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十篇

市场化篇1

关键词：国债市场利率市场化

一、基准利率是利率结构的中心

在竞争的市场体系中，利率结构可以通过其风险结构、期限结构和基准利率三个因素来表述。风险结构指相同期限债券的利率与风险特性之间的关系，理论上可以通过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来刻画。根据这一模型，若可获取市场无风险收益率，则每种资产的预期收益等于同期限的无风险收益与风险升水之和。这种风险升水给出了风险与资本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和不同风险资产的相对价格，刻画了利率的风险结构。但是，由这种风险结构还不能研究资本资产价格本身。期限结构指相同风险水平债券的利率与期限之间的关系。根据期限结构的纯预期理论、市场分割理论和流动性偏好理论，利率的期限结构取决于人们对未来利率的预期、债券市场的分割程度和流动性升水。利率的期限结构至多也只能确定债券的相对价格。事实上，只有知道某种作为基准的市场利率，即基准利率，才能由风险结构决定利率本身。一种利率体系能否引导资金有效配置的关键，也就取决于这些因素能否反映资金市场的供给与需求。这三个因素中，基准利率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它对市场均衡价格的任何偏离，都会通过风险结构和利率结构的传导扩散到整个利率体系，理论上可造成所有债券价格对市场均衡价格的偏离，误导金融资源的配置。

实践中，风险结构是通过信用评级予以确定。一个公正、权威的评枯机构体系能较好地保证风险结构真实地反映市场主体的风险特征。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已建立了公认的评级机构，形成了完善的市场信用评估体系。如美国公认的信用评级机构有达夫菲尔浦斯信用评级公司、菲奇投资服务公司、标准普尔公司、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相比之下中国的信用评估体系还处于建设中。

至于利率期限结构的确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相当困难的。不过目前旨在确定期限结构的理论模型已有许多，如Vasicek模型、Cox-Ingersoll-Ross模型、Dothan模型、Ho-Lee模型、Hull-Will三叉树模型等。在西方，市场人士是通过理论上的即期利率曲线来构建模型的，使用的原始资料是国库券的期限和到期收益数据。下面的例子可说明这一过程。

表中给出了期限从0.5年到10年期的20种假想国库券的息利率、到期收益和价格。设所有债券的面值为100美元。由此表出发，可构造即期利率曲线。基本思路是将每张息票对应的现金流视为一张零息债券。每张零息债券的收益称为即期利率，它与期限的关系曲线就是即期利率曲线。第I个0.5年的即期利率为Z1（I=1，2，……，20），由表可直接看出Z1=0.08，Z2=0.083，为求Z3，考虑1.50年到期价格为99.45美元的国库券，由表可查出息票年利率为0.085，半年期利率为0.0425，即面值为100美元国库券每半年获息4.25美元。由债券的定价公式，债券的价格等于其代表的现金流序列的贴现值，每一现金流的贴现率应取对应的零息债券的收益率。

同期限结构一样，实践中的基准利率也是通过国债市场利率确定的，其前提是存在一个发达的国债。但发展中国家国债市场一般不发达，都不同程度地实行利率管制。比如存在市场分割、国债价格不统一，无法形成有效的基准利率。但是，一个以市场化改革目标的国家，最终只有国债市场才能发现全面反映市场供求信息，形成有效配置的基准利率和利率曲线。

二、国债利率是有效市场的基准利率

按有效资本市场理论，当资本市场是有效的，市场价格就能迅速、全面地反映所有的信息。这意味着所有债券市场中，最有效的市场利率最有资格作为基准利率。关于有效资本市场有两种定义。一是Rubinstein和Latham的定义：市场关于某种信息事件有效是指这种信息事件不会改变市场参与者的资产组合。另一是Fama的定义：认为若这种信息事件不改变市场价格则称之为该市场对这组信息是有效的，这里允许对同一信息事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判断，而出现不改变总的市场价格的相互交易的可能性。显然后一定义相对弱一些。

我们可以从任一定义出发，将每个债券市场都与一个信息集I联系起来，使该市场对I是有效的，再将所有信息集按包含关系排序。若I1包含I2，则对I1有效的市场比对I2有效的市场更加有效率，若信息集I包含所有其他信息集，则I对应的债券市场比所有其他市场更有效率。哪个市场债券价格或利率传递的信息最多，哪个利率便最有资格充当基准利率。

国债市场跨越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它将财政信息和银行信用联结起来，是传导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和重要纽带，是政府作用经济的着力点。另外，其参与者众，交易品种多，信息来源比其他债券市场都要广，其利率是基准利率的最佳候选。加之国债市场的风险小、市场主体行为较其他市场而言规范程度高，这些特性是其他市场地法比拟的。实际上许多国家的市场基准利率就是国库券利率（美国国库券利率已成为事实上的世界债券市场的基准利率），国债市场的发育程度决定着基准利率的有效性，也就决定着整个债券市场利率的有效性。

国债市场也是利率期限结构的最佳显示器。非国债债券都有违约风险，且这种违约风险与期限是相关的。就是说同种非国债债券期限不同，违约风险也不同。不同期限的非国债债券的利率之间的判别不仅反映了人们的预期，也反映了违约风险的升水，两者难以分离，无法用来决定利率的期限结构。国债几乎没有违约风险，其利率的期限结构不受违约风险的干扰，能较好地显示人们的预期。同业拆借市场虽然在交易规模、交易者数目和规范化程度上与国债市场具有一定可比性但这个市场只是短期债券的市场。而国债市场交易各种期限的国债，可提供长、中短期不同期限的债券种类，其丰富程度是其他市场无法比拟的。国债市场是利率期限结构的最佳显示器。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提出如下判断：国债利率是基准利率的关键环节。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国债的流动性仅次于通货，持有者遍及几乎所有的市场主体，其数目和范围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一种金融资产，其价格的变化会影响到几乎所有居民的消费与储蓄，企业的投融资决策和金融机构的资产选择，最终影响到其他金融资产的价格。其他金融资产价格发生变动时，国债价格也会作出响应。国债利率是金融价格体系中的“神经网络”。相对而言，其他债券持有者数量有限，其价格的变动，只可能影响局部范围内某些市场主体的资产组合，至多只能造成对其他债券小部分替代，不可能扩散到整个金融市场。

三、国债利率作为基准利率对货币政策传导的效应

在央行的货币政策工具中，公开市场业务具备有效、灵活、操作成本低、对金融体系副作用小的优点，这实际上是国债市场机制的作用。（1）国债市场的规模之大足以保证央行大规模买卖国债吞吐货币的同时，不会引起国债价格的大幅度波动，影响金融秩序。同时国债几乎是无风险的金边债券，没有违约和卖不出去之忧，不会造成央行公开市场操作成本过大。（2）通过国债市场的买卖来调节货币供给对金融体系的副作用小。比如通过增加法定准备金来紧缩货币供应，会迫使银行提前收回某些贷款，影响收益性，特别是某些本来资金紧张的银行，只能通过从货币市场高成本融通资金来补足准备金，可能会因此而陷入困境。在公开市场上买卖国债则可避免这种情况，银行会根据自己的资产负债情况自行决定是否卖出国债，优化其资产组合。（3）通过买卖国债调节货币供给具有即时性、灵活性和可逆向性。央行可以根据货币供给情况，随时买卖国债，自由决定买卖数量，当发现操作失误时可立即进行逆向购买，这给央行实行货币调控的时间、额度以灵活的选择余地。其他货币工具不具有这些特性。比如，再贷款和再贴现政策只有在商业银行需要时才能发挥作用，央行是被动的。准备金则不能频繁调整。（4）通过国债调节货币供应是相对有效率的。公开市场上国债的买卖是自愿的，自愿的交易对经济必是一种帕累托改进。（5）国债市场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结合点。通过发行和买卖国债，实现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可以大大增强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比如在发行国债同时，央行通过购买国债可防止私人部门资金的减少，从而减轻政府投资的挤出效应。当然，央行可以通过公开市场业务买卖外汇来间接影响利率，但其效果具有不确定性，因为外汇市场有许多因素往往直接抵消了央行的作用。在美国等一些市场经济国家，央行还在公开市场上买卖地方政府债券，但购买量相对国债购买量而言仅是很小的一部分，对公开市场业务支持的力度远逊于国债。

总之，没有一个发达的国债市场，就不可能有效地开展公开市场业务。只有国债利率才可以将公开市场业务的影响均匀且温和地传导到金融体系，既保证了政策信号传播的广泛性，又保证了传导过程的平稳性。选择国债利率为基准利率就是理所当然的。

四、发达的国债市场是利率自由化的前提

完全市场化的利率体系意味着基准利率、期限结构和风险结构完全由市场决定，央行只能以市场参与者的身份通过公开市场业务、买卖国债和外汇来影响利率。理论上讲，若市场是有效的，由市场确定的利率体系可以实现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但现实中没有哪个政府能完全承诺放弃某些情况下利用国家的权威对利率实行某种直接控制，究其原因有三：一是现实的市场都不可能是完全信息的，也就不可能是完全有效的。二是国外市场的冲击。三是市场价格导致的资源配置造成公共品的短缺。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发展中国家对利率的直接干预程度远远超过发达国家。中国目前还是存贷利率受到严格管制的国家，利率市场化意味着政府逐步减少对利率的直接干预，让市场去发现基准利率和利率结构。

