律。再次要创新和运用保密实践中相互竞争的方法。包括遵循相互竞争的规律创新保密实践方法，整合相互竞争的方法筹划指导保密实践，依据相互竞争的原则规范保密实践行为，运用相互竞争的方法提高保密实践效能等。

(五)独特睿智的保密谋略论保密谋略论作为保密哲学的重要内容和独特部分，是对人们一般的保密理性与思维的超越和驾驭，是关于人类保密智力与智慧的本质和规律的理论，也是人类独特的保密智慧谋划与运筹、保密睿智创新与发展的过程和体现，构成人类保密理性与智能的深层基础、内在根据与主体尺度。就主体的思维意识结构而言，它有三个层次:一是知识，二是智慧，三是谋略。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就是长知识、添智慧、增谋略的过程。知多识多，识多智多，智多谋多，谋略处于人类思维意识结构的最高层，正所谓“识多才能智广”“足智方能多谋”。序重要的是，抽象的知识只有转化为思想的智慧才有价值，过人的智慧只有转化为实用的谋略才有意义。古人云:“一策而转危局，一语而退万军，一计而平骚乱，一谋而值千金，数言而定国基。”这正是对谋略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和价值的描述。正因为此，保密谋略论是保密哲学中最具特色也是特殊重要的组成部分。保密谋略论不仅地位独特、作用独特，而且内容也独特。保密哲学立足哲学热爱智慧、增长智慧、成就智慧的基本立场，着眼保密实践的现实需要和未来发展，首先和重点探讨保密谋略的性质、地位、作用、方法和历史。第一，保密谋略的性质。保密谋略是人类保密智慧的凝结与体现，是主体适应外界挑战的自觉意识，是人类生存、安全与发展的特殊智慧，是集体维护自身利益的思维筹划。第二，保密谋略的地位。保密谋略对保密实践和主体生存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具体来说，保密谋略是保密实践的观念先导，是生存发展的关键环节，是核心利益的保障机制，是赢得主动的战略筹划，是思维智慧的最高阶梯。第三，保密谋略的作用。保密谋略是规定保密实践的思维起点，对于规划保密实践的战略方向，把握保密实践的战略方针，提高保密实践的功能效益，化解保密实践的困难危局，具有不可替代的思维谋划、战略规划、智力保证和智慧支撑作用。第四，保密谋略的方法。保密谋略的方式方法很多，并且因时因地因事而变化发展。主要包括:奇正相生的方法、利害相衡的方法、刚柔相济的方法、优劣互换的方法等。第五，保密谋略的历史。自从有了保密实践，就有了保密谋略。保密谋略从古代、近代到现代的历史发展，经历了一个长期孕育、正式诞生、不断丰富、全面跃升的过程。

(六)历史发展的保密实践论保密实践论作为保密哲学的重要内容和实践结晶，是对各种各样的具体保密实践活动与过程的突破和超越，是关于保密实践活动本质与规律的一般理论，是对多姿多态并不断发展的保密实践活动的性质、结构、地位和作用的系统阐述，构成保密实践活动重要的和不可缺少的理论基础、决策根据和行动指南。保密实践论的范围广阔、内容丰富。通过对保密实践的历史考察、现实分析和未来展望，重点研究和探讨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保密实践的矛盾与主题。保密与窃密的矛盾斗争是保密实践的主线与矛盾，秘密与保密的相互依存和互动发展是保密实践的主题与中心。保密实践既依赖于又展开于并最终实现于秘密与保密的体系结构和运动过程中。第二，保密实践的动力与机制。保密实践的动力是一个复杂系统，包括保密需求的内驱力、保密实践的竞争力、保密价值的凝聚力、保密谋略的运筹力、保密理论的指导力、保密科技的创造力、保密组织的整合力和保密法纪的保障力。保密实践的机制也是一个复杂系统，包括保密实践的组织管理机制、运作实现机制、动力保障机制和奖惩评价机制。第三，保密实践的过程与规律。保密实践的过程首先是观念运作过程，包括明确“保什么”的目标，求解“如何保”的难题，制订“怎么保”的方案等;其次是实践活动过程，其主要环节和步骤包括形成保密实践思维，建构保密实践观念，设计保密实践目标，制订保密实践程序，确定保密实践路径，选择保密实践方法，调控保密实践过程，达成保密实践目的等。保密实践经过漫长曲折的历史发展，到现在已经显露出某些共同的特点，暴露出某些一般的规律，概括地讲，至少有先谋后事律、全局至上律、利益牵引律、隐真示假律、细节成败律和软硬兼施律等。

