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昌龄的资料十篇
时间：2023-04-02 05:53:02
王昌龄的资料篇1
关键词：王昌龄；籍贯；生年
“七绝圣手”、“诗家天子”，王昌龄，字少伯，是盛唐著名边塞诗人，誉世称有王龙标、王江宁，在《王昌龄集》中存诗有一百七十余首。王昌龄生年早于李白、杜甫、高适、王维等人，他诗名很大，可史料记载无多，加大了对他研究的难度。近年来学界对王昌龄及其诗歌展开了各方研究，取得一些研究成果，但对于他的籍贯以及生年仍是众说纷纭，本文根据前人研究，以李云逸注《唐诗小集·王昌龄诗注》[1]，试图对他的籍贯以及生年问题做出进一步的论述。
一、王昌龄之生年
关于王昌龄的生年，由于资料甚少，今学者中有诸多说法。闻一多在其《唐诗大系》[2]中，推测王昌龄的生年在公元698年，其根据未有陈述。谭优学《王昌龄行年考》[3]从闻一多之说，未有新论。傅璇琮《王昌龄事迹考略》[4]沿袭其说，推测出生年为公元690年。有胡问涛《王昌龄年谱诗系》[5]中认为生年为公元692年。后蒋长栋《王昌龄评传》[6]在谭、傅二人推论中推出生年应在公元695年。
以上诸家对王昌龄的生年均有考证，关于王昌龄的生年，从他自己的作品中寻求内证。
王维在《青龙寺昙壁上人兄院集》中称昌龄为“江宁大兄”，王维生于公元701年，则王昌龄生年早于王维，应在公元701年前。王昌龄有诗《代扶风主人答》，诗中先有描述自己西北边塞从军之行，从边塞归来，抱负未展，郁郁不得志，后诗人借扶风主人之口劝慰，“少年与运会，何事发悲端。天子初封禅，贤良发羽翰。”《旧唐书·玄宗本纪》[7]记载，玄宗封禅在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冬，“初封禅”应在此后不久的公元726年间。此时，诗人刚从边塞归来，被主人称之为“少年”，这时他年龄应在二十至三十岁之间。若是生于公元690年或692年，此时已有三十多岁，若生于公元698年，当时则有二十八岁，称少年尚且合适。
又有王昌龄有诗《宿灞上寄侍御玙弟》：“孤城海门月，万里流光带。不应百尺松，空老钟山霭。”该诗作于天宝二年(公元743年)，此时诗人年近五十，再加上诗人年少家穷，身体不佳，年过半百早已白发苍苍，与诗中的“空老”也极为相符。
再有闻一多在《岑嘉州系年考证》[8]中提到，岑参作诗《送王大昌龄赴江宁》送王昌龄，该诗作于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对酒寂不语，怅然悲送君。明时未得用，白首徒攻文。”诗中有“白首”二字，或见当时诗人年纪不小。昌龄生于公元698年，此时已有四十二岁，年近半在，说“白首”亦合适。然傅璇琮《王昌龄事迹新探》[9]一改旧日之说，认为岑参诗中所说“明时未得用，白首徒攻文”，只是一种设喻，说生逢明时未能得用，那就即使白首攻文，也是徒然。傅先生认为以“白首”证其生年并不严谨准确，因此，对王昌龄生年的推断大致可以确定在公元698—公元701年之间。
二、王昌龄之籍贯
关于王昌龄的籍贯，历来说法有三：
“京兆王昌龄”见《旧唐书·文苑传》卷一九〇与《全唐诗》卷一四〇。
“太原王昌龄”见《唐才子传》与《河岳英灵集》。
“昌龄字少伯，江宁人”见《新唐书·文苑传》卷二〇三、《唐诗纪事》、《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唐诗品汇》。
史料对王昌龄记载并不详细，关于其籍贯且多有出处。今人根据史料多有研究，尚未有一定论。分析诸家之说后，可以认为“江宁”只是王昌龄官谥，既不是其郡望，也不是其籍贯。这一说法，现在研究者中多数赞同。
“太原王昌龄”之说，胡问涛先生否认了太原是其籍贯的说法。胡问涛先生在《王昌龄年谱诗系》中指出：《河岳英灵集》提到‘太原王昌龄、鲁国储光义’云云，均不指籍贯。且认为昌龄是客居在太原，《洛阳尉刘晏与府椽诸公差集天宫寺岸道上人房》：‘旧居太行北’，系指客居并州（山西太原）、潞州（山西长治）而言。” 胡先生否认了王昌龄太原人之说，认为诗中一个“旧”字，是诗人在客居他乡时对过去的追忆。与王昌龄同一时期的殷璠在其《河岳英灵集》中记载是“太原王昌龄”，谭优学在《王昌龄行年考》中认为，殷璠是不会将王昌龄这样著名诗人的郡望写错，而且谭先生指出在当时是有用郡望作为称呼的习惯。蒋长栋先生在《王昌龄籍贯郡望辨》[10]中认为，“旧居”之“旧”，当“旧”到王昌龄父祖之辈或更为久远的岁月，因而也认为“太原”是王昌龄的郡望。但这一说法同样遭到了否定。
《唐才子传校注·王昌龄》[11]中否定了“太原似亦非其郡望”一说，依据为王昌龄在诗《宿灞上寄侍御玙弟》中提到的侍御弟王玙，昌龄与王玙属一房，因为在《旧唐书·王玙传》以及《新唐书·宰相世系表》[12]记载，王玙为琅琊望族，王昌龄“当亦同此”。这个观点同样也遭到了质疑。傅先生论证时有举出一佐证：唐人传奇的《博异志》有称：“琅琊王昌龄自吴抵京国。”《博异志》毕竟为“传奇”，作为史料证据，其可信度远不足殷璠在《河岳英灵集》中的记载，此其一。其二，王昌龄与王玙是否有关，这点史料记载无多，没有确信的证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记载，王玙乃琅琊望族，身出豪门贵族，王玙父王绍，记载中只有玙一子，王昌龄若系王绍所生，作为朝庭命官，他也是不应该被遗漏。王玙的祖父王仲连、曾祖父王宠、高祖父王羲，也无法证明出与王昌龄的祖父同属一房而且，如《郑县宿陶发大公馆中赠冯六元二》：“本家蓝溪下，非为渔戈故。无何穷困耕，且欲驰永路。”王昌龄在诗中曾多次提及家境贫寒，与王玙的家境相差甚远。因此，王昌龄与王玙是亲兄弟的可能甚微。
再回看《宿灞上寄侍御玙弟》，这首诗作于公元734年，诗人任职江宁丞间，因公事暂入长安，而此时的王玙已是身居要职。诗人才高位低，字里行间不乏在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借古讽今，直言无忌，他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仕途晋升，而攀附权贵，寻族认亲，与王玙称兄道弟，这在门第之风依然盛行的唐代，并不少见。
王昌龄籍贯，应为京兆长安，这在他的诗中多次有证：《郑县陶太公馆中赠冯六、元二》“本家蓝溪下”，蓝溪即是灞水。《别李浦之京》“故园进在灞陵西”；《灞上闲居》“鸿都有归客，偃卧滋阳村”；《独游》“时从灞陵下，随钓往南涧”；《题灞池》“腰镰欲何之，东园刈秋韭”。《水经注·渭水注》：“霸水又左合浐水，历白鹿原东，即霸川之西故芷阳矣，《史记》秦襄王葬芷阳者也，是谓之霸上。”在王昌龄的诗中“灞水”、“灞陵”、“灞上”、“灞池”多次出现，而且每次出现都会是具体的一个点，可以推测出王昌龄的家乡应是在长安东南灞陵以西灞水以北的滋阳村，因此籍贯应为长安。
参考文献：
[1] 李云逸.王昌龄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2] 闻一多.闻一多全集[M].唐诗大系.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3] 谭优学.王昌龄行年考[M].唐诗人行年考.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4] 傅璇琮.王昌龄事迹考略[M].唐代诗人丛考.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5] 胡问涛.王昌龄年谱系诗[J].南充师院学报(哲社版),1984,4.
[6] 蒋长栋.王昌龄评传[M].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1.
[7] 旧唐书[M].中华书局,1975.
[8] 闻一多.闻一多全集·岑嘉州系年考证[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9] 傅璇琮,李珍华.王昌龄事迹新探[M].收入李珍华.王昌龄研究.太白文艺出版社,1994.5.
[10] 蒋长栋. 王昌龄籍贯郡望辨[J].怀化师专学报,1990.