前文的分析表明，利率体系市场化的基准利率和期限结构和只能由国债市场利率决定，国债市场的有效性对整个利率体系乃至整个金融体系有决定性的作用，它不完全性会造成整个利率体系对市场均衡价格的偏离。这里市场的不完全性是指其对经典的完全竞争模型的偏离，表现在：（1）由于准入限制造成的市场分隔。（2）交易者数目少，形成价格垄断。（3）可交易国债品种或数量不足，比如防范国债利率风险的衍生产品短缺或形成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缺品。（4）由于发行时间的非公开性、中介机构缺位等造成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交易量减少。（5）交易（手段）方式的落后增大交易成本，减小了市场主体交易国债的愿意。（6）市场主全之间利益的相关性导致交易的同向性，出现只有需求而无供给或只有供给而没有需求的情况。上述种种偏离造成的后果可归纳为四种：一是供给量的减少，二是需求量的减少，三是市场参与者少，四是市场分割造成国债利率的不统一。即使能得到某个统一的国债利率，其他三种后果也会使其成为一种扭曲的利率，不能反映资本市场的真实供给和需求，显示人们的预期。整个金融市场的价格体系就会对金融资产产生低效的配置。举个极端例子，市场有颜色时，国债效率应低于银行的同期存款利率。如国债市场的不完全性使国债利率离于存款利率，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条件下，居民就会取出存款购买国债，直到存款利率相应提高。贷款利率必定也会相应提高，增加投资成本。

由此得到的结论是，利率市场化是有风险的。如果债券市场（特别是国债市场）发育远未成熟，在不具有发现有效的基准利率和利率结构的功能时，放开利率管制，无异于将利率的决策权、资本的配置权交给了非理性者。因此，国债市场发育成熟以前，不能实行利率市场化。

五、利率市场化所要求的国债市场的基本条件

国债市场发育不良时是不能实行利率市场化的，现实中又不可能营造出完全竞争的国债市场，但是利率市场化在许多国家已成功实现，而且企业运行良好，如美国。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国债市场应具备哪些基本条件，才能有效地实行利率市场化？

利率市场化要求国债市场除了其基本的财政筹资功能外，还应具有很强的信息发现传导功能。这就要求国债市场应该具有如下基本特征。

1、国债品种的多元化。如短、中、长期国债，固定利率和浮动利率债券、零息债券和有息债券、可赎回和不可赎回债券等，应根据承购者的风险收益特性适当搭配发行。提供的期限、风险和收益结构的样本越多，投资者也就越多，其债券价格显示的市场信息就越充分、越全面，形成的基准利率和期限结构就能更好地反映资本市场的供给和需求。

2、有大量的交易者，特别是代表各种经济利益主体的机构交易者。市场主体是信息的携带者和传播者。入市者越众，带入市场的信息越多，市场越有效。私人投资者偏好中短期债种，保险公司则偏好中长期债种，其他的金融和非金融机构受其资产负债结构的影响，对债种的需求也不尽相同。只有居民以及各种机构投资者大量参与国债交易，才能形成广泛的需求。特别是有一定资金实力的做市商，可实现不同期限不同风险和收益特征债种之间的融通，调节和匹配供给和需求，大大增加市场的流动性，提高信息的传播速度。

3、市场运作应具有规范性、信息透明性。比如国债发行应尽量采用公开拍卖制度，根据承销对象的不同特性选择适当的拍卖方式（公开升序拍卖、第二价格拍卖公开降序拍卖、第一价格拍卖）。拍卖的程序应公开，应按一定的时间表（公之于众）进行安排，减少拍卖时间、拍卖程序上的信息不对称性，以吸引更多投资者。

4、存在发达的二级市场和相应的风险管理工具，增加国债的流动性，减少价格风险，扩大国债的需求。

市场化篇2

文化体制改革的一大宗旨就在于推动文化产业更加面向市场，以建立一套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促进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保障中国文化产业总体实力的提升。实际上多年的文化体制改革已经在市场化这条道路上做出了不少探索，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如集团化的改革。特别是集团组建产生了良好的政治效果，加强了党对文化产业的领导、加强了正确舆论的引导，可谓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一、产权改革

产权是以所有权为核心的权利结构。这种产权制度在产业发展的初期或许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一是为“人治”留下巨大空间，易于造成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与案件。二是企业发展内动力严重不足。企业产权的不清晰或虚置最大的害处是责权利的不平衡，导致企业发展的动力和活力不足。多做事可能无利，还有风险。不做事倒可能有大量的利益。单位要不要发展，发展得好不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人的敬业精神与道德操守。三是国际化“制度成本”高昂。所谓制度成本，是特指中国企业在开拓国际市场过程中，因为企业所有制或者产权制度与西方国家的同行不同而“额外”付出的“成本”，实际上是一种制度歧视。也就是说，中国文化产业要想在国际文化产业市场上立足，至少有相当一部分必须实行与国际企业相同或相似的企业制度，包括企业的产权制度或所有制形式。实际上中国已经意识到了产权问题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极端重要性。

可以预计，在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国文化产业单位的主体性质还是国有产权。这些单位的产权改革应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授权经营改革。通过授权经营，将国有资产授给一些新成立或由其选定的机构，使其能够代表国家持有一般企业中的产权和股权，并相应地行使资本投资、营运和管理等权利，承担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授权经营，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和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关于深化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的具体体现，也是我国国有企业在改制中采用较多和经实践证明有效的一种做法。资产授权经营建立起了出资人制度，使产权更加清晰。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出资者明确、到位，产权清晰。对建立国有资产授权经营机构，赋予其相应的国有资产营运权利和职责，既明确了授权经营公司的国有资产产权主体和投资主体的地位，又可以使授权经营公司以产权为纽带，与投资对象形成母子关系，持有投资对象的产权或股权，以此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和收益分配，使出资人真实到位，又不直接左右投资对象的机构和具体经营，有利于彻底打破以前文化单位与主管部门之间的行政隶属关系；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具体责任落实到专门的经营组织和人员身上，有利于促进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形成，提高科学管理水平。

二、产权后续配套改革

通过产权改革，培育市场主体之后，理所当然地要为这些市场主体尽可能创造宽松的发展环境。脱离党政依附关系的市场主体当然应该自主经营。中央宣传文化部门已经对综合性试点地区建立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提出了具体意见。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建立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是文化体制改革的又一项重大决策，尽管出发点是理顺文化市场执法体制，但是对我国文化管理体系的宏观结构将是一次重大调整，对文化市场主体的发展空间是一次拓展，并将为文化产业的互融互通、加速发展提供新的空间和机遇。这种改革的成果能不能进一步扩大，能不能减少行政审批领域，精简审批程序，提升改革层次，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情。

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建立起来的文化产业单位的薪酬改革特别是管理者的薪酬改革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事关集团发展的动力机制。既然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建立起来的文化产业单位，就不能沿用国有事业单位的工资（薪酬）管理体制，这种体制是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制度的建立、完善而发展起来的，在当时的阶段具有相对的合理性并发挥了积极的社会效用。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改革开放的深入，传统的薪酬分配制度已经极大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入。收入分配的市场化，分配权利自主化，分配形式多样化，已经成为现实的客观要求。建立和设计出自主灵活、形式多样、

科学、合理、符合文化单位自身特点的薪酬分配制度已经成为文化事业单位人事部门急需解决的问题。而领导班子和干部的积极性是单位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没有领导班子和干部的积极参与，改革与发展往往是一席空话。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建立起来的文化产业单位，可以在党管干部原则下，逐步改变按照党政干部标准，在小范围内民主推荐并任命产生媒体经营者的做法，更多地采用市场化的方法在较大范围选聘媒体经营者。领导者的薪酬可以参考国有企业改革的既有经验，多种分配、鼓励方式，激励经营者努力实现国有资产的增值，而不是“无过即是功”的消极无为。只有解决好了这个问题，文化产业单位才能迸发出巨大的发展力量，积极主动地向市场寻求发展机会做大做强，从而壮大整个文化产业的实力。

三、文化资本市场建设与投融资体制改革

文化企业需要文化资本市场。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产业改革，使得我国文化市场将成为文化资本投资高潮兴起的主领域，中国的文化资本市场将进入风起云涌的年代。而各种资本已经逐步加大进入文化市场的步伐。根据有关数据，目前在国家文化部门管理的文化产业中，非公有制经济所创造的文化产业增加值已经占到全部文化产业增加值的一半以上，就业人数占到2/3。文化产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正在逐年上升，这块市场蕴藏的巨大商机将吸引更多资本的介入。多家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也在集团化改革取得进展、现代企业制度基本建立的基础上，开始新一轮股份化改革，积极争取上市。

市场化篇3

论文摘要：本文分析了加强和改进市场管理和净化文化市场环境，主要是要加强建立和完善法规体系，理顺管理体制，规范丈化市场执法文书，严格按文化市场的执法程序执法，更新观念，转变职能。

文化市场是80年代后期逐渐发展起来的一个新兴产业，现已经初步构成了大文化市场体系。加强管理促进文化市场繁荣，对我国文化市场的强劲崛起和迅猛发展，以其独具的纽带和中介功能对于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变革性影响和作用，使其成为最引人注目的文化经济现象。

目前，文化市场的种类越来越多，社会性越来越强，经营的规模也越来越大，文化市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投资者、经营者跻身其中，国家、集体、个体、中外合资等所有制形式并存。我国的文化产业在文化市场的带动下，已成为促进就业，创造税利的一支生力军。文化市场管理与发展，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满足了人民群众不同层次的文化需求，调动了全社会办文化的积极性。

