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同为一家十篇

和同为一家篇1

于老师我可能在你心目中是个坏学生吧.可是你也不能诬陷我啊.那封匿名信确实不是我写的啊！

是呀,于老师.我们都相信冰蕊是不可能做出那样的事的.于老师你一定是冤枉冰蕊拉.对于老师我们都相信那封匿名信不是冰蕊写的……

那可不一定哦,那白纸黑字都摆在那儿.在说了,冰蕊原来就写过那样的文章……

紫芯,你胡说.你平时和冰蕊关系不好,你一心要除掉冰蕊这棵眼中钉你这是报复…….

就是,紫芯,你说这话可是要负责任的.我们大家都相信冰蕊是清白的.

好了,好了,大家别吵拉.我已经够烦的拉.你们这样一吵把我的的头都吵爆了.冰蕊,铃风你们下去吧.紫芯你到我办公室我有事要问你.其他同学下课休息一下.

紫芯,听说你和冰蕊她们的关系很不好？

恩，大家都不和我玩，她们都以冰蕊为中心。

紫芯，这样可不好啊。不过我还是有是挺欣赏你的。谢谢你帮了老师那么多忙。老师很感激你。

于老师你不用客气的。我是您的学生呀，这个是我因该做的。

紫芯你能在帮老师一个忙吗？

于老师，能为您效劳是我的荣幸啊。

那太好拉，紫芯今天你也看到拉。冰蕊她这个学期变拉。越来越不听老师的话拉。更客气的是冰蕊她自己做的事情她竟然不敢承认，还和老师顶嘴。太不象话拉。这次这见事惊动了校长。校长大发脾气，让我想尽办法查出这封信的作者。虽然我们已经知道是冰蕊写的，但她死不承认。我又没有证据所以……

于老师我知道了.您是让我帮您找证据来制服冰蕊呀.没问题.这件事包在我身上.我保证完成任务.

好,紫芯这件事就交给你拉.我会配合你的.老师相信你不会让老师失望的.好了快上课了,你回去吧.

和同为一家篇2

关键词：国家认同感；民族地区；培养；教育意义

国家认同一词最早出现在1953年列文森论梁启超的名著《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中。国家认同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归属国家的认知以及对这个国家的构成，如政治、文化、族群等要素的评价和情感。是族群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升华，也就是广义上的国家认同。中国是一个由56个民族共同组成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相统一是中国保持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思想基础。

一少数民族学生国家认同感培养的必要性

国家认同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认知基础和培养目标，以少数民族地区学生为对象的国家认同感研究，其功能和价值指向决定着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意义和趋向。国家认同度的高低与强弱，直接关涉到国民人格的健全与完善，从而使现代公民的身份认同与国家认同保持一致，并借助于国家认同意识和国家-社会平台实现个人价值，并促使个体人格与人生价值的协调统一。

民族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拥有者强大的族群凝聚力和向心力。在我国，少数民族的分布相对集中，由于发展的差异化、历史遗留等问题，民族地区发展水平相对落后，致使包括教育在内的诸多因素无法与发达地区形成平等，这将对少数民族学生国家认同感的培养产生一定的影响。

二少数民族学生国家认同感培养的教育意义探析

当前，国家正在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在这个体系建设当中，针对学生主群的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个重要板块，而少数民族学生国家认同感的培养，完美地衔接了国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这一主题。

1、有利于能够健全民族学生的国民人格，培养现代公民

加强民族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积极落实好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正确引导民族学生适应社会、参与社会、服务社会。从而体现在教育对于民族学生发自内心深处地对国家认同度的提升，以及凸显他们的整体价值和社会地位，从而体现出人本主义思想和人文精神，成为一名合格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公民。

2、有利于激发爱国热情，凝聚国家力量

国家认同是爱国主义教育的具体化方向和思想认知根基。爱国主义是实现高度国家认同的途径和措施，是中华民族精神核心和民族凝聚力要素。强化少数民族国家认同度，促使狭义的民族认同拓展到广义的中华民族认同，实现中华民族与中国的民族国家同一体，维护国家和社会稳定，有利于构建和谐中国。爱国主义是一国之民对祖国的心理认同和情感归属，是真挚的深厚的热爱和忠诚，是内化于国民言行的思想体系，是国民自发自觉维护国家利益的精神动力。

国家认同观的内聚有利于形成价值认同的一致性和统一性，从而凝聚成巨大的精神力量，促使作为个体的少数民族学生把人生价值追求定位于对国家的无私奉献，为国家的强大和繁荣倾注自己的青春年华。

3、强化国家认同，有利于维护国家

从我国中西部民族地区学生成长的宏观环境看，特定的自然地理因素、历史文化条件、国际政治关系等综合因素成为民族学生的生活文化之根本。西方国家从未放弃过对我国进行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渗透，来自于民族地区学生的政治立场和国家认同观念在国家安全中就则显得极为关键，能否在全社会实现和保持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培养民族学生维护国家安全的自觉性倍显重要，提高其国防意识，将有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有助于强化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有利于国防安全和国家，有利于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

强化国家认同，有利于弘扬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以国家认同理念为基点进行共同文化的塑造，有助于构建少数民族学生所认同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道德规范、精神气质等要素组成的民族精神，使之成为民族存续的精神血脉和民族兴盛的精神资源。历史经验和现实实践昭示我们，必须使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各族人民具有正确而强烈的思想觉悟和明确的国家认同理念，潜意识中具有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从而使中华民族具有强烈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实现维护国家尊严、保障国家安全、增强国防实力、保卫领土完整的综合性的系统性的目标。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思想理念的根基是国家认同观，在这共同理念和思想意识的基础上能够把浓厚的民族意识升华为强烈的国家认同，把狭隘的区域意识升华为整体的国家意识，从而不断增强民族团结，增强各民族群众“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观念，树立起坚持民族团结共御外侮的旗帜，坚定地维护国家尊严和领土完整。

三少数民族地区国家认同感培养的思考

教育机会平等是直接影响到国民对政府和国家的好感程度。在认同机制和教育制度上，国家认同度的高低与教育程度密切相关，国家认同度高的少数民族学生比较容易接受党和国家的教育理念和思想，在行动方向上也与党和国家保持一致，从而学生的崇高理想和现实比较一致地对接，在观念上也契合于主流思想。在法律上，强烈认同国家的法律体系的学生能够遵守现有的社会秩序和管理模式，使少数民族学生成为依法治国和国家认同的参与力量。

构建起个体与组织的关联并存，体现为作为个体的学生与国家命运的关系，以及少数民族与中华民族的部分与整体的对应关系，从而使少数民族学生肩负着民族发展和国家繁荣的双重责任，并在观念上表现为民族认同度和国家认同度的提高，最终确立起个人国家观融合于集体国家认同。透过爱国主意教育方式，将民族学生的民族自豪感融入到对国家的认同感中，从而形成强烈的爱国主义凝聚力和自信心

为此，必须以国家认同为基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以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和风俗习惯为契合点开展国家认同教育，实现全国范围内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从而形成以中华民族魂为精神纽带，以民族团结和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国家认同观。

参考文献：

1.张世欣.思想政治教育接受规律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和同为一家篇3

关键词：幼儿；家园；共同体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指出：“家长是幼儿园教师的重要合作伙伴。应本着尊重、平等的原则，吸引家长主动参与幼儿园的教育工作。”“幼儿园应主动与幼儿家庭配合，帮助家长创设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向家长宣传科学保育、教育幼儿的知识，共同承担教育幼儿的任务。”为更好地贯彻《纲要》精神，幼儿园要经常化、科学化地开展家长工作，合理利用教育资源，家园携手，同步教育，努力实现家庭教育和幼儿园教育效果的最优化。

从孩子入园的第一天起，家庭与幼儿园之间就自然而然地链接成一个整体，这就是一个自然的家园共同体。此时的家庭与幼儿园都有一个共同的需求，即促进幼儿健康和谐发展。教师和家长实际上都成为了孩子成长的“共同责任人”。因此，孩子的教育环境需要价值观念和教育方法的一致性，然而家庭与家庭之间、家庭与幼儿园之间的情况各不相同，在教育观念、教育方法诸多方面存在差异。有效整合教育资源，形成教育合力，构建和谐统一的家园共同体，将助推家园工作的顺畅发展，有利于幼儿的健康成长。

一、成立家长委员会，构建家园共同体

家长委员会是协助幼儿园工作的组织。《幼儿园工作规程》要求：“家长委员会的任务是帮助家长了解幼儿园工作计划和要求，协助幼儿园反映家长对幼儿园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协助幼儿园组织交流家庭教育的经验。”家长委员会作为全体家长的代表，应具备以下条件：1.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和素质；2.关注幼儿教育，关心孩子成长；3.愿意为家长服务；4.具有积极参与、乐于奉献的精神。由于家长由不同类别组成，他们的年龄、学历、职业、生活环境不尽相同，所以价值观、教育观、教育能力等方面都有所不同。幼儿园要尽量吸纳各个群体的代表，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代表家长的利益，发出不同的声音。因此，我园要求凡自愿热心于公益服务，为人正直的在园幼儿的家长，符合幼儿园家长委员会委员基本条件，均可被推荐或自荐，成为家长委员会委员。家长委员会委员每学年调整一次，每班两位家长。

二、以“蒲公英家长工作室”为平台，提升家园共育的深度与广度

1.为了进一步把家长工作做实做细，幼儿园在原有家长学校常规工作开展的同时，创建了“蒲公英家长工作室”，专门负责家长工作。并举行了工作室揭牌仪式，聘请了家长学校顾问和名誉校长，同时吸纳28名家长加入幼儿园新一届家长委员会。工作室的宗旨是“传播先进教育理念，伴随孩子一起成长”。它的成立为搭建家园共育平台，促进家园沟通，形成家庭和幼儿园的一体教育体系创造了有利条件。

2.成立了“蒲公英书友会”。结合书香校园的文化创建，在推广“家园携手，为孩子共同营造书香童年”的理念下，幼儿园成立“蒲公英书友会”，一些关注幼儿教育、喜欢阅读的幼儿家长报名入会。通过书友会活动，不仅促进了每个家庭养成亲子共读的良好风气，而且增进了家长与家长之间，家长与教师之间的感情，营造了家庭间相互学习的氛围，密切了家园联系。

3.为使家长树立先进的家庭教育理念、掌握科学的家庭教育方法、提高家长的家庭教育素质，园内响应上级领导的号召，为幼儿家长订阅了《家庭教育手册》和《家庭教育周刊》，为家长提供了教育孩子的帮助。

三、召开小型座谈会，增进家园互动

在家园沟通中，家长会和个别交流是我们常用的方式。座谈会不同于一问一答的个别交流，它是在有经验的教师主持下的多人讨论，气氛更加轻松愉快。开座谈会的目的是了解家长和教师对某一主题或事件的看法，以及影响这种看法的原因，并试图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座谈会是教师与参加座谈的家长之间、家长与家长之间的互动，每个人都是教育的资源和被教育者，因此可以分别满足不同家长的沟通需求。例如为了培养幼儿的阅读兴趣和习惯，推广家庭亲子阅读，幼儿园举行了“早期阅读，亲子同行”座谈会。部分喜欢阅读、关注孩子成长的家长和教师欢聚一堂，互动交流，分享经验。班级的绘本阅读的老教师做了题为“用故事滋养孩子的心”的经验介绍，小三班可馨妈妈、中二班妙涵妈妈和中六班淏淏妈妈也分别把自己的亲子阅读经验分享给大家，赢得了家长的一致赞许，令大家耳目一新、受益颇多。

四、开展丰富多彩的亲子活动，促进家园共同体的健康发展

1.三八节，我爱妈妈。为了让幼儿了解“三八”妇女节，对幼儿进行爱的教育，培养他们的感恩之心，各班以班级为单位，邀请家长来园，参加“爱的日记”亲子活动，为妈妈唱一首歌、画一幅画，做一个贺卡，孩子们用自己的独特的方式表达对妈妈深深的爱。在活动中，家长和孩子一起感受了浓浓的亲情，同时也密切了家园联系。

2.大手牵小手，一起来运动。春季幼儿园举办了“宝贝爱运动，全家总动员”亲子运动会，开幕式、入场式、亲子体操表演和亲子趣味游戏，每一个环节孩子和家长都热情参与，亲子同乐，其乐融融。

3.儿童节，创意无限。六一儿童节之际，幼儿园以“创意生活，精彩无限“为主题，举办了师生美术作品展，家园共同分享精彩纷呈的创意作品。本次美术作品展分为“创意绘画”和“创意手工”，在活动中幼儿学会了观察生活、感受生活中时时有惊喜，处处有创造，同时培养了幼儿的动手操作能力，享受了亲子活动的暖暖亲情和无限乐趣。

4.庆新春，家园同乐。新春佳节来临时，幼儿园以“快乐、文化”为主题，开展了“欢乐迎新春，书香润童年”主题庆祝活动。以此培养幼儿爱读书、乐读书、会读书的习惯，营造浓郁的书香氛围。家长、幼儿共同参与，亲子同乐，在享受节日的愉快气氛中，让幼儿体验文字、图画的奇妙，在看看、说说、猜猜、找找中感受亲子共读的快乐。

和同为一家篇4

关键词：法治法律共同体公民忠诚集权治理能力

中图分类号：DF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330（2015）04-0005-12

着眼于中国社会自身发展规律，改革开放35年后的中国社会面临着既要破除不公平的利益格局，又要推动全社会继续繁荣的历史任务，这种时代困境在全球化背景下显得更为紧迫和更具挑战性。经济发展和道德重建依然是不能回避的国家治理和社会建设的重要方法，如何使这些方法成为通向未来社会的长效机制则要依赖于与时代精神相契合的正义制度。建构法治中国是从法治维度构建正义的国家和社会制度的战略意图和规划，只有运用法治方法和法治思维，才能为一个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富裕和人民幸福的国度提供稳定、连续和规范的保障平台。法律下中国的议题表达了确认国家行为正当性以及规范国家建设的法理精神，成为分析和理解中国国家法治观的一个重要步骤。

一、法治共识下的执政党法治观

在当代中国特有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法律态度和法律意识对全社会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执政党法治观是认识当代中国法治观的前提。新中国成立以来，执政党对法律在治国理政中功能的认识有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前30年对法律价值采取轻视或否定的姿态，法律的地位被降至历史最低点。基于改革开放的客观内在需求，执政党对法律的引领和规范作用的认识不断提升，先后出现了三个标志性的关于法制建设的话语表达，分别是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法制十六字方针、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以及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进法治中国建设”。这些法治话语先后出场及其内在的连续性强化了社会主义规范建设和依法改革开放命题的重要性，加重了法律在国家制度顶层设计中的分量。

（一）作为社会共识的执政党法治观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法治观不同于其作为革命党的法治观。革命党的法治观除了具有批判旧法律体系的否定性特征之外，还对正在建构的新法律体系实施自我革命式的更新，其合法性标准在于革命行为或具有革命性的改革行动。执政党的法治观是在国家的基本规范不改变且执政党自身也要严格遵守的前提下，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体现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执政党的主张和行动是对已经确定的基本规范的实践表述形式之一。①当代执政党法治观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时期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观念和思维方式，是基于社会主义规范建设的教训和改革开放的内在需要而产生的中国国家法治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执政党的法治观既是与基本规范相契合的法治观，也是全社会共识的产物。

作为曾经被轻视的学科――法学，在改革开放三十五年间逐渐提升了其在哲学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开始摆脱“幼稚说”形象，吸引了更多的社会学家的深度关注和积极参与，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论学遗漏法学的学术传统。②吴敬琏呼吁建立“好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公正、透明游戏规则之上的法治经济。③在潘维看来，“以民主为导向，以扩大‘人民权力’为核心”的改革方式与“以法治为导向，以变革吏治为核心”的改革模式不同，在中国特殊国情下，法治优先发展是明智的选择。④袁曙宏在《奋力建设法治中国》一文中乐观地宣布：“今天，法治中国已不再是中华民族仁人志士可望而不可及的千年梦想，正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高度共识和行动宣言。”⑤社会共识既是一个社会在特定时代的底线思维，也是一种充满社会想象的背景意识。与民主、、人权等概念相比，法治更容易在不同立场和意识形态的分歧中达成共识。法治共识不必建立在共同的动机和目的诉求上，对法律品质的理解或产生较大的分歧，⑥但不妨碍法治作为解决时代困境的首选方案而营造出来的社会意识和社会气氛，它要求通过理性、规范和和平的方式确立和维护可欲的国家和社会秩序。

