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名言十篇
时间：2023-03-24 18:37:07
泰戈尔名言篇1
泰戈尔，印度诗人、文学家、社会活动家、哲学家和印度民族主义者。那么他说过什么样的励志名言呢?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泰戈尔说过的励志名言，供大家参阅!
泰戈尔说过的励志名言精选1.思想掠过我的心上，如一群野鸭飞过天空。
我听见它们鼓翼之声了。
2.如果把所有的错误都关在门外的话，真理也要被关在门外了。
3.有生命力的理想决不能象钟表一样，精确计算它的每一秒钟。
4.太急于做好事的人，反而找不到时间去做好人。
5.有时候，爱情不是看到了才相信，而是因为相信才看得到。
6.我将一次又一次的死去，以此证明，生命将是无穷无尽的。
7.绿叶恋爱时便成了花。
花崇拜时便成了果实。
8.鸟以为把鱼堤到空中是一种慈善的的举动。
9.就算你不快乐也不要皱眉，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谁会爱上你的笑容。
10.友谊和爱情之间的区别在于：友谊意味着两个人和世界，然而爱情意味着两个人就是世界。
11.我们在热爱世界时便生活在这世界上。
12.知识是珍贵宝石的结晶，文化是宝石放出的光泽。
13.如果错过太阳时你流了泪，那么你也要错过群星了。
14.果实的事业是尊重的，花的事业是甜美的，但是让我做叶的事业罢，叶是谦逊地专心地垂着绿荫的。
15.没有流过血的手指，弹不出世间的绝唱;
没有经过艰辛历练，难以创造人生的奇迹。
泰戈尔说过的励志名言经典1.是大地的泪点，使她的微笑保持着青春不谢。
2.有一次，我们梦见大家都是不相识的。
我们醒了，却知道我们原是相亲相爱的。
3.我存在，乃是所谓生命的一个永久的奇迹。
4.我们看错了世界，却反过来说世界欺骗了我们。
5.你看不见你自己，你能看见的只是自己的影子。
6.杯中的水是清澈的，海中的水却是黑色的。
小道理可以用文字来说清楚，大道理却只有沉默。
7.老是考虑怎样去做好事的人，就没有时间去做好事。
8.世界以痛吻我，要我回报以歌。
9.有一次，我们梦见彼此竟是陌生人;
醒来后，才发现我们原是相亲相爱的。
10.终止于衰竭是“死亡”，但“圆满”却终止于无穷。
11.你看不见你自己，你所看见的只是你的影子。
12.爱是亘古长明的灯塔，它定晴望着风暴却兀不为动，爱就是充实了的生命，正如盛满了酒的酒杯。
13.不要因为你胃口不好，而抱怨你的食物。
14.宗教不承认事物的多样性，他们说，一边是宗教，另一边是永久的毁灭，没有中间道路。
15.女人，罪恶把你剥得赤裸，诅咒把你洗净，你升华成完善的生命。
泰戈尔说过的励志名言推荐1.绿树长到了我的窗前仿佛是喑哑的大地发出的渴望的声音。
2.当我们是大为谦卑的时候，便是我们最近于伟大的时候。
3.鸟翼系上了黄金，这鸟儿便永远不能再在天上翱翔了。
4.让生命有如夏花之绚烂，死亡有如秋叶之静美。
5.那些缠扭着家庭的人，命定要永远闭卧在无灵魂世界的僵硬的生活中。
6.永恒的献身是生命的真理。
它的完美就是我们生命的完美。
7.我们把世界看错，反说它欺骗了我们。
8.你的偶像已散落在尘土之中，这可以证明上帝的尘土比你的偶像更伟大。
9.那些把灯背在背上的人，把他们的影子投到了自己前面。
10.生命从世界得到资产，爱情使它得到价值。
11.要是童年的日子能重新回来，那我一定不再浪费光阴，我要把每分每秒都用来读书!
12.花朵以芬芳熏香了空气，但它的最终任务，是把自己献给你。
13.尽管走下去，不必逗留着去采着花儿来保存，因为一路上花朵自会开放的。
14.权势以它的恶行自夸，落下的黄叶与浮游的云片却在笑它。
15.使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16.我们只有献出生命，才能得到生命。
17.他把他的刀剑当做他的上帝。
当他的刀剑胜利时，他自己却失败了。
18.忧郁静静的沉埋到我的心里，正如黄昏落在寂静的树林中。
19.我们的生命是天赋的，我们惟有献出生命，才能得到生命。
泰戈尔名言篇2
[关键词]泰戈尔 《吉檀迦利》 奥坎波 希梅内斯 西班牙语 世界
1913年，泰戈尔因宗教抒情诗集《吉檀迦利》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并由此在东西方世界声名鹊起。他的作品及其东西文明观在世界各地引起反响。这在西方话语处于压倒性强势地位的当时，不能说不是一个奇迹。“东方一直把泰戈尔当做东方思想的火炬手和捍卫者进行纪念，而西方则始终因其传播爱与和平的福音而怀念他。”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泰戈尔频繁地造访世界多国。这不仅丰富了他的创作和思想，也促进了殖民主义时期东西方文学的交流和文化的互动，当然也促进了他的作品尤其是诗歌对一些东西方作家的创作的影响。限于资料来源，国内学术界以往的研究只关注泰戈尔与中国文学的关系，而忽略了他与西方世界的文学互动。其实，泰戈尔与西方的文学互动同样密切，甚至更为重要。例如，和中国的汉语新诗界一样，西班牙语诗界受泰戈尔的影响较为深刻。本文拟对发生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泰戈尔诗歌与西班牙语世界的文学互动进行探索，主要涉及阿根廷女作家兼翻译家维多利亚・奥坎波(Victoria Ocampo，1890～1979)、西班牙著名诗人胡安・拉蒙・希梅内斯(Juan Ramon Jimenez，1881～1958)等人对泰戈尔诗歌的翻译、传播和接受等问题。
一
印度学者S.P.甘古利(Shyama Prasad Ganguly)说：“人们注意到，不论是由于翻译不足、欣赏趣味骤变还是由于社会政治状况不理想等原因，在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久之后，西方大多数地方对泰戈尔的热情开始消退。不同的是，西班牙语世界，特别是西班牙和阿根廷，对泰戈尔的热烈反响却没有经历如此之快的衰落。”泰戈尔在西班牙语世界受到欢迎，并对一些作家的创作产生影响，与中国现代文学接受泰戈尔的影响有些类似。
西班牙语文学界对泰戈尔作品的欣赏首先与几位译者的努力密不可分。阿根廷女作家、翻译家维多利亚・奥坎波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奥坎波曾经获得哈佛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并任阿根廷皇家文学院院士。她的西班牙文的泰戈尔译作，把印度与欧洲、拉美的文学界联系在一起。因此，泰戈尔的外孙女婿K.克里帕拉尼(Krishna Kripalani)在撰文悼念奥坎波时，给文章取的标题是：《维多利亚・奥坎波：一座连接三大洲的文化桥梁》。
甘古利高度赞扬奥坎波对泰戈尔作品在西班牙语地区传播所建树的功劳。他说：“一般来说，泰戈尔在阿根廷以及在整个西班牙语世界的接受，都与维多利亚・奥坎波的名字相联系。”她在阿根廷以西班牙文介绍和评论泰戈尔的《吉檀迦利》、《齐德拉》、《家庭与世界》和《邮局》等作品，并将法文版的泰戈尔作品翻译为西班牙文出版，还在当地以西班牙语演出《邮局》时担任顾问和导演。她对在南美乃至整个西班牙语文学界传播泰戈尔作品和东方文化贡献不小。“奥坎波对泰戈尔所有的评论，自然都是以西班牙文发表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她和泰戈尔的交往，的确属于更大范围的西班牙语世界对泰戈尔的反应。”
泰戈尔和奥坎波的历史交往和心灵对话是印度和西班牙语文学交流史上的重要事件。1924年11月，泰戈尔访问阿根廷时就下榻于奥坎波提供的别墅里，从此开始了两人长达17年的跨国友谊。随着与泰戈尔的不断交流，奥坎波对泰戈尔及其作品有了新的认识。泰戈尔按照奥坎波的西班牙语名字的含义给她起了一个梵文名字“维佳雅”(Vijaya)。1925年，泰戈尔出版《夜曲集》(Purabi)，收录了他以奥坎波为倾诉对象的很多诗篇。泰戈尔将该诗集题献给她。K.K.戴森(Ketaki Kushafi Dyson)在《在你鲜花盛开的花园里：泰戈尔和维多利亚・奥坎波》一书中写道：“由于主人公的特殊身份，泰戈尔和奥坎波的故事是文学史和文化史上意味深长的一章……泰戈尔和奥坎波的友谊，不但是两种不同民族和文化之间的个人的友谊，而且也是一种男人与女人跨越巨大代沟的友谊(这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成就)。”
奥坎波与泰戈尔相识的尘缘首先来自她对甘地和泰戈尔等人所代表的印度文化的浓厚兴趣。她说：“我非常感激甘地和泰戈尔这两位诞生在遥远国度里的人，他们属于和我明显不同的一种文明和种族……就泰戈尔而言，我们的路途互相交织，不分彼此，这是我永久的幸福。”1914年，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Andre Gide)在巴黎出版自己依据英文本翻译的《吉檀迦利》的法文本，这使熟谙法语的奥坎波有机会接触泰戈尔的代表作。当时，她由于婚姻遭遇挫折，处于心绪迷茫之际。捧读《吉檀迦利》，奥坎波敏感而脆弱的心一下子被征服了。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泰戈尔诗中谈到的爱，并非那种折磨我的或使我狂喜的爱，而是导向神灵的爱，可以向神灵倾诉我全部的情感……这就是为何读着《吉檀迦利》时，我会带着绝望和痛苦而哭泣……泰戈尔的神啊，谁又比我更懂得这离别之苦?”这似乎印证了泰戈尔的创作风格：“泰戈尔给我们展现的是有人性的神(human god)。他对关于世界虚幻的观念不屑一顾，高度赞扬行动，使虔诚的灵魂充满生气。”
与奥坎波的跨国友谊和忘年情缘丰富了泰戈尔的创作内容，对其诗歌、小说和绘画艺术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奥坎波崇尚独立自主的女权主义思想也使泰戈尔受益匪浅。就奥坎波而言，泰戈尔的诗歌，特别是《吉檀迦利》，不仅是她年轻时陷入精神危机时的甘露，还是她认识东方文学与文化的最好途径。奥坎波还从财力上力所能及地支持泰戈尔在印度创办的国际大学。泰戈尔的作品和人格也对她的思想产生了影响。例如，泰戈尔对西方现代诗排斥情感、崇尚理性的反感，对奥坎波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奥坎波曾在文章中表达对法国当代新小说派代表人物罗布・格里耶(Robbe Grillet)的唯形式论思想的反感，强调文学必须表现情感内容，而非一味创造形式。
二
在热情推介和传播泰戈尔作品并受其影响的作家中，还有一位重要的西班牙诗人，就是曾获1956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希梅内斯。他是20世纪西班牙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在现代文学史上，我们很少见到像希梅内斯和泰戈尔这样两位诗人的紧密联系。”希梅内斯在20世纪20年代帮助未来的妻子塞诺维亚・坎普鲁维(Zenobia Camprubi，1887～1956)修改过《吉檀迦利》、《新月集》和《园丁集》的西班牙文译本。正是在合作翻译的过程中，他们相互之间产生了爱情。在希梅内斯的翻译生涯中，泰戈尔扮演了爱神丘比特的角
色，但他本人并不知情。1915年，他们翻译的《新月集》出版，成为西班牙语的第一个译本。希梅内斯在译诗中很好地传达了自己对泰戈尔的理解和共鸣。“的确，正是两位诗人(指泰戈尔和希梅内斯)的精神相似，使得译作很受西班牙语读者的欢迎，尽管原作存在陌生难解之处。”也正是在不断翻译的过程中，希梅内斯受到了泰戈尔诗风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不仅如此，希梅内斯还撰文介绍和评论泰戈尔诗歌，并在诗歌创作中自觉吸收泰戈尔诗歌的营养，丰富了自己的创作。有人指出：“可以从胡安・拉蒙的作品中举出许多诗行，它们显然是奥义书或泰戈尔的回声……希梅内斯深入钻研过泰戈尔的文学世界，并把它变为自己诗歌世界的一部分……重要的是，他以自己的方式认识和评价泰戈尔，他理解的泰戈尔又成为自己诗歌个性的一部分。这并非贬低他的才能，而是在强调他的接受能力。”
希梅内斯发现，与弥漫着神秘气息的《吉檀迦利》相比，泰戈尔的《园丁集》充满了人性的气息，并表现了欲望与超越的冲突。在他看来，《园丁集》里描写的是一个真实的(true)世界，而不是一个现实的(real)世界。这近似于文学的基本原理：文学表现的艺术世界要高于现实世界，并因其具有典型性而更具真实性。希梅内斯在他的《海潮升起》(Rosa del mar)一诗中表达了这种世界本质既真实又非真实的艺术理念。他写道：“月亮从海中捞起了海，／再把它奉还给海水。／她的绝世之美，／她的宁静和纯洁的温柔，／使一个并非如此的真理，／成为永恒而普遍的真理，／真理便成为再真实不过的东西。”从这首诗歌看来，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诗歌中，希梅内斯利用自己形象化的思维，向西班牙读者展现了泰戈尔的艺术世界，这是其诗歌最为引人注目的特征。”希梅内斯对泰戈尔的这种艺术借鉴还体现在下边这首诗中：“世界便是一切，／天空便是一切，／这是唯一永恒的风景!／仿佛景色，／如同乐音，／好比硕大而柔软的玫瑰花，／这个世界只说出一个词，／一个不用发声的词：爱!”凡是熟悉泰戈尔诗歌风格的人，不难从中发现他的影响的痕迹。印度学者达斯(S.K.Das)因此评价希梅内斯说：“这就说明了泰戈尔如何左右了希梅内斯的思维。他并未借用泰戈尔的诗句，也并未模仿泰戈尔。他潜入泰戈尔的世界，只为回过头来丰富自己的灵感和思想。现有的影响研究范式，不足以解释整个过程的微妙和复杂，但这的确是一位诗人如何对另一位诗人施加影响的情形。”
希梅内斯还提出“纯诗论”，主张写“纯粹的诗”(poesif desnuda)，即通过不加修饰的语言揭示事物本质，表现一种永恒的美。“‘纯粹的诗’确乎是一种个性色彩浓厚的诗，与神秘的传统诗歌形式截然不同。它来自诗人的诗性感受。”这体现出泰戈尔诗歌给予他的深刻影响。例如，希梅内斯在一首“纯粹的诗”中写道：“最初，我见到这女郎穿着素朴，／我真心爱她像个孩子。／然后，她不遗余力地打扮得花里胡哨，／不知为何，我却讨厌她这个样子。／她甚至变得女王般珠光宝气，／太令人生厌，她这胡闹的样子。／……／接下来她开始去掉装束，／我和她相视而笑。／一会儿她去掉服饰，／回到从前那朴素的样子，／我信赖起她来，再一次。／接着她脱掉所有的衣裳，／站在我面前亭亭玉立，／啊，我生命的所有激情被点燃!／啊，这是我永恒的纯粹的诗!”这里，希梅内斯借用“纯粹的诗”的意象所表达的诗学理念与泰戈尔的诗歌不无联系。例如，泰戈尔在《吉檀迦利》的第七首中写道：“我的歌曲把她的装饰卸掉。／她没有了衣饰的骄奢。／装饰会成为我们合一之玷；／它们会横阻在我们之间，／它们丁当的声音会淹没了你的细语。／我的诗人的虚荣心，／在你的容光中羞死。／呵，诗圣，我已经拜倒在你的脚前。／只让我的生命简单正直像一枝苇笛，／让你来吹出音乐。”
除了希梅内斯以外，在西班牙语世界，还有一些著名作家受到泰戈尔诗歌的不同程度的影响。例如，西班牙诗人马拉尼翁(Gregorio Maranon)和加塞特(Ortega y Gasset)等便受到泰戈尔的影响。智利女诗人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Gabriela Mistral，1898～1957)也是其中一员。她于1945年成为拉丁美洲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她的诗作富于强烈的感彩，其核心内容是一个“爱”字，而且与诗人的经历与切身体验紧密相连，从情爱到母爱再到博爱不断升华。她的早期诗歌受到泰戈尔的影响。197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1904～1973)的早期诗歌创作也深受泰戈尔的影响。199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墨西哥作家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Paz，1914～1998)也曾受到包括泰戈尔作品在内的印度文化的影响。他的作品和文论思想都表明了这一点。
