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名言十篇

法家名言篇1

1、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韩非子·说难》

2、人主无威而重在左右。（君主维修丧失转而要仰仗臣下了）

3、去好去恶，臣乃见素；去旧去智，臣乃自备。（君主隐藏自己的好恶，才会得见臣下的本来面目；抛去旧有的成见，不显露自己的智慧，才会让臣下各守其职）

4、凡德者，以无为集，以无欲成，以不思安，以不用固。（凡是德都是因为无为而聚集，因无欲而成就，因不思而安稳，因不用而牢固。）

5、存亡在虚实，不在于众寡。（一国的存亡要看权柄是否掌握在君主手里，而不应看国家武力的强弱）

6、因可势，求易道。（根据可以成功的形势，来寻求易于成功的方法）

7、恬淡有趋舍之义，平安知祸福之计。（恬静淡泊之后才能把握取舍的原则，平稳安闲之后才能察知祸福的端倪）（说明∶拒斥外界的诱惑）

8、巧为r，拙为鸢。（做车r是聪明的，做木鸢却是愚笨的）（说明∶考虑成本与实际功效）

9、诱道争远，非先则后也，而先后心皆在于臣，上何以调于马？（在路上赛马，不是领先就是落后，而此时还总是关注对手的话，又怎么能得心应手地驾驭自己的马呢？）

10、夫有材而无势，虽贤不能治不肖。故立尺材于高山之上，则临千仞之溪，材非长也，位高也。（有才干而没有权势，即使是贤人也无法控御不肖之徒。一尺长的木材树立在高山之上，就能俯瞰万丈深渊。这并非是木头长，而是它所处的地位高。）

11、人主好贤，则群臣饰行以邀君欲，则是群臣之情不效。（君主喜欢任用贤能之士，那么臣下就会自我粉饰迎合来君主）（说明∶还是让大家各司其职，别把希望寄托在个别的贤能之士身上，防止权利的偏移）

12、群臣见素，则大君不蔽矣。（群臣本来的面目显现出来，那么君主就不会收到蒙蔽了）

13、佯爱人，不得复憎也；佯憎人，不得复爱也。（假装憎恶，就无法对其再加以憎恶；假装憎恶，就无法再对其施以恩惠）

14、去甚去泰，身乃无害。（行为不过度，才不会危及己身）

15、欲速则不达。——《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16、爱臣太亲，必威其身；人臣太贵，必易主位。（过于宠信臣下，必然会危及君主自身；臣下权势过重，必然有篡位之心）

17、不吹毛而求小疵。——《韩非子·大体》

18、且夫物众而智寡，寡不胜众，智不足以遍知物，故因物以治物。（相对于复杂的世事来说，个人的智慧是很渺小的，个人的渺小智慧难以处理繁杂事务，所以应该利用工具来处理事务）（比如∶法律制度及司法人员的设置等）

19、故视强，则目不明；听甚，则耳不聪；思虑过度，则智识乱。（用眼过度，则视力下降；用耳过度，就会听力下降；用脑过度，就会思虑混乱）

20、时有满虚，事有利害，物有生死。（时机的盈虚是并存的，世事的利弊是兼有的，事务的生死是一体的）（说明∶君主不可因为这些不可避免的得失而怨怒）

21、千里之堤，毁于蚁穴。——《韩非子·喻老》

22、烹小鲜而数挠之，则贼其泽；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烹调小鱼却屡次翻动，那就会令其破碎不全；治理大国却屡次更改法令，那就会使百姓不看其苦）

23、爱多者则法不立，威寡者则下侵上。（过于宠溺臣下，法令就难以确立。缺乏威严就会被臣下欺凌）

24、行贤而去自贤之心，焉往而不美？（做贤德的事情却不以贤德自居，还有什么事是办不好的）

25、圣人之道，去智去巧。智巧不去，难以为常。（圣人处世，是不需要智虑与机巧的。因为不抛弃智虑机巧，就很难维持长久。）

26、故去喜去恶，虚心以为道舍。（所以应该将亲近好厌恶等情绪一并抛弃，才能成功地使用权谋之术）

27、故势不便，非所以逞能也。（所以，当形势不便时，是不应该逞强的）

28、倒言反事以尝所疑。（故意正话反说或正事反做，来试探臣下）

29、世有不可得，事有不可成。（世间总有得不到的东西，也总有办不到的事）

30、荡而失水，蝼蚁得意焉。（鱼游到岸边搁浅的是时候，就会被蝼蚁吃掉）

31、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乱于法术，托是非于赏罚。（不因过度思考使内心疲惫，不因个人私欲而令自身受害；依据法令和权谋来治理国家，通过赏罚来彰显是非。）

32、事有举之而有败，而贤其毋举之者。（事情有做了却不成功的，但这也胜过不去做的）

33、树橘柚者，食之则甘，嗅之则香；树枳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慎所树。（种植橘柚，吃起来是甜的，闻起来是香的；而种植荆棘，长大了却会刺伤人。）（说明∶栽培人时应个格外谨慎）

34、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法一定要让人明了，而术一定不能被人觉察）

35、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具体事务交由各级负责人去执行，而君主应保证中央权力的巩固。只要君主能在准确把握全局，那么四方的臣民就会效劳）

36、是故去智而有明，去贤而有功，去勇而有强。（不用智慧可以明察，不显贤能可以成就大业，不逞勇武依然强大）

37、使杀生之机，夺予之要在大臣，如是者侵。（生杀予夺之权落在臣下手中，如此一来君主就有失势的危机）

38、利莫长于简，福莫久于安。（最大的利益莫过于简朴，最大的福泽莫过于安稳）

39、私行胜，则少公功。（营私舞弊之风盛行，臣下就不能尽职为君效力了）

40、和氏之璧，不饰以五采。（像和氏璧那样的美玉，不必用五色饰物来装饰）

41、一手独拍，虽疾无声。（一只手击掌，即使再用力也不会有声音）

42、君见恶，则群臣匿端；君见好，则群臣诬能。（如果是君主所厌恶的，那么群臣就会将其隐匿起来；如果是君主所喜好，那么群臣就会弄虚作假来迎合）

43、众人助之以力，近者结之以成，远者欲之以名，尊者载之以势。（众人会全力帮助他，身边的人乐于结交他，远方的人真心赞誉他，权高位重的人也会推崇他）

44、见而不见，闻而不闻，知而不知（看见就好像没看见，听到好像没听到，知道好像不知道）

45、虚则知实之情，静则知动者正。（置身事外，才会看清真相；保持冷静，才能制定出行动原则）

46、去其智，绝其能，下不能意。（君主隐藏智慧，不露才能，臣下就无法猜测他的意图）

47、太山不立好恶，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择小助，故能成其富。（泰山不以自己的好恶来选择土石，所以成就了它自身的高大；江海不分大小来容纳河流，所以成就了它的广博）

48、君无见其所欲。（君主不应该表露自己的喜好）

49、虚静无事，以暗见疵。（保持虚静无为的状态，往往会从隐蔽的角度得知他人的行为漏洞）

50、君人者释其刑远使臣用之，则君反制于臣矣。（君主听凭臣下私自施予刑罚与恩德，这样一来就会反为臣下所控制）

51、华而不实，虚而无用。——《韩非子·难言》

52、夫物者有所宜，才者有所施，各处其宜，故上下无为。（世间万物都各有特性，不同的才能有不同的施展方向，令有才干者各得其所，所以君主就可以无为而治。）

53、不为小害善，故有大名；不蚤见示，故有大功。（不被小事妨害自己的长处，所以能取得大名；不过早显示自己的才能，所以能成就大业）

54、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韩非子·难一》

法家名言篇2

  中国古代哲学家很早就认识到由符号、解释者、对象三者构成的语义三角并非一个完满自足的表达体系：脱离了对象的感知属性和物理属性的符号系统并不能完全指示对象本身，“道”、“玄”等一些表示事物本体的对象由于它们具有普遍性、超时性的特征而很难被完全指示。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杂家、禅家都站在本家的立场来看待符号的困境，并在长期的争论中形成一个特殊的交集模式，使中国符号得以从困境中突围。中国符号交集模式中的形名、物我、言意诸命题，成为中国诗学的重要问题。

abstract: philosophers in ancient china early realized that a semantic triangle composed of symbol, expositor, and object was not a perfect expression system: symbolic system whose perceptive and physical attributes break away from object can not completely denote the object per se. some objects such as “dao”,“xuan” etc ,which signify ontology of object, are hard to be thoroughly denoted due to their universality and supra- temporality. i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in china, many philosophical schools including confucian, daoist, moist, faist, mingist, zaiist, and buddhist looked at symbolic plight from their own standpoints, and over a long debate a special intersection mode had been engendered, leading to a breakthrough of china's symbol from plight. in addition, the propositions such as xing-ming, wu- wo, yan-yi in the china's symbolic intersection mode, are important issues in china's poetics.

key words: china's symbol; plight; breakthrough

【关键词】 中国符号；困境；突围

[ 1 ]

一、中国符号的困境

   符号活动能力（symbolicactivity）是人类最重要的能力之一。皮尔斯（peire.c.s）说：“对于符号，我的意思是指任何一种真实的或自制的东西，它可以具有一种感性的形式，可以应用于它之外的另一个已知的东西，并且它可以用另一个称为解释者的符号去加以解释，传达可能在此之前尚未知道的关于对象的某种信息。”[①]这个定义可以用奥格登(c·k·ogden)和理查兹（i·a·richards）的语义三角来表示(见上图)：

       从图示可以看出，符号、对象、解释者三者之间分别构成指示关系、表达关系和反映关系，形成一个完满自足的语义三角。

中国古代哲学家很早就认识到符号、解释者、对象之间的语义三角并非一个完整的体系。《吕氏春秋》中有一则故事：“荆柱国庄伯令其父‘视日。’曰：‘在天。’‘视其奚如？’曰：‘正圆。’‘视其时。’曰：‘当今。’”(《吕氏春秋·淫词》)在这则故事中，庄伯的意图无法让仆人明白，也就是说，解释者与符号之间的表达关系受到了阻碍与扭曲，解释者的符号无法被接受者还原为对象。还有一则故事：“空雄之遇，秦赵相与约。约曰：‘自今以来，秦之所欲为，赵助之；赵之所欲为，秦助之。’居无几何，秦兴兵攻魏，赵欲救之。秦王不说，使人让赵王曰：‘约曰“秦之所欲为，赵助之；赵之所欲为，秦助之”，今秦欲攻魏，而赵因欲救之，此非约也。’赵王以告平原君。平原君以告公孙龙。公孙龙曰：‘亦可以发使而让秦王曰：“赵欲救之，今秦王独不助赵，此非约也。”’(《吕氏春秋·淫词》)在这个故事中，同样一个符号，不同的解释者还原为不同的对象，符号与对象之间没有形成固定的指示关系。洛克说，文字的缺点在其意义含混(doubtfulness and ambiguity)。[②]

