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代表作十篇

徐志摩代表作篇1

关键词: 徐志摩 哈代诗歌 诗歌翻译 艺术特征

一、引言

徐志摩是20世纪初新诗运动的先锋之一,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用白话诗体写作和翻译的先驱。作为新月派诗人的典型代表,徐志摩曾以其独特的诗风与才情为自己赢得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不朽盛名。正如朱自清先生所言:“现代中国诗人,须首推徐志摩和郭沫若。”著名左翼诗人蒲风也声称:“堪与郭沫若伯仲的,算起来要推徐志摩了。”事实上,徐志摩也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家,他曾进行过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实践活动,其中包括诗歌翻译。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徐氏曾提出过独到的译诗理论且译作颇丰,他在诗歌译介方面所作的努力与尝试却始终为其诗名所掩,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在国内外关于徐志摩的研究中,他的诗歌创作往往是评论家关注的焦点。在我国文学界和翻译界少有关于徐氏的诗歌翻译的评论和研究,这与对其诗歌创作上进行的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为数不多的徐氏诗歌翻译研究与论述里,大多也是对其诗歌翻译的负面评价。有人曾评价徐“译绩为诗名所掩”,其译作也是“貌合神离”,“充满了翻译腔”。也有人认为“徐志摩的翻译‘嫩’了一点”。还有人觉得“他的译诗里失败借鉴有余,成功榜样不多”。本文以徐志摩翻译的汤姆斯・哈代的诗歌作为研究对象,试图从徐对哈代诗歌的译介方面进行细节分析,以期对徐氏在诗歌翻译实践活动中所作的努力与成绩作一个客观而详尽的评述,认为徐氏的诗歌翻译重在追求艺术新奇感和陌生化的效果,从而客观、公正地认识徐志摩作为诗人译者在新诗运动,以及白话诗体写作和翻译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

二、徐志摩对哈代诗歌的大量译介

1921年,也就是徐志摩真正开始其文学生涯的那一年,他总共发表了八首诗歌作品,而其中除《草上的露珠儿》一诗外,其他七首均为译诗。在诗歌艺术的理论和创作上,对徐志摩产生较大影响的外国作家有几人,其中,哈代是最重要的一位。在徐氏的诗歌翻译作品中,关于哈代诗歌的译介是最多的。早在1923年,徐志摩在《小说月报》上就发表了哈代的两首诗歌的译文:《窥镜》和《她的名字》。在此后的几年,他又翻译了哈代的十九首诗歌。此外,徐志摩还曾撰写过七篇介绍和怀念哈代的专文和诗歌。在这些文章和评论中,徐志摩极其赞赏哈代的生活观和爱情观,反对称哈代为悲观主义者。徐志摩认为,汤姆斯・哈代和莎士比亚、巴尔扎克一样伟大,他的作品中对于现实世界的大胆描述表明了哈代的勇气、真实和坦诚。

汤姆斯・哈代是徐志摩特别喜爱且经常模仿的一位作家,他非常崇敬这位悲观厌世的老人,称其为“老英雄”。徐志摩曾赞誉哈代:“哈代是现存作家中最伟大的一个。”他在给赵景深的信中说:“能试译哈代,最合我意。”徐志摩的诗重视韵律形式和音乐美,是受了哈代的诗歌的影响。他说:“明白了诗的生命是它的内在音节的道理,我们才能领会到诗的真正的趣味。”徐志摩的诗歌创作,在意象、场景、事件和情调方面都在有意无意模仿哈代。哈代的写作手法和创作风格对徐志摩的诗歌创作和翻译实践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徐志摩的主要译诗理论与译诗观点

徐志摩曾提出过颇有见地的诗歌翻译观点。《在一个译诗的问题》一文中,徐志摩表达了他对诗歌翻译的主要观点:“翻译难不过译诗,因为诗的难处不单是它的形式,也不单是它的神韵,你得把神韵化进形式去,像颜色化入水,又得把形式表现神韵,像玲珑的香水瓶子盛香水。有的译诗专诚拘泥形式,原文的字数协韵等等,照样写出,但这来来往往神味浅了;又有专注重神情的,结果往往是另写了一首诗,竟许与原作差太远了,那就不能叫译。” 在徐看来,“形”与“神”的高度完美的结合才是诗歌翻译的真谛。在徐志摩的翻译实践中,他从不曾放弃对“形神兼备”这一目标的追求,依然坚持“形”与“神”的高度统一才是诗歌翻译的最高境界。

在译诗语言上,徐志摩主张采用“五四”运动以来的白话诗体进行外国诗歌作品的翻译。1924年,徐志摩在《征译诗启》中谈道:“我们想要征求爱文艺的诸君,曾经相识与否,破费一点工夫,做一番更认真的译诗的尝试:用一种不同的文字,翻来最纯粹的灵感的印迹。”经过新文化运动后的中国文坛,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进行诗歌创作与翻译也势不可挡。徐志摩在此篇文章中的号召与其在诗歌创作中同样提倡使用白话诗体的主张是一致的。

四、徐志摩的哈代诗歌翻译

在欧洲文化气氛陶冶中成长起来的徐志摩,他的诗歌创作与外国诗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是一位得益于外国诗歌影响而成长起来的新诗人,说得更具体些,他是由诗歌翻译走向诗歌创作道路的。在诗歌的形式和音韵上,哈代的诗歌受到了塞克斯民歌和乡村音乐的影响。徐志摩曾表达,哈代的诗歌“诗段变化”(stanzaic variation)的试验非常多。徐志摩说,哈代的作诗原则是用诗里的内在节奏和声调,状拟诗歌里表达的情感和神态。在哈代诗歌里体现较多的形式是反复(repetition)手法。这种手法在徐译哈代诗歌时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作为新诗运动的先驱,徐志摩深受新格律诗的影响,在翻译汤姆斯・哈代诗歌的过程中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徐志摩不仅将源语文本的格律形式翻译进目的语文本,而且将自由诗体,不规则的诗行缩进等英语诗歌韵律形式运用于译诗。这些诗歌形式有别于传统的中国诗歌形式,使目的语读者感受到了译入语文本的异域性和新奇性,激活了目的语读者的阅读兴趣和感知过程。为了达到诗歌翻译的文学艺术性和新奇性,徐志摩在译诗时并未依从当时中国诗歌的用词规范,即使用正式的文学用语,而是在译诗过程中大量使用白话诗体和口语词汇,以此来打破目的语读者对诗歌用词的期待规范,使目的语读者感受到译文的新颖性和陌生感。徐志摩还根据个人喜好和追求,在翻译中对源语文本的词语进行操控,增加或者删减原诗词语。徐志摩在翻译中注重诗歌的外形的美观,讲究诗歌韵律的音乐性和抑扬顿挫性,这些特征都增加了译诗的多样性和新鲜感。

勒弗维尔强调,考虑到译文的潜在读者群,译文的文本必须要符合所处时代的语境系统。这就是指出,译文的文本选择必须符合、尊重译入语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的规范与原则,使原语文化和译入语文化能很好地融合、交流,使外来文学和译入语文化中的民族文学一起,或巩固现存的意识形态和诗学,或破坏现存的意识形态和诗学。不管翻译活动以何种方式在何时何地发生,它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制约。在主题选取方面,“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社会的文本选择规范是翻译西方警示作品和现实主义作品,以号召全体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唤醒中国人民奋起反抗外敌的斗志。然而,徐志摩却违背这一期待规范,将哈代阴郁消极的诗歌作品作为源语文本,翻译其感伤的抒情诗歌。在翻译哈代的《她的名字》时,徐把哈代原诗中强烈的抒情情怀,原诗前半部分的乐观情绪,后半部分的阴郁悲观情绪翻译得恰到好处。徐志摩对译诗主题的选择几乎都与自己诗歌创作中的主题风格和审美情趣有着密切的联系。他的译诗并不遵从社会的期待视野,而大都反映了自己当时短暂的情感和独特的艺术偏好。徐志摩译诗中的这些陌生化特征,均延长了目的语受众的关注时间,增加了审美难度,从而激活了目的语读者的阅读兴趣,产生了新奇的阅读感受和陌生化翻译效果。

五、结语

本文分析了徐志摩翻译的哈代诗歌的艺术特征,对徐志摩的诗歌翻译进行了分析和评价,认为徐志摩作为诗人译者,其诗歌翻译与诗歌创作密不可分;哈代的艺术创作特点深深影响了徐志摩的诗歌创作与翻译;汤姆斯・哈代,作为徐志摩最为欣赏的外国作家之一,抛开其诗作谈徐志摩的诗歌翻译,就不可能对徐在诗歌翻译上作出的努力和成绩作出公正、客观的评价。我认为,徐志摩的诗歌翻译重在追求文本的异域性、新奇性和陌生化的效果。徐志摩在诗歌翻译上的积极探索,对新格律诗的形成与发展,以及用白话诗体写作和翻译的推广作出了积极贡献。

参考文献:

[1]Bassnett,Susan,and André Lefevere.Constructing Cultures: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1998.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2]Lefevere,André,ed.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1992.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3]卞之琳.《徐志摩选集》序.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2,(3):35-38.

[4]陈琳.文学翻译的审美陌生化.清华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6):91-99.

[5]戴拥军,张德让.五四文化语境与徐志摩的翻译.安徽农业大学学报,2004,(2):117-22.

[6]韩石山.徐志摩全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7]胡凌芝.徐志摩新评.上海:学林出版社,1989.

[8]加滕阿幸.试析徐志摩译哈代诗《八十六岁诞日自述》的得体性原则.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01,(3):21-26.

[9]刘介民.类同研究的再发现:徐志摩在中西文化之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0]刘全福.徐志摩与诗歌翻译.中国翻译,1999,(6):38-42.