净化与繁荣并重。近年来，文化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对文化市场多次进行清理整顿，开展了三次全国性“扫黄’郴打击非法出版活动，收到了明显成效。但是，滋生、传播精神毒品的土壤和条件并未根除，因此，治理和净化文化市场将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必须花大力气常抓不懈，反复抓，抓反复，决不允许色情、淫秽、凶杀、暴力、封建迷信和现象在文化市场中存在。

文化市场管理要贯彻精神文明重在建设的方针，坚持净化与繁荣并重，在繁荣上下大功夫，让更多体现时代主旋律、健康有益、雅俗共赏、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占领文化市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的文化需求，使那些有害的文化垃圾无立足之地。

治标与治本并重。开展“扫黄”和打击非法出版物的斗争，清理整顿文化市场，这是文化市场管理的重要内容，要从根本上解决文化市场深层次的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在治本上下功夫，治标与治本并重。

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是以人为本。对文化经营者进行教育和培训，提高他们的思想、业务素质至关重要。对经营者要培训考核，持证上岗，对素质低下者不予发证，同时要表彰优秀经营者。二是要以法为本。以法规规范市场主体行为，依法经营，依法管理。要对经营者进行法制教育，特别是现行文化法规知识的教育，使他们知法、守法。

一、加强立法，建立和完善法规体系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市场的规范化管理是法制管理，作为进入文化市场的经营者、消费者、管理者，他们之问的相互关系，各自合法利益的保障，最终有赖于相关文化市场的法律法规。因此，加强市场理论研究，实行法治是文化市场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也是文化市场建设和发展的根本条件。近年来，文化市场立法工作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但从整体上看，仍然存在文化市场理论研究、文化市场立法滞后于文化市场发展等问题。因此，加强理论研究，建立健全立法体系，加快立法是当前文化市场立法工作的突出任务。使文化市场管理人员真正做到有法可依。 　二、确立文化市场稽查权的独立执法地位，建立健全文化市场稽查队伍

为确保文化市场管理法规的有效实施，还必须建立相应的执法队伍，加强执法力度。作为一个特殊的市场形态，文化市场的管理工作有其特殊性，这就决定了文化市场执法工作要有独立的法律地位。文化稽查队是具有特殊作用的执法队伍，从执法检查、立案取证、处罚决定到处罚的执行，应是一个整体，文化市场的独立执法工作对文化市场的健康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这种状况要加以改变，而这种改变必须通过我们扎实的管理工作实践。有作为才有地位，有法律才有保障，为文化市场稽查队编制定性，尽快建立起一支素质高、反应快的稽查队伍。以优良的廉政勤政作风和职业道德、较高的理论水平、文化素质和文化管理专业技能，加强管理的权威性、执法的公正性、办理公务的准确性和实效性。同时配备相应的专业检测设备及交通工具，以促进管理工作的经常化、专业化、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对文化市场实施有效的管理，提高行政执法的效果和质量。

三、规范文化市场执法文书，严格按文化市场的执法程序执法

严格规范文化市场执法文书，按程序执法，是文化市场法制化管理的需要。为此，应本着实用性、可操作性强的原则，制定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稽查工作制度，以促使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严格执法。同时，建立科学的管理机制，严格按程序执法，积极发挥执法监督机构的作用，有效保证文化市场法规的实施质量，促进文化市场的规范化管理，依法保护经营业户的合法权益。

四、更新观念，转变职能，探索新的监管方式

市场化篇4

摘要：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就必须建立和完善我国高等教育市场，并尽快实现与国际教育大市场的融合。这需要对高等教育的市场属性加以认识，扭转管理者的越位和市场主体的缺位状况。奠定教育市场的微观基础，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市场的规范化建设。关键词：高等教育市场；国际化：发展对策21世纪初，对于发展和开放中的中国来说，最值得关注的外部背景和挑战就是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一系列变革。各个民族国家的经济结构、金融贸易体系、教育文化活动的内容和方式都超越了原有的疆界，这种超越深深地触及到社会、政治、文化、安全、环境等各个领域，使得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外环境和条件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并履行在教育方面的承诺，对高等教育的市场化进程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机遇。开放教育市场可以吸纳海外优质教育资源，借鉴先进办学模式和管理经验，增加教育供给，刺激教育消费，推进教育结构调整，提高教育国际化程度等等。但也应看到，全球范围内教育的广泛开放和联系，也带来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例如，发展中国家由于在资本、技术、信息等方面所处的劣势，一旦开放教育市场，将面临被境外力量抢占相当市场份额的局面。多年以来，中国生源和高端人才的外流及与此相应的教育经济利益的流失一直大于同期引进。加入世贸后，外国教育以贸易服务方式进入中国，跨国公司和外国教育机构在中国合作办学可以获得多数拥有权，对中国政府的教育领导权构成潜在的影响。同时，发达国家市场化的办学体制也对我国现行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造成直接的冲击。教育开放带来的多元思想观念、多元价值观念和多元精神文化产品，使我们在吸收外国文明成果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面临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价值观取向和民族文化传统的挑战。这些情况意味着中国培育有自己特色的高等教育市场还面临着许多困难。一、中国高等教育市场发展需要解决的自身问题教育国际化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维度。将带来我国教育的多方面变化。就高等教育而言，我国在努力维护教育的前提下，必须履行加入世贸组织所作出的承诺，即许可外方为我国提供教育服务。可以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意味着中国的高等教育将逐渐进入一个开放的全球市场和法制化的市场经济，意味着非歧视下的公平竞争，尽管这种“公平”会受到政治和经济实力的深刻影响。（一）认真审视高等教育的市场属性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把高等教育作为一种事业。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教育能否成为一种，产业并进行产业运作才开始进行尝试。许多发达国家则早已把教育看成一种介于公共产品与私人物品之间的准公共物品，并且用一种教育的非市场提供与有限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手段去实现本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而这一趋势适应了经济市场化的发展。把教育和市场结合起来，把教育服务和国际贸易结合起来，有悖于传统的教育观念，但却又是教育开放所无法回避的核心观念问题。应该说，教育的事业性和产业性不是教育的固定属性，而应视为是对教育活动在某一历史阶段运行特征的一种规定。高等教育要不要作为产业来运行，要不要融入市场来运作，应该从这种选择性教育所面临的矛盾出发，考察该市场存在的可能性和合理性。事实上，在市场的背景下，资本的寻利性和教育的公益性之间的矛盾，是有可能成为非对抗性的，如果加以正确的引导，就可以实现利用资本的寻利性为手段，来实现教育的公益性这一目的。近年来，发达国家一方面其国内高等教育作为产业运行并通过市场调节的比重不断加大；另一方面又将教育与国际贸易结合起来，使其加入国际通行的服务性贸易范畴。实现教育开放，就不能不面对这样的现实，从过去固守的高等教育事业属性观念向其产业性和市场属性观念转变，紧急应对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的市场化发展趋势。（二）管理越位与主体缺位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教育市场的发展与其他领域的市场化进程相比，进展相对缓慢。这与实际工作中管理观念的转化相对滞后有密切关系。计划经济体制下全部依靠政府办学，排斥市场机制作用的思维模式，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产生着影响。对于教育管理部门和行政管理人员来说，“全能政府”的影子，无所不在、无所不管、无所不能的权力运行方式，直接造成了管理越位。沿用行政审批方式直接管理教育，不仅与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产生冲突，而且会由于管理部门的判断和决策出现偏差而导致压抑教育主体参与市场运行的积极性的后果，同时还可能由于管理人员执法、行政能力和水平的限制而出现对公平、公开、公正原则的损害。对于学校和办学机构来说，仍在相当程度上依靠政府及其管理部门进行教育资源的整合和配置。这使得学校和办学机构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机制难以确立。在外部。学校不具有充分的办学自，无法形成充满活力的竞争机制去投入市场运行；在内部，人事和分配制度缺乏竞争和有效的激励机制，制约了办学效率和效益的提高。这样的办学主体与自主参与国际教育市场竞争的要求有着明显的差距。（三）立法相对滞后与工业、农业、金融、信息等行业汇入全球大市场所做的前期准备相比，我国教育对全球化的准备稍显不足。经济领域由于进入市场早，开放程度较高，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与国际的惯例实现了“对接”，即利用通行的原则来开拓市场并保护自己。而在教育方面，围绕中国政府关于教育的承诺，立法明显滞后。一是原有的一些规章已不能适应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需要，有的违背世贸组织的规则，有的则与我国的承诺相抵触，不能依照世贸的透明度原则和法制统一原则接受当事方的司法审查。二是执法落后于立法的情况仍比较严重，缺乏有力的制约监督机制，造成不按市场规律办事，内部文件的权威大于部门法规政策，部门和地方的规定大于国家法律法规的现象时有发生。二、实现中国高等教育市场化的对策我国高等教育市场化进程还处于起步阶段，教育市场国际化也只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和尝试，在实力上和运作机制上还处于劣势。但是，要尽快地融入全球化的潮流，我国就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高等教育市场化、国际化的进程。教育全球化的趋势决定了中国的教育不可能长期地游离于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循环之外。中国教育要想在国际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不可能指望发达国家鼎力相助，只能靠实施科学的对策求得发展。这就要求我们深入研究“游戏规则”，加快推进我国高等教育的市场化。

