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去来兮辞原文十篇
时间：2023-03-21 19:00:08
归去来兮辞原文篇1
一、从《杂诗十二首・其二》开始
新修订人教版高中语文选修教材《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
选入了陶渊明的《杂诗十二首・其二》，全诗摘录如下：
白日沦西河，素月出东岭。遥遥万里晖，荡荡空中景。
风来入房户，业中枕席冷。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
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
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
陶渊明作此诗时，已年过半百，离最后一次辞官归田，也已近十年。但是，此诗读来，却全无《归去来兮辞》中的欣喜与自得，满是有志难酬的悲哀与寂寞。日落月升，长夜寒冷，作者却全无睡意，借酒浇愁，时光流逝，年华已老却一事无成，唯有颓然悲戚
终夜。
我们很难将这样一个悲戚愤懑的陶渊明与印象中那个逍遥世外的陶渊明联系起来，但这样的陶渊明却真真切切地存在。我们还有旁证，陶渊明在归隐之初，还曾写过组诗《读山海经》，其十写道：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
同样没有一点属于田园里的那个陶渊明的隐逸之气，而是满纸的愤懑不平。
为何同属归隐时期的作品，作者的情感变化却如此之大？重读《归去来兮辞》，我有了一些新的思考。
二、《归去来兮辞》中的疑问
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中提到自己归隐的原因有二：一是“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二是“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于是“自免去职”。陶渊明是否真的如他自述那样不愿做官？我想不然。终其一生，陶渊明前后出仕五次，虽然每次时间都不算长，官职也不算高，但一直没有放弃走仕途。前文也曾提到，最终归隐之后，陶渊明仍然猛志常在，为壮志难酬而夜不能寐。显然，身在田园的陶渊明，心里还是眷恋着庙堂的。第二个理由更有意思，陶渊明只有一个同胞妹妹，兄妹感情想来不差，所以听闻妹妹死讯，心里便急着要去奔丧。但奇怪的是，陶渊明辞官之后，便径直归家，并未如小序所言“情在骏奔”，去武昌为妹妹吊丧，在《归去来兮辞》中也未曾流露出半分失去亲人的悲伤，反是满满的欢欣喜悦之情，甚至在小序最末，陶渊明都按捺不住喜悦之情，写下“因事顺心”四个字。显然，所谓“奔丧”，原是辞官的借口。
序言中还有一点也很值得深究。陶渊明写道：“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因事顺心，命篇曰《归去来兮》。乙巳岁十一月也。”也就是说，陶渊明是在乙巳年（公元405年）十一月辞官，随即写下了《归去来兮辞》。然而他在文中却满心欢喜地写道：“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这似乎不是在写作之时真实发生过的
事情。
我们还不得不提到那个著名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据说陶渊明最后辞官归隐就是因为这个。那年年底，督邮到他任职的彭泽县来视察工作。陶渊明因此说了一句话，“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于是辞官归隐。在《归去来兮辞》中，他并未提及这一点，但这个原因显然比“奔丧”要靠谱些。不过，这也是一句被大多数人误读的话。许多人引用这句话，认为陶渊明有骨气，有傲气。其实不然，这句话恰恰反映了陶渊明敏感的自卑心理。
三、官场失意的自我催眠和安慰
陶渊明所处的东晋，是一个门阀制度已经完全建立起来的时代，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一个人做不做官，做什么官，才学如何，名望如何，不是由真才实学决定，而是由出身决定的。督邮出身比较低贱，陶渊明家世相对要好一些，可陶渊明忘记了，他引以为傲的曾祖父便是出身寒门，在士族林立的东晋官场中混迹几十年，才得到了后来的荣宠。一个刚刚脱离寒门出身的人，去斥骂另一个寒门出身的人，真的就能显示出自身的高贵吗？这话不用多讲。
在仕途上，陶渊明是一个失败者。那时已经是东晋末年，最终代替东晋的刘裕政权已经开始崛起。末世的政治十有八九是黑暗的，在陶渊明走入仕途的那十余年，曾经投奔过的上官桓玄称帝被杀，崛起的刘裕政权大肆残杀异己，不少有名的知识分子都在官场中被杀。这样可怕的官场是陶渊明最终决心归隐的一个重要原因，他的性格也好，政治才能也罢，都不能使他在官场上如鱼得水地走下去。
归去来兮辞原文篇2
摘 要：《楚辞》众多优美典丽的词语、精巧而富有经典意义的意象，连同它们所承载的那些撼人心魄的情感，成为后世文人创作时的重要资源，谢朓的创作挖掘、利用了这一资源。本文拟从这一角度进行粗浅探讨。
谢朓，字玄晖，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县）人①。是南北朝时期极为重要的诗人。史载其“少好学，有美名，文章清丽”②。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清人方东树论谢朓：
玄晖别具一幅笔墨，开齐、梁而冠乎齐、梁，不第独步齐、梁，直是独步千古。盖前乎此，后乎此，未有若此者也。本传以“清丽”称之。休文以“奇响”推之，而详著之曰：“调与金石谐，思逐风云上。”太白称其为“清发”“惊人”。玄晖自云：“圆美流畅如弹丸。”以此数者求之，其于谢诗思过半矣。③
今人曹融南先生《谢宣城集校注》前言说：
谢朓能生动形象、深婉细致地表现人情物态之美，形成独特风格，和他优异的艺术表现才能密不可分。他远祖诗、骚，近承建安以来曹植、陆机、谢灵运、鲍照等的诗歌成就，又从乐府民歌中吸取营养，涵泳蕴蓄，终于取得如此卓越的造诣。④
古今两位学者都对谢朓的成就作了较高的、中肯的评价。上世纪80年代以后，学者们多对谢朓上承建安魏晋文学、中于诗律革新贡献、下开唐风的先驱作用进行了研究。笔者拟从谢朓诗文创作“远祖诗骚”之祖“骚”作一探究。刘勰《文心雕龙·辨骚》，不仅评论了屈原的《离骚》，也评论了《楚辞》中的大部分作品，由此，可以把“远祖诗骚”之“骚”作三个层面的理解：一、屈原的辞作；二、《楚辞》这部书；三、“楚辞”这种文体。在此前提之下，分几个层次逐一展开讨论。
一、多处使用《楚辞》的词语
《楚辞》中众多优美典丽的词语营造了瑰丽意境、描绘了众多形象、抒发了丰富的情感，谢朓选择并使用了其中诸多的词语。
《杜若赋》《酬德赋》两文均用到了“延伫”一词：“凭瑶圃而宣游，临水木而延伫”；“怅分手于东津，望徂舟而延伫”。王逸注《离骚》“延伫乎吾将反”，“延，长也。伫，立貌。《诗》曰：伫立以泣。言己自悔恨，相视事君之道不明审，当若比干伏节死义，故长立而望，将欲还反，终己之志也。”“结幽兰而延伫”又注：“言时世昏昧，无有明君，周行罢极，不遇贤士，故结芳草，长立而有还意也。”“延伫”在《离骚》中是由“立”和“泣”两个动作构成的一个形象，这个形象饱含着屈原对楚国的强烈不舍，去与还的痛苦抉择，凸显了屈原高洁的品格。谢朓在此借《离骚》曲折地表达了时局动荡时艰难的选择：还京城还是还山泽？这是越来越强烈地困扰着诗人的苦恼，表现了谢朓仕与隐行与藏的犹豫。
《奉和隋王殿下》其一，是谢朓在随王萧子隆西府时所作。“玄冬寂修夜，天围静且开”，《哀时命》“愁修夜而宛转兮”，王逸注：“心忧婉转而不能卧，愁夜之长”，冬日昼短夜长是客观现象，但特定条件下时间的长短又会融入人的主观体验，《诗经·郑风·子衿》“一日不见，如三日兮”便是。“修”是诗人的情感体验，“愁修夜而宛转兮”为“修夜”提供了一个涂染着感伤色彩的背景。
谢诗中还有一些重叠词，如“涂涂”、“嫋嫋”、“阳阳”、“冥冥”、“杳杳”、“衍衍”，均能在《楚辞》中找到阅读理解的背景，这些叠词嵌在诗中，读起来确实“圆美流转如弹丸”，体现了谢朓的创作思想。如《雩祭歌·白帝歌》“嘉树离披，榆关命宾鸟。夜月如霜，金凤方嫋嫋”“嫋嫋”一词：《湘夫人》“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王逸注“嫋嫋，秋风摇木貌”；洪兴祖补注：“嫋，长弱貌”，除指木摇貌外，还包括秋风吹拂的音响，又指秋风的特定状态；《文选》左思《吴都赋》说：“霭霭翠幄，嫋嫋素女”，“嫋嫋”指女子的轻盈柔美；北宋《前赤壁赋》“余音嫋嫋，不绝如缕”，“嫋嫋”又指音乐的悠扬声。由此看来，“金凤方嫋嫋”，既有秋风吹送如缕的状态，又有轻风吹动树叶发出音乐般悠扬的声音，还指金秋时节的微风给人柔美的感受。“嫋嫋”一词为整首诗营造了一种特别清丽的意境。这些词语的使用，可说是谢朓创作过程中“字字苦吟”的一个具体体现，也是谢文“清丽”的构成部分。
二、沿用并拓展了《楚辞》的意象
《诗经》比兴开启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基本手法，屈原在《离骚》中又用香草美人意象创造了一个复杂而巧妙的象征比兴系统——“香草美人”意象，这种象征在后世的赋体文学、诗歌乃至所有抒情文学中得到极为普遍的运用，是对我国古代文学表现领域的重大贡献。谢朓的创作继承并发展了这一传统。
《同咏坐上所见一物·席》“幽渚夺江蓠”之“江蓠”便是《离骚》中与“芷”与“兰”与“菊”等并列出现的香草意象，这些香草是屈原高洁人格的追求与象征。谢朓的作品中，多处使用了这一系列意象：
《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时菊委严霜”，以严霜之下的时菊写秋冬肃杀的景象，既自比菊花，又状所处的严酷环境，还包含了诗人精神层面的追求，是“香草意象”比兴意义的沿用。
《咏落梅》“新叶初冉冉，初蕊新霏霏。逢君后园讌，相随巧笑归。亲劳君玉指，摘以赠南威。用持插云髻，翡翠比光辉。日暮长零落，君恩不可追”，作于永明九年（491）。永明八年（490），谢朓由随王（萧子隆）镇西功曹转为随王文学，次年谢朓又跟随到荆州（今湖北江陵）。在荆州他介入皇室内部的矛盾斗争，被卷入政治旋涡，忧心忡忡，惶惑不安。这首咏物（梅）诗，当是表现这种不安的心情。咏物诗至六朝自成一格，宫体诗中咏物极尽图貌写形之能事，其追求在于形似。谢朓咏物诗既有与时代相通的善于写物图形，又汲取了《诗》、《骚》以来比兴的传统，在客观的物象中寄托了主观的旨意，这首《咏梅诗》便是如此：诗中既以“落梅”（香草）自拟，又以“南威”（美人）自拟，沿用了传统的“香草”“美人”意象。
《九歌·湘君》“采芳洲兮杜若，将以遗兮下女”，王逸注：“芳洲，香草丛生水中之处。”《杜若赋》之“杜若”本已幽香，作者又把她放在“瑶圃”“汀洲”这些芳洁之地，使洁者更洁，香者更香。
《怀故人》有“芳洲有杜若”之“杜若”；《拟宋玉风赋》“烟霞润色，荃荑结芳”之“荃荑”；《临楚江赋》之“宿莽”等等，这些香草意象，为我们深入阅读谢朓的诗作提供了广阔的背景，应该是谢诗极省净而又内涵丰富的原因之一。
在《楚辞》中，荷花是最常见的香草（花）之一，“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离骚》）；“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九歌·湘君》）；“筑室兮水中，葺之兮荷盖……芷葺兮荷屋，缭之兮杜衡”（《九歌·湘夫人》）；“乘小车兮荷盖”（《九歌·河伯》）；“被荷裯之晏晏兮”（《九辩》）；“芙蓉始发，杂芰荷些”（《招魂》），其质地较前面的花草更为清纯、雅致。荷花进入屈原的诗中，被赋予了情感因素，成为“香草意象”的重要组成部分。抒情主人公的人格与荷花的形貌交相映照，清洁之质凸现。谢诗中的荷花主要以两种方式出现：一是这种比兴传统的延续，再则成为独立描摹的对象。
《移病还园示亲属》“折荷葺寒袂”，很显然是“制芰荷以为衣”的沿用，是比兴。“荷”出自清水，以荷为衣，象征着诗人雅洁、幽香、清寒。时临深秋，折荷制衣，以示隐逸之志洁而且坚。“烟衡时未歇，芝涧去相从”进一步写“敛性”。“衡”，闻人倓《古诗笺》作“杜衡”，是一种形似葵的香草，这里暗喻情操高洁的隐士。“芝兰”也是香草，诗人暗喻自己。这二句意思是说：情操高尚的人时时都存在，我要追随他们而去。
《冬日晚郡事隙》“案牍时闲暇，偶坐观卉木，飒飒满池荷，翛翛荫窗竹。……风霜旦夕甚，蕙草无芬馥。云谁美笙簧，孰是厌薖轴？顾言追逸驾，临潭饵秋菊”，整首诗写到四种卉木：荷、竹、蕙、菊。蕙、菊保留了比兴的手法，荷、竹是眼前所见，成为独立描摹对象，鲜荷与翠竹互相辉映，构成了山水的近景。
《后宅回望》“夏木转成帷，秋荷渐如盖”，荷从比兴中剥离出来，时令虽已推移，但秋荷依然生机盎然，如盖的荷叶写出了“绿肥”的质感。《曲池之水》“芙蕖舞轻带，苞笋出芳丛”，荷花摇曳多姿，细细的荷茎像轻柔的丝带一样，在风中飘舞，生动形象。《游东田》：“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诗颇具巧思，观察细致，笔触轻灵。鱼与荷同生于水中，共同的生存环境决定了它们与生俱来的组合，审美凸现。
从这些多次出现的荷意象中可以推知：作为高门士族的后代，谢朓有着与屈原同样高洁的追求，只是谢朓的时代使他的悲剧结局缺失了屈原的崇高与悲壮，更多的是卑微与无奈的成分。
谢朓在诗中还多次沿用了《楚辞》的美人意象，并赋予其新的含义。
《离骚》“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诼谓余以善淫”。王逸注：“蛾眉，好貌。”《九歌·少司命》“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招魂》：“姱容修态，縆洞房些。”姱，好貌。修，长也。
《夜听伎二首》其二“蛾眉已共笑，清香复入衿”。此处“蛾眉”专指好貌女子，已无修道德、尚高洁之意；《秋夜讲解》“琴瑟徒烂漫，姱容空满堂”的“琴瑟”“姱容”应是佛家语，指尘世间一切声色而言。
《九章·思美人》：“思美人兮，揽涕而伫眙”是说屈原忧思而念怀王，伫立悲哀，涕泪交横。《九歌·河伯》“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九歌·湘夫人》“闻佳人兮召予，将腾驾兮偕逝”，屈原的美人，或喻君，或自谓，或指神。
《拜中军记室辞随王笺》“揽涕告辞，悲来横集”化用了“思美人”句。萧子显《齐书》记载：谢朓为随王子隆府文学，世祖敕朓还都，谢朓作笺辞子隆。使谢朓“揽涕”的“美人”是随王萧子隆；《鼓吹曲·送远曲》“南浦送佳人”，指佳美之士。谢朓的美人，或谓王，或谓知音。用意象源于《楚辞》又不囿于《楚辞》。
三、使用楚物名、地名，虚实相间
战国时的楚国在长江、汉水流域，一度领有“地方五千里”的广袤疆域，虽和中原有着广泛的文化交流，但仍有明显的地域特征。谢朓或实或虚使用了这些楚国特有的物名地名，构成了作品风格的一部分。
《夏始和刘孱陵》“白蘋望已骋，缃荷纷可袭”，《九歌·湘夫人》有“白蘋兮骋望，与佳期兮夕张”，王逸注：“蘋草，秋生，今南方湖泽皆有之，或作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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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雩祭歌·迎神歌》第七章“冻雨飞，祥云靡”，王逸注：“暴雨为冻雨。”
《和别沈右率诸君》“春夜别清樽，江谭复为客”；《临楚江赋》“爰自山南，薄暮江谭”。《渔父》：“屈原既放，游于江潭”，江谭，指水侧。《九章·抽思》“长濑湍流，溯江谭兮”。王逸注：“谭，渊也”，楚人名渊为谭，此处借指楚地。
《鼓吹曲·出藩曲》:“飞艎遡极浦”；《九歌·湘君》:“望涔阳兮极浦”，浦，水涯也。
《春思》：“阰山起朝日”，阰山在楚南，山上有木兰，香草所生之地。
《新亭渚别范零陵云》：“洞庭张乐池，潇湘帝子游”，新亭，亭名。零陵，古地名，齐属湘州，治所在今湖南永州市北。相传舜帝葬于此。范云于永明十一年秋，迁零陵郡内史，谢朓作诗送别范云。“潇湘帝子游”语出《九歌·湘夫人》：“弟子降兮北渚”，王逸注：“帝，谓尧也。娥皇、女英，随舜不返，死于湘水，因为湘夫人。”“停骖我怅望，辍棹子夷犹”又化用了《九歌·湘君》“君不行兮夷犹，蹇谁留兮中洲”的词意与诗境，全诗十句，两句化用楚辞，一拓展诗境，二抒写离别之情，借神情为人情，惆怅怀抱尽显。何义门评价：“全诗以楚辞点缀而成，自然风韵潇洒，既有兴象，兼之故实。”