三、保密哲学的作用意义

保密哲学作为人类保密观、保密价值观和方法论的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反思保密活动的思想基础保密活动作为人类重要的和特殊的活动，是在保密思想的发动和驱使下进行的，是受保密思想的指导、制约和支配的。保密哲学既是对人类保密思想深入反思、系统反思的结果，也是对人类保密思想不断反思、反复反思的过程。因此，保密哲学的首要功能便是反思人类保密活动的思想基础。众所周知，哲学不仅仅是人类的高级知识，而且是人类的高级智慧，为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和建设世界提供反思的方法、批判的精神和思想的武器，并通过自己的反思性、批判性和思想性理性地把握现实世界，深刻地反映时代精神，应然地勾画未来理想，思想地引领社会进步。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人类反思的智慧，它反对人们对一切流行的生活态度、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等采取现成的接受态度，反对人们躺在无人质疑、先入为主、因循守旧、随波逐流的温床上睡大觉。可以说，反思性是哲学的第一特点和根本特质。哲学作为人类反思的智慧，它与一般的科学不同。第一，哲学的对象首先不是客观的物质世界，而是人们的思想。哲学不是物质世界的直接反映，而是反映的反映、思想的思想。正如黑格尔所说的:“反思以思想本身为内容，力求思想自觉其为思想。”

就是说，哲学不同于一般的思想，它是对各种具体思想的再思想，不是对客观对象的直接思想，而是对这种思想本身的思想，旨在审视直接思想的思想基础，判断直接思想的观念来源、性质状态和正确与否。不难理解，直接思想赖以进行的思想基础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思想基础的正确程度、精确程度和层次高低直接决定着人类思想的性质、水平和层次。哲学作为反思的智慧，首先就是反思人类思想的思想基础的。哲学的生命、使命和价值全在于此。第二，哲学的对象作为人类思想本身，不是个别的思想，也不是某一领域的思想，而是人类思想的整体，是全部思想。就此而言，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它提供给人类的不是个别的、具体的知识，而是获取知识的思想基础和思维智慧，是经过反思而被人们自觉地选择和确立了的基础理性，是比人们常说的那个理性更为基础、更为根本、更为本原的一种理性，即基于思维与存在基本关系视野中的那种理性、那种思维，亦即它是人类一切思想和思维的“普照的光”。第三，哲学作为反思思想基础的智慧和科学，不仅深刻地反映实然，同时还理想地构建应然。哲学既有“猫头鹰黄昏才起飞”的反思功能，又有“雄鸡报晓”的超前功能。哲学通过对思想基础的反思和批判，不仅可以深刻地把握现实，而且可以理性地批判现实和思想地引领现实，描绘和塑造理想蓝图，指导和推动社会进步。可以看出，哲学不仅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同时还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哲学作为人类特有的思想和智慧，正是从反思思想开始，通过对人类思想基础的审视、批判、改造和创新，从根本上提供人类思想的新平台，确立人类价值的新坐标，展示人类活动的新方式，从而发挥其特有功能的。

保密哲学作为哲学，就是反思保密活动的思想基础的。具体来说，首先，保密哲学的反思功能突出表现在对保密理论的高度概括上。众所周知，人类的保密实践和保密思想由来已久，自从人类在自身的生存发展中遇到了资源稀缺，出现了利益矛盾，产生了阶级对立的时候起，就有了秘密。伴随着秘密的产生和守护，保密实践和保密思想也就随之诞生并相应发展起来了。时至今日，人类的保密思想、保密理论、保密科学等等已是琳琅满目、硕果累累，例如，军事保密学、军事安全学、保密管理学、保密技术学、保密训练学、保密心理学、保密文化学、保密思想史、保密制度史、保密情报史，等等，它们已经相继建立或正在迅速建立之中。然而，所有这些都还不是保密哲学，它们尽管都是人们关于保密的理性认识，但都只是具体的认识，还停留在科学的层次，远没有达到哲学的层次。保密哲学则不同，它以上述所有保密理论成果为研究对象，是在上述所有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对它们的进一步概括和抽象，再一次提炼和升华，是从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谋略论和实践论等哲学层面研究和探讨保密问题的，是关于秘密、保密实践和保密理论的产生与发展的一般规律及其一般方法的科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保密观、保密价值论和方法论。就是说，与上述具体科学不同，保密哲学要从整体上阐明秘密、保密实践和保密理论的产生、发展和消亡，阐明保密实践的巨大作用及其历史局限性，阐明保密实践与社会实践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和辩证运动，阐明秘密、保密实践和保密理论最一般的本质和规律。

