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武传翻译十篇

苏武传翻译篇1

“之”作助词时，只有它用在领属性定语和中心语之间，才可以翻译成“的”。如：

1. 廉颇者，赵之良将也。（《廉颇蔺相如列传》）

2. 饰以篆文山龟鸟兽之形。（《张衡传》）

3. 语长吉之事尤备。（《李贺小传》）

4. 空自苦亡人之地。（《苏武》）

以上句子中，“之”是“的”的意思。但是，更多的时候，“之”不能翻译成“的”。

一、 “之”是动词或者代词的时候，不能翻译成“的”。

这是肯定的，因为动词或者代词它们表示的是动作或者代指，所以，它们翻译出来的语言就只能是动词或者代词了。如：

1. 未之有也。（“之”代事情）（《张衡传》）

2. 胜、惠共止之。（“之”代苏武）（《苏武》）

3. 拔剑撞而破之。（“之”代玉斗）（《鸿门宴》）

4. 牛何之？ （“之”是“去”）（《齐桓晋文之事》）

5. 胡为乎遑遑欲何之？（“之”是“去”）（《归去来兮辞》）

以上的句子中，“之”是动词或者代词，所以，不能翻译成“的”。

二、 助词，用在主谓之间，取消句子独立性，不能翻译成“的”。如：

1. 师道之不传也久矣。（《师说》）

2. 羡长江之无穷。（《赤壁赋》）

3. 知来者之可追。（《归去来兮辞》）

三、 助词，用来标志宾语前置，不能翻译成“的”。如：

1. 句读之不知。（《师说》）

2. 何陋之有？（《陋室铭》）

3. 何功之有哉？（《信陵君窃符救赵》）

四、 助词，用来标志定语后置，不能翻译成“的”。如：

1. 爪牙之利。（《劝学》）

2. 苟以天下之大。（《六国论》）

3. 石之铿然有声者。（《石钟山记》）

五、 助词，用在时间词之后，凑足音节，不能翻译成“的”。如：

1. 顷之，烟炎张天。（《赤壁之战》）

苏武传翻译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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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武传翻译篇3

关键词：赞助者 佛经翻译 圣经翻译

一、引言

中国的佛经翻译从148年安世高起直至北宋末年，而西方的《圣经》翻译则从公元前三世纪开始，一直延续到今天。在这些翻译活动中，中西文明既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了传播，也对中西文化的近代化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最初中西方宗教翻译所采用的方法都是以近乎于死译的直译为主。佛经翻译的第二阶段的著名译者有释道安、赵正、鸠摩罗什、真谛和彦琮等人。这个阶段的翻译方法总体上是从直译到意译的过渡。中西宗教翻译的全盛时期在翻译方法上则是在直译和意译上达到了统一。

二、赞助人对两种宗教翻译的影响

2.1赞助者对宗教翻译的操纵

2.1.1赞助者对翻译作品选择的操纵

赞助者对翻译的操纵首先则是体现在意识形态上， 它控制译本的选取和作品的观点； 二是体现在经济上， 它控制译者的收入；三则体现在社会地位上， 它决定译者的社会地位， 使译者融入某种社团及其生活方式。在佛经翻译中， 赞助者是集中的， 最大且最重要的赞助者就是当朝的统治者。在唐代，最大的赞助者就是不同时期的皇帝， 如唐太宗、武则天等，在西方赞助者的角色则多半是有教皇、国王等贵族势力作为代表。赞助者对翻译的操纵是多方面的， 既有统治者大力提倡佛经翻译，也有个别统治者灭佛毁佛， 阻滞其发展的一面。

其实， 唐朝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对佛教的利用， 因此佛经翻译也从一开始就受到了重视。唐太宗即位之后， 又加强了对佛经翻译的控制和管理。贞观三年，唐太宗命令波颇主持翻译工作， 又召集了19名翻译人员与他同译。与此同时， 他还委任房玄龄、杜正伦参助铨定， 令萧作总监护。贞观十九年， 玄奘取法回唐以后， 唐太宗劝他做官， 他不愿意， 表示决心献身译经事业， 唐太宗就主要从经济上赞助他， 为他组织了大规模的译场。玄奘译经十九年， 共译出作品75 部， 1335 卷， 这辉煌的成绩无不得益于唐太宗等人的赞助。促进了汉译佛经的流通和传播。从唐太宗对波颇、玄奘译经工作的支持可以看出， 赞助者对佛经翻译的操纵不仅体现在意识形态上， 还体现在经济及社会地位上。

而在西方圣经翻译的过程中，西方圣经翻译历来与民族集团和宗教政治的需要密切相关。由于《圣经》文本的意识形态特征明显，《圣经》解释权、翻译行为与教权、政权的关系复杂多变，因而在翻译过程中出现了版本不同、译事受挫、译家遭难的现象，译者甘愿埋没其名，不求地位的事件。例如在罗马教皇达马苏一世的授命下，在几个助手的协助之下，哲罗姆对已有的几种拉丁文本《圣经》进行修改，编译一本正确的、可为人们所公认的拉丁文《圣经》，即《通俗拉丁文本圣经》（Vulgate）。成为了拉丁文读者的标准《圣经》译本，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希伯来语和希腊语的文本，被后世欧洲各国的不少译者当作原本进行翻译。

2.1.2赞助者对译者地位及收入的操纵

武则天与佛经翻译正如有学者所说，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然故意地对原文进行改写 。武则天时期的翻译大都如此， 译者在赞助者因素的操控下， 随意改写原文以适应当朝统治者的需要。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她对佛经翻译的操控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她热心赞助佛经翻译，并利用对佛经翻译的操控夺取了政权。她操控了佛经译本的产生和流通， 利用佛经翻译为她篡权找到了理由， 让天下百姓认为她当上皇帝是佛的旨意， 是合情合理的。

而在哲罗姆（Jerome）的主要赞助人和支持者教皇达马苏一世（Pope Damusus I）去世之后，他的命运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由于与教会其他神职人员意见相左，甚至指责教会神职人员太过贪婪、大快朵颐和过于软弱。造成了他与罗马教会人员之间的决裂，使他无法在罗马继续进行圣经的翻译工作。于是他在公元385年，移居去了伯利恒（Bethlehem）。并且以为富有的罗马妇女Paula的财政帮助下，哲罗姆创建了自己的寺庙和图书馆，以继续自己的圣经翻译事业。可见在西方，赞助人也是处于掌控地位，控制着圣经翻译人员的地位和收入。

2.2宗教翻译人员对赞助者操纵的接受

意识形态是赞助人或权力的意志体现， 违背了这个意志， 轻则会受到责备， 或失去翻译的订单， 重则会掉脑袋。作为佛教经典的翻译者， 处于当时统治者的直接操控之下， 若想要他们的译经事业得以继续， 想让他们的译经得以流传， 他们就得接受赞助者的操控， 使他们的译经为统治者服务。而在西方的圣经翻译中，尽管趋炎附势的仍大有人在，但是在几次宗教改革运动中，不满教会教皇独裁的宗教翻译家大把涌现出来。虽然他们用自己血的教训来与当时赞助人的专权对抗，但却为圣经的传播和近代语言的形成，特别是现代英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1410年，大主教阿伦德尔将威克里夫的圣经称为异端邪说，尽管当时威克里夫已经不再人世，但他的许多同僚和读者都被活活烧死.

