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洋潮翻译十篇

白洋潮翻译篇1

五四时期,我国掀起了翻译国外名着的热潮。着名学者和杰出人士提出对翻译着作“兼容并蓄”,使社会各界能够更多接触西方多元化的文化意识形态。当时,《新青年》、《觉悟》、《新潮》、《新妇女》、《解放与改造》、《新中国》、《新教育》等刊物设立专栏,刊登西方名着的译文。1919年4月,杜威来到北京等地进行了多次演讲,并且在中国大量出版他的演讲稿和着作。1920年10月,英国罗素也来到了中国,他的着述和演讲《数理逻辑》、《心之分析》、《物之分析》等引起了中国知识界的关注。在五四时期,达尔文的进化论非常流行,《达尔文物种原始》先后出版了四版。赫胥黎的遗传学说也有大量译述出版,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极大的兴趣和重视。随着各种新思潮和思想的广泛传播,世界主要的艺术创作与文学名着也陆续被介绍到中国,包括惠特曼、拜伦、安徒生、屠格涅夫、易卜生、莫泊桑、左拉、席勒、罗丹、泰戈尔等。在当时出版的单行本和小说刊物上,他们的着作和思想占据了大量的篇幅[1]。1920年,《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出版,由陈望道翻译。李达也出版了《唯物史观解说》等译着,系统而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1921—1923年,由中国共产党创立的人民出版社共翻译了15种马克思主义着作,如列宁的《共产主义礼拜六》、马克思的《工钱劳动与资本》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始加入译介西方文化的队伍。商务印书馆推出《世界丛书》、《共学社丛书》、《北京大学丛书》,介绍了大量的西方名着。中华书局推出介绍西方教育思想的《教育丛书》,如翻译名着《蒙铁梭利教育之儿童》、美国桑代克的《个性论》、美国哥尔文?裴葛的《教育心理学大意》等。在哲学思想方面引入了很多尼采的学说,当时出版了《尼采的一生及其思想》、《尼采传》、《超人和伟人》等。还出版了很多关于柏森主义的读物,如《柏格森传》、《柏格森玄学导言》、《柏格森与现代哲学》。

二、五四时期文学翻译的革新

1.新文学的发展与思想解放。以五四时期为起点,其前后文学作品翻译有非常明显的差异,五四时期许多着名的作家把“译”和“着”看得同样重要,从事外国文学的翻译的精力和创作相比毫不逊色,采取超然的欣赏态度进行读和译的活动,由阅读获取的感受往往和现实生活的感受交融在一起,产生了很多萌发灵感的契机。对于某些作者来说,外国文学作品帮助他们形成现实态度,来重新认识民族生活。后来一些作家采取回避态度,不愿面对自己在构思创作中曾大量汲取他人艺术营养的事实,而五四时期的作家却截然不同,他们毫无遮掩、理直气壮地承认自己作品的模仿与借鉴。五四时期新文学的发起者周作人曾用“模仿”来号召,“须提摆脱历史的因袭思想,真心的去模仿别人,随后自能从模仿中,蜕化出独创的文学来”。五四时期的作家在外国名着带领之下开始创作的生涯,外国名着不仅丰富他们的心智,增强他们的感受力,而且常常提供一些表达模式和感情模式。五四时期的许多作品至今为许多后来的研究者所重视,这些作品并不是由作者自身孕育和诞生,他们是从外国文学作品中所得到启迪而萌发的艺术构思[2]。五四时期新文学的重要主题是“人的觉醒”,使广大人民摆脱封建枷锁,发展人的个性,恢复人的尊严,并且为彻底的解放与自由而抗争。正是由于这样的时代背景,西方资产阶级提倡的个性主义、人道主义对当时的新文学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例如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歌德的《浮士德》、薄伽丘的《十日谈》、易卜生的戏剧等。为了高扬个性主义,人们不仅试图从西方文学中获得启示,还希望从西方资产阶级哲学中发现依据。如尼采的“超人”学说对不少现代作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鲁迅就曾翻译尼采的《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而冰心的小说《超人》里的主人公何彬的形象塑造,也反映出尼采的哲学对现代文学的影响。

2.翻译方式的革新与转型。五四时期对于各种外国文学着作,除了在作家、文体、题材、风格等方面有所选择之外,翻译的方式也存在着差异。根据作品、作家本身的重要性与需求的迫切性以及翻译工作者的眼光、精力、时间、报刊的容量等情况,有全书或全文的翻译、摘译、节译,也有译述、编译等。“中国化”方法即把原作中的时间、地点、人物、情节、风俗等基本上甚至全部改成发生在中国的故事。“西洋化”方法即在保持时间、地点、人物、情节、风俗等“洋人洋装”基本不变的情况下略有改编。为了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翻译工作者经常采用多种方法加以阐释或注释。形式有导言、译者按语、文中夹注、脚注、尾注、附录等;内容有作品背景、作家简介、要旨提示、翻译动机、风格点评等,有的按语还将中国文学作品引入作为参照。这不仅使广大读者能够更好地走进翻译作品,而且把中国文学历史、现状与外国文论联系起来,把批评和翻译联系起来,对于发挥翻译的效应更为有利。

白洋潮翻译篇2

这是清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大英帝国的产值刚刚超越清帝国成为世界第一，日本的明治天皇方才即位，13岁的严传初第一次走进福州船政学堂，而长他两岁的林纾还在一边啃着古籍，一边奔波生计。

30年后，清朝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以致马关之辱，天地昏暗，举国怆然，严林二人则开始了各自的翻译人生……

于是就有了光。

华夷大防

中国近代翻译史，并非始于严林。1862年，恭亲王奕、曾国藩、李鸿章奏请在北京设立同文馆，致力于培养翻译人才、翻译外文书籍的工作。

然而在当时的中国，无论江湖还是庙堂，都没有意识到翻译的重要性。保守派反对京师同文馆的设立，说道：“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何必夷人？必师事夷人？”连洋务派一方也认为，培养翻译，无非是为了避免跟洋人打交道时上当受骗。

华夷大防，是当时众多士人心中的高墙。他们看待西洋知识的目光中透露着不屑，因为一旦承认技不如人，那种“吾其披发左衽矣”的文化沦丧感让他们无法接受。

好在总有务实之人，相信西方的奇技淫巧还是有用的。在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学堂里，英法两国的教习以外文授课，传递着有限却已远超国内认知的造船及航海知识。

1877年春，清廷自福建船政后学堂第一、二届毕业生中，选出12人作为第一批海军留学生，远赴英国皇家海军学院。这12人中，有11人后来加入了北洋与南洋水师，7人参与了甲午中日海战，4人率领着各自的舰船殉国。那唯一一位与海军生涯无缘的留学生，便是严复，当时他已第二次改名，启用了这个后人熟悉的名字。而等待他的，是星辰大海，烂漫西洋。

另外一边，与严复同为福建人的林纾，还埋头在故纸堆里，他还没有经历七年上京会试不中的沮丧，还没有经历母亲与妻子相继故去的伤悲，还没有一丝一毫可能与翻译事业产生瓜葛的迹象。

“译才并世数严林”

严复与林纾的仕途都不顺遂，由此，他们能够在文章上浸润更多的功夫，令无数后人得益于他们的不幸。

因为性格执拗、言辞尖锐，严复不为李鸿章所喜，他在北洋水师学堂从正教习、总教习、会办，一直升至总办（校长），心思却离官场越来越远。在写给四弟的信中，严复说道：“当今做官，须得内有门马，外有交游，又须钱钞应酬，广通声气，兄则三者无一焉，何怪仕宦之不达乎？”

身无半亩，心忧天下，与政治若即若离的关系，恰恰让严复有了突破藩篱的思考。甲午战后，愁云惨雾的1897年，严复翻译的赫胥黎《天演论》，在《国闻报》上陆续发表，犹如一道天光。

《天演论》中，有很多严复本人的创作，他以生物进化论阐发救亡图存的观点，提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文章一时风行全国，许多书中的口号“物竞天择”“优胜劣败”“适者生存”“天演进化”等，成为报章杂志的常见词语，和青年学子的时髦言论。胡适的名字，就是从“适者生存”而来。

严复不仅通过《天演论》传递了许多启蒙思想，还在开篇《译例言》中架构了一套翻译标准。他吸取古代佛经翻译思想，结合自身翻译实践，提出“信、达、雅”的翻译原则。“信”是指忠实原文，“达”是指通顺流畅，“雅”是指文字优美。这条著名的翻译“三字经”，影响着20世纪所有的中国译者。

随后，他还译有《群己权界论》《穆勒名学》《国富论》《法意》等，涉及社会学、逻辑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诸多门类，尽可能地完整引进了社会科学体系。胡适称赞严复是“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此言不虚。

同是1897年，林纾开始了外文小说的翻译。那时的他已经放弃了仕途的梦想，先丧母后丧妻，意志消沉。好友魏翰、王寿昌等人为了帮他走出低落心境，邀他一同译书。然而，林纾并不懂外文，只能与他人合译――别人讲述，他再创作。

不曾想，这本《巴黎茶花女遗事》甫一出版便轰动全国，尽管“老头子们”批评这本书“低级下流”，但更多的人被真切感人的故事征服。这本译著不仅冲击了才子佳人式的传统文学，也极大地拓宽了国人对于外国生活的认识。毕竟，较之学术专著，小说的易读性与传播性更强，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更多人的眼界与思想。

“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严复写下这句诗时，心中或许有几分不平。

在此后的27年里，在始终不谙外文的情况下，林纾与魏翰、陈家麟等海归合作翻译了179部西洋小说，如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录》（《汤姆叔叔的小屋》）、狄更斯的《块肉余生述》（《大卫・科波菲尔》）、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塞万提斯的《魔侠传》（《堂吉诃德》）等等。他被冠以“翻译之王”，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以彼新理，助我行文”，林纾相信中西巧妙结合，会使中文更放异彩。他据文意创造发挥，“碰见他心目中认为是原作的弱笔或败笔，不免手痒难熬，抢过作者的笔代他去写”。钱钟书先生曾说，对于某几位外国作家，他是宁愿读林氏译文，不欲读其原著。林译文学，与严译学术一样，遗其粗而取其精，得其意而忘其形，以当时特有的方式，向国人传递着世界的讯息。

因此，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译书》中说道：“处今日之天下，则必以译书为强国第一义。”又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器物变革、制度变革，都不及思想变革来得根本。昔日的“夷技”，经过严复、林纾等人的翻译，成为了“西学”，成为了“新学”。国人更新着对世界的认知，也更新着自知。