   卡西尔说：“人的符号活动能力进展多少，物理实在似乎也在相应地退却多少。在某种意义上说，人是在不断与自身打交道而不是在应付事物本身。他是如此地使自己被包围在语言的形式、艺术的想象、神话的符号以及宗教的仪式之中，以致除非这些人为的媒介物的中介，他就不可能看见或认识任何东西。”（卡西尔，第33页）史前时代（prehistoric period）是以信号反应与物理反应为主导的时代。历史时代（historicperiod）是一个符号化(semiotization)的时代。“名号之由人事起”，（董仲舒，《春秋薄露·天道施》）人类世界自从创建之初，就致力于建立一个完整的、虚拟的符号符号系统，用以取代直观世界本身。[③]这个符号系统包括语言、艺术想象和神话等，其中语言是人类最完整的符号系统。人类建立符号世界的目的不是为了和对象世界直接打交道，恰恰相反，人类力图最大限度地借用间接经验与集体经验来弥补直接经验和个体经验的不足，超越对象本身的物理属性与感知属性，全面而深刻地认识与改造对象。我们从以上两个故事可以看出，符号系统一旦脱离对象的物理属性与感知属性，就很难对对象本身做出回应。在第一则故事中，仆人所回答的“天”、“圆”、“现在”等都属于可以直接感知的对象，而庄伯所言的“时”却是一个抽象的存在。所以仆人无法将其还原为实在。“夫名非实，用之不效。”（刘劭，《人物志·效难》）这个问题与公孙龙子所说的“白马非马”略类似。他说：“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公孙龙子·白马论》）公孙龙子坚持把符号看作与生物生理感知相对应的信号（signs）。他的离坚白理论，严格将视觉反应与触觉反应区分开来：“视不得其所坚而得其所白者，无坚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坚，得其坚也，无白也。”（《公孙龙子·坚白论》）公孙龙子从对象的物理属性出发，认为马是形，白是色，形来自于触觉，色来自于视觉，来自于触觉的形不能与来自于视觉的色混同。公孙龙子将“白”与“坚”看作是单纯的操作者（operator），而不认为它们是指示者(designators)。从符号本身的逻辑性来说，马是一个种概念，白马是一个属概念，二者不能混同。白马成了一个无法应用于对象的符号。这都是由符号脱离人类的感知实践造成的。公孙龙子说：“指也者，天下之所无也；物也者，天下之所有也。以天下之所有为天下之所无，未可。”（《公孙龙子·指物论》）[④]荀子将能指与所指不对应的情况分为三种：用名以乱名，用实以乱名者，用名以乱实。（《荀子·正名》）

   解释者与对象之间的反映关系也影响到符号的功能。在中国哲学范畴中，有一些对象很难被解释者反映，因而也很难被符号所指示。如“道、玄、深、大、微、远”等对象都是“名之不当、称之不能既”的。庄子说：“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者，不期精粗焉。”（《庄子·天道》）庄子将对象分为三个层次：最高层次的对象既不能被认知也不能被表达；中间层次的对象可以被认知，不能被表述；最低层次的对象则是可以被认知、可以被表达的。庄子所追求最高层次是道。他说：“语有所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言传也。”（《庄子·天道》）道是事物与事物之间关系的总和，是潜藏在事物背后的规律。庄子说：“道者，万物之所然也，成理之所稽也。”(《庄子·知北游》)这种规律不是单个感知的简单集合，而是整体体验的充分融和。《庄子·天道》：“故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声名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声名者，果一足以得彼之情，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岂识之哉！”形色声名只是一种物理属性与感知属性，只能表示事物的表象（cosmology），并不能代表事物的本体(ontology)。[⑤]庄子所言的道，有点类似于马克斯·韦特海默尔完形（gestalt）的概念。符号只能与表象形成对应关系，无法与道形成对应关系。《庄子·知北游》中运用十一个寓言故事说明“道不可言”、“道不当名”的道理。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王弼注曰：“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也。故不可道，不可名也。”(《老子》第一章)能被指示的道与名不是真正的道与名，因为它们不能脱离指事造形。葛洪曰：“道者，函乾括坤，其本无名。”(《抱朴子·道意卷》)当对象被当作符号被表达时，对象的普遍性和超时性（überzeitlichkeit）就被屏蔽了。

   与道家类似，禅宗的道、涅槃等对象也是不能被语言指示的。僧肇曰：“夫涅槃之为道也，寂寥虚旷，不可以形名得，微妙无相，不可以有心知。……然则言之者失其真，知之者反其愚，有之者乖其性，无之者伤其躯，所以释迦掩室于摩诘，净名杜口于毗耶。”(僧肇，《涅槃无名论》)南宗顿教的创始人六祖惠能也认为脱离了话语情境的语言符号无法完满地表达对象，主张“不立文字”而悟道。在禅家的大量公案里，“口是祸门”，说多话吃大棒的不乏其例。师曰：“观音妙智力，能救世间苦。”曰：“如何是观音妙智力？”师敲鼎盖三下，曰：“子还闻否？”曰：“闻。”师曰：“我何不闻？”僧无语。师以棒趁下。（《五灯会元》卷十）荀子说：“故心不可以不知道；心不知道，则不可道而可非道。” （《荀子·解蔽》）

莫汉蒂(mohanty)认为，语言指示总要经过意义的中介。语言不包含不进行意味的符号。意义必然有一个普遍性的超时性的方面。当对象作为对象被给予时，它是作为某个单一的东西，作为一个彼——此给予的。既使是所有表达式中最完全的进行指示的索引表达式也有一个不同于指示的意义方面，而且也只是通过意味他们所意味的东西进行指示。……语言指示达不到属于对象的所指的绝对确定性和单一性。[⑥]《吕氏春秋》的两个例子体现了语言在指示抽象实在时的困境，而公孙龙子的观点则揭露了语言符号在整合感觉时所表现出来的局限。道家、禅的最终理念道是一个普遍性、超时性的概念，语言符号在指示道的时候，显得出无能为力。洛克说，文字的用法有两种，一是通俗的(civil)，二是哲学的(philosophical)。前者用在日常社会生活中，表示各种思想和观念，同别人谈论日常生活；后者用来传达事物的精确观念，并且用普遍的命题，来表示确定而分明的真理，以使人在追求真理时，有所依着，有所满足。[⑦]道家、禅家使用文字倾向于哲学的方式；儒家则倾向于通俗。

二、中国符号的突围

中国古代的符号学包括一系列独具特色的命题，涵括了政治伦理、哲学、逻辑学、语言学、文学等诸多领域。名、辞、言等多指符号，意、心、情、志大体与解释者相当，形、象、情、实则指对象。形名论讨论符号与对象的关系，物我论讨论对象与解释者的关系，言意论讨论符号与解释者的关系。形、名、意三者并没有形成语义三角，而是近于一种交集的模式，标示如下：

从图式可以看出，形与名是两个不同的集合，并非所有的形都有与之相适应的名。《尹文子》：“有形者必有名，有名者未必有形。形而不名，未必失其黑白方圆之实。”二者之间的交集部分，够成互相映射的形名关系。《管子·白心》：“以其形，因为之名，此因之术也。名者，圣人所以纪物也。”《管子·白心》：“物固有形，形固有名，此言名不得过实，实不得延名。形以形，以形务名。督言正名，故曰圣人。”管子认为形名相交关键在于因形而定名，根据事物的感知属性来确定事物的名称要。这一点墨子说得更明确：“举，拟实也。”说曰：“告以之名举彼实也。”(《墨子·经上》31条) “言，出举也。”说曰：“故言也者，诸口能之出名者也。名若画彼言也，谓言犹名致也。”(《墨子·经上》32条)《荀子·正名》曰：“然则何缘而以同异？曰：缘天官。凡同类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墨子的“拟”、“画”与荀子的“缘天官”都要求命名要紧密结合对象的物理属性和感知属性。这样才可以让名与形相映射，既可以由形定名，也可以由名正形。《尹文子》曰：“名者，名形者也；形者，应名者也。”《尹文子》：“名也者，正形者也，形正由名，则名不可差。”《尹文子》：“故亦有名以检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检名，察其所以然，则形名与之事物，无所隐其理矣。”《尹文子》：“有名，故名以正形。今万物具存，不以名正之则乱；万名具列，不以形应之则乖。故形名者不可不正也。”《荀子·正名》：“正其所实者，正其名也。”《吕氏春秋·审应》：“以其言，为之名。取其实以责其名，则说者不敢妄言。”《邓析子·转辞》：“循名责实，实之极也；按实定名，名之极也。参以相平，转而相成，故得之形名。”形和名联系在一起，就能形成图像语（iconiclanguage）。

   言是符号系统，意是思维世界。刘勰说：“言征实而难巧，意翻空而易奇”(《文心雕龙·神思》)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言与意的不同特性。《易传·系辞上》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陆机说：“恒患意不称物，言不逮意。”(《文赋》)言意之间毕竟有共通之处。《吕氏春秋·离谓》：“凡言者，以喻心也。”《吕氏春秋·离谓》曰：“夫言者，意之表也，鉴其表而弃其意，悖。”《墨子·经上》“执其所言而意得见。”这种共通要具备一定的条件。首先，言意要相副，“修辞所以立诚”。(王夫之,《尚书引义·毕命》)符号是解释方与接受方之间传递信息的载体。发送者(addresser)与接受者(addressee)之间必须遵守某种的约定。《吕氏春秋·淫辞》：“听言者，以观其意也。”其次，还要约定俗从。解释者不是语言的自我，而是言语的双方，只有通过约定才能实现符号的传达功能（communicativefunction）。否则，就会出现“有言者自为名，有事者自为形”(《韩非子·主道》)的情况。这种约定越广泛，符号的传达功能就越强。荀子说：“名无固宜，约定俗从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从谓之实名。名有固善，径易而不拂，谓之善名。”(《荀子·正名》)意和言联系在一起，有可能形成一种情绪语言（emotive language）。[⑧]