三、结语

从翻译的选材、译语的选择到翻译策略和方法， 赞助人的影响可谓无孔不入。唐代佛经翻译的繁荣与发展与当时在位皇帝的支持与赞助是分不开的， 它是一种权力操控的产物。唐代皇帝为了掌握政权、稳固政权， 控制人心， 积极赞助佛经翻译， 让佛经翻译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成熟阶段， 也达到了鼎盛时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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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

苏武传翻译篇4

论文摘要:20世纪初至今是我国翻译的现当代期。我国现代翻译从孕育新思想和新知识开始,不仅为国人排除语言文字障碍,推动了我国的文学建设,更是促进了与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地域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和人民的文化交流,特别是经典着作的译介更是引发了一场文化裂变和思想革命。中国现当代翻译在译介外来文化的同时,也逐步完善了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学科体系。而译者在翻译的语际间交流和语言转换过程中发挥了主体作用,对我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现当代翻译在介绍外来文化的同时,要大力弘扬中国文化。

发韧于“五四”运动,延绵到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现代翻译以及始于20世纪50年代至今的中国当代翻译,历经文化向现代化转型和文化向当代转型,文化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

中国现当代翻译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为国人排除语言文字障碍,促进了与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地域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和人民的沟通和交流。随着《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一批经典着作的译入,使中国社会发生了近一个世纪的令人嘱目的变化。在当今建设和谐社会进程中,翻译更是有着重要作用。

一、翻译促使了文化的裂变和发展

我国现、当代翻译通过译介国外优秀文化,对本国传统文化产生了积极的、革命性的影响,并且发展了现代汉语语言,从而创造出了更优秀的中华民族新文化。

1.翻译孕育了新思想,介绍了新知识

中国“五四”时期的翻译活动对推动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反抗封建主义的运动,推动中国文化向现代化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在“五四”时期萌发的以引进新思想、新语言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化运动”。1918年6月《新青年》发表了胡适、罗家伦合译的《娜拉》、胡适先生的 《易卜生主义》等作品,一时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对“五四”时期年轻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与文学观产生了巨大影响。易卜生作品中强烈的批判意识、象征主义和存在主义等创作手法以及宣传妇女解放的政治诉求、提倡写实主义的艺术主张,很快成为新文化运动闯将们的心声,一时掀起一股“娜拉热”。娜拉演变为追求自由、追求自主、追求妇女解放的标志。该剧的译介在我国开创了女权主义思想的先河。由此可见,中国的现代翻译在思想观念上猛烈地冲击了传统文化中腐朽的保守势力,冲破了传统文化的壁垒。

1918年,革命先驱先生发表《Bolshevism的胜利》和《庶民的胜利》两篇文章,首次将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引起国人尤其是革命者和进步青年的极大反响。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着作被相继译介到国内,一时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热潮。革命的理论的传播,推动了中国人民的思想大解放,为创立中国共产党和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思想上和理论上做好了准备。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列主义创造性地与中国国情紧密结合并加以运用,最终形成了思想。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人民了三座大山,解放了全中国。

我国一大批译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着的译介一直持续至今,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相继推出了《马克思全集》《恩格斯全集》以及《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并在实践中不断引用、论证,逐渐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架构中不可或缺的意识形态话语,造就了国人的观念和信仰,塑造了他们心灵,甚至改变了他们人生道路。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全面向苏联学习的时候,我国的学者译介了众多的苏联文学作品,如影响了我们整整几代人人生道路的《母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铁流》等“红色经典”文学作品,不仅有助于塑造国人高尚的品格,还为当时的民族文学作品的创作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使我们的文学作品更加富于人民性。

中国现当代翻译在译介外来思想、文化、知识的同时,也逐步建立和完善了我们自己的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学科体系。中国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很多新学科基本是由我国留学生创立的,例如着名思想家严复从英国留学归国后,先后译介了西方的哲学、政治学、逻辑学、经济学、法学等一大批学科的着作,为“五四”运动之后我国现代相应学科体系的建立打下了良好基础。

2.促进了现代汉语的完善和发展

在“五四”之前,翻译多注重于宗教文化,例如大量经书的翻译,还没有真正影响到汉语言的改变。但在“五四”时期,对外国着作的翻译,尤其是对文学作品的翻译催生了白话文运动,积极推进了汉语言的发展,丰富并发展了中国的文学语言。中国传统小说虽然也是白话,但他属于“书本白话”,基本还是文言文与白话相间。外国文学作品经过翻译大量出版,才真正给中国现代文学引入了一种全新的白话文。1935年,鲁迅先生翻译果戈理的《死魂灵》时,中国现代白话文正处于萌芽的创建阶段。鲁迅、瞿秋白等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大力提倡吸收国外的新句法、新词语、新的表现手法来丰富现代汉语,瞿秋白先生提倡翻译“应用中国人口头上可以讲得出来的白话来写”,让普通民众能看得懂所译作品;鲁迅先生主张翻译应该“洋气”,主张从语言上反映出作品的时代风格。由于“五四”时期的翻译开始注重直译,汉语受到的影响不仅仅止于词汇层面,而是波及到句法层面。王力先生就认为,当时受外语和翻译的影响,汉语白话文发生了“欧化现象”,主要表现为:①主语和系词的增加;②复音词的创造;③可能式、被动式、记号的欧化;④句子的延长;⑤新替代法和新称数法;⑥联结成分的欧化。

二、翻译推动和繁荣了我国的文学创作

文学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最能体现语言的精华。20世纪初我国翻译文学作品的高潮迭起,一个原因是得益于梁启超的舆论宣传和林纤的文学翻译实践,二个更直接、更本质的原因是“五四”运动浪潮的冲击。我们知道,“五四”运动不仅是一场革命,还是一场启蒙运动和一场新文化运动。而为了启蒙新思想、新文化,就迫切需要引入大量的外来思想、外来文化、外来文学形式以及外 来语言,而文学翻译在其中正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胡适先生在《白话文学史》中论述了佛经的翻译,一扫两晋南北朝时期虚浮娇柔的文风,“给中国文学史上开了无穷新意境,创了不少新文体、添了无数新材料”。据，！不完全统计,从1911年到1949年不到40年间正式出版的翻译文学作品就多达4千余种,20世纪70年代末至20世纪80年代初,在十年浩劫中备受压制、摧残的译者渴望重新投入翻译事业,以探究1950年以来一直被视为的西方现代派的真实面貌。一时间,10多本专门的翻译文学杂志相继创刊,一批丛书和文集雨后春笋般的问世,其中包括11卷的《莎士比亚全集》,28卷的《狄更斯全集》,4卷8册的《外国现代派作品全集》等等。正如美国着名诗人庞德曾说的:“文学从翻译获得自己的生命力。·····一切新的强劲、一切复兴都从翻译开始;……人们所谓的诗歌的伟大时代,首先是翻译的伟大时代”。

1.翻译推出了新的文学题材

外国文学作品的译介对中国的一批作家的创作产生了较大影响,拓展了文学题材,如当时许多作家受译介作品的影响,模仿外国文学中爱情故事、侦探推理、妇女解放等内容,作为他们的创作题材,创作出与译作有某些相似的作品,就像《水浒》《红楼梦》的结体运笔受到《华严》的影响一样,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也受果戈里同名小说的影响;《玩偶之家》被译介到我国后,胡适先生摩仿写出了爱情小说《终身大事》,塑造了中国的第一个“娜拉。”

2.翻译开创了新的文学形式

中国现代文学新的样式的诞生和发展,如新诗、白话小说、话剧等,都和翻译活动息息相关。1899年林纤先生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彻底摆脱了传统小说的章回体的束缚,并且保留了其中部分日记体。新小说所使用的白话文体和传统小说也不一样,前者“没有译者的方言乡音影响,语法结构和辞气有一些外国语现象”,而后者“实质上还是一种书本白话。1918年4月,胡适先生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用口语白话翻译的苏格兰女诗人林塞的《老洛伯》,开创了现代新诗之先河。话剧的产生更是直接脱颖于翻译文学。中国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一开始上演的剧目就是根据翻译小说改编的剧本《茶花女》和《黑人吁天奴》。这些都印证了陈平原断言的“没有从晚清开始的对域外小说的积极介绍和借鉴,中国小说不可能产生如此脱胎换骨的变化”。

3.翻译产生新的创作手法

“五四”时期,梁启超等人对西方小说的译介促进了我国小说的现代化转型,小说的表现手法极大地丰富起来,提高了小说在文学上的地位。我国着名侦探小说家程小青的《霍桑探案》就一改传统的第三人称为第一人称叙事法,之后多人群起效仿。直译方法的使用,不仅引进了新词,并且引进了欧化语法(如倒装句),极大地丰富了白话文的词汇。这期间叙事方法的变革,例如倒叙的引进,吴跃人的《九命奇案》就是模仿法国小说家鲍福的作品《毒蛇圈》采用倒叙手法创作而成。