法治作为全社会的共识为中国国家法治建设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时代机遇，为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路上的中国提供了阻力最小、争议最轻的思想氛围。“作为一种主导话语的‘法治’，似乎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⑦这种新的意识形态是形成执政党法治观的核心要素。从执政党的角度理解法治中国是一种内在视角，这种视角把法治中国建设的目标视为执政党的重要执政方针之一，使之成为完成“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的有效方法和保障措施。执政党的法治观有别于国家法治观和社会法治观，也不同于纯粹的法学理论，但执政党的法治观是执政党的执政承诺，具有付诸具体法治的制度效果，也可以较为顺利地形成关于法治的公共政策。以下的讨论将重点揭示执政党法治观的两个主要构成性要素，即共同建设法治观和一体建设法治观，它们均着眼于构建中国国家法治观的历史目标。

（二）前立法行为与最终承认规则

共同建设法治观重述了法律与国家、法律与执政党、法律与政府的一般法律关系，确立了国家、执政党和政府从属于法律的同一性原则。⑧由于法律在原理上体现了人民的共同意志和利益，国家权力（包括更为一般的政府权力）和执政权力是人民权力的构成性要素，无论国家权力还是执政权力都是落实人民权力的保障机制。执政权是中国共产党拥有的特定权利，执政权不是国家权力，但执政权发挥了国家权力才有或者比国家权力更大的功能，在这种特殊的权力格局之下，中国法治实践表现出其鲜明的特性。

依法治国是我国治国理政的规范行为原则，是被确认为治国方略的宪法原则，然而，将这种原则化的规范行为转化为社会成员一体遵循的行为标准需要执政党的前立法行为，执政党在遵守合宪性原则的前提下提出贯彻依法治国的具体方针和政策，以作为具体立法、行政和司法行为的指导性建议。例如，执政党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废除劳教制度、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完善规范性文件、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等建议，都将引起立法制度以及相关的司法、执法制度的改变。前立法行为不是制定和修改宪法和法律的程序性权力，⑨而是指在执行宪法和法律的具体行动方案以及制定和修改宪法和法律的建议权。

前立法行为是执政党才具有的一项权力，它是产生再立法行为的必要条件。在宪法法律体系给定的情况下，执政党的前立法行为主要发生在执行法律的层面，只有在这一层面，国家、执政党和政府才能体现出“共同”建设法治的共性特征。衡量执政党行为合法性的标准包括历史、政治、道德和法律等多个方面。法律标准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准，也是容易被忽视的标准。在国家领域及在执法层面，执政党行为的合法性首先取决于法律标准。执政党的前立法行为不能超越宪法和法律的范围，有关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左与右”、“好与坏”之争也不能取代或超越“合法与非法”的界限。原因在于，体现人民权力的形式宪法和法律确立了它们作为最终承认规则的有效地位，否弃了在国家领域中存在若干平行权威的指涉，强化了法高于党的依法执政原则。⑩更为重要的是，“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是执政党从内在视角对宪法和法律做出的“最终的承认规则”陈述，这一陈述与外在视角的主体认可宪法作为最高权威的陈述是一致的。这就是说，从执政党的内在视角看，及其党法党规是遵从宪法法律体系的第二规则，而不是最终的承认规则。B11

（三）组织化的社会与法治

建立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是现代性制度的基本要求，国家和政府只有立基于法律之下并且根据法律程序的规范要求才具有合法性品质，培育和守望守法国家和守法政府始终是现代性实践的主线。然而，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只是公共权力在公共领域中的规范形式，它们还不能替代具有私人属性的社会领域。自治是私人领域的本质属性，没有自治就不会有社会。私人领域的有效性遵循了自然、习俗、市场等固有法则，它们不因法律的存在而存在，也不因法律的改变而轻易改变。一个全职全能的国家和政府只能遮蔽而不能完全替代社会的功能，社会观念和社会法则的变化才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进步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不过，现代性的自我确证法则也要求保持其反思性立场，这种反思的成果之一是要认识到私人领域需要借助于法律等外部力量弥补其自治性的不足，从两个方面获得其得以存在的应有秩序：一是从消极角度要求国家和政府尊重私人领域及其价值的合理存在，避免来自公权力以及私人之间的干涉和侵入；二是在私人法则失灵的情况下借助于国家和政府的力量保障私人秩序的有效性，以及发挥积极的福利保障功能。对后者而言，即使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作为“守夜人”的政府也承担了最低意义上的维持生产和再生产的秩序功能，更何况在晚期资本主义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呈现出前者补充和试图替代后者的双重紧张关系，而这不是单纯地用威权国家或计划经济理论就能够解释的。B12

现代的理想化社会，正如泰勒所言，是一个“组织化社会”，而非霍布斯界定的，是我们该如何将原子式的个体从囚徒困境中拯救出来，对个体性的理解伴随着对社会性的崭新理解。B13在现代性背景下，问题并不在于要不要对国家、政府和社会进行一体化法治建设问题，而是如何在消极国家与全职全能国家之间作出合理的选择，在保持社会领域自治性的同时发挥国家和政府对社会或私人关系的保障和调解功能。对组织化社会的概念而言，社会有其特殊的组织化法则，在这些法则中，道德规范、伦理规范、经济规范等营造了被哈耶克所称的自生自发的秩序，这些规范是支配和决定社会组织化的主要规范。相比而言，法律对社会的作用是被动性的和补充性的，这是法治社会有别于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的关键之所在。法治社会是一个有组织的社会，但法治社会在发生机理和生成状态等方面迥异于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命题不必导致社会的政府化或社会的国家化，相反却是保卫社会的相对自治和完整乃至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的重要使命之一。换言之，依法保卫社会的落脚点仍然在维护社会的自足、自治和自发的自有状态。

总结以上的讨论，执政党关于共同建设法治观和一体建设法治观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国家、执政党、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共同建设法治观的核心在于依法执政，一体建设法治观的重心在于法治社会。共同建设法治观与一体建设法治观都包含了“国家和政府”的共同因素，前者呈现了法治建设的平面图像，后者呈现了法治建设的立体图像。国家和政府的法治建设固然重要，但缺乏对执政党和社会的法治建设，构建法治中国的整体性效果则会大打折扣。只有使执政权力成为法律调整的对象，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才具有完整性；只有让社会或私人领域接受法律的保障和调整，才能约束国家权力的恣意妄为，弥补社会自治性不足导致的无序状态。“共同”和“一体”建设法治观建立在承认国家、执政党、政府和社会相分离的基础上，“共同”和“一体”不仅没有消弭党与国家、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界限，而且承认了党、国家和社会等政治和社会实体的相对独立性，从而不必导致党国不分、党政不分和国家与社会不分等“一体化”局面。“共同”和“一体”法治观的基础是法律，国家、执政党、政府和社会等实体在保持自身内在规范的同时遵循了法律的同一标准，然而，法律的同一标准只有在中国国家共同体内才具有优先的普遍效力。换句话说，“共同”和“一体”法治观是执政党法治观的集中表达和逻辑视角，要想使执政党的法治观成为中国国家的法治观仍然需要借助于其他的方法。

二、法治中国的规范解释

法治中国是执政党法治观在新的历史时期的重述，也是执政党履行宪法义务的重要执政措施之一。B14细心的观察家或许认为法治中国的提出之所以具有重要意义，乃是因为这一概念强调了法治对于中国而言所具有的当下、特殊和本土等面向，是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另外话语表达，法治中国概念应与抽象的法治国家加以区分，也要与其他国家的法治拉开距离。这种理解虽然值得称道，但还不是具有法律意义的规范解释。共同建设法治观和一体建设法治观不仅需要遵循法律的同一性原则，也需要在一个共同的空间领域中再现法律的普遍有效性。对法治中国的规范解释应当着眼于法律及其法律方法的视角，从中国国家发展的内在需要理解和解释中国作为法律共同体的意义。

第一，法治中国的视角有别于解释中国国家共同体的文化、民族和政治等非法律视角。文化中国具有历史的连续性，它上呈尧舜之治的典范，下接21世纪之初走在现代化路上的当代中国，着眼于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明，立足于白鲁恂所说的文明国家立场。民族中国是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化形式，它从国际秩序的角度确立了中华民族统一体的地位。中华民族不是单一的民族，而是费孝通所说的多元一体的大民族。民族国家的合法性要在中国获得承认，就要接受中华民族这个想象的共同体，拒绝用单一的民族要素（如语言、信仰、出生等）作为衡量中华民族的标准。政治中国是从中国国体出发，从人民民主的视角将中国阐述为人民的国家。人民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形成的特定共同体，它在最大程度上吸收了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以外的阶级或阶层并组成人民的统一战线。人民的对立面是敌人，敌人的范围从长时期看呈现缩小的趋势，但还没有到完全消除的地步，只要有一个敌人存在，国家的职能就不会退出历史舞台。

对中华文明共同体（文化中国）、中华民族共同体（民族中国）和中国人民共同体（政治中国）的不同解读形成了对中国共同体的不同认识和理解。文化解释、民族国家解释和政治解释都有其内在的解释原理和路径，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各自的规范性，产生了不同视角下的解释效果。文化解释捍卫了中华文明的独特品质，在极端意义上或许被解读出它相对于其他文明的优越性。梁漱溟认为，西方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优劣各自有别，最终胜出的可能是中国文明：“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有似希腊文化在近世的复兴那样。”B15百余年来，文化解释路径虽然经历了和的去传统化冲击，造成了短时期的历史中断，但很快又恢复了固有的元气。发轫于21世纪初并延绵至今的国学热以及儒学复兴运动等都预示着文化解释的强大生命力。民族国家学说对于在百年来备受外强欺凌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具有生存意义上的解释功能，民族自决和民族独立的合法性在概念下获得了证成价值。在正统的国家哲学看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有首先保障政治共同体的优先地位，才能在一系列制度设计中维护人民的主体地位。

从上述任何一个解释路径出发，我们都可以看到阐释中国共同体的一个本质特征。从文化解释的视角看，作为共同体的中国包括了海内外的一切华人，华人身份决定了中华共同体的内涵和外延。华人身份的支配因素是具有血缘或拟制的血缘关系的同胞概念（两岸统一的合法性根据之一是“血浓于水”的伦理范畴）。伦理身份认同决定了中华文化共同体等同于中华家庭共同体，作为隐喻的家庭成员身份保障了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合法性。从民族国家的解释视角看，保障身份认同的核心要素是具有法律性质的公民身份，享有国籍的所有人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缩小了文化共同体的主体范围。作为政治共同体的人民的范围可大可小，这取决于在不同时期对人民的解释，并非所有的同胞都是公民，也并非所有的公民都是人民，敌人是公民但可以不是人民中的一份子。

第二，对中国共同体的支配性解释主要表现在文化解释和政治解释，前者更多地强调了伦理成员的身份（如中华民族大家庭），后者的重点在于人民的概念（如劳动人民、群众、工农兵等）。如果说民族国家解释同时在发挥作用，其侧重点在于维护国家和民族独立性以及保障的完整性。政治共同体下的同志观念以及人民观念强于公民身份观念，在特殊情况下，同志身份或人民身份甚至可以替代公民身份。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家庭身份和同志身份都属于“自己人”范畴，同时也将一部分社会成员以某种社会学因素的标准（如语言、文化、信仰、出生等）视为“外人”，形成了我者与他者为标志的内外分际格局。外人不是家人，更不是自己人，在极端情况下，外人是敌人或可能演变为敌人。与此相反，公民身份则表达了一种形式上平等，扬弃了“自己人”和“外人”的界分，从而在公民与国家之间形成了一张正相关的逻辑关系：公民观念越强，国家观念就越强，公民共同体越强大，国家就越强大。

19世纪末20世纪初，寻找中国国家富强的有识之士被西方社会的强大所震惊，让他们不解的是，为什么倡导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西方国家反而更为强大，更能显示出“集体的能力”，而以集体主义为圭臬的中国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往往不堪一击？B16向西方学习的文人中流们开出的国家富强方案是加强国家权力也并非偶然。B17然而，国家权力强大与在国家范围内集体能力的增强并不具有必然的逻辑关系。在重要性方面，倘若只是一味地强化国家权力而不同时让普通民众自觉成为国家的内在组成部分，就有可能远离国家强大所需要的集体能力。事实上，在步履维艰的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公民意识的缺乏和公民身份认同缺失阻碍了国家建设所需要的新型团结力量。梁启超指出：“中国人则自有文化以来，始终未尝认国家为人类最高团体。其政治论常以全人类为其对象，故目的在平天下，而国家不过与家族同为组成‘天下’之一阶段。政治之为物，绝不认为专为全人类中某一区域某一部分人之利益而存在。其向外对抗之观念甚微薄，故向内之特别团结，亦不甚感其必要。就此点论，谓中国人不好组织国家也可，谓其不能组织国家也亦可。无论为不好或不能，要之国家主义与吾人夙不相习，则甚章章也。”B18在历史上，对家族或一家一姓王朝的忠诚掩盖了对国家的忠诚。中国人在观念上多有家和天下的意识，缺乏国家意识，阻碍了公民身份认同在国家范围内的普遍有效性。公民身份认同是国家范围内集体能力形成的前提，家族团结、党派团结以及它们的总和无法替代国家范围内的公民团结。

早在公元前221年，中国就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国家，形成了有别于分封制的郡县制统治模式，在最高统治者与普通的臣民之间建立了非人格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然而，政治上的统一性与隐蔽的封建割据秩序并存，皇权不下县的实践惯例可能使民众生活在只知有家而不知有国的封闭状态之中。B19“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与其说是世外桃源般的理想生活，不如说是对政府更迭或国家兴亡不关心的疏远态度。在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中，保家卫国的行为主要体现在“保家”的层面上，相对于家、家族或乡里等家的概念，国家对广大民众而言始终是一个陌生甚至异己的事物。顾炎武辨析了“亡天下”与“亡国”的本质性区别：“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B20共和国的建立重塑了国家与个体人的非人格关系，在制度上扫清了横亘于国家与民众之间的非国家权力，然而，随之而来的袁世凯复辟、军阀混战以及国内战争等事件重创了全国意义上的整体团结，延缓或阻止了全国范围内公民意识的成长。费孝通眼中的当时中国是有别于现代国家的“乡土中国”，对于现代国家的人来说，“他们把国家看成了一个超过一切小组织的团体，为这个团体，上下双方都可以牺牲，但不能牺牲它来成全别种团体。这是现代国家观念，乡土社会中是没有的”。B21在民国阶段，民族国家的形式结构虽然建成了，但国家的实质结构仍缺乏让国民广泛认同的公共特质。“国家仍然处在以一党之私冒充国家大公的政治僵局中。执掌国家公器的政党，仍然将国家视为一党独自掌权的私器。为数众多的党外公众，并没有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因此对国家还缺乏归属感和忠诚感”。B22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的近三十年间，公民教育实践远落后于时代的发展要求，以反右和为标志的不断革命论使社会重新进入内乱的状态。任意地制造敌人――其标志是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使本已脆弱的公民共同体不断处于分裂状态，被宣布为敌人或准敌人的人同时被剥夺了以公民身份效忠国家的资格。

