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论范文10篇

方法论范文篇1

1.1经济学方法论的理论演进。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经过了以下几个阶段：

1.1.1实证主义经济学方法论。19世纪中叶，约翰·穆勒把归纳演绎方法作为“唯一合理”的方法引入到经济学研究，从而成为实证主义的样板。凯恩斯沿着约翰·穆勒的思路发展了演绎法，坚信反驳理论只能依靠事实，这使他成为倡导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中流砥柱。从罗宾斯关于经济学研究不依赖于伦理上的个人价值判断来看，他的研究方法也属于实证主义方法，实证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曾经对经济学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也因此成为主流的经济学方法论。

1.1.2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方法论主要体现在他的《科学发现的逻辑》《猜测与反驳》等著作中，其理论思想是：第一，理论并不来源于经验材料和观察事实，通过归纳法不能得到普遍性的理论。即科学的理论和命题不可能被经验证实，则只能被经验证伪（“证伪原则”）。第二，科学发现总是在大胆的猜测，各种猜测或理论相互竞争，新理论经受经验的检验而得到暂时的确认，终被证伪，之后科学又面临新的问题，如此循环往复，从而使理论不断接近真理。第三，科学的方法是猜测与反驳，即不断尝试与清除错误，科学的本章就是其可证伪性。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提出不久就受到经济学界的广泛重视，成为现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基础。

1.1.3库恩的科学革命论模式（历史主义）。库恩继承了波普尔的科学哲学观，认为，科学史的特征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原状，在此期间某种说法居于统治地位。当居统治地位的学说被另一种居统治地位的学说取代时，旧时期宣告结束，于是转入一个短期稳定的新时期。

1.1.4拉卡托斯的精致证伪主义。拉卡托斯是科学哲学的历史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拉卡托斯在批判、补充和修改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他强调科学中的基本单位和评价对象应是在一个时期中由一系列理论有机构成的研究纲领。这个理论被称为“精致证伪主义”。

1.2经济学方法论演进对财务学的启示。我国对经济学的研究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处于比较落后的地位，方法论的研究上更是如此。由于经济学与财务学的理论渊源，提高经济学方法论认识水平，对促进财务学的科学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1.2.1注重对方法论的研究。在我国经济学学科建设中，许多原来属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观点被引入和借鉴。而一定的理论是在一定的方法论指导下得出的，一种理论及其方法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此我们不应该只吸收理论而一概摒弃其方法论。

1.2.2合理选择和搭配使用经济学方法论的分析方法。从方法论的具体层次上说，传统上我国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存在着重规范分析，轻实证分析的弊端，今后应当注重两方面均衡发展，使方法论结构进一步优化。

正如张五常所说的：“经济学主要研究‘为什么’的问题，解释人的行为现象，它是一门精确的科学，精确推测，不能用事实解释事实，要以理论解释事实，要有抽象的存在，如果推测能力强，问题的局限条件清楚，就会有结论。解释现象的理论越简单越好，用复杂的理论解释复杂的世界是行不通的。”

2.管理学研究方法论与财务学方法论基础

方法论的统一是建立在研究对象的内在特质的统一的基础上的。从管理学研究的实践看，管理学研究的内容可以划分成三大部分，其一是以物为中心，旨在提高物质资源利用管理效率的研究；其二是以人为中心，旨在发挥组织内部人员能力的研究；第三是以组织为中心，旨在促使组织内外环境和谐发展的研究。三个部分的主要研究对象具有非常不同的属性，难以以统一的标准来衡量和分析是造成管理学研究过程中没有形成统一方法论的主要原因。

由于财务学本质上具有管理学属性，因而管理学研究方法论就从根本上构成了财务学的方法论基础。

22自然科学的研究，以定量的研究为主，采用观察、测量、控制、实验等方法进行研究是合适的。

2.2在以人为中心、旨在发挥组织内部人员能力的研究中，研究者和被研究者都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在研究过程中会受彼此影响的、并且受某种共同文化影响的人组成。认识社会行动者的内心世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艰巨的任务。简单地用自然科学方法去研究人的外部行为，无法解释人们意识到的各种现实。应该从感性资料的外部标志去认识他人内心世界。

在该类研究的过程中，多采用深入调研、比较研究与归纳演绎相结合的方法，这样的方法正是建立在对“客观精神”的分析和理解上的，其本身也保证了理论来源的客观基础。但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采用历史个体主义，通过“理解”去进行管理学研究的同时，必须牢记“价值中立”原则。研究者只有在摒弃个人偏好和先验观点的基础上，对现有材料加以分类分现汇总，才可能得出具有客观性的结论。

2.3在第三类以组织为中心，对组织和环境如何和谐进行研究的主题中，群体的行为以及群体之间的互动成为研究的主要对象。

同个人不同，虽然群体是由个人组成，但群体的行为绝不是个人行为的简单相加。组织的目标、制度、文化传统、激励惩罚措施等在个体到群体的形成过程中起到深刻的约束和影响。个体的理性选择往往导致群体行为的非理性化。

从社会学、历史学研究领域借鉴过来的“历史比较方法”在针对组织为中心的管理学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通常认为历史比较方法是通过对不同时间、不同空间条件下的各种历史现象进行纵向或横向的比较，分析异同，探索社会发展现象的一般客观可能性或特殊性的一种史学分析方法。运用历史比较方法有助于揭示和认识各种组织现象的历史成因及组织中的各个群体、群体关系、组织与外部组织的关系等发展中的共性以及各自的特殊性。运用历史比较方法有助于促使各个组织间、组织群体间的了解和理解，从而为组织间和谐发展提供基础。

3.我国财务学研究方法的现实分析

我国财务学研究方法与西方财务学界存在较大差异，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4.1哲学基础和思维方式不同。西方财务学研究方法较多地受实用主义影响，信仰存在就是合理的，有用的就是真理；而我国财务学研究方法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唯物主义，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西方财务学界受实用主义影响，早期更注重应用理论的研究；我国强调理论来源于实践，高于实践，更注重基础理论的研究，习惯从财务学本质、财务学职能、财务学对象、财务学目标等基本概念及基本问题开始起步。

3.2财务学研究的外在环境与西方财务学界存在较大差异。自1990年12月17日飞乐股份等8家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首次上市以来，我国资本市场的建立只有十几年的时间，上市交易的公司至今也只有1000多家。特别是有关资本市场的法规建设正在逐步完善，许多法规本身还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资本市场中包装上市、财务学作假等案件时有发生，相当一部分投资者缺乏理性，市场融资功能不足，缺乏足够的资源配置引导能力，等等。这就使以资本市场为内容的财务学理论研究缺乏良好的外在经济环境和法律环境。所以，尽管近年来以资本市场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实证研究成果逐年有所增加，但是，关于资本市场的数据库还没有形成一个较为权威的版本，许多研究者在进行研究时只能自行收集。在这种情况下开展“实证研究”，一方面使研究者本身花费大量时间用于资料收集这一研究最基础的工作；另一方面由于资本市场中存在着财务信息失真等问题，也难以保证研究资料特别是数据本身的准确性，进而影响这些研究结论的验证质量。

3.3我国在财务学研究方法的研究时间上远远短于西方财务学界。

一国财务学(包含财务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从美国政府在法律上承认持股公司的组织形式算起，美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已有百余年的历史。英国的证券交易市场形成于17世纪末，即使从1802年英国政府正式批准伦敦证券交易所开始，英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也已近两百年。相应地，西方国家进行实证财务学研究已有近30年时间，而我国在这方面工作起步的时间还相当短。从这一方面分析，我国财务学研究方法处于规范财务学研究方法占主导地位的状况是与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

4.现阶段我国财务学研究方法的选择

我们现阶段如何进行财务学研究方法的选择呢？目前存在这样一种倾向：认为财务学理论的规范研究带有研究者个人主观的价值判断，没有事实判断的数据和模型，缺乏科学性，应当迅速向实证研究过渡。本文以下从两个方面探讨这一问题：

4.1关于我国现阶段规范研究占主导地位的问题。本文认为：我国现阶段规范研究仍占主导地位问题。原因如下：

4.1.1财务学研究方法之间并不相互排斥而是互为补充的。具体说来，规范研究并不排斥实证研究，因为规范研究的结论需要实证研究加以验证；实证研究也不排斥规范研究，实证研究需要规范研究的结论为基础和前提。那种只能采用单一方法进行财务学理论研究的主张是有失偏颇的。

4.1.2目前具有中国特色的财务学理论和方法体系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之中，许多基础性理论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而且，这项工作需要财务学理论研究工作者作为优先完成的工作来做。我国现阶段的财务学理论研究应当注意理论联系实际，为财务学改革服务，为实践服务。加强单位内部控制制度建设是各单位正确贯彻执行国家财务学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重要基础，也是强化单位内部管理、保证财务工作规范有序进行的重要措施。建立健全单位内部控制制度，有许多问题需要加以解决。即使就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而言，我国现阶段乃至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规范研究仍应占据主导地位。

4.1.3财务学研究是为了在财务学理论研究方面取得对社会有价值的成果，其研究结论要能解决财务学实践中遇到的诸多问题。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财务学实践所遇到的问题是多种多样的，因而应当坚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根据不同的研究目标，采用相应的研究方法。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广大财务工作者结合我国各单位内部控制制度建设的实际情况，总结各单位的成功经验，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见解和措施。研究这些问题时，应当更多地采用规范研究方法，同时，注意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从现阶段国情和实际出发，并兼顾我国属于大陆法系国家的背景。

4.2关于实证研究中注重实地研究、问卷调查和案例分析的问题。评判一项研究的优劣，主要有三个标准：是否新颖？是否有意义？是否严密?判断是否新颖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第一，问题是以前没有回答的；第二，研究方法是新的；第三，样本或数据资料是新的。判定是否有意义也可以从三个方面分析：一是能为政策制定服务；二是能为财务实践服务；三是能为其他研究服务。判定是否严密可以从内在的严密性和外在的普遍性两方面加以分析。通常需要将三者结合起来进行分析。

对照这些标准，可以看出：目前国内已经发表的以统计模型为基础所进行的有关资本市场财务问题的实证研究成果的质量还难以令人满意。原因主要在于：目前中国的资本市场仍处在逐步形成时期，资本市场建立的时间较短，相关法规尚不健全，许多数据的可比性不强，进行多方位、多角度的实证研究可资利用的资料较为缺乏，运用“垃圾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的论文结论很可能也是“垃圾”。为实证而实证的论文对财务理论的创新并无多少作用。实证研究中的实地研究、问卷调查、案例分析等应占有重要地位；然而，那种以数理统计和数学模型为基础所进行的“真正意义上”的实证研究，应当随着环境和条件的发展而逐步成熟。

综上所述，我国现阶段乃至将来一个时期内，财务学理论研究应当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在实践中探求真理。研究过程中，在坚持规范研究占据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应注意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统一和有机结合，重视采用实地研究、问卷调查和案例分析等实证研究方法验证规范研究成果，总结我国财务实际工作中的成功经验，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财务学理论与方法体系。

参考文献

［1］［美］博兰.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经济科学出版，2000

［2］张五常.经济学方法论.社会科学战，2002（4）

［3］傅耀.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逻辑与评述，华南金融研究，2002（6）

［4］吴水澎.财务会计基本理论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

［5］阎达五.成绩、问题、展望，会计研究，1983（4）

方法论范文篇2

一、提出实现领导任务必须解决领导方法问题

在《中央关于领导方法若干问题》一文中指出：“我党一切领导同志，必须随时拿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方法去同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相对立，而以前者去克服后者。”[选集第三卷875页]他把科学的领导方法提到极其重要地位。从一开始进入党的领导活动就十分关注领导方法问题。他说：“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选集第一卷125页]这就指明了科学的领导方法是实现领导目标的关键环节。科学的领导方法是领导活动的重要因素。如果方法不对，领导工作就得不到广大群众得拥护和支持，就不能朝着正确得方向推进，就会影响到领导工作成败。他把科学的领导方法提到极其重要得地位，他说：“制定正确的领导方法是领导工作党的必要内容。”[著作选读第一卷125页]

二、提出无产阶级得方法论原则和基本领导方法

1．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领导思想的核心，是整个思想方法，领导方法的精髓。1941年，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这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选集第三卷1971，759页]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实事求是一词的科学含义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指导下，对客观事物做周密的调查研究，从中发现事物固有的规律性作为我们的行动指南。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它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2．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就是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同志说：“在我们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于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选集第三卷1991年版899页，900页]

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领导方法中的具体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第一次科学的阐明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揭示和论证了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觉得力量。群众路线是建立在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理论基础之上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唯物辩证法在领导方法上的生动体现。

执行群众路线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二是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在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还必须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这是群众路线领导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反映了个别——一般——个别的认识规律。人们认识客观事物总是先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再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事物；总是先认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本质，才有可能进一步认清事物的共同本质。然后，在以对事物共同本质的认识为指导，继续的研究那些尚未研究过各种具体事物，找出这些事物的特殊本质，补充丰富和发展人们对事物共同本质的认识。党的一般号召反映了对事物共同本质的认识，对革命和建设规律的认识。这种一般号召还要回到个别指导中去，在许多新的个别指导中总结出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号召和意见。这就表明；个别——一般——个别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一个统一的过程，本身就是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所不可缺少的内容。这个过程也就是制定和贯彻执行路线方针政策的过程

领导干部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方法，即，如何处理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关系的领导方法。它要求任何单位都必须有一个以该单位首要负责人为核心的少数积极分子的领导骨干。他们是在群众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他们积极正派，团结一致，密切联系群众。通过他们在工作中调动和组织群众的积极性，把上下两方面积极性结合起来。如果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领导骨干的恰当地组织和引导，群众的积极性便不能持久，或许可能偏离正确的方向。这是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领导方法上具体运用。

三、的领导思想方法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理论和实践是辨证统一的关系。实践是人们改造物质世界的对象化活动，理论来源于实践并对实践具有指导作用。在的领导思想中不仅注重理论学习更注重社会实践，注重国情的调查研究，注重向群众学习。说：“你对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么？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历史吧！”[《选集》一卷110页]这是自身实践的总结。的科学领导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在领导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就是说，它是解决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的科学领导方法。中国的革命和建设要取得成功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去实现。

抗日战争时期，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各自特点，提出了“持久战”的战略领导思想，领导我抗日军民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民主革命时期，党内曾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同志在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的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中国革命发展规律，终于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建立了人民共和国。总结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经验特别是教训，于是有了《反对本本主义》，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本′要学，但是必须同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思想路线。

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到领导实践，形成具有中国共产党特色的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是领导思想理论的重要贡献。是马克思主义领导艺术大师。在他波澜壮阔的领袖生涯中，创造了无数令人叹为观止的领导艺术杰作。

参考文献

冯秋婷《新编领导科学简明教程》2001年中央党校出版社

张文正主编《党的领导概论》1991年中央党校出版社

方法论范文篇3

一、提出实现领导任务必须解决领导方法问题

在《中央关于领导方法若干问题》一文中指出：“我党一切领导同志，必须随时拿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方法去同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相对立，而以前者去克服后者。”[选集第三卷875页]他把科学的领导方法提到极其重要地位。从一开始进入党的领导活动就十分关注领导方法问题。他说：“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选集第一卷125页]这就指明了科学的领导方法是实现领导目标的关键环节。科学的领导方法是领导活动的重要因素。如果方法不对，领导工作就得不到广大群众得拥护和支持，就不能朝着正确得方向推进，就会影响到领导工作成败。他把科学的领导方法提到极其重要得地位，他说：“制定正确的领导方法是领导工作党的必要内容。”[著作选读第一卷125页]

二、提出无产阶级得方法论原则和基本领导方法

1．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领导思想的核心，是整个思想方法，领导方法的精髓。1941年，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这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选集第三卷1971，759页]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实事求是一词的科学含义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指导下，对客观事物做周密的调查研究，从中发现事物固有的规律性作为我们的行动指南。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它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2．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就是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同志说：“在我们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于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选集第三卷1991年版899页，900页]

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领导方法中的具体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第一次科学的阐明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揭示和论证了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觉得力量。群众路线是建立在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理论基础之上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唯物辩证法在领导方法上的生动体现。

执行群众路线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二是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在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还必须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这是群众路线领导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反映了个别——一般——个别的认识规律。人们认识客观事物总是先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再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事物；总是先认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本质，才有可能进一步认清事物的共同本质。然后，在以对事物共同本质的认识为指导，继续的研究那些尚未研究过各种具体事物，找出这些事物的特殊本质，补充丰富和发展人们对事物共同本质的认识。党的一般号召反映了对事物共同本质的认识，对革命和建设规律的认识。这种一般号召还要回到个别指导中去，在许多新的个别指导中总结出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号召和意见。这就表明；个别——一般——个别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一个统一的过程，本身就是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所不可缺少的内容。这个过程也就是制定和贯彻执行路线方针政策的过程

领导干部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方法，即，如何处理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关系的领导方法。它要求任何单位都必须有一个以该单位首要负责人为核心的少数积极分子的领导骨干。他们是在群众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他们积极正派，团结一致，密切联系群众。通过他们在工作中调动和组织群众的积极性，把上下两方面积极性结合起来。如果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领导骨干的恰当地组织和引导，群众的积极性便不能持久，或许可能偏离正确的方向。这是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领导方法上具体运用。

三、的领导思想方法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理论和实践是辨证统一的关系。实践是人们改造物质世界的对象化活动，理论来源于实践并对实践具有指导作用。在的领导思想中不仅注重理论学习更注重社会实践，注重国情的调查研究，注重向群众学习。说：“你对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么？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历史吧！”[《选集》一卷110页]这是自身实践的总结。的科学领导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在领导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就是说，它是解决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的科学领导方法。中国的革命和建设要取得成功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去实现。

抗日战争时期，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各自特点，提出了“持久战”的战略领导思想，领导我抗日军民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民主革命时期，党内曾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同志在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的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中国革命发展规律，终于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建立了人民共和国。总结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经验特别是教训，于是有了《反对本本主义》，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本′要学，但是必须同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思想路线。