康有为直言：“译才并世数严林，百部虞初救世心！”

落伍的先驱

然而在国家剧烈变革的年代，没有任何人能够始终立于潮头，曾经的先驱者，常常成为后来的故老。用鲁迅的话说：“原是拉车前进的好身手，这回还是请他拉，然而是拉车屁股向后。”

辛亥革命后，昔日的维新之士严复，成了筹安会发起人之一，支持袁世凯回复帝制，站到了时代的对立面。而林纾，也成了新文化运动中的守旧力量，反对白话文翻译，坚持古文翻译，直至丢了北大的教席。

不难想见，两人的结局都颇为凄凉。

袁世凯死后，国会要求惩办筹安会六君子，严复逃往天津，后来因为哮喘病久治无效，回到福州养病。但又是担忧国家，又是自伤身世，百年多病，如何能好？一年之后他便亡故，临终时留下了“须知中国不灭”的名言。

而经过“五四”前后的新旧思潮激战，林纾这位译坛泰斗也已是“身败名裂”，逐渐被文坛遗忘，孤独而忧愤地在北京寓所“春觉斋”里，度过自己的晚年。林纾的学生们捐款成立了一个支持他翻译工作的基金会，但其实是以不让恩师难堪的方式，接济他的生活……

带来光的两人，就这样相继烧完自己的人生。

在柏拉图的洞穴比喻里，一群囚犯被关在山洞，甚至面朝洞内不能转头，洞壁上映出的影子，便是他们对这个世界的全部理解。直到有人碰巧获释，走出洞外，阳光令他痛苦，也令他困惑，但他终究会明白这些才是真实。他开始怜悯自己的囚徒同伴，和昔日的生活与信仰，于是回到洞内试图将别人解救出来。

被解救的人会作何反应呢？会心怀感激吗？会就此满足吗？未必，或许我们一直生活在嵌套的洞穴里，走出一个，只是进入下一个更大的。或许昔日的引路人便安心住在这个更大的洞穴里，劝阻我们继续往外走。

白洋潮翻译篇3

关键词: 中国翻译理论 形成阶段 展望

一、中国翻译理论的形成阶段

翻译是一项与人类文化、思想交流密切相关的活动。从汉末用文字记载的佛经翻译开始,我国的翻译至今已1700多年。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识见超卓的前辈翻译家、理论家们孜孜探索,总结出了我国独具特色的翻译理论系统。我国翻译理论的发展和形成基本上与翻译史相对应。

(一)东汉到唐宋的佛经翻译:中国传统理论翻译的形成期。佛教创立于公元前六至五世纪的古印度,公元65年流传于至国。佛教徒为宣传其宗教教义,必然要输入印度的佛教经典,于是佛经的翻译活动开始。我国的佛经翻译,从东汉桓帝末年安世高译经开始,在魏晋南北朝时得以发展,到唐代臻于极盛,北宋时式微,元以后则是尾声。我国译论的论述一般都从三国说起,有史记载的翻译活动与宗教直接有关。发生在汉魏至唐宋元时期的佛经典籍翻译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翻译高潮。

最初阶段的佛经翻译活动还只是民间私人事业,规模不大。从东晋到南北朝之间,开始出现较大规模的译经组织,译经事业蓬勃发展。到了隋唐时期佛经翻译主要由中国高僧主持译事,进行大规模的译经活动。这次翻译高潮给中国文化带来了重大影响,对举凡哲学、绘画雕刻等无不发生深远的影响。佛经佛典的翻译是中华文化史上的盛举。通过大量的译经实践,我国的译经大师总结出许多宝贵的翻译经验,虽然对于翻译理论的探讨多停留在“文”“质”之上,但却是我国翻译理论的开端,为我国翻译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停滞期。佛经翻译在北宋时已基本结束,此后由于国内局势动荡不安,统治者闭关锁国,翻译活动几近停顿达六百年之久,翻译理论基本是空白。至十七世纪,明末清初开始了科技翻译,这次翻译高潮大体历时两百年。它的兴起与欧洲一批耶稣传教士联袂来华不可分割。这两百年间,中国翻译史上形成了继佛经翻译后的第二个高潮。

这一时期,我国翻译界的代表人物有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徐光启与意大利人利玛窦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德的《测量法议》等书。李之藻是我国明代著名的科学家、译著家。他与利玛窦等人合作翻译了《同文算指》、《乾坤体义》等书。李之藻说:“不敢妄增闻见,致失本真。”实质上强调了对原文的忠实性。

(三)鸦片战争以后的西学翻译: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发展期。鸦片战争后至民国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翻译高潮,这次高潮起源于十九世纪中期的“洋务运动”。此期间共翻译出版了四百六十八部西方的自然科学技术著作。这些科学技术著作,一方面起到了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的作用,另一方面推动了中国在科学研究与生产实践上实质性的起步与进展。这次翻译高潮,初期以翻译“造船舶、造枪炮”等技术著作为主,目的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后期以翻译西方哲学人文著作为主,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这次翻译高潮影响在政治方面,封建政体解体,中国进入民主革命时期;在文学方面,以文言文为主体的创作语言让位于白话文,文学的体系从原来诗体文学为中心地位转化为小说为中心地位。

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林纾是与严复并列的大翻译家。严复主要翻译社会科学著作,而林纾则主要翻译小说。林纾强调译者须与原作者或作品中的人物的心灵相交流。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翻译活动一直保持有别于西方的独特见解,而且我们对于翻译理论的研究也在逐步深化。

(四)五四新文化运动至解放后的翻译: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鼎盛期。随着“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蓬勃发展,我国文学翻译事业也进入了翻译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四次翻译高潮。这一时期我国译学理论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涌现出了茅盾、钱钟书、傅雷等一大批翻译家。

茅盾在谈论文学翻译时指出:文学翻译“不是单纯技术性的语言外形的变易”,而是要“通过原作的语言外形,深刻地体会了原作者的艺术创造的过程,把握住原作的精神,然后运用适合于原作风格的文学语言,把原作的内容与形式正确无遗地再现出来。这样的翻译既需要译者发挥工作上的创造性,而又要完全忠实于原作的意图”。

傅雷认为由于每个国家的文字词类、句法构造、修辞格律、俗语都各不相同,因此用一国文字表达另一国文字的特点精华就如同伯乐相马,要“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但“该忠实于原文的内容,还是忠实于原文的形式?”而今这一观点还是翻译理论争论的焦点之一。

1964年,钱钟书提出“化境”说。他指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这与傅氏的“重神似而不重形似”说法不一,但精神实质无异。

二、中国翻译展望

从过去至现在,中国翻译走过了风风雨雨,经历了高潮与低谷。先后经历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介绍西方翻译理论为主的觉醒期,九十年代的反思期,以及新世纪之初的全面建设期,中国的翻译理论正逐步走向成熟。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我国的翻译研究距离一个成熟完备的现论体系,足以使一个理论成为一个可证实,可证伪。而今到了二十一世纪,随着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快,翻译在日益频繁的语言文化交流中起着愈来愈重要的桥梁作用。

在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和参与国际交往活动日益增多的形势下,翻译越来越凸显出其重要性和实用性。中国需要了解世界,同时也希望被世界了解。中国需要向外国学习先进的经验和技术,中国也有大量优秀的东西需要推介给国际社会。要研究翻译理论,就必须了解翻译理论发展的历史,清楚翻译理论在发展过程中衍生出来的流派。随着未来世界的变化,中国的重要性进一步突出,从而会带动翻译文化学的进一步发展。21世纪,翻译研究将忘记自己的出身,必将拥有更广阔的天地。因此我们不仅需要引进和借鉴外国翻译理论的成果,而且需要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翻译理论这一宝贵的文化财富,取其精华、古为今用。

参考文献:

[1]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M].北京:北京对外翻译公司,1998.

[2]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3]张培基等.英汉翻译教程[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3.

[4]穆雷.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现状及展望[J].外国语,1995,(4).

白洋潮翻译篇4

[关键词]马建忠；翻译书院；善译

Abstract：After the First Sino Japanese War in 1895，Ma Jianzhong advanced the concept of “good translation” in his “Proposal for Setting up a Translation Academy” in order to overcome the translation shortcomings in the Self strengthening Period. The concept of “good translation” laid a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ies，while the proposed “translation academy” provided the frames for the translation academies to be set up in late Qing Dynasty. Ma’s advance of “good translation” aimed to train tran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who can “know themselves and the enemy to fight victorious battles”，and had obvious historical limitations in the drastic social transformation period after the Sino Japanese War.

Key words：Ma Jianzhong；translation academy；good translation

一

1894年冬，维新人士马建忠写成《拟设翻译书院议》。在这个2 500字左右的中国近代翻译史名篇中，马建忠提出了“善译”的标准：“夫译之为事难矣!译之将奈何?其平日冥心钩考，必先将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栉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相当之实义，委曲推究，务审其音声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精深奥折之所由然。夫如是，则一书到手，经营反复，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然后心悟神解，振笔而书，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而止，而曾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是则为善译也已”214。

二

(一)马建忠提出“善译”理论，努力矫正洋务翻译的弊端

1862年，清政府创办京师同文馆，拉开洋务运动的序幕。在洋务运动期间，清政府除创办新式学堂外，还设立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等专门译书机构。然而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指导下，由部分西人和少数洋务官僚努力而实施的翻译仅涉及少数实用性自然科学和海军军事领域。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为了“求强”和“求富”，清政府派遣了多批留学生以置之“庄岳之间”，指望他们回国后成为教学、翻译传播西学的津梁。然而，在外语日趋成为谋求新兴职业敲门砖的清末社会，回国留学生“惟以所学者为资本，赖以致富”19，不想将外语翻译传授给同邦。而实际从事翻译者“大抵于外国之语言，或稍涉其藩篱，而其文字之微辞奥旨与夫各国之所谓古文辞者，率茫然而未识其名称，或仅通外国文字言语，而汉文则?陋鄙俚，未窥门径”。由于译者的语言和专业知识普遍较低，翻译时不但“其词中所欲达之意其未能达者”，而且“又参以己意而武断其间”214-215，翻译后的文本往往“于原书之面目尽失本来”215，同一本西文书籍，翻译出的汉语文本有时差异悬殊无比345，以至于“阅者展卷未终，俗恶之气触人欲呕”215。