《鼓吹曲·送远曲》：“北梁辞欢宴，南浦送佳人”化用《九怀·陶壅》“绝北梁兮永辞”和《九歌·河伯》“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表达了作者的思乡之情，曲折委婉却很明晰。袁行霈先生说：“南浦无非是南边的浦口，本是很普通的一个词。一经屈原用过也产生了诗意，后代的诗人一写到浦口便非是南浦不可，似乎东浦、西浦、北浦都别扭了。”如江淹《别赋》：“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王勃《滕王阁序》：“画栋照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宋人范成大的《横塘》：“南浦雨来绿一川，石桥朱塔两依然。年年送客横塘路，细雨垂杨希画船。”而“北梁辞欢宴，南浦送佳人”也成为诗中佳句而广为传诵。
此外，还有“江皋”“鄂渚”“龙门”“长薄”等楚地名，为谢诗增加了南国色彩。
另外，在习俗和审美趣味上，楚国明显地表现出不同于中原文化的特点。后人概括楚国的文化为“信巫鬼，重淫祀”，这种崇尚巫风的习气，在《九歌》中体现最突出。楚文化的这类余绪在谢朓诗中也可找到明显的痕迹。
《赛敬亭山庙喜雨》作于建武二年宣城太守任上。赛是祭祀时酬谢神灵的活动，再现了神仙降临的场面：“夕账怀椒糈”，因迎神而临夕设帐，因降神而用椒，因享神而用糈，回放了《离骚》“巫咸将夕降兮，怀椒糈而要之”这种祀神的方式，楚文化的韵味极浓。
《九章·涉江》“驾青虬兮骖白螭”到了《将游湘水寻句溪》中变为“挂鳞骖赤螭”，螭的颜色虽不一样，其浓郁的楚风却是一脉相承的。此外像“玄圃”“瑶席”“天津”这些具有特殊含义的意象，均在谢诗中出现过，为他的作品染上了明显的“楚色”。
四、化用《楚辞》情事典故，抒情曲折
《怀故人》“芳洲有杜若，可以慰佳期。望望忽超远，何由见所思。我行未千里，山川已间之。离居方岁月，古人不在兹。清风动帘夜，孤月照窗时。安得同携手，酌酒赋新诗”。诗写身在远地思念朋友，由芳洲杜若起兴，“芳洲有杜若，可以慰佳期”，“杜若”作为香草，古人常采集来赠送亲爱者以表达感情。作者看到芳洲上的杜若，对友人的思念油然而生，想到要采集一束在会面的时候送给他。采的是香草，面对的是芳洲，想的是佳期，把思念之情衬托得十分美好。诗从新春佳景写起，，款款道出怀念之情。后面以清风月夜作结，美好的怀想在清丽的夜色映衬下，格外动人。诗的前幅多次化用《楚辞》语句：“采芳洲兮杜若，将以遗兮下女”（《湘君》）、“登白薠兮骋望，与佳期兮夕张”（《湘夫人》）、“平原忽兮路超远”（《国殇》）、“着芳馨兮遗所思（《山鬼》）”，用典如同己出，不落痕迹。
《和伏武昌登孙权故城》系永明十年或十一年秋、冬之时，于荆州遥和武昌太守伏曼容《登孙权故城》诗而作。原诗为登临怀古之作，此诗亦遥想构思，从武昌城的历史、形胜、风物等方面，一一叙来。在铺陈往事之中，慨叹古今之变。诗末八句“幽客滞江皋，从赏乖缨弁。清卮阻献酬，良书限闻见。幸藉芳音多，乘风采馀绚。于役倘有期，鄂渚同游衍”有三句源于楚辞：《九歌·湘夫人》“朝驰余马兮江皋，夕济兮西澨”自伤驱驰不出湘、潭之间。《远游》“闻赤松之清尘兮，愿承风乎遗则”王逸注：“想听真人之徽美也。”洪兴祖补注，《列仙传》载，赤松子神农时为雨师，服水玉，教神农，能入火自烧。至昆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随风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九章·涉江》“乘鄂渚而反顾兮，欸秋冬之绪风”暗含了楚子熊渠，封中子红于鄂事。两个典故用得曲折，作者的心曲亦曲折。
《送江兵曹檀主簿朱孝廉还上国》：“安知幕归客，讵忆山中情。”《九歌·山鬼》：“山中人兮杜若，饮石泉兮荫松柏”，王逸注：山中人是屈原自谓，谢朓此处用此事，曲折表达了向往隐逸的情绪。
《鼓吹曲·登山曲》：“王孙尚游衍，春草生萋萋”出自《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王逸注：“隐士避世，在山阳也。”《奉和随王殿下》其三：“徒籍小山文，空揖章华台”，小山，指淮南小山的《招隐士》；《酬王晋安》“春草秋更绿，公子未西归”又一次用了《招隐士》；《王孙游》索性直接用作诗题，被《乐府诗集》收入“杂曲歌辞”一类。魏晋以来，文人创作乐府诗往往有一个特点：总是围绕着“古辞”（汉乐府）创作，或拟古辞，或以古辞为引子生发开去。这种从“母题”寻找创作灵感，使创作上有所依傍的作法，已形成一个程式。南朝诗人写乐府诗虽然也依这一程式，但却出现另一种倾向，他们有时撇开汉乐府古辞，而直接上溯到《楚辞》中去寻找“母题”。比如，南齐王融和萧梁费昶都写过一首《思公子》，中心题旨就是采自《楚辞·九歌》：“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谢朓的这首诗也属于这种情况，其“母题”出于《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也就是说，诗人的创作灵感获自《楚辞》，而所写内容则完全是现实生活中的感受。在古老的“母题”之中，贯注了活生生的现实内容。诗虽短小，艺术风格却颇具特色，体现了齐梁间诗歌创作雅俗结合的一种倾向。从《楚辞》中生发出来的母题，显而易见带有文人的雅、艳色彩，暗示了它与文人文学的关系，但诗人却用南朝乐府民歌五言四句的诗歌形式，来表现这一古老“母题”，将原有华贵、雍雅的色彩悄悄褪去、淡化，使之在语言风格上呈现出清思婉转、风情摇曳的特色。
还有“早翫华池阴，复鼓沧州枻”、“既怀欢禄情，复协沧州趣”这样的诗句，均出自《渔父》，可看出谢朓在离开鸡笼山西邸之后，常被出入之虑所困扰，尤其在建武年间，仕与隐的矛盾越来越强烈。从这些诗作中可以了解到谢朓思想的脉络，也可以对谢朓的悲剧结局有较为全面的认识。
五、接受《楚辞》文体的影响
《橘颂》“咏物抒怀”手法对文体赋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咏物赋上。从汉代开始，咏物赋便层出不穷，至魏晋南北朝而臻极盛，此后也一直绵绵不绝，成为赋体文学中一个重要的题类。后世的咏物赋绝大多数都多少蕴含着作者的情感或理致。魏晋南北朝是咏物赋勃兴的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咏物赋，人们通过这种方式来感怀现实，歌颂友情，阐明道理，谢朓的辞赋也采用了这一题类。
谢朓的辞赋往往就生平活动而作，其赋作今存九篇。其中《七夕赋》《高松赋》《杜若赋》等五篇咏物抒情赋，多为奉教而作，是其前期文学活动的产物。这些作品有时通过咏物抒写一种进取之志。如《高松赋》描绘松树的高姿：“修干垂荫，乔柯飞颖，望肃肃而既闲，即微微而方静。怀风阴而送声，当月露而留影，既芊眠于广隰，亦迢递于孤岭”，其中颇寄寓高洁之志。篇末云：“孤陋之无取，幸闻道于结徽；理羽弱于九万，愧不能兮奋飞”，自思“奋飞”的愿望就表现得更为明确。《杜若赋》起句直承《楚辞》而来：“凭瑶圃而宣游，临水木而延伫”，中间铺叙“景奕奕以四照，枝靡靡而叶倾；冒霜蹊以独蒨，当春郊而迳平。搴汀洲以企予，怀石泉于幽情”又从《九歌·湘夫人》“搴汀洲兮杜若”生发开来，对杜若从多角度多层次作了细致描绘，寄寓了作者的人格理想，没有流于一般的咏物。
楚辞作为一种先在的韵文体式，对谢朓的其他韵文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例如哀吊类韵文，它表达的是对亡者的怀念与痛惜，往往包含着对生命的深切感悟和人与人之间的真挚感情。《齐敬皇后哀策文》，序文骈散结合，以骈为主。正文除四言、六言的骈对外，大量沿用了“兮”字句，“怀丰沛之绸缪兮，背神京之弘敞；陋苍梧之不从兮，遵鲋隅以同壤”，“慕方缠于赐衣兮，哀日隆于抚镜；思寒泉之罔极兮，托彤管于遗咏”，文辞整缛，抒情深婉。《南齐书》本传中称“齐世莫有及者”。
综上所述，谢朓的创作能够“独步齐梁”、开一代唐风的原因之一，当是汲取了楚辞丰厚的营养。认识到这一点，对理解谢朓在中国诗歌绵长历史中所起的承继传递作用，将有更大的帮助。
①② 《南齐书·本传》。
③ 清·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七）。
④ 《谢宣城集校注》（前言第1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参考文献：
[1] 傅刚：《魏晋南北朝诗歌史论》，吉林出版社。
[2] 刘跃进：《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三联书店，1996年3月北京第1版。
[3] （清）张玉榖：《古诗赏析》，许逸民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
[4]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
[5] 曹道衡.沈玉成编著：《南北朝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12月北京第1版。
归去来兮辞原文篇3
楚族认为自己乃火正祝融之后。火正，火神也。亦为太阳神。①楚族乃前商太阳图腾部族“高阳颛顼”以及帝舜族之直系后裔。②楚王族熊姓即有熊氏之后。有熊氏，黄帝氏族也。楚亦黄帝（帝舜）之后。其祖居地在中原中心的“祝融之虚”及昆吾故地，即今河南郑州、濮阳间（新郑）。③楚族在商代封为“子”。（其首领称“楚”子，见之于周原甲骨出卜辞。）周灭商后，将先楚诸族中一部分（舜帝后人）封国建于陈（今淮阳）。另一部分徙于中原南界的南阳盆地，即丹浙水之间的“鄢郢”故地，此于西周为国之南界。故称南国。楚族被逐于此，守望南方，以备南蛮。④与楚族关系密切的商族被迁于商洛，即古商国。⑤此地乃商之宗社所在，亦为楚之“三户”、“三闾”、“三祏”、“三社”所在。⑥《史记商君列传》正义：“於商在邓州内乡七里，古於邑也，商洛县在商州东90里，本商邑，周之商国。”楚子在西周未始居丹阳（今南阳），地在今丹浙二水之间，所祀者，商社也。丹者，太阳别称。直到春秋，楚贵族死仍归葬于丹阳。⑦
①新郑古称“祝融之墟”。《左传》昭17年：“郑，祝融之虚也。”杜预注曰：“祝融，高辛氏之火正，居郑。”《路史·国名纪》：“今郑州有祝融冢。”“郐，祝融之后，复居祝融之墟”，郑为“祝融之墟”，是祝融八姓的中心。楚，郑音通。
②彭祖氏“殷之时尝为侯伯”。
③新郑古称“有熊”。其地传说不一。一说即在今陕西商县一带，《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熊耳山在商州上洛县西四十里，齐桓公登之望汉也。”楚族在春秋时之活动范围，以南阳盆地南部边缘地带的浙川县为中心，西至陕西商县，南到湖北南漳和保康县一带。
④鄢奄故地本乃炎黄帝故地之号也。楚族起于炎黄，是一支南迁的分族。熊绎之居丹淅水间，因以郾、奄故地以名新邑，此即楚之鄢陵。楚人自中原南徙到丹江、汉水流域，同当地的土著蛮人杂处。遭到周人歧视，所以又被称作“楚蛮”或“荆蛮”。《周语·郑侯》：“祝融其后八姓，于周末有侯伯。昆吾为夏伯鲁，大彭、豕伯为商伯矣。当周末有。”昆吾即鮌（鲲）、禹之族，故称夏伯。夏亦祝融（帝舜族之后）枝族。大彭、豕伯二族为商伯。周人歧视祝融之族，故逐之，而不封之。
⑤值得注意的是在今陕西商县丹江上游地区，以“荆”、“楚”命名的山川甚多，如商山、秦望山均叫“楚山”，乳水叫“楚水”，清池水亦名“荆水”。
⑥三户，楚社也。’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言楚虽失土只要宗社仍在，灭秦者必楚人。楚俗强悍尚复仇。
⑦《左传》昭9年，记载东周一个贵族追述西周全盛时期的情形时说：“巴、濮、楚、邓，吾南土也。”楚被视作西周的“南土”。楚在“南土”的居地叫丹阳。《左传》桓2年“正义”引《世本》说：“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徙郢”。丹阳亦称丹淅，清宋翔凤《过庭录·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徙郢考》云：“战国丹阳在商州之西，当丹水、淅水入汉处，故亦名丹淅。鬻子所封正在于此。”丹淅入汉处，在今河南淅川县下寺附近。楚从始都丹阳以后，势力逐渐发展壮大，到了春秋战国之时，乃成为“五霸”、“七雄”之一。
从考古发现所见楚人的族属源流考察，其祖先最早亦活动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即今河南中部的郑州、新郑一带；在豫北的濮阳、滑县等地，也留下了楚先人的足迹。后来他们中间的一支逐渐南徙，来到南阳盆地的南部边缘地区。在那里度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承继于有虞及有夏、殷商先祖的文化，南迁后乃同当地的南蛮融化结合，遂创造出一支生气勃勃的新文化——楚文化。
西周初年，楚定都丹阳，及春秋初，武王徙郢。标志着楚国早期历史的重大新起点，从此开创了一个新局面。
於商、鄢郢故地接近中原，是楚族先祖“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拓之地。后来楚虽不断南迁，文化中心向中南及东南扩展，但对此先王故地，仍一往情深。
战国中期，楚宣王时，秦相商鞅趁楚中心南迁，吴楚争斗方酣无力北顾之际，袭夺楚商於地，并受封于此。楚深衔之，子威王立，威王名“熊商”，即以志之不忘故地也。屈原本为楚之司徒（左徒即左司徒），因谗被贬为三闾大夫，则乃曾任楚宗社之司祭也。
屈原年表及大事
周安王15年（前387年）
吴起入楚。悼王素闻其贤，任其为楚令尹，谋变法。
其变法主要内容是改革贵族子弟食税于公田的制度，而将贵族非嫡子弟迁往“广虚之地”去辟田垦荒。国家不再奉养独立的“武士”阶层，而招摹游民设立常备军。
《韩子·和氏》：“吴起教楚悼王以楚国之俗曰：‘大臣太重，封君太众。若此则上逼主而下虐民，此贫国弱兵之道也。不如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喻老》：“楚邦之法，禄臣再世而收地”。“来绝（裁减）百吏之禄秩，损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
（此与商君之法有所不同，商君募平民垦荒，立军功者赐爵（赐地），而吴起则外迁贵族非嫡子辟远地垦荒。）
周安王21年（前381年）
吴起变法失败，死难。
“楚悼王薨。贵戚大臣作乱，攻吴起；起走之王尸而伏之。击起之徒因射刺起，并中王尸。既葬，肃王即位，使令尹尽诛为乱者；坐起夷宗者七十余家。”
“吴起事悼王，使私不害公，谗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义不固毁誉，必有伯主强国，不辞祸凶。”
“吴起为楚悼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塞私门之请，壹楚国之欲，南攻杨越，北并陈蔡，破横散从，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功已成矣，卒支解。”
楚宣王17年（前353年）①
①关于屈原生年，异说殊多。参之余见各种史料及屈原著作，此从胡念贻、浦江清说。郭沫若说在楚宣王29年（前340）正月庚寅（初七）。刘帅培据王逸、顾炎武说推为楚宣王27年戊寅。皆过早。
正月初一屈原生于秭归。秭归，古称“归”，古夔国地。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
［《史记正义》：“屈、景、昭皆是王族。”］
何按：屈当作“胐”、景、昭、胐（屈），皆以阳光为姓氏。王逸以为封屈邑受姓，臆测无据之说也。］
《水经》：“江水东过秭归县之南。”注：“故归乡。”《地理志》：“归子国也。”宋忠曰：“归即夔，古楚之嫡嗣有熊挚者，以废疾不立，而居夔。为楚附庸，后王命为夔子。”何按：归屈古音近，故王逸讹为以”屈“邑为氏。《水经注》明袁山松疏曰：“秭归县东北数十里，有屈原旧田宅。犹保屈田之称也。县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宅之东北六十里，有女媭庙。捣衣石犹存。”②
②《永乐》本卷13第15页。
