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教育范文10篇

农民工教育范文篇1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现状

一、问题提出

国家统计局2019年2月28日了《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18年底，我国内地总人口139538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83137万人，占总人口比重59．58％，比上年末提高1．06％。全国农民工总数量为28836万人，比上年增长0．6个百分点。其中外出农民工17266万人，比上年增长0．5％，本地农民工11570万人，比上年增长0．9％。从表1可以看出，我国从2014年到2018年农民工无论是总人数还是外出农民工数量、本地农民工数量都呈逐年上升趋势。但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就业统计数据显示，自2014年开始农民工的就业人数逐年下降（见表2）。分析其中原因，与我国目前制造业的升级转型和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不无关系。2015年3月5日，“中国制造2025”宏大计划由总理在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3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制造2025》；5月19日，国务院正式印发《中国制造2015》。这是中国政府在面对新的国际国内环境，做出的提升中国制造业质量和水平的重大举措，其核心思想就是要提升制造业的创新能力、信息化水平，增强创新技能和人力资本。制造业现代化对工人的要求不断提高，一些没有经过专业培训和文化程度较低、学习能力较差的人自然会被淘汰。同时我国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化进城中失地农民和进城务工农民由于缺少专业技能，加之生活习惯、文化差异等原因也使他们无法融入城市，综合原因造成就业人数不断下降。

二、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现状

（一）新生代农民工概念。农民工一般指户口在农村但不务农、在城市或乡镇打工的这一类人。这个特殊群体近年来越来越受到社会关注。他们虽然户口不在城市却是城市不可或缺的一员。“文化低”“能吃苦”是他们身上的标签。新生代农民工这个概念是2010年国务院颁布并开始实施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提出的，意见中首次提出“新生代农民工”概念，并提出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加大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技能培训。新生代农民工与他们的父辈有很大不同，他们虽然户口在农村，但是对农村和土地的依赖感以及眷恋性不强，更向往城市生活。他们其中有一部分是留守儿童，有一部分是随父母在城市打工上学，所以他们对城市更熟悉，更容易接受城市生活。虽然相比较父辈他们的文化水平有所提高，但是在户籍、生活习惯、文化素养、家庭教育、职业技能以及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制约下，想要完全融入城市生活、为城市所接纳还很困难。（二）继续教育概念。继续教育一般指结束了九年义务制教育或全日制在校学习后，在工作中所接受的教育。继续教育按照举办的主体分为社会机构继续教育、职业学校继续教育和政府主办继续教育。政府主办继续教育往往是通过社区或者是当地企业来实现。按照继续教育内容，可以分为技能型继续教育、人文素养继续教育和学历提升继续教育。继续教育的形式也从原本单一的面对面课堂教育发展为信息化多元化的教育方式，如可以通过电脑进行在线学习，也可以通过手机端进行移动学习。对于继续教育的接受者来说，更重要的往往是继续教育的理念和接受程度、参与程度。快节奏的城市生活、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使得城市居民已经习惯于不断进行学习，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内容和学习方式，那么作为新市民的新生代农民工是否有这样的时间、精力和能力去接受各种继续教育呢？（三）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现状。据国家统计局2018年的《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接受过农业或非农业职业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占32．9％，其中接受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占30．6％，比上年下降了0．1个百分点；外出农民工接受农业或非农业职业技能培训的占35．5％，比上年下降0．1％。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主体，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50．5％，比上年提高0．8个百分点。从调查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接受非农职业技能教育的比重在下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农民工缺乏主动性，找不到学习的入口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的现状，一是自身缺乏自主学习意识。农民工的城市化不仅表现在城市有工作或者是买房落户，更多的是自身不断完善提高的意识，这种自我提升意识会影响到社会对农民工的认可和接受度。但实际上有很多农民工仅满足于在城市中找到工作，对于城市化的认识仅停留在和城市人一样使用智能手机购物、去大型购物中心看电影，很少有进行职业能力提升的想法。例如去考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以提高自己的岗位竞争力，自主报考一些学历提升的考试提升自己的学历，或者自觉接受一些办公软件培训提高综合素质。二是一部分农民工虽然想参加继续教育，但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培训机构，缺乏经济承担能力，甚至害怕被骗。有的不知道自己适合进行什么样的培训，进行哪个方向的培训，这都需要专业人士和部门的指导。2．政府举措不到位。农民工继续教育的主办方、组织方应该是政府，政府只有大力宣传并出台相应政策，企业、机构、学校才会有相应措施。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政府需要帮扶的群体多，所以目前并没有特别明确的政策规定政府要对农民工进行职业技能或学历方面的继续教育。继续教育从供给方来说还是以社会机构为主，职业学校虽然也提供职业技能培训，但大多是和企业合作，由企业统一派送员工接受培训，这也是从管理角度来考虑，个人报名很少。相对于农民工对职业学校的较高信任度，社会培训机构很难让农民工放下警惕心，市场不规范时的种种骗局案例让人记忆犹新。目前的状况是政府“有心无力”，社会机构“有心无信”，如果能把这两者结合起来，问题就会简单很多。3．社会对农民工接受度不高。农民工一直被认为是“乡下人”“没文化”“素质差”的代名词，虽然近年来城市对农民工的接受度和认可度在逐渐提高，新生代农民工也以不同于父辈的形象出现在城市，但从实际来看并未真正接受农民工。有的农民工通过自己努力参加自学取得了大专学历，但是企业或周围人却不认为是有一定含金量的文凭，往往低看，不兑现升职或加薪的承诺。加之农民工由于自身人文素养的缺乏、生活习惯的差异，很难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中，被市民认为是没有品位、没有素质的一类人。这些都是农民工在进城务工后需要继续教育的一部分内容。

三、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现状影响因素分析

（一）农民工：缺乏知识改变命运的坚定信念。不管是新生代农民工还是他们的父辈，很少有职业规划的概念，也几乎没有人去指导他们如何进行职业规划，所以继续教育的成果很难在他们的生命历程中体现出来。他们到城市就是为了挣钱养家糊口，没有精力去考虑个人的职业规划、继续教育，只是疲于奔命地工作满足自己的生活需求。城市越大，生活方式越快捷，生活成本越高，生存的压力越大。据调查显示，农民工在大城市的立足率远远小于中小城市。城市中机遇多、风险也大，“一夜暴富”的宣传比比皆是，农民工很难辨别其中的真伪，反而会产生投机心理，形成“读书无用”的概念。在发达国家如美国，学士的年薪比副学士平均高40％，高中学历比高中以下学历高20％；在我国，虽然这一趋势还不明显，但是高学历人群在收入水平、个人素养、知识更新、生活方式、孩子教育等方面开始明显高于高中以下学历人群。应通过各种方式使新生代农民工意识到在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只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科学技术才能改变生活。（二）供给层面：市场不规范，缺乏可行性政府指导。从2000年起，政府不断推出政策强调关注农民工，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和继续教育，但是如何操作、由谁来主办、培训经费、培训指导等都是急需明确的问题。首先农民工的继续教育应该是分层次、分阶段来进行的。进入城市后如何从生活方式、生活习惯上融入城市，这是农民工需要进行的第一个继续教育；找到工作后为熟悉岗位进行的岗前培训属于第二次继续教育；熟悉现有工作岗位想要晋升岗位或者提高工作待遇从事技能性更高的工作是第三次继续教育；职业技能较熟练后想要从工人或技工变为管理人员需要学历上的提升，这是第四次继续教育。每一次继续教育都需要有政府层面或政府指导的公益机构进行指引，这也是对农民工进行职业生涯的规划，但是目前能让农民工信任的指导机构非常少。

四、对策及建议

（一）搭建政府主导的农民工就业教育平台。农民工由于其自身认知和知识面的局限性，信息来源渠道狭窄，对于就业的方向和需求不是很清楚，找工作的方法大多集中在老乡介绍、路边人才市场等待、个体中介方面，规范的指导和可靠的就业信息网络非常少。政府应该作为主导承担起搭建政府、企业、培训机构、农民工四方的综合服务平台。政府根据经济发展趋势和国家政策，指导农民工就业方向，获取岗位职业资格证书；审核招聘信息的企业资格，认证培训机构资格；指导继续教育培训机构在平台上就业、职业资格、学历提升等方面的信息，供农民工参考；搭建农民工实名认证注册平台，使其可以在平台上了解就业信息、培训信息，更重要的是可以把自己对工作岗位、工作环境、工作待遇、培训内容、培训方式、培训时间等方面的要求反应在平台上，使平台起到一个信息沟通的桥梁作用。而政府、企业、继续教育机构也可以通过农民工反应的信息调整就业政策、就业岗位和培训内容。在这个平台上，政府主导作用非常重要，扮演协调、整合、监控的角色。政府的主导不仅表现在对平台的建设和监控上，更应该体现在对继续教育的分层次指引上。农民工的分层次继续教育分职业技能教育、学历提升教育和生活技能培训教育。职业技能教育分入职前继续教育、入职后技能提升继续教育；学历提升教育则主要满足想要从工人岗晋升到管理岗需要学历的农民工，侧重于大专层次的学历继续教育；生活技能方面的培训则主要是生活习惯、人文综合素养等方面的讲座和活动，这方面应由政府主导社区来举办。（二）创设适合农民工的继续教育培训方式。自我国2001年高校扩招、大力举办高等职业教育后，农村学生可以上高中的基本都能进入高职院校学习一门专业并提升学历，毕业后进入城市工作生活。因此进城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数是初中学历，学习基础、学习习惯较差。面对这样的群体进行继续教育，不仅内容要进行细分，继续教育的方式也要切合新生代农民工特点。新生代农民工对网络的热衷程度远远高于他们的父辈，很多信息的获取都是通过网络，主要是借助于手机，信息化手段对于他们既熟悉又陌生。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继续教育要结合他们的特点，采取灵活多变的方式和手段，以激发兴趣、引导自主学习为主，采用移动端学习为主要授课方式，伴同课堂实操教育。农民工虽然会熟练使用智能手机看新闻看视频，但是如何灵活使用手机获取就业和培训信息，以及避免诈骗等方面也需要进一步加强学习。除了移动端的继续教育方式，面对面的授课也是非常重要的获取技能的方式。面对面技能培训在培训时间上要符合农民工工作特点，培训地点最好有固定场所。（三）完善继续教育课程体系，优化师资队伍。农民工的继续教育内容及课程体系应该结合实际统一规范，同时又具有可操作性和选择性。国外很多发达国家利用社区大学进行继续教育，如德国、美国，只要想学习就可以在社区大学注册入学，选择自己想学的课程，然后按照要求修满学分拿到合格证明。我国的继续教育课程体系也应该根据职业技能培训、人文历史素养培训、学历提升培训来设置课程。职业技能培训侧重实践操作，能动手操作的不用理论讲解，循序渐进地安排课时，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农民工的上岗培训。职业技能培训中的提升培训则可以讲解一部分理论，因为这时工人已经具有实践工作经验，再讲解理论能让他们和实践对应起来加深理解。人文历史素养的继续教育是农民工市民化的一个重要内容，课程的安排上应以有趣、有益为主，多举办一些讲座、讨论，让大家把工作生活中的困惑说出来，让专业人士或专家进行引导并介绍一些历史人文故事。学历提升的课程则要依托院校来完成，可以由政府主导，企业委托，对工人进行订单式培养，这样既利于管理又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

总之，新生代农民工的继续教育是一项利国利民的战略任务，有利于推进现代化进程，增加人力资本积累，也有利于农民工尽快融入城市，完成城市化进程。虽然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现状不乐观，但是只要多方努力，政府牵头，市场规范，多层次、多角度的农民工继续教育体系会建立并不断完善。

参考文献：

［1］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课题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研究［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2（6）

［2］国家统计局．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8．

［3］国家统计局．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9．

［4］李彦颖，张学英．新生代农民工在职培训的调查研究［J］．当代职业教育，2018（06）

农民工教育范文篇2

最近，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切实做好当前农民工工作的通知》（国办发〔〕130号），要求各地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各部委采取切实措施，加强农民工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促进农民工就业，及时妥善安排返乡农民工子女入学。为贯彻落实国办发130号《通知》精神，积极配合各地人民政府，进一步做好返乡农民工工作，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1．要充分认识做好返乡农民工职业教育、技能培训和子女入学工作的重要意义。积极开展返乡农民工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切实保障农民工子女及时入学接受教育，不仅有利于返乡农民工实现就业、再就业和创业，而且对促进农民增收、城乡发展与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积极意义和重大作用。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把做好返乡农民工职业教育、技能培训和子女入学作为当前重要而紧迫的任务，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切实抓紧抓好。

2．努力招收返乡农民工接受中等职业教育。2009年，要进一步加大高中阶段教育结构调整的力度，重点加快发展中等职业教育。中等职业教育招生总规模在年招生810万人的基础上，再扩大招生50万人，达到860万人。要通过国家财政补贴等措施，把招收有学习愿望的返乡农民工接受中等职业学历教育作为扩招工作的重要任务。

3．积极主动开展返乡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在当地政府统一领导下切实发挥好培训的主力军和工作平台作用，积极组织职业学校、成人学校帮助返乡农民工获得必要的职业技能，提高就业和再就业能力，尽快重返就业岗位。要充分利用职业学校、成人学校的资源，面向返乡农民工、进城农民工、青年农民、乡镇企业职工、退役士兵、未升学高中毕业生和下岗轮岗职工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继续推进教育部“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计划”和“农村实用技术培训计划”的实施，力争培训规模达到9000万人次。其中，面向返乡农民工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3000万人次，为促进农民工就业、再就业和创业做出新贡献。

4．切实落实开展返乡农民工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的学校。地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在返乡农民工集中的地区，根据需要确定一批有条件的中等职业学校，争取成为地方开展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基地，发挥主力军作用，组织返乡农民工就近接受职业教育或技能培训。省级以上重点中等职业学校、省级示范乡镇成人教育学校必须开展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工作。省级以上重点中等职业学校每年培训农民工和城乡劳动者的数量要与在校学生规模大体相当。