由于洋务时期的译者大多“通洋文者不达汉文，通汉文者又不达洋文”215，中西译者主要依赖“西译中述”这一时代特有的翻译模式：“西人先熟览胸中而书理已明，则与华士同译，乃以西书之义，逐句读成华语，华士以笔述之；若有难言处，则与华士斟酌何法可明；若华士有不明处，则讲明之。译后，华士将初稿改正润色，令合于中国文法”18。在中西合作的翻译过程中，翻译文本的选择完全根据西人的爱好和专业决定，华人译者在翻译中处于从属地位。“关于翻译本身的理论和技巧，口译和笔译者均很少了解。”364“西译中述”的翻译文本“文辞艰涩”、“驳杂迂讹”、“挂一漏万，割裂复重，未足资为考订之助”，为“天下识者所鄙夷而讥笑也”314-215。

为了矫正洋务翻译的种种弊端，同时着实学习西学以真正探求富强之道，必须造就一批掌握中西语言文字、熟悉专业知识、了解翻译理论和技巧的人才。

(二)马建忠提出“善译”理论，旨在培养“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翻译人才

鸦片战争前后，西方列强在国内不惜重金教学汉语言文字，翻译各类古今汉语书籍，同时派遣西人和传教士来华，在从事经济掠夺的同时，公开或秘密地聘请汉语教师，学我语言，译我经典。

虽然以魏源等为代表的进步学者和思想家在面对西方列强疯狂掠夺和清王朝故步自封、闭关自守时早就提出了翻译制敌的思想，“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夷书始”。冯桂芬又进一步强调了翻译制敌的重要性，认为翻译“驭夷为今天下第一要政”211。洋务派也明白，要了解西人“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但洋务翻译“言艺之事多，言政与教之事少”，只局限于“语言文字之浅，兵学之末，不务其大，不揣其大”7。士大夫阶层对于洋务翻译“泥古守旧”，而少数立志于翻译的“在位有志之士又苦于语言不达、文字不通，不能遍览其书，遂不能遍知其风尚”212。如果“言语不通，文字难辩，一切隔膜”，不知西人之“情伪”和“虚实”，在对外交涉中“安能望其妥协”?

面对甲午海战后的严峻局势，马建忠在《拟设翻译书院议》中开门见山，大声疾呼：“今日之中国，其见欺于外人也，甚矣!道光季年以来，彼与我所立约款税则，则以向欺东方诸国者，转而欺我。于是其公使傲昵于京师以陵我政府；其领事强梁于口岸以抗我官长；其大小商贾盘踞于租界以剥我工商；其诸色教士散布于腹地以惑我子民。”列强“之所以悍然不顾敢于为此者，欺我不知其情伪、不知其虚实也”211-212。要在“外患方兴，内讧??至”216的对外交涉中“尽知其情实、尽通其雍弊，因而参观互证，尽得其刚柔操纵之所以然，则译书一事，非当今之急务”212。马建忠呼吁借鉴西人于我语言文字、政令法规、文化典籍等如数家珍的做法，在通商口岸城市创设翻译书院，迅速及时地翻译外洋各国报刊书籍，造就“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翻译人才。

(三)马建忠提出“善译”理论，构建了中国近代重要译学理论的发展基础

马建忠提出“善译”之前，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徐寿、华蘅芳、李善兰等科学家针对洋务时期西方科技书籍翻译名称繁杂纷纭的现象，积极协助和配合英国传教士教育家傅兰雅提出了统一译名的3条措施，即翻译时如中文已有现成名称则用中文名称；斟酌、推敲、考证新的中文名称；对于所确定的中文名称，编制中西名目对照。“统一译名”只是纠正洋务翻译弊端的一项具体措施，尚不构成严格意义上的翻译理论。 

什么是“善译”?马建忠认为，要达到“善译”，译者首先必须通晓汉语和外语，因为任何通汉语而不达外语，或达外语而不通汉语者都不可能在翻译中准确传递原文的神韵。其次，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更要努力掌握翻译理论和技巧，充分应用语义学，“委曲推究”所有相当之实义；应用语音学，“审其音声之高下”；应用文体学，“尽其文体之变态”；应用语用学，“析其字句之繁简”；应用修辞学，研究“其义理精深奥折”。在“确知其意旨之所在”的基础上，“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准确传递原文的神韵，这样的翻译才是“善译”。

中国近代最重要的翻译理论当属严复1897年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的“信”、“达”、“雅”翻译标准。“信”就是翻译的文本要忠实于原文，“达”就是翻译的语言要通顺易读，“雅”就是翻译的文字典雅优美。“信”、“达”、“雅”翻译标准不但在当时影响极大，对以后近百年的翻译史也产生了空前绝后的影响。马建忠的“善译”要求译者研究“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努力辨别外语“音声之高下”、“字句之繁简”、“文体之变态”以及“义理精深奥折”，以便使译文与原文“无毫发出入”，这一要求已基本等同于严复的“信”，即“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善互备”；“善译”要求译者在“确知其意旨之所在”的基础上，“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然后心悟神解，振笔而书”，这一要求又接近于严复的“达”，即“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善译”要求翻译的文本既忠实于原文，又通顺易读，构建了“信”、“达”、“雅”翻译标准中“信”与“达”的基础，“已与现代等值翻译理论非常接近”。

(四)马建忠呼吁创设新式翻译书院，勾画了清末译学馆的基本框架

早在1861年，冯桂芬便在《校?庐抗议》之“采西学议”中提出设立翻译书院：“今欲采西学，宜于广东、上海设一翻译公所，选近郡十五岁以下颖悟文童，倍其廪饩，住院肄业，聘西人课以诸国语言文字，又聘内地名师课以经史等学，兼习算学。”210冯桂芬提议创设的“翻译公所”只是教学中外语言文字的外语学校。

洋务运动时期出现了近代第一次翻译高潮。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京师同文馆等主要洋务翻译机构贯彻“西学为用”的原则，主要从事外交、海军军事和部分自然科学书籍的翻译，以翻译“求和”、“求强”和“求富”，但“专门之业不分，精致无自”7，且洋务“翻译一直是外语学习的手段，而不是一门专业，即翻译始终是作为外语教学流派中的一种——语法翻译法而存在的”[11]。

马建忠呼吁创设的“翻译书院”集教学、翻译、出版于一体，努力实践“善译”，是一所专门培养既能翻译外国文献，又精通中国文化典籍的对外交涉、翻译、编纂、教习等国家急需高级翻译人才的学府，培养目标设定超越了前人，超越了体用思想的范畴。“翻译书院”在办学目的、招生对象、师资配备、语言教学、翻译实践、编辑出版、管理方法、经费配备等方面都有明确具体的规定，勾画了清末译学馆的基本办学框架。

首先，“翻译书院”努力教学中外语言文字，培养“善译”人才，以翻译为外语教学的有效手段。“翻译书院”招收已通外语者为1班，长于汉文者为另1班，聘用“兼通汉文、洋文之人”，以便因材施教。对于已通晓外语的学生，除正常语言教学外，还要求“日译新事数篇以为工课”，以翻译实践作为外语教学的有益补充。“翻译书院”同时要求通晓外语的学生加强汉语学习，长于汉文而外语基础差的学生则必须认真学习外语。如果教习能“循循善诱”，教学方法得当，2年外语学习后，这些学生即可通晓外语，“然后肄力于翻译，收效必速”，而且由于长于汉文的学生“天资绝人”，中外语言文字又“文理无间”，所异者“事物之称名耳”，所以“先通汉文后读洋文”者从事翻译，往往“事半功倍”218。

其次，在翻译实践上，“翻译书院”将翻译视为一门专业，译书范围既涉及中外“通好”，又有“一事一艺”，更有“政令治教之本”和“外洋学馆应读之书”。所译西书分为3类：第1类为对外交涉书籍，即“各国之时政”、“外洋诸国内治之政”以及“各国交涉之件”等。这类书刊由于时效性强，必须“随到随译”，是“翻译书院”必须首先从事的翻译；第2类为“居官者考订之书”，即涉及自然、社会、人文、历史、军事、法律、经济等西方“政令治教”的各类科学书籍，由学生“择其善者”逐日分类翻译；第3类为西方教科书，包括算学、热学、光学、声学、电学、动植物学、金石之学、性理、格致等近代科学。“外洋学馆应读之书，应次第译成，于彼国之事方有根柢。”220-221

再次，在“翻译书院”，翻译还是一门产业，以出版促进译学的发展。“翻译书院”设立印刷所，负责所译书籍的印刷出版；聘用“长于古文辞者”一方面充当汉语教习，另一方面“润色已译之书”、“商定所译名目”，同时“为同文字典底本”编制目录219。学生逐日翻译的书刊经不断修改和润色后“附旬报印送，以资观览”221。

“翻译书院”还配备专门管理人员，以督查学生遵守规章制度；设立图书馆，聘请专人负责购买书籍和管理图书馆的日常运作；配备专项经费，以支持翻译书院“立不拔之基”222-223。

白洋潮翻译篇5

[关键词]林则徐；近代史；民族英雄

[中图分类号]K25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6）18-0019-02

林公则徐是中国近代伟大的民族英雄、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崇高的历史功绩人所共知。作为时代杰出人物，林则徐在近代史上众多领域中都堪称第一，这种特殊功绩，也值得我们关注和研讨。

一、近代反侵略斗争第一人

19世纪上半叶，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改变对华贸易的不利境地，发动罪恶的鸦片贸易。大量鸦片的流入，改变了中外贸易格局，导致大量白银流出，破坏了社会经济，也损害了国人的身心健康。在此危难之际，林则徐受命于1839年3月奔赴中西方斗争的最前线广东，庄严宣告“若鸦片一日不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责令各国鸦片贩子“缴烟具结”，保证今后绝不夹带鸦片来华，否则当受严厉的法律制裁；林则徐还下令封舱，停止中英贸易，派兵监视洋馆，断绝广州与澳门之间的交通。这就迫使义律等外国毒贩低头就范，先后共计交出鸦片237万余斤。1839年6月3～23日，林则徐率广东官吏在虎门海滩将之当众销毁，史称“虎门销烟”。与此同时，林则徐还领导广东军民多次挫败英军的武装挑衅，先后在九龙山、穿鼻洋、官涌等地组织有效反击，阻止英军从珠江口直接入侵广州的企图。来新夏评价此事称：“禁烟运动应该认作是以反对英国亲率者利用鸦片毒害中国、侵略中国为主旨的一次伟大的爱国运动。揭开中国近侵略斗争史的序幕。”① 同志甚至认为：“我国民主革命……从林则徐算起一直革了一百多年。”②

