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十篇
时间：2023-03-18 14:31:06
徐志摩篇1
上帝对挪亚说：“这就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立约的记号了。”
――《旧约圣经・创世纪》第九章
一
1921年，对于徐志摩来说注定是一生中最有意味的一年――这一年里他不远万里地将妻子张幼仪从国内接来英国，但几乎与此同时，一位名叫林徽因的江南才女又走进了他的生活。
林徽因后来成了一位著名的建筑设计师，一生中设计了许多堪称经典的建筑，也参与设计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国旗等，但是，事实上她毕生最精彩的设计则是诗人徐志摩一生的命运。
在中国现代文人中，徐志摩可谓是最独特者之一：作为一个人，他生性单纯而生活又极其复杂；作为一个诗人，他艺术人生可谓精彩纷呈而最终命运又极其不幸和悲哀。然而，如果说他人生中所有的精彩和复杂像一出大戏，那么在这一年里似乎都作了彩排；如果说他一生最终的不幸和悲哀如一部小说的结局，那么伏笔也似乎在这一年里已经打下。人的命运如同一条在大地上自由流动的河，看起来是那样的散漫而毫无规则可寻。然而，只要我们稍加考察，便会发现事实上总有一些关键的瞬间和特殊的部位不但决定着其现实状态，也决定着其未来的流向甚至结局。佛家相信因果报应，即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然而我们许多时候并不相信所谓“命中注定”，那是因为“因”与“果”之间常常不但隔着时间的千山万水，更大小不成比例。谁能相信北美大陆上的一场飓风，最初仅仅是缘于亚马逊雨林里一只蝴蝶翅膀的轻轻煽动呢？的确，我们很难从眼前那些转瞬即逝的细枝末节上发现它们与未来的联系，然而，再小的一块石子坠入水中，也会在水面形成一圈一圈的波纹，我们可以不相信石子，但怎能对波纹视而不见呢？
众所周知，徐志摩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诗人，但24岁的他在异国他乡第一次遇到林徽因时，还只是一个普普通通一事无成的“海漂”青年而已――甚至连普通的“海漂”青年还不如，因为那时他虽已在海外漂泊三年，但对于自己将来究竟要干什么，究竟能干什么等问题，似乎还昏头昏脑：他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经济，但似乎对此并无多少兴趣，最后虽然获得了个硕士学位，但毕业论文的题目则是《论中国妇女之地位》。此时他空前高涨的是对政治的热情，主要时间和精力都花在对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上。正当他被一些中国同学称为“鲍雪微克”――即布尔什么维克时，他又突然要做哲学家，突发奇想要跟“二十世纪的伏尔泰”――罗素学哲学，并且真的为追随罗素放弃了哥伦比亚大学即将到手的博士学位从美国来到英国。来到英国后，他交往最密切的人物却是作家狄更生。在狄更生的推荐下，他可以随便选修科目，这使他“有机会接近真正的康桥生活……慢慢地‘发现’康桥，和不曾知道过的更大的愉快”，而这“更大的愉快”则又不是政治或哲学了，而是文学。但此时作为一个文学青年的他，已“创作”出的最成功“作品”便是一个3岁的儿子，离写出成名诗作的那一天还早着哩――谁知道他能不能写得出来呵？因此他平时生活中那些有些异常的举止，在许多人的眼里并非是一种诗情的冲动，而实在只是一种疯疯癫癫，他的同学温源宁就曾将一件与他有关的事情当作笑话说给自己的妻妹听：
有一天，正下着大雨，浑身湿淋淋的徐志摩突然从雨中冲进宿舍，拉着正在看书的同学温源宁就要往外跑，说：“我们快到桥上去等着！”温源宁一时没头没脑，问：“这么大的雨，等什么呵？”徐志摩眼睛瞪得大大的说：“等雨后彩虹呵！”温源宁表示，这么大的雨他不愿去，并劝他将湿衣裳换下，穿上雨衣再去。可没等他将话说完，徐志摩已一溜烟地又冲进了雨帘中。（丁昭言《在现代与传统中挣扎的女人》，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0年8月版）
温源宁的妻妹听过后果然笑得很开心，并且还追问道：“那下文呢？他真的等到了彩虹了吗？”
“我哪能知道呵？这要问他哩！”
“是的，有机会一定要问问他！还要看看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
温源宁的妻妹不是别人，正是林徽因。不要以为林徽因在见到徐志摩前对他就有这样的好奇便以为她就是徐志摩的同类或知己，其实那时他们的情趣恰恰相反，我们不妨看看林徽因给朋友信中的一段话：
我独自坐在一间顶大的书房里看雨，那是英国的不断的雨。我爸爸到瑞士国联开会去，我能在楼下厨房里炸牛腰子同洋咸肉，到晚上又是在顶大的饭厅里（点着一盏顶暗的灯）独自坐着（垂着两条不着地的腿同刚刚垂肩的发辫），一个人吃饭一面咬着手指头哭――闷到实在不能哭！理想的我老希望着生活有点浪漫的发生，或是有人叩下门走进来坐在我的对面同我谈话，或是同我坐在楼上炉边给我讲故事，最要紧的还是有个人要来爱我。我做着所有女孩做的梦，而实际上却是天天落雨又落雨，我从不认识一个男朋友，从没有一个浪漫而聪明的人走来同我玩――实际生活上所认识的人从来没有一个像我想象的浪漫人物，欲还加上一大堆人事上的纷纠。（张洁宇《你是人间四月天――林徽因爱与被爱的故事》，见2000年4月《历史》）”
明明是一样的雨，在徐志摩那儿是点燃激情的催化剂，而在她那里是只会带来孤独与寂寞的无尽愁绪。
林徽因出生在杭州，在江南长大，骨子里透出的不但是让人无法忽略的才情，还有一种让人无法抵抗的美丽，而且这种美丽又带着一种让人心碎的忧伤。此时，她漂泊异乡，青春的生命正经受着一场孤独的洗礼。如果说此时的徐志摩是一团火，那么此时的林徽因似乎是一块冰，冰火本是很难相融的。但同时我们又不难看出，林徽因冰冷的外表下其实掩藏着一颗火热的心，这颗心充满着对爱的渴望――这一点与徐志摩是相同的――有了这一点相同，便注定了火有一天将会把冰融化，而由冰融成的水，也注定将会把火浇灭。
二
林徽因渴望爱情，徐志摩也渴望爱情！
但问题是，你徐志摩不早已是一个有妇之夫了吗？你不是正写信要妻子不远万里地从国内来英国吗？你还有渴望爱情的资格吗？
是的，自从四年前徐志摩接受了父亲为他安排的婚姻后，他便失去了爱的资格，对此他比谁都明白。他初到林家，“一见钟情”的并不是林徽因，而是林长民，且他们的“一见钟情”只是一场游戏。1925年12月24日，林长民在郭松龄战役中阵亡，为了纪念他，徐志摩在自己编辑的1926年2月6日的《晨报》副刊上刊出了林长民的《一封情书》，并加编者按说：
分明是写给情人的，怎么会给我呢？我的答话是我就是他的情人。听我说这段逸话。四年前我在康桥时，宗孟在伦敦，有一次我们说着玩，商量我们彼此装假通情书，我们设想一个情节，我算是女的，一个有夫之妇，他装男的，也是有妇之夫，在这双方不自由的境遇下彼此虚设的通信讲恋爱。
此时的徐志摩，只能在一种虚拟的游戏中享受着爱与被爱。
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两个大男人实在有点无聊甚至变态。然而细想一想，徐志摩既然将它作为对亡友的纪念而公诸报端，在他看来一定是能感动许许多多的读者吧，因为那时在“不自由的境遇下”挣扎的人何止他们二人？因此，与其说他们的这种行为是一种“无聊”和“变态”，倒不如说是一种挣扎和，一种因渴望而做出的无奈挣扎和绝望。
那位与徐志摩互写“情书”的林长民不是别人，正是林徽因的父亲。正因为林徽因有着这样一位父亲，所以徐志摩后来出入林家时才敢于越来越“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而林长民呢，也似乎一直能容忍，甚至有时还推波助澜。渐渐的，林徽因也从最初时的“差一点把志摩叫了叔叔”，到后来把他当作了那个“浪漫聪明”、肯同她谈话并愿意爱她的人，而最终二人终于携手走进了康河美丽的夜色中：他们踩着美丽的月色，听着远处教堂里传来的悠长钟声，默默地走着。忽然林徽因“卟嗤”一声笑出了声，因为她想起了姐夫说过的那个有关徐志摩的笑话。
徐志摩问她笑什么，林徽因没有回答，而是反问道：“你看到彩虹了吗？”
徐志摩说：“当然看到了呵！”
如此没头没脑的答问，一切全凭心有灵犀。
“那么你等了多久才看到呵？”
“记不清了，反正是等了好久，不过很值！那真是太美了……”
林徽因打断他对彩虹美丽的描述，更加好奇地问：“你凭么就知道准会有彩虹呢？”
徐志摩得意地笑着说：“全凭诗意的信仰呵！”
……
也正是凭着这种“诗意的信仰”，徐志摩与林徽因越走越近，他们相依着出入舞厅、剧场，相偎着谈论艺术、人生……而这一切被林长民看在眼里，他不仅对徐志摩没有丝毫的责备，反而还在林徽因表现得有些犹豫和不安时主动写信给志摩给加以解说：“足下用情之烈令人感悚，徽亦惶恐不知何以为答，并无丝毫嘲笑，足下误解了。”信末附言：“徽徽问侯”。
一段时间里，徐林之恋似乎天时、地利、人和全得了，但实际上其中正酝酿着一种危机，因为无论是徐志摩还是林徽音，他们事实上是互相做了“第三者”：徐志摩自不必说，就说林徽因，她在来英国之前，父亲林长明已口头上与梁启超有过婚姻之约，将她许配给了梁家大公子梁思成，实际上林徽因此时也早已是“罗敷自有夫”了。因此，康河上的那一个个夜晚虽然美丽，但注定了脱不掉忧伤的底子，这从十年后林徽因那首题为《那一夜》的追忆性诗作中不难读出：