   细究起来，言意论和形名论都是以物我论作为基础的。因为符号是为了满足人们对对象的认识而创造的。它的出现是为了解决物我之间的矛盾。人们对物我之间的关系有两种看法：一种把物当作一个自在的他者，一种把物看作是与我齐一体。当物被当成一个自在的他者时，物自体的属性就不随时间、地点、认知者而改变，认知结果得以记载和传承，符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当物作为一个与齐一体出现时，物与我有着丰富的同一性。庄生梦蝶，“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庄子·齐物论》)人可以物化，物也可以人化。惠能说：“心动非幡动。”人的物化说明人的主体性削弱，物的人化说明物的客体性削弱。总之，物与我不再是认识过程中对立的双方，它们之间存在一种微妙的互动的关系。如果不了解这层关系，物与我之间就会出现跨越有鸿沟，认识的可能将不会存在。认识的可能没有了，符号的功能就无从谈起。对象成了“不可言说者”，(维特根斯坦语)“所指在能指的运转中无限推迟”。（德里达语）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一与言为二，二与一为三。自此以往，巧历不能得而况其凡乎！”（《庄子·齐物论》）“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夫圣人行不言之教”。（《庄子·知北游》）禅宗说：“我向你道便是第二义。”（《五灯会元》，卷十）汤用彤先生认为：“夫宗核名实，本属名家，而其推及无名，则通于道家。”（汤用彤，第282页）推其实，儒家名学也应自成一派。《汉书·艺文志》名家小序：“名家者流，盖出于天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儒家名学实为礼学，孔子、荀子的正名论都由此立论。王充认为公孙龙坚白之论，无益于治。（《论衡·案书》）鲁胜《墨辩注叙》：“名者，所以别同异，明是非，道义之门，政化之准绳也。”（《晋书·隐逸传》）这些都属于儒家一派。道家的符号学偏向哲学。老子、庄子、列子、乃至魏晋玄家何晏、郭象等属于这一派。名家的符号学偏向逻辑学。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又曰：“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者。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墨子、公孙尼子等名辩学属于这一派。儒家和名辩家名学都把对象看成是一个物自体，强调的是名与实。儒家论名偏重于名位，名辩家论名偏重于名称。儒家关注社会政治伦理层面，名辩家关注日常生活情理。道家、玄家、禅家都把对象看成是物我齐一体，强调的是言与意。道家、玄家由言不尽意论引出无名论，带有解构的意味。禅家的不立文字却有借助语境另行建构的意义。禅宗十分强调顿悟（insight）[⑨]，即在瞬间直觉中截断众流，剔抉纷繁复杂的关系，把握住对象的本质特征。从这个认识出发，禅宗执意将语言与文字分开，试图充分利用口头语言的情境，强化其表达功能，最大限度地弥补语言符号和缺陷，摆脱符号困境。事实上，这种做法是说不过去的。敦煌本《坛经》（46节）云：“谤法，直言不用文字。即云‘不用文字’，人不合言语，言语即文字。”惠昕本《坛经》亦云：“执空之人有谤经，言不用文字。即云不用文字，人亦不合语言，便是文字之相。又云：直道不立文字，即此‘不立’两字，亦是文字，见人所说，便即谤他言著文字。”根据心理学家卡米亚和布朗的实验，受试在脑电波图的甲种电波呈现时做出反应；发现他们能够这样做之后，他们继续教他们——用一种由甲波带动的听觉符号——取得对甲波的意志控制。知觉学习世界可以引导我们进入一个内心的自我发现世界。[⑩]思维也是一种语言。

   魏晋时期，南北学派大融和，学界思辨能力大大提高，促进了对形、名、意关系的深入探讨。王弼将名实之辨深入到名称之辨：“名也者，定彼者也。称也者，从谓者也。名生乎彼，称生乎我。”（《老子指略》）“凡名者生乎形，未有形生乎名者也。”（《老子指略》）“名必有所分，称必有所求。有分则有不兼，有由则有不尽。”（《老子指略》）他这样就把物理世界与知觉世界绝然分开。然后，他力图指出形、名、实三者之间存在的交集，他提出“执一统众”、“举本统末”、“以实统众”、“约以存博”的思想。他说：“夫事有归，事虽殷大，可以一名举；总其会，理虽博，可以至约穷也。譬犹以君御民，执一统众之道也。”又说：“举本统末，而示物于极者也。”（《论语释疑》）“毂所以能统十三辐者，无也。以其无能受物之故，故能以实统众也。”（《老子十一章注》）三者的交集就象三个轮子的共轴，这个共轴就是象。王弼说：“夫象者，出意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以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以寻象以观意。言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忘蹄；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也。然则，忘象者用得意者也，忘言者用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11]象是意和言之间的导体。同时，象还是物与我之间的纽带。荀粲曰：“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举也。今称立象以尽意，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系辞焉以尽言，此非言乎系表者也。斯则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固蕴而不出矣。”（《三国志·魏志·荀彧传》注引何劭《荀粲传》）王夫之曰：“天下无象外之道。”（王夫之，《周易外传·系辞下传》，第三章）《老子》曰：“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老子》二十一章）王弼注：“恍惚，无形不系之叹。以无形始物，不系成物。万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然。”道无形不系，即道能与任何感知属性相联系。既然这样，完全可以以物观道。这里的物有象征意义。朱熹说：“《易》说一个物，非真是一个物。如说龙，非真龙。”（《朱子语类读易之法》）

    奥格登(c·k·ogden)和理查兹（i·a·richards）说：“符号学是对语言和各种符号在人类事务中起的作用的研究，尤其是关于它们对思想影响的研究。”[12]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思想影响着人们对符号的看法。西方符号系统朝索引符号(index)方向发展，由此建立起以归纳法、演绎法为核心的符号逻辑；中国符号系统则朝象征符号（symbol）方向发展，建立起以阴阳五行、天人合一为核心的符号逻辑。西方符号逻辑促进了解析式思维的发展，中国的符号逻辑促进了整体思维与象征思维的发展。至魏晋玄学之后，中国古代符号学终于找到了一条能让各家都接受的方法，那就是用象征与整体的方法来表达对象，力图在符号、解释者、对象之间找到一个交集，来将单一的对象与对象所蕴含的普遍性与超时性全部表达出来。至此，中国符号也摆脱了符号逻辑的纠缠，从理性的困境中突围出来，进入一个诗性表达的境界。

 

[①]皮尔斯：《皮尔斯手稿》第654号，第7页。见中国符号学研究会《逻辑符号学论集》，百家出版社1991年，第2页。

[②] “theimperfection of words is the doubtfulness or ambiguity  of  their signification, which is caused by the sort of ideas they stand for..”john locke. of  the imperfection of words. 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2(3):105. dover publications, inc. new york.

[③] 别赫捷列夫特别重视对符号的反应，并强调词语符号是思维、想象和意志世界发展的关键。见g·墨菲、j·柯瓦奇，《近代心理学历史导引》，林方、王景和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34页。

[④] 白马非马论与西方一个蝙蝠究竟是否是一只鸟的争论颇为相似。“whether a bat be a bird or no, is not aquestion.” john locke. remedies of the foregoing imperfections andabuse of words. 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2(3): 150.

[⑤] 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1页。

[⑥] j. n. mohanty , phenomenology and ontology,  ⅵ.  martinus nijhoff den haag,( 1970): 60-71.

[⑦] john locke: imperfection of words. 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dover publications, inc. new york, 2:104-5.

[⑧] 奥格登(c·k·ogden)和理查兹（i·a·richards）将语言的功能分为符号功能和情绪功能两大类。他们假定语词能指称对象或表达使用者的感情，意义只存在于前一种能力中。威廉·哈迪（william·g·hardy）认为把词划分为指称词语和情绪语词，其用途是相当有限的，而且可能不象对语言和思想问题的其它几种研究那样可靠。williamg·hard, language, thought and experience: a tapestry  of  the meaning,university park press, baltomore, pp. 61—97.

[⑨] 巴甫洛夫、别赫捷列夫、华生、史密斯、格斯里等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排除那种认为动物和人能够不根据以前的学习和尝试与错误活动而突然“顿悟”情境的看法。马克斯·韦特海默尔完形心理学（gestaltpsychology）认为，我们从进入整体的组成成分开始将永远达不到关于有结构的整体的理解。相反，我们有必要理解结构必要对它有所顿悟（insight）。这样才有可能使组成部分自身得到理解。鲁格尔则认为存在一种课题态度（problemattitude）,在课题态度中，受试忘记了自我和表现自己的欲望而陶醉于课题本身的兴趣之中。课题态度最有利于突然而有价值的领悟。《近代心理学历史导引》，第342、353、229页。禅宗所论的道是相当于完形，他们对道的理解也持一种课题态度，所以，提出顿悟的观点。儒家所论的道是一种行知实践，所以他们的道可以被认知。

[⑩] 《近代心理学历史导引》，第347页。

法家名言篇3

哲学与语言学渊源深厚，语言学讨论的基本范畴有许多是源于哲学家的思想。语言哲学认为，语言本身镶嵌了人类概念图式，每一种语言都是我们能够理解、组织我们关于世界的经验的一种概念系统和思想方式。语言不能独立于经验、现象、行为。“语言哲学的中心问题是：第一，语言和世界的关系；第二，语言或语词的意义问题”（陈嘉映，2003：17）。语言哲学对意义的研究与语言学的语法和语义研究有强烈的互动。普遍语法是一个争议已久的话题，那么，研究语法的基础――词类范畴，是否也存在普遍性？如果没有普遍性词类范畴，那么，不同语言背后的思维与逻辑机制是否有根本的不同，基于不同语言建立起来的哲学思想是否能够真正相互沟通？汉语语法的研究从《马氏文通》开始，仅有百余年的历史，词类划分始终是一个根本的困难，很多学者对此的批评都指向借自印欧语的语法体系不适用于汉语语言特点。汉语语法研究需要语言哲学高度的思想和方法，需要哲学思辨。

一、词类范畴界定的哲学起源

古希腊哲学家最早的研究为传统语法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早期的语法研究是建立在哲学范畴的基础之上的。据柏拉图的《克雷特利斯》记录，苏格拉底将一个句子分成名词部分（onoma）和动词部分（rhema）（刘润清，1995：9）。亚里士多德则全面地探讨了语词的分类、性质及词类关系问题。在《范畴篇》中，亚里士多德对语词做了范畴分类，“语言的形式或者是简单的，或者是复合的。……每一个不是复合的用语，或者表示实体，或者表示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态、状况、动作、遭受”，并对这些范畴一一作了探讨：指实体的如“人”和“马”，指数量的如“二丘比特长”，指性质的如“白的”“通晓语法的”，形容词是由相应性质的名称引申而成的，指关系的如“二倍”“一半”“较大”，地点范畴如“在市场里”，时间范畴如“昨天”“去年”，表示姿态的如“躺着”“坐着”，表示状况的如“着鞋的”“武装的”，动作范畴如“施手术”“针灸”，而“受手术”“受针灸”则是遭受范畴。在《解释篇》中，他进一步详细论述了名词和动词，指出“所谓一个名词，我们的意思是一个由于习惯而有其意义的声音，它是没有时间性的，它的任一部分离开了其他部分就没有意义”，并且指出“没有什么东西借其本性就能够是一个名词或名称――只有当它成为一个符号的时候它才能是一个名词或名称”；“一个词在其本身的意义之外尚带着时间的概念者，称为动词。动词任何一个部分都没有独立的意义，动词永远是那说到另外一件事的某事的记号”。他举例说，“健康”是名词，“是健康的”是动词，因为在它的本身意义之外，它还指出所说的状况现在是存在的。而“他曾是健康的”“他将是健康的”等等，并不是动词，而是动词的时式，其区别在于：动词标志现在的时间，而动词的时式包括除现在以外的时间。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影响到几个世纪的语言学研究，但显然他对名词和动词的界定是适用于印欧语屈折语言的。