不同的身份关系可以形成不同的同质共同体，由公民组成的公民共同体同样是同质的单一共同体，与其他身份共同体相比，公民共同体只因为公民这一建构身份就具有了合法性。公民是拟制的法律之人，获得国籍的任何人都是公民，这就排除了任何社会学或政治学意义上的人的概念而获得了在一国范围内平等身份的资格。作为公民的人不再仅仅面对或只面对家庭、党派或任何一个非政府组织，而是可以直接作为“国家的人”的面貌出现。只有在现代社会，国家与其成员之间的关系距离最短，也最为直接。公民作为被建构的社会主体反过来也建构国家。公民之所以不同于传统国家的臣民，就在于公民被假定是决定国家性质和目的的主人，公民是国家的统治者，而不是天生就被君主统治的被统治者。在公民政治的视野中，依据特定的民主机制，公民要么作为统治者依法治理国家，要么作为被统治者依法接受治理，形成了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好公民观。B23公民共同体建构了新的公共领域，重塑了国家领域内人与人之间的新型关系，导致了社会成员身份从归属标准为基础向以成就标准为基础的转型以及从特殊价值向普遍价值的转型。从历史上看，从地方到全国、从农村到城市、从特殊角色到普遍角色等都可以视为这一历史性转型的表现形式。

第三，国家的视角是法律的视角，公民共同体是法律共同体。公民共同体只有在国家的范围内并且以国家的视角才能成立。不同的共同体都有与之相适应的规范标准。伦理共同体的规范标准是忠诚与背叛，一个人背叛了家庭、朋友和所属党派就会动摇这个共同体内的团结。道德共同体的规范标准是善与恶，当人性扭曲、见死不救或落井下石成为普遍的行为时，道德共同体将不复存在。经济共同体的规范标准是自愿和互利，当强买强卖支配交易法则时就不能指望产生健康的生产、贸易和服务秩序。相比较而言，公民共同体的规范标准是合法与非法，符合法律的行为是正当的公民行为，违反法律的行为是不正当的公民行为。从角色原理看，一个人身兼多个角色，也受相应的角色规则的多重制约，不同的角色规则使一个人成为相应场域中的具体的人，但与人的伦理角色、道德角色和经济角色相比，唯有公民角色是拟制的角色，公民角色规则是拟制的角色规则。

从纯粹的法学观点出发研究国家，国家是由国内（不同于国际的）法律秩序创造的共同体，国家是这一共同体或构成这一共同体的国内法律秩序的人格化，国家问题就是国内法律秩序的问题。凯尔森明确指出：“国家是一个政治上有组织的社会，是因为它是一个由强制性秩序构成的共同体，而这个强制性秩序便是法律。”B24国家与法律具有同一性，作为国家的那个共同体就是“它的”法律秩序。具有规范意义的国家是一个法律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范围内，任何人和任何组织都是法律人――即由法律创造并由法律调整的拟制的人。法律人虽然仍然还兼有其他的角色身份，但法律角色却是所有角色的共同角色，他们共同享有法律赋予的权利，承担法律规定的义务。公民就是被现代社会用来表达法律人角色的正当性概念，法律人与社会人、文化人、道德人、伦理人或经济人等相互作用，但也拉开了距离。

在法律共同体的规范标准和范围之内，公民与国家以及公民与公民之间形成了明确的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在国家领域形成了新型的团结关系以及团结共同体，其特征可以简略地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形式平等。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的合法行为是法律保护的对象，人人的非法行为是法律惩罚的对象，这就表明，同等对待的权利是程序正义乃至正义的出发点，满足了形式平等要求的实质平等才是真正的平等。（2）非暴力解决纠纷。在法律的同一标准下，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冲突不必诉诸于非理论性的暴力方法，它们之间的冲突需要在确立的法律制度框架内进行，同样地，私人之间的纠纷也应当遵循法律的正当方法，而私刑、私力救济等行为则被宣布为非法行为。（3）以民主方式处理公共事务。民主是公民共同体的天然诉求，既然人人都具有法律上的平等人格，在事关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的问题上则应当获得人人的同意，同意的方法不限于选举，也包括非选举型的民主形式，为此需要妥善处理“大多数人的同意”与“少数人的异议”之间的制度安排以及型民主（事前授权）和代表型民主（事后追认）之间的比例关系。B25

以上的讨论表明，从公民共同体角度理解中国是形成国家法律秩序及其内在规范的逻辑前设。国家秩序是法律秩序，国家法律秩序既与伦理秩序、道德秩序、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等非法律秩序相关联，但也成为证成伦理秩序、道德秩序、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的规范性力量。法治中国不是中国共同体的全面面相，但其中的应有之义则显示出法律是高于其他领域权威的最高标准。只有在国家领域内，法律才是凌驾于一切党派、政府组织、社会组织和公民的最高权威，因此，从法律规范的角度理解中国，中国作为国家共同体就是法律之下的中国国家共同体。

三、法律下中国的内在理路

法律之下的中国既是对理想中国共同体的价值预设，也是对现实中国规范发展或依法改革开放发展的内在要求。时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新词的发明或对词语作出新的阐述，一旦“法治”从“法制”的概念中分立出来并被作为普遍适用的概念，就代表了一种朝向现代化的价值观和立场。无真假法制之别，却有真假法治之分。纳粹德国有法制而无法治，斯大林统治下的前苏联有法制而无法治，其原因在于真正的法治国乃是法律之下的国度。法治中国是法律下的中国，它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场景，呈现出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国家法治观的精神面貌，为此，我们从以下四个方面集中讨论法律下中国的基本含义及其价值预设。

（一）法律下的政府集权与行政集权

法律下中国的一个重要议题不能回避国家权力分配和行使的正当性问题。宪法性建制要想发挥它的实践功能，就需要构建“使法必行之法”的机制，使人民之法成为现实社会的规范法则。在此所涉及的问题是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的根本性问题。统一和强大的中国作为现实因素和奋斗目标包含了必要的集权的因素。持反对意见的人们或许认为，集权是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的阻力，中国社会缺乏的不是集权，而是分权、自由和自治，后者诸因素才是需要着力提倡和加强的。然而，集权和分权是不可分割的辩证统一体，没有集权则没有分权，相应，没有分权也就没有集权。专制是集权的表现，但集权并非一定导致专制，专制是不受制约的集权，笔者的这种认识受到了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的启示：政府集权和行政集权是两种不同的集权形式，前者处理的是全国性的普遍性事物，后者处理的是地区性的特殊事物。美国有政府集权而无行政集权，美国的政府集权高于欧洲以往任何一个君主国家。重要的是，政府集权是国家兴盛的必要条件，托克维尔为此断言：“我决不能设想一个国家没有强大的政府集权会生存下去，尤其是会繁荣富强。”B26政府集权不必然导致暴政，但政府集权与行政集权结合起来，国家就获得了无限的权力。

国家一统局面不必使所有非国家权力都演化为国家权力，也不必使所有权力都集中于中央政府的手中。一个国家的“集体的能力”可以从不同的权力渠道中加以汇集并采取多样化的权力组合方式。托克维尔反对国家的一切权力都由政府享有，国家和社会范围内的一切事务都由政府管理，既形成政府集权又形成行政集权的局面。像美国一样幅员辽阔的大国，其“中央政府，不管它如何精明强干，也不能明察秋毫，不能依靠自己去了解一个大国生活的一切细节。它办不到这一点，因为这样的工作超过了人力之所及。当它要独力创造那么多发条并使它们发动的时候，其结果不是很不完美，就是徒劳无益地消耗自身的精力”。B27传统中国的中央集权囊括了托克维尔所言的政府集权，也照例包含了事无巨细的行政集权，极大地压缩了属于地方、市场和个体人自治的空间，这种现象从一个角度也解释了国家权力高度统一与国家能力低下的悖论。传统中国是以最集权的行政为被统治的人民提供社会安逸的最好代表，由于缺乏必要的自治和自由，托克维尔眼中当时的中国人“有安宁而无幸福，有百业而无进步，有稳劲而无闯劲，有严格的制度而无公共的品德”。B28

在托克维尔看来，政府集权不限于作为“中央政府”的联邦政府权力，也包括他称之为拥有“州”的各州政府权力，但联邦政府（包括总统、国会和联邦最高法院）所享有的法定权力却是美国国家政府的独断权力，这种唯有联邦政府享有的权力由人民授予并由联邦政府所独享。联邦制国家尚且如此，单一制国家亦是如此。法治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不是要不要集权的问题，而是在宪法性建制的框架下如何集权。中国式的政府集权着眼于全国范围内的普遍事物，如外交、国防和司法等，相应地，中国式的行政集权更具有地方性和特殊性。由此看来，中国政府集权的范围和对已经集中的国家权力的民主监督，以及在政府集权和必要的行政集权之外赋予和保障社会主体应有的自治权和自由权则是需要进一步深化的主题。

政府集权和行政集权都是国家权力集中化的体现，政府集权不必以行政集权为前提，反之亦然。无论是政府集权还是行政集权都是在国家这个特定的公共领域中才有效的公共权力，国家权力不是人民权力的代名词，在国家权力之外还存在着非国家权力。国家的视角只限于国家领域，在国家领域之外发挥作用的还有非国家的公共领域和非公共的私人领域，只有承认和尊重多元化视角下的国家治理和社会建设的方案，才能保持现代国家所必需的强大的“集体能力”，避免斯科特所担心的在单一的国家视角下反复出现的乌托邦工程灾难。B29

（二）宪法性建制下的公民忠诚

对中国国家行为的法律制约在国内法上是以人民原则作为其逻辑起点的。人民权力是国家权力正当性的基础，人民权力只有通过宪法性建制才能有效表达。一部理想的宪法既是人民权力的有效载体，也需要成为实现人民权力的基本规范。法治中国要想成立，就需要宪法规范之下生成中国国家行为的正当性，根据合宪性原则谋划国家行为，行使国家权力。在规范的意义上，人民至上是宪法至上，人民权威是宪法权威，这是推进宪法性建制中国化的基本价值预设。宪法性建制主要是指通过成文宪法或不成文宪法完成人民权力向国家权力的规范转化，进而完成从抽象权力向具体权力的转化。宪法性建制不仅涉及国家权力本源问题，也涉及国家权力科学运行法则。倘若抽象地讨论人民权力而没有使之实践化的方法，就会使人民权力永远处于理念和理想之中，最终则使人民权力被虚置。宪法性建制的首要工作是要完成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通过宪法和法律监督国家权力实现国家目的，要做到这一点，就要重塑国家与公民之间直通车式的关联，扫清横亘在国家与公民之间的中介力量，完成公民对国家的法律忠诚。

孔飞力关于中国现代国家的发展历史研究表明，从清朝中叶、晚清乃至民国时期，国家与处于国家与农民之间中介掮客阶层的斗争往往以失败而告终，这是中国现代国家不能有效成长的重要因素。B30传统国家治理既要依赖于各种名目的中介掮客阶层，又要对中介掮客阶层给予有限的监控，形成了国家权力高度统一与国家能力低下的悖论。这个悖论所显示的问题是，处于权力顶层的统治者无法全天候地监督派往广袤国土上的政府官员，而能时时或细微地监督官员的广大民众又被剥夺了监督官员的权力，国家在享有一统权力的同时也在国家权力运行中消耗了国家权力，产生了上面提到的国家权力一体化与隐蔽的封建秩序并存的格局，这种并存的格局既发生在制度实践层面，也发生在精神文化层面。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产生的官僚法国家，却没有消灭家族政治化，也未能有效阻止国家的重新家族化。福山认为，中国王朝历史的后续世纪就是一段持久的斗争史，以防止国家制度的衰退、抵制权贵为自己和家庭谋求特权的权力家族化。B31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顾炎武提出的“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解决方案不但没有实现地方和社会所需要的自治权力，反而成为对这一悖论背书的理论根据。B32

孔飞力的权力掮客论、福山的国家家族化论与梁启超的国家认同虚化论的认识是一致的，它们共同面对的是国家与个人之间的“无障碍”的关系问题。如何在保持国家统一和强大的同时使国家权力不受中介掮客阶层的侵蚀和盘剥，从而对“国家的人”实施平等保护是国家现代化建制的重要议题，该议题是对身份政治从特殊主义走向普遍主义的进一步思考。家人、族人、乡党等都是特殊主义的具体表现形式，它们在体现或隐或现的封建关系方面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对家、家族或党派的忠诚无法替代个体人对国家的忠诚，对国家的普遍忠诚不必以消灭各种特殊主义忠诚为前提，不同形式的忠诚只有在不同的场域中才能体现出来。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忠诚发生在国家领域并对特殊主义忠诚保持尊重和中立的立场――只要特殊主义忠诚不试图替代或破坏公民对国家的忠诚。宪法性建制下的公民对国家的忠诚体现了公民与国家在宪法权利和义务上的统一，公民履行宪法和法律义务是公民忠诚国家的法律表现，国家尊重和保护公民宪法权利则是国家对公民忠诚的回报，在这个意义上，对国家忠诚就是对宪法的忠诚、对人民之法的忠诚以及人民的自我忠诚。

（三）全球规则下的中国国家行为

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它在本质上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B33对于锲入全球化运动的中国而言，问题不再是要不要具备全球眼光和世界历史意识，而是要在保持中国特色前提下如何主动介入全球化进程。与一百五十年前中国被迫打开国门接纳现代化进程不同，立志于现代化发展目标的当代中国需要积极寻求地区之间、国家之间及全球等多层面的跨国合作机制。全球霸权主义和地区性霸权主义仍然是妨碍建构一个公正的全球规则的主要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虽然不理想但仍是可欲的全球规则体系：（1）以《联合国》和《世界人权宣言》为基础建立的联合国秩序为人类社会提供了和平与发展的基本框架。中国在联合国发挥成员国及其常任理事国的责任，不仅捍卫中国的国家利益，也为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以及世界社会提供正义的力量。（2）世界贸易组织随着成员国的增长越来越成为有权威的世界性经贸组织，它在确立成员国之间的货物、服务、知识产权及其争端解决等方面提供了法律框架。中国积极主动地加入世贸组织，既是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内在需要，也是中国服从世界经济规则的自觉活动。（3）以国际道德为基础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在国际援助方面日益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以自我的方式积极参与到国际援助的活动当中。

以世界人权为导向的国际政治法律规则、以WTO规则为核心的国际经济法律规则和以国际人道主义援助为内容的国际道德规则等组成了世界意义上的全球规则，这些规则是我国国家行为的基本依据。国际法律规则和国际道德规则以成员国的同意和自愿服从为前提，但与这些规则及其精神相悖的国家行为则是非正当行为。迄今为止，我国签署或参加的国际公约300多项，涵盖了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保护、生物、战争与和平等多个方面，这些公约或议定书是我国对国际法律和国际惯例的认可行为，是参与全球规则立法的重要成果，也成为我国国内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法治中国首先应被理解为使中国国家行为服从中国认可或参与制定的全球规则，法律下的中国因此被理解为全球规则下的中国。B34

一个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全球规则既是对中国国家利益的保障，也约束了中国国家行为的任意性，这种情况自然适用于参与全球规则的所有国家。国家标准是确立当今国际秩序的主要原则，但在全球规则制约之下，国家已经不是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在自愿服从和遵守的意义上，参与制定全球规则的国家同意受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制约和调整，放弃行使其基于国家而拥有的绝对权力。应当看到，国家至上信念受到动摇具有复杂的全球化动因，绝非全球规则的单一视角所能解释的，但全球规则无疑是制约国家最为规范的因素，只有立足于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全球规则，对国家的合理限制和法治化运作才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四）天下之法理念下的中国国家行为

以上从法律、宪法和国际法等角度讨论了法律下中国的若干问题，显而易见，宪法和法律都具有实证主义法的规范效力。在法治的意义上，对国家行为的约束和制约如果单纯地从规则主义出发，就有可能忽视法律自身的品质，使法律成为非法之法――不论这里的法律是制定法、成文宪法或国际法。国际法的情况较为复杂。就国际法而言，构成国际法渊源的元素并非是不证自明的，国际社会对包括国际人权在内的国际公约或宣言的性质从未有过统一的认识。在米尔恩看来，世界人权宣称的权利体现了现代自由主义民主工业社会的价值和制度。B35国家以自我立法的方式接受国际法的约束以及对其的限制并没有一个刚性规范作为保障，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国际公约并非像国内法那样获得普遍的执行力。