三
一些有代表性的现代西班牙语诗人都不同程度地欣赏泰戈尔诗歌并接受其影响。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
西班牙对印度的兴趣，可以追溯到历史上的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大量吉普赛人从印度迁往西班牙语地区或北非地区，传播了印度文化，成为西班牙和印度之间的文化纽带。此外，穆斯林自711年起入主西班牙，时间长达七个世纪，间接带来诸多印度影响，它们体现在不同时代的不少艺术形式中。因此，有人指出：“因为西班牙文学界有着丰富的神秘主义传统，且受东方文化影响，泰戈尔的思想观念也许在西班牙更受欣赏。”由于西班牙对拉丁美洲的殖民历史，阿根廷、智利和墨西哥等国家在语言和文化方面便隶属于广义的西班牙语地区。由于这种语言和文化的紧密联系，米斯特拉尔等拉美地区的作家和希梅内斯一样，都非常容易受到泰戈尔诗歌的影响。
就以希梅内斯为代表的西班牙语现代诗坛而言，他们自觉接受泰戈尔诗歌的影响还存在一种重要而复杂的背景，这就是现代主义诗风在西班牙语诗坛的式微。这是他们接受泰戈尔影响的主要原因。
20世纪初，拉丁美洲现代主义诗歌的浪潮影响到西班牙，诗人们以尼加拉瓜诗人鲁本・达里奥(Ruben Dario，1867～1916)为典范进行创作，形成了西班牙的现代主义诗歌流派。不过，在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的二三十年代，由于达里奥所代表的现代主义潮流在西班牙渐入末路，希梅内斯、马拉尼翁和加塞特等诗人欲以泰戈尔的诗风取而代之。因此，泰戈尔诗歌在西班牙文坛两种思潮交锋的背景下登陆，成为希梅内斯等人创作取法的“东方标尺”。“泰戈尔是在西班牙语文学界的历史性时刻出现的……西班牙正在寻找一种亲切而自然的诗歌的声音，而泰戈尔就是在这样的时候出现的。”泰戈尔诗歌在合适时机的出现，是他对希梅内斯等西班牙语诗人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
不可否认的是，希梅内斯等人取法泰戈尔也曾遇到阻力。希梅内斯承认西班牙文坛围绕泰戈尔而展开论争的这一文学事实。他说：“我们相信泰戈尔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有所有东方诗人的优点和缺点。在西班牙，有一些无知者或不明智的人发起一场运动，当然，它并非只是针对泰戈尔
一人而来。”这一运动是针对西梅内斯等人而发动的。可能正因为如此，希梅内斯从未公开声明自己受到泰戈尔诗歌的影响，即使在他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感言中，也没有提到泰戈尔的名字。小说家巴桑(Emilia Pardo Baz-an)是当时反对泰戈尔的典型代表。她被视为西班牙语界的左拉，主张批判现实，暴露社会黑暗。她认为，泰戈尔代表了一种消极的生命哲学，这一哲学属于喜欢做白日梦的民族，属于代表涅静寂的种族。她强调当代生活中行动的重要意义。她认为，正是由于耽于梦想，印度才没有“获得应该拥有的地位”。在她看来，泰戈尔的诗歌“像水从盆中溢出一样，很容易从灵魂的缝隙逃逸”。另外一位重要的泰戈尔批评者是多尔斯(Eugenio D'Ors)。他认为，泰戈尔诗歌表现了过分的多愁善感和无病，是胆怯的标志。这使其诗歌成为一种“羽毛枕头”(pillow of feathers)。和鲁迅、郭沫若借反感或反对泰戈尔来抨击徐志摩、梁实秋等人相似，多尔斯也是借批评泰戈尔间接抨击他认为睡在“羽毛枕头”上的希梅内斯等人。对此，当代印度学者有过比较客观的分析：“尽管这些观点表达了对泰戈尔的激烈争论，但必须记住，他们都是在对泰戈尔多面才能的片面理解基础上做出的反应。”另外，当时西班牙语的泰戈尔译作不多，而泰戈尔日渐成熟的作品却因翻译滞后而不为学者们所熟悉。更重要的是，当时的西班牙正处于社会政治急剧动荡时期，泰戈尔的和平主义思想被视为在西班牙传播反对爱国主义思想的“病毒”，是对当时美化战争思想的阻碍。“在法西斯主义兴起的背景下，以泰戈尔的名义表达的这种忧虑并不令人惊讶。”
泰戈尔名言篇3
[摘要]胡适和泰戈尔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最具影响力、最具比较意义的人物。1924 年，泰戈尔应邀访华，宣扬东方价值观，在思想界引起轩然大波。胡适一贯推崇西方文化，对泰戈尔的思想也没有真切的了解，但他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泰戈尔的人格表示敬重，为泰戈尔在华期间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进行辩护。两人由此结下深厚友谊，为中印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关键词]胡适；泰戈尔访华；东方文明；西方文明
一、泰戈尔来华访问之际，中国的文化背景
“”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是各种思想相互争鸣的一个时期。前后，文化保守主义者与文化革新主义者围绕“东西文化”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前者是以杜亚泉、梁启超为代表的，而后者则以陈独秀、为代表。接着，在1923年,“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爆发了。“玄学派”的张君劢、梁启超等人反对科学对人生观的指导，他们认为西方的物质文明不如中国的精神文明。这种观点遭到了“科学派”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批判，主要以胡适和瞿秋白等为代表人物。这些思想文化论战不仅加剧了文化界根深蒂固的一些矛盾, 而且加速了传统文化的解体与分化，并为西方文化在中国的迅速传播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正是在这样一种特殊的文化背景下，泰戈尔来到了中国进行访问。
二、泰戈尔在中国的遭遇
泰戈尔(1861-1941) 是当代印度著名的诗人，哲学家和民族主义者。他一生非常敬仰中国文化，对中国人民充满友爱之情。1924年4月12日，泰戈尔一行抵达中国进行访问。他此行的初衷主要是交流文化和传递友谊。然而当时的中国新一轮东西文化大论战正进行的如火如荼，因此他的到来以及他发表的演讲在中国知识界引起了轩然大波。泰戈尔所持的观点主要是东方的精神文明优于西方的物质文明，而且他对科学的功用及价值进行了挑战和质疑。因为所持的观点相同，“东方文化派”和“玄学派”对泰戈尔的来临表示欢迎，极尽地主之谊。除他们之外，当时中国文学界的著名诗人徐志摩和《小说月报》主编郑振铎也对他持认同及欢迎态度。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人则对泰戈尔的访华和演讲则持批评的态度，主要以陈独秀和瞿秋白为代表。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是西化思想的代表人物，他加入“反泰大军” 本是顺理成章的事。可是，他同时也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他认为各人所持观点可以不尽相同，但却不能因此而不尊重他人甚至侮辱他人。因此，他为泰戈尔在华期间的遭遇打抱不平。
三、胡适对泰戈尔的真实态度
胡适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开创者，更是人们眼中的“自由主义斗士”。在期间，他积极宣传西方的民主思想，并与“玄学派”的代表人物有过数次激烈的交锋。泰戈尔来华期间，他积极地为其保驾护航，这令当时的文化革新主义者们十分费解。但是，通过分析胡适为泰戈尔辩护的几段话，我们不难看出他对泰戈尔访华的真正态度。
第一，在胡适看来，无论是要赞成还是反对一个人，都要先了解这个人。如若不了解，就对这个人持批评态度是有失礼仪的。因此，如果对泰戈尔的文学思想、人品道德，以及泰戈尔来华访问的目的没有真正地了解之前就对其盲目反对，是难以使人信服的。
第二，我们要弄明白胡适对泰戈尔的真正态度，就要知道他到底欢迎的是什么，反对的又是什么。实际上，从胡适发表的演说我们就可以看出，他对泰戈尔本人是尊重的，也不反对泰戈尔一行来华访问，但若说到泰戈尔关于东西文化问题的论断，他则是完全持反对及批评的态度的，他并没有失去自己的原则。
第三，自古以来，中国是以礼仪之邦著称，而泰戈尔又是世界上伟大人物，所以在迎接访客的时候，应该首先符合“礼仪之邦”的身份。有的人在研究泰戈尔来华的动机，事实上，虽然泰戈尔在访华期间进行了一系列的演讲，其内容都对文化保守主义者有利，但是这只是一种巧合，是基于中国当时特殊的文化背景的一种客观的效果，并不是泰戈尔的主观愿望。
第四, 胡适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认为别人的言论自由应当得到尊重，而现在反对泰戈尔者却剥夺了他说话的自由，这种行为，与自由背道而驰。由此可以看出，胡适并不仅仅是为泰戈尔辩护，他是以此为契机，来维护自由的尊严。
第五，泰戈尔是印度伟大的文学家，对印度文学革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胡适将其与中国新文学运动相联系。在文学革新事业上有大致相同的奋斗历程和遭遇，也是他对泰戈尔怀有好感和敬意的最重要的原因。泰戈尔是印度文学革命的先驱，是一个语言革新者，而留美归国后，胡适也是在文学革命方面的贡献最大。在文学改革与诗歌改革方面，泰戈尔与胡适的观点不谋而合，这使得他们成为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在胡适看来，泰戈尔是一位文学改革运动的倡导者和勇敢实践者，让人心生敬佩，如若对其大加反对乃至公开驱逐是不人道的。
四、结语
泰戈尔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一生都在为建立一个全人类相亲相爱的理想王国而四处奔走。他一边反对西方物质文明，反对战争和暴力，一边还不遗余力地宣扬精神文明，传播“爱”的福音。可是，这位理想主义者在中国访问的经历却是很不愉快的，他受到了新思潮的提倡者和左翼作家的批评。胡适在泰戈尔在华期间为其所做的辩护，以及泰戈尔回国后两人的往来，都对中印文化交流做出的很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Li Zhaoqian. Tagore’s love for China. China & the world cultural exchange. 1994/03.
[2]彭姗姗，2010，封闭的开放:泰戈尔1924年访华的遭遇[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报）》,第4期。
[3]冯友兰，1921，与印度泰谷尔谈话[J]，《新潮》第3 卷第1号。
泰戈尔名言篇4
今天，我看了由印度作家泰戈尔撰写的集经典名著《飞鸟集》，读了这本书，我如同进入里一个美丽的世界。在这儿，人世间所有的事物都是那么真实，那么美好。那犀利的言语和不切实际的事早就化为泥土里的枯枝败叶。下面由小编来给大家分享飞鸟集读书心得，欢迎大家参阅。
飞鸟集读书心得1读着这本书，忽然有一种冲动，想找个阳光明媚的上午，约几个幼时玩伴去草地上放风筝，在和煦的暖风里奔跑，将全部身心交付给自然的惬意。
喜欢在清爽的早晨，或晴朗的午后捧它来读，浅浅地低吟着，思绪像被一点点洗净了，眼前的风景也渐如雨后一般光鲜明丽。打开窗子，仿佛看到世界在向我招手致意。这是一种很奇妙的感受--尽管涉世未深的我，还无法完全理解诗篇中的世界。
整本诗集是所谓“零碎的思想”之集合，大多是由自然景物引发的联想与思考。
句子很短，清新明净，读着读着好像嗅到了雨后青草的气息。细细咀嚼回味，其中的韵味却很厚实，更依稀透着几分“禅味”，安抚着你的心--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在心烦意乱之时，它能使你很快镇定下来。
曾读过不少双语书，却很少去看它英语的一半--我总自嘲为太懒。这本书是个例外，看过译文后，我破天荒地通读了英文原版，从此愈发爱不释手。
我也曾不太理解，为什么有的读者，尤其中学生们会抱怨“看不下去”泰戈尔的诗?是琢磨不透这位东方智者隐藏在字里行间的“深刻的哲理”?其实，我们不必费力挖掘，试着换一个角度，简单地去欣赏那隽永的小诗，任思绪随意驰骋，反而会在浮想联翩中，咀嚼出别样的滋味。
泰戈尔的世界是感性而纯粹的，他的智慧正在于简单而诗意地看待人生，他想要教给世人的，是用爱来欣赏世界。我们的世界本就如此简单，不需要用复杂的心理去面对一切，更不应忘了最初的自我。
与其徒劳地咬文嚼字，倒不如换一种心情，学着泰戈尔，用一双博爱的眼睛去看看自然，看看我们一直以来忽略的东西。追随着日月与星辰、溪流与海洋，与云间的飞鸟同看花开花落，云卷云舒，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况且，上帝不正是通过自然，向人类传授智慧的吗?
寄寓在我们灵魂深处的泰戈尔，他的作品与我们对应的是内心，是我们任何一个人，一个正在读他的人，任何一个有爱的精灵;你就是自己，就是一直在寻找又一直失落过的自己;你就是永恒，是生生不息的河流。泰戈尔用内在的深刻的情绪，用音乐一般的词句，把永恒的美好写出来给我们看。
我相信你的爱。泰戈尔常说的话，相信——入世的勇气和爱，通过爱泰戈尔爱生活，通过诗歌我们打开一扇与世界对话的门;如启明星带引我们走向黎明，让泰戈尔永远陪伴我们走下去，只要内心有温柔坚定的爱，生命会拥有晶莹的质地和厚重的力量。
飞鸟集读书心得2泰戈尔说：“让我设想，在群星之中，有一颗心指导着我的生命，通过不可知的黑暗。”一这颗最闪亮的星星，想必就是这本泰戈尔的《飞鸟集》吧!
没有华丽的语句，没有起伏的情节，以自然为背景，泰戈尔独特的见解和过人的智慧造就了这本经久不衰，轻灵洒脱的《飞鸟集》。
从前，我并不爱看诗集，觉得没有童话故事的精彩生动，也没有散文的抒情缥缈，那些文字空洞，枯燥。
而《飞鸟集》给我的却是不一样的感受：“如果你因失去了太阳而流泪，那么你也将失去群星。”他告诉我们人生有得必有失，要懂得把握机会;生如夏花般灿烂，死如秋叶般静美。告诉我们人生要展示和拼搏，这样当生命逝去时才能毫无遗憾;“我不能选择那最好的，是那最好的选择我。”更道出了人生要有奋斗目标，应时刻准备着，因为最好的机会是留给最有准备的人……
短短的几句，道出了人生的真谛。朴实的语言，表达出对自然的爱，对人生的爱。
《飞鸟集》中有这么一句话，弓要在射出之前，低声对剑说：“你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是啊，人们都渴望自由，不希望被束缚。弓和箭，在一起时互相束缚，并不能实现彼此的价值。只有把剑射出的一刹那，放手，两者才能获得自由，拥有自己的一片天。
我常听到同学在耳中抱怨：成绩一时的下降，父母就紧张，复习题排山倒海地袭来，常常复习到深夜，第二天上课又没精神，成绩自然一落千丈。甚至报了许多补习班，整个周末，安排得满满的，别说玩了，连学校布置的作业也没时间做。
何尝不是这样呢?父母累，我们也辛苦，就像弓和箭，不仅没有实现价值，反而使我们厌倦学习，成绩越来越糟糕。倒不如放手，让我们自由拼搏，自由创造，反倒更能开拓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
放手吧，就像弓与箭的组合，弓拉得再紧，箭终究在弦上，束缚着自由;只有放了手，箭才能自由地冲向天空，摆脱弓的纠结，直冲天空，如同一只翱翔的飞鸟!
在那一刻，我仿佛穿越了时空听到了诗人的吟唱。
也许，这就是《飞鸟集》的真谛吧!