[11] 孙映逵.唐才子传校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王昌龄的资料篇2
关键词：昌台牦牛；产肉；胴体；屠宰率；净肉率
中图分类号：S8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6）18-4763-04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6.18.033
牦牛是中国青藏高原特有的畜种，具有“高原之舟”的美誉，是藏区主要的经济基础，也是牧民重要的经济和食物来源。昌台牦牛中心产区位于四川省甘孜州白玉县境内海拔3 800 m以上的纳塔乡、阿察乡、安孜乡、辽西乡、麻邛乡及昌台种畜场。主产区分布在石渠、色达、德格、甘孜、新龙、理塘、雅江等县。中心产区平均海拔3 650 m，属大陆性高原寒带季风气候，四季不分明，年平均气温7.7 ℃，最高气温28 ℃，最低气温-30 ℃；无绝对无霜期。全年长冬无夏，年降水量725 mm，相对湿度52%，年日照时数2 133.6 h，日照率60%。风力为2.5 m/s，无沙尘暴。钟光辉等[1]研究了九龙牦牛的产肉性能，结果表明九龙牦牛是肉用性能良好的地方牦牛品种。柏家林等[2]研究了大通牦牛6月龄、18月龄的产肉性能，结果表明两年龄组中，一世代大通牦牛胴体重、净肉重和优质肉块重显著高于家养牦牛。王树林等[3]研究了不同体重牦牛犊的产肉性能，并分析其肉品质特性，结果表明犊牦牛肉的大理石花纹级在3.0～4.5，熟肉率、系水力指标都较为理想，肉的pH偏酸性，是生产优质牦牛肉的理想原料。赵洪文等[4]对6月龄及18月龄麦洼犊牦牛进行了屠宰研究，结果表明“全哺乳”方式对6月龄及18月龄犊牦牛育肥效果明显，二者均具有较高的屠宰率及净肉率，产肉性能良好。但对昌台牦牛生长发育及产肉性能的研究尚未见报道。本研究通过对成年昌台公、母牦牛进行屠宰并详细测定，旨在探索昌台牦牛种质资源特性，详细了解昌台牦牛的生长发育及产肉性能。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点
2013年11月4～8日，甘孜州畜牧站联合四川省草原科学研究院，在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开展了本次昌台牦牛的屠宰试验。
1.2 试验材料
8头（5公3母）成年试验牛均来自昌台牦牛中心产区――甘孜州白玉县昌台种畜场，平均海拔 3 800 m，属大陆性高原寒带季风气候，四季不分明，年平均气温7.7 ℃，最高气温28 ℃，最低气温-30 ℃；无绝对无霜期。全年长冬无夏，年降水量725 mm，相对湿度52%，年日照时数2 133.6 h，日照率60%。
1.3 试验牛只饲养管理方法
昌台牦牛饲养管理粗放，利用天然草场实行终年放牧。夏秋季节一般1个月搬迁一次，冬季不搬迁牧场。昌台牦牛一般自然，母牛产犊后15～45 d之内不挤奶，任犊牛全哺乳，之后进行挤奶，一直到翌年干乳期。冬季夜间对产仔母牛及虚弱牛利用暖棚饲养，并用少量青干草进行补饲。
1.4 测定指标及方法
本试验牛屠宰程序均按照《肉牛屠宰试验暂行标准（1992）》进行，主要测定指标如下：①体尺体重：体重、体高、体斜长、胸围、管围；②胴体各部分重：宰后重、净骨重、净肉重、皮重、头重、蹄重、尾重（去皮）、重、喉管重；③内脏质量：心脏、肝脏、脾脏、肺脏、肾脏；④胴体指标：胴体重、胴体长、胴体胸深、胴体深、肋部肉厚、后腿围、后腿宽、后腿长、大腿肉厚、腰部肉厚；⑤屠宰性能指标：屠宰率、净肉率、肉骨比、胴体产肉率。
1.4 数据统计分析
利用SPSS 19.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结果以平均数±标准差表示。
2 结果与分析
由表1可知，昌台牦牛公、母牦牛的宰前重分别为364.32、266.83 kg，差异极显著（P
由表2可知，昌台牦牛公、母牦牛的头重分别为18.75、10.77 kg，差异极显著（P
由表3可知，昌台牦牛公、母牦牛的肝脏重分别为5.77、3.90 kg，差异极显著（P
由表4可知，昌台牦牛公、母牦牛胴体重分别为186.60、125.67 kg，差异极显著（P
由表5可知，成年昌台公牦牛宰前重为364.32 kg，胴体重为186.60 kg，净骨重为39.74 kg，净肉重为147.84 kg，屠宰率为51.15%，净肉率为40.54%，胴体产肉率为79.29%，骨肉比为1.00∶3.73；成年昌台母牦牛宰前重为266.83 kg，胴体重为125.67 kg，净骨重为25.00 kg，净肉重为100.83 kg，屠宰率为49.34%，净肉率为37.66%，胴体产肉率为80.24%，骨肉比为1.00∶4.03。昌台牦牛宰前重、胴体重、净骨重、净肉重及骨肉比方面均以公牦牛大于母牦牛且公、母牦牛间均具有极显著性差异（P
3 小结与讨论
昌台牦牛公牦牛宰前重较母牦牛重约100 kg且差异极显著（P
昌台牦牛头重和皮重方面在公、母牦牛间具有极显著性差异，尾重方面公、母牦牛间具有显著性差异，公牦牛的头重和皮重均高于谢荣清等[6]研究的成年麦洼牦牛，表明昌台牦牛在头、皮等发育上优于麦洼牦牛。
昌台牦牛肝脏、脾脏、肺脏和肾脏器官重在公、母牦牛之间具有极显著性差异，而心脏重方面具有显著性差异。谢荣清等[6]报道的5.5岁麦洼牦牛的肝脏、脾脏、肺脏、肾脏和心脏重分别为2.31、0.46、1.83、0.42和0.83 kg，均低于昌台公、母牦牛的内脏器官重，表明昌台牦牛在内脏器官发育上也优于麦洼牦牛。钟光辉等[5]报道的5.5岁九龙牦牛的心脏、肝脏、脾脏、肺脏和肾脏重分别为1.42、4.00、0.75、5.17、0.66 kg，也低于昌台牦牛公牦牛的内脏器官重，说明昌台牦牛内脏器官发育也优于九龙牦牛。
昌台牦牛各胴体指标在公、母之间均具有不同程度的差异，钟光辉等[5]报道的5.5岁九龙牦牛胴体长为128.67 cm，胴体深为80.33 cm，后腿围为86.67 cm，与昌台牦牛测定结果很接近，相差不大，而有些指标之间也有不同程度的差异；昌台牦牛胴体胸深、胴体深、后腿长均高于谢荣清等[6]报道的5.5岁麦洼牦牛的测定结果，表明昌台牦牛的胴体性状不亚于九龙牦牛、麦洼牦牛。
昌台牦牛公、母牦牛的屠宰率分别为51.15%、49.34%，净肉率分别为40.54%、37.66%，两者之间均具有显著性差异。其中公牦牛屠宰率低于钟光辉等[5]报道的5.5岁九龙牦牛的53.64%，但远高于罗晓林等[7]报道的3.5岁麦洼牦牛的41.07%；昌台牦牛母牦牛的屠宰率高于钟光辉等[5]报道的4.5岁九龙牦牛46.94%的测定结果。姬秋梅等[8]报道了帕里牦牛的平均屠宰率和净肉率分别为49.47%、40.70%，其中净肉率与昌台牦牛公牦牛的测定结果很接近，但屠宰率略低于昌台牦牛公牦牛的测定结果；斯布牦牛屠宰率和净肉率分别为46.67%、37.40%，低于昌台牦牛测定结果；而嘉黎牦牛屠宰率和净肉率分别为50.59%、43.02%，屠宰率和净肉率均高于昌台牦牛测定结果。表明与其他地方品种牦牛相比，昌台牦牛的产肉性能良好。来得财等[9]研究结果表明牦牛生活在海拔3 000～5 000 m的高原地带，在抵抗高寒恶劣自然环境的同时，还要维持机体正常的代谢及繁衍，导致其在生长发育速度、屠宰率和净肉率等产肉性能的指标上均低于西门达尔牛、荷斯坦牛等牛种，这与它的生物学特性有密切关系。昌台牦牛生长环境平均海拔为3 800 m，与麦洼牦牛等相比生长环境更加恶劣，草地饲草条件更差，但在高海拔环境下其生长发育、产肉性能等方面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优势。而本次试验牦牛为中等体况，又经昌台至康定近一周的长途运输，在运输途中几乎没有进食及饮水，致使其膘情下降，胴体损失较大，尚未将昌台牦牛的产肉潜力充分表现。昌台牦牛在原始落后的生长饲养条件下，表现出生长发育性能较好，产肉性能良好，表明昌台牦牛是一个十分珍稀且优良的牦牛遗传资源品种。
参考文献：
[1] 钟光辉.九龙牦牛选育研究[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
[2] 柏家林，王敏强，陆仲U，等.大通牦牛的培育――6月龄、18月龄产肉性能的研究[J].中国草食动物，2005（2）：46-48.
[3] 王树林，常 祺，胡 勇.不同体重牦牛犊产肉性能和肉品质分析的研究[J].草食家畜，2003（1）：61-63.
[4] 赵洪文，罗晓林，安添午，等.6月龄及18月龄麦洼犊牦牛屠宰试验研究[A].第八届中国牛业发展大会论文集[C].新疆昌吉：中国畜牧业协会，2013.458-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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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谢荣清，杨平贵，曾 华.牦牛不同年龄段的屠宰测定[J].四川草原，2005（5）：27-29.