不过，在具有自然法传统的西方社会，自然法享有高级法的地位，一切与高级法相抵触的实证法都是无效的。B36这个传统从实质理性的角度对立法者形成了潜在的内在约束，也为划分良法和恶法提供了理论基础。简短的自然法历史表明，17、18世纪，以格劳修斯、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为代表的自然法学者以自然权利和理性为核心概念为现代国家的正当性提供了理论根据，在解构宗教权威树立法律权威、解构封建特权树立人权等方面打造了现代化的理想秩序。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的建立以及自然法作为解构的历史功能的完成，自然法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逐渐退出了主流理论视野，代之而起的乃是维护既有秩序的法律实证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鉴于纳粹德国的反人类罪行，自然法遂获得了一定程度的重生。然而，今日之自然法虽然主要体现在以人权为标志的国际人权规则中，但很难说人权的基础就是自然法，即使是被改良的自然法，在缺乏自然法传统的国家和社会中也难以获得体认。

中国社会没有自然法传统，也缺乏包括对自然权利、自然理性等概念的认知传统。如果一定要找出一个像自然法一样作为立于实证法之上的概念和理念，则非天下的概念莫属。天下的理念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的精神结构当中，营造了中国人对社会秩序的正当性想象。修齐治平的路线不仅成为达致人生目标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它开启了私人领域、国家领域和天下领域的三维空间，在这个三维空间中，私人领域（“己”、家庭或延展而来的非政府组织等）和国家领域（国家、政府或行使公权力的一切政治组织）都是可以合理存在并受各自规范指导的相对独立领域。在私人领域和国家领域之外还存在着天下领域，天下领域高于私人和国家领域，成为规制私人行为和国家行动合法性和正当性的标准。按照赵汀阳的解释，天下不同于帝国，也不同于世界，天下既是地理概念，也是精神和制度概念。B37在天下理念的支配下，即使国家以之名声称拥有“最高的权力”，国家也不是最高的政治单位。在此，笔者无法详尽讨论天下理念的所指和能指，与本文主题相关的是，天下对国家行为的制约和规范价值。

依据天下的理念，黄宗羲提出了“天下之法”的概念：“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无法。……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B38在黄宗羲看来，理想的国家之法应当体现和反映天下之法的精神实质，在最低意义上，国家之法不能与天下之法相悖。天下之法中的“法”不是实证法意义上的法，它包含了天下为公、天下之心等非规范内容，是相对于私的概念而勾画出的正当性话语体系。重要的是，天下之公提出了有别于官府之公的论题，它超越了官府之公又成为制约官府之公的中国式自然法概念。不同时代的中国人对何为天下之法和公天下都或有不同的理解，正如当代社会对公共利益等公共性概念的理解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从民主讨论、平等协商、广泛的公众参与等程序确定当代中国社会之“公”是一个方面，B39另一方面，对深入人心的“天理”、“情理”等概念的坚守和拓展有助于形成处理中国式自然法与实证法的文化氛围。“无法无天”是中国社会表达最为混乱的国家和社会秩序的语言，这里的“法”或可指实证法，“天”或可指天下之法（公、天理或情理）。最好的时代恐怕是“有法有天”的时代，“有法无天”或“无法有天”次之，“无法无天”则末之。当顾炎武要求匹夫应承担起拯救天下的使命时，就赋予天下之法对所有人的责任，更不用说对立法者和官员了。因此，中国国家行为在受制于法律、宪法和国际法等刚性法律规则制约的同时，也要求确立天下之法下的中国国家行为正当性，这恐怕是最难以落实也是最不能丢弃的文化和社会制约因素。

四、结论：构建统一、富强和规范的中国国家共同体

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法治中国概念重新集合了全社会对法治的共识，为正在过大关的中国指明了治国理政的总的方法。回顾历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路线，纠正了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十年的左倾路线，通过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村民自治以及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使中国社会总体上实现了小康社会。如果说1978年至2013年国家政治哲学着眼于小康中国，那么在总体实现小康的历史背景下，社会的总需求开始从小康中国走向富裕中国或幸福中国，国家治理方式随之需要发生改变，实现从邓小平所说的“穷治”的老方法向“富治”的新方法的转变，这或许是执政党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和意义之所在。相对于“穷治”，“富治”包含了更多的方法论要素及其更具挑战性的目标，由于着眼于人的自由和幸福，“富治”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性转型提出了不容回避的历史要求。

国家治理能力法治化是“富治”的基本内涵，以此保持和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和规范化，破解国家权力强大与治理能力低下的难题。国家治理能力法治化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政府集权，缺乏必要的政府集权就无法维系必要的刚性秩序，无法实现阶段性任务所必须的社会动员能力。好政府的标准不是政府拥有更少的权力或无权，而是政府无论权力大小都需要受到应有的规范制约，小政府的权力不受制约将同样导致与专制一样的后果。重要的是，在政府集权之外为公民和社会留下其固有的自治空间，从制度上杜绝行政集权对公民和社会固有权利的侵蚀和殖民。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决于国家、执政党、政府和社会等方面的动态平衡发展，在法律下中国的法治理论预设之下，国家、执政党、政府和社会分别被赋予规范意义的角色：国家是统一、强大并受到法律限制的法律共同体；执政党是接受宪法和法律作为最终承认规则的现代政党；政府是有效率的有限政府；社会是受法律保护的自治体系。国家、执政党、政府和社会既遵循同一的法治规则，也共同服务于一个终极目的，尊重和保障人和公民的权利、自由和幸福。对于已经深深锲入全球化、网络化和利益多元化的中国国家共同体而言，法律下的中国虽然不是达致统一、富裕中国的唯一途径，但应当是走向统一、富裕中国的不可或缺的途径。

和同为一家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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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同行评议；同行专家；专家库；指标体系；专家遴选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2)05-0087-05

一、同行评议的起源与发展

同行评议是一种以提高某一领域工作或事物质量为目的，由相同或相近领域的人们对该项工作或事物进行评价的过程［1］。“同行”一词本身是指具有相同地位和相同能力的人，但是在“同行评议”中，同行一词则是指在某领域中具有较强能力或较高层次的人们。关于同行评议的定义，国内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阐述。郭碧坚和韩宇指出，同行评议是指某一领域或者若干领域的专家采用一种评价标准，共同对涉及上述领域的一项事物进行评价的活动。在科学系统，评价对象则为一项知识产品——人们进行知识生产活动所得产品［2］。吴述尧则将同行评议定义为“由该领域的科学家或邻近领域的科学家以提问的方式评价本领域研究工作的科学价值的代名词，进行同行评议的前提是在科学工作的某一方面体现专家决策的能力，而参与决策的专家必须对该领域的发展状况、研究活动程序及研究人员有足够的了解”［3］。

同行评议最早出现在英国皇家学会期刊《哲学会刊》的论文评审中。1620年Francis Bacon阐述了一种用于评估科学新问题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同行评议的前身。一些英国研究者受到这种方法的启发并于1662年成立了一个正式的学术团体，即英国皇家学会，1665年学会期刊《哲学会刊》创刊，由Henry Oldenburg主编，学会将提交的论文材料按照主题交由具有该主题领域知识的专家审查，这种评审方式通常被视为早期的同行评议。20世纪30年代，美国率先将同行评议引入到科研项目经费申请的评审中，同行评议开始跳出编辑同行评审的范畴，并被普遍用于科学基金分配，逐渐成为一种学术评价方法。

中国最早出现同行评议是在1979年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举办的第二届科学报告会中，会议邀请了同行专家进行评议，用以筛选出较好的研究报告。随后，国内一些研究者开始逐渐关注和研究同行评议，如1980年杨安仙的《谈美国的同行评议》［4］、1983年张渊义的《同行评议是科研计划管理的重要手段》［5］、1988年赵红洲的《引文计量与同行评议》

［6］和周正的《必须重视同行评议中的行为规范》［7］等。根据李芬、朱紫阳和丁枝秀在2009年基于CNKI核心期刊对中国同行评议研究状况的调查数据显示，1979-2007年间CNKI核心期刊共刊载同行评议相关文献443篇，进入21世纪的文献量有明显增加［8］。从调研数据可以看出，有关国内同行评议的研究越来越受学术界的重视。

随着科学发展和人们对知识领域的不断探索研究，同行评议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学术评价方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个完整合理的同行评议评价体系由评价主体、评价客体、评价目的、评价方法、评价标准及指标和评价制度六大要素组成［9］。任何事物都不是完美无缺的，同行评议也不例外，它所存在的一些缺陷如人情关系网、欠公正性、偏保守性以及一些知识剽窃行为等，都需要通过对同行评议实施过程中所涉及的各个要素进行研究从而逐渐完善这种评价方式，在评价客体、评价目的、评价方法、评价标准和评价制度已经确定的前提下，评价主体即同行评议专家的选择对评价结果起着至关重要甚至决定性的影响，而同行评议专家通常选自于已经构建完成的同行评议专家库，因此，作为提供评议专家的来源系统，进行同行评议专家库的相关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三、同行评议专家库的研究内容

构建同行评议专家库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同行评议专家的指标体系问题，即满足什么样条件的人才可以称之为同行评议专家。其次，同行评议专家库中专家的产生方式问题，即同行评议专家库中的专家相关信息是通过何种方式产生的。第三，同行评议专家库的组织方式和技术平台，即采取什么方法和基于何种技术平台构建同行评议专家库。第四，同行评议专家的选择问题，即如何在已经构建完成的同行评议专家库中选取到合适的同行评议专家进行同行评议活动。

和同为一家篇6

【关键词】民族国家；政治整合；国家认同；国族建设；民主

【中图分类号】D0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3）03-0035-008

西欧资产阶级高举代表“全民族”利益的大旗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王朝国家被民族国家①最终取而代之。最早建立民族国家的西欧国家可以称之为原生性民族国家②，由于它们建立时间较为久远，制度架构比较成熟和完备，它们已经进入民族国家发展时期。然而，众多发展中国家，它们中的大多数要么是在反抗殖民统治、争取民族解放和实现国家独立的民族主义运动中逐渐建立民族国家的，要么是在冷战后随着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的兴起纷纷建立民族国家的。它们是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构建民族国家的，由于建立民族国家的历史较为短暂，其中大部分的民族国家制度并不十分稳固，其中还有一些国家只是具备民族国家的外壳形态，缺乏民族国家的真正内涵，民族国家的制度架构的根基总体比较脆弱。

对此，塞缪尔·亨廷顿有一段精彩的描述：“这些现代化中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政治演变状况具有下述基本特征：种族冲突与阶级冲突日益加剧，暴力事件迭起，军人政权频繁，反复无常的领导人物掌权并常常推行灾难性的经济改革和社会政策，内阁大臣与文职人员普遍而公开地贪污营私，任意侵犯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行政效率和效能日渐低下，都市政治集团的疏离感极为普遍，立法机构和法院皆丧失了自己的权威，社会基础庞杂的各政党发生分裂甚或完全解体。”这些问题都是当今世界很多民族国家面临的普遍性问题，它们严重威胁着民族国家的稳定和统一。因此，民族国家建设是众多模仿性民族国家面临的基础性安全工程，“这些国家的政治发展、政治建设或政治现代化，都是围绕着民族国家建设这个主题展开的”。可以说，民族国家建设是模仿性民族国家治理内部政治问题的必由之路，民族国家制度的存续和巩固要靠民族国家建设来实现，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也要靠民族国家建设来维护。政治整合与政治统一、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整合、国族整合与国族建设、民主建设和建设等方面构成了民族国家建设的最为重要的多维向度，同时它们也支撑着民族国家制度的存续和运作。

一、政治整合与政治统一

民族国家建立后，政治整合和政治统一就成为了民族国家政治的核心命题之一。政治整合成功和政治统一实现，民族国家制度根基就会稳定而牢靠，民族国家的制度优势就会不断得到彰显。如果政治整合失败或政治统一幻灭，民族国家就会面临着分裂的危险，甚至会走向解体。特别是民族成分复杂的多民族国家，①政治整合和政治统一的意义更加重大。政治整合与政治统一构成了民族国家建设的根本性政治问题。

政治整合的目标就是要把民族国家内涌现的各种社会和政治力量，整合在同一个政治共同体中，从而维护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稳定。政治统一的根本任务是强化中央政府权力，增强中央权威，削弱地方性、民族性等各种政治势力。政治整合与政治统一是维护民族国家政治安全的横向与纵向维度，这两种维度存在交叉和重叠现象，一者体现在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的横向整合，一者体现在中央政治权威的纵向垂直贯通。

模仿性民族国家的演进路径不像西欧原生性国家从王朝国家顺承演变而来，而是在外力的作用下做出权变选择的。这些模仿性民族国家构建的历史起点、演变路径及目标形态与西欧原生性民族国家有很大不同。一些民族国家构建的历史背景相当复杂，特别是那些民族成分繁多的国家，它们是在族际纷争、族群矛盾、政治冲突的背景下构建民族国家的，各种势力，甚至与殖民统治，交织糅杂在一起，难解难分。民族国家建立伊始，各种多元政治和社会力量开始涌现，各种社会力量呈现出分散、分裂或分离的态势。一些部落势力、宗教势力、民族势力和地方势力甚至挑战中央权威，与中央政权分庭抗礼，这显然成为多民族国家统一和稳定的消解性和解构性力量，对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稳定和发展构成了实质性的威胁。亨廷顿指出，“在一个复杂性和异质性都较高的社会中，如果不建立独立于使其产生的社会势力的政治制度，任何一种社会势力就都不能单独进行统治，更无法建立一个共同体。”在一个异质性极大的多极社会，把各种多元势力整合在统一的国家政治共同体中是有相当难度的，但这直接关系到民族国家制度框架的稳定和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而且，“各种政治力量、政治上层分子和更自主的社会形式——一方面是‘国家’，另一方面是‘社会’——之间不断地进行斗争，力图在民族国家的文化和政治中心的形成过程中占据相对重要的地位，争夺制定有关规定的决定权。”特别是全球化时代的来临，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很多民族国家的社会基本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社会政治问题日益凸显，如社会快速分化，利益冲突加剧，各种社会与政治势力迅速崛起，分散、分裂或分离态势进一步加剧，整合危机更加凸显。因此，在政治整合与政治统一的视野中，“整合”和“统一”就是对“分散”、“分裂”或“分离”的根本性否定，是对民族国家制度框架的有力支撑，更是对民族国家统一和稳定的有效维护。

事实上，民族国家在构建的历史进程中，其本身就蕴含着政治整合和政治统一的功能。资产阶级高举“全民族”利益的大旗向王朝利益发起了冲击，在这一过程中，资产阶级把各种社会和政治力量统统整合到“全民族”的手中，于是，资产阶级才汇聚了摧毁王朝国家建立民族国家的巨大力量。诚然，时下正处于发展中的民族国家，它们构建民族国家的历程与西欧原生性民族国家大不相同，但是民族国家的政治整合和政治统一的功能仍然被延续了下来，而且政治整合和政治统一的基础更加坚实。面对涌现的各种政治和社会力量，以及各种民族性和地方性政治势力，民族国家必须重视政治横向整合和中央政权的纵向垂直贯通。惟其如此，才能使各种社会和政治力量消解于民族国家的制度框架中，才能使中央政府与地方性或民族性政府之间能够保持政治上的统一与协调，树立中央政府的政治权威，改变中央政权力量在地方性或民族性政治权力体系前面鞭长莫及的窘境。当然，这一目标的实现无法一蹴而就，需要长时间的努力才能取得成效，需要长期的坚持才能实现。

二、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整合

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是一种特殊的政治文化现象，而且往往以问题的形式凸显出来。由于多民族国家的国族存在构成复杂多样、民族意识取向旺盛、民族政策失当等问题，国家认同常常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国家认同问题的产生源于多民族国家政治共同体的民族群体之中，它是一种“集体忠诚冲突”。这种“集体忠诚冲突”其实是“各个民族群体对自身的认同与对国家的认同之间的矛盾”。因此，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整合是民族国家时代又一个普遍性的问题，自然也成为了民族国家建设的另一重要维度。

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整合，就是实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统一，其实质是进行国家认同建设。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整合的价值取向在于“国家主义”，而非“民族主义”。最终目标和根本任务是要确立民族对国家的认同。回顾民族国家构建的历史不难发现，只有多民族国家才会产生民族群体是否认同国家的问题，单一民族国家并不存在国家认同问题。①换言之，只有多民族国家才会产生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矛盾的问题，单一民族国家并不存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矛盾的问题。模仿性民族国家建立后，社会成员对民族国家政治体系的认知比较模糊，而他们对所属的民族却表现出强烈的认同意识，这种状况对于民族国家的存续来说无疑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因此，有效整合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实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统一，是民族国家建设的重大问题，多民族国家必须给予高度关注和审慎对待。