屈原虽出自贵姓，但非嫡子，而属庶族，早年身世孤寒贫贱。
［宋玉《九辩》说屈原早年，“坎廪（何按，即今语“可怜”）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廓落（即今语“旷浪”，孤独也）兮，羁旅而无友生。”］
楚威王元年（前339年） 15岁
屈原怀志高远，少年自励，有矫世远图之志。
楚威王7年（前333） 20岁
弱冠，行冠礼（男子进入成年礼），作“桔颂”而自勉。《桔颂》：
“后皇嘉树，桔来服兮。①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层枝剡剡［棘棘］，圆果搏搏（团团）兮。青黄杂糅，文章烂兮。精色内白，类任道兮。纷纭宜（秀），姱（华）而不丑兮。
①徕服，旧失解。窃以为即烂斑、斑烂、斑驳语转。
嗟尔幼志，有以异兮。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苏世独立，②横而不流兮。闭心自慎，终不失过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
②苏世，即逊世，逊，远也。
愿岁并谢，与长反兮。疏离不淫，梗其有理兮。年岁虽少，可师长兮。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
侍读楚太子熊槐于兰台（学宫）。
是年，越人伐楚。楚威王兴兵大破之，杀越王无强，尽取越及吴故地至浙江。越国以此散。诸王子弟或逃亡于海隅，或臣服于楚。③
③清儒黄以周以为楚灭越年应在楚怀王二十二年。（《史记·越世家》补并辨）
是年楚破齐军于徐州，威扬天下。
威王使将军庄乔将兵循长江西进，略巴、黔中以西。至滇池，开边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之尽归楚。庄乔以其众称王于滇，变服色，从其俗。今云南有地名“楚雄”，即庄乔故地也。
《史记西南夷传》载滇王庄乔故事如下：
“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乔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乔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系夺楚巴、黔中以西，乔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①
①徐中舒谓：“《史记》此说有许多可疑之处：秦夺楚巴、黔中在秦昭王三十年（公元前二七七年），而楚威王的年代则为公元前三三九——前三二九年，早于秦夺楚巴、黔中六十年左右，杜佑在《通典》中早已指出其年代的差误。”
［此事后人有所异说。荀悦于汉献帝时奉命改编纪传体的《汉书》为编年体的《汉纪》，于《史记》中庄乔故事有所不同：
“初楚庄王使将军庄乔循江略地黔中，南以西。乔至靡漠，地方三百里，其傍平地肥饶数千里。既克定之，会秦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乔因以其众王靡漠，变服从其俗。”
荀悦改楚威王为楚庄王。战国文字，严、庄、威字通，故易讹乱。徐中舒以为：“荀悦所说的楚庄王即楚庄襄王的省称。楚顷襄王之顷原当作庄。古阳部字如享如印其后或转入耕部，楚倾襄王在《战国策楚策》中亦得省称为襄王，此庄王为顷襄王的省称亦可无疑。”
荀悦此文除改楚威王为楚庄王外，又改庄乔王滇为“王靡漠”。
常璩《南中志》：
“楚顷襄王遣将军庄乔沂沅水，出且兰，以伐夜郎王，椓牂牁系船于且兰。既克夜郎。而秦夺楚黔中地，无路得归。遂留王之，号为庄王。以且兰有椓船牂牁处，因改其名为牂牁。”①
①常氏此文乃据《太平御览》七七一卷所引，同卷一六六卷及《北堂书钞》一三八卷所引内容大致相同，《史记正义》及《汉书地理志》颜《注》所引，以上唐、宋类书所引，应是常书《南中志》的原文。
《后汉书西南夷传》分伐夜郎的庄豪与滇王庄乔为二人。
“初楚顷襄王，遣将军庄豪从沅水伐夜郎，军至且兰，椓船于岸而步战，既灭夜郎，因留王滇池。以且兰有椓船牂牁处，乃改其名为牂牁。”
《南中志》：“唐蒙为都尉，①开牂牁，以重币喻告诸侯王，侯王服从，因斩竹王，牂牁郡。”
①唐蒙即唐昧、唐明。威王、怀王时楚之名将，于楚怀王二十八年与秦战败被俘，被杀。故徐中舒、杨宽俱采纳《后汉书》、《南中志》注，认为楚之开滇，在庄襄（顷襄）王时。不可信。威、庄、严三字古文字中音近义通，隶变后常相讹乱。《汉书·古今人表》有“楚唐蔑”，梁王绳曰：“唐蔑始见《商子·弱民》、《荀子·议兵》、《吕氏·处方》，又作唐昧（楚策、秦亿、六周表、楚韩世家、屈原传。昧、蔑古通。）又作唐明（赵象），亦曰唐子（韩诗外传四），兵败见杀。”
诸说悉不可信，仍应以《史记》为准。］
苏秦说楚威王行合纵拒秦之略。曰：
“楚，天下之强国也；王，天下之贤王也。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陉塞、郁阳，地方五千馀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夫以楚之强与王之贤，天下莫能当也。
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强则秦弱，秦强则楚弱，其势不两立。臣闻治之其未乱也。患至而后忧之，则无及已。故愿大王蚤熟计之。”
楚王曰：“寡人之国西与秦接境，秦有举巴蜀并汉中之心。秦，虎狼之国，不可亲也。寡王自料以楚当秦，不见胜也；内与群臣谋，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
楚威王采纳苏秦与齐魏合纵拒秦之战略，于是六国从合而并力焉。以苏秦为从约长，佩六国相印，联盟抗秦。
楚威王11年（前329年） 24岁
威王卒，太子熊槐立，是为楚怀王。
楚怀王元年（前328年） 25岁
魏背盟约，趁楚丧，袭楚，破楚军于陉山、丹阳（今南阳）。陉山、丹阳，乃楚先祖宗社所在地。魏惧楚报之，乃以所得地赂秦。张仪任秦惠文王相国。
屈原侍职兰台。①
①赵逵夫说。
楚怀王6年（前323年） 30岁
楚使柱国昭阳将兵攻魏，破之于襄陵，得八邑。又移兵攻齐。
张仪初使楚，但连横略。楚怀王信之，秦、楚、齐、魏盟会于翟之啮桑。连衡拒秦之盟遂破解。
楚怀王5年（前214年） 31岁
屈原任楚“左登徒”，即“左徒”（登徒，升徒）。此官周制称“司徒”，位列三公。在楚国官制中，地位仅低于“令尹。”
《屈原列传》：“屈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缰志，明於治乱，娴於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
楚怀王11年（前318年） 37岁
《屈原列传》：“王使屈原造宪令，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疏，异本作流，流迁也。）
屈原晚年南流后作《思美人》怀思此际云：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畦。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日嬉。秘密事之载心兮，虽过失犹弗治。心纯庞而不泄兮，遭谗人而嫉之。君含怒而待臣兮，不清彻其然否。蔽晦君之聪明兮，虚惑误又以欺”。“弗詹验以考实兮，远迁臣而弗思。信谗谀之混浊兮，盛气志而过之。何负臣之无皋兮，被离谤甘而见尤”。可与《史记》所记相参证。
怀王出屈原，去其左徒，谪任三闾大夫。①三闾大夫者，楚宗社之守、祭酒及学官也。“三闾之职，盖专守宗社之事，而以教胄子为主”。
①此下用姜亮夫说。《离骚序》：“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王逸）子兰、子椒，应于此时为屈原学生也。又，王逸。
三闾大夫，乃宗社之官祭酒。宗教之官也。楚宗社在鄢陵/夷陵（今宜城）。地在汉北。
鄢陵，即夷陵。《括地志》：“故城在襄州安养县北三里，古郾子之国，邓之南郢也。”“又，率遂县南九里有故郾城，汉惠帝改曰宜城也。”楚郢都在荆州江陵纪南。
《楚世家》：怀王11年，苏秦再约合纵，会合山东六国共攻秦。以楚怀王为纵长。
《新序·节士》：“屈原为楚东使于齐，以结强邻。”
怀王遣屈原初使齐。屈原羁旅异域，作《抽（愁）思》。诗中云：
“有鸟自南兮，来栖（集）汉北。好姱佳丽兮，泮独处此异域”。“道迢远而日忘兮，愿自申而不得。望南山而流涕兮，临流水而太息”。“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与列星”。
楚怀王16年（前313年） 40岁
《屈原列传》：“屈平既绌，其后秦欲伐齐。齐与楚从亲，惠王患之，乃令张仪佯去秦，厚币委质事楚。曰：‘秦甚憎齐，齐与楚从亲，楚诚能绝齐，秦愿献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怀王贪而信张仪。”
《楚世家》：“16年，秦欲伐齐，而楚与齐从亲。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张仪免相，使张仪南见楚王，谓楚王曰：‘……王为仪闭关而绝齐，今使使者从仪西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方六百里……’怀王大悦。”
楚乃遣使绝交于齐。
楚怀五17年（前312年） 41岁
《屈原列传》：“楚怀王贪而信张仪，遂绝齐，使使如秦受地。张仪诈之曰：‘仪与王约六里，不闻六百里。’楚使怒去，归告怀王。
怀王怒，大兴师伐秦。秦发兵击之，大破楚师於丹阳。”
《楚世家》：“17年春，与秦战丹阳，秦大败我军，斩甲士八万，虏我大将军屈匄，裨将军逢侯丑等七十余人。遂取汉中之郡。”
《张仪列传》：“秦齐共攻楚，斩首11万，杀屈匄，遂取丹阳汉中之地。”
［丹阳异本作“丹淅”。索隐曰：“丹、淅，二水名也，谓于丹水之北，淅水之南，皆为县名。在弘农、所谓丹浙是也。”］
楚怀王大怒。乃悉国兵复击秦，战於兰田，楚军再大败。
楚怀王18年（前311年） 42岁
“怀王悔不用屈原之策，以至于此，于是复用屈原。”再使于齐。①
①此用姜亮夫说，屈原曾两使于齐，为楚结盟。
屈原受命再使齐修盟。返楚，劝怀王杀张仪而绝秦。
《屈原列传》：“明年，秦割汉中地与楚以和。楚王曰：‘不愿得地，愿得张仪而甘心焉。’张仪闻，乃曰：‘以一仪而当汉中地，臣请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币用事者臣靳尚，而设诡辩於怀王之宠姬郑袖，怀王竟听郑袖。复释去张仪。
是时屈平既疏，不复在位。使於齐，顾反，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
为哀悼纪念丹阳、兰田大战中死去的楚国将士，屈原作《九歌·国殇》。
《楚世家》：“18年，秦使使约，复与楚亲，分汉中之半以和楚。”
楚怀王19年（前308年） 43岁
张仪去秦，入魏，任魏相。
楚怀王20年（前309年） 44岁
《楚世家》：“20年，齐湣王欲为纵长（按：应为齐宣王），恶楚之与秦合，乃使使遣楚王书。
楚王业已欲和于秦，见齐王书，犹豫不决。昭睢曰：‘王虽东取地于越，不足以刷耻，必且取地于秦，而后足以刷耻于诸侯。王不如深善齐、韩以重樗里疾，如是则王得韩、齐之重以求地矣’。
于是怀王许之，竟不和秦，而合齐以善韩。”
张仪病死于魏。“张仪相魏一岁，卒于魏也。”
楚怀王24年（前305年） 48岁
《楚世家》：“怀王24年，倍齐而合秦。秦昭王初立，乃厚赂于楚，楚往迎。”
楚怀王25年（前304年） 49岁
《楚世家》：“25年，怀王入与秦昭王盟，约于黄棘。”
楚怀王再度采纳亲秦路线，屈原再被放。
作《惜诵》，《抽（愁）思》，《怀沙》诸篇，抒写郁闷，讥刺小人，意在讽谏怀王。怀王不听。
楚怀王26年（前303年） 50岁
《楚世家》：“26年，齐、韩、魏为楚负其从亲而合于秦，三国共伐楚，楚使太子入质於秦而请救。”
楚太子名公子横。
楚怀王27年（前303年） 51岁
楚世家：“27年，秦大夫有私与楚太子斗，楚太子杀之而亡归。”
楚怀王28年（前301年） 52岁
《战国策·赵策》：魏攻楚，战于陉山，楚军大败。将军唐明（昧）被擒。
《楚世家》：“28年，秦乃与齐、韩、魏共攻楚。杀楚将唐眜，取我重丘而去。”
或说唐眜即公子椒，任楚司马。①
①赵逵夫说。
怀王令昭睢将兵以拒秦。
楚怀王29年（前300年） 53岁
《楚世家》：“29年，秦复攻楚，大破楚，楚军死者二万，杀我将军景缺。怀王恐，乃使太子为质于齐以求援。太子横师傅乃慎到，与横同行。屈原复被招用。”
“秦取楚襄城”。
楚怀王30年（前299年） 54岁
《屈原列传》：“时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
怀王稚弟子兰劝王行：‘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
《楚世家》：“30年，秦复伐楚，取八城，秦昭王遗楚王书曰：‘……今秦楚不欢，则无以令诸侯。寡人愿与君王会武关面相约，结盟而去，寡人之愿也。敢以闻下执事。’
昭睢曰：‘王毋行，而发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诸侯之心。’
怀王弟公子兰劝王行，曰：‘奈何绝秦之欢心！’
于是往会秦昭王。怀王卒行，入武关，秦伏兵绝其后，因留怀王。”
以怀王之远别，屈原悲痛而作《离骚》，寄情于怀王。①骚，又作“操”（藻）、“辞”，古赋之一体也。篇中力劝怀王迷途知返，曰：
①时年屈原约54—55岁。“《离骚》中多伤老叹逝、缅怀往迹之语，非壮仕之年所当有。则《离骚》之成当在晚年无疑。”（姜亮夫）
“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回朕车以复路兮，及行迷之未远。”
楚顷襄王元年（公元前298年） 55岁
《楚世家》：“怀王入秦，秦因留楚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
［楚国西境早已达金沙江上游流域，有地下遗物可据。1975年云南楚雄万家霸墓葬遗物，具有滇池地区特区而较江川李家山文化更为原始，其年代经碳14测定约在春秋中后期。李家山文化现在我们都认为是战国至西汉时代楚人遗迹。据此，知楚人到达金沙江及滇池地区皆有地下遗物可徵。］
楚王欲盟，秦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诈我而又彊要我以地！’不复许秦，秦因留之。
楚大臣（子菽等）患之，乃相与谋曰：‘吾王在秦不得还，要以割地。而太子为质于齐，齐、秦合谋，则楚无国矣。’诸臣乃欲立怀王子在国者。（幼子公子兰）
昭睢曰：‘王与太子俱困于诸侯，而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
昭睢乃赴于齐，齐湣王谓其相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质而行不义于天下也。’
齐王卒用其相计而归楚太子。
太子横至，立为王，是为顷襄王。”
《楚世家》：“长子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
楚人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
屈原作《思美人》，以美人寄托对怀王的思念。
“楚立王以应秦，秦昭王怒。发兵出武关攻楚。
大败楚军，斩首五万取析十五城而去。”
顷襄王2年（前297年） 56岁
屈原《离骚》。诗中讽刺公子兰。“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
“怒而迁之”，废屈原之闻大夫之守，而流放南楚洞庭。
行前辞于社宫，观望画法史，作《天问》。
公子兰，名黄歇。襄王时任左徒。考烈王元年任令尹，后封春申君，封地吴门，在今之苏州、上海之间。今松江县地名有春申浦。①上海故名“申城”，当即本此。
①参姜亮夫说。春申者，春神、东君也。兰乃春草。
屈原由汉北谪迁湘中。
《楚世家》：“2年，楚怀王亡逃归，秦觉之，遮楚道，怀王恐，乃从间道走赵以求归。
赵主父在代，其子惠王初立，行王事，恐，不敢入楚王。楚王欲走魏，秦追至，遂与秦使复之秦，怀王遂发病。”
顷襄王3年（前296年） 57岁
《楚世家》：怀王拘困死于秦。秦归丧于楚。楚人皆怜之，如悲亲威。诸侯由是不直秦。屈原作《招魂》，招怀王魂。