三、译者对文化、文学发展的影响

翻译是社会活动的产物,译者在翻译的语际间交流和语言转换过程中发挥了主体作用,“译者的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而译者的活动又具有社会性,译者的文化倾向、文化态度、文化能力、等因素不可避免地制约翻译活动,译者的选材、兴趣、爱好都会对社会产生影响,并“籍着各种操纵手段,利用译作表达自己的一套意识形态”。

1.译者的翻译选材适应社会发展需求

汉斯·弗米尔的翻译“目的论”认为翻译是一种行为,任何行为都有一定的目的性,那么翻译也有其目的性,译者最为关注的是能否达到目的。任何翻译包括“意译”“编译”“节译”等都是出于某种文化目的,中国现当代译者总是按自己所意识到的中国文化需求来确定自己翻译题材的。

译者的文化价值取向可以看着是对译入语文化的认同,译者通过翻译来强化某种意识形态和文学观,如我国20世纪50年代对当时的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翻译,也是对现存文化的否定,译者通过翻译来颠覆现行的文化、文学模式而达到变革的目的,如梁启超的政治小说就是为了达到变革的目的。

鲁迅选择革命的文学作品翻译,正如他自己所说“那好比是为起义的奴隶搬运军火,是直接为革命服务的”,从而进一步将翻译喻为“希腊神话中的英雄普罗米修斯窃火给人类”。鲁迅在30年代初翻译的《毁灭》等苏联革命作品乃是为了介绍“铁的任务和血的战斗”,以鼓励中国人民的斗争,同时为中国革命作家作为创作上的参考。“五四”时期,译者多怀着一种介绍先进的资产阶级文化以对抗当时的中国封建文化的 目的,怀着一种引进外来文学以建设中国新文学的目的,精心选材,热情认真地进行译介。着名剧作家田汉于1936年翻译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复活》并将之改编成剧本,针对当时中国正在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特定背景,加入了十几首渲染和营造舞台气氛的插曲,有意突出原作中并不起眼的几个波兰革命者的形象,旨在激励爱国志士奋起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收回祖国大好河山。

20世纪80年代,着名学者李泽厚、金观涛、甘阳分别主编了《美学译文丛书》《走向未来丛书》《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3套大型译文丛书。在这之前,我国社会科学翻译界存在着过份浓厚的“革命”意识形态倾向,他们提出了非常鲜明的翻译动机。例如李泽厚先生明确宣称:“目前应该组织力量尽快地将国外美学着作翻译过来,我认为这对于改善我们目前的美学状况是有重要意义的。有价值的翻译工作比缺乏学术价值的文章用处大得多。”李泽厚先生在这里虽然说的是美学研究的“状况”,但是实际上是对整个文化状况的关怀。因为80年代初中国知识界已从对“”悲惨岁月的一般层面上的历史反思上升到了哲学层面的反思。金观涛先生更是明确表示:“我们的时代是不寻常的。20世纪科学技术革命正在迅速而又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生存方式。人们迫切地感觉到,必须严肃认真地对待一个富有挑战的、千变万化的未来。正是在这种历史关头,中华民族开始了自己悠久历史中的又一次真正的复兴。”对此,王晓明先生诊释道:“这里说得再清楚也没有了,他们不仅是把编辑这套丛书看作是从事一项学术工作,而且还将它看作是对整个社会变革的一次推动,是解放社会的一道闪电。”甘阳先生也颇有感慨地说:“梁启超曾言:今日中国欲自强,当以译书为第一事。此语今日或仍未过时。但我们深信,随着中国学人对世界学术文化发展的了解日益深入,当代中国学术文化的创造性大发展,当不会为期太远了。”

2.译者翻译策略服务于翻译目的

翻译是一定社会文化框架内的决策过程,译者的翻译观具有时代性,译者不可避免地会将其个人生活经验、文化和历史背景掺入其中—其世界观、价值趋向、思维模式、认知方式、审美情趣等决定其对原文中文化信息的“不见”和“洞见”,并决定其如何认知和解释原文文化意蕴。比如二十世纪初叶,许多译者都译了拜伦的《希腊岛》(The Isles of Greece),由于各自的翻译动机和目的各异,便有了不同的译文。以该诗第一段中的第一句为例。原诗为:

The Isles of Greece, the isles of Greece!

Where burning Sappho loved and sung,

Where Delos rose, and Phoebus sprung!

梁启超先生译为:

(沉醉东方)咳!希腊啊!希腊啊!你本是和平时代的爱娇,你本是战争时代的天骄!撒芷波歌声高,女诗人热情好,更有那德罗士、菲波士(两神名)荣光常照。

马君武先生译为:

希腊岛,希腊岛,诗人沙浮安在哉?爱国之诗传最早。战争平和万千术,其术皆自希腊出,德类、飞布两英雄,溯源皆是希腊族。

苏曼殊先生译为:

巍巍希腊邦,生长奢浮好。情文何斐斐,茶辐思灵保。征伐和亲策,陵夷不自葆。

胡适先生译为:

苏武传翻译篇5

关键词：文化内涵；音译；等效原则

据《中国大百科全书》，地名是代表地理实体的一种语言符号，是人们在相互交流中为了识别周围环境对位于地表特定位置上的地方所赋予的名称，是由一定的词和词组构成，英语权威字典Webster’s Ninth New Collegiate Dictionary 对toponymy 的解释为:“the place-names of aregion or language or esp.the etymological study of them.”从以上中英文对地名的解释来看，地名是代表地理实体的一种符号，具有一定的形态和意义，尤其是词源意义。地名的命名都有其原因，或依据自然地貌特征，或依据某社会人文特点。如“海参葳”，其指称意义是指前苏联与中国、朝鲜接壤的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其词源意义是“盛产海参的港湾城市”，又如Europe，其指称意义是欧洲大陆，而其词源意义来自希腊神话中的美女“欧罗巴”的芳名。可见，地名往往蕴含着极为丰富的自然或社会文化内涵，它还可以反映某一民族、某一地区及其某一历史阶段的地貌特征、物产、经济、历史史实(事件或人物)、生存范围、历史变迁以及宗教信仰等。中华大地地大物博，历史悠久，对地理位置的命名更是丰富多彩。

一 中国地名的文化内涵

1 中国地名的历史文化内涵

中国地名是不同历史时代的产物。许多古老的地名往往负载着历史时代的许多印记，地名可以告诉人们朝代的年号、官府的名称、皇帝用字的避讳等。而且一般都会有着一定的历史渊源。如：古城苏州，有十几个别称：春秋时期是勾吴的首府，称为吴中，也称吴都。战国时建立吴国，别称吴门。秦属会稽郡，郡县连称吴会。隋朝以后才以姑苏山为由改称苏州。

在封建社会，皇权是至高无上的，如有地名与帝王及其皇族的名字相同，就必须更改，也就是避讳。这种避讳在历史上非常流行，唐宋时期达到高峰。如河南省洛阳市的宁人坊，原名为宁民坊，因其讳唐朝李世民的名字，而更改为宁人坊；湖北咸宁县，原名为永安县，但在北宋景德四年（公元1007）因避太祖父赵殷永安陵讳而更名为咸宁县。

另外，地名还能够折射出历史社会经济文化活动的各行各业，各种市集的集散地。如北京的马厂、羊房等地名可以看出老北京兴旺发达的畜牧业；北京的沙锅刘胡同、豆腐陈胡同等地名可以看出老北京的手工业情况；北京的瓷器口、帽儿胡同等地名可以看出老北京的经销的商品。北京的周口店、长城、天安门、紫禁城、十三陵等地名都能折射出古老北京的悠久历史。