事实上，民族国家本身就是一种为调适民族与国家的二元关系而创造的国家制度框架，根本目的就是要确保民族对国家的认同。从这个意义上看，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存在着某种天然的共性和一致，比如拥有相同的历史、人民、文化和土地，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些因素奠定了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基础。从一定意义上讲，一个国家只有同时包含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才能称之为民族国家，缺其一则无法取得民族国家的形式。换言之，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共同构成了民族国家的认同基石，这一点从民族国家的民族性特征即可窥见一斑。所以，在多民族国家，国家认同兼容了与处于同一个政治共同体中的各民族的民族认同，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民族认同融合于国家认同之中。当然，值得指出的是，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两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但却并非相得益彰、相互促进的正相关系，而是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如果只看见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某种重叠性和一致性，忽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冲突和矛盾，那么就难于跳出把民族国家视为单一民族国家的藩篱，如此也就没有真正把握民族国家的丰富内涵和本质特征。

纵观民族国家发展的演变史，每当多民族国家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不能实现有效的整合之时，那么民族国家就会面临解构性的威胁，甚至走向解体和消亡。作为独霸世界一方四十年之久的苏联，在没有战争和外来侵略的情况下自行崩溃了，给世界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尽管对于苏联解体的原因，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民族因素对苏联解体所起的关键性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认为：“民族关系，成了摧毁苏联的攻城槌。”

事实上，苏联解体的过程也是苏联各民族对国家认同危机日益恶化的过程。一旦民族对国家产生认同危机并继续恶化，民族国家就会面临解体的威胁。这引发了意味深长的警示：如果民族对国家认同弱化，甚至产生国家认同危机，民族国家就会难逃解体的厄运。至于南斯拉夫解体的根源，也曾一度引起学界的激烈争论，但是南共联盟民族政策失误和各种民族主义的泛滥所导致的各民族对南联盟的认同危机，不能不说是南斯拉夫解体的重要根源。由此可见，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矛盾和冲突一旦无法调和，民族国家的制度框架就会崩溃。

发展中国家建立民族国家的浪潮有两次，①一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在争取民族解放、实现国家独立的民族主义运动中建立了民族国家；一次是在美苏两极对抗结束后，随着帝国霸权的衰落和冷战的结束，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迅速高涨，民族主义催生了几十个民族国家。这些民族国家构建的历史背景相当复杂，在民族国家建立后，由于民族矛盾层出不穷，族际纷争此起彼伏，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二元关系常常呈现十分紧张的态势。由于民族对国家的认同程度不高，民族国家往往徒有其表，缺乏内涵。这些民族国家的建立，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矛盾，但国家认同问题依然是这些民族国家建设中亟待解决的严峻问题。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一体化与离散化呈并存态势，而“民族认同问题无疑是多民族国家内部离散化的重要因素”，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更加复杂化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冲突和矛盾呈愈发凸显的趋势。

在一些民族成分和民族结构比较复杂的多民族国家，由于尚未形成一个有较强凝聚力的强健国族，所以，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往往处于某种非平衡状态，民族认同强烈制约着国家认同的发展。近些年来，很多发展中民族国家内部存在族群或族裔群体的民族意识有增强和高涨的趋势，从而导致了民族主义的兴起。虽然民族主义“那种呼风唤雨的神效”已不复存在了，但是在推动民族认同的膨胀方面却仍然发挥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于是，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就会呈现失衡的态势，民族认同对国家认同产生强大的消解性影响也成为常态，从而造成了严重的国家认同危机。因此，对于民族认同的膨胀不能置若罔闻，更不能任其发展，稳妥的治理路径是秉承“国家主义”取向，对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进行有效整合，使二者协调均衡发展。

三、国族整合与国族建设

国族构建与民族国家构建相伴相生，国族构建贯穿于民族国家构建的整个历史进程中，二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面，是一种互为条件、相生相伴关系。一个国家要建立民族国家，就必须把国内各个民族整合成为统一的民族共同体，这就是国族构建。一些民族成分较为复杂的国家，在民族国家建立后，各民族还保持着较大的独立性和特殊性，它们对国族认同的程度不一。各民族虽然共处于一个统一的国家共同体中，但由于民族国家的制度优势尚未充分发挥，它们在国家政治共同体中的地位不尽相同。一些多民族国家内部，由于族际差异明显、族际关系复杂，必然存在民族与民族、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博弈现象。当民族精英为谋取自身利益，从而挑起族际间的紧张关系时，就会造成民族对国族认同的弱化。而且，国外势力为了获得地缘政治利益或抑制竞争对手，他们往往会煽动和挑起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分裂现象，由此也会造成国族认同弱化。一旦这种博弈现象与这些挑拨因素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多民族国家的国族认同就会产生严重的危机。

综观世界，不论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国和加拿大，还是已经解体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南斯拉夫，或是正为族际纷争而苦恼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国族的整体性（认同）程度高的国家，就不存在民族分裂主义或发生民族分裂主义的可能性很小，国家统一和稳定的基础就牢固。相反，国族涣散、衰弱的国家，常常发生民族分裂主义运动。”因此，民族国家必须要进行国族建设，通过国族建设来保障民族国家的制度架构，从而有效避免民族分裂主义的发生，至少可以大大降低民族分裂主义运动发生的概率。很显然，国族建设是民族国家建设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维度，是一项关乎民族国家政治安全根基是否稳固的基础性工程，民族国家必须给予相当的重视。

国族建设的过程，就是民族国家内部的各个历史文化共同体凝聚为一体的过程。把民族国家内部的各个文化民族锻造成统一的、具有凝聚力的民族共同体，也就构成了国族建设的总体目标和发展方向。作为民族国家各民族凝聚而成的民族共同体，国族不但含有历史文化的印痕，而且还含有国家特性或政治特性的深深烙印。所以，要打造一个强健的国族，就要从文化、国家或政治两个层面苦下功夫。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指出：“保守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对一个社会的成功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开明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政治可以改变文化，使文化免于沉沦。”在这里，丹尼尔强调文化功能，但也不否认政治的重大作用。国族建设与此有着某种天然的相似性，既要重视文化层面的建设，更要重视政治层面的建设，既要运用文化力量，也要运用政治力量。

在多民族国家内部，主体民族与国族、少数民族与国族、各主体民族之间、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往往存在结构性张力，甚至主体民族主义与国族建设之间还存在某种“悖论现象”，这是民族国家无法回避的问题。面对这些棘手的现实问题，民族国家必须增强国族的同质性，并使之成为国族建设的基本价值取向。而构建国族文化、增强国族意识、筑牢国族认同则是塑造民族国家强健国族的具体实现路径。

构建国族文化，就是要构建具有同质性的国民文化，这是国族建设的有力支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当中，每个民族都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民族文化。事实上，民族本身就是以共同的文化为纽带联结在一起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民族之间的差异归根结底是文化的差异。在一个多民族国家，有多少个民族，就有多少种民族文化。由于每一种民族文化的价值偏好、思维方式、风俗习惯、生活方式都不尽相同，每个民族都打上了特有的民族文化的深深烙印。当然，每一种独特的民族文化也会对民族的每一位成员产生深刻的影响。在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共处于一个统一的国家政治共同体之中，文化差异往往会造成族际冲突，一旦与其他因素交织一起，族际冲突常常会导致恶化。因此，民族国家必然要进行族际文化整合，建立具有同质性的社会文化和政治文化，这对于铸就国族的聚合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增强国族意识，就是要塑造独特的“国族性格”，这是国族建设的重中之重。民族意识是民族的必然属性，是民族成员对所属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对民族关系的意识。国族意识是作为人们共同体的各个民族持有一种超越自身民族、但又不超越国家范畴的“认识”，是一种特有的“国族性格”。在民族国家构建的历史进程中，国族就开始形成，各个民族就开始有了国族意识。增强国族意识，能够增强民族国家的各民族对国族的认同意识、命运意识和归属感，从而增强了国族认同。国族意识与国族民族主义具有紧密的联系，国族意识的增强“集中体现于国族的民族主义之中”。国族民族主义是建立在民族共同体对国族的热爱和对国族利益深切关怀基础之上的关于国族的生存、发展、权利的思想观念。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中国各民族面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充分体现了中国的国族民族主义。因此，要增强国族意识，就要努力塑造“国族性格”，适当淡化各民族的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提倡“我们都是一家人”的国族理念。

筑牢国族认同，就是要整合民族认同，使民族认同融合于到国族认同之中。前已论及，在多民族国家，主体民族与国族、少数民族与国族、各主体民族之间、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往往存在一定的张力，甚至主体民族主义与国族民族主义之间还存在某种“悖论现象”。究其根源，就是没有实现对各民族的民族认同的有效整合。构建同质性国民身份，推动民族的融合，有助于增强对各民族的民族认同的有效整合。当然，如果各个民族“愿意将自我的原有特质，投射到另一新身份的象征符号，以塑造一个更符合国家利益的新兴民族（这里所指的新兴民族其实就是国族）”，这无疑对国族认同建设大有裨益。可见，构建同质性国民身份，可以有效地维护国族文化和促进国族意识。因此，这种为了超越民族，但又不超越国家范畴的“共识”，可以促使民族认同上升到国族认同。

四、民主建设与建设

民族国家是人民的国家，国家和国家政权属于民族国家内部的全体人民。在民是国家合法性的基础，这是世界民族国家长期历史发展的证明。人民性是现代民族国家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即充分体现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是民族国家的根本要求。在民不仅是一句口号，它还关系到一个民族国家的根基是否牢固。离开了人民对国家政治共同体的权力授予，民族国家的维持就缺乏合法性基础，“政治体系的崩溃或过渡时期，常常以暴力向合法性挑战为标志的”。如果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出了问题，就会直接导致民族国家的分裂或解体。长期以来，一些国家在面临合法性问题的时候，不得不通过提高它们发展经济的能力来寻求合法化，但当经济增长或滑坡时，合法性便消失了，就出现了动乱，苏哈托统治下的印度尼西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事实上，靠发展经济来获取政权的合法性的方式存在很大的局限性，要筑牢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基础，主要依赖民主建设的推进和制度的建设。民族国家的民主建设和建设，是民族国家制度框架稳定的根基。

民主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最重要内容体现在民主政治建设和公民社会建设两个方面。罗伯特·达尔曾对民主作过精彩的论述，他认为民主的标准体现在：有效的参与、选票的平等、充分知情权、对议程的最终控制、成年人的公民权。罗伯特·达尔关于民主标准的论述完全适用于大规模体系的政府，具体而言就是民族国家政府的民主程序。可见，在民族国家形态下，民主建设不仅要进行民主政治建设，还要进行公民社会建设，它们共同构成了民主建设最重要的两个维度。

民主政治是现代民族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有些学者认为西方民族国家的“民主面临着挑战和危机”，但对处于发展中的民族国家而言，民主政治的欠缺或民主机制的不完善才是最大的挑战和危机，因而民主政治建设是这些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鲁恂·派伊指出：“政治发展是民族国家的运转”，认为“民主政治的制度与实践的建立与政治发展是同一的”。在民族国家，进行民主政治建设就要推进政治发展，不仅要促进政治结构的合理化，提升政府的能力水平，而且还发展政治文化。政治结构、政府能力和政治文化这三个指标“指示了政治发展的价值取向”。在一些民族国家，由于民族国家建设起步较晚，政治结构的分化和专门化水平较低，造成低效率、不科学和不合理的现象比比皆是，“反复无常的领导人物掌权并常常推行的灾难性经济改革和社会政策”造成的严重后果令人堪忧，甚至还有一些国家没有政治文化的基础——公民文化，造成参与型政治文化的缺失，这些都是民主机制不健全不成熟的体现。在此意义上说，权力的行使者必须受制于一套程序，使他人有权质询，从而保证决策的科学化和合理化。因此，民主政治建设就是要大力推动民族国家的政治发展，使其政治结构不断优化，政府能力不断提升，政治文化不断发展。

公民社会是现代民族国家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在民族国家建设的框架下，之所以把公民社会建设作为民主建设的一个重要向度，这是由民族国家人民性的本质特征的内在要求所决定的。在欧洲民族国家构建的历史进程中，人与人之间的自由契约关系取代了封建人身依附关系，个人首次成为自由和理性的主体，这与早期资产阶级理论家们所倡导的自然权利、在民等现代民主政治理念一起，成为反对封建王朝、推动民族国家建立的强大动力源。作为现代民族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独立主体，公民则视政府为自己的政府，而不是他们的政府，这是现代民族国家凝聚力的重要源泉。公民具有“民主人”的性格，有一种开放包容的气度和多元的价值取向，而且会以一种理性的态度参与政治生活。因此，在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人民与政府、社会与国家、民族与国家的张力都可以得到有效的消解。一个公民社会越成熟，那么民族国家制度结构越完备，公民社会可以使民族国家确保公民权利得以实现。很多模仿性民族国家，由于大多处于发展中阶段，公民社会发育程度低，因此公民社会建设必然成为民族国家建设大框架下的一个重要内容，它与民主政治建设相辅相成。

在民是民族国家本质特征之一，宪法至上源于在民的思想。实现是现代民族国家政治的根本标志和常规形态，是民族国家制度框架得以有效维持和巩固的根本保证。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民族国家的建立与制度的出现是紧密相连的，可以说，没有国家政权的化，民族国家是不可能建立的。在原生性民族国家构建的历史进程中，资产阶级高举民族主义的大旗与封建专制主义作了殊死斗争，民族对国家的认同逐渐形成。当“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尤其是对国家政权进行了化改造以后，就基本上解决了民族与国家之间的矛盾，实现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统一，并将国家建立在民族认同的基础之上，从而建立了民族国家”。没有对国家政权实行化改造，民族国家的根本性问题，即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矛盾问题就无法解决，民族国家的建立就无从谈起。

经过长期的演变和发展，较早建立民族国家的那些国家制度比较完善，大都处于民族国家发展时期，而那些处于发展中的国家却仍然处于任重而道远的民族国家建设时期，建设依然是民族国家建设的重大而迫切的任务。这是因为，一些处于民族国家建设时期的国家，虽然采用了制度，但是由于历史和客观原因，制度并不完善，制度的本质和原则并没有很好地体现出来。具体而言，有些民族国家的国民观念比较薄弱，公民权利意识和政府守法意识不强，宪法的权威没有得到彰显。因此，这些民族国家就必须进行建设，用制度来约束民族国家政治权力，界定公民权利，使政治权力纳入到宪法的轨道并受其制约，维护宪法的权威，真正体现宪法的至高无上。

和同为一家篇7

2003年5月，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以《到底该给多少钱》为题对四川省南充市政府投资建设的北环公路工程结算问题进行了报道，北环公路竣工决算经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审定为378万元，双方签字盖章。当地审计部门审定该工程竣工决算应为277万元，核减101万元。电视栏目专家认为应按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签字的378万元付款，认为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依据《合同法》该合同合法有效。市中级法院判定以378万元进行结算，未能采用审计决定办理工程结算，致使国家资产遭到损失。事后，检察院依据审计部门查出的虚报工程量、高估冒算等线索立案侦察，最终将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利用合同侵害国家利益的犯罪分子依法处理。又据报道，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粤海铁路建设公司，通过弄虚作假，虚拟建设工程合同，套取国债建设资金657万元，同时利用变更设计补充合同，提高材料价格套取转移建设资金，损害国家利益。由此个案引出对国家建设项目中合同签定及合同执行与审计监督权威性的思考。本文重点针对国家建设项目中存在的建设工程合同形式合法，从合同上不能直接判定其为无效合同，

但执行结果则可能损害国家利益。提出国家审计机关对国家建设工程实施审计监督与司法机关在审理国家建设项目合同纠纷时，如何衔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使其起到相互补充、相互依据的作用，最大限度的发挥法律效率。而不是片面理解上述法律，甚至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对立起来，否则会产生严重的错误结果，从而导致执法主体对同一执法事项的不同执法结论。