[7] 罗晓林，吴伟生，谢荣清，等.麦洼牦牛公牛肥育期生长发育及屠宰测定试验[J].中国牛业科学，2009，35（6）：7-9.
王昌龄的资料篇3
目的了解1960─2013年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简称昌吉州）病毒性肝炎的流行特征和发病规律，为制定防控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运用描述流行病学方法分析1960─2013年昌吉州病毒性肝炎的发病资料。结果1960─2013年昌吉州共报告病毒性肝炎85860例，年均发病率147.23/10万，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χ2=23049.017，P<0.05）；乙型肝炎报告例数最多39722例，占肝炎报告总数的82.90%，发病率263.30/10万；其次为丙型肝炎6110例、占12.75%、发病率40.50/10万；甲型肝炎和戊型肝炎较少，分别占3.08%和0.17%；丁型肝炎无发病报告；肝炎未分型报告527例，占病例总数的1.10%。结论昌吉州病毒性肝炎发病总体呈上升趋势，今后应加大防控力度，提高新生儿乙型肝炎和甲型肝炎疫苗的及时接种率，继续做好大龄人群疫苗的查漏补种，提高疫苗的有效接种率，并开展防治病毒性肝炎的宣传教育。
关键词：
病毒性肝炎；流行病学分析；发病率
病毒性肝炎是由肝炎病毒引起以肝脏损害为主、可引起多器官损害的一种传染病，是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传染病之一[1]。病毒性肝炎一直是昌吉州传染病的高发病种，占甲、乙类传染病发病首位，是危害人民健康的重大传染病。为了解其流行特征和规律，并为制定相应的防控策略提供依据，本文分析了1960─2013年昌吉州病毒性肝炎的发病资料。
1资料与方法
1.1资料来源通过查阅昌吉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档案资料获得1960─2003年的发病资料，2004─2013年资料来源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人口资料来源于昌吉州统计局。
1.2方法将1960─2013年昌吉州病毒性肝炎疫情资料录入Excel建立数据库并进行统计汇总，用Spss17.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用描述流行病学方法分析。采用卡方检验比较率，取α=0.05，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发病概况1960─2013年昌吉州共报告病毒型肝炎85860例，年均发病率147.23/10万，占甲、乙类传染病报告总数的32.00%，位居传染病第1位。
2.2发病趋势昌吉州病毒性肝炎发病总体呈逐年上升趋势（χ2=23049.017，P<0.05）。1977年发病率最高为1079.04/10万，1968年最低为0.24/10万；以20世纪60年病率定基比为100.00%，增长速度定基比104.09%～921.72%，增长速度环比-52.47%～329.42%，发病率波动幅度较大，53年间发病率上升了921.72%，见表1。
2.3各型肝炎发病情况2004─2013年昌吉州病毒性肝炎报告以乙型肝炎为主，累计报告39722例，发病率263.30/10万，位居肝炎病例报告总数第一；其次为丙型肝炎6110例、发病率40.50/10万；丁型肝炎无发病报告；乙型肝炎占病毒性肝炎报告总数的82.90%，其次是丙型肝炎占12.75%，见表2和表3。
3讨论
1960─2013年昌吉州共报告病毒型肝炎85860例，年均发病率147.23/10万，发病呈上升趋势，占甲、乙类传染病发病总数的32.00%，且所占比例逐年增长，可见昌吉州病毒性肝炎的防控形势依然严峻。病毒性肝炎病原学分型可明确肝炎型别，从而提高治疗和防控的针对性，以前昌吉州对病毒性肝炎的分型报告要求不严格，自2003年开始使用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后，要求对肝炎病例分型报告，因此本文只统计了2004─2013年昌吉州各型肝炎的发病数据，主要以乙型肝炎为主、占82.90%，由于乙型肝炎具有病程长、难治愈、容易转化成慢性的特点，造成久治不愈的患者作为传染源逐年增多，以及一些青壮年外出机会多、防范意识薄弱，造成发病人数增多[2]。随着乙型肝炎血清学诊断技术的普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健康体检机会亦增多，使更多的乙型肝炎感染者得以发现导致报告人数增多；有些医疗单位将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也作为患者上报，造成误报人数上升。每年开展的传染病漏报调查和相关文献均有显示[3-4]，因此患者人数的上升也与乙型肝炎的规范报告有很大关系。昌吉州乙型肝炎的发病变化主导着全州的病毒型肝炎发病趋势，与国内其他研究基本一致[5-6]。
疫苗接种是病毒性肝炎最安全、经济和有效的预防措施，因此在继续做好适龄儿童乙肝疫苗预防接种工作的同时，应做好成人及学生接种乙肝疫苗的健康宣传教育工作，提高他们主动接受预防接种的认识，增强人群的免疫水平；同时加强医源性感染的控制，减少性传播和母婴传播，切断传播途径，规范乙型肝炎病例的报告，逐步降低和控制乙型肝炎发病率[7-8]。丙型肝炎目前尚无疫苗预防，只能通过加强相关教育及改善卫生条件预防其传播。
参考文献
[1]王镜泉,刘建华,官陈平,等.福州市2007─2011年病毒性肝炎流行病学特征分析[J].中国预防医学杂志,2013,14(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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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朱荣.江苏省2010年与2011年病毒性肝炎疫情对比分析[J].江苏预防医学,2012,23(3):38-39.
[7]张守荣,赵建海,张永基.不同人群乙型病毒性肝炎传播危险因素调查与分析[J].中国疫苗和免疫,2008,14(3):253-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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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昌龄的资料篇4
摘要指出了速生丰产林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对许昌市速生丰产用材林建设现状和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就存在问题提出发展对策，然后对速生丰产用材林进行投资概算和效益分析。
关键词速生丰产林;现状;存在问题;发展对策;效益分析;河南许昌
随着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对木材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作为世界四大原材料之一，木材是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不可或缺又难以替代的物资产品。它广泛应用于建筑、装饰、交通、能源、军工等国民经济的诸多行业。随着世界范围内环保意识的加强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世界上限制和禁止木材，特别是原木出口的国家日益增多，木材尤其是珍贵木材及其产品的贸易已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战略物资[1-2]。为加快林业跨越式发展步伐，建绿色许昌、创效益林业，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根据《河南省速生丰产用材林基地建设工程规划》，对许昌市速生丰产林基地建设情况作一论述。
1速生丰产林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长期以来，我国的木材生产主要以采伐天然林为主，天然林的采伐量一度占全国森林采伐量80%，天然林已成为左右木材市场的中坚力量，其产量的高低直接影响市场的木材供应。发展速生丰产林能从根本上解决木材和木制品供应不足的问题，同时减轻现有森林资源和天然林保护的压力[3]。木材作为可再生资源，不同于钢筋水泥，其产量的高低受到树种生物学特性和自然条件的制约，难以通过增加原料和资金投入达到大幅度增长的目标[4]。许昌市气候温和，光照充足，雨量充沛，无霜期长，非常适宜杨树、泡桐、刺槐、楸树等多种速生树种的生长。
2速生丰产林基地建设现状
一是资源培育稳步持续增长。2000年后，许昌市开始利用外资大规模发展速生丰产林基地，由于气候适宜，地理位置优越，加上速生丰产林显著的经济效益，群众积极性很高，速生林种植面积扩张迅速，年平均新增面积在2 666 hm2以上，目前已达到12 666 hm2。二是林产品加工业初具规模。全市已形成了以长葛石固、坡胡、石象;鄢陵马栏、马坊;禹州张得、花石;许昌县桂村、小召等为主的木材加工小区18个，年加工能力140万m3，销售额56 899万元，利税4 415万元，已成为当地经济发展支柱产业。三是科技应用成效显著。“九五”以来，许昌市引进推广新品种达50个，推广应用抗旱造林技术、地膜覆盖技术、容器育苗技术、GGR生根粉处理技术、组织培养、快速繁育技术等一系列林业新技术18项，这些新品种、新技术的应用极大提高了许昌市速生丰产林的建设质量和效益。