2 中国地名的宗教文化内涵

中国自古至今曾出现过许多宗教，各种宗教名胜古迹的名称均属地名，是宗教文化产物。我国的宗教名胜大致可分四类：庙（如八仙庙、药王庙、老虎庙等）、观（如白云观、玄妙观、回龙观等）、宫（如天宝宫、后天宫）、寺（如南山寺、少林寺）。庙是人们供奉祖先、佛、神、仙、历史名人或进行祭祀的地方，如关帝庙、岳飞庙、土地庙等。这些庙名虽然简单，却反映出丰富的文化含义。有的庙名是以各种神、佛、仙名命名，如财神庙；有的是以历史人物命名，如周公庙；有的是以其他神如动物神或山神命名，如老虎庙。观，在上古，是作为宫廷或宗庙大门两侧的高大建筑物。如白云观、产生观、等。这些道教的“观”名称，有的表明道教的理想，如产生观；有的表明道教的信仰，如朝天观。宫，原用于指人们的住宅，后指帝黄的高大居室。道教兴起，尊奉天上玉皇大帝、神仙，自然可用“宫”作为建筑物名称，如太清宫、布答拉宫。这些道教的宫名称，有的表明道教的理想，如万寿宫；有的表明道教信仰，如奉仙宫。寺是佛教建筑名。禅院，佛寺的别名。“禅”的意思是“静虑”、“思维修”，即心中寂静、没有杂念。这是苦修成佛的途径。“院”本指宫室的围墙，后来和尚、尼姑等主处称院。明代以后，出现禅院。佛教的命名反映出所供奉的佛神、佛教文化追求的理想、倡导的修行理念以及对国家的态度。有的佛寺是以佛神命名的，如千佛寺、观音禅寺；有的是以佛教追求理念命名的，如报恩寺、永泰寺等；有的是以佛教修行的理念命名的，如南华禅寺、观音禅寺等；有的是以佛教教义命名的，如菩提寺、华严寺；有的是以佛教爱国观念命名，如兴国寺、报国寺等。［1］

3 地名与社会心态

郭锦桴认为：一个民族的社会心态不仅有伦理观念而且还有社会价值观、社会共同心理，甚至有宗教信仰精神。［2］从文化伦理的角度来审视，地名不仅反映地理的自然景观的种种特点，而且也反映人文地理景观的各种特点，甚至还反映民族的社会心态。在我国地名中，地名往往折射出中华民族传统的社会心理、传统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精神等人们所共有的社会心态，这种社会心态实际上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种反映。如长安镇、吉安县、福建省等这些地名反映出人们对美好富裕生活的一种向往，对幸福长寿生活、富强昌盛的社会的一种追求；太平山、永安市、安定门等这些地名反映出人们希望天下太平，永远过着和平、安定、平安的日子；顺义县、武汉市、五华山等这些地名则反映出人们重义、重武卫的社会心态。另外，中华民族的历史社会是一个重宗族的社会，人们把宗族看成是社会构成的主要支柱。皇帝把天下当做自己的天，老百姓把本宗族的居住地当做本族的乐土，在地名上冠以族姓。如石家庄、李家弯、王家店等。除此之外，我国许多地名还反映人们对龙神及历史人物崇敬和敬仰的社会心态。汉代《说文》介绍说“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大能小，能长能短。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渊。”由此表明，龙并非一般动物，它变换摸测，是了不起的神物。龙是多种动物的综合体，因为其头部像牛、马或蛇，又有蛇躯、鳞身、鱼尾、鹰抓、龟足，因此人们认为龙能反映中华多民族的融合，被作为中华民族崇拜、信仰的图腾。因此中国许多地名都带有“龙”字。如盘龙江、龙王庙、龙山等。

二 中国地名的翻译

语言是交际的工具。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交际的正常进行有赖于一定的语言环境和对象。源出者(originator ，指作者或说话人) 按照自己的意图和目的传递信息，接受者( receptor 指读者或听者) 根据话语在特定语境中的功能来正确把握其意义。译者只有忠实完整地再现原文，尽量做到译语与原语的功能效果对等，才能使译语读者获得与原语读者同样多的信息和相同或大致相同的感受。［3］

关于地名的翻译问题，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新华社、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等单位。在20 世纪中叶， 各自制定了英、俄、法、德等语种的地名译音表。1989 年，中国地名委员会组织有关部门统一制定了《外国地名汉字译写通则》和英、法、西、德、俄、阿等语种的地名汉字音表以及罗、蒙、捷、匈等54 个语种的地名译章表草案.1993 年， 中国地名委员会颁布了英、俄、法、德、西、阿等地名译写规则. 中国地名委员会撤销后， 这方面工作由民政部行政区划和地名管理司负责.1999年我国又颁布了《地名标牌城乡标准》，明确规定用汉语拼写我国地名。

笔者认为“等效原则”( Principle of Equivalence)最适用于地名的翻译。所谓等效原则并不是指源语信息和译语信息的一一对应关系，而是一种动态对等关系，即“不拘泥于原文的形式，只求保存原作的内容，用译文中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将这个内容表达出来，以求等效”。［4］等效原则强调的是两种语言的接受者的感受应该大致相同，追求的是两种效果之间的对等，而非形式对等。地名是某一文化中特有事物的名称，属于专有名词。翻译时究竟采取什么译法，必须视具体情况而作灵活处理。

1 地名的译写应以音译(transliteration) 为主，力求准确规范

过去我国地名、人名译写均使用威妥玛式拼法。威妥玛式拼法是由英国外交官、汉学家Thomas Francis Wads（威妥玛，1818-1895）所创，他在中国从事了四十多年的侵略活动，与1888年创造的威妥玛式拼法影响很大。威妥玛式拼法拼法译写我国地名人名是不准确的，如用英语的清辅音“p，t，k”拼写汉语的爆破音“b，d，g”，如青岛（Qingdao）-Chingtao，北京(Beijing)-Pewking等。1979年后，我国政府规定使用汉语拼音译写我国地名和人名，这是符合“以标准音为依据”的国际通用惯例。音译要严格遵守源语和译语的标准发音规则，如英语发音要根据通用的国际音标，汉语发音则要根据《汉语拼音方案》;地名的音译可参照《英汉译音表》、《外国地名译名手册》(中国地名委员会编，商务印书馆出版) 或《世界地名译名手册》(辛华编，商务印书馆出版) 。如果一个地名的专名和通名都是单音节词，翻译是应根据汉语的读音规则，将通名看作专名的组成部分进行音译，然后再意译通名，分开书写。如：泰山(Mount Tai)， 长江(the Changjiang River)，太湖(Tai Lake)等；对于那些同字不同音的汉字，由于他们在具体的地名中读音却是固定的，在翻译这类地名时，我们必须按照中国地名词典标注的汉字读音进行翻译。如：洞庭湖(the Dongting Lake)， 哄洞县(Hongtong County)， 六盘水(Liupanshui City) 六合县(Luhe County)。

2 蕴涵丰富文化内涵的地名应以意译为主，音译加意译为辅

地名的基本义有着丰富的内涵，它能够反映出该地名的地域特征意义，或表达人们对地域的吉祥期待，或人们对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纪念等。［1］由于有的地名蕴涵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尤其是旅游点名称具有浓郁的文化内涵，在翻译地名时，为了引介地名的文化涵义，激发游客的好奇心理，引发人们对地名的联想，所以地名的翻译除了采用音译法外，还采用意译的方法。所谓地名的意译是指翻译时可将不易为英语读者理解的地名先化解为意义相当的词或词组，然后再译成英文。所以钱钟书先生说过:“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 许渊冲教授也认为“翻译甚至可以说是‘化学’，是把一种语言化为另一种语言的艺术。”［5］由于英汉语言文化背景的差异，即使将我们所熟知的地名搬到译文中去，英语读者也会莫明所以。

如：祥子昏昏沉沉的睡了两昼夜，虎妞着了慌。到娘娘庙，她求了个神：一点香灰之外，还有两味草药。（老舍《骆驼祥子》）施晓青将其译为：Xiangzi was dead to the world for two days and nights，and Tigress began to panic.She went to the Temple of the Goddess of Fertility and asked for magic prescription， which called for a little incense ash and two or three medicinal herbs.

