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思想范文10篇

法家思想范文篇1

1、法家思想简介

法家在先秦诸子中是最重视法律及其强制作用的一派,对法学也最有研究。他们对法的起源、本质、作用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乃至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1.1反对礼制

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应当按照新兴地主阶级的意志来立法,也只有按照新兴地主阶级意志所立的法才能称为“法”,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要求在法律面前与贵族平等的思想。

1.2“好利恶害”的人性论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①”韩非进一步把“好利恶害”的人性发展为自私自利的“自为心”②。

1.3“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人类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相应变化,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固步自封。

1.4“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

1.5对法律作用的高度重视

按照法家说法,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

在这里,想从另一个角度谈谈法律的作用,即法律作为治国方略的形式意义。法家强调法具有一种普遍的制约作用,它要约束的不仅仅是臣民,甚至包括了君主本人。其强调法律的成文化,使法律运作有高度的可预测性,认为这样有利于防止徇私。这些都表明了法家强调以国家暴力为后盾的法律的作用。法家主张“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但其“法”、“术”、“势”没有任何终极价值内涵,只是治理国家的手段而已。其始终强调治国的关键是“法”,而不是“人”,这些都充分说明法家对以“法”治国的推崇。

2、法家思想的正面积极影响

法家的阶级基础是新兴地主阶级,它是伴随着新兴地主阶级形成而后产生的,也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言人。它对我国奴隶制的转化和封建大一统局面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后世法治的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2.1法家重视法的客观性

二千多年前的法家思想家已经认识到,法是用以规范和衡量人们的行为的客观的、公正的准则,并因此把法比拟为度量衡。《管子》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

2.2法家强调法的强制性

法家非常强调“法”和“刑”的结合。他们认识到,使法有别于道德或“礼”等行为规范的最重要特征,便是法是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其后其后盾的,违法的后果,便是国家施予刑罚。《韩非子》说:“法者,宪令着于官府,赏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

2.3法家重视法的稳定性和统一性

法律既然是向人们传递关于行为规范的信息的媒介,如果不同的法律条文的要求是互相矛盾的,或是朝令夕改的,人们便会无所适从,法律的目标便不能实现。法家对此有充分的认识,故特别强调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

2.4法家注重法的权威性

法家思想的其中一个关键性的特征,是它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管子》说:“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之谓大治。”

2.5法家强调法的普遍性

法家的核心主张之一是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务求家喻户晓,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是有重大进步意义的。法家认为,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且应严格地贯彻执行,其运作应具有高度的可预见性,不应被官员恣意运用。

从上面论述的法家思想传统的正面价值中可以看出法家是极其重视法律的。他们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倡导法应公布、清晰、易明,从而主张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强调法的操作的可预见性,主张“信赏必罚”;重视法的强制性,力主“法”和“刑”相结合;注重法的客观性,认为它是公平、正直的客观准则;强调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反对法律频频变更等等,这些都是与我国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的,尤其是都强调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应高度规范化的运行。但从实质上看,法家思想与现代法治理念是不同的,现代法治是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理性、文明、秩序、效益与合法性的完美结合。所以,在我国,要建立现代法治,有必要对法家思想进行现代反思。

3、法家思想的负面消极影响

法家在中国传统思想流派中是最重视法律的,对法律的研究也颇有成效。当代美国学者皮文睿高度概括了“形式的、浅度的”法治概念,即统治者的权力不是任意运用的、而是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的,其对立面是人治。基于本文第二部份的分析,我们应该可以说,法家对于法的认识大致上是符合上述这种“形式的、浅度的”法治观的。即法家重视法律规则,强调法律应在政治和社会中高度规范化的运行,注重以“法”治理国家。但是,现代法治必然要求是“实质的、深度的”法治,它是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人权概念相辅相成的。可见,法家的基本价值、立场与我们现在所追求的法治还是有差距的。在我国正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际,有必要对法家思想进行现代反思。

3.1现代法治讲求法律至上,而法家则强调君权至上

法律至上,即为“任何个人与法律相比,法律都具有更高的权威。”①法律至上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理应置于首要位置。所有符合人民共同利益,符合宪法精神的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不允许有超越法律之外的特权与个人。法家君权至上的思想与法律至上的理念是不可调和的。权力至上与法律至上是两种不同的理念和制度,前者以个人权力为权威,赋予最高权力以最高和最终的支配力;而后者则以法为最高权威,一切权力都要受法律支配。二者无论在价值取向或实际选择上都是非此即彼的关系,绝无调和的可能。

3.2现代法治讲求权利平等,而法家思想则无权利平等观念

权利平等是指全社会范围内人们的权利是平等的,就是承认所有社会成员法律地位平等。只有人人平等,排除个别人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才能实现法律至上与法的统治。法家思想中,最容易被认为有平等色彩的是其关于“刑无等级”、“法不阿贵”的主张。我们不能因此过高地评价它的平等意义。首先,这种主张没有把君主包括在法律可制裁的范围内。其次,从法家人物的有关言论看,其主张的真实含义,是贵族犯法和庶民一样给以刑罚处罚。

3.3现代法治讲求权力制约,而法家则倡导极端的君主专制

权力制约是指所有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公共权力(主要是国家机构的权力),在其运行的同时,必须受到其他公共权力的制约。而法家倡导的极端君主专制的理论与现代法治的权力制约理论是不能相容的。民主与专制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制度,真正的法治从来都是与民主连在一起的。而专制制度从根本上讲,是反法治的。法家理论是一套以维护君权为核心,为君主谋富国强兵、长治久安之道的政治理论,其最大特点在于肯定君主的绝对权力。这种极端君主专制的理论,很难适应现代法治的要求。

3.4现代法治讲求权利本位,而法家的“法治”是以义务为本位的

权利本位是指,在国家权力和人民权利的关系中人民权利是决定性的,根本的;在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之间,权利是决定性的,起主导作用的。权利本位文化的实质,是个人权力的实定化和义务的相对化。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自主关系。而法家之所以强调法律普及是为了使“民莫敢为非”①。也就是说,法家讲法律普及目的在于使民众“配合”君主的专制统治,即韩非所言“以法教心”②。法家讲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中的法治是刑法,其从来不为民众设定任何权利,民众从来只有服从的义务。这些都是与现代法治所追求的权利本位相矛盾的。

法家思想范文篇2

首先我们先了解下法家管理思想的具体内容论文

先秦法家的治道思想是以法家价值论、人性论、历史论、知识论为基石,这四论构成了法家管理思想的哲学观;法家治道以道为本,以国之治强为目标,以法为行为标准,以势为运行力量,以术为操控方法,法、势、术亦相结合、三者互补,构成了法家思想的管理观,即:道---管理本质观,治强---管理目标观,法---管理行为观,势---管理组织观,术---管理控制观,以此构建了管理型法家治道模式。法家治道的管理内涵是:具备把握管理对象客观化基础和执掌事物规则,来实施组织目标。

下面,我们以扬子空调有限公司为例,从企业目标、组织架构、管理模式等方面,来详细阐述法家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积极影响。

扬子空调有限公司自2001年1月改制以来,一直将“成为业界最有价值和最受尊敬的企业之一”作为组织的远景目标,同时,每一个战略年度,公司都会制定出一个详细的年度经营目标,目标涵盖销售收入指标、产量指标、产品研发指标、工程设计指标、成本控制指标、利润指标、员工收入指标、文化建设指标等各个方面。正如法家所言:治强才是管理的目标,企业只有通过发展才能强大,这只是企业的短期目标,只有强大、更强大才能逐步实现组织的远期目标。

扬子空调有限公司成立之初,采取的是直线式管理模式,其最大的好处是决策层能够亲自掌控企业运行的每一个环节,没有过多的中间管理环节,减少多余的层级,快速反应、高效运行,这在企业初期取得了良好的管理效果。但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公司所要经营的业务范围越来越宽泛,原有的组织架构就无法满足管理的需求,于是从2005年起,企业大胆尝试对组织架构进行改革,从原来的直线式管理模式变革为事业部制管理模式,成立了5个事业部,在所有事业部之上,成立一个纯粹的职能管理机构---扬子空调总公司,对全公司的人、财、物进行统一管理和分配。事业部制的建立,从根本上形成了公司内部的市场化运作机制,划小了核算单元,真正做到了通过组织的分工与协同实现经营的灵活性和有效性,并最终促成总体管理目标的达成,为企业的健康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2008年,在原有5个事业部的基础上,又成立了农业人工环境事业部,更进一步实现了专业化的分工和精细化管理。

在法家看来,一个理想的、足以控制全局的组织结构,必须有一个能决定和支配整个系统的控制中心,设立有这样一个控制中心的的组织系统,是实现对组织的有效控制与管理的根本条件。

企业的运营,仅有目标和组织结构是远远不够的,完善的制度是基本的保障。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制度就是国家的法律法规;而对于一个企业而言,制度同样如法律一般。诸葛亮治蜀时曾说过:上下有节,为治之要,即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任何一个组织,没有健全的规章制度,是根本无法开展任何经营活动和管理活动的。

从2005年起,公司加强了各项管理制度的制定、修改完善和执行,这其中涉及基础规章、信息化建设、流程管理、薪资改革、物资采购、生产制造、质量监控、销售政策等各个方面。2006年,扬子空调总公司提出了建立“四化”企业的管理思想:即建立法制化、规范化、流程化、人性化的现代企业。2007年以来,公司又先后与国内多家著名的管理机构合作,陆续引进了“全面预算管理”、“人力资源管理”、“MRP采购管理”、“KPI管理系统”、“ERP管理系统”、“IE工程”等多个管理项目,使企业的制度化管理得到长足的进步。

当然,有制度,就必须要有执行!

法家强调:执法有信。用现代管理的话说:就是执行力是法制的保障,即有法必依。没有执行,所有的制度都是一纸空文。法家思想认为:管理行为也就是通过对人的行为动机和需要分析,以求人与组织的和谐,并引导恰当地适应人们的需求和对需求的渴望用以实施组织的目标。在企业的管理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对人的管理。现代管理学的控制职能是衡量和校正属下人员的各种活动,从而确保组织目标以及行为达到目标的各项工作得以实现。衡量绩效是控制活动重要方面,也是控制责任落实所在。对于包括领导者在内各个层次的人员,控制的职能均是必不可少的,控制对象包括人、事、行为等在内,因此控制是管理的关键环节和基本手段。这里所说的“控制”,就是依照制度的执行过程。

我们都知道,一支在战场上的部队,每名战士必须始终保持服从指挥、步调一致,否则永远都打不了胜仗,最终只会被对手消灭。企业也是一样,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过程中,必须在严格的制度化管理下,每一个组织成员都能做到目标一致、方向明确、思想统一、行为规范,这样才能实现员工行为与企业目标的高度统一,否则,企业将始终处在一种混乱状态,最终只会离目标越来越远、直到被竞争对手消灭。

扬子空调有限公司发展的9年时间,先后经历了三个不同的管理模式:

2001-2003:人性管理模式,以人格魅力作为主要手段;

2004-2007:制度管理模式,强调过程控制和绩效考核;

2008-----:战略管理模式,强调企业的价值观和目标管理;

社会是由人构成的,其主要的活动由政治、经济、文化三大部分构成,按马克思的理论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又影响着经济基础”。企业作为社会组织的一部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企业的目标是利益的最大化。而想获得利益的最大化,就必须提供价值的最大化,这是相辅相成的。不能提供价值的企业,将得不到支持和尊重。正如前文所述:扬子空调的愿景是“成为最有价值和最受尊重的企业之一”,而“最受尊重”,就是指所提供的价值是符合社会利益的、所获得的利益也是符合社会利益的;“最有价值”,就是指利益的最大化。