那一晚我的船推进了河心，
澄蓝的天上托着密密的星。
那一晚你的手牵着我的手，
迷惘的星夜封锁起重愁。
那一晚你和我分定了方向，
两人各认取个生活的模样。
到如今我的船仍然在海面飘，
细弱的桅杆常在风涛里摇。
到如今太阳只在我背后徘徊，
层层阴影留守在我周围。
到如今我还记着那一晚的天，
星光、眼泪、白茫茫的江边！
到如今我还想念你岸上的耕种：
红花儿黄花儿朵朵的生动。
那天我希望要走到了顶层，
蜜一般酿出那记忆的滋润。
那一天我要跨上带羽的翼的箭，
望着你花园里射一个满弦。
那一天你要听到鸟般的歌唱，
那便是我静候着你的赞赏。
那一天你要看到零乱的花影，
那便是我私闯入当年的边境！
而对于徐志摩来说，康河边只有美丽没有优伤，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有觉察这份美丽忧伤的时间与心力，此时他心头越来越急切的痛苦是，从国内载着妻子张幼仪的船正越来越近地驶来，他不能脚踩两只船！
三
张幼仪的船终于在法国的马赛靠岸了，徐志摩急匆匆地从英国伦敦乘飞机赶过去接她――他不去接谁去接呵？这既是他的义务也是他的责任！总不能让一个第一次出远门又不懂法语的女人在异国他乡自己折腾买票、转机等事情吧？
马赛港的码头上挤满了来接亲朋好友的人，一个个脸上挂着期待和兴奋。徐志摩也挤在人群中，只是与众不同的是，徐志摩的脸上可没有一点期待与兴奋的表情，他身穿一件黑色的长大衣，脖子上搭了条白色的围巾，这将他本来就不白的脸衬得几乎与他的大衣一般的黑。
终于看到四年没见的妻子走上岸来，徐志摩不紧不慢地迎了过去，四眼相对时，他嘴里只吐出冷冷的两个字：“来啦！”见此情景，本是满脸欢喜的张幼仪突然间也似乎更加冷淡，只从鼻子里“嗯”了一声。就这样，他们的见面仪式便算结束了。
张幼仪乘坐的船在海上航行了近一个月，在这近一个月无所事事的日子里，她曾设想过无数种与丈夫见面时的情景，但就是没有想到会是这样。
从法国去英国要乘飞机，张幼仪是第一次坐飞机，心里本来就有点害怕，再加上那种飞机又很小，飞行中只要一遇到一点点气流就会颠簸得厉害，这让她在途中出了洋相：起飞不久，飞机便剧烈的颠簸起来，张幼仪不禁朝窗外看了一眼，没想到不看还好，这一看，可把她给吓坏了！他看到弦窗外朵朵白云，再从云缝间向下看，只见一片茫茫大海，此时她心里真怕飞机会颠散了从天上掉下去――也许是过于紧张吧，此时她的胃里一阵痉挛，随即便哇的一声吐了起来。
看到张幼仪呕吐，徐志摩非但既不帮她处理秽物，也没有半句安慰的言词，反而将头扭向一边，还轻轻说了一句：“你真是个乡下土包子！”
其实这话徐志摩已不是第一次说了。早在结婚之前，当徐志摩第一次看见张幼仪的照片时，他就曾把嘴往下一撇，用一种充满鄙夷的口吻说道：“乡下土包子！”婚后一起生活的那段日子里，他更是动不动就将这句话甩给张幼仪。
其实徐志摩说这样的话实在没有道理：张家在上海松江县城，你徐家在浙江海宁硖石镇，如果说县城是“乡下”，那你徐志摩不也是“乡下人”吗？再说两家门第，张幼仪的爷爷做过多年县令，父亲是一方名医，尤其是两位兄长可都是人物，二哥张君励是民国政坛的风云人物，大哥张嘉敖曾留学日本，是著名的经济学家，担任过《国民公报》的编辑、《交通官报》的总编辑、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总裁等，同时还是“国民协进会”的发起人和领导者，他为妹妹选夫婿时身份是浙江都督府秘书，他之所以选中徐志摩，是因为徐志摩的才学――他那次去杭州府中视察，徐志摩作文本上的文章和书法深深打动了他，他便决定将这个名叫徐志摩的学生选作自己的妹夫，至于他的出身、家境等根本就没作考虑；而相比之下，徐家充其量只是个土财主，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只是当地商会的会长，他之所以看中张家这门亲事，是因为他更看中张家的官场背景可以为自己在生意场上赢得更大的成功。因此，要说张幼仪是一个“土包子”，那你徐志摩不更是“土包子”一个吗？聪明的张幼仪一定在心里这样比较过。因此，当徐志摩在法国飞往英国的飞机上又这样无礼而又无理地说她时，她终于反击了――老天似乎也有意要帮她的忙――徐志摩说张幼仪“乡下土包子”的话音刚落，自己竟也突然间呕吐了起来，见此，张幼仪回敬道：“我看你也是个乡下土包子！”
或许是贤妻良母式的张幼仪很少这样“出言不逊”，也或许是徐志摩压根儿就没想到张幼仪会这样回敬自己，这让他感到十分狼狈。许多年后，他还与自己的学生一再说起这一次飞行中的狼狈。而对于张幼仪来说，许多年后我们再来品味她的这句话，分明能从中品味出她自尊、自爱和自强的个性，而对于后来她与徐志摩离婚时表现出的那份坦然，以及离婚后独自一人在事业上创造的一个又一个辉煌，也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张幼仪来英国只半年多，徐志摩便与她一起登报宣布正式离婚了――此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宗西式离婚案――这让人很是怀疑徐志摩当初写信要家里将她送来英国的全部目的似乎就是为了要与她离婚。
而就在徐志摩与张幼仪的离婚办得紧锣密鼓时，林徽因、林长民却与徐志摩不辞而别，于1921年8月突然从伦敦回国了。
四
对于林氏父女此举的原因，现在几乎成了一个历史之谜，无人确晓。但也正因如此，历来人们多有猜测。
有人说是因为政府给林长民欧游的时间已到限，他不能再逗留英国，林徽因也就不得不随行。但既是如此“光明正大”的事，打个招呼再走有何不能？为何要这样逃也似的不辞而别？
有人说是因为所谓徐林之恋本来就是剃头挑子一头热，林徽因并没爱上过徐志摩，一切只是因年幼无知的一次失足，她的抽身离去是一种突然之间的回头是岸。但若真是如此，且不说此前林徽因与徐志摩在火车经过隧道时的长吻等种种只有恋人间才有的行为将无法解释，更无法解释后来林徽因在对早年这段生活的追忆中所流露出的那份真情。
有人说是因为张幼仪的到来，引发了林徽因的醋意，因而抽身离开。但是林徽因也不是才知道徐志摩早有妻室呵，要吃醋也不该等到那时吧？
有人说是因为林长民不堪几个姊妹也就是林徽因几个姑姑的压力――她们不能容忍堂堂的林家大小姐做人家的“小”或“填房”，因而激烈反对徐林之恋，最终林氏父女都妥协了。但是林长民是何等人物呵？他曾任国务院参议、司法总长、国宪起草委员会委员长等要职，这样一位民国政坛的名人，岂能如此容易妥协？除非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他愿意顺水推舟！若真是如此，我们不禁又要问，那“水”又是什么――只能是林徽因自己有了别的选择！
虽然所有的推断似乎都站不住脚，但善良的人们就是不能也不愿相信，林徽因的离去不为别的，仅仅是因为她此时有了新的选择，然而活生生的事实是林徽因确是就这么走了，离开了徐志摩――她选择了梁思成作自己未来的丈夫，尽管此前她的确爱过徐志摩，但他只能作情人而不能作丈夫，这如同她选择自己的职业只能是建筑，而文学只能作为自己的爱好一样。
林徽因的这一选择在我们今天看来无疑是理性的，但这样的理性对于徐志摩来说又无疑是残酷的和不公平的：你怎么能做这种半路拆桥的勾当呢？要知道，诗人爱的火焰燃得正旺，你突然抽身，这不是将他往绝路上推吗？为此，善良的人们总不相信让徐志摩如此挚爱的女人会是这样一个绝情之人，他们进而猜想，林徽因在离开英国之前一定给过徐志摩某种承诺，其理由有二：一是林徽因离开英国是在1921年8月，而徐志摩离婚是在第二年春天，如果林徽因不给过徐志摩承诺，他会这样义无返顾地与张幼仪离婚吗？二是在徐志摩飞机失事后，林徽因曾通过胡适千万百计地从作家凌叔华（徐志摩的朋友）那里取得了徐志摩生前存放在她那里的日记，而后来这些日记面世时，有关林徽因离开的那一段时间恰恰缺掉了――人们怀疑那些缺掉的日记中恰恰记录了林徽因的承诺，它们最终都被林徽因销毁了。
然而，我常常想，前者只是我们一般人的逻辑，而徐志摩可不是一般人，他是浪漫的诗人，又是一个正被爱情的烈焰燃烧着的诗人，这样的人是断不会按我们一般人的逻辑行事的，这种“一头脱一头抹”的傻事由他做出来实属正常，更何况人们的这种推断本身又犯了一个循环论证的错误，在逻辑上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徐志摩的离婚并不能一定推断出林徽因就给过他承诺；至于后者，那仅仅只是一种猜测，是不是真如此，已是一个无法解开的历史之谜了。不过一个活生生的事实是，徐志摩成为一个爱的“孤家寡人”，并非因为他的离婚，而是因为林徽因的回国。
也许有人会说，你徐志摩不是早有妻室了吗？是的，他是早有婚姻了，但是在那个时代，有婚姻就等于有爱情吗？别忘了徐志摩与张幼仪的新婚之夜始终没进洞房，他竟然是在奶奶的房里睡了一夜；也别忘了婚后他仅仅与张幼仪生活了几个月便一别数载且天各一方；他写信给家里让父亲送张幼仪来英国时，或许确有要与妻子补上爱情一课的想法，但是当他遇到林徽因后，这种想法便显得多余了。正因此，他与阔别多年的妻子张幼仪见面时冷若冰霜也属情理之中，他们的离婚更在意料之中，因为他已将所有爱的希望和寄托都押在了林徽因一边，他不会脚踩两条船，这是他的率性和认真之处，也是他的真男人之处。