如果把娘娘庙按照音译的方法译为“Liangliang Temple”，则无法把我们崇尚神灵的宗教文化内涵表达出来，而施晓青将Liangliang转化为the Goddess of Fertility，国外读者就会对中国这样的宗教文化一目了然。又如“聚仁巷”体现了中华民族讲仁义道德的心理所以Paul White 将他转化成“Gathering Benevolence Lane”;“妙峰山”转化成“Fantasy Peak”等。

三 结语

由上可见，地名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这一点已引起了语言学家、历史学家、文化学家的重视，它可以帮助人类了解某一地区、某一阶段的经济、文化、地理．宗教等．在翻译地名时．探析地名的历史文化内涵具有很重要的实践意义。地名翻译的关键在于译名究竟以何种合适的方式在目的语中指称源语名称之所指。由于地名解释中，译者实际处理的对象是源语名称的所指而非名称本身，因而可译性在很大程度上与译者的主观能动性相关。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实际上执行着一个对源语名称的所指进行重新命名的行为，从而实现语符——所指关系在目的语的重构。

参考文献

［1］ 卢红梅.华夏文化与汉英翻译［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

［2］ 郭镜桴.汉语地名与多彩文化［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

［3］ 杨晓军.东西方地名文化比较及翻译策略［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9（5）：109-122

苏武传翻译篇6

年轻时代:

散漫童年和进步青年

“我是给孔夫子磕过头的，从小读私塾，识字很早。”任溶溶操着浓重的广东口音。1923年，他出生在上海，原名任根鎏，父亲在上海开店，5岁起，他被送到广州老家。

任溶溶说自己度过了一段非常“散漫”的童年生活。他读了大量的杂书，尤其喜欢“人物打来打去”的旧式武侠小说、滑稽搞笑的《济公传》，以及张天翼的《奇怪的地方》。意大利童话《木偶奇遇记》是任溶溶最喜欢的书，只是小时候的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几十年后，他得以亲手把这部经典童话翻译成中文，更想不到在后来的半个世纪里，经他之手进入中国的外国童话故事数不胜数。

小学毕业那年，抗战爆发，任溶溶回到了上海，在英国人开的中学里读书。直到解放前，上海有着无数个悲惨的“卖火柴的小女孩”，路遇死尸简直是家常便饭。“冬天的时候，善堂就早早出来收尸了。在虹口等地，垃圾箱旁边扔掉的弃婴，真的是随处可见。”

目睹世间疾苦，慢慢长大的任溶溶不再读童话了，他一心向往着革命。1940年，读初三时，任溶溶从家里溜走，到苏北参加新四军。路上为了防止被家人找到，他决定改名。出发的那天是10月17日，他就按照这个日期的读音，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任以奇”。

解放前，瞿秋白等人发起了推广拉丁化新文字的活动，也就是“汉语拼音运动”。不到20岁的任溶溶参与编辑《语文》丛刊，在汉语拼音、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上做了不少工作。

他真正开始翻译儿童文学，则“纯粹是偶然”：“我大学有个同学毕业后到儿童书局工作，知道我也翻译文学作品，就找我帮忙翻译，我到外文书店一看，哎哟这个外国书太漂亮了！我从此就成了外国儿童文学迷了！”

解放前，任溶溶为地下党开办的出版社翻译苏联文学，解放后，他成了翻译、创作两栖作家，进入少年儿童出版社主管外国文学编辑工作。

“任溶溶”这个笔名，其实是他女儿的名字。一次翻译童话，他顺手署上了女儿的名字，从此就用了下来。但是他忘了“女儿是要长大的”，后来麻烦不断――有人登门拜访，家人总得问：您找哪个任溶溶？老的还是小的？还有小读者写信来，经常叫他“任溶溶姐姐”、“任溶溶阿姨”⋯⋯

60年代：

勤奋翻译，即兴创作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内翻译界大部分人都在翻译《牛虻》、《斯巴达克斯》等革命作品。任溶溶擅长英文和俄文，又偏偏最喜欢翻译儿童文学，他因此成了全国少数几个专门翻译儿童文学的当家人。《任溶溶评传》一书中介绍：“在解放后的17年中，全国的翻译工作者对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的译介共426种，而任溶溶一个人的翻译就达30多种，约占翻译总量的8%。”

“出版社常常到年底了和我商量，说创作的书不够，翻译的书再多加几种，所以翻译出的书很多。”任溶溶说，当时原创作品太少，直到《人民日报》出了篇社论，希望文学界多写儿童文学，老舍等一批老作家们开始写一些儿童文学作品，情况才稍稍开始好转。在出版社无限渴求原创作品的背景下，任溶溶早期偶然的创作，竟然成为出版社趋之若鹜的佳品。

当时，作为出版社编辑的任溶溶经常要往少年宫跑，给小朋友们讲故事。他本来讲的都是翻译故事，没想到讲得多了，竟然自己头脑里也跑出了一些故事。后来那篇被看作中国儿童文学代表作之一的《“没头脑”和“不高兴”》，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诞生。

“没头脑”记什么都打个折扣，糊里糊涂地造了三百层的少年宫，却把电梯给忘了；“不高兴”任着自己的性子来，上台演《武松打虎》里的老虎，他不高兴了，武松怎么也“打不死”老虎。这两个形象生动的角色和里面生动的笑话让几代读者笑破了肚皮。

任溶溶说，角色都从生活中来，自己就是那个“没头脑”，常常糊里糊涂的。不过，在少年宫和小朋友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故事竟然突然自己就跑出来了。“小朋友们特别喜欢，后来出版社也听说，他们就让我写下来，我在咖啡馆里半个钟头不到就写出来了。”

当时还有一个故事，也非常流行，那就是《我是个黑人孩子，我住在美国》，故事里面，一位穷人黑人小孩靠洁白牙齿为美丽牌牙膏商人做广告，他被一名种族歧视者醉鬼打落了牙齿，结果失业了。第一次讲这个故事时，任溶溶受邀捧着底稿在电台里读，出版社的主编从无线电广播里听到了，当即让他把底稿拿去发表。

但是，这些还只是即兴创作，当时的任溶溶翻译都忙不过来。

1962年，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停止了翻译苏联作品，“中苏吵翻后就什么都不出了，最后是没书出了，就出些朝鲜的，越南的，他们也没什么儿童文学。”

接近“失业”的任溶溶只好“改行”搞创作，之前的“即兴”变成了“专业”。“从翻译儿童作品到写，我是熟能生巧了”。这一时代逼出来的改行，让任溶溶给几代人留下了大量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和形象，除了《“没头脑”和“不高兴”》等之外，他还写出了童话《一个天才的杂技演员》、《小波勃和变戏法的摩莱博士》、《人小时候为什么没胡子》，儿童诗《我抱着什么人》、《我给小鸡起名字》等大量优秀作品。

任溶溶很多的创作都在写他小时候的自己。最典型的就是儿童诗《一个可大可小的人》，“诗里面说爸爸、妈妈要到普陀山去了，说孩子你太小了，不能去，等到要走了，他们又说，你现在大了，应该在家帮奶奶做点事。这种事现在哪儿都会发生，但也是我小时候真实的事情，我当时真是想不通。”

“小孩子都是一样的，只是社会变了，生活情况变了，小孩子的本性都是一样的。”他说。

“”十年：

最大收获是偷学外语

“”开始后，翻译也停了，创作也停了。

任溶溶家也被抄过一次。他回忆，自己从小被母亲说成是“脱底棺材，吃光算数”，因为爱下馆子吃各地美食，他虽然稿费赚了不少，但全花在吃上了，“”时，红卫兵闯入他家，本以为他父亲是资本家，会有不少收入，没想到他的存款上竟然只写着一块四毛钱。“他们不相信，以为我藏起来了，就斗过一次。”