3速生丰产林基地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是成过熟林比例低，可采资源不足。现有速生丰产林基地中仅有1 200 hm2树龄在5年以上，绝大多数是2000年
以后新发展的幼龄林和中龄林，成过熟林几乎没有，导致全市用材林平均蓄积量仅为28.7 m3/hm2，还不足全省平均水平(62 m3/hm2)的50%，可采资源极少。二是经营水平低，生长量达不到速生标准。部分地方在营造速生丰产林时，只注重树种选择和造林面积，缺乏集约经营意识，造成丰产林缺乏有效的抚育管理、施肥、灌溉，导致林分生长不良，生长量难以达到预期目标。特别是个别地块初植密度过大，且未进行合理间伐，造成幼龄林已基本郁蔽，影响了林木生长成材。三是定向培育不明确，培育与加工利用脱节。由于近几年杨树价格持续上涨，造成在营造丰产林时一哄而上，都发展杨树，而具有传统优势的泡桐等发展数量很少，珍稀用材树种几乎没有，导致许昌市部分泡桐加工企业形成“等米下锅”的局面。四是政策扶持力度不够，资金投入不足。当前国家对速生丰产林基地建设的扶持政策不完善，加之速生丰产林生产周期长、贷款难度大、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影响了许昌市速生丰产用材林基地建设速度。
4发展对策
一是基本原则。坚持统一规划，分步实施，稳步推进，突出重点的原则;坚持以市场为导向，适应市场供求变化，实现资源培育与产业发展相结合，促进原料林基地与后续利用企业一体化的原则;坚持适地适树，区域发展，规模经营，定向培育的原则;坚持以经济效益为主，兼顾生态和社会效益的原则;坚持政府引导、群众自愿、市场运作的原则。二是建设目标。充分挖掘平原“四荒”地潜力，结合实行项目造林、通道绿化、高标准平原绿化和城乡绿化一体化等工程的建设，按照适地适树原则，营造以杨树、泡桐等为主的速生丰产林基地。到2010年全市新发展速生丰产林基地17 333 hm2，总面积达到3万hm2。三是区域布局。整体布局上，按照适地适树的原则，凡是土层深厚、肥沃、湿润的壤土或砂壤土等适宜速生丰产林生长的非基本农田地、“四荒”地均为栽植区域。重点区域:许昌市发展速生丰产林基地的重点具体划分为三大区域:①北汝河、颖河、双洎河、汶河、清潩河等主要河流两岸的低洼地;②长葛市大周镇、官厅乡，鄢陵县彭店乡、马坊乡等严重沙化的土地;③已规划营建大型防护林带和通道的绿化用地。四是保障措施。加强领导，广泛宣传，切实抓好速生丰产林建设;创新机制，大力发展非公有制林业;科教兴林，提高管理水平。要全面提高全市林业建设的科技创新能力，落实政策，加快林业产业发展，严格执法，加强管护。
5投资概算和效益分析
5.1投资概算
根据工程规划规模和实施内容及有关概算标准测算，工程建设期内总投资为1.04亿元，包括苗木费、栽植及其他费用、管护费、固定资产投资及其他间接费用和不可预见费用等。对其效益进行分析。一是经济效益。规划期内新建速生丰产林基地17 333 hm2，按照每年增长22.5 m3/hm2材积、8年为1个轮伐期计算，该轮伐期内可生产木材312万m3，按照目前的木材价格800元/m3计算，直接经济效益达24.96亿元。二是生态效益。森林不仅能为人类提供木材和其他林业产品，更重要的是具有巨大的生态效益。包括涵养水源、保持水土、调节气候、防风固沙、净化大气、产生氧气、保持生物多样性、保健游憩等多个方面。前苏联研究资料表现，森林平均每年释放氧气10.7 t/hm2，吸收二氧化碳13 t/hm2，从大气中吸收尘埃35 t/hm2，并且能分泌大量抗生素，使林内空气的含菌量大大低于无林地。按照国内外有关森林效益的调查和测算表明，木材产值仅占森林总效益的4%～10%，而生态效益价值占森林总效益的90%～96%。
6参考文献
[1] 丁凤梅，鲁法典，侯占勇，等.基于多目标的杨树速生丰产林主伐决策分析[J].生物数学学报，2010(1):127-136.
[2] 王国辉，高富，单跃胜.关于培育速生丰产林搞好原料林基地建设的思考[J].中国科技纵横，2009(11):169-170.
王昌龄的资料篇5
一
境这个词出现很早，最初是疆域的意思。《孟子·梁惠王下》说，“臣始至于境，问国之大禁，然后敢入。”几乎同时，境又用于指某种精神心态，《庄子·逍遥游》说，“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后来境又指某种所处地方，陶渊明《饮酒》诗说，“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1](p89)境界一词出现稍晚。最初也是指地域疆界。东汉班昭《东征赋》说，“到长垣之境界，察农野之居民。”[2](p366)后来的佛教经籍中也有境界一词，大致是指精神心智的活动范围或向往区域。如曹魏天竺三藏康僧铠译《无量寿经》说，“比丘白佛，斯义宏深，非我境界。”[3](p2)北魏菩提留支译《入楞伽经》说，“妄觉非境界”[4](p87)。北魏昙摩流支译有《如来庄严智慧光明入一切佛境界经》[5]，梁僧伽婆罗等译有《度一切诸佛境界智严经》[5]。宋僧道原《景德传灯录》说，“问：若为得证法身？师曰：越卢之境界。”[6](p22)一般言谈中，境界也有佛教这种用法。
南朝齐梁时期，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两次用了“境”这个词。《诠赋》说：“赋也者，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也。于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7](p134)这“境”指文体境域。《论说》说，“宋岱郭象，锐思于几神之区；夷甫裴wěi＠①，交辨于有无之域；并独步当时，流声后代。然滞有者，全系于形用；贵无者，专守于寂寥；徒锐偏解，莫诣正理；动极神源，其般若之绝境乎？”[7](p327)这境指佛学超凡脱俗的境界。
唐王昌龄在其《诗格》中说：“诗有三境。一曰物境。欲为山水诗，则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绝秀者，神之于心，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二曰情境。娱乐愁怨，皆张于意而处于身，然后驰思，深得其情。三曰意境。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8](p38-39)王昌龄对诗之境作了重要的划分，并认为境与象有关，故有“境象”之说。
刘勰、王昌龄没有提到境界，他们（特别是王昌龄）关于境的看法却是后来的基本观念。下面分别讨论境、境界和意境。
二
先说境。境主要指文学作品写出的境地。王昌龄说“诗有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物境偏于形似，情境偏于表情，意境偏于意蕴。王国维《人间词话》论境尤多。他认为，文学作品中，“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淡淡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物，何者为我。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为多，然未尝不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9](p191)“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7](p192)从王国维举出的作品例证来看，这“有我之境”，相当于王昌龄所说的情境；“无我之境”，相当于王昌龄所说的意境。换一角度，王国维认为又有所谓“写境”、“造境”两大类，当然二者之间有联系。他说：“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于自然，所写之境必邻于理想故也。”[9](p191)
古代又往往联系创作来谈境。首先，境是自然境地，人生境地，是文学描写的对象。王昌龄说，有“泉石云峰之境”，“处身于境”。皎然说，“诗情缘境发”。（《五言秋日遥和卢使君游何峙宿＠②上人房论涅pán＠③经义》）[10](p781)元代杨载说，“诗不可凿空强作，待境而生自工。”（《诗法家数》）[11](p735)明祝允明说，“身与事接而境生。”（《送蔡子华还关中序》）[12](p99)董其昌说，“大都诗以山川为境。”（《画禅室随笔·评诗》）[12](p148)晚清况周颐说，“无词境，即无词心。矫揉而强为之，非合作也。境之穷达，天也。无可如何者也。”[13](p4-5)
其次，境又是作者构思时的心中之境。这是自然、人生之境触发作者心灵后的结果。王昌龄说，“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皎然《诗式》讲“取境”说，“夫诗人之思，初发取境偏高，则一首举体便高；境偏逸，则一首举体便逸。”[14](p53)“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见奇句”[14](p30)。特别是这种心中之境交融着作者主观之意。旧题白居易《文苑诗格》以诗为例说，“或先境而后入意，或入意而后境。古诗‘路远喜行尽，家贫愁到时’，‘家贫’是境，‘愁到’是‘意’；又诗‘残月生秋水，悲风惨古台’，‘月’‘台’是境，‘生’‘惨’是意。”[8](p68)苏轼《题渊明饮酒诗后》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古人用意深微。”[15](p174)北宋后期，叶梦得《石林诗话》认为，“意与境会，言中其节”[11](p421)。
