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清玄散文集十篇

林清玄散文集篇1

卷一《天真的心》

No.4：《立刻完成的灵药》

在被造谣时，我不着急，因为我有自知之明。

在被误解时，我不着急，因为我有自觉之道。

在被毁谤时，我不着急，因为我有自爱之方。

在被打击时，我不着急，因为我有自愉之法。

那是因为我深深地相信：生命的一切成长，都需要时间。

感：这篇文章告诉了我们一点：生命的一切成长都需要时间文中的国王想让自己的孩子吃下一种灵药便能迅速长大。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望当然不能如愿以偿，因为人的成长是必须经历时间的洗礼，而不是单凭灵药便可成长的。在成长的历程中我们总要经历许多的挫折，就像是被造谣、被误解、被毁谤……但我们都应静下心来对待这些事情，而不是盲目反击以证明我们的无知与愚昧。就像坐着所说的一样，因为我们都有自知之明、自觉之道、自爱之方……

人的成长唯独不可缺少的便是时间，时间也变成了改变命运的最佳方法。

No.7：《抒情文社会》

“抒情文社会”变成了“议论文社会”

感：当所有的演讲都全部成了议论和分析时，我们便能明白，当今的社会已经成为了“议论文社会”，少了那些真诚的心灵，每当读起这篇文章便让我警醒到：我们不应多写议论文，特别是对于涉世未深的少年们，当作者听说从小学便开始学写议论文时，他很是气愤，因为议论文抹杀了学生们最为美好的思想与最为童真的情谊，而使当今的作文变得越来越八股化，没有当今学生们自己的真实情感。让学生们写议论文便是头头是道，但要让他们写一封情书，或是写封家书便往往虎头蛇尾，情感无以表达。这种事情也普遍应用于现实生活当中，抒情文的时代早已逝去，而今后的，便是议论文日益猖獗的时代了！

卷二《纯善的心》

No.15：《咬舌自尽的狗》

听着司机的故事，我眼前浮现那只狗在原野、在高山、在城镇、在荒郊野岭奔驰的景象，它为了回家寻找主人，奔跑百里，不知经历过多么大的痛苦，好不容易回到家门，主任不但不开门，连一句安慰的话也没有，立刻去送去抛弃，对抑制有志气有感情的狗是多么大的打击呀！

与其再度被无情无义的人抛弃，不如自求解脱。

唉！在人世间不也是这样吗？有情有义的人受到无情的人的背弃……

感：总会有人被一些无情无义的抛弃，最后因挫折的打击而自求解脱。文章更是运用了借物喻人的手法来体现现实生活中人们的无情与高尚者的辛酸。多么残忍与无知！但这就是事实，像那只忠实的狗一样的人因之人的冷酷无情而丧了命。我们不禁为这样的人而感伤，究竟这罪恶的根源是什么？还是人们浑浊的灵魂所发出的罪恶的声音，去迷惑那些原本淳朴善良的人们？

而我想说的是：有情的人，你们虽苦，但灵魂的圣洁终究是你们迈向前进的潮头；无情的人，你们安乐，但精神的重荷终有一天会摧毁你们迷离的方向！

卷三《美好的心》

No.8：《活的钻石》

事物的价值是因为“意义”而确定的，意义则是由于“心的态度”而确立的。如果我们真能确立以新为主的人格与风格，来延伸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就会显现生命的诚意，是生活的一切都得到宝爱与珍惜。每一朵花，每一个观点，每一段历程都变成“活的钻石”，每一份爱，每一思维，每一次成长都以“克拉”来计算。在这无常的世界，每一步都是迈向空无的人间，重要的是“活”，而不是“钻石”，每时每刻都是活生生的、都走向活的方向、都有完全的活。每一刹那都充满热诚与美，都有创造的力。

那么，生命就会有钻石的美好，钻石的光芒了。

感：人们总喜欢用钻石来打扮自己，其实这些都是虚假的，用钻石来装扮，呢么钻石也变一钱不值了，因为那些都是字的钻石，没有任何意义。真正活的钻石在于体现自己内在的光芒。如果我们真正能够确立以心为主的人格与风格，来延伸人生的意义与价值，那么这就是“活的钻石”，都是以“克拉”来计算的。钻石的美好，钻石的光芒都尽数展现在了人类的良知上，这，就是“活的钻石”。

林清玄散文集篇2

令人欣喜的是，现在学校一年一度举办了“读书节”，通过“读书节”，让我阅读范围变得更广了，也更让我能汲取到更多的知识，而读散文更能陶冶人的情操。本届的“读书节”我读的就是林清玄的散文集。

林清玄写作三十年，成书百余部。他坚持自然、厚味、有机的文学，因为他深信“有真感情，就有好文章”。他以慈悲为经，智慧做纬，编织文学的锦衣，因为他深信“有大思想，才有真文学”。林清玄的作品曾多次被中国台湾、大陆、香港及新加坡选入中小学华语教本，也多次被选入大学国文选，是国际华文世界被广泛阅读的作家。这时，我感觉我越来越崇拜林清玄了。

本次读书节我一共读了他很多篇散文，如《分到最宝贵的妈妈》、《台北闹饥荒》、《变色茉莉》等。读完这些文章，让我启发了很多很多。其中有两段话让我感触很深。

第一段话是《走钢索与空中飞人》中的一段话：

“我们在实际的人生中亦然如此，许多屏息以待，只等到了失败，但有过失败的成功更值得喝彩与掌声。

在马戏团里走钢索的人和空中飞人，在上台表演之前，必然都有许多的失败，才会使他们设计出这样的表演吧！

他们的成就正是建立在“危险”和“失败”上，如果是在平地上表演就没有人要看了。

生命也像是在走钢索或凌空飞跃，在危险中锻炼了勇气，在失败中确立了坚强。”

这段话让你给我知道了失败使成功变得珍贵，其实，人生也像走钢丝，不断地会遇见失败和危险，而我们就要在危险中锻炼勇气，在失败中锻炼坚强，丰富我们的人生。

而第二段话则是《苦瓜变甜》中的一段话：

“这真是一个动人的教化，苦瓜的本质是苦的，不会因圣水圣殿而改变；情爱是苦的，由情爱产生的生命本质也是苦的，这一点即使是修行者也不可能改变，何况是凡夫俗子！我们尝过情感与生命的大苦的人，并不能告诉别人失恋是该欢喜的事，因为它就是那么苦，这一个层次是永不会变的。可是不吃苦瓜的人，永远不会知道苦瓜是苦的。一般人只要有苦的准备，煮熟了这苦瓜，吃它的时候第一口苦，第二三口就不会那么苦了！

对待我们的生命与情爱也是这样的，时时准备受苦，不是期待苦瓜变甜，而是真正认识那苦的滋味，才是有智慧的态度。”

林清玄散文集篇3

1、第3集顺治终于给索尼开了门，并说日出之前决定归宿。众大臣遂相告孝庄太后。孝庄太后令索尼寻找行森师爷玉林秀，请他收治行森，并对宫廷防备作了安排。孝庄太后和顺治母子在挂有祖宗画像的大堂内相见，孝庄太后怒斥顺治，并向顺治跪下哀求，但顺治终无意皇位，向心佛国。孝庄太后决定毒死顺治，将准备好的毒酒递给顺治。顺治正欲喝下，被躲在门外偷听的玄烨冲进夺下。孝庄太后怕毒酒一事影响玄烨一生，将此事问玄烨，玄烨机灵作答，说出自己的想法，令孝庄太后非常欣慰。孝庄太后与玉林秀相见，将皇帝在行森引诱之下想当和尚之事实情相告，玉林秀愿以佛门法规收治行森。