很快，任溶溶和出版社的其他知识分子被关入了“牛棚”，大家集中在上海奉贤的新闻出版署干校，一条河的对面，是电影干校，搞出版的人每天都可以看到河对面的孙道临、张瑞芳、乔奇等大明星。

任溶溶被分配到饲养场养猪，一说起来养猪生活，他就连说“幸运”，“养猪其实是很舒服的，连队里还要‘天天读’，有时候还要被训话，养猪就可以不用了。猪要吃东西的时候喂一下，其实呆在饲养场蛮开心的。”

任溶溶说，他自己也属猪，猪倌生活更是让他对猪挺有好感的。在此后的翻译工作中，他也常常想到自己曾经亲密接触过的这些可爱的小猪。

后来，干校成立了翻译连，也就是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前身。交代任务，各地要分头翻译世界各国的历史，以供内部学习用。上海这边分到了《北非史》，大家半天劳动，半天埋头翻译非洲历史。而任溶溶，也带着一身猪味做了好几年的历史翻译。

这十年，他收获最大的地方，恐怕是偷学了两门外语。

在下放之前，没事做的任溶溶学会了意大利语。因为太喜欢长着长鼻子的匹诺曹，他很早就准备好了学意大利语的资料，期待着有一天可以自己翻译《木偶奇遇记》。但“”之前，他一直忙于翻译，没有时间学习新的外语，到了“”中，所有翻译、创作工作都停下来了，他才有了难得的空闲时间。其他的意大利语“教学资料”还有一本意大利语的《语录》和外文社出版的意大利语版的《人民画报》。“其实这东西很宝贵的，有着很多当时的照片。”可惜“”后，他的儿媳妇把这些多语言版的《人民画报》当废纸处理掉了。

然而在“”后期，任溶溶也偷偷把日语学会了。“资料室里有着大批的日命书，假如有人问我，读哪种文字最多，那应该是日文，因为书实在太多了。”借着这些革命书，他又偷偷学会了日语。

改革开放30年：

从来没有离开小朋友

“”结束之后，整个出版环境为之一新。上海译文出版社成立，任溶溶没有回到少年儿童出版社，而是开始在译文社编辑《外国文艺》杂志。与此同时，进入中年的他也迎来了翻译生涯的第二个高峰。

他首先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把意大利文的《木偶奇遇记》直接翻译成了中文，他的翻译版本成了这本书流传最广的中文版本。他还重新拾起安徒生童话，在丹麦首相哈斯穆斯的授权下，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安徒生童话全集》摆上了哥本哈根国家博物馆的书店，成为了唯一的官方中文版本。

在出版界日益开放的30年中，任溶溶翻译了瑞典作家林格伦的《长袜子皮皮》等十部重要作品，英国罗尔德达尔的《查理和他的巧克力工厂》、《女巫》等小说，还有《彼得・潘》、《假话国历险记》、《柳树间的风》、《小飞人》、《随风而去的玛丽波平斯阿姨》、《小熊维尼》等让无数中小读者都喜爱无比的经典童话，直至最近几年，年过八旬的他还在翻译一线上耕耘，翻译了《夏洛的网》、《精灵鼠小弟》等畅销儿童书。

不过，他并不喜欢现在大红大紫的《哈利・波特》，“我只喜欢第一部，后来全是讲和妖魔打来打去觉得没意思。不过我不喜欢它不代表我否定它，还是一句话：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现在，不断还有出版社请任溶溶翻译，“我已经在考虑要不要译了。”翻译了一辈子，86岁高龄的任溶溶终于说。

另一方面，他也很担心现在国内的儿童文学创作情况。“外国儿童文学我感觉比较稳定，每本童话书看下来都很自然，没有什么很怪的，但我们国内的一些作品看着感觉很无厘头，变动得很厉害。”

他说自己创作其实并不容易，尽管儿童文学看起来很简单。“你得站在小朋友的立场上，不仅得让小朋友看得懂，还得动点脑筋。”

苏武传翻译篇7

关键词：翻译 存在意识 文艺理论 革命文学

鲁迅把压抑的生命意识转化为对文学创作的激情和追求，以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这是一种从生命意识向存在意识的转化。他从生命本身出发去寻找文艺的存在意义和价值，同时，又反过来在创作中发现人的本真。鲁迅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到社会变革之中，带有强烈的战斗气息。也就是说，生命化为存在，是在介入到社会生活中实现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苏俄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成为人类精神的圣地，鲁迅对此也抱有希望和向往。他想了解苏俄，了解无产阶级文学，了解新时期文学的价值和意义。他决定用“翻译”这一武器，把自己的生命情怀转化成为一种存在的价值，对文学的价值和意义给予新的判断。

一、对革命文学的思考――苏联文艺理论的翻译

1927年后，中国文坛掀起一股“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浪潮。1928年1月“太阳社”在上海成立，该社主要人物蒋光慈、钱杏等与创造社成员共同提倡“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同时，钱杏发表文章否定“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成就和意义，其批判锋芒直指鲁迅等新文学的主要作家，出现了一场“革命文学”的大论争。在论争中，鲁迅感到“革命文学”作家们在无产阶级文学理论上的模糊，在对方的激烈言辞中，鲁迅并不能感受到批评的力量。他意识到，理论的贫乏导致论争文章里废话、空话连篇，不能触到要害：“则粗粗一看，大抵好像革命文学家。但我看了几篇，竟逐渐觉得废话太多了。解剖刀既不中腠理，子弹所击之处，也不是致命伤。”鲁迅看到那些大谈革命文学和马克思主义的人，无非是用新名词、术语来批评人，吓唬人，并没有理论的根据，这样的论争是盲目的。于是认为，与其陷入盲目的论争，不如踏踏实实地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如他在《文学的阶级性》中所说：“有马克思学识的人来为唯物史观打仗，在此刻，我是不赞成的。我只希望有切实的人，肯译几部世界上已有定评的关于唯物史观的书……那么，论争起来，可以省说许多话。”

鲁迅想通过翻译搞清楚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生产力发展与阶级的关系、俄国无产阶级文学理论、革命与文学的关系、阶级与文学的关系等基本的理论问题，对无产阶级的文学的价值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评价，他希望为中国文学界引入新的理论资源，把论争引入他认为的正确方向。同时，也希望通过这些新的理论反观自身的存在价值：“人往往以神话中的Prometheus(普罗米修斯――引者注)比革命者，以为窃火给人，虽遭天帝之虐待不悔，其博大坚忍正相同。但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较不枉费了身躯：出发点全是个人主义，并且还夹杂着小市民性的奢华，以及慢慢地摸出解剖刀来，反而刺进解剖者的心脏里去的‘报复’……这样，首先开手的就是《文艺政策》，因为其中含有各派的议论。”

《文艺政策》(原名《苏联文艺政策》)是他翻译的第一本苏联文艺理论论著；接着，他又翻译了苏联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艺与批评》和《艺术论》及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在《译者附记》里鲁迅引用藏原惟人的话点明此文的意义：“这是作者显示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基准的重要论文。我们将苏联和日本的社会底发展阶段之不同，放在念头上之后，能够从这里学得非常之多的物事。我希望关心文艺运动的同人，从这论文中摄取得进向正当的解决的许多的启发。”同时，鲁迅还提醒中国的那些“以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自命的批评家”这才是他们的理论库，才是他们从事批评的准绳和依据。而且，必须要有“更真切的批评”，中国的新文艺和新批评才会有真的希望。可以说，鲁迅也是在激烈的争论中去阅读和翻译普列汉诺夫的。正如他在《三闲集・序言》中说的：“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的偏颇。”普列汉诺夫是俄国资格最老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文艺理论家，而且也是一位革命者。他是第一个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发，研究文艺理论的俄国理论家。他是俄国在艺术批评的基本问题、在美学和文艺学发展的方法论诸方面，有着独到的、精辟论述的第一人。同时他也是在俄国和苏联的文艺理论方面发生过重大影响的一个人。