（一）培育自主竞争的市场主体，重塑教育市场的微观基础学校若要（这里主要指高等学校及相应的办学机构）成为教育市场的主体，关键是其能够自主地参与教育市场的竞争。首先，要确立高等学校的独立法人地位，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学校要建立符合教育规律和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一整套组织、制度和运行系统，强化自担风险的意识，从体制和机制上形成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局面。其次，要实现教育主体的多元化。根据我国承诺，主要采用市场运作方式的中外合作办学、民办教育、职业培训等教育机构将得到较快发展。教育部门要尽快改变对公办、民办等各类学校的差别对待，实现不同办学主体的公平竞争。通过竞争，使教育资源得到最优化配置，从而促进教育市场化进一步向纵深发展。再次，要建立完善的中介体系。在按照市场经营的要求建立起来的政府、市场、社会和学校的新型关系中，社会参与是沟通和连接政府、市场和学校的纽带和桥梁，社会中介机构则是实现社会参与的重要组织形式。它可以承担政府职能转变后的部分职能，成为学校参与市场运作的中介。教育中介机构也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它可以接受政府管理部门的委托，但必须能够独立地行使职能。政府则通过对其资质的认定来加以宏观控制。教育市场微观基础的建立，是国内教育市场形成和完善的必要前提。而国内教育市场的发育程度，又直接影响到中国教育在国际竞争中开拓自己的市场、抢占相应的份额。国际教育资源进入中国教育市场，短时期内难以另起炉灶，往往会采取与国内有实力的学校和办学机构合作的方式。这对我们是机遇，但也要求国内学校的办学机制能够尽快向市场化的要求转变，也要求我国教育市场的体系能够与国际实现接轨。（二）建立和完善与全球化相适应的教育法规体系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意味着中国国内的教育法规应该与世贸组织中的服务贸易规则相一致。建立和完善与全球化相适应的教育法规体系，不仅是中国承担的义务，也是我们利用国际通行的规则来发展中国教育市场的需要。当前，一是在清理、修改和废止与世贸规则和政府承诺不相符合的教育法规的同时，结合我国实际并借鉴发达国家的法律、法规，逐步建立和完善一整套符合中国国情的教育法规体系。目前亟需尽快出台教育市场准入的相关法规、规章和政策，如制定、修订《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外国专家管理条例》、《外国留学生管理条例》及《民办教育促进法》等法律、法规及其实施细则，鼓励社会资金和资源流向教育产业，增加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二是制定有利于教育市场发展与规范的“游戏规则”，维护教育法律法规的统一性和严肃性。如从法律上打破教育行政条块分割和地区封锁，切实保证地方政策与国家法规相一致，以创造教育市场平等竞争的环境和条件，推进全国统一、自由而有序的教育市场的形成。三是严格依法行政，教育政策法规的制定和执行都做到公开、透明。透明度原则是世贸组织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我国改进教育行政管理方式、推进教育市场化的一个基本方法。决策公开、结果公开、建立听证制度、信息查询、咨询和公开制度等，都有助于增强我国教育法规的透明度。（三）规范教育市场，完善市场监管要兑现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对教育作出的承诺，就必须逐步开放我国的教育市场，使我国在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的同时，主动地加入国际大市场在生源、师资、办学、人才、技术、信息、资金等方面的竞争中去。这就需要建立起规范的市场和有效的市场监管机制。首先，教育行政部门要转变管理模式。要实现从直接的行政管理向间接的宏观管理转变，从教育的直接参与者向教育市场的秩序维护者转变，从对教育的全能管理行为向有限权力行为、责任行为和服务行为转变，对内切实担负起维护教育市场发展的秩序，为国内外的企业、团体和个人投资中国教育创造统一、公正和法制化的自由市场环境；对外维护国内不同投资主体在国际教育市场中的权益，同时积极参与国际教育市场中规则的制定和修改，提高中国教育的国际化程度。其次，用国际化标准来引导教育活动。经济全球化必然要求教育标准的国际化，这是经济全球化人才需求所决定的。要依据我国教育的法律、法规，按照“三个面向”的要求，制定全球化环境下的各类教育标准，如学校设置标准、学校运行标准、学科评价标准、人才质量标准等，由教育行政管理组织和中介机构通过检查、督导、评估、信息等方式，依照教育标准对各种办学单位的行为加以引导。实施教育的国际化标准，是为了实现国际教育国内化和国内教育国际化，使我国在教育资源的引进和输出过程中，改进教育的内容和方法，改善学生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造就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校，培养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再次，正确发挥政府对教育市场的监管作用。教育行政部门在减少行政审批和行政干预的同时，应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执行教育方针、依法治教、提出教育规划和标准、规范教育市场、提供信息服务和进行检查、监督上。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政府对教育市场进行监管的目的是，既维护我国的教育，又依法鼓励教育市场的公平竞争。向世贸成员国开放文化教育市场，对我国高等教育坚持自己的教育方针和办学方向，实现特定的培养目标，形成了严峻的挑战，也使得在人员和信息广泛流动的前提下，教育的本土化和“西化”的尖锐矛盾成为迫切需要研究解决的重大课题。这也是政府对教育市场进行有效监管的重要内容。高等教育市场的开放还必然引起教育资源的激烈竞争。国内东西部的差距和国际间经济实力的不对称，使得教育市场在较长时期内将处于一种不平衡的状态。消除这种不平衡，需要政府来引导和推进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实现国内教育市场的充分竞争，同时又要避免在国际市场上，由于国内主体间非理性的恶性竞争而导致对国家整体利益的损害。政府监管应该遵循的原则是，以我为主，趋利避害；为我所用，因势利导。要利用加入世贸带给我国的全面的、多边的和有国际法律约束的教育市场开放，来学习国际先进的教育理念和经验，引进新的教育资源，培育国内教育市场，加入国际教育市场，同时抵御开放市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总之，高等教育市场化是一把双刃剑，需要我们有清醒的认识和正确的选择。只要我们顺应潮流，主动迎接挑战，科学地探寻适应新的历史条件的教育运行机制，中国的高等教育就会在这一历史性发展机遇中走向兴盛。

市场化篇5

在市场经济中，不论市场经济的具体模式如何，市场在经济运行中总是处于中心地位。其中心地位主要体现在：资源配置主要是由市场力量来完成的。生产和创作什么样的艺术品、怎样创作及生产以及为针对什么样的观众群的问题都是由市场力量来完成的。

同样，艺术市场的资源配置也由市场力量来完成。能够满足购买者的审美需要，同时其价值取向也符合购买者的心理，这样的艺术品便能成为艺术市场的宠儿。比如蕴涵深厚中国传统文化底蕴的中国古书画作品，一直就是中国艺术市场乃至全球艺术市场的宠儿，世界上规模宏大的拍卖公司都竞相拍卖中国古书画作品，而古书画作品因为没有回溯性和再生性，长期处于供不应求的局面。又比如近年来不断走红的具有升值潜力的油画作品，因为其独有的装饰性和时尚性，成为年轻人追逐的潮流。还有着千年文化的陶瓷艺术也越来越为国内外艺术市场追捧，逐渐成为中国艺术市场的新宠。因此，艺术市场需要什么样的作品，艺术家们在创作的时候就应该做相应调整，以适应市场的发展。

市场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和核心，市场经济要有效地配置资源，就必须有一个完善的市场体系，市场的发育程度、市场体系的完善程度直接关系到市场机制能否发挥其调节企业和经济运行的作用。

信息传递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功能，及时、准确的信息是决策的前提和基础。当代计划经济之所以不能完成资源优化配置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现有的技术手段低下，中央计划部门无法及时、准确处理各种经济信息。

至今，中国还没有一个完整的、统一的、有序的法规来规范和调整中国艺术市场内部有力的管理手段。各地区、各部门之间没有统一的管理尺度和标准，人为因素多，随意性大。这不但造成了管理上的混乱和失控，而且容易导致和诱发腐败现象的滋生。

由于艺术市场是特殊的市场，管理的对象是具有意识形态的艺术商品及艺术品经营者，这就要求它的管理者必须具备特殊的专业知识，具有相当程度的文化水平和素质，管理者能够及时熟悉掌握政府的有关法规政策，对艺术品能进行科学鉴别，对经营者进行有效的指导、教育和执罚，保证合法经营，打击非法经营。通过认真筛选和严格培训，保证管理者队伍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的不断提高，以及鉴定师鉴定水平的不断提高等。

美国工业的高度发展同时促进了其商业消费文化的膨胀，在很短期内便在国际艺术市场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使其继欧洲之后成为世界又一文化、科技、艺术中心。纽约是美国艺术市场的一个重要窗口，在纽约的艺术家约有十万之多，占整个城市人口的百分之一，这是一个惊人的比例。世界两大艺术品拍卖行苏富比和克里斯蒂，每年在美国的盈利占到其它全球拍卖利润的一半以上，最富盛名的凡高的《鸢尾花》、《加歇医生肖像》及雷诺阿的《红磨房的舞会》，就是在这里拍出了令人瞠目的天价。另外，美国的艺术博览会也颇负盛名，其次，洛杉矶展览中心举办的艺术博览会，吸引了国际许多艺术商和各界人士的注意，中国画家丁绍光、蒋峰及陈逸飞、李自健等，都在此博览会上大放光芒。

美国画廊与艺术家通常所采用的合作方式往往是一种代销性合作方式，画廊不另行提供展览场地。美国的艺术市场具有极强的包涵性和构筑范围，这也是西方艺术市场的一个重要特征。西方社会高度开放同时又高度封闭，西方人十分注重个性的发展，于是，艺术的多元化在西方如鱼得水，这势必带动了艺术市场的多元化经营及多元化面貌。纯艺术、商业艺术、写实艺术、抽象艺术并存，不同的画廊有着不同的顾客和市场，从而使西方的艺术市场异常繁荣和发达。

日本是整个亚洲艺术市场形成较早的国家之一。日本初具规模的流通市场形式大概在明治维新后的19世纪末才出现。60年代后，日本经济迅速发展，艺术市场也随之大有起色，艺术收藏品也随之增多。