其次，保密哲学的反思功能集中体现在对保密文化的驾驭统摄上。文化是人类的思想和灵魂，哲学是文化的精髓和高地，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人类社会的一切保密活动说到底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保密文化的社会运动、实际表现和具体成果。包括形形的保密实践活动和保密理论成果，它们都是保密文化的不同形式和具体表现。人类的保密文化作为人类在维护自身利益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保密实践能力、保密活动方式和保密精神成果，是保密指导思想、智慧谋略、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理论体系、行为模式，以及与此相关的保密意识、保密精神、法规制度、行为准则、作风习惯等的总和，其中，保密指导思想、智慧谋略、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是最为根本的，它们就是保密文化中属于哲学层面的东西。正是它们的存在和发展在深层次上统摄和驾驭着整个保密文化系统，决定着保密文化的整体水平。完全可以说，有什么样的保密哲学，就有什么样的保密实践和认识。当保密哲学在整体上处于不自觉的状态时，即系统化、理论化的保密哲学尚未建立之时，保密实践和认识的水平在整体上就不高;当保密哲学在整体上处于较高水平和自觉状态时，例如建立了系统化、理论化的保密哲学体系时，保密实践和认识的整体水平就会高。全球一体化的信息网络时代的到来，对保密实践和认识提出了史无前例的新要求，迫切需要保密哲学的理论指导，保密哲学的建立和崛起，保密哲学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这在深层次上体现的是保密哲学对保密文化的驾驭统摄功能。

再次，保密哲学的反思功能具体彰显在对保密方法的改进创新中。理论应用于实践，就会变成指导实践的方法。保密哲学作为抽象性最高、普适性最强的理论，无疑是指导保密实践和认识的最普遍、最一般的方法，具有最大的方法论意义。保密哲学对保密实践与认识的指导和影响，一般是根据它所揭示出来的保密实践和认识的共同本质、普遍规律和一般原则，通过理性审视保密活动现状，科学制定保密指导思想，睿智提出保密谋略谋划，合理调整保密价值观念，自觉创新保密思维方式，从对支配、驱动、决定和制约保密实践和认识的深层思想和观念的整体驾驭、根本改变和重新塑造中来实现的。很显然，这种指导和影响是深层次的，因而也是最根本的。它不是对保密实践和认识的具体方法、个别方法和单一方法的影响，而是从整体上、从全局上、从全盘上对所有保密实践方法和认识方法的重塑和影响，一句话，是保密观念的根本改变，是保密指导思想、保密智慧谋略、保密价值取向、保密思维方式的改变和重塑。