后来，亚里士多德的反对者――斯多噶学派区分了五种词类：名词、动词、连词、冠词和关系代词，区分了普通名词和专有名词，又从普通名词中区分出副词，提出了格、时、体的概念，并认为格的变化是名词、形容词和动词的基本区别之一。亚历山大学派的语法研究集中体现在斯拉克思的《语法科学》中，这是西方第一部完整的全面的语法书，提出词是语言描写的最小单位，句子是描写语法的最大单位；区分了八种词类：名词、动词、分词、冠词、代词、介词、副词、连词，并逐一描写了各个词的语法属性，包括性、类、形、数、格、人称等变化（刘润清，1995：11～14）。后世，印欧语语言学家不断地完善传统语法理论中词法和句法描写的范畴，对词的语法分类也不断完善。

从上述分析来看，词类概念从起源来看是哲学范畴，对于词类区分所需要的格、时、体、数等特征的认识，源于人们对语词如何表达事物、事件和世界关系及其意义的判断。古希腊哲学是西方语言学研究，特别是传统语法研究的基础，当时创造的一套语法术语一直沿用了两千多年。直到今天，世界上各种语法理论研究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着这些基本的概念和范畴，而这套语法范畴和概念被用来描写世界上各种已被发现的语言。源于对西方语言观察和思考的西方语言哲学通过西方语言的结构和特征来观察世界，同时也赋予了语词以相关的对世界观察得出的特征意义。比如名词表示人或事物的名称，不具有时间意义；动词表现人或事物的动作或行为，具有时间意义等等。这些观察反映在其语言结构中，语言哲学的讨论也建立在这些范畴基础之上。虽然语言哲学主要关注语词的意义问题，但事物之间的抽象关系意义当然也包括在其中。我们的问题是，这些词类的概念范畴具有普遍意义吗？对世界上各种语言都有普遍性吗？世界上的语言是否具有“普遍词类”？这个问题既挑战语言哲学的普遍性问题，也是对语法研究中元语言的重大挑战。

二、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对传统语法词类范畴的挑战

传统语法起源于欧洲，在欧洲影响很大，而在美国的影响较小。美国结构主义传统的几位代表人物博厄斯、布隆菲尔德和萨丕尔在研究和比较印第安土著语言的基础上，都曾经提出过对传统语法词类范畴的批评。

美国语言学创始人博厄斯认为，各种语言的逻辑范畴不同，每种语言对事物的分类方法不同，不能把自己的语言形式强加给别人。语言学家的重要任务是分析每种语言特殊的语法范畴。欧洲语言学家总认为自己语言的语法范畴适用于一切语言，实际上这是荒谬的。博厄斯比较了印第安土著语言和印欧语的名词、代词和动词，证明印欧语的词类范畴并非普遍存在的。例如印欧语的名词要区分性、数、格的变化，而印第安土著语言根本不存在这些范畴（刘润清，1995：166～167）。博厄斯的学生萨丕尔在1931年写道：“语言不仅谈论那些在没有语言的帮助下所获得的经验，而且实际上它为我们规定了经验的性质，因为它的形式完整，又因为我们不自觉地就把语言的隐含要求投射到经验领域之中……诸如数、性、格、时、态等范畴，不是在经验中发现的，而是强加于经验的，因为语言形式对于我们在世界中的倾向性有种残酷的控制。”在这段话中，萨丕尔所举的例子是印欧语的语法范畴，显然，在非印欧语的语言中，说话人的经验领域不可能无意识地受到这些语法范畴的控制。萨丕尔的学生沃尔夫发展了他的观点，在1940年提出，语法是人类的背景现象和背景知识，因此，所谓的自然逻辑有两大错误：其一是它没有意识到语言现象对语言使用者来说是一种背景性质，他们对它既没有意识也没有控制。所以，人们谈起什么道理、逻辑、思维规律时，都是按照自己语言中的事实来加以论证并非一切语言中都有的概念。其二是自然逻辑混淆了通过语言达到的一致意见和语言过程的知识。沃尔夫特别提出了下列想法：背景性的语言系统（即语法），不仅仅是表达思想的一种再现工具，而且是思想的塑造者，是一个人思想活动的大纲和指南……思想的形成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过程，而是某种语法的一部分。语法不同，形成过程也不一样。我们都按照自己本族语所规定的框架去解剖大自然。沃尔夫以词类为例，说明语言的结构直接影响到人们对世界的观察。英语的大部分词汇分为名词和动词，认为“雷电、火花、波浪、闪电”都是名词，但它们都是短暂的动作，在霍皮语中就将这些词认为是动词（刘润清，1995：180～183）。

美国结构主义代表人物布隆菲尔德反对传统语法把词分成动词、名词、形容词等，主张用形式类这个概念。他在《语言论》中提出，一种语言的语法包括极为复杂的一组习惯（即选择法素），这组习惯使得每一个词汇形式只用于惯例性质功能，每一个形式总是按照习惯势力指派于某一形式类。要描写一种语法，就是说明语言使用者赋予这些形式类的各种特征。传统语法试图用类别意义来区分形式类，即指出一个形式类中的词汇形式所共有的意义特征。例如，把名词规定为“人、地方或物体的名称”，这种定义远远超过人类所掌握的哲学和科学知识，把哲学家和科学家的分类与语言学上的分类混为一谈。我们把“火”说成是名词，其实很久以前物理学家认为“火”是一种动作或过程。布氏指出词类范畴是依具体语言而定的，“印欧语语言具有许多独特的词类，……认为像英语的词类体系可以代表全人类词语的普遍特征，是错误的。如果像物体、动作和属性这样一些类别是不依赖于我们的语言而存在的，作为物理的或心理的现实，那么在世界各地它们都是存在的，但很多语言里缺少相应的词类，那还是真实的。”他还认为，“想要划出一个绝对清晰的词类表是不可能的，词类本来就是交叉和重叠的”。布氏虽然在语言哲学方面没有突出的理论贡献，但他提出的对词类概念的挑战，却是有见地的。语法研究依据的是哲学范畴的逻辑意义的概念，本身就是不恰当的，这导致了后来的语法学研究的问题：当我们想对名词、动词、形容词这些基本概念究根探源时，却发现没有办法说清其语言学上的概念。布龙菲尔德认为，形式类应依其在句法结构中的位置来区分。而且形式类的划分并不是绝对的。形式类可以分为两种：大的形式类和小的形式类。小的形式类只区分个别词汇。大的形式类可把全部词汇归类，这叫做范畴。各语言的范畴不同。关于性、数、格、时、体、态的范畴，不同语言之间就有很大差别。布氏的贡献在于一是区分了哲学范畴意义上的词类与语言学意义上的词类，二是从跨语言比较的角度来看到词类范畴的差别，这本身就是对独尊印欧语语法传统的挑战。

美国的语言学家们由于接触了大量印第安土著语言的一手材料，又不受传统语法理论的束缚，更能够从语言事实出发，看到人类语言结构的本质。他们的词类观和语法观值得我们反思现在以印欧语传统语法词类范畴为基础的语言哲学讨论是否科学和牢固。

三、洪堡特关于汉语词类的观点

在近现代语言哲学史上，大量的多语言比较研究对我们认识词类的普遍性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洪堡特在《论汉语的语法结构》和《致阿贝尔・雷慕萨先生的信：论语法形式的通性以及汉语精神的特性》（姚小平译注《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2011）这两篇文章中，对汉语的研究可谓是深入细致而且相当准确的。他敏锐地提出，汉语的语法结构是他已知的语言中最不寻常的，它与所有其它的语言都有或多或少的区别，尤其是和印欧语系中所谓的古典语言区别最大。因此，它在世界语言中独树一帜，自成一家。

洪堡特认为汉语语法主要是隐性的，对形式关系的表达采取非语音化的手段，句子结构是完全建立在概念的排序上。所以，“就语言的性质来看，汉语属于完全不同的另一领域。”他认为，汉语词不是根据语法范畴来连接，汉语语法不是建立在词类划分的基础上。汉语没有形态标记和词类范畴，因而在汉语里，名词和动词也就不存在明确的界限。汉语没有语法意义上的动词、名词，而只有动词性、名词性概念的表达。汉语里表达动词概念的始终是一种类似不定式的形式，这种形式无所谓主动和被动，并且兼有动词和名词的性质。时间只是由于语境意义的需要才指明，它并不是从语法上限定动词的形式。因此，“别的语法分词法、句法，汉语就只有句法。别的语言要理解句子，先要看词的语法性质，然后根据性质解释词义。而这对汉语来说是不可能的，你必须直接去查字典，搞清了词义、词序和语境意义，句法结构和句法关系也就明了了。”

洪堡特为什么说汉语有词类却没有词法呢？因为词法讨论的是词的语法类别的用法，而汉语的词类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语法类别。他认为词本身的类别和词的语法类别是不同的。他指出人们把词当作真实的个体与现实中的物体对应起来，并按照词本身所表明的类别对之进行分配是一种自然趋势。有一部分词天生就具有名词性、形容词性或动词性的含义，表示独立的实体、特性或行为，但这些词同样可被用于别的语法范畴。比如一个具有动词性含义的词可以被用如名词，反之亦然。如果一种语言的词是通过某种特定的标志或别的什么方式被分配到某个特定的类别中的，那么这种语言就拥有了真正的语法意义上的词类。西方古典语言通过屈折形式对词加以分类，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语法类别，这种词类是“由语言本身构成，并为语言而构成的”。而汉语的词类只是词本身的类别，其语法意义由它们在句中的位置及语境意义决定，它与真正的语法词类是内容与形式的差别。

洪堡特指出，汉语词常常没有确定的语法形式，汉语的词类似于梵语的根词。但梵语的根词并不能单独使用，而汉语的词即使在言语中也是独立的。首先是没有屈折动词。动词可以用作一个纯粹的系词，面对一个句子中互相冲突的时间而不作任何附加说明，也极少指出一个动词是用作主动语态还是被动语态。动词的主语和补语也不随动词变化。从来不用给动词添加语法标记来表明时态，即使语义需要也可以通过别的途径指明。总之，整个句子摒弃一切不必要的添加成分，尽可能靠近数学等式的形式。同时，由于没有屈折动词，也就无从判断和确认一个汉语句子的起止。汉语其实只是对动词性概念的表达。这个动词性概念始终以不定式的方式出现，实际上是界于动词和名词之间的一种状态。