一、对建设工程合同主体合法性的认定

当前，国家审计机关在对国家建设项目进行审计时，发现建设领域较为普遍地存在建设工程合同主体与合同执行主体不一致，即建设领域中的挂靠、转包、违法分包等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规定：禁止施工企业超越本企业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承包工程，禁止其他单位使用本单位的资质证书、营业执照以本企业的名义承接工程。施工单位为规避这一法律规定，采取无施工资质或低施工资质的施工单位利用挂靠高施工资质施工单位，签订施工合同，承接施工任务。以至当前建设领域存在一种普遍现象即：一级施工队伍中标，二级施工队伍签合同，三级施工队伍甚至无等级施工队伍施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合同当事人应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和民事行为能力。施工企业的民事行为能力具体体现在其施工资质（施工装备、施工技术结构、企业信誉、企业业绩等施工能力）上。由于挂靠方式的出现，合同签定单位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担实际承建单位却不具备相应的施工资质及完成建设任务的能力，于是建设过程中，建设工程纠纷增多，国家建设项目遭到一定的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合同主体不合格则所订合同为无效合同。但人民法院在审判建设工程纠纷时，片面强调合同签定主体资格的合法形式而忽视了合同实施主体的实质，不合格的合同施工主体得到事实上的承认。挂靠单位的成在，其结果直接影响建设工程质量和建设工程造价，损害的是国家利益。

建设工程合同条款的签定，要求具有较强的工程专业知识，达到合同条款合理。由于施工单位长期从事工程施工工作，具有较丰富的工程结算经验，如在工程量清单报价中采取不合理的不平衡报价，易于在合同中有意识地埋下伏笔，使之在工程结算中有利于施工企业。而建设单位往往在工程结算经验方面处于弱势地位，不能在订立合同时有效防止不利因素的产生。同时由于法院在审理此类工程结算纠纷时，重点审查合同主体是否合格、合同内容是否合法、合同意思表示是否真实，在此基础上更多的强调合同的有效性，由于法院本身不具备这方面的工程专业知识，难以从专业技术方面发现合同结算中存在损害国家利益的问题，从而容易作出不利于建设单位的判决，而最终损害了国家的利益。

由于国家建设项目的出资人是国家，在利益方面存在国家、企业、个人三个方面的利益关系，这种利益格局本身存在损害国家利益的可能。加上建设领域中建设市场不健全，不规范行为、腐败行为的存在，建设单位、监理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从自身利益出发，共同串通以不法手段损害国家利益（粤海铁路建设项目就是典型事例）。在这种状况下，建设单位即国家利益的人所签定的建设工程合同就很难代表国家的真实意思。人民法院在审理部分国家建设项目工程结算纠纷案中，偏面强调合同是当事人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为维护合同形式上的合法性，则可能作出损害国家利益的判决结果。

国家审计是对建设各方履行合同情况进行监督，是维护合同双方的合法权益的，只要各方完成合同所规定的内容、义务，审计机关必然要确保各方享受合同规定的合法权益。但是，对于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弄虚作假、高估冒算等恶意串通行为，审计机关必然要挤悼“水分”，维护国家利益，维护施工单位的合法权益，而非不法利益，这才是国家与施工单位的“真实意思的表示”。

最高人民法院2001民一他字第2号司法解释规定：只有在合同明确约定以审计结论作为结算依据或合同的约定不明确、合同约定无效的情况下，才能将审计结论作为判决的依据。高院的这一规定从法律上为国有资产的流失打开了缺口，同时也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对立起来，产生了错误的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23条规定，国家审计机关对国家建设项目进行审计监督。检查其投资活动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效益性，以保证国有资产的安全、完整。从法律上明确审计机关对国家建设项目审计的合法性，这种审计监督权而非合同约定的权力。因此，高院的司法解释从程序上、权限上都有悖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规定，从内容上也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规定的固定资产投资审计的职能。

二、对国家建设项目依法审计，充分利用法律依据加强审计监督

对部分国家建设项目审计结果与法院判决结果不一致的问题，有其法律相互不完善或冲突的因素，需要国家立法部门加以进一步明确或完善，同时也存在依法行政时对法律法规的理解及运用策略问题。这些都需要在具体工作中加以解决。

从法律上说同一事实情况出现法院与审计机关结论不一致，其根本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属民法范畴，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社会关系的法律，其基本原则是意思自治、私法神圣。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属行政法范畴，是公法。在司法实践中，司法部门更强调私法优先。同一法律事实在同时涉及运用公法与私法时，究竟是公法优先还是私法优先，在立法界还存在争论。因此，上述问题的解决需要立法机关从法律的权威性上加以界定才能得以根治。本人认为，行政法律是国家机器正常、高效运转的保障，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是民事法律关系得以健康发展的前提，从此意义上说公法优先是必然。从法权的意义上说，国家利益是高于一切的，国家建设项目的建设方是国家利益的代表，国家审计机关是国家利益的法定监督部门，司法机关在审理国家建设项目合同纠纷时，应充分依据具有法律效力的审计结论和审计决定作出判决，而不是置审计结论和审计决定而不顾，从而真正体现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衔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相应修改或完善相关条款，以起到相互补充、相互依据的作用，最大限度的发挥法律效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4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豋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同时第127条规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对利用合同危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负责监督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据此可以看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把某些具体合同的生效权限已经让渡给了其他法律的具体规定。因此，完全可以通过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增加条款：对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的建设项目的合同，应当经过国家审计机关的批准后生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23条、第40条、第45条和《审计法实施条例》第21条的规定，审计机关作为审计行政主管部门，有权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对利用合同危害国家利益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进行处理、处罚。在国家建设项目中，审计决定作为一种特殊的行政强制行为，应在民事诉讼中明确其法律效力。在民事法律中，应明确审计决定在民事诉讼中具有的法律效力和法律地位，具体体现为民事审判程序中，强调审计决定的证据优先原则，审计决定在民事审判中应作为当然的有效证据，除非有相反的证据足以推翻审计机关的决定，否则不能改变审计决定作为强制行为的法律效力。

在现阶段，有效运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尽量减少法律运用中产生的不必要的冲突。审计法赋予了审计部门有权审查国家建设项目工程结算的权力，为保护国家财产给予了法律保证。合同法赋予了合同双方共同遵守合同条款，维护合同双方的合法经济利益的法律保证。在合同双方都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产生的法律效果是一致的。但是在合同有效条件下，由于建设工程结算的特殊性，合同结果可能存在违法违规问题，这时，审计决定与法院判决可能产生不同的法律结果。这在具体审计实务中如何策略运用法律、法规，是应该引起充分注意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的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合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均属于无效合同范畴。无效合同是不发生合同当事人所期待的法律效力的合同。对无效合同，审计部门不宜超前下达审计决定，应先由人民法院对合同认定无效，审计部门根据审计事实依法作出审计决定，按审计决定执行，避免在合同尚未宣告无效的前提下，产生审计决定与合同有效性的冲突，造成审计决定难以执行。但在具体的审计实务中，更多遇到的是合同合法但合同部分条款不合规、不合理或合同执行结果存在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对部分条款不合规、不合理的合同，审计过程中应要求建设单位提请法院变更不合规、不合理的合同条款，以至变更后的合同与按国家规定审计的审计结果一致，以利于审计决定的顺利执行。对合同中明确规定是以固定价格进行结算的，如果审计结果表明合同执行结果存在损害国家利益的，审计决定应侧重于揭露合同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对其造成的损失其责任应由建设单位承担，审计决定不宜强制施工等单位执行，从而避免审计决定与合同履行产生直接冲突。

三、规范国家建设项目的审计程序，发挥审计监督作用

认真分析当前部分国家建设项目的审计决定与人民法院判决的结果不一致现象，实际上不是审计执行国家法律法规方面或审计工作质量上存在问题，更多的是审计执法程序上不合规，导致审计决定在人民法院判决工程决算纠纷中未能得到采用。审计程序不合规主要表现在审计机关在对建设项目审计过程中，仅对建设单位一方下达审计通知书，未考虑到国家建设项目审计的特殊性，未对与建设项目工程结算相关的施工、监理、设计、供货等单位下达相应的审计通知书，由于最终审计决定要求建设单位、施工、设计、监理等相关单位共同执行才能完成，而非建设单位一方执行即可，因此，仅对建设单位一方下达审计通知书，在审计决定执行主体上产生了法律偏差，导致审计决定不能得到有效地执行，甚至产生行政诉讼。当产生行政诉讼时，人民法院更多的是从审计执法程序上来认定审计决定的合法性，从而导致法院判决与审计决定不一致的结果。

在当前国家法律法规尚未修改前，充分利用地方立法来保证审计对国家建设项目合同中约定的违反工程结算规定或合同执行结果损害国家利益的监督作用。对建设单位来说，并非所有承担国家建设项目的建设单位都很懂得和掌握建筑工程、安装工程等专业性极强的专业知识，这样难免在建设项目招投标、概算、设计、施工等方面产生漏洞，而给国家造成损失。由于这种损失具有较大的隐蔽性，易被表面形式合法的合同所掩盖。对此，加强对国家建设项目的审计监督就更显必要。在当前状况下，可考虑各地审计机关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积极向本级政府建议，由地方立法在本行政区域内，规定国家建设项目的工程结算必须经审计机关审计，其审计结论作为双方办理工程款结算的依据，将其纳入必经程序，其国家建设项目合同的签定必须符合这一规定。以地方法规的形式来解决现阶段存在的问题，作为一种过渡时期制度以保证国家资产不受损失。

综上所述，加强对国家建设项目的审计监督是国家利益的需要，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赋予审计机关的权利。对建设工程合同行使好审计监督权，从合同上有效防范损害国家利益行为的产生。充分运用现有法律、法规坚持依法审计、客观公正，切实维护国家的利益和建设各方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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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尹志强。民法[M].北京：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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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同为一家篇8

    [论文摘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作为脱胎于近代欧洲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体制下的民族国家建制普遍遭遇到了认同危机。然而,和西方国家不同的是,东方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还远远没有完成,作为民族国家的各个构成要素的居民、领土和主权等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而其中这些国家在其领土属性转型进程中所体现出来的认同危机却是最为直接的,这也是东方国家在建构和强化民族主权国家过程中首先必须解决的基本课题。

    一、引言

    所谓国家认同就是指在有他国存在的语境下,人们构建出归属于某个“国家”的“身份感”。对个人来说,国家认同是指个人在心理上认为自己归属于该政治共同体,意识到自己具有该国成员的身份资格;对国家来说,是指其独特属性以及由此而来的保持该独特属性的权利得到他国的承认,只有同时得到本国国民和国际社会的认同,国家才能得以存续。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作为脱胎于近代欧洲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体制下的民族国家普遍遭遇到了认同危机。然而,和西方国家不同的是,后发的东方国家的民族国家建构过程还远远没有完成,作为民族国家的各个构成要素的居民、领土和主权等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危机。而确定的领土是一个民族国家得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这与传统国家意义上的“领地”和“边陲”概念截然不同。因此,这些国家在其领土属性转型的进程中所体现出来的认同危机是最为直接和激烈的,这也是东方国家在建构和强化民族主权国家过程中首先必须要解决的基本课题。 对“领土属性”(Territoriality)的研究最初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查尔斯·梅尔提出来的。他认为:“所谓领土属性是仅指由国家控制其边界内政治空间及各种权力等而形成的。直到最近,这些权力和政治空间至少为民族的和种族的身份认同建立了框架。……领土属性并非人类社会的永久特征,它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的政治形式也是历史性的,有其开端和终结的时候。但是,它从未遵从以世纪为标志的时间轨迹,而是为政治、经济提供了构建于地域空间的各种结构。”而“领土属性之转型”这个概念主要是指后发的东方国家在从传统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发展过程中首先面临的是有关领土疆界的确定及在此基础上国家结构、功能和观念的重新转换过程,也就是东方国家从殖民主义时期的封建“领地国家”向后殖民主义时代的现代“领土国家”转向的过程。这里所说的“东方国家”首先具体就是指东方民族国家,即兴起于18世纪并逐步扩散到全球的、近代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它是以民族(一个或数个)为基础结合起来的政治共同体。另外,基于对西方文化殖民的批判,笔者通过借助萨义德东方学中的“东方”一词来界定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东方国家”,以边缘话语对抗和消解中心权力话语来强化西方国家目前对东方国家进行文化殖民的事实。因此,东方民族国家尽管在其构成形式上与西方民族国家没有两样,但在后殖民主义语境下,其建构过程和发展程度却有着质的不同,其中国家领土边界就是在摈弃西方殖民主义国家的“治外法权”(Extraterritoriality)以及谋求民族自决的基础之上最终得以逐步划定和确立起来的。

    二、东方国家的领土属性之转型

    一般地,民族国家是欧洲中世纪以来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处于封建制时期的东方国家尽管一般都是中央集权式国家,但在其领土属性方面和中世纪的欧洲大同小异,分封制和世袭制使得民众对与自己有直接利益联系的领主的忠诚远远超过对国家的忠诚,国际领土边界和疆域也都不是很明确,或者正如有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传统国家有边陲(Frontiers)而无国界(Borders)”。领土国家形成于16、17世纪的欧洲,“三十年战争”(TheThirty Year’S War,1618—1648)结束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的签订则标志着西欧“领土国家”的最终形成;而后来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继续发展以及18世纪欧美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则促使“民族”和“民族国家”得以最终形成。但随着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近代欧洲国家率先完成从传统国家向近代民族国家的转型,而同时代的东方国家则始终没有能孕育出欧洲那样的民族主权国家;实际上,东方国家后来只是在遭遇西方殖民入侵和统治的过程中才开始“被迫”向民族国家转型的。民族国家一般都建立在领土、主权和人民三要素之上。民族国家作为一项领土政治安排,其存续的基础端赖于边界(border)的明晰与确证,而民族国家也就“成为建构和维护边界的人”。因此,任何欲谋求独立的政治实体要成为一个民族主权国家,首先它就必须具备确定的领土,这是东方国家向民族国家演变的逻辑起始条件。不过,此时对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东方国家来说,获得确定领土的过程同时也是其传统固有疆域盈缩的过程,因为这也是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对东方国家领土肆意掠夺和扩张的时期。但值得强调的是,由于西方列强自由资本和垄断资本市场在东方国家里的扩张性,客观上使得传统的东方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开始逐步向近代民族国家方向发展。因此,有学者指出,领土属性的转型并不仅仅意味疆域的盈缩和边疆事务的变化,因为东方国家领土的沦丧仅仅只是反映领土属性的表面变化。以近代中国为例,清帝国在列强的压迫下将边界变成近代国际边界,加上内外事务的区分、国内主权的扩展直至后来国际主权的最终确立等才使得近代中国开始由传统的封建帝国的母体脱胎为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

    然而,对于近代东方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来说,由传统国家演变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还只是刚刚开始。当西方列强在殖民扩张以彻底颠覆这些国家原有的国家体制时,他们同时也已经开始按照民族国家的建制在这些东方国家重新配置其政治资源。因为按照国际法,东方国家对于领土主权的最终获得正是民族国家初步形成的标志;而领土主权的确立是东方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非殖民化运动下通过谋求民族自决而最终得以实现的。从此,国际社会中的主权演化开始与第三世界国家主权密切相关,而主权的多重性含义被日益分化为东方民族(领土)国家主权与西方民族(民主)国家主权两分图景。在西方国家已经由以往单纯的民族国家形式演进为民主国家的时候,东方民族国家还在“领土国家”的建构阶段苦苦挣扎,因为直到目前为止,广大东方国家尽管具备了现代民族国家构成要素的基本形式,但其在建构合法的民族国家时仍然还没有完成领土属性的最终转型,特别是自冷战结束以来由第三世界国家领土边界纷争引发的国际冲突就频频发生。概括起来,东方国家在建构民族国家所面临的领土转型至少包括两个发展阶段:第一,已经获得政治独立的东方国家还没有完全实现国家领土的完整性和统一性。如非洲国家由于受西方殖民势力范围的影响,许多国家的边界被人为地任意分割和划定,使得一个民族可能同时存在于几个国家。第二,已经完成国家统一并具有相对确定的国家领土边界的东方国家由于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冲击还没有真正完成其领土的转型。有些政治实体有民族意识和认同,但缺乏合法的领土或缺乏确定的领土,如库尔德人和巴勒斯坦人。毫无疑问,主权与合法性原则一直与领土密切相关。一方面,这种领土有明确的边界划分,而这种划分经常伴有暴力冲突,国家领土边界的区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被重视,联合国宪章及许多国际条约都强化了这一点;另一方面,尽管有趋势表明领土主权观念的排他性正渐渐受到侵蚀,但领土并非是一个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命题,它可能根据文化、经济与技术条件而在强度与形式上发生重大变化。