(二)开拓哲学理论的崭新领域纵观哲学发展历史，就其主线而言，其研究从古代到近代再到现代的发展，先后经历了三大历史阶段，出现了两次根本性的历史转变。总体而言，古代是第一阶段，哲学研究的重点和重心是本体论;近代是第二阶段，哲学研究的重点和重心转向认识论;现代是第三阶段，哲学研究的重点和重心转向价值论。哲学研究在其自身不断变化发展的上述三大历史阶段，其研究对象和注目焦点先后经历了从神到物再到人的根本转变;其基本理念和理论范式也经历了从古希腊柏拉图奠基的理念论，到近代以来从培根开始的以主客二分为根本特征、从基础主义到本质主义的根本转变的认识论，再到从马克思开创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论开始的现代实践论的根本转变;其根本目的和哲学功能也先后经历了从敬天到用物再到爱人的历史巨变。在长达数千年的古代阶段，先后出现了不同形式和水平的自然哲学理论;在历时数百年的近代阶段，先后出现了培根的经验主义哲学、笛卡儿的理性主义哲学、康德的批判主义哲学和黑格尔的理念主义哲学，等等;在充满矛盾而又激烈变化的现代阶段，在马克思创立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和劳动价值论之后，出现了迈农、啥特曼、培里等人的价值论和价值哲学，出现了胡塞尔的现象学，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英美语言分析哲学，等等。进入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当今时代，哲学分化发展的速度更快了，反映时代特点、体现时代精神的分支哲学、部门哲学和领域哲学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以技术哲学、信息哲学、网络哲学、伦理学哲学(包括生命伦理学、生态伦理学、责任伦理学、科技伦理学、信息伦理学等)、生活哲学、发展哲学、管理哲学、教育哲学等为主要内容的哲学理论迅速崛起，哲学发展呈现出全面回归现实生活世界的明显趋势，表现出生活化、大众化、实践化、人本化的共同特征。可以说，保密哲学的构建和问世，既是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哲学体现时代精神的重要表现。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全球一体化的信息网络时代，这样一个时代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开放时代，也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资源、社会资源、信息资源最为发达、最为丰富的时代。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事情总有正反两面。大哲学家黑格尔说得好，纯粹的光明是黑暗的。我国哲学家老子则多次告诫人们:“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和信息资源最为发达、最为丰富的时代，同时也就意味着我们这个时代是对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和信息资源需求最旺盛、最普遍的时代，换句话说，也就是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和信息资源最为匮乏、最为稀缺的时代。正因为此，全球一体化的信息网络时代必然也是国家安全、公民利益遭受最大危机、普遍危机的时代。可以说，这种危机是全面的和立体的，是前所未有的。可以看出，时展呼唤保密意识的觉醒和保密哲学的建立，全球安全需要保密哲学的智慧和指导，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与稳定和谐离不开保密实践的有效保障。保密哲学的建立正是时展的需要，是对现代哲学领域领地的时代开拓。保密哲学的建立和发展，无疑标志着哲学研究中新的分支哲学的诞生，新的研究领域的开拓，新的理论空白的填补，新的理论体系的建立，新的理论视角的发现，新的思维方法的创造，新的价值坐标的建立。毫无疑问，保密哲学的建立和发展可以扩大哲学的认识视野，丰富哲学的研究内容，优化哲学的体系结构，点亮哲学的时代光辉，推动哲学的全面深入发展。很显然，如果没有保密哲学的开拓和建设，现代哲学对时代精神的反映将是不充分的，现代哲学的体系结构也将是不完整的，哲学作为大全之学、普世之学和智慧之学将是遭质疑、打折扣的。

(三)推动保密理论的创新发展保密哲学的建立和发展，作为时展的必然产物，既是保密理论自身建设的内在要求，同时又是促进保密理论创新发展的巨大动力。概括地讲，它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推动和加速保密理论的创新发展。

第一，保密哲学的建立和发展有利于保密哲学自身的深化发展。保密哲学的建立作为保密理论的重大发展和成果，不仅为保密理论的深化发展提供了新视角、新平台，而且也构成了保密哲学自身发展的新起点、新支点，它可以激发保密理论工作者独立地思考信息时代人类所面对的共同的保密实践与认识问题，深入研究和不断完善保密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实践论、方法论和谋略论，加速提升保密哲学的整体水平。更为重要的是，保密哲学本身有广义、狭义之分，本文所言的保密哲学由于只是对人类保密实践与认识的一般本质和规律的概括和总结，因此，较之普遍适用于整个宇宙的保密运动和过程来说，它又是一种狭义的保密哲学，还不是普遍意义上的广义保密哲学，还有待进一步发展和提升。但是，毫无疑问，狭义保密哲学的建立无疑是打开广义保密哲学之门的一把钥匙，是通向广义保密哲学的桥梁和道路，是保密哲学自身深化发展的基础、条件、准备和环节。保密哲学的建立和发展正是通过自身的基础条件作用和重要准备环节而促进其自身的深化发展的。

第二，保密哲学的建立和发展有利于保密理论系统的全面发展。应该指出的是，保密理论本身是一个有着内部结构和外部功能、横向互联互动、纵向转化发展的理论系统。从不同的角度审视，可以看到不同体用的保密理论系统。例如，保密理论既是保密基础理论、保密应用理论和保密技术理论的统一体，又是保密哲学、保密科学、保密经验和保密常识的统一体，还是保密谋略、保密智慧、保密思想、保密知识、保密技能的统一体，等等。保密哲学作为保密实践和认识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它所揭示和总结出来的保密实践与认识的普遍规律和根本原则，作为保密理论的原理、根据和方法，可以指导和促进保密理论系统中每一部分的创新发展，为它们提供创新发展的理论遵循、原理依据和方法准则，以此为基础，可以全面增强保密理论自身的逻辑性、系统性、创造性、针对性和适用性，提高保密理论系统的说服力、指导力、凝聚力、生命力和保障力。