四、反思

基于对汉语的观察，洪堡特在《论汉语的语法结构》中指出：“词的语法分类作为一种语言的内在规律，不知不觉地潜藏在每个人的心灵之中，但它在多大程度上获得表达，则取决于每一种语言的语法特性”。词类研究必须尊重每种语言自身的特点，不能依赖印欧语普遍词类范畴为基础。从语言哲学角度来研究“普遍词类范畴”问题的意义在于，各种语言的词汇都可能区分出类别，但词类的具体划分则不是普遍的，可能大部分语言都有名词、动词，但每种语言对名词、动词的意义理解不同，通过词类可以看出，每种语言所表示的对世界事物及其关系的理解方式不同。各个词类所附加的语法范畴则是因语言而异的。传统语法所建立起的词类概念已经成为语言学家和语言学习者的“背景知识”，人们在日常运用这些词类概念时不自觉地认同的是它们的原初哲学范畴和母语框架下对语词意义的理解方式，但语言学家必须能够从哲学的高度反思词类以及语法的不同层面的不同意义，必须具有反思意识。汉语的研究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反思汉语的研究，一是要确定汉语的词类，不必依赖印欧语的体系；二是要建立我们自己的词类范畴，比如表人的专有名词，就有性、辈、尊卑、亲疏、属的范畴，而英语则只有性与辈的范畴。而这些范畴当然与意义有关。

词类现象的研究提醒语言哲学家们摆脱自己母语的不自觉影响，不要将母语的规律认为是所有语言普遍的规律，导致得出错误的结论。比如，胡塞尔从现象学的视点考察名称问题。他以意谓和命名的区别为依据，认为“纯粹的名词不起命名的作用，名词本身可以说不是名称。名称必须是一个完全的符号，才能够完成一个陈述的主词功能。要达到这个要求，必须在名词前冠以定冠词或不定冠词。因此，人不是名称，这个人才是名称”（涂纪亮，1996：69）。显然这个结论无法适用于汉语这种没有冠词的语言。语言哲学家的观点受制于其母语所在的体系。

一个语言学家一方面必须从哲学高度出发把握人类语言的本质以及建立一套独立于实际语言现象的普遍原则，另一方面又要具有史学家的批评意识，从大量经验事实之中为普遍的原则寻求证据，认识人类语言的存在形式。在“总体语言研究”中必须把抽象的哲学思辨与经验的个案考证结合起来。如何从语言哲学角度理解词类范畴的本质？语言哲学家认为，是语言的机制将事境分析为物与物、物与属性的、物与动作的关系。物体、形式、举止行为、关系等等首先是哲学范畴，这些范畴反映在语法范畴中，我们于是分出名词如“狼”，动词如“飞跑”，连词如“假如”，名词多用作主语而动词用作谓语，等等。把事看作围绕着物发生的，先有一个主体，然后这个主体具有某种状态或作出某种行动；先有一个指称，然后“进一步”对所指称者加以描述，这是语言设置所要求的一种理解。“固然我们看不见没有任何主体的喝水种地，但同样，我们也从不先看到一个不喝水，不种地，不站着也不坐着，不也不穿着衣服，其衣服不是蓝的不是绿的也不是任何别的颜色的张三”（陈嘉映，2003：395～396）。这种语言设置就是语言的线性结构。本来是一个完整的事物和事件，由于语言表述的线性方式，必须由人将事物和事件的主体与特征加以分解，抽象出其各个部分的本质，然后再根据语词表达的需要按照组合关系进行线性排列，以此将事物、事件的整体性转换为语言的线性结构。从结构主义角度来看，每一个句法位置上的聚合，就是人们对某一主体或特征共相的判断结论的表现，每个组合则是人们对事物、事件主体与特征重组其完整性的判断的表达。词类范畴是人们受语言机制限制并生成的对世界万事万物的观察、分析与归纳的结果。语言比较的结论是各种语言间既有共性，又有差异性，不同语言的不同词类范畴体现出民族心智与认知方式的差异性。语言哲学建立在语言共性基础上，在如何把握语言差异并做出结论时必须谨慎。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现代汉语兼类分歧词动态标注及信息库建设研究”[项目编号：10BYY066]的研究成果之一；受到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12THC740019]“基于类型学的英汉形容词比较研究”的资助。）

参考文献：

[1]Bertrand Russell.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M].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1945.

[2]布隆菲尔德.语言论[M].袁家骅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3]陈嘉映.语言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4]洪堡特.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C].姚小平译注.北京：商务印书

馆，2011.

[5]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

[6]涂纪亮.现代西方语言哲学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1996.

法家名言篇4

一、名人代言虚假广告的危害性

虚假广告的危害性自不待言，而名人代言虚假广告比普通人代言虚假广告具有更严重的后果。

从新闻学角度来说，名人即著名人物或公众人物。一般是指知名度高、经常受到社会公众广泛关注的人，是具有特殊性或称之为标志性的特殊群体，包括文艺界、体育界的明星、各行各业的家喻户晓的专家、社会名流、乃至科学家、政治家等人物。这些名人承载着公众对其的喜爱与信任，如果由其为某项产品代言，代言产品与消费者之间产生很自然的亲和力和吸引力，消费者很自然的就接受了此项产品。因此，名人代言广告产生的影响力是很广泛的，如果其代言的是质量优秀的产品，其代言广告则是锦上添花；而对于代言假冒和伪劣产品而言，其代言行为就是为了经济利益而误导公众和坑害消费者。首先则是消费者直接利益的损失。不言自明，名人代言广告的费用是高昂的，这些代言费用肯定要算作产品成本，最终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因此消费者为购买次产品需要付出不菲的价格。这些损失是可以估量的直接损失。但是间接损失则是不可估量的。比如虚假的药品广告，想要健康的人不但没有得到健康，因此也可能引发其他的疾病或者是丧失最佳治疗机会，给患者造成严重的身心损害。所以虚假的医药广告无异于间接杀人，而明星代言的行为无异于间接杀人的帮凶。

身为公众人物的明星代言人对社会大众的消费导向作用是举足轻重的，往往在大多数时候，代言人个人的形象会渐渐遮掩住商品本身在消费者心中的印象，从而影响甚至支配了人们的购买行为。名人虚假广告代言行为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和后果，但是我国在对名人虚假广告代言行为的法律规制则是相对缺失。

二、名人虚假广告代言的法律缺失

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法律对于虚假广告作出了一系列的规定。其中《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4条规定：“经营者利用广告或其他方法，商品做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的，监督检查部门应当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消除影响，可以根据情节处以一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广告的经营者在明知或者在应知的情况下，、设计、制作、虚假广告的，监督检查部门应当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依法处以罚款。”《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39条规定：“消费者因经营者利用虚假广告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经营者要求赔偿。广告的经营者虚假广告的，消费者可以请求行政主管部门予以惩处。广告的经营者不能提供经营者的真实名称、地址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刑法》第222条规定：“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者违反国家规定，利用广告对商品或者服务作虚假宣传，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而作为广告领域的专门法律《广告法》则在第37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利用广告对商品或者服务做虚假宣传的，由广告监督管理机关责令广告主停止、以等额广告费用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对负有责任的广告经营者、广告者没收广告费用，并处广告费用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依法停止其广告业务。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38条明确规定：“违反本法规定，虚假广告，欺骗和误导消费者，使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由广告主依法承担连带责任。广告经营者、广告者明知或者应知广告虚假仍设计、制作、的，应当依法承担连带责任。广告经营者、广告者不能提供广告主的真实姓名、地址的，应当承担全部民事责任。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在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商品或者服务，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连带责任。”

从以上法律规定来看，虚假广告的责任主体涉及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者，以及社会团体、其他组织。至于为虚假广告代言的名人，法律根本就没有确认其责任主体身份，更不用说承担何种责任。

2009年6月 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 55 条规定：“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个人在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食品，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与食品生产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从这条规定看，名人需要为其食品代言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可以说这是法律的一大进步。但是此条规定的连带责任范畴仅限于名人代言“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类产品，众所周知，目前名人代言的广告名目繁多，食品安全法的涉及面过窄，从而导致打击力度过小威慑力欠缺，不利于消费者权益的维护，也不利于充分发挥法律的制裁和导向作用。实践中，许多利益受损的消费者与代言虚假广告的名人间产生的诉讼，也被法院以“于法无据”等各种理由频繁地驳回或以败诉告终。

三、国外关于名人虚假广告代言的法律规制

美国《广告管理条例》中规定，凡是证言性质的广告，内容必须有真人真事为证，即向消费者推荐产品或服务的证人，无论明星、名人还是专家或者普通人，都必须对其在广告中的证言承担真实性义务，必须是产品的真实使用者和受益者，如果情况不实，就按虚假广告处理，处于重罚。另外，明确名人对广告信息的真实性向消费者承担责任。做广告的明星证人在广告刊播前必须准备好其证词的凭据，否则消费者可据此索赔。

日本法首先肯定了广告被害者追究出演者民事责任的诉权，其次，根据广告中出演者的实际情况，包括出演者的身份、知名度、经历、专攻领域以及出演的情况，分别肯定或者否定了出演者的侵权责任。如果以广告为契机进行的交易行为给消费者带来比较严重的损失，而且出演者在其中起到了帮助的作用，那么完全有可能根据民法侵权行为的条款来追究出演者的民事责任。

正因外国相关的法律法规对广告内容、形式及责任主体、责任形式都有严格、详尽的规定，所以名人代言广告惹出法律纠纷的情况并不常见。因此，明星们也会选择一些相对安全的产品来代言，以避免惹上不必要的法律纠纷。而在我国，虚假广告代言事件层出不穷，由此，用法律约束名人广告代言，不仅必要，而且必须。

四 、名人虚假广告代言的法律完善

用法律制约名人广告代言，名人们也会抱怨：自己除了有点知名度之外，其实是一个普通人，又不是检测机构、执法部门，不知道其产品是虚假的、违法的？出了事情，为什么自己要承担责任？

名人代言广告需要支付巨额的代言费，这也决定着名人在获利的同时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道德对名人代言虚假广告也具有一定的制约力，但是在巨额代言费的诱惑下，总会有一些人会置道德于不顾，只顾利益。只有明确规定名人代言虚假违法广告所需承担的法律责任，才能对名人产生刚性约束。法律如果就位，名人代言广告除已有道德的堤坝之外，还有了法律的堤坝。在这个意义上，明晰了名人在代言广告中的法律责任，名人在代言广告时的公共形象反而会更趋于良性，无论是道德责任还是法律责任，都会更清晰。