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到领导实践，形成具有中国共产党特色的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是领导思想理论的重要贡献。是马克思主义领导艺术大师。在他波澜壮阔的领袖生涯中，创造了无数令人叹为观止的领导艺术杰作。

参考文献

冯秋婷《新编领导科学简明教程》2001年中央党校出版社

张文正主编《党的领导概论》1991年中央党校出版社

方法论范文篇4

【关键词】语言学;论文写作;方法论

语言学方向的学术论文写作常存在以下两方面问题：第一，无题目可写。第二，有题目能写，却无从下手。对于前一问题，“培养问题意识”“提高问题敏感度”成了解决问题的万能途径。但如何培养问题意识、如何提高敏感度却成为另一个困扰。本文对此亦不做深入讨论，集中谈谈第二种情况：有题目能写时，应该如何扩大视野，寻找合适的切入点。下面结合具体研究从研究者应具备发展的眼光、个别到一般的眼光、局部到整体的眼光等方面详细论述。

一、发展的眼光——共时与历时相结合

“发展的眼光”在语言学研究上是指把现代汉语、近代汉语和古代汉语打通，即着眼于在历史语言学理论框架下解决具体问题。首先，任何事物都有其来源。对一个词、一个构式乃至一个句式，除了在共时平面上分析其句法、语义、语用等特点之外，还要探其来源。比如，江蓝生（2005）把现代汉语中表取舍义的“VP的好”句式依据句中有无疑问代词区分为甲式和乙式，通过追溯历史，发现无疑问代词的甲式源自自指的“VP底”主语句，有疑问代词的乙式源自有标记的话题主语句，即由“VP1+Z，VP2”紧缩为“VP1ZVP2”（Z为助词）。语法化和词汇化是历史语言学的两大重要课题，而语用化是继语法化和词汇化之后历史语言学新发掘的又一重大研究课题。张秀松（2018）考察了古代汉语程式问候语“久仰”的语用化历程，通过历史考察，发现正式场合初次见面用程式问候语“久仰”是“久仰NP”（NP常为表示名誉、德性、才华、容貌等的敬词）通过截略，进一步语用化而来。其次，随着时间的推移，任何事物都存在发展、变化的过程。词、短语、句式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句法、语义及语用表现，除了探其来源，还要充分观察并描写它们在不同时期的具体特征，尤其是新的变化（包括句法组合的变化、语义的变化等）。新的变化很有可能是某一语言现象从A演变为B的诱因、条件等。比如，李宗江（1997）考察“进”对“入”的历时替换时，发现“进入”这个字组最早见于《史记》，在六朝及以后常见，“进入”这种重言形式的大量出现对“进”替换“入”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再比如，张秀松（2011）考察短语“到底”向时间副词的词汇化时指出“到底”的句法演变经历了从独立谓语阶段到连谓前项阶段再到状语阶段的变化，句法位置从谓语向状语的变化为“到底”词汇化为时间副词提供了典型句法条件。因此，在进行个案研究时，要格外注意研究对象的新变，某一方面的变化往往会导致其性质、功能的改变，具有牵一发动全身之力。江蓝生（2016）《超常组合与语义羡余——汉语语法化诱因新探》一文是这方面的典型之作。最后，事物历经发展、变化会有一定的结果。对具体的语言现象而言，发展、演变的结果不一定是最终结果，因为语言会在某种结果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变化。张秀松（2012）《近代汉语中语气副词“到底”的后续演变》一文就是这方面的力证。这里我们着重讨论语言研究中的“定年代”问题。语法化、词汇化及语用化的相关研究课题往往需要确定某一语言现象出现的年代。比如，张秀松（2015）对各家关于“毕竟”词汇化和语法化的完成时间进行了考辨，并指出“毕竟”的词汇化完成于东汉。汉语历史词汇学研究中有一重要课题，即古今词语的历时替换问题。新词对旧词替换的过渡阶段以及替换完成的时间是必不可少的研究内容，比如，霍生玉（2016）考察了“梁”与“桥”的替换，指出“桥”完全取代“梁”的时间是东汉后期。李宗江（2016：51）在讨论常用词演变研究所要回答的问题时，也指出在进行常用词演变研究时要确定新词产生的时间，并考察新旧词的替换过程。

二、从个别到一般的眼光——类型学视野

从个别到一般，在语言学研究中是指从个案研究向类别研究扩大，从而寻求语言发展的一般规律。在具体研究时，可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首先，当研究某一个具体的词、构式以及句式时，为了使研究更全面、深入，可以选取与研究对象同属一个系统的其他研究对象进行对比，系统考察。比如，通过对同义词或近义词的对比考察可以对一个词有更深入、更全面的认识，得出句法、语义等层面以外更高层面的认识。石定栩，孙嘉铭（2017）通过对“常常”与“往往”的对比考察，发现“常常”是频率副词，“往往”是概率副词，“常常”是客观副词，在小句中充当状语；“往往”是主观副词，并不充当状语，而是对小句命题做出评价。可见，系统、对比考察往往比纯个案研究更能看清问题的实质。此外，对一类词或一类构式的研究往往更能发现语言发展的规律性。比如，董秀芳（2003）考察了“X说”类词的词汇化，认为这类词的形成是短语词汇化的结果，这类词的语义演变方式，即从言说义向认知义的转变，在汉语史上一再出现，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这种规律性结论的得出是个案研究所做不到的。再比如，吉益民（2017）通过对主观极量唯补结构的考察，发现这类结构的重要建构机制是由具象域中的广义终结跨域映射为抽象程度域中的主观极量。通过对一类词或构式群的研究所得出的普遍性规律为后续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其次，在研究中要重视方言材料的价值。从历时角度看，汉语很多方言是不同时期古代汉语的保留。从共时平面来看，对普通话某一现象（包括词或词的构成规律，构式以及语法规则等）进行探究时，可引入含有共同要素（比如同义词、同义构式等）的方言材料进行对比，这至少有三个方面的优势：第一，方言与普通话的共通性表明汉语发展演变具有同一性，这便于揭示汉语发展的规律性特征，从而为语言类型学研究提供证据。比如，田丹（2014）以成都、济南、洛阳、金华等方言的儿缀词为研究对象，发现各地儿缀词在意义和功能上总体表现基本一致，并指出儿词缀的词汇意义和构词功能由北到南呈现出逐渐缩减和弱化趋势。第二，方言与普通话是不同的语音、词汇、语法系统，不同之处有利于深入认识方言与普通话各子系统的差别性特征。比如，刘丹青（2013）对苏州话介词、绍兴话介词等进行了类型分析，归纳出了各方言中介词系统的类型特点。第三，方言与普通话的比较研究有利于窥探语言接触所带来的影响。最后，语言研究要具备类型学视野。上述两点分别是从普通话和方言中寻找研究对象的共同要素，扩大研究视野。这里要谈的是，除了从汉语内部搜寻素材以外，还应着眼于其他语言，将汉语与其他语言现象进行对比考察，探求共同规律，为语言类型学研究提供证据与理论支持，即所谓的类型学视野。如张秀松、张爱玲（2016）考察汉语“阿弥陀佛”向会话程式语的语用化时，关注到英语中的宗教祈祷语“mary”，发现“阿弥陀佛”和“mary”具有相同的发展路径，即都经过凡俗化（脱离宗教语境）发展为叹词，并进一步语用化为会话程式语。再如，吴建设、莫修云（2018）基于语言类型学视角，以丹麦语和韩国语的汉语学习者为被试进行实验，发现了语言类型对“把”字句使用的影响。这些研究表明，基于语言类型学视野的语言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本节从普通话，汉语方言以及汉语以外的其他语言三个方面讨论了语言研究应具备从个别到一般的眼光，这与邢福义（1998）的“大三角”理论是不谋而合的。

三、从局部到整体的眼光——从内向外和从小到大

从局部到整体的眼光，在语言学研究中主要指从内向外和从小到大两个方面。以语法研究为例，从内向外看是指对于一个结构（包括词、短语、构式、句式等），先充分观察并描写其构成成分，进而分析整个结构。比如，朱俊玄（2018）考察“很是”的词汇化时，首先考察了“很”从形容词到程度副词，再到表语气的副词的语法化，然后梳理了“是”从形容词/指示代词到系词，再到焦点标记的语法化，最后在此基础上考察了“很是”的词汇化。再如，王灿龙（2005）考察“恨不得”的词汇化时，也是先考察了其构成成分“恨”“不”“得”的演变。由内而外的研究方法对确定词、构式、句式等形成的时间等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杨荣祥（2007：42）指出固定句式“越……越……”在《朱子语类》中已见使用，副词“越”是宋代才产生的。可见，通过句式构成要素副词“越”出现的时代，有助于判断整个句式出现的时间。从小到大看，是在由内而外看的基础上，在更大的语言单位内看语言结构的分布。这也不失为语言研究的一个视角。杜文霞（2005）考察了“把”字句在不同语体中的分布及功能差异，发现了“把”字句在口语语体、文艺语体、科技语体、争论语体等中的分布特征及不同功能。再如，刘通（2018）考察了“怎么X都/也Y”格式具有承上启下的语篇功能。从小到大看的研究方法往往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更大的语言环境（如语篇）中研究某一语言现象，能够发现该语言结构更高层次的特征、功能等。这或许也是篇章语法（以方梅、张伯江等为代表）应运而生的原因。

方法论范文篇5

要真正弄清楚每一种类型的语言结构，还需要弄清楚语言结构单位的性质，因为它凝聚着语言结构的基本特点

。汉语是语义型语言，它的基本结构单位是“字"；印欧系语言是语法型语言，它的基本结构单位是“词"。

不同语言之间虽然可以找出一些共同的普遍特征，但基本结构单位不能“张冠李戴"。近百年来的汉语研究，

特别是其中的语法研究，把“字"逐出语言而代之以词和语素，这在方法论上无异于“张冠李戴"，使汉语的

研究出现了一种特有的“印欧语的眼光"。要摆脱这种“眼光"的束缚，还得从“字"开始，研究它与语言结

构的关系，就汉语论汉语，从中总结相应的理论和方法，以便为汉语的研究探索一条新的途径。

一、“字"和汉语结构的基础

语言是现实的编码体系。一种语言如何将现实编成“码"，使之成为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这与该语言社

团的思维方式有关。印欧语社团的思维的基本形式是概念、判断和推理，它的基本精神是抽象和推导，采用下

定义的方法把一个个概念说清楚。印欧系语言的结构基础与这种思维方式有密切的关系，大体的情况是：词对

应于概念，句子对应于判断；概念要接受判断规则的支配，与之相应，词的结构要受特定句法规则的制约，具

有能机械地适应句法位置的变化而变化的机制，即有特定的形式标志去表示结构单位之间的横向联系。推理由

于是由一个或几个已知的判断（前提）推出新判断（结论）的过程，语言编码的规则可能与它的关系远一点，

而篇章结构的特点则与它的关系较为密切。

把印欧语的结构基础与概念、判断、推理的思维形式联系起来考察，人们可能不以为然，但只要看一看印

欧系语言的语法理论的诞生和发展就可以清楚地了解这一论断的根据。现在流行的语法理论首先是古希腊的哲

学家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建立起来的，特别是亚里斯多德的语法理论对后世语法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为什么是哲学家首先对语言研究感兴趣？这恐怕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与特定的编码视角、编码方式有着内在

的联系。希腊语有丰富的形态变化，亚里斯多德根据这种语言的结构特点把现实分为十大范畴：实体(substan

ce)、性质、数量、关系、地点、状态、情景、动作、被动、时间，其中“实体"是本质，其他九个范畴是偶

有的属性(accidents),是用来表述实体的。在逻辑判断的结构中，实体最主要的特征是主体(subject),从逻辑

上说就是主词(subject),别的偶有性范畴都是表述这个主词的，因而是它的宾词(predicate)。句子的结构规

则和逻辑判断相对应，主词在语法中的反映就是主语(subject),能充当主语的词是体词(subsantiveword)或

名词；宾词在语法中的反映就是谓语(predicate),能充当谓语的词是动词（包括后来分出来的形容词）；主语

和谓语之间由一致关系相联系。这一逻辑理论体系以希腊语的结构为根据，而它又反过来成为印欧系语言的语

法理论的基础。有人说，亚里斯多德如果说的是另一种不同于希腊语结构的语言，他就会创立另一套逻辑理论

体系，这很有道理。Lyons(1979,270-274,334-344)曾对上述问题进行过具体的分析，读者可以参看。总之，

这一理论体系抓住了印欧系语言编码机制的核心，因而它的基本精神一直延续到现在。由一致关系相联系的“

主语－谓语"结构是这一语法理论体系的“纲"，构成印欧系语言的结构基础；词的结构和功能都只是这个“

纲"上的“目"，一切特点都受这个“纲"的控制。比方说，词的句法活动范围与句法结构位置存在着规律性

的联系，因而功能单纯，可以据此进行词类的划分（出现在主宾语位置上的是名词，谓语位置上的是动词，定

语位置上的是形容词，等等）；由于一致关系的要求，词的结构也就相应地形成了一套能随句法结构位置的变

化而变化的形态体系和词根加前、后缀构词的派生法构词体系（徐通锵，1991，56－59）。这些特点

概括起来就是：句子是一种封闭性的结构，只要是一致关系所联系的主谓结构就是一个句子；句法结构单位的

语法特征突出，无论是构词、变词还是造句，都可以用一定的语法规则加以控制。

汉语的编码机制与印欧系语言不同，因为汉人的思维方式不同于印欧语社团那种以概念、判断、推理为基

本形式的三段论，而是一种“比类取象"的过程。“象"是我国古代的一个哲学概念，指现实现象，“圣人有

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易传·系辞上》）。每一种“象"都同某一类实

体相联系，既表征实体本身的特征，也表征实体之间的各种关系，并通过关系来确定实体的性质。解释“象"

的方法多取定义式的说明，如“山大而高，崧；山小而高，岑；锐而高，峤；卑而大，扈"（《尔雅·释山》

），而解释“象"与“象"之间的关系大多不用判断性的定义，不用推导，而用比喻，一种“象"通过与另一

种差别很大的“象"的比较，找出共性，把握实质，即在不说出“象"的本质特征“是什么"的情况下去把握

“象"的本质，古人所说的“援物比类"就包含这种意思（王前，刘庚祥，1993）。如果以印欧语社团的

思维形式为参照点，那么汉语的“象"大体上相当于概念，而“援物比类"的“比类"则相当于推理；这里没

有与判断相当的思维单位，这可能是汉语的句子结构根本不同于印欧语句子的结构的一个深层原因。下面为了

便于理解和行文，“象"仍以概念名之。以这种思维形式为编码的基础，汉语的结构基础自然会产生一系列不

同于印欧语结构的特点。和“象"相对应的语言形式是“字"，和“比类"的思维形式相对应的是“因字而成

句"（《文心雕龙》）的句。由于汉语中没有相当于印欧语的“判断"那一级的思维形式，因而在“因字而成

句"时没有固定的结构模式的限制，可以自由地、开放性地表述所要表达的意思，使句子呈现出一种开放性的

特点，不象印欧系语言的句子必须限制在一致关系的框架之内。

“字"是汉语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结构单位，它与印欧系语言的“词"不同，具有自己一系列特有的特点

。这可以概括为：结构简明，语法功能模糊，表义性突出。“字"的结构简单而明确，是一个以“1"为基础

的“1×1＝1"的层级体系，或者简单地说，它是表达一个概念（意义单位）的一个音节，形成“一个字·

一个音节·一个概念"的一一对应的结构格局（徐通锵，1991）。这是汉语的结构基础，各个结构层面（

语音、语义、语汇、语法的结构特征都交汇于此，因而每一个层面的研究都得以“字"为基础。正由于此，“

字"的含义广泛，所指模糊而不定，既可以指它的书写形体（如“说文解字"），也可以指一个音节（“吐字

清楚"“字正腔圆"），还可以指音义结合的语言结构单位（如《文心雕龙》的“因字而成句，积句而成章"

等），甚至还可以兼指以上各项内容。总之，“字"在它的简单的结构中隐含着复杂的内容，过去把它仅仅看

成为一种文字单位是没有根据的。其次，作为语言的一种基本结构单位，它缺乏印欧语的“词"那样的语法特

征，既没有和句法结构位置的固定性联系，也没有表示语法功能的形态性标记，因而其语法功能模糊而隐蔽，

无法根据特定的句法模式进行功能性的分类。例如“图"字，根据《汉语大字典》提供的线索，它有12个义

项，其中有些义项的功能相当于印欧语的名词（地图、版图），有些相当于动词（绘画、描绘；思虑、谋划等

），有的相当于形容词（图片、图像）。应该把“图"归入哪一个词类？很难说。汉语的词类问题所以一直得

不到有效的解决，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此。第三，和“语法功能模糊"这一点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字"有顽强

的表义性，这恐怕是“字"的一种本质特点，是语义型语言的一种内在结构基础。这一点人们颇多疑虑，需要

在这里进行一些重点的分析。

“字"的表义性特征以往多注意形声字之类的结构，缺乏语言的分析，这或许是把“字"归结为文字问题

而产生的一种不良结果。形声字代替假借字而成为汉语最重要的一种书写形式，固然可以从一个侧而反映“字

"的表义性的语言特点，不过它究竟是一个文字问题，不宜作为根据来证明“字"的表义性。汉语中借字（借

词）的命运与印欧语系语言的借词很不一样，可以从侧面说明“字"的表义性特点。

借词是音、义都借自外语的词，是两种语言相互接触的产物。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在社会生活中出现

了大量新事物和新概念，表达这些事物和概念的外语词也渗入汉语，这样就发生了两种不同类型的语言的碰撞

和矛盾。汉语一直采取“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对待外来词的“入侵"，尽可能采用意译法，只借用其