屈原作《惜往日》悼怀王。其辞略曰：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因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嬉。秘密事之载心兮，虽过失犹弗辞。心纯庞（敦厚）而不泄兮，遭谗人而嫉之。君含怒以待臣兮，不清彻其然否。
蔽晦君之聪明兮，虚惑误又以欺。弗参验以考实兮，远迁臣而弗思。惭光景之诚信兮，身幽隐而避之。临沅湘之玄渊兮，遂自忍而沉流。率没身而绝名兮，惜瓮君之不昭。焉舒情而抽信兮，恬死亡而不聊。
思久故之亲身兮，因缟素而哭之。或忠信而死节兮，或弛谩而不疑。弗省察而按实兮，听谗人之虚辞。芳与泽其杂糅兮，孰申旦而别之。何芳草之早夭兮，微霜降而下戒。谅聪明不明而瓮蔽兮，使谗谀而日得。宁溘（可）死而流亡兮，恐祝殃亡有再。不毕辞而赴渊兮，惜庸君之不识。”
篇中所责庸君，盖指顷襄王也。
怀王死，秦楚绝交。
彗星见。
顷襄王6年（前293年） 60岁
秦王胁楚，遗楚王书云：“楚背秦，秦且率诸侯伐楚。争一旦之命。愿王饬士卒，得一乐战。”
襄王大惧，乃复谋与秦和好复交。
顷襄王7年（前292年） 61岁
楚迎妇于秦，秦楚复平。
顷襄王8年（前291年） 62岁
《秦本纪》：秦昭王命“大良造白起攻魏、攻韩，攻楚，取宛。”（秦本纪）
宛，地在今河南南阳，古称丹阳，乃楚先祖兴国之地。
顷襄王12年（前287年） 66岁
屈原屡作辞赋，讥刺时政。襄王怒，再逐放屈原。远迁原于洞庭、湘中一带。
屈原已老，而竟悲愤南下，作《涉江》。道过夷陵，谒楚先祖宗庙，见图壁画，乃作《天问》。诗中多有讽刺时政愤懑之词。
顷襄王14年（前285年） 68岁
楚王与秦昭王会好于宛，结和亲。
齐灭宋，南侵楚。据楚淮北。
顷襄王15年（前284年） 69岁
楚与秦、三晋、燕共伐齐。
楚取齐淮北地。
顷襄王16年（前283年） 70岁
春，楚王与秦昭王会好于鄢。
秋，复会于穰。
鄢陵，楚故地也。
顷襄王18年（前281年） 72岁
楚复谋与齐、韩连横伐秦。
时昭子（睢）为令尹，计中辍，未行。
顷襄王19年（前280年） 73岁
秦伐楚。楚军败，割上庸、汉北地尽予秦。
秦将司马错伐楚，赦罪人迁之南阳。
大发陇西卒，因蜀攻楚黔中。
顷襄王20年（前279年） 74岁
“秦白起伐楚，取鄢、邓、西陵。”（《资治通鉴》）
胡三省注：西陵即夷陵，属南郡。《水经》：“江水东径夷陵县，又东径西陵峡。”“应邵曰：“夷山在西北，盖因山以名县也。吴黄武元年，更名西陵、后复曰夷陵。”
顷襄王21年（前278年） 75岁
“秦大良造白起伐楚，拔郢，烧夷陵。”（《资治通鉴》）
“烧楚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复战，东北保于陈城。”（《楚世家》）
“秦以郢为南郡，封白起为武安君。”（《资治通鉴》）
“秦与荆人战，大破荆，袭郢，取洞庭、五渚江南。①
①五渚江，即虎渡江，江在郢南。洞庭、虎渡江南，即今之湘西资、沅、澧、油道通黔中地。说见卞鸿翔《洞庭五渡江南考辩》。
荆王君臣南走，东伏于陈。”（《韩非子·初见秦》）
郢城破日，屈原在湘中流放中，悲痛而作“哀郢”。②略曰：
②郢字从王从邑，即王邑之合文会意也。王邑即王都，凡楚王都所在皆称“郢”。楚先世居“丹阳”，“武王徙郢”。此郢即楚之中都，在今江陵。桓谭《新论》记：“楚之郢都，车毂击，人相摩，市路相排突，号为朝衣新而暮衣蔽”。可知当其全盛日郢都之繁华。
“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按：指楚王迁都东逃于陈事。］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发郢都而去闾兮，怊荒忽其焉极？楫齐扬以容与兮，过夏首而西浮兮，顾龙门而不见。心婵媛而伤怀兮，旷不知其所蹠。哀见君而不再得，上洞庭而下江。将运舟而下浮兮，去终古之所居兮，今逍遥而来东。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返！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远。当陵阳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曾不知夏（厦）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心不怡之长久兮，忧与愁相接。惟郢路之辽远兮，江与夏之不可涉。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复。忠湛湛而愿讲兮，妒被（披）离而鄣之。彼尧舜之抗行兮，杳冥冥而薄天。众谗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伪名。曼余目以流观兮，冀壹反之何时！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③
③《哀郢》云：“惟郢路之逐远兮，江与夏之不可涉。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复。”郢都失陷时，屈原被放逐已达9年。（王夫之说）姜亮夫据《韩非子》：“秦与荆人战，大破荆。袭郢，取洞庭、五湖、江南。”谓“此时屈子自沉长沙，亦入秦矣。”而疑王夫之之说不确。案，姜说谬。武安君先出西陵峡，烧夷陵，再袭郢，再沿江入洞庭，取洞庭、五湖、江南，乃一系列战役行动，非一朝一夕之事，无经年数月不可达目标也。此数月间，秦兵先破郢，毁楚先王故居庐墓宗社，屈原悲之而作“哀郢”。及秦兵向南逼近长沙，屈原遂于五月绝望沉江。姜说不足信也。
［此年屈原在避兵祸之中颠沛流离。郭沫若说，夏作《怀沙》。怀顾长沙。秋作《涉江》（戴震亦有此说）。］
或说屈原悲夷陵楚宗社之见烧，而作《天问》。
秦武安君拨楚巫山、黔中，秦初置黔中郡。
［何按：秦之进军路线自西陵峡沿江而下，先攻夷陵，再破郢（江陵），回兵沿江入洞庭，侵湘中。又回兵逆江复下三峡，入川黔，遂据有黔中。］
楚军兵大散，国势衰微。
顷襄王22年（前277年）
端午（五月初五）屈原自沉汩罗而死。终年76岁。①
①郭沫若说死于前278年端午，终年62岁。
《涉江》：“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说文》：古者“七十曰老”。
《史记·屈原列传》：
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瞧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
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醇？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
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
于是怀石遂自沈汩罗以死。①
①《水经》：“汨水又西经罗县北。”注：“本罗子国也，故在襄阳宜城县西，楚文王亡此。秦立长沙郡。因以为县。”经：“‘汨’水亦谓之罗水，汨水又西经玉笥山”，“又西，为屈潭，即汨罗渊”。周圣楷注谓：“今湘阴县即古罗子国。汨罗一水，流经玉笥山下汇入湘潭，而以汨罗江名者，亦犹湘江之统称矣。其地在湘阴县北七十里。”
秦武安君论破楚事曰：
“是时楚王恃其国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妒以功，谄谀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离，城池不修。既无良臣，又无守备，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发梁焚舟以专民，掠于郊野，以足军食。当此之时，秦卒以军中为家，将帅为父母，不约而亲，不谋而信，一心同功，死不旋踵。楚人自战其地，咸顾其家，各有散心，莫有斗志。是以能有功也。”（《战国策中山》）
《楚世家》：
“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
其后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
考烈王元年（前262年）
以黄歇为相（令尹），封为春申君。
楚世家：以左徒黄歇为令尹，封拟吴，号春申君。
前248年（考列王15年）
春申君请封江东，因城于吴故墟以为都邑，宫室极盛。
前241年，考烈王22年（秦始皇6年）
楚考列王从春申君计，去陈，徙都于寿春，亦命曰“郢”。春申君就封于吴，居相事。
楚王负刍3年（前225年）（秦始皇22年）
秦将李信攻平舆，蒙恬攻寝丘，大破楚军。信又攻鄢郢，不克。于是引兵而西，项燕将楚军尾随之，突袭李信，大破李信军，李信奔还。
楚王负刍5年（前223年）（秦始皇24年）
归去来兮辞原文篇4
《离骚》是《楚辞》中篇幅最长、影响最广、艺术成就最高的作品，亦是屈原的代表作。但关于《离骚》名字的解释，一直以来众说纷纭。
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引用淮南王刘安之说，谓：“离骚者，犹离忧也。”班固也在《离骚赞序》中说：“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这种说法，是将“离”字解为“罹”，意为遭到、遭受，“离骚”就是遭到忧患而作的辞。
王逸在《楚辞章句离骚经序》中说：“离，别也。骚，愁也。”言屈原被放逐离别，心中愁思。后代论者，如蒋骥《山带阁注楚辞》等也持此说。这就把“离骚”解释为抒写离别的愁苦。
游国恩《楚辞概论》认为，“劳商即离骚之转音”，认为“离骚”就是“劳商”，就是楚地歌曲的名字。郭沫若的考证亦持此观点。钱钟书以“离骚”为排解忧愁之意。文怀沙把“离”的意思解释为“离间”，“离骚”就是因为被离间而产生的忧愁。
上述种种说法，各有一定道理。然而，以司马迁和班固的说法较为可信。
《离骚》本文中的“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其中的“离尤”只能解释成“遭受罪尤”。所以“离骚”就是“遭受忧患”。而“骚”作为文体的名称，那是后人的命名。《离骚》所抒发的，的确是内心的忧思和悲愤之情；《离骚》这首作品，也的确是在作者遭受忧患的时候写成的。司马迁和班固的解释给了我们理解《离骚》的情感基础。
《离骚》又被称作《离骚经》。如今学术界一般都认为《离骚》称经是汉代人所为，最早见于王逸的《楚辞章句》。
关于《离骚》的写作年代，历来说法不一。马茂元在《楚辞选》中估计为屈原中年时期所作，大约40岁。黄震云在《楚辞通论》中认为大约是在楚怀王15年或者18年左右所作。不过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离骚》写于屈原失宠于楚王之后。
《离骚》这首长诗，共2490字，是中国第一首抒情长诗。中国古代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史诗，却有着独具民族特色且辞采华美的抒情长诗，这多少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民族品格。古人云:“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世说新语・任诞》）
《离骚》塑造的三个世界
从某种意义上说，《离骚》创造的不仅是一种歌辞，而是一个艺术世界。
首先，《离骚》创造了一个美好象征的世界，这个世界表现的是屈原个体精神的张扬和个体品质的自我珍惜。在这个世界里，屈原使用了无数的芳花香草，描摹了弃妇一般美人的形象。其中，香草象征屈原的高洁品质，恶草象征对小人的憎恶；而美人一般被认为是屈原自喻，或者是屈原追求的对象。这个象征的世界集中体现了屈原的形象和内心世界，也是整首《离骚》最动人的地方，屈原坚贞高洁的形象就是在这香草美人的象征中树立起来的。
“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
他裁清凉的荷叶制成上衣，集美丽的莲瓣缀成下裳。他头戴岌岌高耸的华冠，腰佩漫长陆离的宝剑。这样的装束，哪里像是一个准备“吾将反”的隐士，分明是内心充满不甘心，浑身上下都弥散着不平情绪的耿介之士。这样的装束，外表定是芬芳浓郁，令人钦羡，而内心也必定坚定沉着。
“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人生各有各的喜好，我偏偏尊崇人格的高尚。即使我粉身碎骨也不会改变，难道我的心可以被玷污么？从这几句可以认为屈原并不打算独善其身做隐士。他再一次将人格的高尚与死亡建立了联系。这就注定他不可能走庄子逍遥游的路子，亦不会按照孔子的办法“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而是必定追随着他自己的理想，经受矛盾、焦虑、痛苦等种种情绪的折磨，直到理想破灭，自杀死去。
其次，《离骚》描摹了一个黑白颠倒、君主昏庸的现实世界。屈原的悲伤在于，这个混浊的世界恰恰是他的故乡楚国。所以，他对君主的感情、对人民的感情，根本上都包容在对故乡的感情之中。在这个世界里，小人当道，君主被蒙蔽，往昔那种忠臣贤君遇合的“美政”场景再也见不到了。
“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固时俗之工巧兮，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
灵修指君王，我怨恨那君王过分荒唐，始终不能明了我心迹。众女指朝廷的大臣，他们嫉妒我的美貌，放出谣言说我行为放荡。本来社会上的人就崇尚投机取巧，任意而为，不按照规矩办事，违背正道而追求弯曲，竞相把苟合奉迎作为榜样。
一向志意高洁的屈原，就在这个黑暗的现实世界中被压迫、排挤、流放，直到最后走向死亡。这个现实的世界是《离骚》最具震撼力、最具批判力的场景，也是整首歌辞的底色。这个现实世界也引起了后代文人的共鸣，他们通过这个世界来认识屈原，同情屈原。
再次，《离骚》还创造了一个瑰丽神奇的神话世界。
“驷玉虬以乘兮，溘埃风余上征。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悬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
我以凤凰为车以玉龙为马，驾驭着长风在天上旅行。清晨从苍梧之野动身，晚上落脚昆仑山上的悬圃。我想在这神灵的区域逗留片刻，无奈匆匆的日轮很快就将入暮色。我叫御日的羲和慢慢地赶车，不要让太阳快快地进入崦嵫山。游仙的路程十分遥远，我要上天下地去追寻我的所爱。且让我的玉虬在咸池饮水，且让我的乘风在扶桑休息，折取若木的桠枝来敲打日头，我暂时留在这儿逍遥休息。想遣御月的望舒替我作前驱，想遣风伯飞廉替我作后卫，想遣天鸡鸾凰替我作鼓吹。但雷师却跑来告诉我，一切未曾准备。我便令我乘驾的凤凰展翅飞翔，即使在黑夜里也无须停顿，飘风争先恐后，率领着云霓来表示欢迎。
这个神话的世界是屈原完美理想的化身。因此，神话中的抒情主人公显得无比强大，折射出屈原对个体张扬、个体自由的无比渴望。神话中一次次地求女，则象征屈原对完美的不懈追求。
这三个世界加起来就是《离骚》的世界，即象征世界、现实世界和神话世界。但这三个世界在《离骚》中不是归于毁灭，就是变得黑暗，三个世界的理想其实都破碎了。这就导致了屈原的自杀。
“乱曰：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归去来兮辞原文篇5
关键词 《闲情赋》 楚辞 陶渊明
陶渊明（公元365――427年），名潜，字元亮，浔阳柴桑人（今江西九江西南）。是东晋末年著名的隐逸诗人，也是杰出的辞赋家。他的辞赋现存《感士不遇赋》、《闲情赋》和《归来去兮辞》三篇。
《闲情赋》是陶渊明别具一格之作，人们历来对它褒贬不一、观点不一。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说“白璧微瑕，惟在《闲情》一赋。扬雄所谓‘劝百而讽一’者乎？率无讽谏，何足摇其笔端？惜乎！无是可也。”指责它丢弃了一贯的超脱风格，追求世俗。苏轼则与萧统的意见相反。他说：“陶渊明《闲情赋》，正所谓‘《国风》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与屈、宋所陈何异？而统乃讥之，此乃小儿强作解事者。”苏轼的观点认为，《闲情赋》是一种比兴说，有学人求道、忠臣恋主之说，有自悲身世以思圣君之意。
