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的诗山行十篇

杜牧的诗山行篇1

杜牧(803-852)，字牧之，京兆万年人(今陕西西安)，宰相杜佑之孙，唐文宗太和二年(828年)进士，为弘文馆校书郎，历任监察御史、膳部、比部及司勋员外郎，黄州、池州、睦州、湖州刺史。官至中书舍人。早年颇有抱负，主张削平藩镇，抗击吐蕃、回鹘统治集团的侵扰，加强国防，以拯救日趋衰败的唐王朝，晚年渐趋保守消极。

杜牧诗文兼擅，是晚唐著名作家。他的散文以议论见长，气势纵横，敢于论列军国大事，指陈时弊，具有较强的现实性，继承了韩、柳派古文家的优良传统。他的诗意境清新，风格豪健俊爽，在晚唐轻浮艳丽的文坛上独树一帜。后人因称他为“小杜”，以继杜甫。

杜牧自幼聪慧好学，26岁时接连考中进士科与制策科，即其诗句“两枝仙桂一时芳。”两枝指两种，仙桂是月宫折桂，指科举考中。任弘文馆校书郎，弘文馆是撰写文史、聚集学士之处。校书郎掌校理典籍，勘正错误。他为人刚正，不喜逢迎，因而遭贬斥，出京到江西南昌，为沈传师的幕僚。著名的政治家牛僧孺任淮南节度使，杜牧应邀去当他的掌书记。沈、牛等人极看重杜牧的才学。淮南节度使驻扬州，扬州是唐代经济最繁华的都市之一，所谓“杨一益二”，城里青楼林立，如云。杜牧陶醉于轻歌燕舞之中。其诗云：“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其后他被征召回京，任监察御史。当时牛李党争，李德裕为宰相，排挤杜牧，他初为黄州、池州、睦州等州的刺史，其后入朝为司勋员外郎。宣宗大和年间，官至中书舍人。疾笃而逝于任上，时年50岁。

杜牧是天才的文学家，才华横溢。他在23岁时写下了千古名篇《阿房宫赋》，其华丽词藻和深邃见识，使此文永放华彩。杜牧生活于唐帝国内忧外患、纷乱多事的年代，他关心国运民生，注意探讨财赋、甲兵、治乱和兴亡的问题。在《阿房宫赋》中，他以六国与秦亡的教训为戒，指出国君必须“爱民”与施行“仁政”，否则失人心、失天下，便是不可避免的下场。他说“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其意在于规讽当朝皇帝务必修明政治，勿蹈前人覆辙。

公元842年秋季，回纥军队南侵，北方人民遭受蹂躏，流离失所，他写下了《河湟》以表深切同情。

元载相公曾借箸，宪宗皇帝亦留神。旋见衣冠就东市，忽遗弓剑不西巡。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唯有凉州歌舞曲，流传天下乐闻人。

前半句写有意恢复河湟的前朝帝相，惋惜其大功未成，不满当朝君臣的不思恢复。后半首写沦陷区人民身穿胡服心含祖国，对比内地统治者的麻木不仁，讽刺了他们的醉生梦死。

杜牧用诗歌揭露唐代政治黑暗腐朽。杨贵妃爱吃荔枝，唐玄宗命骑士飞马从南方运荔枝，日夜兼程，死伤人马，劳民伤财。他写了《过华清宫三绝句》(其一)是：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写从长安回望骊山如锦绣，山顶宫门按序打开。远处扬尘，知有飞马，贵妃嫣然一笑，知是新鲜荔枝送来。老百姓还以为骑士为国家大事而奔跑呢!选择典型场合，用艺术概括，讽刺唐明皇和杨贵妃的荒淫误国，酿成安史之乱。

杜牧的咏史诗极有见地。如《乌江亭》：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战争的胜败不能预期，诗人反对项羽兵败后自杀的行为，认为忍受挫折，正视失败才是男子汉，说明失败后不气馁仍可以卷土重来，取得胜利。他的《赤壁》：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如无东风，大小乔将被曹操掳掠，东吴被消灭。东风成就周瑜的大功，决定了三国鼎立。此诗寄托出杜牧自己有才华而没有机遇、无东风的叹惋。

杜牧的纪行咏物写景抒情的绝句写得十分高超。他用短小的诗篇，创造鲜明生动的意象，寄寓悠远真挚的情思。才思俊逸活泼，风调清丽悠扬，声情意蕴并茂。如他的《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诗人通过江南山水、寺院和花红柳绿等自然景观的描写，抒发了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也隐晦地讽刺了南朝统治者的无能。再如《泊秦淮》诗：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花。诗人批评了大敌当前，达官贵人们不思抵抗而醉生梦死，表达出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清明》)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山行》)这些诗都写得很隽永，意境优美，意味无穷。

杜牧的诗山行篇2

历史不会留下平庸之辈。每位文化巨匠背后总有长长的影子,没有影子的巨人是虚妄的。影子的文化底蕴决定着大师们的存在力量,而这些恍惚的影子又深藏不露地隐喻在他们的作品中。杜牧的《张好好诗》墨迹便是储藏着不动声色的影子的作品。作为唐代杰出诗人留下极其有限的墨宝之一,本该为之欢呼雀跃,然而偏偏有人把它作为杜牧“风流好色”、“颓废狂任”的有力证据,并宣称“倘若杜牧没有出众的诗才,他作为历史人物简直一无可取”(1)果真如此吗?澄清这个问题,不仅有利于我们把握杜牧本人,更有利于我们对其书法价值的探寻。

这件作品书写的时间,诗的小序似乎记述得很明白:“牧大和三年,……后一岁,……后两岁,……后二岁,……故题诗赠之。”看来该作品成于大和八年,确定无疑。(2)然而看看杜牧的行迹,问题就来了。大和二年杜牧登进士第,又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第二年即大和三年,杜牧“佐故吏部沈公(传师)幕”,始识张好好,大和四年,他随沈传师并张好好移镇宣城。在此期间,杜牧与沈传师、张好好过往甚密。大和七年四月,杜牧赴扬州任淮南节度使牛僧儒书记。直到大和九年,杜牧内擢监察御史,离开扬州赴长安供职。也就在这一年四月,沈传师去世,张好好被逐出沈家。诗中曰“水云秋景初”,说明杜牧与张好好相遇在大和九年的秋天。由此可以判断《诗序》中的第一个“后二岁”是指张好好被沈传师之弟沈述师纳为小妾的时间,即大和六年,此非杜牧本人的经历时间(其实原序句意也是如此)。第二个“后二岁”是指杜牧大和七年离宣城到扬州,尔后转赴长安再到洛阳的后两年,即大和九年。这样看来《张好好诗》写于大和九年而非太和八年(公元834年)。

这不能怪读者解读有误,关键杜牧本人对时间的交待有些模糊,但这又不能全怪杜牧。中国文化对时间本来就是很淡漠,一年、两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庄子所设定的语境里,早已告示:百岁光阴不过一梦蝶。时间在东方不是束缚心灵的枷锁,而是对生活的馈赠,并且成为艺术最和谐的搭档。这一点完全有别于西方,萨特说:“人的不幸在于他被时间制约。”(3)他们把对时间的恐惧、无奈嵌入到语言中,试图用时态来挟制时间;他们用最精致的时钟来算计,试图掌控时间,但是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无论怎样努力地衡量时间,划分时间,我们都没有办法最终控制时间。”(4)而在我们东方从来没有想控制时间,“一阴一阳为之道”,我们很艺术地享受时间所给予的乐趣。宗白华先生说:“我们的宇宙是时间率领着空间,因而节奏化、音乐化。”(5)黑夜与白天演绎成太极,于是我们认同了黑白书画艺术。四季花卉会同时出现在一幅绘画作品里,无论是花鸟画还是山水画,都没有光与影的变换。书法成为凝固的时间,节奏是时间追逐的游戏。现在让我们来探析《张好好诗》是如何表现时间的弯曲度的。我们知道一条自然的墨线,并没有美学意义,而在经过书家运用起笔、行笔、收笔表现后,就呈现出美的质感,何哉?这是因为自然墨线就其时间性看,是匀速直线型,其弯曲度是平面的,如同等速的时钟,没有生命的呼吸。而具有“三笔”特性的线条,其时间性则是一步三摇,至少维持三个以上的向度,从而形成生命的张力。故尔黄宾虹先生一语道破:“用笔之法,全在书诀中,有‘一波三折’语,最是金丹。”(6)《张好好诗》中每一笔画无不合乎这“一波三折”之法,在起、承、行、转、收一系列的运动里,时间的弯曲度在不断变幻,生命的节点由此丰富起来。那一刻的杜牧正与农夫一道,在封建秩序中享受农耕时代所特有的优游生活,只不过农夫用牛犁地,而杜牧用笔写字,喻体不同,而文化本体一致。这就是我们把作为诗人的杜牧还认可为书家的原因之一吧。当然杜牧还有自己个体的独创,通常的转折只有一个时间的转向,但在杜牧笔下,却大量出现先大转后顿挫的笔画,例如“凤”、“讽”、“且”、“相”、“徊”、“凋”等字,这样时间又多了一个驿站,人生又可以栖息于此,它既可以作生命的思考,又可以作雾霭流岚的观赏,幸福的欣悦被压缩成一个转瞬即逝的时间片段,人的情感被抽象外化成简单线条,这或许就是所谓的“书者,心之迹也”。但是杜牧没有毫无节制地挥霍时间,任点画恣肆扩张,他很有分寸地经营笔画,把握着时间的弯曲度。在恍恍惚惚的黑白影迹里,杜牧倾诉出对生命的眷恋和对文化的满足。