第三，创作出来的作品所达到的艺术造诣也叫境。殷fán＠④评说，“王维诗词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为珠，着壁成绘，一字一句，皆出常境。”（《河岳英灵集》卷上）[16](p58)高仲武评李嘉yòu＠⑤诗说，“使许询更出，孙绰复生，穷极笔力，未到此境。”《中兴间气集》卷上）[16](p271)不易分辨的是，有时文学作品写出的境地和所达到的艺术造诣兼而指之。高仲武说，李季兰《寄校书七兄》诗中句，“如‘远水浮仙棹，寒星伴使车’，盖五言之佳境也。”（《中兴间气集》卷下）[16](p292)权德舆《送灵澈上人庐山回归沃洲序》说：“上人心冥空无而迹寄文字，古语甚夷易，如不出常境，而诸生思虑，终不可至。”[17](p185)这都很难确切说仅指哪一方面。
另外，境又有指文体境域的。刘勰早就说到，赋“与诗画境”。袁枚说，“诗境最宽。”[32](p88)也是指文体境域。
三
境界一词出现于文论中大约在南宋时期。李涂《文章精义》说，“作世外文字，须换过境界。《庄子》寓言之类，是空境界文字；灵均《九歌》之类，是鬼境界文字；子瞻《大悲阁记》之类，是佛境界文字；《上清宫辞》之类，是仙境界文字。”[19](p66-67)吴子良《吴氏诗话》评叶适诗说，“至于‘因上苕yáo＠⑥览吴越，遂从开辟数羲皇’，此等境界，此等襟度，想象无穷极，则惟子美能之。”[20](p4)这都是指文学作品所写出的境地。明代陆时雍《诗镜总论》说，“张正见《赋得秋河曙耿耿》‘天河横秋水，星桥转夜流’，唐人无此境界。”[21](p1409)祁彪佳《远山堂剧品》评《真傀儡》说，“境界妙，意致妙，词曲更妙。正恨元人不见此曲耳。”[22](p143)评《乔断鬼》说，“本寻常境界，而能宛然逼真。”[22](p147)清代孔尚任《桃花扇》凡例说该剧“排场有起伏转折，俱独辟境界；突然而来，倏忽而去，令观者不能预拟其局面。”[23](p762)叶燮《原诗》说，杜甫诗“《夔州雨湿不得上岸》作‘晨钟云外湿’，妙悟天开，从至理实事中领悟，乃得此境界也。”[24](p586) 这也都是指文学作品写出的境地。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对境界有重要论述。这首先仍是指文学作品写出的境地。他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9](p191)境界不局限于词，他明确说，“诗词皆然。持此以衡古今作者，可无大误也。”[9](p219)“沧浪之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9](p194)他把境界作为文学的审美理想。关于境界，王国维有大小之分，他说，“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优劣。‘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何遽不若‘落日照大旗，风鸣马萧萧’？‘宝帘闲挂小银钩’，何遽不若‘雾失楼台，月迷津渡’也？”[9](p193)但是，王国维所谓境界，主要讲景和情两方面。他说，“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9](p193)大约偏于景的，是所谓“无我之境”；偏于情的，是所谓“有我之境”。王国维说：“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9](p193)这种“真”是可以检验的，即能否让人具体感受到。他说，“大家之作，其写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无矫揉装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9](p219)由此，王国维特别提出以所谓“隔与不隔之别”为依据判断是否有境界。他联系具体作品说，“‘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写情如此，方为不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非鸟相与还。’‘天似穹庐，笼罩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现牛羊。’写景如此，方为不隔。”[9](p212)“陶谢之诗不隔，延年则稍隔矣。东坡之诗不隔，山谷则稍隔矣。‘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等二句，妙处唯在不隔。词亦如是。即以一人一词论，如欧阳公《少年游》咏春草上半阙云：‘阑干十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千里万里，二月三月，行色苦愁人。’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至云：‘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则隔矣。白石《翠楼吟》：‘此地，宜有词仙，拥素云黄鹤，与君游戏。玉梯凝望久> ！<，叹芳草，萋萋千里。’便是不隔。至‘酒祓清愁，花消英气’，则隔矣。”[9](p211)
境界有时又是指某一文体的境域。明江进之《雪涛小书》说，“诗之境界，到白公不知开拓多少。较诸秦皇、汉武开边取境，异事同功。”[25](p226)叶燮《原诗》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嘻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而适如其意之所欲出。”[24](p570)袁枚《随园诗话》说，“自格律严而境界狭，议论多而性格漓矣。”（卷十六）[18](p555)
所谓境界，不限于文学。王国维《人间词话》认为人生也有种种境界，或说种种境地。他以古人词句为喻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雕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9](p203)王国维认为，诗人之所以是诗人，在于他能把常人习见身处之境地，转化为心中诗的境界，或说诗的某种境地，然后写出来。王国维说，“一切境界，无不为诗人设。世无诗人，即无此种境界。夫境界之呈于吾心而见于外物者，皆须臾之物，惟诗人能以此须臾之物，镌诸不朽之文字。”“境界有二：有诗人之境界，有常人之境界。诗人之境界，惟诗人能感之而能写之。”（《清真先生遗事·尚论三》）[26](p425)况周颐将境界用于作者创作时的境地，他说，“填词要天资，要学历。平日之阅历，目前之境界，亦与有关系。”[13](p4)
从上面对境和境界的辨析中可见，二者大致可以等同；其中王国维所论境、境界，含义极为接近。
四
意境这一概念最早由王昌龄明确提出。什么是意境？意境与境是什么关系？古代认为，意境是境之一种，是文学作品中的一种境地，但又不是一般的境地，是有意蕴的境地。
境与象有关，王昌龄有“境象”之说，意境更不能离开形象。意境是生发于、超越于文学作品的具体形象的。刘禹锡说，“境生于象外”，（《董氏武陵集记》）[17](p229)司空图认为有“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与极浦书》）[17](p351)都是指意境。
尤其是，意境是有意蕴的境地。这是古代所特别强调的。王昌龄最初提出这一概念本身就浓缩了这一基本内涵。司空图说，“思与境偕，乃诗家之所尚者。”（《与王驾评诗书》）[17](p350)司空图主张要有“味外之旨”，认为“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与李生论诗书》）[17](p348)可见意境的意蕴往往是模糊的、含蓄的，有时会给人悠远的感觉。这也就是严羽所说的，“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27](p26)明代人讲清远，这清远就与意境有关。“汾阳孔文谷云：诗以达性，然须清远为尚。薛西原论诗，独取谢康乐、王摩诘、孟浩然、韦应物，言：白云抱幽石，绿条媚清涟，清也；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远也；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景仄鸣禽集，水木湛清华，清远兼之也。总其妙在神韵矣。”[28](p430)清代王士祯之所谓“神韵”，也类似于意境。清代人又讲幽，吴雷发说，“诗境贵幽，意贵闲冷。”[24](p901)况周颐论词重幽，他说，“潘紫严词，余最喜其《南乡子》一阕，……歇拍尤意境幽瑟。”[13](p136)“审斋词《好事尽和李清宇》云，‘归晚楚天不夜，抹墙腰横月。’只‘抹’字，便得冷静幽瑟之趣。”[13](p153)这幽也即是意境之远。况周颐论词又讲深静，他说，“词境以深静为至。韩持国《胡捣练令》过拍云‘燕子渐归春悄，帘＠⑦垂清晓’。境至静矣，而此中有人，如隔蓬山。思之思之，遂由浅而见深。”[13](p24)“清远”、“远”、“幽”、“深静”都是对意境意蕴特点的描述。
意境之意，虽不易把握，但仍可以让人感觉到大概与人生有关。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说到意境后，引到自己的一些诗，很可以帮助我们对意境之意的理解。他说：