首先，明确规定名人广告代言人主体资格。中国现行法律规定，像林妙可这个年龄段的“名人”，尚不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而位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者之列。换言之，像林妙可这个年龄段的“名人”假如代言了虚假广告，很难或者根本无法追究其法律责任，如果涉及刑事责任，更无法追究。因此，代言广告的名人应该限制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禁止未成年人代言广告。

其次，扩大广告责任主体范围。令人欣慰的是，2011年5月24日《新京报》新闻报道，据国家工商总局副局长甘霖介绍，《广告法》列入今年国务院的立法修订项目，经过大量调研和征求意见，工商总局已形成《广告法(修订送审稿)》报送国务院法制办，目前正配合法制办加快修订进程。《广告法(修订送审稿)》对现行广告法进行了较大修改，送审稿在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者三大主体的基础上，把参与广告代言、证明、推荐的“广告其他参与者”，包括名人、明星等公众人物也列为了需要规制的广告主体，把连带责任的主体扩展到个人，约束代言行为。如果该送审稿通过的话，届时广告代言人要为代言虚假违法广告承担相应的行政、民事等连带责任，构成犯罪的，还将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限制名人广告代言的范围。如医药类广告、保健品类广告以及食品广告，应该限制其广告代言，避免造成广泛影响和严重后果。

第四，增加名人对其代言广告真实性的审查义务。在法条中增加名人代言广告，其必须是所宣传产品在一定时间内的实际使用者或直接受益者，以达到名人代言广告履行真实性义务的目的。

法家名言篇5

一、常州方言中“家”的语法化过程

最初,“家”在常州方言中只用于构成简单名词,第一种是表示本义的住所,如“家庭”“国家”“我家”等;另一种是表示敬称,如“老人家”。“家”在这些简单名词中都读[ku]。

后来,“家”字开始用于“名词1+家+名词2”的格式中,这种格式用于地名的很多,通常情况是:“名词1”表示“姓氏”,“名词2”表示“村寨”等,包括“村、寨、田、营、坡、沟、湾、桥、坟、弄”等,就形成了“姓氏+家+村寨”格式。常州地名多以此格式命名,如“王家村”“丁家寨”“李家田”“刘家庄”“黄家桥”“曹家沟”“杨家弄”等等。另外还有以这些地名为基础产生的扩展地名,如“王家村墓地”“刘家庄花园”“杨家弄菜场”等等。这些地名中的“家”在语义上还具有明显的“家庭”“家族”的意思,因此语音上老派口语中都说[ku]。但近代年轻人读书时,由于受到普通话影响产生了文读形式[t?ia],于是偏向书面表达的“家庭”“家境”等词语中的“家”字在口语中逐渐演变成了[t?ia],造成了方言中的文白异读现象。

当“名词1+家+名词2”中的“名词1”不表示姓氏而表示“人称代词/亲属称谓/专有人名”,“名词2”不表示“村寨”等,而表示“亲属称谓”时,就形成了“人称代词/亲属称谓/专有人名+家+亲属称谓”的格式。例如“我家妈妈”“你家妹妹”“他家哥哥”“大伯家儿子”“表哥家媳妇”“张三家老婆”“李红家先生”等等。这些结构中的“家”,在语音上都读[ku],不读[t?ia];而在语义上却发生了明显变化,它们可以直接解释为“的”,其语法意义相当于吕叔湘先生所说的“领格”,当然它们同时还带有“家庭”的语义,因此可以进行双重分析。由此可以看出,语法化了的语词多少还保留着原来实词的一些特点。由于以上提到的结构在常州方言中使用十分频繁,同时也处在动态变化中,语义表达的重点也在不断地移动,所以仔细分析后的结果是:表示“家庭”意义的名词“家”逐渐语法化为表示“的”的意义的结构助词“家”。

当“亲属称谓+家+亲属称谓”格式中充当中心语的第二个“亲属称谓”被名词“家”替换时,“名词1+家+名词2”就变成“人称代词/亲属称谓/专有人名+家+家”文秘站:的格式。例如“我家家”“你家家”“姨夫家家”“李四家家”“王大爷家家”等等。这种格式就只能进行一种分析了:每个例子中的第一个“家”,语音上读[ku],语义上已经完全表示“的”;而每个例子中的第二个“家”,语音上仍然是读[ku],但语义上则表示“居所”或抽象的“家庭”。所以,“我家家”只能说成是[?ou ku ku],而不能说成[?ou t?ia t?ia]、[?ou t?ia ku]或[?ou ku t?ia],意思是“我的家”。这些结构中的“家”,已经完成了名词“家”语法化为结构助词“家”的过程。

这里还有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当“人称代词/亲属称谓/专有人名+家+家”的句式中的“家”只出现一个时,这个“家”情况有点特殊:如果“名词1”是人称代词的单数形式,那么剩下的这个“家”读[ku];如果“名词2”是人称代词的复数形式,那么剩下的“家”读[t?ia]。但是,无论其语音形式如何不同,它们的语义都固指“居所”或抽象的“家庭”。例如:

(1)我家[ku] = 我们家[t?ia]

(2)你家[ku] = 你们家[t?ia]

(3)他家[ku] = 他们家[t?ia]

综上所述,常州方言中“家”的语法化具有很强的语境限制,这种变化只发生在非常局部的语境——“名词1+家+名词2”的格式中。名词“家”语法化为结构助词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1.“姓氏+家+村寨”

2.“人称代词/亲属称谓/专有人名+家+亲属称谓”

3.“人称代词/亲属称谓/专有人名+家+家”

第一阶段中的“家”,还明显具有“居所”或抽象的“家庭”的语义;第二阶段中的“家”可以分析为“居所”或抽象的“家庭”,也可以分析为结构助词“的”;而到了第三阶段中的“家”就只能分析为结构助词“的”了。二、常州方言中结构助词“家”对前后语词的语义限制我们把结构助词“家”出现的语法格式记作“名词1+家+名词2”,这个“家”的语义相当于“的”,于是“我家家”和“我的家”出现了共存的现象。但是“家”不能代替“的”,只是在很小的语境中与“的”共存。也就是说,使用“名词1+家+名词2”这一格式时,存在很多的限制,包括对“名词1”的限制,对“名词2”的限制,以及对整个格式的限制。

1.“名词1+家+名词2”对“名词1”的语义限制

常州方言中的“名词1”只能是人称代词、专有人物称谓名词或亲属(包括准亲属)人物称谓名词。由人称代词充当的,如“我家舅舅”“她家哥哥”等;由专有名词称谓的名词充当的,如“小王家妹妹”“小刚家老婆”“保姆家儿子”等等。要注意,其中“保姆家儿子”中的“保姆”必须是有定的,是“保姆”中具体的某一个“保姆”,实际上是指“这个保姆家儿子”或者“那个保姆家儿子”:总之,是谈话双方共同默认的特指的对象。还有由亲属人物称谓的名词充当的,如“李大爷家小孩”“王大妈家女儿”等。值得注意的是,无生命的事物不能充当“名词1”,不能说“自行车家轮子”“学校家老师”“商店家顾客”等;人以外的动物也不能充当“名词1”,不能说“兔子家尾巴”“猫家爪子”等;且“名词1”不能使用复数形式,不能说“他们家妈妈”“孩子们家玩具”等。

2.“名词1+家+名词2”对“名词2”的语义限制

对“名词2”的语义限制比对“名词1”的语义限制更加严格。“名词2”只能是表示亲属(准亲属)人物称谓和专有人物称谓的名词,连用于“名词1”的人称代词也不能使用。不能说“你家车子”“他家电视”“我家他”等。但如果中间加上“的”则是可以的,如“你家的车子”“他家的电视”“我家的他”等;不过这些结构中的“家”还是“居所”或“家庭”的意思,并未语法化为结构助词。

3.“名词1+家+名词2”对“名词1”和“名词2”的语义关系的限制

法家名言篇6

从名言警句中汲取营养

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广大官兵在人生追求、价值取向等问题上面临诸多新的考验。陕西部队五支队把读好书摘名言警句、育新人作为加大人生观、价值观教育辅助手段。配合人生观教育，组织战士阅读品德修养书籍，摘抄雷锋、苏宁等名言，让青年战士从革命英雄人物的名言中受到启迪，寻找“人为什么活着，怎样立身做人”的答案。最近，他们针对官兵的思想实际，组织官兵阅读《青年战士的楷模＿＿李向群》《李向群日记摘抄》、《绿色年华丛书》等，让战士从中摘抄名言警句。战士孟新明摘抄“没有高尚的精神追求就等于没有灵魂”后，写下了“追求高尚的精神生活才是我的人生追求，只有这样才能不被低级庸俗、颓废、腐朽的东西所污染，才能在思想上、政治上不断进步，使自己的人生有价值、有意义”的心得体会。配合优良传统教育，组织官兵阅读革命战争题材书籍，摘抄革命前辈名言，激励大家永葆本色。他们为大家推荐了《忆长征》、《圣地风景》、《永恒星座》、《热血英魂》等书籍，引导大家摘抄“人的一生都在长征，这是最可贵的人生价值。”等名言。战士吴永军在看完《红军长征的故事》后写到“我们要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和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决心，继承优良传统，争做跨世纪四有军人。配合法纪教育，他们组织战士阅读《军人涉法回答》、《绿色方圆》等书籍，摘抄“无规矩不成方圆”、“一失足成千古恨”等名言，使战士从血的教训中看到违法乱纪的危害，增强自觉学法、严格守法、依法执勤、争做护法卫士的自觉性。

战士王志鹏从小就失去母亲，性格孤僻。指导员张国力得知后，推荐《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士兵生活导航》等书让其从中多摘抄名言，多体会名言，进而教育他像保尔那样热爱生活和事业。江苏籍战士李壮是独生子，在家养成了花钱大手大脚的毛病，当兵第一年就花了家里4000多元。对此，中队干部给他送去《雷锋》、《革命军人思想品德修养》等书籍，要求他每天至少从中摘抄3至5句名言警句，使他从书中领悟到了人作真谛，自觉改掉了不良习惯。