70年代初期，日本的画廊业进入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艺术品由美术馆、画廊专有开始渗透到日常生活中。以东京的银座为中心，画廊迅速增多，许多著名的画商纷纷来银座投资建立画廊，而银座也成为日本艺术市场的重要基地，逐渐形成了以东京为中心的艺术市场网络，并成立了“日本美术商协会”等机构，自此，日本的艺术市场异常活跃。

收藏风的盛行随着日本经济的发达一时达到颠峰，随着市场的扩大，一种新型的“百货店画廊”也粉墨登场。其后台是日本大型的集团性企业，具有非凡的经济实力，更有利于艺术品的流通。百货店画廊这种市场形式使艺术品更为自然地转化为人们需要的精神商品。

日本每年出版发行的《艺术年鉴集》中公开发表艺术家作品的价位，并且按绘画、雕塑、工艺品、书法、古代美术品的不同来制定评定标准。日本艺术品价位标准准则规定竭力遵循市场的规范性。每年的《艺术年鉴集》介绍的艺术家大约在5万人左右，凡是作品流通于艺术市场的艺术家都能在这查到，而且每个画廊及艺术品经销点等都有这个年鉴集。

亚洲其它地区艺术市场的形成，无论从规模还是健全程序都比日本起步晚。台湾的艺术市场可谓亚洲艺术市场的后起之秀。50年代的台湾，艺术品的买卖仅限于部分富有阶层、工商阶层及政府要员等。70年代后，台湾的经济高度发达，以大众为主要消费对象的艺术市场初步形成。以台中为主的城市大量出现了一些经营艺术品的专业画廊，世界著名的苏富比拍卖行在台湾落脚，更是坚定了台湾众多收藏家的艺术品投资信心，真正的、繁荣的台湾艺术市场形成了。

香港是亚洲另一个重要的艺术市场。由于世界最负盛名的两大拍卖行在香港落脚并频繁举行拍卖活动，为香港的艺术市场的活跃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且，香港经济的绝对繁荣，自由贸易活动，税收及海关运作的便利条件，更为香港艺术市场的繁荣提供了有利的生存空间。香港拍卖行业的繁荣对亚洲地区的艺术市场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尤其带动了台湾、新加坡、日本以及中国大陆的艺术拍卖行业的发展。

亚洲其它部分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市场刚起步，如韩国、马来西亚、朝鲜等，但已初见成效。

中国的书画、陶瓷艺术在当代市场发展中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思考，即收藏家和媒体，很少有机会让两者对话。当代收藏家的文化特性和属性是需要市场反思的，除经济利益、文化的作用外，难道中国书画、陶瓷的传统魅力仅靠收藏家来体现吗？一件作品在市场上卖出高价，它当然可以反映收藏家的状况，但是否就此反映出作品的魅力还有待探讨。同样，现在媒休的报道能否反映中国书画传统魅力在市场中的作用？现有艺术市场的状况基本上吻合于我们的现状，我们的收藏家的欣赏水平还有待提高。呼吁打假，但许多打假愿望并未变成现实，倒是赝品越来越猖獗。这一方面是因为打假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谁都在 喊，但落到实处有难处。

艺术市场的规范需要国家法规的约束、全社会文化素质的整体提高和全体从业人员的自律。媒体报道应该科学、客观、公正、准确，能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应该花点力气走访美术界、批评界有良知的人听听他们的想法，说说真心话。

如今全国拍卖公司有一千多家，艺术品拍卖公司超过一百家。在一般画廊购买不放心，拍卖成了投资者的选择。在当初，拍卖还是值得信任的。但随着拍卖市场的兴起，就开始鱼龙混杂，赝品临时撤下的事情屡见不鲜。但如今这撤拍的事反而少了。是拍品保真了么？建立艺术品登记制是我国可试行的一种方式。

当代国际艺术市场在销售艺术品时经常采用的形式：拍卖行、画廊业、艺术博览会。在市场运作中，三种市场形态既相互竞争，又相互推动，从而达到市场机构的合理性。中国艺术市场的发展中，画廊、拍卖行业与博览会相对于西方国家起步虽晚，但已成燎原之势，发展迅速。全国大小画廊和艺术品商店数千家，拍卖公司也如雨后春笋，虽然还存在许多弱点和问题，却也在不断地专业化和规范化。在政府部门、美术鉴定家、美术经营者、收藏家等多方面的努力下，专业画廊及高水准的拍卖公司逐渐增多，美术行业经营变得透明和自由化起来。

艺术博览会通过精心打造，已经成为中国艺术市场的名牌会展项目。尤其是北京国际艺术博览会，从1998年至今，已历时六年，去年开幕当天就吸引了上万观众。

繁荣中国艺术市场，广泛吸纳国际艺术市场的有利因素，与国际艺术市场接轨，是中国艺术市场发展进程中的主要方向和重要目标。

经过15年的努力，中国已于2001年12月11日正式成为WTO成员，标志着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也意味着中国的艺术市场正面临着一种新的考验。

入世不仅会对中国和世界的经济产生非常深刻的影响，也会对中国的文化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传统的中国文化体制是在适应计划经济的需要建立起来的，文化管理体制只强调了文化作为思想道德教育手段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属性，忽视乃至排斥了文化作为消费产品的商品属性。

2000年10月，中共中央十五届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十五”规划的建议》特别强调：要“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加强文化市场建设和管理，推动有关文化产业发展”；要“推动信息产业与文化产业的结合”。“文化产业”发端于美国，滥觞于欧洲，如今正作为中国的朝阳产业迅速发展。

加人WTO，有利于进一步扩大中国艺术品的出口和大量引进外资，除了履行WTO的义务，还需要逐步开放国内艺术市场，进一步改善外商投资环境，增强中国艺术市场对外商的吸引力，从而有利于更多地引进外国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

中国艺术市场发展尚属初级阶段，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有着巨大的差距。比如美国的文化产业营业额高达1957亿美元，约占国际文化市场份额的40%，英国的文化产业方面的就业人数则达到全国就业人口的15%，尤其是拍卖行业，西方的一些大拍卖公司几乎在长期垄断经营和操纵全球拍卖市场。

中国艺术产业的集约化程序不同，生产经营相当分散。加入WTO后，只有尽快地加以整合优化，转变经营模式，增加竞争力，否则就有可能被现代化的艺术市场的滚滚洪流所淹没。

中国艺术资源与产业转化能力不足之间存在矛盾。纵观中国美术史，源远流长、品种繁多，足以称雄世界美术史，原始彩陶的辉煌、古代岩画的神韵、中国书画的生动气韵、青铜器的浑厚凝重、漆器的精美夺目、古代雕塑的深沉魅力等，无不以璀璨夺目的绚烂色彩闪耀在世界美术舞台，这是中国美术资源得天独厚之处。然而，新兴美术产业必须得益于资本市场和信息技术两方面的因素，才能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度，将大批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产业。

中国艺术市场，在新形势下应该逐步完善艺术专利制度。当然，入世给中国的专利保护带来的是机遇还是挑战需要具体分析。首先，入世为中国艺术的专利工作走向世界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专利保护是一把双刃剑，可以使我们保护自己，防御他人。比如中国的一些技艺超绝的民间艺术及工艺品，有关部门应该及时申请专利保护，避免被人盗用或制假，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加入WTO后，中国艺术市场呼唤成立一些有实际操作经验的权威鉴定机构，对流通于中国艺术市场的艺术家都能有个准确的定位，包括他们作品的艺术性、艺术流派，作品价位等，以此作为整个中国艺术市场共同遵循的标准，尤其对艺术市场艺术品的价位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当然，其准则范围不仅仅限于当代艺术家，也包括已故的艺术家及古代的艺术家作品的价格标准。这样既方便了美术经营者、收藏者，也可以避免出现艺术家在市场交易中自己与买者讨价还价的尴尬，也可以杜绝艺术品价格上的混乱，也能进一步规范艺术市场的价格机制。

权威鉴定机构的成立同样有利于拍卖行、画廊的艺术经营。苏富比拍卖公司培养一位资深的鉴定师需要十年，而中国现有的一些颇具实力的拍卖公司如嘉德、瀚海等，都有为艺术品把关的鉴定师。但大多数拍卖公司却没有能力对送拍的艺术品做一个准确的审评，只能照单全收，任其鱼目混珠，而拍卖公司却又不会为作品的真伪、优劣承担任何风险，最后哑巴吃黄连的只能是不具备专业修养的不成熟的收藏者。

同样的处境也困扰着去画廊买艺术品的收藏者。中国艺术市场需要一些成熟的、具有专业修养的艺术经纪人来平衡和调节。画廊从业的艺术经纪人多，鱼龙混杂，水平参差不齐。有些画廊是艺术家亲涉商海主持的，有些画廊是艺术家在幕后策划，其亲朋在前台“唱戏”，更多的画廊是普通人经营的。

中国艺术市场中类似于这种“改行”的经纪人不在少数，也难怪艺术家们对艺术经纪人心存偏见，不屑一顾。画廊业的规范健康发展，离不开艺术家和经纪人的合作，也有待于买方艺术素质的提高，更需要一些有胆识、有魄力的艺术经纪人。艺术经纪人素质的提高势在必行。

中国的传统书画、陶瓷艺术中国人最有发言权，为什么非要等到人家把价位抬上去之后，才大肆宣扬呢？收藏家的介入，使艺术市场的价位提升，但为什么不能把中国艺术家的价位抬上去呢？这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为什么总是拿人家的标准、以欧美文化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艺术家？