5．精心组织实施教育培训工作。要围绕市场需求开展订单培训和定向培训，提高返乡农民工择业竞争能力；围绕产业结构调整和企业技术改造新开项目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提高返乡农民工就业的适应能力；围绕返乡创业组织开展创业培训，提高返乡农民工的自主创业能力；围绕返乡农民工的需要，选择培训课程和专业（工种），增强课程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提高农民工的就业率。要以就业为导向，采取日校办夜校、办周末学校、集中培训、播放教学光盘、现场实习等灵活多样的形式，培训学习时间宜长则长，宜短则短。寒暑假期间可集中力量举办返乡农民工脱产学习班。

6．确保返乡农民工子女及时入学接受教育。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逐级建立工作责任制，采取切实措施保证返乡农民工子女在春季开学时按时入学；要按照就近入学的原则，安排义务教育阶段返乡农民工子女入学，学校不得以任何借口拒绝接受返乡农民工子女入学。各地要按照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要求，足额落实包括返乡农民工子女在内的各项教育经费，为返乡农民工子女提供良好的教育环境。教育行政部门和教材出版发行部门要密切合作，尽快做好返乡农民工子女教材订购工作，保证做到在春季开学前到书。学校要及时掌握返乡农民工子女在外地学习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教学辅导工作，使他们能够尽快适应本地的教学进度。

7．加强督导检查。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将面向返乡农民工开展职业教育、技能培训和子女教育工作，作为对职成教育、基础教育工作和职成学校、普通中小学工作考核重要内容，加强督导检查。

8．多渠道解决经费投入。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积极争取地方政府和劳动、农业、扶贫、科技等相关部门经费和政策的支持，对职业学校、成人学校开展返乡农民工培训、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和解决返乡农民工子女入学工作提供必要的投入。

农民工教育范文篇3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广大农民纷纷进城务工就业。随之而来的人口迁移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尤其是农民工流动子女教育问题日趋突出。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不仅耽误孩子们的青春和前途，将来很可能出现结构性失业，更严重的是长此以往，在未来的一定时期内我国的人力资源储备受到严峻挑战。因此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亟待引起各方的重视。

本文在大量搜集材料的基础上，首先分析了农民工流动子女这一特殊群体的生活状态和就学状态；其次，农村的经济基础、教育体制、户籍制度、农民工自身的经济收入、观念和文化素质、农民工流入地学校的接受能力和学生自身的适应能力等各个方面分析了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成因；最后，从观念、体制、社会态度和政策举措等方面上提出了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相应的措施和建议。

农民工流动子女的教育问题，是全社会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因此，党和国家及各级政府应从战略高度、从整个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角度，鼓励和支持流动人口和农民工子女进城上学，并为他们创造一切可能的条件。在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下，在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在各有关部门各项政策不断完善的情况下，这个问题一定会得到妥善解决的。

关键词农民工；流动儿童；教育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围绕解决“三农”问题和增加农民收入，全国各地大力发展劳务产业，广大农民纷纷进城务工就业。随之而来的人口迁移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尤其是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日趋突出。在我国城乡之间，每天流动着上亿农民工。在这些农民工的身后，有数千万未成年的子女。他们是父母的希望也是祖国的未来。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耽误的不仅仅是孩子们的青春和前途。随着城市发展进程的加速，农民工的素质将会出现下降的征兆，将来很可能出现结构性失业，更严重的是长此以往，在未来的一定时期内中国的人力资源储备受到严峻挑战。因此，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亟待引起各方重视。

一、农民工流动子女的教育现状

(一)关于农民工子女称谓的界定

对流动于城乡之间的农民及其子女，人们给了不同的称谓。目前，关于城市农民的称谓多达十多余种：流动人口、外来人口、流入人口、外来流动人口、暂住人口、外来务工经商人口、盲流、自发迁移人口、流迁人口、暂时迁移人口、农民工、民工等等。上述一些称谓存在着明显的社会歧视和偏见。而对于他们的子女，称谓也比较模糊，这种称谓和概念上的模糊和混乱，容易造成管理上的真空和困难，同时也不利于这一特殊群体的权益保护。2003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中，则统一称为“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

流动儿童少年是指随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在流入地暂时居住半年以上的儿童少年。而通常所说的“农民工子女”特指那些在城市工作和居住但未取得城市户口的农民的子女，他们也属于流动儿童。

(二)农民工子女的规模和结构

关于目前我国农民工子女的数量和结构，主要是基于微观调查和宏观估算，缺乏精确的统计。从宏观来看，我国流动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10％，且绝大多数流动人口正值生育高峰，家庭流动也占有相当比例，这使流动儿童群体日益庞大，有调查显示，在一些大中城市里流动儿童已占儿童总数的30％～40％。2003年11月，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和全国妇联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推算：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已超过1亿人，其中18周岁以下的流动儿童有1982万人，占全部流动人口的19.37%。0到14岁的儿童已经超过1410万，占全部流动人口的13.78%以上。但是，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工子女仅仅是他们在城市的儿童或者在城市入学的儿童，而非其“全部”子女。除了这些已经进城的“暂居儿童”之外，事实上还有数量更多“留守儿童”仍然滞留在家乡。据推算，全国进城务工农民工子女至少有7000万以上，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的教育问题是值得全社会关注的问题。

(三)农民工子女的两种生活状况

对于进城务工的农民家庭，孩子的生活状态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负担不起城市里高昂的生活支出和教育支出，只能将孩子们留在家乡，或由祖父母监管，或寄宿其他亲戚家，我们称之为“留守儿童”或“空巢儿童”，从对“留守儿童”的专门调查来看，父母不在身边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行为方式及学习成绩有较明显的影响。尤其是不少举家外出打工的农民，其子女大多是交给爷爷奶奶或请他人照料。而爷爷奶奶一般都是文盲或半文盲，不可能辅导小孩的学习，加之爷爷奶奶对孙子、孙女的溺爱，他们更加放任小孩；即便是管教，也存在交流、沟通上的“代沟”问题。正如一些老师所反映的那样，这些留守孩子不好管，回到家里又没人管，放学后往往在外面玩，在外放任自流，没有约束力，拉帮结伙，思想方面不单纯。除了留守孩子的心理缺陷、行为偏差以外，缺乏管教的子女也时常发生安全问题。事实上，农民工最大的愿望不仅是能赚更多的钱，也希望子女进城上学，受更好的教育，“更有出息”。将子女留在家乡上学也“是不得已的办法”。

另一种是为了更好地照顾孩子，让孩子跟在父母身边在城市里不停地辗转流动，我们称之为“流动儿童”。这两种模式下的儿童都面临着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成为社会的社会弱势群体，而本文主要讨论后者的教育问题。

(四)流动儿童的就学状况

1.农民工流动子女，即流动儿童辍学现象严重，相当一部分流动儿童得不到相应的教育机会，被迫或主动放弃了受教育的权利。3到6周岁流动儿童入托率低于城市户籍儿童；6周岁儿童中有46．9％没有接受入学教育；超龄现象也比较严重，有近20％的9周岁的孩子还只上小学一、二年级，13周岁和14周岁还在小学就读的占相应年龄流动少年的31％和10％。另外，在学儿童的“童工”问题也比较突出，在失学的12到14周岁的流动儿童中，有60％的人已经开始工作。

2.“流动儿童”的入学呈现倒“U”型结构。据不完全统计，在石家庄市务工经商的流动人员达30万，其中流动儿童近6万人。从对省会石家庄市的调查中显示出，小学阶段入学率很高，可达到98.5%，同本地儿童相应阶段的99.1%相比，几乎没什么差别；随着年龄的增长，流动儿童入学率明显降低，最低可至88%.这表明，随着年龄的增大，流动儿童中失学者的比例逐渐提高，农民工子女的入学率呈现倒“U”型结构。

3.在公办学校就读的农民工子女的心理问题日益严重。进城务工农民大多工作不稳定、流动性大，有的临时租房居住，没有固定场所；有的居住地离学校较远，学生上学不便，学校与家庭联系不便，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不能很好地结合，学生脱离父母监护的问题非常突出，课余时间及往返学校途中学生的人身安全没有充分保障。此外，农民工子女往往存在很强的自卑心理，性格大多内向，不容易与同学和老师沟通。由于农民工子女介于城市和农村这两个群体之间，他们无法在短时间内适应城里的生活，也不愿意再回农村，孩子因为父母的流动性大多频繁转学，使一些农民工子女错过了最佳受教育的时期。所以，他们最后形成的价值观念即人格核心，往往会出现一些问题。

4.民办学校境况堪忧。目前一些适应普通农民工子女上学要求、费用低的简易民办学校发展很快，但是由于资金的匮乏，其办学条件相当恶劣，学生安全和办学质量都没有保障。这类学校的办学者多为初、高中毕业生，其目的多以营利为主，授课教师多数是从劳动力市场招募的人员。此类学校有许多根本没有注册登记，校舍多由民居、仓库改建，教室昏暗、狭小、通风差，消防隐患十分严重。除此之外，很多农民工子弟学校缺少合法的办学手续，处于三不管的半地下状态，在倒闭边缘苦苦挣扎。

5.虽然教育部门三令五申要求各公办学校要一视同仁，但实际上高收费这道无形的门槛依然存在。目前教育部虽然已经出台政策取消“借读费”、“赞助费”等费用，但各地政府依然通过各种渠道向农民工子女收取1000到3000元不等的高额入学费用。有些地方虽已取消了各项额外收费，但每个学期几百元的书费和学杂费对于收入并不高的农民工家庭来说依然是个不小的数目。

二、农民工流动子女教育问题的原因分析

农民工流动子女教育问题的出现，是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的。不合情是因为青少年应当上学；不合理是我们国家的起步是在农村，而现在最落后的反而是农村；不合法是剥夺农民工子女上学，与《义务教育法》不符。经过分析，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根本原因在于农村经济滞后，薄弱的经济基础决定了当前的教育现状

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和国家政策上的倾斜，导致城市和农村的发展极度不平衡。甚至可以说，我国城市的发展是以牺牲农村和农民的利益为代价的。即使是在今天，我国城市的快速发展也是以一部分农民不能享受正常的城镇化进程为代价换来的。如2002年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之比由2001年的2.81∶1扩大为3.11∶1，整体收入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6，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城乡收入的极大差距引起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大量涌入，也引起了农民工子女入学难问题的发生。试想如果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与城市居民持平，那么农民工子女问题肯定不会陷入目前这种尴尬的境地。如果城市居民能够对此给予理解和支持，将有助于消除两者之间的隔阂。城市居民在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物质文明的时候，也注重农村的发展，将农民工的权益和要求也纳入考虑范围。这样，对于解决农民工流动子女的教育问题会有很大的积极作用。

(二)政府的原因

教育属于公共产品，理应由政府出面提供。因此当农民工子女教育出现问题时，政府要负主要责任。目前政府在很多方面的政策措施限制了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权利，剥夺了其受教育的机会。

第一、义务教育体制不完善。自1985年以来，我国义务教育体制经过三次改革：即“地方负责，分级管理”——“在国务院领导下，地方负责，分级管理”——“在国务院领导下，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三次改革，都始终坚持着“地方负责，分级管理”，正因为如此，导致了“城乡分割”的局面。目前我国城市少儿的义务教育费用基本上由各级政府负责，而农村的义务教育费用则由乡镇政府以教育统筹的形式向农民征收，相当于农民自己掏钱解决义务教育问题。这样，农民工离开农村后，流入地的城市财政在义务教育经费中没有包括这笔经费，从而使我国义务教育体制出现了一个真空地带，实际受害的只能是农民工子女。

第二、现行户籍制度与人口流动需求不相适应、不够协调。进城务工农民工子女上学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从根本上说，是现行的不合理的城乡分离的户籍制度造成的。中国的“二元”结构户籍制度承载了太多的附加功能，户口簿不仅是一种身份的体现，更是一种资源享有权的确认。进城务工农民虽然在城市工作、居住和生活，但他们难以获得所在城市户口，不仅他们本人，包括他们的子女也难以享受城市市民的待遇。农业户口和城镇户口享有不平等的权利，从而造成人民在事实上的不平等。这导致了农民工子女就地接受教育需要支付高昂的借读费和赞助费，使本来经济拮据的农民工家庭承担着沉重的教育成本，使得一部分农民工子女不能平等地享受教育资源，有的甚至被迫辍学。

第三、教育资源浪费现象严重，在供给方面存在地区性差异。目前许多农民工通过“朋友介绍”或“媒体报刊获悉”为其子女在城里联系学校，而通过教育部门入学的很少，由学校主动联系的就更少之又少了。这就是说，在教育资源的利用上，农民工很少利用政府为其提供的资源和渠道，而相应的教育部门也没有主动发挥好自身的作用，没有主动担负起自身的社会责任。这表明农民工流入地还没有充分利用社会资本为农民工子女教育服务提供便捷的信息渠道，这无形中增大了农民工子女在接受教育过程中的社会交易成本，给社会带来很大的损失。另外，教育资源的地区性差异现象十分明显，在有些城市学校已处于饱和状态，入学机会很少；而在有些地方情况却恰恰相反。这些城市都存在供需上的不平衡，但由于地域的限制，使得有些地方教育资源不能很好利用，而有些地方却存在教育资源短缺的现象。

第四、农民工流入地政府的一些做法有待改善。首先是认识上的问题。由于加入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流入地政府既要考虑增加财政支出，也担心会降低本地的教育水平，所以，为了不影响地方政府的政绩，在计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时，把农民工的贡献排除在外。另外，接受农民工子女就学会导致农民工家庭的集体进入。这意味着城市政府还要考虑解决由此带来的住房、社会保障、就业等问题，乃至会增加城市公共设施的压力。其次是深层次的体制矛盾。农民工子女就学关系到我国城乡分割的义务教育体制。大批外地民工进城劳动，不仅为当地创造了财富，也提供了税收，并推动了整个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他们有权享受当地的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城市的义务教育资源不仅属于城市居民，也属于那些未能获得居民身份的所有农民工，不能将他们排除在外。正如长春市一位市长所言，“农民工在所在城市纳税，有权享受国民待遇。在农民工所缴税款中，已包含教育行政事业性收费，因此不应让农民工再额外承担不合理的教育支出。”

