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里年龄测试题十篇

时间:2023-04-06 01:41:19

心里年龄测试题

心里年龄测试题篇1

【关键词】心理理论;3~4岁儿童;训练

【中图分类号】G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604(2010)01/02-0075-06

一、问题的提出

心理理论是指儿童对他人的愿望、信念、动机等心理状态及其与行为之间关系的认识。〔1〕拥有了心理理论,儿童可以揣度他人心理,预测他人行为,这是儿童社会交往技能发展的前提。许多研究都发现,儿童的心理理论能力在3~5岁间得到显著发展,其中,4岁是一个明显的转折点。〔2〕然而,有研究者发现,同一年龄段的儿童在错误信念任务中表现出很大的差异,〔3〕除了获得心理理论的速度有差异之外,不同儿童的心理理论质量也存在差异,即有的儿童对他人的心理状态非常敏感,且善于推测他人的心理状态,而有的儿童在这一方面则较为迟钝。有鉴于此,研究者尝试运用一定的方法对儿童进行训练,以期促进儿童心理理论能力的发展,进而促进其社交技能的发展,并为早期儿童社会性教育提供心理学实证依据,为制订特殊人群的培训指导方案提供支持。

二、研究方法

(一)被试筛选及分组

筛选前的被试来自成都市龙泉驿区3所幼儿园的小班和中班,共计122名3~4岁儿童,所有儿童家庭经济背景相似。对这122名儿童的现有能力进行评估性测试,每名儿童都要接受两个经典的错误信念任务(包括一个意外地点任务和一个意外内容任务)和一个语言控制任务的测试。儿童只有在无法通过两个经典的错误信念任务测试,却能通过语言控制任务测试的情况下,才能被选为训练对象。

经测试,63名儿童被淘汰,筛选出符合本研究要求的被试59名。

将这59名被试按年龄、性别随机分配到三个组:故事组、信念组和控制组。其中,故事组通过听故事接受自然概念训练,信念组接受心理理论任务训练,控制组接受数量守恒任务(与心理理论无关)训练。各组被试人数、性别、年龄分布见表1。经方差齐性检验,三组被试的年龄没有显著差异。

(二)实验程序

1.训练

训练程序在被试筛选完成后3~5天启动。训练活动在幼儿园一个安静的、被试熟悉的房间里一对一地进行。训练共有4个环节,分四次进行,每次训练时间为10~15分钟,每两个训练环节中间间隔3~5天,训练期总共为2~3周。训练中主试向被试提出问题,根据被试的回答给予适当反馈,并和被试进行讨论,直到被试清楚了解为止。每次训练完后被试会得到一份糖果。

故事组采用讲故事并讨论的方法进行训练。儿童对心理状态的理解以及社会互动经历是影响其心理理论发展的主要因素。而民间故事绝大多数是伴随着诸如意图、信念、目标、无私、虚伪等角色心理状态而展开的。〔4〕本实验选取了4个故事,分别为《猴子和鳄鱼》《兔子和狼》《乌鸦和狐狸》《驴驮盐》。主试在结合图画书讲故事的过程中重点围绕角色的心理状态和行为,与被试一起讨论,要求被试作出解释,使被试能将故事角色的心理状态与行为联系起来,理解它们之间的关联,从而促进他们心理理论能力的发展。如《猴子和鳄鱼》的故事中有这么一段内容:“鳄鱼对猴子说:‘猴子,河对面小岛上的香蕉熟了。你想吃吗?’猴子听了高兴极了。”这段内容涉及到角色的心理,主试问被试:“猴子听说河对面小岛上的香蕉熟了,心里感觉怎样?”接下来一段内容是:“猴子愁眉苦脸地说:‘我不会游泳,怎么过去呢?’小鳄鱼说:‘我可以背你过去!’猴子一下子从树上跳下来,爬到小鳄鱼的背上。小鳄鱼驮着猴子离开了河岸,慢慢地向河对面的小岛游去。”这段内容涉及到角色的信念,主试问被试:“猴子相信鳄鱼要背自己过河吃香蕉吗?”又如,在《兔子和狼》的故事中,主试给被试看了以下画面:“冬天,一只小兔正在河边烤火,他想整一整越走越近的大灰狼。”然后问被试:“狼看到小兔,心里高兴吗?小兔看到狼来了,害怕吗?”

信念组采用意外地点任务进行训练,在被试看了玩偶表演的故事和图片故事后,主试向被试提问,在被试回答后给予反馈,并与被试一起讨论。以《小熊的皮球》为例,主试用玩偶演示了整个故事情节:“小熊在花园里拍皮球,熊妈妈叫小熊回去吃饭,小熊把球往树下一放就跑回家了。熊妈妈见小熊把球放在树下很容易滚走,于是把球藏到了花丛中。小熊吃完饭又回到花园里找皮球。”主试提问:“小熊认为它的皮球在哪里?”如果被试答错,主试就说:“不对,小熊回家了,不知道妈妈把皮球藏到花丛中,所以,小熊认为它的皮球还在树下。”然后再重复提问,直到被试回答正确并给出正确解释为止。如果被试答对,主试就说:“对,小熊认为它的皮球在树下,你能告诉老师,小熊为什么认为它的皮球在树下吗?”尽量让被试自己解释,实在解释不了,主试才帮被试解释。

控制组采用数量守恒任务进行训练。根据Gelman(1969)的观点,数量守恒任务涉及的知识领域不同于心理理论,所以在数量守恒训练中获得的经验不会迁移到心理理论任务中。〔5〕

2.检测1

在训练任务完成后3~5天进行第一次检测,运用的是三个最为经典的心理理论任务:意外地点任务、意外内容任务和表面―现实任务。已有研究显示,这三个任务之间均存在显著相关。〔6〕检测在幼儿园一间安静的活动室中个别进行。为控制任务顺序效应,施测时主试将任务顺序、问题顺序及选择题中选项的出现顺序随机调整,在被试之间实现平衡。检测完成后被试将获得一份奖品。

(1)意外地点任务

实验材料:玩偶2个、袋子1个、盒子1个、小汽车。

任务程序:主试用玩偶向被试演示整个故事情节:“这是小红,她要玩小汽车,她把袋子里的小汽车拿出来玩了一会儿。她累了,要休息一会儿,把小汽车放回到袋子里,就走了(主试把玩偶送到隔壁房间后返回)。她能看到我们吗?对,看不到。她能听到我们讲话吗?对,听不到。弟弟回来了,他也要玩小汽车,他把袋子里的小汽车拿出来玩了一会儿,又把小汽车放到盒子里,就出去玩了。想一想,小红知道弟弟玩过小汽车吗?对,她不知道。现在小红回来了,她想玩小汽车。”

记忆检测问题:“小红把小汽车放在哪里?”(袋子还是盒子?)

事实检测问题:“小汽车实际上在哪里?”(袋子还是盒子?)

只有被试正确回答上述问题,才继续下面的问题,否则重复故事,以此保证被试对小汽车原来位置和当前位置有正确认识。

错误信念问题:“小红以为小汽车在哪里?” (袋子还是盒子?)

行为预测问题:“小红首先会到哪里找小汽车?”(袋子还是盒子?)

计分:被试同时答对记忆检测问题和事实检测问题得1分;同时答对错误信念问题和行为预测问题得1分。总得分在0~2分之间。

(2)意外内容任务

实验材料:蚊香盒1个、卡片若干。

任务程序:给被试看蚊香盒,让被试判断里面装着什么;然后打开盒子让被试看到里面装着的是卡片,关上盒子。

表征变化问题:“在我还没打开盒子前,你以为里面是什么?”(蚊香还是卡片?)

事实检测问题:“现在你知道盒子里面是什么吗?”(蚊香还是卡片?)

他人信念问题:“如果你的好朋友×××进来,让他看这个盒子,不给他看里面的东西,你猜猜看,他会以为里面是什么?”(蚊香还是卡片?)

计分:被试同时答对事实检测问题和表征变化问题得1分;同时答对事实检测问题和他人信念问题得1分。总得分在0~2分之间。

(3)表面―现实区分任务

任务程序:给被试看用石膏做的香蕉模型,问:“这是什么?”被试回答:“香蕉。”然后让被试用手摸,确定这不是真的香蕉。

外表问题:“你现在用眼睛看,它看上去像什么?”(香蕉还是石膏?)

事实问题:“它实际上是什么?”(香蕉还是石膏?)

他人信念问题:“如果你的好朋友×××进来,看到放在桌上的东西,他会说这是什么?”(香蕉还是石膏?)

计分:被试同时答对事实问题和外表问题得1分;同时答对事实问题和他人信念问题得1分。总得分在0~2分之间。

3.检测2

在第一次检测实施1个月后对被试进行第二次检测,任务框架与第一次检测基本相同,只是实验材料发生变化。两次检测的任务经评定,在结构上具有一致性,儿童对任务材料的熟悉程度相似,任务难度相当。

(三)数据处理

实验数据运用SPSS 10.0 for Windows 进行统计分析。

三、结果及分析

(一)各训练组在检测1中的表现

以被试在检测1三个任务中的得分以及任务总得分为因变量,以训练类型为自变量,进行F检验和LSD检验,结果见表2。

由表2可见,在各任务得分及任务总得分上,各训练组之间差异均极其显著,即存在训练效应。LSD检验显示,在任务总得分上,故事组、信念组的成绩均与控制组有显著差异,而故事组与信念组之间的差异不显著,即故事组与信念组的训练都是有效的。在意外地点任务中,信念组的成绩显著优于故事组和控制组;在意外内容任务中,故事组与信念组的成绩都显著优于控制组;在表面―现实任务中,故事组的成绩显著优于信念组和控制组。这表明故事组和信念组的训练效应在不同任务中存在差异。

(二)检测1和检测2的结果比较

为了解训练是否具有长期效应,对两次检测的得分进行3(检测任务)×2(检测时间)×3(训练类型)的重复测量三因素混合实验方差分析,其中检测任务和检测时间为被试内变量,训练类型为被试间变量。分析结果如下:

1.检测时间主效应不显著(F=0.18,P>0.05),表明训练效果具有长期性。

2.检测任务主效应也不显著(F=0.63,P>0.05),但在训练类型与检测任务间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见图1。

由图1可知,三个检测任务对于控制组来说没有明显差异,而对于故事组和信念组来说有较大的差异,故事组在表面―现实任务上表现更优,而信念组在意外地点任务上表现更优。

3.训练类型主效应显著(F=22.86,P

与检测1的结果不同的是,在意外地点任务上,检测1中故事组没有表现出训练效应,而检测2中,故事组的训练效应通过一定的时间也显现出来;在表面―现实任务上,信念组与控制组的差异在检测2中也达到临界显著水平(P=0.055)。两次检测中各训练组成绩的变化见图2。

由图2可知,在检测1和检测2中,故事组和信念组的得分都远远高于控制组,随着时间的推移,信念组维持着较好的训练效果,故事组表现出上升的趋势,而控制组的成绩仍没有发生变化。

(三)检测过程中的年龄效应

对检测1和检测2中3岁组儿童和4岁组儿童在各任务上的得分和任务总得分分别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考察检测过程中的年龄效应,结果见表3和图3。

由表3可知,在检测1中,儿童在意外内容任务得分和任务总得分上显示出显著的年龄效应;在检测2中,除了意外内容任务得分和任务总得分之外,儿童在表面―现实任务得分上也显示出显著的年龄效应。

由图3也可以直观地看出,虽然我们选择的被试在训练前都没能通过错误信念任务,但经过训练后,4岁组儿童的表现要好于3岁组儿童,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3岁组儿童的训练效果有所下降,而4岁组儿童却表现出上升趋势。这说明在不同的年龄阶段训练的效果有所不同。

四、讨论和建议

研究结果显示,适当的训练能明显促进儿童心理理论能力的发展。信念组为儿童提供了具体心理理论任务的训练;故事组通过对故事中角色心理状态的讨论,启发儿童分析他人的心理,发现心理和行为之间的关系。这两个训练组儿童的任务总得分显著高于以数量守恒作为训练任务的控制组儿童。信念组的训练由于直接涉及意外地点任务,大大改善了被试在意外地点任务中的表现,也改善了被试在未经训练的意外内容任务中的表现,这与Slaughter(1996,1998)的研究结果一致,表明训练中获得的经验能产生迁移的效果。故事组进行的涉及心理状态的自然概念训练也改善了被试在意外内容任务和表面―现实任务中的表现,显示出训练效应。

检测2与检测1的结果无显著差异,训练组在各任务中的表现均明显好于控制组,表明训练取得了持续的效应。根据心理理论论的观点,如果儿童对错误信念理解的改变真的是理论变化的结果,它有可能要在一段时间后才发生。Flavell等人(1986)曾训练儿童区别表面―现实的能力,他们为儿童演示:通过彩色过滤镜看物体,物体颜色会显得不同。在完成了7项训练任务之后,实验中的16名儿童中仅有1名儿童在后测中有所进步。然而有趣的是,他们在几周后的再次测试中却发现,又有几名儿童已掌握表面―现实区分能力。〔7〕本研究中也出现了这一现象,故事组在检测1中没有显示出在意外地点任务上的训练效应,但在一个月后进行的检测2中,故事组与控制组的差异达到了显著水平;信念组在检测1中没有显示出在表面―现实任务上的训练效应,而在检测2中与控制组的差异也接近显著水平。