飞鸟集读书心得3轻轻的，静静的，我一个人在房间里读完了这本有着短小但是精悍的文字的书——《飞鸟集》。看着它浅黄色的封面上有一群鸟飞过，我想，这就是自然，就是我们应该真正拥有的世界吧!这本书蕴涵了诗人泰戈尔对于自然的爱，对人生的爱。在自然中追求真理，在人生中崇尚高洁，这是泰戈尔超乎常人的智慧。他用他手中的笔，记录下了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记录下了那样千变万化的自然。
诗人泰戈尔用简洁的语言，优美的文字，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完美无暇的世界。不可否认语言的简洁使《飞鸟集》不由自主地让人难以理解，但这并不影响它蕴涵着的深刻无价的真理。从泰戈尔的文笔中，我感受到的是一种他对生活的热爱，对人生的态度以及对爱的思索。毫无疑问，泰戈尔的灵感来源于生活，来源于经历，并高于生活，融于经历。他热爱生活，热爱人生，因此他也埋藏了生活中的苦难与阴暗，保留的是光明与欢乐。泰戈尔对爱的思索，更是深切，更是执着。一切人类可以体会的情愫，都被泰戈尔原原本本，又十分含蓄地表达出来。泰戈尔尤其崇尚爱情，他毫不吝惜地运用了大量比喻来赞美爱情的伟大与永恒，也正如像他写的那样：“我相信你的爱，就让这作为我最后的话吧。”他把爱与真理恰到好处地放在生活这架天平的两端，没有丝毫的偏差，没有丝毫的倾斜。
在《飞鸟集》中，我最欣赏的一句话是：我不能选择的。是那的来选择我。也许这就是我学习的目标，生活的目标，人生的目标吧!在生活中，每个人都想成为优秀的人，都想成为强者。但是，这是需要努力的，需要付出代价的，需要付出你的时间，你的光阴的。
在另一方面，泰戈尔搜集了大量关于自然界的灵感。他说天空的黄昏像一盏灯，说微风中的树叶像思绪的断片，说鸟儿的鸣唱是晨曦来自大地的回音;他将自然界的一切拟人，让我们去读懂。他让天空和大海对话，让鸟儿和云对话，让花儿和太阳对话……总之，在泰戈尔的诗里，世界是人性化的，自然也是人性化的，万物都有它们自己的生长与思考。泰戈尔用自己手中的笔和心中的想法，把它们整理，收录。而这，便也是《飞鸟集》名字的由来：“思想掠过我的心头，仿佛群群野鸭飞过天空，我听到了它们振翅高飞的声音。”
飞鸟集读书心得4读印度诗人——泰戈尔大师的诗歌，不同于读那些明媚中带着忧伤和彷徨的青春故事，他的文字中有一种独特的新鲜。读每一首小诗就像在初夏滂沱大雨后的清晨，推开窗户，你会俨然发现一个清清白白的天空。
《飞鸟集》是一部格言诗集，由325首无标题小诗组成。泰戈尔在诗中把自己比喻成寻找理想境界的“永恒旅客”，像飞鸟一样漂泊寻找。在这部诗集里，泰戈尔把白昼和黑夜、溪流和海洋、自由和约束和谐地统一在一起，短小精悍的诗句蕴含了深刻的人生哲理。
泰戈尔曾在书中写到：“鸟翼上系上了黄金，这鸟便永不能再在天上翱翔了。”这句话虽然是写小动物的，但实际上是在给人类发出警示。面对生活的风雨，要有清醒的选择。学会舍弃才能卸下人生的种种包袱，轻装上阵，明智的选择胜于盲目的执着。不要为了身外之物而放弃自己最珍贵的东西，例如友情、亲情，都是弥足珍贵的，需要我们珍惜和爱护，失去了这些，即使家财万贯也不能使自己得到真正的快乐和幸福。
“让生命如夏花般绚烂，死亡如秋叶般静美。”这是飞鸟集中极其有名的一句话。泰戈尔用诗来阐述生命，把生命比作四季。夏天激情澎湃，正如正值壮年的我们，是那么灵动。然而到了秋天，树叶频频坠落，枯干的枝条也没有了一丝生机，正如我们生命的尽头，一切变得安安静静，沉归泥土。告诉我们活着的时候要像夏天的花朵一样绚烂，活出最好的一面，死的时候回首往日感觉不虚此生，不留遗憾，像秋天的落叶一样安静祥和地离开。
“不要说这是早晨，并以昨天的名义将它打发掉，像初次看到的一个新生的、尚未取名的婴孩那样看待它吧。”泰戈尔在诗里还展示了“晨”另一种的意义。每日清晨的到来，并不是一件单调的、无休止的重复琐碎的小事，而是一种永恒的再现。因为晨在到来前，光明战胜了黑暗，自由战胜了约束，这是一支重要的插曲，它赋予了深刻的含义。
泰戈尔的《飞鸟集》曾在中国现代诗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家冰心在她的'诗集《繁星》序里曾说过，她的诗受了泰戈尔的影响。《飞鸟集》虽创作于1913年，现在读来，仍然回味无穷，书中散发的清香，用轻松的语句道出的深刻的哲理，犹如醍醐灌顶，令人茅塞顿开。我想这也正是它吸引人的原因所在，也是它一直经久不衰的原因所在。
飞鸟集读书心得5最好的自然的诗歌是怎样的呢?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泰戈尔的《飞鸟集》一定是最清新的自然诗集!随便翻开这本书的任意一页，随时都可以看到一些关于自然的词语，比如说：“瀑布”、“鸟儿”、“云”、“太阳”等等。不过，虽然写的都是大自然的事物，但隐喻的却是各种各样人生的哲理。
印度是一个“诗的国”。诗是印度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印度文学巨匠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泰戈尔闻名世界。《飞鸟集》是他的最具代表的诗集之一。他在诗中写到“假如你为了思念太阳而落泪，难道你没有错过群星吗?”是啊，其实太阳跟群星一样，其实都是宇宙之中的一颗星星，但由于太阳直接给人类带来光明，而星星只会在夜晚的天空里眨眨眼睛，于是在我们眼里，太阳发光发热，而群星的闪耀连月亮的光辉都比不上。于是我们注重了太阳，忽视了群星，注重了伟大，忽视了渺小——但实际上呢?我们已经错过了太阳，难道还要放弃星星的美丽吗。何况很多星星其实比太阳还要大许多了!
“鸟儿但愿它是一朵云，云儿但愿它是一只鸟”。我读到此句会心一笑，其实它们何必各自“但愿”呢?人们总认为别人的东西才是好的，自己的东西总不如别人，但借来一用却往往发现，其实别人的东西也不过如此，或者说还不如自己——不知道有多少你的“厌倦”，别人还在“但愿”呢?
“上帝期待，人能重拾童年的智慧。”那么处在童年的我们有怎样的智慧能让上帝也念念不忘呢?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又会丢掉多少美德呢!是可爱，是单纯、还是成人难有的真诚……长大后的我，能保留儿时的美好，不让上帝失望吗?
泰戈尔名言篇5
关键词：泰戈尔；绘画艺术；艺术真实
中图分类号：J0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2.01.011
1930年5月，已经年近古稀的泰戈尔在法国巴黎的皮加勒长廊举办了他平生的第一次画展，竟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诗人无疑深受鼓舞，创作力因此而愈益勃发。在他生活的最后13年里，泰戈尔总共创作了2 500幅画和素描。伴随着其绘画艺术的创作实践，他还发表了许多独特的关于绘画艺术的真知灼见。但关于泰戈尔的绘画，其实历来是颇多争议的一个领域，毁誉参半。可是谁也无法回避其客观存在。据印度当代著名学者维希瓦纳特•S•纳拉万教授的说法，泰戈尔对绘画艺术的涉猎开始于他对自己文学手稿的修改和涂抹，“他以一位作者而不是旁观者的身份进入美术界，是由于一个意外的转折。他的绘画是从他所选定的职业――写作的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即从书法脱胎而来的。他以书写整齐美观为乐事。在修改写好的东西时，他往往发现有必要增删或变动一些词语，乃至整行。这些改动打破了作品卷面的和谐，也影响了他的情绪。这些涂改之处‘呼唤着补偿’，于是他开始‘加以补救，使他们最终达到匀称完善’。泰戈尔就这样开始了删改修补的游戏，划掉的词语又以不同的方式连接起来，直到‘一些弯曲旋动的形态’开始出现为止。这一过程不断延续，涂改擦去的部分逐渐变得复杂，从美学上看，这些东西的结合体变得越来越有意思”[1]214-215。
从这样的绘画创作缘起当中，我们仍然能看出诗人哲学观念的朦胧影子来。对于泰戈尔来说，不完整的，失败的，甚至错误的东西仍有它自身的价值，并非毫无意义。它们仍是写作这一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应该得到表现。这与泰戈尔拒绝承认缺陷、差异、对立和不完善等的绝对性，而把它们看作一个整体的必不可少的有机组成部分的一贯哲学态度是相一致的。
泰戈尔绘画创作的动机类似于一种儿童的游戏。他自己曾在《生活的回忆》中这样描述自己绘画的动机：“记得，一天中午，我坐在铺在地上的漆布上，拿着绘画本作画，绘画艺术不是严酷的实践，它仅仅是内心想作画的游戏而已。最重要的事留在心里，没有画在纸上。”[2]这种儿童游戏般的创作冲动几乎贯穿了他一生的艺术创作。在《艺术家的职责》一文中泰戈尔也曾说“世界和艺术一样是最高神的游戏”，艺术家进行艺术创作就如同神创造世界一样，是一种充满喜乐的创造“游戏”（Lisa）[3]。邱紫华教授在总结泰戈尔的艺术观念时认为[4]，泰戈尔的这种观点既是对印度传统的《奥义书》和《摩奴法论》中所宣扬的“神通游戏”说的现代阐释，也是在接受了近代西方美学中康德、席勒和斯宾塞等人关于艺术起源的“游戏说”影响后形成的见解。这一判断兼顾了泰戈尔所受的东西方教育背景，切合泰戈尔的创作和思想实际，的确是至为精当之论。
泰戈尔的绘画，几乎从来不以现实的人和事作为摹本，即从未有意识地以特定自然景物和具体人物为题材作画。在他画笔下呈现出的是一个奇特的世界：既有巨大的爬虫和怪兽、怪鸟，狞厉的人形面具，奇异的花草，甚至花草等植物与某种不知名动物的奇怪组合形象；也有树影婆娑的林间小路，落日余辉下的树丛和林间空地或是月色中模糊一片的风景。即使一些似乎是人物肖像的速写，那些纷乱的线条、浓烈的色彩团块和奇形怪状的轮廓以及白多黑少、空洞而呆滞的眼神，也给人一种神秘费解的感觉。泰戈尔要描绘的似乎只是他心目中的某种形象，是某种神秘而无法言说的感觉。因此，想要准确地说出泰戈尔的这些绘画作品的意义是极为困难的。泰戈尔自己也曾经这样说道：“人们时常向我问起这些画的寓意，我和画一样缄口不语。它们是表现而不是解释，画面后边没有什么暗寓的东西可以从思想上发掘，并且用言词来加以描绘”[5]。“为我的画起名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不适合事先命定的主题。我决然不知其起源的一个形象，突然从我的活泼笔端下获得了形状，取得了一个独立的存在”[6]417。
因此，泰戈尔的绘画其实是画家内在心象的外在表达。这与泰戈尔对艺术的本质在于表达的理解是相契合的。所以，与其说泰戈尔的绘画是反映客观实在，不如说是在表达泰戈尔对客观实在的某种神秘感觉和体验。中国科学院南亚研究所的著名学者宫静先生认为：“泰戈尔的绘画强调两点原则：一是绘画要反映客观实在，客观存在本身是奇迹。……二是绘画必须有美的形式，无论画的内容是什么，都要具有内在的艺术意义。”[7]但是笔者认为，如果把“客观实在”理解为至高无上的“梵”或者最终实在，那么宫静先生的概括是可以成立的，但如果把这个“客观实在”当成是现象世界中一切有形的，占据一定时空的具体事物，那么就与泰戈尔的绘画作品有点不太切合了。泰戈尔自己说过一段话：“宇宙万物只具有姿势的语言，它们以图画和舞蹈表示意思，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物体都以无声的线条和色彩为信号，表示这样的事实：它不仅是逻辑的抽象或是有用的事物，而唯一的是它的自身，它的存在就是奇迹。”[7]
对这段话的理解不同，就有可能导致对泰戈尔的绘画作品作出不同的解释和概括。一般人似乎很容易把这段话理解为：泰戈尔强调艺术创作要忠实于现实，是对现实的反映。这是脱离开泰戈尔的哲学思想观念的就事论事断章取义式的理解。但泰戈尔实在并非是一个我们所希望他成为的唯物主义者，他确确实实地是一位客观唯心主义的有神论者。泰戈尔认为只有那遍布一切的梵才是宇宙最真实的实在，人以及世界万物均是梵的表现，仅仅是为了表现梵才获得各自的意义。所以这段话的真正含义绝不是号召艺术要反映现实，而是表达真理（实在）。为什么说每一个事物“唯一的是它的自身，它的存在就是奇迹”？就是因为每一事物都反映了真理，都表现着梵，而且是从各自独特的角度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表现着梵。这样，除了梵性这一普遍的共性之外，每一个事物同时也都是一个独特的存在，是梵的一种独特表现。既表现着这唯一而共同的梵，却又彼此千差万别，形态各异，所以泰戈尔说它（每一具体事物）的存在就是奇迹。这样也就能解释，为什么泰戈尔笔下会出现那些现实当中并不存在的奇形怪状的东西。
对梵的表现不仅存在于世界的每一具体事物上，也存在于人类艺术家心灵当中所形成的一切创造性形象上。这些创造性形象无疑地是作家、艺术家自由和大胆地进行想象的结果。所以，在心灵自由创造以及由此产生喜悦方面，艺术创作与大梵创造世界的情形相仿。人所创造的形象也如同现实生活当中实际存在的事物在人心灵中的表象一样，表现着梵，或者说帮助人们证悟着那无所不在的梵性真理。“在一幅画中，艺术家无疑地创造出的是现实的语言，而我们只满足于我们所见到的，它可能不是一幅美妇人的肖像画，而是一名凡夫俗子的画像，或者画的是在自然界中没有外在真实凭证的某些东西，但只在它自身中具有内在的艺术意义”[7]。
那些在自然界中没有外在真实凭证的东西之所以在其自身中“具有内在的艺术意义”，原因即在于此。因为它和客观物象一样能让人证悟到无所不在的梵，体验到和谐统一的最高真理。从这个角度还可以进一步引出泰戈尔对艺术真实的看法以及对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关系的独特理解。泰戈尔在《论文学•事实和真实》一文中曾以画马为例阐述过自己的见解：
当具有实际才干的人画马时，他凭借色彩和线条，勾勒了一个优美形象，把那匹马以一个真实形式送到我们面前，而不是以事实形式。那时，那幅画克服了那些毫无意义的、杂乱无章的缺陷，显示了自己无与伦比的“一”，马的许多多余部分的自我割舍之后，这个“一”无阻碍地纯正地被显示出来了。……倘若在画里，马只是显示马而已，那能值多少钱？如果马只是次要目标，而画是主要目标，那只得合上计算的账簿了[8]217-218。
在文学和艺术里，只有在情味的背景中，某个东西才能得到真实的证明。也就是说，当那个东西取得结合形状、线条、歌曲的优美形象的“一”，当我们的心通过那个“一”在享乐的价值上承认那东西为真实时，对它的认识才完整[8]218。
图画的创作不是为了认识实际。那些在艺术创作里小心翼翼地顾及事实的人，岂能成为画家？！因此，如果要在形象创作的领域内揭示真实，那必须得从事实的束缚中解脱出来[8]218。
这就是说，生活真实仅仅表现为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以确定不移的事实的方式存在着。但艺术不能仅仅满足于反映这种简单事实，它以反映“艺术真实”（梵或者真理）为自己的第一要务。这种“真实”，按照泰戈尔的理解，结合着人的心理体验，灌注着人的情感态度，浸透着人的丰富想象，是与纯然客观的事实决不等同的。画家画一匹马，并非如同照相机那样去拍摄马的照片般真实。“事实形式”的马，也许存在许多杂乱无章的缺陷或者无关紧要的多余部分，这在艺术当中都要被抛弃掉。所以，画家最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匹“真实形式”的马，它反映和表达着马这一物种的所有真理而没有一丝半点多余的东西。而这也正是梵性真理在马当中的最自然和直接的显现。一般而言，反映艺术真实的绘画形象都带有某种舍弃外在客观事实的意象性构图成分。这就是泰戈尔所说的“结合形状、线条、歌曲的优美形象的‘一’”。那些“在艺术创作里小心翼翼地顾及事实的人”之所以不能成为画家，就因为他们为事实所累，未能充分认识到艺术的本质乃在于揭示真实，表达真理。