(三)农民工自身的原因

其主观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经济贫困。农民进城后，有的工作和收入比较稳定，有的工作和收入不稳定，且收入普遍偏低。长期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往往家庭计划生育状况较差，几乎都是两个以上孩子。收入低，人口多，马马虎虎度日都相当困难，更没有节余支付孩子的学习费用。二是观念落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希望孩子通过读书的方式改变父辈贫困、落后的状况，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工认为读书没有什么用，他们认为时下城里的工人纷纷下岗，大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他们的孩子即使读了书，今后未必能在城里找到合适的单位，与其这样浪费钱财，还不如让孩子早点学做生意，多赚些钱，为结婚成家做好准备。三是文化素质低下。城市里的大部分农民工，自身的文化素质较低，也不懂得教育孩子的艺术，家里也没有营造适合孩子读书的基本环境。孩子学习成功与否，与家长的素质有着紧密的关系，如果家长对教育不重视，或家长不具备教育孩子的条件（包括文化素质、心理素质、道德素质等），孩子的学习状况几乎都不理想。这样，就导致了由于学习受到极大困难而不得不中途退学的结局。

(四)农民工流入地学校的接受能力

学校的对农民工子女的接受能力涉及基础设施、师资力量以及财政能力三个方面。从城市学校来看，近些年来，虽然有些学校具有接受农民工子女入学的条件，但是，由于城市公办学校通常分散在各个城区，而打工人员却聚集在城市边缘的城乡交界带，区域内的公办学校资源相对紧张，造成公办学校无法接收全部打工人员子女借读。

接收农民工子女的城市学校的师资力量在整体上是好的。不过，部分简易民工子弟学校中的师资情况则令人担忧。以情况较好的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学校为例，该校的教师主要是招聘刚毕业的大专、中专、高中毕业生，其中80%左右是从外地招聘来的，在教师中经过专门练的只有25%左右。招聘的方式主要有：通过熟人介绍、自己慕名而来、由学生家长散发广告、直接到各省招聘。由于教师中师范学校毕业介绍的很少，因此大部分教师缺乏教学、教法等方面的专业训练，不了解学生的心理特点。此外，这些教师尤其在音乐、体育、美术等方面缺乏训练，这些课的开设存在很大困难。

学校资源紧张更为严重的是财力紧张。一方面是学生人数急剧增长，另一方面是借读费急剧下降，给本已捉襟见肘的学校经济状况带来巨大的缺口。在财政压力下，尤其是在政府实行“一费制”及限制高收费的条件上，城市学校通常少收甚至拒收农民工子女，也衍生出形形色色的滥收费行为，近而迫使农民工不得不放弃子女的上学选择。

(五)学生适应城市生活方式和城市社会环境的能力

学生的适应能力不仅包括农民工子女是否适应城市的生活方式，也包括是否在心理上适应城市的社会环境。目前城乡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别，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学生在经济上、生活上及观念上存在不少差别，加之社会环境对农民工子女或明或暗的歧视，给农民工子女带来了较大的心理压力。正是因为对城里生活及社会歧视的“不适应”，一些农民工子女放弃进城上学的选择。

然而，对大多数农民工来说，将子女留在乡村上学也是一个极其艰难甚至痛苦的选择。虽然不少农民工也认为，将子女留在家乡不利于子女的教育和成长，尤其是难以直接辅导子女的学习、管教子女的行为，也不放心其安全。但是，在不少进城务工的农民看来，他们进城打工就是“为了家庭过上更好的生活”，“子女有更好的未来”。由于经济能力及多方面的限制，他们目前无力支持子女在城市的学习，只能将他们留在乡村上学。“为了子女的将来”，也只好忍受暂时的别离和困难。事实上，对于这些农民工来说，“最让人放心不下的是在家的孩子”。

三、解决农民工流动子女教育问题的建议及措施

(一)正确认识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

首先，教育是“全民教育”，农民工子女享有受教育权利，而且是平等的教育权利。其次，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进城务工农民工子女正成千上万地递增，搞好农民工子女教育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这不仅是教育问题，也是推动城市建设和发展、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公平的客观需要。再次，农民工子女有良好的自强自立意识，但也有孤僻、自卑的性格倾向和与社会对立的不良情绪，他们需要得到健康、积极、向上的教育。总之，农民工子女也是公民，他们的父母也是国家的建设者，政府义不容辞地有为他们提供教育的责任。

(二)进一步完善义务教育管理体制

自1985年以来，我国义务教育体制经过三次改革始终坚持着“地方负责，分级管理”，正因为如此，导致了“城乡分割”的局面。城市适龄儿童的义务教育费用基本由各级政府负责，而农村教育经费由县级政府为主的各级政府通过财政预算安排。可是，在现实中，农民工子女离开农村时，并没有相应的教育经费随之流转，其流入地也没有相应的教育经费预算。这样，农民工子女接受教育就没有了保障，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变“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为“地方负责，分级管理，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破除城乡分割，保证教育投入，维护教育公平，促进教育和谐健康发展。

从目前的现实情况来看，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就读，需要支付高昂的借读费，这给孩子们上学带来了很大的阻碍。从总体上说，农民工本身是一批经济收入比较低下的社会群体。过高的借读费及教育支出使农民工难以承受，更重要的是这种面向农民工所收取的“借读费”本身就是一种歧视性的规定，违背了公平教育的原则。因此，必须坚决取消面向农民工子女收取的“借读费”及其他一切歧视性的收费。

在禁止不合理的收费的同时，要降低学校学杂费的标准，减轻农民子女上学的经济压力。通过设立助学金、减免费用、免费提供教科书等方式，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的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就学。不仅要让进城务工的农民子女“有学上”，而且要让他们“上得起”。

(三)加快城乡户籍制度改革

户籍制度本身要改革创新，取消不合理的户籍制度，取消对进城农民工子女的限制，加快我国现行义务教育体制改革，实现城乡公平、地区公平的国民义务教育制度。当前有大量农民工子女随行进城上学，本身是我国改革和现代化发展的巨大成就：它表明，不仅农民已经“进城了”，而且已经“留下来”；不仅农民工留下来，他们的子女也“带进来了”。如果说农民工大都是为了经济目的而进城打工，是“经济移民”的话，农民工子女进城上学则是基于教育的目的而进城学习，是一种“教育移民”。这种“教育移民”不仅可以提高进城“农民”的文化素质，可以使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同时比经济移民更具可控制、有序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是一种理想的移民或“非农化”的途径。正因如此，党和国家及各级政府对此应有“大政策”，应从战略的高度、从整个社会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的角度，鼓励和支持流动人口及农民工子女进城上学，并为他们创造一切可能的条件。

(四)强化农民工依法送子女上学的观念

当前，由于农民工子女入学较难，部分农民工产生“畏难”情绪，送子女入学不积极。对此，在努力改善农民工子女入学环境的同时，要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引导广大农民工千方百计增加收入，依法送子女入学，切实维护农民工子女接受教育的权利。

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是我国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全局性的特点，必须认真对待，主动出击，积极而为，按照“一个都不能少”的要求，给每个农民工子女提供应有的平等教育，使他们得以健康茁壮地成长。

(五)兴办公立学校，扶持私立学校

《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已经明确规定，进城务工就业农民流入地政府负责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工作，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地方各级政府特别是教育行政部门和全日制公办中小学要建立完善保障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工作制度和机制，使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受教育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程度达到当地水平。由此确立了“流入地政府为主”和“公办学校为主”解决农民工子女上学的“两为主方针”。同时，加大民办学校投资力度，适当放宽条件，保证农民工子女入学的广度。当前应根据实际情况，降低民办学校的办学门槛，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创办更多的学校以接纳更多的农民工子女上学。大力支持社会力量兴办各种教育机构，鼓励和支持公办民助、民办公助、国有民办、公办学校转制、中外合作办学等等多元办学形式，动员和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的投入。加快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建设也是解决农民工子女入学难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农民工子弟学校是一个过渡时期的产物，它符合农民工家庭求“平等”的心态和“流动”的特点，在一定时期内有它存在的必然性。根据当前情况应当明确农民工子弟学校审批标准，给予其合法身份和一定的优惠措施，同时因势利导，加强对农民工子弟学校的监督管理，鼓励有条件的公办学校与其联手办学。从而打破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间的壁垒，为早日实现城市教育一体化奠定基础。

(六)教学公平，消除歧视

在教学实践中，应该做到教学公平。教师在对待学生的态度和期望上应该是一视同仁，体现平等。应该热爱和关心每一个学生，对每一个学生都充满信心和希望，而不应该厚此薄彼。努力消除流动儿童进入公立学校的心理门槛，克服这一群体因为户籍原因而产生的自卑、认命心理，培养自立、自信、自强的心理形象，提高弱势群体子女的适应能力。

1．用爱的雨露滋润他们的心田

构建平等、民主、信任、合作的师生关系，形成融洽的教学氛围，加强师生间的沟通和理解，不歧视民工子女，一视同仁。有一位教育家说过这样一段话：如果孩子生活在批评中，他便学会谴责；如果生活在敌视中，他便学会好斗；如果孩子生活在鼓励中，使他学会自信；如果孩子生活在友谊中，他便觉得生活在美好的世界。只要我们用一颗真诚的心去亲近他们，他们就会向我们敞开心扉，从而亲近我们，接受我们的教育。这正是所谓“亲其师，信其道”啊！

2．组织活动减轻压力

为了减轻进城务工农民子女的心理压力，学校应组织活动，师生互动。经常与学生谈心，培养他们自信、乐观的性格，能做到尊重和理解他们，以缓解他们的心理压力。同时，也采用榜样示范法、讲座辅导法等，帮助他们克服心理障碍，给更多学生接触的机会。在这些活动中，教师要正确引导，教给他们一些交往技巧和方法，让他们在同龄间的人际互动中，掌握礼貌待人的原则，增强自信心和自我表达能力，体会同伴间美好、真挚的情谊，使彼此的心灵有机地相融，从而促使其健康人格的形成和完善。

3．家长配合正确引导

学校成立家长协会，让家长们相互切磋，相互学习彼此的教育经验。当然学校要请专家和本校的资深人士对家长进行指导。由于城乡差距的现实存在，农村的孩子来到城市，经济收入的悬殊，文化背景的差别，让他们在心理上必然产生“不公平”的想法，家长正确引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这种心理给孩子造成的不良影响。家长要有一种积极向上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工作，勉励子女努力学习，让他们知道知识的重要性。

家长还要经常与学校老师沟通，了解学生的心理、学习情况，同时也要经常与子女沟通，然后与老师共同“对症下药”。

4．树立自信，积极向上

“解铃还需系铃人”，为了帮助农民工子女克服不良的情绪，寻找措施解决心理问题，我们常常把他们集中起来进行心理辅导，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给他们控制自我，调节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的方法。如针对“自卑”的心理问题，我们选择了一些积极的、富有激励性的语言，教会他们用充满希望和热情的眼睛去看待周围的人和事。

四、结束语

我国是一个农民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农民进城不仅是我国现代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必然产物，也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农村及整个国家的发展最终取决于是否能成功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并大幅度提高我国城市化水平。当前大量农民工子女随行进城上学，本身是我国改革和现代化发展的巨大成就。

农民工教育范文篇4

《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研究》由暨南大学出版社在2015年出版，该书从农民工基本状况、农民工教培现状、教培影响因素、教培的效应分析以及对策建议等五个方面展开了详细论述。同时，该书以问卷和访谈的形式进行了数据统计和分析，指出了制约农民工职业教育工作开展的因素。该书对农民工职业教育的工作开展和质量提升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形势下，为全国范围内农民工职业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借鉴和参考。该书从理论层面出发，结合大数据分析，指出农民工职业教育是适应新形势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需要，同时也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的重点。然而，我国农民工职业教育的发展仍面临大量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是相关制度不完善。相较于素质教育体系，农民工职教体系不够完善，虽然政府了大量政策，并针对农民工职业教育开展了大量工作，但职业教育培训实际效果并不好；同时，有关主管部门在农民工职业教育中沟通不足，导致相关工作的推进过程中存在步调不一致、大量资源浪费等问题；同时，职业教育应该与职业技能资格证书紧密联系，但目前我国职业教育与职业证书资格认定工作严重脱节，多数职业资格证书认定不规范且含金量较低。

二是国家对农民工职业教育投入不足。相较于我国庞大的农民工数量，国家每年拨付的职业教育经费无疑是杯水车薪，而企业出于对当前成本和收益的考虑，往往忽视了农民工职业教育的重要性。此外，农民工作为低收入群体，无力更无心承担几百上千元的培训费用以及培训期间所产生的交通食宿费用。

三是相关培训质量不高，目前大量培训内容与经济发展方向脱轨，难以适应农民工的职业发展需要，且部分职业教育存在理论与实践融合程度不足、培训内容单一等问题。综上所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市场和人才提出了新要求，而农民工作为我国经济建设的主力军，其接受职业教育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然而在农民工职业教育进程中仍存在一定的问题，而《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研究》一书结合大量调查，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因此，在未来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工作推进过程中，可以考虑将该书作为参考，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提高农民工职业教育水平和质量，提高其工作技能和水平，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更上一层楼。第一，发挥政府的核心领导作用，通过建立完整的农民工职业教育体系，提高对农民工职业教育体系的认识，并进一步明确和完善职业教育制度；同时，进行明确的分工。政府、企业以及个人在农民工职业教育中各司其职，共同推动供给侧改革形势下农民工职业教育事业的发展。第二，调整供给侧结构，职业教育培训要从实际出发，将普及型、大众型职业教育供给转变为多层次、多类型职业教育供给，根据农民工年龄、学历和兴趣等，提供多元化、个性化职业教育供给，满足农民工职业发展的多样化需要。第三，革新职业教育授课方式。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传统集中授课方式，灵活选择授课时间、地点等，促进以实践为主、理论为辅，最大化提升培训质量，切实提高农民工的职业技能水平。