董其昌评述《张好好诗》云:“深得六朝人风韵。”要深得魏晋风韵,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内在的文化诉求,二是书法美学的归依。前者由血雨腥风的政治、壮志难酬的苦闷、清淡无为的玄学、坦腹服药的生活以及雅集归隐的方式,所孕育的悲凉慷慨、意气俊逸、遒劲有力而又玄远自然、神思超迈的风骨。这种风骨是魏晋风韵的内核、基调,可遇而不可求,可修而不可学。杜牧所处的阴暗环境,却为他幸运地皈依魏晋风骨提供了机缘。纷乱的晚唐早已失去大唐气象,藩镇割据,宦官弄权,朋党纷争,外族侵扰。杜牧在写《张好好诗》前目睹了吴济元、李师道、李同捷先后叛乱,目睹了宦官毒杀宪宗、敬宗两帝,目睹了牛李党争。面对国势日蹙,立志经世致用、报效国难的杜牧在23岁即写下切中时弊的名篇《阿房宫赋》,颇受责难的“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不是自诩,而是无法施展抱负的自嘲和注解。大和九年,他离开长安到洛阳,即是为躲避预感将要发生的“甘露之变”,就在洛阳城东却又不期而然遇到境遇陡变的张好好。时局的艰难,人生的不测,情郁于中,自然发端于笔下。诗中张好好的三问:“怪我苦何事,少年垂白须?朋游今在否?落拓更能无?”隐喻了杜牧多少辛酸事,一个“苦”、一个“白须”无须多说,所有的追求和抱负似乎只剩下“落拓”两字了。也就是这三个问颠覆了主客关系,张好好并没有急于倾诉自己的不幸,而是急切表达对杜牧的深度关切。这种相互关怀、平等对流,不同于《琵琶行》中主客从属关系,后者虽充满同情,但它始终有不对称的居高临下的感觉。张好好的生活“落拓”与杜牧的人生“落拓”交融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一幅“初秋图”,张好好的“哭”,杜牧的“泪”演绎的是相知相识。难怪元曲名家乔吉热忱地通过《杜牧之诗酒扬州梦》一出戏,将两人结成美好姻缘。反观我们却把整首诗作为杜牧风流颓废的佐证,是不是太浅薄了?

至此《张好好诗》的文化归属已了然。韩愈在《送高闲上人序》中说:“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旭有道:利害必明,无遗锱铢,情炎于中,私欲斗进,有得有丧,勃然不释,然后一决于书。”杜牧不也是“情炎于中”,然后一决书之《张好好诗》?只不过张旭笔下多了盛唐不可阻遏的气势、豪迈超逸的激情,而杜牧除了有与张好好相遇短暂的欢愉外,更多了晚唐的抑郁、人生的困顿和悲壮慷慨的豪情。这就完成了由现实的孤寂、焦渴升华为形而上的超然独立的艺术转换。吴冠中先生总结说:“美感是可感知的,必须具备感情内涵,作者的欢乐、抑郁、孤独、愤世嫉俗的心态必然流露在作品中。”(7)当我们沿着《张好好诗》的墨象探寻文化隐喻时,便会获得持久的审美承诺,而这种承诺是以魏晋风骨作为后盾的。《宣和书谱》评《张好好诗》云:“气格雄健。”可谓法眼洞察。

漂移在海上的冰山如此庄严宏伟,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出水面,海明威如是说。优秀的书法作品亦是如此。杜牧将魏晋风骨潜伏在海面之下,以之作为生活的避难所,只留下水面上的恍惚墨象任我们探寻。这墨象将把我们带向何方?依然是魏晋吧。诗中“高”、“殊”、“善”、“西”、始“、”能“、影”、“生”等众多字形,直接来自大王的《集字圣教序》,尤其是“高”、“殊”,不仅字形,其笔势、使转全是大王的面貌。王羲之《得示帖》中的“吾亦劣”三字连写和《二谢帖》中的“议”的连写所形成的左实右虚、左方右圆、左顿右转、左直由弯特有用笔方法,在《张好好诗》中被大量自如运用,如“为当”、“袅”、“叹”、“众”、“豫”、“才”等。而帖中的“牧”、“故”两字的“攵”部首则直接出自《万岁通天帖》中王慈《得柏酒帖》里“致”之部首“攵”。“L”、“绛”、“纽”之“纟”与王献之《东山帖》中“给”的“纟”用笔极为神似。由此看来,杜牧确实对“二王”书法下过功夫,而且深得其中三味,《张好好诗》字里行间回旋着魏晋风韵特有的焦渴、从容、潇散。“众音不能通”五字都是大王的左实右虚、左缓右急的用笔方法,很好地把握了运行的节奏,时光就像昼夜一样有序更迭,它缓解了内心的压抑,释放了生活的焦虑,五个字相似的时间弯曲度,形成一个优美的旋律,恰是如歌的行板。而“来未几岁散尽高”一列则又是大珠小珠落玉盘了。这些让人获得身心自由,不管是杜牧本人还是欣赏者都能沐浴到生命的阳光,又如行于山阴道中。

美妙的作品“都是与其祖先对话,而与其后人的对话或许更多,而且更隐秘”,(8)杜牧将自己的血脉融进魏晋风韵,但勃发的才情让他不会只做一名沉默的看护者,他以自己的方式解读、重释经典,他在《张好好诗》中大量使用枯笔、破锋、飞白,这在唐宋书家中实属罕见,这显示了他卓尔不群的个性与非凡的重建能力,虽杨疯子不能及也。帖中“江”、“好”、“游”、“故”、“镇”、“L”等字的中心留下大片空白,强化了空间意识的营造,此为庄子所谓:“瞻彼阙者,虚室生白。”这是中华朴素的“混茫”美学观的再现:“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9)计白当黑,阴阳互生,于无字处蕴涵情意,妙绝。更为诡秘的是,一百五十多年后,于公元991年日本书坛“三迹”藤原佐理书写的《离洛帖》中的“伏”、“优”两字的“亻”部首、“余”字,竟然与《张好好诗》中的“佐”、“伤”、“使”等字的“亻”部首和“馀”、“徐”之“余”部首有惊人相似,如出一人之手。究其原因,不得而知。是否是艺术的感知,冥冥之中能超越时空阻隔呢。同样,《张好好诗》将《集字圣教序》中“常”、“隆”、“罗”、“字”上宽下紧、上放下收、上虚下实的特质进一步放大。如“塞”、“宣”、“善”、“置”、“虚”、“豫”、“座”等字,在视觉上造成“宽可走马,密不透风”的效果,颇有“一张一弛,文武之道”的侠气。八百年后,一位巨匠紧紧抓住这一特质进行宣泄,使之成为自己书法独特的语言,由此形成书法世界里一道别致的景观,他就是山人。当然我们不能臆断:山人就是从《张好好诗》习得而来。但我们可以这样说,在这书法的长河中,杜牧凭借《张好好诗》与前人、后之来者进行对话,并因之确立自己当之无愧的身份。

一路走来,似乎总有神秘之手牵引着我们,让我们努力洞悉《张好好诗》的高超技法,并且喻示我们:杜牧在自己的文化篱笆墙内,常常“替人垂泪到天明”。

注释:

1.陈振濂《历代书法欣赏》。

2.朱关田《中国书法史・隋唐五代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10月第一版,第393页。

3.【法】萨特《萨特文学论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4月第一版,第22页。

4.【英】丹尼・卡瓦拉罗著《文化理论关键词》,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第二版,第117页。