艺术家为了表现真实，表达和谐统一的最高真理，有必要对以客观事实形式存在的对象进行一定的艺术加工，这当中既包括合理的取舍，也包括想象、联想甚至某种程度的夸张、变形和重组。照搬事实的人是不配享有艺术家的荣誉的，所以他接着说道：“以本来面貌把世上的每一事实奉献在艺术的祭坛上，就会使艺术羞愧得无地自容。原因是，倘若给艺术表现以真实形式，那么其中就有夸大成分，然而，纯粹事实无法容忍它。不管它如何正确无误地被叙述，然而在遣词造句和韵律的暗示里，有着超越那‘正确无误’的界限的夸大的东西。”[8]272
可见，在泰戈尔看来，艺术形式就是真实的形式，是表达着真理的形式，也是高于事实形式的形式，为了表达真理，它必然要对事实作不同程度的变形。另外，泰戈尔所谓的那些在自然界中没有外在真实凭证的东西之所以在自身中具有“内在的艺术意义”，也并非是单单强调“绘画必须有美的形式”，而只是说它们以自己的形象（即真实的形式）获得了表现梵（即真实）的意义而已。泰戈尔本人也并不把美作为艺术的唯一目的，他认为艺术中的美只是手段，而不是它的完全的最终的意义，最终的意义还在于表现人对梵的直觉或证悟，在于表现人在这种证悟中所获得的喜悦。再从泰戈尔的许多绘画作品来看，也并非都具有“美的形式”，那些神秘的怪兽、巨大的原始爬虫，那些狞厉的人形面具以及那些“面带嘲笑形同鬼蜮的家伙”，都不能说具有什么优美的形式，甚至还引起神秘、恐怖的感觉。泰戈尔的侄孙女婿克里希那•克里巴拉尼说：“他曾经努力使奇特、畸形、残忍、尖刻离开自己的写作，但这一切如今从他的画中向外窥探着。”[6]417有些人据此认为，泰戈尔的绘画否定了他早期的文学、音乐作品所表达的哲学态度。他们认为：“第一，他的绘画反映了生活中黑暗、严峻、残酷、不合情理、怪诞不经的一面，而他的诗歌和音乐却表现了对和谐、慷慨、平等、宁静、善与美的信念。其次，作为诗人和作曲家，他是一位理智的、深思熟虑的艺术家，追求自己创造的一切尽善尽美，而他的画是一些既无理智又无意识的冲动的产物，他对这些冲动根本就没有加以控制。第三，他的画据说充满了忧郁、痛苦、绝望和烦恼，表现出一种与他的诗歌、音乐所具有的豁达、乐观精神迥然不同的悲观情调。最后一点是，画家泰戈尔被说成是一个蔑视传统的叛逆，一个离经叛道者，而他其余的作品却浸透了印度文化的一贯精神、观点与气氛。”[1]222
纳拉万教授对此进行了有力批驳，他认为上述概括貌似公允，实则是建立在一些子虚乌有的纯属假设的基础之上。他们没有把泰戈尔所有的艺术创作当作一个整体来把握，而是分门别类地做了绝对的区分，以致彼此截然分离，互不相关，从而得出一些片面的结论。其实，即使是单就绘画而论，那些爬虫、鬼怪、面具什么的奇形怪状的图画也不是他作品的全部，更非代表之作；而诗歌和音乐创作中其实也不乏鞭挞愚昧、落后、迷信的习俗和残暴、野蛮行径的“金刚怒目”式的作品。如果对泰戈尔的艺术创作作全景式的把握，不仅仅局限于绘画，也包括文学、音乐等各个领域，就会发现：正如死与生、近与远，自由与束缚、罪恶与善良、占有与舍弃、运动和静止、内容和形式、时间与空间等等一样，缺陷、对立、丑陋和不完善在泰戈尔的哲学里从来就不是绝对的，占主导地位或起决定作用的，它们与其对立面一道互为补充和完善着，展示着这个多姿多彩、无限丰富复杂的生活海洋。神秘、恐怖、丑怪的形象作为泰戈尔对世界的一种真切感受和体验，同那些相对恬静和温柔的朦胧月色、辉煌的树林景致一道，诠释着泰戈尔所感受到的宇宙真实，显示着和谐统一的无上真理。
我们应当注意到，泰戈尔的绘画既继承了印度绘画的传统技法和表现特点，也受到了西方绘画的一些影响。比如，他的绘画一如继往地并不讲究透视法则和比例，色彩基本上平涂使用，也存在意象性构图的要素，这是几乎所有东方传统绘画所具有的共同特征。但是同时，他的绘画当中也有色彩的明暗对比以及光晕技法的运用，这又能够见到典型的西方绘画技法的影子。另外，据《泰戈尔评传》的作者纳拉万教授的说法，泰戈尔在西方各国旅行过程中，曾经有幸接触到许多现代抽象派画家的作品，安德鲁•罗宾逊在《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艺术》一书中介绍泰戈尔的绘画在东西方世界所引起的巨大反响时也对此给予了证实：“泰戈尔的绘画与克利、康定斯基、蒙克、毕加索、马蒂斯、蒙德里安等人的创作有着密切的联系，也与原始艺术有很大关系――毫无疑问，泰戈尔见过此种类型的作品，并且对此很感兴趣――但是他自己的绘画作品却依然是独一无二的，它们既不像某些欧洲或者印度批评家所说的那样，是欧洲作品，也并非可归属于在1930年或迄今为止所见的任何类型的印度作品中。”[9]
可以肯定的是，泰戈尔的绘画创作受到西方抽象派绘画的很大影响。“抽象艺术的关键乃在于发现自我，发现最内在的本质，并借助适当的技法去表现这种蕴藏在我们内心深处的东西”[10]30-31。这与泰戈尔对艺术本质的理解还是颇有些相似或接近的。抽象派画家往往强调不受具象约束的创作自由，强调独立表现自我世界的才能，这种特点在泰戈尔的绘画当中也有充分的表现，比如泰戈尔的画作中有一些明显的几何构图的作品，风格颇为类似于抽象派大师康定斯基的《绿色构成》、《结合》以及马列维奇的《充满活力的至上主义》、蒙德里安的《纽约》等画作。法国艺术史家米歇尔•瑟福在界定抽象派绘画时也曾说道：“我们称一幅画为抽象，主要是我们在这幅画中无法辨认出构成我们日常生活的那种客观真实。换句话说，一幅画之所以被称为抽象，乃在于我们在欣赏并以与表现无关的衡量标准来评论这幅画的时候，不得不认为任何可以认识的和可以解释的真实性是不存在的。由此引申：任何自然的真实性，不论它向前发展转变到何等程度，它总是具象的；然而，在作品中任何为具象服务的出发点（联想和暗示）都不存在，这种转变为我们的肉眼所不能加以辨认，那么我们就称这幅画为抽象的。”[10]30-31
按照这个标准，泰戈尔也有相当数量的绘画作品是可以归入抽象派绘画或者至少是带有抽象派风格的绘画。泰戈尔一再声称他的绘画是不可解释的，甚至连命名都不可能。一些几何构图和纯粹的螺旋形色彩纹样是根本无法辨认和分析的，也就是说可以认为是不具备“我们日常生活的客观真实”的。这种亦东亦西，兼收并蓄，融会不同民族、不同流派风格的绘画创作实践，正是泰戈尔的显著特点，也是泰戈尔和谐统一哲学思想在绘画艺术创作领域的具体表现。
此外，对于绘画的欣赏，泰戈尔也表明了自己的主张：“对绘画艺术一窍不通的人，见到画布上的一些鲜艳色彩和模糊不清的形象，就心花怒放。他们不懂得要把画放在广大范围里进行欣赏的道理。在这方面，他们缺乏较强的思考能力来约束他们的感官。……凡肯动脑子的人，决不会一看到画中的五光十色，就被迷住。他们懂得主次、前后、中心与周围的和谐。颜色吸引眼睛，但要懂得和谐的美就需要用心，需要认真地观察，随之而来的享乐也必定是深刻的。……一些具有艺术才干的人不注意外表微小的魅力。”[8]74
这表明，泰戈尔反对仅凭感官感受对作品作肤浅空泛的理解。绘画艺术的欣赏者应当具备一定的思想素质和艺术欣赏基础。不仅仅要有敏锐的感官，而且要有训练有素的头脑，要有证悟真理的直觉能力，要懂得“梵我一如”的宇宙本质以及和谐统一的最高真理。绘画中的艺术美主要体现于画面构图中色彩、线条以及比例等诸要素的协调和统一，而并非仅在于色彩的鲜艳或形象的逼真等某个单独感性方面的突出。对艺术品的欣赏过程中不仅包含着感性认识，也包含着深层的理性思考。在感性与理性的融合和统一中才能感受到艺术的美，才能获得心灵自由创造的喜悦。
综上所述，泰戈尔在绘画创作实践中贯彻了他“艺术的本质在于表达”这一艺术观念，而和谐统一的真理观几乎渗透在他所有的艺术创作中。绘画的美在于色彩和线条的组合反映了无所不在的梵性真理，在于艺术家将一个“真实的形式”而非“事实形式”呈示给我们，在于所有差异、对立因素的包容和趋同。一句话，艺术之美在于艺术家通过有限的形式（音响、色彩、线条等）表达了无限（梵我一如、和谐统一）。
[参考文献]
[1] 纳拉万.泰戈尔评传[M].刘文哲，何文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5.
[2] 泰戈尔.泰戈尔全集：第19卷[M].刘安武，倪培耕，白开元，主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257.
[3] 泰戈尔.泰戈尔文集 第4卷[M].刘湛秋，编.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356-357.
[4] 邱紫华.东方美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946-958.
[5] S.K.Nandi.Art and Aesthetics of Rabindranath Tagore[DB/OL].[2011-08-12]http:∥省略/research-activities/index.htm.
[6] 克里巴拉尼.泰戈尔传[M].倪培耕，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84.
[7] 宫 静.泰戈尔和谐的美学观[J].文艺研究，1998（3）：77-83.
[8] 泰戈尔.泰戈尔全集：第22卷[M].刘安武，倪培耕，白开元，主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9] Andrew Robinson.The Art of Rabindranath Tagore[M]. London: André Deutsch Limited, 1989:50.
[10] 瑟福.抽象派绘画史[M].王昭仁，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Tagore's Painting Practice and Drawing Aesthetics
LI Wen-bin
(College of Art and Communication,China Three Gorges University,Yichang 443002,Hubei,China)
泰戈尔名言篇6
[关键词] 泰戈尔 《泰戈尔在中国的讲演》 本土文化 外来文化
1924年泰戈尔访华至今，已经八十余年了。这件事在泰戈尔的人生经历中固然重要，但它更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事件之一。他在中国的讲演也在印度和中国结集出版，并一版再版。泰戈尔回国后，伯斯经手的加尔各答“阿龙诺德伊艺术出版社”在同年即出版了《在中国的讲演》一书。令读者感到蹊跷的是，这本书在出版后不久就从书店撤走，1925年又出版了一本经过极大修改的新版本，经手人是泰戈尔著作的出版者之一毕斯瓦斯。1999年，德里大学“泰戈尔教授”、著名的孟加拉文学学者达斯受国际大学之托，把两个版本整理为一本《泰戈尔在中国的讲演》，为读者提供了泰戈尔1924年在华讲演最详细的记录。本文所引用的有关材料，多译自此书，希望能为学界提供一些参考。
一、中国知识精英寻找黎明
1924年泰戈尔访华之时，正是中国国危民难之际。当时的中国满目疮痍，民生凋敝，军阀混战。军阀之间争权夺利，多数投靠帝国主义分子，不顾中国的前途，只想求得帝国主义的庇护。帝国主义国家乘机扩展在中国的势力。孙中山在南方正努力重整旗鼓，力图北伐。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但已经成功地推动孙中山改组，采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建立起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统一战线。当时全中国的任务是鼓励和动员全国人民积极参加即将到来的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高潮。
从中国文明的角度来看，中国知识精英对西方文明的崛起发现较晚，这有一个复杂的背景。康熙、乾隆时代，随着《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字典》、《四库全书综目》的编纂以及《二十四史》的审定、《十通》的出版(其他经史子集大批面世)，中华文明达到一种关起门来的“黄金时代”。那时中国在科技方面已经大大落后于西方，而中国知识精英却依然对中华文明自我陶醉。两次鸦片战争的爆发以及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使部分中国精英觉醒而企图振兴中华。他们一方面认识到需要学习西方文明的“先进”性，逐渐从“器不如人”的感觉发展成“技不如人”，最后认识到“制不如人”；另一方面也感觉到中国统治机制腐败，在责怪满清政府的同时，也深感数千年的文化传统包袱的沉重。1912年孙中山的《大总统誓词》说：“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以《誓词》中可看出，中国当时“国民之公意”集中到政治的翻天覆地斗争上来，文化也只能为这一政治中心服务。而建立“民国”、“图谋民生幸福”又主要是从西方文明中吸取灵感。孙中山后来进一步发展了更为具体的中西合璧的“三民主义”，和孙中山达成统一战线的共产党人更从马列主义中吸取灵感。此时的中国文化界和思想界正深入展开一场东西文化的激烈论争。
泰戈尔对当时中国知识精英的这种激烈论争并不完全了解。他只知道，全世界的大潮流是传统文明向现代化过渡。他来到中国以前，已经在全世界许多国家讲演过。他讲演的内容主要是自己亲身所感受的东西方文明的异同。他到中国，当然会表达自己对平生所见的西方文明的优点和缺点的看法，又从这一角度意识到像印度和中国这种有古老文明的国家，不应该“全盘西化”，而应该发展出对自己文明传统的自信心，深刻认识东方文明在建设未来世界中的积极作用。他在北京的一次讲演中说：
“我们应该从昏迷中站起来证明我们不是乞丐。这是我们的责任。到你们自己家中去找寻有不可磨灭的价值的东西，这样你们就能够自救，就能够拯救整个人类。我们东方人有些人认为我们应该模仿西方。我不相信这点。西方所产生的只是为了西方本地。但是我们东方人既不能借来西方的头脑，也不能借来西方的脾气。我们要去发现我们自己生下来应该有的权利。
西方已经尝到剥削的果实而丧失道德。我们却必须用人类道德的精神力量来战斗。我们东方人从来不敬仰杀人的将军或者撒谎的外交官，我们只敬仰精神领袖。只有通过他们，我们才能得救，也许完全不能得救。武力最终并不是最强的。那力量将使自己毁灭。机关枪和扔炸弹的飞机把人们碾得粉碎，而西方也在自己的灰尘中沉沦。我们不要效法西方的竞争、自私、残忍。”
从内容上看，泰戈尔这番话无可厚非，但是并不是北京的知识界、文化界急切寻找的精神食粮。再有，是思想家而不是行动家的泰戈尔谈起文明是比较在行的，但是他对印度本身如何摆脱殖民主义统治、如何在印度打破旧世界的枷锁并没有成熟的见地，当然更无法来指导中国人民如何争取解放。
其实当时对泰戈尔访华最重视、真正想从这位印度诗哲那儿得到拯救中国灵感的中国政治精英是孙中山先生。早在1911年，孙中山在加拿大温哥华就说过要“唤醒亚洲各国，尤其是中国和印度”。谭中先生在《孙中山对印度的独到见解》一文中认为：(1)孙中山是中国政治领袖中第一位从“亚洲”的角度来看中国振兴问题的；(2)孙中山谈中国振兴总是喜欢引印度来对照；(3)孙中山认为大英帝国力量的源泉不在英伦三岛而在印度，如果没有印度，英国就会沦为“世界之三等国”；(4)孙中山强调东方文明比西方文明优越。