2、第4集玉林秀厉责行森，说劝诱皇帝出家，必将引起宫廷震怒，殃及佛门，但行森力辩，死不改意。顺治有意禅位玄烨，问玄烨敢不敢做皇帝，玄烨态度坚决。顺治令魏承谟拟“罪己诏”，魏承谟无奈之中只好从命。玉林秀见行森顽固到底，只好搬用佛门法规火烧行森。顺治令人给他剃度，奴才均不敢应承，苏麻喇姑站了出来，替他剃了头发。索尼等众大臣在旁监督火烧行森。行森面无惧色，一意孤行。已然剃度的顺治赶到现场，意欲救行森，众大臣却跪下请他以皇帝的身份下旨。顺治无奈之中，只好眼睁睁看着行森被烧死。魏承谟宣读由他笔录的顺治退位的《罪己书》，众大臣力主不应该将其公之于众，孝庄太后却令加上三条罪己条文，明示天下，并公告清世祖顺治皇帝龙御归天。顺治遁入空门以后，法名行痴。玄烨即位，是为康熙皇帝。

3、第5集康熙即位仪式，本由帝师魏承谟司仪。但鳌拜等权臣以魏承谟是汉人为由，提议应由满人吴良辅即鳌拜的干儿子执掌，孝庄皇太后为了稳定政权局势，只好妥协，改由吴良辅主持皇位登基，并封鳌拜、索尼、遏必隆、苏克萨哈等四人为侯爵，主持朝政。公元1661年，八岁康熙正式登基。鳌拜大肆圈占土地，魏承谟上奏诉清查，康熙令索尼彻底清查，索尼则提议应以苏克沙哈主持此事。鳌拜与遏必隆等开始结党，索尼则居中观斗。鳌拜派人捕走康熙侍卫，康熙大怒。康熙命魏东亭免去陪读之职，管带鳌拜派来的新的侍卫。在朝政上，鳌拜、遏必隆等权臣借口不愿意与奸党同朝，站在大殿外拒绝入内，威逼康熙，而索尼又称病不朝，魏承谟只好称疾请退出朝政，康熙无奈准请。魏承谟退出朝政之后，鳌拜方才进入大殿，称捕走侍卫乃是因为他们在后花园内舞弄刀棒拳脚有违祖规，并已斩决。康熙震怒，鳌拜又称此等人在宫廷内散布先帝未死而是去当和尚等谣言，罪当斩杀，康熙只好愤然宣布退朝。

（来源：文章屋网 ）

林清玄散文集篇4

一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古代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时期，此时北方尤其如此。因而，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关系，历来是史学家们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缪钺先生主张，治史应通古今之变，彰往而察来，探索阐释数千年兴衰治乱之迹，以资借鉴。在这方面，他善于将文化史与民族关系史的考察结合起来。

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说:“汉人与胡人之分别，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缪钺先生在《略论五胡十六国与北朝时期的民族关系》中进一步指出:“其实，不仅北朝如此，全部中国历史中都是如此”[1]，并对此作了令人信服的论证。

春秋时期，周承继夏、商文化，经济与文化都相当发达。这时的各少数族，如“戌”、“狄”、“蛮”、“夷”等，不但散居边疆，而且在中原与华夏族杂居共处，时有矛盾发生。如何处理民族关系，是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一方面讲“华夷之辨”、“夷夏之防”，主张尊夏攘夷，使华夏文明不受落后文化干扰侵犯;另一方面又愿意使夷狄少数族接受华夏文化。春秋前期，齐恒公用管仲，成霸业。当时狄人灭邢、灭卫，恒公会诸侯兵以救之，迁邢，存卫;楚人屡次北上伐郑，恒公会诸侯伐楚，盟于召陵，遏其北进。据《论语·宪问》载，孔子盛赞管仲辅齐恒公称霸之功说:“管仲相恒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另一方面，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这是称赞“夷狄”的政治秩序有时还胜于华夏。当孔子在中原不能行其道时，他甚至想居九夷。“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孔子认为，“九夷”经过教化是可以提高的。孔子因鲁史而修《春秋》，在民族关系上体现出这两种主张。康有为在《论语注》中说:“其始夷夏之分，不过文明野蛮之别。故《春秋》之义，晋伐鲜虞则夷之，楚人入陈则中国之，不以地别，但以德别。”康氏注解很能体会孔子意图，夷夏之分，主要看文化，不能仅看血统。

自从西晋怀帝永嘉丧乱后，中原人士大部分避难渡江，而内迁各族如匈奴、鲜卑、羯、氐、羌等，纷纷在中原建立割据政权。五胡之中，匈奴、氐、羌诸族久居内地，与汉人接触频繁，慕容鲜卑居辽东近寨，亦渐慕诸夏之风，各族上层分子大多是读书能文者。北方经魏、齐、周三朝，始终为鲜卑人所统治。缪钺先生在《北朝之鲜卑语》[2]一文中，详细考察鲜卑语在北朝流行运用之情形，及其对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之关系，论证了北朝时期的民族关系，从整个趋势看是鲜卑族逐渐接受汉化，互相渗透、融合的过程。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进行了禁鲜卑语、用华夏正音，禁胡服、改用汉服，改鲜卑复姓为汉人单姓、鲜卑名改为汉名，改定郊祀宗庙礼、废鲜卑旧俗、改用汉礼，改定官制律令、仿效魏晋，提倡鲜卑人与汉人通婚，鲜卑人迁洛者即为洛阳人，死后不得返葬平城[3]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以文化整合促进民族融合的进程。孝文帝迁洛以后，汉化益深，声明文物，媲美魏晋，与留居塞上之鲜卑，文野相去甚远。孝明帝时六镇起兵，这是塞上鲜卑反对洛阳汉化政府的明确表示。高欢、宇文泰皆凭借六镇武力取得政权，东西分据，其后变为北齐、北周。自魏分东西以后，无论东方西方，皆鲜卑得势，于是汉人与鲜卑之冲突，不可避免。宇文泰据关陇一隅之地，其财富、人力、文化、版图皆不能与高欢抗衡，而宇文泰假托周礼，创建制度，以调和汉人与鲜卑，因而力量集中，国势日益强盛，至周武帝时，遂灭北齐。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对此义阐发精详。反观高欢，虽其所凭借者胜于宇文泰，然他并无调和汉人与鲜卑之方策，因而在东魏北齐40余年(534-577年)之中，其政治上常发生鲜卑与汉人之冲突，导致力量分散。北齐最终为北周所灭，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缪钺先生在《东魏北齐政治上汉人与鲜卑之冲突》[4]一文中对此详加阐释，这实际上是从另一个侧面论证民族关系融洽对于社会发展之重要性。陈、缪二先生对北朝民族关系史的考察相得益彰，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