法家思想范文篇3

关键词：法家思想；公共管理；创新

我国公共管理的研究集中于对西方公共管理思想和制度体系的研究，而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借鉴几乎处于空白状态。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与政府机构改革的进行，公共管理面临的难题不断增加，创新是必然趋势。指出：“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既需要对我国的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众所周知，管理思想和管理经验必然深深地镌刻着民族文化的烙印，我国千百年来的管理智慧和底蕴积淀对公共管理创新具有相当大的人文道德价值和经济社会效益借鉴意义。本文将法家思想中极具特色的思想作为研究公共管理创新的文化平台，为其创新寻求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想文化基础和民族底蕴。

一、研究法家思想的意义

法家管理思想既是我国古代众多改革家、思想家、政治家智慧的结晶，也是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和宝贵的精神财富。它萌芽于春秋，发展于战国，并在战国末期达到成熟，它不断地超越自我，最终完成理论体系的构建，在政治上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朝，自汉代以后，统治者多采取外儒内法的方式来管理、统治国家和臣民。虽然中国文化以儒家为主流，但是作为具有实践向度的法家管理思想，如“事断于法，是国之大道”“不法古，不循今”等，仍历经千年而不衰，对当今社会发展和当代社会治理具有启发意义，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理论也极具借鉴价值。

二、法家代表人物及其思想概述

1.管仲的思想主张

⑴治国以法，治人以德的治国思想。“圣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数而不任说，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然后身佚而天下治。”这表明管仲极重法度，认为法度是进行管理的根本。“以规矩为方圆则成，以尺寸量长短则得，以法数治民则安。”表明管仲重视立法，只有建立法度让人们有法可依，才能做到有法必依，以法制的准绳治民安邦。管仲提出“厚其生，输以财，遗以利，宽以政，匡其急，振其穷”的德政具体化措施，管仲还说：“凡此六者，德之兴也。”管仲提出的施政以德的具体措施包括发展农业生产、兴修水利道路、轻徭薄役、社会保障与扶助等各个方面，他将解决人民物质生活的需要提高到德政方面，这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重大突破，对如今的政策制定、改善和保障民生仍具有重要借鉴意义。⑵赏以劝善，罚以除恶的赏罚观。管仲非常重视赏罚分明，客观公正。“喜无以赏，怒无以杀；喜以赏，怒以杀，怒乃起，令乃废，骤令不行，民心乃外。”这说明赏罚必须要有明确的标准，如果以君主的喜恶为标准，则法令失去意义，百姓不忿，国家也会动荡。这样的赏罚观在今天依然适用，对工作人员的嘉奖或赏罚，必须按照规章制度进行，才能够保证公平。

2.商鞅的思想主张

⑴宏观的法治观。“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所以备民也。”“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以治法者强，以治政者削。”这表明要把法令作为治国的根本，要建立令民众能够懂得的法令，实行普法教育，使得官吏能够依法执法，民众能够知法守法，同时还要处理好依法和用权的关系。商鞅认为，无论法律还是政令，都只能出自国君一人，这样才能够保证法律政令的唯一性。⑵“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革新变法的思想，是商鞅思想的精髓，在《商君书》中详细记述了争论变法的问题，“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代不同法而霸”“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成为商鞅提倡变法的名言。表明了治国之道，只要对国家有利，不一定要拘泥于古法。“圣人不法古，不修今。法古则后于时，修今则塞于势。”进而说明只有不断变革，顺应时展，才能使国家发展富强。

3.韩非的思想主张

⑴“法”思想。在韩非的思想管理体系中，法是治国的根本原则。韩非认为，“道法万能，智能多失”，他主张“以道为常，以法为本”，他坚持“一民之轨，莫如法”。“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制定严格的法律可以帮助君主达到社会安定、国家富强和巩固统治的目的。他反对儒家“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观念，提出“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他认为只有消除凌驾于法之上的特权，营造平等的环境，才能使法本身得到多数人的遵守。韩非关于法的思想，具有跨越时代的意义，对今天的立法工作和加强法治建设具有进步意义。⑵“功”思想。韩非把经济效益概括为“功”，说：“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谓功。”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提出的朴素的产出原理，为提高经济管理效益指明了方向，也是进行经济决策和经济考核应该遵循的原则。众所周知，管理是以提高人类组织效率与能力为最终导向的组织行为。“功”的最终目的就是向管理要效益，促进经济发展，使国家富强。在这样的前提下，只有拥有足够的物质基础，才会让国家提倡的价值观落实到政策法令中，落实到行动上，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⑶用人唯贤的用人思想。韩非的用人思想强调德才兼备，但更突出因任授官，不拘一格选拔人才。韩非提出“因任而授官，程能而授事”，他认为无论是“授官”还是“授事”，都应与这个人的才能、贤德相适应，他提出“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不羞其卑贱也，以其能为可以明法，便国利民，从而举之。”他强调任用贤能之人。韩非的用人主张，为社会中下层的有能之士提供了发展的平台，对国家和民众皆有裨益。

三、法家思想对当代公共管理创新的启示

1.刚柔并济，法治与德治相结合

管仲提出只有建立法度才能令人们有法可依；商鞅的宏观法治观提倡对百姓和官员进行普法教育；韩非则倡导消除凌驾于法之上的特权。凡此种种，皆验证了法的重要性。法治是现代化国家的象征。法治对于实现公共管理的公正性而言，是一个重要的途径。以来，我国法治进程取得明显进步，但是依然存在问题。国家在不断发展，人们的法律意识在增强，但我国东西部发展差距大，在经济落后地区有些人们依旧缺乏法律意识。管仲的德治观念不仅提倡施政以德、同时还将德治奠基于满足人民欲望，顺民意，得民心上。而如今的德治是指用人类社会的道德控制和评价社会成员及其行为。现在的德治是自律，为民的因素考虑得还不足够。在公共管理中，德治与法治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关系。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公共管理强调政府对社会治理的主要责任，所以在公共管理中，要将德治与法治有机结合，刚柔并济，充分考虑人民的利益。

2.做好公共管理者的选拔工作

韩非提出要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因任而授官，程能而授事”。当前选拔人才考试侧重于笔答口问，而且对考试人员是否具有考试资格有明确的要求，这就有可能将一些实践经验丰富，而缺乏考试资格的人排除在外；同时在考试选拔中，注重知识和书面能力，而对于参考人员道德水平得高低无法具体了解，如果一个公共管理者有才无德，那么他在进行公共管理活动时的所作所为就有可能损害集体或人民的利益。

3.提高公共政策的社会责任感和效率性

在公共管理活动中制定的公共政策要想顺利实施并取得应有的效益，就必须考虑到公共政策的推进路径、动力源、价值取向等问题。因为公共政策面向的群体是人民群众。所以公共政策要注重社会责任感和推进效率。首先，公共政策的制定要顺应客观规律。我国目前实行的一系列保护生态的政策，正是尊重自然规律，保障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造福于后代子孙的政策。其次，公共政策的制定要权衡利弊，讲求效益。不能因小失大，为了眼前利益而损害长远利益。第三，保持政策的稳定性。法家思想注重变法革新，但又认为过度频繁的变法或改革，会带来负面效应。所以法家思想中又有“贵静”的主张。政策实施的效果不会立竿见影，这往往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如果政策朝令夕改，不仅浪费巨大，损害经济，而且也会造成人民的不满，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

4.加强公共管理创新

“变则通，通则达，达则久”，如果一味守旧，不求创新，那么只能被淘汰。法家思想只有不断发展、创新，迎合时展的要求，才帮助秦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才能在汉以后和儒家思想中占据高地。当前，我国的公共管理不仅理论要创新，同时实践也要创新。法家思想对公共管理创新具有重要意义，法治、德治、赏罚分明、选拔用人……对当今公共管理创新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我们不断向西方学习的同时，也应该回过头看看我们中华五千年的智慧瑰宝。吸收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为当代服务，这有助于使传统文化焕发新的生机，也能够更好地为社会服务。法家思想是历史洪流中的一颗明珠，它内容丰富，内涵深刻，以跨越历史的超前认识，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财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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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孔雁.《韩非子》管理思想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3]才金城，张秀琴，等.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与智慧[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4]张康之，凌岚，等.公共管理理论导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5]刘熙瑞.中国公共管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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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萧伯符，汤建华.法家思想体系略论[J].法学评论，2003（4）.

法家思想范文篇4

首先我们先了解下法家管理思想的具体内容

先秦法家的治道思想是以法家价值论、人性论、历史论、知识论为基石,这四论构成了法家管理思想的哲学观;法家治道以道为本,以国之治强为目标,以法为行为标准,以势为运行力量,以术为操控方法,法、势、术亦相结合、三者互补,构成了法家思想的管理观,即:道---管理本质观,治强---管理目标观,法---管理行为观,势---管理组织观,术---管理控制观,以此构建了管理型法家治道模式。法家治道的管理内涵是:具备把握管理对象客观化基础和执掌事物规则,来实施组织目标。

下面,我们以扬子空调有限公司为例,从企业目标、组织架构、管理模式等方面,来详细阐述法家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积极影响。

扬子空调有限公司自2001年1月改制以来,一直将“成为业界最有价值和最受尊敬的企业之一”作为组织的远景目标,同时,每一个战略年度,公司都会制定出一个详细的年度经营目标,目标涵盖销售收入指标、产量指标、产品研发指标、工程设计指标、成本控制指标、利润指标、员工收入指标、文化建设指标等各个方面。正如法家所言:治强才是管理的目标,企业只有通过发展才能强大,这只是企业的短期目标,只有强大、更强大才能逐步实现组织的远期目标。

扬子空调有限公司成立之初,采取的是直线式管理模式,其最大的好处是决策层能够亲自掌控企业运行的每一个环节,没有过多的中间管理环节,减少多余的层级,快速反应、高效运行,这在企业初期取得了良好的管理效果。但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公司所要经营的业务范围越来越宽泛,原有的组织架构就无法满足管理的需求,于是从2005年起,企业大胆尝试对组织架构进行改革,从原来的直线式管理模式变革为事业部制管理模式,成立了5个事业部,在所有事业部之上,成立一个纯粹的职能管理机构---扬子空调总公司,对全公司的人、财、物进行统一管理和分配。事业部制的建立,从根本上形成了公司内部的市场化运作机制,划小了核算单元,真正做到了通过组织的分工与协同实现经营的灵活性和有效性,并最终促成总体管理目标的达成,为企业的健康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2008年,在原有5个事业部的基础上,又成立了农业人工环境事业部,更进一步实现了专业化的分工和精细化管理。

在法家看来,一个理想的、足以控制全局的组织结构,必须有一个能决定和支配整个系统的控制中心,设立有这样一个控制中心的的组织系统,是实现对组织的有效控制与管理的根本条件。

企业的运营,仅有目标和组织结构是远远不够的,完善的制度是基本的保障。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制度就是国家的法律法规;而对于一个企业而言,制度同样如法律一般。诸葛亮治蜀时曾说过:上下有节,为治之要,即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任何一个组织,没有健全的规章制度,是根本无法开展任何经营活动和管理活动的。

从2005年起,公司加强了各项管理制度的制定、修改完善和执行,这其中涉及基础规章、信息化建设、流程管理、薪资改革、物资采购、生产制造、质量监控、销售政策等各个方面。2006年,扬子空调总公司提出了建立“四化”企业的管理思想:即建立法制化、规范化、流程化、人性化的现代企业。2007年以来,公司又先后与国内多家著名的管理机构合作,陆续引进了“全面预算管理”、“人力资源管理”、“MRP采购管理”、“KPI管理系统”、“ERP管理系统”、“IE工程”等多个管理项目,使企业的制度化管理得到长足的进步。

当然,有制度,就必须要有执行!