[11]陆耀东.徐志摩评传.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

徐志摩代表作篇2

偶然①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讶异，

更无须欢喜――

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关于该诗的写作目的，人们认为是写给林徽因的。事实上的确如此。林徽因本人也是知道的，其子梁从诫曾说过这事，“母亲告诉过我们，徐志摩那首著名的小诗《偶然》是写给她的，而另一首《你去》，徐也在信中说明是为她而写的。”②余光中说“这（《偶然》）该是一首情诗，写的是有缘的邂逅，无缘的结合，片时的惊喜，无限的惘然。”③“（《偶然》）生动形象地传达有缘相会又无缘同行的人际实情，是刹那的感悟，也是千古弥新的常理。”④《偶然》诗中蕴含着普世的人生际遇哲理，使人读来心有所戚戚焉。

从内容上来看，《偶然》像是一封劝别告白书，是“我”对“你”的劝解。“我”只是偶尔投影在“你”波心的一片云，随风而动，转眼就不见踪迹；“你”“我”相遇只是一场很偶然的邂逅，“你”“我”各有各的方向，虽有交汇时互放的光亮，然而相会后分开也是必然的。通过两个譬喻，劝说“你”要放弃对“我”的执着追求。但若据此说成是徐志摩对林徽因的劝解，这显然是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从徐林二人实际的情感历程来说，是徐志摩对林徽因情感的不放弃，并不是林徽因对徐志摩感情的不放弃。从他们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林徽因心归梁思成，无意于徐志摩。诗的实际内容应该是林徽因给徐志摩做出的劝解。这就陷入了矛盾：这首诗明明是徐志摩写给林徽因的，内容上又怎么会是林徽因对徐志摩的劝解呢？有没有调和这种矛盾的可能性呢？有，融合这种矛盾的办法就在于诗歌的表现方式――代言体的运用。

代言体，即指诗人代人设辞，假托他人的身份、口吻进行诗歌创作，即作者设身处地地代诗中的抒情主人公述事说情，同时诗中的抒情主人公又反过来的用委婉曲折的方式代诗歌作者抒怀言情。大多数的代言诗是男诗人“代”诗中的抒情女主人公“言”。“代言体”，作为一种诗歌的创作模式与表现方式，源远流长。屈原的《湘君》《湘夫人》《河伯》《山鬼》等篇就有明显的代言性质。后世历代都有代言体诗歌作品传世。李军在《“代言体”辨识》一文中总结出代言体诗的五个特征：其一， “代言体”诗多在标题中注明“代……”，有的诗标题虽然没有“代”字，从内容上来说也属于代言体诗。其二，“代言体”多采用第一人称的写法，多用“奴”“妾”等来自称，有时诗中出现诸如“君”、“郎”等言谈对象的第二人称，亦可认为运用的是第一人称。其三，诗人是完全站在诗中抒情主人公的立场、角度上，以抒情主人公的身份、心境、口吻、语气来言情述事。其四，诗人在“代”诗中的抒情主人公“言”，也是诗中的抒情主人公在“代”作者“言”。其五， “代言体”诗多采用“叙述”、“言说”、“诉说”的表达方式，或者是人物的心灵独白，即直接抒写诗中主人公之眼中所见，耳中所闻、脑中所思、心中所感。⑤徐志摩的诗歌创作从一开始就是运用了代言体的表现方式。徐志摩现存的第一首诗作是《草上的露珠儿》⑥，作于1921年11月23日，收在他诗集第二篇的位置上。

草上的露珠儿

颗颗是透明的水晶球，

新归来的燕儿

在旧巢里呢喃个不休；

诗人哟！可不是春至人间

还不开放你

创造的喷泉，

嗤嗤！吐不尽南山北山的[瑜，

洒不完东海西海的琼珠，

融和琴瑟箫笙的音韵，

饮餐星辰日月的光明！

……

诗人哟！

你是时代精神的先觉者哟！

你是思想艺术的集成者哟！

你是人天之际的创造者哟！

……

你是精神困穷的慈善翁，

你展览真善美的万丈虹，

你居住在真生命的最高峰！

作品模拟燕儿的口吻“呢喃个不休”，对话诗人，“诗人哟！可不是春至人间”；劝说诗人开放“创造的喷泉”，准备“歌吟的渔舟”；称赞诗人是“时代精神的先觉者”“集成者”“创造者”。诗歌通过燕儿来代己言，抒写诗人情怀。这是徐志摩代言体创作的诗歌练习。虽然他原先是学习经济学的，要做中国的汉密尔顿，但是他接受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和西方诗歌影响契合了他的诗人气质，三者者相互融合，蕴育发展，在一个恰当的时间里，他就现出了他诗人的本质。

不过，徐志摩的代言体练习并不是从诗歌开始的，而是从写情书开始的。徐志摩的情书模拟练习是在和林徽因之父林长民通信时进行的。1920年11月16日，徐志摩拜访林长民，⑦二人志趣相投，互相引为知己。他们二人玩过一场互通“情书”的游戏。徐志摩在剑桥读书，林长民经常外出，他们商量着如何相互通信。在通信中，徐志摩扮一个有夫之妇，林长民扮一个有妇之夫，双方假设在这样不自由的境况中互相爱恋，在书信中互诉衷肠。⑧玩这种模拟恋爱游戏的想法是如何产生的，不得而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这场书信模拟恋爱游戏中，使还不是诗人的徐志摩有了思维上的模拟仿写训练，掌握了女性的写作口吻，在语言模拟表达技巧得到了很好的训练，奠定了他从“她”的角度来进行诗歌抒写的表达基础，也使他在无意识中接受了中国诗歌的代言传统，并在游戏中将这一手法运用地娴熟无痕。这个训练对于他以后的诗歌写作影响甚大，不少作品都运用了代言体的表现手法。

《偶然》即是徐志摩运用代言体的表现手法，模拟林徽因的口吻创作出来的一首劝别诗，以林徽因的口吻来劝诫自己要放弃对她的感情。诗中的“我”当指林徽因，“你”则为诗人自己，“投影在你的波心”当是指二人的康桥相遇，林徽因随父留学英伦，她出现在徐志摩的生活中在林徽因看来纯属偶然。“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应该是指二人在康桥共同度过的美好时光。在康桥，林徽因被动地陷入到了徐志摩的情感世界里，二人开始了一段恋爱。但当林徽因沉静下来之后，面对真实的自己时，从徐志摩已有家室、自己庶出的家庭出身和童年的家庭痛苦经历等现实出发，林徽因选择了退出，中断留学，随父回国，不辞而别。这给徐志摩造成了情感上的永远的痛，形成了他的康桥情结，促使他创作了一系列以康桥为主题的作品。诗歌在规劝的同时，也通过假想的方式给出了林徽因当年康桥不辞而别的答案：你我的康桥相遇不过是一场偶然，你我都有既定的方向。你有家室在身，我和梁家思成已有口头婚约，你我方向不同，虽有交汇时的光亮，但终究还是会分开的，所以“最好你忘掉”。你不必再苦苦追问，再三追求。我的离开是必然的，不辞而别对你来说虽然非常突兀，无论突然与否，“你不必讶异，更无须欢喜”，都没有必要放在心上。

在诗人和林徽因二人的情感纠葛中，尽管遭到了林徽因的一次又一次的拒绝，诗人自己还是不愿意放弃的这段情感。如何把这一心意告诉她呢？就以这样的方式来告诉林徽因，你不用劝的，我是不会放弃的。通过这样的代言写法，揣测“她”的想法，窥探“她”内心真实的感情，表现出诗人对“她”的了如指掌，对“她”的用情真挚。显然，这真挚也打动了林徽因，她读出了诗人的本意，也承认诗作是为她而写的。

从代言体的角度解读出来的诗意，与林徽因之语意也是非常合拍的。“徐志摩当时爱的并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用诗人的浪漫情绪想象出来的林徽因，可我其实并不是他心目中所想的那样一个人。”⑨这是林徽因劝诫徐志摩放弃的根本原因。“这几天思念他得很，但是他如果活着，恐怕我待他仍不能改的。事实上太不可能。也许那就是我不够爱他的缘故，也就是我爱我现在的家在一切之上的确证。志摩也承认过这话。”⑩林徽因认为她和徐志摩二人之间的关系是不可能的，所以，面对徐志摩一次次情感的进攻，她总是选择规避。费慰梅之语也是可以为之作证的，“徐志摩对她的热情并没有引起同等的反应。他闯进她的生活是一项重大的冒险。但这并没有引得她脱离她家里为她选择的未来的道路。”？？？林徽因认为自己有既定的生活道路，与徐志摩的生活道路并不融合。这是林徽因规劝徐志摩的又一原因。

综上，《偶然》一诗是徐志摩假借林徽因之口吻写成的，对诗人所作的情感分别劝诫。同时，该诗也有自答的意义。当年林徽因在康桥不辞而别，成为诗人内心深处无法忘记的痛。对于她离开的原因，也一直是诗人一生追问的主题。“既然代言体的要义在于代人言心，以心灵的眼睛去透视一个隐忍难言的内在世界，那么在诗人与代言对象之间就存在着一个心灵对流的内摹仿过程。”？？？在《偶然》中，诗人通过自己的想象，摹仿“她”的内心世界，假借林徽因之口对当年康桥的不辞而别作了一个解释，你我道路不同，所以，我选择离开。算是对徐志摩多年执着追寻的一个答案。代言体的运用，解决了《偶然》写作者、写作对象和内容理解上的存在矛盾，也使该诗成为了诗人非常著名的作品之一。