干部通过检查摘抄的名言警句发现战士暴露的思想问题350多个，用名言解决战士的思想问题80多个，名言摘抄本成了联系官兵的纽带和桥梁。

法家名言篇7

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广大官兵在人生追求价值取向等问题上面临诸多新的考验。陕西部队五支队把读好书摘名言警句育新人作为加大人生观价值观教育辅助手段。配合人生观教育，组织战士阅读品德修养书籍，摘抄雷锋苏宁等名言，让青年战士从革命英雄人物的名言中受到启迪，寻找“人为什么活着，怎样立身做人”的答案。最近，他们针对官兵的思想实际，组织官兵阅读《青年战士的楷模＿＿李向群》《李向群日记摘抄》《绿色年华丛书》等，让战士从中摘抄名言警句。战士孟新明摘抄“没有高尚的精神追求就等于没有灵魂”后，写下了“追求高尚的精神生活才是我的人生追求，只有这样才能不被低级庸俗颓废腐朽的东西所污染，才能在思想上政治上不断进步，使自己的人生有价值有意义”的心得体会。配合优良传统教育，组织官兵阅读革命战争题材书籍，摘抄革命前辈名言，激励大家永葆本色。他们为大家推荐了《忆长征》《圣地风景》《永恒星座》《热血英魂》等书籍，引导大家摘抄“人的一生都在长征，这是最可贵的人生价值。”等名言。战士吴永军在看完《红军长征的故事》后写到“我们要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和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决心，继承优良传统，争做跨世纪四有军人。配合法纪教育，他们组织战士阅读《军人涉法回答》《绿色方圆》等书籍，摘抄“无规矩不成方圆”“一失足成千古恨”等名言，使战士从血的教训中看到违法乱纪的危害，增强自觉学法严格守法依法执勤争做护法卫士的自觉性。

战士王志鹏从小就失去母亲，性格孤僻。指导员张国力得知后，推荐《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士兵生活导航》等书让其从中多摘抄名言，多体会名言，进而教育他像保尔那样热爱生活和事业。江苏籍战士李壮是独生子，在家养成了花钱大手大脚的毛病，当兵第一年就花了家里4000多元。对此，中队干部给他送去《雷锋》《革命军人思想品德修养》等书籍，要求他每天至少从中摘抄3至5句名言警句，使他从书中领悟到了人作真谛，自觉改掉了不良习惯。

干部通过检查摘抄的名言警句发现战士暴露的思想问题350多个，用名言解决战士的思想问题80多个，名言摘抄本成了联系官兵的纽带和桥梁。

法家名言篇8

关键词：名人广告；主要问题；研究对策

中图分类号：F713.8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10-0-01

社会知名度高且具有一定美誉的名人通常是广告商推选的宠儿，因为用名人代言广告会产生很明显的广告效应，有利于提高产品的关注度。通常知名的娱乐明星、体育明星、电视明星、专家学者、政治领袖、英雄模范等都具有较高的人气，他们所代言的广告品牌自然会让消费者提高信任度，但是广告行业的管理并不是很规范，导致了很多名人广告实际上存在虚假欺骗的行为，不仅破坏了产品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地位，还损害了名人的声誉。

一、名人广告现存的主要问题分析

（一）盲目过度的推崇名人效应

有些企业因为选用名人代言产品一举取得成功，名人带来的巨大利润致使其他企业都想选用名人广告这种方式来推销自己的产品。但是选取的名人不一定代言任何产品都能产生火爆的关注度。由于过高的估计了名人广告的效果，企业花费巨资确适得其反并未得到理想的预期效果。想着借助名人的效应和明星广告一步登天，却不知明星代言的任何一个负面效应都会对品牌产生致命影响[1]。

（二）选择并不合适的名人代言产品

名人就是活动的广告，即“活广告”。如果企业选择的代言人不合适，会直接产生负面的广告效果。有的企业在选择名人代言广告时只注重名人的名气，并未充分发挥其职业形象与企业产品之间的关联性，这样的名人广告推出之后并不能让消费者信服，不能让该产品在同类产品中被人们明确认可，使得广告效果大打折扣。而同一个名人在同一时期代言多个不同范畴的品牌，不仅容易让消费者视觉疲劳，导致注意力减弱，容易发生品牌混淆，导致品牌形象错乱。

（三）有些名人代言的是虚假广告

名人在大众心目中的认知度高、辨识度高，相比陌生人而言，他们说的话更容易让消费者信任，他们推荐的广告产品，也更容易让消费者放下戒备心理，自然而然的信服。因此名人广告的真实性不仅关系到所代言的产品质量和安全性，也代表了名人自身的信誉。实际上商家在寻找名人代言广告的时候，有的盲目追求广告的效果和创意，不切实际的夸大和吹嘘产品功能，依靠球蒙蔽消费者，了虚假的广告。消费者听信这样的广告使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也因为虚假的广告使得正常的市场竞争被破坏，引发公众对名人广告的信任危机，使得名人自身的可信度大大降低[2]。

二、产生名人广告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利益的驱使导致问题广告产生

在金钱和利益的诱惑下，驱使商家和名人只看重金钱和自己能获得的高额利润，社会责任感淡漠，价值观的偏离，铤而走险不惜损害消费者的利益。有的名人看中自己的一己私利，没有验证产品的真伪，夸大其词的广告内容介绍，诱导消费者上当受骗。同时使假的名人广告层出不穷；广告公司单单追求经济方面的效益而忽视社会效益，而广告媒介由于市场竞争的多元化，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惜放弃媒体良知，拉广告不看内容只看钱。这些现象最终造成违法违规广告屡禁难止。

（二）相关法律制度不完善

之所以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名人代言虚假广告，与我国相关广告行业及监管部门的法律制度不完善有关。我国对虚假广告限制和管理法规相对欠缺。在我国的《广告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相关法律条文中，对虚假广告的具体认定标准过于简单。名人代言虚假广告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也存在一定的监管空缺。

（三）新闻媒体监督不力

新闻媒体对广告和名人的可信度有一定的舆论监督作用。但是在我们国家，新闻媒体对广告的舆论监督作用并没有完全的发挥出来，媒体组织失去了必要的社会责任感。由于新闻传媒依靠广告来创收入，经济效益成为他们所关注的焦点，社会责任心被抛之脑后，广告内容的真实性没有的到有效监管，从而导致虚假广告越来越多。

（四）消费者一味盲从，维权的意识淡薄

事实上，消费者购物时只片面的考虑到名人的社会威望就断定其代言的广告产品一定是可靠的；有的则是因为名人的魅力效应，作为粉丝盲目跟风，认为名人所推荐的东西就一定质量过关。实际上，很多的消费者是因为名人广告的诱导才购买的广告产品，当发现名人广告中的产品是假冒伪劣的商品后，很多消费者维权意识淡薄，并没有选择用合法方式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让不法商家有了继续骗人漏洞。

三、处理名人广告问题的对策研究

（一）企业应树立正确的名人广告意识

名人广告的主体――企业，应该在用名人推广产品的时候树立一个正确意识，通过理性的思维来选择代言人，切勿盲目高估了名人广告的效果。企业要想长期健康的占据市场优势，关键要素是产品的质量，在正确理性的认识下不仅能够通过广告促进产品销售量，还能够提高企业产品的质量，真正依靠消费者的口碑和名人效应相结合获得更好的成功。

（二）整体评估，科学的甄选名人

企业要选择的名人首先要能被消费群体认可和接受，名人的形象要与企业产品的特色相符合；另外，名人广告从消费者对名人的喜爱角度入手，将这种喜爱转嫁到名人推荐的产品上，企业在选择名人代言时应充分考虑其目标客户的年龄、喜好、习惯等特点；除此以外还要分析同一时期该名人代言的其他广告产品的情况，避免同类或者类似的广告。只有多方面综合的考虑，才能避免名人广告扎堆投放对产品宣传造成的不利影响。

（三）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并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大惩罚力度

鉴于在以往出现的虚假广告方面法律法规的缺失，我们应该总结各项监管漏洞，及时制定并完善相关监管法规。提高名人和企业及广告媒体在虚假广告方面的重视程度，避免利益面前相关人士有机可乘，加大惩罚和监管的力度，使任何一方都不敢逾越法规的限制。

由此可见，名人要珍惜自身的明星价值资源，不要轻易代言质量无保障的产品。企业利用名人广告的同时更应该提高产品的品质，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消费者要增强自我保护的意识，增强对真假良恶信息的辨识力，提高对名人广告的免疫力。只有各个环节和部门相互的配合，提高道德和社会责任心，才能使名人广告更加健康的发展下去。

参考文献：

[1]徐红，倪丹.名人广告的规范化研究[J].视听，2015（2）：150-151+184.

法家名言篇9

关键词:道德失范 对策 广告 名人

名人即指在社会上有较高知名度和一定美誉度,能为社会公众心理所接受,其行为能对社会公众产生较大影响的公众人物。从广义的范围上来看,名人包含体育娱乐文化明星、专家学者、英雄模范、知名企业家和政治领袖。本文所指的名人主要是体育娱乐文化明星。名人代言广告是名人利用自身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应广告主聘请推广商品或信息的行为。中国现代名人广告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经过20年的发展已占广告市场的半壁江山。而近年来,由于广告法规的滞后,名人广告管理不力、审查不严,媒体及部分名人一味追求经济利益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名人广告纠纷不断。名人在广告中的道德失范问题也随即产生,并且日益突出。

名人在广告中道德失范的表现

代言虚假广告,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广告的真实性是广告的生命之所在,也是法律对广告所做出的原则性规定。一般来说,广告的目的就是说服广大受众接受并购买它所宣传的商品或服务,它是一种有责任的宣传,具有引导消费的作用。名人因其有一定的社会知名度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其言行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关注。因此,名人代言广告应更加谨慎。但目前名人广告市场鱼龙混杂,虚假广告频频出现。

所谓虚假广告是指采用欺骗的方法或者引人误解的陈述,对商品或者服务的主要内容作不真实宣传的广告。名人代言虚假广告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代言的广告内容虚假,即名人在广告中的证言内容与产品的质量不符或承诺虚假。二是代言的广告内容与名人自身情况不一致。代言的广告内容与名人自身情况不一致,具体表现在名人或在广告中无病,或在不了解产品的情况下进行宣传,或在没有亲自使用过的情况下就说某某产品好,或出现广告内容与名人自己实际情况不符的现象,等等。国内一项调查表明:70%以上的人不相信名人本人当真是他们宣传产品的使用者。

代言活动中权利与义务失衡,违背公平原则。法治社会是一个强调权利和义务平衡的社会,这种平衡不仅指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平衡,也指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平衡。缺少平衡,最终导致的结果是谁的权利都不能依法得到保障。我国民法通则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任何民事主体在享受权利时,都必须履行相应的法律义务。这种权利义务对等即公平原则一旦被打破,和谐有序的社会秩序将无法形成,甚至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矛盾。目前,名人在代言广告活动中就出现了明显的权利与义务失衡。名人代言广告既可以获得巨额报酬,也可以借助所代言的广告提高出境率,保持较高人气,而且不用为后续工作或引发的各种社会、法律问题负责。

代言庸俗低劣的广告,违背健康向上原则。第一,形式上而言,名人代言的广告往往缺乏艺术品位。美国一位历史学家曾指出:“现代广告的社会影响力可以与具有悠久传统的教会及学校相匹敌。”而目前的名人广告多局限于王婆卖瓜或自我陶醉式的框架里,名人在广告中基本上都是用“我信赖”、“相信我,没错的”、“真不错,我一直用它”等之类的话语来不厌其烦地硬性推销一些连他们自己也可能不用的产品,缺乏文化内涵和艺术品位。