二、近代开眼看世界第一人

鸦片战争前夕，由于清王朝的专制统治、政治上的盲目排外和文化上的愚民政策，导致整个民族对西方的无知，尽管西方早已发展强大、远远超过我国，但全社会却依然沉溺于传统的虚骄气氛之中，仍以“天朝君临万国”自诩，反将外国一律视为未开化的“蛮夷”，将中国与外国的关系视为“夷夏之防”的大禁忌。即使如林则徐在到广东前，对外部世界了解也是相当匮乏的。不过可喜的是，正如某外国人所言：“中国官员不知外国政事，又不询问考求，惟林总督行事全与相反。”林公出于反侵略斗争的需要，明确指出：“必须时常探访夷情，知其虚实，始可定控制之方。” ③

一到广州，他便组织人员编译《澳门新闻纸》，“借以采访夷情”。在粤期间，在雷厉风行查禁鸦片的同时，及时下令和组织人手，广泛搜集外国人在广州、澳门发行的各种报刊，其中主要有《澳门新闻纸》《澳门月报》《澳门杂志》等，并且有的放矢地着重翻译西方对我国禁烟的反应，以及西方对我国边疆周围邻近国家的侵略活动等方面资料。有关人员将这些翻译的新闻信息编辑为《华事夷言录要》，按期提供林公作为决策的参考。值得一提的是，林公既关注“夷言”，又不盲目听信，而是有所鉴别，为我所用，这正如他曾明确表示：“新闻纸零星译出，惟其中颇多妄语，不能据以为实，不过藉以采访夷情耳。” ④又说所译内容“虽近时间有伪托，然虚实可以印证，不妨兼听并观也”。 ⑤

此外，林则徐还组织翻译《各国律例》《对华鸦片贸易罪过论》《世界地理大全》（《四洲志》）。《四洲志》是当时世界上关于政治、地理、国情的最新著作。这部著作的翻译开辟了近代西学东渐的风潮。鸦片战争后，以魏源、徐继畲为代表经世派翻译、介绍西学，探求真理的活动即是以林则徐为起点，领导者康有为在演讲辞中说：“暨道光二十年，林文忠始译洋报。为讲求外国情形之始。”⑥为此，历史学家范文澜曾说：“林则徐是清朝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当然，林则徐探求新知刚刚起步，必然有局限性。”

三、近代运用国际法第一人

《国际法》全称《国际法或运用在行为和民族与事务的自然法则的原则》，瑞士法学家滑达尔著，1758年出版，19世纪上半叶被欧洲外交家和领事官奉为经典。林公赴粤后，曾组织、主持翻译，后被统编成《各国律例》。林公不仅是将国际法传入我国的第一人，同时也是运用该法、将其作为外交武器的第一人。林公在实践中已敏锐地发现，禁烟活动并不能涵盖中外交往的全部内容，必须改变旧有的外交形式，引入西方世界通行的国家交往的法则（公法），使禁烟活动获得国际法的法律支持，便根据《各国律例》292条之五“有人买卖违禁之货物，货与人正法照办”等条文，严正责令来华洋商务必以书面保证不再夹带鸦片，否则“货尽没收，人即正法”，从而使英国鸦片贩子的总后台义律在谈判桌上理屈词穷，狼狈不堪，连目睹现场的外国人也不得不“畏服林则徐办事结实”。又如1839年7月，五名英国水手在香港尖沙咀寻衅打伤多人、致死一人（林维喜），林公根据《各国律例》292条之四“往别国遵该国禁例，不可违规，如违规必有罚以该国例也”的“属地管辖原则”，严正坚持英方必须交凶伏法，对义律妄图推行“领事裁判权”以开脱凶犯的阴谋迎头痛击。

四、近代引进、仿制新式船炮，主张创办新式海军第一人

对于英国侵略者在军事上船坚炮利的优势，林则徐有着清醒的认识。比如关于大炮，他曾坦言，英军炮火的射程达10里左右，远远优于我方；且其炮能连续射击，而我方之炮却须发射一炮、转移之后再发一炮。因此，若论当时的军事武器制造技术，我国是无法与列强相提并论的。对此，他既不消极悲观也不盲目乐观，而是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的大胆举措，卓有成效地增强了我国反侵略的军事能力。在广州期间，为加强当地的海口设防，曾设法购买西洋火炮、轮船以资备用和考究并仿制外国战船。如1839年11月末至12月初，从美国人那里购入甘米力治号舰船，作为“中国海军最早的外国造军舰”，并为海上交战之用。另外，还购入了两艘25吨的纵帆船和一艘外轮小火轮。次年，英舰“都鲁壹”号停泊于海口，林则徐于1840年3月14日，派人到澳门探询“都鲁壹”号的炮火兵力及该舰的构造与性能。⑦同年“二三月间，相继制造一批跑船和小帆船，又仿越南船式造轧船四只，仿欧洲船式改二三只双桅船”。⑧被贬到浙江“随营效力”期间，林则徐还将自己曾派人在广东外舰上秘密绘制的八种战船图提供出来，与兵器专家龚振麟一同研制成功中西技术结合、行驶灵活自如的四轮炮车，使原来只能固定射击的火炮可以“俯仰左右，旋转轰击”。在扬州期间，又参照《炮书》所载的西方先进制炮技术，大大改善了沿海炮台的防务能力，以至人们普遍猜测它是在欧洲工程师的建议和帮助下建成的。1846年，署陕甘总督时，又派人仿照洋法，制造椭圆形爆炸弹和陆路轻便炮车……为了反制侵略者，林公在注重作战武器的同时，也充分意识到水师和水战的重要性，主张创办新式海军。在广东期间，林则徐曾给道光皇帝上折建议，清廷用关税收入的1/10制造枪炮船只以抵御侵略。1841年4月，在向奕山献上抵抗英国侵略的“御敌六策”中，提出建立强大海军的倡议，这在近代史上属首次。为此，林则徐身体力行组建一支新海军，其中包括“‘甘米力治’号军舰，设有能移动的炮位，装备尚好。两个三十五吨重的纵帆船，油漆为黄色，一个明轮推动的小船，许多沙船”。

五、倡导自铸银币，建立本国银本位制第一人

清代实行“银钱并用”的传统货币政策。鸦片战争前后，由于白银大量外流等原因，我国社会经济中银贵钱贱的状况日益严重（最严重时1两银可兑换铜钱2000文左右），致使我国陷于国力下降、商民交困的经济危机；加之洋银（西方铸造货币）在市场上风行流通，价格暴涨，远远超出其实际含银量，浮于我国纹银价值过多，货币制度面临巨大挑战。为了改变这些危及社会安定的严峻局面，保守的封建官僚们纷纷消极主张禁止私铸银元、限定洋钱价格等消极主张，如给事中孙兰枝上《会奏银昂钱贱除币便民事宜折》。针对此奏，道光十三年（1833）四月初六，时任江苏江苏巡抚的林则徐会同两江总督陶澍写了复奏。⑨据考证，在林则徐起草这篇复奏里，第一个提出一套自铸银币、建立本国银本位货币制度的主张。他建议一面发展正常对外贸易，增加海关洋银收入；一面逐渐抑制洋钱流通，最后将洋钱全行禁止。但是，道光皇帝对林则徐的主张并未完全采纳，直到光绪十三年（1887），才由张之洞奏准在广东设局自铸银元。

六、结语

关于林则徐的历史地位评价，学术界多有论述。笔者认为林公在中国近代史上作出卓越的、开创性的贡献，在诸多领域堪称第一。他一生最辉煌时刻，即是在广东禁烟期间，他领导虎门销烟，堪称中国近代第一次反对外国侵略的爱国运动，揭开民主革命序幕；他组织翻译西方报刊，编译《四洲志》，开启西学东渐风潮，是开眼看世界第一人；为抵抗英国武力入侵，他引进、设计仿制新式武器，并第一次倡议建立强大海军以抵御海上威胁；他在处理涉外纠纷中第一次运用《国际法》维护本国利益；作为杰出政治家，他还针对白银外流，传统货币制度面临崩盘局面下，率先提出自铸银币，建立本国银本位的经济思想。

[注 释]

①⑦⑧⑨来新夏：《林则徐年谱长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44页、第386页、第404页、第185页。

②：《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版，第490页。

白洋潮翻译篇6

【关键词】成语；现代词汇；文言句型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12-0278-01

王佐良的译文《论读书》，声名极著，学翻译的学生叹为观止，奉为神作，教翻译的老师也高谈阔论，乐此不疲。其实，这篇译文的瑕疵并不少，只是很少有人注意到。

最主要的问题，出在王佐良所用的“文言文”上。下面一段话，是从其翻译论文集《翻译：思考与试笔》中摘下来的：

那一次我考虑了一个技术问题：“培根在《随笔》中用了十分简约的文体，而且文章写在十六七世纪，字句都有古奥处，应该用什么样的中文来译呢？最后我决定用浅近文言，因为文言容易做到言简意赅。我是一个完全从‘洋学堂’出身的人，文言是后来自学的，不地道，幸亏稿子送到《世界文学》编辑部后，得到了朱海观同志的润色，才成了后来出版的那个样子。”（王佐良：1989）

王佐良的古诗文基础，其实说不上好。他曾译过一首诗歌，叫做《墓园挽歌》，从格律到文字，都有很多问题，笔者曾单独讨论过。这篇译文，是经过别人专门“润饰”过的，然而问题仍然存在。

首先是成语过多。不但成语过多，而且近似成语的四字短语也多。比如“高谈阔论”、“大而无当”、“寻章摘句”、“好学深思”、“吹毛求疵”、“全神贯注”、“孜孜不倦”，乃至“纵观统筹”、“全局策划”之类，真可谓俯拾即是。古诗词也好，文言文也好，都讲究炼字，要求字字皆出己意，字字不可移易，因此成语都是很少用的。即使是近世比较浅近的文言文，如清代张潮的语录体小品《小窗幽梦》，成语也用得很有节度。

其次是杂入了很多现代汉语的词汇、表达方式。专有名词如“蒸馏水”之类，可以不论。但是像下面这一段，完全就是大白话，只是去掉几个无关紧要的字词而已：“换言之，有只须读其部分者，有只须大体涉猎者，少数则须全读，读时须全神贯注，孜孜不倦。书亦可请人代读，取其所作摘要，但只限题材较次或价值不高者，否则书经提炼犹如水经蒸馏，淡而无味矣。”比如最后一句，把“矣”字换成“了”字，再加个“就”字，变成“否则书经提炼犹如水经蒸馏，就淡而无味了”，基本就是大白话了。其实，文言字词，有很多与现代白话十分接近，但是这么长的一段话，读起来还跟白话差不多，就有点过头了。

再就是文言句法不够娴熟。比如开头连用了几个虚词“也”字，这确实是文言句法，可是下文就很少见了，文言的味道，也跟着越来越薄。只在“否则书经提炼犹如水经蒸馏，淡而无味矣”这一句中，才见到了个“矣”字。又比如“然纵观统筹、全局策划，则舍好学深思者莫属”这一句，“莫属”两个字，似乎也有点问题，汉语的习惯，一般只说“某物”非“某人”莫属，而“纵观y筹、全局策划”，说的是事，显然不是“某物”。如果我们改成“然纵观统筹、全局策划，则舍好学深思者莫能为也”，似乎就通了，而且添了个虚词，文气也顺了些。

总而言之，三个问题：一是成语用得太多，二是夹杂了不少白话，三是文言句法不够老练。虽然说是“浅近文言”，浅近是浅近了，文言却显然尚欠精纯。不过，一般的读者大多不愿深思，也不会觉得有什么，而且由于译作确实太过“出彩”了，也不会去追究原文本身是什么样子的。

参考文献：

[1]王佐良.翻译：思考与试笔[M].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1989：93.