5.宗白华《美学漫步》,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7月第四版,第113页。

6.黄宾虹《黄宾虹画论》,《中国书画・艺术博览》,2010年04期。

7.吴冠中《油画风景与中国山水画和影》,《中国书画・艺术博览》,2010年04期。

杜牧的诗山行篇3

关键词： 杜牧 浙西 睦州 湖州 长安

会昌六年九月，杜牧由池州刺史转睦州刺史，大中二年八月，回长安，四年秋，出任湖州刺史，五年秋，回长安。睦州、湖州属浙西，浙西时期是杜牧重要创作时期，缪钺先生《杜牧传》完整勾勒了杜牧在浙西的行程和创作，导夫先路[1]88-108。但是，并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所以，后续研究极为罕见。

会昌六年三月，武宗崩，宣宗继位，政治局势风云大变，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杜牧浙西时期的诗文创作出现全新的面貌，睦州时期，基于对新的政治局势的憧憬，杜牧逐渐流露出对李德裕的不满，原来的抑郁情思逐渐消退，轻松心境成为主导，但是，返回长安的心情越来越急切。湖州时期，因为对大中政治有了深刻的认识，杜牧的政治热情冷却，产生了强烈的知天命意识，从诗文创作来看，浙西时期是杜牧思想最终定型时期。

一、杜牧睦州时期创作

会昌年间，杜牧由比部员外郎出任黄州刺史、池州刺史，《祭周相公文》：会昌之政，柄者为谁？忿忍阴，多逐良善。牧实忝幸，亦在遣中。黄冈大泽，葭苇之场，继来池阳，栖在孤岛。僻左五岁，遭逢圣明。收拾冤沈，诛破罪恶。会昌之政，柄者为李德裕，杜牧之言即指自己为李德裕所抑。而且，大中年间，杜牧又不止一次地在文章中表达对李德裕在会昌年间排斥异己的不满，《唐故太子少师奇章郡开国公赠太尉牛公墓志铭》：时李太尉专柄五年，多逐贤士，天下恨怨，以公德全畏之。《唐故东川节度使检校右仆射兼御史大夫赠司徒周公墓志铭》：李太尉德裕伺公纤失，四年不得，知愈治不可盖抑，迁公江西观察使、兼御史大夫。在这里，杜牧对李德裕的怨恨之情跃然纸上，但是，会昌年间，李德裕一相独大，所以，杜牧空有怨恨而无可奈何，抑郁情思由此而来，这在黄州、池州时期诗文创作中多有体现，学界也有论述，此不赘。

会昌六年三月，武宗崩，宣宗继位，四月，李德裕出任江陵尹、荆南节度使，十月，为东都留守，同时，大批牛党成员纷纷得到重用，政治局势风云大变，显而易见[2]613-615。正因为如此，杜牧对新的政治局势满怀憧憬，《昔事文皇帝三十二韵》：祝尧千万寿，再拜揖余樽。《寄内兄和州崔员外十二韵》：共祝中兴主，高歌唱太平。当时杜牧身在睦州，远离长安，而且，宣宗继位不久，并没有什么政绩，“中兴”、“太平”之言足以说明杜牧的喜悦之情，在这个过程中，杜牧逐渐流露出对李德裕的不满，《昔事文皇帝三十二韵》：我实刚肠者，形甘短褐髡。曾经触虿尾，犹得凭熊轩。暗指自己因为与李德裕之间的矛盾而遭到贬谪，《新定途中》：无端偶效张文纪，下杜乡园别五秋。重过江南更千里，万山深处一孤舟。时在赴睦州途中，杜牧以张文纪自比，等于是以梁翼比李德裕[3]1817。《代人举蒋系自代状》：尝为谏官，无所避忌；及领藩镇，实惠疲羸。顷者不附权臣，例遭左官，今逢明代，犹典小州。《旧唐书・蒋系传》：“武宗朝，李德裕用事，恶李汉，以系与汉僚婿，出为桂管都护御观察使。”[2]4029虽是，但是，杜牧对蒋系的肯定一览无余，尤其是肯定蒋系面对李德裕的风骨。当然，李德裕贬潮州司马在大中元年十二月，所以，当时杜牧对李德裕的不满发而为诗多为暗讽。

睦州户口不足一万，当时只是下州，而且地处偏僻，《祭周相公文》：东下京江，难走千里。曲屈越嶂，如入洞穴。惊涛触舟，几至倾没。可见，睦州环境闭塞，交通不便。但是，睦州山水在杜牧诗中却颇为秀丽，《睦州四韵》：州在钓台边，溪山实可怜。有家皆掩映，无处不潺。好树鸣幽鸟，晴楼入野烟。残春杜陵客，中酒落花前。方回评《睦州四韵》：“轻快俊逸。”纪昀则认为：“风致宜人。”[4]402由景见情，可见当时杜牧心境轻松，于是，当时杜牧的咏史怀古诗也少了批判的锋芒，《江南怀古》：车书混一业无穷，井邑山川今古同。戊辰年向金陵过，惆怅闲吟忆庾公。当然，杜牧的轻松心境是基于自己能够返回长安的认识，所以，当时杜牧返回长安的心情颇为急切，《朱坡绝句三首》：故国池塘倚御渠，江城三诏换鱼书。贾生辞赋恨流落，只向长沙住岁余。自注：文帝岁余思贾生。分别以文帝、贾谊比宣宗、自己，隐约可见杜牧对自己在新的政治局势中获得重用的憧憬。《寄沣州张舍人笛》：遥想紫泥封诏罢，夜深应隔禁墙闻，是写张笛何尝不是对自己的期许？这种急切的心情甚至在杜牧启程回长安的途中还存在。《夜泊桐庐先寄苏台卢郎中》：水槛桐庐馆，归舟系石根。笛吹孤戍月，犬吠隔溪村。十载违清裁，幽怀未一论。苏台节，何处与开樽？

于是，杜牧多次主动上书权贵，请求提携自己返回长安，《上刑部崔尚书状》：某启。某比於流辈，疏阔慵怠，不知趋向，唯好读书，多忘，为文格卑。十年为幕府吏，每仲束於簿书宴游间。刺史七年，病弟孀妹，百口之家，经营衣食，复有一州赋讼。私以贫苦焦虑，公以愚恐败悔。仍有嗜酒多睡，厕於其间，是数者相遭於多忘格卑之中，书不得日读，文不得专心，百不逮人。所尚业，复不能尺寸铢两自强自进，乃庸人辈也，复何言哉！今者欲求为贽於大君子门下，尚可以为文而为其礼，《诗》所谓“有面目，视人罔极”者也。谨敢缮写所为文凡二十首，伏地汗赧，不知所云。谨状。同样的意思杜牧不止一次地在不同的上书中表达，《上吏部高尚书状》：某启。人惟朴，材实朽下，三守僻左，七换星霜，拘挛莫伸，抑郁谁诉。每遇时移节换，家远身孤，吊影自伤，向隅独泣。将欲渔钓一壑，栖迟一邱，无易仕之田园，有仰食之骨肉。当道每叹，未路难循，进退唯艰，愤悱无告。今者大君继统，贤相秉钧，遗坠必举，髦隽并作。伏惟尚书秩高天爵，德冠人伦，为缙绅之纪纲，作朝廷之标表。

当杜牧如愿以偿地回长安时，睦州的山水在杜牧的诗中再一次风致宜人，《除官归京睦州雨霁》：秋半吴天霁，清凝万里光。水声侵笑语，岚翠扑衣裳。远树疑罗帐，孤云认粉囊。溪山侵两越，时节到重阳。顾我能甘贱，无由得自强。误曾公触尾，不敢夜循墙。岂意笼飞鸟，还为锦帐郎。网今开傅燮，书旧识黄香。自注：曾在史馆四年。姹女真虚语，饥儿欲一行。浅深须揭厉，休更学张纲。《秋晚早发新定》：解印书千轴，重阳酒百缸。凉风满红树，晓月下秋江。岩壑会归去，尘埃终不降。悬缨未敢濯，严濑碧淙淙。

二、杜牧湖州时期创作

将自己的贬谪归咎于李德裕，既然李德裕已经失势，政治局势就应该焕然一新，自己也能够获得重用，这是杜牧的基本政治判断。

虽然大中年间，务反会昌之政，但是，因为主导会昌、大中政治局势的都是仇士良宦官集团，而这一宦官集团拥立宣宗继位，在大中年间势力猖獗，连宣宗都有强烈的掣肘感觉，大中之政并非善政[5]8055。杜牧很快就深刻地意识到政治局势的实质，因此在《长安杂题长句六首》中对当时粉饰太平，权贵纸醉金迷的豪奢颇为不满[1]101。值得注意的是，杜牧一生在长安仕途的时间并不长，大和二年十月，杜牧就出为沈传师江西观察使幕府幕僚，九年，数月在长安，随即分司东都，开成四年，回长安，会昌二年，出任黄州刺史。杜牧在长安期间都是当时政治局势风起云涌之时，大和九年的“甘露之变”、开成五年的文武朝代更替，而大中二年，政治局势已经稳定，在这样的背景下，并没有出现杜牧觉得应该出现的善政，杜牧的思想终于定型，因此在《长安杂题长句六首》中虽有不满但表达得颇为含蓄。