法家强调:执法有信。用现代管理的话说:就是执行力是法制的保障,即有法必依。没有执行,所有的制度都是一纸空文。法家思想认为:管理行为也就是通过对人的行为动机和需要分析,以求人与组织的和谐,并引导恰当地适应人们的需求和对需求的渴望用以实施组织的目标。在企业的管理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对人的管理。现代管理学的控制职能是衡量和校正属下人员的各种活动,从而确保组织目标以及行为达到目标的各项工作得以实现。衡量绩效是控制活动重要方面,也是控制责任落实所在。对于包括领导者在内各个层次的人员,控制的职能均是必不可少的,控制对象包括人、事、行为等在内,因此控制是管理的关键环节和基本手段。这里所说的“控制”,就是依照制度的执行过程。

我们都知道,一支在战场上的部队,每名战士必须始终保持服从指挥、步调一致,否则永远都打不了胜仗,最终只会被对手消灭。企业也是一样,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过程中,必须在严格的制度化管理下,每一个组织成员都能做到目标一致、方向明确、思想统一、行为规范,这样才能实现员工行为与企业目标的高度统一,否则,企业将始终处在一种混乱状态,最终只会离目标越来越远、直到被竞争对手消灭。

扬子空调有限公司发展的9年时间,先后经历了三个不同的管理模式:

2001-2003:人性管理模式,以人格魅力作为主要手段;

2004-2007:制度管理模式,强调过程控制和绩效考核;

2008-----:战略管理模式,强调企业的价值观和目标管理;

法家思想范文篇5

首先我们先了解下法家管理思想的具体内容

先秦法家的治道思想是以法家价值论、人性论、历史论、知识论为基石,这四论构成了法家管理思想的哲学观;法家治道以道为本,以国之治强为目标,以法为行为标准,以势为运行力量,以术为操控方法,法、势、术亦相结合、三者互补,构成了法家思想的管理观,即:道---管理本质观,治强---管理目标观,法---管理行为观,势---管理组织观,术---管理控制观,以此构建了管理型法家治道模式。法家治道的管理内涵是:具备把握管理对象客观化基础和执掌事物规则,来实施组织目标。

下面,我们以扬子空调有限公司为例,从企业目标、组织架构、管理模式等方面,来详细阐述法家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积极影响。

扬子空调有限公司自2001年1月改制以来,一直将“成为业界最有价值和最受尊敬的企业之一”作为组织的远景目标,同时,每一个战略年度,公司都会制定出一个详细的年度经营目标,目标涵盖销售收入指标、产量指标、产品研发指标、工程设计指标、成本控制指标、利润指标、员工收入指标、文化建设指标等各个方面。正如法家所言:治强才是管理的目标,企业只有通过发展才能强大,这只是企业的短期目标,只有强大、更强大才能逐步实现组织的远期目标。

扬子空调有限公司成立之初,采取的是直线式管理模式,其最大的好处是决策层能够亲自掌控企业运行的每一个环节,没有过多的中间管理环节,减少多余的层级,快速反应、高效运行,这在企业初期取得了良好的管理效果。但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公司所要经营的业务范围越来越宽泛,原有的组织架构就无法满足管理的需求,于是从2005年起,企业大胆尝试对组织架构进行改革,从原来的直线式管理模式变革为事业部制管理模式,成立了5个事业部,在所有事业部之上,成立一个纯粹的职能管理机构---扬子空调总公司,对全公司的人、财、物进行统一管理和分配。事业部制的建立,从根本上形成了公司内部的市场化运作机制,划小了核算单元,真正做到了通过组织的分工与协同实现经营的灵活性和有效性,并最终促成总体管理目标的达成,为企业的健康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2008年,在原有5个事业部的基础上,又成立了农业人工环境事业部,更进一步实现了专业化的分工和精细化管理。

在法家看来,一个理想的、足以控制全局的组织结构,必须有一个能决定和支配整个系统的控制中心,设立有这样一个控制中心的的组织系统,是实现对组织的有效控制与管理的根本条件。

企业的运营,仅有目标和组织结构是远远不够的,完善的制度是基本的保障。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制度就是国家的法律法规;而对于一个企业而言,制度同样如法律一般。诸葛亮治蜀时曾说过:上下有节,为治之要,即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任何一个组织,没有健全的规章制度,是根本无法开展任何经营活动和管理活动的。

从2005年起,公司加强了各项管理制度的制定、修改完善和执行,这其中涉及基础规章、信息化建设、流程管理、薪资改革、物资采购、生产制造、质量监控、销售政策等各个方面。2006年,扬子空调总公司提出了建立“四化”企业的管理思想:即建立法制化、规范化、流程化、人性化的现代企业。2007年以来,公司又先后与国内多家著名的管理机构合作,陆续引进了“全面预算管理”、“人力资源管理”、“MRP采购管理”、“KPI管理系统”、“ERP管理系统”、“IE工程”等多个管理项目,使企业的制度化管理得到长足的进步。

当然,有制度,就必须要有执行!

法家强调:执法有信。用现代管理的话说:就是执行力是法制的保障,即有法必依。没有执行,所有的制度都是一纸空文。法家思想认为:管理行为也就是通过对人的行为动机和需要分析,以求人与组织的和谐,并引导恰当地适应人们的需求和对需求的渴望用以实施组织的目标。在企业的管理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对人的管理。现代管理学的控制职能是衡量和校正属下人员的各种活动,从而确保组织目标以及行为达到目标的各项工作得以实现。衡量绩效是控制活动重要方面,也是控制责任落实所在。对于包括领导者在内各个层次的人员,控制的职能均是必不可少的,控制对象包括人、事、行为等在内,因此控制是管理的关键环节和基本手段。这里所说的“控制”,就是依照制度的执行过程。

我们都知道,一支在战场上的部队,每名战士必须始终保持服从指挥、步调一致,否则永远都打不了胜仗,最终只会被对手消灭。企业也是一样,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过程中,必须在严格的制度化管理下,每一个组织成员都能做到目标一致、方向明确、思想统一、行为规范,这样才能实现员工行为与企业目标的高度统一,否则,企业将始终处在一种混乱状态,最终只会离目标越来越远、直到被竞争对手消灭。

扬子空调有限公司发展的9年时间,先后经历了三个不同的管理模式:

2001-2003:人性管理模式,以人格魅力作为主要手段;

2004-2007:制度管理模式,强调过程控制和绩效考核;

2008-----:战略管理模式,强调企业的价值观和目标管理;

社会是由人构成的,其主要的活动由政治、经济、文化三大部分构成,按马克思的理论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又影响着经济基础”。企业作为社会组织的一部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企业的目标是利益的最大化。而想获得利益的最大化,就必须提供价值的最大化,这是相辅相成的。不能提供价值的企业,将得不到支持和尊重。正如前文所述:扬子空调的愿景是“成为最有价值和最受尊重的企业之一”,而“最受尊重”,就是指所提供的价值是符合社会利益的、所获得的利益也是符合社会利益的;“最有价值”,就是指利益的最大化。

法家思想范文篇6

论文摘要:马克思说过“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而是在他们所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现代法治是人类文明综合发展的产物,一个国家能否顺利走向法治,在相当程度上受其历史文化的影响。在中国传统思想流派中,法家是最重视法律的,且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法治”的主张。但其基本价值、立场与我们现在所追求的法治还是有差距的。在我国正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际,对中国古代法家思想进行现代反思是有积极意义的。

引言

众所周知,法家崇尚“以法治国”,重视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的作用。那么,对于中国今天的法制现代化事业来说,古代法家思想是否仍是有价值的传统文化资源?本文首先探讨法家思想在哪些方面具有进步的、积极的意义,与我们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然后再看法家思想传统在哪些方面存在缺陷或局限,以致它必须接受改造,才能在现代生活中继续发挥其生命力。

1、法家思想简介

法家在先秦诸子中是最重视法律及其强制作用的一派,对法学也最有研究。他们对法的起源、本质、作用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乃至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1.1反对礼制

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应当按照新兴地主阶级的意志来立法,也只有按照新兴地主阶级意志所立的法才能称为“法”,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要求在法律面前与贵族平等的思想。

1.2“好利恶害”的人性论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①”韩非进一步把“好利恶害”的人性发展为自私自利的“自为心”②。

1.3“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人类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相应变化,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固步自封。

1.4“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

1.5对法律作用的高度重视

按照法家说法,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

在这里,想从另一个角度谈谈法律的作用,即法律作为治国方略的形式意义。法家强调法具有一种普遍的制约作用,它要约束的不仅仅是臣民,甚至包括了君主本人。其强调法律的成文化,使法律运作有高度的可预测性,认为这样有利于防止徇私。这些都表明了法家强调以国家暴力为后盾的法律的作用。法家主张“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但其“法”、“术”、“势”没有任何终极价值内涵,只是治理国家的手段而已。其始终强调治国的关键是“法”,而不是“人”,这些都充分说明法家对以“法”治国的推崇。

2、法家思想的正面积极影响

法家的阶级基础是新兴地主阶级,它是伴随着新兴地主阶级形成而后产生的,也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言人。它对我国奴隶制的转化和封建大一统局面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后世法治的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2.1法家重视法的客观性

二千多年前的法家思想家已经认识到,法是用以规范和衡量人们的行为的客观的、公正的准则,并因此把法比拟为度量衡。《管子》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

2.2法家强调法的强制性

法家非常强调“法”和“刑”的结合。他们认识到,使法有别于道德或“礼”等行为规范的最重要特征,便是法是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其后其后盾的,违法的后果,便是国家施予刑罚。《韩非子》说:“法者,宪令著于官府,赏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

2.3法家重视法的稳定性和统一性

法律既然是向人们传递关于行为规范的信息的媒介,如果不同的法律条文的要求是互相矛盾的,或是朝令夕改的,人们便会无所适从,法律的目标便不能实现。法家对此有充分的认识,故特别强调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

2.4法家注重法的权威性

法家思想的其中一个关键性的特征,是它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管子》说:“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之谓大治。”

2.5法家强调法的普遍性

法家的核心主张之一是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务求家喻户晓,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是有重大进步意义的。法家认为,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且应严格地贯彻执行,其运作应具有高度的可预见性,不应被官员恣意运用。

从上面论述的法家思想传统的正面价值中可以看出法家是极其重视法律的。他们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倡导法应公布、清晰、易明,从而主张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强调法的操作的可预见性,主张“信赏必罚”;重视法的强制性,力主“法”和“刑”相结合;注重法的客观性,认为它是公平、正直的客观准则;强调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反对法律频频变更等等,这些都是与我国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的,尤其是都强调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应高度规范化的运行。但从实质上看,法家思想与现代法治理念是不同的,现代法治是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理性、文明、秩序、效益与合法性的完美结合。所以,在我国,要建立现代法治,有必要对法家思想进行现代反思。

3、法家思想的负面消极影响

法家在中国传统思想流派中是最重视法律的,对法律的研究也颇有成效。当代美国学者皮文睿高度概括了“形式的、浅度的”法治概念,即统治者的权力不是任意运用的、而是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的,其对立面是人治。基于本文第二部份的分析,我们应该可以说,法家对于法的认识大致上是符合上述这种“形式的、浅度的”法治观的。即法家重视法律规则,强调法律应在政治和社会中高度规范化的运行,注重以“法”治理国家。但是,现代法治必然要求是“实质的、深度的”法治,它是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人权概念相辅相成的。可见,法家的基本价值、立场与我们现在所追求的法治还是有差距的。在我国正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际,有必要对法家思想进行现代反思

3.1现代法治讲求法律至上,而法家则强调君权至上

法律至上,即为“任何个人与法律相比,法律都具有更高的权威。”①法律至上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理应置于首要位置。所有符合人民共同利益,符合宪法精神的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不允许有超越法律之外的特权与个人。法家君权至上的思想与法律至上的理念是不可调和的。权力至上与法律至上是两种不同的理念和制度,前者以个人权力为权威,赋予最高权力以最高和最终的支配力;而后者则以法为最高权威,一切权力都要受法律支配。二者无论在价值取向或实际选择上都是非此即彼的关系,绝无调和的可能。