愚幼常自负，既久而愈觉缺然。然得于早春，则有“草侵沙短，冰轻著雨销”；又“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时天”；（原注：“上句云：‘隔谷见鸡犬，山苗接楚田’。”）又“雨微吟足思，花落梦无＠⑧”。得于山中，则有“坡暖冬生笋，松凉夏健人”；又“川明虹照雨，树密鸟衔人”。得于江南，则有“戌鼓和潮暗，船灯照岛幽”；又“曲塘春尽雨，方响夜深船”；又“夜短猿悲减，风和鹊喜灵”。得于塞下，则有“马色经寒惨，雕声带晚饥”。得于丧乱，则有“骅骝思故第，鹦鹉失佳人”；又“鲸鲵入海涸，魑魅棘林高”。得于道宫，则有“声花院闭，幡影石幢幽”。得于夏景，则有“地凉清鹤梦，林静肃僧仪”。得于佛寺，则有“松日明金象，苔龛响木鱼”；又“解吟僧亦俗，爱舞鹤终卑”。得干郊园，则有“远陂春旱渗，犹有水禽飞”，（原注：“上句‘绿树连村暗，黄花入麦稀’”。）得于乐府，则有“晚妆留拜月，春睡更生香”。得于寂寥，则有“孤萤出荒池，落叶穿破屋”。得于惬适，则有“客来当意惬，花发遇歌成”。虽庶几不滨于浅涸，亦未废作者之讥诃也。[17](p348-349)
这些诗，司空图认为“皆不拘于一概也”，但“庶几不滨于浅涸”，每有人生意蕴，或以写自然山水见人生。这正是历来意境之作的共同特点。强调意境之意乃人生之意，非常重要。晚清陈廷焯在其《白雨斋词话》中论词经常用意境一词，其意多关国家社稷。他说，“辛稼轩，词中之龙也，气魄极雄大，意境却极沉郁”[29](p20)王沂孙词，“品味高，味最厚，意境最深，力量最重，感时伤世之言，而出以缠绵忠爱。”[29](p40)《咏蝉》词“意境虽深，然所指却了然在目。”[29](p44)蒋士铨“铜弦词，惟《浮香舍小饮》四章，《廿八岁初度》两章，为全集最完善之作。虽不免于叫嚣，精神却团聚，意境又极沉痛，可以步武板桥。”[29](p96)这就与意境的本来含义相去甚远了。
前面已经说到，王国维所谓“无我之境”，其实就是意境。他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淡淡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不要把“无我之境”理解为没有主观色彩，只是这种色彩比较淡罢了。之所以感到是无我，在于它很含蓄，很模糊、很悠远。王国维谈到姜夔说，“古今词人格调之高无如白石。惜不于意境上用力，故觉无言外之味，弦外之响，终不能与于第一流之作者也。”[9](p212)这也是把握到了意境含蓄悠远的特点的。但是，王国维有时所论意境并非意蕴之境，而是他那个颇为宽泛的包括类似于王昌龄所谓“情境”的“写真感情者”，亦即所谓“有我之境”的境界。他曾托名山阴樊志厚在其《人间词乙稿序》中说，“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原夫文学之所以有意境者，以其能观也 。出于观我者，意余于境；而出于观物者，境多于意。然非物无以见我，而观我之时，又自有我在。故二者常互相错综，能有所偏重，而不能有所偏废也。文学之工与不工，亦视其意境之有无，与其深浅而已。”[9](p256)意思有些含混，这大致还是他《人间词话》中的境界论。王国维《宋元戏曲考》评元杂剧说，“元剧之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敝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古诗词之佳者，无不如是。”[30](p106)这清楚明确地表明所论意境即是他所说的境界。
意境一词，在其运用上，早于王匡维就有许多与一般意义上的境、境界相等同的情况，而非其意蕴之境的本来含义。祁彪佳《远山堂曲品》评《唾红》说，“匠心创词，能就寻常意境，层层掀翻，如一波未平，一波复起。”[22](p44)清代汪师韩《诗学纂闻》说：“尝侍茶江彭先生于东园，中秋对月，先生举许丁卯七律示余，……曰：此诗意境似平，格律实细。”[24](p464)朱庭珍《筱园诗话》说：蒋心余“诗才力沉雄生辣，意境亦厚，是学昌黎、山谷而上摩工部之垒，故能自开生面，卓然成家。”[31](p2368)刘熙载《艺概》说：“乐府声律居最要，而意境即次之，尤须意境与声律相称，乃为当行。”[32](p75)张之洞说，“诗文一道，各有面目，各有意境。”[33](p291)所谓意境，显然都是一般境界的意思。康有为论诗界革命说，“意境几于无李杜，目中何处着元明。”（《与菽园论诗兼寄任公孺博曼宜》）[34](p188)这意境大致是指诗的境域。如果只要看到有意境一词，就认为是意蕴之境，是不便于讨论的。
总之，意境只是境之一种，乃是人生意蕴之境。意境只在作品；而境、境界可言及作品之外，甚至文学之外。
收稿日期：2002-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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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危加页
＠②原字易加攵
＠③原字般下加木
＠④原字王加番
＠⑤原字礻加右
＠⑥原字山加尧
＠⑦原字巾加莫
王昌龄的资料篇6
【关键词】 常规负压封闭吸引技术；手足；外科；难愈性伤口；改良负压封闭吸引技术
DOI：10.14163/ki.11-5547/r.2016.01.030
所谓VSD就是指负压封闭引流， 主要用于伤口治疗， 目前已广泛应用于急性创面治疗和慢性创面治疗[1]。在手术外科研究中， 手足皮肤缺损和糖尿病足等引起的难愈性创面或者伤口均为难点， 尽管有研究证实VSD应用于手足外科难愈性伤口或者创面的临床治疗， 可获得较好效果， 但依旧存在着各种并发症， 比如外用药物难度大或者堵塞等[2]。针对这些问题， 本院近年来对VSD进行了改良， 下面作者就常规VSD与改良VSD治疗手足外科难愈性伤口中的效果进行研究分析。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选取2013年2月～2015年2月本院收治的84例手足外科难愈性伤口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均签订知情同意书。随机分为改良组与常规组， 各42例。改良组中男22例， 女20例， 年龄32～70岁， 平均年龄（45.67±6.34）岁。常规组中男24例， 女18例， 年龄33～69岁， 平均年龄（45.69±6.32）岁。两组患者年龄、性别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1. 2 方法 两组患者均予以抗感染治疗和营养支持， 基于患者基础疾病施予对症治疗。
常规组患者采取常规VSD治疗， 即常规清创。将创面异物及坏死组织彻底清除， 根据创面形状及大小等对VSD敷料进行修剪及拼接， 让敷料和创面接触， 确保密封薄膜的密封性；对于存在骨外露者可于外露骨进行打孔， 使孔洞渗出新鲜血液， 以便孔道可长出毛细血管， 形成为肉芽组织。接着薄膜黏贴并密封创面， 引流管和负压装置相接通， 若引流管比较多， 则可借助三通接头把引流管串接到1～2个负压源。1周后结合患者创面肉芽情况实施肌皮瓣转移或者二次清创植皮， 若患者创面缺损严重并伴感染， 通常情况下更换次数为1～2次。
改良组采取改良VSD治疗， 即在覆盖前VSD下放置对流冲洗管， 该管道一般为3～5孔， 其他步骤与常规组相同。利用生理盐水进行冲洗， VSD覆盖大约1周， 当创面干燥且没有渗液及水肿， 有新肉芽组织形成， 触之容易出血时， 实施肌皮瓣转移或者植皮。
1. 3 观察指标与疗效判定标准 观察两组患者上皮化时间和并发症的发生情况， 并做好记录工作。疗效判定标准[3]：痊愈：皮肤肤色显示为正常或者结痂脱落；有效：治疗后， 创面缩小范围在50%～89%， 有新肉芽组织形成， 但创面边缘出现渗液， 量小；无效：经治疗， 创面未发生显著改变或者恶化。治疗总有效率=痊愈率+有效率。
1. 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8.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x-±s）表示， 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 采用χ2检验。P
2 结果
经治疗， 改良组治疗总有效率为92.9%， 常规组治疗总有效率为76.2%， 改良组治疗总有效率明显优于常规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3 小结
手足外科难愈性伤口发病机制比较复杂， 所涉及到的内容比较广泛， 目前已成为手足外科研究的一个焦点。伤口愈合为局部组织经再生、修复以及重建实施修补的病理生理过程， 多采用皮瓣移植手术、保守治疗或者植皮手术治疗， VSD是近年来出现的一种新技术， 该技术适应证广泛， 可节约供皮， 缓解疼痛， 缩小创面。但从大量实践来看， 常规VSD还存在着不足， 即容易使导管堵塞， 易引起感染[4， 5]。针对这种情况， 本院对VSD进行了改良， 增加了冲洗装置。本次研究结果显示， 改良组治疗总有效率、上皮化时间均优于常规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综上所述， 采用改良VSD治疗手足外科难愈性伤口， 和采用常规VSD相比较， 可提高治疗效果， 安全有效， 并发症少， 促进患者康复， 在临床中值得应用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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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昌龄的资料篇7
怀着对先辈烈士的崇尚之情，我和文学院第41期党校第二小组的同学一起来到辛亥革命纪念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位于中国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阅马场。因主体建筑为红砖砌墙、红瓦覆顶的红色两层楼房，故又称“红楼”。馆址原为清末湖北省谘议局，建成于1910年。武昌起义的次日，即1911年10月11日，湖北革命党人在这里创立了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即湖北军政府。