于是，杜牧主动要求出任外州刺史，《上宰相求杭州启》、《上宰相求湖州第一启》、《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启》、《上宰相求湖州第三启》，竟然脸上四启，可见杜牧外出决心之强烈。《新转南曹未叙朝散初秋暑退出守吴兴书此篇以自见志》：捧诏汀洲去，全家羽翼飞。喜抛新锦帐，荣借旧朱衣。且免材为累，何妨拙有机。宋株聊自守，鲁酒怕旁围。清尚宁无素，光阴亦未。一杯宽幕席，五字弄珠玑。越浦黄柑嫩，吴溪紫蟹肥。平生江海志，佩得左鱼归。杜牧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题白洲》：山鸟飞红带，亭薇拆紫花。溪光初透彻，秋色正清华。静处知生乐，喧中见死夸。无多组累，终不负烟霞。在湖州山水中，杜牧颇有从政治中解脱的愉悦。《题茶山》：重游难自克，俯首入尘埃。《茶山下作》：春风最窈窕，日晓柳村西。娇云光占岫，健水鸣分溪。燎岩野花远，戛瑟幽鸟啼。把酒坐芳草，亦有佳人携。倚溪侵岭多高树，夸酒书旗有小楼。惊起鸳鸯岂无恨，一双飞去却回头。《春日茶山病不饮酒因呈宾客》：笙歌登画船，十日清明前。山秀白云腻，溪光红粉鲜。欲开未开花，半阴半晴天。谁知病太守，犹得作茶仙。湖州产茶，杜牧沉醉于茶山中，流连忘返，当时的杜牧政治热情已经冷却，所以，对于湖州山水的感情就极为真挚，以至于临别之时，依依不舍，《八月十二日得替后移居溪馆因题长句四韵》：景物登临闲始见，愿为闲客此闲行。

杜牧政治热情的冷却是因为强烈的知天命意识，《自撰墓志铭》：去岁七月十日，在吴兴，梦人告曰：“尔当作小行郎。”复问其次，曰：“礼部考功，为小行矣。”言其终典耳。今岁九月十九日归，夜困，亥初就枕寝，得被势久，酣而不梦，有人朗告曰：“尔改名毕。”十月二日，奴顺来言“炊将熟甑裂”。予曰：“皆不祥也。”十一月十日，梦书片纸“皎皎白驹，在彼空谷”，傍有人曰：“空谷，非也，过隙也。”予生于角，星昴毕于角为第八宫，曰病厄宫，亦曰八杀宫，土星在焉，火星继木。星工杨曰：“木在张于角为第十一福德宫，木为福德大君子，救于其旁，无虞也。”予曰：“自湖守不周岁，迁舍人，木还福于角足矣，土火还死于角，宜哉！”复自视其形，视流而疾，鼻折山根，年五十，斯寿矣。从来注重经世致用的杜牧竟然在晚年以如此戏谑的形式对自己的人生进行总结，看透政治的杜牧已经不在乎政治的得失，关心的只有自己的文学创作。裴延翰《樊川文集序》：上五年冬，仲舅自吴兴守拜考功郎中知制诰，尽吴兴俸钱，创治其墅。出中书直，亟召昵密，往游其地。一旦谈啁酒酣，顾延翰曰：“司马迁云，自古富贵，其名磨灭者，不可胜纪。我适稚走于此，得官受俸，再治完具，俄及老为樊上翁。既不自期富贵，要有数百首文章，异日尔为我序，号《樊川集》，如此顾樊川一禽鱼一草木无恨矣，庶千百年未随此磨灭邪！”时在杜牧自湖州返回长安之时，可见，当时杜牧思想已经最终定型，而这在杜牧湖州时期创作中已经可见一斑。

参考文献：

[1]缪钺.杜牧传・杜牧年谱[M].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2]刘等.旧唐书[Z].北京：中华书局，1975.

[3]范晔.后汉书[Z].北京：中华书局，1965.

杜牧的诗山行篇4

关键词： 杜牧 诗歌 女性观形成

人们一向认为诗歌到了晚唐，已经是“绿肥红瘦”的换季时节，不值得一顾了。但是，“凡鸟偏从末世来，都知爱慕此生才”，在晚唐文学史上，杜牧与其他一些诗人毕生努力奋斗，在全面继承的基础上，终于开辟了晚唐诗歌的创作胜景。在他的诗中，女性题材的诗占有一定的比例，有反映深宫哀怨的题材，也有反应生活的题材，更有普通人家的闺怨诗。这些诗不仅反映了杜牧的女性观，而且从一个侧面透视了晚唐社会的时代风貌，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一

杜牧反映女性的诗歌大致分为三个类型：反映深宫宫女哀怨情怀的宫怨诗，反映风月场所生活的诗歌，以及反映一般家庭妇女思念远方丈夫的思妇诗。这些女性形象有的是杜牧亲身经历的，有的是他从典故或历史中点化出来为己用的，都蕴涵着诗人独特的女性观。

（一）宫怨诗

宫怨诗是专写古代宫女，以及宫女失宠后所起怨情的诗歌。“选美”是历代帝王为满足其荒淫的生活必做的事情，被选入宫的女子，身居禁宫，成为最高统治者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对象，她们的青春在极度孤寂中日渐憔悴，她们的情感在极度失落中忍受煎熬。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她们是最为可悲的群体之一。在杜牧的诗歌中，宫怨诗占有很大的比例，他从不同角度与侧面描述了宫女悲凄苦楚的生活情景。如《秋夕》：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

编选《唐诗三百首》的蘅唐退士孙洙说此诗：“层层布景，是一幅着色人物画。‘坐看’二字，逗出情思，便通身灵动。”诗中的宫女是个被冷落者，初秋夜晚，不得君王临幸，便以团扇扑捉萤火虫打发寂寥的时光，其内心的凄冷与悲凉可想而知。牛郎、织女虽无缘天天得以厮守，但他们能够风风火火地真爱一场，也不枉一生。然而作为宫女的她，就连这样的真爱也很难得到。不过，从另一个侧面我们也可理解为，诗中虽有哀伤，虽有失望，却也有憧憬，不是一味地唱唐宫哀怨哀伤凄恻的老调。

再如脍炙人口的《赤壁》：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对此诗的评价历来不一。大致分为两派，一派持批评态度，认为杜牧乃轻薄之人。清人沈德潜以为：“牧之绝句，远韵远神，然如《赤壁》诗‘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近轻薄少年语。而诗家盛称之，何也？”另一派则以作诗法为之辩护，认为以二乔命意，可以增加诗的情趣。方岳说：“本朝诸公，喜为议论，往往不深谕唐人主于性情，使隽永有味，然后为胜。东风借便于春深数个字，含蓄深窈。”而实质上，杜牧把自己的心理状态和对社会的思考融入了宫女的悲惨生活中。总之，在那样的社会里，妇女总是不幸的。

（二）生活诗

杜牧反映生活的诗篇也在他的诗中占有重要地位。古时犯罪的妇女或犯人的妻女被收入官府，充当官妓，供统治者取乐，名隶乐籍，户称乐户。官妓，是古代官场的一个怪胎。杜牧《春末题池州弄水亭》云：“嘉宾能啸咏，宫妓巧妆梳。”这个“宫妓”就是“官妓”。杜牧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就是纵情酒色游宴，他有不少风月轶闻，也写有一些反映其贪杯恋艳的诗篇。如《遣怀》：