孙中山先生在寻求中国心性文明观的东方盟友中，对印度特别注目。他说：“印度和中国之交通，自东汉时代已经开始，彼此以和平相往来，做学问思想的交换。彼此何等互相钦敬，互相爱慕，何尝有些微的冲突。”他对泰戈尔一直有景慕和交结的愿望。他认为，泰戈尔一生以文艺为武器并参加广泛的社会活动，鼓吹复兴印度民族文化，提高民族自豪感，推进民族解放运动。当泰戈尔1924年4月访华时，孙中山先生认为泰戈尔是为了“提倡东方固有文化的复活，和亚洲民族的一致团结”而应邀访华的。泰戈尔反对“完全依赖欧洲文明，全盘西化，而不顾自己特殊的文明与其价值”，谴责西方对中国任意地侵略、剥削和摧残，主张“在东洋思想复活的旗帜下，由日本、中国、印度三大国民，坚相提携”。泰戈尔的这一观点和孙中山强调恢复民族文化、道德、智能，以图振兴民族精神，恢复中华民族固有地位的主张十分契合。所以，孙中山认为他和泰戈尔虽然在斗争方式上不同，但为各自民族独立的奋斗目标是一致的。在泰戈尔来华前，孙中山就曾发出一封热情洋溢的邀请信。1924年4月当泰戈尔来华途经香港之时，孙中山派人从广州去看望泰戈尔，告知自己有病，不能亲会，并托言道：“中国的生命中心是在北京，印度代
表的工作应该从北方开始。”在孙中山的眼里，泰戈尔的到来和中国当时面临的救国存亡的使命有关。孙中山在一封亲笔信中写道：
“我极希望在抵华时，能获得亲自迎接你的荣幸，向学者表示敬意乃是我们的古老风尚，但我将欢迎的你，不仅是一个曾为印度文学增添光辉的作家，而且还是一个在辛勤耕耘的大地上播下了人类未来福利和精神成就的种子的杰出的劳动者。”
我们从上面这些探讨中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在许多方面，孙中山和泰戈尔志同道合，如果两人之间展开对话，对中国政治局势的发展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很明显孙中山希望泰戈尔是来中国宣传救国救民的道理的，因而他把泰戈尔的访华看作是来中国“开展工作”的；第二，泰戈尔由于邀请他访华的主人都是在华东、华北一带，必须忠实赴约。那时孙中山在广州，人称“红都”，泰戈尔一时也摸不清其“政治”，就没有对孙中山的邀请做出积极的回应。泰戈尔在北方见了溥仪和军阀，却又没有去“革命摇篮”。客观上发出使人容易误解的信号，也有人对此提出批评。总之，泰戈尔和孙中山错过这次对话的机会实在令人惋惜。
二、中印文明对话
上面引的泰戈尔对西方文明的尖锐批评当时并没有在中国引起很大的反响，这令今天的读者深表遗憾。泰戈尔所说的“我们不是乞丐”(意思是：“我们在物质与精神两方面都不穷，不会向西方文明求乞”)，以及“我们东方人既不能借来西方的头脑，也不能借来西方的脾气。我们要去发现我们自己生下来应该有的权利”，这正是当时中国知识精英应该仔细咀嚼、深刻反思的格言。可是，当时的左派人士是听不进去的。人士心里可能同意，却不一定认为有提出来讨论的必要。泰戈尔是从印度殖民地遭受的压迫来喊出“我们自己生下来应该有的权利”的，意思是：生为印度人就有权利做印度人，不能让西方列强用武力来剥夺印度人对文明传统的自豪与自信。中国虽然不是殖民地，但西方列强的“炮舰外交”把许多中国知识精英对自己文明传统的自豪与自信吓丧胆了。泰戈尔对这一点是看准了的，虽然他并没有露骨地说出来。在上面的同一讲演中，泰戈尔说：
“你们的文明是社会生活在对灵魂具有信心之上孕育出来的。你们是(世界上)生活得最久的民族，这是因为你们相信仁爱而不仅是威力，在许多世纪中积累了智慧。”
泰戈尔在北京的第一次讲演中把话说得更加明白：
“我的警告是，那些要你们依靠物质力量建立强国的人是不懂得历史，不懂得文明的。依靠强力是野蛮的特征；那些相信过它的民族不是已经自我毁灭，就是仍然处在野蛮境地。
许多人指出中国和印度的弱点而对你们说，我们现在被推到强国之林、和这些进步的民族为伍，我们必须强调强力与进步才能避免毁灭。“我们看到外交与残暴的威力赢得胜利，可是在这些建筑在外交谎言和盲目物质力量的文明中即使在现在也能看到劫数难逃的迹象。谎言可以繁荣一阵，但真正的生命在根上死亡。”
泰戈尔在南京的一次对学生的讲演中说：“现在我在中国，我问你们，也问我自己，你们有什么，从你们家中可以拿出什么来奉献给新的时代?你们一定要回答这个问题，你们知道自己的历史吗?如果你们要从那最大的侮辱，最大的朦胧，最大的拒绝中拯救自己就必须至少要知道(自己的历史)。拿出你们的光耀来使它加进世界文化灯盏的盛大节日吧!他说的“最大的侮辱”就是西方文明对东方文明的压迫与歧视；他说的“最大的朦胧”就是在西方文明对东方文明的压迫与歧视下，受过东方文明熏陶的人思想糊涂了，丧失了对自己文明传统的自豪与自信；他说的“最大的拒绝”就是西方压迫者和东方一些思想糊涂的人联合起来，拒绝东方文明的觉醒与振兴。
泰戈尔在中国各地的讲演，人们听起来很新鲜，报纸的报道是积极的，大多数人的评论是好的。梁启超对于泰戈尔的思想最为崇拜，对泰戈尔的访华恭迎有加，根本原因在于泰戈尔在中国的演讲与他从欧洲游历归国后的思想有契合之处。后来学者对此有这样的点评：“有泰戈尔这样的思想与文学巨匠大声疾呼重视东方精神文明的价值，梁启超回归中国本土文化的信心更加坚定，主张也更加激越了。”
前面谈到的泰戈尔所说的“最大的拒绝”，也就是西方压迫者和东方一些思想糊涂的人联合起来，拒绝东方文明的觉醒与振兴。林语堂就是那些东方思想糊涂的人之一，当然会对泰戈尔的强烈语言产生反感。林语堂在《论泰戈尔的政治思想》一文中，以讽刺抑喻的生硬态度讥讽泰戈尔作为亡国奴，竟到尚未亡国的中国大谈精神救国的可笑荒谬。他居高临下地说道：“大凡身处亡国之境，必定使一人的精神感觉不舒服的。因而必生一种反应，思所以恢复国光的道理。暗杀啦、革命啦、宪法改革啦，都是一种谋复国光的道理。暗杀、革命、宪法改革都干了，或不想干，于是乎有最无聊的办法，谓之精神安慰。”他认为泰戈尔的爱国和歌德的爱国有着本质的区别，泰戈尔提倡的“精神复兴”、“内心圣洁”、“与宇宙和谐”和“处处见神”的观点都是废话，并讽刺挖苦当泰戈尔修到“处处见神的功夫(最速以一千年为期)，印度早已不知道成什么样了”。“今日享盛名受优遇之泰戈尔提倡印度独立反对英国政府，必有许多不便，然对于此国运问题又不能无解嘲之法，于是乎无意中不自觉的提起这最方便最不碍人的精神运动精神聊慰法子。”他认为这是一种“诛心之论”，这种“精神复兴论”实含“精神聊慰之臭味”。
现在静心来看，泰戈尔当年是多么光明磊落，义正词严，他在中国说过的话可以说都是金玉良言，真知灼见；而林语堂却是个心境狭窄、欠缺中华文明风度的人物。他说泰戈尔的理论有“精神聊慰之臭味”，使人想起《阿Q正传》中不许阿Q革命的“假洋鬼子”。“假洋鬼子”的厉害就是狐假虎威，是把自己置身于中国侵略者(“洋鬼子”)的尾巴后面而对中国的“土包子”指手划脚的一类人的代表。林语堂破口大骂泰戈尔是“亡国奴”正露出自己崇洋的马脚。如果泰戈尔是英国人或者美国人，林语堂上面这些评语应该是不会有的。他正是代表了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对印度近现代历史的发展的偏见。读者从中所看到的，其实正是泰戈尔和林语堂之间的“文明”对话。林语堂为什么要破口大骂泰戈尔，正是因为泰戈尔没点名地说出了林语堂参加“最大的拒绝”、不许东方文明觉醒的行径。泰戈尔所说的“那些要你们依靠物质力量建立强国的人是不懂得历史，不懂得文明的”，指的就是林语堂这类人。这次对话的结果，林语堂并没有占上风。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结论将永远留在今后的史册上。
1924年泰戈尔访华之所以能够成为当今风靡全球的“CHINDL4／中印大同”的光辉事例就是除了林语堂以外，再也看不到那么刻毒的恶意中伤了。而另一方面，在泰戈尔访华期间溢出的中印兄弟情谊却比比皆是，特别是泰戈尔和梁启超之间的那一段佳话。谭中先生对这一佳话做过一些描绘与分析。他指出：“泰戈尔以当时某些中国人所看不起的印度‘亡国奴’的身份”获得诺贝尔奖金，使“饱受白种‘洋鬼子’欺凌、侮辱的中国，一时人心大
振”。梁启超在北京欢迎泰戈尔到达以后表示：“我敢说我们欢迎外宾从来没有过这样子热闹而诚恳的”。梁启超是在北京师范大学动员师生听泰戈尔讲演时说这话的。梁启超说，中印两国是“兄弟之邦”。他说：“这句话，并不是我对来宾敷衍门面，这是历史告诉我们的”。他分析中国几千年文化是“非常之单调的，非常之保守的”，却有幸和印度这个“极伟大的文化民族”亲密来往。梁启超赞美中印文化交流时说：“正是(中印)孪生的弟兄两个咱们哥儿俩，在现在许多文化民族没有开始活动以前，已经对于全人类应解决的问题着实研究，已经替全人类做了许多应做的事业”。“当我们往来最亲密的时候，可惜小兄弟(中国)年纪幼稚，不曾有多少礼物孝敬哥哥(印度)，却是老哥哥(印度)给我们那份贵重礼物，真叫我们永世不能忘记。”梁启超说的“贵重礼物”包括“绝对的自由”与“绝对的爱”两份“大礼物”(指佛教)，再加十二件“副礼物”――音乐、建筑、绘画、雕刻、戏曲、诗歌和小说、天文历法、医学、字母、著述体裁、教育方法、团体组织。
仔细对照分析印度1924、1925以及1999年出版的三种《泰戈尔在中国的讲演》(Rabindranath Tagore：Talks in China)可以发现，梁启超所写的序言实际上就是北京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梁启超全集》第七册中梁启超在北京师范大学讲演的全部内容的英文翻译，只不过是英译文没有中文那么生动罢了。谭中先生曾把梁启超的这一段序言翻译成英文并和原文加以比较：
“千年阔别，但我们俩(大文明)之间相互爱念。我们的大哥又一次带着兄弟感情来到。我们两者脸上都有了苦痛的纹路，我们的头发因年老而苍白，我们彼此凝视、面无表情，如梦方醒。可是，当我们睁眼见到对方，年轻时的亲切记忆就历历在目，记起了――那年月我们忧喜与共!今天，我们重新喜悦地拥抱，决不分离。”②(谭中译自英译文)
“哈哈，一千多年‘爱而不见’的老哥哥，又来访问小弟弟来了，咱们哥儿俩都是饱经忧患，鬓发苍然，揩眼相看，如梦如寐，我们看见老哥哥，蓦地把多少年联床夜雨的苦辛兜上心来。啊啊，我们要紧紧握着他的手不肯放，我们要搂着他亲了又亲，亲了又亲。……我们要把从娘胎里带来的一副热泪，浸透了他托腮上那可爱的大白胡子。”(梁启超原文)
原文的原汁原味成为翻译的牺牲总是不可避免的。也有可能梁启超把自己的讲演稿修改了让泰戈尔去出书成“序”。不过，上面引的梁启超的话十分生动，出自肺腑，是动了真情的。梁启超还在泰戈尔生日那天送了他“竺震旦”的中文名字，这已成为千古历史佳话。梁启超在热情洋溢的讲话中追述道：“泰氏有一天见我，说道：‘我不晓得什么缘故，到中国便像回故乡一样，莫非他是从前印度到过中国的高僧，在某山某洞中曾经过他的自由生活。…这就是泰戈尔向梁启超要中文名字的动机。取了“竺震旦”名字以后，梁启超在大会上祝愿：“今日我们所敬爱的天竺诗圣在他所爱的震旦地方过他六十四岁生日，我用极诚挚的情绪将两个国名联起来赠送给他一个新名日竺震旦，我希望我们对于他的热爱跟着这名儿永远嵌在他的心灵上，我希望印度人和中国的旧爱，借竺震旦这个人复活起来。”
梁启超以上这两个希望：(1)“竺震旦”永远嵌在泰戈尔心上。(2)“竺震旦”泰戈尔使印度人对中国的旧爱复活，都实现了。梁启超说，把中印两国名字联起来就是兄弟情谊重新结合，现在中印学者努力为“cHINDIA／中印大同”造势的努力和当时梁启超创造“竺震旦”之名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谓是“心灵感应”之举。
三、“朝圣”之旅永垂不朽
泰戈尔对历史上中印两大文明友好交往称之为“great pilgrimage”(伟大的朝圣)。他自己就是以“朝圣者”的虔诚来到中国的。4月13日在到达上海后的第一次演讲中，他动隋地说：
“请允许我在这块动荡的土地上分享你们的希望，我也会在你们欢乐的时刻和你们在一起。我不是哲学家，因此请你们在心中为我留个空间，而不是让我在你们的公众讲台上占据席位。现在我在你们身旁，我想以我对你们伟大的前程的信念来赢得你们的心，我相信你们的国家会兴起，会发扬它自己的精神――我们都会来庆祝这样的前程。”
本文前面所引的许多对泰戈尔的责难和讽刺今天看来也不免过于苛求泰戈尔这位“印度最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了。泰戈尔毕竟是一位诗人，他的一生所处的时代正是英帝国主义统治印度的黑暗时代，对此，他本人并不是没有清醒的认识的。他一生都在通过创作和社会活动，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反动势力进行艰苦努力的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际，泰戈尔曾与巴比塞、罗素、勃兰等人组织“光明团”为世界和平四处奔波；1937年，中国人民奋起反击日本侵略的抗日战争爆发时，泰戈尔对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行为严加谴责；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泰戈尔对帝国主义的慕尼黑分赃会议大声斥责……泰戈尔的一生都生活在殖民主义的统治下，他对殖民主义的强盗行为有着清醒的认识，他的诗句不仅仅只是礼拜神灵，寻求自身解脱，不少诗中蕴含深意、绵里藏针。在其代表作《吉檀迦利》第33首诗中，他对西方殖民者的掠夺行为就暗含讽刺：
“白天的时候，他们来到我的房子里说：‘我们只占用最小的一间屋子’。他们说‘我们要帮忙你礼拜你的上帝，而且谦恭地领受我们应得的一份恩典’；他们就在屋角安静谦柔地坐下。但是在黑夜里，我发现他们地冲进我的圣堂，贪婪地攫取了神坛上的祭品。”(冰心译文)
此诗中的“他们”很明显是西方掠夺者的代称。可见，《吉檀迦利》并不是所谓简单、单纯的宗教诗，它里面还蕴含更深刻的内涵。泰戈尔对于被压迫国家和人民有着深厚的同情，他在《生辰集》中的一首诗中写道：“满腹贪欲的‘文明’猎手周游四海，跨过一个个时代，像豢养的猛兽，啃食本国、他国的筋肉。那群狗咬断脖子上的链环，伸出血红的舌头，忘记谁是路人谁是亲友……当这丑恶的一幕告终，惊天动地的风暴中，罪恶的时代成为过去。”他以象征比喻的手法强烈地谴责帝国主义在世界各地的掠夺和屠杀，并以智者的远见预言帝国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发展趋势。
泰戈尔深爱自己的祖国印度，因此殷切地希望印度人民早日摆脱殖民主义的奴役。在长篇小说《戈拉》中，他借主人公戈拉之口说出了自己对于维护祖国尊严的信念：“我们为什么让我们自己的祖国站在外国法庭的被告席上，受到外国法律审判呢?我们决不能用外国的标准来逐一衡量我们的荣与辱。无论在别人面前，或者是在我们自己的心里，我们都决不能为自己的祖国感到羞愧――无论是在传统习俗方面也好，在方面也好，在古代圣典方面也好，在社会结构方面也好，都是一样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拿出全部的力量和自尊心，果敢地接受祖国的一切，使我们的祖国和我们自己免受侮辱。”通过戈拉之口，泰戈尔还表达了印度必将重新获得新生的信心：“不管什么伤害我们的祖国，无论伤害得有多重，都一定有办法治疗――治疗的办法就在我们手里。因为我坚信这一点，所以我才能忍受周围的一切悲痛、