研治中国中古思想史，魏晋玄学是极其重要的一页。“清谈”作为魏晋名士们谈玄论道的一种手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历史上有一种“清谈误国”之说，以为魏晋清谈者“祖尚玄虚，不亲世务”，故东晋范宁“以中原倾覆归咎于王弼、何晏，谓‘二人之罪，深于桀纣’。”(《晋书·范宁传》)而恒温亦曰:“遂使神州陆沈，百年丘墟，王夷甫(按:指王衍)诸人不得不任其责。”(《世说新语·轻诋篇》)缪钺先生在上世纪40年代所撰写的长篇论文《清谈与魏晋政治》中，将哲学与政治关系的考察结合起来，围绕“清谈与魏晋政治之关系”，详考史事，分别论之，认为“未可据王衍一二人为例而遂断为清谈误国也。”[5]缪钺先生认为，清谈家之理论并不轻视政治，且自有其政治上之新理想。魏晋清谈之演变，可分为四期:魏正始、魏晋间、西晋、东晋。他对魏晋两百年之政治，受清谈影响，实际情形如何;清谈名士，因才性不同，环境各异，其对政治之态度如何;清谈家所理想之政治是否实现等问题作了全面系统的考察。

魏正始清谈名士，有何晏、王弼、夏侯玄、傅嘏、荀粲、李丰、王广等人。清谈初兴之际，清谈名士们虽崇尚《老》、《易》，辨析名理，但同时亦热心政治，思建事功。清谈研精名理，贵乎有识，而建树事功，即识之所表见，识为本，功名为末。清谈家才智纵横，勇于建树，有识而能建功业，乃本末一贯，自然之理。

魏晋之际有竹林名士，即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戌。《晋书·阮籍传》说:“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竹林七贤，虽以谈玄酣饮相友好，而其对政治之态度则不同。嵇康以龙性难驯反抗司马氏而被杀，阮籍韬精酣饮而委蛇自晦，向秀逊辞屈迹以求免祸，山涛、王戌依附司马氏而坐致通显，刘伶、阮咸与政治关系较疏，从其言行推其心情，与阮籍相近。陈寅恪先生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中指出，魏晋间清谈与其时士大夫之出处进退至有关系;缪钺先生则“补说一义，即竹林名士对于政治之态度，乃由正始风气变为西晋风气之枢纽也。”[6]竹林名士与正始名士有一不同之点，正始名士只言玄理，而竹林名士于谈玄之外，兼崇山林隐逸之趣，故正始名士多居庙堂，而竹林名士则喜亲山水。总之，竹林名士特重《庄子》，多怀山林隐逸之思，故其对政治之态度，不似正始名士之积极。然隐逸之士，不负政治上之责任，则虽清谈而不至误国。

清谈理论发展至西晋，以郭象为代表，其所理想之政治家，并非拱默无为，乃“有用之为，率性而动”。西晋名士如王衍贪恋禄位累居显职，好为空言而不肯负实际责任，是所谓清谈误国者。然而，王衍谈玄不过为一种装饰，并无深诣独得。他善趋风气，以清谈盗虚名，为仕官捷径，既无济世之志，又无从政之才。西晋政治腐败，由于朝廷之宽纵，清谈末流适与此相应合。因此，“西晋清谈名士之祖尚浮虚，遗落世事，亦多因当时政治环境所造成，非必尽清谈理论使然也。”[7]清谈至东晋，在玄理上似已停止发展，好学深思之士多喜研讨佛义。谈玄能发新解者，亦出于名僧支道林。陈寅恪先生在《逍遥游向郭义及支遁义探源》一文中认为，东晋时清谈风气仍然弥漫，对当时政治社会仍多影响，故欲了解东晋政治之特殊形态，及当时政治家之特殊风度，亦不可不于清谈中求之。缪钺先生则以王导、谢安为代表，具体地论述清谈与东晋政治之关系。

东晋承西晋亡国之馀，重建新邦，颇有人主张以严厉之法治矫宽弛之积弊者。然东晋时清谈风气犹盛，其势仍可左右政治。王导在东晋初政局上甚关重要。史称王导为政，务在清静宽和。东晋初立国之基，本极微弱，当时有三种人不易应对:一为土著之吴人，二为南渡之名士，三为拥兵之方镇。王导则本其“网漏吞舟”之政策，泯除界域，团结人情，交欢南人，优容名士，姑息藩镇，以宽和处之。此种政治作风，时人颇多不满。王导亦自知之，然他自有其清谈理论之根据，晚年自叹曰:“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世说新语·政事篇》)王导喜道嵇康《声无哀乐论》，其中所述理想之政治即为“崇简易之教，御无为之治”，“荡涤尘垢，群生安逸”。

东晋贤相，王导之后，即推谢安。谢安亦以清谈名士居宰辅之任，其安内攘外之政治成绩，胜于王导。据《南齐书·王俭传》载，王俭常谓人曰:“江左风流宰相，唯有谢安。”所谓“风流宰相”，即魏晋以来清谈家所理想之政治家之新范型，“其有超世旷远之怀，而又能建济世经纶之业”。[8]谢安既善玄言，并能济世，有胆识，有方略，以夷旷之怀，处危难之事。魏晋以来对于政治之新理想，在于融合儒道，以道家旷远之怀，建儒家经世之业，此清谈派理想至谢安而实现。

缪钺先生综括以上得出结论:“清谈思想，虽崇老、庄，而亦兼融儒学，故并不轻视政治，且有其政治上之新见解及其理想的政治家之新型，即在能以超世之怀建济世之业。”[9]“虽居庙堂之上，而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以后中国士大夫遂奉此为最高之境界。唐宋以降，贤士大夫皆以此为理想之事，此则受魏晋清谈政治思想之影响。

三

缪钺先生治学有文史兼通之特色，善于将思想史与文学史的考察结合起来。在他看来，治史应当注重理解古典文学发展情况与优秀传统，细心体味古代作家的高情卓识，尤其是古典诗词的精湛艺术和其中生生不息的感发作用，令人回味无穷。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创作呈现一派繁荣景象，其中以诗、赋最为杰出。缪钺先生的《曹植与五言诗体》和《六朝五言诗之流变》两篇论文，纵论魏晋六朝五言诗之发展线索，将宏观把握与微观考察有机结合起来，从错综复杂的历史文化现象中梳理并揭示文学发展规律，对重要代表人物的思想作深入细致的分析。

在《曹植与五言诗体》中，缪钺先生认为中国文学以抒情为主。抒情诗体变化甚多，有四言，有《楚辞》，有赋，有乐府歌辞，有五言、七言，有词，有曲。最古之诗体为四言与《楚辞》，西周初至春秋用四言体，《楚辞》兴于战国。四言至汉代，其势已尽，魏晋以降，作者不多，佳作也少。《楚辞》变为汉赋，由抒情而趋重体物，貌同心异。魏晋以来，抒情复昌，至庾信《哀江南赋》而止，唐以后赋体亦微。五、七言均出于汉代，而七言至唐始大盛，惟五言诗，从建安开始成为文学主要体裁。