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全唐诗话》说，吴武陵看了杜牧这首诗，即以他的《阿房宫赋》向崔郾推荐，杜牧于是登第。这首诗其实带有诗人的自嘲意味。后人对这首诗颇有微词，因为他直接表现了杜牧的携妓生活，也为杜牧赢得了“青楼薄幸”的名号。殊不知这正是杜牧的痛快之处。他从不遮遮掩掩，总是那么坦率。这首诗固然反映了诗人不谨慎的一面，但更多地表现了诗人对这种生活的悔恨和否定，同时，也抒发了诗人怀才不遇的悲伤心情和满腔的愤懑，是诗人不幸生活的曲折反映。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些诗同时反映了杜牧对生活所给予的深切同情。唐代官吏携妓宿娼的风气盛行，杜牧身在江南，对这种生活非常了解，他在写过的诗篇中对这种现象给予了深切的批判。在《杜秋娘诗》、《张好好诗》中，感情突出，并且联系了杜牧对自身的怀才不遇的感慨。“地尽有何物，天外复何之。指何为而捉，足何为而驰。耳何为而听，目何为而窥。己身不自晓，此外何思惟。因倾一樽酒，题作杜秋诗。”同时，由杜秋的不幸遭遇实因藩镇起落、宦官谋政所造成看，诗人实际上是以杜秋为士人普遍遭遇之缩影，并表现出对官妓不幸遭遇的同情和对腐败政治的深刻揭露与强烈批判。

（三）思妇诗

在晚唐以思妇为题材的诗篇在杜牧的诗作中也占有一定数量。晚唐，唐帝国江河日下，战乱纷争日益增多，民间家中的男人都随着征兵的队伍远去了，只留下苦苦思念丈夫的妻子，在家中翘首企盼。杜牧在民间的体验较为深刻，从而也为他写作闺怨诗奠定了基础。同时，通过闺怨诗，他又将自己怀才不遇的隐愤融进了诗中，借思妇的不幸遭遇来暗比自身，抒发对政治的强烈不满。这样一来，每一首诗都更加有了历史的厚重感，情感蕴涵丰富。如一首《送人》：

鸳鸯帐里暖芙蓉，低泣关山几万重。明镜半边钗一股，此生何处不相逢？

就是以分镜断钗的方式作为日后“相逢”的凭信。还有些诗篇描述了情人分别的情景。再如《送别》一首，以女性的口吻写成，紧扣“送别”写景抒怀，真切感人，以极望、盼返写“别离”，突出了“愁远”。

二

中国文人善于用女性来比喻君臣关系和友情。杜牧诗的一大特点就是经常在诗中描写女性或以女性自比，将军士或友人看做所倾心的男子，或以女性的特征为衬托，制造诗歌题材。这就影响了杜牧的咏史诗。他在诗中模仿女子口吻，在《赠李处士长句四韵》诗中：“三山朝去应非旧，姹女当窗绣锦袍。”这里是用女子来做调侃。《郡斋独酌》是杜牧著名的咏怀长诗中感慨国事、抒怀言志的诗歌。其中有诗句描写李侍御：“我爱李侍御，七尺强。白羽八札弓，髀压绿檀枪。风前略横阵，紫髯分两旁。淮西万虎士，怒目不敢当。功成赐宴麟德殿，猿超鹘掠广球场。三千宫女侧头看，相排踏碎双明。”诗中写武将，所用颜色“白”、“绿”、“紫”，以颇有女性化的意味，表明了女性的视角对于杜牧诗歌创作的影响，增加了诗歌的情趣。这种方法与《赤壁》、《题桃花夫人》是一样的。

杜牧诗歌的另一大特色是善于翻历史陈案，这个特点反映在他具有女性关照特点的诗歌上就表现为他能为女性申诉，或者说他能将女性的生活从另一个不同与常人的视角表现出来，《余东诗话》中评：“《赤壁》诗说天幸不可幸，《乌江》说人事犹可为同意思。”在这首诗的字里行间，他特别强调了指挥者的位置，洋溢着指点江山、品评历史的勃勃才气。他讥笑周瑜以偶然的机会在赤壁取胜，如不是天赐与便，则国破家亡，妻妾不保。在这里他又联想到，在那深宫中还有如花似月的二乔，这些宫中女子不管有多么美艳，多么让人留恋，但终究不能逃出动荡社会的伤害。这也体现了杜牧的女性观。

杜牧诗歌的第三个特点是总能在诗中感受到悲凉的色彩。“究竟杜牧悲凉的是什么？诗中除了一个‘难逢开口笑’之外什么也没有说，也许是时事艰难，也许是独行无友难觅知音，也许什么也不是，只是一种朦朦胧胧的难以名状的感觉，让人难以‘开口笑’，比起李白、杜甫、王维的诗来，它似乎缺乏明确的所指，但是这种无名的悲凉却超越了背井离乡的愁苦成为人人意中都可能有的一种普遍的情绪。读者可以将任何个人的体验投入诗句一同品味，并将这种融化了的感受与诗句一同读出来；于是，这诗中便似乎有了全人类的感情，使人一读之下不由自主地从貌似旷放的句子中品尝出难言的苦涩来，心中顿时充满了悲凉”。而这种悲凉色彩在杜牧的女性诗中体现得更加鲜明，并且带有女性柔弱纤细的特点。但是这些诗歌又总是哀而不伤，有着一股倔强在诗人的内心。

三

杜牧女性观的形成和当时的社会背景是分不开的。在中晚唐，由六朝志怪小说发展演变而来的唐传奇已具备了相当完整的短篇小说形式，被认为是中国小说发展日趋成熟的重要标志。因为传奇不为禄利所用，也就无须登大雅之堂，所以，作者的思想可以不必拘守于封建礼教的框框之内，于是，描写女性感情与生活的作品渐趋繁荣。“安史之乱”以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益加深，封建的伦理道德日趋动摇，各种社会问题越来越多，许多问题都与女性相关，文坛上出现了许多以反映女性为中心的传奇作品。这些文化背景大都是在杜牧之前出现的，为杜牧的女性观的形成奠定了一个文化氛围。

杜牧出身于世家大族。他的祖父杜佑做过朝廷宰相，也是著名史学家。杜牧从年少时开始广泛阅读家中藏书，胸怀远大志向，意在研究“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险易远近，古人长短得失”（《上李中丞书》）。不幸的是，他在仕途遇上旷日持久的牛李党争。牛李两派都赏识他的才干，但他“刚直有奇节”（《新唐书》本传），不愿趋炎附势，因此两派都不肯重用他。杜牧自认有治国大才，却长期夹在党争之间做些不起眼官吏，一生郁郁不得志，未能施展抱负。

当满心感到寂寞，满腹雄才大略无法舒展的杜牧于大和七年（833）到扬州牛增儒幕下任职后，这个三十刚出头的诗人就不免拿出放荡不羁、风流倜傥的贵公子派头，在扬州享受一番了。一般来说幕僚的生活很刻板，可是，杜牧却常常在公务之余到歌楼酒馆去饮酒，过他的风流生活，虽然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但从他的《扬州三首》、《题扬州禅智寺》等写于此时的作品中也还能看出一点痕迹来。他去过扬州城郊的隋炀帝墓，去过隋代末年行宫的放萤苑，也曾在城里名楼大阁间闲逛，又到过禅寺题诗。在游览中虽也想到过隋末皇帝荒淫奢华误国之类严肃的问题，但更多的是沉湎于扬州富庶奢华的生活和秀丽迷人的风光，像“谁家唱《水调》，明月满扬州”，“谁知竹西路，歌吹是扬州”等，都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一种沉醉与满足的心情来。所以，他也常常与扬州的发生恋情，《赠别》二首就是写给他熟识的的。

娉娉袅袅十三馀，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

多情却似总无情，唯觉尊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

这两首在内容上相辅相成，前诗写歌妓的美丽，是后诗写惜别之情的基础，后诗所表现出的依依惜别之情，是前诗歌妓美艳的注脚。由此读者不难看出，诗人对女子用情，与逢场作戏的纨绔子弟是有根本区别的。

扬州是唐代一个十分繁华的城市，加上杜牧性格的另一面是风流潇洒、倜傥不羁，便难免在诗中透露出女性的情怀。但是杜牧具有畅快、倜傥、疏爽、豪放的性格，本质上是豪放刚直的，所以即使在描写一些青楼红粉、舞榭歌台的宴请时也始终时时露出一种豪气。《一瓢诗话》中讲：“畅快人诗必潇洒，敦厚人诗必庄重，倜傥人诗必飘逸，疏爽人诗必流丽，寒涩人诗必枯瘠，丰腴人诗必华赡，拂郁人诗必凄怨，磊落人诗必雄壮，豪迈人诗必不羁。”基本道出了一个诗人的个性与艺术风格的关系。如《遣怀》，正是杜牧的痛快之处，但也更多地表现了人对这种生活的悔恨。据王景霓在《杜牧及其作品》一书中记载：“杜牧随牛增孺在扬州任幕府书记时，确实颇好宴游作乐，经常出没酒肆歌楼，生活比较放浪。牛增孺为了他的安全，曾嘱人暗中加以保护。后来杜牧被召入京，临行前饯别的时候，牛增孺语重心长地劝告他说：你以后任重道远，要在生活方面多多节制检点，保重身体至为重要。并命家僮取出一个竹箱，将几年来收存起来的有关杜牧的行踪的平安密报，共几百份，都展现在他的眼前。他看到后既感激又惭愧，因而终生不忘此事。《遣怀》就是十年以后，回顾这段放荡生活时写的。”姚莹《论诗绝句》云：“十里扬州落魄时，春风豆蔻写相思。谁从绛蜡银筝底，别识谈兵杜牧之。”这可以说是透过杜牧的外表看到了杜牧性格的本质。

杜牧的一生就是伴随着当时统治阶级内部纠缠不清的党争，并且身不由己地成为冲突的受累者的。透过他的诗歌探究他的女性观，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杜牧的创作动机和诗歌的内涵，对透视当时的时代特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王景霓.杜牧及其作品［M］.时代文艺出版社，1985.