本研究中的训练在3岁组儿童和4岁组儿童之间显示出年龄效应,说明训练对不同年龄段儿童的效果有所不同。Wimmer等人认为,3岁儿童只是“复制理论家”(copy theories),他们把心理状态看作是对现实的直接复制,认为心理状态必须匹配事实,所以,提供反证据往往会被他们视为无关的或无意义的。在本研究中,儿童在训练时确实有这种反应。如,在讲《猴子和鳄鱼》的故事时,主试问:“鳄鱼真的想背猴子过去吃香蕉吗?”被试却答:“香蕉好吃。”当主试告诉被试:“鳄鱼不是真的想背猴子过去,你看它到了河中央会往下沉,它是想淹死猴子。”被试却说:“我有一次吃了香蕉肚子痛。”有的被试只会重复主试的话,也有的被试会表示他认为主试说得对。被试在面对反证据时所产生的不同反应,可能正反映了他们心理理论发展水平的差异。Leslie提出模块论,认为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是内部心理理论模块自然成熟的结果。在心理理论模块发展成熟之前,为儿童提供理解心理理论的证据对于他们形成心理理论几乎没有作用,然而一旦心理理论模块发展成熟,提供这些证据则会激发儿童的心理理论,使之发生作用。另外,Clements等人认为,儿童的心理理论并不是非“全”即“无”的,处于心理理论内隐理解阶段的儿童更易受训练的影响。〔8〕年长儿童可能对心理理论有了内隐理解,因而训练能有效地促使他们的内隐知识变为外显表现。

本研究中,对控制组进行数量守恒任务训练后没有表现出促进心理理论能力发展的效果,在一个月后进行的第二次检测中也没有表现出后续的发展,这支持了心理理论具有领域特殊性的观点。

社会经验对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或多或少有些影响,从本研究的结果可以看出,提供给儿童与心理理论相联系的证据对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能够起到促进作用。一般而论,一个人的信念、意图往往是其行为最好的预测指标。通过改变一个人的心理来改变其行为通常最为有效。同样,当儿童获得心理理论时,他们的社会认知也得到了巨大的发展。Lalonde等人发现,那些通过错误信念任务的儿童,教师对其社会情绪成熟度的评价,往往高于那些没能通过任务的儿童。〔9〕随着心理理论的发展,儿童能更好地了解他们自己和其他人的想法和感受,他们能与父母商议决定自己要穿什么、吃什么、什么时候上床睡觉,等等,从固执、不听理由发展到可以讨论、协调和合理地解释。在同伴关系处理上也是如此。小年龄的儿童与一位新同伴的接触往往以坚持要求对方承认自己的权利作为开端,如“这是我的球”或“你不能拿这个”。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开始在从角色游戏的剧情到点心的选择之类的每一件事情上与同伴协商决定。在儿童开始从家庭走向学校时,他们必须面临一个重要的社会化任务,即必须适应学校的生活,学会与家庭外的成员(教师和同伴)进行适应性的交往。许多学校活动,诸如理解某个陌生人的意图,形成或修正关于学校生活的信念,与他人进行交往等,都建立在心理理论发展的基础之上。因此,心理理论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认知能力,对于个体终生的社会适应有着重要的影响,其发展水平与儿童的道德、社会性及交往能力的发展水平密切关联,并对儿童在日常生活中与他人的互动意义重大。通过在讲故事、做游戏等活动中有意识地引导儿童考虑故事和游戏中人物的想法、情绪、信念、意图等与心理状态有关的内容,有利于让儿童认识到除了自己的想法外,他人可能有与自己不同的思想和感情,从而促进他们社会认知水平的发展。

参考文献:

〔1〕ASTINGTON J W. Theory of mind goes to school〔J〕. Educational Leadership,1998,56:46-49.

〔2〕ASTINGTON J, GOPNIK A. Theoritical explanations of children’s understanding of the mind〔J〕.British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991,(9):731.

〔3〕文,张文新.3~6岁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J〕.心理发展与教育,2002,(1):11-15.

〔4〕刘明,邓赐平,桑标.幼儿心理理论与社会行为发展关系的初步研究〔J〕.心理发展与教育,2002,(2):39-43.

〔5〕GELMAN R.Conservation acquisition:A problem of learning to attend to relevant attributes〔J〕.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 1969,(7):167-187.

〔6〕丁芳,李其维.幼儿心理理论与执行功能关系的研究〔J〕.心理科学,2005,28(3):544-549.

〔7〕FLAVELL J,GREEN F,FLAVELL E.The development of knowledge about the appearance-reality distinction〔J〕.Monographs of the Society for Research in Child Development, 1986,51:1-68.

〔8〕CLEMENTS M A,BUSTIN C L,SARCH M. Promoting the transition ruom implicit to explicit understanding a training study of false belief〔J〕. Developmental Science,2000,3(1):81-92.

〔9〕LALONDE C E,CHANDLER M J. False belief understanding goes to school:On the social-emotional consequences of coming early or late to afirst theory of mind〔J〕.Cognition and Emotion,1995,(9):167-185.

Influence of Training upon 3-4-Year-Old Children’s Development of

Theory of Mind

Wang Li

(College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Neijiang Teachers’ College, Neijiang, 641112)

心里年龄测试题篇2

【关键词】心理理论;病例对照研究;Asperger综合征;错误信念;儿童

Asperger综合征(Asperger's Syndrome ,AS)最早由奥地利精神病学家Hans Asperger报道,是广泛性发育障碍中的一种综合征,一般到学龄期症状才明显,男女比例为10:1左右。AS有某些特征类似孤独症,如局限、刻板、重复的兴趣和行为方式,但与孤独症显著不同的是虽然AS无明显的语言和认知能力损害,但人际交往仍存在障碍,并伴有动作笨拙。其社交障碍表现为缺乏交往技巧,难以发展友谊,交往方式刻板,自我中心倾向,使用较多的书面语,话题单调,内容局限,韵律异常,察颜观色能力不足,难以领会游戏规则,对陌生人无戒备甚至过分热情,不能灵活应对不同情境,常处于社交隔绝状态,严重影响社会适应能力。当前的研究逐渐重视探寻AS持久社交障碍的根本原因,其中受到较多关注的是比较AS和正常儿童社会化过程中“心理理论”(theory of mind, 或称心灵理论)发展的差异[1-3]。

“心理理论”是指个体对自己和他人心理状态的认识,并据此对相应行为做出因果性预测和解释的认知系统,其中包含个体对自身和他人愿望、意图、信念、情感、兴趣的理解和推测的能力[1]。这种能力奠定了伙伴交往过程中进行言语和非言语信息传递和行为调控的基础,发展顺利者将形成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缺乏者表现出明显的社会交往障碍。因此使用心理理论的经典范式对AS儿童进行测试将有助于探索其社交障碍的具体表现和根本原因。

1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测试前先取得参加测试儿童及其监护人的知情同意。

病例组:2000年至2003年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儿童发育行为中心就诊的7-12岁符合DSMⅣ AS诊断标准的儿童32例(男29人,女3人,平均9±2岁),排除母孕期异常、出生异常、孤独症等其它广泛发育障碍、精神发育迟滞、精神分裂症、癫痫、头部外伤等神经精神疾病者。

对照组:从某小学中抽取年龄、性别、父母受教育程度、职业、家庭经济状况相匹配的7-12岁正常儿童30例(男27人,女3人,平均9±2岁),排除有母孕期异常、出生异常、生长发育落后及有神经精神系统疾病的儿童。

1.2 工具和方法对儿童进行个别测试,测试内容包括图片词汇测试和心理理论测验。施测人员经过严格培训,使用普通话和统一指导语,严格依据操作程序实施测试。

1.2.1图片词汇测验(Peabody Picture Vocabulary Test, PPVT)[4]使用龚中心修订的图片词汇测试法进行个别测试,其信度(相关系数0.91~0.98)和效度(相关系数0.42~0.65)均在可接受的范围,因简单易行,适合对AS儿童施测,并可排除词汇理解有障碍的儿童。

1.2.2中文修订版心理理论课题测验[5,6]根据心理理论的经典研究范式编制而成,经修订适合在我国儿童中使用[5],用于测试儿童判断他人表情、推测表情原因和理解错误信念的能力。施测者讲故事时操纵道具,提问后记录儿童回答内容, 测试时间约需5-10分钟。内容包括表情辨认、表情归因和错误信念课题(False Belief Task)。具体程序如下:

1.2.2.1 表情辨认-测试儿童对哭泣表情的辨认能力给被试看一张男孩哭泣的图,问被试“男孩怎么了?”正确回答是“(他)哭了”或“哭”等,答对得1分,否则为0分。

1.2.2.2表情推测-测试儿童对表情产生原因的推测能力接上题,问被试“他因为什么哭呢?”正确回答包括“被批评了”、“饿了”等合理的解释可得1分,否则为0分。

1.2.2.3错误信念A-地点变换玩偶小红将帽子放在房子外边的柜子里,走入房中(门窗关着);另一玩偶小明来到房前把帽子从柜子里挪到箱子里;小明走后,小红从房里出来找帽子,问被试三个问题(每题答对计1分,共3分):“小红先去哪里找帽子?”正确回答为“柜子”(没有看到帽子被挪动的小红应认为帽子还在柜子里,这个想法是与事实不符的错误信念)、“现在帽子在哪里?”应回答“箱子”、“小红进房子里前把帽子房在哪了?”“柜子”(后两问旨在检测被试对故事情节的记忆)。

1.2.2.4错误信念B-物品变换让被试猜测盒盖上画有小朋友画画情景的盒里装着什么,无论是否猜对,打开盒子并告之是蜡笔,然后拿出蜡笔,放入剪刀,盖好盖子,提出三个问题(每问1分共3分):“现在盒里装着什么?”正确回答是“剪刀”(检测被试是否记住物品的变换)、“原来盒里装着什么?”应回答“蜡笔”(检测被试是否记住原来盒子里装着什么)、“如果问妈妈(或不在场的其他人)盒子里装着什么,妈妈会怎么回答呢?”正确回答是“蜡笔”(被试需推测他人在不知道蜡笔被更换为剪刀的情况下,会根据盒盖上的情景猜测盒里装着蜡笔,这一想法是与事实不符的错误信念)。

1.3统计方法t检验、卡方检验和相关分析。

2结果

2.1 两组儿童一般资料比较AS病例组和正常对照组儿童年龄(P=0838)、性别比例(P=100)、父母受教育经历(P=0862,0691)、职业(P=0707,0777)、家庭经济状况(P=0925) 经t检验和χ2检验差异无统计学显著性。两组儿童PPVT IQ无低于70者,即无词汇理解能力落后者。

2.2 AS组和对照组各测试题通过率比较表1显示正常对照组表情辨认、表情推测和地点变换错误信念测试题通过率均为100%,内容变换测试通过率为97%,AS组表情辨认测试通过率较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显著性,表情推测、地点变换、内容变换测试通过率均低于对照组。

3讨论

研究报道AS儿童的交往困难一直持续至成年,成为社会适应的严重障碍。本研究试图从心理理论测试中寻找某些线索,通过对表情和错误信念的理解测试探索AS儿童提取面部社交线索和揣测他人心态的能力是否存在障碍。

面部表情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交线索为人际交往提供大量的信息,从面部表情推测他人内心情感可以更充分地了解他人,有利于社交互动。本研究使用简单表情对AS儿童进行测试,发现他们尚能辨认哭泣表情,即AS儿童并非完全没有面部社交线索的提取技能,而可能对复杂表情的提取技能存在障碍。BaronCohen 、Hefter等的研究已经证实成年AS患者在辨别名人和非名人图片时没有困难,但难以辨别愉快、悲伤、生气和惊恐四种表情的图片,并且难以理解眼神、手势或身体姿势以及语调中包含的情感变化,因此认为AS患者难以通过非言语信息理解他人的情感[2,3,7]。本研究中的AS儿童理解他人哭泣原因的能力比正常儿童差,即存在表情归因困难,这与国外相关研究结果一致[2,3,7]。

大多数发育正常的儿童在4岁以后可以通过经典的错误信念测试,并且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种族的儿童通过测试的年龄非常接近。有研究对AS患者进行检测,发现虽然大多数智力测试在正常范围的AS患者可以通过测试,但仍有未能通过测试的个体。本研究支持上述研究结果,7岁以上正常儿童几乎100%可以通过经典的错误信念测试,而31%~37%无语言发育落后的AS儿童不能通过测试,提示他们在理解他人错误信念方面存在缺陷,难以站在他人角度观察事物,这似乎可以印证AS儿童在社交互动中表现出来的自我中心倾向,不能理解他人意图,难以及时调整自身的言行。本研究结果提示AS儿童存在错误信念认知的障碍。