五言诗是东汉时产生的一种新诗体。五言体对于抒情言志，较四言诗及辞赋均便利。中国字为单音，诗体句调，宜于整齐。周诗多四言，句调简短，变化不多，易于凝重而难于动宕，故至汉代，箴铭颂赞等典重之作，多用四言，而鲜有用于抒情者。四言既不适于抒情，于是从民谣短歌中自然产生出一种五言体。五言较四言虽仅多一字，然因其为奇数，句法轻灵而富于变化，胜于四言。东汉文人，虽不乏作五言诗者，然成绩并不佳，此体当时尚未被重视。东汉五言诗之传世者，除班固、张衡诸人之作外，皆无作者主名，后人称《古诗》，《文选》采录十九首。《古诗十九首》为文人抒情之作，其长处为清新、平易、活泼，但无高深之意境，且风格相似，不显作者个性。

从两汉至魏晋，政治、文学、学术思想皆有蜕变之势，曹植则为此转变时期的一个关键人物。东汉儒家思想盛行，魏晋以降，则谈老庄，讲佛学。汉人盛倡孝义，所谓“以孝治天下”，而曹植《仁孝论》则谓“孝者施近，仁者及远”，以为仁重于孝，此与汉人思想已不尽同，然其诗中内容多言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情感。“总之，曹植思想，仍本儒家，不信方士之术，亦无玄释之思，其诗多咏人伦，喜言游仙，大抵不出《诗》、《骚》之域。故曹植虽有奠定五言诗体之功，而增扩新内容，则有待于阮籍、陶潜、谢灵运诸人矣。”[10]魏晋南北朝三百年中，五言诗发展成为文学主流。锺嵘《诗品序》说:“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在《六朝五言诗之流变》中，缪钺先生认为，魏晋以来玄学大兴，渡江以后佛理尤盛。如何融合这两种新思想于盛行之新五言诗体中，为时人之理想。西晋时，向秀、郭象精于玄义，而不工吟咏;潘岳、陆机辞采绮艳，而名理无闻。东晋孙绰、许询虽研精玄释，而苦乏诗才，所作“理过其辞，淡乎寡味”[11]，惟郭璞文藻秀出，其《游仙》诗能合道家之言。东晋僧人支遁、慧远，皆能以佛理入诗，不乏风韵，可惜篇什不多，未能大畅宗风。

至谢灵运出，此理想始实现。灵运敬事慧远，曾作《辨宗论》，由竺道生顿悟之旨，又注《金刚般若》;他自注《山居赋》，谓《老》、《庄》“二书最有理”，因而既深于佛学又崇尚玄义。谢灵运天才本高，又用力诗篇，他之所以名重一时，为南朝之标准诗人，在于他能兼三者，以玄理佛义发为精美之诗。在缪钺先生看来，刘勰所谓谢诗“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亦非知言。在谢氏诗中，庄、老非但未告退，而是以庄、老入诗至方获此成功。“谢氏不空言玄理，而融化于模山范水之中”[12]。这是谢氏五言诗精深华妙之处。

江南旧有吴歌。东晋以来，其声渐盛，士大夫多好之，遂有效其体者，如王献之作《桃叶歌》，孙绰作《碧玉歌》。尤其鲍照独喜吴歌，有《吴歌》三首、《采菱歌》七首、《幽兰》五首等，皆有轻灵婉妙之韵味。至齐永明末，沈约、谢眺、王融以四声制韵，入五言诗中，世称“永明体”。梁、陈之际，五言诗之发展，有两种趋势:一则承鲍照之风，仿效吴歌，一则承谢眺之风，重声律，工对偶，篇幅简短，开唐代律诗绝句之先河。

缪钺先生得出结论说:“综观此三百年之诗，谢灵运融合玄释，模写山水，鲍照仿吴歌，谢眺用声律，均能吸收新成分，故免于陈腐，开创风气”[13]，从而揭示了创新是文学发展之路这一规律性的东西。ˆ

[1][3]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编:《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8、16页。

[2][4][10]见缪钺著《读史存稿》，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53—77、78—94、126页。

[5][6][7][8][9]见缪钺著《冰茧庵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林清玄散文集篇5

小学语文苏教版五年级（下）的习作：请你观察一种自然现象，如朝霞晚霞、月圆月缺、春风春雨、雾起雾散等等，把它的变化特点写出来，题目自己定。

本次“写作素材库”，就是关于“雾起雾散”的一组美文。

美文共赏

晨雾

〔奥地利〕费利克斯·萨尔腾

现在，清晨的草地经常笼罩在一片奶白色的雾霭（ǎi，云气）之中，大地撒满晶莹洁白的霜。斑比喜欢这样的晨曦（xī），喜欢看着雾霭从草地升起或忽然从天而降，再随着阳光到来而飘散离散的情景。

（孙晓峰译，选自《小鹿斑比》，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学以致用：这段文字写雾的颜色和变化，很简单，却描写得很优美。

山雾

贾平凹

陡然间，那雾就起身了，一团一团，先是那么翻滚，似乎是在滚着雪球。滚着滚着，满世界都白茫茫一片了。偶尔就露出山顶，林木蒙蒙地细腻了，温柔了，脉脉地有着情味。接着山根也出来了。但山腰，还是白的，白得空空的。正感叹着，一眨眼，云雾却倏（shū）忽散去，从此不知消失在哪里了。

（选自《贾平凹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

学以致用：本段文字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拟人手法的运用。形容起雾是“起身了”，雾在这里，像是“滚雪球”的孩子，树木，山林也是有感情的，在雾里“细腻了，温柔了，脉脉地有着情味”。最后，这个“孩子”玩腻了似的，“倏忽散去，从此不知消失在哪里了”。

夜雾

林清玄

有一回，从滑雪会走回松雪楼，忽然察觉路上有一层雾，一下子浓了过来，一下子又散了开去，那真是一种奇妙的经验，仿佛走进一个雾帐，雾自发边流过，自耳际流过，自指间流过，都感觉得到；又仿佛行舟在一条雾河，两旁的松涛声鸣不住，轻舟一转，已过了万重山，回首再望，已看不见有雾来过，看不见雾曾在此驻留了。

（选自《林清玄经典散文》，河北教育出版社）

学以致用: 本段文字对雾的描写，重点在于比喻的运用，令人有身临其境之感。“自发边流过，自耳际流过，自指间流过”，读来如亲临雾中，真实可感。

春雾

〔法国〕福楼拜

正当四月初旬，樱草开花，一阵煦风吹过新掘的花畦（qí），花园如同妇女，着意修饰，迎接夏季的节日。人从花棚的空当望出，就见河水曲曲折折，漫不经心，流过草原。黄昏的雾气，在枯落的白杨中间浮过，仿佛细纱挂在树枝，却比细纱还要发白，还要透明，蒙蒙一片，把白杨的轮廓勾成了堇（jǐn，浅紫）色。

林清玄散文集篇6

林清玄是台湾著名的散文家，其作品清新自然，又蕴涵深刻的哲理，总是在生活的细枝末节处联想感悟，给人启发。他的《可以预约的雪》一文，被选入苏教版现代散文选读中，且被安排在了《感性与理性同样有力》专题中。这一专题的教学目标非常明确，学生通过这一专题的学习能明白生活的哲理，体会理性与智慧对人类生活的意义。笔者设计此文教学时，在学生品读美文的基础上，关注了文章的思想性，与学生一起分析这体悟文章告诉我们什么道理了。在这课的教学中，师生一起寻找语言的“味”，在把握语言的基础上理解文章的内涵，通过对关联词的提炼关注去理解作者的思想。