概念而扬弃它的语音构造和语素组合成词的那种语法构词规则，坚持“字"的表义性；如果一时找不到合适的

意译化方法，就暂时采取音译，而后再换之以意译，象telephone由“德律风"而改为“电话"，microphone

由“麦克风"而到“扩音器"，band由“版克"到“银行"，cement由“门汀、士敏土"而“水泥"，piano

由“披亚诺"而“钢琴"等等，都是先音译后意译的具体例子。《辞源》出版于1915年，吸收西方语言的

外语词计2431条；《辞海》出版于1937年，吸收外语词计12879条。根据耿军（1990）的统

计，大体情况如下：

《辞源》

借词30512．56％

专词118748．82％

意译词93938．62％

《辞海》

借词

521840．51％

专词

意译词766159．48％

“专词"指人名、地名等，必须音译。意译词的比重，《辞海》明显高于《辞源》，这可以从一个侧面反

映汉语社会对外来词的改造方向。有些难以意译的外来词就尽可能设法进行汉语化的表义性改造。印欧语的词

是多音节的，汉语往往就只取其第一个音节，再配以一个加上意符的汉字，使之汉语化，这里尤以化学名词最

为突出，例如，Magnesium（镁），Natrium（钠）等等。这种汉语化的改造办法由来已久。汉、魏、晋、南北

朝时期，佛教传入我国，由于翻译佛经的需要，汉语从梵语和中亚的一些“中介语"（如吐火罗语等）借入大

量词语，由于语词结构上的矛盾，汉语就对它们进行了汉语化的改造。如“佛"借自梵语，原文为buddha，音

译为佛陀、佛驮、浮图…，bud-仅为其中的一个音节，本身没有任何意义，由于“佛陀"之类的音译词不合汉

语“一个字·一个音节·一个意义"的强制性对应习惯，不利于复音词的构成，汉语社会就把buddha这个词的

意思归入bud-这个音节，译为“佛"，使之汉语化，尔后再以此为基础造出“佛土"“佛法"“佛像"“佛身

"“佛经"“立地成佛"之类的字组，使之消除外来的痕迹。这是汉语改造外来词，使之意译化的一种重要方

法。上述这些方法的核心只有一个，就是坚持“字"的表义性，反对把它降格为一个纯粹音化的符号。这是汉

语为使外语的结构适应自己的结构特点而进行的一种调整。印欧系各语言之间的借词由于语言结构类型的一致

，因而借用很自由，基本上只需要进行字母的对应转写就可以把另一种语言的词借进来，不需要进行原则的调

整。这与汉语的意译化方法相比较具有天壤之别。汉语的特点就是在这种不同类型语言的结构撞击中显现出来

的，这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义"在汉语结构中的地位。汉字的发展始终坚持它的表义的趋向（王宁，19

91，73），这正是它适应汉语的结构特点的反映。汉字忠实地记录了汉语的结构。所以，“字"的一个基

本特点就是它的表义性，这是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基础，也是语义型语言的一种最基本的结构单位。汉语的研究

应该以“字"为基础去探索它的结构。

前面的比较与分析说明，印欧语的基本结构单位“词"和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字"之间存在着一系列原

则的差异，其集中的表现是：“词"的突出特点是它的语法性，受一致关系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结构规则的支配

，而“字"的突出特点是一个音节和一个概念（意义单位）的一一对应的强制性和它的顽强的表义性。基本结

构单位是语言结构的最活跃的细胞，它们之间的差异正是不同类型的语言具有不同结构特征的集中体现，我们

应该循此去研究语言的结构，对具体的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

二、汉语中的“字"和“词"

“字"是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那还有没有词？这个问题很复杂，很难用一两句话来回答。“词"是印欧

系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问汉语有没有“词"，实际上是在用印欧语“词"的标准来衡量汉语的结构单位。由

于语言是现实的编码体系，不同的语言只是采用不同的方式对相同的现实进行编码，因而相互之间可以进行代

码的转换。以“词"为视角考察汉语的结构，自然可以找出相当于“词"的语言现象；不过应该注意的是，即

使在汉语中找出类似印欧语word那样的“词"，它也不是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而只是一种辅助性的结构单位

，而且它与印欧系语言的词的性质和特点也不完全相同。人们可能会说：这是奇谈怪论，而我们认为这正是汉

语的实际情况。

作为语言的结构单位，传统的汉语研究只有“字"，没有“词"；“词"这个字只是指“意内而言外也"

（《说文》），既与“字"的意思无关，也与现代语言学的word之类的单位无涉。词是《马氏文通》所开创的

汉语语法研究从印欧语中移植进来的一种舶来品，在汉语中没有根基。在这方面论述得最清楚、最科学的是赵

元任（1975，233－234），认为印欧系语言的word（词）这一级单位“在汉语里没有确切的对应物

"。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已经在《“字"与汉语的句法结构》一文中讨论过，这里不再重复。汉语中没有“词"

，但又有象“词"那样的语言现象，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去研究“词"与“字"的关系。赵元任说“汉语中没

有词但有不同类型的词概念"，这“词概念"指的是“音节词"（字）、“结构词"（语法结构单位）之类的

东西，不过我们这里想根据概念这个“词"的本来意义来了解“词概念"，并借用赵的论断来讨论“字"与“

词"的关系。“词概念"是无形的，它需要借用一定的物质形式才能表现自己的存在。那么这无形的“词概念

"寄托在哪里？就寄托在“字"的义项和“字"的结合之中，象前述的“图"字的各个义项就隐含着类似印欧

语的名词、动词和形容词功能的词。现在很多语言学家都已在自己的研究实践中意识到了这一点，认为“多义

项动词应看作不同的词"（马庆株，1989，168），“一个字可以代表不相干的若干词“（孙景涛，1

986，32）。但“字"的意义范围是模糊的，连续的，而义项是对模糊的、连续的义域进行离散化分析的

结果，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不同的字典对同一义域的不同处理就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这可以从一个侧面

说明“词"不能代表“字"而成为汉语的一种基本结构单位。

“字"通过结合而构成的字组（特别是其中的固定字组），其作用大体相当于一个“字"。这是汉语在演

变中为减少“字"的数量而又要保持和丰富语言的表达能力而进行的一次重大的自我调整，以使保留下来的“

字"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它的编码功能。象表示“黑色"意思的“字"在上古时期有98个之多（张永言，1

984），现在常用的只留下“黑"等少数几个字，通过与有关字的结合构成字组去表达各种与“黑色"有关

的意思。这种增加“字"的长度以减少“字"的个数的自我调整的客观效果是为词概念找到了一种较为客观的

表现形式，这就是现在一般所说的“复音词"。如果说，一个“字"中可以隐含着几个不同的“词"，那么“

字组"就可以以“字"的某一个义项或语义特征为基础把语言中与此有关的“字"拉过来，彼此相互注释，相

互限制，构成一个语义明确、功能相对单纯的“复音词"，使原来隐含在义项中的词概念明确化和离散化。如

果仍以前述的“图"字为例，那么，“地图、版图、海图、挂图"等是“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

《周礼·夏官·职方氏》）中的“图"的意义的复音化和语词化；“图案、图像、图形、草图、按图索骥"中

的“图"是描绘出或印出的形象"（《玉篇》：“图"，画形也"）这一意义的散离化和复音化；“图存、图

谋、徐图、雄图"等则是“图"的思虑、谋划"意义（《说文》“画计难也"）的具体化和语词化；“贪图、

妄图、希图、试图、企图"等是“图"的“设法对付、谋取"义的明确化，等等。这样，字组中的“字"通过

相互注释、相互限制就使“字"的广泛而模糊的含义比较明确和离散，隐含在义项中的“词"也由潜在而变为

现实，以往把复音词的大量产生归因于语音的简化，认为是为了避免同音的干扰而创造复音词。这两者之间可

能有联系，但不一定有直接的、内在的联系，近代北方话的发展可以为这一论断作出明确而有力的注释。吕叔

湘（1963，21）在谈到这一点的时候明确提出：“北方话的语音面貌在最近几百年里并没有多大变化，

可是双音词的增加以近百年为最甚，而且大部分是与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有关的所谓‘新名词’。可见同音

字在现代主要是起消极限制作用，就是说，要创造新的单音词是极其困难的了。"复音词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恐

怕需要从减少字数而增强保留下来的字的编码能力的关系中去理解，它是我们探索汉语语义发展规律的一条重

要途径；同音字的大量产生是这一过程所产生的“果"，不是“因"。

“词"不管是寄托在“字"的义项之中也好，还是通过“字"的结合而形成的复音词也好，都得以“字"

为基础；没有“字"，就不会有“词"，这或许可以成为对赵元任的“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字’是中心主题

，‘词’则在许多不同的意义上都是辅助性的副题"这一论断的一种注释。不过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我们通

过这些办法找出来的“词"和印欧系语言的词不是一个东西，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些原则的区别。

第一，印欧系语言的word受句法一致关系的支配，因而其语法功能是有定的，可以据此进行名词、动词、

形容词的划分，而汉语的词以语义规律为基础，与语法规律为基础，与语法规则无关，因而它的句法功能，妙

用“主语一谓语"框架的结构标准来徇，是无定的，无法据此进行词类的划分。汉语的“词"的语法功能还得

以语义为基础去分析，不能和印欧系语言的Word混为一谈。第二，从结构上说，Word在印欧系语言中是一种离

散的、现成的结构单位，与语素、词组的界限大体上是清楚的：语素没有重音，词只能有一个重音，而词组则

有几个重音，而汉语中散离的、现成的结构单位是“字"，而不是词（吕叔湘，1964，45），“字"与

“词"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一个“字"中隐含着几个词固然难以确定，就是依据“字"的组合而构成的“字

组"（词），它与“字"的界限也是模糊的，呈连续的分布状态。汉语的结构基础，简单地说，就是“一个字

·一个音节·一个概念"的一对一的对应，我们如以此为视角，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字"和“词"之间的连续

统（continum）。请比较：

（附图[图]）

这里只分析到二字组。三字组（“红通通"）、四字组（“稀里哗啦"）由于涉及到其他一些问题，这里

从略。“看书"作为一种非词的二字组放在这里，以便比较。着眼于“一个字·一个音节·一个概念"的－－

对应的结构格局，就可以发现“词"的语音形式的一种连续统式的分布，如果把方言中的所谓Z变韵，D变韵，

嵌1词之类的现象都收集起来进行分析、排比，在这个连续统中还可以插入其他的类型。根据这种连续统式的

分布状态，“字"与“词"的关系或许可以概括为如下的规律：字组（这里含单字，把它看成为一种特殊类型

的字组）越短，它的语义越广泛、模糊，其中可能隐含的义项就越多，因而它的语义功能也就越复杂，可能代

表的词也就越多；反之，如果表达一个概念的字组越长，则它的语义越明确，其中可能隐含的义项就越少，语

义功能、句法功能也就越单纯，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样的长字组只能有一个意义、一种功能。这种字组

的长度与语义功能、句法功能的明确性的反比关系顺着连续统而渐次发生变化，这也是汉语的“词"难以确定

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两方面的区别足以说明，汉语的“词"和印欧系语言的word实际上不是一种性质的结构单位：word受句

法一致关系及其相关规则的支配，而汉语的词则受语义规律的制约；把由“字"的结合而构成的“词"叫做“

字组"或“固定字组"，恐拍比叫做“词"更确切、更合适。不过“词"这个概念现在已颇为流行，可以因循

旧贯，因为重要的是“确定介乎音节词（指“字"－－笔者）和句子之间的那级单位是什么类型的，至于把这

些类型的单位叫做什么，应该是其次考虑的问题"（赵元任，1975，240）。

汉语的“词"以表义性的“字"为基础，没有“字"也就不会有“词"，不管是认字的还是不认字的，都

知道“字"是什么东西，而“词"则是需要经过专门的训练之后才能掌握的结构单位。赵元任说“字"是中国

人心目中的“中心主题"，而“词"则是在许多不同意义上的辅助性的副题，这一论断是非常正确的。什么是

“中心主题"？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语言的结构本位。汉语是一种以“字"为结构本位的语言，语言研

究如果能紧紧扣住这种结构本位，并以此为基础吸收国外语言学中于我有用的理论和方法，就能使汉语的研究

水平向前发展一大步，其最有力的证明就是“五·四"前后开始的汉语音韵研究和方言研究。高本汉在研究汉

语音韵时没有偏离“字"这一结构本位，而是用历史比较法、内部拟测法这些新的理论、新的方法来改进这种

结构本位的研究，因而为汉语音韵的研究开创了一个新时期（徐通锵、叶蜚声，1980，1981）。汉语

方言的调查和研究兴起于结构语言学的兴盛时代，而其奠基人就是结构语言学派的权威学者赵元任，但是他没

有照搬结构语言学的语言调查的理论和方法，而一切以“字"为基础，并于二十年代编成《汉语方言调查表》

；有了这个字表，我们就能照字记音，进行方言结构规律的研究。直至今天，这本字表仍旧是我们进行汉语方

言调查和方言研究的一本必不可少的手册。方言连读变调的研究现在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这也是以“字"

为单位进行研究的，讲“二字组"“三字组"的连读变调，从来不说“语素与语素"的连读变调。这种以“字

"为基础的理论和方法使汉语方言的研究取得了开创性、突破性的进展。这些领域虽有很多争论的问题，但从

来没有发生过要不要以“字"为基础的争论，这说明它们的研究方向没有偏离汉语的结构本位，因而其研究成

果都比较成熟。语法研究的情况截然相反，它抛弃了“字"，而以印欧语类型的词为基础，这就偏离了汉语的

结构本位，因而引起了一系列问题的争论。

三、以词、语素为结构单位的汉语语法研究和汉语研究中的“印欧语的眼光"

汉语的语法研究为什么会偏离“字"这种结构本位？这与学术研究的传统和语言研究对象的变化都有密切

的关系。传统的汉语研究以“字"为本位研究文字、音韵、训诂，不研究语句的结构；以书面语为研究对象，

而不管在魏晋时期就已开始发展起来的、与文言文不一致的口语。这两点与社会发展的需要距离越来越大。鸦

片战争以后，社会要求言文一致，要求研究一直被认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白话文，“所望吾国好学深思之士，

广搜各国最近文法之书，择取精义，为一中国文法，以演明今日通用之言语"（孙中山，1918）。社会发

展的客观需要和我们自己又没有相应的研究传统，就只能到印欧系语言的研究中去找理论、找方法，因而从《

马氏文通》开始的中国语法学就用印欧系语言的语法理论来观察汉语，使汉语研究中出现了一种特有的“印欧

语的眼光"。

什么是“印欧语的眼光"？熙（1985）认为它就是“把印欧语所有而为汉语所无的东西强加给汉

语"。但是，什么是“有"？什么是“无"？这里没有一种客观的鉴别标准，不同的人完全可以作出不同的理

解。所谓“眼光"，实质上就是观察语言结构的一种宏观的观察点，与编码的特定视角有关，因此确定“眼光

"的客观标准应该是语言的结构常数或结构关联的基点。印欧系语言的结构常数“1"在句法层面，由“1个

句子＝1个主语×1个谓语"的“1"控制着整个语言的结构（徐通锵，1991，56－59），因此“印

欧语的眼光"的具体内容可以概括为：以词为基本结构单位的“主语－谓语"的结构框架和与此相联系的名词

、动词、形容词的划分。汉语研究舍“字"而取“词"，实质上就是要以这一套理论体系为观察点来改造汉语

的结构，使之适合于印欧系语言的结构框架。《马氏文通》开始形成了这种“眼光"，但由于它与语言事实有

矛盾，因而其后不久人们又想摆脱这种“眼光"束缚陈承泽，1922，14）。汉语的语法研究就是在这种

束缚和反束缚的矛盾和竞争中发展的，而矛盾和竞争的焦点之一就是如何处理词和与此相关的问题。《马氏文

通》是字、词并用，“字"指结构单位，而用“词"指结构单位的功能，说明它还没有完全摆脱传统的汉语研

究的影响。完全抛弃“字"而改用“词"，始自黎锦熙（1924，2－3）的《新著国语文法》，认为“文

法中分别词类，是把词作单位；不问他是一个字或是几个字，只要是表示一个观念的，便叫做词"，“词就是

说话的时候表示思想中一个观念的‘语词’。"从此以后，“字"就被逐出语言的研究，清除了用“印欧语的

眼光"来观察汉语的一个障碍。为什么“《新著国语文法》的英文法面貌颇浓厚、颇狰狞"（黎锦熙在解放后

为该书写的序言）？这与“词"观念的确立是相互呼应的。这些研究在方法论上偏重于模仿，不大注意汉语本

身的特点，难以满足汉语研究的需要，因而在三十年代引发出一场文法革新问题的讨论，强调汉语特点的研究

。这次讨论很有价值，是试图摆脱“印欧语的眼光"的束缚的一次尝试，虽然由于各方面的条件不成熟，“摆

脱"的意识也还比较薄弱，没有找到解决词类问题和词类与句子成分的关系问题的办法，但为四十年代的汉语

语法研究进行了必要的理论和思想准备。四十年代以王力、吕叔湘和高名凯为代表的汉语语法研究比较强调汉

语的特点，在某些方面已经突破了“印欧语的眼光"的束缚而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果。这主要是：句法结构的

研究已突破印欧语的动词中心说，分出名词谓语句、形容词谓语句和动词谓语句三种类型；在动词谓语中提炼

出连动句和兼语句，突破了印欧语的句子只许有一个主语、一个定式动词的结构格局；词类问题的处理也已根

据汉语的特点出现了一些松动的办法；比较强调句法语义的研究，等等。当然，每本著作的情况不完全相同，

但这些想摆脱印欧语语法理论束缚的趋向是有积极意义的。五十年代的语法研究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主宾