徐志摩离婚了，林徽因却在他们爱的道路上抽身而退，这让他落入“两头不着实”的境地，成了爱的“孤家寡人”，也成了爱的弱者。同情弱者是人类普遍的一种心理规律，为此，善良人们历来对林徽因颇多指责，包括一些与她相识的熟人与朋友，连钱钟书和冰心等一向说话、为文都很温和的文人，也都曾在文章中不无讥讽地说她是情场上的“风云人物”。然而，如果我们站在林徽因的立场上问一句：一个女人难道就没有退的权利吗？
你徐志摩是爱我，但你爱我，我就一定要爱你吗，一定要嫁给你吗？张幼仪不也爱你吗？你为什么就不爱她，要和她离婚？
我是爱过你，但现在不爱了，反悔了，这又怎么样呢？一个小女子难道连反悔的权利也没有吗？
不错，你与张幼仪最初的结合虽然并非出于爱情，但是后来你们不也“爱”了吗？不也生下了两个孩子吗？你现在又不“爱”了，这不也是一种反悔吗？你能反悔，我就不能吗？
……
这些问题，我想聪明的林徽因一定在心里问过无数次，但就是一次也没有问过徐志摩，其中的原因很简单，她总得给徐志摩留下一点面子吧！即使在徐志摩死后，说起这一话题，她的话语间仍然十分含蓄而小心：
我的教育是旧的，我变不出什么新的人来，我只要对得起人――爹娘、丈夫（一个爱我的人，待我极好的人）、儿子、家族等等，后来更要对得起另一个爱我的人（这个人就是金岳霖）。我自己有时的心，我的性情便弄得十分为难……
这几天思念他得很，但是如果他活着，恐怕我待他仍不能改的，事实上不大可能。也许这就是我不够爱他的缘故，也就是我爱我现在的家在一切之上的确证。志摩也承认过这话。（林徽因《1932年正月初一致胡适》）
这最后一句真是给足了徐志摩面子！只是林徽因明明给徐志摩的是“面子”，而在徐志摩那里又成了希望，于是徐志摩从英国追到了北京，虽然梁思成在他与林徽因的小屋门上挂了块写着“情人不愿打扰”的牌子，但他仍不死心。对此，怪林徽因欲断不断吗？不能！抑或怪徐志摩死皮赖脸？似乎也不能！好在林徽因与梁思成去了美国，不久正式订婚，且很快正式结婚，这才使这堆熄灭于1921年的爱的死灰没有真正复燃起来。
五
我们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将林徽因与陆小曼放在一起比较，发现她们俩除了都美貌而多才外，性情方面差别很大，林徽因智慧而理性，陆小曼则大胆而感性，如果说林徽因是一块冰，那么陆小曼则是一团火。徐志摩既喜欢林徽因，又怎么会喜欢陆小曼呢？难道他真是一个见谁都爱、来者不拒的情种甚至好色之徒吗？
徐志摩与陆小曼的结合看起来属于偶然，但一切偶然实际上都是某种必然。
如果硬说徐志摩与陆小曼的结合与林徽因也有关，或许许多人都不能同意，但是事实上人们只要一说到陆小曼与徐志摩的结合，就不能不说到林徽因。
是林徽因的抽身而退将徐志摩一下子扔进了爱的荒漠，他这才乐意为朋友王赓帮忙的，而他要帮的这个忙便是代王赓多陪陪自己新婚的妻子陆小曼。此时王赓在哈尔滨做警察厅长，而陆小曼由于不能忍受冰天雪地的生活而留守北京，王赓便托作为朋友的徐志摩代自己常陪陪陆小曼――如果徐志摩正与林徽因相爱着，徐志摩有这个心情去帮这样的忙吗？
是林徽因的抽身退出让徐志摩对自己结婚太早多次表示后悔，而他的这种后悔实际上恰是他在林徽因面前的一种自卑――而在陆小曼那里这种自卑是没有的，因为你陆小曼与我徐志摩一样，都是“过来人”。如果说徐志摩与陆小曼的结合是徐志摩爱情的一次“务实”或“遣就”，那么教会他“务实”或“遣就”的人只能是林徽因。
林徽因是一个智慧而理性的女人，这样的女人固然有她的可爱，但这样的女人对于男人的杀伤力绝对是两方面的，正因此，有的男人会对这样的女人敬而远之，他们宁愿爱一个没心没肺的“傻大姐”。陆小曼当然不是一个“傻大姐”，但是她遇事大胆，为人感性，这一点正与林徽因相反。当受够了林徽因理性伤害的徐志摩遇到陆小曼时，她身上的这种大胆和感性不能不对徐志摩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再则，别忘了徐志摩原本也是一团火，一团火遇到另一团火，只会烧得更旺，于是两人很快便以感情重组的方式，将人生的快乐提高到了一个极至，此时，他们走向婚姻的殿堂已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了。看起来徐志摩的婚姻有点种瓜得豆――“豆”不是“瓜”，初看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毕竟是当初的种“瓜”而得来的呵，而与徐志摩当初一起种“瓜”的那个人正是林徽因！
俗话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徐志摩与陆小曼的爱情看起来似乎修成了正果，然而由此开始的却正是一段走向坟墓的过程。
又有俗话说，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徐志摩终究没有得到林徽因，所以他一生挚爱着她。
林微因到美洲和梁思成结婚后过得并不好，生活中他们经常发生矛盾，拌嘴、吵架似乎成了家常便饭，甚至有时吵着吵着还有违中国传统的“君子动口不动手”的雅训。这一切，林徽因都曾写信告诉远在国内的徐志摩。今天，我们已很难确切地知道林徽因给徐志摩写这些信的原因和目的，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切地知道，徐志摩在收到这些信时，除了痛苦外，心灵深处一定又会燃起一丝爱的希望。
再后来，林徽因与梁思成一道学成归国任教于东北大学，不久因为林徽因身染肺病，独自来北京西山养病，当时正在北大任教的徐志摩便经常去西山看望她。然而此时的徐志摩已是陆小曼的丈夫了，对于这一切，陆小曼不可能一无所知。有一个事实可以为证，这就是她宁可一人住在上海也不愿来北京与徐志摩同住，这便直接造成了徐志摩只得在北京、上海、南京间飞来飞去。
徐志摩这样的生活状态终于导致了悲剧的发生：1931年，徐志摩因飞机失事死了，一代诗哲就这样死于非命。追究其悲剧的原因时，陆小曼首先想到的便是指责林徽因，因为徐志摩是为了赶去北京参加林徽因的一个展览才坐免费的飞机的。但是似乎指责陆小曼的人更多，在他们看来，是因为她的挥金如土才迫使徐志摩不得不到处兼课，在北京、上海、南京间飞来飞去。但是指责陆小曼的人只看到了她的挥金如土、抽大烟和养情人等，并没太在意这一切的原因除了她本来养成的习性外，更有她对徐志摩与林徽因藕断丝连的不满――原来她只得到了徐志摩的人，而他的心早在1921年便给了林徽因，且事实上从来不曾收回过。
“志摩害了小曼，小曼也害了志摩！”这是陆小曼的母亲说过的一句话，它实在是意味深长！
六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阳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艳影，
在我的心头荡漾。
……
徐志摩的诗歌代表作无疑是这首著名的《再别康桥》，因为这首诗歌，奠定了徐志摩在中国新诗史上无可动摇的崇高地位，甚至有人说，如果没有《再别康桥》，也就没有徐志摩了。此话虽说得有点过，但足可以说明它对于徐志摩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我在学生时代不止一次地读过《再别康桥》，教科书上告诉我，这只是徐志摩表达对母校热爱之情的一首抒情诗。然而感觉又似乎告诉我，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后来读有关史料，发现林徽因与梁思成在加拿大温哥华结婚时在1928年春天，而同年秋天徐志摩在剑桥得到此消息后，便写了这首《再别康桥》。这更让我不能相信这首诗只是表达了诗人徐志摩对母校的热爱。果然，有专家指出：
《再别康桥》就是一首悼亡的抒情诗，也就是说，它是哀悼爱情的死亡与埋葬的挽歌，也许叫做Elegy更恰当。它的基调仍是凄美的、悲伤的，一如华兹华斯的"露西组诗"……隐藏在《再别康桥》一诗背后的深层结构里，是盟誓被背弃后的原先的美梦之破碎，与深入地写寻梦之不可能性。这个意旨，由诗中的"云彩"、"金柳"、"虹"、"彩虹似的梦"与"寻梦"等意象组成。最为关键之处，是对夕阳中的新娘的"金柳"之文学隐喻的理解。假如在这里把"金柳"理解为"欺骗"的话，那么，诗人徐志摩在这首诗里就不单只是"有怨言"而已，根本就是控诉云彩化身为金柳，对他的感情的欺骗以及背弃了他，也就是说，诗中使用了隐晦的方式指责林徽因欺骗了他的感情与背弃了婚约。（廖钟庆《徐志摩〈再别康桥〉试释》）
我们或许并不能肯定诗论家的分析是否确是徐志摩的本意，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只要我们将《再别康桥》与林徽因《那一夜》放在一起来读一读，便能读出别样的滋味：徐志摩要挥手告别的其实并不是1928年金秋时节的某一夜，而是1921年春天的某一夜――那也是林徽因的“那一夜”。
徐志摩想“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地与“那一夜”彻底告别，但事实上他并没有做到，他带走的东西太多，因而他终生也没能走出“那一夜”。而林徽因呢，她何尝又曾走出过呢――她既想告别又想重回，所以注定了她更没有走出的可能，事实上她一生都生活在1921年的“那一夜”。1955年月4月，林徽因以仅51岁的年龄在北京死于肺结核--跟茶花女一样，这病使她的死似乎也不失风雅――只是直到死，她的卧室里一直挂着徐志摩失事飞机上的一块残片。我曾想，林徽因每天都要面对着这块残片，内心会是什么滋味，而梁思成的内心又是什么滋味呢……我们不难想象。