    三、领土属性之转型中东方国家的认同危机

    如前所述,对于绝大多数东方民族国家来说,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尽管其成功地获得了政治独立,拥有了其相对确定的合法领土边界,但这些国家的领土转型直到目前为止始终还没有完成,而在此过程中却又深刻遭遇到了因其领土转型过程所带来的国家认同危机。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和同为一家篇9

一、国家定义:超越韦伯的新界定

国家是米格代尔社会中的国家研究的核心概念。他认为，自韦伯把国家定义为在给定疆域中(成功地)垄断暴力的合法使用权的人类共同体以来，这一理想型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经常使用的一些理论视角，如文化主义、理性主义和制度主义，实际上他们都是韦伯的追随者。这些理论尽管提出了不同的国家定义，却并没有表现出明显区别，它们都倾向于强调国家的制度性特点(国家作为一个或一套组织)、功能(尤其立法功能)和它对武力威J摄的依赖(垄断暴力的合法使用)，从而把核心聚集在国家的权威问题上，认为国家有着自主的目标，能够使用暴力和合法性作为成功的工具来保持社会控制和政策执行[3] 14.15.235。问题在于，如果以上述定义为参照，那么在现实的国家中广泛存在着的权威分离或权威争议的情形，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在国家目标形成和政策转化过程中的失败现象，就只能被作为与理想型国家的差距而被表述或概念化，这也就模糊了学术定义的准确}h}，进而可能损害其理论解释力。对此，米格代尔认为有必要发展出一种新的，不同于韦伯的国家定义。

米格代尔提出，国家是一个权力的场域，其标志是使用暴力和威肋、使用暴力，并为两个方而所形塑:一个领土内具有凝聚力和控制力的、代表生活于领土之上的民众的组织的观念;(2)国家各个组成部分的实际实践。在这个新定义中，国家的权威仍然是核心，但它由观念和实践两种元素构成。其中，观念意味着感知，这种感知把国家设想为一个富有统治力的、经过整合的、自主的实体，国家内部具有高度的权威性、整合性和一致性，并有着明确的国家疆域边界、公共和私有边界。实践则是指国家人员和机构的常规工作，不仅涉及国家采取各种方式和手段控制领土元素，而且包括国家领导人通过各种计划、政策和行动来划分公私边界、改造社会，它们共同构成了国家能力，是国家权威性的具体表现。在观念与实践之间，二者有着复杂的关系，突出表现为观念往往趋于相同，而实践则趋于异质。这意味着，尽管在观念上国家意味着权威性和一致}h}，但是在实践中由于不同国家存在着历史和现实的各种差异，它们可能会表现出不同的权威特征，这是由不同的国家能力所决定的。

在新的国家定义中，米格代尔通过观念和实践两个维度的区分，巧妙地把国家具有权威}h}和国家权威分离、权威争议等不同情形融合在一起，使国家定义更贴近现实，并以此作为指引，研究的重心就转向了不同的国家实践即国家能力上。

二、国家能力及其影响因素

米格代尔继承了亨廷顿的观点，认为国家间的最大差别并不在于政府类型，而是其真正管理的程度，也就是国家能力各不相同。在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具体研究时，米格代尔明确指出，国家能力包括渗入社会的能力、调节社会关系、提取资源和以特定方式配置或运用资源四大能力。这里的核心是支配和社会控制，它们构成一种类似于迈克尔曼所谓的基础性权力，即通过国家基础来协调社会生活的权力，或者说国家制定各种社会规则来管理人民的生活细节或者决定由谁制定这些规则的权力。这种支配和社会控制的程度如何，可以通过服从、参与和合法性这三个具体指标来衡量:服从指民众遵从国家命令和要求，它与国家掌握的各种资源有关;参与指对国家运营的或国家授权的机构重复自愿地使用或加入，完成各种特定任务;合法性指认同国家制定的规则和社会控制是真实且正确的，同时认同国家的象征秩序并作为自己的价值体系。基于这些指标的衡量，一个国家得到的服从、参与和合法性越多，就代表它实施支配和社会控制的能力越强。随着社会控制的增强，国家有效动员公众来完成各项工作的力量就越强，也就意味着国家能力越强。

不过，米格代尔特别强调的是，现实中具有强大国家能力的国家是十分罕见的，必须同时具备许多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才有可能建立。更普遍的情况是，国家像波兰尼阐述的那样是嵌入在实际环境和社会结构中的图，它要而对自身内部和外部各种力量围绕支配和社会控制展开的抵抗和争夺。这些力量也都试图获取民众的服从、参与和合法性，从而攫取制定规则的权力或者保护并加强自身的力量，这都成为影响国家能力的重要因素。

国家能力的首要影响因素是社会力量对支配和社会控制的争夺。一般而言，社会力量代表着一种具有结社行为的机制，既包括非正式组织，如某些国家的友谊群体或老男孩群体;也包括正式组织，如商业组织和宗教组织;还包括因某种共同目的而组织起来的社会运动，如环境保护运动等。具体到第三世界国家，这些社会力量主要是本国的宗族、部落、种族群体以及由酋长、地主、老板、富农、部落领袖等强人发起的各种社会组织，和跨国经济、社会组织。这些社会力量因为历史的沿袭或者现实的资本扩张而掌握了一定的资源，它们围绕着基本的道德标准、日常生活行为对错，甚至公共政策的形成与实施等各类问题，与国家展开争夺，向民众宣传自己的目的及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提供一种不同于国家规则的生存策略，以此寻求支配和社会控制的权力。而且，这些社会力量是分散的，各有特点和目标，因而也会沿着各自所能主导的问题领域、囊括的人口数量和地域范围、自身经验的推广性三个维度来扩展支配和社会控制C37 ioa-iia。对于国家而言，这些社会力量成功实现它们的目标，就意味着国家能力被削弱了。在现实中，像塞拉利昂一样的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支配和社会控制的权力分散在各种社会力量中，整个国家呈现出一种网状的碎片化社会控制特征，它们的国家能力比较弱小，成为弱国家的典型。与此不同，只有像以色列这样的少数发达国家，并不存在难以消除的碎片化社会控制，国家拥有强大的支配和社会控制权力，成为强国家的代表。

国家能力的另一个影响因素是国家不同组成部分基于利益和压力计算而形成的上下级之间、同僚之间以及与社会力量之间的支配和社会控制争夺。在此，米格代尔改变了许多研究者用国家最高领导层或者国家精英的权力来代替国家能力的方式，倡导发展一种新的国家人类学，细致考虑国家的不同层而。他把国家从下到上主要分为四个层级:第一线分支机构、分散于各地的下层机关、部门中心机构和国家最高层领导机构C37 iis-iza。在现实中，这些不同层而的官员都有着自己形形色色的历史，并形成了不同的团队精神、目标取向以及作为官僚或政治家的偏狭思想。在通过制定法律、规则或者实施国家政策等各种方式来代表国家实施支配和社会控制时，他们要而对上级领导、下级官员、同僚、国内社会力量和国外社会力量等多方而的监督、竞争和争夺，同时还要考虑自身的利益和压力，而他们最终的行为选择并不一定是最有利于国家的，相反许多时候却是最有利于他们自己的，由此带来的结果很可能是，国家领导层或者特定国家部门所设想的原计划或政策完全无法落到实处，而与此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行为却大行其道，从而损害国家的权威性，削弱其支配和社会控制的权力，造成国家能力低下。在第三世界国家，这类情形广泛存在，在第一线分支机构和各地的下层机关两个层而体现为基于地方利益的相互妥协，在部门的中心机构层而体现为基于部门利益的行政管理的政治，从而形成一种政策执行者、地方官僚和强人之间相互勾结、进行权力交易的三角关系。而在国家最高领导层而，主要体现为基于政治利益的生存政治(生存大于发展)，他们陷入既需要设置特定机构来贯彻国家权威，却又惧怕并削弱这些机构的两难境地，以致大清理，、狂人惟亲、使用卑鄙手段等现象屡见不鲜。这些都进一步削弱了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国家能力，使它们的弱国家形象愈加强烈。

三、有限国家与社会治理: 国家与社会的结合点

在阐明国家能力受多种因素影响，且国家因始终而对各种力量与其争夺支配和社会控制而并不一定能够实现权威性之后，米格代尔进一步明确提出，现实中的国家大部分都是有限国家。这种有限性主要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体现出来。

在米格代尔的论述中，以国家和社会的力量对比为依据，国家与社会关系可以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是完全转型(或完全统治)，即国家力量非常强大，国家向社会渗透，导致社会力量消亡或者顺从，实施国家统治;第二类是国家吸纳社会，即国家力量强于社会力量，国家占主导，但需要利用社会力量和符号来维持统治;第三类是社会吸纳国家，即国家力量弱于社会力量，国家处于劣势，主要的资源被社会力量利用，国家统治效率不高;第四类是完全脱离(或分散统治)，即国家力量非常弱小，无法从广大的社会中获得资源和支持，国家向社会渗透并进行统治的努力彻底失败。他认为，在这四种类型中，现实中很少有国家接近完全转型或完全脱离这两种类型，而绝大多数都是国家吸纳社会或社会吸纳国家的变种。换言之，在现实世界的各个国家当中，国家和社会力量之间不断进行着相互斗争，尝试通过渗透另一方而使对方的权威受损，从而吸纳、利用甚至改变对方。这就使得国家拉拢有影响的社会力量或者社会力量利用国家的现象随处可见，比如在第三世界国家经常可以看到类似现象:国家试图吸纳地方强人做国家体系的公务人员，以实现国家权威，而这些强人却只是利用国家机构和资源加强自己的权力，却忽略来自国家的指令。在这里，国家影响着社会，而社会也反过来影响了国家，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力量对比和边界是持续不断变动的。但是，不管怎样变动，它们中的任何一方都无法建立起绝对的权威或者霸权，最终，国家与社会的持续斗争形成了一个社会中的国家，国家的有限性也就显而易见。

在认识到国家的有限性之后，米格代尔并没有趋向于无条件地支持加强国家能力，并开出提高国家能力的药方，使国家全而控制民众的认同和生活。相反，他更倾向于国家与社会力量合作，加强国家与它们理论上应该治理的部分之间的关系。换言之，他更关注如何能使国家与社会更好地结合，以减轻国家的负担，或者说非政府的机制能够提供一些安全保障，使国家更有效地整合与分配其稀缺资源。他进一步提出，要实现这些目标，就需要融汇历史制度主义和文化主义的观点，注重从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两方而着手。对此，法律的产生、公共仪式的运用、公共领域的建构和持续重建提供了三个至关重要的结合点，使得国家和社会合作开展社会治理成为可能。

首先，法律制定和法治建设是国家与社会力量合作的重要结合点。这是因为，法律是生成合法性的强大力量。对国家而言，只有成功创造出广泛的价值认同或社会团结，才有可能获得合法性和人民服从，实现其权威性，所以它必须依赖于法律。问题在于，国家并不能随心所欲制定国家法律，而要而对来自现实社会中多套法律体系的制约，如正式的宗教法典、非正式的法规、不同人群心目中的正义观和行为规范等社会法则。在这些社会法则中，有一些直接反对国家，另一些不被国家掌握但也不一定反对国家，还有一些则有益于国家，它们可能会对国家法律形成颠覆、改变或强化的作用。因此，国家在制定法律时必需考虑这些社会法则，尤其在社会变迁带来新的社会法则时更要特别关注，将国家意志与社会观念加以整合。国家只有把自己与公众认可的正确行为和价值联系起来，形成共享的价值，才能更好地获得合法}h}。其次，公共仪式是国家与社会力量的另一个重要结合点。这主要在于，公共仪式是任何国家都必不可少的，从就职典礼、新闻会到盛大的阅兵式，都属此列。这些仪式往往通过对国家的忠诚和支持来凝聚不同群体，为他们提供参与机会，使所有人表现出统一性，呈现出剧场政治的特点。在这种剧场政治中，国家好比制作人，它创造了剧场环境，创造了观众，让公众参与其中，将国家变得神圣化。不过，国家也无法主导一切，无法完全引导公众的行为和思想，而是要在戏剧上演过程中回应社会和民众作为演员和观众的意志、反应、态度，与他们达成自发的合作。在此，国家和社会共同塑造着公共仪式，同时又都被公共仪式塑造，它们相互合作，营造社会团结，塑造出统一感。最后，公共领域的存在为国家和社会提供了一个缓冲空间，它的建构和持续重建也为双方提供了平等决策和协调合作的舞台。尤其在当代，公共领域表现出三个典型特点:参与规则不断重新协商;新群体更活跃地加入;哪些人或团体属于公共领域的争论不断。围绕着这些新特点，形成了许多论争和争夺，这促使许多国家不断改变自身并与可以作为盟友的社会力量进行协商，寻求使公共领域激发出新活力的方法。国家与社会力量在公共领域建构和重建中合作，形成公共文明，也进一步强化了国家。

米格代尔特别指出，国家与社会力量在以上多领域的合作将会产生一种奇特的效果，它们共同创造出一种共享价值，使国家的存在像河流一样被民众自然化，国家的消失或解体变得不可想象。这种共享价值意味着对国家的观念认可，它能够有力地抵御分裂的力量，即使国家无效率时仍会如此。这也是有限国家尤其那些弱国家能够不分裂却保持相对稳定的重要原因

四、社会中的国家研究对中国的启示

和同为一家篇10

关键词：民族认同;国家认同;认同层次结构;关系模式;政府治理

中图分类号：D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6）02-0042-04

引言

认同是作为个体的人基于社会交往中的角色与社会身份的不同而存在的心理认知，是主体对自己身份、角色、地位和关系的一种定位、认识和把握。其可共时同存于个体思维之中，并影响着个体的行动。然而作为个体心理不同的认同层次结构形态，其序列次序的不同会产生不同的社会影响。在现代社会与政府治理中，民族与国家是两个重要的概念与单位，是社会存在的两种基本形态。在多民族共存成为国家普遍共性的现代社会里，民族日益成为国家稳定发展的重要内容，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差异与张力决定了处理好民族与国家的关系至关重要。在不同的认同层次结构中，把何种认同置于优先的级序，并以此作为自己效忠、尽义务和责任的归属单位，这是政府治理中不能回避的理论和现实问题。认同结构的序列不当或混乱，会造成人个的行为失范、政府治理的失序，甚至可能导致对国家的认同危机。因此，笔者拟以民族与国家为两个思维维度，探寻认同的层次结构在个体与政府治理中的位次，并分析不同的认同层次结构在个体与政府治理中不同的特点与影响。

一、认同层次结构分析

1.族群认同。“族群是在较大的社会文化体系中，由于客观上具有共同的渊源和文化，因此主观上自我认同并被其他群体所区分的一群人。”[1]其中共同的渊源是指世系、血统、体质的相似;共同的文化是指相似的语言、宗教、习俗等。族群小于民族，可指民族内部各支系，如瑶族的白裤瑶、勉瑶、布努瑶、拉珈瑶、平地瑶、过山瑶、土瑶等，或下位集团“民系”如“客家人”“潮汕人”等。族群认同是指以文化为主的族群的认同意识，是社会个体对本民族的认识和情感的依托。族群认同概念与情感、态度、价值观等都有紧密的联系，影响到个体对人、事、物的认知，更关涉个体对内群体与外群体的类属关系的看法，是一个包含认知、情感、行为的动态过程。由于多族群社会中各族群的强弱不同，再加上个体对本族和他族的态度与信念的差异，一般就会出现两种不同的族群认同态度，即积极的族群认同和消极的族群认同。积极的族群认同是对共同文化、共同血统世系的自己族群具有强烈的归属感，以自己是其中的一员为荣，并能时刻维护自己族群的荣誉与利益。消极的族群认同是对自己身处所在的族群有种强烈的排斥感、自卑感甚至耻辱感，不能正确地面对与生俱来的属己族群。