白洋潮翻译篇7

Abask sunlight in the face of the earth, make people intoxicated. The sun like a warm spring furnaces, as on the green earth, the golden light. The white clouds in the spring is exceptionally beautiful, like a pentium pony, like the rolling waves, and as the voice of white face. The spring wind like a kindly mother, Buddha with you on the cheek, make you feel comfortable carefree and happy.

Spring breeze blowing through the earth, the earth turn green; The spring breeze blowing trees, leaves gently shake, the wind as if to tell jokes, tree smile curved waist; The window clapped ring, like in the happy clap your hands; Look, leaves brush to fly, the wind is the eldest brother with wire rope skipping had more time!

The campus is rich and colorful of spring. Beautiful winter jasmine is welcome us! Boulevard, tree-lined, paths on both sides of flowers numerous and leafy. Cherry blossom everywhere in the campus, far see like to spread a thick layer of white snow, campus nearly look let a person feel the sky is beautiful snowflakes fluttering. Money chrysanthemum inlaid around the lawn, dotting the green lawn is particularly bright beautiful; Grass green, central a few bunch of beautiful flowers to decorate his lawn more charming, more beautiful. New shoots grow from peach, peach blossom in bud. Willow pond light fo the embankment, the sun sparkling on the river in between. The willows reflected in the water, like a beautiful landscape painting.

I looked at the beauty of spring, can not help hearts vibrated: our country is like spring, everywhere is full of vigor and vitality, as full.

春天是一个万物复苏的季节。每到春天大雁都会从北方飞回南方，小草长出了新的小苗，桃树和樱桃树长出了嫩芽，开着粉红色的花。

阳光暖洋洋地照在大地的脸上，使人陶醉。春天的太阳像个温暖的火炉子，照在绿色的大地上，金光粼粼。春天的白云也格外多姿，像个奔腾的小马，像翻滚的浪花，又像那春姑娘白净的脸。春风像个慈祥的母亲，佛着你的脸颊，使你感到舒爽心旷神怡。

春风吹过大地，大地变绿了;春风吹过大树，树叶轻轻摇动，风仿佛在讲笑话，树笑弯了腰;窗户拍拍地响，像在高兴地拍手;看，落叶刷刷地飞舞，风正在跟电线大哥跳绳呢，玩得多开心!

春天的校园更是丰富多彩。美丽的迎春花正在欢迎我们呢!大道两旁绿树成荫，小道两边花繁叶茂。樱花在校园里处处可见，远看像给校园铺了一层厚厚的白雪，近看让人感觉天上正飘荡着美丽的雪花。金钱菊镶嵌在草坪的周围，点缀着绿色的草坪显得格外鲜艳美丽;草坪绿茵茵的，中央有几束美丽的花儿把草坪装点得更加迷人，更加秀丽。桃树抽出新芽，桃花含苞待放。池塘边的柳树轻佛着河堤，太阳照在河面上波光粼粼。柳树倒映在水中，像一幅美丽的山水画。

我望着这春天的美景，不禁心潮起伏：我们的祖国就像春天一样，处处是那样生气勃勃，万紫千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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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洋潮翻译篇8

关键词：严复；林纾；译著；古文；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H059

桐城派的“嫡传”严复和林纾运用古文翻译西书，“输入欧化”之功在近代启蒙思潮当中很少有人可以相比。康有为称：“译才并世数严林，百部虞初救世心。”[1]梁启超说：“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关系者，复其首也。”[2]胡适说，“严复是介绍西洋近世思想的第一人，林纾是介绍西洋近世文学的第一人”[3]211，林纾的翻译使“古文的应用，自司马迁以来，从没有这种大的成绩” [3]215。所以，谈论桐城派对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的贡献，就必须谈及严复、林纾译著的贡献。

一、严、林运用桐城古文翻译西书是历史转换时期的最佳选择

严复、林纾译介西书的时间集中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这个时期主导学术、文学的语言工具还是古代语言，且流行于世的时文、文白夹杂的通俗读物又极大地败坏了民族语言的声誉。白话文试验和文言文的统一，也才刚刚提倡，且认识多有轩轾，即便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白话文也还有被称之为“欧化白话”的。所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求运用白话译介西方著作，特别是学术著作，是不具备条件的空谈。显然，处在古代和近代、现代之交，严复、林纾运用古文翻译西书是一种历史性选择。

对这个问题，香港学者陈敬之在《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前驱》一书中有一个较为中肯的认识。他先提及梁启超、胡适对严复译文的评价，在此基础上，他说：“梁以为严的‘文笔渊雅，刻意模仿先秦文体，然非多读古书之人，一殆难索解。’而胡则认为严复以古文译书，正如前清官僚戴着红顶子演说，很能抬高身价。……然这正说明了严复的译书之所以受到当时中国知识界的极端重视，且至风行一时，也就得力于他的译文的‘渊雅’了。”[4]他就事说事，自然巧妙地得出自己的结论。所谓“渊雅”，实乃《易》经、《春秋》笔法所造就的简洁精微、曲包丰富、隐显有致的语言风格，这是桐城派语言的基本风格。严复的译著如此，林纾的译著也是如此，在陈敬之看来，这正是他们的译著得以在文化人中风行的重要原因。

而且，问题还不止于此。中国古文发展到桐城派这里，历经数千年的积累和变迁，其表情达意的功能虽已高度自足，却也能适时因变，就如郭绍虞所言：桐城古文之所以卓有所成就，通于古而又适于今，“因为他们所标举的虽是古文，而惩于明代文人强学秦汉之失，不欲袭其面貌，剽其句字，所以宗主唐宋文的目的与作用，又在欲作比较接近口语的文字。”[5] 正因为如此，像鲁迅、郭沫若这些刚刚起步的文化少年阅读起严、林译文，也能因之与西方人神妙会通，忘乎所以。鲁迅谈到他少年时代读《天演论》的情景时说：“最好懂的自然是天演论，桐城气十足，连字的平仄也都留心。摇头晃脑的读起来，音调铿锵，使人不觉其头晕。”[6]郭沫若回忆读林纾译著时说：“《迦茵小传》……这怕是我所读过的西洋小说的第一种。这在世界的文学史上并没有甚么地位，但经林琴南的那种简洁的古文译出来，真是增了不少的光彩！”“C.Lamb 的Tales from Shakespeare，林琴南译为《英国诗人吟边燕语》的，也是使我感着无上的嗜味，无形之间影响我最深的一种。我到后来虽然也读Tempest， Ha-mlet Romeo and Jnliet 等莎氏的原作，但总觉得没有小时候所读的那种童话氏的译述更来得亲切了。”[7]210（《我的幼年》）可见，桐城派渊雅的文章风格、适时因变所造成的严、林译文的风格，较为广泛地适切了晚清主流文化界对语言接受的要求。正因为如此，严复、林纾运用桐城古文翻译西书，“传输欧化”，在当时乃是适时因势之举，其价值和意义不容否定。

二、严、林译著最直接地构成了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培养基

经过洋务运动，在先觉者中，严复较早地意识到欲改造中国，不能满足于学习西方的器物、制度文化，还必须学习西方的的思想文化，从“治愚”入手，实行标本兼治。从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大学毕业回国后，在深入传统和西学，同时反观传统的过程中，他感到西方近代思想与我国传统经典有许多 “冥合”之处，因此生出借西学启发民智，激活传统的强烈愿望。失败后，他在致张元济的信中说：“复自客秋以来（按：即失败以来）仰观天时，俯察人事，但觉一无可为。然终谓民智不开，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可。即使朝廷今日不行一事，抑所为皆非，但令在野之人，与夫后生英俊，洞识中西实情者日多一日，则炎黄种类未必遂至沦胥，即不幸暂被羁縻，亦得有复苏之一日也。所以摒弃万缘，惟以译书自课”[8]。他翻译的著作主要有：《天演论》（赫胥黎，1894年），《原富》（亚当・斯密，1776年），《群学肄言》（斯宾塞尔，1873年），《群己权界论》（穆勒，1859年），《社会通诠》（甄克思，1900年），《法意》（孟德斯鸠，1743年），《穆勒名学》（上部）（穆勒，1843年）等。这些18、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资产阶级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方面的经典著作，经过严复的翻译，在晚清思想文化领域与封建国家及其意识形态构成了全面对立，从世界观到历史观，到价值观，到方法论，从政治到经济，到哲学，到文学，无不唤起新的思考和变革要求。特别是《天演论》，这本译著自1898年由河南卢氏慎始基斋木刻正式系统问世，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简直轰动了一个时代，“进化论”风靡国内 ，改变了国人“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道学观念和人世轮回的时空意识，以致“惕焉知变”，惊醒了古老民族僵化的灵魂。就文学而论，因为这些思想打开的新的认知领域，产生的新的认知方式，也就洞开一个新的审美世界。