3.2现代法治讲求权利平等,而法家思想则无权利平等观念

权利平等是指全社会范围内人们的权利是平等的,就是承认所有社会成员法律地位平等。只有人人平等,排除个别人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才能实现法律至上与法的统治。法家思想中,最容易被认为有平等色彩的是其关于“刑无等级”、“法不阿贵”的主张。我们不能因此过高地评价它的平等意义。首先,这种主张没有把君主包括在法律可制裁的范围内。其次,从法家人物的有关言论看,其主张的真实含义,是贵族犯法和庶民一样给以刑罚处罚。

3.3现代法治讲求权力制约,而法家则倡导极端的君主专制

权力制约是指所有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公共权力(主要是国家机构的权力),在其运行的同时,必须受到其他公共权力的制约。而法家倡导的极端君主专制的理论与现代法治的权力制约理论是不能相容的。民主与专制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制度,真正的法治从来都是与民主连在一起的。而专制制度从根本上讲,是反法治的。法家理论是一套以维护君权为核心,为君主谋富国强兵、长治久安之道的政治理论,其最大特点在于肯定君主的绝对权力。这种极端君主专制的理论,很难适应现代法治的要求。

3.4现代法治讲求权利本位,而法家的“法治”是以义务为本位的

权利本位是指,在国家权力和人民权利的关系中人民权利是决定性的,根本的;在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之间,权利是决定性的,起主导作用的。权利本位文化的实质,是个人权力的实定化和义务的相对化。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自主关系。而法家之所以强调法律普及是为了使“民莫敢为非”①。也就是说,法家讲法律普及目的在于使民众“配合”君主的专制统治,即韩非所言“以法教心”②。法家讲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中的法治是刑法,其从来不为民众设定任何权利,民众从来只有服从的义务。这些都是与现代法治所追求的权利本位相矛盾的。

4、结语

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去理解法家思想,其所反映的是当时与正在没落的封贵族和奴隶主贵族阶级相对的新型地主阶级的立场,具有进步和革新意义。本文第二部分已分析,法家对于法的认识大致上是符合“形式的、浅度的”法治观的。法家对法律作用的高度重视,对以“法”治国的推崇,尤其是其强调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应高度规范化的运行,这些都是与我国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的,对推动社会进步有过积极的作用。但是其思想与现代法治理念之间有不能相容之处。从根本上讲,现代法治与法家思想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系统中的理念和制度。法家思想的根本特点,在于把法看作实施君主之治的“帝王之具”,此与现代法治保护人权,约束权力的精神正好相反。从这个层次上讲,法家的“法治”思想是不能与现代法治相比的。所以,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要正视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现代法治建设服务。

参考文献:

1.王利明《中国法制改革学术讨论会发言摘要》载于《法学研究》1989年第2期第12页。

2.张国华著《中国法律思想史》(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曾宪义主编《中国法制史》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4.任建新《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基本知识》,法律出版社,1996.

法家思想范文篇7

[论文摘要]法家的“法治”传统思想包含着以法为本、因时而制、明白易知、刑无等级、强国富民等内容,与现代法治具有一定意义的契合,对现代法治是有所助益的。但是我国古代法家的“法治”思想,与现代意义上的法治相距甚远,如治吏治民不治君、君主至上、重刑思想等很多封建性糟粕,也可能成为现代法治的障碍。因而对法家的思想必须进行批判和分析,做到古为今用。

我国古代法家是战国时期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主张“变法”和“以法治国”的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李悝、慎到、商鞅、韩非、李斯等。“法治”是法家法律思想的核心。他们主张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制定为“法”,以“法”作为治国和统一天下的主要方法,即所谓“以法治国”[1]P147、“垂法而治”[2]P163。法家的思想影响了我国古代整个封建社会,我国最早将“法律”二字连用是从法家开始的。自秦汉开始的封建统治者都在统治实践中一定程度上采纳了法家的主张,实行过一定程度的”法治”。然而,无论是从法治的主体、客体还是从其内涵、目的等方面来比较,法家的“法治”与我国现代法治都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一、法家法治思想中的积极因素

1、法家的“明法论”思想。法家所主张的法治,是将法律公之于天下。“务明易”是指法令一定要明白易知,便于遵守。商鞅认为法令的对象是愚蠢的民众,如果太“微妙”,连聪明智慧的人都看不懂,怎么能让民众实行呢?因此他说:“圣人为法,必使明白易知。”[2]P423韩非也提出了“三易”:“易见”即容易使人看见;“易知”即容易使人懂得;“易为”即容易使人执行和遵守。作到了“三易”,就能确立起君主的信用,发挥出政令的效用,使法令得到贯彻。[3]P70法家还主张“以法为教”,官吏和人民都必须学习法律。尤其是向主管法令的官吏学习法律,由司法官员宣讲、解释法律,使天下的人都“知法”。这种使天下吏民知法不犯的思想,有助于增进国家的安定和统治秩序的稳定,一直为后来历朝历代所承袭,对今天的法治建设也有积极的意义。

2、法家的“因时立法”的思想。他们认为,历史在不断发展变化,社会在向前发展,时代变革,社会条件不同,国家的法制和统治方法也应作相应的改变。商鞅提出:“上世”可以靠“亲亲”,“中世”便只能靠“仁义”;而到了“下世”,“亲亲”与“仁义”都已行不通了;“今世”更不能沿用这些旧的方法。其结论是“不法古,不修(循)今”,必须“当时而立法”[2]P143。在立法原则上法家也提出了“循天道、随时变、量可能”。指立法要符合自然规律,适应时代的要求和社会的实际,考虑实行的客观可能性。所谓“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3]P165;“法与时移而禁与能变”[3]P165;“随时而变,因俗而动”[1]P148等等。这些思想在今天也是有进步意义的。现代法治虽然提倡保持法律的稳定性,但遵循客观规律、社会现实,不断地修订现有的法律也是无可争议的。

二、法家法治思想中的消极因素

1、法家的“君主至上”思想。法家都是把法律当作最高统治者个人统治的工具,他们认为法能保障和加强君主至尊地位与专制权力。首先,法家认为立法大权必须全部收归君主。“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3]P17君主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有独一无二的权力。

法、术、势三者紧密结合乃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所倡导,他认为君主为了达到自己的统治目的,是可以充分利用这三要素的。“法”指法令,“势”指权势、权力,“术”指统治策略和手段。三者之中,法令最为重要,必须“以法为本”而兼顾势、术。韩非明确地指出:“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3]P131、“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3]P135、“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3]P137他还强调推行法术必须占有权势地位。可见他还是对君主重权势与术,而对臣民则强调严刑峻法,轻罪重罚,以此来实现君主集权的专制政体。法律是君主的统治工具,君主本人不必被自己制定的法律所累。古代法家倡导的“法治”是“君主专制”。而我们现代法治却是民主的,把法当作权力控制的手段、途径。法治意味着控权制度的存在。法律高于权力,法律至上是现代法治的重要内容。法律对权力的控制,是现代法治的基本特征。

2、法家的“以刑去刑”的重刑思想。在这方面,商鞅第一个系统提出“禁奸止过,莫若重刑”的重刑论。主要包括:其一,在刑罚与赏赐的内部关系上,他强调刑主赏辅,赏赐仅仅是刑罚的辅助。他说:“夫刑者所禁邪也,而赏者所以助禁也。”[2]P138其二,“刑不善而不赏善”。他认为法的任务在“治奸人”,而不在“治善人”。对付“奸民”的手段只能是“重刑”。刑罚重,民众就不敢犯法,这样便都不敢做坏事,就使全国的民众就变“善”了,这叫做“不赏善而民善”。其三,轻罪重罚。他指出:“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认为加重对于轻罪的刑罚,便不致产生轻罪,重罪更无从出现。这种公然否定罪刑相适应、向人民炫耀暴力、滥施淫威的观点,表明了新兴地主阶级及其“法治”与人民在本质上的对立关系。韩非也发展了商鞅的重刑主张,认为重刑是符合人的“好利恶害”的本性,是“禁奸”的有效手段,是“爱民”不是伤民。也就是要使人民在严刑峻罚面前心惊胆寒不敢犯法。[3]P143商鞅等法家代表人物的这种观点,后来成为秦始皇推行严刑峻法的理论基础。在整个封建社会也有深远的影响。这种残酷镇压人民的做法,“以刑去刑”的重刑主张,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是不可取的。与现代法治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理性、文明、秩序、效益与合法性”是格格不入的

三、法家法治思想中既积极又消极的因素

1、法家的单纯“法治”的思想。“法治”是针对儒家的“礼治”、“德治”提出的。儒家主张“以德服人”,轻视法律的强制作用,法家针锋相对,主张“以力服人”,“法治”是最有效的方法。现代法治却认为“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两者并不矛盾,道德是制定法律的基础和根本,它从正面引导人们向上向善,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怎么做才是正确的、合乎天理和人道的,只有这样做才能被人们普遍接受和尊敬;如果相反去做,就会受到人们的鄙夷。而法制是推行道德的约束和保障,它从反面制恶制暴,告诉人们不能做什么,如果做了,就要受到相应的制裁。应该说道德规范是指导人民行为的根本原则,是一个国家的社会行为基本准则,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德治”和“法治”是一个事物的正反两个方面,单独强调任何一个方面,都是要顾此失彼的。当然,法家的“法治”思想符合封建制确立时期的时代要求,与儒家的“礼治”相比更为积极进取。

2、法家的“治吏”思想。法家也把治吏放到相当重要的位置,提出了“明主治吏不治民”[3]P113的观点。还提出“刑无等级”这一在执法和适用法律上治吏的思想。商鞅提出“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犯上制者,罪死不赦。”[2]P280韩非强调“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不避尊贵,不就卑贱。”[3]P42只有君主依法治吏,才能“禁奸臣”。法家的治吏思想在规范权力和防止权力的滥用上与现代法治具有一定的一致性。两者的目的都在防止权力的懈怠与权力的滥用。法家的治吏思想对于倡行法治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法家的治吏也有它消极的一面,它不是现代法治意义中的权力控制。两者的主体是不同的,法家的治吏的主体是皇帝,而法治中的权力控制的主体是人民。两者的对象是不同的,法家治吏的“吏”是不包括最高权力拥有者——皇帝的,而法治中的权力控制所要控制的是除人民及其终极权力之外的一切权力与权力拥有者。

3、法家的“民本”思想。“好利恶害”的人性论,是法家“法治”的理论基础。法家认为,法不是天造地设的神物,而是人性民情的反映。韩非指出:“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3]P149“因民情”是指法律的制定要以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为基础。商鞅说:“人情好爵禄而恶刑罚,人君设二者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焉。”[2]P175表面看来,人性理论和强调立法上因民情、重民、利民的这种民本思想考虑的是人民的需要与愿望。这种传统的民本思想在现代社会依然很有影响力,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民主起到引入的作用。而且,民本思想绝对比单纯的专制思想要进步得多。但是,这种思想实际上是要将法律变成操纵人民切身利益的手段,为统治者所用,不同于现代法治中的民主思想,而且“民本思想”毕竟是“君权思想”之下的产物,它骨子里包含的并不是现代民主与法治。如果将民本理解为民主,那么民本就会成为民主的障碍,从而影响法治。因此,必须理性地对待这种民本思想。现代法治的民主思想是指必须运用法律从社会层面上保证人民的民主权力与民主权利,实现社会普遍的民主。法律保护人民民主权力与民主权利的民主才是完善的。

总之,法家的“法治”与现代法治有着本质的区别。法家的“法治”是为了“治民”、“治吏”,即“法治”的主体是皇帝,客体是民众和官吏;“法治”的内涵在于以严刑峻法来威慑百姓,实行法治的目的是要“定分止争”,使老百姓服服贴贴地屈从于专制统治。而现代法治主体是全体人民,客体是各项国家事务和各种社会生活。现代法治的基本内涵是:社会生活的基本方面和主要的社会关系均纳入法律的轨道,接受法律的治理;法律有至上的权威;国家的权力依法行使;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的权利、自由和利益受到保护等等。对法家的法治传统思想,一方面要看到积极的一面,即它的很多学说有助于中国现代法治的启动;另一方面要批评它消极的一面,警惕它给我们现代法治建设带来障碍。

参考文献:

[1](唐)房玄龄注.管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2](秦)商鞅.商君书[M].北京:改革出版社,1998.