参考文献

①⑥韩石山：《徐志摩全集第四卷・诗歌》，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期第308页。

②田时雨：《一个真实的林徽因》，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116页。

③余光中：《说徐志摩的〈再别康桥〉》，《中华活页文选（高一版）》，2009年第8期。

④魏 超：《天籁自是境界――〈再别康桥〉意韵新探》，《名作欣赏》，2009年第8期。

⑤李 军：《“代言体”辨识》，《鄂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第7-10页。

⑦⑧⑩？？？张清平：《林徽因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13、14、24、22页。

⑨高 伟：《文学翻译家徐志摩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版。

徐志摩代表作篇3

一、白话音译个性足，音形结合作品多

徐志摩生活在时期，并亲身经历了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中国文学发展。当时白话文已经取代文言文成为书面语言的主流形式。作为西方文学作品翻译的大师，徐志摩极力主张用白话文而不是文言文翻译西方文学。徐志摩用白话文翻译，将他的西方文学译作正式带入全新的境地。例如，他翻译的布莱尔的《猛虎》，就采用白话的形式，将作品中的老虎描绘成一种虚弱、颓废的老虎，真正展现出原作的情感及力量。译作中，徐志摩用火焰似的眼光、骇人的雄厚、飞腾等现代词汇再现了老虎威猛的原型，这些词汇对当时有着传统国学经历的文人来说算是新奇。徐志摩还节译、转译了大量的西方文学作品，并从文化的视角将其翻译成一种文化现象，真正实现两种语言的转换。例如，徐志摩曾转译英国作家高斯的英译本，翻译法国作家福凯的《涡堤孩》实际上已经是编译了。徐志摩深知汉字属于“形音字”，而英语则属于纯拼音文字，所以中国人很容易见到字形联想到它的意思。例如，当时的康桥现在就翻译为剑桥，康桥给人以健康、优雅的气质，而剑桥一般会让人想到桥的雄伟、气魄等。“翡冷翠”便会让人想到一个美丽的地方“，赛有那拉”是目前对日文“再见”的最美丽的翻译。可见，徐志摩正是通过自己音译、意译相结合的翻译实践，推动着中国乃至世界翻译事业的发展与进步。早在20世纪20年代，徐志摩在英国留学期间便开始翻译诗歌。此后，他直译了很多西方文学作品，其中包括诗歌、戏剧、小说、散文等多个题材。特别是在其短短三十六岁的生命时间里，他翻译的西方文学作品涵盖绝大多数文体的作品，作者包括三十多位文学大师，如莎士比亚、拜伦、哈代、惠特曼等人。在诗歌方面，《徐志摩诗集》诗集中就收藏有十多个国家三十多位诗人的作品。另外，徐志摩还翻译了德国著名作家福凯的《涡堤孩》，意大利作家邓南哲的《死城》，英国曼斯菲尔德的小说集等等，与其同时代的作家相比，徐志摩翻译的数量虽然不多，但其范围之广，涉及的题材众多是绝无仅有的。此外，令读者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徐志摩对翻译名称的处理之成功，最终成为他的“注册商标”。例如，《翡冷翠》便是徐志摩西方文学翻译中的一个专利，他将意大利名城佛罗伦萨翻译为翡冷翠，巧妙融合了中西文学中的意蕴表达，其通过音译的方式，并采用一些形象感很强的文字，实现“音”与“形”相贴近的艺术效果。此外，徐志摩还充分利用自己编辑西方文学作品的机会提倡西方文学的翻译，如他主张用文言文翻译西方诗歌文学。总之，徐志摩的西方文学作品的翻译有着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同时他还深受西方浪漫主义、唯美主义风格的影响。

二、空灵飘逸译如诗，多元转译添色彩

徐志摩是中国新诗坛最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他善于创作空灵飘逸的浪漫主义诗歌。然而，他翻译的西方文学作品大部分却是现实主义题材的，从其翻译作品的文体中可以看出其审美价值取向。同时，虽然他翻译的作品绝大多数是现实主义题材，而其中大多数为抒情方面的诗歌，带有浓厚的个人印迹，属于最浪漫主义的文学作品。徐志摩翻译了曼斯菲尔德的十个短篇小说，斯蒂芬斯的两部长篇小说，赫胥黎的《半天玩儿》等，徐志摩都将它们称为散文写成的诗歌。其实，徐志摩翻译的现实主义小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对平凡人物的同情，二是对黑暗社会的批判。其中，曼斯菲尔德的小说便属于前一类，她的作品以美著称，有着“狂风骤雨向读者灵魂奔波”，徐志摩也为此深深震撼。自此，曼斯菲尔德便成为徐志摩精神上的感召者，并翻译了她的大量文学作品，并取名为《英国曼斯菲尔德小说集》。林徽因在其《悼志摩》中提到“：志摩是一个具有浪漫主义情怀的古怪年轻人，他的人格中最精华的是对平凡人的同情，没有一种情感，他不能同情。他对一切弱小的怜爱，他一生都在同情别人而忘记了自己的痛苦。”同样，赫胥黎的《半天玩儿》也是这种风格的作品，其主人公彼得在阳光中独自品味自己的寂寞，这时远处走来了两位华丽的小姐，而她们却不幸地遭到恶狗的侵扰，好心的彼得救了这两位小姐，但他的行为却受到了这两人的鄙视，徐志摩用诗化的语言描述了彼得的心灵，充满着无限的怜悯之情。徐志摩对文艺复兴以来各派的浪漫主义作品均有翻译，他翻译的首部德国浪漫派作家福勾的《温蒂娜》，便是以中古为背景的骑士小说，叙述了一个美丽的妖怪与人类之间的爱情故事，他当时看到这部小说时非常感动，并非常欣赏其文笔结构。20世纪30年代，中华教育基金会推选徐志摩、梁启超、闻一多等人翻译了美国浪漫主义诗人惠特曼的《我自己的歌》，这是其参与的第一部有着重要影响的浪漫主义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徐志摩翻译笔法的流畅完美，再现了原作动人的情节，如在翻译《曼斯菲尔德》文章时，他就曾引用奥帕尔的一首非常悲观的诗歌，其回忆了家人生前的美好生活变成了虚幻，悲观的诗人无法回避这种幻灭所带来的深刻反响。1924年，泰戈尔访华，徐志摩担任翻译，这次合作使得二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两人都是有着双重文化背景的诗人，他们都具有良好的东方文化修养并羡慕西方文明。徐志摩翻译了泰戈尔在中国的全部演讲，并陪同他一起远赴日本。后来徐志摩还专门赴印度拜访泰戈尔，他翻译的《谢恩》、《园丁集》便是泰戈尔六十多首诗歌中最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可见，浪漫主义诗歌的翻译是徐志摩翻译中最得心应手的，同时他的美学色彩的译作更增添了原作的浪漫主义色彩。徐志摩自谦自己的翻译是一朵没有灵魂的假花。徐志摩不懂得意大利语，如果要翻译意大利语方面的文学作品就需要转译原著的作品。例如，邓南哲是意大利著名的诗人、剧作家，他的戏剧摒弃了日常生活的繁杂，在语言上更加追求抒情、优美的风格，能巧妙地借助剧中人物之口来渲染作者所要表达的唯美主义色彩及风格。邓南哲的作品通过英国著名文学家西蒙斯的翻译，扩大了该作品在英国及世界文坛的影响。徐志摩便是通过西蒙斯的译文指导邓南哲的，其在英国剑桥大学留学期间，苦于找不到邓南哲的英译本，他曾下决心转移了邓南哲先生最有名的戏剧《死城》的部分内容。四年过后，徐志摩在中山大学图书馆整理旧有资料时偶然发现了这部译作，再次激发了其对这位著名作家的热爱，他曾撰写了《丹农雪乌》这部专门介绍他生平及创作思想的文章，并从唯美主义的观点论述了其所受到的影响。后来，徐志摩又创作了《丹农雪乌的戏剧》对《死城》这部作品的创作背景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与诠释，该部作品描写了具有美学色彩的兄妹畸形恋爱，是邓南哲先生的处女作，该作品一直笼罩着某种神秘的忧伤与不安。

作者：赵丹单位：西京学院

徐志摩代表作篇4

关键词: 徐志摩诗歌“绘画美”“音乐美”“建筑美”

有着“现代柳永”之称的徐志摩,其诗歌总是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清新美感。他的诗歌主题多为歌咏爱情与理想,追求光明与自由,抒唱爱与美。徐志摩的诗歌之所以如此清新优美,一方面是因为他留学在外,两年的康桥留学生活形成了他独特的人生观,这一人生理想便是他对爱、自由、美的追求与信仰。另一方面,他深受前期新月派诗人闻一多所提出的“诗歌三美主张”的影响。徐志摩将自己的才华与“诗歌三美”深深地结合在一起,使其诗歌呈现出与众不同的一面。笔者从以下几个角度浅析徐志摩诗歌中的美。

1.从语言上看,徐志摩受了三美主张中“绘画美”的影响

闻一多在诗歌三美主张中提出诗歌要讲究绘画的美,这主要是指诗歌的词藻要力求美丽,富有色彩,讲究诗的视觉形象和直观性。徐志摩的诗歌词藻华美,风格明丽,文词丰富,色彩斑斓。这些特点尤其表现在他的一些赞美爱情的诗歌中。如《她是睡着了》一诗中:“星光下一朵斜欹的白莲,香炉里袅起一缕碧螺烟,涧泉幽抑制了喧响的琴弦,奢侈的光阴,静,沙沙的尽是闪亮的黄金,醉心的光景,给我披一件彩衣,啜一坛芳醴,舞,在葡萄丛中颠倒,昏迷,静默;休教惊断了梦神的殷勤,神阙,安琪儿的歌,安琪儿的舞,可爱的梨涡……”在这首诗中,徐志摩连续采用星光下的“白莲”“香炉里的碧螺烟”“琴弦”“粉蝶”等一系列优美的意象,用优美的词语勾勒出优美的意境。