市场化篇6

顾雏军的失去自由,宣布了家电业――这个向来被认为是市场化最彻底的行业――改革的搁浅。它告诉我们两个道理:其一,市场化改革是关乎整个社会的系统性改革,局部市场化、行业市场化是不可能独立存在下去的,小修小补式的改革策略已经行不通了;其二,无论是企业还是社会,单腿的市场化是走不远的,没有民主化的决策制约,资本很容易蜕变成自毁和毁人的魔鬼。

在自然界中,每一个小的局部都有包含它在内的整体的全部信息,如地球有太阳系的全部信息,太阳系有整个宇宙的全部信息。如今,在千千万万个洗脚屋里,足疗师们孜孜不倦地宣传着这个理论,足部是个理想的全息器官,在它上面能找到人体所有器宫的对应点。相信在足疗师力道不小的手法配合下,大多数人都对这个理论有了形象的认识和深刻的记忆。

经济改革这个大系统与企业治理这个小系统,彼此之间也符合全息论的对应关系,二者之间的症结可以互相印证。医疗改革、教育改革等振振有词的市场化改革理论言犹在耳,如今却已黯然收场。如果说,这两个行业的改革属于对旧体制的改造,还存在执其两端守其中的试错过程的话,那么股市的改革则是从一开始就制造了一个怪胎。在市场化改革的大思路下,制造了一个反市场化思路的怪胎,这其中应该反思的只有我们的改革思路本身了。

应该说,二十多年来经济改革过程中的矛盾积累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市场经济遇到的许多问题都曾经很具体地摆在我们面前,诸如掌权的官员能不能经商？公务员财产要不要公开？储蓄应不应该实名制？官员接礼要不要登记？等等。这些问题急需立法规范,以引导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可惜的是,许多次类似问题的讨论都像小雨落地,没有沾湿地皮就匆匆过去了。历史转轨时期,所形成的大面积隐形分配,积累的种种危机,主要是行政不作为或者作为不到位造成的后果。由管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制度改革滞后是造成大部分经济与社会问题的最主要根由。

这个世界从来都不是一剂药能包治百病那么简单,市场的问题交给市场,以求其效率;非市场的问题交给政府与社会,以图其公平。把医疗与教育这两个关乎社会发展与国家前途的重要行业推向市场,从而引发诸多社会问题,这是医疗改革与教育改革失败的最主要原因。退一步讲,即使在这种“市场化改革”中,也未能形成真正的市场化格局。市场主体模糊,行政权力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既是市场经济的当事人,又是市场经济的调控者、监督者,自己监督自己,自己裁判自己。这种双重职能和作用,难以实现公平,也难以实现效率。我们可以观察到,凡是行政权力在市场经济主体中利益比重越大,越难以实现法制规范下的市场经济,制度创新和改革的困难也越多。

从微观层面审视类似德隆、科龙这些企业,我们也会发现,许多企业成在企业灵魂人物超强的市场感知能力和应变能力,败在没有一个相应的严格的公司治理结构下的民主决策机制来制约这种权力,从而屡屡上演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之剧。所以说,市场机制的失败不是因为行政权力弱化,而恰恰是因为行政权力强化。企业大起大落,不是出在企业家没有权力,而是出在企业家权力没有制约。政府定位不清,甚至出现行政权力市场化的趋势,这是造成畸形市场化改革的主要原因。同样,没有一个有效的企业决策民主制,企业家的性格才能成为左右企业前途的主要因素。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市场化篇7

然而，市场观点普遍认为，渐进式改革不应该是延缓改革的托词。自2004年中国人民银行准许金融机构允许贷款上浮、存款下浮政策之后，利率市场化的问题上几无重大进展。

“现在的利率制度是‘半市场化’的，对贷款利率上不封顶，对存款利率下不封底，而未来的改革方向是存款利率上不封顶政策放开。”交通银行副行长钱文挥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在存款利率上浮的问题上，银行方面已经有所突破，比如说和保险公司之间的协议存款，就属于这一情况，未来类似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利率的松动应该会成为利率市场化的一个方向。”

利率改革政策或在2013年前推出

《中国经济周刊》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决策智囊机构了解到，目前国务院及央行、银监会等相关部门正在就利率市场化中存款利率上浮的问题进行研究，而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下称“大额定期存单”）的利率上浮比较可能成为突破口，大额定期存单的主体既包括企业，也包括个人。

目前存在的协议存款是一种特定的大额定期存单形式，是指中资金融机构和中资保险公司、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邮政储蓄之间办理3年或5年期以上、金额3000万元以上的人民币存款品种，该存款的存款利率、存款期限、结息和付息方式、违约处罚标准均可由协议存款双方协商确定。

“银行和保险公司之间可以签订协议存款的政策执行了大约有十多年的时间。”上海某大型保险公司相关负责人这样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具体来说，现有的3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年利率是5%，而保险公司和银行之间签订的利率可能是6%，也可能是7%。”

毫无疑问，保险公司所拥有的利率“特权”，主要是由于险资拥有存款期限长、起存金额大等特性，但这不足以动摇目前管制利率仍然是主流这一事实，企业和个人并无法和银行去协商存款利率的上限。存款利率短期化也应该成为改革的目标。

“大额定期存单制度设计使得存款利率市场化可以通过找到一个市场利率和管制利率的模糊地带作为切入点，实现并轨进程中的缓冲。具体来说，大额定期存单实现在保持现状的条件下的增量改革，再逐步由增量影响到基数。”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巴曙松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宁波银行金融市场部向《中国经济周刊》提供的研究报告也认为，扩大存款利率上浮区间的条件逐渐成熟。央行可以采取不对称调息作为扩大上浮区间的先行举措，然后可能从大额、长期存款开始扩大区间，逐步放开可上浮的存款金额、期限的上限，或者给予大额、长期存款更大的浮动范围，以控制对银行机构的冲击。

目前，包括巴曙松、李扬（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等智囊，都曾参与关于推出中国存款利率市场化的政策研究和制定，相关配套工作已经推动了5年，而最终的政策或将在2013年（含）之前推出，并将耗时十余年的时间最终全面实现利率市场化和自由化。

利率市场化是被金融创新逼出来的

大额定期存单最早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由于美国政府对银行支付的存款利率规定上限；上限往往低于市场利率水平，这主要是由于1929年大萧条后，美国实行了以“Q条例”为代表的利率管制。然而，为了吸引客户，商业银行推出可转让大额定期存单。

第一张大额定期存单是由美国花旗银行于1961年创造的。其目的是为了稳定存款、扩大资金来源。购买存单的客户随时可以将存单在市场上出售变现。这样，客户能够以实际上的短期存款取得按长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收入。

1970年，美联储允许90天以内的大额定期存单利率市场化，并将定期存款利率的上限逐步提高，从此拉开了美国利率市场化的大幕。1973年5月，规定10万美元以上存款不受“Q条例”规定的利率限制，取消所有大额定期存单最高利率限制，7月取消1000万美元以上期限5年以上定期存款利率上限。

花旗银行（中国）一位研究部门的分析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中国目前利率市场的情况和美国当时的情况很相似，银行的存款管制利率和市场化利率水平之间有差距。例如能够反映市场资金面情况的Shibor（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的利率变化无法及时传递到银行利率上，这导致了资金的扭曲。”

由于管制利率的存在，在过去几年中，中国一直处于负利率时代，这使得大量存款资金从银行流出，转向收益率更高的银行理财产品市场，或者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货币市场基金。银行理财产品已经起到了丰富投资渠道的作用，对存款形成了实质性的倒逼效应、使存款利率市场化在表外取得了很大进展。

通过金融创新倒逼利率改革的情况也发生在了日本。1979 年，日本首次了自由利率的大额定期存单，其利率不受《临时利率调整法》的限制，发行利率由发行金融机构和购买者自由决定。1985年，日本推出与市场利率挂钩型存款账户（MMC）。MMC的推行是通过引入一种自由利率的新存款类型，由MMC的利率市场化推动大额存款利率的市场化。

此后，日本逐步降低大额定期存单和MMC的存款最低限额、增加期限结构，通过扩大自由利率存款的比重来加深自由化的程度。在上述基础上，1993年6月，定期存款利率市场化；同年10月流动性存款利率市场化；1994年10月，存款利率完全市场化。

星展银行大中华区高级经济师梁兆基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根据北欧国家、韩国的经验，利率市场化能鼓励存款和存款利率的竞争，增加银行的融资成本，提高贷款利率，通过高成本资金阻碍低效益投资，以及改善整体投资的效率。相信类似的情况将适用于中国。

银行竞争加剧利差收窄

那么，倘若中国效仿各国率先以大额定期存单为切入点推动利率市场化，这会给银行业带来什么？

长信基金研究部副总监安昀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利率市场化将加剧银行的竞争。目前，银行在存款和贷款端的利率都有央行规定的基准利率，所以并没有实质性的竞争。如果未来利率市场化，则意味着存贷款利率银行都可以自主定价，这将大大考验银行的经营能力和对风险的定价能力。

在梁兆基看来，最迫切的挑战可能来自于全面的利率市场化，迫使银行放弃隐性的保证净利润率。银行必须愿意放弃短期的保证利润，以换取其账面上中长期更高的资产质量。他们是否愿意接受这种短期的痛苦是个未知数。