语问题的讨论，一件是词类问题的讨论。这两次讨论都主张根据汉语的特点用新兴的结构分析法来研究汉语，

反对用“印欧语的眼光"，来观察汉语的结构（特别表现在词类问题的讨论上），反对语言分析中的语义标准

。这些对促进汉语的研究很有意义，避免简单地用汉语的事实给西方的语法理论作注释，不过在反对用“印欧

语的眼光"来观察汉语结构这一点上却有一些讽刺意味，因为它批判了这一种“印欧语的眼光"（例如汉语实

词因没有形态变化而不能分类），却为另一种“印欧语的眼光"的流行和发展开辟了前进的道路，或者说，在

批判表层的“印欧语的眼光"的过程中却又深化了深层的“印欧语的眼光"。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谓

语中心，这是对印欧系语言动词中心说的一种改进，“连动"和“兼语"统一为“连谓"，使句子的结构更符

合“主语－谓语"结构框架中的只许有一个主语、一个谓语的标准。第二，用语素代替词号作为汉语语法结构

的基本单位，把汉语完全纳入结构语法的框架中去研究。这恐怕是“印欧语的眼光"的一种更深沉、更本质的

反映。如果说“汉语中没有词但有不同类型的词概念"，那么汉语中不仅没有语素这种单位，而且连这种概念

也没有。可能有人会说，“字"就是语素。否！它们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语言现象。第一，语素基本上是一种线

性结构，不含非线性的因素：不能有重音，不是语言对现实进行编码的基本单位，即使是词根，没有相应词缀

的配合，也无法实现编码的功能；ablaut之类的元音变换(如bring-brang-brung中的i-a-u)是非线性的，但很

难把这种“变换"看成为语素，IA模式分析这类问题的失败经验（Hockett，1945，99－105）已为

此作出了充分的反面说明。和语素相反，“字"是一种非线性结构：“字·音节·意义（概念）"之间存在着

强制性的一对一的对应关系，“声调的使用使得同样复杂程度的单位占比较短的时间"（赵元任，1973，

93），“字"是汉语对现实进行编码的基本单位。第二，语素的功能单纯，只是词的结构要素或表示词的某

种特定的句法功能，而“字"是汉语结构的枢纽，是语音、语汇、语义、语法的交汇点，因而是各个层面的基

本结构单位。第三，一个“字"中可以包含若干个不同的词，而语素绝不可能有这样的结构。“字"与语素实

际上是不能进行类比的两个不同类型的范畴。把语素作为汉语语法的基本结构单位，实际上就是把汉语中不存

在的东西作为结构单位，以此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语法体系可能很精致，但不实用，与汉语的实际状况有很大

的距离。我们这里对五十年代以来的“印欧语的眼光"问题之所以讲得比较多，就是因为这涉及那些反对“印

欧语的眼光"的学者的“印欧语的眼光"。我们从学习语言学的第一天起就在接受印欧系语言理论和方法的熏

陶，对“印欧语的眼光"已经习以为常，不是主观上想摆脱就能摆脱得了的。我们非常反对汉语研究中的“印

欧语的眼光"，但在评述“五·四"以来的汉语语法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时却是用这种“眼光"来分析有关的问

题的（徐通锵，叶蜚声，1979），因而分寸的掌握不大准确。熙是反对“印欧语的眼光"最有力的一

位学者，但他对汉语的语法结构的看法却打有很深的“印欧语的眼光"的烙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

们现在在这里批评某些传统观念，很可能我们自己也正在不知不觉中受这些传统观念的摆布。这当然只能等将

来由别人来纠正了，正所谓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熙，1985）。这段话很值得我们深思，自然

也同样适用于本文的分析。

前面简要的历史回顾说明汉语语法研究中的“印欧语的眼光"的严重性和普遍性，由于它的影响和干扰，

我们就难以根据汉语的特点而进行独立的研究，只能是“外国的理论在那儿翻新，咱们也就跟着转。这不是坏

事，问题是不论什么理论都得结合汉语的实际。可是‘结合’二字谈何容易。机械地搬用乃至削足适履的事情

不是没有发生过"（吕叔湘，1986）。印欧系语言的语法理论用来分析印欧语，固然可以得心应手，而用

来研究汉语就会捉襟见肘，矛盾重重，其中最难解决的问题就是在“主语－谓语"结构框架下的词类划分以及

词类与句子成分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是“结合"中的最大难题，《马氏文通》以来的语法论争基本上就是围绕

着这条轴线展开的。为什么？因为汉语以“字"为本位的结构与印欧系语言的语法理论之间的矛盾犹如南辕北

辙，难以调和。语言学家虽然想了很多办法，提出各种各样的假设，其中包括汉语语法的结构本位，但都难以

调和两类语言在结构上的矛盾而实现“结合、的目标。《马氏文通》用“字"研究词法，用“词"研究句法，

由于这里的“字"对等于印欧系语言的word,所以是一种以词为本位的语法研究（邵敬敏，1990，51）

。《文通》凭语语义分词类，由于“字无定义故无定类。而欲知其类，当先知上下之文以何如耳"，因而无法

解决词类以及它和句子成分的关系问题。此路不通，黎锦熙（1924，6，29）主张以句为本位来解决这

个难题，提出“国语的词类，在词的本身上（即字的形体上）无从分别；必须看它在句中的位置、职务，才能

认定这一个词是属于何种词类：这是国语文法和西文法一个大不相同之点。所以本书以句法为本位，词类多从

句的成分上分别出来"，并把这些论述概括为“凡词，依句辨品，离句无品"的著名论断。这里虽然已经发现

汉语与印欧语语法理论之间的矛盾，但还是依照这种理论来研究汉语，给词分类。句本位在印欧系语言的研究

中是成立的，只要抓住由一致关系所维持的“主语－谓语"这种封闭性的结构就可以进行词类和它与句子成分

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但在汉语中这种理论是不成立的，因为汉语的句子是一种开放性的结构，一个句子能否成

立，不决定于有无“主语"或“谓语"，也不决定于是一个“主语"和“谓语"还是几个“主语"和“谓语"

，而决定于一个事件的话题的相对完整的叙述（徐通锵，1991，1994），因而无法把它纳入“主语－

谓语"的封闭性结构框架中去研究。语言学家发现这种理论－不能解决汉语的词类问题，二不能解决词类与句

子成分之间的关系问题，只能放弃，另探新路。五十年代以后汉语语法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熙，他用结

构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汉语语法，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他没有在结构本位问题上发表过明确的意见，

但从他的研究实践来看，前期偏重于语素，认为它是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而词、词组、句子等都只是语素的

不同层次的序列；后期在理论上偏重于词组，认为“汉语句子的构造原则跟词组的构造原则基本上是一致的"

可以以词组的结构规则为“纲"来研究汉语的语法（熙，1982，1985），后来人们把这一思想明

确地概括为词组本位，陆俭明（1992，127）还从四个方面对此进行了具体的解释。语素有没有成为一

种“本位"，作者没有说，学术界也无评论，我们也不必给它安上一顶“本位"的帽子，但语素在熙的理

论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至于“词组本位"的理论，它的是非曲直应该放到汉语

语法研究的发展历史中去考察。它是在词本位、句本位无法解决汉语的词类问题以及它与句子成分的关系问题

之后提出来的一种新的理论假设。熙想用这一理论来解决词本位、句本位无法解决的矛盾：既要保持“主

语一谓语"的结构框架，又要排除词类和句子成分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为此，他提出汉语语法的两大特点：

第一，汉语词类和句法成分之间的关系不像印欧语那样一一对应（名词和主宾语对应，动词和谓语对应，形容

词和定语对应，副词和状语对应），而是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对应（如动词和形容词不仅可做谓语，而且可以做

主宾语……）；第二，汉语句子的构造原则和词组的构造原则基本上一致，这种一致性“还特别表现在主谓结

构上。汉语的主谓结构独立的时候相当于英语的句子，不独立的时候相当于英语的子句"，“汉语的主谓结构

实际上也是一种词组，跟其他类型的词组地位完全平等"（熙1985，8）。这两个特点，以“二"为

体（本位），以“一"为用，这样汉语句法结构的分析就可以限制在词组的层次上，只要分析“主谓"“述宾

"“述补"“偏正"“联合"这些词组的结构就行，词类的划分也是以此为基础考察它的分布，不必考虑它与

句子成分之间的关系。这是熙的语法理论的一个发展，1982年的《语法讲义》还把能否“作谓语"“

作定语"作为划分形容词的一个标准，而到1985年的《语法答问》由于考虑到汉语的词类与句子成分的关

系是一对多的错综“对应"，不能不放弃这种句法功能的标准，不然，“由于百分之八九十的动词和形容词可

以做主宾语，能够做定语的名词百分比更高"，就会陷入“凡词，依句辨品，离句无品"的词无定类的泥潭。

熙的词组本位理论在理论上是能够自圆其说的，但不能反映汉语句法结构的本质，因而能够运用的范围很

窄。汉语句法结构的最大特点是它的开放性，与印欧系语言以一致关系为标志的封闭性的主谓结构形成鲜明的

对照。词组本位不仅不能反映汉语句法结构的开放性，而且还进一步把封闭性的句子结构缩小到词组的结构，

这就使语法研究的路子越走越窄，难以分析汉语以开放性为特点的句法结构。其次，熙所说的汉语语法的

两大特点实际上都是用“印欧语的眼光"来观察汉语的结构而得出来的结论，因为印欧语的词类与句子成分的

关系是一对一的对应，以此为准，汉语的“对应"就是一对多。一对一的对应是语言结构规律的反映，而一对

多的所谓“对应"，这里只能说不存在规律，不成规律的东西自然也就不能成为汉语语法结构的特点。《马氏

文通》以来的汉语语法研究的一大弊病就是要在这种不存在规律的地方找规律。总之，词组本位象词本位、句

本位那样，仍旧不能把握汉语语法结构的脉络，难以有效地解决语法研究中的问题。

综合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汉语的语法研究一方面抛弃汉语特有的结构本位－－“字"，而另一方面

却又在“印欧语的眼光"的支配下寻找它的本位，从语素、词、词组到句子，差不多各级“本位"都试过了，

但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这说明印欧系语言的语法理论适用于印欧系语言的研究，拿来研究汉语，由于语言

的普遍特征，在某些狭窄的领域内可能适用，但无法解决汉语研究的基本问题。一种语言的结构本位只能有一

个，语音、语义、语汇和语法的研究都得以它为基础，不可能是一个领域一个“本位"。汉语的研究还得继承

我们自己的传统，以字为“本位"，研究句法的结构规则。这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吸收西方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

，不需要实现普通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与汉语实际的结合，而是说在“吸收"和“结合"的时候必须以汉语的

结构本位－－“字"为基础，因我之需，为我所用，不要因“印欧语的眼光"的干扰而把汉语“结合"到印欧

系语言理论中去研究。研究汉语的方法论原则还得立足汉语，参照科学思潮的发展，在汉语的研究中提炼相应

的理论和原则，“张冠李戴"式的研究恐怕很难解决汉语语法研究中的难题。

四、“字"本位和汉语研究的方法论原则

前面从正、反两个方面讨论了“字"与汉语结构的关系，但要真正摆脱“印欧语的眼光"的束缚，还得弄

清楚“字"与语言研究方法论的关系。

语言是现实的编码体系，语言的规则归根结蒂都是现实规则的投射，不同语言的差异主要是因编码视角的

不同而形成的接受投射方式的差异。汉语以“字"为结构本位，其突出的特点是“一个字·一个音节·一个概

念"的一一对应的强制性和顽强的表义性；它以“比类取象"为编码的特定视角，直接接受现实规则的投射，

不需经过特殊的形式规则的调整，因而语言范畴与概念范畴一致，与印欧系语言的两类范畴既有联系又有矛盾

的情况很不一样。这些特点决定了汉语研究的独特的方法论，这就是可以在语言规则和现实规则之间建立起对

应的联系，用临摹性(iconisity)原则来描写。

临摹性作为一种明确的方法论原则为时还不长，始自本世纪三十年代Peirce的论述，但它的基本精神早就

已经在深刻地影响着语言学家的研究实践，希腊－罗马传统的规定说和约定说之争，我国先秦时期的名实之争

都与这种原则的精神有密切的关系。临摹性原则的基本精神据Perice的描述大体上分为两种类型，一种叫临摹

图像(iconicimage),它必须与它所指的事物相似，如相片、塑像、语言中的拟声词；一种叫临摹图像(iconic

diagram),它是符号的系统排列，其中没有一个符号和它所指的东西相似，但是符号之间的关系必须表现它们

所指事物之间的关系，如技术图案、无线电线路等。“语言中成素(element)的次序平行于实际的经验或认识

的顺序"就是Peirce用来说明语序规则的临摹性的一句名言，经常为语言学家所引用(据Haiman1980;jakobso

n).Peirce的这两类临摹性后来Haiman（1985）简化为“成分临摹"和“关系临摹"，以此探索语言研究

的方法论。

语言规则是现实规则的投射，临摹性应该成为语言研究的一种重要的方法论原则，象汉语这种直接接受现

实规则的投射的语言，临摹性原则应该占据支配地位。传统的汉语研究尽管缺乏理论性的探讨，但在实践中却

始终恪守着临摹性原则，训诂学中“以形求义"和“因声求义"就是这种原则的两种重要的表现方式。“以形

求义"可能因其“形"而归入文字问题，但不要忘记这里的“形"只是求“义"的一种方式。汉字为什么一直

顽强地坚持它的表义性？就是由于它与汉语临摹性的编码原则相适应，是“字"中有“言"，可以通过“形"

去研究"“言"（义），是观察“言"的一个窗口，世界上别的任何发展成熟的文字体系都没有这种功能。如

果说，“以形求义"的“形"终究与文字有关，那么“因声求义"的“声"就完全是语言的问题了。为什么可

以通过“声"而能求取“义"？这不是与音义结合的任意性、约定性矛盾吗？不错，有点矛盾。我们过去对音

义结合的任意性的理解有点绝对化，固然，狐立的一个字人们看不出它的音义结合的理据，但如着眼于字族的

结构，那就不难发现同族字中“字"与“字"之间的制约关系，找出理据，使人们有可能去“因声求义"。段

玉裁、王念孙等自觉地运用这种方法，通过“一声之转"的“转"去探求“字"的语义，从而使汉语的语义研

究取得了重要的突破性进展。这一事实本身就很能说明这种“因声求义"的原则的重要性和生命力。它是汉语

临摹性原则的一种重要表现方式。这方面的问题太复杂，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清楚的，这里只是借此说明：“

字"中形、音、义三位一体，是汉语临摹性编码的基本单位，传统的汉语研究已经基本上把“字"与临摹性原

则的关系说清楚了，现在应该在此基础上研究汉语语句结构规则的临摹性问题，建立语义句法，继承和发展汉

语的研究传统。

以临摹性原则为基础的汉语句法研究现在还没有什么基础，但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其基本精神就是

弄清楚句法规则的语义基础，或者说在语言规则中找出现实规则的投射理据。现在这方面有点深度的研究在我

看到的材料中主要有戴浩一（1985）的时间顺序原则(Theprincipleoftemporalsequence)和石毓智（

1992）关于语义的“±定量"和句法的“±肯定"的关系的论述。时间顺序原则的具体含义是：“两个句

法单位的相对次序决定于它们所表示的概念领域里的状态的时间顺序"。戴列举了大量事例对此进行了很有启

示性的分析。确实，这是汉语的一条重要的临摹性原则，有很强的解释力。以往的语言学家也发表过类似的意

见，例如洪堡特早就说过汉语的句子跟思想的简单明确的顺序一致是汉语特殊的优点(据Robins,1973,36);Hai

man(1980,516)也曾依据语序的特点提出“有理据的临摹性"(theiconisityofMOTIVATION:"语法规则像拟

声词一样直接表现它的意义。这种临摹性的最清楚的例子就是语序。如果其他的方面都一样，叙述句描写的陈

述次序和它们所描写的事件的次序是对应的。"应该说，汉语是最一贯地遵守这种临摹性原则的语言。戴浩一

的时间顺序原则是对这些论述的改进和补充。这种原则在汉语的研究中很重要，但使用的时候也有一个“度"

，即有一定的适用范围。戴浩一对这个“度"的解释是：“把动词作为中心参照点，按照时间顺序来排列跟动

词有语义联系的成分"，这恐怕不确切，至少是不全面的。先请看下面的两例。

1．槽内的水左冲右突，翻着花，滚着个，激扬飞溅，像暴炒着一串玉珠，风翻着一槽白雪，隆隆声震荡

着山谷。（郑伯伦：《黑龙潭印象》）

2．演员们的出色表演成功地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例1除最后一句“隆隆声震荡着山谷"外，中间的各个“动词"性词语的顺序只代表观察者的思维顺序，

而不代表现实现象的时间顺序，更动其间的次序，句子照样成立，而且意思不变。为什么？因为这里的“主语

"是无生的“槽内的水"，时间顺序原则的一个重要条件与“主语"的有生性有关，戴浩一列举的全部例子的

“主语"都是有生性词语，离开了这个条件，“谓语"中即使有若干动词，它们的排列顺序也不一定与现实现

象本身的先后时间顺序一致。例2的“出色表演"和“成功地塑造"虽与时间顺序有关，但在“出色"和“表

演"之间，“成功"和“塑造"之间就与时间顺序不一致，因为只有在“表演"之后才能知其是否“出色"，

“塑造"之后才能定其是否“成功"。这种矛盾与说话的时点有关，只有在演出之后才能依照例2的次序排列

，说明汉语的句法分析不能局限于“主语－谓语"的框架，而应引入语境、说－听双方的交际意图之类的内容

，进行实际的语义分析。所以时间顺序原则在接受现实规则投射的时候有一定的语义条件的限制，不能随便扩

大它的使用范围。

石毓智关于“±定量"和“±肯定"关系的分析是临摹性原则的一次成功的运用。“量"是一种重要的语

义特征，可以自由地用数量字或程度字修饰的都是不定量的（前者表离散，后者表连续），反之即为定量的；

不定量的“字"或字组可以加“没"或“不"否定，即既可以用于肯定的结构，也可以用于否定的结构，而定

量的“字"用于“±肯定"就有很大的限制。他根据现实的规则“量大的事物能够长期保持自己的存在，量小

的容易消失"的投射理论研究汉语的“±肯定"的语义规则：语义程度极小的定量“字"只能用于否定结构，

语义程度极大的定量“字"只能用于肯定结构，语义程度居中的不定量“字"才能自由地用于肯定和否定两种

结构中。假定有一组同义系列的“字"或“字组"，按其语义程度的大小从左到右排成一个系列（左边的为小

量，右边的为大量），例如：

挂齿提起说起谈论叙说诉说倾诉

这些字组的句法表现可以整理出一个从否定到肯定的连续系列：“挂齿"的语义量小，只用于否定结构，

前面都有表否定的“不"或“没"；“倾诉"的语义程度高，只能用于肯定结构，其前不能加“不"或“没"