又如,我们所熟悉的《沙扬娜拉》:“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恰似那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那一声珍重里有蜜甜的忧愁――沙扬娜拉!”全诗虽仅四句,但句句传神,仅以水莲这一意象就将日本女郎的容貌姿态等形象地描绘了出来,语言自然,感情细腻动人,读来有清新之感,显示出徐诗特有的柔婉情思。

在徐志摩康桥系列的诗歌中,“绘画美”尤其体现了这部分诗歌明显地带有抒情的神韵,同时又带有众多外国作家的影子,如《泰山日出》有泰戈尔诗歌的冥思闲适,而《海韵》《杜鹃》则与济慈的《无情女郎》《夜莺》神似。

总之,徐志摩的诗歌在语言方面是独特的,可以说,徐诗的语言是精挑细选而来的。

2.从音律上看,徐志摩受了三美中“音乐美”的影响

闻一多在三美主张中提出诗歌应该具有音乐的美。这里所说的音乐美是指诗歌音节和韵脚要和谐,一行诗中的音节,音尺的排列组合要有规律。我们从徐志摩的诗集中可以发现,徐诗韵律和谐,富有音乐感,读来优美动听。徐志摩自己也曾说过:“一首诗的秘密也就是它的内含的音节的匀整与流动。”纵观徐诗,我们可以发现,他的诗歌有很多都是以四行为一节,并且常常采用重复、排比等手法,形成一种重章叠唱的句式。如《雪花的快乐》:“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飞扬,飞扬,飞扬……也不上荒街去惆怅,飞扬,飞扬,飞扬……等着她来花园里探望,飞扬,飞扬,飞扬……贴近她柔波似的心胸,消溶,消溶,消溶……”在这首诗中就是采用了反复的手法,诗人以三个“飞扬”,三个“消溶”进行抒情,分别以五行为一节,相互押韵,节奏感十分强烈。

又如,在《为要寻一颗明星》中:“我骑著一匹拐腿的瞎马,向著黑夜里加鞭;――向著黑夜里加鞭,我跨着一匹拐腿的瞎马;我冲入这黑绵绵的昏夜,为要寻一颗明星,为要寻一颗明星,我冲入这黑茫茫的荒野。累坏了,累坏了我胯下的牲口,那明星还不出现;――那明星还不出现,累坏了,累坏了马鞍上的身手。这回天上透出了水晶似的光明,荒野里倒著一只牲口,黑夜里倒著一具尸首。这回天上透出了水晶似的光明……”在这首诗歌中则采用抱韵的方式。韵律的和谐对于诗歌的节奏十分重要,我们在朗读徐志摩的诗歌时常常会有轻松明快的感觉,就是因为其诗歌的韵律使得其诗歌富有强烈的节奏感。

3.徐志摩的诗歌还具有“建筑美”

在诗歌三美主张中,诗歌的建筑美是指从诗的整体外形上看,节与节之间要匀称,行与行之间要匀齐,虽不必呆板地限定每行的字数,但是各行的相差不能太大,以求整齐。我们看徐志摩的诗,像《再别康桥》《爱的灵感》等长达96句,《翡冷翠的一夜》则是一节有74行,而《火车擒住轨》这首诗则一节只有两行。我们可以发现,徐志摩的诗章法整饬,灵活多样,这与徐志摩自身也是有一定影响的。他作为新格律派的代表诗人,十分讲究诗形和章法,在此基础上,他又受诗歌三美的影响,所以他的诗歌呈现形式多样的外在特征,但如同散文“形散神聚”的特点,我们发现徐志摩在进行创作的时候不会因为诗歌的结构而影响主题,也不会因为主题而束缚诗歌的形式。总之,他十分讲求句式的整齐而又不拘泥一格,其诗的句法、节式、章法、韵脚等体现出灵活多样的体式。

当然,徐志摩诗歌的艺术特色并非只具有以上所讲的与诗歌三美主张相应的音乐美、建筑美、绘画美。他的诗歌构思精巧,想象独特,尤其是他的抒情诗,艺术造诣非常高。我们在阅读徐志摩的诗歌时总会被一种熟悉的气息所感染,与诗人的情感共鸣,体味出其诗的意蕴。

如散文诗歌《婴儿》:“我们要盼望一个伟大的事实出现,我们要守候一个馨香的婴儿出世:你看他那母亲在她生产的床上受罪!这母亲在她生产的床上受罪:――但她还不曾绝望,她的生命挣扎着血与肉与骨与肢体的纤微,在危崖的边沿上,抵抗着,搏斗着,死神的逼迫;她还不曾放手,因为她知道(她的灵魂知道!)因为她知道这苦痛是婴儿要求出世的征候,是种子在泥土里爆裂成美丽的生命的消息,是她完成她自己生命的使命的时机……”

在诗中,诗人用一个临盆的产妇对腹中婴儿的期盼来表现出自己对理想的追求,在描写过程中,诗人注意节制与驾驭,并将它们转化为艺术情境和氛围,使之产生更大的象征力量和暗示性。在这里,诗人表现出了超越性的建构力与艺术技巧,有力地把握了读者的情感和联想。这种描写引起了读者的生理震颤,表面上写的是美的变形,其实是以丑写美,写美的转化和升华,写安详、柔和、瑞丽的优美,是一种义无反顾地献身的壮美,是一种更神圣、更接近本质的美。正是通过《婴儿》这种不同于传统的美感,我们既感受到“产妇”的崇高悲壮,又感受到“生产”的艰难。这首诗歌很容易让人们联想到中国人民自“五四”以来追求民主、自由、解放的悲壮曲折的历史进程。“这母亲在她生产的床上受罪”的形象,既概括了当时的时代状况,又是这之后境况的预言性象征。

又如,在《雪花的快乐》中,诗人将自己比喻成雪花,他借助扬的雪花来传达出追求真爱和理想的美好心声,意象鲜明,主题突出。

徐志摩在诗中,常常用白云、流水、大海、山川、星空、落叶、秋声、莲花等一些美好的意象组成一幅幅诗情画意般的图画,组成一首首动人心魄的诗歌。徐志摩的诗或精致,或精悍,或宏伟,或奔放,或清秀。他赞扬爱情,歌咏自然,以爱来调和一切,热烈清新,真挚自然,给人以美的享受。

语言优美,结构精巧,音律和谐,想象独特。徐志摩常常把自己热烈而真挚的情感融合到所创作的诗歌中去,并且他的创作总是灵活多样。所以他的诗歌带给读者的是一种独特清新之美。

徐志摩代表作篇5

关键词：徐志摩 爱情诗 爱与生命

徐志摩是一位著名的诗人，但是一直以来，他与林徽因、张幼仪与陆小曼的爱情故事却完全将他的诗名掩盖，这些爱情诗得到了后世的极高评价。爱情诗虽然是描写爱情，但是却富于哲理。在徐志摩的思想观念下，爱是生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生命的传承，下面就对徐志摩的爱情诗进行深入的解读。

一、徐志摩爱情诗中的思想与人生信念

作品是思想的有机呈现，徐志摩的爱情诗中蕴含着他的人生信念与思想观念，胡适认为：“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信仰’。”这种信仰包括爱、自由与美，一直以来，他都希望这三者可以得到有机的融合。在三个因素之中，“爱”是其中的核心因素，徐志摩这种信仰的形成与他的人生经历、个性与文化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徐志摩是家中的独子，家庭环境殷实，养成了一种任性、自我的性格，这也是他放弃家业走救国路线的主要原因。在到英国留学后，剑桥浓郁的人文景观与文化氛围给徐志摩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他不仅受到浪漫主义诗人拜伦、华兹华斯、济慈、雪莱以及剧作家莎士比亚的影响，还结识了著名的作家曼殊菲尔、嘉本特、威尔斯，更是与哲学家罗素成为莫逆之交。在他们的影响下，徐志摩人生观逐渐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他倡导自由、个性解放。在这一阶段，他还结识了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爱上了他的女儿林徽因，由此引发的情愫也为他的创作带来了无限的灵感源泉。

二、徐志摩心路历程对于其爱情诗创作的影响

徐志摩诗歌中反响最大的就是爱情诗，在他创作的诗歌作品中，爱情诗的数量超过了半数。对于徐志摩爱情诗的界定，学术界尚未得出统一的思想，有的倡导坐虚，有的主张坐实，由于关于此的划分标准尚未统一，因此，学术界目前对于徐志摩爱情诗的研究还不够深入。一般情况下，在评价徐志摩诗歌时，往往回避他的爱情诗，实际上，要想深刻地分析徐志摩的诗歌本质，就一定要对其心路历程与爱情经历进行深刻的分析。

张幼仪是徐志摩的结发夫妻，但却是父母包办的婚姻。当时徐志摩崇尚救国，对文学并不感兴趣，因此在这一阶段并未创作诗歌，但是，这并不是说明他与结发妻子毫无感情，相反，虽然是父母包办，但是在多年的相濡以沫中依然产生了感情。在徐志摩初到伦敦后，就写了家信希望张幼仪可以常伴左右。在与林长民的频繁交往下，徐志摩才逐渐移情林徽因，他内心的反叛精神完全被点燃，可以看出，他与张幼仪的结合完全是一种被动的接受，在蒋百里婚变的刺激下，他开始向往自由的恋爱。为此，他放弃了博士学位，追随罗素，而罗素与妻子的分手也对徐志摩产生了深深的触动，为了追求自己的真幸福、真恋爱，他提出与张幼仪离婚，豁达善良的张幼仪很快签字同意。在离异后的3个月，他为张幼仪写下了第一首也是唯一一首诗歌――《笑解烦恼结――送幼仪》，在同年的11月8日，徐志摩在《新浙江》副刊《新朋友》上发表了自己的离婚通告，这是对传统婚姻制度的一种挑战，也是他单纯理想主义的标志性表现。

徐志摩的婚变引来了各方的斥责，但他依然坚持自己的信念，他满意欢喜地认为自己找到了生命中的灵魂伴侣，但是，始料未及的是，林徽因在不久后不辞而别，这使徐志摩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中。