农民工教育范文篇5

在相应的移动教育理论前提下结合我国农民工特点，建立起目标明确、对象特定、操作便捷的农民工法律移动教育系统，这是设计上的整体思路，根据设计思路，确定以下几个设计目标。1、教育对象定位。在设计的过程中我们首先需要考虑到使用对象的基本情况，主要考虑四个方面教育对象的自身特点、学习需求、学习习惯和知识基础。在上述思路下全面分析农民工的情况，依据其习惯与需求结合法律知识的整体框架来设计。2、系统资源库特色。系统资源库需要满足各类法律知识学习需求，具有一定的多样性，农民工法律教育系统是针对农民工设计的，应当在具备满足农民工基本法律知识学习的同时将内容设计为通俗易懂且与农民工息息相关的法律条文或案例，便于农民工理解的同时能够激发农民工的学习兴趣。3、移动教育特点。同传统教育相比，移动教育具有不受空间和时间限制的特点，因此农民工法律移动教育系统的设计应当紧紧围绕移动教育支撑理论，努力构建一种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学习平台，具备相应的情景模式，注重将普法教育与农民工生活实际联系起来，使农民工能够随时随地在生活中、工作中实现法律知识的学习。4、系统特色。使用移动教育终端学习的人群大多时间相对松散，通常是在零碎时间进行学习，单次学习的持续时间相对较短，因此不能让系统过于复杂，整体上应当从简，系统操作简便化、功能导航便利化、系统操作智能化，最大限度地适用与农民工的法律知识学习条件。

二、系统设计原则

农民工法律移动教育系统的设计应当突出“教育”和“移动”这两个特色，诣在帮助农民工能够在随时随地实现法学知识学习。系统设计者或教育者能够通过系统实现教育设计，将相应知识传授给农民工群体，农民工能够利用零碎时间进行学习，同时教育者与农民工能够实现有效交流，这是该系统设计中“移动”和“教育”特色的体现，因此系统设计时应当遵循以下原则：1、个性化原则：农民工能够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自由选择学习内容并安排学习进程，能够根据个人喜好自由学习，使法律知识学习具有高度的自由性特征。2、交互性原则：移动教育平台不同于实体课堂之处就在于其基本不受到空间的限制，不仅仅是学习安排不受空间的限制更多的是学习者和教育者之间的交流不受空间限制，农民工法律移动教育系统的设计应当具备类似社交软件的交互功能，多个农民工学习者之间的交互和教育者与农民工之间的交互两个方面。3、兼容原则：移动教育系统的载体是各种各样的移动媒体设备，而不同的移动媒体设备搭载的操作系统不同，对不同的软硬件的支持也不同，因此系统设计时应当保证其与各种操作系统能够兼容，保证绝大多数的农民工能够通过自己的移动设备进入系统学习。4、安全原则：根据一般的移动教育系统设计思路，使用者在教育系统中进行学习和交流需要有一个身份识别即所谓的IP或ID，根据我国网络安全的实名制要求，移动教育平台在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教育支持的同时应当保障农民工个人隐私在移动平台中的安全性。5、扩展原则：任何系统都需要不断完善和更新，同时农民工在不同的阶段对法律知识的需求也会有所变化，因此考虑到移动教育的发展可能，移动教育系统设计不能“太满”，应当具备相当的扩展性，能够根据使用者需求变化和系统技术进行不断更新和改进。

三、农民工法律移动教育系统的运用

1、系统选择。现阶段相对成熟的可应用于移动教育的通讯技术主要有三种，分别是WAP无线协议技术、GRPS通用分组无线业务和基于SMS短消息服务技术，根据三种技术的适用范围和农民工移动教育的使用条件，农民工法律移动教育系统的开发和使用采用SMS短消息服务技术进行开发最为合理。这是由于SMS短消息服务技术开发相对较早，是已经实现大范围覆盖的移动通讯技术，并且与绝大多数手机设备相兼容。同时具备操作简便、响应迅速、成本低廉的特点，与农民工文化素质相对较低、生活水平较低并广泛使用中低价位手机的现状相适应，因此在三种移动教育通讯技术中，使用SMS短消息服务技术作为农民工法律移动教育系统底层技术支持最为合理。2、短信收发服务。信息收发是移动教育的最基本形式之一，系统应当搭载短消息处理服务器，其主要具备短信处理、信息显示监控、智能回复、垃圾短信过滤、日志和系统参数配制几个模块。其主要负责接收农民工发来的短消息，并根据关键字进行自动索引，从而将数据库中已经处理好的回复内容反馈给农民工，实现农民工和移动教育系统之间的交互行为。3、交互功能。远程教育不同于传统课堂，其最大的特色之一就是能够突破时间空间的限制实现实时交互。上述的短信收发服务在结合自动回复服务的基础上能够实现较为简单的交互行为，但是也有直输式教育、交互性差、互动功能弱的不足，在农民工具备一定的法律素养之后该种模式的教育效果会降低，根据现代教育理论和远程教育技术理论，通过交互式设计实现教育系统中不同角色之间的互动是为使用者提供更广阔的学习空间、学习环境的重要支持。1）农民工学习者和法律教育者之间的交互：本系统的设计主要的使用对象为农民工使用者，因此农民工使用者即系统自主学习的主要群体，其能够远程接受法律教育者为其制作的学习安排或教育信息，同时通过系统提供的平台对教育者提出问题或进行留言，而教育者也可以通过系统进行问题答复和留言回复，通过这种一问一答的形式使农民工学习者和教育者之间以法学问题或生活问题进行交流，实现学习上的互动。当系统整体稳定后可以进一步将语音输入模块植入系统，使农民工学习者可以和教育者进行直接的语言互动，这将极大地提高系统使用效率和学习效率。2）农民工和法律专家之间的交互，农民不仅仅有法律知识的需求，有时农民工也需要法律服务的需求，如当遇到老板拖欠工资这类事件时，其需要专业的人员提供专业的帮助，那么系统应当在数据库构建时将职业律师的信息纳入，同时构建农民工和职业律师之间的交流通道，方便农民工寻求法律咨询服务或法律援助。3）职业律师和法律教育者之间的交互，很多法律问题是极为复杂的，有些时候农民工提出的法律问题是教育者无法解答的，那么教育者在此时也需要寻求帮助，即该系统在实际使用的过程中不仅仅能够实现单边互动，而是能够进行多边互动，当教育者无法解决农民工的问题时能够随时接入职业律师的角色并寻求帮助。

参考文献：

[1]翟利利.面向农民工的移动学习系统研究与实现[D].华中师范大学，2015.

[2]陈向尊.法治社会建设中的农民工法律素养问题探讨[D].河北师范大学,2015.

[3]伍丽媛.基于手机的返乡农民工移动学习系统建设研究———以永州市为例[J].课程教育研究．2017,(9).

[4]薛维然.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意识的教育[J].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8(2):176-179.

[5]罗丽萍，林威.“互联网+”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意识现状及教育对策研究[J].知识经济.2017,(1):81.

农民工教育范文篇6

一、农民工教育培训立法的必要性

当前影响农民工教育培训的核心因素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农民工教育培训责任承担机制问题。农民工教育培训工作是一个涉及跨地域、多主体和多部门管理的复杂问题。因此,首先建立多元投入体制,政府、企业和个人分担教育培训成本;其次需要开发多种培训途径,依托社区教育,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利用城市职业学校的优势,以及校企结合,定向培训等;[1]此外,还要建立开展指导性培训、职业素质技能培训和岗位培训相结合的有效培训机制等等。而完成有关农民工教育培训上述机制构建的核心问题是责任承担的主体问题,一般说是由政府和企业共同承担。但是,对于农民工教育培训承担主要义务的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并未理顺,存在管理职权和责任相互交叉的问题。因此,不仅不利于提高教育培训效率,反而容易出现利益纷争而责任相推的情况。当前,需要进一步明确农民工输出和输入地政府、企业在农民工教育培训方面的责任义务,强化农民工教育培训实施主体及责任义务。

第二,农民工教育培训经费筹措、使用和管理机制问题。教育培训权是农民工劳动权利的重要内容,也是农民工劳动权利实现的保障,政府必须进行职业培训,创造一切条件以扩大教育培训规模,满足劳动者获得职业培训权利的要求。[2]因此,2003年9月,农业部、劳动保障部、教育部、科技部、建设部、财政部在《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中明确规定,农民工培训经费实行政府、企业和农民工个人共同分担的投入机制。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在财政支出中安排专项经费扶持农民工培训工作。用于补贴农民工培训的经费要专款专用,提高使用效益。建立健全多方经费投入机制,明确政府承担经费投入为主,企业承担经费为辅,积极引导农民工在自身接受教育培训上做适当费用投入为补充,以保证教育培训工作实施的经费需要。但是,如何建立和健全经费管理与使用机制,做到专款专用,努力提高资金使用率,仍需要不断探索。大量而长期的财政经费的投入和企业的教育培训支出必须纳入法律规定,才能得到强制执行,实现农民工教育培训资金保障的“硬约束”。

第三,农民工教育培训监督机制问题。根据农民工自身素质和需要,以及社会各行业对农民工素质和技能的要求,实施相应的教育培训是实现农民工教育培训权利的关键环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理应成立专门机构,负责监督农民工教育培训的具体实施过程,对有关承担该项任务的教育培训单位加强管理与考核,努力采取各项措施,积极推进农民工教育培训工作的贯彻落实。解决上述三个问题的关键是加强政策的制定和法律制度建设。但是,农民工培训政策的制定是一个复杂的政治过程,而农民工本身对培训认知的问题、培训利益集团对培训政策的影响、等级制和官僚制本身的障碍,以及政府部门的本位主义和机关利益等各种因素的综合存在,使得政府的农民工培训政策反映不出农民工的利益,也不符合资源的有效配置。[3]为了强化农民工教育培训机制的构建和运行,必须通过多方努力,加强立法,制定《农民工教育培训法》,确实保障和实现农民工教育培训的权利,努力提高农民工教育素质和技能,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

二、农民工教育培训立法的基础

(一)农民工教育培训立法的现实基础

农民工教育培训问题是我国经济和社会转型中的一个重大的、长期存在的、影响面极广、涉及多个利益主体的复杂问题。廉价而数量庞大的农民工劳动力是成就中国30年改革开放伟业的重要因素之一,据中华全国总工会数据,2008年初,我国农民工工会会员总数超过6000万,预计2008年新增农民工会员1000万人以上,农民工会员总数达到7000万人。农民工在我国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8%,在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2%,已成为支撑我国工业化发展的重要力量。[4]但是,长期以来,广大农民工缺乏与不断升级的产业发展和飞速发展的社会相适应的素质和技能的教育培训。来自中华全国总工会数据表明,我国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8•6岁,在我国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短期职业培训的占20%,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培训或教育的占3•4%,接受过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占0•13%,而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高达76•4%。[5]因此,对广大农民工进行教育培训成为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一件大事。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低下的社会地位使其受教育权利无法得到保障;微薄的经济收入使其无力承担培训的费用;频繁的职业变动使企业和单位不愿为其提供教育和培训;落后的思想观念使社会和其自身认识不到学习的重要性。[6]因此,农民工教育培训问题十分严重,现实对农民工教育培训立法提出了强烈的要求。

(二)农民工教育培训立法的法制基础

农民工教育培训立法有着坚实的制度基础。《宪法》第四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国家对就业前的公民进行必要的劳动就业训练;第四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因此,接受教育是农民工的一项宪法性权利;而对农民工进行教育培训,也是国家和政府的一项宪法性义务。《劳动法》第三条、第五十五条、第六十六条至第六十九条等,都规定了劳动者接受职业培训权利。因此,农民工也有享受企业培训的权利。据《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在企业,农民工有接受教育培训的义务。此外,《职业教育法》第三条、第五条和第六条也规定了国家开展职业教育的义务和公民接受职业教育的权利。总之,根据《宪法》、《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和《职业教育法》的规定,与农民工教育培训直接关联的主体有三类:农民工、政府和企业。其中,政府和企业都有对农民工进行教育培训的义务。这些规定为《农民工教育培训法》的制定奠定了坚实的法制基础。在此情况下,2004年中华全国总工会也提出了制定《农民工权益保护法》的立法建议。

(三)农民工教育培训立法的政策基础

2003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农业部等六部委提出的《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的通知(国办发[2003]79号),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贯彻执行。《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中说明了规划制定的背景,阐述了具体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明确了培训的目标和任务,提出了推进农民工培训的政策措施等。2004年开始,由农业部、财政部等六部委共同启动,实施“阳光工程”等,开展农村劳动力非农职业技能培训。国务院2006年《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2006年4月出版)以及《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国发[2006]5号)。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建设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实施“温暖工程李兆基基金建筑业农民工培训”项目的通知》(统发[2007]7号),尤其是为应对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稳定农民工就业局势,提高农民工职业能力,增加就业潜力,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切实做好当前农民工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08]130号),要求各地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各部委采取切实措施,加强农民工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促进农民工就业。2009年1月7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实施特别职业培训计划的通知》(人社部发[2009]8号)中将“对失去工作返乡的农民工开展实用技能培训”作为积极组织开展四类培训之一,并强调尽快研究制定特别职业培训计划实施方案。为此,教育部于2009年2月20日下发了《教育部关于切实做好返乡农民工职业教育和培训等工作的通知》(教职成[2009]5号),进一步重申了农民工教育培训的重要意义和提出了相应措施,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对农民工教育培训提出了相应的规定,为农民工的教育培训给与了政策支持。由于农民工教育培训问题是一个重大、持久存续、涉及多元利益主体和多维利益关系并且影响面广的现实问题,在有坚实的法律和政策基础的条件下,应该加强立法,以克服现行立法和政策太抽象、缺乏可操作性的不足。