市场化篇8

关键词：教育市场；营利性教育；高等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39-0171-02

公平与效率问题是当前世界社会生活和教育领域的一个热门话题，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经济全球化的主流趋势下，“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正在成为不以人的力量为转移的，影响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重要力量。市场以其强大的力量使政府日渐处于尴尬境地，在关乎民生的医疗卫生、住房、教育等领域，政府愈出台政策干预，市场的反弹力愈异乎寻常。教育，这个曾经最具有公共特征的领域在不断地遭受着市场化的洗礼。“教育市场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是众多教育研究者、决策者、实践者、家长、学生、教师所关注的重大问题。许多人坚定地反对教育市场化，并把教育公平与效率问题归咎于市场化的结果，这点有失偏颇。

一、美国教育市场化改革

美国是世界上的教育强国，创新人才层出不穷，而美国教育质量的提高有很大一部分就是源于市场化改革。在美国，高等教育的市场化由来已久，18世纪以来，教育被视为一项国家事业，理应由国家按照一定的道德标准负责对全体公民进行免费教育，这种公益性国家教育理念纵横了一个多世纪。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的不稳定以及一系列问题是使国家教育使命出现了危机，遭到社会各界的批评。在教育投资不充足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就迫切希望借助于市场的力量来为教育买单。20世纪60年代，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指出，政府对教育投资的增加，日后必然会得到丰厚的回报，反之又能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是，随着国家对教育拨款力度的加大，却没有带动美国经济的迅速增长，所以，美国相关人士特别是大企业家便把责任推给了教育，认为是教育导致国家的经济出现危机。所以，为了美国经济，更为了全体国民教育，美国便开始进行全面而坚定的教育市场化改革。进入信息化时代和知识社会之后，西方发达国家既有的公立教育系统难以满足迅速发展变化的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需要，教育改革成为各国极为重要的公共政策关注点。

二、教育市场化改革的成效

在美国教育市场化改革的浪潮中，几乎所有的大学、学院，无一不为自己的生源和政府拨款担忧，因此各学校之间竞争不断，美国整个高等教育体系就是一个百舸争流的大市场，优胜劣汰原则发挥得淋漓尽致。不仅高等教育如此，美国初等、中等教育也把市场机制运用得淋漓尽致。特许学校也是美国公立学校系统的一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公立学校的发展，提高了公立教育的质量；教育券制度提高了家长的选择能力，在一定程度上给弱势家庭带来了希望；营利学校是公立学校系统之外战斗力非凡的挑战者；磁石学校计划主要为黑人学生服务，使教育趋向公平化发展。所谓教育券，就是教育领域中试行的一种代币券，政府以券的形式将用于教育的经费直接发放给学生家长，学生用得到的教育券来支付全部或者部分学费，学校再统一将教育券兑换为相应的现金，教育券制度可以使学生跨学区随意选择想读的学校，这在一定程度上为贫困家庭子女提供了帮助。从19世纪末最初的具有教育券性质的实践到现在已经有100多年了，教育券形式多样，大体上分为公共资助教育券和私人资助教育券。最早系统地主张实行教育券制度的是米尔顿·弗里德曼。他认为，原来把拨款直接交给政府的方式不利于学校的公平，应该把这种权利交给家长，让家长拿着教育券去选择适合孩子的学校。这样，给了家长很大的发挥空间，同时运用市场机制会提高学校教育的质量，促进学校的竞争。

特许学校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基础教育改革的产物，是一种新的“公校私营”的办学模式。由美国州或市政府与一些团体、企业及包括教育工作者、家长、社区领导等在内的个人签订合同，互相承诺的一种办学形式，合同期一般为3～5年，也有的为15年（亚利桑那州、哥伦比亚特区）。这类学校由州教育厅正式批准成立，经费来源与公立学校一样，接受州生均费用，但使用财政上不受学区教育局的管辖，在聘用教师、经费使用、课程设置、校历安排等方面有很高的自治权。通俗地说，就是既可以从政府拿钱，又可以不受政府摆布的学校[2]。特许学校比私立学校和教育券在实践中更体现出面向家庭经济困难、少数民族、边缘学生等处境不利的社会弱势群体的特点。在公立教育不尽如人意的情况下，富裕家庭的孩子可以去私立学校上学，弱势家庭的孩子也可以有多种选择，他们既可以拿着教育券去私立学校，也可以去特许学校。美国的一些教育立法总是可以考虑到弱势群体，贫困家庭孩子的教育情况，从这点出发，美国已经做到了教育的相对公平、公益。除了特许学校外，美国早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70年代前期发展磁石学校计划，该计划的初衷是为了打破学区限制，加速取消种族隔离的进程。该计划相比较特许学校的特色就在于它是以实现种族融合、促进教育公平、实现特色化教学为目标。磁石学校其实就是国家的一项计划，旨在改善学生学业状况，使学生发挥自己的特长。允许父母根据孩子特点选择合适学校，主要为了吸引白人父母，这类学校往往在教学上有一定特色。这两类学校是在公立学校系统内部注入的一股新鲜血液，使公立学校不得不改进教学方式，提高教学质量。在教育市场化这个大环境下，教育的竞争性加强是必然趋势，无论是特许学校、磁石学校还是营利学校都要增强自己的可竞争性。教育市场化改革确实提高了美国的教育质量，在追求教育大跨步迈进的同时，做到了相对公平，照顾弱势群体。在美国，通过市场化改革，私立学校获得了与公立学校同等的待遇，学生吃教育券既可以入公立学校也可以入私立学校，另外，清晰的产权制度是成熟市场经济的标志。美国教育市场化改革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就，跟产权制度清晰分不开，特许学校虽然提高了教育资源效率，促进了公立学校竞争，但特许学校的公共性质却从未改变。私立学校，在注册办学时就必须明确是营利机构还是非营利机构，营利学校按教育市场的供求关系组织提供教育服务，依法纳税，非营利学校绝不能从事营利性活动。美国的教育市场化可以说是一场赋权的过程，尽量给学校足够的空间使之进行自我调整，获得自主决策权。

三、从美国教育市场化改革反思中国教育市场化的问题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美国教育市场化改革的经验来看我国一段时期以来的教育市场化，可以从中反思出许多问题。有利于为我国教育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市场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当然也不能任由市场肆意发展，需要充分利用政府这只有形的手，教育决策者要在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制定明确的政策，合理运用市场杠杆推进教育改革，规范学校在市场中的行为，学校要在市场竞争中不断提高教育服务的质量，家长和学生要学学会在市场中选择与生存。

参考文献：

[1]肖贵玉.中国高等教育市场导向与绩效作用机制研究——基于非营利性组织营销思想视角[D].上海：上海财经大学，2009.

[2]周小虎.利益集团视角下的美国教师组织对教育政策影响的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6.

市场化篇9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做好“扫黄、打非”工作，为学校周边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和精神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作用，对此，我局非常重视，每次会议局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都积极参加，并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扫黄、打非”工作，局里成立了文化市场整治领导小组，局长任组长，分管副局长任副组长，稽查队队长任办公室主任。

为使文化市场管理工作能够得到社会的支持和配合，我们充分利用文化广电局的优势，在电视台打出公告，公布整治措施，举报电话，并对每一次集中行动进行跟踪报道，让全社会都来支持我们的活动，主动配合我们的工作。

二、加强严格管理措施，做到日常管理与集中行动相结合。

按照国务院、省、市的要求，根据我县的实际情况，我局在文化市场管理上既认真做好日常管理，又联合其他职能部门搞好集中行动。

1、在管理游戏机市场方面：严格控制发放游戏机证照，继续压缩游戏机的审批数量，合理布局，严厉查处游戏室非节假日接纳未成年人玩游戏以及利用游戏机搞游戏的违规行为。目前已收缴游戏电路板23块，突击检查时当场砸毁机9台，有8家游戏厅受到经济处罚。

2、在管理演出市场方面：实行严格把关，无证无照演出团坚决不得进入我县演出，凡到我县的演出团体必须与稽查大队签订演出责任状后方可进行演出，否则作非法演出论处。平时对演出团的演出内容，每天派两名稽查队员对其演出情况进行全程监督，一有违规演出行为及时查处。今年共查处6家民间演出团带有的违法行为，并及时作出了处理。

3、在管理书报刊市场和音像市场方面：对经营户进行多次培训，认真学习《音像制品管理条例》、《出版物管理条例》，提高思想认识，增强辨别盗版能力；同时，组织定期检查，严厉封堵盗版源头，一经发现非法盗版书刊、音像制品、黄色光碟及时处理。今年共查缴并销毁非法盗版音像光碟4000余张，色情、光碟100余块；中、小学生非法盗版教辅读物2800余册；收缴少儿言情“口袋本”卡通书2300余册，盗版杂志3000余本，带政治内容的书刊48套。

4、“网吧”市场的管理：今年，我局把网吧市场管理作为文化市场管理一项重要工作来抓。首先，我们对其管理采取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措施。建章立制，加强日常督查，严格限制网吧审批数量，合理的布局网吧的开办位置，严禁在学校周边开设网吧，多次召集网吧业主进行培训，要求业主认真领会《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的内容。在经费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我局花巨资建立网吧监控管理平台，目前已经取得了较好的监控管理效果。与网吧业主逐户签订了经营责任状，严格要求其合法经营，并在每户网吧经营室制作了“禁止未成年人入内”的警示标志牌。在我县率先推行“阳光网吧”，“放心网吧”的良好做法，目前已有3家获得此殊荣。