在与林兜兜转转的情感之中，徐志摩结识了陆小曼，他们相知相爱，从北京移居上海，但徐志摩并未完全忘怀林徽因，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在矛盾与痛苦中，他将自己的情感寄托在诗歌上。在林徽因回国之后，徐志摩将自己的情感深深埋藏在心底，这在后期《你去》、《在病中》的描述可见一斑。

在徐志摩的心目中，陆小曼符合理想伴侣的标准，陆小曼出生世家，才情兼备，能歌善舞。徐志摩是典型的文艺青年，他浪漫任性，充满绅士风度，他们意味相投，两情相悦，很快就迸发出了爱情的火花。在《雪花的快乐》、《我有一个恋爱》等诗歌中都充分表达出自己对陆小曼的真爱。但是，现实往往是残酷的，陆小曼是有夫之妇，他们在一起难免会受到家长的反对与社会的飞短流长，他们的爱情也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虽然欢喜，但是也有着莫大的压力。在《为要寻一个明星》、《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中，徐志摩就深刻的表现出社会环境与封建礼教给自己带来的压迫感，但这反而增强了他与世俗观念斗争的勇气与信心。终于，他们冲破世俗的压力，喜结连理。在婚后，他写下了《眉轩琐语》、《望月》、《鲤跳》、《新催妆曲》等诗歌，在这些作品中，都记录着自己与陆小曼幸福的点点滴滴。可快乐的日子总是转瞬即逝的，陆小曼的讲排场与多病，导致徐志摩入不敷出，身心疲惫。到了后来，陆小曼吸毒成瘾让徐志摩更加痛苦，他创作灵感逐渐枯竭，陷入了迷惘与彷徨中，自己费尽心力追求来的爱情却竟然是这样，此后的夫妻见面常常伴随着无尽的争吵，徐志摩逐渐沦落到了失意与落魄的境地。

三、从徐志摩爱情诗中窥探爱与生命的传承

在简短的一生中，徐志摩创作出大量的爱情诗，正是由于他自己的感情生活丰富多彩才给他的创作带来了无尽的灵感，在诗歌形式上，他追求“浓得化不开”以及“分行的书写”，这也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深刻的体现。在表达情感时，他的口语表达方式更适宜表现内心情感的变化和自由变幻的心理活动。口语表达自然、生动、贴切、灵活多变，是徐志摩爱情诗艺术美的一个重要体现。

徐志摩曾经在《艺术与人生》中提过：“我们没有艺术，正因为没有生活。”正因为徐志摩有着丰富多彩的爱情生活，才会在诗歌上取得巨大的造诣，这正是他爱与生命传承的主要表现。徐志摩很多情诗都应用散文的抒情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情爱生活，如《我等候你》，相比其他诗人规范统一的格式，徐志摩诗歌的形式更加自由。很多诗歌中都应用了“神仙似的句子”，其表现手法也主要是直抒胸臆，如“我望着户外的昏黄，如同望着将来，我的心震盲了我的听”。徐志摩善于捕捉转瞬即逝的情思与意向，不会过分追求画面的完整性，写人注重传神，写物则可以将自己的情思寄托在物的描写上。

徐志摩常常借鉴西方现代诗的象征手法，将幻想与写实相结合，表达出自己内心的苦闷。总之，徐志摩为爱而生、为爱而死，他与张、林、陆的感情故事正是他诗歌的来源。

四、结语

总而言之，徐志摩爱情诗中有着优美的语言、敏锐的心灵以及细腻的情感，他的诗歌中蕴含着自己对于爱情的信念与理想的执著。在诗歌上徐志摩的成就是巨大的，在爱情上他忠于自己，努力地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他曾经获得了彻底的幸福，但是也伴随巨大的苦闷与绝望，他英年早逝，但是他爱情诗中蕴含的独特内涵对于后世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参考文献

[1] 高占伟，丁毅.初恋失败的咏叹调――读徐志摩《再别康

桥》[J].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3）.

[2] 王俊虎.意象・音乐・诗魂――徐志摩诗歌美学意蕴探析

[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5）.

徐志摩代表作篇6

蒋英是蒋百里的女儿,父亲坐牢时她随母亲去陪伴,所见所闻,真真切切。

蒋英说:“徐志摩跟蒋百里是同乡,同为浙江海宁硖石镇人。早年间,他们一起创建新月社,交情莫逆。”蒋、徐两家都是海宁的望族,且有联姻之亲。蒋百里比徐志摩年长十四岁,是他姑丈的族弟。1915年秋,徐志摩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住在蒋百里在东城锡拉胡同的家里。徐志摩十分敬爱蒋百里,开始时叫他“百里叔”,后来随表弟蒋复璁同呼“福叔”,亲如一家。在徐志摩经济最为拮据的时候,蒋百里将自己在北京的寓所交徐志摩出售,获取一份中介金,帮其渡过难关。

蒋百里跟人说过一段往事:“ 哪一年是记不起来了……我住在上海二马路的三泰客栈,因同乡人的关系,志摩和他父亲,随便在我的房间里进进出出。他的父亲因我而认识了君劢(编者注:君劢是徐志摩前妻张幼仪的兄长),也因我,君劢也看见了志摩。君劢有好几个姐妹没有定亲,志摩父亲,一知道公权、君劢在社会上的地位,也起了心,而且想成就这一段亲事。志摩从小是感情丰富的人,被他父亲这么一说,那么一劝,也没有什么坚决的表示;在一个很难描写的环境中,总之,张幼仪和徐志摩在硖石的丝业公所里结了婚。不是拜天地而是文明结婚的。”

两人之间不仅有此亲缘,还有同门之谊。蒋百里是当时政界、学界名流梁启超的弟子,常常与徐志摩侃侃而谈,称道梁任公的学识和为人,这使从中学时代起就为梁先生文采、学识所倾倒的青年徐志摩越发敬佩仰慕了。1918年6月,徐志摩由蒋百里推荐,正式拜梁启超为师。徐志摩寄寓蒋百里家里,两人无话不谈,一次闲聊中,蒋百里鼓励志摩出洋留学,说当代有志青年,纷纷漂洋过海,学西洋之长为己所用,有了真才实学,才能展鸿鹄之志,救国救民。

徐志摩学成归国,恰逢五四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梁启超创办讲学社,邀请国际名人来华讲学,总部设在石虎胡同七号的松坡图书馆,由图书部主任蒋百里任总干事,徐志摩便搬到这儿居住,帮助蒋百里处理图书馆和讲学社的事务。1924年初春,为了迎接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蒋百里和徐志摩在石虎胡同七号的院子里挂出了“新月社”的牌子。4月12日,泰戈尔到达上海,蒋百里负责接待,徐志摩充当翻译。次日下午聚会后,泰戈尔来到蒋百里家,一起合影留念。

不久,直奉战争爆发,蒋百里受吴佩孚聘请任总参谋长,去了汉口,新月社在徐志摩、胡适的主持下,很快成为一个以“性灵”为旗帜、以新格律诗为灵魂的著名文学社团。同年,蒋百里、左梅夫妇将家从北京搬迁到上海;次年,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后也将小家庭安在了上海。走动多了,两家更加亲密。

1929年初冬,蒋(介石)冯(玉祥)战争爆发,蒋百里的学生唐生智起兵讨蒋,蒋百里为其出谋划策。于同年12月5日通电全国,劝“下野”,同时出兵直指南京。次年1月,唐生智兵败后逃往国外;3月,蒋百里被捕,先被禁于杭州西湖之蒋庄。

蒋英回忆,蒋百里被押解到南京,关押在三元巷军法处的看守所待审,与邓寅达、居正等同关一处,结为难友。“蒋百里入狱,震动八方,但头一个跳起来的不是他的学生、部下,而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徐志摩。”1930年1月下旬的一天,民国名记者陶菊隐去了三元巷,他与蒋是至交,来往频繁。话才说两三句,小门里闯进一个人来,肩头上扛着铺盖卷儿,往凳子上一丢,说:“福叔,今天我就住这儿了,陪您一块坐牢!”陶与徐志摩也相识,知悉他在上海光华大学教书,和陆小曼的家也安在上海。一问,得知徐志摩在南京的中央大学兼着课,铺盖是从中央大学卷过来的。

蒋百里一见师友,苦笑着摇了摇头。一个月前,徐志摩曾经登门劝说蒋百里出国,避一避风头。不料,蒋百里却说:“我为什么要亡命?我没有犯罪,用不着逃亡!”几天后,徐志摩又从北京写信来劝告他:“福叔,目前您处境险恶,我看您还是出国安全,早走为好。”不料,蒋百里拿着信怒目圆睁,拍着桌子:“我没有刮地皮,没有钱出国!”然后对妻子说:“你去对志摩说,我已经死过一次了,再死一次也无妨。”蒋百里三十一岁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时,因不满袁世凯的专权而拔枪试图自杀,身负重伤后被学生救下。

此番,蒋百里若被军法会审,他的罪案成立,必判死刑无疑。幸亏时任军政部次长的陈仪将军为人正直、仗义,与蒋百里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同过学,志同道合,便在暗中相助,以“拖”的办法使军法会审得以延期。可是蒋百里不明陈仪的用心,以为来日无多,视死如归。他跟志摩说:“你快回吧,下次看我,给我带些唐诗和佛经来。”后来,蒋百里在狱中,吟唐诗,读佛经,或写写《灵飞经》练书法,跟妻子女儿说“三国”、“水浒”故事,倒也神情泰然。