教学过程如下：

一、导入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从一朵花里就可以看出整个世界，用一片叶子就能代表整棵菩提树。今天我们师生将一起走近作家林清玄，品读他的散文《可以预约的雪》。

二、整体感知

1、文章的题目是《可以预约的雪》，但文章是不是写的雪呀？——不是。

那文中有没有哪个段落提到了雪？文中只有第三节提到。

“就像住在北国的人预约雪景一样，秋天的菅芒花是可以预约的雪呀。”

2、这句话让我们知道，“可以预约的雪”，在作者的笔下其实是指的菅芒花。

同学们见过菅芒花吗？——没有。

菅芒花其实是一种台湾土生土长的花，它每年在秋天开放，它的茎很细长，它的花是白色的，毛茸茸的，（课件投影：菅芒花景）漫山遍野，像什么呢？

冬天的雪和秋天的菅芒花都是白色的，颜色相似。所以我们说花如雪，菅芒花如雪。这里用的是什么修辞？比喻。其实雪和花是可以互喻的，一句诗歌“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这里雪指的是菅芒花，那么“预约”又是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雪”（菅芒花）可以预约？

——因为雪是冬天下的，而菅芒花是秋天开的，它们有季节性，到了固定的时候它们都来了。“预约”是指时间可以约定，指雪和菅芒花都带有季节性。

换个角度，仿佛可以预期约定一样。你预先邀请，它到了固定的时间就必然到来。

3、好，我们同学思考很敏锐。现在我们知道标题《可以预约的雪》，他不是要写雪，而是写什么？对，菅芒花。（板书1：可以预约的菅芒花）

那这篇文章具体写了菅芒花吗？没有，那它究竟要写什么？

齐读，课文的第四段和第五段。

随机问，作者由看菅芒花写想到了什么？——由看菅芒花想到了看花人（板书2：人）

由看花联想到了看花人，由花及人。这两节在全文起了什么作用? 起过渡作用。

在两年内看花人发生了什么，有哪些离散呢？

生：第6-10节，写朋友、自己的变故。

很好，请坐下。那我们看，在两年前，这些朋友还一起相约在秋天一起去看菅芒花，但两年后的秋天，菅芒花依旧会开放，可是当年同看菅芒花的，人生却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变化，我想可以用一个成语来概括……物是人非。

文学中常用物与人做对比，表达人事多变、不可预测的悲哀，如“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课件4）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崔护《题都城南庄》

离别家乡岁月多， 近来人事半消磨。

唯有门前镜湖水， 春风无改旧时波。

贺知章《回乡偶书》

三、研读重点文本

1、作者用朋友和自己变迁离散来告诉我们，雪、菅芒花是可以预约的，可是……什么是不可以预约的？======人生。齐读第11节

这两个“即使”强调了什么？由我与朋友=====推及到所有人。

师：菅芒花是可以预约的，而人生是不可预约的。由花==看花人===所有的人。这一节在全文的结构上也是起到过渡的作用，

人生是在不停地变化的，思考作者认为的“常”与“变”指什么? 师读第13、14节。

生：“常”指的是人们心中的美好愿望，是一种共同的理想。“变”指的是人们在追求美好愿望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往往与人们的期望背道而驰。

在这里，关于“变”与“常”作者用了一个很巧妙的比喻，能找出来吗？我们来读读。

——“我们仿佛纵深于大浪……生命的大部分都是不可预约的。”

师：好，“大浪”“浮木”“巨浪”指什么，能不能具体说一下？

重点讨论：

——大浪比喻人的生命历程；浮木比喻人对“常”的向往，一种意志；巨浪比喻生命中的“变”。作者用这个比喻句来表现“因缘的不可思议，生命的大部分都是不可预约的。”

齐读15-17：对待“常”，我们都是很渴望、向往的，而对待“变”却是畏惧、茫然。

作者说“我们可以预约明年秋天山上的菅芒花开，但无法预约我们的人生发生什么变化”，从你的周围人和事中谈谈你的感受? （师准备汶川地震图片与同事的遭遇）

小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人生无常，世事难料，时光能倒流吗，我们可以改变吗？读课文18、19小节。

由此看来，这个世界不会静止，人生永远在变且不可预约！

2、“转念”以后，林清玄认为应该怎样面对人生的“常”与“变”呢？师读20-22。

=====对待生命要有悯恕之心,对待恒常要有祝福之念,面对人生的变化要有宽容之心。

(板书，悯恕祝福宽容)

要常怀美好的心，欣赏的心，永远保持预约的希望。板书

文学不是让人悲伤沉沦的，而是促人向善向美，给人以生之理想的；哲理不是制造痛苦，而是解除困惑的。林清玄在这三段中用春风化雨般的文字,荡涤人心的尘土，开启人性的灵智。向我们娓娓道诉人生智慧。把我们带到了一个积极、乐观的人生境界之中。

请大家再齐读20-22节，品味字里行间所蕴藏的深刻哲理。

3、如何对待生命的中的常与变，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古今中外，有很多人都在思索这个问题，他们或用文字或用自己的生命历程来诠释自己的理解，请同学结合所学的文章和你熟悉的人物来谈谈。

明确：司马迁：隐忍苟活、忍辱负重、以生践志。

苏轼：豁达开朗，豪放洒脱，以诗显志

史铁生：坚强自尊，热爱生命，以文励志

贝多芬：“扼住命运的咽喉”，主宰命运、不屈不挠

海伦·凯勒：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把握幸福 ，珍惜生命……芸芸众生，不一而足。

林清玄的这篇文章像一杯茶，苦涩中透着甘甜，难怪说他的文章是“世纪末最清明的文章，人世间最玄妙的声音”，他被称为宝岛十大才子之一，是当代散文家之一，十七岁开始写作，曾任过编辑、记者，作品有散文集《莲花开落》《冷月钟笛》《温一壶月光下酒》《鸳鸯香炉》《金色印象》《白雪少年》等等。

林清玄的童年是在贫苦中度过的，家庭的贫苦在他的脑海里烙下了深深的印迹。他有兄弟姐妹18个之多，时时面临寒冷和饥饿的威胁。林清玄排行在末，常常穿哥哥姐姐的破衣服，裤子上的补丁有七八处。衣难遮体，食难果腹，盛好碗准备吃饭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在碗里吐一口吐沫，因为稍不留神就被别人抢了去，更别说像汽水那样的奢侈品。童年时想喝汽水而不得的情况，一直刻骨铭心。看到别的小孩喝汽水长长地“呕气”，他羡慕不已，心中向往，竟误将煤油当成汽水喝下去，差点丧命。

林清玄的作品清新自然，总是能抓住生活中的一些细小的物体，去联想，去体察，去感悟，从而给人启发。而这篇文章就是从友人相约去看菅芒花展开联想，由看菅芒花到看菅芒花的人，到所有的人，体悟到人生的变与常，并进一步展开思考，指明要从容地面对生活，要维持一颗悯恕的心，美好的心、欣赏的心，就像是春天想到百合，秋天想到菅芒花，永远保持着预约的希望。永远保持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四、小结