三、农民工教育培训法的核心内容

制定《农民工教育培训法》的关键是明确和确立立法目的和立法原则,在此基础上,构筑《农民工教育培训法》的体系。

(一)《农民工教育培训法》的立法目的

《农民工教育培训法》立法目的应该是:为了提高农民工职业技能和现代文化素质,向农民工提供及时、便捷、合适、高效的教育培训服务,保障农民工教育和培训权利的实现,充分发挥农民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建设中的作用,促进社会和谐,根据《宪法》和相关法律制定本法。具体有以下三点:第一,提高农民工职业技能和现代文化素质。只有具备一定程度的职业技能和现代文化素质,广大农民工的劳动权利才能得到基本的保障和维护。因此,提高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和现代文化素质是《农民工教育培训法》的直接、基本的立法目的。第二,保障农民工教育和培训权利的实现。《农民工教育培训法》必须综合调整实施农民工教育培训中所涉及的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合理地把农民工教育培训负担分配给不同的义务主体,构建农民工教育培训中政府、农民工和企业三方互动机制,向农民工提供及时、便捷、合适、高效的教育培训服务,有效解决农民工教育培训问题,最终保障农民工教育和培训权利的实现。第三,促进社会和谐。农民工是我国社会转型中出现的新型社会群体,他们是中国社会中一个横跨工人与农民、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的新型群体和力量,是社会和谐的保障力量。只有通过教育培训,掌握了职业技能,提高了文化素质,他们才能够充分地投身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建设中,才能够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二)《农民工教育培训法》的立法原则

第一,坚持对农民工进行义务教育培训的原则。农民工输出地政府、输入地政府和企业免费对农民工进行教育培训;农民工输出地政府和输入地政府应该建立鼓励农民工参加教育培训的机制,补贴和奖励农民工参加教育培训。接受培训期间,农民工可获得不少于输出地和输入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的生活补贴;农民工输出地政府、输入地政府和企业可对农民工接受教育培训的情况进行等级评价,发放相应的证书;农民工应该主动联系当地政府接受教育培训,主动要求企业对其进行培训等。第二,坚持农民工输出地政府、输入地政府和企业三位一体的联合义务主体原则。农民工输出地政府侧重一般性的职业素能和常识教育,农民工输入地政府侧重专门职业素能和常识教育,企业侧重具体工作岗位技能培训;农民工输出地政府侧重成立专门组织或委托当地职业技校、成人教育学校对农民工进行教育培训,农民工输入地政府侧重委托企业或专业职业技校对农民工进行教育培训,企业是农民工教育培训的主要基地,农民工输入地政府是对企业进行监管监察;农民工输出地政府履行教育培训所输出农民工义务的方式是资金和劳务相结合,农民工输入地政府履行教育培训输入农民工义务的方式主要是资金,企业履行教育培训农民工义务的方式主要是劳务为主,资金为辅;农民工输入地政府是农民工教育培训的主要义务主体、输出地政府次之、企业再次之。政府委托企业对农民工进行教育培训的,要直接按照接受教育培训的农民工人数并结合实际开销确定拨付费用。第三,坚持农民工教育培训信息互通的原则。农民工输出地政府和输入地政府建立农民工接受教育培训信息联通机制,为企业提供查询和信息反馈平台;企业可把本单位接受的农民工通过信息联通平台上报政府,申领教育培训补贴;通过信息联通平台,两方政府和企业可对接受教育培训的农民工进行分类、分级教育培训。避免重复教育培训和教育培训补贴的重复拨付或错位拨付。第四,坚持教育培训资金承担与教育培训实施相分离,二者相互监督。制定新型农民教育督导评价标准,坚持督政与督学相结合、全面督导与专项督导相结合。[7]政府是教育培训资金的主要承担者,专门教育培训机构或企业具体实施教育培训;政府对专门教育培训机构和企业具体实施教育培训的情况进行监管;企业和专门教育培训机构有权代表农民工对政府不拨付、或不按时拨付、或不足额拨付教育培训资金或补贴及其他妨碍农民工接受教育培训的行为,对政府提出质询、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三)《农民工教育培训法》的基本框架

《农民工教育培训法》应该遵循以下立法思路:第一章,总则。包括立法目的和立法原则。第二章,农民工教育培训的义务主体。主要是农民工输出地政府、输入地政府和企业三类主体。此外,根据《宪法》中公民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相统一的规定,农民工也是义务主体之一,义务承担的式主要是资金的提供、培训任务承担和教育培训的监督管理。第三章,农民工教育培训实施。主要包括教育培训内容的类型化及其分工,即教育培训分为常识性、引导性和现代文化素质性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和素质教育培训和具体岗位教育培训,这三类教育培训内容分别由哪些主体承担。此外,具体的教育培训实施主体有哪些等。第四章,农民工教育培训保障与监督。成立国务院农民工教育培训协调委员会,设立国务院农民工教育培训协调办公室,具体办公地点可以设在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组织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工教育培训法》;拟订全国农民工教育培训工作的改革与发展规划;指导与管理农民工教育培训的有关工作;承办国务院农民工教育培训协调委员会的具体工作。主要负责教育培训经费的筹措、使用和管理的监管;教育培训的监督等问题。第五章,法律责任。包括作为教育培训义务主体的各地、各级政府所要承担的不作为法律责任、相关行政人员因不当行政行为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具体教育培训实施主体不履行教育培训义务所要承担的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等。第六章,附则。

农民工教育范文篇7

【关键词】农民工；教育培训；劳动技能

农民工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具有农民户籍而又长期在城市打工的人。从20世纪80年代初少数农民离开土地到城市谋生，逐渐发展到后来轰轰烈烈的“民工潮”以及最近两年出现的“民工荒”，足见“农民工”已经成为一个存在于中国社会的不可忽视的庞大群体。有关统计显示，我国第二产业就业人员中,农民工占57.6%，其中加工制造业占68%,建筑占80%；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农民工占52%。这组数据佐证了2004年中央1号文件的判断：“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是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看来，农民工的知识水平、技术能力如何，不仅关系到他们自己的生存质量，也关系到“三农问题”的解决，关系到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因此，加强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是摆在我们教育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本文将从微观的角度进行探讨。

一、深刻认识农民工

提起农民工，我们就会想起电视连续剧《民工》中鞠广大父子，他们是我国一亿多农民工的典型。从身份看，他们是农民，户籍在农村，拥有承包土地，农忙时回乡参加农业劳动，从土地上可以获得一部分收入。从职业看，他们大部分时间在城市的第二第三产业打工，通过劳动获得一定的报酬，对于许多农民工而言，这份报酬正是他们的主要经济收入。我国社会尚属城乡二元结构，而农民工恰恰处于“两栖”的尴尬境地，以城市生活为主，而又居无定所，工作不稳定，因而生活在城市的最底层。但是农民工的付出却凝成了现代城市巨大的物质财富，许多创新思想是通过农民工的手才变成了现实的。透过农民工在城市打工的表象，我们看到了他们精神品格。

农民工出身于“农民世家”，以农为业，祖辈如此。到城市谋生，置身于另一种相对文明发达的环境会遇到诸多问题：干活苦脏累，工资待遇低，权益无保障，饱受城市人的歧视。这一切并没有把农民工击倒。他们一代又一代，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奔向城市，做那些文化人不愿做也不能做的事，顽强地走出了一条“产业工人重要组成部分”的希望之路。农民工以自己的行动锻打出属于农民工特有的自强不息的精神和吃苦耐劳的品格，这是享受生活、讲究快乐的城市人无法比拟的！

当然，农民工自身的弱点也是极为显著的。

一是文化水平低。从2002年的统计数据来看，平均每百个劳动力中不识字的占7.59%，小学文化的占到30.63%，初中文化程度的占到49.33%，高中文化程度的占2.09%，而大专及以上的仅占0.56%，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6.7年，另据对全国7个省市247名农民工的随机抽样调查显示，具有高中学历的65人,占26.3%；具有初中学历的163人，占65.9%;小学学历19人，占7.8%。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73.7％，显然，当代农民工的文化水平偏低。

二是缺乏劳动技能。据调查，从接受职业技术培训情况来看,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短期职业培训的占20％，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培训或教育的占3.4％，接受过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占0.13％，而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高达76.4％。抽样调查显示，农村劳动力科技素质较文化素质更差，在抽样调查的46076个劳动力中，接受实用技术和一技之长的培训人数仅占总数的16.4%，而无一技之长或缺乏实用技术的人数高达83.6%，有专业技术职称的只占调查总数的2.2%，获各种技术等级证书的只占5.2%。

三是观念落后，思维定势。农民工长期生活在农村这样一个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的小农经济社会里，他们的人生从最初社会化开始，接受的就是农业经济观念，自由，闲适，目光短浅，没有志向，没有追求。他们进城打工为的是挣几个钱，养家糊口，从来没有想什么“产业工人”，“市民”，更不会去考虑市民化、城市化、现代化等问题。在许多农民工眼里，挣钱的“挣”变成了“糊”，在“糊”的观念作用下，往往可以做好的事情，也未心甘情愿做好。显然，这样的农民工与现代产业工人相距甚远。他们对先进文化很多时候是不屑一顾的。农民工落后的观念和意识导致他们的思维定势，固步自封，顽固保守，已经严重影响了自身的发展，影响了工业产品的竞争力。作为城市产业工人一部分的农民工，要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必须加强学习，苦练内功，提高素质，使自己成为本质意义上的产业工人。

二、教育培训农民工

教育培训农民工最直接的目的是为城市塑造新型的产业工人队伍。农民工是教育培训的主体，脱离农民工的实际和需要而高谈阔论教育培训农民工是难以取得实效的。农民工的需要是生存需要，我们必须紧紧围绕这个实际来讨论教育培训的内容、形式和效果诸问题。

1．以职业能力训练为核心。农民工的需要有二：一是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二是新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前者属于职业能力范畴，是显性的，农民工自知其需要；后者属于职业素质范畴，是隐性的，农民工未必知道自己需要。前者是实后者是虚。农民的见识决定了农民工就实避虚。因此，教育培训农民工，要顺势而为，把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训练放在核心地位，让他们学了就能用，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只传授基础知识，训练基本技能，不谈思想观念的更新，思维方式的改变是达不到培训目的的。针对农民工这一特定的对象，职业素质教育要尽可能渗透在职业能力培训过程中。职业素质教育的内容颇为广泛。诸如城市生活常识、环境意识，产业工人伦理道德、企业文化与企业制度，国家的法律法规，以及对农民工的价值观、人生观的引导等。职业能力的训练是教会做事的，而职业素质的教育是教会做人的。对农民工而言，要在做事中学做人，而不是先学做人再学做事，这一点有别于普通教育，也有别于一般的职业教育。

2．以多样化、灵活性为办学特征。农民工的知识水平低，没有技术基础，这是普遍现象。农民工年龄跨度在18岁至五十岁以上，从事的职业横跨第二、第三产业的几十种行业。无论哪行当，农民工每天工作大多超过八小时，据调查，农民工每天工作8至9小时之间的达到40.30％,9至10小时之间和10小时以上的分别占23.48％和22.50％。根据农民工的文化层次、技术水平、年龄结构、及行业特点，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方式上必须灵活多样，切忌套用全日制教学模式，如每班有固定人数，上课有固定时间等。不劳不得——长期以来形成的农民工工资制度决定了对他们的教育培训必须不拘形式。一人可以培训，十人八人亦可培训；业余时间可培训，上班时亦可培训；到社会上的学校、培训机构可培训，企业内部亦可培训。因此，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无论工学模式、校企合作模式、产教结合模式还是传统的师徒模式都应具备灵活多样性。

3．以免费、高效为立足点。农民工教育培训的一大难题是经费问题。据调查，要掌握一技之长，实现稳定就业，农民工需培训约3个月的时间，经费一般在800～1200元，这令农民工对教育培训望而却步。解决此问题的方法之一是实行免费培训。作为对农民工义务教育欠缺的一种补偿，培训费由国家财政支出。另一方面，教育培训的效果至关重要，学了就能用，用了就能挣钱，农民工愿意学。但如果学不到真本事，或者学了没用，农民工就不学，他们不想镀金更不想做表面文章。故立足农民工教育培训市场，免费、高效缺一不可。

三、农民工教育培训的有效途径

农民工的教育培训，有赖于政府和社会的支持。近年来，党和政府高度关注农民工问题，国务院及各个部门先后制定了《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等一列促进农民工培训的政策和行动计划，并在全国付诸实施。政策面的支持是做好农民工教育培训的前提，但若没有用人单位、职业技工学校和农民工自身的配合，好事很难办好。因此，我们要帖近实际，从基层入手，做最基本的工作，以使农民工教育培训落到实处，收到实效。

1．重视企业自身的教育培训。在岗培训是教育培训农民工的有效办法。这一点前人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清末状元教育家、实业家张謇先生在家乡南通创办大生集团时，所用工人的基本素质不比当今的农民工强，他就是靠企业自身的培训来解决工人问题的，甚至技术人员也是自己教育培训的。在岗培训，即用先学，边做边学，易见成效。事实上，当今许多企业已经自觉承担了培训农民工的责任。笔者对江苏南通的企业进行个案调查也证明了这一点。南通银海材料技术有限公司采用以老带新的办法，以有技术的带无技术的，这样带两到三个月，农民工也掌握了最基本的操作方法和工作流程，成为一名熟练工。边劳动边学习，费时少，收效快，不仅培训免费，企业还发给工资满足农民工的生存需要。实践表明，企业自身培训员工是一种切实可行的办法。政界、学界应该肯定企业在农民工教育培训上作出的努力和发挥的作用；要倡导企业教育培训员工，并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在农民工教育培训上，充分调动企业经营者的积极性，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建立技术等级管理机制，激励农民工主动参与培训。农民工从农村来到城市，从农民变成工人，这一转化并不简单。农民工群体情况很复杂，年龄、文化水平、技术能力、进城的目的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此，对他们的管理也就不能简单化。将农民工按技术能力分为若干等级，比如初级、中级、高级，并且技术等级与劳动报酬挂钩。站在不同的技术平台上，收获的劳动报酬是不同的。从农民工到普通工人，从普通工人到技术工人，从技术工人到技师，让农民工清晰地看到铺设在自己面前的路。发展空间是引导农民工有目标，有追求的好办法，是激发农民工参加教育培训的有效措施。带有激励性质、有着较大发展空间的管理机制可以调动农民工参加教育培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一旦农民工完成了被动学习向主动学习的转变，那么，农民工距离产业工人也就不远了。