《闲情赋》之所以饱受争议，主要是陶渊明在其中塑造了一位美丽的女子，不但有倾城之艳色，还有“佩鸣玉以比法，齐幽兰以争芬”的高洁品质和“淡柔情于俗内，负雅志于高云”的淡远胸襟。并一口气为之陈述了“十愿”，希望成为十种能与女子接近的东西，永远陪伴着她。但他每提出一种愿望，随即而来的便是因外物影响而不能实现的悲哀。于是愿望――破灭――悲哀，十愿十悲，由缠绵热烈转而惆怅痛苦。
《闲情赋》的主题看似与其它作品相悖，但其实它是继承了楚辞的相关特征，尤其是受了楚辞中的美人意象及隐逸的影响。以另一种方式体现出陶渊明的人生理想。下面，本文就以《闲情赋》为例，谈谈楚辞对陶渊明的影响。
首先，从艺术思想看，楚辞对陶渊明的思想有着深刻的影响。陶渊明定《闲情赋》时，正是他当了八十多天的彭泽令而辞官之后。此时的陶渊明正是四十一岁，正值盛年。虽然他也写了“采菊东篱下”、“种豆南山下”、“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日”、“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这样飘逸冲淡的田园诗作。但并不代表他放弃了年少时的理想。他深受儒家的兼济天下的影响，但是因为社会现实的黑暗，使得他的希望成为泡影。在这种社会背景和心境下，陶渊明对贤君明主的出现失去希望，但并不等于理想破灭。因此，对美人的渴慕之情，就隐含着对美好理想的追求之意。但随着追求受到阻碍后，陶渊明陷入惆怅和悲伤，借这种追求美人而不可得所产生的浓重的悲凉之意，又恰恰表现了生不逢时的感伤之意。在这里，他继承了楚辞中写香草美人的寄情言志的传统。篇中“欲自往以结誓，惧冒礼之为愆；待凤鸟以致辞，恐他人之我先。”显然是出自于《离骚》：“心犹豫而孤疑兮，欲自适而不可。风皇受既诒兮，恐高辛之我先。”这种百结九曲的情感，郁勃难展的满腹牢骚，可说与屈赋是一致的。
其次，从整体结构看，《闲情赋》明显受到了楚辞结构的影响。在楚辞中，《九歌》的大部分诗篇都是以满怀激情开始，充满了热烈的追求和向往，苦苦的期盼与等待，但结果总是不能如愿以偿。如《湘君》、《湘夫人》、《山鬼》等。陶渊明在赋中主要借助梦境美好表现其美好的感情：“诗人苦心相思，劳情难诉，徘徊求索，渴望相见，于是渐渐进入幻境，遥想当年，尽情追寻……这一点可说与屈原的骚是惊人的相似的。再看《山鬼》与《闲情赋》的开头部分。前者是：“若有人兮山之阿，被木兰兮带女萝。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余兮善窈窕。”，后者是“夫何瑰逸之令姿，独旷世以秀群。表倾城之绝色，期有德于传闻。同一尽于百年，何欢寡而愁殷。搴朱帏而正坐，泛清瑟以自欣。送千指之余好，攘皓袖之缤纷。瞬美目以流眄，含言笑而不分。”两个美女都姿容不凡，妩媚动人。神情自若，摄人心魂。而结果呢？一个是“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思兮徒离忧”，一个是“考所愿而必违，徒契契以苦心。拥劳情而罔诉，步容与于南林”。如果把《山鬼》的开头与《湘君》的结尾“时不可兮骤得，聊逍遥兮容与”合二为一，那么与《闲情赋》的首尾简直就是惊人的相似。两者都是因爱而忧心，但最终还是哀而不伤，恋恋不舍，徘徊等待。其中的情感基调和意绪的流动都比较接近。
从表现手法来看，《闲情赋》与楚辞最明显的特征，都是用了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主要表现在驰骋的想象，利用历史人物和自然现象编织的理想境界等。如屈原《离骚》中关于神游一段的描写。诗人朝发苍梧，夕至县圃，他以望舒飞廉、鸾皇、凤鸟、飘云、云霓为侍从仪仗，上叩天阍，下求佚女，想象丰富奇特，境界仿佛迷离，场面宏伟壮丽，有力地表现了诗人追求理想的精神。
陶渊明辞官返乡后“猛志固常在”，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即爱国情结并未泯灭，这种思想也大都用浪漫主义的手法表现出来。他在《闲情赋》中，把人生的理想模糊指代，是完美的化身。文章第二段作者展开了大胆的想象来倾吐自己对佳人的爱慕之情，也是全文最精彩的地方。作者把自己物化，极尽想象之能，反复吟咏对佳人的思慕，“十愿十悲”成为爱情咏叹的一曲绝唱。诗人愿成为佳人的衣领、衣带、发油、眉黛、卧席、丝履、影子、夜烛、竹扇、鸣琴来接近自己爱慕的佳人，一时一刻也不愿离开她，一旦被抛弃冷落又难忍失落的悲伤。陶渊明的“十愿十悲”仔细读来，让人不由得被其中饱含的浓烈的真情深深打动。“愿在衣而为领，承华首之余芳；悲罗襟之宵离，怨秋夜之未央！” “愿在昼而为影，常依形而西东；悲高树之多荫，慨有时而不同！ “愿在木而为桐，作膝上之鸣琴；悲乐极而哀来，终推我而辍音！诗人的告白直白没有丝毫的含蓄，我爱你，就是要和你如影随形，就是要和你肌肤相亲，就是要和你时时刻刻在一起！我愿意成为你身边的物件，供你驱使，只要能够有机会呆在你的身边，和你依偎。诗人浪漫的想象看似荒谬，在艺术表达却是恰到好处。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从《闲情赋》中看到与楚辞的相似的句子。如第一段的“佩鸣玉以比洁，齐幽兰以争芳”、“淡柔情于俗内，负雅志于高云”“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长勤”“竟寂寞而无见，独想而空寻”都是对屈原赋的巧妙化用。而同时，陶赋也像楚辞一样，很善于运用叠音词，如“叶燮燮以去条，气凄凄而就寒”、“陡契契以苦辛”“傥行行之有规”窈窕、绵邈、飘摇、寥亮、奄冉等双声、叠韵词也屡见不鲜。
再看意象和词语的选择。屈原《离骚》有“香草美人”的比兴系统，《九歌》这组祭祀之歌更是清新优美，芳香四溢。陶赋也多次用到柔美的事物。如“十愿”中的事物，不言而喻，无一不与“美人”有关，充溢着女子特有的芬芳，有着很大的私密性。而陶赋中用到的玉、兰、芳、清、弱、悲、凄等到词也比比皆是，如两次用“清音”，还用到清哀、清瑟、清风等，再如弱志、弱体、柔情、柔握等，都给人一种阴柔之美，让人顿生怜香惜玉之感。
由此可见，陶渊明的《闲情赋》，从内容到风格，甚至艺术表现手法上，无一不体现出他受到楚辞的影响。而更大的影响还在于他对楚辞中爱国情怀，高品自洁的精神的继承。
参考资料：
[1]杨迎春.陶渊明与屈原作品比较赏析[J].综合天地，2005，10，（1）.
[2]李世萍.的情蕴与主旨探析[J].贵州社会科学院，2006.11，（6）．
[3]高国藩.论陶渊明的《闲情赋》[J].固原师专学报，1992，（3）.
[4]陈平.论陶渊明的辞赋[J].镇江师专学报，1986，（3）.
[5]陈硕，陈芝.《闲情赋》与陶渊明的人生理想[J].文学研究，2006，7，下旬刊．
作者简介：
归去来兮辞原文篇6
毛进睿，字退思，号闹莲花斋客。著名青年诗人，第二届中华诗词青年峰会屈原奖得主。
学诗一般有两个途径，一种是从源到流，先了解文学史上的大家、名家和诗体流变，再由古及今，对各种诗体进行模仿；一是从流而溯源，以与自己时代切近的近代甚至当代作家的作品作为范本，进行模拟，然后再往上追溯。不管哪一种途径，都少不了由模拟而能独立创造的过程。没有像小学生习字那样临摹的工夫，诗是做不好的。
而不管是哪一种学诗途径，都需要对诗的发展史有通盘了解。诗的发展史，就是诗的形式的发展史。国诗的诗体甚多，自字数分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以至杂言体诗（言是字的意思），自格律分又有古诗、歌行、近体、词、曲各体，近体中又分律诗与绝句，词又分慢词与小令（或分小令、中调、长调），自风格分又有歌、行、吟、悲、哀、曲、近和引等，这些初学者往往难以把握。大略地讲，国诗诗体的发展历程，可分歌谣、乐府、诗三个阶段。
未有诗之前，先已有上古歌谣：
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伊耆氏蜡辞》
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弹歌》
这是先民祈祷风调雨顺以及弹弓田猎的生活场景。
立我蒸民，莫匪尔极。不知不识，顺帝之则。――《康衢谣》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击壤歌》
这两首可以体现唐尧时民风淳朴的景象，是率口而歌，天然成韵的。
虞舜时文教渐兴，“诗言志”的话就是他命夔典乐时所说。他歌诗于朝堂：
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赓歌》
卿云烂兮。j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明明上天。烂然星陈。日月光华，弘于一人。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时从经。万姓允诚。于予论乐，配天之灵。迁于贤圣，莫不咸听。乎鼓之。轩乎舞之。精华已竭，褰裳去之。――《卿云歌》
后者由于有禅让一层意思在，从满清逊位取得政权的北洋政府曾加上一句据传是舜的名言“时哉、夫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先后两度定为“国歌”。
这些上古歌谣需要在韵脚后加入各种语助词以拖长协响，通过重章迭句反复歌咏，《诗经》的四言体，在此已具雏形。
真正算是诗歌源头的，当推被后人并称为风、骚的《诗经》和《楚辞》。
《诗经》确立的诗体范式简单讲有三点：
第一、四言为主，每两个单音字组成一个节奏。比如：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邶风・击鼓》
这几句诗，就是《诗经》通见的“二二”节奏。它本来描写的是随公孙文仲伐郑的卫国战士，相约救护以免战死的悲壮场景，经过小说家张爱玲误引，成为很多人援引的情爱誓言。
第二、确立了一切诗体基本的三种用韵方式：隔句用韵、句句用韵、转韵。
隔句用韵即偶数句用韵，细分有首句入韵的：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郑风・子衿》
这是七言近体诗的正格。
有首句不入韵的：
燕燕，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邶风・燕燕》
这是古近体五言的正格。
而句句用韵的如：
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墉风・相鼠》
初期的七言诗如《柏梁台诗》、《燕歌行》，都是这种押韵方式。
至于转韵的如：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靡室靡家，N狁之故。不遑启居，N狁之故。――《小雅・采薇》
这是所有古体诗都可以用到的押韵方式。
第三、确立了赋、比、兴三种最基本的诗歌修辞，大约相当于写实、模拟、象征。
六月食郁及。七月烹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农夫。――《豳风・七月》
（此诗四转韵，七月食瓜以下是句句用韵。瓜和壶、苴、樗、夫在《诗经》的时代是押韵的。）
这一章对各种农事活动的直接描写就是赋。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卫风・硕人》
（此诗二转韵，前面五句是句句用韵。）
这几句用各种物象模拟美人外貌的就是比。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秦风・蒹葭》
这一章先咏象征意味的蒹葭、白露，以引出下文抒情的就是兴。
后世各种诗体的修辞都脱不开赋、比、兴。
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确立了中国诗体的基本节奏、用韵和修辞，并一直为后世各种诗体所遵依。当然，《诗经》重章迭句、语助繁多，仍脱离不了上古歌谣的影子，到了《楚辞》则又增加了新变。
首先是章法的变化――取消重章迭句，这使诗更精炼和富于变化；其次是句法的变化――固定语助位置，这给诗增加了新的节奏：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乘赤豹（兮）＼从文狸。辛夷车（兮）＼结桂旗。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九歌・山鬼》
扬云霓＼之蔼（兮），鸣玉鸾＼之啾啾。朝发轫＼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凤皇翼＼其承旗（兮），高翱翔＼之翼翼。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与。――《离骚》
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曾枝剡棘，圆果抟（兮）。青黄杂糅，文章烂（兮）。――《九章・橘颂》
以六言句为主、保留四言句的楚辞体，语助词“兮”规律性地出现句中或句末，造成三言节奏。距离后世五言诗的“二三”（即“二二一”或“二一二”）节奏，只有一个音步之遥，而七言诗的“四三”（即“二二一二”或“二二二一”）节奏，只是在五言之前再加一个音步。试将这几则六言、四言为主的诗句中的语助删去，加以倒装、省并，就可分别改成三言、五言、七言的诗句：
若有人，山之阿。被薜荔，带女萝。既含睇，又宜笑。子慕予，善窈窕。乘赤豹，从文狸。辛夷车，结桂旗。被石兰，带杜衡。折芳馨，遗所思。
云霓扬蔼，玉鸾鸣啾啾。朝发天津轫，夕余至西极。凤皇翼承旗，翱翔高翼翼。忽吾行流沙，赤水遵容与。
后皇嘉树橘徕服。受命不迁生南国。深固难徙更壹志。绿叶素荣纷可喜。曾枝剡棘圆果抟。青黄杂糅文章烂。
楚辞提供的三言节奏，确是五七言产生的前提。风、骚代兴之时，声诗、韵文还没截然分道扬镳，经过两汉，诗四言专力发扬老祖宗钟鼎吉金的传统，多用于箴铭颂赞诔祭的庄重典文；骚六言则分演为赋，亦被视作文之一体。此后传统文学主流的骈文悉以四六言为宗，至宋代，骈文干脆就被称作“四六”。五、七言声诗作为更符合汉语单音词结构的诗体，与韵文最大的不同在于语言的高度精炼，为此就必需语序的倒装和语意的省并。这个过程伴随着汉至唐诗体的格律化进行的，其中无法忽略的是汉乐府的作用。
乐府是汉承秦制所设的制订礼乐的官署。汉乐府大量采集民歌被以声乐、创诗协乐用于宫廷，魏晋以后将这类入乐的声诗及其拟作统称乐府。宋人郭茂倩的《乐府诗集》搜集了唐及以前所有的乐府歌词及文人拟作。乐府诗在诗体流变史上的承启作用在于：
一、广现杂言、渐趋五言。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鸡鸣狗吠，兄嫂当知之。秋风肃肃晨风t，东方须臾高知之。
――乐府古辞《有所思》
二、丰富叙事，自由篇幅。
乐府名作《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辞》都是长篇叙事的典范，丰富国诗抒情传统外的表现力。
文人学习乐府经过了袭古题以模拟、创新题以自立的过程。汉魏以来不乏纯粹模拟的古题乐府，唐代始有新题乐府。新乐府在题材、风格上继承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惟沿用歌、谣、曲、辞、悲、思、哀、怨、行、吟、操、弄、叹、引等名，却不再追求披声入乐。这是乐府独立于音乐逐渐诗化的过程。
沿袭旧题、重复唱和的古题乐府如：
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往谓长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官作自有程。举筑谐汝声。男儿宁当格斗死，何能怫郁筑长城。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作书与内舍，便嫁莫留住。善事新姑嫜，时时念我故夫子。报书往边地，君今出语一何鄙。身在祸难中，何为稽留他家子。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结发行事君，慊慊心意关。明知边地苦，贱妾何能久自全。
――陈琳《饮马长城窟行》
不复依傍、即事名篇的新乐府如：