林纾的文学翻译宗旨大抵与严复相通，在于开发民智，国保种之一助。林纾最初翻译《茶花女》，带有个人特殊情境中的抒情释闷意图，但动机又不止于此，他说，“大涧垂枯，而泉眼未固，吾不敢不导之；燎原垂灭，而星火犹爝，吾不得不燃之”，透露了维新救国、烛照昏昧的愿望。翻译其他作品，也是如此。大体说来，就如同严复那样，他是希望借助翻译以启发民智，拯救国家。他说：“欲开民智，必立学堂；学堂功缓，不如立会演说；演说又不易举，终之唯有译书。”[9]据俞久洪考索，林纾共翻译英、美、法、俄、德、日、比利时、瑞士、西腊、西班牙、挪威等十一个国家九十八个作家一百六十三种作品（不包括未刊印的十八种）。其中翻译英国五十九位作家一百种作品，包括莎士比亚剧本五种；美国十三位作家十七种作品；法国十八位作家二十四种作品；俄国列夫・托尔斯泰作品十种；希腊、德国、比利时、西班牙、挪威、瑞士、日本各一位作家一种作品；佚名作品五种[7]403（《林纾翻译作品考察》）。这些作品大都是经林纾翻译，第一次与中国读者见面。其中莎士比亚、狄更斯、斯威夫特、哈葛德、雨果、巴尔扎克、小仲马、斯宾塞尔、华盛顿・欧文、列夫・托尔斯泰、易卜生、塞万提斯、 斯托夫人等，都是世界一流作家。这批作家作品较充分地把西方自文艺复兴到19世纪的婚姻爱情、风俗人情、社会冲突具体感性地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使得近代西方个性解放、人生自由、男女平等、婚姻自主等进步思想观念在国人中产生了惊世骇俗的影响，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构成了尖锐挑战。

当五四新人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时候，他们援引的重要的思想武器便是严复引进的进化论世界观和方法论；当他们打倒“孔家店，欢迎“德先生”和“赛先生”登堂入室的时候，严复、林纾译著里的那些民主、科学、自由、平等、个性解放的思想实际上帮助他们开启了思想的堂奥；当他们打破贵族文学、宫廷文学的殿堂，走向平民，走向劳工，着重抒写中国底层百姓悲欢离合的时候，林纾译作中的西方近世平民世界，林纾对狄更斯专写“下等社会”写作精神的肯定，已经为他们的写作提供了先在的经验。如此等等，无不表明作为近代启蒙思潮中的严、林译著，为五四新人携来了文化现代性和文学现代性的曙光。

所不同的是，五四新人带着激进的、彻底的“反传统”的姿态，站立在了又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严复、林纾则是在传输欧化的同时，传统文化其中包括桐城派前辈所崇仰的宋儒理学精神，依然在程度不等地束缚着自己的精神，他们要“调和中西”，但在对民族本体的坚持之中没有能够走出传统文化的阴影。尽管如此，当五四新人在庆祝他们的胜利，其中包括反对“十八妖魔”、“桐城谬种”的胜利之后，时隔有日，在有所反思之时，还是发出了这样真诚的声音：“后来参加新文学运动的，如胡适之、陈独秀、梁任公诸人都受过他们（按：指吴汝纶、严复、林纾）的影响很大，所以我们可以说，今次文学运动的开端，实际还是被桐城派中的人物引起来的。”[10]

三、“信、达、雅”翻译理论，是古文义法理论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同时又是促成西文中国化的重要推助

“信、达、雅”翻译理论是严复提出来的。所谓“信、达、雅”，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解释说：“《易》曰修辞立其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曰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11]1321 由儒家元典立论阐释译事三原则，这是与桐城派文论相通的精神，或者说是接受桐城派文论传统而进行的创造。桐城派文论的一个基本特征在于立足《易》经倡导“义法”之说，他们之所谓“义”即言有物，“法”即言有序，“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这是在哲理的层面上要求文章达到内容与形式高度一致的精要之论。严复也正是这样，稍有不同者，他在征引《易》的同时还征引了《论语》，由《易》释“信”，由《论语》释“达”“雅”，并由“信”“达”的总体性规约派生出“雅”的要求。在严复看来，源自于《易》的诚信是译文的首要原则，所译结果如失之诚信，当是失败。为实现诚信，就要做到“辞达”，运用适当的手段真实传达原作。如何才能做到真实传达？中西语言、语法、文化背景均不相同，机械的“硬译”实际上很难奏效。对此，翻译家自然各有自己的思考和实践，严复的做法是：“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然互备。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11]1321最后是“雅”，这个“雅”，对于严复来说，是由前面两条原则而来的，是 “信”“达”统一后内在的审美要求，是“收全文神理，融会于心”而获取的有机形式。前面已经论及，桐城派以“雅洁”“渊雅”要求于文章，他们之所谓“雅”，意在讲究《易》之“本隐而之显”和《春秋》的“推见之隐”。对《易》和《春秋》的这两句评语出自司马迁，严复以为“此天下至精之言也”[12]。所以在桐城派和严复这里，“雅”是发乎文章审美要求的文采焕然，辞章精美，更是曲包丰富、隐显有致的风格。总之，在严复看来，翻译就是运用一种语种的语言形式转换另一种语种所生成的有机文本，所讲求的是内容和形式的高度一致。这也就是桐城派古文“义法”所要求的“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

正因为如此，严复总是把他的翻译当成不失原文本真的二度创造，从原文到译文，语种尽管不同，但努力做到吴汝纶所说的那样“其体虽变，其要于文之能工，一而已”[13]。所以他说自己的翻译是 “一名之立，旬月踟蹰”。

林纾的翻译思想与严复基本一致。钱基博说林纾“自以工为古文辞，虽译西书，未尝不绳以古文义法也”[7]177（《林纾的古文》）。正因为如此，他对“信、达、雅”的原则也自觉接受。孔立在《林纾和林译小说》中就认为：“林纾受到严复的影响，他想根据信、达、雅的标准进行翻译。”[7]289（《林纾和林译小说》）

林纾在《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序》中说：“余不通西文，然每听述者叙传中事，往往于伏线、接笋、变调、过脉处，以为大类吾古文家言。”在与中国作品的比较之间，他以为“此篇（按：《撒克逊劫后英雄略》）为人不过十五，为日同之，而变幻离合，令读者若历十余年之久”；“虽每人出语，恒至千数百言，人亦无病其累复者”；描写的太姆不拉壮士，“其雅有文采者，又谲容诡笑，以媚妇人，穷其丑态，至于无可托足”；“述弄儿汪霸，往往以简语泄天趣，令人捧腹”；书中所述“犹太人之寓欧，较幕鸟为危。顾乃知有家而不知有国，抱金自殉，至死不知国为何物。此书果令黄种人读之，亦足生其畏惕之心”；撤克逊王孙“……愚智互形，妍媸对待，令人悲笑交作”； “吕贝珈者，犹太女郎也。洞明大义，垂青英雄。又能以坚果之力，峻斥豪暴。夫犹太中，未必果有其人。然司氏既恶天主教人，特高犹太人以摧残之，文心奇幻”；等等[7]118。所谈的这些“妙”处，涉及到时间的空间化、人物语言的个性化、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人物形象的典型化、文学审美的生成等许多问题，显示了林纾对西方近代文学作品细致的感受和把握能力。不过，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不可能运用现代文论的概念予以阐释，而是以桐城派古文家的眼光看待这些艺术表达的手段和方法。在这篇序文中，林纾提到与同好谈及司各德，都认为“可侪吾国之史迁”，“出语隽妙”，“文心之幻，不亚孟坚”。可见，他从古文家的特定角度体会到中西文心本可相通，他所要做的，正是在中西文章的相通之处，运用“吾古文家言”，对西方近代文学著作给以创造性“改写”。

他不懂西文，不可能如严复那样直接运用文言与源文本交流，直接译，他之贯彻“信、达、雅”，是在口译者提供的人物故事基础上，探其“文心”，得其神韵，而后“耳受神追”，以求取人情世态的委曲逼真。对于他来说，赖以施展才能的是一个经过第二者译述的文本，所得“信”、“达”的程度，首先受着这个“第二者文本”的制约，“第二者文本”愈切近源文本，林译的“信”“达”就愈充分，反之亦然。所以对于他来说，“雅”似乎更为重要，他是由与西人相通的“文心”，通过“第二者文本”与源文本交相“神会”而得其本真，再由古文的“雅”通向“信”“达”，从而实现三者的一致。

总之，无论二人的做法有何差异和得失，但“信、达、雅”实际上是桐城派古文义法在翻译领域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它丰富了 “义法”，赋予“义法”的运用以新的语域。它运用于体系严密且又深邃的近代西方理论著作的翻译，又运用于长篇的近代西方小说的翻译，这是从来也没有过的拓新之举。

“信、达、雅”翻译三原则问世后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它萌长于桐城派的古文义法，却又超越了桐城派的理论和实践。严、林之后的许多翻译家都以此作为自己的翻译宗旨和理论指导，并在自己的翻译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这一思想。也有人对这一理论提出批评，但不管是肯定的还是批评的，人们共同完成了一个以“信、达、雅”为轴心的、可称之为“信、达、雅”翻译学的中国翻译思想。在这个翻译思想的指导和影响下，数以千万计的外国哲学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文学艺术的著作被翻译到中国来，改变着民族文化和文学艺术的局限，促进了中国文化和文学艺术现代性的形成和发展。

四、严、林的翻译文本拓新了桐城派古文体裁，为传统文本的现代性转化提供了先导

桐城派古文体裁在经世思潮时期因旅外日记、游记、涉外纪事等散文文体的出现获得过一次拓新，在1894年后的启蒙思潮当中因严复、林纾译著的出现又获得了一次拓新，这后一次即因运用古汉语及桐城古文义法翻译西方近代宏大的理论著作，建构了具有民族特征的宏大理论著作形式；因运用古汉语及桐城义法翻译西方近代一百五十多部长篇小说，改变了民族文化传统中轻视小说的顽固观念，使小说成为现代文学中的主要形式，从而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学形式认知的时代。