然而,本研究结果也显示7~12岁的AS儿童中尚有63%~69%的个体能够通过经典错误信念测试,但从其父母们提供的资料中发现,尽管他们能推断简单的错误信念,但在社会交往过程中仍存在明显的障碍。可能的解释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部分AS儿童逐渐具备了推测他人心态的能力,而同伴们的社会认知能力也在不断提高,AS儿童所面临的社交环境日益复杂,简单的心态推测能力已难以应付复杂情境。AS儿童需要具备更高级的察颜观色能力才能与同伴建立友谊并适应社会。通过测试者的交往困难可能缘于缺乏更高级的心理推测能力,同时也意味着未能通过测试者社会交往障碍比通过者更为严重。Klin和Volkmar等的研究证实成年的AS患者在情绪表达、情感调控、非言语情感信息的加工和推测事件可能原因等方面均有明显障碍,暗示着AS患者与正常人相比,在自我情感调控和理解他人内心世界方面有很大差距[8,9]。今后,对此方面障碍的深入研究将有利于揭示该障碍的本质。

综合目前对AS的研究结果,已经明确了AS患者社交障碍的某些特征,且这些特征为探寻障碍的本质提供了有意义的线索。AS患者社交信息脑部认知加工机制的深入研究待加强。

心里年龄测试题篇3

    一、问题提出与概念界定

    (一)研究缘起:一段引发思考的教育叙事一个周日的下午,笔者经过一个城乡结合部的村庄。一进村,就看到许多人家的院子里都有一些中老年村民在打牌,围观的人群中多是小孩子。在一户人家的门前,一个老妇人和一个约5、6岁的小女孩在整理蔬菜,职业的敏感让笔者本能地前去搭话。小女孩在帮着奶奶把蔬菜捆成若干小扎,而每捆一扎,就往里掺进一点小土块,小手的动作很熟练,这些菜要拿到集上去卖。“小朋友几岁了?”“为什么往菜里加土块?”“你上幼儿园了吗?”“家里都有什么人?”“妈妈爸爸呢?”除了最后一个问题小女孩回答“打工去了”以外,其余都一律不作声而由奶奶代答。原来,小女孩5岁了,父母在外地打工,7岁的哥哥随着父母进了城,她和奶奶爷爷留守在老家,靠种菜、卖菜生活,日子过得还好。老人家说,村里的壮劳力大都在外打工,孩子基本上都留在家里,由老人带着。回来的路上,小女孩孤独无语的表情始终在笔者的脑海里浮现,虽然作为外人无法知道这个小女孩的未来,但可以确定的是,她在人生之路的起点没有朝着“文明人”的方向走。[1]那么数以千万计的留守幼儿在其生命初期是否朝着“文明人”方向发展了呢?这是一个值得社会大众关注的焦点问题。

    (二)概念梳理与界定1.农民工。“农民工”的中心词是“工”,意指做工的人;其定语是“农民”,表明主体原来的身份。具体来说,所谓农民工是在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下,受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等因素制约,由原来的务农者自发地转型为进城务工人员的统称,其根基是农民,但长期或相对长期地从事城镇建设工作。2.留守幼儿。“留守幼儿”是随着“农民工”之语用而产生的。结合农民工进城务工的时代背景,“留守幼儿”可以定义为“在农村或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因父亲母亲外出打工而留在家里的年少儿童”。这类年少儿童多交由祖辈、亲属或邻里监护与抚养。3.学前教育与“前学习能力”。学界对“学前教育”的阐释很丰富。[2][3]学前教育概念中的“学”是指入小学,“前”是“之前”的省略式表述,以此界定时间段。可见,学前教育是一种接受小学教育之前的准备性培育,具有“前学校教育”的含义,它应该是建立在0—3岁早期保育、教育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可以将“学前教育”定义为:在幼儿能够接受教育与引导的初期到法定入学年龄之前这一阶段(一般为3—6岁),教育者根据其身心特点,有目的、有计划地对个体施加的、有助于其全面健康发展的各类影响,以扶助其积累经验,在入小学之前做好身体、兴趣和能力上的准备。学前教育由此也可以称为“前学校教育”,那么通过“前学校教育”所获得的经验及良好行为习惯的总和,就可以被称为“前学习能力”。实践表明,以经验积累和行为发展为主要内容的“前学习能力”对儿童接下来的学校教育、甚至对其整个人生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影响。二、测试过程关于城乡学前幼儿发展差异方面的研究多为外部研究,即通过办学条件对比、经费投入数量对比、对留守儿童生存状态的观察,以推理的方式阐述相关问题,而很少对城乡学前幼儿的“前学习能力”进行直接的对比性测试。本研究即试图弥补这一研究的空白,测试对象全部为6岁的学前幼儿。研究者依据6岁幼儿“前学习能力”的水平常态,即6岁学前幼儿应该具有的经验及积累的行为习惯等,以《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划分的五个基本领域为基本框架,创编了一套涉及健康、语言、社会、科学和艺术领域的口答测试题,对城市在园幼儿和农村留守幼儿进行测试。试题虽然不能全面反映6岁幼儿的前学习能力水平,但由于被试样本和测试题量大,涵盖面广,并以《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为依据,所以还是具有一定的信度的。2011年寒假期间,研究者在江苏、安徽等26个乡镇对258名6岁留守幼儿进行了“前学习能力”测试,其中上过乡镇民营幼儿园而又离园失学的幼儿约占1/2。2011年3月,同一组测试人员在南京市5所幼儿园(其中公办园2所,正规民办园3所)对266名6岁学前儿童进行了同等测试。为求得样本数量的对等,在统计时城市在园幼儿测试结果被随机剔除8份,进入统计的数据为258份。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健康领域比较本测试不以知识为重心,而以作为一名准小学生应该掌握的一些生活经验或者常识为主要内容。统计显示,留守幼儿与城市在园幼儿的前学习能力水平存在很大差距(见表1),前者远远落后于后者。就健康领域来说,258名留守幼儿的平均得分是50.5分,城市在园幼儿平均得分88.65分(见表2)。可见,多数学前留守儿童在安全、自我保护、卫生等方面的知识非常缺乏,日常体育活动更是处于无序状态。个体生长初期的保健习惯及健康身体的培育,不仅是健康成长的需要,更是未来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幼儿时期生理发育水平或者身心发展状况会影响人的一生。测试还发现,多数生活在农村的留守幼儿不像想像中的“穷人家孩子早当家”,而是在祖辈的照顾下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其实,生活自理能力是幼儿应该逐步发展和掌握的基本技能。自理能力的初步形成有助于培养幼儿的责任感、自信心以及独立处理问题的能力,它将对幼儿以后的生活产生深远影响。总之,健康的体魄是个体独立性、观察力、注意力、记忆力、团队精神等发展的载体,也是作为未来优秀社会成员的首要条件,农村留守幼儿在此方面发展的薄弱显然将对其今后的人生产生消极影响。

心里年龄测试题篇4

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策划,宝洁将明星效应和科学数据结合起来,并且通过传媒的新闻报道,精确地说明了SK-II的护肤效果。

一个叫洛湃的化妆品厂商认为,这种测试的意义还不仅在于宣传了SK-II的效果,它同时也震慑了竞争对手。

宝洁的这套仪器正式的名称是BIS(Beauty Imaging System),在中国大陆俗称“肌肤年龄测试仪”,它有一个庞大的数据库,从它的测试,能看出皮肤的状况与哪个年龄组的人相当,这被通俗地理解为“皮肤年龄”。BIS的测试结果非常令人信服。在SK-II的专柜前一般都有这套设备,供人免费测试。

洛湃认为,宝洁是用BIS摆下一个擂台。很多用其他化妆品的女士,用这套设备一测试,会发现自己所用的化妆品效果不理想。这套仪器用“×岁”这样的数据地说明化妆品的效果,通过数据一比较,谁高谁低就清清楚楚了。女士们做这样的测试,其实是在无形中进行了一场其他化妆品与SK-II的较量,她们就是评委,一般情况下,都是SK-II胜,而另一种化妆品负。SK-II在无形的较量中将对手一个个打下擂台,而它的擂主做得越久,消费者对它就越信任,也就能接受它的价格比别的产品高。

宝洁SK-II在推广上一直走明星路线,用大牌明星(如刘嘉玲、关之琳、舒琪)现身说法取得消费者的信任,这是“虚”的手法,再辅以科学仪器,用数据说话,就是“虚”“实”结合。这被证明是非常成功的营销方法,构筑了两层壁垒,让竞争对手难以逾越,SK-II牢牢地确立了自己的市场地位。

但洛湃却从中发现了机会,他认为这种“虚”“实”结合的营销方式有漏洞,他可以利用这个漏洞,从SK-II那里抢到市场份额。SK-II已经将很多化妆品打下了擂台,他却决心去攻这个擂台。 新技术带来新的市场机会

洛湃曾经是一个有名气的诗人,但他却很讨厌诗人这个称谓,并且害怕出名,因此改做生意。他是中山医科大学毕业的,还做过医生,经商之后,销售的也是医疗器械。他将销售看作一门艺术,对于这门艺术,他也有很多创意,很快就赚了几百万,并且在圈子内做出了名声,朋友们都认为他很会做生意。

洛湃有个同学是生物化学博士,他预测生物技术会越来越多地应用到化妆品中,改变精细化工产品一统天下的局面,在产品变革的过程中,化妆品产业有很多机会。他为此投资100万开了一家生物化妆品厂,但是,投资却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于是2001年,他找到洛湃,希望在营销方面能有所突破。

经过研究,洛湃发现,化妆品确实在经历由精细化工产品向生物产品的转变。他学过医,知道生物产品在许多方面优于精细化工产品。但是大公司的研究人员都是精细化工工程师,他们对生物产品不熟悉,还是坚持以精细化工产品为主。这种局面几年内都不会改变,因为大公司精细化工工程师队伍庞大,很难进行调整。也就是说,小公司可以先于大公司抓住新的技术,争取在产品上超越大公司,这是技术发展给小公司带来的机会。

洛湃得出的结论是,新技术可能改变产业态势,投资化妆品前景很好。但是,很多小企业有先进的技术,却没有能力将新技术转化为市场利润,最后只能将技术卖给大公司。他分析,小企业会遇到如下三个问题:

首先,它难以进行市场定位。它不能确定,新技术应该指向哪些目标人群,应该满足消费者哪些方面的需求。宝洁要推一种新产品,必定进行大范围、长时间的市场调研和分析,一出手就是有的放矢,小企业没有这样的实力。

其次,它难以将新技术的创意转化为市场需要的产品。它不能确定新技术应该以什么样的产品形态出现,也不具有相应的生产能力。大企业有专门的研发队伍,有强大的制造能力,但小企业没有这样的人才和资源储备。

第三,它不能进行强有力的市场推广。它很难使消费者信任并接受新的技术,并形成有效的市场需求。英特尔这样的大企业出一种新产品,可以大肆进行广告投入,让所有人都记住它“讯驰”之类的新概念,但小企业往往人微言轻,有限的广告投入只是打水漂。

洛湃决心抓住化妆品市场由于新技术而带来的机会,但他只有几百万可以使用,因此,这些问题他都可能遇到。

他思索解决问题的方案,做了很多研究,特别对宝洁的经验极其重视,宝洁无疑是个非常成功的企业。他注意到宝洁前营销经理埃里克·舒尔茨的一段话:

“纯粹原创的策略很少,大多数伟大的想法都是巧取豪夺来的,只要以不同的方式更好地实施就行了。”

他得到启发,也要用“巧取豪夺”的方法借用宝洁的策略和资源。

他最先确认要借用的资源是广东的化妆品制造能力。他的公司不做产品,而是以OEM的方式,将制造外包,这使他可以集中资金。广东有近千家化妆品厂,几乎都吃不饱,他完全可以找一个水平高、条件优惠的工厂给他做制造。 跟随SK-II的市场定位

市场定位他也采取了“借用”或者说“跟随”的方式。一般的经验告诉我们,新产品应该进行差异化的定位,不要与市场上已有的产品相似,否则竞争会相当激烈,新产品难以立足。但对于洛湃的小企业来说,差异化定位很难实现,它没有足够强大的市场调查和研究能力,很难找准新的合适的市场定位。所以,他要选取一种成功的产品,跟随它的市场定位。

他分析了化妆品业的状况,认为化妆品其实可以分成四大类,各类的营销方式差别很大。——时尚类,如CD、SK-II、欧莱雅;——生活用品类,如玉兰油,是人们日常使用的化妆品;——提供就业机会类,如安利、玫琳凯,以传销的方式进行销售,网络庞大;——服务类,中国大多数化妆品都属这类,它们在美容院销售,同时还为顾客提供按摩和保养,用服务带动产品销售。

洛湃知道自己借用不了后两类方式,因为它们胜在渠道,产品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而他认定的机会在于新技术能改进产品。

他也做不成玉兰油这样的日常用化妆品,他曾让专家帮他仿制玉兰油的某些产品,结果发现,要达到玉兰油那样的效果,成本比较高,甚至高过玉兰油产品的价格,不太可能从玉兰油那里抢到市场份额。

但是他发现,同样属于宝洁的产品,SK-II和玉兰油却截然不同,SK-II价格很高。虽然SK-II有专利的Pitera酵素,但洛湃认为:SK-II所谓的Pitera酵素,应该是“抗氧化活性成份”,SK-II广告宣传的“晶莹剔透”,就是抗氧化的效果,这只有保养的作用;如果想使皮肤变得更好,还必须“促进再生”,SK-II在“促进再生”方面是用BHA(果酸)。洛湃认为这种技术比较落后,有一种生物技术在“促进再生”方面效果更好。他相信自己找到了SK-II的弱点。

提供就业机会类和服务类的化妆品,其优势或者说市场壁垒是渠道(地点,Place);玉兰油这类日常用化妆品的优势在于性价比非常高(价格,Price)。它们各自已经形成的市场壁垒,是洛湃在短期内难以突破的。所以,他盯住了SK-II等时尚类,要跟随它们的市场定位,并不惜与之正面竞争。

SK-II这种时尚类化妆品,其实也有其优势,它们用巨额的广告投入(促销,Promotion),也构筑了一道市场壁垒。特别是化妆品,很多时候是靠概念和感觉,众多明星都说好的时候,消费者自然将其作为首选;而那些知名度低的产品,人们很难放心使用——怎么知道它有效呢!