徐志摩此番前来另有一事――临行时,左梅夫人对他说,丈夫被捕后断了经济收入,家中拮据,她拟将富国门路的私宅出售以救急,让徐志摩做个中,与百里商议一下。

当晚,徐志摩在小屋里搭了个地铺,陪蒋百里一宿。

第二天,上海《新闻报》报道了这桩事,自然是陶菊隐的杰作。“徐志摩陪蒋百里坐牢”的新闻一传播,朝野震动。新月社的名流纷纷效仿南下,当时,流行一句口号“陪百里先生坐牢去”, 成了时髦的事情。

1931年11月18日,也就是徐志摩遇难前一日,他由上海到南京,曾往狱中探望蒋百里。几日后,蒋百里听到徐志摩遇难的消息后,感伤不已。他在狱中写了一副挽联,还感叹道:“口吟的手写的是志摩的文字,不是诗,他的诗是不自欺的生命换来的。”

一年后,中日战争一触即发,蒋百里的学生、时任行政院代院长兼京沪卫戍司令陈铭枢见时机已到,便进言,力保蒋百里。也就顺水推舟,于1931年12月中旬释放了蒋百里。

说起当年陪父亲蒋百里坐牢一事,九十岁的蒋英说:“徐志摩登高一呼,文学青年应者无数。这是父辈间的友谊,更是五四青年的爱国举动。”

[链接]

徐志摩代表作篇7

1926年9月18日，主持《晨报》副刊的徐志摩收到署名“张象鼎”写于当天的一份信稿，稿子的内容引起徐志摩的注意，他漏夜不眠捉笔回应。次日，张徐两稿发排上版，20日的《晨报》副刊上，便有了一次通栏为“关于党化教育的讨论”。

讨论因胡适而起。胡适在莫斯科仅三天，便写信夸赞苏俄新教育。先于胡适去过苏俄的徐志摩深谙其底蕴，在发表胡信的同时，作了篇不以胡适为然的“按语”，指出：胡适笔下的苏俄新教育“几乎完全是所谓‘主义教育’，或是‘党化教育’”；“拿马克思与列宁来替代耶稣，拿资本论一类书来替代圣经”；并讥讽：“这也许是适之先生所谓世界最新教育学说的一部吧。”“党化教育”或“主义教育”流被整个20世纪，也许我陋寡，在我个人接触的资料中，最早言及这个问题的，就是徐志摩。

徐志摩和胡适的文字都刊载在《晨报》上。年轻的张象鼎读了，为胡适不平，于是便有了上面他给徐志摩的信。张其时的身份是员，1927年又入中共，1928年改名张友渔，后成为著名法学家。这是他日后的自述：“我的思想是由孔孟而康梁，由康梁、胡适而社会主义。”此刻，张为胡适辩护时的胡适，其思想也正受染于苏俄社会主义。不过，胡适是不会认同“党化教育”的，只是他在苏俄问题上没有徐志摩的眼睛尖，一眼便能洞穿苏俄新教育的真相。张与其是为胡辩护，不如是在表达自己。他的观点是：“‘党化教育’便是最新的教育”，“便是新时代的新教育”，“苏俄能实行‘党化教育’，苏俄的教育，便是新教育。”“如果你赞成‘政党制度’，赞成凡一政党，都应该确信本党的政策为好政策，而努力其实现，那你便不能不赞成‘党化教育’！”

徐志摩一生短暂，以诗人名世。他遇难后，有那么多朋友在《新月》上纪念他，夸他的诗歌、戏剧、小说、散文，包括他的人。正如溢美之词难免，遗漏却也惊人。怎么没人夸他在《晨报》副刊的作为呢？怎么没人夸他在思想观察上的手眼俱高呢？他的这一面，被那些谬托知己的浮朋滥友“不著一字”了。1925年接手“晨副”时，徐志摩痛感自己“不能制止我看了这时候国内思想界萎瘪现象的愤懑与羞恶，我要一把抓住这时代的脑袋，问他要一点真思想的精神给我看看”。他其实是把他的真思想通过“晨副”给那个时代看了。苏俄教育所以触动他，不仅在于他深感当时流行的思想都是从苏俄那里“借来的税来的冒来的描来的”，更在于他认为苏俄“党化教育”的结果便是思想自由的消失。所以徐志摩也并非是要回应张象鼎，而是借此重申此前按语中未能尽申之意。

徐志摩眼里，历史上的“党化教育”有两例，一例是中世纪，一例就是苏俄（如果再往前，徐志摩还提到了古希腊的斯巴达）。因此，胡适眼中的苏俄教育到徐志摩眼里谈不上新，包括它的政治，不过是“中世纪的一个返（反）响”。下面，徐志摩开始了现代苏俄和古典中世纪的比较：“有观察力的人到过俄国的，都觉得俄国的新政治是一种新宗教；不论他们在事实上怎样的排斥宗教，他们的政治，包括目的与手段，不但是宗教性，而且是中世纪的教会性的。”至于和这种政治配套的教育，亦即“党化教育”或“主义教育”，徐志摩认为只是“‘划一人生观’的训练，说什么教育”。“当然”，徐志摩笔锋一转，在苏俄的统治下，“你可以得到不少的自由。正如在中世纪教皇治下，你也得到不少的自由；但你的唯一的自由――思想的自由――不再是你的了。”徐志摩行文，往往不出文章出句子，这最后一句委实精彩！

历史不幸。胡适所迷惑的苏俄新教育，很快就在中国兑了现。北伐成功后的逐步开始推行苏俄性质的“党化教育”。尤其是1929年胡适发起“人权论战”，锋芒直指。除了打压胡适，它的中央委员会第44次常委会还特地通过“因警诫胡适而引起之《各级学校教职员研究党义暂行条例》”。该条例要求全国各级学校都必须研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规定“平均每日至少须有半小时之自修研究，每周至少须有一次之集合研究”。

徐志摩代表作篇8

【论文摘要】张幼仪、林徽因、陆小曼三个女性的出现是浪漫诗人徐志摩生命进程中的必然。爱是徐志摩生命的动力。他的才华与成就，都是由爱所激发所建立的。徐志摩之所以是现在的徐志摩，是与他浪漫的婚恋经历分不开的。对于徐志摩来说，爱是他的精神世界中占统治地位的主题，是他“生命的中心和精华”，是他个性的鲜明标志。三个女性对徐志摩诗歌的创作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今天，我们应该重新来思考徐志摩与三个女性及其文学创作的当代意义。

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有一个名字备受瞩目，那就是被称作“中国布尔乔亚‘开山’的同时，又被指认为‘末代’的诗人”徐志摩，他短暂的一生是追求爱、自由和美的一生，其诗歌创作也追求着美的思想内容和美的形式的统一，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爱”在徐志摩的理想追求中排在第一位，对浪漫之爱的追求贯穿了他的一生。在追求的过程中他为自己的理想所激荡，为自己的勇气所感动，他把追求对象美化成理想的化身，可以不受世俗约束，不顾众人非议，虽有恋爱不可得的痛苦，也永不放弃。徐志摩希望用无拘无束之笔创造出美好的形式以自由地表达理想—充满真挚感情的人生与自由、平等、和谐的社会。如果说徐志摩的思想力量全部来自爱来自性灵来自生命，那么诗人生命中的三位女性:张幼仪、林徽因、陆小曼，对他的文学创作乃至一生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