林清玄散文集篇7

关键词：竹林七贤；文学作品；构思情境

“竹林七贤”主要是指中国魏晋时代的七位名士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此七人非“建安七子”，他们多数推崇老庄思想，他们的思想看似消极，实则蕴含了很多关心时政，关注普通百姓疾苦的观点，这些也基本上体现在了他们的文学作品里面，值得体味。他们的作品始终离不开建安文学的熏染，李白曾有“蓬莱文章建安骨”之句，可知建安文学对后世的深远影响。而建安文学同样和当时的社会背景紧密相关，这也是我们研究竹林七贤文学作品构思情境的一个有效视角。

竹林七贤的文学作品有着那个时代特有的政治和社会背景，虽然没有直接对当时的时政提出严厉的批评，却隐晦的揭露了最高统治集团的罪行，同时也表达了对为统治集团服务的文人墨客的不满，向世人展示了作为文人墨客的诗人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苦闷抑郁的心情，最后的结局可想而知阮籍、刘伶、嵇康对司马朝廷不合作，嵇康被杀害。王戎、山涛则投靠司马朝廷，竹林七贤最后不欢而散。

七个人的作品中流传下来的并不算很多，其中阮籍和嵇康的文学成就最高，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表率性。

嵇康是个大才子，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和音乐家，他的作品是玄学作品的典型代表。嵇康的的作品被后人称为“嵇氏四弄”，包括《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嵇康的这些作品能够反映出他的一些抱负，作品的构思也与当时的社会情境相关，参杂进了一些令人耳目清新的音乐元素，体现出了其深厚的文化功底，其作品在朗诵起来朗朗上口，令人赞不绝口。

阮籍曾官至步兵校尉，是个政治和文学上都有一定建树的人，而他的聪明之处就在于官场上他十分小心和谨慎，步步低调。不过他的文学作品却非常有名，以《咏怀》八十二首最为著名，他善于运用各种技巧来构思与构造文章的结构和内容，诸如比兴、象征、寄托等技巧，借古讽今，寄寓情怀，形成了一种“悲愤哀怨，隐晦曲折”的诗风与情境。而在他后期的作品中也反映了他放弃儒家思想，转投老庄思想的痕迹。他的代表作还有《清思赋》、《首阳山赋》、《鸠赋》、《猴赋》、《隋书.经籍志》、《阮步兵集》等。

山涛是竹林七贤中岁数最大的人，他与其他六人明显的区别之处是他是司马氏政权的骨干力量和坚定支持者。山涛流传下来的作品很少，这也与他不是很擅长于写作有关系，不过他却十分喜欢《老子》和《庄子》，欣赏老庄的“无为而治”与他的政治倾向是矛盾的，其实山涛一直就是一个充满矛盾和争议的人，直到去世这些争议依然未止。

向秀性格谦逊低调，儒雅而好读书，给外人的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向秀同样喜欢老庄思想和玄学，推崇“无为而治”，呼吁统治者减轻百姓的疾苦。向秀没有比较完整的作品流传于世，不过这仍然掩盖不了他的学术光芒，曾亲注《庄子》，构思极其巧妙丰富，获得了相当高的评价与赞赏，《世说新语・文学》曾经这样评价向秀的《庄子》：“妙析奇致，大畅玄风”，他的作品的构思情境显然受到了老庄思想和玄学的影响和熏染，给人一种“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感觉。向秀的另两篇主要作品是另著《思旧赋》、《难嵇叔夜养生论》，其中他的《思旧赋》则构造了一种郁郁不得志的悲闷情绪，这与当时的社会情境的急剧变化是息息相关的。

刘伶在七个人中比较有个性，他是个酒鬼，性情也放荡不羁，经常做出一些常人无法理解的事情，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不过他的思想却很细腻，老庄思想是他所欣赏的。他的《大人先生转》直指司马政权，整部作品的构思情境以怒骂司马家族为主，强烈的流露出了他当时官场上的不得志之情。相较而言，刘伶的饮酒是痛饮豪饮，他是在借酒所催发出来的原始生命力，使其心灵超脱。①后来他的文章《酒德颂》借对于礼法之士所表现的不屑，营造出一种讽刺味很强的情境，表达了他对世俗礼教和揶揄奉承的文人的不满。

王戎是一个仕途和文学上都有一定造诣的人，不过相比于文学创作，仕途才是他的主项，到了后期他已经官位显赫了，这在七个人里面是比较另类的，所以他也被讽为七贤里面“最庸俗”的人。虽然没什么文学作品流传于世，不过王戎也是玄学的坚守者，虽然为官，他还是比较向往老庄的“无为而治”的思想。

阮咸同样是个音乐天才，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比较喜好玄学和老庄思想，对于当时的官场和封建礼教表达出了不屑与不满。他不擅长于创作文学作品，故至今也没有什么作品流传下来，不过相传著名的琴曲《三峡流泉》是其所作，从中我们可以知晓其深厚的音乐功底和素养。

竹林七贤作为魏晋时期士人的典范，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不同的价值取向与魏晋时期政治格局的变化紧密相连。②纵观竹林七贤的主要文学作品和音乐作品，我们不难看出他们的作品都有着强烈的时代气息，流露出了他们对于老庄思想和玄学的喜好、对于当时官场和社会局面的不满、对于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同情。他们作品的构思不但与当时的社会情境有关，同时与他们每个人的性格也有很大关系，七个人不同的品性造就了不同的作品和思想，可以给我们如今的文学创作提供很多启示，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注解

林清玄散文集篇8

[关键词]嵇康；政治思想；儒道思想

“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智慧，最具热情的一个时代。”（1）学者们很早就注意到魏晋思想家在我国政治思想发展史中具有独特贡献与特征。所以，在后世的文字记载中多有论述。近代以来，有学者对嵇康及其庄学思想，进行了深度的分析。但是笔者认为，他是外庄内儒。历史好像有一个规律，集权力量削弱的时候，人们的思想必定会得到发展与解放。就像公元前8世纪至前3世纪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清末民初的、辛亥革命。人们在这些时期，政治热情也会以某种方式得到极大提高。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说的：“正是对外在权威的怀疑和否定才有内在人格的追求和觉醒。”（2）那些一展仕途的人，他们的政治思想倒是很直接地体现在治理国家的方式方法上。恰恰是这种即远离政治又无不和政治相关的人的思想，是值得我们剖析与研究的。

一、历史背景

东汉汉末，天下大乱，曹操逐步武力统一了中国北方。220年，曹丕受汉献帝禅位登基称帝。226年，曹丕病故，诏令陈群、曹真、曹休、司马懿四人辅政魏明帝曹睿。231年，曹真逝世，曹爽承袭邵陵侯爵位。239年，魏明帝曹睿病重，任命曹爽为大将军，托孤曹芳于曹爽和司马懿，命二人辅政。由此，司马氏和曹氏宗亲展开了一系列的斗争。247年，曹爽软禁郭太后，独断朝政。5月，司马懿称病不朝。249年，司马懿发动，诛杀曹爽等人，夺取了曹魏的军政大权。250年，令狐愚、王凌谋立曹彪未果，王凌被逼饮鸩而死，“收其余党，皆夷三族，并杀彪。悉录魏诸王公置于邺，命有司监察，不得交关。”（3）司马懿死后，其子司马师把持朝政。254年曹芳联合李丰、张缉、夏侯玄等意图罢除司马师，改立夏侯玄为大将军，事败。司马师贬曹芳为齐王另立曹髦为帝。255年，母丘俭、文钦起兵讨伐司马师，兵败。司马师亦病死班师途中。257年，诸葛诞起兵讨伐司马昭，兵败，被斩，夷三族。260年，曹髦讨伐司马昭，途中被杀。同年，司马昭立曹奂为帝。265年，司马昭病死，司马炎继任晋王。同年，曹奂被迫禅位司马炎。自此，司马氏最终攫取曹氏政权。