法家思想范文篇8

关键词：法家；法治思想；学前教育；立法

法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中对法律最重视的一家，作为研究国家治理方式的学术流派，其形成了以法治国为核心的完整法治思想体系。法家思想对于我国政治和文化以及道德方面的影响虽不及儒家思想深远，但法家思想对以法治国的独特见解，对我国当前学前教育立法仍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

一、法家法治思想的意蕴

法家法治思想来源于法家对以法治国的深刻理解，根源于其对于社会变迁和国家治理的独到认识和感悟。法家先贤管仲最早提出“以法治国”理念，即“威不两错，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错而已。”(《管子•明法》)其后继者也主张“事断于法”(《慎子》)“缘法而治”(《商君书》)“故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韩非子•有度》)等与“以法治国”相似的说法。法治的思想理念贯穿于法家思想的发展全程。(一)法治意味着务实功利。法家主张法律的作用应当是崇尚实用功利，一切从实际出发，强调“法者，事最宜者也。”法家认为法令具有功利目的，能够给君主和国家带来长久实利，是治国理政的客观尺度和最佳方案[1]。以法治国，暂时痛苦却长久受益；以仁治国，暂时享乐却后患无穷。国君正是权衡利弊，从长远考虑，才选择以法治国。(二)法治意味着普施明法。1.厚赏重罚。法家主张法律作为国民行为的衡量标准，本质上是“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管子•七法》)商鞅提出“先王县权衡立尺寸而至今法之，其分明也。”(《商君书•修权》)法律是要求国民普遍遵守的，用以规范和衡量国民行为的客观公正的准则。在充分论证法律本质的基础上，法家强调制订法律应当贯彻厚赏重罚的思想理念，作为法律主要内容的厚赏与重罚，二者有效结合可以树立法律的权威性和规范性，更好地实现法律的目的和效用。韩非强调厚赏“非独赏功也，又劝一国。受赏者甘利，未赏者慕业，是报一人之功而劝境内之众也”，而重罚是“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此所以为治也。”(《韩非子•六反》)2.易知易行。法家主张立法应是“故夫知者而后能知之，不可以为法，民不尽知。贤者而后知之，不可以为法，民不尽贤。故圣人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名正愚知遍能知之。”(《商君书•定分》)法律内容作为臣民的行为规范，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只有通俗易懂、明白易知，才能使百姓容易了解法律的真实要求。3.明确具体。法家强调立法内容应明确具体和清晰无误。“法分明则贤不得夺不肖，强不得侵弱，众不得暴寡。”(《韩非子•守道》)明确具体是成文法律的基本要求，法律条文清晰无误地规范行为，臣民不至于产生歧义和误解，才不会恃强凌弱，以众欺寡。臣民能够依法明确各自权责和义务，官员就不敢徇私枉法恣意妄为，百姓也不敢偷奸耍滑触犯法律。4.法一而固。法家强调法律内容一旦制定公布就必须在一定时期内保持整体统一和相对稳定，不能朝令夕改，频繁变动。管仲强调：“号令已出又易之，礼义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迁之，刑法已错又移之，如是，则庆赏虽重，民不劝也；杀戮虽繁，民不畏也。故曰：上无固植，下有疑心，国无常经，民力必竭。”(《管子•法法》)故而“法莫如一而固”。因此，坚持赏罚如一，就能取信于民[2]。5.法布于众。法家认为法律是国君治国理政的有效工具，是百姓趋利避害的行为指引，应当将法律内容公之于众，令全境百姓提前知晓，而后规范自己的行为，依法自省自警自律自戒。正如韩非所言：“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韩非子•难三》)这既可以使“万民皆知所避就，避祸就福”(《商君书•定分》)，也可以让“人臣循令而从事，案法而治官。”(《韩非子•孤愤》)(三)法治意味着法不阿贵法家认为法律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国君管理范围内的一切人、一切事都应依法而为，除国君外不允许有法外施恩的情况存在，法大于人(国君除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最大限度地强调法律公平公正，维护法律权威。管仲强调“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管子•任法》)，商鞅提出“刑无等级”(《商君书•赏刑》)，韩非指出“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法家强调法律对待百姓与权贵必须一视同仁，有功则赏，有过则罚，不允许以功抵过，以权压法，以期鼓励国民“耕战”“告奸”。(四)法治意味着法与时宜法家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国家的客观现实情况发生变化，法律的制定也应根据国家现状调整和变革，即要“法与时转，治与时宜。”法律不能一成不变，因循守旧，而应与时俱进，适时变更。正如管仲所言：“法者，不可恒也。”(《管子•任法》)商鞅所言：“圣人之为国也，不法古，不修今，因世而为之治，度俗而为之法。故法不察民之情而立之，则不成；治宜于时而行之，则不干。”(《商君书•壹言》)

二、对我国学前教育立法的启示

(一)充分认识学前教育立法的地位目的和作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宪法》中规定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学前教育立法由全国人大依照法定程序制定，能够明确学前教育的性质和地位，有效提升学前教育立法在整个教育法律体系中的层次和影响，促使形成结构合理、整体完备、层次较高的学前教育法律体系。就学前教育立法目的而言，立法是为广大儿童充分享有受教育权提供法律保障，是为更好地促进学前教育事业健康发展提供制度支撑，是为减轻广大家长负担、促进社会和谐提供法律依据[3]。法家强调法治的功利色彩，注重实用高效，主张从实际出发，立法应综合考虑和平衡各方利益，兼顾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要制定有用之法[4]。法家认为，实施法治可以实现定纷止争、明辨是非和富国强兵的效用。具体到当前学前教育立法也应关注学前教育发展现状，探究当前学前教育发展存在的难题和桎梏，深刻分析其成因和缘由，有效回应现实并提出合理规制之法；立法者应充分认识到学前教育立法对确保优质普惠学前教育、维护社会公平公正、提升国民整体素质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二)积极推进学前教育立法的明确性和可行性。法家一贯主张法律内容应明确具体、清晰无误地规定国民的权责和义务，使官吏和百姓都能了解法律条文的真实涵义，这对于避免歧义模糊、厘清规范边界、推进法律实施、维护法律权威具有重大意义[5]。为充分保障儿童受教育权，学前教育立法领域应清晰规定各相关主体的权利义务，如政府在促进学前教育事业健康发展方面规范、引导、督查、管理、投入等职责，幼教机构在准入门槛、办学性质、规模、管理及收费等方面的权责，幼儿教师在身份地位、福利待遇、教育保育等方面的权责，家长在创造良好生活氛围、关心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等方面的权责，社会机构在儿童帮扶关爱方面的权责等。厘清权责是与完善合理的赏罚激励机制紧密关联的。建立在权责明确基础上的奖惩制度能够促进相关法律主体认真履行法定职责，采取积极措施保障广大学龄前儿童的受教育权，从而促使学前教育立法意图和内容真正落到实处。法家认为法律作为国民的行为准则和行动指引，其内容应当考虑国民的承受能力，易于实行。如果法律规定的标准过高，一般国民即便尽心尽力仍然很难达到要求，反而还要面临法律严厉制裁的风险，这就会给法律实施带来无法避免的困难和阻碍。正如韩非所言：“人主立难为而罪不及，则私怨生。”学前教育立法毫无疑问要充分考虑到立法内容的可行性，宽严适度才能为人接受和遵守。这就需要立法者妥善协调和处理学前教育发展中各方利益关系，如政府与幼教机构的关系、幼教机构与幼儿教师及工作人员的关系、幼教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与幼儿及其家长的关系、各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之间的权责关系等。在权利与义务的分配上设置合理的界限，确保各方权责处于相对均衡状态；学前教育立法内容的可行性需要考虑经济与效率成本，应从健全的体制机制、有效的监督管理、合理的资源投入等方面推进法律的有效实施；具有法律强制力的可行性内容应能切实解决学前教育发展中诸多难题和阻碍，应能得到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真心支持和拥护。(三)贯彻落实学前教育立法的公平公正公开性。法家提倡“不避亲贵，法行所爱”，虽没有把国君包含在适用对象里，但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正无私、法不阿贵的法治理念，至今仍是难能可贵的。法律是治国重器，良法是善治前提[6]，公平公正公开原则贯彻学前教育立法全程，方能切实保障儿童利益最大化，有效促使良法善治的实现。这就要求只要是我国公民，无论儿童的性别、年龄、种族、家庭收入、社会地位、文化背景等情况差异，都应平等享有受教育权。首先，依法保障儿童受教育权的形式公平和实质公平，政府应创造条件、加大投入、加强管理，不断为学前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支持，重点关注经济欠发达地区和低收入家庭儿童的受教育情况，为使他们真正享有与发达地区和富裕家庭儿童同等的学前教育资源，大力发展布局合理、收费公平、办园规范的公益性幼儿园，逐步普及免费学前教育[7]。其次，明确民办幼儿园与公办幼儿园享有同等的经济、法律和社会地位。政府在保障公办幼儿园资源投入的同时，也应为民办幼儿园提供土地、房屋、税费、水电气等优惠政策，通过政府购买服务、以奖代补、减免租金、提供师资培训等方式，积极扶持社会力量有序发展普惠型民办幼儿教育[8]。再次，明确民办幼儿教师和非在编教师与公办幼儿教师和在编教师具有平等的社会地位、享有相同的福利待遇和职业晋升渠道[9]。最后，明确幼教机构准入标准、幼儿教师准入门槛，健全学前教育财政投入体制，理顺学前教育管理督导机制[10]，营造公平竞争、公正管理、有序发展的良好社会氛围。法家强调法律“设之于官府，布之于百姓”，成文法制定后应公之于众。及至现代社会，事后公布成文法显然不能满足公众享有的立法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这就启示，学前教育立法应面向社会公布法律草案及其起草背景，通过报纸、电视、电台、网络、微博、微信等多种渠道以及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和听证会等不同形式，广泛征求社会意见，引导各界充分认识和理解学前教育法律草案，确保立法充分体现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增强法律实施的社会基础；有效收集整理各方意见建议，认真研究分析、甄别吸收采纳，并以适当形式适时向社会公开，更好地激发公众参与热情；及时公开立法的进程、内容、议题、重难点、分歧点等情况，方便民众跟进和关注立法现实情况，增强法律认同感和法律亲密感，增强群众的主人翁意识[11]。(四)有效维护学前教育立法的统一稳定性和适时变动性。法家先贤清醒认识到法律制订中“法一而固”的重要作用，也敏锐察觉到“时移而治不易者乱”的不良影响。学前教育立法也应坚持统一稳定性和适时变动性的有机结合，立法的统一稳定使得学前教育法律体系既整体协调又便于实施，立法的适时变动使得制定的法律适应不断变化的学前教育发展客观现实，二者都是从法律务实功利的视角出发而阐述的。立法稳定与变动看似矛盾，实质上宗旨是相同的，无论缺少哪一方面，都会陷入片面的思维误区。只有辩证地协调好二者关系，才能保证法律既不一成不变，又不频繁变动，真正发挥法律解决实际问题的效用。具体而言，一方面，学前教育立法的原则精神、整体逻辑结构、形式与内容、内部构成要素、法律条文之间等要保持“一而固”，应与《宪法》《教育法》《教师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民办教育促进法》等法律及相关法律解释保持整体协调统一。另一方面，根据基本国情，也应“事异备变”，尊重学前教育立法的特点规律和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趋势，让现行法律因时而变，既避免法律滞后于现实的情况出现，又能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当前需要，满足学前教育发展总体目标。