中国传统理论著作，吴汝纶分为“集录之书”“自著之言”两种，前者“篇各为义，不相统贯”，后者“建立一干，枝叶扶疏”。当严复从事西方近代体系严密、结构宏大的理论著作的翻译的时候，作为古文家，他很自然的从古文传统中去求取形式。当他完成《天演论》书稿后，便与吴汝纶、夏曾佑商量该书的标题之事。他说：“此书上卷导言十余篇，乃因正论理深，先敷浅说，仆始翻‘卮言’，而钱塘夏穗卿曾佑病其滥恶，谓内典原有此种，可名‘悬谈’，及桐城吴丈挚父汝纶见之，又谓‘卮言’既成滥词，‘悬谈’亦延释氏，均非能自立者所为，不如用诸子旧例，随篇标目为佳……”[11]1322可见颇费踌躇。就其结果看，他还是较多地接受了吴汝纶的意见，“用诸子旧例，随篇标目”。《天演论》之后的其他译著的结撰形式也大抵如此。这种标目的方法来自古人，且与译文风格自成一体，也就很自然地切合了新旧转换时期文化人的接受心理，从而较好地借助传统形式传输了西人近代宏富的思想理论成果。而且，传统中的中国文人重感性，崇尚意象思维，对严密的理性思维不大喜欢，即使是理论著作，也多是以短篇结大体，各篇独立，然后成一大著。吴汝纶所谓“建立一干，枝叶扶疏”即是。当严复浸淫于西方近论著作，并尊重特定时期中国文化人的接受心理，把它们翻译给中国同胞的时候，他实际上运用古代汉语和桐城古文义法，同时又运用传统理论著作的结撰形式，建构了传输西方近代思想、具有民族特征的“一干而众枝”的宏大理论著作形式。吴汝纶说他的《天演论》“与晚周诸子相上下”，其中也包括了对他译著的结撰形式的肯定。

中国传统文化一向轻视小说。所谓小说只不过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街头巷尾言传，古文家从来不以做小说为正途。《庄子・外物》篇“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这句话，成为人们阐释小说之“本”。班固《汉书・艺文志》把“小说家”列在十家之后，认为“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之所造也”。但是，到了古文家林纾这里，情况发生了变化。他以桐城古文嫡传自命，至死都怀抱着古文正统，却又以满腔的热情运用神圣的古文翻译正统文人所不耻的小说，并且在译著的序、跋中不断地告诫人们勿以“小道”视之。黄遵宪、梁启超倡言“小说革命”、小说“新民”，但始终不能形成大气侯，拿不出作品。林纾做到了，他持守古文义法，朝着“信、达、雅”的原则努力，同时又本着“有所变而后大”的精神，打破桐城派先辈关于古文忌用“藻丽俳语”、“诗歌中隽语”、“佻巧语”的限制，译文中大量吸收和运用了具有生活气息的通俗语言，当时出现的“一见之字里行间便觉不韵”的“东人新名词”也进入到译文中。这样，他的译文也就丰富了叙事、表意和传情功能。所以钱钟书作出这样的判断：“林纾译书所用文体是他心目中认为较通俗、较随便、富于弹性的文言。它虽然保留若干古文成分，但比‘古文’自由得多；在词汇和句法上，规矩不严密，收容量很宽大。”[7]311（《林纾的翻译》）

林纾的这个成就，在五四后的学界已经成为共识。郑振铎在《林琴南先生》一文中说：“中国文人，对于小说向来是以‘小道’目之的，对于小说作者，也向来是看不起的，所以许多有盛名的作家绝不肯动手去做什么小说，所有做小说的人也都写着假名，不欲以真姓名示读者。林先生则完全打破了这个传统的见解。他以一个古文家动手去译欧洲的小说，且称他们的小说家为可以与太史公比肩，这的确是很勇敢的很大胆的举动。自他以后，中国文人才有以小说家自命的；自他以后才开始了翻译世界的文学作品的风气。中国近二十年译作小说之多，差不多可以说大都是受林先生的感化与影响的。”[7]163（《林琴南先生》）寒光在《林琴南》中说：“林氏译小说的时候，恰当中国人贱视小说习性还未铲除的时期，一班士大夫们方且以帖括和时文为经世的文章，至于小说这一物，不过视为茶余酒后一种排遣的谈助品。加以那时咬文嚼字的风气很盛，白话体的旧小说虽尽有描写风俗人情的妙文，流利忠实的文笔，无奈他们总认为下级社会的流品，而贱视为土腔白话的下流读物。林氏以古文名家而倾动公卿的资格，运用他的史、汉妙笔来做翻译文章，所以才大受欢迎，所以才引起上、中级社会读外洋小说的兴趣，并且因此而抬高小说的价值和小说家的身价。”[7]207（《林琴南》）

总之，严复、林纾处在近现代大历史的转换时期，运用古文翻译西方近代著作的情况，到五四白话文起来之后逐渐成为过往的史绩，然而这是不能忘记的史绩。他们运用“旧瓶装洋酒”的方式为中国面向世界提供了一个全方位的世界性文化和文学的参照，启发了国人现代意识的觉醒，启发了启蒙者，启发了一个时代。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说林纾的译著《巴黎茶花女逸事》“替古文开辟一个新殖民地” [3]3213，这个观点也适合于我们对严复、林纾译著价值的认知。正是在古文时代终结之前，他们创造性的运用古文翻译西书，极其广泛地揽来西方文化和文学资源，替古文开辟了一个新殖民地，为新文学的生长提供了一块从未有过的沃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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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严复.天演论・译例言[M]//严复集（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

[12] 严复.天演论・自序[M]//严复集（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

白洋潮翻译篇9

【关键词】 闻一多；翻译与创作；诗的格律；“建筑美”

作为现代中国著名诗人、学者、爱国民主斗士，闻一多是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一代大家。闻一多在诗歌创作、文学研究等方面取得的成就，人所共知。除此之外，他在诗歌翻译实践和理论方面也有很大的成就。近年来也有这方面的研究， 但专门探讨其诗人身份和译者身份的相互关联的研究成果，似乎并不多见。因此，本文拟从翻译与创作互动的视角，探究闻一多诗论与译论的互文性，及其诗歌创作与翻译实践的互推互动。

一、20世纪初翻译与创作的互动图景

20世纪初期，尤其是“五四”以后的30 年，正是中国文化与文学的转型期，翻译与创作活动十分活跃，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翻译高潮，正是“著述如云，翻译如雾”。[1]这一时期文学翻译与创作之间的互动图景，比中国历史上以往任何时代都来得生动鲜明，成为一大景观。大多数作家，在从事创作的同时也把翻译作为副业，这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一大批作家，包括鲁迅、周作人、郭沫若、徐志摩、闻一多、林语堂、梁实秋等，他们又都是翻译家（者），译家兼作家的双重身份，使得他们对翻译与创作的关联有着独到的看法与见解。这些看法与见解，自然体现在他们的创作与翻译实践中，同时还大量出现在各种翻译话语中，如序、跋、说明、题记，以及他们对译者或译作的评论文章。

在这一大变动的时期，翻译往往被赋予了思想启蒙、文学革命的使命。对此，许多作家兼译家都有自己的表述。郑振铎说，“翻译者在一国的文学史变化最急骤的时代，当是一个最需要的人”，为“幽暗的中国文学的陋室”打开了“几扇明窗”。 卞之琳将自己的译文集起名为《西窗集》。关于创作与翻译的关系，郭沫若认为，“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还可能超过原作”。[2]朱自清曾谈到诗歌翻译：“译诗对于原作是翻译，但对于译成的语言，它既然可以增富意境，就算得一种创作”。[3]这一时期，翻译与创作之间呈现出良性互动的关系。一方面，译事的繁荣，为新文学创作提供了借鉴的资源，模仿的样本；另一方面，新文学创作对翻译活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五四新诗创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以胡适、郭沫若等为代表的一批现代作家，积极译介英美意象派诗歌，以及欧洲浪漫主义诗歌，受此影响，新诗实现了“诗体大解放”。但在走向“自由化、散体化、白话化与平民化”的过程中，新诗又面临着诗性丧失的危险。以闻一多为代表的新月派起而纠正，积极倡导译诗的格律并身体力行，使新诗的发展走上正轨。

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的翻译批评登堂入室，构成文艺批评的重要部分。这些翻译批评有的独立成篇，有的糅合于其他文艺批评文章，目的是为了规范翻译活动，提高翻译质量，促进本土文学创作。翻译与创作并举，对于翻译价值的认可，以及翻译批评与文艺批评的交融，体现了文学转型时期翻译与创作的相互融合，反映了新文学作家对外国文学的模仿与借鉴。

二、闻一多诗论与译论的互为发明

在其著名诗论《诗的格律》一文中，闻一多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拿下棋来比作诗，如果说“棋不能废除规矩，诗也就不能废除格律。”没有了规矩就没有了棋的趣味，同样，废除了格律也就没有了诗的趣味。因为“诗的所以能激感，完全在它的节奏；节奏便是格律。”诗人必须“戴着脚镣跳舞，并且要戴别个诗人的脚镣。”“只有不会跳舞的才怪脚镣碍事，只有不会作诗的才感觉得格律的束缚”。[4]这些话通俗形象地说明了格律之于诗的重要性。诗从来就没有脱离过格律或节奏，没有节奏的诗是不存在的。并且尖锐指出，相信诗可以废除格律，完全是出于好时髦、偷懒、甚至是藏拙的心理。

闻一多倡导新诗格律化，他认为，格律可以从视觉和听觉两方面来讲，属于视觉方面的格律“有节的匀称，有句的均齐”。属于听觉方面的“有格式，有音尺，有平仄，有韵脚”。如果“没有格式，也就没有节的匀称”，如果“没有音尺，也就没有句的均齐。”[5]文学是占时间又占空间的一种艺术，我们的文字有了“在视觉上引起一种具体的印象”的可能，因此“诗的实力不独包括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辞藻），并且还有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并且宣称，“增加了一种建筑美的可能性是新诗的特点之一。”[6]有人说，他第一个坚持现代中文诗写作中的建筑美，第一个把现代中文诗写得那么优雅、准确。闻一多注重格律，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有完整的格律体系。他的诗作对格式追求一丝不苟，甚至被人送以“豆腐干体”之雅谑。[10]

闻一多主张写诗要讲究格律，这一点与郭沫若相异。闻一多认为写诗应该如同“戴着脚镣跳舞”，相反郭沫若主张“诗的创作贵在自然流露”，认为“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闻一多主张：“诗同一切的艺术应是时代的经线，同地方纬线所编织成的一匹锦”，这里的“地方纬线”就是他所说的诗歌的“地方色彩”。闻一多曾批评郭沫若的《女神》不仅形式十分欧化，而且精神也十分欧化，缺乏中华民族的“地方色彩”。[11]