一来到辛亥革命纪念馆，首先看到的就是孙中山的铜像。先生身着长袍马褂，左手执杖，右手持帽，面南而立，凝视远方，有一种大义凛然的气概，一种敬意不禁油然而生。再走近一些，看到的便是整齐独立的红瓦楼房。乍一看，除了是红色的砖瓦建成的觉得没什么特别，再一细看墙上的介绍才猛然发现这栋经过风吹雨打的建筑已快屹立一百年了，但那种由内透露出的深深底蕴，那红色的革命精神却依旧旺盛。门口大门两端插着鄂军都督府的军旗，它迎风飘扬，由鲜红的颜色和紧密围绕着的十八只五角星组成，叫做十八星旗。十八颗黄星，是代表山海关内十八个省份的炎黄子孙，红底是鲜血，黑色是铁，是武器，主题和象征意义是十八省的炎黄子孙团结起来，以“铁血”即武力推翻满清王朝的统治，给人一种团结和振奋的豪迈之情。红楼纪念馆的墙上悬挂着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亲笔题写的“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匾额，亦可以显示深厚的文化内涵。
随后，步入馆内，一种视觉的冲击扑面而来。馆内收集有与辛亥革命有关的历史文物1000多件，历史照片10000余张，其中有孙中山签发的“李翊东前往赣州办理要事”的大元帅令和王霞宙、张善子绘制的刘静庵烈士画像等珍品。军政府会堂、黎元洪起居室和会客室、孙中山驻鄂会客室、黄兴召开军事会议的会议室和宋教仁起草《中会民国鄂州临时约法草案》的军政府秘书处等迹点，都一一再现了当年的历史场景。还有一些反映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史实和孙中山、黄兴生平事迹的展览，编辑出版的有关辛亥革命的介绍性读物、资料性书籍和学术专著达10余种。如《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图册》和《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汇编》等书。
此次参观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我主要产生了以下三点感想:
其一，辛亥革命纪念馆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座里程碑。“红楼”是无数忠贞志士的集结地，在这里孙中山先生领导湖北地区的革命人士成功地发动了武昌起义，打响了革命的第一枪。后来又在这里组建了中华民国鄂军都督府，并建立了中华民国，从而一举结束了中国绵延2000余年的封建帝制。从那以后，“红楼”便成了人们的向往之地方、奋发之起点、拓展之源泉。被誉为“民国之门”。
王昌龄的资料篇8
1938年10月24日，正式下达放弃武汉的命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武汉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郑重宣布“我军自动退出武汉”。汉口市长吴国桢宣称：“保卫大武汉之战，我们尽了消耗战与持久战之能事，我们的最高战略是以空间换取时间。……我们的人口疏散，产业的转移，已经走得相当彻底，而且我们还掩护了后方建设……”
当天下午16时30分，武汉金口，一代名舰中山舰在日军飞机轰炸下，“失去动力，在波涛中旋转，向下游漂流，大量江水急剧涌入舱室，随即轰然一声巨响，水柱冲天”。终因负伤过重沉没于金口龙床矶。
同一天，在武汉各机关团体已基本撤离之时，为《新华日报》汉口版出版最后一期报纸口授社论──《告别武汉父老》，声称：“我们只是暂时离开武汉，我们一定要回来的，武汉终究要回到中国人民的手中。”
这一天晚上，作为战时最高统帅的和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乘飞机离开武昌飞往湖南衡阳。临行前，蒋下令：“将凡有可能被敌军利用之虞的设施均予以破坏！”这道“焦土抗战”的命令，使武汉整整燃烧了两天。同时，武汉城内中国守军按计划开始撤离，至10月25日夜全部撤离市区。
早在南京沦陷、武汉成为战时的军事政治中心之时，的军事委员会高级顾问蒋百里就向中央政府建议，应该立即采取措施疏散武汉人口，并提出具体办法，由汉口市公安局挨户调查人口，将老弱病残者以及在武汉沦陷后能够做敌后工作的人留下来。凡属青年壮丁、妇孺儿童、各校教师学生、机关工作人员一律分配车辆和船只，有计划地分批撤退，运往后方。他的这一计划在当时各自为政的中央政府，执行得非常缓慢。
1937年12月29日和1938年1月2日，工矿调整委员会两次在汉召集各纱厂负责人开会，宣布武汉首先西迁纱厂的纱锭不得少于5万锭，计为震寰、裕华纺织厂3万锭，申新纱厂2万锭。纺织染厂类，机器五金工厂类，其他有一定规范的工厂必须全部撤退。
汉阳铁厂和兵工厂已分两批撤出，一批通过长江上游至重庆，另一批则运往湘西。福顺机器厂、张鸿兴机器厂等则迁往常德等处。据统计，从汉口运出经宜昌进入四川的机件、物资共计45260吨（沿途损失未计在内）。
《武汉文史资料》记载，撤退部队和单位把搬不走的设备用炸药销毁。“马路上没有行人，连交通警也不见了，遍地都是瓦砾和杂物，景象分外凄凉。远处长江江面上烟雾迷蒙，隐隐约约似可见挂旭日旗的敌舰在活动。”
宜昌，40天成功大转移
10月24日当天，第一艘满载着物资和人员的轮船便从宜昌起航，船上除了亟待抢运的物资外，还有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卢作孚亲自护送的几百名免费上船的孤儿难童。正是从这天开始，民生公司的22艘轮船和850多只木船，日夜不停地在川江来回穿梭。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就此拉开了帷幕。
峡口之城宜昌，素有“川鄂咽喉”之称。当时入川，少有公路，更没有铁路，惟一只有走长江。而宜昌以上的三峡航道狭窄，弯曲复杂，滩多浪急，险象丛生，有的地方仅容一船通过。1500吨以上的轮船不能溯江而上，所有从上海、南京、武汉来的大船，当时都不能直达重庆，乘客和货物都必须在宜昌下船“换载”，转乘能走峡江的大马力小船，才能继续溯江进川。
卢作孚一到宜昌，马上组织安排抢运。在召开公司紧急会议后，他通宵达旦做出一份紧急运输方案，10月24日清晨，亲自向各机构代表进行部署。
宜昌至重庆，去时溯江而上，要走4天，返回顺江而下需2天，来回一趟6天。为了缩短运载时间，整个运输划分为三段航行。即宜昌至三斗坪为第一段，三斗坪至万县为第二段，万县至重庆为第三段。
鉴于三峡航段不能夜航，他要求各船尽量利用夜晚装卸，抢在白天航行。为了搬卸方便，他在三峡航线增设码头和转运站，临时增加雇工3000多人，同时征用民间木船850余只，运载轻型物资。
不几日，20多艘轮船，850多只木船，不停地在峡江来回穿梭。
撤退中的抗日浪潮
这段时间，只有10．5万人口的宜昌城已被滚滚而来的难民和源源不断运来的战时物资撑得爆满，各种滞留人员最多时达3万。人们都焦急盼望能尽快让他们″换载″上船，而人多船少，往往一等就是半个月或一个月。从城区通惠路到船码头，大街小巷都是人，所有的旅店客栈、学校都挤满了人，不少人只有露宿街头，栖身屋檐下。
据当时报载，1938年先后到过宜昌的军政要员有、李宗仁、陈诚、等。还有各界著名人士、社会贤达。冯玉祥、陶行知、老舍、李四光、黄松龄、王芸生、于毅夫、程希孟等到宜昌后即参加抗日演讲。华东及上海等地的上海业余剧团、上海影人剧团著名演员赵丹等在宜昌街头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白杨主演《沈阳之夜》，江苏剧团演出《夜光杯》。演艺界著名人士曹禺、熊佛西、沈西苓、宋之的、谢添、陶金、陈波儿等在宜演出抗日救亡剧目；贺绿汀在宜昌哀欧拿中学义演，女作家谢冰莹等在宜组织抗战救护活动。中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陶铸、钱瑛、曾志、何功伟、雍文涛、韦君宜、刘真、马识途等来宜开展鄂西抗日救亡宣传。宋庆龄、宋美龄、宋蔼龄三姐妹也同样飞抵宜昌，慰问抗战伤兵。
随着源源不断的人流涌入宜昌的，还有向四川撤迁的物流－－各种大型设备、器材、军工物资也先后运到宜昌，等候换载入川。
从1938年10月24日直到宜昌沦陷前，我国内河航运最大的民营企业、长江航运的主力──民生公司，运送部队、伤兵、难民等各类人员，总计150余万人，货物100余万吨，其中包括两万吨空军器材和广东炮厂的物资。1939年元旦，卢作孚获得了国民政府颁发的一等一级奖章。
宜昌大撤退抢运出的部分单位，据当时民生公司所做的统计，包括：兵工署22厂、23厂、24厂、25厂、金陵兵工厂、航委会安庆站、扬州航空站、钢铁迁建委员会、申钢厂、大鑫钢铁厂、周恒顺机器厂、天元电化厂、新民机器厂等，还有国民政府机关、科研单位、学校设备、珍贵历史文物等。
王昌龄的资料篇9
锦屏县隆里古城，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
明洪武十八年（1385年），朱元璋第六子朱帧率领大军镇压黔东南清水江一带苗、侗农民起义后，在锦屏隆里设置地方军事组织――隆里守御千户所。中原九省汉族迁居于此并繁衍后代，在少数民居聚居地区保存了原有习俗和古城镇风貌，因此隆里古城也有“汉文化孤岛”之称。
一位名叫江化远的老人，身体力行保护与传承“孤岛文化”，并让其走出“孤岛”、走进大众视野。他已为此坚持了15年。
古城文化人
9月29日凌晨4点半，隆里古城，窗外一片漆黑。77岁的江化远已经起床了。
这一天，“首届中国・锦屏文书文化节”在锦屏县城开幕，隆里民俗“花脸龙”舞龙表演活动，将在开幕式上演。
“花脸龙”顾名思义，所有扛龙人的脸上，用颜色画上五彩脸谱，生、旦、净、末、丑尽全。
江化远便是画脸的人。他微弓着身子，两手各拿着一支笔，轮番在表演者脸上涂抹――从小学时代就已经学会画“花脸龙”脸谱的他，技巧娴熟。
一个多小时后，天亮了，江化远负责的“花脸龙”彩色脸谱已画好。随即，他和古城舞龙队出发来到锦屏县城参加开幕式。