否定；语义程度居中的“谈论"可以自由地用于肯定或否定的结构；靠近左端的“提起"“说起"经常用于否

定结构，表现在前面加上“不"或“没"说起来更顺口，而靠近右端的“叙说"“诉说"经常用于肯定结构，

如前面加上“不"或“没"否定，说起来比较别扭。我们以往不知道语义和句法之间有什么联系，石毓智的研

究为这种联系提供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证。另外，这也为同义系列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新课题，要求以语义量

的大小排成一个系列，从中比较和研究它们与句法结构的关系。这是一个很有开发前景的新领域。

以临摹性原则为基础的句法研究现在还是初步的、零散的，研究的成果也比较粗疏，而且还没有摆脱印欧

系语言的语法理论的干扰和影响，但是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方法论原则在汉语的句法研究中是有生命力

的，是有广阔的发展前景的。我们这样推崇临摹性的研究，这不是我们的主观偏爱，而是根据以“字"为结构

本位的汉语编码方式的特点而得出来的结论。“字"的临摹性必然会引向句法结构规则的临摹性。这是观察汉

语句法结构的一个关键，也是能否摆脱“印欧语的眼光"束缚的一条重要途径。自然，要用临摹性原则建立汉

语语义句法的一个完整体系还有一系列原则问题需要解决，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结构和“字"的语义分类之间的

关系。结构与分类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相互依存。印欧系语言的“主语－谓语"结构和名词、动词、形容

词的词类划分之间的内在联系就是这种依存关系的一个有力例证。传统的汉语研究只有文字、音韵、训诂，没

有语句的结构，自然也就不必对“字"进行分类。汉语研究的客观需要要求我们去解决这个历史上遗留下来的

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如果有了眉目，其他如结构规则、句型、语序、层次、虚字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有定

"“±肯定"之类的问题的解决才有可靠的理论根据。结构框架的问题我们建议采用“话题－说明"（徐通锵

，1991，1994），而其他的问题有待于来日的研究。

附注：

①这里指合音字，北京话比较少见。历史上曾有相当数量的合音字。方言中的变音（包括变声、变韵、变

调）很多都可以归入这一类合音的范围。

②代表单音节化的儿化。

③“子"代表轻声，马蒂索夫把这类现象看成为“一个半音节"，很有道理（据戴庆厦，1990，3）

。

④这里代表变调。变调的实质是使两个单字调合而为一，形成一个跟单音节声调相类似的声调（五台，1

986，4）。所以这种类型的例子，从声调看，它相当于一个音节；从声、韵母的组合来看，它是两个音节

。这一类例子把它看成一个音节或两个音节，都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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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论范文篇6

方法，一般是指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式、途径、手段和规则的总和。方法总是作为一个系统而存在的，一般包括目的方向选择、途径选择、策略手段选择、工具选择以及操作程序选择等五个层面的方法。1

方法是人们实践活动的产物，并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方法按其适用的领域和层次可分为三类：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和具体科学方法。具体科学方法是适用于各门具体科学的特殊方法，它一般仅在本学科或相临学科领域内适用。一般科学方法是适用于诸多学科领域、带有一定普适性的方法。哲学方法是适用于人类活动一切领域的具有最高普适性的方法。2

方法论是关于方法的理论，它所研究的主要问题包括方法的内在结构、方法的本质与特征、方法的来源与发展、方法的分类、方法的功能评价以及方法的选择与运用等一系列最基本的问题。3

与方法的分类相对应，方法论也可分为三个层次：哲学方法论、一般科学方法论和具体科学方法论。三个层次的方法论之间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它们既互相区别、互相联系又互相影响、互相补充。哲学方法论在最抽象的层次上研究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对人类的活动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一般科学方法论是对哲学方法论的具体化，它在哲学方法论的指导下研究一般科学方法的基本问题。具体科学方法论又是对一般科学方法论的具体化，它在哲学方法论和一般科学方法论的指导下，研究本学科方法的基本问题。哲学方法论可以吸收一般科学方法论的新成果，一般科学方法论也可以吸收具体科学方法论的新成果。三个层次的方法论浑然一体，组成更为深层意义上的方法论体系。

税法学方法论属于具体科学方法论，它所研究的是在税法学研究中所使用的方法的最一般的问题。税法学方法论需要在哲学方法论和法学方法论的指导下，结合税法学自身的特点与需要来建构。它所研究的主要课题是税法学方法的结构、特征、来源、分类、功能评价及其选择与运用等最基本的理论问题。

二、研究税法学方法论的意义

税法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整个税法学的学科体系和学科建设仍处于不断完善之中，许多基础理论问题尚处于空白，许多具体制度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这一状况表明税法学远未形成一个严谨、科学的学科体系。税法学的学科建构需要税法学界所有同仁的共同努力，而在这一学科建构的过程中，方法论的建构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科学史上的大量史实证明，任何规律的揭示、理论的创造都得益于恰当方法的运用，没有方法的科学运用和创造，就没有科学的进步。

税法学目前的研究现状仍不能令人满意，在基础理论研究中尚没有大的突破与发展，在具体制度的研究中则明显暴露出其理论深度之不足、学术视野之狭窄以及研究方法之单一。税法学研究的现状不仅与我国税收法制建设的实践不相适应，而且也不能满足纳税人权利意识逐渐增强的现实需要。加快税法学研究的步伐、拓宽税法学研究的领域、增强税法学研究的理论深度成为摆在中国税法学面前的刻不容缓的课题。

加快税法学研究的步伐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税法学的方法论问题，税法学方法论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税法学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没有税法学方法论上的突破与创新，就很难有税法学研究的突破与创新。没有税法学方法论的发展与成熟，就很难有税法学学科体系的发展与成熟。可以说，目前税法学研究的相对滞后与税法学方法论研究的缺失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近年来，有不少学者已开始关注税法学的方法论问题，并开始尝试着运用其他学科的方法来研究税法问题，为我国的税法学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这从侧面也说明了，方法论问题在税法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只要在方法论问题上能有大的突破与发展，那么税法学研究的发展与繁荣就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现实。

三、税法学方法论体系的初步建构

关于税法学的方法论，目前国内尚没有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专门的探讨，日本和台湾的学者对研究税法的方法多有论述，但尚未把它们上升到方法论的高度来阐述，因此，可以说学界对税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加快建构具有我国特色的税法学方法论体系就成为摆在税法学者面前的急切任务。本文试图在借鉴哲学方法论和法学方法论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我国税法学方法论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作一探讨，以期推动我国税法学界对方法论问题的研究进程。

（一）税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对象与结构

税法学方法论是研究税法学研究中所运用的各种方法及其所组成的方法体系的理论。可分为总论和分论两个部分。总论研究税法学方法体系的建构原则、税法学方法的来源、内部结构、相互关系、应用和操作的基本原则等基本理论问题。具体说来，其研究内容包括：从唯物辨证观上对税法学方法体系进行整体分析；从理论基础上探讨这一方法体系的性质、特点、作用及限度；从体系结构上研究各种方法间的逻辑关系；从方法建构和应用方面研究税法学方法所应遵循的原则；从效果评价方面思考税法学方法的操作技术问题等。4分论则研究各种具体方法的特点、使用范围以及在税法学研究中的具体应用问题。

总论建立在分论的研究成果之上，是对分论研究成果的归纳、总结、概括与提升。分论以总论为指导，是总论的具体化和在具体问题上的具体运用。

（二）税法学方法体系的建构原则

税法学方法论的建构原则是建构税法学方法体系及研究税法学方法体系所应遵循的基本准则。它是哲学世界观对税法学研究方法发挥指导作用的中介，它制约和支配着税法学研究过程的各个阶段和各个环节，如研究课题的选择，研究手段、方法、工具的选择和运用，研究途径、步骤、态度等。5

在税法学方法体系建构的过程中应当遵循以下基本原则：一是实践原则。它要求在建构税法学方法体系的过程中要从实际需要出发，以需要解决的问题为导向，以研究对象的特点为出发点来建构税法学方法体系。二是系统原则。它要求把各种税法学方法组成一个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用系统的眼光来建构税法学方法体系，而不是简单地把一些具体的方法零散地拼凑在一起，要注意它们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及其功能互补关系。三是发展原则。它要求把税法学方法体系建构成一个开放的、发展的体系，注意随着实践发展的需要以及研究对象自身特点的变化而改变原有的研究方法、吸纳新的研究方法。

（三）税法学方法的来源和体系

一般来讲，税法学方法的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途径：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到方法论的实际转化；二是批判地吸收现代西方哲学中的哲学方法；三是从一般科学方法中选择适合于本学科实际的方法；四是法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五是结合本学科研究对象的特点探索新的研究方法。

根据以上税法学方法的来源，我们可以把税法学方法分为三个层面上的方法：哲学层面上的方法、一般科学层面上的方法和具体科学层面上的方法。三个层面上的方法组成了一个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上一层面的方法对下一层面的方法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下一层面的方法是对上一层面的方法的具体化。一般来讲，哲学层面上的方法都能具体化为下一层面的某种或某几种方法，而下一层面的每种方法也都能在哲学层面上找到它们的根据。

在对待三个层面的方法的问题上，我们必须反对两种倾向：一是唯哲学主义，以为哲学方法可以替代其他方法，这不但否定了后两个层面的方法存在的价值，也窒息了哲学方法的发展；二是唯科学主义，认为一般科学方法可以代替哲学方法，这不但否定了哲学方法所具有的指导作用，而且会导致具体科学方法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最终导致具体方法的误用与滥用。6

概括有关学者的研究成果，在哲学层面的方法主要有唯物辩证法（具体包括实事求是、矛盾分析、普遍联系、永恒发展等观点和方法）和历史唯物法（具体包括历史本体论、阶级分析、群众路线、历史主义等观点和方法）；在一般科学层面上的方法主要有数学的方法、系统论的方法、控制论的方法、逻辑学的方法等；在具体科学层面上主要有价值分析法、实证分析法、经济分析法、制度分析法、社会分析法等方法，当然在这些方法之下还有许多更为具体的方法。

在税法学研究中，特别有价值的研究方法包括经济分析法、政策分析法、系统分析法、社会分析法、个案分析法、规范分析法、实证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和历史分析法等。在税法学研究中，既需要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特点分别运用某种方法，更需要多种方法的交叉和综合运用，以期更全面地把握被研究对象。

多学科交叉研究已经成为一种为学术界普遍采用的具有重大价值的研究方法，税法现象在现代租税国家中的重要性及其复杂性导致对税法现象必须采用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可以说，局限在税法的领域来研究税法现象是导致目前税法学研究没有大的突破与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税法学要发展，就必须进行多学科的交叉研究。

关于进行税法学研究的具体的方法选择问题，许多学者已作了有益的探讨。如日本学者金子宏认为：“税法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以原理解释或以解释理论的阐明和形成为目的的法解释学或实用法学的方法；有社会学角度观察从税法的立法到税法的解释与适用过程，以客观探明其现状为目的的法社会学的方法。在实际的研究中，这两种方法多是相互并用的。”7日本学者北野弘久认为：“税法学已具有综合社会科学的典型特点。在对作为社会现象之一的税法现象进行全方位研究时，必须要综合政治学、行政学、财政学、经营学、会计学等一切社会科学加以分析。这种综合分析方法是研究现代法学的共同方法。当然，它们彼此之间在具体运用过程中存在着差别。研究税法学应具备很高的会计学，尤其是各种计算知识的素质。在这一点上，税法学与其它法学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在税法学的研究上，吸收相关领域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是非常重要的。例如，近年就有将经济学等领域的研究方法原封不动地引入到税法学的研究中来的倾向。这种引入，无论是从法解释论方面来看，还是从立法论方面来看，在税法学上将之与法律规范理论加以互换和展开都是最低限度的学术要求。”8台湾学者陈清秀认为：“以税捐作为探讨对象的学术科目，不仅是税法学而已，也包括从经济学的观点，研究税捐问题的财政学的租税理论，税捐政策学的租税理论以及企业经济学的租税理论。此四方面的租税理论应互相合作与互相补充。”“此外，税法学也应理解税法的制度沿革，以求从中正确了解现行税法规定。”9我国也有学者指出：“实际上税法与法理学、宪法学、民法学、行政法学、刑法学、诉讼法学、国际投资法学、冲突法学等部门法学的关系非常密切，税法学应该善于站在法理学和宪法学的高度处理税法问题，税法学也应该吸收和借鉴民法学和行政法学中的具体概念、原则、制度等研究成果，此外，作为宏观调控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济法的国家依法调控经济之理念也应随时指导税法学的研究和实践。总而言之，税法不是一个孤立的学科，它必须借鉴其他法学学科乃至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的成果才能不断发展和完善。”10

以上学者的论述大多强调要运用其他部门法学的方法以及与法学相临近的其他学科的方法来研究税法问题，这对于我们拓宽研究税法的理论视野、挖掘研究税法的方法资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税法学的研究方法仍不局限于以上学者所谈到的方法，哲学层面上的方法以及一般科学上的方法、其他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中所使用的方法都可以而且应该尝试着在税法学的研究中加以运用和发展。税法学的研究既没有什么固定的方法，也没有什么不可改变的模式，税法学的学科体系以及研究方法体系都处在逐渐形成阶段，因此，发展与创新的空间很大。学者可以在这一空间中尝试着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税法学方法体系。

（四）税法学方法的选择、运用与具体操作

方法在主客体的相互作用中是以关系的范畴而存在的，它是沟通主客体的桥梁，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中介，也是主客体实现统一的必然途径。从这一观点出发，可以说，主体对方法的选择、运用与操作也是一门艺术。通常，主体对方法的选择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主体目的性。方法作为一种主观手段是为主体活动服务的，因此，符合主体目的是方法选择的前提条件。二是客体适应性。方法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容的灵魂。也就是说方法并不是纯主观的，它体现了客体的某种要求，因此，方法在满足主体目的性的同时还必须有助于揭示客观事物的本质与规律。主体对客体的选择实际上是对主体目的性和客体适应性的一种综合思考。11

在方法的选择和操作过程中要遵循一定的原则，一般说来，这些原则主要有以下三个：一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原则。它要求在具体方法的选择和操作上要以具体问题为导向，以具体的时间、空间为转移，根据所要解决或研究的问题的特殊矛盾来进行具体的方法选择和操作，切不可“一刀切”，不可用一个模式来解决所有的问题。二是方法多元化原则。在研究具体问题时不应只局限于一种方法，而要学会运用多元化的方法，多角度、多视角地来研究问题，发挥不同方法的功能互补作用。这对于研究运用多种法律规范对税收关系进行综合调整的税法而言，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三是创新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在方法的选择和运用上不要局限于传统的选择与操作程序，而要善于创新，善于把旧方法运用于新的研究领域，善于用新的操作程序来运用旧的方法，在某些情况下，还要结合本学科研究对象的特点探索新的研究方法。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一些方法如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索绪尔的结构主义方法、杜威的实用主义方法、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方法、皮亚杰的发生学方法、波普尔的否证方法等都可以尝试着在税法学研究中加以运用，这些方法有的可以直接转化为研究税法学的方法，有的对税法学研究方法的创新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这些哲学上的方法论资源，我们都要学会加以开发和利用。

税法学方法体系的选择与探索既需要学者的远见卓识与大胆创新，也需要学者为之付出艰苦的努力和持之以恒的毅力。税法学方法体系的建构任重而道远，需要税法学界的所有同仁上下而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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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参见李志才主编：《方法论全书（I）哲学逻辑学方法》，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4参见继德尚：《哲学方法论的构建、应用与操作》，载《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3期。

5参见王伟光：《简论社会科学方法论及其基本原则》，载《北京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

6参见宋禾：《论方法》，载《学术交流》1995年第5期。

7（日）金子宏：《日本税法原理》，刘多田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17—18页。

8（日）北野弘久：《税法学原论》，陈刚、杨建广等译，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14页。

9陈清秀：《税法总论》，三民书局1997年版，第4页。

方法论范文篇7

论文摘要:在回顾以凯尔森为首创的纯粹法学的基础上,主要论及其成为行政法的方法论渊源,从五个方面延伸:一、经验的实质的方法;二、准立法者;三、法位阶说;四、法化;五、法律关系等,进而提出纯粹法学在方法论上对未来行政法学发展的借鉴意义。

范扬曾言:“行政法学为法学之一分科,当以就法律的现象及以法学的方法组织而成立者,较为合于理想。著者于方法论一端,不敢谓有深造,但平时亦颇注意,尤其近时发达之纯粹法学学说,觉其颇有可采之处。”[1]笔者素来知道纯粹法学在法理学尤其是德国法哲学中的意义、在宪法裁判权领域、法与国家关系、国内法与国际法的作用,而对其于行政法的方法论的作用,略知一二,于是进行探究,形成此文。

一、纯粹法学概述

纯粹法学是现代西方法哲学中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一个主要流派,它以“科学”的方法对法学基本概念的界定和分析作为基本任务。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前的西方法学理论界影响极大,凯尔森是这一理论的首倡者,其代表人物还有奥地利法哲学家维德罗斯、德国法学家孔兹。纯粹法学在方法论原则和研究目的等方面与奥斯丁的分析法学一致,但是比奥斯丁的著述更严格、更彻底地贯彻了分析法学的方法。同时纯粹法学以新康德主义哲学为思想基础,“把一切‘非法律因素’从法学理论中排除出去,建立一个纯粹的法学理论。”[2]纯粹法学严格区分实然与应然,纯粹法学只涉及后者,但作为实证主义的理论,纯粹法学仅能以法律规范的形式的(逻辑)结构为对象,而不是其内容。