徐志摩在杭州一中读书的时候，被当时金融界和政界的名流张嘉傲看中，张就主动托人向徐申如(徐志摩父亲)求亲，以其妹张幼仪相许。徐家很快答应了这门亲事，送了聘礼。两家的联姻，对于实现徐申如的家庭产业繁荣之梦，当然是一个强有力的依托。是年志摩刚好二十岁，妻子张幼仪刚满十六岁。这桩婚姻自然是父母的意愿，也是父母一手操办的。对于徐志摩来说，他并不了解张幼仪，婚前见面也只有一二次，在二十岁的志摩眼里，张小姐不算很漂亮，但很文静，淡妆浅抹之下，透出青春少女的天然美丽，虽然父亲也征求过他的意见，但在他看来，他没有什么理由不同意父亲的安排，婚嫁是人一生中终归要经历的事，他没理由不可以与张小姐成婚。在亲友的一片赞美声中，他也觉得喜欢上了张小姐，甚觉这该是一个人的缘分。新婚燕尔，自然如胶似漆。妻子对公婆的韵顶，对丈夫的体贴，使志摩体会到家庭的温暖和安逸。婚后不久，志摩就转人上海浸信会学院(上海沪江大学前身)学习，又开始了他的学习生涯。三年之后，长子如孙生于狭石，乳名阿欢，名积错。一九二二年徐志摩二十六岁时次子德生(彼得)生于柏林。一九二O年秋，徐志摩在英国结识了林长民及其十六岁的女儿林徽因。徐志摩与林氏父女的情感关系，是奇妙而独特的，而这种奇特的关系的发生，是和他们的性情秉赋与文化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而林徽因的青春美貌与聪慧大方在徐志摩心中激起阵阵波涛，很快，林小姐的倩影便在徐志摩心中生下了根，再也抹不掉了。他很快地开始了热烈的追求和表白。正是这一系列因素的促成导致了徐志摩的婚变。据说，林徽因当时提出，徐志摩必须先离婚，才能和她相爱。徐志摩冲破了现实的重重阻碍，解除了与张幼仪的婚姻。但不幸的是，林徽因对徐志摩的态度却还是并不明朗。而他们最终不能结合的原因也许主要在于:1、即便林徽因当初有过这样的承诺，但一旦事情真的发生，并且在海内外亲友中反响如此强烈，作为未婚少女就难免有退却之意。2、徐、林相爱在前，而张幼仪赴英在后，很可能林在见张幼仪之后。对张作为一个女性有相当好感，至少应该认为她是一个好女人好妻子，所以便不忍夺人所爱。知道张幼仪生下了第二个儿子德生之后，当时林徽因的心理一定十分矛盾复杂，既有对徐志摩的怀疑甚至反感;又有作为一个女性的对张的同情之心，还夹杂着作为一个恋人的嫉妒心;3、作为朋友，徐志摩无疑是林长民所满意的，但作为女儿一生的依托，林长民就会采用不同的眼光了，志摩的聪明、热情奔放、风流潇洒，则不一定成为长处被看待，相反，持着稳重，精明干炼倒可能是他的择婿标准。他总想给女儿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夫家，志摩虽然是个富家子弟，但毕竟不是大户人家，与林家自然不相对称。徐志摩对林徽因失望之后，在交际场上结识了陆小曼，并为她的风韵所吸引，不久便又陷于爱河而不能自拔。陆小曼与志摩相识那年年届二十二，早已是北京交际场上的名媛。陆家原是常州一带世代书香的望族。小曼是一个聪慧美丽，多才多艺的女子。她舞跳得好，是交际舞会上的一枝花。她还唱一口好京戏，是当时北京的名票，尤其还擅长绘画，所作颇能得名家称赏。她的文笔也很漂亮，写过小说，后来还与徐志摩合作写过剧本，得到的评价是:文字流利、绮丽。才情潇洒、卓然，描写细腻，技巧新颖，读之令人恍人其境，且富有戏剧意味。她天生丽质，清秀端庄，朱唇皓齿，婀娜聘婷，举措既得体，言语又温柔，“仪态万方，无以伦比。”小曼十七岁时，奉父母之命嫁给了比自己大七岁的无锡人王庚，他既习武又能文，以二十四岁的年纪就担任驻外武官，可谓前程远大。当蜜月的激动渐趋平静后，她渐渐发觉自己并不愉快。喜爱游乐交际的小曼与不是工作便是读书的丈夫在性情方面有很大的距离，王庚对陆小曼倒也十分宠爱，不过那像是一个大哥哥哄小妹妹.爱护多于温情。反过来小曼对于丈夫，自然也是敬多爱少。命运铸定了徐志摩要在追求浪漫之爱的路上继续走下去，直到生命的终止。结识陆小曼之后，他们都在对方身上发现了自己久已渴求的东西。在徐志摩眼里，陆小曼是符合自己理想的完美之人，而陆小曼面对风流灵秀又热情如火的志摩，就像一个受尽委屈的孩子，终于找到了可信赖的知己。陷于爱河的一对人儿，一时间是根本听不见来自两人世界之外的声音了，他们只倾心地注意着对方的心息，只要拥有对方，只要两个人的完全的融合，这世界就是完满的了。志摩想象自己与小曼在静穆的乡村住宅里每天相伴读书，为小曼朗诵自己新就的诗作，傍晚时分，两人相携乡间的小河边或者山野的溪水旁漫步，看满天七彩的云霞，听一地醉人的音籁，闻遍野流淌的花草馨香·一然而，对于浪漫之爱的追求一旦需要现实的兑现，即要与其所爱的女子在现实社会里结合时，真正的冲突便再一次出现了，养尊处优的陆小曼，过去在北京就是出了名会花钱的小姐，婚后，她在物质上的欲望有增无减，挥金如土，尽情享受，生活十分墉懒、贪玩，这样的生活对一个敏感的诗人来说，简直是一种堕落。原来这个美丽可心的陆小曼不见了，徐志摩越来越感到失望与难过，憋闷使他变得寡言少语，笔下也更近于枯涩。于是在《眉轩琐语》中出现了这样的句子:爱是建设在忍耐与牺牲上面的。

二

崇尚激烈的情感使徐志摩在个人生活中以天真、热烈而持续的感情先是追求林徽因，后又追求陆小曼，因为她们不仅仅是他生活中相遇的两个人，更是他生活中不可分缺的部分，是他的原则典范。可以说张幼仪、林徽因、陆小曼三个女性的出现是浪漫诗人生命进程中的必然。尽管他所追求的女子事实上并不像他所认为的那样白璧无瑕，但这对于徐志摩来说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从不冷漠、从不节制、从不妥协和畏惧的追求本身。他在对浪漫之爱的赞颂与追求中，与其说是为爱的对象所感动，倒不如说是在为自己的无畏的勇气和炽情所感动。

“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就有爱;没有别的天才，就是爱;没有别的能耐，只是爱;没有别的动力，只是爱。”徐志摩的这段话，即使撇除浪漫作家常有的夸张成分，用在他自己身上还是十分贴切的。如果我们把他的崇尚的爱以及爱的产物都考虑在内，那么，徐志摩的才华与成就，都是由爱所激发所建立的。浪漫之爱的炽热体验可以使人性中最美好的潜能得以发挥，闪耀出炫目的光彩，诗人的许多美妙的诗作就是明证，而爱的挫折，同样引出诗人生命的无限哀怨……“说起我自己的写诗，那是再没有更意外的事了……在二十四岁以前，诗不论新旧，于我是完全没有相干。”“只有一个时期我的诗情真有些像是山洪暴发，不分方向的乱冲。那就是我最早写诗那半年，生命受了一种伟大力量的震憾，什么半成熟的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顾间散作缤纷的花雨。我那时是绝无依傍，也不知顾虑，心头有什么郁积，就托付腕底胡乱给爬梳了去，救命似的迫切，那还顾得了什么美丑!”在这段表述的背后是徐志摩对林徽因的爱恋触发了他创作的欲望。这些“缤纷的花雨”就是他的第一部诗集《志摩的诗》。在这个诗集中徐志摩以跑野马式的浪漫热情抒发了爱情的快乐与勇气、失望与怀疑。徐志摩与张幼仪离婚后，他写了《笑解烦恼》一诗，副题为《送幼仪》，这烦恼结，是谁家扭得水尖儿难透?健千缕万缕烦恼结是谁家忍心机织?/i}结里多少泪痕血迹，应化沉碧!/忠地节义—咳!忠孝节义谢你维系/四千年史镂不绝，脚不过把人道灵魂磨成粉屑，/黄海不潮，昆仑叹息，l四万万生灵，心死神灭，中原鬼泣!/咳!忠孝节义!徐志摩冲破了现实的重重阻碍，解除了与张幼仪的婚姻，然而，林徽因对徐志摩的态度却并不明朗，这使得志摩陷人了更大更深的痛苦之中，“一份深刻的忧郁占定了我，这忧郁，我信竟于渐渐的潜化了我的气质。”一种深沉的孤寂紧绕着徐志摩，一晚又一晚，徐志摩出神地倚在桥栏上向西天凝望;一-看一回凝静的桥影，数一数螺细的波纹，俄倚暖了石栏的青苔，清苔凉透了我的心坎……这时候的徐志摩，不自觉中已开始用分行的句子描述他对那游丝似轻妙的情景的感受:

难忘七月的黄昏，远树凝寂，

像墨泼的山形，衬出轻柔嗅色，

密稠稠，七分鹅黄，三分橘绿，

那妙意只可去秋梦边缘捕捉，……

雀儿在人前狠盼襄语，

人在草处心欢面赦，

我羡他们的双双对对，

有谁羡我孤独的徘徊?

孤独的徘徊!

我心何尝不热奋震颤，

答应这青春的呼唤，

燃点着希望灿灿，

春呀!你在我的怀抱中也!

这一时期的诗作大多是颂扬自由，人道，青春、爱情和自然，其中多数带有凄凄楚楚的忧情、恋情、悲情与惨情，但在这伤感情绪的背后，并无悲观绝望的影子，相反却蕴含着热爱生命，积极进取的豪情。在诗歌《夜》中他这样说:

你要真静定，须向狂风暴雨的底里求去;

你要真和谐，须向混沌的底里求去;

你要真平安，须向大变乱、大革命的底里求去;

你要真幸福，须向真痛里尝去;

你要真实在，须向真空虚里悟去;

你要真生命，须向真危险的方向访去;

你要真天堂，须向地狱里守去;

……

痛苦的煎熬，寂寞的难耐，终于使他决然离英返乡，去追寻林徽因的足迹。离英前夕，他满含深情地写下了一首一百二十行的诗歌《康桥再会罢》以寄其离别愁情，尤其在这里有过他痴迷的恋情，如今佳人已去，睹景思人，能不思绪万千?

……生命的经纬脉络，血赤金黄，

尽是爱主恋神的辛勤手绩;

康桥!你岂非我生命的泉源?

你惠我珍品，数不胜数;’’·…

当林徽因从徐志摩的情眼中悄然远逝时，他写下了《希望的埋葬》、《情死》等诗篇，表达对生命尽情加以毁灭的疯狂希祈。

诗人爱上了小曼，并已开始相恋，新的希望又如花团锦簇般呈现在诗人的眼前。

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

容不得恋爱，容不得恋爱!

披散你的满头发，

赤露你的一双脚;

跟着我来，我的恋爱，

抛弃这个世界，

殉我们的恋爱!

我拉着你的手，

爱，你跟着我走;

听凭荆棘把我们的脚心刺透，

听凭冰雹劈破我们的头……

怀揣着一个浪漫理想，而与现实决不妥协。在积极乐观时，诗人就像雪花一样地快乐:

假如我是一朵雪花，

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

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

飞甩，飞庵，飞肠—

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

他们爱得热烈、大胆，爱得毫无保留:

昨晚上，

再前一晚也是的，

在雷雨的猖狂中，

春

生人残冬的尸体，

……

桃花早已开上你的脸，

我在更敏锐消受，

你的媚，吞咽，

你的连珠的笑……

一时间，陆小曼成为志摩诗情的世界，灵感的发源。《多谢天!》、《我有一个恋爱》、《鲤跳》、《天神似的英雄》···。一首首情艳意深的诗歌从他的笔底流出，记录着他们爱的狂喜的体验。

而当徐志摩与陆小曼的情爱沿着洒满鲜花的清澈见底的小溪而步人苦涩悲凉，似乎是情断意绝的危崖境地时，他写了小说《花城》以及《生活》等诗:

阴沉，黑暗，毒蛇似的蜿蜒，

生活逼成了一条雨道:

一度陷人，你只可向前，

手扔索着冷壁的粘潮

……

除了消灭更有什么愿望?