二、 嵇康政治思想剖析

嵇康生于公元223年。主上奚氏因避怨而从会稽迁至嵇山之侧，因而得姓嵇。他幼年丧父，由母亲和哥哥抚养长大。无师自通，博览群书，才华横溢。据此可知，嵇康寒门中人，并非世家大族出身。文人向来对政治抱有热情。嵇康成年后来到了国都洛阳，积极游走太学。刘孝标在《世说·德行》注中引《文章叙录》“康以魏长乐亭主婿，迁郎中 ，拜中散大夫”。（4）这样他就攀上了曹魏宗室。其实如此也不失为文人参与政治的一种方式。但是，就是因为这个选择，也决定了他一生的政治立场和人生悲剧。嵇康先后做的这两个官职都是闲职，未被委以重任。据《宋书·百官志》载：“中散大夫，王莽所置，后汉因之……养老疾，无职事。”（5）在这里笔者认为，嵇康没有受到重用是因为，他当官的时期，实属曹魏末期，宗室尤不能掌控政权，况一远门外戚？若是曹魏政权能够延续的更久的话，他是完全有可能在政治上有大作为的。无固定职事，也为他们做竹林之游提供了时间保证。

249年，司马懿发动，夺取了曹魏的军政大权，诛杀曹爽极其党羽。嵇康虽然在立场上倾向宗室，但是他既无刀兵又无钱粮，故幸免于杀戮。在当时那种“动者多累，静者鲜患”政治局面下，很多仕人不得不为司马氏集团所用。唯有嵇康向秀等人，依旧坚守在竹林。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和政治脱离。中国的隐士大抵有两种，一种是天生的隐士，其实这个不常有。常有的则是因仕途失意而去归隐的“迫隐”之人，存身以待时命，身在江湖，而心存魏阙。笔者认为嵇康他们应该属于后者。人出生以来都是入世的，学步，学话，与社会在进行着物质和思想的交流。他们躲避的是当时司马氏篡夺谋逆的政治统治，并非真正的信仰老庄思想而入山林，尽管他们一直试图体验老庄一样的生活。相反，像商鞅，韩非子，董仲舒，墨子等都是积极参与社会实践的。虽然我们把“商鞅，韩非子，董仲舒”归于法家，但是笔者认为“法”仅仅是他们在社会实践中运用的手段。其目的无不在践行着儒家的“修，齐，治，平”的社会理想。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载：“叔夜情至之人，托于老、庄忘情，此愤激之怀，非其本也。”（6）纵观嵇康一生言行，儒家思想贯穿其中，外道而内儒。

嵇康不应司马氏征召，寓居河内郡山阳县。对于嵇康为何不应征召，吕兆禧《吕锡侯笔记》中有非常透彻的分析：“嵇叔夜以宗室联姻，一拜中散，便无意章绶者，诚见主孱国危，不欲俯首司马氏耳。故山涛欲举以自代，辄与绝交。观其书有非汤武之语，固有所指；而作《高士传》取龚胜者，岂非以其不仕新莽也。”嵇康为何选择山阳作为隐居之地，笔者认为这和汉献帝刘协禅位于曹丕后被曹丕封为山阳公于山阳县有关。山阳国“行汉正朔，以天子之礼郊祭，上书不称臣，京都有事于太庙，致胙”。（7）当时的山阳国，相对独立。所以，嵇康隐居山阳，不在司马氏的治下。这和政治流亡有相似点。另一个原因就是，山阳县流觞曲水，茂林修竹，环境宜人，贴近自然。正符合嵇康的道学价值取向的追求。

250年“兖州刺史令狐愚、太尉王凌贰于帝，谋立楚王彪。”（8）司马氏集团 “收其余党，皆夷三族，并杀彪。悉录魏诸公置于邺，明有司监察，不得交关。”就这样曹魏宗室被司马懿软禁于邺城，嵇康因而撰写《太师箴》，首先提出了先王君主之道“故君道自然，必讬贤明。”然后写“下逮德衰，大道沉沦……不友不师。“穆穆天子，思闻其愆。虚心导人，允求谠言。”进而提出臣道“师臣司训，敢告在前。”在这里，能够鲜明的体现出嵇康的政治观点。

公元255年，“大将军尝欲辟康。康既有绝世之言，又从子不善，避之河东，或云避世。”（9）。在当时那种“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10）的局面下，嵇康敢于不应司马氏的征召。深刻体现了嵇康 “心忧天下，以节死国”的士大夫精神。表明了嵇康坚决不与司马氏集团同流合污的政治立场。

司马昭标榜以孝顺治天下。为什么以“孝”不是以 “忠”呢？鲁迅指出：“因为天位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因而嵇康喊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这样的反对司马氏虚伪的礼教。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司马氏又宣扬尧舜禅代，以表明其统治的合法性，嵇康因而做了《卜疑》“轻贱唐虞而笑大禹”予以讥讽。

260年，曹髦在讨伐司马昭的途中被杀。同年，司马昭立曹奂为帝。臣弑君，司马昭不臣之心显然。嵇康碍于世事也无十足实力拍案而起，所以，他选择了旧事重提，写下了《与山巨源绝交书》。喊出了“非汤武而薄周孔”这句时代的最强音。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对此有较为深刻的阐释，“汤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辅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尧舜；而尧舜是禅让天下的。嵇康都说不好，那么，叫司马懿篡位的时候，怎么办才是好呢？”（11）鲁迅先生这段话深刻的揭示了嵇康写绝交书的用意。这些都是嵇康鲜明政治立场的体现。因此，笔者认为这也是嵇康被杀的重要原因之一。

吕安吕巽俱为嵇康好友。《三国志·魏书》二十一记载“会巽淫安妻徐氏，而诬安不孝，囚之。”嵇康遂写《与吕长悌绝交书》与吕巽绝交。嵇康也收到吕安的信，“顾影中原，愤气云踊……平涤九区，恢维宇宙。”司马昭知道以后要把吕安重新以造反罪审判。“安引康为证，康义不负心，保明其事”（12）。钟会趁机进谗言于司马昭曰：“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 “今不诛康，无以清洁王道。”其实，司马昭也想借此机会杀嵇康于是借此案以“不孝”“录康闭狱”。《晋书》记载“康之下狱，太学生数千人请之，于时豪俊皆随康入狱，悉解喻，一时散遣。”在狱中，嵇康做《忧愤诗》“匪降自天。寔由顽疎。理弊患结。卒致囹圄。对答鄙讯。絷此幽阻。”以表对于此事的愤恨。并作《家诫》告诫儿子要懂得如何处世，全身远害，免蹈覆辙。这正是嵇康儒家思想在嵇康一生的最后流露。鲁迅先生对嵇康教子平庸原因有精确的论断“凡人们的言论、思想、行为，倘若自己以为不错的，就愿意天下的别人……而他教子就要他这样庸碌。因此我们知道嵇康对于自己的举动也是不满足的……这是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及至行刑那天，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求让嵇康做他们的老师，司马昭没有答应。“康顾视日影，索琴弹之……时年四十，海内之士，莫不痛之。”就这样，旷代名士嵇康，俯首就戮。走完了他短暂而又光照千秋的一生。