苦难和。”③在中国的讲演中，他号召被压迫的亚洲人民在共同的反帝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他呼吁亚洲人民联合起来，不要去顾及彼此之间的差异，而是要通过它们达到联合。对自己所生活的时代有如此清醒认识的泰戈尔，又怎能说他的思想含有“精神聊慰之臭味”呢?在此我们应该重温孙中山先生说过的话，以再次肯定泰戈尔访华的意义：
“我之所以恭迎先生者，不徒以先生曾为印度文学，踵事访华，亦且以先生之尽力寻求人类前途之幸福与精神文化之成就，为难能可贵也。”
泰戈尔多次声明他不是来中国发表高谈阔论的。他说，他到“其他大洲去那儿人们苛刻”，他必须“为了自存”而好好准备讲演，把自己诗人的本质忘记。可是，到中国来他的“诗人的使命是去吸引那空中听不到的声音”。
对于自己访华的目的，泰戈尔在演讲中曾说道：
“我的朋友们，我此次前来就是为了请求你们重新打开那条交流的通道，我希望它还在那里。……如果通过这次访问，中国接近了印度，印度也接近了中国――不是为了政治的或者商业的目的，而是为了毫无功利性的人类之爱，除此以外，别无他求，那么，我将会感到很荣幸。”
关于泰戈尔访华的目的和意义，印度学者也有着相同的认识：“充当旅行者的激情使泰戈尔着了魔。现在，他已不满足于在本国的旅行，他还想到中国去。最后一个佛教徒带着释迦牟尼的慈爱与和平信息去中国一事，已经过去了一千年。泰戈尔想恢复两国之间的古老文化传统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在如此长的时间里是一直中断的。印度从前没有得到如此优秀而闻名的旅行大使，恐怕今后也千载难逢了。”
当时一些文化保守派向蓬勃发展的新文化运动阵线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在中国那样一个非常的时代里，泰戈尔的来华必然牵涉到当时中国文化界的诸多问题。当时的欢迎者、批评者或中立者，由于对泰戈尔的不了解和不理解，或出于仰慕而过于赞美；或出于利用而过于吹捧；或出于时代的使命而过于指责……由于缺少研究和冷静的态度等诸多原因，使得这位胸怀博爱、慈眉善心、一心为世界和平这个全人类最伟大目标而奋斗的老人在中国受到了不应有的伤害和误解，造成中印文化交流史上一次不算很完美的文化交流。从泰戈尔离开中国时所说的话中，今天的读者仍然可以深切地体会到这位热爱关心中国的老人心中的无限辛酸：
“你们不会听到我的批评，也请你们对我克制。我想中国朋友们不会忍心去调查我在中国的过失。我从没有冒充哲学家，所以我想我是清白的。如果我是那种习惯于高踞神龛者，你们扯我下来时会把我的脊骨折断的。可是我一直是在同一个平面上，我相信我毫无损伤。
“我尽了自己能做的一切――我交了朋友，我并没想了解得太深，只是对你们的现状衷心接受。现在我告别时将把这份友谊牢记。但我不会有过多的奢望。厄运追随着我，从我的祖国一直到这遥远的国度。对于我而言，并非一直都是阳光和同情。从地平线的某些角落，偶然也传来了怒云的咆哮之声。”
近一个世纪以来，不仅时光流逝，文学和文化也在流变，中国学界对泰戈尔也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此时重读泰戈尔《在中国的演讲集》，整理泰戈尔作为所谓的“有争议的客人”在中国报纸上发表的一些谈话，进一步分析和回顾这段文化交流的历史无疑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鲁迅先生曾风趣地说道：“印度的诗圣泰戈尔先生光临中国之际，像一大瓶好香水似地很熏上了几位先生们以文气和玄气，然而够到陪坐祝寿的程度的却只有一位梅兰芳君：两位艺术家的握手。”很明显，鲁迅先生指出了泰戈尔访华论争的实质，并鞭辟入里地戳破复古派和资产阶级右翼文人们的隐蔽的心态，惟妙惟肖地刻画出他们用华丽的帷幕包裹泰戈尔所引起的误会。“人近而事古的，我记起了泰戈尔他到中国来了，开坛讲演，人们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左有林觉民，右有徐志摩，各个头戴印度帽，徐诗人开始绍介了：‘淹!叽哩咕噜，白云清风，银磐……当!’说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样，于是我们地上的青年们失望，离开了。神仙和凡人怎能不离开呢，但我看他论苏联的文章，自己声明道：‘我是一个英国治下的印度人。’他自己知道得明明白白。大约他到中国来的时候，绝不至于糊涂，如果我们的诗人诸公不将他制成一个活神仙，青年们对于他是不至于如此隔膜的。现在可是老大的晦气。”泰戈尔本人也“被戴印度帽子的震旦人弄得一塌糊涂，终于莫明其妙地而去。”尽管如此，鲁迅先生还是十分中肯地指出泰戈尔作品中难能可贵的进步性：“我们试想现在没有声音的民族是那几种民族。我们可听到埃及人的声音?可听到安南，朝鲜的声音?印度人除了泰戈尔，别的声音可还有?”
鲁迅清醒地认识到泰戈尔作为诗人的进步性――泰戈尔把印度的声音传播到世界，而“无声的中国”和别的受压迫受欺侮的民族又有谁在传播自己民族的声音呢?鲁迅也肯定了泰戈尔访华的意义，并进一步指出了在中国思想界以泰戈尔为导火索所引起的这场论争的真正矛头并不是真正指向泰戈尔的，而是针对复古派和资产阶级右翼文人的。正如代英所写的：“泰戈尔个人固然不当加以恶意抨击，然而因为泰戈尔实在有被人家利用的可能，我们还是不能不对他的思想加几句批评的话。”这段话应是评判泰戈尔访华的正确而公正的态度。对泰戈尔访华，反对者出于对中国革命前途和中国青年的关心，提出自己的积极建议和批评意见，坚持正确引导中国民众走向革命的道路，这是他们的思想先进于时代之处，但他们的做法也有不合适之处，尤其是个别人公开发表文章攻击泰戈尔的观点，甚至散发对他下逐客令的传单。对泰戈尔这样一位为了寻求恢复和发展中印传统友谊，不辞辛劳来到中国的伟大使者来说，是非常不应该的失礼行为。而心胸坦荡的泰戈尔认为此举也是一种友谊的表现，他认为，反对他的人正是由于看重他的缘故才会采取如此的过激行为。面对泰戈尔的宽容大度，我们似乎更应该反思我们国人曾有过的不合礼仪的举止。
在众多的争论中，对泰戈尔访华的评价最为中肯也最为清醒的当属周作人和坚瓠，但他们的观点似乎未受到评论界的关注。在《“大人之危害”及其他》一文中，周作人明确表明自己不参加反对和欢迎两方面的队伍，而是作为一个中立者说明自己对泰戈尔来华的争论的看法。在文章中他说道：“我觉得地主之谊的欢迎是应该的，如想借了他老先生的招牌发售玄学便不正当，至于那些拥护科学的人去群起反对，虽然其志可嘉，却不免有点神经过敏了。我们说借招牌卖玄学时不正当，也只是说手段的卑劣，并不相信它真能使中国玄化。思想的力量在群众上面真可怜地微弱，这虽在我们不很懂得唯物史观的人也是觉得的。”“现在热心的人似乎怕全国的人会跟了泰翁走去，这未免太理想了。”周作人还宏观地指出当时的趋势是“排外与复古”，在当时思想界的争论狂潮中，“竺震旦先生又不幸而来华，以至受‘驱象团’的白眼，更真是无妄之灾了。”坚瓠的文章《欢迎太戈尔》和周作人一样试图调和当时的舆论气候：“太戈尔到中国了，不消说，东方文化与精神生活……等等问题，
必又成为论坛的争端，”他认为由泰戈尔来华引起的争端很大程度上源于时人对这位老者的误解，他提请大家不要“忘却了他对于现实问题的教训”，一则便是冯友兰在美国向泰戈尔请教中国的出路时，泰戈尔所说的：“我只有一句话劝中国，就是：“快学科学!”’另一则是泰戈尔写给一位英国友人的信。信中说，东方受尽了西方的屈辱，要爱西方人是不容易的，温和迁就的态度也行不通，而怯懦地向西方乞讨只是令我们更为贫乏。作者用中国古人的一句话作了总结：“教学者如扶醉人，扶得东来西又倒。”“教学者”泰戈尔也，而以“醉人”比喻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可谓生动形象――20世纪初叶，中国思想界逐步走向开放，但仍有一群心胸偏狭的“醉人”，听不清旁观者的启迪，而只想借助“外来者”，如泰戈尔来增加自己的身价，典型的“挟洋自重”和“借光自照”的国民心态。
虽然泰戈尔的访问引起褒贬不一的争论，这些争论也难免有偏颇之处，但是泰戈尔的访华实现了他自己的目的，那就是加强了中印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重新开辟了中印两国文化交流的道路。他使中国人民进一步了解了印度，也使印度人民进一步认识了当时的中国。泰戈尔所做的贡献，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功绩，这一功绩甚至可以和古代中印文化交流的先驱者菩提达摩、真谛、不空、维帷卡南达以及法显、义净、玄奘等人相比拟。
泰戈尔名言篇7
1913年，泰戈尔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东方作家。这使他在一夜之间声名远播，东西方大批以他为传主的传记文学作品也由此应运而生，“广泛的国际影响引起了全球性的研究者的兴趣。全世界关于泰戈尔的论著，仅传记就达二百多种”。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有关泰戈尔传记文学作品仅英文著作就至少有35种，中文著作和翻译作品20种（不包括同一著作的不同版本）。此外，在英国和印度以英语和孟加拉语双语同步出版的泰戈尔传记至少有两种，而在印度及孟加拉国国内，以泰戈尔的母语孟加拉语创作和出版的泰戈尔传记作品更是十分丰富。
作为一种文学作品类型，传记文学作品自然也是批评家们的研究对象之一。尽管整体上对传记艺术的研究在东西方起步都较晚，但在1915年国外已出现了关于泰戈尔传记文学研究的英语学术论文和专著。而在中文领域内，虽然在不同时期均有不同的泰戈尔传记文学作品问世，但是泰戈尔传记文学的研究领域却一直乏人问津。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反思与研究有利于促进更好地领会真知。因此，本文试图对中文泰戈尔传记文学作品作一次初步的梳理和考察。
一、中文泰戈尔传记文学作品概述
从1923年至今，不包括不同时期的不同版本，中文泰戈尔传记文学作品共有20部。现将具体作品（不同版本仅取第一版）的种类、名称、著译者、出版者和出版年代罗列如下：
1． 专著 《太戈尔传》， 郑振铎著， 《小说月报》1923年9-10月号
2． 译著 《我的童年》，泰戈尔著，止默译，重庆商务印书馆，1945
3． 专著 《泰戈尔传》，连士升著，香港文学研究社，1961
4． 专著 《泰戈尔传略》，何乃英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
5． 译著 《泰戈尔传》，〔印〕 K.克里巴拉尼著，倪培耕译，漓江出版社，1984
6． 译著 《泰戈尔评传》，〔印〕S.C.圣笈多著，董红钧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7． 译著 《泰戈尔评传》，V.S. 纳拉万著，刘文哲、何文安译，重庆出版社，1985
8． 译著 《家庭中的泰戈尔》，黛维・梅特丽娜著，季羡林译，漓江出版社，1985
9． 专著 《印度近现代伟大作家泰戈尔》，张光编著，商务印书馆，1987
10．译著 《回忆录》，泰戈尔著，谢冰心、金克木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11．专著 《泰戈尔》，宫静著，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2
12．编著 《泰戈尔》，郎芳编著，深圳海天出版社，1997
13．编著 《泰戈尔》，郎芳、汉人编著，沈阳辽海出版社，1998
14．专著 《泰戈尔》，吴文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15．专著 《寂园飞鸟：泰戈尔》，侯传文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
16．专著 《圣地灵音：泰戈尔其人其作》，北城著，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17．编著 《泰戈尔: 东方诗圣》，刘会新编著，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2003
18．专著 《世界十大文豪：泰戈尔》，童一秋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
19．编著 《泰戈尔，你属于谁》，人文素养读本编委会，北岳文艺出版社，2004
20．编著 《泰戈尔画传》，董友忱编著，北京华文出版社，2005
由此可见，在80余年的时间里，在数量上，中文泰戈尔传记文学作品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再到大量涌现的变化过程；在创作上，也逐渐从初期的以译介国外作品为主过渡到以独立编著和写作为主。综合以上两条规律，我们可将泰戈尔传记文学作品的发展分为如下三个阶段：起步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前，共有作品3部；学习阶段，20世纪80年代，共有作品7部；繁荣阶段，20世纪90年代及以后，共有作品10部。这三个阶段前后相承，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勾勒出中文泰戈尔传记文学作品发展的脉络，同时每个阶段又各具特点。
在起步阶段即20世纪80年代以前，共有3部中文传记作品问世。其中一部为译著，其它均为专著，这暗示中文泰戈尔传记文学作品的作者们对泰戈尔的生平和创作具有高度的审美自觉。这一阶段作品的主要特点是对泰戈尔的生平和创作进行了初步介绍，使中文读者得以初识泰翁。好的艺术作品是属于全世界读者的共同财富，而早期出现的这些传记作品则为中文读者理解泰戈尔作品提供了最初的平台。作为最早的中文泰戈尔传记文学作品，郑振铎所著《太戈尔传》撰写于泰戈尔第一次来华前夕。彼时由于中国国内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泰戈尔本人以及泰戈尔的来华被不同的阐释者赋予了不同的含义。郑振铎的这部传记客观上为国人在甚嚣尘上的纷争里对泰戈尔进行最基本的认识提供了一种可能。然而，由于创作年代的限制以及资料的缺乏，这部著作没有能够成为有关泰戈尔一生的完整传记。中文领域内第一部完整论述泰戈尔一生的传记文学作品是连士升所著的《泰戈尔传》。这部作品以近三百页的篇幅，叙述了泰戈尔的生平，评述范围涉及泰戈尔艺术创作的方方面面：诗歌、戏剧、小说、绘画、音乐和书简。作为第一部完整的中文版泰戈尔传记文学作品，应该说这部《泰戈尔传》无论在资料掌握方面，还是在有机整合、且述且议方面都达到了相当的水准。可惜的是，这部20世纪60年代在香港出版的著作并未能在大陆广为流传，不但广大读者无缘读到此书，其后的中文泰戈尔传记作者们在创作时也少了一个与单纯的翻译作品创作风格完全不同的可资借鉴的版本。这不能不说是中文泰戈尔传记创作在起步阶段的一个遗憾。