第三，保密哲学的建立和发展有利于保密部门理论的加速发展。保密理论广泛地应用和发展于诸多保密部门之中。保密哲学的建立和发展，既建立在保密部门理论的基础之上，离不开它们的经验材料和实践支持，是对它们的理论概括和总结，反过来又构成保密部门理论借以创新、赖以发展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指导，促进着企业保密理论、商业保密理论、金融保密理论、经济保密理论、政治保密理论、情报保密理论、信息保密理论、军事保密理论、国防保密理论、民族保密理论、国家保密理论、地区联盟保密理论、国家联盟保密理论等的不断创新和加速发展。

第四，保密哲学的建立和发展有利于保密史学理论的系统发展。保密哲学的建立和发展一刻也离不开实践，离不开保密实践与认识的历史。反过来，保密哲学一旦建立起来，它又成为保密实践发展的理论指导、思想武装和精神动力。保密哲学推动保密实践和认识发展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它可以强化人们的保密历史意识，促进人们深入挖掘和系统研究保密思想史、保密学说史、保密文化史、保密认识史、保密制度史、保密谋略史、保密情报史、保密技术史、保密档案史、保密间谍史、保密训练史、保密教育史，等等，从而逐渐建立起内容厚重、特色鲜明、连续完整、继往开来的保密史学理论，推动保密理论的系统发展。

(四)强化保密实践的理论支撑保密哲学的建立和发展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马克思指出，真正的哲学是人类文明的灵魂，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它“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如果说上面我们阐述的是保密哲学通过自己的内容所表现出来的功能，那么，下面我们要阐述的就是保密哲学通过自己的外部表现所发挥出来的功能和作用。第一，保密哲学的建立和发展为保密实践的有效发动提供不竭动力。保密哲学作为信息时代保密实践的高度提升和理论概括，是保密精神和保密意识的理论形态和精华所在，是保密文化的灵魂、意志和高地，是发动、引领和推动保密实践的根本理念、思想引擎和精神动力，从深层次上引导、支配和规定着保密实践的方向、方式和内容，是保密实践永不停息的号角，是保密实践持续推进的不竭动力。

第二，保密哲学的建立和发展为保密实践的科学决策提供智慧谋略。保密哲学作为保密实践和认识的共同本质和一般规律的科学，同时是人类保密智慧的结晶和保密谋略的智库，是保密实践科学决策的智力之源和谋略之基。特别是保密哲学中的保密谋略论，作为关于人类保密智力与智慧的本质和规律的理论，深刻揭示了保密智慧谋划与运筹、保密睿智创新与发展的过程、机制和规律，不仅构成人类保密理性与智能的深层基础和内在根据，而且也是人类保密实践正确谋划、正确决策的智慧源泉，对于规划保密实践的战略方向，把握保密实践的战略方针，提高保密实践的功能效益，化解保密实践的困难危局，具有不可替代的思维谋划、战略规划、智力保证和智慧支持作用。

第三，保密哲学的建立和发展为保密实践的科学发展提供理论指导。保密哲学作为保密理论的高级形态和最高成果，是保密实践的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作为一种哲学理论，它在实践中的应用、传播和普及，首先会影响人们的观念意识，规定保密实践的思想路线，进而改变和支配保密实践的指导思想;其次能够帮助人们正确判断保密实践面临的挑战和机遇，科学认清保密实践的历史方位，正确选择保密实践的方向道路，明确认识保密实践的形势和任务;再次可以帮助人们提高思想认识，增强人们的保密意识、忧患意识、责任意识和竞争意识;最后，可以帮助人们普遍提高理论思维能力和水平，增强保密工作的主动性、预见性、创造性，促进保密实践走上自觉自为的理论指导的科学道路。事实上，保密哲学本身就是保密实践的内在因素和精神动力，是观念形态的保密信念、保密精神、保密能力和保密意志，在保密事业的发展中始终发挥着引领方向、指导实践、规范行为、保障胜利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