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忆昔霓旌下南苑，苑中景物生颜色。昭阳殿里第一人，同辇随君侍君侧。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啮黄金勒。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箭正坠双飞翼。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清渭东流剑阁深，去住彼此无消息。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
――杜甫《哀江头》
这两首是题材相仿、极其感人的名家名作，然而其本质的区别在于，前者描写的是众人之情，是写出来给别人看、唱出来给别人听的，是乐府；后者描写的是个人之情，只为表达诗人内心感受，是诗。这不是诗体意义的划分，是对艺术本质的区别。在历代诗人对乐府模仿的过程中，诗的文学本质逐渐明晰，有了脱离音乐属性存在的价值。
首先成熟的是五言诗。
五言的成型以汉末《古诗十九首》的出现为标志，五字一句，隔句用韵。此后名家辈出，汉、魏如曹植、阮籍，晋有陶潜，南北朝如谢灵运、鲍照、谢x、庾信。唐有陈子昂、张九龄，李白、杜甫及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数家。它作为最早文人化的诗体，是广为尊崇的正格。其基本特点是无论风格上雄浑沉郁、冲淡高旷或是精深华妙、雄奇傲兀，都要力求古雅，摆脱凡近。如李白的《古风五十九首》其一：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废兴虽万变，亦已沦。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F。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
一个以精通剑术并以饮酒求仙闻名的诗人心中的理想，其实是像孔子删述六经那样使一代文章复归雅正，足以窥见他平生志向。又比如杜甫的《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其次发展的是七言诗。
曹丕《燕歌行》是现存最早文人创作的七言诗，句句入韵。到了鲍照《拟行路难》，开始出现隔句用韵的七言诗。唐初有王维、李颀、高适、岑参数家，大家则推李白、杜甫、韩愈。七言由于多了一个音步，比五言显得剽疾流利、抑扬顿挫，与乐府的关系也更近一些。五言格调尚古，字数规整，通常隔句押韵、一韵到底。七言体性近歌，长短言杂出，可句句押韵、隔句押韵，且以换韵为能事。比如李白的《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文人化的七言则字数较为规整，也像五言那样隔句押韵、一韵到底。比如李商隐的《韩碑》。格律化的七言歌行还成为乐府五言那样长篇叙事的工具，如韦庄的《秦妇吟》。仅举《韩碑》这首充分雅化的七言作为模范以便初学：
元和天子神武姿，彼何人哉轩与羲。誓将上雪列圣耻，坐法宫中朝四夷。
淮西有贼五十载，封狼生生罴。不据山河据平地，长戈利矛日可麾。
帝得圣相相曰度，贼斫不死神扶持。腰悬相印作都统，阴风惨淡天王旗。
逦涔磐ㄗ餮雷Γ仪曹外郎载笔随。行军司马智且勇，十四万众犹虎貔。
入蔡缚贼献太庙，功无与让恩不訾。帝曰汝度功第一，汝从事愈宜为辞。
愈拜稽首蹈且舞，金石刻画臣能为。古者世称大手笔，此事不系于职司。
当仁自古有不让，言讫屡颔天子颐。公退斋戒坐小阁，濡染大笔何淋漓。
点窜尧典舜典字，涂改清庙生民诗。文成破体书在纸，清晨再拜铺丹墀。
表曰臣愈昧死上，咏神圣功书之碑。碑高三丈字如斗，负以灵鳌蟠以螭。
句奇语重喻者少，谗之天子言其私。长绳百尺拽碑倒，粗砂大石相磨治。
公之斯文若元气，先时已入人肝脾。汤盘孔鼎有述作，今无其器存其辞。
呜呼圣王及圣相，相与@赫流淳熙。公之斯文不示后，曷与三五相攀追。
愿书万本诵万遍，口角流沫右手胝。传之七十有二代，以为封禅玉检明堂基。
这首诗的背景是韩愈的《平淮西碑》客观书写宰相裴度平叛功绩，却被擒获敌首的大将李甯械匠蒲锊痪，使其妻安公主之女入宫告状诉说碑文不实，于是宪宗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写。五十年代中科院请陈寅恪出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他以不宗奉马列主义、不学政治为先决条件变相拒绝。并说自己对于学术研究认为应当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观点在他给王国维写的碑文里表达过。他请来人将碑文转给时任院长的郭沫若，并告诉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请郭做，自己做韩愈，他做段文昌。后来的人再作诗，做李商隐也很好。
唐代人把唐以前出现的、未经格律化的诗体称作古体诗，前文所述的乐府诗属于广义的古体诗。狭义的古体诗就是充分文人化的五言古诗和七言古诗。与古体诗相对的是唐人的格律诗，唐人自己称为今体诗，宋人称为近体诗。古体诗的格律化从沈约、庾信到沈缙凇⑺沃问不断完善，二者的区别不在句数多寡而在声律对偶。简言之有三点：
首先是格律。近体诗按五、七言律、绝的首句平起、仄起及入韵、不入韵可分为十六式，依谱死记只会治丝益棼。其实基本规则有三条：一、一句之内音步间平仄相错；二、一联之内出、对句间音步的平仄相对；三、两联之间相邻句音步的平仄相粘。因此只要确定第一个音步（首句头两字）的平仄和首句末字是否入韵，就可将整首近体诗的格律推出。近体诗中五、七言律诗及律绝都是按这个规则创作的――广义的绝句是个中间地带，由于自乐府古诗中来，保留有古绝一体，只有符合近体诗创作规则的才能算律绝。（这里的律绝一词不是律诗和绝句，而是合律的绝句。）
其次是用韵。近体诗都是押平声韵且一韵到底的。其用韵以《佩文韵府》也就是“平水韵”的上平声、下平声共三十部为标准。古体诗的用韵分部不好说，有人认为应该依江永《古韵标准》、段玉裁《六书音韵表》，有人认为可以合用平水韵的邻韵。但最关键的在于，古体诗则还可以押仄声韵且还可以换韵。
最后是对仗。有无对仗决定了章法特点。五、七言古诗重散不重骈，偶尔出现也多是似对非对，不要求字面和声律都很工整；五、七言律诗至少颔、颈二联（中间两联）是必须对仗的，五言长律（明朝人称排律）更是除了首尾外每一联都需对仗工稳。五、七言绝句则两可，既有一联甚至两联都对仗的，也有完全不用对偶的。
请看：
久为簪组累，幸此南夷谪。闲依农圃邻。偶似山林客。晓耕翻露草，夜榜响溪石。来往不逢人，长歌楚天碧。
――柳宗元《溪居》
它虽然有粘对，甚至颔、颈二联还按律诗规则进行了工整的对仗，却押了仄声韵，因此只能说是一首格律化的五言短古。
后人写古体诗往往要用三平、三仄、平仄平、仄平仄的古句、拗句，讲求平仄韵的换用，避免对仗。而格律诗中则要严格遵守粘对、用韵、对仗的规则。
下面来看两首规范的五、七言律诗：
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地犹鄹氏邑，宅即鲁王宫。叹凤嗟身否，伤麟怨道穷。今看两楹奠，当与梦时同。
――唐玄宗《经鲁祭孔子庙而叹之》
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洲。贾生年少虚垂涕，王粲春来更远游。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不知腐鼠成滋味，猜忌g雏竟未休。
――李商隐《安定城楼》
前人固然有不尽合律的情况，如大家熟知的崔颢《黄鹤楼》：
昔人已乘白云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再看：
牛渚西江夜，青天无片云。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明朝挂帆席，枫叶落纷纷。
――李白《夜泊牛渚怀古》
崔诗“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以古入律，李诗颔颈两联似对非对，但却一气直下，积健为雄。不是大才如崔李者，实在不宜破体。
有一种极见诗功的五言长律，多可迭至数十韵。唐人科考取士的试帖诗就是六韵的五言排律。如钱起的《省试湘灵鼓瑟》：
善鼓云和瑟，常闻帝子灵。冯夷空自舞，楚客不堪听。苦调凄金石，清音入杳冥。苍梧来怨慕，白芷动芳馨。流水传湘浦，悲风过洞庭。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最后两句的意境历代称颂的人很多。也有在考试中不按规矩写的，如祖咏的《终南山望余雪》：
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
人家问他为什么不写完剩下四韵，他说意思已经写完了，不必再写。这首名作就变成五言律绝了。
绝句其实是唐代的流行歌曲，唐人乐府每不可歌，绝句却众口传诵。《集异记》里有个很有名的故事叫“旗亭赌唱”，可以说明这一点：
唐开元中，王昌龄、高适、王之涣齐名，没做官时常在一起游玩。一日天寒微雪，三人到酒楼赊酒喝，忽然有梨园（相当于现在总政歌舞团）的伶官乐师十几人上来聚会，他们就躲到一旁烤火观看。这时候忽然有四名穿着华丽的美女歌姬来到，这些为她们奏乐的都是当时的名家。三人就小声约定，咱们写诗都算有点名气的，但不知谁更有名，看看她们唱的诗歌里咱们谁的多，就算赢。过了一会一位歌姬唱道：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王昌龄在墙上记了一笔，说，一首啦。又过一会另一位歌姬唱道：
开箧泪沾臆，见君前日书。夜台何寂寞，犹是子云居。
高适也伸手记了一笔，说，我也一首了。过了一会第三位歌姬唱道：
奉帚平明金殿开。且将团扇共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
王昌龄又记了一笔，说，我两首啦，哈哈。这时候王之涣心想自己成名已久，不至于一首都没有，就开玩笑说，这些潦倒乐官也就会你们的俗曲，哪里知道我写那些。不信你们看那个最漂亮的歌姬，咱们赌一赌：等她开口唱时，若非我的诗，我一辈子不敢和你们争高下；如果是我的诗，你们须拜我为师。于是哥们仨笑呵呵等着。那位梳着双鬟、色艺绝佳的歌姬终于开口，唱道：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王之涣揶揄俩人说：你们几个土包子，难道我唬人不成？三人于是哈哈大笑。乐工们不解其故，于是他们就自报家门，说了赌诗的事。歌姬们惊喜地说，俗眼不识神仙，不介意的话有请和我们一同喝酒吧。于是大伙不醉无归。
唐五代出现的一种取代乐府功能的声诗就是长短句，到了两宋发展为词。最初的词是短小的令词：
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
――韦庄《菩萨蛮》
到了宋代柳永、周邦彦诸人衍为慢词长调：
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隋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客。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
闲寻旧踪迹。又酒趁哀弦，灯照离席。梨花榆火催寒食。愁一箭风快，半篙波暖，回头迢递便数驿。望人在天北。
凄恻。恨堆积。渐别浦萦回，津堠岑寂。斜阳冉冉春无极。念月榭携手，露桥闻笛。沉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
――周邦彦《兰陵王》
词来源于乐府，句式长短不齐，一首分为数片。可以押平韵、仄韵，可以转韵，甚至可以平仄韵通押。词和诗在句法上的区别在于有领字，“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柳永《八声甘州》）的渐字，领以下十二字作一气读，就是领字。词还有尖头句，如“叹杏梁、双燕如客”“动庾信、清愁似织”（姜夔《霓裳中序第一》）这两句，句法上三下四，就是尖头句。总的来说，词的声律比古诗和格律诗更为讲究，有些吃紧处必须严守四声。
除了上述惯见诗词体裁之外，还有许多利用汉字单音字方块字性质在语序、嵌字、象形等方面加以游戏性质的杂体诗。只举比较雅也与诗词流变有关的两种作结：集句与a括。这两者开始流行都在宋代，也是诗词的创作方法之一。
集句就是将前人的诗句或词句集成诗或词。如朱彝尊的《蕃锦集》中的名作《临江仙・汾阴客感》：
无限塞鸿飞不度（李益），太行山碍并州（白居易）。白云一片去悠悠（张若虚）。饥乌啼旧垒（沈缙冢，古木带高秋（刘长卿）。
永夜角声悲自语（杜甫），思乡望月登楼（魏扶）。离肠百结解无由（鱼玄机）。诗题青玉案（高适），泪满黑貂裘（李白）。
常见的a括是用词的形式剪裁改写、组织概括诗文内容，如杜牧的《九日齐山登高》原诗为：
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尘世难逢开口笑，须插满头归。但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恨落晖。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泪沾衣。
苏轼将其隐括为《定风波・重阳》一阕：
归去来兮辞原文篇7
关键词：楚巫文化;《九歌》;降神;娱神;祈神;送神
巫是属于宗教范畴的一个概念，是人、神之间沟通的的桥梁。巫的本质是“一种虚构的超自然力”（张军），它是社会生产力处于较低发展阶段的产物。当时人们对自然的认识和把握还处于较低的层次，对很多自然现象不能做出正确的解释，还有在一些自然灾害面前无能为力，于是便把这一切归之于一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而神则是这种力量的代表和象征。人们需要与神明相接，以祈福消灾，于是就有了沟通神人的巫师的出现。巫主要盛行于民间，与皇室贵族的卜尹、祝、宗等宗教官一样，其性质是相同的。关于巫，《说文》巫部云：“祝者，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国语・楚语下》云：“在男曰觋，在女曰巫。”（韦注：觋，见鬼者也。)巫原来特指“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的女性，后来成为一个泛指的概念，从事“降神”之业的男性也包括在内。
楚国是一个巫风盛行的国家，而在战国时期尤盛。楚国的这种尚巫的风气和楚国不同于当时中原各国的特殊社会状态有关。关于这一点，姜亮夫先生有一段论述：“至于南楚……绝大多数基本成员尚保存其氏族社会遗习，未尝全部接受宗法制度，故楚统治者，虽向往学习中原文化，而未能从根本上解除旧习，其在朝君臣，仍习于蛮夷文明，而不自讳”（《楚辞学论文集》）。可见，楚对中原各国的相对独立以及楚原始氏族形态的保留，是楚国“信巫鬼，重淫祀”的重要原因。楚上至最高统治者，下至平民百姓，对神鬼巫师的相信和依赖程度甚至达到了有疑必问的程度。有很多的记载可以说明这一点。如《史记・楚世家》记载共王有宠子五人，为了选定王位的继承人，“乃望祭群神，请决之。”大至王位的继承人，小至小病小痛，都要占卜问巫。楚人尚巫之事在其它典籍中也有不少记载。如《汉书・地理志下》说楚地之民“信巫鬼，重淫祀”，《淮南子・人间》说“荆人畏鬼”等。巫师在楚国的社会生活中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他们能够通神，能够治病，能够求雨，甚至还能够制造灾难。巫与神相通的方式主要有舞蹈、咒语等。他们在施行巫事时，常常进入如痴如醉的忘记自身存在的状态，口中念念有词，以这种方式来实现其与神相接的目的。
楚是一个信巫而重淫祀的民族，而巫文化也成为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这样说，楚文化有很深的巫的烙印，巫也正是楚文化的特色之一。这种特色在《楚辞》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巫在《楚辞》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楚辞》中多次出现“巫”一词，如“巫氛”、“灵巫”等，言巫事之处尤多。《楚辞》是独特的楚文化的产物，而《楚辞》对巫文化的保留亦功不可没。正如姜亮夫先生所言：“巫在屈赋中地位重要，亦即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乃至于中国社会发展史为一重要成份，而战国之际，实为其大转变时期，屈子生当此时，为吾人保留遗传此一事象之真际，至为可贵。”（《楚辞学论文集》）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对《楚辞》的解读，来了解楚国巫文化的某些特征。