总之，为广大儿童的快乐成长和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我们需要从众多思想流派中汲取养分推动学前教育立法建设。法家以法治国思想服务于实现富国强兵、维护君主专制统治这一根本目的，法家崇尚的法治也并非现代意义上真正的法治，其坚持君主本位、迷信法律万能、漠视人民权益等弊端值得反思和警醒；而不能否定的是，法家法治思想提倡的诸如法布于众、法与时宜、法一而固、法不阿贵等价值理念，也给予当前学前教育立法以理性指引和丰富启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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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思想范文篇9

中国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的黄土地，黄土地土质松软、林木稀疏，是比较容易开垦的土地。依据蒙古人种最早生活在现在是寒冷地区的西伯利亚东北部这一情况，结合后羿射日、大禹治水的传说，推断古时黄河流域气候炎热，后来才逐渐变冷，雨水也应该比现在多。随着气候变冷，在西伯利亚过着渔猎生活的蒙古种人，逐步南迁，有些部落到黄河流域的黄土地后，发明了种养技术，开垦土地，进入农耕。由于以农户为单位的农业经营模式能够达到农业生产效率的最大化,因此,农耕的生产方式加快了渔猎生产时期原始共产制的解体，形成以家庭为主体、以血缘为联结的氏族社会。以家庭为中心的生产模式，促生了父权和家族观念。在渔猎生产向农耕生产转化过程中，以集体生产协作为主的社会联结，逐渐让位于以血缘为主的社会联结。随着集体协作生产活动的减少，血缘关系对协调社会秩序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宗法制度因应生产方式的变化而自发生成。

权力的集中起初是出于抵御不断南迁的部落的侵掠，或许还有治水的需要,上古的历史传说多与治水有关。不论是抵御外部入侵，还是治理河道、修建排水或灌溉系统，都需要大量的人力协作。为完成这些工作，必须由少数人来指挥协调，这就是集权政体产生的原因。

夏朝是否存在争议颇多，传说中大禹是以领导指挥治水而获得政权的，那一段时期，或许正是氏族部落组织向集权社会过渡的时期，夏族或许己建立了王权并成为部落联盟的领袖。

有人说商族是来自大草原的蒙古种人游牧民族,通过间接的途径掌握了发源于中东的青铜冶炼和战车技术。商族依靠先进的青铜武器和战车技术，侵入华北平原，征服了黄河中下游流域，以今河南省为中心，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有实际意义的王朝国家：商王朝。被商王朝征服或依附商王朝的种族集团成为臣服商王朝的属国。

为什么推断商族是外来的游牧民族，可能是依据己考证的商族的一些文化特征推断的。笫一，商族崇鬼；笫二，商族是兄弟相传；笫三，商族妇女地位高；笫四，商族喜狩猎；笫五，商族有杀人作祭祀的习惯。这些特征有较多的母系社会和游猎社会的残余，与华夏农耕文化有显著不同之处。

公元前二千纪，正是游牧民族进入世界历史记载的时期，整个欧亚大陆都处于一个骚动的时期，由于马的驯养和战车技术的使用，游牧民族发起了笫一波向农耕民族侵掠的浪潮，很多古代帝国和文明，在这一波的攻击中被推翻或消灭。商族正是在这一时期侵入华夏民族，建立了中国文字记录史上笫一个王朝。

这样的事，在此后中国的历史上累累发生。但是由于这些入侵的民族，大都首先迁居到中国文化的边缘地带，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并最终都溶入中国文化。因此，不断的入侵和因此产生的王朝变更，并没有使中国文化像其它西方古代文化一样，被中断或终止，使中国从由新石器时代产生的文化，连续地发展出来的古代文明，一直持续到现在。而欧亚大草原和北欧游牧民族对西方世界连续不断的攻击和入侵，虽然不断地中止西方文化，瓦解西方旧的社会制度，却最终造就了现代西方文明。

商族作为外来民族，以征服建立了王权，必然会强化专制制度。商族人数不多，直接管理的地域不大，但商族通过垄断青铜冶炼技术，维持其宗主国地位。

周族原是臣服商王朝的属国之一，屏蔽商王朝的西北。现存的资料不能证实周民族的来源，但周族居渭水流域，此处是中国农耕文化的发源地，应该是较早进入农耕的民族。当时，周族与西北“蛮夷”为邻，在与西北各游牧种族的周旋过程中也掌握了青铜冶炼技术，虽然工艺粗糙一些，但打破了商族对青铜的垄断，逐渐壮大，并最终在一些其它的部落的支持下，于公元前1050年灭掉推翻了商朝。

周王朝的势力范围远远地超过商朝。从渭水流域到山东东部，从华北平原到长江中下游。但是，由于当时的交通工具只能依赖车马等原始手段，可能是为了更有效地统治管理这样大的势力范围，也可能是农耕文化中家族观念的作用，周王朝将大批王族家庭成员，支持、依附商族王朝的氏族或部落领袖，封为各地的诸侯。而诸侯则将其领地再分封给其公族成员和追随者，使之成为食邑的宗主，形成亲亲相随的宗法制度，从而产生“君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民食力”的社会制度。

在这一社会制度下，世袭的周王依靠王室成员为主的诸侯，统治各诸侯国。诸侯虽然听命于周王，但在本诸侯国却是万人之上的君主。诸侯国的君主依靠其公族成员为主的卿大夫，统领分封的领地。卿大丈通过“士”，即贵族武士，统治庶民、工商、皂隶等，形成以血亲关系为主的“家国”。国是王室家庭的财产，周王就是统治阶层这一大家庭的家长。

问题是，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农耕文明的生产方式，弱化了氏族或部落组织在生产活动中的集体协作的作用。氏族或部落组织仅仅依靠血缘关系和祖先崇拜联结在一起比较脆弱，因此，一旦集权政体建立起来，公权力成为协调和维持社会秩序的手段后，氏族和部落组织很容易被迅速瓦解，形成家国和家庭的二元社会，由于缺乏中间力量的制约，专制就很容易产生。

事实上，所谓的以血缘或准血缘为关系的宗法制度，在周朝，主要存在于统治贵族阶层。在平民社会，经过以王室家庭成员为主的贵族阶层以诸侯、大夫、士三级分封后，大夫与士，特别是士一级会直接延伸到民间宗室联结中,士直接管理农户，向农户征集税赋和劳力。而且，土地层层分封，实际是土地连同土地之上的农户一同封赐，封地即是封户。这样,王室家族的宗室关系和宗法制度，撕裂和削弱民间社会的宗室关系和宗法制度。同时，还消除了民间氏族部落、民族的界限，溶合形成了华夏民族这一人类大群体。

二、宗法制度的崩溃和思想的繁荣

不知道周王朝以血缘关系联结的宗法制度，对各诸侯国有多大的控制力,和有效地管制了多久。但周王朝建立之初，位于晋东南、周朝中心地带的唐国即发生了叛乱，是周公旦率兵剿灭了唐的叛乱。周王朝成立之初，共分封了八百多诸侯，而到春秋初期，只剩下二百来个诸侯国，可见兼并战争在西周时期就已激烈地发生。

随着时间的迁移，血缘亲近度越来越远，诸侯基于血亲关系向周王履行臣子义务的观点越来越淡，诸侯之间的兼并及诸侯国内宗室之间的兼并、篡位越演越烈。而地处西北的周王都城不断遭到游牧民族的攻击，最终，反叛的诸侯联合犬戎部落，攻占了周朝的都城。周王朝只得将都城东迁洛邑，周王从此失去了王权的实质性权力。周王朝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由于宗室间不断的战争而开始崩溃。

进入春秋时期，冶炼和铸造铁器的技术传入中国（也有很多中国人坚持中国是人工制铁技术的独立发源地），农业开垦和土地深耕逐渐地推广，加之欧亚大草原游牧民族的大流动，可能还给中国传来了的其它一些农业技术，也不断被推广，粮食产量不断提高，人口迅速增多，社会进入一段繁荣发展的时期。

伴随铁器兵器的出现和人口增加的，是诸侯间和宗室间的战争规模的增大。其次是楚国、吴越、秦等具有蛮夷色彩的诸侯强国出现，产生新的威胁。东周各诸侯企图通过多边条约、联婚等形式会盟，以霸主代替周王的地位，把战争控制到最低限度，并维护社会的政治稳定。然而，建立秩序的努力往往只能带来短暂的和平，甚至就不曾带来和平，最终都已失败而告终。到公元前453年，魏、赵、韩三个不同血缘关系的卿大夫合谋篡位，“三家分晋”，非周王宗室成员的诸侯占据了主导地位，周王朝以家庭成员联结的宗法制度崩溃。

由于民间社会的宗族关系和宗法制度，在西周时就己被层层分封所削弱或消解，伴随周朝统治阶层宗法制度的崩溃，宗族关系和宗法制度从此退出是中国社会的主流。因此，夸大宗法制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及“小共同体”在传统中国社会的作用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

吞并、战争、篡位已没有任何制度和道德的约束，战争越加残酷和暴烈。旧有的政治制度和精神权威崩溃后，必须寻找新的指导原则，诸子百家带来一个思想繁荣的时代。

或许是目睹了旧的社会秩序瓦解后,全社会为动荡和战争支付了昂贵的成本,个体人在混乱的社会中和专制制度下显得孤零无助，人的生命和生存的权利总受到残酷的剥夺，承受着绵延不断的苦难。战国时代，中国早期的哲学家们，便将关注的目标，集中到社会性和政治性的思考和观察，形成重视社会而非个人的哲学传统。

另一方面，二千多年前，应该还生活着不少处于较为原始社会状态的氏族或部落。先秦诸子可能从对这些原始氏族的考察，看到自发生成的秩序和宗法制度下局部社会的和谐。和这一局部和谐强烈对比的是，无休止的战争、动乱、死亡、苦难，使人们增强了对西周初期社会稳定的向往。所以，诸子百家大都又把以往的时代看成理想的社会。

儒家先圣的思想尤为突出，他们以人道主义的思路，认为要改变当时的混乱局面，必须“复礼”，即恢复王道、礼仪和秩序；为达成社会稳定，社会里应各守本份、各行其道。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此意。孔孟之道要求君王必须行王道、施仁政。天意就是民心，逆天意的无道之君应该被推翻。孟子回答齐宣王问：“武王伐纣。臣弑其君，可乎？”的问题时，答得非常明确：“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末闻弑君也”。儒家先圣认为君王应该是道德高尚的仁义之人，无道之君实质是残贼之人，是“独夫”，诛一“独夫”不叫弑君。孔子和孟子周游列国，向专制的君王推销儒家思想，要求专制君王“行仁义、施仁政”，无异于与虎谋皮，难怪到处受冷落，时不时要为衣食无着发愁。

倒是应该称赞一下道家先哲的先见之明，他们反对儒家的“仁义”之说，认为“仁义”是先王的旅舍，只可以暂住不可以久居。提倡“仁义施政”，必定会被假托“仁义”的君王所利用。很不幸，这一点被言中了。