所以,小企业其实也很难突破广告投入的壁垒。但是,宝洁却偏偏给了小企业一个台阶,这就是上文提到的BIS设备,这套被认为可以测试皮肤年龄的仪器,可以准确地告诉消费者,你使用的化妆品是否有效,这种科学的数据,比明星的广告更有说服力。

BIS是一个擂台,但擂台同时也是台阶,如果小企业不被打下擂台,它就可以站在擂台上,就可能跨过SK-II的广告投入壁垒——小企业的化妆品如果能在这台仪器下证明自己的产品好,就可以获得消费者的信任,比请明星做广告的效果还好。

宝洁的BIS设备在世界范围内供人免费使用,它大大方方地把擂台摆出来,让各类化妆品在无形中与自己的产品较量,是因为它相信自己的产品是最好的。

但洛湃相信有些生物化妆品比宝洁的产品更好,因此他把供人免费使用的BIS设备看成是宝洁的弱点,他认为可以从这个弱点进行突破。

所以他的产品定位模仿了SK-II,简单地说,这种产品应该和SK-II一样,是全面保养肌肤的,以维持或减少皮肤年龄为目的的。而不是去斑、去痘这样的功效性化妆品;不过它应该在性能上超越SK-II的产品,就是说,如果用宝洁的BIS设备测试,应该有更好的效果。 一个漂亮的起点

市场定位确定之后,他就按图索骥,四处寻找符合要求的产品。

终于,在几个月后,他发现了一种确实符合他的要求的产品。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一位分子药理学的专家。他是某化妆品跨国公司的高级顾问,研制出一种促进再生类的护肤品,但是没有引起那家跨国公司的重视。他将这种生化产品的配方卖给了洛湃,洛湃给它起名叫“护花呤”。

“护花呤”的第一个使用者,反复用宝洁的BIS设备进行皮肤测试,发现“护花呤”确实使她的皮肤变得更好。这位女士将近30岁,但在使用“护花呤”之前,用BIS测试,她的皮肤相当于32岁的人;使用半年之后,她的皮肤就和18岁的人相当。

“护花呤”的效果得到了证实,洛湃就注册成立了广州年轻态护肤品有限公司,大范围地开始销售,为抢夺SK-II的市场,与其进行硬碰硬的竞争。

年轻态公司采用了直销的方式,在报纸上登广告,顾客可以通过电话和邮件的方式购买“护花呤”,这种方式将传播与销售结合起来,节省了成本,这也是小化妆品公司经常采取的方式。

直销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以这样的推广力度,“护花呤”也可能跟很多化妆品一样默默无闻,形成不了什么影响。

但是,年轻态公司又在市场推广方面继续借用宝洁的资源,使“护花呤”一炮打响。

他们借用了宝洁“皮肤年龄”的概念,这个概念在中国宝洁的正式文件中是没有的,它只是媒体宣传宝洁产品时的非正式用语,比如“舒琪肌肤年龄16岁”,宝洁自己是不使用这类词汇的。洛湃却将“皮肤年龄”作为主打概念,并提出“皮肤减龄”这样的新概念,用“皮肤减龄20岁”作为“护花呤”广告的标题,标题下是几篇文章,回答“护花呤”怎样使皮肤减龄,让你越来越年轻,并提供一些使用者的案例。因为以前没有人用“皮肤减龄”这个词,年轻态宣称“护花呤”是第一套皮肤减龄产品。

这种传单一样的广告,说得再多,也很难使消费者信任,大家不可能因为这些“案例”而将注意力从SK-II转移到“护花呤”上。但年轻态公司有现成的办法让大家相信“护花呤”,他们在广告上提到宝洁的“皮肤年龄测试仪”,并建议使用者去SK-II的专柜进行免费测试,以确实“护花呤”是否真的有效。

另外,年轻态公司还作出“货到付款,有试用装,只要不满意,7天内无条件退货”的承诺。这种不满意就可以无条件退货的大胆承诺吸引了许多愿意一试的女士。虽然用“皮肤年龄测试仪”测试需要2-3个月才知道结果,但“皮肤减龄”的说法确实能打动SK-II的客户,因为她们都知道“皮肤年龄测试仪”。

试过之后,她们感觉“护花呤”确实是有效的,很难说它的效果比SK-II好多少,但它的价格却比SK-II低太多,这让很多女士动了心,有一些人用了很多年SK-II,也开始改用“护花呤”。如果没有“皮肤年龄测试仪”,这些女士很难相信“护花呤”能起到和SK-II一样的效果,显然SK-II在宣传推广方面的水平比“护花呤”要高很多。

年轻态的生意蒸蒸日上,从2002年11月开始销售“护花呤”,业绩每月翻一番,这样一直持续增长到2003年5月。 擂台被撤掉之后

宝洁显然也注意到了“护花呤”这个产品,并且知道了年轻态的策略,于是,它取消了BIS的免费测试。并且,SK-II的中国总部认为“护花呤”广告损害了SK-II的利益,通过媒体,要求年轻态护肤品公司登报道歉。所以,年轻态在新的广告上,不能再建议“护花呤”的用户使用皮肤年龄测试仪去检测效果;也不能在广告中出现SK-II的名字,“护花呤”没有了比较的对象。洛湃说这是宝洁撤掉了擂台,而没有这个擂台,“护花呤”也就没有机会表现。

而广东省工商局对年轻态公司以“不正当竞争”的处罚,对一家刚起步的小公司确实是沉重的打击。

洛湃承认,“护花呤”的销售已经受到了影响。好在“护花呤”的回头客非常多,但年轻态蒸蒸日上的势头减缓了。

事情还没有结束,但洛湃已经思考一些更长远的问题,这些问题他没有答案,也值得我们一起思考。

洛湃采取了跟随SK-II的策略,并借用宝洁的擂台,刚开始时效果非常好,但宝洁撤掉擂台之后,“护花呤”也失去了依托。那么,跟随大企业的产品,是不是小企业进入市场的有效方式?小企业还是有别的方式可以选择?

现在没有了擂台,跟随的策略难以实施,那年轻态公司又该怎么办呢?朋友们给他出主意,总结了几条出路。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卖,既然“护花呤”这个产品好,就不愁找不到买家。

还有些朋友建议他干脆扩大产品线,打出自己的品牌。如果做品牌,那就要以新的方式进行宣传,但如果“皮肤减龄”之类的概念都不能用,那怎样突出“护花呤”的优势呢?广告投入的方式是不是也要改变,改做品牌广告?

心里年龄测试题篇5

【关键词】 16PF;军事人员;常模;信度;效度

0前言

人格是军人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影响军人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1]. 既往对军人人格进行了大量研究,但研究存在明显不足. 要么研究样本量太小,不能充分反映问题;要么研究对象局限于某一单一群体,如飞行员[2]、潜艇人员[3]、新兵[4]等,不能反映军人全体. 卡特尔十六种人格因素问卷(Cattell 16 Personality Factor Questionnaire, 16PF)与其他人格测验相比,该测验有许多优点,对青年、中年和老年人均可利用,实用人群广泛[5]. 已有人格研究[6]对军人群体进行了大样本调查,建立了艾森克人格问卷(EPQ)军人常模. 16PF在军人群体中已有广泛应用. 本研究选择16PF作为测评工具,抽取驻扎全国30个省市的13450名现役军人,进行大样本调查,对16PF在军人群体中的的检测结果进行项目分析、信度和效度检验,了解军人人格发展的性别、军龄和级别特点,初步建立军人的16PF的常模.

1对象和方法

1.1对象从全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驻军中,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现役军人15000人,每个省市抽取500人,分别取城市及农村驻军各两个点,共120个取样点,每个取样点约100~150人. 一般以整群为测试单元,注意了各军种的代表性. 考虑到军人的特殊性,抽样性别比控制在男女比为10∶1左右,层次比控制在军官:士官:士兵大约为1∶2∶3. 回收问卷14326份,回收率为95.51%. 淘汰无效问卷876份,最后的有效问卷为13450份,有效率为93.89%. 其中,男性11715人(87.10%),女性1735人(12.90%);年龄16~67(平均23.3)岁;军龄:一年3200人(23.90%),二年3215人(26.7%),三年1166人(11.5%),四年1128人(6.6%),五年1019人(9.7%),六年及以上3722人(23.90%);士兵6584人(49.0%),士官4558人(33.9%);军官2308人(17.2%).

1.2方法

1.2.1测评采用美国RB Cattell编制,戴忠恒、祝蓓里1993年修订的卡特尔16项个性因素问卷(Cattell?s 16 Personality Factors Questionnaire,16PF)[5]作为测评工具. 16PF由美国心理学家卡特尔(Cattell, James Mckeen)编制,测验共有187题,采用三级评分,问卷以16种相对独立的基本个性因素(即主要因素)、4项次级个性因素类型和4项应用预测个性因素(即8种次级个性因素)来评价个性特征. 其中,主要因素包括乐群性(A),聪慧性(B),稳定性(C),恃强性(E),兴奋性(F),有恒性(G),敢为性(H),敏感性(I),怀疑性(L),幻想性(M),世故性(N),忧虑性(O),实验性(Q1),独立性(Q2),自律性(Q3)和紧张性(Q4);次级因素包括适应与焦虑型(X1),内向与外向型(X2),感情用事与安详机警型(X3),怯懦与果断型(X4);心理健康因素(Y1),专业成就因素(Y2),创造能力因素(Y3),新环境成长能力因素(Y4),对不同因素的组合进行综合性分析,从而全面评价个体的个性特点和心理健康状况.

1.2.2实施正式测评前,我们对来自全军各单位的45名参研人员进行了为期一周的专项培训,主要培训内容为人格的有关心理学理论、军人心理、心理测评的原则、人格测评和16PF的具体测评方法等. 培训由长期从事军人心理研究的教研人员主持进行. 测量由参研人员具体实施,进行分批团体测量,每次测量被试50~80人,由1名主试和1名辅试主持进行. 被试无记名填写问卷,统一指导语,统一测试方法和程序,测试在2004年5~6月进行,各测评点的测评在1个月内完成,完成后问卷统一收回.

统计学处理: 用SPSS11.0录入数据,计算16PF各因子的标准分,并进行相关分析、方差分析和t检验等统计学分析.

2结果

2.1项目分析各项目与总分之间的相关分析表明,绝大多数条目与总分的相关系数在0.410~0.691之间(P<0.01),说明各项目都有较好的区分度.

2.2信度检验采用同质性信度(Cronbach α)与分半信度(Split?half)考察该量表的信度. 结果表明,同质性信度在0.511~0.829之间,斯皮尔曼分半信度在0.541~0.838之间,重测信度在0.553~0.842之间. 这表明16PF在军人被试群体中有较好的信度.

2.3效度检验内容效度是指量表所能代表主题的多少,各分量表与总量表之间的相关可作为考察量表内容效度的指标,该量表总量表分与分量表分之间的相关系数,除少数低于0.520外,绝大多数在0.612~0.845之间(P<0.01). 该量表各分量表之间的相关系数绝大多数在0.180~0.510之间,低于分量表与总量表之间的相关系数,表明该量表在军人群体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2.4军人16PF总体、性别、军龄和级别常模不同性别的军人16PF各因子,除I,Q3,X2,X3和Y4因子外,男性军人A,C,E,G,L,M,N,O,Q4,X1和Y2因子得分高于女性军人,B,F,H,Q1,Q2,X4,Y1和Y3因子得分低于女性军人(表1~3).

3讨论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用16PF等人格测评工具对军人的人格进行了大量的研究[2-3, 6-8],但研究缺乏军人群体的16PF大样本研究,未建立军人常模. 因此,本研究从全国现役海、陆、空军人中分层随机抽样取得的容量为13450的军人样本,经过对16PF的信、效度检验,并依据多元方差分析的结果,建立了军人自我和谐的军龄、性别和级别常模.

表1军人16PF总体和性别常模(略)

表2军人16PF的军龄常模(略)

表3军人16PF的级别常模(略)

3.116PF的信度和效度祝蓓里等[9]对16PF进行了中国常模的修订,16PF在大学生群体的重测信度是0.37~0.82,平均重测信度是0.61,量表有较好的信度. 本研究结果提示,16PF的条目区分度大约在0.41~0.69之间,同质信度和分半信度在0.54~0.84之间,分量表相关性在0.52以下,而分量表与总量表的相关性在0.61以上,以上结果说明16PF在军人群体有较好的项目区分度、信度和效度,可以作为评定军人人格的测量工具.