《九歌》是屈原创作的一组祀神之曲，颇能够代表楚巫文化的特点。《吕览》“楚之衰也，作为巫音”。此处“巫音”或是指《九歌》而言。《九歌》的创作背景是“其俗信鬼而好祠”的“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创作缘由是屈原“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创作目的之一是“上陈事神之敬”。通过对《九歌》的创作背景、缘由及目的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其和楚巫文化的联系是很紧密的。下面，我想通过对《九歌》的分析，力图对楚巫文化的特点能有个粗略的把握。
巫文化总是体现在不同形式的巫事活动中，而《九歌》则比较完整地体现了这种巫事活动的全过程。张军先生在其《楚国神话原型研究》一书中对这种巫事活动有一定程度的描述。下面，我想在其描述的基础上，以降神、娱神、祈神、送神为序，结合《九歌》中的有关叙述，具体探讨一下巫事活动各个阶段的特点。
一、降神
降神是整个巫事活动的第一步，也是其它环节能够进行的前提，因此它在整个巫事活动中也就显得特别重要。同时，能否成功降神也是判断一个巫师是否合格的标准。例如上文中提到的《说文》关于巫的解释就有一个基本的要求：能降神。又如在《周礼》中提到司巫“凡丧事，掌巫降之礼”。都说明了巫的主要任务是降神、接神。
降神是巫祭活动中很关键的一步， 因此必须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包括时间、地点、服饰和仪仗等。“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云中君》）降神之前，巫师要沐浴更衣，清心自洁，以诚心事神。“吉日兮辰良，穆将愉兮上皇”（《东皇太一》），降神应选一个良辰吉日。“秋兰兮麋芜，罗生兮堂下”（《少司命》），选择了一个香草环绕的空闲清净之室做为迎神的地点。又如在《湘夫人》中对迎神的时间和地点有一个精心的安排：“与佳期兮夕张”。此处的“佳”指所迎之神。选择的时间是在神最宜降的晚上，地点是在精心铺设的帷帐里，可见用心之勤苦。“抚长剑兮玉珥”(《东皇太一》)，降神要带剑佩玉，仪仗华美，以示对神的敬重之意。
降神不仅要精心选择时间、地点，沐浴更衣等，为了实现降神的目的，还应该准备一些神喜欢享用的东西，这样才能引起神的兴趣，使其能够乐意降临人间。楚巫降神的方式主要是以饮食降神。以饮食降神就是要准备好香洁饮食、美酒佳肴，以诱使神来享用，从而达到降神的目的。“蕙肴蒸兮兰籍，奠桂酒兮椒浆”（《东皇太一》），巫师以蕙草蒸肉而事神，佐以桂酒椒浆，饮食至洁至美。而这样的精心准备都是为了示己之敬，以丰美的饮食来达到降神之目的。
二、娱神
神降临了以后，巫师还要采用各种方式娱神，以使所降之神情怡志悦，这样他才就可能愿意久一点地停留在人间，也才会答应人所求的事，赐人以福或解人之难。娱神的方式概括起来主要有歌舞娱神和以神人相恋的方式娱神。关于歌舞娱神，《九歌》中的描写很多。即所谓“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王逸）。而《九歌》也正是在这种为娱神而作的歌词的基础上加工润色而成的。可见，以歌舞娱神，是巫事活动中最普遍的现象。如《东皇太一》中就有一段有关以歌舞娱神的描写：“扬兮拊鼓，疏缓节兮安歌，阵竽瑟兮浩倡。灵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满堂。五音兮繁会，君欣欣兮乐康”。“灵”（巫）穿着华美的衣服，在舒缓优雅的鼓乐声中“偃蹇而舞”，极尽娱神之能事，也收到了“君”（神）“欣欣兮乐康”的目的。可见，以歌舞娱神是当时在巫事活动中运用得最为广泛的一种娱神方式。在《云中君》中也有相似关于以歌舞娱神的精彩描写：“灵连蜷兮既留，灿昭昭兮未央。蹇将兮寿宫，与日月兮齐光。”此处的“灵”即是指巫。“连蜷”指巫以舞悦神之貌。而“寿宫”则是娱神之处。而所娱之神则“然安乐，无有去意”（王逸注）。
此外，在《九歌》中还有很多关于神人相恋的故事，这在本质上也是一种娱神的方法。如果说歌舞是以声色娱神的话，那神人相恋则是以情娱神。在楚国时期，在楚人的眼中，神也具有世俗之人的七情六欲，这就为神人相恋提供了可能。《九歌》中的神人相爱的情节有一个特点，即如果神是男性，则由女巫扮演，反之亦然。正如朱熹在《楚辞辩证》中所说的那样：“或以阴巫下阳神，或以阳巫接阴鬼”。
例如在《九歌》之《少司命》中就有关于神人相恋的精彩描写“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描写了神人初遇的情景，颇含有一见钟情的意味。接着又写了神的飘忽不定，其志难知：“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以及由所爱的人不可知而发出的人生感慨：“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最后抒发了思而不见的怅惘之情。其中的“美人”可以理解为所求之神，而“余”则可以理解为巫师。寥寥数语，就把神巫之间初遇、猜疑以及相思之情写了出来。在这种神巫之间恋情的描写之中，无疑在很大程度上象征了神巫之间阻隔的消除。而在两情相悦之中，也最大限度地起到了娱神的作用。
三、祈神、送神
巫之降神、娱神都是因为有求于神。所以，下面我就想从祈神的角度分析一下《九歌》中巫事活动的特点。《九歌》中的祈神之处写得比较隐晦，但其所祈之事依然有迹可寻。其一是祈神消灾。例如楚沅、湘之间，常有洪水之患，于是就有了《湘君》中的“令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之求。还有在《九歌》中有不少赠人以香草的描写，这也和消灾（祓除）有一定的关系。如《湘君》中就有“采芳洲兮杜若，将以遗兮下女”的记载。这种赠人以香草的举动，应该和除灾避害有关。其二是祈神赐福、或是帮助自己实现愿望。如《湘君》之“望涔阳兮极浦，横大江兮扬灵”，就是希望能在神的帮助下，横渡大江，实现其“扬灵”（王逸注：扬己精诚）之愿，而能君臣际合，有所作为。其祈神的方式也多种多样，而以信物为约的方式最为普遍。信物有随身佩带之物、香草等。如《湘君》中就记载有以玉佩之类做为信物与神为约的情况。《湘夫人》中的“搴汀洲兮杜若，将以遗兮远者” 就是借香草以表己之诚信。还有一种就是将自己所穿衣服的一小部分撕裂下来做为信物,如《湘夫人》中就有把衣袖等投之江中的记载。
整个巫事活动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送神。而在《九歌》诸篇中，大都表示出了巫、神之间的依依惜别或思慕之情。如《云中君》中的“思夫君兮太息，极劳心兮忡忡”，《湘君》中的“时不可兮再得，聊逍遥兮容与”等就是此类。而《九歌》之《礼魂》则可以视为送神之曲。所谓礼魂，即以礼善终之意，也就可以理解为以礼送神。《礼魂》的最后两句“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表达了以芳洁之物事神，永无终绝之愿。
巫是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楚巫文化在《楚辞》中得到了生动的记录和保存。《九歌》又是《楚辞》中映巫文化最集中的部分。因此，通过对《九歌》的解读，我们可以对楚巫文化有一个大致的认识和把握。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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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原楚文化研究》马世之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5年7月.
[6]《楚史》张正明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5年7月 .
归去来兮辞原文篇8
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在《离骚》中以芳草进行比喻象征，写到许多的花草，如兰、蕙、杜衡、芳芷、秋菊、芙蓉等等，大多喻指为国家培养的美好人才。这种比兴寄托的手法对后世影响深远，此后便形成了中国古代诗歌的一个传统，构成了特殊的意象，诗人们也用香草来寄托自己的思想感情。
陈子昂的《感遇》：“兰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幽独空林色，朱蕤冒紫茎。迟迟白日晚，袅袅秋风生。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意思是说，兰花、杜若这些香花芳草，春夏长得很茂盛，绽开了美丽的花朵，发出芬芳的香气；可是生长在空寂的山林中，无人欣赏；时光飞逝，秋风来了，美好的生命就这样很快摇落死亡了。这首诗让人联想到古今许多才智之士，都有过美好的理想，但得不到实现的机会，有志者事难成，白白地度过了短暂的一生。“兰若”实际上是智士才人的象征，“芳意”则比喻美好的理想。辛弃疾《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意思是说，怎能再经得住几回风雨摧残，春天即将匆忙地过去了，我珍惜春光，老是担心花儿开得太早，何况现在已是落花满地呢！春天啊，你暂且留下吧，听说天边长满了芳草，你回去的道路早已遮断。春天走了，不再和我攀谈。诗人采用“芳草”的比兴手法，通过暮春的愁思，来暗示对国事深重的忧虑、遭受排挤打击的愤慨和理想不能实现的愤懑。诗人的这番心事不便明说，又因诗贵形象，所以用芳草来寄托。
“芳草”还用来怀人盼归，其源出于一个文学典故――《楚辞》所收淮南小山的《招隐士》。这首诗中写山中环境险恶，不可久留，盼望隐士（即诗中的“王孙”）早日归来，其中有这几句：“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岁暮兮不自聊，蟪蛄鸣兮啾啾。”大意是说，王孙游历山中还没回来，从春草生到秋虫鸣，将近一年了，我们盼望得百无聊赖啊。诗的结尾是：“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以久留。”后来的一些诗歌中，“春草”、“芳草”、“青草”以及“萋萋”就成了怀人盼归的意象。如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王孙”指朋友，“远芳”、“晴翠”、“萋萋”都是形容草木茂盛，又暗寓作者心中充满怀念的情意。杜牧《长安送友人游湖南》中“山密夕阳多，人稀芳草远”，是暗中用典，“芳草远”，是说朋友到远方去了，很是想念。又如罗隐《孟浩然墓》：“数步荒榛接旧蹊，寒江漠漠草萋萋。”表现怀念之情。
“芳草”还可表示思乡之情。崔颢《黄鹤楼》：“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晴川、草、树历历在目，萋萋满洲的眼前景象，烘托出了诗人思乡之情。
归去来兮辞原文篇9
关键词：《诗经》 夸张 表达效果
夸张，是文学作品中常用的一种表现方法，就是把事物说得远远超出客观实际，以加强人们的印象。古人曾有较明确的阐述，《文心雕龙・夸饰篇》中说：“故自天地以降，豫入声貌，文辞所被，夸饰恒存。虽诗书雅言，讽格训世，事必宜广，文亦过焉。是以言峻则嵩高极天，论狭则河不容；说多则子孙千亿，称少则民靡孑遗；襄陵举滔天之目，倒戈立漂杵之论。辞虽已甚，其义无害也。且夫音之丑，岂有泮林而变好；荼味之苦，宁以周原而成饴？并意深褒赞，故义成矫饰。”
夸张的作用，在于突出描写对象的某些特点，以烘托气氛，渲染形象，启发读者的想象力，给人一种异乎寻常的感受。一般用夸大或缩小的词来形容事物，使所表达的内容得到强调和突出。夸张可以分为三类：扩大、缩小、超前。现结合《诗经》中具体诗歌内容，就夸张修辞的类型及表达效果做简要分析。
一、扩大的夸张
为了达到更为形象、深刻的效果，人们往往人为拔高事物的特点，向大、多、长、高、强、快等方面进行夸张。
有例如下：
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
――《王风・采葛》
这是一首男思女的爱情诗。此篇虽篇幅短小，内容单纯，但由于运用了扩大的夸张手法，再从心理上加以刻画，因此使人感到内容充实、情意绵长。用“三月”、“三秋”、“三岁”这样的夸张修饰，并辅以《国风》所常见的层递手法，一层深似一层地表达出诗人殷切的思念之情。
诗人抓住“别离恨时长”这一典型心理，用率真的语言反复咏唱。时间由“三月”到“三秋”，“三秋”到“三岁”，夸张的程度由小而大，相思之情也愈发浓烈。三章只换了几个字，却将诗人对情人愈来愈强烈的思念之情真实表现了出来，故而能强烈地拨动读者的心弦。
扩大的夸张手法，重在主观情意的抒发，并加强语言的感人力量。此外，《诗经》中有不少数字夸张的诗篇，用实数代虚数进行扩大夸张。
例如：
（1）千禄百福，子孙千亿。――《大雅・假乐》
（2）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幽风・七月》
例（1），此诗是周王宴饮群臣时群臣所奉献的颂歌。“子孙千亿”是极言子孙众多，并非真有千亿。“千亿”这里为虚数，使用夸张的手法极言其多，突出数量多的特点。用上这个词吹捧得也就很到家了。王充《论衡・艺增》中提到：“《诗》言‘子孙千亿’，美宣王之德能慎天地，天地祚之，子孙众多，至于千亿。”
例（2），“万”也是用做虚数，极言寿命之长。以实数代虚数，突出了事物的特征，增强了语言的形象性和生动性。
二、缩小的夸张
缩小的夸张与扩大夸张相反，这类夸张是故意把一般事物往小处说，使之更低、更弱、更慢、更少，达到数倍缩小的作用。有例如下：
谁谓河广？一苇杭之。
谁谓宋远？予望之。
谁谓河广？曾不容刀。
谁谓宋远？曾不崇朝。
――《卫风・河广》
这是一首思乡诗，写的是一个嫁于卫国的宋国女子思乡不得归的悲歌。此诗最大的特色是使用了缩小的夸饰。卫、宋两国一河之隔，这位思乡的宋国人却不能回去。诗中不写如何思乡，而以夸饰的艺术手法，连用“一苇杭之”、“予望之”、“曾不容刀”、“曾不崇朝”四个比喻，极言距离之近，渡河之易。既近且易，而不得归，更衬托出其思乡之切和实际归去之难。
卫国在今河南省北部的新乡、安阳一带，宋国在今河南省东部的商丘地区，不仅隔着一条宽阔的黄河，而且相聚有数百里之遥。但在诗人思念家乡的想象中，黄河不仅可以“一苇杭之”，而且又“曾不容刀”；而宋国不仅可以“予望之”，而且可以“曾不崇朝”。诗人极力夸张黄河狭窄，又极力夸张宋国很近，虽然言过其实，但却没有给人荒诞不稽之感，反而更好地衬托出诗人迫切思乡的心情，发人深省。
诗人使用大胆的夸张，为诗歌创造了一个情感上的意境。用感情上和家乡的贴近来缩短空间的距离，并且将广阔的黄河与遥远的距离进行了缩小的夸张，却生动形象地表达了自己归心似箭的焦急迫切心情。
在思乡诗中，这是情出一格的手法。钱钟书曾在《管锥编》中云：“盖人有心则事无难，情思深切则视河水清浅；以望宋，觉洋洋者若不能容刀、可以苇杭。”
缩小的夸张，以退为进，有力地反衬了事物的特点，进一步增强作者要表达的感情。
三、超前的夸张
此种夸张故意把后出现的事情说到先出现的事情的前边去，这样表面上不合理，但通过夸张渲染，使内容得到了强调。
有例如下：
旱既大甚，则不可推。
兢兢业业，如雷如霆。
周余黎民，靡有孑遗。
昊天上帝，则不我遗。
胡不相畏，先祖于摧。
――《大雅・云汉》
此诗第三章写宣王祈求先祖救灾。因为连年旱灾，百姓流离失所，死亡者众多，剩余的人不多了。诗中夸张地说，“什么人也没有剩下了”，突出强调了灾害的严重性。旱灾太严重了，已经很难排除，终日兢兢业业，当头如有雷霆。周地残余的百姓，如今一个未剩。昊天上帝啊，不把我们怜惜，怎能不害怕呢？先祖基业就要断绝。旱情严重不可排除，何等恐惧，何等危险，犹如雷霆，骇人耳目。