2.民族认同。民族是长期历史形成的社会统一体，是生活在不同区域的各个民族因其语言、文化和生活习惯的不同而形成的。相似的族群与族群的聚集便构成了民族，民族是同类族群间的集合体。民族认同是指个体对本民族的信念、态度以及对其民族身份的承认，这种群体水平上的认同一般有四个基本要素，即群体认识、群体态度、群体行为和群体归属感。[2]我国民族认同从大范围讲通常是指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从小范围讲通常是指对本民族的认同。根据认同的程度不同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积极民族认同，另一种是消极的民族认同。积极的民族认同指民族个体在情感上作为本民族的一员而感到骄傲;积极的民族认同通常会积极努力的保护本民族的权益，对本民族的语言文化、生活习惯等方面都感到满意甚至自豪。积极的民族认同加强了民族个体的团结心理，并会对其他民族个体有一定的排外心理。相反，具有消极民族认同的个体以一种悲观的心态看待本民族的一切，他们对本民族的语言文化、生活习惯等方面都充满了厌恶，并以作为其中的个体觉得羞愧。

3.国家认同。国家认同是公民对自己国家的制度及、象征、文化价值、理想信念等的认同，其指向是个体所归属的国家。国家认同的本质是合法性问题，“统治的正当性与对统治认同的总和构成了统治的合法性”。[3]任何形式的统治，只有当它被人们认为具有正当性才具有合法性。国家通过对内提供安全、秩序和正义等公共产品赢得民众的认同，获得合法性和权威性;对外保卫国家安全，防止外敌的入侵与渗透。“高度的国家认同有利于维系社会整体的和谐与国家统一，体现一国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是国家统治和治理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同时，对国家认同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着公民个人的各种行为和基本偏好，对于个人融入社会生活，保证个人的本体性安全，确立生活和道德的方向感等有重要作用。”[4]国家认同的内容同及程度是不断变化的，相对稳定中具有一定的可变性。国家认同是个体对国家的政治信仰和情感，因此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是主动建构的目的性过程，认同与否完全是后天影响的结果。作为一种政治心理，无论在认知、情感和态度上，国家认同都与人类其它方面的认同相互作用相互交融。当然，政府作为国家的实体代表，其权力来源于人民，目的是为人民服务，因此政府在国家认同中负有完全责任。

4.全球公民认同。全球公民认同是指以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仁义、慈善、互爱等人性特点与公正、民主、平等、自由等公民特征为基础并逐渐成为人们相处与交往的一种认同形态，即社会成员对自己之作为人区别于其他物种或生存状态（如可能的外星人）的归属认知和感情依附。它超越种族、民族与国家意识之上，其指向是作为人的个体的自身认同。全球公民认同的本质是人类生存状态的合理性问题，即人之作为人的应然与必然生存状态。它是作为人类个体的公民在市场化、现代化、全球化、信息化、民主化浪潮时代过程中逐渐解除禁锢与束缚的必然结果，也是全球治理时代来临的产物。“全球治理不仅意味着正式的制度和组织――国家机构、政府间合作等――制定（或不制定）和维持管理世界秩序的规则和规范，而且意味着所有其他组织和压力团体――从多国公司、跨国社会运动到众多的非政府组织――都追求对跨国规则和权威体系产生影响的目标和对象。”[5]一国公民或组织因此成为全球治理的核心主体之一，它强调基于公共事务或公共管理之上的协调、沟通、民主、公正、平等、公开等的参与与合作。全球治理形成与全球化的经济相适应的新型全球公共管理，突破了民族国家及其体系的局限，提高了民间社会在治理中的作用，以和平手段调节全球化过程中各个国家、社会内部以及它们之间的矛盾和问题，以协调与合作代替冲突与暴力，以对话代替对抗，净化全球社会环境，保证全球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公正秩序。

全球公民认同更是未来人类高度发展的社会中人们交往与生存的共性状态。在未来人类社会中，随着生产力越来越发达，物质条远远大于社会和个体的需求;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彻底摆脱了私有制的束缚，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归全社会公共所有;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阶级和阶级剥削彻底消灭，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将完全消亡;管理公共事务的机构虽然存在，但它的社会职能已经失去其阶级性质。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了民族，没有了国家，没有了阶级，没有了压迫，有的只是基于共同的需要生活在一起的人类的共同体――全球公民。

二、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模式

1.“强民族认同―强国家认同”模式。在此结构关系中，民族（族群）与国家相互契合，形成民族国家良好的治理局面：国家（政府）往往能正确认识与把握民族发展规律，充分尊重民族发展中的自主性、自治性，极大激发民族的自信心、认同感与自豪感，点燃民族的创新热情，民族（族群）地区经济社会就能得到较好的发展。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原理，创造性地制定与采取了适合当时国情的民族政策，得到了广大民族群众的理解、支持与响应，激发了广大民族群众支援前线投身革命并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党和政府深化对民族的认识，建立并进一步完善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出台了一系列具体而细化的符合民族发展规律的方针、政策与措施，保护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促进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通过文化政策的实行提高少数民族文化水平，增进了民族认同，加强了民族个体对国家的心理归宿与成就感。所以，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并存于个体的理念之中，并通过个体行为表现出来;两者的长期共存是不可回避的客观事实，在实践中可以形成良性互动的共生关系。简而言之，二者应该“和而不同，求同存异”。

2.“弱民族认同―强国家认同”模式。在此结构关系中的社会状态是民族（族群）认同弱，而普遍对国家具有较强的认同。或者说政府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在处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过程中，通过忽视、压制乃至消除民族差异性或异质性要素的国家政策和政府权力方式，打造统一的政治共同体和国家民族，实现国家的同质性建构，弱化民众的民族（族群）认同，强化国家的认同，力图建构一种同质性的国民文化和统一的国家民族，从而实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社会管理状态。然而在当今民族国家成为常态情况下，民族认同的弱化，意味着民族（族群）的正当权益得不到正常的表达与维护，国家强权忽视、压制乃至消除民族（族群）认同，可能导致民族与国家的矛盾和冲突，使民众陷入国家认同危机当中，导致社会与国家的动荡，民族（族群）非正常发展、弱化甚至被消亡。刘鸿武在研究黑非洲国家民族国家建构与国民文化建设的系列论文中指出，黑非洲国家通过国家政治权力的介入和干预，通过官方意识形态塑造、统一规范和标准化的教育手段、体制和政策，以及经济一体化等措施，整合各种分散、隔离的部族认同和地方性认同，消除国内部族文化的异质性，塑造一种同质一体化的国民文化，从而使民族成员形成统一的国家民族观念。[6]这是高估了 “民族国家”理念所具有的功能和价值，乐观地判断了当今民族过程的时代特征。在实践中，由于对民族成员差异性要素的忽视、压制和消除，表现为用同质性的国民文化取代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压制和消除一些民族要求集体政治权利的诉求等等，“往往会遭致少数民族成员的反对和抗争而流于失败，并且成为国内分离主义等民族冲突和矛盾产生的重要根源。”[7]现代以民主著称的美国亦是典型的例子，美国是一个以良好的民主治理著称的国家，其对公民的治理一直为其他国家所次与推崇，然而其对黑人、移民等少数民族文化与权益的歧视与忽视所导致的民族问题一直困扰着美国社会，降低了美国民众的国家认同感。

3.“强民族认同―弱国家认同”模式。在此结构中，群体具有较强的民族（族群）认同，这会形成对本民族的积极评价、态度和认知，能够产生对本民族的热爱和忠诚以及民族成员之间的亲切和友爱，由此成为维系民族成员之间情感联系的精神纽带。在这种民族意识的作用下，会形成强烈的内聚性，从而产生强大的向心力和内聚力，有力地维系民族的团结和统一。表现在行为上，民族成员会积极地维护本民族的利益，自觉维护和传承民族传统文化;在民族危难和存亡的关头，民族认同意识还会产生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把认同意识转化为社会力量。然而，强大的民族（族群）认同如果没有国家认同作为基础与保障，缺乏国家认同作为整合国家内部各民族的“黏合剂”，民族（族群）认同就会迷失方向，容易激活民族沙文主义或民族分裂主义，就有可能导致国家分裂，产生民族独立的风险。苏联的解体也证明了这一逻辑。在前苏联，对民族和民族问题的认识上长期存在着偏差，过于强调国家的一致性，忽视民族的差别性、长期性与复杂性。错误的民族态度与民族政策激化了国内的民族矛盾，民族意识与民族认同感增强，在缺乏国家认同的情况下，民族极端势力抬头并多次制造事端。在民族自决权这一合法的外衣之下，前苏联终于在没有战争和外敌入侵的情势下自行解体。我国近几年多次发生的、事件也很值得我们关注。

4.“弱民族认同―弱国家认同”模式。在此结构中，对民族（族群）的认同与对国家的认同程度都很弱。这样的情况在目前民族国家――民族林立、国家至上――的现实社会中，似乎是不太可能出现的事情，但是从理论的角度分析，这样的情况是存在的，比如在国力衰弱，而该民族又处于形成和萌芽时期，其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都很淡薄，甚至不知道自己属于什么民族，这种模式就可能出现。当然，它更可能是未来社会的真实写照。在未来的社会，生产力极度发达，社会高度融合，没有了阶级差别，民族差异逐渐趋同与消失，没有了民族，国家也消亡了，有的是为了自由发展而在一起的全球的人民与他们共同的意识，即全球公民认同，当然也就没有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问题。

三、对认同关系模式的几点认识

1.认同层次的变化有其内在的规律和顺序。从人类的历史发展看，认同由低向高的层次结构依次是：族群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全球公民认同。从族群发展成民族，这是民族形成的一般规律。人首先有血缘族群的身份，这是基础性的和首要的，也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然属性。从族群发展成民族和国家，是人类社会和人类共同体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和必然形式，是人的自然属性逐渐减弱、社会属性逐渐增强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部落内部的血缘关系逐步削弱，地域、财产因素逐渐增加，血缘逐渐融合、语言不断交汇、地域连接成片、经济生活趋同、心理互相包容，从而最终产生以地域关系为基础，具有语言、心理、地域、经济等方面共同特征的民族。世界上大多数民族都是这样发展而来的。在共同地域中的不同民族的进一步交融、联合，便形成了民族国家。当生产力高度发达、物品极大丰富、个人自由得到最大发挥的社会，血缘、地域、财产等因素在人的交往与社会存在中的地位与作用已不再重要，族群、民族的差别消失，国家消亡，人们是基于人类共同目标而彼此合作与发展，人类便进入了全球公民认同的社会。

2.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是一对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矛盾统一体。两者之间存在矛盾性，民族认同更多是其自然性一面，是自然发展的历史沉淀;国家认同则更偏重于政治性，民族问题的实质是民族差异性特别是发展不平衡问题，国家问题的实质是权力的争夺与维系问题。民族认同往往偏重于每一位成员对于本民族共同拥有的宗教、文化、风土人情等诸多方面的认可与赞同，其所具有的族群性特征极为显著。国家认同与之不同，所强调的是公民应当始终对国家保持忠诚，国家负责公民享有最根本的权益。国家整合要求放弃民族（ 或族群） 特性，而每个民族（ 或族群） 都有其独特的权利要求。在目前生产力水平发展不均衡的背景下，如果企图通过忽视、压制乃至消除民族差异性或异质性要素以打造统一的政治共同体和国家民族，实现所谓的国家认同，其必定归于失败，甚至陷入社会动荡、国家分裂的境地。可见，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不可等同一致，一旦强化了民族认同，就会削弱国家认同的影响力。与之相反，假如削弱了民族认同的影响，那就等同于加强了国家认同。但两者之间存在统一性，认可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存在着的矛盾性，并不意味着完全否认这两者之间所具有的统一性，而且能够进行很好的整合。“这是由于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终究是在不同层次上或者说是在不同级序上的认同”。[8]个体成员完全可以同时兼有多种认同，只是程度上存在着孰重孰轻。尽管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分别属于不同层次上的认同，然而个人成员作为国家公民的身份则是确定无疑的，而以此为基础来加强民族认同并不会阻碍多民族国家的统一，除非这种民族认同行为是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行为，甚至处心积虑地破坏国防与分裂国家。有鉴于此，从某种意义上来判断，民族认同是国家认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民族认同是国家认同的体现，国家认同是民族认同的保障，诉求国家认同必须以尊重民族认同为前提，民族认同可借助于国家认同实现合作与双赢。民族认同所具有的向心力完全可以强化国家认同所产生的凝聚力，两者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3.尊重族群认同与民族认同是构筑国家认同的前提与基础。民族国家从本质上看是“以民族对国家的认同为基础的国家”。[9]在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认同如果得不到尊重，民族成员就不可能在族际交往中产生安全和可靠的体验;得不到尊重和保护的民族认同，其成员往往会对其他族体充满戒备和防范，认同会不断强化且更具有排他性和自我保护性。所以，长期处于被歧视、被压制状态和得不到社会承认状态的族体，往往会通过强化民族认同来进一步凝聚其成员，从而达到保护族体特性和族体延续的目的，因而其认同感一般都比较强烈。经验事实表明，只有平等、公平地尊重各个民族的民族认同，才有可能培育灵活、开放和更具包容性的民族认同，从而打开族际认同的通道，形成积极的群体间态度。民族认同得不到尊重，不但会遭到少数民族的抵制，形成“反抗性民族主义”，而且还会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和反对，影响国家形象。

4.“强民族认同―强国家认同”模式是多民族国家理想的认同模式。国家认同高于族群认同、民族认同与全球公民认同，这是由国家的本质属性――性决定的。尽管全球化进程有弱化国家认同的趋势，但目前国家仍然是最具权威和组织能力的共同体。“……在当前全球化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当中，民族国家仍然重要，它不是正在消亡，而是正在被重新想象、重新设计、重新调整以回应挑战……”[10]所以，国家认同是最根本的认同，促进国家的和平、统一，每一个公民都应自觉加强国家认同。要把国家认同放在最高点，在民族认同之上，民族文化认同要小于国家文化认同，各个民族应当彼此相互了解，才能构成共有的国家文化。族群认同与民族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前提与基础，强国家认同，必须以具有强大凝聚力、归属感、自信心的民族认同为依托与保障，培育、保护、强化族群认同与民族认同。就我国来说，我们应该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特性，保护文化多元的历史遗产;必须通过制定相关的民族文化政策和法规培育和加强民族认同，重视国家认同的教育，通过义务教育、语言、文化媒体等因素，强化人们的国家认同。

5.“弱民族认同―弱国家认同”的全球公民认同是个体认同发展的最高形态。全球公民认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与未来，它应该是人们个体认同的最高类型与形态。认同本质上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与范畴，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在人类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过程中，由于人自身能力与条件的限制，不得不以群聚形式（如族群、民族、国家）作出自我保护与发展的理性选择，其过程中个体的差异与不同，产生了不同的认同层次与结构。在当今社会，意识形态仍然十分强烈，更主要是人们的生存与发展仍更多地依赖于利益争夺的情况下，社会个体依然不得不依靠民族与国家这样一种组织形态而生存。因而民族林立、国家至上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在这一现实背景下，个体的全球公民认同也就不得不让位于至上的国家认同了。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活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们，没有了利益的争夺，个体的差异也在尽可能地缩小，基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仁义、慈善、互爱等人性特点与公正、民主、平等、自由等公民特征的全球公民认同将成为他们的共识与生存形态。

结语

民族国家认同的层次结构表明，“强民族认同―强国家认同”模式是我国处理民族关系、实现有效国家治理的理想的认同模式。把握好族群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与全球公民认同四种认同结构的序列与规律，正确认识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差异与张力，对处理好二者的关系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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