第二阶段是学习阶段，时间是20世纪80年代。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翻译作品占主要地位，有几部质量很高的英文泰戈尔传记文学作品被翻译成中文。这里首先必须提到克里希纳・克里巴拉尼所著的《泰戈尔传》。作者是泰戈尔的孙女婿，曾在圣地尼克坦与泰戈尔共同生活，同时他还是印度著名的文艺评论家。他所著的《泰戈尔传》1962年由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和纽约格罗夫出版社在两地同时出版，1980年由印度国际大学出版第二版，其节选本在1961年至1971年间在印度国内共出版4次，计有2个版本。这是一部高质量的泰戈尔传记文学作品。它将泰戈尔的生活与作品丝丝入扣地结合在一起，生动地再现了一个作为艺术家、哲学家、爱国者的真实复杂的泰戈尔。这样一本传记作品不但值得翻译而且值得一再研读。《回忆录》实际上由《回忆录》和《我的童年》两部作品组成，它们分别是泰戈尔在50岁和79岁时用孟加拉文写的自传，后均被译成英文出版。尽管《我的童年》早在1945年已有中译本，《回忆录》的中文译本却是第一次出现。它们共同展现了泰戈尔自己记忆中的生活，为更直接地了解泰戈尔提供了可能。何乃英著《泰戈尔传略》篇幅不大，简洁明了。值得一提的是，它是大陆出现的第一部完整记录泰戈尔一生的中文泰戈尔传记文学作品，因而对大陆的中文泰戈尔传记作品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奠基作用。这一时期中文泰戈尔传记作品的翻译与出版，无疑是与自1981年以泰戈尔诞辰120周年为契机掀起的又一轮泰戈尔研究热潮相适应的。它们促进了中文领域泰戈尔译介和研究的发展，也为此后中文领域内大量涌现泰戈尔传记文学作品埋下了伏笔。
第三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及以后，为繁荣阶段。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中文专著不但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翻译作品，而且专著类型多样化，既有普及性作品，也有具有研究深度的作品，既有文字作品，也出现了画传等其他种类传记。尽管这段期间也有译著问世，但或为以往作品的修订再版，如克里希纳・克里巴拉尼所著的《泰戈尔传》经过修订以《恒河边的诗哲》为名由漓江出版社再版；或为同一作品的重译，如泰戈尔的《回忆录》，经吴华重译为《我的回忆》，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此外，没有新的外文传记作品被译介到中文领域。与这种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时期创作的中文专著争奇斗艳。首先在数量上，从上面的统计可以看出，1990年至今15年内出现的中文专著共有9部，数量为前两个时期中文专著作品之和的两倍还要多；其次在内容上，与前两个时期的中文专著相比，这一时期的作品绝大部分在资料上更为丰富，大陆地区的作品突破了上一时期罗列史料的局限，在对传记作品真实性与文学性结合的处理上日趋娴熟；再次从作品类型上看，有郎芳、汉人编著，主要以青少年读者为对象的《泰戈尔》，也有着重从泰戈尔哲学研究角度出发，凝聚了作者学术研究思想的宫静的《泰戈尔》；最后从种类上看，2005年1月出版的《泰戈尔画传》（董友忱编著）作为中文泰戈尔传记文学作品中的第一部画传，丰富了中文泰戈尔传记文学作品的种类。《泰戈尔画传》展现了有关泰戈尔生平事迹的大量图片，其中有不少是第一次与中文读者见面，直观地部分再现了泰戈尔的生活。可以说，一方面，这一阶段的中文传记作者们，继承和发扬了第一阶段传记作者们对于泰戈尔生平和创作的高度审美自觉；另一方面，经过第二阶段的积累，也随着越来越多的泰戈尔作品被翻译成中文，中文泰戈尔传记作者们掌握了更多资料，对泰戈尔的认识和研究都有了新的进展。当然，不能忽视的是，在这种繁荣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二、中文泰戈尔传记文学作品的整体性
在论及作者与传主的关系时，美国文学批评家艾伦・谢尔斯顿指出：“传记作家总是要去写他对之怀有本能的同情的主人公，在这一过程中，展现其主人公，同样也展现他自己。”曾两度获普利策传记文学奖的美国当代史学家内文斯也说过：“一本好的传记好比一个珠联璧合的婚姻――作者和主题必须有一种和谐的联系。”作者与作品的整体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部传记是否成功。泰戈尔所以闻名于世，很大程度得益于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而泰戈尔值得去写，却并不仅仅因为他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正如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不同的作者心中也必然有不同的泰戈尔。因此，同一个传主，同样的史实，却有不同版本的传记出现。但并非所有的传记都是成功的作品，“一种将来仍会广为流传的谬见是任何人都能写作传记”。
我们可以把中文泰戈尔传记作品大致分为翻译作品和著作两类，尽管翻译作品不存在中文译者的写作动机，但翻译动机却是存在的。迄今为止，共有6部外文泰戈尔传记文学作品被翻译为中文，它们的译者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译者自身对泰戈尔认同型，如冰心、季羡林、金克木，另一种是译者侧重学术译介，如倪培耕、董红钧、刘文哲。前一种类型的译者往往与印度文化和泰戈尔有着一种情感上的依恋关系，他们或钟情于泰戈尔的作品，或钟情于印度文化。学界公认冰心的创作受到了泰戈尔的巨大而直接的影响；季羡林与金克木两位先生是国内印度文化和文学研究领域公认的泰斗，他们对印度文化和文学都怀着深厚的感情。季羡林先生自己曾说过，他和泰戈尔的关系“六十年没有间断过”，翻译《家庭中的泰戈尔》一书，他的心情是“怀旧与念新并举，回顾与瞻望齐行”。 这使得他们更倾向于选择泰戈尔自己创作的作品来进行翻译，他们对泰戈尔作品、印度文学和文化的理解，都融入了他们的译作之中。而他们自身的文学、文化素养也使得他们能以中文最大限度地传达泰戈尔作品的神韵，因此在所有泰戈尔中文传记作品中，他们的译作最成功地体现了传记作品所应具有的文学性。后一种类型的译者对泰戈尔传记作品的翻译更多的是出于实际和研究的需要，而没有那么强烈的情感认同因素。如两种《泰戈尔评传》的翻译，一种是1984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S.C.圣笈多所著，另一种是1985年由重庆出版社出版的V.S. 纳拉万所著。这两部译著主要是与当时新一轮的泰戈尔研究热潮相适应，而译者自身与印度文学、文化并没有太深的渊源。在这种情况下容易产生的一个问题是, 一些非专业从事印度文学、文化研究的工作者，在处理原作中涉及到印度文化的许多重要问题时会出现偏差，有时候这种偏差还比较大。这也是造成这些译本中某些要点难以被中文读者理解的重要原因之一。相比之下，漓江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泰戈尔传》（克里希纳・克里巴拉尼著，倪培耕译），由于译者曾多年从事印度文学、文化方面的译介和研究工作，译本中对有关印度文化、文学的处理就合理得多。
对泰戈尔传记作品中的中文专著作者的态度，则可以分为介绍为主型和叙述与论断结合型。介绍为主型作者撰写的泰戈尔传记文学作品侧重于对泰戈尔生平事迹的介绍，主要目的在于普及和推广对于泰戈尔的认识，作者主观对泰戈尔的认识体现得不明显；叙述与论断结合型作者则结合泰戈尔的生平、作品进行论述，对泰戈尔形成一定的判断。作者对泰戈尔的认识蕴含和体现在作品中，整部作品较好地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
泰戈尔名言篇8
泰戈尔诞生在一个爱好音乐的家庭中，他的父亲、弟兄们都是优秀的音乐家。他父亲的音乐知识面很宽广，喜欢印度斯坦轻古典歌曲“格扎尔”，有时也像“保乌尔”艺人那样边舞边唱。不少有名的音乐家被邀请到他们家庭中来表演和教学，泰戈尔从小就是在音乐气氛中熏陶成长起来的。印度古典音乐中，古老的体裁德鲁帕特对他有很大的影响，这种歌曲的内容大多是敬神或歌颂帝王的，风格自然朴实，没有华丽的装饰，全曲分为四个部分。泰戈尔的不少作品也具有类似的特点。他17岁时创作了第一首歌曲。在此后不久，他去了英国，在那里学会了苏格兰、爱尔兰和英国的一些歌曲。在他早期创作的一部音乐剧《伐米基・普位蒂巴》中曾采用了一些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曲调。印度国歌和桑提尼克坦(泰戈尔国际大学所在地)校歌也都带有一些欧洲旋律的影响。但总的说来，在他的创作中，西方音乐的影响是不大的。泰戈尔在30岁时回到了他的乡村别墅，有时他还乘坐一艘船沿着河流漂泊。他在孟加拉的泥土、河水中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聆听和欣赏了孟加拉邦的各种民歌和宗教歌曲(如保乌尔、克尔坦等)，也吸收了旁遮普、古吉拉特、马德拉斯等地的民间音调。他认真学习了简朴的音乐语言和自然、感人的音乐风格，大约在44岁时他开始将民歌因素吸收到他的创作中。有人称泰戈尔的音乐是印度古典音乐、民间宗教音乐、欧洲民间音乐三条河流的汇合，这是不无道理的。印度文化先辈的传统是诗人身兼作曲家、歌唱家，其中最著名的是11世纪的贾亚德瓦，八百年后的泰戈尔是这种传统的优秀继承者。他很注意音乐与语言的关系，有时他反复地进行推敲，将音符升高或降低以适应语言的声调，他的早期创作常常是先有音乐后配歌词，晚期创作的歌词和音乐往往同时从他的嘴里唱出来。拉宾德拉纳特所表达的内容既是社会的，又是个人的，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个人感情和心态的表现不能在他的歌曲中找到。泰戈尔将他的歌曲分为六类：虔诚、爱国、爱情、季节、节庆、混合。有人分析了泰戈尔歌曲的音乐方面，认为存在着四个不同的阶段：在第一阶段他受到北印度古典音乐体裁特鲁帕特的明显影响；第二阶段他在古典音乐传统结构的基础上进行了试验，略有变化；第三阶段他引进了孟加拉民间音乐保乌尔、克尔坦、巴提阿里，并将这些体裁在传统的形式中加以混合；第四阶段他特别强调歌词与音乐的结合，有时他自称这一时期的作品为“完全艺术化”的。泰戈尔还创作了三部音乐剧、三部舞剧。
泰戈尔的音乐创作有两点打破了印度的音乐传统，一是他的作品是完成了的艺术，必须确切地进行演唱，不能像印度传统音乐那样自由即兴地演唱。二是他在一首作品中常从一种拉格转到另一种拉格，有时在一首作品中采用了三种拉格的连缀，以适合他歌曲中的情绪变化。而在印度的传统音乐中，在一首乐曲中是不能采用不同的拉格的。泰戈尔早期作品中曾经采用的拉格有80种，后来常用的拉格为20种。不同时间、季节所用的拉格也不相同。早晨、上午用托迪、阿斯伐利、拜拉夫、拜拉维拉格，黄昏用了耶曼拉格，夜里用卡那拉拉格；春天用巴哈尔拉格，雨季用德希玛哈尔和米西玛哈尔拉格。在节奏方面，泰戈尔也创造了一些新的塔拉。
总之，泰戈尔音乐的特点是自然、朴素、亲切、平易近人，很少用装饰音、装饰乐句，看不见矫揉造作的痕迹。
泰戈尔不仅是一位作曲家、演唱家，而且还是一位音乐学家。在他的诗歌、戏剧、小说、随笔、书信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关于音乐艺术的精辟见解，值得我们吸取和借鉴。如在1927年泰戈尔与罗曼・罗兰的一次谈话中曾这样说：诗、绘画或音乐这些艺术的起点是呼吸即人体内固有的节奏，它到处都一样，所以具有普遍性。在一首名为《声音》的诗中，他是这样写的：“我身上的琴弦，从我生下来就已准确地调定，周围的一切声响都会在我的神经系统中连续得到它们的谐振与共鸣。”泰戈尔是热爱大自然的，对自然界的风光、音响他十分敏感，日出或日落的美丽景色常常给他带来音乐上的灵感。他创作了不少有关朝霞、薄暮的歌曲。在他的著名歌曲《世界、欢乐、艺术》中，他唱道：“我举目漫望着各处，尽情地感受美的世界，在我视力所及的地方充满了弥漫在天地之间的乐曲。”但他并不主张音乐只是对自然的模仿，而是人对自然界的感觉进行想象再创造的结果。1926年他在与罗曼・罗兰的谈话中表明了这一点。他说：“音乐应取得鸟鸣那种愉悦性，赋予鸟鸣所具有那种快乐以人类的形式，但是不要试图使其成为那些鸟鸣的复制品。”美是爱情的一种属性，而各种艺术正是充满了美感的爱的产物。对泰戈尔来说，把爱情与音乐结合起来是很自然的。他的爱情哲学更多地带有审美的特性。在一封以诗的形式写给友人的信中，泰戈尔提到了女性对他的创作所产生的影响：她们点亮了我那已熄灭了的灯，并调紧了我那已松弛的琴弦……在我的音乐与诗中永远会感到她们那神奇的魅力。他还常以音乐比喻爱情。在他的一本小说中，男主人公对他的恋人说：“你和我，还有滔滔的恒河和天上的繁星一起构成了一个完全的和弦。”在一首诗中，他还写道：“啊!我的爱人，在我同你紧密的拥抱中，我可以进入你的灵魂深处，你的心房跳动将像手指一样拨动我的心弦并发出音乐的声波……我自己将随着和谐的曲调而颤动。”
泰戈尔对印度音乐有很深的造诣，对西方音乐也有较多的了解。他对这样两种音乐进行了比较，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1 印度音乐可以比作寂静的深夜的那种深不可测的意境，西方音乐则犹如繁忙热闹的白天。
2 西方音乐中所演奏的一切乐曲都是作曲家完成了的作品，表演者很少有即兴表演的余地；印度音乐家在表演时，始终都在进行创作。
3 印度音乐的基本精神表现在旋律上，西方音乐的辉煌之处在于和声。旋律的主要原理是音的连续，和声的基本原则是许多不同的音同时发出并取得音响上的和谐。
4 在印度音乐中，一组连续的音是根据微妙的颤音与微音程斯鲁蒂的关系而联系在一起的；西方音乐的每个音都有其独立的身份。因此西方的键盘乐器一般不适于演奏印度音乐。
泰戈尔名言篇9
2004年2月，我利用在昆明拍戏的空隙，平生第一次自费到久已向往的丽江、泸沽湖旅游。23日从泸沽湖回到丽江的晚上，接到导演陈薪伊的电话，说为了纪念伟大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诞辰110周年，北京京剧院决定从全国请导演、演员等有关创作人员排演京剧《梅兰芳》，其中的印度伟大诗人泰戈尔一角希望由我来担任，但是戏很少，问我有没有时间、愿意不愿意?我估算了一下，到排戏时在昆明拍的电视剧《沃土》中我的戏是应该拍完了，当时就答应了她。
我绝不会因为戏少不同意，只会为能有这样的机会而感到高兴。首先因为我崇敬梅兰芳先生，能有这样一个机会表示自己的敬意实为难得。其次，我的夫人李玉芙从哈尔滨到北京上学的路费是梅先生给的，从北京戏校毕业后又在梅兰芳剧团工作，并得到梅先生的亲自教导，是梅先生的弟子。她是在梅先生的直接关爱下成长起来的。第三，我在1983年曾经接到峨眉电影制片厂的邀请在影片中扮演梅兰芳。为此曾拜访了梅绍武先生及夫人屠珍，绍武兄热情地向我介绍有关梅先生的情况，为了寻找有关材料，他还默默地蹲在书架前足有四五十分钟。屠珍嫂也热情地向我讲述了很多过去未曾听过的有关梅先生的故事。他们还就如何正确把握梅先生的形象谈了很多中肯的意见，使我受益匪浅，同时也十分感动，至今仍记忆犹新。当时的电影因为种种原因而未能拍成，但我们的友谊却因此建立起来了。以至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初，拍摄电视剧《梅兰芳》时，他们还曾邀请我担任中、老年梅兰芳，只是我觉得自己已非复当年，难以胜任。最后同意在片中扮演齐如山一角。这使我有幸与梅家多了一种缘分。所以说我除了对梅先生的崇敬之外，还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的。我在京剧《梅兰芳》中，在序幕和尾声中共出场两次，两次出场的台词是一样的，都是朗诵泰戈尔献给梅兰芳的诗：