其主要特征有:一是方法论是描述法(说明的)观察方式,与规章的(规范的)观察方法划分开来。其绝对目的是认识和描述对象,试图回答法是什么和怎么样的,而不是回答法应当如何。二是法律规范的运用,即法学是关于法律规范的科学,以具有法律规范的特征,使某种行为合法或非法的规范为对象的科学。作为法律体系的基本结构单位的法律规范不再是个别的、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什么是法律规范?纯粹法学认为,“法律规范就是意志的客观意义。”[3]法学必须严格区别“应当”和“是”这两个不同领域。

规范是“应当”这样的行为,而意志行为是“是”这样的行为,意志行为的意义总是意在针对一定的人类行为,可以是命令、授权或许可他人以一定方式行为,其意义才能成为具有客观效力的法律规范。法律的这种“应当性”是法律的根本特征之一。这不仅使法律区别于自然界的定律和社会现实,而且使法学区别于具有自然科学性质的社会学。三是两种不同类型的静态秩序和动态秩序体系相结合。静态的法律秩序就是指由基本规范组成的法律体系,动态的规范体系是由基本规范权威的委托授权而形成的规范体系。因此,所谓的法律秩序就是法律的等级体系。四是国家和法律一元论主张。“国家只是作为一个法律现象,作为一个法人即一个社团来加以考虑。”[4]国家并不是一种现实实体,而是法学上的辅助结构。国家是由国内的法律之创造的共同体。国家作为法人是这一共同体或构成这一共同体的国内的法律秩序的人格化。传统法律理论在处理法律与国家关系上的基本错误在于坚持法律与国家的二元论,从而使法律理论变成一种意识形态。二元论理论的目的在于让法律为国家辩护,使国家从一种纯粹的权力事实变成一种受到法律统治的合法制度。二元论的目的不在于理解国家的本质,而在于强化国家的权威。纯粹法学直接反对传统国家理论把国家作为权力和义务的主体,并把它从属于法律是为了防止国家权力的专断导致对公民权利的侵害。其理论主张,所谓的国家的权力和义务只不过是某些特定的个人的权力和义务。国家的义务只有在对某种可归于国家的作为或不作为规定了制裁的条件下才能存在。

二、纯粹法学是行政法学发展的方法论渊源

关于法律的研究方法,有些许种,也有如法学史家的任务,是为了现存的情况而理解法律的意义。加达默尔提出历史理解的真正对象不是事件,而是事件的意义。“谁想对某个法律作正确的意义调整,他就必须首先知道该法律的原本意义内容,所以他必须自身作法学历史性的思考”[5]。即布罗代尔言“从事件到结构,再从结构和模式回到事件”。以下,我们具体从几个方面考察纯粹法学如何是行政法的方法论渊源。

(一)经验的实质的方法

纯粹法学用经验的、实质的方法来研究法律,而行政法学亦采用此方法。一些研究不外乎如此,即“欲使理论认识结果具有‘合理讨论之可能’及‘批判可能性’,须用以下二种方法,始能获致。其一,逻辑的、形式的方法。其二,经验的、实质的方法。”[6]故凯尔森的理论首先是一种实证主义的理论,因为他把其理论的研究对象严格地控制在实在法的领域,即所谓的“共同体的法”,比如美国法、法国法、墨西哥法。凯尔森把法学理论的主题限定在法律规范及其要素和相互关系,法律秩序及其结构,不同法律秩序的相互关系,法在法律秩序中的统一。体现其精髓的那句话是:“所提出的一般理论旨在从结构上去分析实在法,而不是从心理上或经济上去解释它的条件,或从道德上或政治上对它的目的[进行评价。”[4]他把法理学的研究范围限定在一个共同体的实在法,严格区分法律科学和政治学及法律社会学,进而明确区分经验的法和先验的正义,拒绝把纯粹法的理论变成一种法的形而上学,从对实际法律思想的逻辑分析所确立的基本规范中去寻找法律的基础,即它的效力的理由。

而行政法也是偏向于用经验的、实质的方法去考察,并以此为框架构建行政法体系及现行的行政法律制度。行政法的定义规定,公共当局的权力是从属于法律的,就像国王与大臣以及地方政府和其他公共团体一样。所有这些下级权力都有两个固有的特点:第一,它们都受到法律的限制,没有绝对的和不受制约的行政权力;第二,也是必然的结果,任何权力都有可能被滥用。因此,行政法的首要目的就是要保证政府权力在法律范围内行使,防止政府滥用权力。简言之,行政法致力于行政法律规范及其各要素和相互关系,其目的是为了达到行政法在行政法律秩序中的统一。故“行政法学与行政学或政策学,究有分际,彼此不容侵袭;应属行政学详细讨论之点,则著者不得不认为非法学的问题,而勉力避之矣”[1]。其含义也就是:其一,就学科间分野而言,旨在排除行政学或政策学对行政学的干扰,确定行政法学研究的适当对象;其二,侧重于从纯粹法学的立场分析和组建现行的法律制度,而不过多地以超验的价值判断来评论法律。

(二)准立法者

凯尔森的纯粹法学承认“准立法者”所立之法,行政法学在其构建发展演变过程中也沿袭这一传统。纯粹法学承认“法官在法律漏洞或法文不明确的范围内,可以自由地创造法律,无异承认法官在一定限度内,具有准立法者的作用,有权造法”[6]。

英美行政法的现实和趋势也无法回避“准立法者”的行为。古德诺在《比较行政法》和《美国行政法的原则》这两部美国行政法学的开山之作中,他试图摆脱传统“平衡宪法”的束缚。他不强调分权与制衡,尤其是不强调议会和法院对行政的控制,而是强调行政法既要注重保障个人自由权利,

又要尊重行政自由裁量权和提高行政效率。于是尊重行政自由裁量权成了普适的准则。“美国人应当根据一种对公共官员的信任理论来重建政府”这种思潮在罗斯福执政时期达到高峰,凯恩斯主义也为政府干预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即使是上世纪30年代末,社会各界对行政专横和法治的重新关注的压力下成立了“美国检察总长行政程序调查委员会”,重新肯定法律尊重政府官员为公共利益和行政效率而运用自由裁量权的必要性。即便到了全球化时代的行政法,尽管其发展方向是多元主义或市场导向型行政法模式,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国际市场的压力要求政府更具效率、灵活性和回应性,国际统一贸易规则的推行最先废止、取代和修正了国内管制性法律,后延及对行政程序和司法审查的改革。国际贸易与全球竞争、全球化环境与发展问题等均已超出一国行政法的调整范围,随着商贸、政治与文化等渠道的多边接触和互动影响,创造一个新的国际行政法体制成为可能。

在当代行政法的发展中也有这样的走势,即解释立法。尽管行政法规大量增加,然而现在行政事务细密繁杂,非法律法规所能列举,客观形势变化无常,亦非法律法规所能适应,而随时发生的特殊具体事项,更非抽象的法律法规所能规范无遗,况且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法规时,事实上也无法毫无遗漏地预测将来可能发生的一切事件,尚须采用解释的方法予以解决。为此,立法、行政及司法机关对法规均有解释权,其中行政机关因处于行政法的执行机关地位。故解释法规、法令的机会最多,所作的释例数量极为可观,起到“补偏救弊”的作用。虽然行政法的内在架构对此发展趋势进行限制,但是历史传统还是推动着行政法一如既往地前行。

(三)法位阶说

纯粹法学的法位阶说成为了行政法学对法律规范的层次进行划分的根据。凯尔森的法位阶说,认为首先一个国家之法体系,犹若一个圆锥形,法院之判决以及行政机关之处分等,皆构成此圆锥之底层,此种底层之法规范,与实际的社会相接触,而发生规范的作用。底层之上的法规范为法律,法律之上的法规范为宪法,宪法的规定具有高度的一般性或概括性,其用语较为抽象。法律的规定则较具体,其下层之法院判决或行政处分,则已与实际个案接触,不再含有抽象的成分[6]。

其次,从法律的创造以及具体化的过程言,下位规范的内容当然应受上位规范内容所拘束,惟此之所谓拘束,并非意味着毫无裁量余地,仅在依据上位规范创造下位规范时,其创造的范围,须由上位规范加以规律而已。换言之,上位规范犹若一种“框”,法律的解释,即在认识这种“框”。在“框”内有许多造法的可能性,每一种造法可能性,只要符合上位规范的“框”,即属合法。上位规范只能在指示此“框”内可“制定法律”、“作成判决”,并未具体的指示须制定何种法律或须作如何之判决。在“框”内造法,仍拥有甚多之自由[6]。

所以其“框”之理论,也可以这样理解,法律规范之事项,苟在“框”之中心,最为明确,愈趋四周,则愈为模糊,其色彩由浓而薄,几至分不出框内或框外,此等法律事实,是否为法律之规范所及,暧昧不明,自须由法官予以利益衡量,始克明朗。盖立法者于制定法律时,殆就“框”中心之事例而为设想,此乃一般之原则也[6]。

最后,法位阶说的突出体现还在于效力(实效)是法律规范的基本特征。凯尔森认为,效力(实效)是法律规范的基本特征。法律规范的效力从何而来?来自于另一个更高的规范。凯尔森把法律规范分为高级与低级规范,“决定另一个规范的创造的那个规范是高级规范,根据这种调整而被创造出来的规范是低级规范。”法律秩序“是一个不同级的诸规范的等级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一个规范(较低的那个规范)的创造为另一个规范(较高的那个规范)所决定,后者的创造又为一个更高的规范所决定,而这一回归以一个最高的规范即基础规范为终点,这一规范,作为整个法律秩序的效力的最高理由,就构成了这一法律秩序的统一体。”[7]由基础规范经宪法规范到一般规范再到个别规范,每上一级规范决定并授权下一级规范形成一个秩序井然的严密体系。如在这一体系中,一个行政命令如果取得一个法规的授权和认可,它就是有效的;法规如果符合宪法,该法规即有效;如果一部宪法的制定得到先前一部宪法的认可,则该宪法有效;第一部宪法的有效性则来自基础规范,基础规范来自于预先设定。这一预定的作用在于它赋权给人类第一部宪法的制定者,只有他们有权制定法律。即基础规范的任务就在于创立法律规范。

在行政法中,法位阶说也起着指导范式的作用。宪法在行政法的法规范体系上,立于最高的位阶,优越于其他法规范。而行政法的一般法原则乃属于整体或部分法律秩序的根本基础。因此也属于最高位阶。而法律则优越于法规命令与地方自治法规,法规命令优越于职权命令与自治规章。一切中央法规范优越于地方法规范。如各级地方自治法规与中央公布之法律或法规命令相抵触者,应认为无效。根据法位阶理论,仅于相抵触之规范本身有效为前提,因此如中央法律抵触宪法地方自治权之规定而无效时,则该法律并未优越于现行地方自治规章。

倘若相同位阶的规范竞合时,则一般适用于下述法规解决:新法规定优越于旧法规定,特别法规定优越于普通法规定。倘若依据上述法则仍无法解决其矛盾时,则相互矛盾的规定彼此互相废弃,均属无效,因而产生需要填补的法律漏洞。又在法律的领域,一般抽象的法律,优越于执行该法律之法律规定。另上级机关所颁布之法规命令优越于下级机关之法规命令[8]。

(四)法化

实在而言,纯粹法学将行政法学这门学科进行了“法化”[9]。相对于传统学术理论而言,具体的行政法规定在法律之中,并且通过行政命令得到进一步执行。行政法却通过行政处分进一步将之具体化,通过适用法律以及遵守法律的行为转换为社会的文化。换言之,行政法必须由国家机关加以适用,并由人民加以遵守。在从宪法到最后因遵守或强制而实现,有关行政法生成形成的阶层结构中,对于法律经验的传统行政法学而言,这是相当容易理解的。因此传统行政法学的概念首先表现在从“归纳”到“获得经验”的行政法抽象概念上,其次表现在这个客体之上建构的一般法学上秩序化与体系化概念。故在对行政法总论的研究方法就表现在企图建构出非常概括的制度来涵盖生活中各领域的行政法建制,特征是体系性和客观性。

如果说传统行政法是通过经验来掌握的实证法形式展现行政法。那么,纯粹法学的思考路径则迥然相异。它将经验可掌握的对象、行政法的对象、学术上的对象融合为一体。行政法并不意味着实证法本身。纯粹法学舍弃具体实证法律上的经验回顾,建构行政法的学术上基础概念,当作其方法论上遵从应然一元理论的法律思想客体。于是,认识的客体与经验的客体的结合成概念上的同一性。故行政法理论是一般法理论中无法区分出来的一部分。在此,我们可以说纯粹法理论所针对强调的只在于“方法”,更甚至于,对于一个着眼于形式逻辑的规范思想而言,纯粹法理论强调的是一个应然性建构的概念结构,即方法决定、创造了对象。

纯粹法学的对象是对象的思维而非对象本身。它虽然提及到传统学术是从实在法秩序的行政法中建构出来的基本概念,但是它视这些均只是概念

上掌握的意识形态而已。对它而言,行政法仅止于一个应然一元法学理论思考上而非独立的“规范集合”。纯粹法学藉由法规范思考模式之助,将这些概念“去意识形态化”,并在形式逻辑上进行拆解,终于在规范应然层面上使之统一化。或具体而言,如“法人”(国家)仅可能是法规范的集合,它只是整体法秩序的部分秩序,而这个整体法秩序也只是全球国际法秩序中的部分秩序。如“机关”也仅仅可能是法规范的集合,它只是整体法秩序的部分秩序,而这个法规范的集合也只是整体法秩序的部分秩序。还有如“权限”,它也只是法规范的集合,也仅是广泛部分法秩序中的其中一部分,而这个广泛部分法秩序也只是整体法秩序的部分秩序。

相较于其他法律学科来说,行政法学是一个极为年轻的学科,基于这一角度出发,行政法学总想避免与民法的立法、法制史或自然法方法混用,力求拥有一个尽可能异于民法学的独立方法。于是行政法中假设有一个行为“人”,代表他的利益,遵守特别重要的目的(这个人在民法领域中顶多扮[演被动或者想像的角色)。这个“人”就是“国家”。这个“人”一方面在法律上被视之为如自然人,但是另一方面因为他的重要性、价值与强度却又远远异于屈服在他之下的个体——公民,所以法秩序下的法律关系主体,可能是国家也可能是公民。这一论说略显牵强,原因是如行政处分中并未蕴含与民法可相比拟的(行政——个人间)法律关系。它除了作为一个源于高位权力的单方产物外,没有其他可能。纯粹法学一方面反对基于对规范考察中纳入无关的要素或概念,例如权力或高位权力,一方面也消弥了至少在本质无异的区别。这动摇了行政法作为公法,而与私法相区别的传统公私二元理论。对于行政法这门学科作出贡献的纯粹法学,并非强调行政法异于民法而作为公法之独特体系,而是将行政法此学科进行“法化”。

(五)法律关系

在行政法学中“法律关系”理论的发展,深受凯尔森纯粹法学的影响[10]。在其纯粹法理论中,法律关系占据极重要的地位。前期其理论中的法律关系指的是主体们与法或法秩序的关系(权利与法规)的关系、义务与法规的关系以及主体关系本身与法规的关系。他特别反对所谓的上下隶属秩序的关系,将国家与其他法律主体等同视之,并与其他法律主体一同面对秩序。后期其理论将国家与法等同视之,通过这一架构,国家就是一个法秩序,法秩序整体就是作为法律主体来掌握,而国家也可当作一个法律主体。凯尔森在后期的《纯粹法学》一书中一再声称,他视法律关系为两个主体间的关系。其中不仅包括有义务为特定行为之一方以及作为义务相对人的他方间的关系,同时还包括被授权适用规范者与被授权制订规范者之间的关系,还甚至包括被授权制订规范或适用规范者以及因为这个规范而被授予权利或承担义务者之间的关系。法律关系由此是指由法规范所形成的两个或多个主体之间的关系。纯粹法学这一理论的铺垫,为现代法律关系理论的拓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根据这种对法律关系的理解,个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由法规范加以形成,社会领域就包含了法的领域,各种法的关系也同时反映了社会的关系。这样也不用对规范制订主体与规范适用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进行概念界定,原因是它属于法律关系中的一个下位概念,这种关系可以用内部职务的内部机关关系称之。只是这种内部职务或功能上的赋予义务,是基于人的行为形式而从法规范上加以规定的,也是由法加以决定的。如此以来法律关系就成为了以“法”作为手段所作用的社会关系。

因此,整体的法秩序便解释成一个法律关系秩序。“一个法律秩序的类似的等级结构。”[11]法律关系可能仅取决于法规范条文规定,同时且还可能取决于事物的特性,如社会、政治等其他因素。即大部分法律关系除了法规范决定外,还受到事物特性的影响。也即行政法学的概念和体系建构应从个别法律关系中寻找基础。

纯粹法学对行政法学的方法论的形成,其着眼点远远不止以上几个方面,还有其他诸多方面,如“展开了实证行政法学与规范行政法学的研究,前者是关于事实判断的,而后者是关于价值判断的。”[12]如对传统国家三要素的否定,建立国家四要素,再如强调法律规范效力的实在性和普遍性等等。

三、研究纯粹法学在方法论上对未来行政法学发展的借鉴意义

上世纪,以法律社会化的背景,引发了自由法学和社会法学的勃兴,修正了法律理论的学术价值和作用。继之,纯粹法学、批判法学、现象法学、价值论法学等问世,它们交汇为一种价值开放的重要法学方法论,行政法学自此走出误区而形成结构严谨、体系完备、理论成熟、具有相当规模的体系。近20年来,西方国家进行了一场以公共选择理论和管理主义为取向的改革,置换了行政官僚制的政治经济学基础,对行政法尤其是政府管制与行政规章进行了结构性的改造。笔者思索:对于新的理论出现,作为传统的行政法的理论基础之一的纯粹法学能否为行政法的制度创新继续提供规范性基础和学术支持?面对21世纪经济全球化以及各国经贸行政法律制度的趋同[13]。如何在新的背景下运用法学方法论?“一直存在争议的是:法学方法是应当单独应用,还是应当结合应用其他社会学科有关法律作用的认识成果?……我们认为,应当反对行政法学必须唯现实是从的做法,广泛应用来源各不相同的方法研究行政法有助于问题的解决。”[14]从纯粹法学对上世纪行政法学发展的影响,应该能得到某种启示。综之,一方面通过反思传统法理论的学术根源和学术传统,把握一种对行政法模式的技术性调整和改造。另一方面“通过新的模式如‘公共选择理论’、‘利益代表理论’来超越传统。”[14]这两方面的结合应当为未来行政法的发展提供了某种合理性基础。

论文关键词:行政法纯粹法学方法论

论文摘要:在回顾以凯尔森为首创的纯粹法学的基础上,主要论及其成为行政法的方法论渊源,从五个方面延伸:一、经验的实质的方法;二、准立法者;三、法位阶说;四、法化;五、法律关系等,进而提出纯粹法学在方法论上对未来行政法学发展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范扬.行政法总论·序言部分[A].罗豪才,孙琬锺.与时俱进的中国法学[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95.