诸子百家这一思想繁华时代，与古希腊的哲人时代、希伯莱先知时代几乎同时产生，离基督诞生也仅几百年左右。然而，中国的哲学思想却与地中海地区强调神及彼岸世界、着重于个人观察的哲学传统形成鲜明对比。追寻其原因，除东周时期诸侯、宗室间互相征战形成的混乱局面，使人们感到解决社会和政治问题的迫切性外；诸子多出自官家，大都以劝说君王采纳他们的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为目标，有些还抱有以此实现自已的晋身为目的。所以，作为救世的学说，诸子百家多从现实政治出发，缺乏思考个体、社会的目的及其意义的自觉性，这可能就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先天性缺陷。

道家也许是一个的例外，或者说一个另类。道家起源于楚国，当时算是“蛮夷”之地，道家可能受原始文化的影响更大，也更有机会考察原始氏族或部落，所以道家鼓吹带有上古文化色彩的“天人合一”。今天被理解为人与自然的和谐，而自然的和谐就是道。“人天合一”一方面是个人的独立和解放，另一方面是自然秩序的生成。要达至“天人合一”，关键是“无为”，就是顺其自然。如果没有人为的强力干预，和谐的社会就能自发生成。

道家的学说在汉初的实践获得巨大的成功，可惜被汉武帝刘彻抛弃。道家学说在退出主流意识形态后，由于其思想基本上是一种避世哲学，又有强烈的神秘主义色彩，被发展出一种道家宗教。但道教外在缺乏一个人格化的神，内在不能解决人们对“下辈子”的困惑，无法在崇神鬼,拜祖宗，而不明哲理的草根阶层扎根，终不能成大气候，并最终被边缘化。

三、法家政权的传承和民间社会的消亡

在诸子百家中，最终突颖而出的是法家学说。法家学说的核心内容是建立君主专制的统一国家，以严刑竣法维护社会的秩序，实现富国强兵。法家思想认为人性本恶，百性都是自私自利的愚蠢之徒，官吏则各谋私利。近者如夫妻、亲者如父子都不可信赖。因此，君王不能依靠“仁义、道德”进行统治，而必须采用奖罚，以法律进行统治。法家学说认为统治者为维护自己的专制统治，可以不择手段。法家崇尚“法、势、术”，即“以法刑人、以势压人、以术驭人”。秦国全面接受了法家学说，先后重用法家代表人物商鞅、李斯为相，建设了一个法家政权，并最终成为中国大一统的中央政权。

法家重耕战，力图建设一个单纯的农业社会。法家将学者、纵横家、侠士、门客和工商者列为五种国家蛀虫，认为他们的地位和财富高于耕种、作战的人，有害于富国强兵，应该除掉这五种人。富国强兵必然由全民支付成本，史记记载：“初，商君相秦，用法严酷，尝临谓论囚，渭水尽赤。为相十年，人多怨之”。不知道此记载是否真实。不过商鞅最终被秦人追杀，“车裂以徇（即撕尸示众），尽灭其家”，应该是事实。对于当时参加追杀商鞅的，是贵族奴隶主，还是平民，反正对文本的解释只存在于解释者的解释中，似乎没必要深究了。

秦之所以最后获得诸侯兼并战争，除秦比较早、也比较彻底推行法家学说外，周、秦、汉连续三朝，都是先据关中，后征服中原，可见此地利也很重要。另外，骑兵技术的引进，在当时也许更具决定性作用，秦地处西北边陲，与游牧民族毗邻，纵使不能垄断战马的供应，起码也是最容易获得战马。骑兵技术是北方欧亚大草原的游牧民族，在公元前逐步发明、改良的。秦国在当时的战争技术引进方面，无疑处于最有利的地理位置。

法家虽盛行于秦，但起源于晋。置身于当时的历史真实中，法家对韩、魏、赵“三家分晋”，应该有深刻的体会和细致的考察。法家认为亲亲相随的宗法制度是东周诸侯国内乱主要原因，因此，法家从摧毁一切可能危害到君权至上的力量这一立场出发，反对一切社会组识、宗法制度、意识形态、乃至家庭伦常。吸取东周时期宗室兼并和篡位不断的教训，亲亲相随的宗族关系则是要消灭的主要目标。目的是将君权直接伸延到臣民个人，而不受住何任团体、宗族、乃至家庭的阻碍。为达至这一目的，秦始皇在完成大一统后，采取的措施是：在意识形态方面，焚书坑儒；在政权建设上，置郡、县、乡、亭、里五级政权，将政权组织深入到村落，从而削弱宗族组织和宗法制度的作用；对家庭伦常，秦律废父权，强迫分家，鼓励夫妻、父子互相揭发。整个民间社会，就这样，被专制制度从意识形态、组织、伦常三个方面消解。

秦朝的政治制度设计,基本是采纳法家代表人物李斯的建议。取消了封建制度，以君主独裁代替了贵族专制，强制性地将社会切削成只有君主与个体臣民关系的简单的二元社会。以为这样，就可保证皇朝世代相传。

秦朝是个短命的王朝，因此法家学说名誉扫地。然而，法家人物都是一些注重实践的政治家，而不是哲学家。他们的学说，体现在对秦朝的制度设计、政权建设和制订的法律中。汉王朝建立后，全面承继了秦制和秦律，因此法家的思想通过他们设计和制订的政治制度、政权组织和法律，代代相传，影响至今。期间，不断出现一些崇尚法家思想的帝王，进行修偏和强化，使中国的专制政权，始终没有脱离法家思想的轨道，并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全民性的“评法批儒”运动中，进入到法家政权的原教旨主义时期。

“百代多行秦政制”（注）。自秦王朝按法家思想建立法家政权后，每一个朝代，不论是以起义（如汉、明），篡位（如晋），政变（如唐、宋），入侵（如元、清），还是称为革命的方式夺取政权；不论是以个人（如刘邦、朱元璋），国家（如清），民族（如南此朝时的“五胡”），还是政党的名义获得政权，大都是推翻前一个统治者，由一个新的君主或党，从前一个君主或党的手中夺得政权。改朝换代并不意味着政权性质发生变化，法家政权实质的极权专制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偶有偏离，也得到复辟。当然,在法家政权的政治体制下,辽阔的国土、众多的人口、庞大的官僚机构，能为新的征服集团分肥时，提供足够的资源和职位。因此，继承前朝政权和体制，理所当然地成为新的征服集团效益最大化的选择。

唯一的例行，发生在民国时期。民国成立后，曾有过短暂的宪政实践，但没有成功。法家政权全面复辟，只是党权代替君权，独裁者或寡头代替帝王。到台湾后，也走向极权专制。国民党在大陆时实行的党权政治下的集权统治，与后来的极权专制，虽然都是专制制度，表象上不乏有相似之处，但究其实则相差很远。首先，国民党党权政治下的集权统治不认为自己的制度是最好选择，不反对民主宪政，相反，把民主宪政、还政于民做为的目标，因此，有“训政、宪政”之说。其次，党权政治下的集权统治，比较宽容地对待党内反对派、其它党派、民间社会和个人权利。

四、“阳儒阴法”：士与天子的契约

刘邦夺得全国政权后，秦朝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基本被保留下来。所谓汉初尊道家的“无为而治”，有二方面的内含，一是针对秦时征召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修长城、驿道、陵园而言，予民生殖；第二就是没有对秦制秦律进行大的变革，以谋求社会安定。

汉初经过几十年的“无为之治”，据《资治通鉴》记载：“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库府余华财，京师之钱累百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而不可食”。到汉武帝刘彻执政，或许是宫庭内都权力之争的需要，也许是个人气质和野心的作用，年轻气盛的汉武帝决心要有所作为。皇帝的作为，自然就是富国强兵、缔造一番霸业。“无为而治”至此无疾而终，富国强兵势必走法家学说的道路。一方面，富国强兵涉及到民富还是国富、民强还是国强，是社会利益的重新集结和分配，国家权力在几十年“无为而冶”之后，将干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需要新的意识形态的指导，并调和社会矛盾；作为儒家史学家的司马光说：“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无几矣”。另一方面，汉初以功臣贵族、刘氏宗室、外戚为主垄断官吏、朝政的规则，经过二三代人后，随着功劳簿逐渐发黄，以及自然规律中遗传衰退的原因，而承受冲击，秦汉时十分热衷于政治，并在汉惠帝“除挟书之律”后重新集结的社会精英——士，要求参与政治的张力被释放出来。

法家学说由于秦朝的短命以及本身缺乏社会正义的述说,不能摆到桌面上,用于维护专制统治的教化。而社会精英面对强力的专制制度，想挤入权力圈，实现的人生价值和政治理念，自有书生的无奈。在这种两难中，董仲舒提出以儒家的“仁、义、礼、乐”为统冶工具，以教化为大务的建议，逐渐被汉武帝所接受并推行，也得到儒学精英的呼应，并发展出一种异化的儒术，作为为法家政权服务的教化性工具。为获得聚集在儒家思想旗帜下的社会精英的支持，政冶录用就是交换的价码，这就是所谓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人指称为“儒表法里”、“阳儒阴法”。董仲舒这位擅长于阴阳、卜筮的儒学者，将阳阴学说应用到极致。（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汉武帝独尊的儒术，以及以此后发展的，包括程朱理学在内儒学，虽然其出处都声称引自儒家经典，与孔孟的儒家思想看似不乏相似或相同之处，但究其实质，则相差甚远，可以说“面目全非”，我这里将其称为教化工具性的儒学。教化工具性儒学的核心内容实质体现在三个方面是：

1、君权至上，皇帝是代表“天意”的绝对权威，是天降人间统治天下的“天子”，君权高于现世中的一切，因此统治和教化的权力要集中到皇帝手中，神圣而不可侵犯；统治权是天与“天子”之间的关系，与老百姓无关，如果皇帝违反“天意”，天自会警示。教化工具性儒学关于君权的观念，与孔孟儒学的差异在于，孔子和孟子虽然主张维护君权，但没有君权神授、君权至上观念，他们所主张维护的君权是有道之君的君权，孟子说：“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而君权至上却是法家的观念。当然，教化工具性儒学在坚持君权至上的同时，也着重于孔孟之道的“仁”的学说，指出天降君王是为民，施仁政、抚民心，则是教化工具性儒学的政治诉求。教化工具性儒学的天意和孔孟之道的仁的结合，一方面树立了君权至上的权威，另一方面也为王朝的替换及相应的君权传承提供了合法性的依据。

2、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在孔孟的儒家学说中，君、臣、父、子夫妻关系，是互动关系，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要求君、臣、父、子都要各行其道，实现和谐的社会秩序，“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是互动关系，孟子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不听，则易位”，绝不是教化工具性儒学提倡的“君为臣纲”、“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不死谓之不忠”，与其说“三纲”出自孔子的“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妻有别”，不如说出自法家的〈〈韩非子*忠孝〉〉：“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天下治；三者逆，天下乱”。

3、教化，董仲在天人三策中提出，民众追逐私利，如往低处流之水，只有教化可以堤防。以仁、义、礼、乐教化民众，才能保证皇帝的江山代代相传。如果说教化工具性儒学与法家学说有所不同之处，就在于此。两者都认同民众逐私，法家着重于严刑竣法，教化工具性儒学着重于教化，但历代王朝的法家政权采用的是严刑竣法与教化并用。“君权天授”、“三纲”是教化的指导思想，五经是教化的“本本”。由于“本本”与指导思想不相符，因此，对本本必须进行规范化的解释，所谓汉代“经学”，实质就是以“君权天授”、“三纲”为指导思想，重新注解儒家经典，使之成为法家政权的教化工具。

法家政权与教化工具性儒学的联结，可以认为是以汉武帝为代表的天子，与社会精英的代表——士大夫的政治契约。这是双赢的契约，在汉武帝方面，在法家学说不能摆上桌面的情况下，获得了一套为法家极权专制相适应的理论和教化工具，得到了社会精英的支持和服务；对社会精英——士大夫和士子们而言，他们赢得了参与政治的权利，获得走向权力和权力核心的道路，面对法家专制君权，他们将“仁”的理念溶入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