［2］葛兆光，戴燕.晚唐风韵［M］.江苏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合作出版，1991.

［3］何文焕.历代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1.

［4］唐诗别裁集（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

杜牧的诗山行篇5

当然，杜牧曾几欲入仕，因为要实现他进步的政治主张。他的思想在《阿房宫赋》里已有深刻的阐述。阿房宫金碧辉煌、争奇斗巧，但结果呢，是“戎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原因十分简单，“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独夫之心，日益骄固。”杜牧尖锐地指出，要是统治者能有仁爱之心，就会“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之君”。由此，谁能说杜牧不会成为一个有所作为的官员，一个名留青史的政治家呢？但遗憾的是，就是在唐代这样一个政治十分开明的社会里，统治者也难以听进真知灼见，这正是他无以报国的原因。

杜牧曾三次为官，但结局堪悲。其时，因为朝廷的穷奢极欲，造成了宦官专权、藩镇割据、朋党倾轧的局面。对此杜牧一再上疏陈其弊害，并因此写出了痛心疾首之作，“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诗以奢事荔枝为例，揭露了统治者的腐朽。而《泊秦淮》对统治者的批判更是入木，“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花。”杜牧借南朝统治者的醉生梦死及陈后主的灭亡，鞭笞了封建皇帝只顾个人享乐而不顾国家存亡的奢侈糜烂。杜牧的政治见解在他的诗中多有流露。“三树稚桑春未到，扶床乳女午啼饥。潜销暗铄归何处?万指侯家自不知。”“新丰绿树起黄埃，数骑渔阳探使回。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前者揭示了劳动人民饥寒交迫的原因，后者痛斥了玄宗溺宠杨妃而国破家亡的罪恶。作为文人的杜牧，即使做了官也脱不掉一遇腐败就拍案而起的秉性，这无疑是他终生不得志的原因，也实为做官之大忌、招祸之根本。

杜牧最厌朋党之争，但却因此落了个可悲的下场。他曾亲历牛(僧儒)李(德裕)两党之争。其时两党有异，杜牧尚倾向于李德裕的一些政见，但李党并不视其为同道，因为他和牛僧儒交往过密。

杜牧在牛僧儒府下任推官时曾十分“潇洒”，有诗为证：“落魄江南载酒行，楚腰肠断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杜牧的落魄是因为无缘报国，于是那秦楼楚馆就成了他排遣之地。牛僧儒每每派便装军士暗中保护他，这使杜牧十分感激。但他和牛僧儒仅仅是个人交情，然而两党之争中，谁都把他这个“无党派”人士视为异己。其结果自不必言了，这也当是书生文人之愚吧。

杜牧的诗山行篇6

元日

[宋]王安石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作者介绍：

王安石，字介甫, 号半山，抚州临川人，世称临川先生。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给后人留下1000多首诗歌、800多篇散文的丰富文化遗产。代表作：《泊船瓜洲》《书湖阴先生壁》等。

主题：

《元日》描写了新年热闹、欢乐和万象更新的动人景象，抒发了作者革新政治的高昂情绪，充满欢快及积极向上的奋发精神。

译文：

阵阵轰鸣的爆竹声中，旧的一年已经过去，和暖的春风吹来了新年，人们欢乐地畅饮着屠苏酒。初升的太阳照耀着千家万户，每家每户都在用新桃换下旧桃符。

注解：

元日：农历的大年初一。

爆竹：古人烧竹子时发出的爆裂声。用来驱鬼避邪，后来演变成放鞭炮。

一岁除：一年已尽。除，去。

屠苏：药酒名古代习俗，大年初仪全家合饮这种用屠苏草浸泡的酒，以驱邪避瘟疫，求得长寿。

曈曈：日出时光亮的样子，诗中指“天刚亮时”。

桃：桃符，古代一种风俗，农历正月初一时人们用桃木板写上神茶、郁垒两位神灵的名字，悬挂在门旁，用来压邪。演变到现在，人们大多会用对联贴于大门上。

鉴赏：

诗的前两句：这两句写“元日”(春节)的传统习俗有放爆竹、喝屠苏酒，用来渲染春节祥和欢乐的气氛。

诗的后两句：“曈曈”是太阳刚出来时光辉灿烂的样子，象征无限光明美好的前景。“千门万户曈曈日”，承接前面诗意，是说家家户户都沐浴在初春朝阳的光照之中。“曈曈日”，指由暗转明的朝阳。结尾一句以桃符的更换揭示出“除旧布新”的主题。

全诗将叙事与写景结合。通过对“爆竹声”“屠苏酒”“换桃符”以及开春送暖的春风等新年特有景物的描绘，展现了人们在春节这一天的热闹景象，流露出诗人在除旧迎新时无比喜悦的心情。

2、《清明》

清明

[唐]杜牧

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 牧童/遥指/杏花村。

诗人简介：

杜牧(公元803—约852年)，字牧之，号樊川居士，汉族，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唐代诗人。杜牧人称“小杜”，以别于杜甫。与李商隐并称“小李杜”。因晚年居长安南樊川别墅，故后世称“杜樊川”，著有《樊川文集》。

主题：

《清明》这首诗描写清明时节的天气特征，抒发了孤身行路之人的情绪和希望。

译文：

江南清明时节细雨纷纷飘洒，不能够回家扫墓的人落魄断魂，孤零零在异乡路上奔波，心里已经不是滋味。借问当地之人何处买酒浇愁？骑在牛背上的小牧童笑而不答，用手指向远处的杏花山村。

注解：

雨纷纷：细雨绵绵不绝。

断魂：形容凄迷哀伤的心情。

鉴赏：

诗的前两句：这两句从“清明时节”、“雨纷纷”“欲断魂”交代了时间、场景、心情。这样的天气，这样的心情，找个地方避雨休息，借酒浇愁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为后文问哪里有酒家做铺垫。

诗的后两句：后两句描写的是一个浑身已经被雨水打湿的中年男人站在路边，满脸疲惫，向着远方的路面眺望，恰巧有一个小牧童骑着牛走过来，这个人急忙上前打躬作揖请教哪儿有店家可以休息喝酒的?这个牧童却微微一笑并不说话，只是抬手指向远处杏花盛开的山村。

杜牧的诗山行篇7

山行

作者：杜牧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杜牧的诗山行篇8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2、唐·杜牧《山行》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3、唐·杜牧《赤壁》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4、唐·杜牧《七夕》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街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

5、唐·杜牧《清明》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杜牧的诗山行篇9

“小李杜”是指晚唐最著名的两位诗人，李商隐和杜牧。文学史上讲“李杜”，指的是大诗人李白、杜甫。

杜牧(803-852)，字牧之，长安人，官宦世家，他的祖父杜佑既是大官又是学者，著作甚丰。这种世家的出身一直是小杜引以为自豪的事情，他在诗中言道：我家公相家，剑佩尝丁当。旧第开朱门，长安城中央。第中无一物，万卷书满堂。家集二百编，上下驰皇王。

李商隐(813-858)，字义山，号玉溪生，比杜牧小十岁，怀州河内人。虽然他自称是帝胄之后，但实际上早已 家道败落，只不过和大唐皇帝共姓一个“李”字而已。

“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大意是，希望做一番扭转乾坤的大事业，然后功成身退，泛舟归隐)这是李商隐年轻时的抱负。由于关心政治，他写了一些讽谕诗。《行次西郊作一百韵》描写了长安西郊农村破落荒凉的景象，指出国家的治乱“在人不在天”，表达了人民渴望和平生活的愿望。

（来源：文章屋网 ）

杜牧的诗山行篇10

晚唐诗最为突出的特点，是诗人心中都好像压着一道王朝末世的阴影，往往流露出莫名其妙的感伤情绪。杜牧的“烟笼寒水月笼纱[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花”（《泊秦淮》），李商隐的“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乐游苑》），虽然这时离唐王朝灭亡还有半个世纪，但都有一种大厦将倾，狂澜已倒的惊惶。这种情绪越往后就越浓。