3.216PF军人常模的建立从全国30个省市的驻军中进行分层随机取样,地域覆盖全国大部和陆军、海军和空军各军种. 考虑到军队人员结构的特殊性,人员结构比大约控制在军官:士官:士兵为1∶2∶3,性别比大约控制在男女比为10∶1;考虑到城市驻军与农村驻军的差别,每个取样省市取城市与农村各两个点,样本基本相等. 尽可能保证样本的代表性. 测评前对人员进行了较为严格的挑选和培训,同时严格控制测评时间,各取样点的测评在一个月内完成,以保证测评条件的一致性. 统计上对不符合测评要求的问卷一律淘汰,回收率和有效率都能达到93%以上,样本缺失程度可以接受,样本取样及数据处理过程基本符合建立常模的要求.

3.3军人16PF性别、军龄和级别差异从性别上看,男性军人乐群性、稳定性、恃强性、有恒性、怀疑性、幻想性、世故性、忧虑性、紧张性、内向与外向型及专业成就因素得分显著高于女性军人,而聪慧性、兴奋性、敢为性、实验性、独立性、怯懦与果断型、心理健康因素及创造能力因素得分显著低于女性军人. 提示男女军人个性特征存在明显差异,男性军人个性稳定合群,个性外倾,有较强的坚持精神,专业成就性较高,但有较高的紧张性和忧虑性,个性中有一定的幻想性. 女性军人则显得更聪慧、敢为和独立,心理更为健康,创造力较强. 上述与既往研究[6]类似.

从军龄上看,16PF的各因子表现出明显的军龄特征. 16PF总分变化趋势出现“U”字型发展特征,提示军人的人格发展是不均衡的,存在发展的关键点. 进一步分析16PF一级及二级因子的军龄发展特征,大概出现四种类型的发展特征有上升型,下降型,先升后降型,先降后升型.

从级别上看,16PF的各因子也表现出明显的级别特征. 随着级别的提升,聪慧性、兴奋性、敢为性、怀疑性、实验性、独立性、感情用事与安全机警型、怯懦与果断型、心理健康因素、创造能力因素、新环境成长能力因素得分呈上升趋势;乐群性、稳定性、敏感性、世故性、忧虑性、紧张性、适应与焦虑型呈下降趋势;有恒性、内向与外向型呈先升高后下降的发展趋势;自律性呈先下降后升高的趋势.

致谢: 总装备部卫生局宋德明、谭崇阳,第三军医大学心理学教研室刘云波、汪涛、张艳、廖雅琴、刘俊丽、姜巍、汪凤、张均、戴琴,63820部队张继春、王普杰、张庭武、占振亚、孙珉,77103部队王平、崔洪强、罗旭东、吴树洪、王伟林,71834部队王江澜、王丽、袁鸿雁,63870部队闫红、赵蕾、韩华,92538部队王海鹰,63850部队赵湘莲、冯小武、张运刚,467医院秦爱粉,95774部队俞建华,95696部队杨虹,95643部队赵勇,95685部队陈学庚,95605部队颜修会,63650部队马恒太、高洪岩,63710部队王继光、徐蕴芝,63880部队王培民,63983部队翟新志,63956部队任睿.

【参考文献】

[1] 李权超,何英强,曾岚,等. 233名军队基层军官心理健康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预防医学杂志,2003,21(2):90-93.

[2] 娄振山. 飞行员应对策略与人格、心理健康、社会支持的相关性研究[J]. 中国行为医学科学,1994,3(1):31-33.

[3] 陈孔斌. 潜艇人员人际关系的个性因素与16PF因子分的相关性[J].中华航海医学与高气压医学杂志,2004,11(2):115-117.

[4] 刘军. 新兵个性的分析及心理教育和训练[J]. 航空军医,2003,31(6):246-248.

[5] 戴忠恒,祝蓓里. 修订卡氏十六种人格因素量表手册[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1988:39.

[6] 王焕林,崔庶,高柏良,等. 中国军人个性特征的调查分析[J]. 中华精神科杂志,1997, 30(3):179-182.

[7] 金瑜. 心理测量[M].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2001:218-221.

心里年龄测试题篇6

论文摘要:运用精神健康测试题(PHI168题)对医学院在校新生本科352人进行测试。结果表明:本科专业的学生存在的问题较多,尤其是中药、管理和护理专业的学生。通过对这些学生造成心理疾病的原因进行分析,提出运用体育锻炼进行治疗的建议,从而达到身心健康的目的。

    随着社会竞争日趋激烈、生活节奏加快,心理障碍和心理疾病的发展趋势越来越严峻,心理问题已严重困扰大学生的健康,使之丧失学习以及工作能力。笔者对医学院部分学生的心理健康存在的问题、产生的原因以及有效的对策进行了调查,为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提供借鉴和科学依据。

1研究对象与方法在哪里

1.1研究对象

    选择医学院在校选修心理卫生课的新生352人(男191人、女161人)。

1. 2研究方法

    运用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宋维贞修订编制的精神健康测试 (PHI为168道题目),是MMPI人格测试的简式,主要了解被测试者的精神艰苦程度及有无病理性人格与各种心理障碍,人格问题按统一指导语进行,对测试答卷在计算机上用测验软件进行分析报告。

2结果与分析

    从表飞来分析,在躯体化土(S()M),管理专业与其它班比较有极显著特点。在抑郁上(DEP),在焦虑上(ANX),在反社会人格上(PSD)和在兴奋方面(HMA),中药本科与其它班比较有极显著特点。在疑病上(HYP),在脱离现实方面(UNR) ,护理专业与其它班比较有极显著特点。

3影响心理障碍的因素与对策

3. 1心理障碍的因素在哪里

3.1.1环境和学习方面的因素

    多数新生第一次离开父母,远离家门,面对陌生的环境,生疏的集体,学习方式的差异,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学生由于独立自理能力差,缺乏生活规律,对学习、生活环境缺乏自我心理调节能力和适应平衡能力,往往遇到挫折就失眠、神经衰弱、苦闷、抑郁等特别是一些性格内向、孤僻的新生,严重的发展成心理疾病。

3.1.2身心特点因素

    大学生无论从生理、心理上都处于一个不成熟到逐渐成熟,并迅速向成年人过渡的动态变化期。心理年龄滞后于生理年龄,阅历浅、社会经验不足,对自己缺乏全面了解因而,很容易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

3.1.3情感因素

    大学生性意识和爱意识很朦胧又敏感,其特点是单纯狂热、富于幻想,在生活中占有相当大的份量,且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当感情受到冲突和危机时,随之产生的苦闷、抑郁、失望、愤怒等情绪,导致心理障碍。

3.1.4社会、家庭因素

    家庭环境主要表现为父母对子女的态度、期望、要求、教育方式,父母的政治、经济等社会地位、生活条件等方面的影

响。早期经历主要表现在单亲、孤儿、分离、寄宿、不良经验等方面的影响。有相当一部分心理障碍者都与家庭环境和早期经历有关。这些影响对刚刚从家庭步人社会的大学生来讲,由于人际交往范围扩大并复杂化,生活方式与学习方式改变,使他们难以很快适应,导致心理障碍。

4心理障碍对策在哪里

    通过对测量表的分析总结:主要表现在紧张、焦虑、自信心低抑郁、孤僻、神经衰弱等方面,从这些心理疾病来看都属于神经官能症。这些疾病通过合理的心理治疗,完全可以恢复。据有关运动心理学研究证明,体育锻炼是治疗神经官能症的有效手段。中药本科主要表现出在焦虑、抑郁、自信心偏低方面,针对这些学生可以选一些简单、易做的体育活动。例如:跳绳、跑步、做徒手操、爬山等,坚持一段时间自信心会逐步提高。管理专业的学生主要表现在急躁、自控力差等方面,针对这些学生可以选一些有耐性、耐力的项目。例如:打太极拳、慢跑、下棋等可以得到改善。护理专业的学生主要表现在抑郁、孤僻、神经衰弱等方面,针对这些学生可以选一些集体性较强的项目。例如:篮球、足球、排球和接力赛,通过可以慢慢改变他们的性格,适宜于同学交往并热爱集体。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体育运动不仅是肌肉的运动,更是神经系统和心理运动,它能使人精神振奋,心情愉快,达到治疗与锻炼的双重效果,从而减轻或治疗心理疾病,达到身心健康的目的。

5结语

    1)通过对精神健康量表的测试结果分析,研究生心理健康状况良好,本科学生发现问题最多,尤其是中药本科,表现出紧张、焦虑和反复思考,常为琐事而烦恼,自信心低,严重者有自责、自罪倾向,对挫折耐受性低,有时又表现过度充沛,思维过度活跃,自我评价过高,行为自控力差,具有冲动性和反复无常性。

    2)针对学生的不同专业、性别、年龄有的放矢的开展心理工作,结合体育锻炼治疗心理障碍,达到心理转化的目的。

心里年龄测试题篇7

智利阿塔卡马沙漠的美丽夜空,目前最新一项研究显示银河系的精确年龄为114亿年

据美国太空网站报道,最新一项研究现已空前精确地测定了银河系的年龄,之前研究银河系内部光环——环绕银河系螺旋系盘的区域,显示银河系形成于100-130亿年前。但最新一项研究将银河系年龄更加精确化,显示银河系内部光环的年龄为114亿年。

研究报告作者美国巴尔的摩市太空望远镜科学协会的詹森-卡里拉称,这项最新研究将帮助天文学家从一般意义上更好地理解星系进化。我们基本上消除了主要障碍,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银河系进化图像,揭晓了随着历史变迁星系如何进化和形成。

银河系结构

银河系是由三个主要部分构成:中心膨胀区域,相对扁平盘和环绕光环的球体。光环包含着球状星团——密集凝聚着数百万颗恒星,许多科学家认为银河系光环是由两个独立恒星群体构成,因此将银河系光环细分为内部光环和外部光环。

银河系的三个主要部分被认为形成于不同时期,首先是光环形成。银河系最古老的球状星团年龄为135亿年,意味着仅距离宇宙大爆炸2亿年后形成。但是天文学家却很难成功地精确测定光环区域恒星的年龄,因此理解整体光环如何及什么时间形成仍是一个难题。

卡里拉观测了垂死光环区域恒星,它们仅是从“活跃融合工厂”至奇特天体白矮星的过渡体。

研究新白矮星

白矮星是已耗尽自身燃料相对小型恒星的残骸体,它们的亮度较低,但拥有超密集的物质核。在银河系中绝大多数恒星都是白矮星,其中包括我们的太阳最终将以白矮星的形式终结生命。

卡里拉称,白矮星密度是地球“正常”物质的100万倍,但是这些奇特天体在一些重要方面能将问题简单化。它们是简单恒星,这样的恒星仅由一种原子——氢子

控制。

卡里拉利用这些简单性自然特性,使用全球几种不同望远镜的观测数据,研究了一种通过分析氢排放量的方法来测试白矮星的年龄。他对氢排放量进行恰当地分析,揭示了白矮星的质量和其他重要特征,这些特征可用于评估白矮星的年龄,以及什么时间从活跃恒星过渡为垂死矮星。

他通过研究新诞生白矮星的光谱来校准这项技术,他和研究同事对梅西耶4球状星团(已知其年龄大约125亿年)中白矮星的温度进行勘测进而绘制出光谱。卡里拉对银河系内部光环刚演变成白矮星的4颗恒星进行了研究。

对这4颗内部光环恒星的研究分析显示其年龄为114亿年。这项研究结果比之前评估的内部光环年龄更加精确,该研究报告发表在5月30日出版的《自然》杂志上。

美国亚利桑那州基特峰国家观测台的蒂莫西-比尔斯说:“这项最新研究测定了银河系内部光环恒星群体的年龄,从而进一步增强了我们理解银河系恒星形成和进化的学识。”

理解银河系

银河系内部光环的年龄大约是114亿年,外部光环被认为历史更加久远一些,一些构成银河系的远古星系团年龄大约是135亿年。

卡里拉计划研究银河系外部光环中白矮星的年龄,同时,他还将研究内部光环中更多的白矮星,进一步理解这些恒星进化形成的时间。

心里年龄测试题篇8

(一)群体性原则

通过教育教学基本技能训练、教育教学专项能力培养,达成教育教学过程优化,促进教师群体专业化成长,是开展本次竞赛的目的。各校要以此次活动为载体,切实加大青年教师培养力度,做到广泛动员、全员参与。学校要建立青年教师培养档案,使每一位教师都从中受益、获得发展。

(二)衔接性原则

本次竞赛各项目分教龄段进行,时间跨度为两年。学校要结合本地本校的青年教师培养规划和本次竞赛的项目设定,制定相应的青年教师教育教学技能培养、训练和竞赛活动方案。选送市级比赛的教师必须是在本地本校选拔比赛的基础上产生。

(三)导向性原则

开展市农村中小学青年教师培养工程系列竞赛是加强培本培训、加强青年教师培养的载体,竞赛只是手段,而绝非目的。学校要以竞赛为导向,训中有赛,以赛促训,唤起广大青年教师对大练教育教学基本技能的热情,同时带动全体教师追求功夫于竞赛之外的良好工作状态。