3．发挥职业学校的优势，切实提高教育培训质量。教育培训农民工成败的关键是能否取得实效。这个实效并不是培训人数所能体现的，而要看参加培训的农民工是否切实学到了技术，工作是否因此而得心应手；企业是否切实感到员工的职业技能与职业素质提高了，并且收到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可是目前远未达到理想效果。各类职业、技工学校及社会办学机构培训农民工，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专职教师队伍、满足教育培训用的设备以及长期积累的教育培训经验，使得职校、技校等办学机构比企业自身的培训系统、规范。所以，在企业自身培训的基础上，农民工可以选择这些机构进行提高培训。湖南省娄底职业技术学院的做法可资借鉴。娄底职业技术学院针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参加人员的特殊性，按照培训内容和时间列出不同的培训工种菜单，然后根据职业资格证的要求设计课程菜单，构成“模块式”教学体系。该院将培训课程分为公共基础模块——开设法律常识、职业道德等课程，教会学员怎样做人；通用技能模块——开设城市生活常识、普通话、计算机应用等课程，教会学员谋生的基本技巧；职业技能模块——按照不同工种、不同岗位开列不同的课程菜单，让学员选择自己爱好的专业和工种，考取上岗证、职业资格证，获取劳动准入资格。这就非常好地把职业技能培训与职业素质教育结合起来了，既教做事也教做人，相信这样的教育培训一定能把农民工修炼成健全的产业工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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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国务院研究室.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2006年04月16日09:25新华网．

农民工教育范文篇8

农民工家庭教育的对象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随迁子女，另一类是留守儿童。这两大群体有着各自的特点，二者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由此而导致的家庭教育侧重点也不一样。从二者的共性特征来看，都属于农民工家庭教育的范畴，体现在家庭教育水平偏低，家庭教育质量低下，家庭教育的内容单一等方面。二者的差异主要表现如下：

1.1家庭教育主体不同

一般而言，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家庭教育实施主体仍然是父母，虽然父母为了生活忙于工作，无暇顾及随迁子女的日常家庭教育，使得随迁子女常出现缺乏管教等现象，但完整的家庭环境、能和父母在一起生活，对随迁子女本身会起到潜移默化的家庭教育作用。而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的主体则一般为祖辈，“隔代监护”有着更大的弊端，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一般都会采用溺爱的管教方式，较多地给予物质、生活上的满足，相应缺少精神、道德上的管束和引导。此外，祖孙辈年龄差距大，“代沟”更加明显，难以相互沟通，家庭教育基本处于“真空”状态。留守儿童的另一类监护方式是“上代监护”，即由“留守儿童”父母的同辈人，如叔伯姑姨舅等亲戚或他人抚养的监护方式。这类留守儿童的监护主体也一般采用物质型和放任型的管教的方式，对相对较为敏感的儿童来说，容易产生寄人篱下的感觉，从而形成怕事、孤僻、内向的性格，且“上代监护”更不稳定，容易出现“转托”现象。这类儿童的家庭教育要么是完全缺失，要么是对留守儿童产生负面效应。

1.2家庭教育内容不同

基于农民工随迁子女和留守儿童家庭教育主体的不同，家庭教育的内容也不同。父母对随迁子女的家庭教育一般比较强调学习目标和期望，希望子女通过学习的方式摆脱农民身份进入城市生活，而对随迁子女的心理和行为方式较少关注，从而造成随迁子女的心理问题和各种社会问题。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主体一般也只能满足其物质生活方面的需求，对留守儿童学业、精神、道德层面的管束很少。这种隔代监护和上代监护都容易产生家庭教育的缺失，因此许多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基本处于空白状态。留守儿童父母也只能通过电话或者其他方式与留守儿童交流，这种交流基本很难起到教育的作用。

1.3家庭教育方式不同

随迁子女的家庭教育一般是父母面对面的直接教育，但由于父母本身素质的制约，通常都会采用简单粗暴的行为教育方式，缺乏礼仪健康的说服教育，这样的教育方式极易造成子女的逆反心理，甚至产生教育的“负效应”。留守儿童家庭教育中父母角色基本缺失，隔代监护祖辈则一般会以他们自己的成长经历来教育孙子辈，但由于精力有限和“代沟”的存在，基本起不到教育的作用；如果是上代监护，因为不是亲生父母，一般都不会严格管教，家庭教育也只是流于表面形式。

2.社会管理视角下农民工家庭教育存在问题分析

农民工是城市社会管理的重要对象，要取得良好的社会管理效果，农民工家庭教育相关问题的解决是关键，其不仅可以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及留守子女的教育质量，而且能大大提升农民工家长自身的本身素质，维持农民工家庭的稳定，达到社会和谐发展的目的。针对上述农民工随迁子女和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的不同特征，可看出当前农民工家庭教育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总结归纳如下。

2.1家庭教育主体角色定位偏差或缺失

无论是农民工随迁子女，还是留守儿童，家庭教育主体的角色缺失是主要问题之一，其不仅包括家庭教育主体角色的缺失，还包括主体角色定位的偏差。家长是家庭教育的主要实施者，但在农民工家庭中父母很少对子女实施家庭教育，生活的负担使得他们无暇顾及子女的家庭教育，认为将子女托付给学校就是所能承受的极限了。其中虽然有少数家长比较重视子女的成长，可是教育不得法，对现代素质教育理解不全面，常常与学校教育产生矛盾，家庭教育主体角色定位产生偏差，使得孩子无法正确把握教育方向，无所适从。

2.2家庭教育目标、内容和氛围缺乏合理性

通常家庭教育的目标取决于家长的思想觉悟、文化素质、职业经历、兴趣爱好的影响等。因此，农民工家庭教育的目标一般定位在“跳出农门”、“光宗耀祖”或者“学历竞争”等方面，很少考虑教育对象的身心特点及社会需求等。农民工家庭教育通常都是一味地强调学习，而不考虑子女的心理和行为规范教育。再加上家庭教育氛围不佳，父母自身存在行为不检点，不务正业，经常酗酒、等，对子女产生极为恶劣的影响。此外，农民工家庭许多存在夫妻关系不和，孩子缺少父爱或母爱，尤其单亲、离异家庭的孩子，往往自暴自弃，更容易产生各类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如发生盗窃、抢劫、寻衅滋事、非法侵入、贩毒、强奸等刑事案件。通常，这类事件的发生在随迁子女群体中较为常见，主要是家庭教育目标和内容缺乏合理性，再加上城乡巨大差异产生的心理不平衡。而在留守儿童群体中，家庭教育严重缺失，家庭教育目标、内容和氛围基本空白，父母“关爱缺失”引起严重的“情感饥饿”，同时隔代监护和上代监护的负面影响深远，对孩子要不就是娇宠过分，要不就是撒手不管，再加上文化素质低下，甚至是文盲，这样的家庭教育环境使得孩子容易产生依赖、懒惰、任性、霸道的习惯，心中只有自我，不考虑别人的情感和需要；不愿意受约束；对学习生活不感兴趣，没有上进要求等各类问题。

2.3家庭教育方式缺乏科学性

当前家庭教育存在三种不良的教育方式，过度保护型、过度严格型和过度放任型。过度保护型表现为家长不注重孩子自立意识和自理能力的培养，对孩子无原则包办代替；过度严格型表现为家长对孩子要求过高，限制过多，忽视孩子的独立性，严厉管教和强迫教育使孩子怯懦、消极缺乏自信和自尊；过度放任型主要对孩子不闻不问，放任自流，使孩子形成对社会行为规范和社会道德缺乏自我约束等。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家庭教育方式多为过度严格型和过度放任型两种，父母所采用的教育方式一般都简单粗暴，对孩子的过错、学习成绩不理想，不是打就是骂，不尊重孩子的人格，极易导致孩子心理畸形。而留守儿童的教育方式大多为过度放任型，因为父母长时间无法和子女进行沟通和交流，祖辈和上代监护人也无力承担起家庭教育的责任，导致对留守子女的教育无法深入，孩子处于放任自流、缺乏管教的状态。

3.农民工家庭教育存在问题的成因分析

农民工家庭教育存在着各种问题，分析其成因大致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整个社会环境造成农民工社会地位、生存状态现状，由此而产生相应的各类问题，家庭教育只是其中之一；另一类原因来自于农民工家庭自身的特征，这些与生俱来的特征对农民工家庭教育产生深刻烙印。

3.1社会整体环境的影响

农民工作为城市的特殊群体，始终游离于城市之外，受到排挤现象严重，即便是拥有了城市“新居民”这样的身份，仍然难以融入当地社会，农民工子女自然也随之承受着社会环境带来的压力，这种压力有来自城市居民的，也有来自农民工本身的居住环境。通常，大多数外来民工居住条件较差，外部社会环境恶劣，网吧、游戏机房遍布，对学生极易产生不良影响；而城市家长也经常会因自己的子女和民工子女同桌，或经常一起玩耍而到学校里要求老师换位置等，这种排斥行为都会影响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心理健康，导致民工随迁子女家庭教育困难重重。留守儿童的社会环境相对更差，表现为生存环境和生活质量的落后。由于缺乏父母的照顾、生活质量和健康状况较差，在情感与父母聚少离多，见面少时间短，沟通方式单一；在学习、思想和品行上缺乏正确引导；各种安全隐患存在等。这样的整体环境造成了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的种种问题。

3.2家庭教育城乡发展不平衡

家庭教育的城乡发展不平衡造成教育主体发展的不平衡是是当前农民工家庭教育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城市家长能享受到相对完善的家庭教育公共服务资源，对子女的教育无论是从方式、内容还是投入上都具有较大优势；而农民工家长基本无法享受一些公共服务资源，更加缺乏家庭教育投入的精力和资本，由此导致随迁子女及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缺失或问题多多。其中，城乡家庭教育的发展不平衡造成农民工随迁子女心理不平衡，成为农民工家庭教育问题的主要成因之一。随迁子女由于家庭地位和求学障碍，通常会被激发出城市同龄人不具备的自尊、自强，但又存在强烈的被剥夺感，被隔离感。对他们来说，从家乡突然来到一个如此陌生和冷漠的地方，心理落差极大，加上农民工聚居区相对滞后的卫生及治安状况，使其内心变得十分敏感，也导致其难以接受父母的家庭教育。

3.3农民工社会管理体制不健全

农民工社会管理体制的不健全也是导致其家庭教育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农民工群体处于城市社会的底层，缺乏相应的社会保障，政府对农民工的社会管理重点也大多集中在维持社会稳定方面，对农民工自身的各种高级诉求（如发展和素质提升等）一时之间难以满足，由此带来整个农民工群体生存状态差，使得农民工无暇顾及子女的家庭教育。农民工社会管理体制的不健全也使得其无暇顾及在农村的留守子女，没有完善的城乡统筹保障体系，农民工父母也不能为留守子女提供更多的家庭教育指导和关怀，最多也只能是从物质上满足。因此，社会管理体制不健全对农民工家庭教育的影响也是相当大的。

3.4农民工群体自身特征的影响

农民工整体文化素质偏低，从事的职业类型以及农村社会的集体烙印等都使得其在家庭教育的目标、内容和方式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农民工来自于农村，但居住于城市，传统的农村家庭教育观念与现代社会的生存标准产生冲突。在农村时，农民工以子女跳出农门、当干部、搞技术或从事其他职业为主要家庭教育目标和期望；而到了城市工作生活后，现代社会的生存标准又使其可能产生“读书无用论”的思想，尽早让子女就业或结婚生子等观念在农民工群体中较为常见，如此的家庭教育理念必定会产生各种家庭教育问题。此外，由于农民工父母自身文化素质偏低，有些监护人甚至是文盲，无力在家庭教育中承担起教育子女学习教育的任务，只能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来影响子女进行家庭教育，而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又因其从事的职业而极易产生家庭教育的负面影响。

4.社会管理视角下提高农民工家庭教育素质对策建议

农民工家庭教育水平的提升，能有助于社会管理水平的提升；同样地，有效的社会管理手段也能促进农民工家庭教育素质的提升。

4.1改善农民工生存现状，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通过区域统筹、城乡统筹的发展战略，改善农民工生存现状和生活条件，将农民工纳入社会管理体系，提高其社会保障水平，不仅使农村基层组织能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为农村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还能使农民工在城市中也能拥有良好的社会环境，形成全社会都关心爱护农民工随迁子女的良好社会风尚，有效推进农民工子女家庭教育管理工作，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

4.2构建专业化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

构建专业化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并将其纳入城乡公共服务体系之中，逐步建立覆盖城乡、立足社区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网络体系，扩大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覆盖率。为农民工所居住社区培养专业化、职业化的家庭教育社会工作者队伍，提高社区家庭教育工作的职业化、专业化管理水平，发挥社区社会化服务的特点，建立专家队伍、家长、志愿者和社区工作者协同配合的家庭教育工作队伍，为农民工家庭教育水平的提升提供专业化的指导。