“点龙睛，亮晶晶，众龙出海喜盈盈，一年一度狂欢节，祭祀龙神享太平……”作为司仪，江化远唱出响亮“词”，开幕式舞龙表演正式开始。
江化远已经不太记得，15年来，这样的舞龙场景到底有多少次了。“从来不觉得累和苦，反而觉得骄傲和自豪。”表演结束后，坐镇一旁“督战”的江化远老人还是决定坐下来休息一小会儿。
江化远的祖先来自山东，是明朝洪武年间迁来的早期居民，至他已是第24代了。他通晓古城文化，热衷文化传承，是舞龙协会、汉戏班子的专职“画师”，还是古城各类旅游文化活动中“祭龙”“”表演的司仪。
“他是古城文化的‘百科全书’！”外地专家学者来到隆里古城考察，县里就推荐他当介绍人；媒体记者采访报道隆里古城，宣传部门就请江化远作为解说对象；游客欲找人了解古城之历史和文化，古城居民都说“找老江啊，他懂得最多”……到过隆里古城、被江化远所震撼的游客，无不称赞他是“古城最有文化之人”。
15年来，江化远给自己“约法三章”：不喝酒，不抽烟，不打牌。“为的是保证自己拥有健康的体魄，好让自己能为古城的文化保护和传承发挥余热。”他把目光投向斑驳的古城墙，一脸坚定。
古城守护者
江化远的新书《古邑隆里》马上就要出版了。
这是他写的第6本介绍隆里古城的书。全书共计20多万字，用了200多张图片，由“隆里古城篇”、“特色文化篇”、“民俗传说故事篇”等七个部分组成。
“这本书，历时15年搜集整理，如今终于完成。”他如释重负说道，为了这本书，他废寝忘食，历尽艰辛。
2000年，江化远退休后放弃城市生活回到家乡隆里。重新审视这座古城，他意识到这里珍藏着无数的历史文化和故事传说。可是，在岁月变迁中，知晓古城历史文化的老一辈渐渐逝去，而许多年轻人对此并不感兴趣。
“民间传说、诗文、民俗等，是古城的灵魂，如果没有这些，古城只剩一个躯壳。”退休之前就喜欢写文章的江化远决定：通过文字和图片，把古城文化保存下来。
彼时，当地政府正在进行隆里古城的旅游开发规划。江化远决定首先出版一本介绍隆里概况的书籍。一年之后，《隆里古城》问世。
从此，江化远犹如志在千里之伏枥老骥，废寝忘食地搜集整理古城文化。他拜访了近300户人家，通过口头访问、搜集手抄本和家谱、征稿等形式，收集、整理出了200万字的口头资料，并陆续出版成书，包括古城概况、诗文集、旅游手册、民间传说汇集等。
2004年，中国和挪威的合作项目――隆里古城生态博物馆建成开馆。江化远出版的书派上了大用场，成为博物馆资料信息中心的珍贵资料。
除了出版书籍，江化远还极力保护和传承“花脸龙”这一民间习俗。隆里“花脸龙”是从宋太祖赵匡胤建功立业后“蓝季子会大哥”的历史传说演化而来。
为促进隆里“花脸龙”的保护和传承，他四方奔走，争取“花脸龙”成为“非遗项目”，为此，他撰写了数万字的申报书。2012年，他被贵州省文化厅命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隆里花脸龙省级代表性传承人”。
尽管已成非遗项目，但“花脸龙”的习俗开始走样。比如，脸谱的绘制，需要非常细致的笔法。“一般而言，龙有13节，每节分别对应固定的脸谱。但忙碌起来的时候，根本无法严格执行，导致龙和舞龙者脸谱对应不上。”江化远介绍，为了抢时间，有的表演者顾不上画脸谱的规矩，有的甚至用色彩随意往脸上一抹就出去表演。
江化远常常苦口婆心地劝大伙，一定要坚守传统，不要让传统文化走样。为此，他事必躬亲，为表演者画脸、带着队伍训练，还采取以老带新、互教互学、现场实践应用和培训讲解等方法，培养出一批近20人的青壮年学员画脸小组。
古城宣传者
守护古城文化15年，江化远极力宣传隆里古城，把古城推向外界。
十多年前，为了对隆里古城进行较为直观地宣传，江化远专门拜师学习摄影。让他感到欣慰的是，家人深表支持，还特意为他买了相机和电脑。
照相的开销很大。这些年，江化远投入了不少资金，仅相机就用坏了两部，购买胶卷、电池、冲洗相片等费用累计1万多元。但是他认为：“能为家乡做些有益的事情，这钱花得值”。
2004年10月，隆里古城生态博物馆开馆之日，江化远自费举办了一次“爱我家乡隆里古城摄影展”，把自己收集整理的140多件摄影作品展出。
除了照相，他还积极向省内外的相关新闻媒体投稿，宣传隆里古城。他先后采写了《隆里古城的魅力》《花脸龙艺术之乡――隆里》《隆里古城中原汉文化的“三大瑰宝”》《高原边城古邑隆里》《到隆里古城旅游观赏什么》等近百篇稿件发表在各级媒体。
江化远宣传隆里古城的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担任古城生态博物馆名誉馆员：宣传博物馆，介绍博物馆，“讲述隆里人自己的故事”。今年国庆长假，江化远一天都没有休息，整天呆在博物馆里，为一拨又一拨的游客讲述古城的历史和文化。
王昌龄的资料篇10
【关键词】 高血压；同型半胱氨酸；血脂
DOI：10.14163/ki.11-5547/r.2016.27.029
Hcy是蛋氨酸代谢中间产物， 与心血管疾病关系密切[1-3]。为探究高血压病患者血浆 Hcy与血脂的关系， 本院以30例高血压病患者和30例健康体检者为研究对象， 通过对Hcy和血脂的检测， 取得了一定成效， 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选取2013年10月～2015年10月本院收治的30例高血压病患者作为研究组， 其中男17例， 女13例， 年龄52～78岁， 平均年龄（67.30±9.62）岁。另外， 选取同时期到本院体检的30例健康者作为对照组， 其中男14例， 女16例， 年龄37～71岁， 平均年龄（63.20±8.93）岁。两组研究对象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1. 2 方法 于清晨空腹状态下， 取3 ml静脉血， 用于血脂谱和Hcy检测[4， 5]。其中， 酶法、免疫抑制一步法和免疫比浊法是血脂谱检测的基本方法；对于Hcy检测， 使用DREWDS30同型半胱氨酸检测仪， 通过荧光偏振免疫法实施检测[6-8]。
1. 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8.0统计学软件处理数据。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x-±s）表示， 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 采用χ2检验。P
2 结果
研究组Hcy、TG、TC、LDL、HDL、Lp（a）水平分别为（14.20±4.28）μmol/L、（1.30±1.19）mmol/L、（4.10±1.01）mmol/L、（2.10±0.78）mmol/L、（1.30±0.29）mmol/L、（253.60±31.48）mg/L， 对照组Hcy、TG、TC、LDL、HDL、Lp（a）水平分别为（6.90± 1.37）μmol/L、（1.30±1.21）mmol/L、（3.80±1.05）mmol/L、（2.10± 0.58）mmol/L、（1.30±0.34）mmol/L、（199.30±3.26）mg/L， 研究组Hcy、Lp（a）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3 讨论
针对高血压病， 其发病不仅与交感神经兴奋性、胰岛素抵抗等存在联系， 而且与一氧化氮、内皮素以及前列环素等密切相关[9-11]。
Hcy属于含硫氨基酸， 是一种蛋氨酸与半胱氨酸代谢过程中所形成的中间产物[12， 13]。据相关报道显示， Hcy增高是诱发动脉粥样硬化和心血管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13， 14]。有学者将Hcy注射于狒狒体中， 结果狒狒表现出动脉粥样硬化症状[15， 16]。李昌棣等[17]学者在研究过程中， 将Hcy喂养给动物， 4周后， 动物便呈现出高Hcy血症， 于2～3个月内， 表现出动脉粥样硬化。大量实践研究表明[18， 19]， 血浆Hcy水平是心脑血管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目前， 对于Hcy诱发动脉粥样硬化的机理， 尚未明确， 内皮细胞损伤、血小板与凝血功能紊乱等属于可能因素[20， 21]。Rolland等[22]学者将高蛋氨酸饮食喂给小猪， 小猪呈现出高Hcy的同时， 表现出血压升高的趋势， 高Hcy可能导致阻力血管和容量血管内皮细胞功能受到损伤， 促使血管内皮细胞舒张因子（EDRF）减少， 引发动脉粥样硬化， 增加血管阻力， 引起血压升高。因此， 其认为Hcy可能是导致血压上升和血管重构的关键所在。
关于Hcy与高血压的关系， 众说纷纭， Malinow等[23]学者则认为高Hcy血症与高血压无一定关系， 同时， 由欧洲11个国家共同完成的研究与孙晓楠等[24]经过研究， 认为高血压发病与Hcy存在联系。其中， Hcy可通过以下几个途径导致高血压：①Hcy水平增高的前提下， 血管基质遭到损害， 促使动脉壁内皮损伤加剧， 使得动脉壁弹性改变， 增加高血压病的发生率。②在增加血管平滑肌的基础上， 增加动脉壁中层平滑肌数量， 出现顺应性下降现象。③Hcy通过产生活性氧中间产物， 抑制一氧化氮合成酶， 减少EDRF， 导致血管运动受到影响。针对血脂与Hcy是否存在关系， 尚未得到定论。同时， 部分学者认为血浆Lp（a）升高与动脉粥样硬化存在联系， 可能经由某种方式， 通过氧化物、Hcy等修饰， 产生影响动脉粥样硬化的作用。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 研究组Hcy和Lp（a）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综上所述， 血浆Hcy与Lp（a）水平增高与心血管疾病存在联系， 与高血压病的发生和血管疾病的形成可能存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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