二、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针,用科学发展观设计教育内涵发展之路,积极推进教师教育创新,促进青年教师专业发展,全面提高教师队伍素质,打造和谐进取的学习型团队和实用高效的校本研修机制。

三、竞赛内容及要求

(一)“两字一话”比赛

1、参赛对象

全市小学、初中、幼儿园教龄为1年的新教师。

2、比赛安排

比赛时间定于2009年6月。比赛项目为钢笔字、粉笔字、普通话。

钢笔字、粉笔字参赛教师集中当场进行“两字”书写,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普通话参赛教师根据给定的文章或短文在规定时间内进行朗读。要求语言规范、语速适中、语言准确、表达流畅、声情并茂、富有感染力。

3、比赛设奖

比赛按三项总成绩排列名次,设小学、初中、幼儿园个人一、二、三等奖各若干名。

(二)学科课程标准知识比赛

1、参赛对象

小学、初中教龄为2—5年的教师,指定学科的、符合教龄条件的老师参加。

2、比赛安排

比赛时间定于2009年12月。具体测试学科在比赛前通知。市里将统一印制相关学科的新课标知识测试卷,参赛教师集中闭卷考试,考后组织统一评卷。

3、比赛设奖

比赛设学校团体奖。以学校为单位,以该校参加测试的所有教师的总平均分(参赛教师总成绩除以参赛人数)确定该校的团体名次,设小学、初中一、二、三等奖各若干个。

(三)试题命制竞赛

1、参赛对象

小学、初中教龄在5年以上、年龄在35周岁以下的指定学科的教师。

2、比赛安排

比赛时间定于2010年上半年。具体命制的学科在比赛前通知。参赛选手统一按照要求命制试题,并以电子文本形式保存上交,具体要求以试题命制比赛试卷为准。

3、比赛设奖

比赛按学科设小学、初中个人一、二、三等奖各若干个。

(四)解题比赛

1、参赛对象:

小学、初中教龄为5年以上、年龄在35周岁以下的指定学科的教师。

2、比赛安排

比赛时间定于2010年上半年。具体比赛学科在比赛前通知。比赛以集中统一、闭卷考试形式进行。初中教师的试题内容为中考题及新教材上所呈现的问题;小学教师的试题内容涉及相关学科教材的有关内容。比赛后统一组织阅卷、登分、汇总、评奖。

3、比赛设奖

比赛设个人奖、学科单项奖和学校团体奖。

个人奖:根据成绩确定小学、初中各学科个人一、二、三等奖各若干个。

学科单项奖:以学校选送的教师学科成绩的平均分确定该校该科的单项名次,设小学、初中各学科单项一、二、三等奖各若干个。

学校团体奖:以学校为单位,以该校所有参赛学科的平均分之和确定该校的团体名次,设小学、初中一、二、三等奖各若干个。

(五)英语教师口语比赛

1、比赛对象

小学、初中教龄为2—5年的英语教师。

2、比赛安排

比赛时间定于2010年下半年。比赛环节有现场抽题朗读、现场描述和回答问题。

抽题朗读环节,小学段教师抽取初中教材内容,初中段教师抽取高中教材内容。要求语音语调正确,表达自然流畅。

现场描述环节,参赛教师抽取一幅表现某一情景的图表、图画、广告等,根据给出的说明进行口头陈述。

回答问题环节,参赛教师抽取一个题目,由一位主试对参赛者进行一对一的现场交谈。交谈内容涉及教师应该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相关知识。

3、比赛设奖

比赛按三项总成绩排列名次,设小学、初中个人一、二、三等奖各若干名。

(六)创新课教学设计竞赛

1、参赛对象

小学、初中、幼儿园教龄在5年以上、年龄在35周岁以下的相应学科的青年教师。

2、比赛安排

比赛时间定于2010年下半年。具体竞赛学科在比赛前通知。按指定课题在规定时间内进行教学设计。

教学设计包括:课题、教材分析、教学目标(知识技能、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等)、教学难点、教学重点、教学手段、教学方法、教学过程(含师生活动、任务设计、指导策略、教学评价等)、板书设计等内容。.

要突出创新课要求,要在一个方面或多个方面对教学具有一定深刻、独到的理解和运用,具有一定新颖性和启发性,发人之所未发,见人之所未见。

3、比赛设奖

比赛按学科设小学、初中、幼儿园个人一、二、三等奖各若干个。

四、相关说明和要求

1、这里的“农村中小学”范围界定与《*市20*-2010年农村青年教师培养实施意见》里所指相同。

2、市里将成立市农村中小学青年教师培养工程系列竞赛活动组委会,全面负责比赛的组织、实施和协调工作。考虑到活动项目多、历时长,在每次单项比赛前,组委会将另发详细通知。学校要根据具体要求,及时上报青年教师赴赛,确保系列竞赛活动的顺利进行和圆满成功。

心里年龄测试题篇9

关键词 聋儿,心理理论,错误信念。

分类号 B844

儿童随着年龄增长,发展了一种对自己及他人的心理活动(诸如思想、知道、愿望、感觉和信念等)的理解,他们逐渐意识到自己的思想和信念也许与他人的不同,认识到人的行为是被自己的知识和信念所引起或激发的。上述现象,被称为“心理理论”(Theory of Mind,ToM)。所谓“心理理论”,是指对自己和他人的心理状态的认识,并由此对相应行为做出的因果性预测和解释[1]。心理状态包含了意图、目的、知识、信念、思想、怀疑、猜测、假装和爱好等内容[2]。

心理理论的观点自Premack和Woodruff(1978)提出以来[3],早期的研究多是以正常儿童(指听力正常、心智健康的儿童。后文同)为被试进行的。后来,为了进一步探究ToM的影响因素和发展差异,研究者们又对特殊儿童的ToM发展特点进行了比照研究,对聋儿的研究就是其中之一。

1 聋儿的心理理论发展特点

1.1 聋儿与其他特征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比较

ToM研究一般以儿童达到对“错误信念”(false belief,后文简称“误念”)的理解作为其获得心理理论的标志,正常儿童大多在4~5岁便获得这种能力。而许多研究发现,自闭症儿童的ToM发展明显迟于这一年龄[4~6],因此,研究者们在分析聋儿ToM的发展特点时,常将其与上述两类儿童进行对比。

例如,Russell等(1998)发现,大多数聋儿获得ToM的时间比正常儿童要迟10年左右[7]。Peterson和Siegal(1998)用错误照片任务(false photograph task)、错误图画任务(false drawing task)和误念任务考察了聋儿、自闭症儿童和正常儿童等的发展差异。误念任务主要侧重于考察儿童对心理表征的理解情况,而错误照片任务和错误图画任务则是考察儿童对非心理表征问题的理解情况,它们是与误念任务平行的问题模式。Peterson和Siegal(1998)的研究共进行了两个实验。在实验1里,主要采用标准误念任务和错误照片任务。在实验2里,则用标准误念任务、错误照片任务以及错误图画任务。下面是在实验2中对后两种任务的设计方案。

错误照片任务:主试给被试看一个穿着鲜艳颜色裙子的女玩偶娃娃,说:“这里有个女孩,她穿着一件绿色的裙子。现在,一个男孩拿着一架拍立得相机来了。男孩拿着相机对女孩说:‘看到你漂亮的绿裙子,我要把它照下来!’”然后主试按动了相机快门,随即将相机放到包里,并说:“男孩照的相片,要有一会儿才能出来。现在女孩进了她的房间,关上了门。男孩看不到女孩了。女孩脱下了绿裙子,换穿上了黄裙子”。主试将女孩的裙子换好,然后从刚才放相机的包里拿出两张拍立得照片,这两张照片上的两条裙子除了颜色外(绿色的和黄色的),其他一模一样。然后主试问下述问题。测试问题:“哪一张照片是男孩拍的?”记忆控制问题:“当按相机快门时,女孩穿的是什么颜色的裙子?”事实控制问题:“女孩现在穿的是什么颜色的裙子?”

错误图画任务:主试给被试看一个穿着鲜艳颜色裙子的女玩偶娃娃,说:“这里有个女孩,她穿着一件黄色的裙子。现在,她的爸爸带着画架来了。爸爸看到女孩说:‘看到你漂亮的黄裙子,我要把它画下来’”。然后主试将玩偶爸爸收了起来,接着说:“爸爸画裙子去了。现在女孩进到房间,关上了门。爸爸看不到女孩了。女孩脱下了黄裙子,换穿上了蓝裙子”。主试将女孩的裙子换好,然后从爸爸放好了东西的包里拿出两张水彩画,这两幅画上的两条裙子除了颜色外(黄色的和蓝色的),其他一模一样。然后主试问下述问题。测试问题:“哪一幅画是爸爸画的?”记忆控制问题:“当爸爸画画时,女孩穿的是什么颜色的裙子?”事实控制问题:“女孩现在穿的是什么颜色的裙子?”

在上述研究的实验1中,被试是30名来自听力正常家庭的均龄为8岁5个月的5~11岁手语聋儿,21名均龄为10岁的6~15岁高功能自闭症儿童,19名均龄为3岁6个月的3岁正常儿童,以及16名均龄为4岁5个月的4岁正常儿童。结果表明,聋儿与自闭症儿童以及3岁正常儿童的表现相似,三个组的绝大多数被试通过了错误照片任务,但能正确理解误念问题的不到半数。而4岁组正常儿童在误念和错误照片任务中的表现则同样好,且他们完成误念任务的成绩,显著好于其他三组。

在实验2中,被试是24名来自正常听力家庭的均龄为9岁4个月的6~12岁聋儿,21名均龄为9岁7个月的6~13岁自闭症儿童,23名均龄为3岁5个月的3岁正常儿童,以及24名均龄为4岁6个月的4岁正常儿童。结果同样显示,聋儿和自闭症儿童间没有差异,两者都表现为理解误念比错误照片显著地差,后者的成功概率显著地超过了机会水平,而前者的概率则是机会水平。在错误图画任务中,各组被试间的成绩差异则不显著,但仅4岁正常儿童组的成绩显著超过了机会水平。同时各组完成错误照片任务与错误图画任务的成绩间差异也不显著。研究者因此提出了需要进一步研究儿童在艺术领域的概念表征发展的想法[8]。

是否在所有的社会认知能力方面,聋人都落后于正常人?一些研究否定了这一想法。例如,Courtin(1999)比较了19名有聋父母的聋儿(4.8~6.5岁)与24名正常法国儿童(4.9~6.3岁)在误念归因任务方面的表现,发现没有显著的与年龄相联系的变化。而聋儿在误念归因方面超过了正常儿童。Courtin认为,出现这个结果,可能是由于聋儿视知觉能力的早期发展更好(它有助于掌握误念),而不是由于误念认知发展的简单加速度[9]。

Clark等调查了43名父母听力正常的聋人(均龄21.6岁)如何组织17个关于知道的动词,以作为了解他们ToM发展水平的途径。要求被试按照“这词与你进行心理活动时的词像或不像”,将这些相似的认知动词对排列为1~7个等级。结果表明,聋成人展现出的ToM水平与正常成人相似[10]。

1.2 不同特征聋儿间心理理论发展的比较

在对聋儿ToM发展的研究中,一些研究者发现,聋儿的ToM发展问题,无法简单归于其是否会手语,还要考虑到从小生活在口语环境或是手语环境对他们的影响。因此,将聋儿分为土手语聋儿、后天手语聋儿、口语聋儿*等不同特征来进行研究。

有一种观点认为,聋儿认识心理能力的欠缺是由于他们的“对话剥夺”。Peterson和Siegal的一系列研究支持了这一观点。例如,他们(1999)发现,完成误念任务好的聋儿,多是两类人:一是土手语聋儿;二是口语聋儿[11]。

Courtin和Melot(1998)进一步发现,手语聋儿比口语聋儿更可能在ToM任务中成功。例如,在误念任务中,有聋父母的5岁聋儿的表现最好;5岁的正常儿童及7岁的父母为正常人的后天手语聋儿,表现要差一些,但这两者间差异不显著;7岁的口语聋儿,表现最差。他们认为,聋儿对手语的使用,会提升他们的视觉观点采择技能,这种技能是儿童获得ToM的先驱[12]。

针对“土手语聋儿”在ToM任务中的表现与正常儿童相似的现象,Meadow等(1981)认为,这些聋儿在与其聋父母用手语交谈时,可以涉及到一些肉眼看不见的观点、物体和事件,这类似于正常儿童与其正常父母的言语交流[13]。那么,这两种情况是否一致呢?为此,Remmel(2003)对比了9岁的父母聋的聋儿和正常儿童在误念理解、概念观点采择、以及视知觉任务中的表现,发现前者在所有任务中的表现都比后者差[14]。为此,他认为,父母聋的聋儿比正常儿童可能接触心理状态的谈论稍少,因为他们必须在环境探索和手语交流之间分配自己的视觉注意,而正常儿童在看其他地方时,也可以同时接受语言输入。