杜牧的祖父杜佑曾经当过宰相，又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所著《通典》是我国第一部记述典章制度的通史，有非常高的学术价值。这种家庭环境，使杜牧不容选择地要把自己放在高起点上来安排人生道路。他注意“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意[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上李中丞书》），这显然是把自己当出将入相的政治家来要求。他写过政治军事论文，还注释过《孙子兵法》，很以这方面的才能自负。像他的《赤壁》，就以军事家的眼光来看待这次战争。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字面的意思是说，六百多年后的诗人还在赤壁找到没有锈蚀尽的断戟，可见赤壁之战的激烈。当年周瑜若不是东南风帮忙，用火攻侥幸击败曹操，恐怕东吴的两个美女大乔和小乔，也会被曹操捉到铜雀台去。显然，在杜牧看来，战争的胜败决不像历史记载的那样带有必然性。也可以推想到，这里面有他自负的傲气；【要是有我精通兵法的杜牧在，我就能从容不迫的击败曹操，用不着靠东南风帮忙来侥幸取胜了。】在《题乌江亭》这首诗中，他也以军事家高瞻远瞩的目光来看待项羽的垓下之败。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垓下决战全军覆没后，自杀是项羽唯一的选择。这一点杜牧不可能不明白。他之所以出语惊人，认为项羽应当“包羞忍耻”，“卷土重来”，并不是肯定项羽有这种能力，只不过从军事家的角度来看，认为胜败乃兵家常事，不能打个败仗就彻底认输罢了（安徽和县霸王祠）。

这里是安徽贵池杏花村。贵池为唐代池州州治所在地。杜牧为池州刺史时，曾写下这首诗：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清明》）

这首诗一般，妙就妙在有人改写成一个独幕剧。“清明时节雨纷纷”，这是时间和布景。人物则有“路上行人”和“牧童”两个。路上行人“欲断魂”地说：“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着回答说：“杏花村”。有时间，有布景，有人物，有对话，可以说是一个完完整整的一个剧本。【可以肯定，这是世界上最短的一个独幕剧。】

杜牧自视甚高，极想有一番作为。可是他并没有脱颖而出的能耐，时代也并不特别照顾他，给他一试身手的机会。加之他秉性刚直，又爱发议论，因而，二十六岁成进士后，有十几年时间一直在节度使手下当幕僚。他本来就是个风流才子，既感到郁郁不得志，于是就放浪形骸之外，干脆留连于歌楼酒馆之间，寄情酒色，留下了好些风流故事。“落魄江南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留的[赢得]青楼薄幸名！”（《遣怀》）这是一首传诵很广的诗，抒发的就是他这种心情。诗中也流露出悔恨，说明他并不想过这种生活。

杜牧最擅长七言绝句。他的绝句不仅在晚唐，就在整个唐代，也是当之无愧的一大家。这种成就，自然得力于他的学识和素养。诗人是生活的导游，应当指给人看一些就在眼前而常人却又不容易发现的美景和险境。杜牧自负有出将入相的才能，还朝这方面做过努力，这就使他进行创作构思时，能视点高，视野大，从而使它[他]的绝句境界特别宽广，并寓有深沉的历史感。像这首《江南春绝句》：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这首诗用鸟瞰取景的手法，把千里江南莺啼燕语、绿嫩红肥的明丽春光铺展在读者的眼前，使读者的心胸也似乎扩展到能容纳千里的幅度。后两句借南朝迷恋佛教，大建佛寺，导致国力贫弱而终于沦亡的教训，来提醒晚唐统治者不可再蹈覆辙。诗人从眼前的实景切入，但到第三四句却一笔荡开，由实景进入虚景。“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既是眼前实景，又是想象中的虚境，亦实亦虚，似真似幻，使诗的意境一下就扩展开来了。

在《泊秦淮》这首诗中，杜牧更是以政治家的深沉表达了对时事的忧虑。

烟笼寒水月笼纱[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花！

第一句写暮烟凉月笼罩着寒水荒沙，一片凄凉。第二句的视点变化，由远景切换为近景，镜头对准淮河边一家酒店。后两句画面再次切换，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正在唱《玉树花》的歌女，由此引发出诗人对“商女不知亡国恨”的深沉感慨。《玉树花》是陈朝灭亡前夕陈后主制作的歌曲，被后世称为亡国之音。那个歌女唱的也许真是《玉树花》，也许只是一般的流行歌曲。但由于诗人心中有一幅陈后主荒淫亡国的图像，而且蜻蜓点水一样老在现实生活中寻找叠合点。此情与歌女唱歌的此景一碰，立即爆发出灵感的火花，诗人眼前就展现出一个新天地。他表面上是指责卖唱的歌女不顾国势的日益危机，还在唱这种靡靡之音，实际上是指责晚唐士大夫毫无心肝，在国家风雨飘摇的时刻，还这么醉生梦死地享乐。

他的咏史诗也非常出色，像著名的《过华清宫》第一首：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杨贵妃爱吃荔枝，唐玄宗就用马队由四川驮运到长安来给她吃。诗人尖锐地讽刺了唐玄宗这种荒唐行为。骊山上的华清宫，在安史之乱中被严重毁坏。如今，远望华清宫又那么金碧辉煌，有如一堆锦绣。第三四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诗人又采用运实入虚的手法，由眼前实景跃进历史记载中的虚景。华清宫又修建好了，用马队到四川去驮荔枝的荒唐事是不是也会重演呢？诗人提醒最高统治者，要记住安史之乱的历史教训，再不能像唐玄宗那样为所欲为。这种深沉的感慨，大大提高了他诗歌的品位。

由于胸襟开阔，杜牧写的山水风景诗，也显得特别高朗爽健。【像至今还经常有书法家用来写条幅的《山行》：】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按国人传统的审美心理，赏秋就一定要带出几分悲秋的情绪来。这首诗写秋景却一点不衰飒，还这么神气高扬，这是很少见的。“霜叶红于二月花”，这个饱含哲理的诗句，尤其受人赏爱。

杜牧的好朋友许浑，也应当顺便提一笔。他的“山雨欲来风满楼”这句诗，大概是无人不知的。遇到有迹象表明重大事变即将发生时我们说上一句“山雨欲来风满楼”，就足以说明一切了。包含这句诗的这首七律就不说了，还是来看看他的《塞下曲》吧：

夜战桑干北，秦兵半不归。朝来有乡信，犹自寄寒衣。

这样切入诗题来凸现战争的残酷，角度选得非常别致，读了叫人触目惊心。由此我们自然回想到意境相同的另一首诗，这就是唐末诗人陈陶的《陇西行》：

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这首诗更具有震撼人心的力度。许浑虽然也在控诉，但感情比较内敛，这首诗的控诉却饱含血泪，直到今天，读起来还使人伤心惨目，潸然泪下。

唐之韵解说词（二）

山水田园诗人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因此也称王孟诗派。这些诗人用开阔的胸怀，深细敏感的审美嗅觉，来描绘山水风景的优美壮丽，歌咏田园生活的闲适静谧，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盛唐时期社会的安定，农民的安居乐业和时代精神的开朗乐观。以前对山水诗评价过低，认为是远离时代的。其实不然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也是山水诗，只因为是在乱世，诗人才那么心情沉重。那么，在太平时期，王维歌咏“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不也正符合时代的要求么！

最杰出的山水田园诗人是王维。据记载，王维九岁就能写诗。像那首脍炙人口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就是王维十七岁时写的：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王维精通音乐，擅长草书和隶书，绘画的成就尤其突出，以致宋代大诗人苏轼称赞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他的诗歌创作，就是以这种全面的艺术修养为基础的。

三十七岁时，王维曾出使凉州——今天甘肃中部，途中做了一首《使至塞上》：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堠骑，都护在燕然。

“渭城朝雨邑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送元二使安西》），这首诗当时就有人谱曲，称为《阳关三叠》，成为流传广远的送别歌词，用最普通的词组成最普通的句子，一看就懂。但是情意又那么深长，音调又那么响亮，使人感到正是自己要说的话，只是没有说出来罢了。