亲爱的，你用我不懂的
语言的面纱
遮盖着你的容颜；
正像那遥望如同一脉
缥缈的云霞
被水雾笼罩着的峰峦。
这就是我在《梅兰芳》中的全部台词了。为此，有朋友调侃说：“您在这出戏里从头到尾都有‘事儿’(梨园行把演员的‘戏份’常说成‘事儿’或‘活儿’)，真累！”也有观众不无遗憾地说：“您的戏份太少，从开始化了装一直等到最后，够难为您的了！”
其实不管调侃也好，遗憾也罢，都是觉得我在剧中的戏份太少。他们不知道就这么一点戏，我还是战战兢兢，感到很是吃力的，是一点都不敢懈怠的。
我过去虽然为朗诵泰戈尔的诗，对诗人作了些了解，如今要扮演这位伟大的诗人，那点了解就很不够了。我手边没有关于泰戈尔的材料，只能在网上查阅。我先了解对泰戈尔的简介，进一步再了解他对中圆的态度和中田人的关系，和梅先生的关系等。直到在梅先生的著作《移步不换形》中，读到他的《忆泰戈尔》一文后，才对这首诗的产生的背景，有了更深入、更具体、更感性的了解。
泰戈尔在一次演讲中表露了对中固的感情，他动情地说：“我在杭州，有朋友送我一颗图章，上刻‘泰戈尔’三个字，我对此很有感动。印度小孩降生后，有两件事最要紧，第一要给他起个名字，第二要给他少许饭吃，然后这个小孩就和社会发生了不可磨灭的关系，我这颗图章上刻着中国名字，头一个字便是泰山的‘泰’字。我觉得此后仿佛就有权利可以到中国人的心里去了解他的生命，因为我的生命是非与中国人的生命联系在一起不可了……”他爱穿中国的布鞋，说：“中国的鞋子柔软轻松，使双足不受箍勒压迫，是世界上最舒服的鞋子。”他爱北京，说：“两三年后我还要再来。我爱北京的淳朴的风俗，爱北京的建筑文物，爱北京的朋友，特别使我留恋的是北京的树木。我到过伦敦、巴黎、华盛顿，都没有看到这么多的栝、柏、松、柳、中国人有北京这样一个历史悠久而美丽的首都，是值得骄傲的。”果然，在1929年他又重游中国；他还就亚洲人共同遭受西方列强压迫掠夺发表了看法：“吾人往者如未破壳之雏鸡，虽在壳中亦有隐约光明，但限度极小，世人疑我等不能脱壳，但吾人自信必能破壳而出，达到真理最深处。”我想，这些对我创造在《梅兰芳》这出戏中的特定的泰戈尔是很重要的。
3月份我利用到成都参加一个晚会演出后的一天时间，赶回北京到了《梅兰芳》剧组。我本想这次到排练场的任务，只是听听导演的意见，谈谈自己的想法，了解了解京剧的排练场排练的情况。谁知道进了排练场，导演已做好安排，停止其他场次的排练，专门排和我有关的戏。什么都还不了解就要真刀真枪的上台了！虽然这里很多都是熟人，包括认识多年的导演在内，论排戏却都是第一次响。我从小就爱京剧、爱戏曲，可从来没有和京剧演员一起排过戏，更何况都是于魁智、李胜素、孟广禄、赵葆秀等京剧界如今正当红的名角儿啊！真的有点紧张。但是丑媳妇总要见公婆，就硬着头皮上了。我是按生活的语气朗诵的，在场上导演只是把地位以及和对手演员如何配合等简单地给我说了说，并让我在排练场上走了几遍。下来后导演才进一步谈了她的要求：希望我对朗诵的处理不要那么生活，而要吟诵。我说吟诵是要唱的，我和于魁智。孟广禄他们在一个台上唱，那不是开玩笑吗?她说也不是要我唱，她让我再仔细琢磨琢磨。这可把我难住了，回到外屠地经常在琢磨，往往没有结果，真的很着急。
我在横店外景地没有戏时总要晨练，这首诗是我晨练必练的课目之一。断句容易，但更深的含义是什么呢?这就要了解这首诗的出处和当时的背景。
1924年泰戈尔访问了中国，5月8日是他的64岁的生日，他特意选择这天到北京来过，中国朋友也特意作了精心的准备，排演了他的话剧《齐德拉》，林徽音女士扮演女主角齐德拉。地点选择在东单三条的协和礼堂(这里在20世纪末因为修建“东方广场”，大片房屋都拆掉了，但是协和礼堂等有历史意义的建筑保留了下来。巧的是我在电视剧《末代皇帝》中扮演孙中山时，就任大总统的戏就是在这里拍的)。那天，泰戈尔就坐在第三排的中间，梅兰芳陪坐在他的边上。那天他对梅先生说，“我希望在离开北京之前，看到你的戏。”梅先生说希望得到他的指教。于是5月19日在前门外珠市口的民主剧场请泰戈尔看了他演出的《洛神》。看后，他亲自到后台向梅先生道谢，并说：“我看了这个戏很愉快，有些感想，明日面谈。”20日中午梅先生和梁启超、姚茫父等为泰戈尔践行时，泰戈尔说：“我看了《洛神》，正在酝酿一首小诗，送给梅先生。”接着，梅先生记载了当时的情景，泰戈尔“凝神构思后，先在手册上起稿，然后用中国笔墨作细书，写在一柄纨扇上。原文是孟加拉文，又自己翻译成英文，落了梅兰芳的献，签上他的名，并兴致勃勃地用孟加拉语朗诵，节奏鲜明，语音绵软”。
这首诗是泰戈尔因为看了梅先生演出的《洛神》后，有感而发，特意书写并亲自朗诵后，赠送给梅先生的。这里更值得我这个演员注意的是梅先生在听了泰戈尔朗诵后的直觉：“节奏鲜明，语音绵软。”
曾为泰戈尔演讲做过翻译的中国作家王统照也介绍说：“泰戈尔先生的演讲，不同于一般的政治家、教育家、演说家，譬如一 种美丽的歌唱，又如一种悠扬的音乐……”
泰戈尔在北京的演讲充满了诗意，他说：“……诸君犹不避风沙很热心地来听我说话，由此可证，我们之间有一种不自觉的了解，譬如天上的月亮，它照在水上、地上、树上，虽然默无一语，而水也、地也、树也，与月亮有相互的自然了解和同情。”
“节奏鲜明，语音绵软”；“譬如一种美丽的歌唱”，不是歌唱犹如歌唱；“又如一种悠扬的音乐”，不是音乐犹如音乐。这些无疑都是对我如何朗诵所作的重要提示。它们又恰恰和导演的要求相吻合。这当然应该是我要认真琢磨，并反复在练习中寻找的。
1961年泰戈尔诞辰百年时，为纪念这位老朋友，梅先生把纨扇找了出来，请中科院文学研究所的吴晓铃、石真来推敲原作的精神。石真曾在泰戈尔创建的印度国际大学的泰戈尔研究所里工作过日年，是位精通孟加拉语和泰戈尔文学的专家。当时，她情不自禁地先用孟加拉语吟哦起来，随即用当代汉语翻译了出来。今天我们读到的诗也是我在剧中的台词，就是石真翻译的。
石真谈到译后感时特别提道：“这是一首极为精湛的孟加拉语的即兴短诗，格律极严……”她还兴致勃勃地说：“泰翁对我们的古典诗歌是十分称赞的，诗人虽然不懂汉语，但是他读了不少英语翻译的屈原、李白、杜甫和白居易的诗篇，并且时常在著作和讲话里征引。这首短歌的意境，便很有中国的风味。他非常形象地用云雾中的峰峦起伏来描述他所热爱而又语音不通的田家的艺术家那种纱袂飘扬、神光离合的印象，他感到美的享受，但又不十分了解戏中所包含的复杂的感情和心理状态。”
上述介绍使我进一步感受到，泰戈尔的精湛技巧和对中国、对中国古典诗歌、对梅先生和他的艺术的热爱和真情。而这种热爱和真情，恰恰是朗诵这首诗的基础。
当我再读这首诗时，有了进一步的体会。首先“亲爱的”三个字，我感受到这是带着深深地爱从心底里喊出来的！紧接着诗人说了“你用我不懂的＼语言的面纱”，这里说出了诗人并不懂中国语言的基本事实，但是通过梅先生精湛的超凡脱俗的表演，他又感受到了《洛神》这出美丽的神话剧的美。因此“面纱”二字用得十分传神。下面的“遮盖着你的容颜”，虽然“遮盖”了，但因为是被面纱遮盖的，所以仍然依稀可见，这也就为诗人的想像增添了翅膀。他遥望到了“缥缈的云霞”，以及那“被水雾笼罩着的峰峦”。这就是诗人心中的那被“面纱”遮盖着的“容颜”哪！这里，梅先生在诗人的心中，不仅是一般的“峰峦”，而且是有着“缥缈的云霞”，并“被水雾笼罩着的峰峦”！这是多么崇高，又多么美丽动人！这首诗确实不长，但诗中有画，诗中还有音乐！并使我们感受到这首短短的小诗，浸透着诗人真挚的友情和对梅先生的艺术的景仰和热爱！
就这样在反反复复的探讨和练习中，终于找到了自己以为还合适的表现方式。4月下旬我回到北京正式参加排练后，大体上得到了导演的首肯，同台的演员朋友和剧组工作人员也都给了我鼓励。
泰戈尔名言篇10
当日回到家里，急忙上网查询，终于在浙江大学网站上见到讣告：
中国共产党党员，原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浙江省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学会顾问、杭州市亚太文化研究会会长华宇清先生，因突发脑溢血，医治无效，于2009年11月2日下午2时55分逝世，享年72岁。
一
在我的印象中，华宇清教授是个从不摆出大学教授架子的知识分子，他真诚待人，和蔼可亲，笑容可掬，谦逊低调。他敬畏学问，一丝不苟；奖掖后进，不遗余力。在他的眼里，只有可敬的长者、可爱的学生，只要人家有一点长处，就予以肯定和表扬，从无恶言厉色的时候。
我与华教授相识于1984年。当年，我正在一所中学任代课教师，业余编写《慈溪书话》和《三北名人录》。当时的大学教授，在人们的心目中是何等的人物，简直是学问和真理的化身！当知道杭大教授华宇清先生是慈溪老乡时，20岁的我不知天高地厚地给他写信，征集他的材料。华先生很快给了回信――
童银舫同志：
您好！
收到您的信，十分高兴！您在教学之余，还研究地方文史，并已取得了不少成果，这是要向您祝贺的。
《金果小枝》，手头已无书，待再版后，一定给您寄上一本。明年还有三本书可出版，到时也一定赠送。
编撰《慈溪名人传》很好，但我不算名人，可不必考虑。
近日正筹备全国性的讨论会，实在忙，恐您挂念，先给您寄上一信，待后我们详谈吧！
祝好！
华宇清
1984．10.3.晚
这是华先生给我的第一封信，笔迹秀丽端谨，语言朴实又谦逊，竟然一连用了七个“您”字，让我终身难忘，并且影响我以后的处事态度。
1985年，我和本县几位文学青年组织了一个文学社团――七叶诗社，斗胆聘请了慈溪籍的三位文学家作为诗社的名誉社长和顾问，名誉社长是崇寿镇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外文系教授、“九叶诗人”袁可嘉先生；两位顾问，一位是鸣鹤镇人、北京图书馆研究员、版本学家、诗人路工先生，另一位是白沙镇人、杭州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外国文学专家华宇清先生。华先生十分支持我们的诗社，1985年12月14日，他在来信中说：
印度诗人泰戈尔说：“果实的事业是尊贵的，花的事业是甜美的，但是让我做叶的事业吧，叶是谦逊地专心地垂着绿荫的。”你们成立七叶诗社，就是做叶的事业，一片片小小的绿叶，它植根在肥沃的土壤上，必将以它的生命的光辉，启示着人们为着崇高的事业而奋斗！
袁可嘉先生是老九叶诗社的著名诗人，他任您们的名誉社长，这是非常理想的，在他的鼓励和关怀下，您们的诗社一定会很快的发展。他最近来信，对您们的诗社非常关心，说“此事关系培养新生力量”，他是乐意担任名誉社长的。路工先生担任您们的顾问也很合适，至于要我担任顾问，实在不敢当，但我一定支持您们！
今寄上《金果小枝》上册，赠给诗社的同志们！
1986年10月24日，他又专门来信：
您们寄来的七叶诗刊都收到，我每期都读了。诗友们的诗，感情都很真实，有不少诗写得很清新。从近几期的诗歌看，诗人们的进步很快，诗歌的思想倾向更健康了，正如黄江风、黄梅峰在第十期编后语中所说：“值得庆喜的是，诗友们都从花草丛中走来，跑到太阳下沐浴了，朝着大海的波涛拼进了。”
我很希望有机会和诗友们见见面，大家一起交流思想，谈论诗歌欣赏和创作。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诗社在受到经费毫无保障（完全自费）、联系方式落后和成员意见不一等制约下，勉强维持了一年光景，编印了十一期社刊，终于不了了之。现在想来，我除了感激袁可嘉、路工和华宇清先生三位乡贤前辈的无私帮助，也为我们的幼稚无能、半途而废而深感愧疚和惋惜！
二
我不懂外国文学，无法对华宇清教授在外国文学研究上的成果进行评述。但他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出版的《金果小枝》一书，却是当时广大文学爱好者梦寐以求、千方百计借阅传抄的一部热门书。这部书初版于1982年12月，大约在次年春上市，初版为平装本，印数26500册，但一上架就被争购一空，1985年重印时，又出版了精装本。本书的副题为《外国历代著名短诗欣赏》，共收了33个国家100多位作家的诗500余首。“所选的短诗，大部分是特请著名翻译家、专家、教授从各语种的原文选译的”（《金果小枝》后记），华先生自己也翻译了一些。书中除了对各国不同时期、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作家作了简要的介绍外，他对每首诗都以“随感”的形式作了简析，往往一语中的，给读者以点拨和启发。华教授的老师、著名学者孙席珍教授在序中称本书“破除了门户之见，不拘一格，见好花便予采撷，见佳果随即拾取，看来意在使读者开拓眼界，一尝新味，我认为这也不失为本书的一个特色”。
我每次拜访华教授，他总是跟我谈泰戈尔，他说泰戈尔是亚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亚洲第一个受世界公认的学者，泰戈尔作为中印文化民间使者，对中印文化的民间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有一次，华教授特别兴奋，说他的一部学术专著《真实与神秘――泰戈尔研究》即将出版，另一部《泰戈尔传》也将在台湾出版。他还谈了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老子对泰戈尔哲学体系的影响。
我陆续收到华教授编的有关泰戈尔的书。如《泰戈尔散文诗全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90）、《吉檀迦利――泰戈尔散文诗选》（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泰戈尔诗歌精选》（北岳文艺出版社，1994）、《泰戈尔诗选（导读版）》（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等，有的还有精装本、豪华本。他在信中还说将出版《泰戈尔研究论文集》、《泰戈尔中短篇小说精选》，翻译《泰戈尔自叙》，成为一个系列。他的这些著作中，《泰戈尔散文诗全集》获第一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奖和第五届全国图书“金钥匙”奖。
三
华宇清教授甘于寂寞，一心扑在学术上，不愿张扬，更不屑炒作。1994年12月9日，他在信中说：“在学术上要搞出一个体系是很难的，我正在努力。我只想默默地工作，不想宣传。因为与老一辈专家如袁可嘉、季羡林等是不能比的，我非常钦佩他们，我们的功底与他们差得太远，所以只有老老实实地学习才好。”当时他已是杭州大学中文系的教授，全国有名的外国文学专家了。
记得2002年6月，华教授在回乡为他的89岁老母建造新居时曾破例接受家乡媒体《慈溪日报》的采访，但他照例不谈自己的学术研究，只谈家乡的变化、童年的往事和对朋友的思念、对老母的孝心，害得记者花了不少精力搜集他的材料和著作，然后写成《不愿张扬的华宇清教授》公诸报端。记者在文中说：“虽然华教授学术成果累累，但家乡并没有很多人知晓，这是因为他不愿张扬，喜欢低调自己。他不喜欢记者采访他，也不愿媒体宣传他，但他喜欢跟晚辈交流。他从不摆架子，总喜欢以诚相待，以朋友的身份和人交谈。他是位谦虚、热情、和善又风趣的老人。他思路敏捷，语言跳跃飞快，往往在说甲的时候，又说到了乙，然后又延伸到丙，和他在一起，总让人受益匪浅又让人快乐无穷。”记得那天他来我的书斋，直夸我的书比他还多，说一个人能坐拥书城，宠辱皆忘，是人生一大快事。同时，能有几个志趣相同的朋友相往来，谈天说文，交流读书心得，彼此获得精神上的愉悦和满足，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未经此道者，难以体会，所以更显得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