陆小曼于前一年的1965年4月去世，终年65岁。据说，她在徐志摩死后的30多年里，每天都要在徐志摩的灵前献一束花――无疑这是一种小资情调的怀念方式，为此有人担心，她若再活下去，活到那个暴风骤雨的红色年代，这种小资情调的怀念方式一定会给她带来麻烦，因为徐志摩并不是什么红色诗人；但又有人说，她任至终生的上海文史馆馆员的职位是为她谋得的，既是这样，她若能继续活下去，她的怀念恐怕也还会继续下去。
张幼仪于1988年1月逝世于美国，终年88岁，临终前她跟她的侄孙女，也即她的传记作者张邦梅说过这么一段话：
你总是问我，爱不爱徐志摩。你晓得，我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我对这个问题很迷惑，因为每个人总是告诉我，我为徐志摩做了这么多的事，我一定是爱他的。可是，我没办法说什么叫爱，我这辈子从来没跟人说过“我爱你”。如果照顾徐志摩和他家人叫的话，那我大概爱他吧。在他一生当中遇到的几个女人里面，说不定我最爱他。（张邦梅著，谭家瑜译《小脚与西服――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家变》，智库股份有限公司1966年版）
三个女人似乎终生都没能走出徐志摩的阴影，只是我真不知道这究竟是她们的崇高呢，还是他们的悲哀；而对于徐志摩来说，我更不知道这究竟是他的光荣呢，还是他的罪过！
徐志摩篇2
1、《偶遇》：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讶异，更无须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2、注：写于1926年5月，初载同年5月27日《晨报副刊·诗镌》第9期，署名志摩。这是徐志摩和陆小曼合写剧本《卞昆冈》第五幕里老瞎子的唱词。
3、这首《偶遇》小诗，在徐志摩诗美追求的历程中，还具有一些独特的“转折”性意义。按徐志摩的学生，著名诗人卞之琳的说法：“这首诗在作者诗中是在形式上最完美的一首。”（卞之琳编《徐志摩诗集》第94页）。
（来源：文章屋网 ）
徐志摩篇3
徐志摩是一个复杂的诗人，历来对其评价不一，徐重庆曾说“徐志摩是一个资产阶级诗人”，因为他曾经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宣扬资产阶级的人性论。胡适在《追忆志
摩》中说：“他的人生观是一种单纯的信仰，这里面只要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而他自己也曾说：“我是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的
确，徐志摩是一个一直追求其“单纯信仰”的人，他的“单纯信仰”就是由爱、美和自由组合起来的理想主义人生观，而爱情观作为其人生理想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
不可避免的打上了理想主义的烙印，可以说徐志摩追求的爱情是一种神圣的、绝对的、永恒的、完全的、圆满的理想爱情。从徐志摩与张幼仪、林徽因和陆小曼的婚恋
以及其众多的爱情诗中我们可以看出其爱情观具有以下特点：
一. 爱情是神圣至上的，对爱情的追求要不懈而执着。
众所周知，徐志摩对林徽因的追求煞费苦心，当他在伦敦第一次见到年仅16岁的林徽因时，就彻头彻尾的喜欢上了她，当时他感觉到眼前出现的就是美神，是仙女下凡
，当然当时的林徽因也为这位多才的浪漫诗人倾心，因此后来，康桥边、叹息桥、芳草甸、伦敦的书屋……便处处留下了他们初恋的倩影，飞扬着浪漫的爱情，不幸的
是后来林徽因提出只有徐志摩和张幼仪离婚她才会和他结成伉俪，而此时的张幼仪也在伦敦，徐志摩便将她送往德国，不久张幼仪便产下二儿子彼得，如果是一般人，是绝
不会在此时抛下张幼仪母子提出离婚的，即使他并不爱她，也要处于一种婚姻的责任和义务继续把这种关系维持下去，而徐志摩毕竟是一个浪漫主义诗人，为了他心中那完
美圣洁的爱 ，不惜顶着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巨大压力，毅然在这时候提出了离婚，无耐造化弄人，当他与张幼仪离婚之后，林徽因却受其父之意回国并与梁启超之子梁思成达
成口头婚约，当徐志摩知道此事后痛苦万分，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他苦苦追索的希望就这样被埋藏了：“希望，只如今……/ 如今只剩下遗骸；/ 可怜，我的心……/ 却教
我如何埋掩？”――《希望的埋藏》 后来，当徐志摩得知林徽因与梁思成并未正式订婚，仅是个口头婚约时，他死了的希望又开始重新开始冒烟，他想，爱情面前人人
平等，徽因若最终选择思成，我尊重她的选择，但她若是最后选择了我，我还是可以敞开怀还接受的，于是他便频繁的给林徽因打电话、写信、找她聊天、散步，还送
给林徽因许多诗篇，也许是徐志摩追求林徽因的决心过与坚定，梁启超才不得不将思成和徽因送往国外求学，这就使得徐志摩的希望彻底破灭，他和林徽因《在那山道
旁》做了最后的道别。
二. 爱是光明正大的，爱情是无罪的。
在徐志摩看来，恋爱是光明正大的，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爱情是无罪的。这首先表现在他对张幼仪的婚姻上，当徐志摩决定与张幼仪离婚后，首先写信告知了他的好
友们，尤其是其师梁启超，梁启超收到信后苦心相劝，希望能有挽回的余地，但他给梁启超的回信却振振有辞的说道：“我之甘冒世之不韪，竭全力以斗者，非特求免
凶惨之苦痛，实求良心这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 徐志摩是在柏林由吴经熊、金作霖作证同张幼仪正式解除婚姻关系的，此后，他便在《新浙江》
报副刊《新朋友》上正式发表《徐志摩、张幼仪离婚通告》，向世人告知他离婚的消息，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对这样的事情都是遮遮掩掩，生怕别人知道，所谓
“家丑不可外扬”，而徐志摩倒好，不但告知了其朋友、师父，还把消息发报公告天下，真可谓是中国近代史上西式离婚的第一人。
徐志摩对林徽因的追求也是光明正大的，虽然在外人看来，林徽因只是小徐志摩很多的他的一个“小朋友”，可徐志摩可不管这些，只把她当作心中的女神来追求，在
泰戈尔来华是，他还托泰戈尔为其说情，希望林徽因能回心转意，而此时的林徽因已与梁思成基本确立了关系，此事一方面可以说明他对林的不懈追求，另一方面也说
明了他的坦率与勇敢，从不怕外界的非议。徐志摩在8月21日和19日的《爱眉小札》中分别写到：“只要爱情是真的，就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恋爱本事光明事。
”“真爱无罪”。因为坚定了相信了这一点，徐志摩才会在重重的社会和家庭压力下仍有着追求真爱的勇气和决心。
三. 爱情是情爱和的完美结合。
徐志摩认为，爱情不光是精神上的沟通与共眠，更是灵与肉的完美结合。这集中体现在他与陆小曼的爱情中，徐志摩在1925年3月3日写给陆小曼的信中直接阐明了自己
的灵肉观：“灵魂是需要救度的，肉体也不能永久让人家侮辱蹂躏；因为就是肉体也含有灵性的。…… 因为灵与肉实在是不能分家的。”徐志摩当时说这些话的目的
是鼓励陆小曼彻底的与家庭决裂，既心已有所属，就不能维持身心分裂的局面，继续原来的夫妻生活。在同年6月26日从欧洲写回的一封信里，徐志摩说的更为直接：
“你身在那鬼世界的中心，也难怪你偶尔的气馁，我也不妨告诉你，这时候我想起你还得与他同住，同床共枕，我这心痛，心血都迸出来似的！”，徐志摩在这里希求
的，已经不是与其他女性之间的心灵的默契，而是全身心的占有。
徐志摩的灵肉观在其诗中也有体现，先看比较含蓄的《雪花的快乐》与《翡冷翠的一夜》。《雪花的快乐》基本上是一首托物言志的诗，但那朵雪花最后“贴近她柔波
似的心胸”，“溶入她柔波似的心胸”，已经接触到身体了，在徐志摩后期的作品中，对的描写则更为直接，例如经常被别人拿来批评的《活该》和《别拧我，疼
》。特别是后一首，具体而细腻的描写了欢爱时女方的表情、声调和眼神。在另一首《春的投生》的诗中，诗人使用了一系列象征性的暗语，如雷雨的猖狂、春投生于
残冬的尸体、潭水缠绵等，来展示男女双方欢爱时爱和欲的和谐、愉悦、欢畅和美妙，而较为露骨的，如脚下的松软、耳鬓的温驯、桃花开上脸，以及呼吸的投射，肢
体胸膜的异常跳动，敏锐的消受眉，手臂迫切地要求缠身，等等动作性很强的词语，则强化了男女欢爱时的灵与肉的律动感和亢奋感，正因为作者有这样的情感体验，
他才能将男女在一起的欢娱表达的如此酣畅淋漓。可见，追求灵与肉的完美结合也是其理想主义爱情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徐志摩的爱情理想中的大胆追求、执着热烈、积极向上的精神特质是值得肯定的，其爱情理想是对传统恋爱观的挑战，在新旧交替的20年代，这是难能可贵的，然而，
我们应当指出的是，徐志摩所追求的爱情太过于理想，在错综复杂和物质化的现实社会中是很难有市场的，它只能存在于我们的精神世界，正如徐志摩的老师梁启超所
说的“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一样，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和完美的爱情的。