鲁迅想弄清艺术的“阶级性”和“艺术性”之间的关系。普列汉诺夫肯定文艺作品隐含着特定的阶级意识，但坚决反对把文艺做成阶级意识的宣传品，强调艺术是情感和思想具体的、形象的表现，并明确说文艺家不适合做宣传家。卢那察尔斯基在《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之任务的提纲》中对革命文学的“艺术性”和“阶级性”就有明了的分析：“在自己的作品上，说明我党的纲领的已经做好的条项的艺术家――是不好的。艺术家者，因为他揭出新的东西来，因为他凭那直感，以浸透统计学和伦理学所不能进去的领域，所以可贵。”“文学是形象的艺术，一切露出的思想，露出的宣传的向那里面的浸入，常是所与的作品之失败的意思这一个规范来的必要。”“为纯政论底要素所充塞的艺术底文学，却纵使使那判断怎样地出色，也大抵使读者冷下去的。倘若内容在作品之中，并非由形象的被解了的辉煌的金属的形相所铸成，而且成了大的冷的团块，突出在这液体里，则在上述的意义上，批评家能够已完全的权利，指摘作者于内容的艺术底加工之不足。”马克思主义文论家承认文艺有“阶级性”，但并没有忽视其“艺术性”。他们说的“阶级性”，是隐含在文艺作品深处的阶级性，是作者无意中带进作品的阶级性，是阶级的“无意识”。通过对文艺论著的翻译鲁迅对此有了准确的理解和把握：“在我们所见的无产阶级文学理论中，也并未见过有谁说或一阶级的文学家，不该受皇室贵族的雇用，却该受无产阶级的威胁，去做讴功颂德的文章。不过说，文学有阶级性，在阶级社会中，文学家虽自以为‘自由’，自以为超了阶级，而无意识地，也终受阶级的阶级意识所支配，那些创作，并非别阶级的文化罢了。”

鲁迅坚守着文艺自身的品质，守护着文艺的技巧。他希望从革命文艺论著中得到支援。他在卢那察尔斯基那里，获得了力量：“其中于艺术在社会注意社会里之不能不暂有禁约，尤其是于俄国那时艺术的衰微的情形，指导者的保存，启发，鼓吹的劳作，说得十分简明切要。”因为卢那察尔斯基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文艺是完全自由的。所以鲁迅说：“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从心中流露的东西；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在文学中并无价值，更说不到能否感动人了。”可见，鲁迅的文艺理论翻译，帮助他弄清了心中的困惑，更加坚持自身的存在价值是：“生在有阶级的社会了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活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实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也为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当时，已有不少人想以科学的文艺理论来作为批评的武器了，但理论素养的贫乏使这些理论家患了过左的幼病。而文学青年们更难从中文书籍里获得这一类知识。科学文艺理论的移植成为一种极其迫切的需要。鲁迅在这时候便负起这个任务来。普列哈纳夫(梅雨译名)、卢那卡尔斯基、梅林格等以及日本的藏原惟人等的新兴文学理论便陆续地被介绍过来……这些名著还是一本一本地印出来，传开去，使正确的文学理论教育了无数的文学青年。现在一般的文艺理论修养的水准如果较1930年前后大大地提高了的话，那就不能不归功于鲁迅的倡导了。”鲁迅译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苏联无产阶级文艺思想是从1928年5、6月开始的，到1930年基本结束。1930年后，鲁迅将翻译的注意力投向了苏联的新文学创作方面。

二、对革命文学的认识――苏联革命文学的翻译

通过文艺理论的翻译，鲁迅了解了无产阶级的文学理论家的主张。但是，真正无产阶级文学到底是什么样子，在中国无法找到答案，那就由他国的文学来回答。于是他开始翻译革命文学。他想通过对真正的革命文学的分析，来印证无产阶级的文艺理论。

1931年，鲁迅完成了法捷耶夫的长篇小说《毁灭》的翻译。鲁迅的译文是从日本藏原惟人的日译本转译来的。藏原惟人对这部长篇小说在苏联无产阶级文学上的地位，有一个描述：“这作品是在苏联无产阶级文学上，代表着它那新的发展阶段的。1923年发表的里白进斯基的《一周间》，是在当时的无产阶级文学的杰作，但其中以描写共产党员为主，还没有描写着真正的大众。革拉特珂夫的《水门汀》，纵有它的一切的长处，而任务也还不免是类型底的。但在这《毁灭》中，法捷耶夫是描写的真正的大宗，同时他还对于类型和个人的问题，给以美妙的解决。只有比之《水门汀》，缺少情节底趣味这一点，许是它的缺点罢。”法捷耶夫本人就是一名战士，他亲身经历了战争，所以写得真实感人。如鲁迅所说：“不担泰茄的景色，夜色的情形，非身历者不能描写，即使开枪和调马之术，书中但以烘托美谛克受窘的地方，也都是得于实际的经验，决非幻想的文人所能著笔。”

鲁迅特别关注《毁灭》中的美谛克这个人物。“他要革新，然而怀旧；他在战斗，但想安宁……读者倘于读本书时，觉得美谛克大可同情，大可宽恕，便是自己也具有他的缺点，于自己的这缺点不自觉，则对于当来的革命，也不会真正了解的。”可以看出鲁迅从美谛克身上反观到自己精神世界。在小说中，游击队长莱奋生也是一个知识分子，他是一个有坚定信念的人，他的信念是应该有“新的，美的，强的，善的人类的渴望”，他是人们心目中的“强者”，也有自我意识上的软弱。

从《毁灭》等革命文学作品反观国内革命文学家们的创作，鲁迅意识到中国革命文学家们笔下的革命，起先或许会有点小麻烦，小挫折，结局总是光明的，圆满的。他们笔下的革命人，差不多都是超人，有高超的本领，有纯净之极的美德。“中国的革命文学家和批评家常在要求描写美满的革命，完全的革命人，意见固然是高超完善之极了，但他们也因此终于是乌托邦主义者。”要写出真正的革命文学，有生命力的革命文学，作者应该身在其中，心在其中，用自己的眼去看，用自己的心去感受。“革命文学，至少是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的。”这就是鲁迅对革命文学的认识，也是对革命作家的认识。他认为只有介入到生活中，作家才能实现自身的存在价值。同时，也彰显鲁迅对文学的忠诚。

参考文献：

[1].鲁迅：《“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2].鲁迅：《文艺政策・后记》，《鲁迅译文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3].鲁迅：《二心集》、《而已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4].鲁迅：《文艺与批评・译者附记》，《鲁迅译文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5].梅雨：《鲁迅与中国的新文学运动》，《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2卷。

[6].藏原惟人：《关于“毁灭”》，洛扬译，《鲁迅全集》第1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苏武传翻译篇8

关键词： 新闻翻译教学 翻转课堂 教学改革

引言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和各国之间信息交流的日益频繁，新闻翻译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著名学者苏珊・巴斯内特曾指出“新闻翻译已成为当今世界翻译活动的主要来源”[1]，可见新闻翻译在国际交流当中的重要性。在全球化数字时代背景下，翻译面临的新压力是如何成功地将准确的信息跨地域、跨语言、跨文化地进行传播[2]。而在教学过程中，如何更好地培养新闻翻译人才，将翻译理论教学和新闻翻译实践相结合是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近年来提出的翻转课堂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教学改革的有效途径。

一、新闻翻译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各大高等院校的英语专业都开设了翻译课程，包括翻译理论与实践、口译、文学翻译等，但专门开设新闻翻译课程的学校不多。新闻翻译往往被当做实用文体翻译里的一个章节附带提到，所以课时量很少。即使有的院校有专门的新闻翻译课，课时量只有几十节，难以满足教学需求。其次，专门的新闻翻译教材不多，且主要是2010年以前编写的教材，2010年以后出版的新闻翻译教材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本。而且有的教材选用的例子比较陈旧，难以体现出新闻“新”的特点。最后，理论教学与实践脱节。从事新闻翻译教学工作的教师虽然具备一定的理论素养，但不一定从事过新闻翻译实践，因此在教学过程中难以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生虽然学习了新闻翻译这门课程，却很少有机会参与到实际的新闻翻译项目中，更多的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的学习及少量的课后练习，因此造成了教学过程中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局面。