4.3加大财政投入，扩充家庭教育资金渠道

针对农民工家庭教育现状，加大政府财政投入，为农民工家庭教育提供必要的经费支持，夯实家庭教育发展的经济基础，如可为农民工居住社区免费提供家庭教育场地，开展各类亲子互动交流活动，使农民工父母和子女之间能加强沟通。同时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鼓励社会力量参与、项目化运作等方式，拓展家庭教育经费渠道，开展家庭教育工作的城乡一体化与区域均衡化建设，优化农民工随迁子女及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途径。

4.4更新家庭教育理念，优化农民工家庭环境

强化对农民工家长的教育引导，倡导家长更新转变教育理念，重视配合学校抓好孩子的教育，本着沟通—理解—宽容—尊重的前提，和孩子建立良好的关系。家庭教育的方式也应由传统的简单粗暴的行为教育向健康的礼仪说服教育方式转变。同时，注重培养各类家庭教育优秀典型，如“文明家庭”、“学习型家庭”、“绿色家庭”、“无毒家庭”、“零家庭暴力”的创建活动等，提升农民工父母的素质，为子女营造文明、健康、和谐的家庭环境。

5.结论

农民工教育范文篇9

关于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早在2003年9月，国务院就了《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规定流入地政府应采取措施，切实减轻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教育费用负担。2004年3月份，国家又出台规定，从2004年秋季开始，农民工子女入学不再收取借读费、择校费或要求农民工捐资助学及摊派其他费用。实际中为了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各地政府都对教育资源进行了整合，公办学校资源紧张，而且各地教育局又是按照学校学区内常住人口的数量设置班级容量，根本没有为流动人口预留容量，加上公办学校的高消费超出农民工家庭的承受能力，城市农民工子女入读公办学校困难。当前城市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方式主要是农民工子弟学校和家庭教育。

（一）农民工子弟学校教育现状

目前，流动人口子女在城市公办学校借读，仍须交纳一定数额的借读费或赞助费，这对于广大处于社会低收入阶层的农民工家庭来说，能够承受的不在多数。另外，文化背景的差异、教学环境的改变、使用教材的迥异、课程进度和难度的不同也都会影响其选择借读。同时，农民工身份遭受的社会歧视也会给其子女心理上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所以有些家庭即使具备经济实力，最终还是把孩子送到了农民工子弟学校。社会地位、经济条件相对低下的农民工子女，除了一部分在公立学校借读外(具体数字不详)，很多家庭只好将子女送入外来人开办的专门招收农民工子女的简易学校就读。这类学校或被称为“棚户学校”，“打工子弟学校”。有人认为，它们根本不能被称为是学校，因为多数连基本的办学条件都不具备，充其量只能算作“民上自发办学点”。但这类学校在城市发展十分迅速，数量增长快，学生人数增加也十分迅速。

总体上看，农民工子弟学校的特点是投资来源以个人投资办学为主，办学层次以小学教育为主；学校多设立在城乡结合部，农民工广泛聚居的地区；达到正规办学水平标准的寥寥无几，学校收费低廉，教学环境差，办学条件简陋，很多学校没有正规的教室、课桌椅、教学用具，更不要提活动场地；学校规模差异也很大，从十几人者到几百人者均有学校的师资水平良芳不齐，许多管理者与教师根本没有教育教学经历，状况令人担忧。

第一，农民工子弟学校硬件设施落后。从学校规模来看，农民工子弟学校的特点之一是规模大小不等，有的学校学生人数几十人、几百人，有的学校则有上千学生。学校的规模过大或过小，对教学安排都将带来一定困难，不利于提高教学质量；从基本设施来看，由于农民工子弟学校多属于个人投资，基本设施依靠个人解决，经费来源大都来自学生学费，招生对象又是流动人口中的低收入阶层，这就决定了学校基本设施状况的紧张与简陋。由于经费有限，学校的教学设施相当简陋，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

第二，农民工子弟学校软件建设滞后。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师全部实行聘任制，但真正签合同的为数极少，学校的人员管理比较松散，教师的流动性人还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不利于教学连贯性与完整性的。由于农民工子弟学校运作的特殊环境，师资水平与公办学校相比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第三，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学质量不高。由于受到主客观两方面因素制约，在全国轰轰烈烈开展素质教育的今天，这类学校教学中还只是偏重知识的传授，忽视学生能力培养。学校缺乏教学设施，加之教师水平有限，学生运用知识的能力薄弱，年级越高，表现越明显。

（二）城市农民工子女家庭教育现状

家庭教育对子女的人格、个性、智力、自我观念、学习成就感都有密切关系，但凡父母参与子女的教育活动越多，给子女的指导与鼓励、肯定越多，子女的发展就更为健全。学校的教育，如果缺乏家庭的配合，其教育功能有多大，令人怀疑。由于特殊的生存状态与生活方式，农民工在对其子女教育观念、态度、行为等方面，与城市居民相比，表现出许多不同，而且不同程度地存在问题。这些问题一方面与家长的文化素质、社会地位有关，一方面与其群体特征、经济条件、生活环境有关。

第一，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方法落后。农民工家庭在对子女的教育方法上，有以下特点：一是重言传，轻身教。许多家长对子女提出合理要求，但在日常行为中自己却不拘小节，难让孩子信服；二是训斥多，表扬少。农民工家长工作繁忙，自身素质不高，往往以命令指责的形式教育子女，希望得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其实简单粗暴的方式不但难于收效，往往适得其反。

第二，家长与子女缺少沟通。由于家长工作忙碌，常常早出晚归，很少有时间辅导子女功课，加上他们自身文化水平不高，也难以在学习上为子女提供很多帮助，协助他们解决课业上的疑难。有些家长对子女的考试成绩比较关心，但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法在行动上具体指导。其次，家长很少为子女购买课外读物。一方面家长缺乏经济实力为子女购置学习图书。此外由于时间和经济等原因，家长很少陪子女外出活动。

二、城市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原因分析

城市农民工在城市阶层中属于弱势群体，对农民工子女来说，实际上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受教育的公平环境，农民工子女在接受教育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城市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

我国现阶段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缺乏为每个人提供同等教育机会的物质基础，教育机会存在诸多不平等，对于以农民工为主的广大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不平等更为严重。

第一，现行户籍制度的限制。尽管1979年以后，我国的户籍制度限制人口流动的功能开始不断弱化，农民可以“自由”地进入城市，但是户籍制度依然对农民的身份、就业、教育、生活水平等起到钳制作用，农民工子女上学难问题即是受户籍制度影响的结果。没有城市户籍或离开户籍所在地的适龄儿童，不论这些孩子是在家乡出生被父母带到城市，还是在城市出生且生活在城市，在所居城市很难得到同等的受教育机会，农民工子女基础教育被排斥在城市和乡村的教育体制之外，而被迫以体制外的市场化方式来解决。

第二，现行教育制度的制约。自1985年以来，我国义务教育体制经过三次改革：即“地方负责，分级管理”——“在国务院领导下，地方负责，分级管理”——“在国务院领导下，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三次改革，都始终坚持着“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原则。户籍是享受义务教育的主要依据，实施义务教育所需经费和基本建设投资主要通过地方政府财政拨款进行配置地方政府是筹集经费、设置学校的主要部门。农民工子女具有明显的居住地和户籍所在地分离的特点，使其义务教育管理体制与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方式产生矛盾。一方面，流出地政府虽然对其户籍所在地的适龄儿接受义务教育负有完全责任，但跨地域的流动使流出地政府不便对这些流出本地的适龄儿童的就学情况进行管理和监督；另一方面，当外来学童随父母流动时，并没有也不可能将户籍所在地应对其投入的教育经费带到流出地流入地政府在法律上也不承担经费等主要责任。这样，流入地政府和流出地政府在对待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上均处于“无责任”的境地。相应的教育法规不能得到真正的落实，出现流入地政府与流出地政府相互推诿责任的现象。

（二）城市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途径有限

城市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主要途径仍然是选择农民工子弟学校，造成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途径狭窄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公办学校容纳量有限。由于我国教育资源的紧缺，公办学校大都是按照学校学区内常住人口的数量设置班级容量，根本没有为流动人口预留容量，在公办学校辐射不到、流动人口密集的区域，民办(简易)学校的出现不可避免。其难。以汉南区为例，“九五”期间，众多流动人口居住在这些城郊结合部。大量人口的涌入，给这里的公办学校带来巨大入学压力。众多农民工子女无法进入城市公办学校借读，只好选择农民工子弟学校。

第二，子弟学校发展缓慢。中国义务教育财政分权背景下，流动儿童教育机会的供给主要以流入地政府为主。因此流入地政府财政实力直接影响流动儿童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尽管部分地区在资助辖区流动儿童教育上投入了巨大热情，但长远来看，当越来越多的流动儿童在当地入学时，当地财政将面临巨大压力。无论在民工子弟学校的经费保障、师资配备还是在办学条件改善等方面，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因为财政压力往往都疏于扶持、管理和监督，使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学质量长期停滞不前，农民工子女无法接受正常的、良好的义务教育。

（三）城市农民工子女受教育保障制度缺失

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权利要有一定的制度来保障，然而当前相应制度及法律、法规的空白与缺失，造成了城市农民工子女教育状况的窘境。

第一，现行《义务教育法》不能适应人口流动趋势发展。我国《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义务教育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体制。户籍就成了享受义务教育的主要依据，而城市农民工子女具有明显的居住地与户籍所在地相分离的特点，这样一方面跨地域的流动使流出地政府不便对这些流出本地的适龄儿童少年的就学情况进行监控；另一方面，当外来学童随父母流动时，并没有也不可能将户籍所在地应对其投入的教育经费带到流入地，流入地政府既无义务也不可能投入大笔教育经费完全承担众多外来人口子女就学的责任。这种地方负责的管理体制，使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在对待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上处于一种“无责任”的境地，消解了政府管理、支持和资助农民工子女教育的积极性。

第二，相关政策执行不力。虽然各地都对城市农民工子女受教育问题制定了相应的政策，但是实际中对于农民工子弟学校的管理没有明确的全国统一的教育行政管理机构专门负责，这类学校几乎处于自发办学状态，比较混乱。各地相应的财政拨款也往往被挪用为当地公办学校的发展

三、解决城市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对策

随父母流入城市的广大农民工子女如何接受义务教育逐渐成为当前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与城市本地儿童一样，农民工子女同样是祖国的花朵，他们的教育应当受到重视，但是他们作为流动人口中的脆弱人群，权益容易被忽视。再过十多年甚至更短的时间，这些民工子女都将逐渐长大成人，因此，关注他们的教育问题，不仅是对这些孩子的健康成长负责，更是对整个社会的发展负责。

（一）加强户籍、义务教育体制改革制度，构建城乡教育共同体

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为城市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成为城市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他们是城市的合法纳税人，按照纳税人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原则，他们理所当然应该获得城市的公共福利，其中也包括利用城市的教育设施的权利。为此，有关政府部门有责任帮助其子女解决好教育问题，要充分认识农民工子女就学与城市长远发展的关系，改变单纯把外来人口儿童入学问题看成包袱的思想，树立人口流动观。一方面要建立所有适龄儿童少年的义务教育登记卡制度比较可行。登记卡在各地教育部门、公安部门都要有，家长也有，当人口流动时，登记卡连同流动人口的三证（暂住证、身份证、计划生育证）一起经有关部门检查登记，作为随时入学的依据，减少入学手续上的繁琐，避免政策不健全造成的教育机会不平等和剥夺教育权现象发生。另一方面要按照“高中向城区和县城集聚、初中向建制镇集聚、小学向乡(镇)政府所在地和中心村集聚”的原则，制定并实施新一轮各类学校布局调整规划，合理调整城乡中小学布局。把他们作为城市经济发展的一部分，纳入城市管理范围内。

（二）明确政府责任，完善农民工子女教育管理体制

明确政府在农民工子女教育中的责任，首先要加强流入地、流出地教育部门之间的沟通，明确各自在流动儿童少年教育管理中的职责，将其就学管理落到实处；其次，要明确政府各职能部门的职责，并且密切联系、通力合作。公安部门做好本地区流进、流出人口中适龄儿童少年的调查摸底工作，并及时向教育部门提供有关情况，人事、劳动部门应禁止经商办厂或从事其他劳动的组织或个人使用童工，物价管理部门监督检查学校收费情况等；最后在教育经费中专门分类设立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经费专项拨款，用于资助农民工子弟学校或招收农民工子女的学校，改善其办学条件与质量，经费来源依靠财政拨款。

（三）合理利用社会资源，拓宽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途径

拓宽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途径，给农民工子女选择的余地有利于农民工子女教育的发展，为此要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挖掘办学潜力。

第一，充分利用公办学校资源。公办学校可以利用闲置的教育资源，解决流动儿童入学难的问题。当生源数减少时，可将其实验设备、运动场地、图书、等硬件设施支援给农民工子弟学校。城郊结合部的一些分散的村校被撤消、合并后的教育资源(例如校舍、师资)将可以将其改造为民办公助学校，专门招收农民工子女，并制订政策鼓励和支持公办学校的富余教师流动到民办的专门招收农民工子女的学校任教。另外，在公办学校还可以成立专门招收农民工子女的班级。

第二，大力发展农村义务教育，吸引本地就学。解决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根本在于实现儿童教育权的平等。我国的义务教育发展地区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农民工之所以把子女带到城市，就是为了子女能够接受城市的较高质量的教育。这就要求国家应把教育投资重点转向农村和边远地区，大力发展农村义务教育，增加教育机会，缩小质量差距，吸引一部分儿童在本地就学。

第三，鼓励社会办学。发挥社会力量，鼓励支持社会团体、个人举办服务于广大农民工子女的民办学校。在土地、办学条件等方面提供优惠政策。对这些学校的发展进行合理规划，营造此类学校生存和发展的氛围。而且，要采取民办公助或公办民助等形式，壮大办学实力，提高办学质量。