徐志摩为爱而生，为爱而死，而他与张、林、陆的情爱故事，连同他为爱而歌的情诗，必将愈久愈真，愈久愈新。
参考书目及文献
[1]顾永棣 《徐志摩诗全集》 学林出版社 1997年7月第2版
[2]高恒文/桑农 《徐志摩与他生命中的女性》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3]《诗人徐志摩》 重庆出版社 1982年版
[4]杨新敏《徐志摩传》 团结出版社 1999年版
徐志摩篇4
关键词：单纯信仰；回归自然；理想化人生
综观徐志摩如此短暂的一生，可以发现他对“爱、自由、美”的追求一直伴随着他，直到生命的结束。对这种理想化人生的追求，导致他大量的诗文创作，而理想化人生的破灭是缘于这种追求的不现实，这样一个轮回，造成了诗人云游而永远不归。为了更好的说明“单纯信仰”在诗人生命中的重要，将他的一生分为：系烦恼结，留学美国（1918-1920）；遭遇爱情，再系烦恼结（1920-1922）；月下待杜鹃（1922-1924）；我不知道风向哪一个方向吹（1928-1931）这样四个时期。
一、系烦恼结，留学美国
这个时期是徐志摩思想的初步形成时期。众所周知1915年10月25日徐志摩与张幼仪结婚于石夹石。对于此，思想幼稚无力的徐志摩毫无办法，只能屈从于几千年的父母包办婚姻。他对左梅与蒋百里冲破国界、冲破宗法观念束缚去争取爱情十分赞赏，他同时哀叹自己屈服家庭、与一个没有爱情的人结婚，这为他后来勇于与张幼仪离婚奠定了基础。
为了寻求自己朦胧的信念，1918年8月14日，徐志摩离沪赴美留学。他抱着实业救国的宏愿向往做一个
当然，在徐志摩的诗文中，“爱”除了指向“爱情”外，还有“亲情”、“同情”、“怜悯”等含义。
三、月下待杜鹃
月下待杜鹃
看一回凝静的桥影，／数一数螺细的波纹，／我倚暖了石栏的青苔，／青苔凉透了我的心坎；／……水粼粼，夜冥冥／何处是我恋的多情友？／风飕飕，柳飘飘，榆钱斗斗，／令人长忆伤春的歌喉。
——徐志摩《月下待杜鹃不来》
此时的徐志摩进一步通过对爱情的歌颂，对自由的追求，对现实社会不满的控诉，来表现自己对理想人生的追求。诗人始终在凄冷美艳的日光下，等待杜鹃的声声歌唱。正如徐志摩在一诗中所说：“水粼粼，夜冥冥、思悠悠，何处是我恋的多情友？”
徐志摩在1923年11月28日《努力周报》上发表《就是打破了头，也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支持北大校长蔡元培为追求理想主义，孤身为天下光明精神勇气，同时也表达了作者自己从孤苦深寂中喷射出的一腔幽情和激情，而徐志摩的这种激情来源于他对理想的追求，是“爱”“自由”“美”的汇合而已。
徐志摩追求自由还表现在他的“诗化生活”的文艺美学观，在1924年燕京大学的讲演中，他这样阐释：“要使生命成为自觉的生活，不是机械的生存，是我们的理想。要使我们的心灵，不但消极的不受外物的拘束与压迫，并且永远在继续的自动，趋向创作，活泼无碍的境界，是我们的理想。使我们的精神生活，取得不可否认的存在，使我们生命的自觉心像大雪滚雪球一样愈滚愈大，不但在生活里能同化极伟大极深沉与极隐密的情感，并且能领悟到大 自然 一草一木的精神，使我们的理想。使天赋我们灵肉内部的势力，尽性的 发展 ，趋向最后的平衡与和谐，是我们的理想。” 可见，徐志摩文艺创造的理想是灵魂的自由、生命的自由、灵与肉、物神的和谐一致，平衡发展的人生。
对于爱情，徐志摩依然找不着北，他抛弃康桥 政治 经济 学博士的头衔回国，原因只有一个：徐志摩倾心的林徽音随父回国，他无心在英伦逗留，遂乘船东行。胡适说徐志摩是一个有着单纯的爱、自由、理想的人，为了自己的追求可抛开一切，因此做出此番惊世骇俗之举也在情理之中。“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用在徐志摩身上相当贴切。实际上，在英伦留学期间，他受拜伦，雪莱影响颇大，徐志摩曾和狄更生说过：“我不喜欢歌德的恋爱观，因为他常常在热恋的时候，悄悄溜走；我喜欢雪莱，他爱的深爱的火热。”为此，他不惜和发妻张幼仪离婚，他甚至认为与张幼仪的离婚是转夜为日，转地狱为天堂，是彼此重现生命之曙光的荣业。
四、我不知道风向哪一个方向吹
在充满悲哀与绝望之感的诗人的心灵之中，在经历了一次比一次惨痛的爱情与婚姻的折磨和苦痛之后，徐志摩写出了《我不知道风向哪一个方向吹》一诗。他说：“要从恶浊的底里释放圣结的泉源，要从时代的破烂里恢复人性的尊严——这是我们的志愿……生命从他核心里供给我们信仰，供给我们忍耐与勇敢……”
这里可以看出徐志摩最高的诗歌理想，即人生理想，那就是：回到生命的本体中去！歌颂生命、赞美大自然的与人和谐是他诗歌的主旋律。
徐志摩篇5
大约五年前吧，在绍兴的咸亨酒店，有一干人围桌而坐，喝着黄酒闲聊。文人的嘴有时说的比吃的多，话题在各位的嘴上不断游走。聊到20世纪的中国自由主义时，我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徐志摩在自由主义上要比胡适更地道更纯粹。话刚说完，其中一位用眼神和鼻子很不屑地表示了否定，那意思是他怎么能和胡适比？
这不屑如果是对徐志摩，那可有点对他不公。
说到徐志摩，一般人的眼里，也就是个诗人和情人。长期以来，徐志摩的这一形象，在人们眼里几乎定格为他的全部。但，事实并非如此。他把他自己给遮蔽了，用他自己的诗、情辉光，当然也加上后人的渲染。其实，在诗人和情人之外，徐志摩还有少为人知的一面，这一面是他的思想和政治识见。如果书写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大事记，20年代那一段，是不应该略掉徐志摩的。我甚至偏颇地认为，徐志摩的诗才其实一般。第一次读《再别康桥》就没觉得怎样。什么我轻轻地来了，又轻轻地走。又不是猫，那么轻干啥。何况此诗在遣词造句上也有点让人发“腻”。至于做情人，弄得鸡飞狗跳不说，还把自己的命给搭了进去。
在他的诗、情之外，比如比诗才更好的思才，比情商更佳的智商，徐本人似乎并未经意，给我却印象很深。20年代的徐志摩，有两件事让人刮目。一是他去英国途经莫斯科后写下的《欧游漫录》，一是回国后负责《晨报副镌》时所主持的关于苏俄问题的讨论。这两件事都有关苏俄，而苏俄在当时的中国直接影响国共两党，也同时影响中国知识界。1921年陈独秀成立的政治组织乃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1924年孙中山召开一大，会上所确立的新三民，第一条就是“联俄”。当时，包括后来的知识界，对苏俄大都抱有一厢情愿的热情。鲁迅被誉为迄今思想最深刻的人，你可以去看看他在30年代对苏俄令人咂舌的一边倒。胡适，这个被视为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的代表，对苏俄的态度，20年代也是那么依违不定。可是，作为诗人甚至有点滥情的诗人，徐志摩对苏俄的看法，激浊扬清，眼界远在胡鲁之上，更无论那些组织。
1925年，徐志摩所以要在《晨报》发动苏俄讨论，是出于他自己的一种预感：中苏之间“说狭一点，是中俄邦交问题；说大一点，是中国将来国运问题，包括国民生活全部可能的变态”。诗人的感觉没错，眼光更高明。苏俄对中国的影响，“始终是不曾开刀或破口的一个大疽，里面的脓水已经痈聚到一个无可再淤的地步，同时各地显著和隐伏着的乱象已经不容我们须臾的忽视。”这是那个时代的警世通言。这时的胡适庶几还在夸赞苏联人为了理想“干干干”呢，徐志摩颇反感这个“干”，认为“不雅”。然而国人的干劲也不弱，这场讨论不到两个月，一场大火冲天而起，烧掉了晨报馆，也烧掉了这次讨论。纵火者是由国共两党发起游行的学生与民众，他们不满《晨报》所秉持的反苏立场（尽管它也编发拥苏的文章）。于是，这场讨论成了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断章”。
徐志摩去过苏俄，就像胡适后来也去过一样。但这两个自由主义者对苏俄印象大相径庭。胡适对这个国度有所好感，亦正如徐志摩对它满是质疑。这质疑来自他诗人般的感觉。我很奇怪，这感觉在诗上表现一般，为何在思想、社会及政治诸问题上却如此出色。莫非诗人本色是思人。
读读他的《欧游漫录》吧，那是我读过的最好的游记之一，有文字，有性情，有思想，有识见。在莫斯科参观过列宁遗体之后，徐志摩这样评论苏俄人散布到中国来的那个主义：“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
以血海的方式完成一种主义，是人类的福音还是灾难？换用后来哈耶克的表述：通往天堂的路往往是用地狱铺就的。因此，西行途中的徐志摩发出这样的吁请：“旅行人！快些擦净你风尘眯倦了一只眼，仔细的来看看，竟许那看来平静的旧城子底下，全是炸裂性的火种，留神！回头地壳都烂成齑粉，慢说地面上的文明。”
徐志摩篇6
卞之琳在《徐志摩诗选?序》中说：“做人第一，做诗第二，诗成以后，却只能就诗论诗，不应以人论诗，诗以人传，历来也有这种情况。但是作为文学现象，作为艺术作品，诗本身就是一种独立存在。” 徐志摩是个复杂的诗人，其驳杂的思想感情在他的诗中都有所表现。徐志摩曾用现实手法写过一部分有社会内容的诗，如《先生！先生！》反映了下层人民的悲惨处境；《太平景象》揭露军阀混战；《毒药》表现对不合理现实的强烈愤懑。但这些并不能代表徐志摩的艺术水平，真正构成其诗的艺术特色和风格的是他的抒情诗。
一、抒写性灵是徐诗最大的特色