“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二句写得触目惊心，惨不忍睹。这种超前夸张的手法，显然是把后事窜前，但百姓深遭其害则是事实。百姓遭此荼毒，老天上帝既不肯恤问，先祖之灵怎不畏惧而前来相助。
《诗经》的艺术魅力，往往便在这扩大或缩小的夸张艺术手法的运用上体现出的丰富，吸引人们去诵读。这种夸张修饰手法的运用在《诗经》中比比皆是，为诗歌情感的表达营造了很好的艺术效果。例如：
叔于田，巷无居人。岂无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叔于狩，巷无饮酒。岂无饮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叔适野，巷无服马。岂无服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郑风・叔于田》
这是一首赞美猎人的诗，此诗在艺术上的特点是修辞上的夸张，从而表现“叔”的英武超群。“叔于田，巷无居人”；“叔于狩，巷无饮酒”；“叔适野，巷无服马”。不是没有人居住、喝酒和驾车，只是这些人都不如“叔”俊美温和、豪爽勇武。所谓，“巷无居人”、“巷无饮酒”、“巷无服马”，都是一种夸大的修饰，来极力地形容叔举止的超凡出众。这样夸张给人以强烈的感染力量，夸张恰到好处，赞美无以复加，这要比直接叙述或描写高明得多，也达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诗经》中夸张手法的运用，引起了人们对诗歌内容的丰富想象。这种修辞手法不但使诗歌的内容更为形象生动，而且通过扩大或缩小的艺术加工后，事物的本质特征更为突出，诗人所要表达的情感更为饱满，读者也对诗歌内容、意旨的领会更为深刻。如果说，赋、比、兴是《诗经》最基本的艺术手法，犹如一段纯美的织锦的话，那么夸张的修辞手法就是点缀这段织锦的花朵，使之更加光彩动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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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杨合鸣.诗经新选[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
归去来兮辞原文篇10
【关键词】蒙卦；蒙；发蒙；童蒙
1 《周易》简介
《周易》包括“易经”和“易传”，也就是学界里常说的《周易》分为“经”和“传”两部分。在《周易》编订成书之前，或者说在对“易经”进行解释――“彖、象、文言、系辞、说卦、序卦、杂卦”的《易传》成书之前，“易经”应当经历了相当漫长的画卦、重卦（八卦两两相重而成六十四卦）和系卦辞、系爻辞的发展时期，才有具有一定研究成果的“易传”问世。《易传》是解释《易经》的著作，汉朝人将里面的内容归纳为十翼，即《彖》上下，《象》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杂卦》。实际上只有七种。就其内容说，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逐句解释经文的《彖》、《象》二传；第二类是专门解释乾、坤两卦卦象、爻象和卦辞、爻辞的《文言》传；第三类是解释《易经》一书性质、筮法原则和通论《易经》大义的《系辞》和《说卦》；第四类是解释《易经》卦序结构和顺序的《序卦》和《杂卦》。也就是说“经”比“传”要早，而且“经”是本源，“传”是依源而生的解释性著作。不过由于年代久远，成书太古，“说卦”精当，“易经”、“易传”合而成《周易》，现代人认为不论是《易经》、《易传》，或是《周易》，均为占卜吉凶的同一部筮占之书，事实上它们是有差别的。
不过，作为中国群经之首的《易经》，不仅是一部占卜吉凶的筮占之书，还含有丰富的教育思想；抑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活水源头的《易经》，不仅是承载中国宇宙观的百科全书，同时也是我国的哲学之源，其中的一些教育理念，至今还在影响着我们的教育行为，奠定了中国三千年来教育文化的基础。在《易经》64卦里，集中体现其教育思想的当属“蒙卦”。
2 蒙卦释义
蒙卦是“易经”上经的第四章。
原文：蒙艮上 .坎下 ）： 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
译文：蒙，象征童蒙。亨通。不是我去主动教蒙昧、幼稚的童子，而是蒙昧、幼稚的童子来求我教他。初次求问应该回答，对同一问题再三地滥问，那是对先生的亵渎，就不再回答。此卦利于守持正道，属吉卦。此为卦辞。
原文：初六，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往吝。
译文：第一爻属阴，启发懵懂，施加必要的惩罚手段是有利的，使人免除罪过，脱离牢狱之灾。如果混沌初开、没有经历过学习就急于外出某事，行动将非常艰难。此以下至上九为爻辞，由下向上数重卦（艮上坎下重为六爻）第一爻为初六（六为阴挂）、第二爻为九二（九为阳卦）、顺上数依次为六三、、六五、上九。
原文：九二，包蒙吉，纳妇吉。子克家。
译文：第二爻属阳，包容懵懂，吉；迎娶贤淑女子为妻，吉。儿辈能治家。此爻阳刚居中，用于启迪群蒙，有融会贯通的“师表”的象征。
原文：六三，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译文：第三爻属阴，不要娶这样的女子，见到有钱的男子，就失身于他，娶她为妻子是不利的。此阴爻提出了对妻子的基本价值要求，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原文：，困蒙，吝。
译文：第四爻属阴，困在蒙昧之中，这是憾事。
原文：六五，童蒙，吉。
译文：第五爻属阴，童子蒙昧、懵懂，吉。此阴爻暗喻以“童蒙”的身份立世，是君子单纯的象征。
原文：上九，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
译文：第六爻属阳，以猛击、惊醒来启发蒙昧、懵懂的儿童，过于暴烈是不利的。用缓和的方式防御其为非作歹是有利的。
后人又从卦象上分析，蒙上卦是艮，艮为山，下卦是坎，坎为水、为泉。《易传》：“蒙《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山下出泉，有势不可挡之势，故有“果行”的意象。所以以山下冒出泉水，象征蒙昧的开启，以泉水的势不可挡，象征君子以果敢的行为来培育品德。这在启蒙的同时，也强调了人的智慧应该首先表现在品德的修养上，我想这也应该是中国文化历来重视品德教育的原因吧。
3 蒙字释义
从字的构造上看，蒙字是屋顶上长草，寓家被掩盖，以象征蛮荒。《说文解字》：“蒙，王女也（许慎著《说文解字》）。王或作玉，误。又云，唐蒙，女萝（〔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 。由于“王”字形的字，既有“天下所归往也” 的王者，也有“石之美有五德者” 的玉的同一外形，以“玉女”解处子，懵懂，混沌，初始，童稚，蒙昧，与蒙卦的本意相吻合。而且段玉裁注认为“王或作玉，误”，已经明确指出王女是玉女的错误。段注接着说，到了唐代，“蒙”亦释为“女萝”，而“萝者，莪也” 。段注认为“旧作萝莪二字” 相同，并引用小雅“菁菁者莪，蓼蓼者莪” ，对“萝”做进一步阐释， “菁菁者莪”语出诗经小雅，“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见君子，乐且有仪。”描绘菁菁（茂盛）的花季少女既见君子的欢乐，其“女萝”的“玉女”形象也跃然纸上。“蓼蓼者莪”语出诗经小雅，“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描绘幼年的“莪蒿”开始领会父母的辛劳。单从诗中，我们尚不能断定“莪蒿”是指年轻的女子，但从《诗经？蓼萧》的 “蓼彼萧兮，零露清兮。既见君子，我心泻兮。宴笑语兮，是以有豫处兮。”以“蓼彼萧兮，零露清兮”和既见君子的“我心泻兮”来比喻“宴笑语兮”的玉女，应该不会受到怀疑。可见蒙就是寓意懵懂、混沌、初始、童稚的玉女形象，发蒙是对懵懂玉女的发蒙，应该有强调女童教育的含义。蒙之为懵懂、混沌、初始、童稚，固然有蒙昧的无知，但也有单纯、稚气的可爱，对“蒙”之为懵懂、混沌、初始、童稚的玉女，需要“发蒙”、启蒙，这是蒙的真正本意，《易传》也说：“蒙以养正，圣功也” ，应该在玉女童蒙之时“可发而发之，养其正心而待其自胜，此圣人之功也” ，不可置之不管，所以“蒙以养正”，这是教育的根本。
4 蒙卦的教育思想
从以上对蒙卦、蒙字的分析，在《易经》中，蒙卦的教育思想包括下面三个方面：
首先，明确了教育的主体是蒙童。正如蒙卦的卦辞所说：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蒙童应该有强烈的启蒙愿望，是我要学，而不是要我学，没有求学这一愿望，启蒙就不会取得实效。孔子在《论语》中也阐述了同样的道理：“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这个道理在今天的学校教育中也同样适用。其次，阐释了教育的基本内涵。就启蒙来说，从初爻至上爻有发蒙、包蒙、困蒙、童蒙和击蒙。
发蒙讲教育的作用。爻辞：“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往吝”。说明教育是使人免除罪过，脱离牢狱之灾的必由之路。其《象》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严厉的教育在于使社会有一个“正法”的秩序。万事以教育为始，无规矩不成方圆，开始启蒙，就是要定规矩，建制度，违反制度和规矩要给予教育和必要的惩罚，通过教育和惩治使蒙童回到正当的道路上来。强调教育的作用是使蒙童回到正当的符合社会规范的道路上来。
包蒙讲教育的内容。即教育的包容性，一方面要广泛涉猎，兼收并蓄，正如孔子所说“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于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一个人只要广泛涉猎，自我约束，就不会离经叛道。即使娶妇成家，也合乎齐家、治国的大学之道。另一方面，包蒙同时也倡导对教育对象的包容，童子之心，即使在早年懵懵懂懂走些弯路，亦属吉祥，也要相信通过教育是可以感化、改变一个顽童的。
困蒙讲教育的挫折现象。要积极创造条件，改善教育环境，满足受教育者的要求和渴望，使每个受教育者都成才，这是教育的理想。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困蒙之吝，独远实也” 。也就是说，每一个人在学习的过程中都会遇到困难，只是困难的境况不同而已，有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有的知难而退，没有学习的恒心，三心两意，学习没有效果，竟至学业难成。
童蒙说的是教育的时机。教育要从儿童抓起，“发蒙者慎其初” ，童蒙无忌，正是接受教育的好时机，易启发和正确的诱导。“童蒙之吉，顺以巽也” ，强调童蒙要谦逊踏实，接受与年龄相符的教育，才会吉祥进步。“恐其不安于童蒙之分，而自强于明” ，蒙童不安本分，逞强冒进，施教者拔苗助长，教育就会失败。谦虚好学，顺应教育规律，就容易成功，成为社会的栋梁之才。
击蒙是指教育的方法。《易传・蒙》象曰：“发蒙不得其道，而至于用击，过矣。”教育要顺其自然。“利用御寇，上下顺也” ，也就是要采取和缓教育的方式，润物无声，化人无形。如果教育方式不当，将导致受教育者产生逆反心理，破罐破摔，自暴自弃，使教育受阻。当然，《易经》的思维模式也是辩证的，在施教方式上，虽然反对击蒙，主张宽容、和缓，但在必要时也不排斥严厉。如上文“渎则不告”，“发蒙，利用刑人”等，也强调对顽劣儿童应该采用严厉和体罚的办法。
在包蒙后的第三爻，即“六三，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联系二爻讲的教育要有包容之心，紧接着提出慎勿娶女，这固然有批评女子见利献身的言论，也算是最早不要早恋的忠告。
第三，蒙卦首倡育德。从卦象上看， 蒙上卦是艮，下卦是坎，在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八个基本卦中，艮代表山，坎代表水，而山底下出水则为泉，这是会意，故有《易传》：“蒙，《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然而“育德”由何而来，为什么不是“育智”、“育体”，而且卦辞，爻辞自始爻至上爻，并无德字，是何由卦象平添一德字呢？我认为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由泉水顿悟到德。因为坎卦为水，坎卦卦辞“有孚，维心亨；行有尚” 。意思是遇到险难，只有诚信的美德才能亨通顺利，做事获得奖赏。因此由“山下出泉”联想到“育德”，应该是可能的。而况后人也有品德与水相关联的言论。如《老子》第八章“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这说的是做人的方法，即做人应如水，水滋润万物，但从不与万物争高下，这样的品格才最接近道。还有孔子，孔子观东流之水。子贡问于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见大水必观焉者，是何？孔子曰：“夫水，遍与诸生而无为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义。其乎不尽，似道。若有决行之，其应佚若声响，其赴百仞之谷不惧，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约微达，似察。以出以入就鲜洁，似善化。其万折也必东，似志。是故君子见大水必观焉” 。孔子赞美水有德、有义、有道、有勇、有法、有志、正直、善察、善化，所以“君子遇水必观焉”。由此，易传作者由“山下出泉”联想到“育德”，可能源于古代圣贤的通感，是可信的。第二，蒙卦卦辞、爻辞均没言德，然而卦辞有“渎”（亵渎）、有“贞”（正道），爻辞有“桎梏”（牢狱）、有“躬”（谨慎），这些都是与品德相关的价值判断，由此而果断地得出“育德”的价值判断，我想也是可信的。蒙以养正，君子以果行育德。在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育德的概念，肯定人的智慧应该首先表现在品德的修养上，教育就是培养一个行为正直、道德正派的人，培养一个有健康人格的人。在教育中，应该以德为先，注重伦理，使“子克家”，“利御寇”，“刚柔节也”，以培养意诚、心正、身修，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国之重器。
《周易》的教育思想，尤其是其育德为先、学生主体的主张，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极大的影响，它所提出的“五蒙”，是一种大教育观、系统教育观，加之有教无类的包容思想以及灵活的教育方法都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它从宇宙大道的自然属性出发，认为社会乃至自然的有情本体，强调自然与人性的相关性，主张只有通过教育才能使个体保持善性，“用说桎梏”，从而做到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使个体达到与宇宙契合的教育之最高境界。在过去的三千年里，周易的教育思想是中华民族教育的源头，特别是经过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孔子的丰富和完善，深远地影响了中华文明的进程，真是“衣披后人，非一代也”。
参考文献
[1] 齐豫生 夏于全《四库全书经部・易经》延边人民出版社
[2] 《周易・蒙・象》
[3] 〔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4] 《周易・蒙・彖》
[5] 孔子《论语・述而》
[6] 孔子《论语・雍也》
[7] 孔子《论语・为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