实质性法家政权与教化工具性儒学的联结，“阳儒阴法”，虽然被后人骂为“挂羊头，卖狗肉”，但曾经基本上保证了中国社会形态的稳定，使此后的一千年，中国站在世界文明的领先位置；其文化的张力，也溶解了历次外族的统冶。

五、传统政治文化和“阳”谋的话语

什么是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站在权力架构的门外，透过一丝缝隙，看到的是阴阳两面。在历史的很多时间里，中国传统政治就是实质性的法家政权和教化工具性儒学的联结，是“阳儒阴法”。

实质性法家政权与教化工具性儒学的联结，曾经造就了大汉帝国和大唐帝国，经历了二个乱世和八个朝代。每一个朝代的初期，都有一个比较稳定、繁华的时期，紧跟着毫无例外的是政权的腐败，最后，被内部暴力革命或外族侵略所推翻。

把实质法家政权与教化工具性儒学的联结，与具体的王朝和王朝的变更剥离，我们看到这一传统政治文化传承了二千年。这并不是因为它具有跨越二千年的先进性，一个原因，是它与人类其它伟大文明的地理隔绝。地中海将中东、埃及、希腊、罗马、仍至整个欧州，这几个文明中心连接在一起。中国的西边和西南边是世界最高的山脉，北边和西北边是沙漠和大草原，东边是近代方能逾越的太平洋。尽管曾多次被几十万人的外族长期统治，但那点人和带来的文化，像撒胡椒面一样被消溶，同时，本土传统政治文化，献给这些征服者的，是专制的权力和无限的荣华。尽管有外来宗教渗透进来，但没有与其它伟大文明的政治文化的交流，其结果是固步自封，历史的茧积形成厚实的壳。

在西方的坚船利炮前，实质法家政权与教化工具性儒学联结的传统政治文化，显露了它的愚味和无能。暴力革命发生，民国初期短暂的宪政实践和混乱后，法家政权复辟，教化工具性儒学先后被“军政、训政的三民主义”，“马列主义”所替换。

长久以来，由于总是把儒家文化等同中国文化，又夸大了宗法制度的社会影响，以至于清未以来，中国的极端落后显现出来后，批判的矛头对准了儒家文化和所谓的封建伦常。实质性法家政权这一“内核”在对传统的反叛中，不单没有受到冲击，相反，在七十年代的全民性“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中，进入了法家的原教旨主义时代。

近代中国的历次革命，发端于西方文明对传统中国的冲击，政党政治伴随着各种思潮进入中国，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是党权代替了君权。革命的领袖们或许更多地抱着拯救极端落后的中国的民族主义情怀，接受了外来的“主义”后，企图以自已的信念，设计出富国强民的方案，推动社会的发展。然而，以暴力革命夺取的政权，其合法性总是建立在王朝的替换和政权的传承，实质性法家政权，因而成为革命胜利后不自觉的选择。所以，革命的成功，事实上是政党获得了对实质性的法家政权的继承，建立了党权政治下实质性法家政权。被革命的，仅仅是表面的、作为教化性工具的意识形态。因此，所谓革命的斗争，实质就是政治传统的“阴、阳”两面中，那一“阳”之争；所谓的“主义”和“理论”，就是那一个“阳谋”的话语。

党权政治下实质性法家政权与“三民主义”的联结、党权政治下实质性法家政权与“马列主义”的联结。其初始阶段，都有以实质性法家政权的专制力量，推动和落实“主义”的理念，实施社会改造，推动社会发展的目标。这一时期，专制是落实“主义”的手段。然而，与每一代实质性法家政权一样，在经过了长短和程度不同的最初阶段的稳定、恢复性的繁荣后，是政权的腐败，其设定的社会目标也因此无法实现。由于现代西方文明的传播，党权政治下专制政权的合法性和社会正义受到普遍牲的质疑而不得不自保。这一时期，“主义”成了维护专制的装钸。

所不同的是，“三民主义”与现代西方文明同源。因此，党权政治下实质性法家政权与三民主义的联结，在台湾最终走上民主宪政的道路。而中国的“马列主义”，其实是“列宁主义”，其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与东方专制文化同源。这一意识形态，与实质性法家政权的联结，即所谓的“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催生了法家原教旨主义。

半个世纪的法家原教旨主义，时而因应时势，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凸现。其典型的特征，有几个方面内容：

1、党权至上。将维护党权的统治置之于社会发展、社会正义和人民幸福等一切之上。从摧毁一切可能危害到党权至上的力量这一立场出发，反对一切社会组识、宗法制度、意识形态、乃至家庭伦常。将专制统治直接伸延到每一个散沙般的个人。

2、灭人伦。法家代表人物商鞅在《商君书-开塞》中提出：“亲亲则别，爱私则险；民众而以别、险为务，则民乱”，成为此后法家政权对待社会伦常的宗旨，其现代版本就是“大义灭亲，大公无私”。秦代法律强迫分家，削弱父权，鼓励夫妻、父子互相揭发。秦短命而亡后，汉王朝基本沿用秦律，在少量的修改中，恢复了亲亲相匿的伦理规则。到七十年代，每天听到的、唱的就是“爹亲娘亲不如亲”，这是彻底摧毁人伦的法家原教旨主义的最重要的表现。夫妻相爱，父母、子女相亲的亲情，是人伦，是自然秩序的基础。摧毁人伦，实质就是摧毁了整个社会的道德体系。中国社会的道德体系，不正是在“大义灭亲，大公无私”的口号声中，在“爹亲娘亲不如亲”的歌声中崩溃的吗。

3、推崇以法治国。强调法律是党的意志的表现，而不是自然生成的、反映社会正义和自然秩序的习惯；强调法律的工具性作用，以严刑竣法维护党权专政。严刑竣法在七十年代以前，体现在不断的政治迫害，以最高指示、中央文件代替律令，以学习班、劳动农场取替刑罚，大规律地、变相地以法刑人；八十年代后，不断的严打运动，收容条例、劳动教养条例等恶法，将严刑竣法延伸至控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4、此外，半个世纪以来，可以从诸如“以农为纲”、“中央关于农业问题的一号文件”、“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割资产阶级尾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稳定压倒一切”等口号性的政策、政令中，寻找到它的法家原教旨根源。畸形社会是极权政治的产物，如果没有政治暴力对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各个方面的干预，基于社会和道德经验，会自发生成和谐的自然秩序。当个人权利总处在被压制的时候，人性基于本能就会就蜗牛一样内卷，内卷化的人性就是利已至上。

极权政治必须由普遍性暴力维持,否则,极权政治就会被压制了的人性产生的张力所推翻。而普遍性暴力只有在畸形社会，利己至上的非理状态下产生。因此,造就一个畸形的社会，就是极权政治自然的选择，有意而为之。要造就一个畸形的社会，首先必须摧毁社会的道德和伦理体系。

实质性法家政权与马列主义的联结，即所谓的“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进入九十年代后，意识形态让位于利益分配。一方面是合法性和社会正义受到内部的质疑和外界的压力，因此，对任何被认为可能消解专制的意见、建议或事件总是不能理智地对待，而且，整个机制总是不自觉地采用专政的手段；另一方面，弱势群体的怨恨，对个人权利和自由观念的强力压制，累积着巨大的势能，初始扰动也许随时都可能戏剧性地出现。由于民间社会长期被瓦解，社会缺乏承受混乱的能力、缺乏化解冲突的机制，两难的局面事实上已经存在。

法家思想范文篇10

[论文摘要]本文从我国法律文化学界历来存有的法律与儒礼之争出发，深入剖析了这两个概念在我国历史上的演进及相互影响，进而提出作者对这一问题的立场。

瞿同祖先生在其《中国法律之儒家化》一文中指出：中国法律的儒家化自汉代开端，而至魏晋南北朝已大体完成。梁治平先生则主张汉代以后儒法合流，但仍是礼支配法，即所谓“德主刑辅”、“明刑弼教”。笔者暂且将梁先生的主张定名为“儒礼法律化”。不管是“法律儒家化”还是“儒礼法律化”，均表现出中国传统法制深受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的统治者，为了维持社会秩序并巩固其政权，在法律制度上融合了儒家思想、法家思想的精华而塑造出一个独特的中国法律体制。在此，笔者并不想着力论证我国古代法律所蕴涵的儒家和法家思想，本文所要探讨的是隐藏在我国古代法制建构背后的儒家和法家的斗争史。

一、“儒礼法律化”解构

“法律”一词是舶来品，管子云：“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这里的“法律”虽然连用，仍不过是单字的集合。“法律”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意义的合成词在汉语中出现，要追溯到十九世纪末的日本。“法律”与“法”、“律”其实很不相同，“法律”植根于西方国家的传统，早在古希腊时期，法律就被视为权利的保障。与权利义务相联系的“法律”，这在我国古代是看不到的，我国古代“法”、“律”以惩罚为唯一功能，陆贾语：“夫法令者所以诛恶。”是以为证。

那么，什么又是中国传统“法”的起源呢？礼，是也。

“礼”，最初指一种祭祀仪式。“礼”自产生后，其内容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扩大，人们长期生活中自然而然形成的风俗习惯成为礼制的渊源，礼制在氏族社会后期及夏商西周时期已经具有了习惯法的性质，夏商西周之后，在保留习惯法性质的同时，礼制的许多内容转化为成文法中的条款。春秋战国将礼制成文法化后，儒家即开始着手阐述成文法化后的礼制礼义，并编撰成《礼记》，由此“礼”就成为儒家的主要思想。

自汉以来，儒法合流，“礼入于法”，“儒礼法律化”这一概念即说，虽“合流”，主次尚分明，“德主刑辅”、“明刑弼教”，仍强调礼对于法的支配，法对于礼的服从，故而有了“父子得相隐匿”、“列服制图于律首”、按照血缘亲疏定罪这样的例子。

笔者并不否认中国传统法律所蕴涵的儒学礼治思想，但“儒礼法律化”则一味地突出“礼”，而将“礼”作为中国传统法制的核心，法律只是礼的表现形式，这种观点恐怕有失偏颇了。

二、“法律儒家化”的导入

上文说到，自汉以来儒法合流，汉儒董仲舒以《春秋》大义为断讼依据，讲“原心定罪”，法律可以直探人心，礼“禁于将然之前”，法则是“禁于已然之后”。又有人云：此时的“法”不过是罚则，“礼”（伦理纲常）因为附了罚则就变成了法律。这样说来，“法律儒家化”不又混同于“儒礼法律化”了？

其实不然。笔者眼中的“法律儒家化”是动态的，是我国古代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的斗争史，是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碰撞的结果。

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主要形成于春秋战国时代。春秋时期，天子失位，诸侯丧国，大夫专权，陪臣执国命，礼崩乐坏，“重人”思潮兴起，儒家主张为国以礼，为政在人，为政以德，为法以直，这正符合春秋社会变革的需要，因而春秋时期成了儒家思想的大舞台。到了战国，儒家这种以礼教民的治国方略须时久远难见成效，而法家以法治国，富民强国的方略功效立见，法家思想便逐渐取代儒学而成为战国群雄的首选，并进而为秦始皇所沿用。称汉代为儒法相争的时代毫不为过。汉高祖刘邦取天下后，作律九章，仍以法为重要的维持统治及社会秩序的工具，虽贾谊等上疏进言崇儒，仍未得采纳。后董仲舒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此儒学又重回正宗地位。魏晋以来至于唐，儒家思想始落实于法律，即礼法合流，法律儒家化。

法律儒家化的过程中不断穿插着儒家与法家、人治与法治、礼治与法治、礼与刑的较量。作为君王的两种统治工具，礼与法、礼与刑、儒与法相结合才能全面满足其统治需要，是而历史上儒与法的不断碰撞的结果就是儒法合一。此即是笔者眼中的法律儒家化。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