徐志摩是个主张以作品表现自己“性灵”的诗人，这些诗作真实地袒露着作者的内心世界，表现诗人那种一刻不安静的追求的个性，从而形成其诗歌中独特的浪漫主义世界。他浪漫气质的核心是一种理想的美、自由和爱。而他对此热情、勇敢、执著的追求，正构成了其性灵中最突出的一点。比如其《山中》一诗：
“庭院是一片静，
听市谣围抱；
织成一地松影——
看当头月好！
不知今夜山中
是何等光景；
想也月，有松，
有更深的静。
我想攀附月色，
化一阵清风，
吹醒群松春醉，
去山中浮动；
吹下一针新碧，
掉在你窗前；
轻柔如同叹息，
不惊你安眠！”①（选自《猛虎集》）
融美妙的景色、美妙的想象与美妙的情思于一体，表现出相思之浓烈，而又是那样的温柔和体贴，感情真挚，表现细腻，风格明丽委婉，充分地体现了徐的艺术个性，而最能表现其性灵的诗应是《再别康桥》，诗人将对母校多年的感情，浓缩在凝练的诗句里，溶化到一些富有个性特点的形象和想象之中，全诗把诗人浓烈、真挚、轻柔、细腻而略带飘逸的浪漫主义个性充分地显示出来，形成了物、我、情交互融合，创造出一幅柔美而极富魅力的意境。
二、对诗歌意象的苦心经营和刻意追求
这是其性灵在诗歌中能够鲜明地表现的基础，徐不但善于在生活中捕捉形象，而且善于在生活中发掘诗趣，使形象与意趣相融合，从而构成较高的美学境界，形成意象的新颖与美妙。比如《沙扬娜拉——赠日本女郎》：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
那一声珍重里有蜜甜的忧愁——
沙扬娜拉！”②（选自《志摩的诗》之《沙扬娜拉》第18首）
就是抓住特定情景中刹那间闪现的意趣，借助于比喻和想象，传神地写出一位日本姑娘与朋友道别时的特有神态，以水莲花的姿态这一意象来喻日本姑娘的深情、温柔和娇羞，人似花，花似人，人花浑然一体，恰如苏轼《水龙吟》中“似花还似非花”的描写，境界迷离恍惚，“不即不离”，诗中又用“甜蜜”来表现“忧愁”，突出了一种复杂的情绪，显得细腻而又微妙！
三、徐诗的音乐性强，讲究音乐美
徐诗大部分具有和谐的音节和韵律，诗字句清新，溶中西文化于一炉，并吸取民歌的精华，形成一种新抒情诗体，淋漓尽致地体现了闻一多诗歌理论上“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三美理论。徐诗多用脚韵，甚至行行押韵，从而使诗歌既有节奏感，又有旋律感。比如《偶然》：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讶异，
更无须欢喜——
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③（选自《翡冷翠的一夜》）
卞之琳认为：“这首诗在作者诗中是形式上最完美的一首。”一、二、五行为三顿（三个音尺），三、四行为二顿，只有第二节第二行出格，多了一顿，但一、二、五押韵，从而使全诗表现出一种轻快、活泼的基调，将人生相遇比作海上的“交会”，抒发出一种略带伤感而又不教人沉重压抑的人生哲理。
徐志摩篇7
1、爱，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2、我将于茫茫人海寻找我唯一之灵魂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
3、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4、你早已成我灵魂的一部，我的影子里有你的影子，我的声音里有你的声音，我的心里有你的心；鱼不能没有水，人不能没有氧气；我不能没有你的爱。
5、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软泥上的青荇……
6、爱的出发点不一定是身体，但爱到了身体就到了顶点。
7、生命薄弱的时候，一封信都不易产出，愈是知心的朋友，信愈不易写。
8、我是极空洞的一个穷人，我也是一个极充实的富人——我有的只是爱。
9、我是极空洞的一个穷人，我也是一个极充实的富人——我有的只是爱。
10、我将于茫茫人海寻访我唯一灵魂的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
11、我之甘冒世之不韪，竭全力以争取，非特求免凶残之痛苦，实求良善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
12、你看我活着不能没有你，不单是身体，我要你的性灵，我要你身体完全的爱我，我也要你的性灵完全化入我的，我要的是你绝对的全部——因为我献给你的也是绝对的全部，那才当得……
13、我没有别的方法，我就有爱；没有别的天才，就是爱；没有别的能力，只是爱；没有别的动力，只是爱。
14、爱的出发点不一定是身体，（经典语录 ）但爱到了身体就到了顶点。
15、即使命运叫您在得到最后胜利之前碰着了不可躲避的死，我的爱！那时您就死。因为死就是成功，就是胜利。一切有我在，一切有爱在。
16、我不敢说，我有办法救你，救你就是救我自己，力量是在爱里；再不容迟疑，爱，动手吧！
17、此去清风白日，自由道风景好。
18、我不敢说，我有办法救你，救你就是救我自己，力量是在爱里；再不容迟疑，爱，动手吧！
19、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20、友情是愉快，是爱，是再不畏虑，是不再受孤寂的侵凌。
21、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徐志摩则向世人宣示：“我之甘冒世之不韪，乃求良心之安顿，人格之独立。在茫茫人海中，访我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22、我不仅要爱的肉眼认识我的肉身，我要你的灵眼认识我的灵魂。
23、我没有别的方法，我就有爱；没有别的天才，就是爱；没有别的能力，只是爱；没有别的动力，只是爱。
24、善用其所学，以利导我国家。
25、眉，我恨不得立刻与你死去，因为只有死可以给我们想望的清静，相互永远的占有。眉，我来献全盘的爱给你，我的身体，我的灵魂，完全是你的，一团火热的真情，整个儿给你，我……
徐志摩篇8
那时陆老师只不过50岁出头，但却瘦弱苍老，颊萎腮瘪，口中只剩一二余齿，跟我心目中的陆小曼女士的形象反差实在太大。但是，随意问答闲谈一会儿之后，那表象的视觉渐渐冲淡，那当年使得诗人志摩深为陶醉，使得胡适等一班名流深感吸引的特质和魅力，就在她的温婉语音与和蔼神情中渐显渐现了。
陆老师对我说，她没有收过徒弟，没有教画经验，自己也不用功，画得不好。以后就常来玩玩，谈谈，看看她画画，做个朋友吧。
自此，我便成了陆老师家中常客。陆老师生性随和，脾气特好。她对任何来客一概欢迎，家中常有京剧戏友和国画院同事以及文史馆的各业人士来访，倒也常常高朋满座。那时，跟她一起生活的除了表妹吴锦，还有同居多年的翁瑞午和翁在外私生的小女儿“毛毛头”(陆老师将其抚养在家，视为己出)。另有一个名叫“桃桃”的女佣。“毛毛头”的生母“小宝”常来访视，翁的其他成年子女也来探望，吴锦在扬州读书的一对双胞胎儿子(比我大几岁)也常来省亲。因此，陆老师家也就时有济济一堂的热闹景象。30年后的80年代，见到郁达夫夫人王映霞女士记述陆小曼的文章称，小曼对她说：“……翁瑞午另有新欢了，我又没有生男育女，孤苦伶仃，形单影只，出门一个人，进门一个人，真是海一般的凄凉和孤独……”觉得这段描述与我所见的事实大相径庭。
1959年某日，我去陆老师家，只见好些陌生人围在一个小房间内，我挤进去一看，翁僵卧在床，眼睛瞪着，口不能言。我叫一声“翁先生”，他似有反应，眼珠朝我略一转动。这时，曼师在卧室里闻声唤我了。她独坐在大藤椅里，异常平静地对我说：“翁先生不行了。你不要去看。”在她脸上，似乎并无什么永别的悲痛之色。
翁瑞午，推拿医生出身，曾经官至海军部军需处长，虽属常熟翁家大户，却不是翁同的嫡裔。1949年后无业在家，靠变卖旧藏书画维持与陆老师的共同生活。他精于弹词说唱，并收徒授课。那时翁已60多岁，身材很高，骨瘦如柴，谈兴极浓，常常手舞足蹈地对我谈古论今，甚至竞说：“人称陆小曼是海陆空。指她的三个男人：第一个男人王赓是陆军出身，我是海军出身，徐志摩则死于空难。”对于这话出自他之口，我十分反感，回家告诉父亲。父亲说，这人非常无聊，你不要理他。后来，陆老师私下也曾告诫我：“翁先生口无遮拦，胡说八道，你不要听他的那一套。别受他的坏影响。”此后，我对翁就守着一条界线了。由此也知道，他实际上不是陆老师倾心相称的伴侣，至少在那时已经不是。陆老师对我，始终亲切，但也严肃。我去上课，她必先飨以水果、糖食，闲聊一番后再言归正传。所谓教画，也只是叫我在旁看她作画，或擎笔在纸上作些勾勒皴染的示范，没有系统的计划和固定的要求。她的创作，更是兴致挥毫，兴尽搁笔，所以半途而废的作品特别多。尽管她的画作在数十年前即受到胡适、杨杏佛、刘海粟等人的赞扬，但她绝不自视为成熟的画家。我所见她的《庐山飞瀑图》以及为四川杜甫草堂所作几幅较大的杜诗意境作品，确实堪称不可多得的精品。
由于我从小爱好文学，同时随着渐渐长大，已开始留意国际国内政治形势，我与曼师的关系，由绘画的师生转化成谈诗论文、密议时局的挚友。
陆小曼师实际上非常敏感，对所处时代的特质有深刻的认识。她认真地看报纸，看《参考消息》，关注着国际国内的大小政治动态。她不止一次地对我说：“方晦啊，这是一个不可随便说话的时代。最最要紧的是，自己内心的想法，千万不能公开乱讲啊!”