闻一多关于译诗的论述，主要有《莪默伽亚谟绝句》和《英译李太白诗》两篇文章。前者是闻一多对郭沫若从英国诗人菲茨杰拉德（Fitzgerald）译文转译波斯诗人莪默伽亚谟的《鲁拜集》所写的评论。后者是闻一多对日本译者小x薰良英译的《李白诗集》所作的评论。两篇文章虽然都不长，却算得上我国二十年代译学理论探索的经典之作。他的译诗观点，曾有学者做过专门的总结，笔者不打算再做重复性劳动。

我这里要强调的，是他的译诗话语与作诗论点的互文性，或者说二者的相通性。比如说，在《英译李太白诗》一文中，他指出：“在求文字的达意之外”，译者还应该“进一步去求音节的仿佛”。他举的例子是李白的名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认为译文“the road to Shu is more difficult to climb than to climb the steep blue heaven”中，“两个clime 在一句的中间作一种顿挫，正和两个难字的功效一样的”，而且最巧的是中文“难”字同英文climb一词的声音也差不多。当然，声音的相似完全是一种巧合。不过由此可见，闻一多对于译作要努力做到音节层面相似的一种追求。他认为，“译太白与其注重辞藻，不如讲究音节”。他认为，中文诗歌的“浑金璞玉”太玄妙，“是禁不起翻译的”，因此既要译诗，就只能是“在不可能的范围里找出个可能来”，其观点充满了辩证的思想。需要指出的是，他的译诗思想与他的诗论一脉相承、互为发明。同诗作一样，译作也要讲究格律。否则的话，译作就“太对不起原作了”。[12]

三、闻一多诗歌创作与翻译实践的互推互动

中国古典诗歌有着悠久的传统，但在20世纪初的中国，有一批用白话文作为媒介进行创作的诗人，闻一多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作为 “新月派”诗学的主要倡导人之一，闻一多认为应该多翻译“西洋的古今名著”。他的翻译作品并不多，主要是诗歌的翻译，他总共译诗40首，其中包括勃朗宁夫人（E.B.Browning）的爱情十四行诗21首。这些外国作品的翻译和介绍，对他后来的诗歌创作和他新诗理论的构建，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作为诗人的闻一多，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其诗歌创作的风格，自然也会影响到他的翻译实践。闻一多有据可查的最早的译作，是他发表在1919年5月《清华学报》4卷第6期上的《渡飞矶》（Dover Beach）一诗。原诗作者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82-1888），是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著名诗人和文学评论家。Dover Beach（现译《多佛滩》）是其最知名的诗作之一。[13]请看译诗的开头几句：

平潮静素漪，/明月卧娟影；/巨崖灿冥湾，/清光露俄顷。/夜气策寒窗，/铿锵入耳警。[14]

这里我们发现，闻一多的译文完全是古典诗歌的格律，根本看不出这是一首翻译作品。说明了他早期的翻译实践中，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之深。随着时间的推移，年龄渐长，经历渐丰，诗学观念自然也会发生变化。新文化运动的展开，白话文的倡导，时代思潮的影响，也对他的创作与翻译产生影响。因此，他后期的翻译作品，有着和前期作品迥异的语a体风格。请看译诗《山花》的第一节：

我割下了几束山花，/我把它带进了市场，/悄悄的又给带回家；/论颜色本不算漂亮。/因此我就到处种播，/让同调的人去寻求，/当那花下埋着的我，/是一具无名的尸首。[15]

虽然语体是白话文，但是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诗的“建筑美”，仍然有着完美的体现。他的译诗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本人就是诗人，诗人译诗，自然是驾轻就熟，比一般译者有着天然的优势，更容易把握与再现诗的意境与格律。

翻译对创作的影响，在20世纪初的中国表现得尤其明显。在这一时期，“原创作品与翻译作品之间没有泾渭分明的界线”。有很多创作是仿拟的作品，或曰“拟作”。曾有研究指出，徐志摩公开声明，他的新诗《西窗》模仿了艾略特的《序曲》 ；邵洵美的短篇小说《搬家》，在郁达夫看来“大有 George Moore 的风味”[19]。闻一多悼念亡女的《忘掉她》一诗，明显有美国女诗人蒂斯代尔《忘掉它》（Let It Be Forgotten）的影子。[9]试将两诗作一比较（余光中的中译；英文原文略）：

《忘掉它》（余光中译）

忘掉它，像忘掉一朵花，/像忘掉炼过纯金的火焰，/忘掉它，永远，永远。/时间是良友，他会使我们变成老年。/如果有人问起，就说已忘记，/在很久，很久的往昔，/像朵花，像把火，像只无声的脚印/在早被遗忘的雪里。

《忘掉她》（闻一多作）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那朝霞在花瓣上，/那花心的一缕香――/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如果是有人要问，/就说没有那个人；/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蒂斯代尔的诗只有两节，而闻一多的诗有七节，但我们可以明显感到，在构思、意象、句式结构上这两首诗及其相似。闻诗深受蒂斯代尔作品的影响，应该不会有什么疑问吧。

四、结语

闻一多首先是一位诗人，他的诗歌创作对中国新诗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也是一位学者，他的文学研究对中国学术的发展影响深远，我们今天的许多研究都是站在他的肩膀上。他又是一位译者，虽然译作不多译论不丰，但质量上乘均属精品，这也许是他做人与作文的一种隐喻吧。诗人与学者的素养，对他的诗歌翻译实践产生了深刻影响，他的翻译话语有了独有的见解与魅力；反过来，翻译实践同样扩大了诗人与学者的眼界，使他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诗歌的创作有了更高的起点，学术研究有了更深远的探索。

【参考文献】

[1] 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 1897―1916[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2] 郭沫若.谈文学翻译工作/罗新璋，陈应年.翻译论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3] 朱自清.新诗杂话[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4][5][6][8] 姜涛.闻一多作品新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7][14][15] 北塔.略论闻一多诗歌之英文翻译[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12）.

[9] 闻一多.唐诗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10][13] 南治国.闻一多的译诗及译论[J].中国翻译， 2002（2）.

白洋潮翻译篇10

一个好的名字不仅要与本土文化契合、展现车子本身的特性，还要朗朗上口，才能让人称道。

这样的名字在造就产品地位中的作用不可低估。然而取一个既能体现产品特性又能闪现品牌光芒的好车名绝非易事。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现在汽车的名字，越来越“难听”了。从客观原因来看，全球汽车品牌已从二战后的55个增加到了240个。而主观原因，起名方式、翻译手法、潮流风范，不一而足。

各车厂的命名规则不一，并不以时代为界限，甚至一家车厂内部也存在多种命名规则。

各大车厂起名规则不一，似无迹可循。最简单直观的，以字母加数字，如宝马X系。以人名命名的，比如福特（Ford）、奔驰（Benz）。法拉利虽然存在多种命名规则，旗下最顶尖的超级跑车恩佐（Enzo），是以创始人恩佐・法拉利（EnzoFerrari）的名字来命名的。以神格化方式来为车辆命名，雪佛兰的Titan（泰坦）就是希腊神话中传说曾统治世界的巨人族。还有以动物命名的，如兰博基尼和大众经典的Beetle“甲壳虫”。还有不少车型命名运用了拟人手法，凸显车的气势与风范，如林肯领航员（Navigator）、玛莎拉蒂总裁（Quattroporte），等等。

也有比较另类的像大众，喜欢用各种气象学术语。桑塔纳（Santana），是美国峡谷一种飓风的名称。宝来本名Bora，指亚德里亚海上冷冽的北风。也难怪大众的车名总是听起来略有些冷淡的气息在里面。

不仅是起原创车名时，车企在给自己的汽车起外国名字的时候也煞费苦心。起外国汽车的中文名大致有4个途径：音译、意译、混合翻译以及创造性翻译。

音译最为常用，目前60%以上的汽车名称皆是音译而来。

意译在21世纪初的时候最常见。在2000年，中国汽车市场刚刚开启的时候，通用君威（Regal）、荣御（Royaum）、凯越（Excelle）等名字，在消费者心中烙下了深厚的情谊。

混合翻译则是音译和意译的结合，在业界最成功的典范莫属Benz被叫作奔驰，BMW被叫作宝马。这两个汽车品牌，在中国可谓是妇孺皆知。

创造性翻译的典范当属捷豹（Jaguar）。虽然没有宝马的知名度，却也是当今世界上最成功的豪华车品牌之一。早期的时候，它的中文名叫做“美洲虎”。捷字音似“Ja”，而Jaguar的中文含义就是美洲豹，二者合二为一，成就了捷豹品牌。一头敏捷的豹子，确实让人感觉更加轻盈灵活。

可现在方向变了，越来越多厂商更乐意选择音译名，以显得更国际化。

音译大行其道。比如迈锐宝（Malibu）、爱唯欧（Aveo）、艾力绅（Elysion）、音赛特（Insight）等。玩得最顺溜的，莫于过丰田了。

Lexus初入中国时有个响亮的名字――“凌志”，取壮志凌云之意。更名为“雷克萨斯”，格调掉了两里地。陆地巡洋舰、陆巡、LC、兰德酷路泽……这些竟然都是一辆车！对于不熟悉的人来说完全蒙掉，就连以前钟情于陆地巡洋舰的人都说看到兰德酷路泽时也是一脸茫然，根本联想不起来原来的车型。

虽然丰田一直重申改名是为了全球化品牌战略，通过音译的方式让全世界的丰田车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但是直接给出一个空洞、抽象、不符合语法规范的名字，实在是没有诚意。

试想一下，如果“保时捷”改名为“波尔斯捷克”，“奔驰”改成“别恩兹”会是怎样的情景。

为了给汽车取一个好名字，车商除了发动自己的员工，还要使尽浑身解数调动各方，广告公司、咨询公司、市场调查公司、业界意见领袖，甚至风水先生，经历漫长的征集过程，才能唱就轰轰烈烈一场大戏。

归根到底，命名者的水平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一款车型给人的印象。就像古龙笔下楚留香、西门吹雪、花无缺等角色本身的名字都变成了形容词。

再观近年，满眼“锐”、“福”、“朗”、“腾”、“逸”、“途”、“凯”等。尤其是本土品牌也开始采用外资品牌字眼。有人开玩笑说，该不会是请了同一个测字先生吧？要不然几千汉字，就拿这几个字排来排去？

在名字扎堆的背后，是车型的同质化。毕竟，在这个宣扬经济适用又环保的年代，要迎合大众，车企只希望讨喜而无害。在大街上看到的车，长得都一样，名字的类似又有啥好稀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