（四）加强对农民工子弟学校的管理

教育行政部自要加强对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常规管理，这不仅包括对办学者办学行为的管理，还包括对教师的教学行为和学生的学籍、学习质量等的管理，是一个完善的管理制度。同时要加强对它们的督导评估，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订符合农民工子弟学校特点的评价、监测指标体系，并把其纳入当地教育行政部门的监督管理体系之中。使他们由地下转为地上，由无证转为有证，由无序转为有序。要依法实施教师资格制度，全面推行教师聘任制，激活用人机制，拓宽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师来源渠道，利用一些优惠政策积极鼓励具备教师资格的人员到学校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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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教育范文篇10

(一)明确政策的问题导向意识。任何公共政策制定的基本立足点就是基于推进现实社会问题的解决。政策作为政治系统外在性体现，其作用和功能应该是着眼于解决具体社会问题，由此，问题导向意识就成为公共政策制定的基本逻辑起点。当然，任何公共政策的内容最佳的理想状态就是涵盖所有问题并解决之。新生代农民工的继续教育事宜，就是国家公共政策的一部分，在设计过程中也必须具有问题导向意识。具体看:第一，需要明确问题的主旨。政府在设计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的时候，必须认识到其政策指向问题的主旨是什么，推进该项政策的意义何在。在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制定的时候，首先要明确的就是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存在的问题意识是什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意义何在，简而言之，就是要明确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的不足，无法解决现有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有助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1］。为此，在政策出台之前，相关部门需要到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去调研，明确农民工和用人单位的实际需求。第二，正确界定问题的基本内容。在政策表述过程中，相关部门根据其调研的实际情况，对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存在的问题要进行认定、归纳，最后纳入政策文本中。第三，合理表述问题的解决方法。明确问题的主旨和内容，相关部门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就应该依据新生代农民工在继续教育中的问题，确立具体的解决方案以及各个部门具体的职能分工，然后明确其推进的步骤和解决的时间。当然，问题导向意识在确定的过程中，还需要考虑到两个方面:一是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作为教育对象不同于普通学生，由于其文化水平、社会地位的原因，很多问题并非能够全部囊括，由此就需要政策调研部门深入调研，最大限度地涵盖所有问题。二是新生代农民工作为继续教育的对象，其不是单独的个体，其关系到一个群体的巨大利益，在明确问题导向意识的时候，必须确定问题意识的价值取向。(二)强化政策的合法性与权威性。正如哈贝马斯所言，任何政策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是来自商谈和认同。同样，教育政策的合法性与权威性也是来自不同主体的商谈和认同，使其普遍涵盖的规则、价值、方式能够得到不同政策主体的认可和执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而言，整个政策的内容和价值必须得到不同参与主体的认可和协商，方能体现出政策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具体看:第一，各级政府的认可。政策的制定部门在出台政策之后，涉及政策执行的部门有多个，这些政府部门必须对其予以认可，在认可过程中赋予其合法性和权威性，用自身的态度支持政策的实施。第二，用人单位的认可。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出台之后，用人单位需要根据政策的内容来确定新生代农民工参加继续教育带来的益处，然后配合政府部门开展工作，以此来推进其对政策的认可，强化政策的合法性。第三，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认可。作为继续教育政策实施的受益主体，这个群体对待政策的态度直接决定了该项政策实施的成败，直接关系到其合法性的来源［2］。当然，除了这三个主体之外，还需要得到社会的认可。当一项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出台后，其较好地体现了社会的公共价值，有助于弱势群体利益的实现，从而得到社会的认可，也有助于其增强合法性。如此，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设计的思路就有三种，即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上下结合。就这三种方式看，上下结合是最好的思路，能够充分体现各个参与主体的参与度，保证政策能够兼顾到各方利益，由此使得政府认可提升其合法性和权威性，新生代农民工和用人单位的认可有助于推进其合法性，从而在整体上强化合法性和权威性，进而更好地推进政策的执行。(三)保证政策的价值协调性。任何教育政策所面对的问题既不是纯粹的客观事实，也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现象，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事实，这个事实背后蕴含多种利益关系和价值取向。故此，教育政策的制定并不能绝对保持其价值中立，而应该体现其价值协调，即在多方利益博弈过程中需求一个能够被各方接受的平衡点，使得政策实施后的各方利益达到最大化。就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而言，其价值协调性就体现为其对功利价值取向和非功利价值取向的折中，通过满足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利益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相结合，在这些利益之间达成平衡。无疑，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的出台会涉及多方利益。从政策制定方，即政府部门看，其希望政策能够起到较好的政治、经济效果，这是功利性的目标。从政策受益方看，即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角度看，其希望政策有实际效果，同时也能兼顾到个人的自我发展，这是功能性价值和非功利性价值的折中。从用人单位看，也是希望政策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对企业的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一直以来，在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继续教育政策中，功利性价值观体现得多一些，政府部门、用人单位均希望政策的效果凸显，达到一定的政治、经济效应［3］。而农民工自身也希望政策有实效，对自身的发展有帮助，但很多时候难以兼容。参与主体的愿望有所背离，因此，在未来政策设计过程中，应该尽量做好价值协调，充分保障各个参与主体的实际利益。(四)确定政策的整合协同性。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制定和出台的过程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方的利益如果无法达成妥协，内容就可能会流产，即便是勉强形成政策文本，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也可能无法取得相应的效果。因此，在确定政策内容时，需要注重其整合协同性，明确各个参与主体之间的协同关系。具体而言:第一，政策的执行各方，即政府各部门之间需要建立整合协同关系，特别是教育、财政、社保、民政等部门需要建立常规化的合作机制，面对问题共同协商，提升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无缝对接度。第二，政府部门与社会组织之间需要保持协同性，要求政策执行的相关部门与高校、社会办学机构、企业、行业之间建立常规化的合作机制，随时对教育培训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予以解决。第三，政府决策机构与新生代农民工团体之间也需要构建协同关系，决策机构在决策过程中应该邀请新生代农民工代表的参加，直接了解新生代农民工对继续教育的实际需求，进而提升政策的针对性、可行性，减少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阻力。(五)体现政策的补偿性功能。无疑，新生代农民工是城市社会的弱势群体，其在城市中缺乏必要的学习途径，甚至是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在个人发展上处于不利状态，是教育资源中的利益受损的一方。作为新生代继续教育的公共政策，必须明确政策的公共性和补偿性功能，这也是政策社会性功能的基本体现。政府作为公共产品和资源的分配者，其制定政策目的就是要保证从公平公正的角度，将公共产品对弱势群体予以适当倾斜，补偿弱势群体在教育资源分配中曾经受到的损失。所以，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必须包含这种补偿性的功能。具体说，一是在政策文本和导向意识中需要体现对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受损的事实，以及对改变这一事实的深刻认知和改变这种受损事实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二是政策文本对补偿过程需要有明确具体的规定，有切实可行的操作步骤，以及有对弱势群体补偿扶持的优先政策等。

二、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的内容体系

(一)目标性内容。确定政策的设计理念之后，需要确定其具体的政策内容，当然，这种内容的确定并不是具体的某种内容，而是一种内容体系。第一个内容体系就应该是目标性内容，也是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内容体系的基础。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全球继续教育发展纲要》对继续教育政策目标内容的表述看，其有三个特点:第一，目标性内容应该兼顾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个体发展目标的结合，关注社会发展也需要关注受教育者个体发展;第二，继续教育的对象应该能够涵盖所有的有再学习欲望的人，即继续教育是一项基本人权［4］;第三，国家能够尽最大努力为这些学习者提供多层次、个性化的继续教育学习内容。结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表述以及我国的实际情况，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的目标性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在目标阐释上，需要体现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的结合，适当应该偏向个体利益，即要在充分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促进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的自我发展，政策导向应该适当偏向于后者;第二，政策的范围应该尽量覆盖到所有的新生代农民工，保障其参与继续教育学习是其一项基本人权;第三，政策的实施既能够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技能和职业能力，推进其市民化进程，也能够促进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第四，不断完善继续教育的内容，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终身学习构建合适的途径。(二)工具性内容。目标性内容是公共政策的前提性内容，要保证目标性内容的实现就需要一定的手段和路径，需要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社会资源以及参与主体的积极性来推进目标性内容的实现。就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的目标性内容而言，主要有两大手段，即供给引导和需求激励，前者是政府通过投入引导办学主体进入，建立更多的办学机构和聘请更多的师资来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不同需求;而后者则是通过相关的政策刺激，鼓励不同阶层、类型的新生代农民工来参与继续教育，以保证供给与需求的对应性［5］。因此，对于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培训而言，在未来工具性内容涉及的过程中要遵循上述思路，其具体内容可以有以下五个方面:第一，构建以政府为主体，企业、行业、办学机构和新生代农民工共同承担的继续教育多元化投入的机制;第二，鼓励继续教育办学机构特别是高校、职业学院、成人高校在企业、行业、社区建立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基地;第三，构建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与成人教育、普通高等教育、职业教育、远程教育等各类教育形态之间的衔接机制，构建新生代农民工终身教育体系;第四，完善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财政补贴政策，扩大补贴范围及标准，明确各级政府在财政补贴中的责任;第五，建立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资格、就业聘任、职业注册等制度体系，以此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参加继续教育学习的积极性。(三)评价性内容。所谓的评价内容主要是体现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的目标是否达成，以此来规范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是否继续推进的相关内容。这些内容的功能是决定继续教育活动开展的质量或成效，确定该项政策是否继续推进或废止。从这个功能上看，评价性内容实际上是工具性内容的一部分。由此，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评价性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办学机构的资质问题与服务标准，构建市场退出与准入机制;第二，构建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服务监督机制，建构相应的质量保障体系;第三，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在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实施中的监督、管理职责;第四，建立多样性的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质量监督、评价反馈、社会支持等机制以及对该机制的监督体系。

三、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体系的调整趋势

(一)政策体系的主流化趋势。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的制定、实施与执行，是一个从政策规划到成效实现的过程，其要展示的是公共政策对于保证新生代农民工学习权利的支持性。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本身在教育体系中处于边缘化地位，相应的规范教育活动的政策体系也处于边缘地位，这些政策体系在整个教育政策体系中是非主流的，如政策变动性大、随意性强。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的制定、实施和执行涉及多个政府部门，如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财政等，但其内容体系与这些部门的工作职责相比始终是边缘的，与这些部门主要职责内容关联性较弱，很难成为某个部门的主要政策，即便是在教育部门也不例外。如此，就容易造成政策执行过程中部门缺位，政策内容的合法性受到挑战。随着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问题不再是边缘化问题，其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意义重大。既是促进新生代农民工教育权利实现的方式，也是检验政府社会治理水平提升的关键，故此，政策决策部门应该将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从支离破碎的局面向一体化、专业化的体系转变，促进政策内容的协调与连贯，推进政策体系的主流化进程。(二)政策体系的科学化趋势。公共政策的科学化是其内容的核心要求，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着政策的执行过程与实际成效。任何公共政策，包括教育政策科学化的标准，其实就是要求政策文本内容、实施方式必须符合实践的要求以及客观实际情况。按照这样评价标准，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的科学化趋势，主要体现在其政策内容是否符合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发展实践，是否在实践中得到较好的执行。其科学性发展趋势具体而言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政策体系内容来源的科学性，这就要求政策制定者必须具备科学决策的精神，对新生代农民工参加继续教育需求的意愿、现状、问题做充分的调查，广泛吸纳新生代农民工、用人单位、社会组织的参与，保证决策的民主性。第二，政策体系内容的针对性。实际上就是要求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必须对政策目标进行准确定位，突出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过程中的重难点问题，把握各个参与主体之间的利益契合度。第三，政策体系内容的前瞻性。在政策制定和设计过程中，应该尽量为后来的政策发展留有余地，准确把握影响政策63执行的各项主客观因素、隐显性因素，预测政策发展的风险及趋势［6］。第四，政策体系内容的代价性。任何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均可能会遇到阻力和风险，要求决策者在决策之前必须对风险和阻力有准确的预判，明确遇到风险与阻力的应对办法，保持办法的可操作性，以便于在实际执行中切实解决风险和困难。(三)政策体系的人本性趋势。所谓的人本性趋势，实际上是对公共政策的价值重新反思，确定一种以人为本的政策理念。一直以来，我国公共政策在长时间内遵循的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价值观，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应该被重新界定。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本身就是一种准公共产品性质的事务，这方面政策的出发点就是应该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成长，关注其对教育的实际需求，从而帮助他们更好地实现融入城市社会的目标。如此，政策体系的人本性趋势是必然的，需要涉及社会公平及弱势群体的扶持。具体而言:第一，在政策目标性内容方面，应该淡化功利主义色彩及政府管理的理念，强化人文关怀和治理转型，突出对新生代农民工全面发展的目标保障。第二，在政策工具性内容方面，需要充分考虑新生代农民工的现实情况以及个性需求、经济基础、学历基础等方面，多做出一些人性化的政策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农民工对继续教育的投入。第三，在评价性内容方面，要尽量避免完全的经济性标准或行政性标准，应该将新生代农民工对继续教育的个体感受，如幸福感、满意度、学习观念、综合素质、精神文化等是否得到提升作为评价标准。(四)政策体系的强制性趋势。当前，在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体系中，强制性特点并没有得到体现。比如，政策内容要求多个政府部门在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事项上进行协调配合，但由于办学主导权的分散，各个部门的利益之间有所冲突，由此导致政策执行过程中相互推诿，甚至不作为;部分地方政府主要是政策的决策者没有建立好相关的协调体系，没有充分认识到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的重要性，难以对其实施过程予以监督;部分企业或行业通过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事项套取国家相关补贴，但实际上没有组织继续教育的开展［7］;等等。因此，强化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体系的强制性既是必要的，也是其政策体系发展的基本趋势。具体而言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需要强化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在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职责与分工，建立强制性的协同机制;第二，明确各高校、职业院校、成人高校、企业行业、社会办学机构、社区教育机构在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具体责任及权利，保证其职能的实现;第三，明确区域性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目标内容，包括数量、程序、效果等，各级政府对此强化监督，定期向社会公布，接受民众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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