1960年前后，消息传来，胡适在台湾参选“总统”。陆老师告诉我，中央和上海统战部的代表在这个节骨眼上突然频频来访请她吃饭，并转弯抹角地问起与胡适的关系、交情。我并不理解这种动作的含义。曼师说：“统战工作可谓无孔不入。我既非政界要人，也非胡的贴近亲属。但是，他们还是来找我了。这说明，他们不会放过任何可能吹风到那边去的细小机会，以影响那边政治人物对他们的感觉。”
1949年以后，为了避祸，陆老师基本上息交绝游。熟友来访，只谈京剧书画，不涉国事。但是政治运动是逃不脱避不开的。“反右”运动，陈巨来老师被“揪出”。陆小曼是陈巨来的30年老友、同事，过从密切，陆小曼不发言批判陈巨来是怎么样也“滑不过去的”。于是，几年之后，陈老师解除教养归来，他与陆老师遂成陌路。我觉得这两位于我情同父母的师长竟被政治高压弄成了“冤家”，心中极为难过。我对巨来师说：“陆老师倘不批你，她自己也完蛋了。”他说：“怎么可以为保护自己，牺牲朋友?”我说：“你在教养农场里好几年了，怎么还没懂那一套的厉害?谁能对抗政治运动?谁敢讲义气保护朋友?”他不做声了。过了一会儿，他又说：“别人揭我批我不关痛痒。小曼揭发我，就像尖刀刺在心脏上。你不知道，她揭发我18条!18条哪!”我说：“不管多少条，你们私下说的话她揭发了吗?别人不知道的事她揭发了吗?”他想了一会儿，说：“那倒是没有的。如果有，我恐怕枪毙加上活埋还不够哩!”我说：“那就是了。她是假批判呀。”我又说：“陆老师一直很关心你。我每次看望你后，她总要问长问短，既问健康，又问心情。”他问：“陆老师还说过什么?”我说：“她是明白人，不说废话。她是记挂你的。”这时，陈老师泪花涌动，大叫：“我冤枉小曼了!快陪我去见她!”我与巨来师走到曼师家里，还在楼梯上，巨来师就大声叫嚷：“小曼，我冤枉你了!我冤枉你了”他俩冰释前嫌。
1960年之后，曼师健康每况愈下，曼师是居家日少，住院日多了。
徐志摩篇9
关键词： 徐志摩 江南文化 自然美 水性情怀
地域文化是一个地区民情、民风的积淀，对作家的精神品格、个性气质会产生潜在影响，从而促进作品意象的传达和作家风格的形成。徐志摩的诗歌便具有地域文化的审美色彩。
在徐志摩研究领域，目前多侧重于其诗歌创作和康桥经历的关联，一般认为拜伦、哈代和惠特曼的诗歌影响使得他的诗歌充满着欧洲特征。那么，在英美诗歌的强烈影响背后，生养他的浙西文化对他又有着怎样的影响？他的诗歌以及为人又是怎样诠释江南文化的呢？
一、常用词汇与故土情怀
吴其昌在《志摩在家乡》一文别提及徐志摩与乡里人的讲话，说有一次他妻子在乡间碰到徐志摩，志摩开口问的是：“上坟呢啥？那（你们）还弗曾上好（完）？我拉（我们）早上好哩（了）”。［1］这简单的问候，饱含着乡土气息，听起来很俏皮，却显示出他醇厚深切的故土情怀。
在徐志摩散文中，可以发现不少方言词。《巴黎的鳞爪——徐志摩回忆录》里有诸多海宁方言词的自如运用，如《孩提时顶怕的两件事儿》里的“顶怕”、“剃头”、“捉牢”、“适意些”，其他散文里则有“辰光”、“品林嘭朗”、“坐定”等词。［2］这些方言词固然简单，但哪一个不出自一片故土牵挂呢？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徐志摩还时常运用乡土话语在诗歌创作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一条金色的光痕》，诗中硖石土白比比皆是，如“格位”、“特为”、“伊拉”，又如“是欧”和“乡下来欧”的“欧”字，其他如“眼睛赤花”的“赤”字，“我拉埭上”的“埭”字，还有“老阿太”、“事体”等名词的使用，［3］整首诗几乎都由方言词构成，腔调、语序也颇有海宁人日常讲话的样子。这首诗歌或许可以用普通话来表达，但他偏偏用了硖石土白，在对家乡的深情外，也可见对穷苦人的深刻同情。
语言是行为和思维的符号或者说媒介，它作为符号大大超越了思维以及行为本身的心理内涵。吴语具有江南的柔美性，浙西方言甜美柔软，更体现出浙西的文化韵味以及其独有风情。浓厚的故土气息是徐志摩诗歌风味的一个层面。语言作为一种载体，它熔铸着、承载着徐志摩浓郁的乡土情怀。徐志摩对方言词的使用透露出江南文化对他的重要影响，这种地域性已经弥漫到了他的灵魂深处。
只有一种语言和文化长期埋藏在一个人的心中，久而发酵，变得醇厚。徐志摩将海宁方言运用到诗歌中，显示了他内心对于海宁文化的眷恋，反之则是海宁文化对他的影响。
二、浪漫主义诗魂与故土情怀
大多数人认为是英国康桥的生活开启了徐志摩的诗人生涯，说他的诗歌创作和康桥的浓厚氛围有关，这还只是从内容角度的审察。
不可否认，康桥是徐志摩诗歌创作重要的转折点，但也应重视他出生和生长的环境，因为“人在世界上不是孤立的；自然界环绕着他，人类环绕着他；偶然性和第二性的倾向掩盖了他的原始的倾向，并且物质环境或社会环境在影响事物的本质时，起了干扰或凝固的作用。”［4］
（一）自然的诱惑。
徐志摩出生成长在浙江海宁的小桥流水人家中。尽管在他一生中，多种文化冲突和碰撞都留下了印记，但故土文化是深深烙在他血脉里的。徐志摩的灵魂深处总是萌发着“性灵”的生机。
徐志摩大约有15年时间是在硖石小镇上生活的，在他走出去的年月中，也常常回到这里，在“三不朽”寺里创作了不少诗歌。《东山小曲》中流露了对家乡东山秀丽景色的深情，抒发了天真、纯朴、浪漫的性灵。《雨后虹》中袒露了他的心声，即在自然界中得到感官的满足最可贵。
荣格认为有多少典型情境就有多少原型。可以说，家乡的田野、云彩、晚霞、花鸟等，这些典型的情景，给徐志摩的不仅是灵感，还有拥抱这纯美的大千世界的胸襟。他诗歌中那些特定的意象以及衍生意象，都隐含着“水”、“飞”的原型。
《浙江潮》载匪石一文称：“东西浙之各自殊尚而已……浙西以文，浙东以武，浙西之人多活泼，浙东主人多厚重”［5］，因此“吴文化”圈的浙西文人身上都弥留着浙西的“水性”特征，他们温婉、柔软而飘逸，在他们的作品中尽是浪漫主义流动的气息。徐志摩出于海宁这片山水富饶的土地，其作品蕴涵着江南的柔情，水性的温纯和生命的灵动性，堪称“水性”作家的典型代表。
（二）赤子之心。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诗人也要有一颗“赤子之心”，要性情真，就像李后主一样持有孩子般的“天真与崇高的单纯”。［6］郁达夫在《怀念四十岁的志摩》中说：“志摩真是一个淘气，讨爱，能使你永久不会忘怀的顽皮孩子……他所给我的却是一个永远不会老去的新鲜活泼的孩儿的形象。”［7］这种淘气的性格，是单纯的。这种单纯，就像是王国维所述的“赤子之心”，使他的诗歌意象和风格带着儿童般的天真。
这首先来自家庭的赋予，“良好的家境与顺利的生活使徐志摩乐观向上，自由任性，充满浪漫情怀，很自然地接受人道主义、民主主义、个人主义思想，追求个性发展，这些思想因素构成了志摩思想的内核。”［8］而祖母和母亲倍加关怀，必然影响着徐志摩的诗歌情感方向，具有女性的柔美和妩媚。传统的私塾教育，则将中国古典文化和江南的水文化印刻在了他内心上。
三、水性情怀的流淌
徐志摩篇10
【关键词】徐志摩；文学作品；西方文化
徐志摩是中国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名噪一时，有着独特文学个性、独特生活经历的文学家。他的新诗、散文在中国新文学历史进程中留下了一席之地。
徐志摩从小受“诗书礼”教育，长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他短暂的人生经历却非常丰富，曾留学美英，有双重留学经历，回国后又两次游历西欧，到过很多西方国度。徐志摩虽然创作时间不长，但其创作的作品体裁十分广泛，涉猎过多种文体；写作与自由体诗不同的格律诗、创制“跑野马”的散文、抒写“完全的抒情诗”式的小说与童话、与陆小曼合撰唯美风格的悲剧，并留下了大量精美的书信和日记。除了创作，徐志摩还译介了大量的作家与作品，他的译作涵盖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39位作家，涉及多种文体和流派。徐志摩在东西文化之间来去自如，他丰富的人生经历与阅历使其能对不同的西方文化进行批判和取舍，他横贯东西的痕迹决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研究中的独特位置。