二、翻转课堂的特点

“翻转课堂”这一概念由莎尔曼・可汗在2011年的《用视频重新创造教育》演讲报告中提出，并开始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热点。翻转课堂的起源可追溯到美国科罗拉多州的林地公园高中，该中学两位化学老师为解决学生经常因为天气或路途遥远等原因不能按时到校上课而落下很多课程以至于跟不上教师上课步调的问题，开始使用录屏软件录制PowerPoint演示文稿的操作过程及教师讲课的声音，并将视频上传到网络，借此帮助不能按时上课的学生[3]。翻转课堂将传统课堂中的教学程序进行了翻转。传统教学过程通常包括知识传授和知识内化两个阶段。知识传授通过教师在课堂中的讲授来完成，知识内化则需要学生课后通过作业、操作或者实践完成。在翻转课堂上，这种形式受到了颠覆，知识传授通过信息技术的辅助在课后完成，知识内化则在课堂中经老师的帮助与同学的协助而完成，从而形成了翻转课堂[4]。在翻转课堂教学实践中，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得到有效提高，学习效率也相应提高。

三、基于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

随着复合型翻译人才概念的提出和各高校翻译专业的发展，学者和专业教师越来越意识到翻译专业教学的重要性。传统的翻译教学已不适应时代的要求，必须向专业翻译教学转向。传统的翻译教学注重文学翻译，专业翻译教学更加注重实用文体翻译。传统的翻译教学注重翻译的产品，专业翻译教学更加注重翻译的过程。传统翻译教学的重点在于解决语言问题，专业翻译教学的重点在于解决翻译问题，包括术语的管理、信息的查找、客户的教育、版式的设计、翻译的策略等[5]。新闻翻译教学作为一种专业翻译，应区别于传统翻译教学，必须根据新闻翻译的特点进行教学改革。笔者根据教学实践，设计了基于翻转课堂的新闻翻译教学模式。

第一阶段，教师课前录制视频对新闻翻译的理论、技巧等向学生进行讲解。学生通过在家或者宿舍观看视频，接受知识。新闻翻译属于实用文体翻译，应侧重新闻翻译实践，但也离不开一些翻译理论的支撑和翻译技巧的运用，因此教师的讲授对学生来说也非常重要。通过课前讲授相关理论知识，可以更好地为课堂上知识内化服务。

第二阶段，教师结合新闻翻译“编译”的特点，就某一新闻主题选择多个新闻文本材料要求学生课前阅读，并将相关文本在课前进行翻译。新闻翻译要求译者有广泛的知识面，同时要求译文准确，为了确保译文质量，译者在翻译前对新闻进行前期相关阅读就显得尤为重要，通过阅读不同来源不同角度的报道可对某一新闻事件达到更全面客观的了解，从而提高译文准确度。

第三阶段，课堂讨论。将课前布置的翻译任务在课堂上与学生进行讨论交流，学生相互之间比较不同译文，体会新闻翻译的特点和翻译技巧在翻译过程中的运用。通过讨论、比较、交流达到知识内化的目的。

第四阶段，课后巩固。要想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课后巩固这一环节必不可少。尤其是新闻翻译教学，应该充分体现专业翻译的特点，课后进行大量的新闻翻译实战练习，最好能够联系翻译公司为学生提供翻译实践的机会，使学生能够在实践中成长。

结语

翻转课堂的提出为新闻翻译教学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解决了传统新闻翻译教学中存在的问题。通过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提出，学生在新闻翻译课程中的主观能动性进一步增强，提高了自主学习能力和实际翻译能力。

参考文献：

[1]苏珊・巴斯内特，黄德先.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的未来――苏珊・巴斯内特访谈[J].中国比较文学，2009，（2）：15-22.

[2]Esperanca Bielsa，Susan Bassnett. Translation in Global News[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11.

[3]卢海燕.基于微课的“翻转课堂”模式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应用的可行性分析[J].外语电化教学，2014，（4）：33-36.

[4]张金磊，王颖，张宝辉.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研究[J].远程教育杂志，2012（4）：46-51.

苏武传翻译篇9

“何以汝为见”翻译为：要见你干什么？

选自《苏武传》，作者班固，字孟坚，东汉扶风安陵人，东汉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 与其父班彪、妹班昭，并称“三班”。

班固幼年聪慧好学，9岁即能写文章、诵诗书，16岁入洛阳太学，博览群书。性情谦和，深受当时儒者敬重。班固“潜精积思二十余年”，终于完成了《汉书》的大部份写作。

苏武传翻译篇10

“必修一”《烛之武退秦师》中“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句的“微”释为“没有”。据《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微”⑦如果不是，如果没有。《论语·宪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又〉非。《诗经·邶风·柏舟》：“～我无酒，以敖以游。”〈又〉无。萧统《文选序》：“积水曾～增冰之凛。”可见，“没有”和“假如没有”（或“如果没有”）当属不同义项，据文意此处应释为“假如没有”。正如教材所翻译的“假如没有那个人的力量，我是不会到这个地步的。”

《鸿门宴》中“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庄不得击”句的“翼蔽”释为“掩护。翼，像翅膀一样。”显然，翻译时忽略了名词作状语的“翼”，不利于培养学生的直译能力，毕竟高考翻译占10分呢！莫如保留原教材的说法“像鸟张开翅膀一样掩护”。

“必修二”《荷塘月色》中“妖童媛女”句“媛”的注音yuán。此句出自南朝梁元帝的《采莲赋》。查《古汉语常用字字典》：yuán①[婵媛]见37页“婵”字②yuàn（院）。美女。《诗经·鄘风·君子偕老》：“展如之人兮，邦之～也。”《辞源》、《古代汉语词典》、《汉语大词典》等权威辞书也均明确：yuàn[媛女]美女。后两者更是直接举《采莲赋》中“于是妖童媛女，荡舟心许”例为书证。可见，此处“媛”应注音为yuàn。

《氓》中“匪来贸丝”句“匪，通‘非’，不是。”据《古汉语常用字字典》：fěi①非，不是。《诗经·邶风·柏舟》：“我心～石，不可转也。”[匪人]不是自己亲近的人。《周易·比》：“比之～～，不亦伤乎？”实际上，“匪”当“非，不是”讲，就应读成第三声，成语“获益匪浅”“匪夷所思”可为佐证。“必修三”《蜀道难》中“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句的“匪”的解释与此同理。

《短歌行》中“契阔谈讌”句“契”的注音qiè。《古汉语常用字字典》中“契”有两个读音。（1）qì①用刀刻。②券，符券，契约。[契阔]1.离合。《诗经·邶风·击鼓》：“死生～～。”2.久别。曹操《短歌行》：“～～谈宴。”3.辛苦。《后汉书·傅毅传》：：“～～夙夜，庶不懈忒。”（夙夜：早晚。庶：表示期望。忒：差错。）（2）xiè。人名，传说中商的始祖。《现代汉语词典》也只收qì和xiè两个读音。以上两本辞书是中学语文教师最常用的，加上以前版本标注的就是qì，所以许多教师就断定“契阔”之“契”当读qì。但《辞源》《辞海》《康熙字典》《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等皆据《广韵》注音qiè。由于长期而复杂的演变，有些语音未必是非此即彼的，此处的“契阔”能否两音并存呢？

“必修四”《苏武传》中“虽蒙斧钺汤镬”句译成“即使被杀”。注释的解释是“斧钺，古代军法用以杀人的斧子。斧钺、汤镬，这里泛指刑戮。”显然这里没有直译，莫如译成“即使遭受斧钺汤镬之类的酷刑”。

“必修五”中《逍遥游》“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句译成“哪用飞到九万里的高处再往南去呢？”其实，上文“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句注释翻译为“乘着旋风环旋飞上几万里的高空。”并且解释到“九，表虚数，不是实指”。难道此九万里非彼九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