[2]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M].法律出版社,1996.86.

[3]HansKelsen.PureTheoryofLaw[M].UniversityofCarlifornia,BerkeleyandLosAngoles,1967.5.

[4][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203,5.

[5]加达默尔[.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M].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419.

[6]杨仁寿.法学方法论[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26,73-74,73-74,73-74,73-74.

[7]张明新.纯粹法学述评及其对中国当代法治的启示[J].南京大学学报,2001,(1).

[8]翁岳生.行政法[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166.

方法论范文篇8

纯粹法学是现代西方法哲学中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一个主要流派,它以“科学”的方法对法学基本概念的界定和分析作为基本任务。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前的西方法学理论界影响极大,凯尔森是这一理论的首倡者,其代表人物还有奥地利法哲学家维德罗斯、德国法学家孔兹。纯粹法学在方法论原则和研究目的等方面与奥斯丁的分析法学一致,但是比奥斯丁的著述更严格、更彻底地贯彻了分析法学的方法。同时纯粹法学以新康德主义哲学为思想基础,“把一切‘非法律因素’从法学理论中排除出去,建立一个纯粹的法学理论。”[2]纯粹法学严格区分实然与应然,纯粹法学只涉及后者,但作为实证主义的理论,纯粹法学仅能以法律规范的形式的(逻辑)结构为对象,而不是其内容。

其主要特征有:一是方法论是描述法(说明的)观察方式,与规章的(规范的)观察方法划分开来。其绝对目的是认识和描述对象,试图回答法是什么和怎么样的,而不是回答法应当如何。二是法律规范的运用,即法学是关于法律规范的科学,以具有法律规范的特征,使某种行为合法或非法的规范为对象的科学。作为法律体系的基本结构单位的法律规范不再是个别的、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什么是法律规范?纯粹法学认为,“法律规范就是意志的客观意义。”[3]法学必须严格区别“应当”和“是”这两个不同领域。

规范是“应当”这样的行为,而意志行为是“是”这样的行为,意志行为的意义总是意在针对一定的人类行为,可以是命令、授权或许可他人以一定方式行为,其意义才能成为具有客观效力的法律规范。法律的这种“应当性”是法律的根本特征之一。这不仅使法律区别于自然界的定律和社会现实,而且使法学区别于具有自然科学性质的社会学。三是两种不同类型的静态秩序和动态秩序体系相结合。静态的法律秩序就是指由基本规范组成的法律体系,动态的规范体系是由基本规范权威的委托授权而形成的规范体系。因此,所谓的法律秩序就是法律的等级体系。四是国家和法律一元论主张。“国家只是作为一个法律现象,作为一个法人即一个社团来加以考虑。”[4]国家并不是一种现实实体,而是法学上的辅助结构。国家是由国内的法律之创造的共同体。国家作为法人是这一共同体或构成这一共同体的国内的法律秩序的人格化。传统法律理论在处理法律与国家关系上的基本错误在于坚持法律与国家的二元论,从而使法律理论变成一种意识形态。二元论理论的目的在于让法律为国家辩护,使国家从一种纯粹的权力事实变成一种受到法律统治的合法制度。二元论的目的不在于理解国家的本质,而在于强化国家的权威。纯粹法学直接反对传统国家理论把国家作为权力和义务的主体,并把它从属于法律是为了防止国家权力的专断导致对公民权利的侵害。其理论主张,所谓的国家的权力和义务只不过是某些特定的个人的权力和义务。国家的义务只有在对某种可归于国家的作为或不作为规定了制裁的条件下才能存在。

二、纯粹法学是行政法学发展的方法论渊源

关于法律的研究方法,有些许种,也有如法学史家的任务,是为了现存的情况而理解法律的意义。加达默尔提出历史理解的真正对象不是事件,而是事件的意义。“谁想对某个法律作正确的意义调整,他就必须首先知道该法律的原本意义内容,所以他必须自身作法学历史性的思考”[5]。即布罗代尔言“从事件到结构,再从结构和模式回到事件”。以下,我们具体从几个方面考察纯粹法学如何是行政法的方法论渊源。

(一)经验的实质的方法

纯粹法学用经验的、实质的方法来研究法律,而行政法学亦采用此方法。一些研究不外乎如此,即“欲使理论认识结果具有‘合理讨论之可能’及‘批判可能性’,须用以下二种方法,始能获致。其一,逻辑的、形式的方法。其二,经验的、实质的方法。”[6]故凯尔森的理论首先是一种实证主义的理论,因为他把其理论的研究对象严格地控制在实在法的领域,即所谓的“共同体的法”,比如美国法、法国法、墨西哥法。凯尔森把法学理论的主题限定在法律规范及其要素和相互关系,法律秩序及其结构,不同法律秩序的相互关系,法在法律秩序中的统一。体现其精髓的那句话是:“所提出的一般理论旨在从结构上去分析实在法,而不是从心理上或经济上去解释它的条件,或从道德上或政治上对它的目的进行评价。”[4]他把法理学的研究范围限定在一个共同体的实在法,严格区分法律科学和政治学及法律社会学,进而明确区分经验的法和先验的正义,拒绝把纯粹法的理论变成一种法的形而上学,从对实际法律思想的逻辑分析所确立的基本规范中去寻找法律的基础,即它的效力的理由。

而行政法也是偏向于用经验的、实质的方法去考察,并以此为框架构建行政法体系及现行的行政法律制度。行政法的定义规定,公共当局的权力是从属于法律的,就像国王与大臣以及地方政府和其他公共团体一样。所有这些下级权力都有两个固有的特点:第一,它们都受到法律的限制,没有绝对的和不受制约的行政权力;第二,也是必然的结果,任何权力都有可能被滥用。因此,行政法的首要目的就是要保证政府权力在法律范围内行使,防止政府滥用权力。简言之,行政法致力于行政法律规范及其各要素和相互关系,其目的是为了达到行政法在行政法律秩序中的统一。故“行政法学与行政学或政策学,究有分际,彼此不容侵袭;应属行政学详细讨论之点,则著者不得不认为非法学的问题,而勉力避之矣”[1]。其含义也就是:其一,就学科间分野而言,旨在排除行政学或政策学对行政学的干扰,确定行政法学研究的适当对象;其二,侧重于从纯粹法学的立场分析和组建现行的法律制度,而不过多地以超验的价值判断来评论法律。

(二)准立法者

凯尔森的纯粹法学承认“准立法者”所立之法,行政法学在其构建发展演变过程中也沿袭这一传统。纯粹法学承认“法官在法律漏洞或法文不明确的范围内,可以自由地创造法律,无异承认法官在一定限度内,具有准立法者的作用,有权造法”[6]。

英美行政法的现实和趋势也无法回避“准立法者”的行为。古德诺在《比较行政法》和《美国行政法的原则》这两部美国行政法学的开山之作中,他试图摆脱传统“平衡宪法”的束缚。他不强调分权与制衡,尤其是不强调议会和法院对行政的控制,而是强调行政法既要注重保障个人自由权利,又要尊重行政自由裁量权和提高行政效率。于是尊重行政自由裁量权成了普适的准则。“美国人应当根据一种对公共官员的信任理论来重建政府”这种思潮在罗斯福执政时期达到高峰,凯恩斯主义也为政府干预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即使是上世纪30年代末,社会各界对行政专横和法治的重新关注的压力下成立了“美国检察总长行政程序调查委员会”,重新肯定法律尊重政府官员为公共利益和行政效率而运用自由裁量权的必要性。即便到了全球化时代的行政法,尽管其发展方向是多元主义或市场导向型行政法模式,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国际市场的压力要求政府更具效率、灵活性和回应性,国际统一贸易规则的推行最先废止、取代和修正了国内管制性法律,后延及对行政程序和司法审查的改革。国际贸易与全球竞争、全球化环境与发展问题等均已超出一国行政法的调整范围,随着商贸、政治与文化等渠道的多边接触和互动影响,创造一个新的国际行政法体制成为可能。

在当代行政法的发展中也有这样的走势,即解释立法。尽管行政法规大量增加,然而现在行政事务细密繁杂,非法律法规所能列举,客观形势变化无常,亦非法律法规所能适应,而随时发生的特殊具体事项,更非抽象的法律法规所能规范无遗,况且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法规时,事实上也无法毫无遗漏地预测将来可能发生的一切事件,尚须采用解释的方法予以解决。为此,立法、行政及司法机关对法规均有解释权,其中行政机关因处于行政法的执行机关地位。故解释法规、法令的机会最多,所作的释例数量极为可观,起到“补偏救弊”的作用。虽然行政法的内在架构对此发展趋势进行限制,但是历史传统还是推动着行政法一如既往地前行。

(三)法位阶说

纯粹法学的法位阶说成为了行政法学对法律规范的层次进行划分的根据。凯尔森的法位阶说,认为首先一个国家之法体系,犹若一个圆锥形,法院之判决以及行政机关之处分等,皆构成此圆锥之底层,此种底层之法规范,与实际的社会相接触,而发生规范的作用。底层之上的法规范为法律,法律之上的法规范为宪法,宪法的规定具有高度的一般性或概括性,其用语较为抽象。法律的规定则较具体,其下层之法院判决或行政处分,则已与实际个案接触,不再含有抽象的成分[6]。

其次,从法律的创造以及具体化的过程言,下位规范的内容当然应受上位规范内容所拘束,惟此之所谓拘束,并非意味着毫无裁量余地,仅在依据上位规范创造下位规范时,其创造的范围,须由上位规范加以规律而已。换言之,上位规范犹若一种“框”,法律的解释,即在认识这种“框”。在“框”内有许多造法的可能性,每一种造法可能性,只要符合上位规范的“框”,即属合法。上位规范只能在指示此“框”内可“制定法律”、“作成判决”,并未具体的指示须制定何种法律或须作如何之判决。在“框”内造法,仍拥有甚多之自由[6]。

所以其“框”之理论,也可以这样理解,法律规范之事项,苟在“框”之中心,最为明确,愈趋四周,则愈为模糊,其色彩由浓而薄,几至分不出框内或框外,此等法律事实,是否为法律之规范所及,暧昧不明,自须由法官予以利益衡量,始克明朗。盖立法者于制定法律时,殆就“框”中心之事例而为设想,此乃一般之原则也[6]。

最后,法位阶说的突出体现还在于效力(实效)是法律规范的基本特征。凯尔森认为,效力(实效)是法律规范的基本特征。法律规范的效力从何而来?来自于另一个更高的规范。凯尔森把法律规范分为高级与低级规范,“决定另一个规范的创造的那个规范是高级规范,根据这种调整而被创造出来的规范是低级规范。”法律秩序“是一个不同级的诸规范的等级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一个规范(较低的那个规范)的创造为另一个规范(较高的那个规范)所决定,后者的创造又为一个更高的规范所决定,而这一回归以一个最高的规范即基础规范为终点,这一规范,作为整个法律秩序的效力的最高理由,就构成了这一法律秩序的统一体。”[7]由基础规范经宪法规范到一般规范再到个别规范,每上一级规范决定并授权下一级规范形成一个秩序井然的严密体系。如在这一体系中,一个行政命令如果取得一个法规的授权和认可,它就是有效的;法规如果符合宪法,该法规即有效;如果一部宪法的制定得到先前一部宪法的认可,则该宪法有效;第一部宪法的有效性则来自基础规范,基础规范来自于预先设定。这一预定的作用在于它赋权给人类第一部宪法的制定者,只有他们有权制定法律。即基础规范的任务就在于创立法律规范。

在行政法中,法位阶说也起着指导范式的作用。宪法在行政法的法规范体系上,立于最高的位阶,优越于其他法规范。而行政法的一般法原则乃属于整体或部分法律秩序的根本基础。因此也属于最高位阶。而法律则优越于法规命令与地方自治法规,法规命令优越于职权命令与自治规章。一切中央法规范优越于地方法规范。如各级地方自治法规与中央公布之法律或法规命令相抵触者,应认为无效。根据法位阶理论,仅于相抵触之规范本身有效为前提,因此如中央法律抵触宪法地方自治权之规定而无效时,则该法律并未优越于现行地方自治规章。

倘若相同位阶的规范竞合时,则一般适用于下述法规解决:新法规定优越于旧法规定,特别法规定优越于普通法规定。倘若依据上述法则仍无法解决其矛盾时,则相互矛盾的规定彼此互相废弃,均属无效,因而产生需要填补的法律漏洞。又在法律的领域,一般抽象的法律,优越于执行该法律之法律规定。另上级机关所颁布之法规命令优越于下级机关之法规命令[8]。

(四)法化

实在而言,纯粹法学将行政法学这门学科进行了“法化”[9]。相对于传统学术理论而言,具体的行政法规定在法律之中,并且通过行政命令得到进一步执行。行政法却通过行政处分进一步将之具体化,通过适用法律以及遵守法律的行为转换为社会的文化。换言之,行政法必须由国家机关加以适用,并由人民加以遵守。在从宪法到最后因遵守或强制而实现,有关行政法生成形成的阶层结构中,对于法律经验的传统行政法学而言,这是相当容易理解的。因此传统行政法学的概念首先表现在从“归纳”到“获得经验”的行政法抽象概念上,其次表现在这个客体之上建构的一般法学上秩序化与体系化概念。故在对行政法总论的研究方法就表现在企图建构出非常概括的制度来涵盖生活中各领域的行政法建制,特征是体系性和客观性。

如果说传统行政法是通过经验来掌握的实证法形式展现行政法。那么,纯粹法学的思考路径则迥然相异。它将经验可掌握的对象、行政法的对象、学术上的对象融合为一体。行政法并不意味着实证法本身。纯粹法学舍弃具体实证法律上的经验回顾,建构行政法的学术上基础概念,当作其方法论上遵从应然一元理论的法律思想客体。于是,认识的客体与经验的客体的结合成概念上的同一性。故行政法理论是一般法理论中无法区分出来的一部分。在此,我们可以说纯粹法理论所针对强调的只在于“方法”,更甚至于,对于一个着眼于形式逻辑的规范思想而言,纯粹法理论强调的是一个应然性建构的概念结构,即方法决定、创造了对象。

纯粹法学的对象是对象的思维而非对象本身。它虽然提及到传统学术是从实在法秩序的行政法中建构出来的基本概念,但是它视这些均只是概念上掌握的意识形态而已。对它而言,行政法仅止于一个应然一元法学理论思考上而非独立的“规范集合”。纯粹法学藉由法规范思考模式之助,将这些概念“去意识形态化”,并在形式逻辑上进行拆解,终于在规范应然层面上使之统一化。或具体而言,如“法人”(国家)仅可能是法规范的集合,它只是整体法秩序的部分秩序,而这个整体法秩序也只是全球国际法秩序中的部分秩序。如“机关”也仅仅可能是法规范的集合,它只是整体法秩序的部分秩序,而这个法规范的集合也只是整体法秩序的部分秩序。还有如“权限”,它也只是法规范的集合,也仅是广泛部分法秩序中的其中一部分,而这个广泛部分法秩序也只是整体法秩序的部分秩序。

相较于其他法律学科来说,行政法学是一个极为年轻的学科,基于这一角度出发,行政法学总想避免与民法的立法、法制史或自然法方法混用,力求拥有一个尽可能异于民法学的独立方法。于是行政法中假设有一个行为“人”,代表他的利益,遵守特别重要的目的(这个人在民法领域中顶多扮演被动或者想像的角色)。这个“人”就是“国家”。这个“人”一方面在法律上被视之为如自然人,但是另一方面因为他的重要性、价值与强度却又远远异于屈服在他之下的个体——公民,所以法秩序下的法律关系主体,可能是国家也可能是公民。这一论说略显牵强,原因是如行政处分中并未蕴含与民法可相比拟的(行政——个人间)法律关系。它除了作为一个源于高位权力的单方产物外,没有其他可能。纯粹法学一方面反对基于对规范考察中纳入无关的要素或概念,例如权力或高位权力,一方面也消弥了至少在本质无异的区别。这动摇了行政法作为公法,而与私法相区别的传统公私二元理论。对于行政法这门学科作出贡献的纯粹法学,并非强调行政法异于民法而作为公法之独特体系,而是将行政法此学科进行“法化”。