Peterson(2004)又进一步考察了用耳蜗助听设备和传统助听器的口语聋儿ToM发展情况。被试为52名4~12岁的儿童。其中26名为口语聋儿,用耳蜗设备和助听器的各半,平均分布在两类学校:只说口语的学校和手语、口语并用的学校。对照组的26人分别为与聋儿组年龄相仿的高度自闭症儿童和正常学前儿童。结果发现:上述两类口语聋儿间的ToM发展没有显著差异;在上述两类学校间的差异同样不显著;口语聋儿与同龄自闭症儿童的表现也无显著差异,但都是迟滞的;而正常学前儿童的ToM成绩显著好于其他组儿童[15]。

1.3 聋儿对其他心理状态的认识

绝大多数针对正常儿童、自闭症儿童和聋儿ToM发展的研究,采用的是误念任务,这一任务反映了儿童理解心理表征的状况。然而,对误念的理解应该只是ToM发展诸多的特征之一[16]。我们知道,ToM发展的内容除包括信念理解外,还应包含对愿望、情感、注意等心理状态的认识和对有关心理知识的掌握。因此,一些研究在考察聋儿ToM的发展时,也涉及到了这些方面的内容。

一些研究发现,聋儿理解愿望能力较好,在考虑问题时往往愿望优先。例如,Steeds等(1997)研究了22名5~12岁的先天深度聋儿对信念和愿望的理解。结果表明,70%的被试回答对了所有要求信念归因的问题,全体被试都回答对了愿望归因的问题[17]。Rieffe等(2000)发现,聋儿对涉及他人信念的理解水平与其听力正常同伴相当,但他们在解释时提及愿望因素甚至超过那些正常儿童。这是因为聋儿的日常对话困难很多,导致他们会毫不含糊地优先强调自己的愿望和需要[18]。Terwogt等(2004)调查了聋儿在误念情境中的谈判策略,因为这种情境需要谈判时有一个清楚的动机,该动机对聋儿的误念推理能力有更高要求。研究者设计了一个故事情节:有个妈妈,她没有意识到情境中的一个变化会阻碍孩子愿望的实现。该研究比较了11~12岁的聋儿和正常儿童对上述情节的反应。结果显示,正常儿童往往会内隐地摆脱自己的愿望而考虑具体情境,聋儿却始终强调自己的愿望作为首选论点,甚至认为母亲应能完全意识到孩子的愿望。该研究还发现,聋儿更经常争论,却无法针对争论对象提供新的信息[19]。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他们考虑问题时愿望优先的特点。

聋儿对情感的理解水平和解释都与正常儿童有差异。例如,Rieffe等(2000)发现,聋儿经常在理解他人情感时有困难[18]。Rieffe等(2001)还发现,在解释否定情绪时,聋儿的观点更集中在愿望状态(这种状态会唤起伤感)的缺失,正常儿童则更关注导致否定结果(这可能会引起气愤,特别当情境似乎不是完全无望时)的条件。同样,对比正常儿童,聋儿忽视情境的可控制性。对此的解释是,聋儿持有的信息量少且简单,那样可以减少潜在的误解。另一解释是,由于在听力世界里有限的交流手段,聋儿缺乏更高级的ToM能力[20]。

聋儿注意能力的发展与其解释注意原因的水平间也有不一致之处。例如,Scott等(1999)曾考察了22名5~12岁的严重和深度先天聋儿(severely and profoundly prelingually deafen)对注意的理解,发现他们在判定是不是一个面孔在直接看他们时,86%的被试没困难。然而,在要求他们从注意的线索和眼睛凝视中推理愿望和意图等心理状态时,则很困难[21]。

聋儿对有关的心理知识的掌握情况也是研究者们关心的内容。Peterson和Siegal(1997)调查过正常儿童、自闭症儿童和聋儿在生物学、物理学及心理学方面的知识,同时比较了会话正常与会话缺陷儿童跨领域知识发展的速率,以探测他们的思维发展在不同领域间是独立的,还是有联系的。结果显示,自闭症儿童和来自听力家庭的聋儿的表现差异不显著,但都比5岁的正常儿童差[22]。Rhys等(2000)比较了20名先天深度聋青少年(11~16岁)和20名正常青少年在图片顺序任务和社会判断测验中的表现。结果没有发现聋青少年比正常的同龄同伴在社会推理方面有显著少的知识[23]。

然而,Courtin和Melot(1998)认为,将父母聋的聋儿与正常儿童在情感、智力、语言和心理社会性发展等方面进行比较是错误的。因为很难判断,在面对ToM测试任务时,两类儿童是处于相似的情形。聋儿在进行ToM测试时的交流能力、注意的范围、主试的交流技巧、交流模式、交流质量,以及各自的生活背景,都可能造成他们的ToM测验成绩和解释的差异[12]。

2 影响聋儿心理理论发展的因素

2.1 交往

许多研究者认为,那些生长于听力正常家庭的先天聋儿,由于没有较容易的沟通手段,因此不能经常与听力正常的家庭成员及其他儿童进行一些撇开具体事物的心理状态主题的交流[24-27]。

聋儿主要的交往对象是家庭成员,特别是和母亲的交往会影响到他们ToM的发展水平。Moeller(2003)的研究就发现,母亲和聋儿讨论心理状态的多寡与聋儿在ToM任务中的表现显著相关。而母亲对聋儿心理状态知识输入的频率又受其手语技能水平的影响[28]。

聋儿与其兄弟姐妹的交往水平也是影响他们ToM水平的重要因素。Woolfe等(2003)考察了土手语聋儿与同胞兄弟姐妹的关系及这些聋儿的ToM水平。结果发现,聋儿ToM理解的过程与他们积极的同胞关系相关,这种关系能让聋儿更多地接触人们的内在信念和他人的心理状态知识[29]。

2.2 语言

Frey(1998)认为,儿童对误念理解的差异,无法区分是由于语言理解的因素所致还是由于能力发展造成的,这对于聋儿更是如此。语言熟练性是ToM发展的基本要素[30]。

Figueras-Costa和Harris(2001)研究了语言对聋儿ToM的影响。他们比较了聋儿在分别完成非言语形式和言语形式的标准误念任务时的情况。结果发现,21名聋儿在言语任务中的表现,不论年幼组(4岁7个月~6岁5个月),还是年长组(6岁9个月~11岁11个月)都没有超过机率水平。而全体聋儿在非言语任务中的表现显著较好。尽管如此,研究者仍观察到发展的迟滞:仅年长组聋儿在非言语误念任务中的表现显著地超过了机率水平[31]。

Jackson对聋儿在ToM任务中的表现与接受语言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他们的语言能力与ToM能力显著正相关。同时,聋儿和听力正常儿童的表现一样,年龄大小也与语言能力相关[32]。

Siegal等(2001)的研究发现,成人失语症患者(aphasia)在进行有关的命题推理(涉及心理理论理解)时,如果他们缺乏明确表达意义的语法知识,这种推理仍然可以进行;相反,对于聋儿,即使他们具有这种明确表达意义的语法知识,也并不足以使其正确推理。例如,那些来自听力正常家庭的聋儿,他们是在入学后习得了熟练的手语语法,但是在完成心理理论问题的推理时,要比来自有聋父母家庭的土手语聋儿差得多。如此的差异不能归因于这两类聋儿语法的差异,因为在进行测试时,两者的手语语法水平是相同的。实际上,儿童对于物体和行为的推理常常是在对他人交际意图揣测的引导下进行的(可以认为,后天手语聋儿有关他人心理活动的知识较少,因此完成ToM任务的水平较低)。研究者认为,涉及心理理论的推理所依赖的是领会体现说话意图而选择的语言及听者的经验,而不是语法[33]。

Remmel(2003)的研究进一步发现,那些在执行功能任务中表现较好的父母正常的聋儿仍然在ToM任务中表现很差。Remmel据此认为,ToM的发展依赖于领域特殊性的语言经验,而不是领域一般性的认知因素[14]。

2.3 训练

一些研究者提出,对聋儿进行涉及心理状态内容的训练,可以有效地提高他们的ToM水平。Cerruto(1999)曾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被试是38名5~13岁的聋儿,他们都回答对了语言控制任务,然而在误念内容的前测中没有成功。将他们随机分成了信念训练组和控制训练组,这两个组都接受了两个跨度为两周的训练系列。其后进行了两次后测,后测1是在前测的14天后;同时,为了考察训练效果的稳固性,又在前测的28天后进行了后测2。结果发现,在后测1中,聋儿的年龄、IQ与其在ToM任务中的表现之间有显著相关。信念训练组和控制训练组的后测分数差异显著,信念训练是成功的。在后测2中,信念训练组和控制训练组在总分、自我信念得分和其他分数上,仍然都有显著差异,可以认为训练的效果在短时间内是稳固的[34]。

Dyck和Denver(2003)提出,可用训练使聋儿的情感认知能力得到提升。他们设计了包含11课的“滑稽面孔方案”(Funny Faces Program),对14名9~13岁中度至深度听力损伤聋儿进行了训练,用情感认知量表的变化形式进行前测和后测。结果发现,从前测到后测,被试们在情感词汇和情感理解方面有显著增长,但在情感认知的速度或准确性上没有变化。在后测中,那些听力中度丧失到严重丧失(hearing loss was moderate to severe)的聋儿与正常儿童在情感认知能力方面没有差异,但是听力深度丧失(profound hearing loss)聋儿的能力缺陷没有什么改变[35]。

3 对聋儿心理理论表现的几点疑问

3.1 是语言限制还是任务形式影响了聋儿心理理论的表现?

综上所述,很多研究推测,由于聋儿缺乏有效的对话,才导致他们错失了关于世界的重要信息。但是应该看到,在现实生活中,聋儿与他人是存在着某些方式的交流的,而非没有。同时必须承认,大部分聋儿也是有一定的社交能力。并且,他们还可以通过自己的眼睛获得大量的信息。那么,一些聋儿,特别是那些生活在听力正常家庭的聋儿对误念的理解为什么这样差呢?

Gray和Hosie(1996)研究发现,出生在说话环境中的先天聋儿在理解和重述(以及回忆)故事时有困难。他们认为,这可能是缺乏背景知识和词汇,使故事理解的能力被削弱。由于缺乏口语音韵学的使用,可能减少了聋儿的工作记忆能力,阻止了其保持及组织故事描述的事件使其达到意义解释的能力。他们进行的另一项实验验证了上述的观点:当用更敏感有效的诱导和评估方法时,聋儿的故事理解可以是优秀的[36]。

一些研究揭示了聋儿的语言技能与他们的ToM水平直接相关。然而,这种技能是儿童的一般语言技能,还是词汇水平或是回答心理理论问题所需要的理解句法补语的特殊能力?研究发现,聋儿身上被典型观察到的语言发展迟滞现象与其认知发展的主要方面迟滞有重要的联系。那些不能理解复杂句法形式如补语的儿童,会难以理解自己的思想和信念有异于其他人[37]。可见,测试任务的形式应是影响对聋儿ToM发展水平评估的一个重要变量。

3.2 聋儿心理理论发展有没有关键期?

Peterson和Siegal(1995)认为,如果缺乏关于他人心理状态的对话输入的影响,大脑可能在发育的关键期遭到特别的损坏。他们发现,那些到了小学才有手语同伴的后天手语聋儿,甚至到8~13岁仍可能在误念理解上有困难[38]。Thatcher(1992)发现,正常儿童掌握误念在4岁左右,这时也是大脑右前叶快速发育的时期。一个聋儿或自闭症儿童在这个关键期缺乏了解他人心理状态的对话,可能会在心理状态认识中遭受持久的损伤[39]。然而,对聋儿大样本的研究及其它类型的研究,尚不能证明这一观点的正确性。

“模块论”认为,儿童先天存在的模块化机制在神经生理上达到成熟时,便获得对心理状态的认识,即影响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是神经成熟,而不是来自理论的修正。经验只不过在身体成熟期间,对ToM起着某种触发作用[40,41]。但是,用模块论来解释聋儿ToM发展的迟滞,会显得有些勉强。因为,聋儿的语言交流水平基本决定了其ToM的水平,而其中的土手语聋儿的ToM水平并不比正常儿童差,况且到了成人,聋人与正常人基本没有差异。难道是土手语聋儿的模块与正常儿童的成熟期一样,而其他聋儿的模块的成熟要迟很多?

Peterson,Wellman和Liu(2005)想验证不同特征的儿童其心理理论的发展是否有相同的步骤,聋儿、自闭症儿童与正常儿童ToM发展的对比,是单一在时间上的推延,还是表现了发展的不同模式?他们对145名3~13岁的聋儿、自闭症儿童和正常儿童完成各种ToM任务的步骤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土手语聋儿、后天手语聋儿和正常儿童是同样的发展步骤,即理解任务的先后顺序为:互异愿望(diverse desires)、互异信念(diverse beliefs)、知识到达(knowledge access)、错误信念(false belief)任务,最后为隐藏情绪(hidden emotion)任务。而自闭症儿童理解最后两个任务的顺序是颠倒的[42]。可见,聋儿ToM的发展只是时间的延迟,而最后到达的点与正常儿童是一致的。

3.3 聋儿心理理论的发展受到环境的影响有多大?