相形之下，康桥则从来是他梦魂萦绕的地方，旧地重游，景物依然，人事已非。徐志摩再也觅不回当年那一种狂放的喜悦，只好把这一份深情默默地珍藏。于是，这样的旋律不由自主地从心底流出:

……

寻梦?撑一支长篙，

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满载一船星辉，

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

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夏虫也为我沉默，

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三

徐志摩代表作篇9

关键词：徐志摩 新诗 意境 音乐性 统一

中国现代白话诗歌在二十世纪初一步步走向规范化的过程中，诗歌语言中的声音与形象也渐渐趋向结合，并以此来表达音乐性。此时，新月诗派形成了自己的“三美”，也就是“绘画美、音乐美、建筑美”的原则。那么如何实现新诗的美学层次的统一？徐志摩给了我们问题的答案。本文将从节奏和韵律的作用以及意象与意境如何配合来浅析徐志摩诗歌语言的音乐美。

新诗诞生在五四新文化文学革命运动的冲击之下，开创先河的胡适等人冲破了传统诗歌格律的限制，倡导“以我手写我口”的“散文化诗歌”[1]。随后的自由体诗歌以郭沫若为代表，在语言的音和意上，给予“意”特别的关注，导致诗歌缺少对音乐性的重视。这一现象被新月诗派所扭转。闻一多曾经列出诗的“三美”原则，而徐诗（即徐志摩的诗歌，下同）则是这方面的较好诠释，在他的诗里，声音与意象调和地恰到好处，达到了音乐层面的和谐和统一。

一.徐诗的声音与音乐性

关于语言和音乐关系的探讨已经是老生常谈，中国人自古以来把诗称为“诗歌”就体现了人们对两者联系的深刻认识。[2]新月派诗人朱湘曾说：“诗没有音乐性，简直是和花没香气，美人没眼珠相等”[3]。那么何为诗歌的音乐性，这个问题在当下研究中存在很多争议，在这一点上王泽龙对诗歌的音乐性做了几点说明，即“首先，‘音乐性’的物质基础就是诗歌的‘语音’，与一般意义上的音乐的声音不一样；其次，诗歌的‘音乐性’与诗歌所表达感情是紧密相连的；再次，即使对于依靠声音来填的词曲来说，相同的词，在节奏上也是有区别的。”[4]。从诗歌的声音和音乐性的关系来看，节奏对乐感的形成、音乐性的塑造都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所以要想诗歌具有明显可感知的音乐效果，节奏便成为必备因素。徐志摩抓住了这一突破口，他的创作便是自觉地从节奏和韵律入手来追求具有音乐性诗歌的范例。

节奏方面，首先是音尺节奏。闻一多的观点认为，凡是诗歌都可以划分音步，且认为这种整整齐齐的形式正是美的体现[5]。相比之下，徐志摩诗歌语言的音尺节奏可谓更成熟，他在音尺划分方面实现了新的突破并与反复的手法相配合使用，以实现预定的效果。例如《月下雷峰塔影片》，“我/送你/一个/雷峰塔影，满天/稠密的/黑云与白云；我/送你/一个/雷峰塔顶，明月/泻影在/眠熟的波心。”全诗分为两节，第一节诗人采用“一、二、二、四”+“二、三、五”的音尺划分并反复两次，构成一种轻柔飘逸的流动感，读起来令人仿佛听到了月光下粼粼波光的西湖和诗人遐想之余伴随的阵阵心跳。这首诗之所以能达到这种效果，关键就在于表面灵活变动而实质又颇为整齐的节奏感，把音尺划分出来后，这种节奏感便清晰明地展示出来了。

其次就是口语化的自然节奏。关于徐志摩的这一点，卞之琳在《人与诗：忆旧说新》中评价 “（他的）口语化创作运用得干脆利落”[6]。廖玉萍也提到“他的抒情诗在很多方面采用当时的口语，随着内容和情绪的变化，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节奏。”[7]由于徐志摩在北京呆过很长一段时间，并对民间，尤其是下层社会有较多接触和了解，所以他的抒情诗中多处采用北京方言，构成了极具特色的语言节奏。譬如《叫化活该》中的“爷”、“修好”，《残诗》中的“赶明儿”等元素，既给人一种亲切、自然、真实的感受，又使得诗歌节奏自然又贴切。

韵律是徐诗语言的又一个重要方面。徐志摩“使诗的内容与形式表现出美的力量，并使其日臻完美。”[8]，这里的“形式”很大程度上靠韵律来实现。在西方诗歌中，头韵一直作为创作英语诗歌的主要技巧[9]。而徐志摩正巧深受19世纪英美诗风影响，他敏锐注意到汉语的双声和头韵的相似性，并将此运用到诗歌的翻译和创作中。例如徐志摩翻译安诺德（Matthew Arnold）的《诔词》（Requiescat）：“散上/玫瑰花，散上/玫瑰花，休搀杂/一小枝的/水松！/在寂静中/她寂静的解化/啊！但愿/我亦永终。”[10]本节的音节中，声母为擦音和塞擦音占据三分之二，这使得本诗充满了连绵婉转的听觉感受。再如押韵，《沙扬娜拉》[10]，采用“隔行押韵”的押韵方法给人以含蓄，忧愁之感，并用“ou”韵加强了这一情感效果。

二.徐诗意象、意境与音乐性的表达

在诗歌中，意象也能体现音乐性，甚至可以说意象对其向更高精神层面具有进一步的推动作用。朱光潜提出：“但是诗歌所用的声音更可以说是语言的声音，而这就必然强调其伴有的意义。”[11]意象也是徐诗歌语言音乐性表达中难以替代的一部分。例如其中频频出现的“水”这一意象。徐志摩是一个情感丰沛的诗人，寄托世间一物来抒发其情的话，水便是最合适的了。试看《再别康桥》，诗人在轻柔的康河里渐行渐远，诗人望着水和桥，望着河畔的金柳，水里的倒影让他想起了佳人，思绪萦绕着，一切回归寂静。徐志摩精准地抓住“水”这一意象的特点，在诗中完美营造出柔和舒缓的乐感，奠定了诗的深层次的音乐性。

关于音乐性的组成，沈亚丹则将意象扩充到了更深层次的意境。他提出了“诗歌的音乐性有三个层面”的说法，即“声音、意象和寂静之音”，这里提到的对诗歌音乐性最重要也是最隐含的一层――寂静之音，沈亚丹解释说这“不仅指诗歌以文字的形式存在……更指诗歌本身的不可言说性。”[12]我想也可以把它理解成意境，而意境又是由意象在读者心中发生作用进而凝练成的诗歌氛围，所以在此就形成了一个意象意境音乐性的递进的作用过程，只不过，音乐性只是借意境的力而表达和深化，本质上，和意境相联系的“寂静之音”才是诗歌所要表达的终极目标，也是音乐存在的本质，即声音背后的宁静与和谐。这里我们是从意象入手以徐志摩的诗歌来探讨意境和音乐性表达的关系及对其的作用的，如《偶然》一诗通过意象选择，巧妙地描绘出难以言说的意境：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讶异，更/无须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10]细细分析，便会发现本诗只是利用一些简单的意象，但却使“偶然”一词幻化成一种意境感觉，读来分明地体会到作者和美好的人，美好的事物在人生路途中的美好交织。这首诗简单，但却正是因为它的寥寥数笔的意象，从而在我们脑海中形成不可言说的意境和趣味。

三.结论

综上所述，徐志摩在他的诗歌中，实现了语言中声音与意象、意境的结合，并使这种结合恰到好处地传达了相应情感，表现出的不仅仅是表面的，更有深层的、内在的音乐性。徐志摩就像一位跨越时空的音乐家，他用写下的诗作，波动了无数后代人心中的弦，不得不说，他的诗，是诗歌音乐美的完美实践和体现。现如今的研究，相对于他本人及其诗歌所创造的，实在是沧海一粟，作为后辈的青年人，在以后的探索中，更应该时刻保持心灵之窗的敞开，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地探究徐志摩诗歌语言的独特魅力。

参考文献

[1]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孙晓霞，辛斌.语言和音乐：语言认知研究的新视角[J]《当代语言学》2014（2）：175-185

[3]朱湘.评闻君一多的诗

[4]王泽龙，王雪松.中国现代诗歌节奏内涵论析[J].文学评论，2011（2）：55.

[5]闻一多.诗的格律[J].诗镌，1926（7）.

[6]卞之琳.人与诗：忆旧说新[M].北京：三联书店，1984.

[7]廖玉萍.论徐志摩诗歌语言的音乐性特征[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6）：165.

[8]王先霈，孙文宪.文学理论导引 [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9]Irmsche， W.F.The Holt Guide to English [M] Holt Rinchart and Winston，USA，1981：335

[10]顾永棣.徐志摩诗全集[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

[11]朱光潜全集（第三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

[12]沈亚丹.寂静之音――关于诗歌的音乐性言说[J].南京大学学报，2000（3）：95.

[13]张入云.问题史：中国新诗的音乐性 [J].诗探索，2011（1）：12.

徐志摩代表作篇10

徐志摩是新月派代表诗人，新月诗社成员。徐志摩现代诗人、散文家。深受西方教育的熏陶及欧美浪漫主义和唯美派诗人的影响。人们看待徐志摩及其创作总是把他与新月派连在一起的，认定他为新月派的代表作家，称他为新月派的盟主，这是因为新月派的形成直至消亡，都与他发生着密切的关系，他参与了新月派的整个活动，他的创作体现了新月流派鲜明特征。 从成立新月社到逐步形成一个文学流派，历时约十年，徐志摩始终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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