第二,从内容上来看,名人在广告中往往宣扬超现实观,误导人们的价值观。《广告活动道德规范》第7条规定:“广告主商业广告,应当自觉遵守和维护公共秩序和社会良好风尚,不应以哗众取宠、故弄玄虚、低级趣味等方式,片面追求广告的感官刺激和轰动效应,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第16条规定:“广告经营者应当注重广告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坚持商业广告创意设计中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导向,积极参与公益广告活动,倡导正确的道德观念和社会风尚。”

规范名人广告代言行为的对策

名人在广告活动中频频出现代言虚假广告、权利与义务失衡、代言的广告庸俗低劣等违背诚信、公平、健康等广告伦理原则的现象,究其原因,无外乎两个:一是主观原因,比如名人片面追求私利,缺乏社会责任感等;二是客观原因,如行业自律组织建设滞后、法律制度不健全、社会监管不力等。针对这些造成名人广告代言行为失范的原因,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加强名人个体道德修养。名人往往是社会公众人物,较普通人而言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较强的社会影响力,是大众心目中的榜样和典范,其在广告活动中的言行举止及所推崇的生活观念、消费观念等深刻地影响着广大消费者。因此,名人更应该加强自身道德修养,自觉遵守社会公德和广告道德规范,在广告活动中做到诚实守信、义利兼顾、弘扬科学的价值观和消费观。

建立行业自律机制,约束名人广告代言行为。名人的个体自律即自我约束往往是个体道德水平较高的体现,而目前要规范名人在代言广告活动中的行为仅仅依靠个体自律显然是行不通的。首先,应建立一个名人自律联盟;其次,制定规范,明确责任;再次,加强宣传和教育。具体而言,一是可以开辟网络渠道,即在广告协会、消协或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的网站上开辟名人广告专栏,刊载有关的法律条文、道德规范等,便于名人自主学习;二是积极开展一些交流、座谈等活动,探讨名人广告代言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进一步完善相关道德准则并加强宣传和教育;三是定期或不定期通过新闻媒体宣传相关道德准则也是可行途径之一。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名人的权利与义务。法律是执法的前提。健康的法制是社会安定和谐的保证。笔者认为,首先,应将广告代言人纳入《广告法》调整的主体之列。其次,明确广告代言者的权利和义务,加大处罚力度,尤其是对代言虚假广告的代言者的处罚规定。再次,积极探索和推进公益诉讼制度。公益诉讼一般是指任何组织或个人包括有关国家机关、法人、非法人组织及个人,对违反法律,侵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有权向法院,以追究违法者的法律责任的活动。公益诉讼成立的前提可以只有违法行为,只要被告有违法行为,无论是否有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秩序的结果,原告都可以。公益诉讼制度不仅可以有效保护社会大众的利益,也可以遏制名人的不法行径,以营造和维护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

此外,除了完善我国广告法体系,将明星代言纳入其中外,政府部门还应进一步规范我国的医药、保健品广告审批制度,杜绝假冒伪劣产品的出现,从源头控制。

完善行政监管机制,实行名人广告预审制度。笔者认为,要真正实现广告监管职能,必须建立一个既不属于政府广告管理机关,也不属于行业自律组织或广告社会监督组织的独立的广告监管机构,并提供法律和制度上的保障,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避免因权、利、情而出现“审而不查”、“查而不管”的现象。

目前,我国仅对利用电视、广播、报纸、期刊等媒介的药品、医疗器械、农药、兽药等广告做出了必须在广告之前由广告审查机关对广告内容进行审查的规定,但尚未建立完备的预审制度。构建完备的广告预审制度,对包括名人广告在内的所有待的广告进行内容和形式上的审查,把未经审查自行播放的广告均视为非法广告,这样就能够有效地从源头上把违法、违背道德的名人广告隔离在市场之外。

预审制度的建立和实施虽然能够有效地从源头上杜绝名人问题广告的出现,但是不可能全方位地监管广告。在现实社会中,不少广告主、广告经营者送审的广告内容是一套,播出的广告又是另一套,因此,还要不断拓宽监管渠道、加大日常监管力度。

健全社会监督体系,发动广大消费者的力量。健全社会监督体系是规范名人广告代言行为的重要途径之一。广告的社会监督体系主要由舆论监督和消费者监督两大部分构成。在社会实践中,应把舆论监督与消费者监督有机结合起来。第一,要增强媒体社会责任感,强化舆论监督;第二,要建立独立的消费者组织,增强消费者的广告监督意识;第三,要通过法律完善监管人员的权力和责任,处罚权、暂扣权、调查权要加大,同时责任要增加,严格执法;第四,应建立违法广告举报奖励制度,用经济手段激励社会公众举报违法广告,这样才能调动公众的积极性。

目前,随着名人广告的飞速发展,名人代言广告的现象已经十分普遍,由于主、客观等多方面的原因,名人在广告活动中道德问题频出,这不仅严重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还对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消费观念产生了不良影响,甚至给消费者带来了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损失,也对名人自身的名誉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只有从根本上端正名人的价值观和广告道德,营造有法可循、有制度保障、有监管和监督体系的外部环境,才能真正规范名人在广告活动中的行为,使名人广告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参考文献:

1.肖继军:《我国广告领域伦理失范现象探析》,《改革与战略》,2006(1)。

2.张明新:《名人广告何以能大行其道》,《传媒观察》,2003(12)。

3.国家工商局广告司,《关于广告审查员制度的有关问题》,《工商行政管理》,1998(15)。

4.王怀明:《国外名人广告效果研究》,《现代广告》,1998(3)。

法家名言篇10

关键词：《管子》；形名；道；法的来源

中图分类号：B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7740(2010)03―0222―02

《管子》包含的法律思想十分丰富，在法律来源方面也有深入的讨论。“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别，未有夫妇妃匹之合。兽处群居，以力相征。于是智者诈愚，强者凌弱，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故智者假众力以禁强虐，而暴人止。”法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并具有一定的功能性和目的性。最初的法是由“智者”制定，“假众人之力”来保证贯彻实施，效果是“暴人止”，社会治安得到了保障。商鞅，韩非子等人均从实用的角度来揭示法的起源，从经济、社会分工等方面描述法的产生，但是《管子》关于法的来源的讨论不仅限于此。《管子》用大量而明确的内容，从形名关系角度讨论了法的正当性来源――道。

一、形名之学是法律的逻辑基础

“名”是什么?“名非天造，必从其实”，名就是对事物外形的描画。汉字是一个图象的世界，一个“鱼”字指代的就是鱼这种对象，名和实之间存在特定联系。而“名”这个字是会意字，“名，自命也。从口，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它的本意是在某一对象不在眼前的时候，用一个特定称谓能够指代该对象。“名者，圣人之所以纪万物也”，万物正其名，则万物各得其所。

何谓形名关系?“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名当谓之圣人。姑形以形，以形务名，督言正名。”事物本来有外形，而其外形就有对应的名称，圣人凭借事物的外形来确定恰当的名称，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所以“形名”就是“名生于实”、“按实而定名”，形名问题也就是先秦名实关系的一部分。

那么形名之学与法律有何联系?《尸子》有言：“是非随名实，赏罚随是非”，意思是法律的应用是按照名实是否相符来展开的。胡适先生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儿子没有尽到孝敬父母的义务，就是“不孝”，就是一种“非”，如何找到“非”的标准?就是法律中对于“孝”的描述。《尹文子》有言：“名者，名形者也。形者，应名者也……故亦有名以检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检名。”这就使“名”成为是非、贵贱的客观标准，它会引起统治者的赏罚行为以及民众趋利避害的反应。在此可以引用李增先生的解释：法家之刑名较注重在法律之条文与法律被应用与事物内容之对应关系是否符合之程序，尤为重要者，在法律之制定(立法)与法律之审判(司法)，以及法律之引据于管理人事(行政)之间之关系是否符合而加以审查人事之得失功过以执行赏罚。此者为法家所谓“刑名学”。

其实不仅限于法家思想，对于所有国家来说，“名”都是社会管理的重要工具，“制断五刑，各当其名”，这句话揭示了形名关系对于法律的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与《管子》代表的齐法家对比，儒家也有正名说。孔子说“必也正名乎!”若不正名，其后果是“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这说明了形名关系对于国家的重要性，而这个形名关系也正是法治的逻辑前提。因此，《管子》中一句简单的“名正法备”，揭示了法律完备的前提――名正。

二、形名之学是道生法的途径

“凡道，无根无茎，无叶无荣，万物以生，万物以成，命之日道。”道在《管子》里是终极范畴，是万物产生的基础。“众物使得生育而各终其性命者也。故或以治乡，或以治国，或以治天下。”按此逻辑，《管子》之法也由道产生：“故事督乎法，法出乎权，权出乎道……万物皆以得，然莫知其极。”-

但是道是虚无缥缈的，“道也者，动不见其形，施不见其德”，虚无的道如何能够生成有形的法?答案只能是：法并非由道直接产生。正如《管子》所说：“圣人若天然，无私覆也；若地然，无私载也。私者，乱天下者也。凡物载名而柬，圣人因而裁之，而天下治，实不伤不乱天下而天下治。”法是由圣人秉承“道”这一根据，通过形名的方式而显现的。在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中有更为明确的说法：“是故天下有事，无不自为刑名声号矣。形名已立，声号已建，则无所逃匿正矣。”

在此，“物固有形，形固有名……以其形，因为之名，此因之术也。名者，圣人之所以纪万物也。”这里的“物”就不能仅仅立即为自然界的物，而应该更是人类的社会生活和行为；这里的“名”就不仅仅是名称，而更应该是“法令系统”。法律是根据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制定的，更进一步讲，名就是一系列法律条文和符号。“(道)虚无有，秋毫成之，必有形名。形名立，则黑白之分已。”

这里可以用一段文字表明道、圣人、形名、法的关系：“故执道者之观于天下也，必审观事之所始起，审其形名。形名已定，逆顺有位，生死有分，存亡兴坏有处，然后参之于天地之道，乃定祸福死生存亡兴坏之所在。是故万物不失理，论天下无遗策。故能立天子、置三公、而天下化之，之谓有道”简而言之，圣人观察事物，确立万物的形名，借此把虚无的道转化为有形的法，而形名之学正是道生法的关键环节。

由形名之学而来的法，一定会具静因、时变等特征。“以其形，因为之名，此因之术也”；“因也者，舍己而以物为法者也。感而后应，非所设也，缘理而动，非所取也。”这讲的是静因之道。“不可常居也，不可废舍也，随变断事也，知时以为度。”这讲的是时变。诚如司马谈所言“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指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