我们知道,在许多学前读物中,有大量的与人物的愿望和信念相联系的内容。例如,在童话故事《小红帽》中,说到“小红帽”有一个错误信念――以为狼是她的外婆。但读者们都知道,狼是欺骗她,想吃了她。若要理解故事,儿童必须能够透过现象进行观察,理解“小红帽”是不知道我们这些读者所想、所知的。许多年幼的儿童读者都可以做到这一点。那么,儿童的这种理解误念的能力,是我们教育的结果,还是儿童身心发展的自然表现?对于聋儿来说,他们的这种能力是否只是暂时的迟滞,到一定年龄仍会发展?还是教育在其中起到决定作用?

我们说,ToM技能,特别是那些在学校里需要的技能,对于社交能力的发展很重要。交往和教育需要儿童相互谈论理解和误解,来反思自我信念,如同思考别人的信念一样;并当证据表明他人的观点是可行时,能转换观点,灵活行事。所有这些皆需要ToM技能。那么聋儿ToM技能的发展,是受其自身发展的影响较多,还是社会环境的影响更大呢?

上述的问题意味着,评价聋儿的ToM发展,除了需要进行实验模式的探究,还需要结合聋儿在真实社会环境中的表现来综合考虑。

总之,聋儿ToM发展表现出来的迟滞,是因为他们有效语言的匮乏,还是认知功能障碍?是任务形式及实验材料差异所致,还是年龄特征问题?都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

4 总结和展望

尽管对聋儿ToM的研究历史很短,而且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理论解释上还存在较多的争议,但这个领域的研究仍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聋儿ToM的研究不仅在探索儿童社会认知发展的普遍性上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在教育和训练聋儿方面也有较高的实践价值。

迄今为止,国内对聋儿ToM发展的实证性研究还比较缺乏,因此,该领域未来的研究趋势,将是深入探究中国聋儿ToM发展的特点,进一步分析他们对心理状态各个方面的认知规律,例如,对聋儿误念认识发展水平与其理解感知觉、情绪、愿望、假装、注意等心理状态间关系的研究,解释他们ToM发展的生理机制,探索他们的ToM发展与其实际社会交往技能的关系,以及进行不同特点儿童ToM发展的比较,对聋儿开展提高其心理认识能力的教育和训练,为ToM的整体研究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并为真正地提高他们的人际认知水平和有效的交往能力服务。除此之外,如何开发新的研究手段,进一步拓展和加深对聋儿ToM的研究,也是我们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

参考文献

[1] Happe F G, Brownell H, Winner E. Acquired theory of mind? Impairments following stroke. Cognition, 1999, 70: 211~240

[2] Marschark M, Green V, Hindmarsh G, Walker, S. Understanding theory of mind in children who are deaf.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and Allied Disciplines, 2000, 41(8): 1067~1073

[3] Premack D, Woodruff G. Does chimpanzee have a theory of mind.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1978, 1: 515~526

[4] Baron-Cohen S, Leslie A M, Frith U. Does the autistic child have theory of mind? Cognition, 1985, 21: 37~46

[5] Leslie A M. Pretence and representation: the origins of “theory of mind”. Psychological Review, 1987, 94: 412~426

[6] Leslie A M. Some implications of pretense for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 child’s theory of mind. In: Astington J W, Harris P L, Olson D R (Eds.). Developing Theories of Mi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19~46

[7] Russell P A, Hosie J A, Gray C D, Scott C, Hunter N, Banks J S, Macaulay M C. The development of theory of mind and deaf children.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1998, 39: 903~910

[8] Peterson C C, Siegal M. Changing focus on the representational mind: Deaf, autistic and normal children’s concepts of false photos, false drawings and false beliefs. British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998, 16: 301~320

[9] Courtin C. Le cas des theories de l'esprit chez les enfants sourds: l'Impact de la langue des signes. / Theory of mind in deaf children: Consequences of sign language communication. Enfance, 1999, 51(3): 248~257

[10] Clark M D, Schwanenflugel P J, Everhart V S, Bartini M. Theory of mind in deaf adults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verbs of knowing. Journal of Deaf Studies and Deaf Education, 1996, 1(3): 179~189

[11] Peterson C C, Siegal M. Representing inner worlds: Theory of mind in autistic, deaf, and normal hearing childre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999, 10: 126~129

[12] Courtin C, Melot A M. Development of theories of mind in deaf children. In: Marschark M, Clark M D (Eds.).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deafness.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1998. 79~102.

[13] Meadow K P, Greenberg M T, Erting C, Carmichael H. Interactions of deaf mothers and deaf preschool-children―Comparisons with 3 other groups of deaf and hearing dyads. American Annals of the Deaf, 1981, 126: 454~468

[14] Remmel E. Theory of mind development in signing deaf children. Dissertation Abstracts International: Section B: The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2003. 64 (3-B): 1526

[15] Peterson C C. Theory-of-mind development in oral deaf children with cochlear implants or conventional hearing aids.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2004, 45 (6): 1096~1106

[16] Flavell J H, Miller P H. Social cognition. In: Kuhn D, Siegler R (Eds.).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New York: Wiley, 1998. 857~898

[17] Steeds L, Rowe K, Dowker A. Deaf children's understandings of belief and desires. Journal of Deaf Studies and Deaf Education, 1997, 2: 185~195

[18] Rieffe C, Terwogt M M. Deaf children's understanding of emotions: Desires take precedence.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and Allied Disciplines, 2000, 41(5): 601~608

[19] Terwogt M M, Rieffe C. Deaf Children's Use of Beliefs and Desires in Negotiation. Journal of Deaf Studies and Deaf Education, 2004, 9 (1): 27~38

[20] Rieffe C, Meerum T M, Dirks E, Smit C. Voorspellen en verklaren van emoties bij dove kinderen. / Predicting and explaining emotions in deaf children. Kind-en-Adolescent, 2001, 22(2): 73~84

[21] Scott C, Russell P A, Gray C D, Hosie J A, Hunter N. The interpretation of line of regard by prelingually deaf children. Social Development, 1999, 8(3): 412~426

[22] Peterson C C, Siegal M. Domain specificity and everyday biological,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thinking in normal, autistic, and deaf children. In: Wellman, Henry M. (Ed); Inagaki, Kayoko (Ed). The emergence of core domains of thought: Children's reasoning about physical, psychological, and biological phenomena. New directions for child development. No. 1997. 55~70, 83

[23] Rhys J S, Ellis H D. Theory of mind: Deaf and hearing children's comprehension of picture stories and judgments of social situations. Journal of Deaf Studies and Deaf Education, 2000, 5(3): 248~265

[24] Marschark M.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of deaf childre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25] Meadow K P. The development of deaf children. In: E M Hetherington (Ed.). Review of Child Development Research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 441~508

[26] Morford J P, Goldin-Meadow S. From here and now to there and then: The development of displaced reference in Homesign and English. Child Development, 1997, 68: 420~435

[27] Power D, Carty B.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the deaf community in Australia. In C Hendrick, R Holton (Eds.).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delaide: Flinders University Centre for Multicultural Studies, 1990

[28] Moeller M P. Mothers' mental state input and theory of mind understanding in deaf and hearing children. Dissertation Abstracts International: Section B: The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2003, 63(7-B): 3496

[29] Woolfe T, Want S C, Siegal M. Siblings and Theory of Mind in Deaf Native Signing Children. Journal of Deaf Studies and Deaf Education, 2003, 8(3): 340~347

[30] Frey R J. General linguistic competency in the deaf: A prerequisite for developing a theory of mind? Dissertation Abstracts International Section A: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1998, 59(6-A): 1903

[31] Figueras-Costa D, Harris P L. Theory of mind development in deaf children: A nonverbal test of falsebelief understanding. Journal of Deaf Studies and Deaf Education, 2001, 6: 92~102

[32] Jackson A L. Language facility and theory of mind development in deaf children. Journal of Deaf Studies and Deaf Education, 2001, 6: 161~176

[33] Siegal M, Varley R, Want S C. Mind over grammar: Reasoning in aphasia and development.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2001, 5: 296~301

[34] Cerruto A. The effects of training on theory of mind tasks with children who are deaf. Dissertation Abstracts International: Section B: The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1999, 60(5-B): 2383

[35] Dyck M, Denver E. Can the emotion recognition ability of deaf children be enhanced? A pilot study. Journal of Deaf Studies and Deaf Education, 2003, 8(3): 348~356

[36] Gray C D, Hosie J A. Deafness, story understanding, and theory of mind. Journal of Deaf Studies and Deaf Education, 1996, 1(4): 217~233

[37] Schick B, de Villiers J, de Villiers P, Hoffmeister, B. Theory of Mind: Language and Cognition in Deaf Children.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Speech-Language-Hearing Association, New Orleans, LA. 2002, 22, Dec. 3

[38] Peterson C C, Siegal M. Deafness, conversation and theory of mind. Journal of Child 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1995, 36: 459~474

[39] Thatcher R W. Cyclic cortical reorganization during early childhood. Brain and Cognition, 1992, 20: 24~50

[40] Leslie A M. ToMM, ToBy, and agency: core aechitecture and domain specificity. In L A Hirschfeld, S A Gelman (Eds.). Mapping the Mind: Domain Specificity in Cognition and Culture.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心里年龄测试题篇10

【关键词】学前儿童;数量估算;策略

【中图分类号】G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604(2012)07/08-0038-06

一、问题的提出

估算能力是指个体懂得在何种情况下无法或不必进行精确的数据运算或处理,转而运用相关数学知识和策略给出近似答案的能力。尽管估算能力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都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但目前学者们对其发展规律的认识比对其他基本数能力(如目测、数数、加法等)的认识要少得多。本研究对估算的定义仅限于数量估算,即不用数数的方式而通过一定的策略对实物集合给出一个近似的基数值。

从儿童发展角度来看,估算及与估算相关的能力的发展促进了儿童对数量关系的理解。对估算能力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人是如何理解数学思想的。〔1〕已有研究发现,估算能力与个体的数能力、问题解决能力和对计算的积极态度呈正相关,估算能力强的人会比估算能力弱的人使用更多估算策略。〔2〕

西格勒等人研究发现,估算的过程是一种思维在多种表征间转换的过程,例如在数表征和空间表征间进行转换。〔3〕有研究分别考察了儿童与成人、熟练的估算者与不熟练的估算者以及不同智力水平的学生之间的估算差异,结果发现,他们给出的估算值的差异均不如预想的那样大,但在策略使用上差异明显:成功的估算者所使用的策略更为有效,而不太成功的估算者多使用基于知觉的策略;特定策略的使用提高了他们作出合理估算的可能性。〔4-6〕布拉德的研究也发现了估算策略的使用与估算精度之间有正相关性。〔7〕

在有关估算策略的研究中,国外学者大多以中学生或成人作为被试,很少有对学前儿童数量估算能力和数量估算策略的研究。但有关研究也表明,儿童在学前期获取的数学知识和能力促进了他们对数字意义和数量关系的理解。克里蒂斯曾倡导对如何有效促进学生估算能力发展进行研究,卡特也提出有必要对学前儿童的数量估算策略和能力进行研究。〔8〕本研究旨在考察学前期数学能力优于英语国家儿童的中国儿童在3~6岁期间数量估算策略的发展状况。

二、研究方法

(一)被试

被试来自上海市两所中等水平的幼儿园。在两所幼儿园共325名3~6岁幼儿中分层随机抽取180名被试。其中大班幼儿61名(男孩30名,平均年龄68.1月,SD=3.8;女孩31名,平均年龄69.2月,SD=3.8),中班幼儿60名(男孩30名,平均年龄56.8月,SD=3.0;女孩30名,平均年龄58.0月,SD=3.5),小班幼儿59名(男孩29名,平均年龄45.2月,SD=3.6;女孩30名,平均年龄46.2月,SD=2.7)。

(二)工具与材料

测查题根据陈杰琦和麦克纳米编制的对学前和小学低年级儿童数学能力评价工具〔9〕的估算部分改编而成,并增大了题量,加入了一项无参照的开放性测查。

测查材料:直径为1.8cm,中心厚度约0.6cm的黑色圆形玻璃围棋子若干;杯口直径7.5cm,杯底直径5cm,高11cm的白色透明一次性塑料饮水杯5只。

(三)测查程序

测查采用个别施测的形式进行,由一名男性研究人员做主试,每一名被试的施测时间为15~30分钟。测查时,在杯中随机呈现不同数量的围棋子,要求被试对其数值进行估算,在被试给出估算值后,主试记录估算情况并追问“你是怎么知道的”,以了解被试所使用的估算策略。

(四)数据处理

对于被试的估算情况,依据陈杰琦等人编制的评价工具中对估算能力的计分办法进行评分,总分为100分。共分为十个等级,一级为“没有作出估算”,二级为“用数数来代替估算”,三级为“离谱的估算”,四级为“不合理的估算(估算值没有落在精确值±30%范围内)”,五级为“估算值合理但没有给出理由”,六级为“估算值合理但没有给出具有数学意义的理由”,七级为“估算值合理但只给出了具有一般性数学意义的理由”,八级为“估算值合理且给出了1个合乎逻辑的估算理由”,九级为“估算值合理且给出了2个合乎逻辑的估算理由”,十级为“估算值合理且给出了3个合乎逻辑的估算理由”。所有数据利用SPSS11.5软件形成原始数据库,运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对儿童的估算策略进行分析。

(五)策略编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