徐志摩留学欧美时期，广泛涉猎过外国文学各个时代、各种文学思潮的作品，包括现代主义诗歌、小说、戏剧等，受西方浪漫派、唯美派、悲观派以及象征派诗人多方面的影响。他的诗有拜伦傲藐一切的反抗性格，有雪莱的理想与热情，也有济慈的唯美情绪；有华兹华斯的清脱高远，也有哈代的悲观厌世；有泰戈尔式的沉思、流丽，也有波德莱尔式的直面丑恶人生。从文化角度来看，西方文化的分支中影响徐志摩文学创造最多的是贵族精英文化、个人主义文化和基督文化。
1.贵族精英文化
英国文化是以希腊罗马文化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这一文化带有浓厚的贵族色彩，偏于保守、讲求渐进、厌恶竞争、追求高雅、崇尚自由独立。隶属于它的康桥文化，更富有精英气息。康桥文化是以剑桥大学为中心形成的，蕴涵了强大的贵族气、保守性与独立性。1921年，徐志摩只身飘洋过海，来到康桥河畔，加入康桥社团，康桥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他全身心地沉浸在了英美诗歌的气质和氛围中。正如他所说：“我的眼睛是康桥教我睁开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
徐志摩的诗歌创作最先受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影响。华兹华斯是英国湖畔派诗人，他的诗不崇尚奇幻，以其宁静的沉思和富于想象力的风格写得真挚自然、亲切质朴，笔调清淡朴素，具有“天然去雕饰”之美。华兹华斯息影田园，寄情山水，全身心去拥抱大自然，这种浪漫主义情思在徐志摩心中激起了共鸣。如徐志摩的《再别康桥》：“但我只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再看华兹华斯的《我有过阵阵奇怪的的悲痛》诗：“我一面不住把月亮凝视，一面在草原上前进；马蹄儿轻疾，那些亲切的小径儿已越来越近。”亲切质朴的盛情，整齐的句式，abab的韵律结构，这便是徐志摩与华兹华斯的共同之处。如果说华兹华斯等湖畔派诗人给了徐志摩清新洒脱、高远的一面的话，那么，拜伦和雪莱的影响则使他的诗充满反抗的力量的追求的热情这一面。除上述诗人外，徐自摩还受到济慈、白朗宁夫人、惠特曼等诗人的影响，对这些诗人的诗歌，他都有翻译。这些诗人所代表的英国贵族精英文化，对徐志摩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并深入到了他的灵魂深处。
2.个人主义文化
欧洲的文明，名流的思想，雪莱、拜伦的风流与浪漫如同一道道洪流，不时冲击着徐志摩，使他走上了爱、美、自由的理想主义道路。他期待着“馨香婴儿”的出生，这一理想使他对生活有着积极向上的态度，而这种态度折射到思想上便演变成一种不可一世的个人主义。他的个人主义，不愿受任何束缚，崇尚自我、真我的精神追求。他在《列宁忌日—谈革命》里说：“我是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我信德漠克拉西的意义只是普遍的个人主义；……我要求每一朵花实现它可能的色香，我也要求各个人实现他可能的色香。”
以徐志摩诗歌受雪莱的影响为例，反叛社会是他们共同的个性。雪莱特立独行，为世之所不容而又钟爱人生。雪莱的诗作丰富了徐志摩的精神世界和诗歌领域，徐志摩与雪莱在个性气质、审美心理倾向上都有不同程度的相似。他们的作品里都浮动着飞扬的情思和丰富的想象，充满动感，崇尚变化，追求真善美。雪莱的作品在思想上给了徐志摩极大的启发和鼓舞，使得本性柔弱的徐志摩在《谁知道》、《火车擒住轨》、《庐山石工歌》等诗歌中发出了自己的最强音。追求自由是他们理想的精灵。雪莱的《致云雀》借对小鸟的赞美倾诉了自己对人类美好前途的向往和憧憬。徐志摩通过对雪莱的接受，用自己的想象力对作品加以改造。通过释放雪莱作品中蕴藏的潜能服务于自身。在1924年《黄鹊》里，就再现了雪莱的云雀精灵。“一掠颜色飞上了树……艳异照亮了浓密——像是春光，火焰，像是热情……但它一展翅，冲破浓密，化一朵彩云。”徐志摩的黄鹊与雪莱的健康向上边飞边唱的云雀联系得十分紧密。他们诗中的鸟都已不是鸟，而是一种自由的精灵，象征着诗人对幸福自由的讴歌与向往。
3.基督文化
徐志摩在国内就曾接受教会学校——上海浸信会学院的教育，而几度在欧美流转，更直接了解了西方社会和文化里的宗教，亲身经历了圣诞节仪式、宗教建筑、宗教绘画和宗教音乐。西方的人文科学与基督教文化精神水融，徐志摩在学习西方文学艺术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接受了基督教文化精神的影响。
在基督教的伦理价值观念中，其核心有这样一条威力巨大的律令：“你应当全心全意地爱上帝，爱你的邻人，犹如爱你自己。”这条律令清楚地说明基督教是一种爱的宗教。在徐志摩那里，“爱”是无价的，他说，“暴露在最后审判的威灵中/一切的虚伪与虚荣与虚空；/裸的灵魂们甸甸在主的跟前；/我爱，那时间你我不必张惶，/更不须申诉、辩冤，在不必隐藏，你我的心，像一朵雪白的并蒂莲，/在爱的青梗上秀挺、欢欣、鲜妍；在主的跟前，爱是惟一的荣光。”“我爱”成为徐志摩生命全部价值的追求，或者说成为一种神秘。他的诗作中流露出的“主”的意识犹如在基督教国度一样自然，传递出的“爱”的真情与基督教所表达的一脉相承。在《最后的那一天》中，徐志摩借用了《圣经》中关于“末日审判”的典故，用诗的语言和形式创设一个理想化的，想象出来的情境，寄托并表达自己对纯洁美好而自由的爱情的向往和赞美：“在春风不再回来的那一年/在枯枝不再青条的那一天/那时间天空再没有光照/只黑蒙蒙的妖氛弥漫着/太阳，月亮，星光死去了的空间//在一切标准的那一天/在一切价值重估的那时间/暴露在最后审判的威灵中/一切的虚伪与虚荣与虚空/裸的灵魂们甸旬在主的跟前。”诗人着力描绘那一天的不同寻常，这自然是为了对比出两类人在这一情景面前的不同心境，坏人只能惶惶然，好人却能坦坦然。在那一天，一切现实中习以为常甚或神圣不可动摇的价值标准都必须重新估价甚至完全。
徐志摩在新旧历史矛盾和东西文化碰撞中，扮演的是双重角色：一方面，他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要求在思想上、生活上等各个方面实现民主、自由；另一方面，“五四”以后封建势力回潮，军阀混战的黑暗现实，根本不可能为实现民主、自由提供最起码的条件。一方面，他受欧美人生观影响，有着积极的入世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另一方面，他却不断陶醉于传统文化闲适隐逸的情调。一方面，他受英国各流派诗人影响甚深；另一方面，传统的审美情趣却又时时体现于他的作品中。这是新旧交替的夹缝时代特有的文化现象，是历史给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特殊的遗赠，也为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精神宝库。
透过徐志摩短暂的一生及其文学创作，我们会发现，他的思想无论从哪个方面去分析，都是一个百花齐放的园地。他的思想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的，他以他的纯情与明丽诉说着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感悟与认识，表达着自己的爱与恨。他多重思想就像一棵树一样，虽然每个枝干都奔向不同的方向，每一片叶子都展示着各异的光彩，但它们本是同根生，血脉相连，意气相通。他思想的各个层面都源于一个“爱”字，源于他对生命，对生活有着强烈的热爱与渴望。他的人道主义、个人主义、自然主义以及他对爱情的体悟都是他生性本底的真纯、善美、率性的生发与展示。这种种思想成分是相依相生、相得益彰、相映成趣的。这就他的多重思想成为一个矛盾复杂的统一体，使得他的思想之树生机盎然，虽经历史沧桑而仍具独特魅力。
参考文献
[1]陈从周编.徐志摩年谱[m].上海书店,1981.
[2]顾永棣编.徐志摩日记书信精选[m].四川文艺出版社,1991.
[3]韩石山.徐志摩传[m].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
[4]王亚民编.徐志摩诗全集[m].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