(五)法律关系

在行政法学中“法律关系”理论的发展,深受凯尔森纯粹法学的影响[10]。在其纯粹法理论中,法律关系占据极重要的地位。前期其理论中的法律关系指的是主体们与法或法秩序的关系(权利与法规)的关系、义务与法规的关系以及主体关系本身与法规的关系。他特别反对所谓的上下隶属秩序的关系,将国家与其他法律主体等同视之,并与其他法律主体一同面对秩序。后期其理论将国家与法等同视之,通过这一架构,国家就是一个法秩序,法秩序整体就是作为法律主体来掌握,而国家也可当作一个法律主体。凯尔森在后期的《纯粹法学》一书中一再声称,他视法律关系为两个主体间的关系。其中不仅包括有义务为特定行为之一方以及作为义务相对人的他方间的关系,同时还包括被授权适用规范者与被授权制订规范者之间的关系,还甚至包括被授权制订规范或适用规范者以及因为这个规范而被授予权利或承担义务者之间的关系。法律关系由此是指由法规范所形成的两个或多个主体之间的关系。纯粹法学这一理论的铺垫,为现代法律关系理论的拓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根据这种对法律关系的理解,个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由法规范加以形成,社会领域就包含了法的领域,各种法的关系也同时反映了社会的关系。这样也不用对规范制订主体与规范适用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进行概念界定,原因是它属于法律关系中的一个下位概念,这种关系可以用内部职务的内部机关关系称之。只是这种内部职务或功能上的赋予义务,是基于人的行为形式而从法规范上加以规定的,也是由法加以决定的。如此以来法律关系就成为了以“法”作为手段所作用的社会关系。

因此,整体的法秩序便解释成一个法律关系秩序。“一个法律秩序的类似的等级结构。”[11]法律关系可能仅取决于法规范条文规定,同时且还可能取决于事物的特性,如社会、政治等其他因素。即大部分法律关系除了法规范决定外,还受到事物特性的影响。也即行政法学的概念和体系建构应从个别法律关系中寻找基础。

纯粹法学对行政法学的方法论的形成,其着眼点远远不止以上几个方面,还有其他诸多方面,如“展开了实证行政法学与规范行政法学的研究,前者是关于事实判断的,而后者是关于价值判断的。”[12]如对传统国家三要素的否定,建立国家四要素,再如强调法律规范效力的实在性和普遍性等等。

三、研究纯粹法学在方法论上对未来行政法学发展的借鉴意义

上世纪,以法律社会化的背景,引发了自由法学和社会法学的勃兴,修正了法律理论的学术价值和作用。继之,纯粹法学、批判法学、现象法学、价值论法学等问世,它们交汇为一种价值开放的重要法学方法论,行政法学自此走出误区而形成结构严谨、体系完备、理论成熟、具有相当规模的体系。近20年来,西方国家进行了一场以公共选择理论和管理主义为取向的改革,置换了行政官僚制的政治经济学基础,对行政法尤其是政府管制与行政规章进行了结构性的改造。笔者思索:对于新的理论出现,作为传统的行政法的理论基础之一的纯粹法学能否为行政法的制度创新继续提供规范性基础和学术支持?面对21世纪经济全球化以及各国经贸行政法律制度的趋同[13]。如何在新的背景下运用法学方法论?“一直存在争议的是:法学方法是应当单独应用,还是应当结合应用其他社会学科有关法律作用的认识成果?……我们认为,应当反对行政法学必须唯现实是从的做法,广泛应用来源各不相同的方法研究行政法有助于问题的解决。”[14]从纯粹法学对上世纪行政法学发展的影响,应该能得到某种启示。综之,一方面通过反思传统法理论的学术根源和学术传统,把握一种对行政法模式的技术性调整和改造。另一方面“通过新的模式如‘公共选择理论’、‘利益代表理论’来超越传统。”[14]这两方面的结合应当为未来行政法的发展提供了某种合理性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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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德]汉斯·J·沃尔夫,奥托·巴霍夫,罗尔夫·施托贝尔.行政法[M].商务印书馆,2002.106.

方法论范文篇9

一、成本控制应以生产技术部门为主

财会人员对企业成本控制做了大量的工作。如制定企业内部成本管理办法、建立成本控制责任制，以及每月都要计算成本和编制成本报表等工作；在机构设置上，也设有成本科（室），配有专门负责成本管理人员；长期以来，形成了生产技术部门只管要钱、花钱，财会部门只管卡钱、管钱的局面。这些都使人们认为成本控制是财会部门的事，应以财会部门或财会人员为主。

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也是企业没能有效控制成本的根本原因。现举例说明。油田要打一口生产井，生产设计部门设计井深为15O0米。根据地质资料可知，地层在13OO米以下已没有含油构造，多设计这2O0米井深是多余的，也是不必要的。其井越深，投资就越大，成本就越高，这是不争的事实。那么，财会人员怎样才能知道这2OO米井深是不必要的，又如何说服生产技术部门改变这一不当的设计呢？财会人员常因外行而无能为力。不当的投资一旦形成，每年提取的固定资产折旧费用要增加，摊入产品成本中的费用也会随之增加，令以后生产成本难以控制。再如，固定资产的更新改造、设备的维护保养，诸如此类问题也是由生产技术部门决定的，而财会部门对此能做些什么呢？即使能提点意见往往也只是供参考而已。一言以蔽之，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生产费用的支出；大都是由生产技术部门确定的。他们最知道哪些费用该花，哪些费用不该花，哪些成本能够控制，哪些成本不能够控制。他们深知或能找到成本控制的最佳途径和办法。因此可以说，成本控制工作应以生产技术部门为主。只有摆正生产技术部门成本控制的主导地位，明确企业各部门成本控制的责任，才能有效地控制成本。

确定了生产技术部门成本控制的主力地位，并不是为财会部门推卸责任，也不是说它不重要。财会部门虽然处于辅助地位，但仍然是成本控制的一支重要力量。为了使生产技术部门更好地控制成本，财会部门要把成本报表、成本资料等会计信息，及时、准确地提供给他们，甚至把企业不良的财务状况和成本控制的严峻形势也向他们汇报。这样生产技术部门才能增强成本控制的意识，掌握成本发展变化的趋势，找出成本控制的途径和办法，进行有效地成本控制。

二、成本控制是全员、全过程的成本控制

1．全员的成本控制。企业全员的成本控制，是指企业各部门和全体职工对成本所进行的共同控制。①各部门的成本控制。生产技术部门、财会部门和其他各部门之间，要互通成本控制信息，交流成本控制经验。企业上下级之间要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形成纵横的成本控制网络，才能达到成本控制的预期效果。克服过去那种各部门之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现象，致使成本控制不力。②全员职工的成本控制。首先，是企业领导对成本的控制。领导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决策者、组织者，他们对成本控制是否重视，是否得法，直接影响到企业整体成本控制的效果。因此，企业领导必须重视成本控制，积极组织和领导全体职工做好成本控制工作。其次，是一般职工的成本控制。企业每个职工的劳动成果，每项费用支出，最终都要反映到成本之中，因此人人都有成本控制的责任和义务。如废品损失，按规定要计入合格产品的成本中。如果某职工生产的产品全部合格，没有废品，使成本“不超出范围”，就说明他成本控制得很好。反之，有废品发生，使成本“超出范围”，则说明他成本控制得不好。即使是企业机关的一般工作人员，也涉及到成本控制的问题。如办公费用指标是否超支，业务招待费用控制得如何，有无公车私跑等现象？这些都是成本控制的内容。总之，企业每个部门、每个职工都要有成本控制的意识，花公家的钱要像花自己的钱那样节省，就能对成本进行较好地控制。

2．全过程的成本控制。企业全过程的成本控制，是指产品生产过程和销售过程的成本控制。其主要内容有：①对成本产生的源头所进行的控制。如对投资决策的控制，确保投资决策正确，避免失误；对技术设计的控制，做到设计科学、费用合理。②对产品生产的各项费用的控制。如对材料采购的控制，力争做到材料采购货比三家，物美价廉，以及杜绝受贿、索取回扣等违法违纪现象的发生；对无效或低效井下作业工作量的控制，以减少井下作业费用的支出。③对产品销售费用的控制。如对广告费、运输费、装卸费的控制等。④总结前期成本控制的经验和教训，做好下期产品成本超前控制的准备工作。三、思想对成本控制的作用

思想是支配一切的，职工有什么样的思想，就有什么样的行动，思想对成本控制具有决定性作用。就其某种意义上说，成本控制实质是对人思想的控制。

1．提高成本控制意识。有了成本控制意识，才能有效控制成本。从大的方面说，一种正确的成本控制意识，常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根据我国石油工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低成本发展战略”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大庆油田得到了认真贯彻、执行。去年，大庆油田取得了上交利税数百亿元。创造了历史新高的好成绩；从小的方面说，工程技术人员如果具有一定的成本控制意识，就可以设计、建筑出造价合理、质量合格的工程。

方法论范文篇10

一、两种传统的商誉计量方法

商誉计量是商誉会计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它影响着商誉的确认、摊销和其他处理程序。传统上，仅对合并商誉（或称外购商誉）计量入账，对自创商誉则不予确认。即便同样是对合并商誉的计量，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做法：

1、间接计量法

间接计量法也称割差法，是以购买成本大于购买方在交易日对所购买的可辨认资产和负债的公允价值中的权益部分的差额来衡量商誉的价值。用公式表示为：

商誉价值＝购买总成本－（取得的有形资产及可辨认无形资产公允价值总和—承受之负债公允价值总额）＝购买总成本—购买的净资产公允价值

［例1］A公司决定收购B公司，经评估，收购日B公司全部资产的公允价值为28700万元，其中，流动资产9500万元，固定资产18000万元，专利权1200万元；B公司负债的公允价值为6500万元，其中流动负债5000万元，长期负债1500万元；则B公司净资产公允价值为22200万元（28700-6500）。

假设经过产权交易谈判，双方确定的收购价格为25000万元，则可确认B公司商誉价值为2800万元（25000-22200）。

2、直接计量法

直接计量法也叫超额收益法，是指通过估测由于存在商誉而给企业带来的预期超额收益，并按一定方法推算出商誉价值的一种方法。直接计量法根据被评估企业预期超额收益的稳定性，又分为超额收益资本化法和超额收益折现法。

（1）超额收益资本化法

超额收益资本化法是根据“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的原理，认为既然企业存在超额利润，就必然有与之相对应的资本（资产）在起着一种积极作用，只是账面上没有反映出来罢了，因此将企业的超额收益还原，就是商誉的价值。采用这种方法的基本步骤是：

①计算企业的超额收益

超额收益＝实际收益－正常收益＝可辨认的净资产公允价值×预期投资报酬率－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同行业平均投资报酬率

②将超额收益按选定的投资报酬率予以资本化

商誉价值＝超额收益÷选定的投资报酬率

这里，选定的投资报酬率可以是正常的投资报酬率，也可以是较高的预期投资报酬率（采用较高的预期投资报酬率的理由是，企业在获取超额收益的同时必须承担着较大的风险，因而应按高于正常水平的投资报酬率作为测算商誉的基础）。

［例2］如上例中，假设B公司所在行业的平均投资报酬率为15%，根据近三年的经营实绩及对未来的盈利预测，该公司投资报酬率为20%，则B公司商誉价值的计算过程为：

①计算超额收益

超额收益＝22200×20%-22200×15%=4440-3330=1110（万元）

②计算商誉价值，假设按同行业平均收益率资本化

商誉价值＝1110÷15%=7400（万元）

不难看出，按此法测算的商誉价值偏高，因为此法是以假定获取超额收益的能力将永远持续为基础的（计算过程②即为永续年金现值的计算公式，在这里，超额收益被看成了永续年金），而事实上，这种可能性极小，因为商誉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其价值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相比之下，采用超额收益折现法或许更好一些。

（2）超额收益折现法

超额收益折现法是指把企业可预测的若干年预期超额收益依次进行折现，并将折现值汇总以确定企业商誉价值的一种方法。如果预计企业的超额收益只能维持有限的若干年，且不稳定时，一般适用于此种方法。用公式表示为：

商誉价值＝∑各年预期超额收益×各年的折现系数

在各年预期超额收益相等的情况下，上式可简化为：

商誉价值＝年预期超额收益×年金现值系数

［例3］仍用B公司的资料，假设经分析评估B公司的超额盈水平将持续5年，其他条件与例2相同，则B公司商誉价值＝年超额收益×利率为15%，期限为5年的年金现值系数：1110×3.3521=3720（万元）

二、对两种传统商誉计量方法的评价与选择

（一）一般评价

一般认为，人们对商誉性质的不同认识决定了对商誉计量方法的选择。间接计量法是“总计价账户论”即视商誉为净资产的“收买价与公允价值之差”的产物；直接计量法是“超额收益论”即视商誉为“超额获利能力”的产物。

间接计量法一个最大的优点是简便易行。另外，间接计量法是通过可辨认净资产收买价减去公允市价求得商誉价值，其收买价是实际发生的产权交易价格，具有客观性和可验证性；收买价又是经过买卖双方讨价还价最终确定的，体现了不同当事人对企业价值的判断，因而还具有公允性。正因如此，间接计量法几乎成为目前各国公认会计原则允许的计量商誉的唯一方法。比如国际会计准则第22号（1AS22）、美国会计准则委员会第16号意见书（APBOpinionNo.16）等均是以间接计量法来计量商誉的价值。我国《具体会计准则第X号-企业合并（征求意见稿）》中也规定：“购买成本超过被购买企业的可辨认资产和负债公允价值中的股权份额时，其超过数额应当确认为商誉”。

但是，间接计量法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商誉的价值是通过差额倒算出来的，企业收购时对单个可辨认资产价值估算的误差（高估或低估）、双方谈判技巧对商誉价格的影响等非商誉因素，可能都会影响到商誉的计价。间接计量法的另一个缺点是，其仅局限在企业合并时才可运用，因为只有企业合并时才会有“收买价”。这样，即使一家公司长期经营形成了可观的商誉，如不发生合并，间接计量法也无法计算其商誉价值。

直接计量法建立在商誉是“企业获得超额利润的能力”观念之上的，此方法运用广泛，不管企业是否发生合并都可以运用。也就是说，一个企业只要证明其具有获取超额利润的能力，就可确认其具有商誉，就可运用直接计量法计量其商誉价值的大小。再者，直接计量法计算依据的行业投资报酬率是客观的，经营业绩也可以从财务报表中得到验证，也就是说，直接计量法数据的取得是建立在行业认同与客观可验证性的基础之上，因此计算出来的商誉价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排除其他非量化因素的影响，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当然，直接计量法在操作上也存在一定难度，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能够取得超超收益的持续时间较难测定。另外，直接计量法计算比较繁琐，因为采用这种方法首先要依靠企业财务报告、同行业财务报告等资料确认企业是否存在超额收益，如果存在，每年的超额收益是多少，在此之后，还需确定适当的资本化率或折现年数等。

（二）深层分析与选择

对商誉的两种计量方法进行更进一步的分析，笔者得出了如下结论：计量法实际上只是一种表象，它是建立在直接计量法的基础之上的，其本质与直接计量法同出一辙。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们重新来分析一下间接计量法下商誉的计算公式：

商誉价值＝购买总成本－购买的净资产公允市价

上式中，购买的净资产公允市价是一定的，因此商誉价值的大小就取决于购买企业的总成本，也就是收买价。而收买价又是如何确定的呢？表面上看，是由买卖双方通过谈判，讨价还价确定的。收买价中包含两部分资产的价值，一是有形资产和可辨认无形资产，一是不可辨认的无形资产即商誉。而前者，即有形资产和可辨认无形资产的价值，可通过资产评估的方法进行测算，是可以确定的，所以买卖双方讨价还价的内容，实质上是在对商誉的价值进行协商。在谈判中双方的报价，必然要有一定的依据，这个依据就是他们各自评估的商誉价值，而这个商誉价值是怎样得出的呢？无疑是双方运用直接计量去测算的。比如，假设在前述A公司收购B公司的案例中，A公司报出的收购价为24000万元，而B公司报价26000万元，在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为22200万元已定的情况下，A公司之所以报价24000万元收购，是因为A公司事先对B公司的超额盈利能力用直接计量法进行了估价，估价为1800万元，而B公司之所以报价为26000万元，也是因为B公司事先用直接计量法对自身的商誉资产进行估价，估价为3800万元。当然，由于商誉资产的不确定性较强，两家公司选用的评估方法也不完全相同，所以双方评估的商誉价值出入较大。于是，双方进行协商、谈判，最后双方认为将收买价定为25000万元，亦即商誉价值为2800万元较为合理，于是以25000万元成交。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追根溯源，不是先有收买价，再有商誉，而是先有了对商誉的估价，才有了收买价。收买价加包含的商誉，本质上是先用直接计量法进行评估再协商确定的结果。因此可以说，间接计量法只是一种表面现象，透过这一现象我们不难发现人们对商誉的计量实际上一直采用的都是直接计量法。从这一点上也不难看出：“总计价账户论”根本没有与“超额收益论”相抗衡的资格，对商誉价值的计量，必须牢牢把握住宿誉的本质是“超额获利能力”这一核心。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一无形资产（征求意见稿）》将商誉定义为企业的超额收益能力，是很有道理的。

因此，我们说商誉是间接计量法下收买价与可辩论净资产公平市价之间的差额，是经买卖双方协商确定的通过直接计量法计算的商誉价值。人们之所以喜欢用这一差额计量商誉，只不过是它更的直接罢了。对合并价值的计量，归根结是用直接计量法。

基于上述分析，考虑到商誉的经济性质，以及会计所面临的新经济环境，笔者认为，对商誉的计量应以直接计量法为主，间接计量法为辅。这主要也是由两种方法本身的适用范围决定的。近年来，随着无形资产在企业资本营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主张将自创商誉计价入账的呼声日益高涨，如果将自创商誉入账，显然需要用直接计量法计量其价值，对外购商誉，也应先以直接计量法的计算结果为重要参考，然再用间接计量法计算的结果对商誉登记入账。另外，考虑到超额收益资本化法和超额收益折现法各自的优缺点，笔者认为，出于稳健性原则考虑，在直接计量法中又应当首选超额收益折现法，折现年限可由并购双方协商确定；只有在有充分理由可以确定商誉能长期发挥作用，企业经营状况一直较好，预期超额收益在相当长时期内保持稳定的情况下，才可选用超额收益资本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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