其次，在整治网吧的同时，本部门借助社会各界、学校、新闻媒体的力量加大整治宣传力度，形成较大的社会舆论和声势；向全社会公布本单位举报电话，一旦举报情况属实，本部门向举报人给予一定的经济奖励。日常检查时，把未成年人在网吧上网的学生名单，向其所在就读学校或家长进行了反馈。本单位还聘请关工委的老同志做网吧义务监督员，把他们提出的合理意见进行采纳和实施。对多次违规接纳未成年人并容留未成年上网的网吧经营户，在新闻媒上进行了曝光。到目前为止，稽查执法大队自行组织共检查网吧183次，零点行动达16次以上，已取缔了4家，关停了8家（包括乡镇），对6家下发了限期整改通知书，都已接受了整改。有18家违规接纳未成年人和超时经营的网吧，受到不同程度的经济处罚，并且要求他们向主管部门写出了承诺保证书。

第三，会同宣传部、政府办、公安、工商、教育等部门对网吧进行集中整治。到目前为止，共采取集中行动5次，其中3次声势较大，效果好，反响强烈。

3月26日，我局与宣传部等单位对全县文化市场进行了一次为期3天的突击整治活动，共出动车辆4辆，检查文化市场70余家，其中网吧20余家，处罚违规接纳未成年人上风网吧业主8家，超时经营3家。

4月29日，由政府办牵头，局分管领导带队会同公安、工商、教育等部门对全县网吧市场进行集中整治，整治时间整整2天，当场处罚违规接纳未成年人网吧经营户6家，并收缴了一批电脑计算机。

5月14日晚10时，，由分管县长带队，临时召集政府办、公安、工商、文化、教育等有关人员分成三组，共出动40余人对网吧市场进行集中整治，在这次行动中，共检查网吧14家，查处9家违规经营，取缔2家黑网吧。

7月2日，本局召集稽查队员在暑假期间对网吧进行了2次零点突击检查，对违规接纳未成年人并容留未成年人通宵上网的网吧经营户进行了经济重罚。如今我县的网吧市场接纳未成年人并留容未成年人通宵上网的现象暂时得到了有效遏制。

三、目前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县文化市场的形势依然很严峻，主要问题有：网吧接纳未成年人超时经营的现象时有发生，非法出版物和非法盗版音像制品经营活动屡禁不止；网上有害信息的传播依然存在，少儿言情“口袋本”卡通书销售活动依然猖獗。

四、下一步的工作打算：

市场化篇10

正如前文所述，房地产市场成熟度可以反映出某一区域(或城市)房地产市场的健康状况以及整体的发展形势，政府部门可利用成熟度评价结果来了解当前房地产业的发展现状及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关系，为政府调整国民经济产业结构以及引导房地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服务，使得资源得到更加有效配置，及时发现房地产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非周期性异常波动，从而减少房地产业对国家经济金融产生的波动与风险。同时，对企业和消费者也都有积极意义:企业可以及时了解房地产业的整体状况和行业结构，掌握不同区域房地产市场的差异性，使之洞悉市场变化趋势，发现投资机会，提高其投资时机、投资结构的决策准确程度，并在一定程度上规避投资风险;有助于消费者认清市场，掌握市场发展的真实规律，不盲目跟风，选择适合自身的住房需求，从而有利于整个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发展。具体来说，市场成熟度可以认为是市场参与者用于描述市场的发展阶段或市场化程度的概念，其主要用于研究特定市场的发展程度，理解市场怎样形成、演进及未来的表现，帮助决策者决定如何在特定的阶段投放特定的产品(KeoghandD''''Arcy，1994)。［1］通过对市场成熟度的研究，了解市场阶段性演进的特征和表现，有助于解释目前市场上产品使用、投资决策行为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市场活动等。20世纪90年代，在市场化进程的框架下涉及市场成熟度方面的研究初现端倪。1991年，沃克和弗拉纳根(WalkerandFlanagan，1991)最初用市场成熟度来研究中国香港房地产市场，认为一个成熟的市场具备高层次的机构投资、成熟的金融结构、规范的金融市场并且海外投资、机会点以及多样化收益都具有一定的市场规模等特征，这些指标得到了学界的广泛支持。［2］之后，西科(Seek，1995)又增加了经济体的实力和类型、市场规模、完善的基础条件等市场成熟度考量指标。［3］关于市场成熟度方面，研究最为全面的是基奥和达西(KeoghandD''''Arcy，1999)，［4］他们在对市场成熟度相关文献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对市场成熟度的涵义及考量指标重新进行界定，如使用和投资机会，灵活性，专业度，信息和研究性，开放度，标准化等指标。发展到今天，市场成熟度理论根据其研究的领域和对象不同，还有以下几种定义:第一，市场成熟度是衡量市场进化程度的指标，以不断下滑的增长率为特征，当市场不再出现增长，就可以被视为饱和(Graham，2000)。［5］可以采用收入弹性作为具体的衡量指标，当收入弹性小于或等于1，即收入的增长不再创造更大比例的需求增长，市场就被视为完全成熟。一个完全成熟的市场就是一个增长量不超过收入/经济增长的市场。当收入弹性为0，即收入的改变不再对需求产生任何影响，市场就被视为完全饱和。换言之，市场成熟维度的早期阶段则出现在收入弹性值不断下降但仍大于1的时候。第二，通过反映不断减小的增长率的时序曲线，如系数小于1的对数函数和集合函数、半对数曲线可以用来研究成熟度，而双曲线、修正的指数或对数曲线更适合用来定义饱和状态(Saunders等，1987)。［6］这种方法最主要的缺陷是仅考虑时间参数，忽略了驱动需求的其他重要因素，如收入和价格变化。第三，咨询公司卢森泰(Lucintel，2009)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把成熟市场定义为旅程数增长等于GDP增长加产量增长的和，任何附加增长都被定义为“生产”增长。为了量化一个市场的成熟程度，他们提出通过GDP+产量增长与旅程数增长的比值来定义的成熟度要素(MF)概念。当市场成熟，MF值就是100%。当市场还有“生产”增长，处于欠成熟阶段，MF值就应该小于100%。有关房地产市场成熟度的研究自1994年起就不曾间断。具体来说，市场成熟度的研究可以帮助理解城市房地产市场怎样形成、演进以及未来的表现，还能作为如何选择在不同城市、不同市场投放合适的房地产产品的决策指标。奇恩和邓特(ChinandDent，2005)采用Keogh的市场成熟度框架对东南亚的办公楼市场成熟度进行了研究。他们试图改进研究方法，确立明确的成熟度标准，建立1～10的评分范围，1代表最不发达的，10代表最发达的。他们的研究成果表明，混合了不同发展阶段的市场给高效运作的房地产市场投资活动提供了显而易见的大量机会。近来，皮鲁米(Pelumi，2012)以Nigeria为例对发展中国家的居住房市场进行了研究，把大量的信息流和高度遵循总体规划视为成熟居住房市场最重要的标志。目前，国内涉及房地产市场成熟度方面的研究还不多见。已有的研究仅限于房地产成熟度模型方面的评价，如房地产咨询机构仲量联行(JLL，2010)、俞海海(2008)［11］等都曾建立过相应模型对当前房地产市场成熟度进行评价，虽然两者设定的评价指标相应有不同侧重，但对市场成熟度阶段的划分基本一致。也有个别文献只是将市场成熟度作为住房流动性的一个指标来分析(包华，2008;WuandZheng，2008)。基于以上分析，根据借鉴仲量联行的研究，笔者认为，评价城市房地产市场成熟度可以遵循以下4个指标:(1)房地产市场高度透明:市场信息能够自由流通、政策执行有力以及交易流程相对公平;(2)资本流通性强:在资本流入和流出方面与国际房地产资本市场紧密联系;(3)优秀的居住环境和物业服务:主要指环境可持续性、节能且管理优质的物业;(4)客户来源广泛:客户覆盖范围广，不仅限于国内客户，同时还有大量的国内外客户进驻(尤其是企业和总部)。根据以上评价指标，大致来说，自1998年城镇住房改革实施以来，我国整体上房地产市场成熟度曲线攀升迅速，其市场表现和投资前景如下。

二、我国城市房地产市场投资前景

为全面分析我国各级城市的房地产市场投资前景，笔者参考克而瑞信息集团的《2013年中国城市房地产市场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分别从市场需求、市场供求、市场容量以及外部因素等4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并对分类指标进行相应完善，然后采用因子分析方法进行比较分析。其中，采用常住户籍人口比、城市动迁增量需求、人口复合增长速度、居住面积改善性需求、租赁市场住房户比例等分类指标来衡量城市房地产市场需求情况;采用土地供求情况、房屋供求情况、实际房价增长率等分类指标来衡量市场供求关系;采用人均购房面积、城镇职工工资、城镇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房价收入比等分类指标来反映市场容量;采用该城市的城镇化率、人口密度、城市规模、基础设施投资累计值等分类指标来反映外部因素。表4显示，一线城市以及二线城市的市场投资前景相对较高，6个一线和22个二线城市全部进入前50排行，37.5%的三线城市进入前50排行，四线城市除廊坊进入前50排名外其他普遍排名偏后。二线城市中苏州、青岛、宁波等非直辖市城市的市场容量也有较大发展空间，主要是由于外来企业的不断进入，城区不断扩展，人口快速导入。此外，随着整个京津冀一体化和大七环格局的形成，廊坊也进入了城市房地产投资前景的前50名，具备一定的投资潜力。而从各类城市得分来看，一线城市中北京和上海平均得分最高，按城市线别，平均得分及中位数依次递减。二线城市总体排名较为靠前，常州、东莞等个别二线城市由于市场较为成熟，短期内市场容量空间有限，因此得分较低;三线城市的个别城市得分较高，主要是这类城市市场处于快速发展期，其城市市场投资前景较大;而四线城市由于市场处起步阶段，总体得分偏低。

三、总结与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