开元末年，也就是公元八世纪四十年代初，口蜜腹剑的奸臣李林甫开始得势，把兢兢业业治理国家的著名宰相张九龄挤出朝廷，这意味着政治局势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王维为了逃避可能会有的意外，就开始过一种半隐半仕的生活。这是政治局势变化对他的影响。其实，王维在封闭状态的生活中越陷越深，更主要的还是他自己立身处世的原则造成的。他母亲长期奉佛，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其实，王维在封闭状态的生活中越陷越深，更主要的还是他自己立身处世的原则造成的。他母亲长期奉佛，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他来说自然是不可抗拒的。中年丧妻以后，他就没有再娶，一直过着长斋奉佛的独身生活。这时正是后来对祖国诗歌有深刻影响的禅宗蓬勃发展的时期，他对禅宗的哲理兴趣越来越大。他的诗歌风格也发生了变化，早年那种意气风发的诗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融合画意、诗情和禅理的山水诗。这种小诗像一幅画，诗情清淡，却又蕴涵着不易把捉的禅理。他这类诗成就极高，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中年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邻叟，谈笑无还期。

抒情主人公完全跳出了名缰利锁的磁场，内心有一种以安全感为地基的从容不迫，从而能进入一种绝对自由的精神境界，用不带任何功利的审美目光，自得其乐地去发现及其平凡，有时旁人发现不了的自然美。

孟浩然和王维是好朋友，在赠王维的诗《留别王维》中说：“欲寻芳草去，惜与故人违。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可见他是把王维当知音的。

孟浩然的生平事迹非常简单：四十岁以前一直住在襄阳，四十岁时到长安考过一次进士，然而却没有考上，从此也就不得不断了做官的念头了，江浙一代游历了几年之后，最终死在襄阳。盛唐的大诗人，没有谁一生像他那么平淡的。

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去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这首诗是赠憎张九龄的。八世纪三十年代末，张九龄从宰相的官位上被贬到荆州。由于欣赏孟浩然的诗，就把他请到荆州，并给他小官做。还从来没做过官的孟浩然非常高兴，写下了这首境界雄阔的诗。“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写洞庭湖的云雾迷朦，波涛浩渺，写得气势磅礴，充分展示了盛唐气象。孟浩然所以要把洞庭湖写的这么浩浩荡荡，无边无际，是因为他要用湖来象征人间吧。在人世间他无依无靠，没有得力的人物来提拔他，就如同“欲济无舟楫”――想过洞庭却找不到船一样。现在当过宰相的张九龄来了，给他官做，终于使他有了施展抱负的机会。他“坐观垂钓者”，也想到湖边来钓上一条大鱼，也就是想趁此机会来干一番事业。只是很可惜，一生只活了五十二岁的孟浩然，这时已经是四十八岁了。

从初唐到盛唐，孟浩然是第一个大力写山水诗的诗人。他的山水诗，不因情造景，既有了某种情然后再找出某种相应的景作衬托，也不光是借景抒情，即由于某种景而生发出某种情来。他在山水诗中，情和景是水融中写出来的。

山暝听猿愁，沧江急夜流，风鸣两岸叶，月照一孤舟。建德非吾土，维扬忆旧游。还将两行泪，遥寄海西头。（《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

既是写景，又是抒情，或者说，这是营造出来的一种化境，根本无法说清究竟是写景还是抒情。在此之前，山水诗达到这种情景交融的境界的，不能说没有。但只有到孟浩然，才懂得有意识地去营造这样的境界，提高山水诗的表现能力。再以他另一首表现田园生活的名诗为例：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扬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过故人庄》）

孟浩然所做的诗中传诵最广的是《春晓》这首诗，乍看只不过是叹息春天的花朵容易凋谢，有一片淡淡的惜春之情。但细一想，不是不可以说，这是暗示在社会的风雨声中，青春容易消逝吗？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一想起这首诗，人们总是能想起许多失落的惆怅，其实诗的意蕴远不止这些。

唐之韵解说词（三）

四川江油县青莲乡，虽然只是个小地方，但却是一代大诗人李白的故里。一代诗仙就从这里起步，以隐隐雷声的脚步闯进诗坛，在中国诗歌史上留下了一座永远闪耀着宝石红光的诗碑，留下了一个永不褪色的名字。

李白，字太白，自号青莲居士。据记载，他出生在唐朝安西都护府的碎叶城，在今天吉尔吉斯坦北部，大约五岁时才迁到这里。他父亲叫李客。“客”可能是对外地人的称呼，表明他们不是当地人。据李白自己说，年轻时漫游扬州一带，不到一年就”散金三十余万“（《〈上安州裴长史书〉》）。后人据此推断，他父亲应当是个腰缠万贯的大商人。李白生在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从开始懂事的时候起就呼吸着这青山绿水的芬芳。他的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这种清新自然，不事雕琢的美，应当说就是这蜀江的水碧山青的自然风光熏陶出来的。

他“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六甲泛指道教典籍，百家则泛指各家各派的学说。四川一直是道教最活跃的地方，李白对道教熟悉是很自然的。再者，道教尊庄子为真人，而庄子最超绝的地方，就是站在九天绝顶来看人间，用超然物外的态度来对待生活中的一切欢哀苦乐。李白所以有那种天上地下独往独来的气概，固然是由于他站在盛唐这座历史的高峰上，有条件看得远，但也由于庄子的哲学思想给了他冲开一切传统束缚的胆识，使他敢于昂头去观照宇宙，把视野扩张到最大限度。此外，李白还“十五观奇书“，”十五好剑术“，：十五游神仙”。从这些诗句就可以看出来，他虽然也熟悉儒家典籍，但向往的却是“其翼若垂天之云”的大鹏，而根本不屑于做儒家的信徒。

二十四岁时，李白“仗剑去国，辞亲远行”。开始了他向诗坛的进军。他是云，必须飞到天顶去探测天空的浩渺；他是水；必须奔向大海的去扬起海上狂涛。他“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 ”，几乎游遍了黄河中下游和整个长江流域的各个地区。在当时，且不说旅游主要靠步行，就是骑马，乘船，坐牛车，要走遍这么广大的地域，至少在精神上，他每时每刻都在奔波。李白不仅到过许多地方，见多识广，而且人生经历也充满了传奇色彩。

他曾当过隐士，在山林里与朋友 酣饮纵酒，养了无数的驯鸟。他曾当过道士，一门心思采药炼丹，求仙学道，以为真的能够白日飞升，他精于骑术，擅长射箭，击剑，以游侠自命，身上老是带着一把短剑。他曾经受到朝廷的征聘，有过皇帝召见，亲自下车迎接的殊荣，有一个普通百姓一跃成为翰林学士，在安史之乱中他曾投笔从戎，以东晋著名的宰相谢安自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也因此而意想不到地卷入政治斗争，被关进监狱，成了囚犯，被判处永远流放夜郎，遇赦免后，年纪已六十他还赶到今天的南京，准备去参加平定安史之乱的军队，总之，他一生的经历大起大落，充满了荣光和艰险。他打过交道的人，上自唐玄宗，杨贵妃，朝廷各级官员，下至监狱里的牢头，和尚，道士和最底层的农夫农妇。他熟悉各个阶层，各个身份和各种职业的人，把这五光十色的生活都收录在他的诗里。

他能写高适，岑参那种大气磅礴的边塞诗。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戍客望边邑，思归多苦颜。高楼当此夜，叹息应未闲。（《关山月》）。

王维的诗境界幽静，但又充满了生机。这种诗李白也有。

对酒不觉暝，落花盈我衣。醉起步溪月，鸟还人亦稀（《自遣》）

王维诗中有一种禅悦的境界，这是李白诗中所没有的，但李白这首诗另有一种沉着潇洒。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静夜思》）

这大概是汉语诗中流传最广的一首。游子思乡，是小农社会永远写不够的题材。这首诗把“床前”，“明月光”“地上霜”，这三个意象组合在一起。说”疑是地上霜”就说明抒情主人公已经意识到这不是霜，知道不是霜偏生又这么联想，正好透露出他心里有一层霜，有一股思乡的冷气，国人心里都郁结着这样一股思乡的冷气。所以离开家一看见月亮就会想起这首诗来。

孟浩然的诗将田园生活写的那么有滋有味。李白也有一首田园诗，但意趣大不相同。

我宿五松下，寂寥无所欢。田家秋作苦。邻女夜舂寒。跪进雕胡饭，月光明素盘。令人惭漂母。三谢不能餐。（《宿五松山下荀云媪家》）这个大喊“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诗人，并没有摆出一幅悲天悯人的架势去同情农民，只是作为一个极普通的旅游者，端起老妇人那碗菰米饭，眼里噙着泪水，想吃却又吃不下去。有几个诗人能具有这样震撼人心的人格魅力。

至于他的《将进酒》等等许多独绝古今的诗篇。别的诗人不要说没写过，首先在思想境界上就达不到那样的高度。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刀，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洒，与尔同销万古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