三、嵇康政治思想剖析结论

嵇康一生，铮铮铁骨。其政治思想在其行为与作品之中体现地淋漓尽致。他在《答难养生论》中写“二人不得已而临天下……坦尔以天下为公。”在《声无哀乐论》中写“古之王者……君静于上，臣顺于下，玄化潜通，天人交泰。”《太师箴》中他要求君主“弃佞悻、远谀言、近贤者、求谠言。”作品中鲜明的体现了嵇康的君臣之道。他在诗中揭示了当时“世路多崄巇”然后想到 “逍遥游太清”这正是嵇康在儒道之间挣扎游离的证据。在狱中所作《家诫》，让他儿子学中庸之道。他的政治理想也是儒家的圣王理想。而在他身上真正体现了道学“神人”和儒学“圣人”的统一。史实一次又一次的证明文人和政治是一个奇怪的现象，政治永远不会对文人开恩，文人却总是在政治漩涡中成长。文人玩不了政治，政治却成就了文人。所以，笔者认为，嵇康是一名胸怀儒家政治理想的穿着道袍的文人，外道內儒。

注释：

（1）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356。

（2）李泽厚.美的历程[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2：155。

（3）[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一 帝纪第一[M].中华书局，1974：19。

（4）牛贵琥.嵇康曾官中散大夫吗.辩正[N].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4）。

（5）许嘉璐.二十四史全译.宋书 第二册[M].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4，1：969。

（6）[清]陈祚明辑.续修四库全书集部《采菽堂古诗选》采菽堂古诗选补遗二 卷八[M].天津图书馆藏清刻影印：2。

（7）[晋]陈寿.三国志·卷二 魏书二 文帝丕[M].中华书局，1999，2：56。

（8）[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一 帝纪第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4：19。

（9）[晋]陈寿.三国志·卷二十一 王桀传注引《魏氏春秋》[M].中华书局，1999，2：452。

（10）[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四十九 阮籍传[M].中华书局，1974：一三六〇。

（11）鲁迅.鲁迅全集·第三卷 而已集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M].鲁迅全集出版社，民国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三：501。

（12）[晋]陈寿.三国志·魏书二十一 王桀传[M].中华书局，1999，2：452。

参考文献：

[1][唐]房玄龄.晋书[M].中华书局，1974.

[2]鲁迅.鲁迅全集[M].鲁迅全集出版社，民国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三版.

[3][明]吕兆禧.吕锡侯笔记遁翁随笔[M].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初版.

[4]牛贵琥.嵇康曾官中散大夫吗.辩正[N].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4）.

[5]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林清玄散文集篇9

林清玄，笔名秦情、林漓、林大悲等，生于一九五三年。自幼便立志成为作家，青年时期即遍获重要文学奖，如台湾文艺奖、中山文艺奖、吴三连文艺奖、金鼎奖、吴鲁芹散文奖、时报文学奖首奖、中华日报文学奖首奖、中央日报文学奖首奖、联合报散文首奖……曾在台湾获得世界华人文化新传奖、杰出孝子奖、世新大学十大杰出校友奖、成功杂志十大成功人物奖、宝岛十大才子奖……被誉为“当代散文家”。他著有散文集《莲花开落》《冷月钟笛》《温一壶月光下的酒》《鸳鸯香炉》《金色印象》《白雪少年》等，作品曾多次被选入中小学华语教本，也多次被选入大学国文选，是国际华文世界被广泛阅读的作家之一。

【作品特色】

恬淡自然，蕴涵佛理，是林清玄散文的最大特色。他的文章有如远方走来的一位女子，初时，不能让人有惊艳之感，再看，就如一道山泉，缓缓地向我们的心中渗透。他的文字犹如一股真淳的凉风,读完之后，能让人心静如水。像他这样的智慧清新的散文，在当今的文坛并不多见。他所主张的人心应“如水”“如镜”，在这个浮躁的社会，对洗涤人心灵，开启人性的灵智很有益处。

读林清玄会让我们看清很多事物，会让我们变得坦然。他的文字有种淡淡的香，看完之后会使人懂得感恩与向善,常常与他一起进入那富有禅意的世界。以他的散文净化自己的心灵，可以让我们的内心充满宁静与关爱。他别样的文字，犹如混沌人世间的一片净土，带着莲花般的馨香。

林清玄的文章，小故事里有大智慧，平淡而隽永，轻松自然，平凡的人，平凡的事，往往以最细腻的情感把你打动，值得一遍遍地去回味。

【作品展厅一】

故乡的水土

第一次出国，妈妈帮我整行李，在行李整得差不多的时候，她突然拿出一个透明的小瓶子，里面装着黑色的东西。

“把这个带在行李箱里，保佑旅行平安。”妈妈说。

“这是什么密件？”

妈妈说：“这是我们门口抓的泥土和家里的水。你没听说旅行如果会生病，就是因为水土不服吗？带着一瓶水土，你走到哪里，哪里就是故乡，就不会水土不服了。”

妈妈还告诉我，这是我们闽南人的传统，祖先从唐山过台湾时，人人都带着一些故乡的泥土，一点随身携带、一点放在祖厅、一点撒在田里，因为故乡水土的保佑才使先人在蛮荒之地，垦出富庶之乡。

此后，我每次出门旅行，总会随身携带一瓶故乡的水土，有时候在客域的旅店，把那瓶水土拿出来端详，就觉得那灰黑色的水土非常美丽，充满了力量。

故乡的水土生养我们，使我们长成顶天立地的男儿，即使漂流万里，在寂寞的异国之夜，也能充满柔情与壮怀。

那一瓶水土中不仅有着故乡之爱，还有妈妈的祝福。这祝福绵长悠远，一直照护着我。

探究练习

1.作者第一次出国时，妈妈为什么会给他带一瓶水土？

2.文章表达出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

3.写思念故乡的诗句有很多，请试写两句。

【作品展厅二】

鞋匠与总统

被公认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林肯，在他当选总统那一刻，整个参议院的议员都感到尴尬，因为林肯的父亲是个鞋匠。

当时美国的参议员大部分出身望族，被认为是上流、优越的人，从未料到要面对的总统是一个卑微的鞋匠的儿子。

于是，林肯首度在参议院演说之前，就有参议员计划要羞辱他。

在林肯站上演讲台的时候，有一位态度傲慢的参议员站起来说：“林肯先生，在你开始演讲之前，我希望你记住，你是一个鞋匠的儿子。”

所有的参议员都大笑起来，为自己虽然不能打败林肯却能羞辱他而开怀不已。

林肯等到大家的笑声歇止，他说：“我非常感激你使我想起我的父亲，他已经过世了，我一定会永远记住你的忠告，我永远是鞋匠的儿子，我知道我做总统永远无法像我父亲做鞋匠做得那么好。”

参议院陷入一片静默里，林肯转头对那个傲慢的参议员说：“就我所知，我父亲以前也为你的家人做鞋子，如果你的鞋子不合脚，我可以帮你改正它。虽然我不是伟大的鞋匠，但是我从小就跟随父亲学到了做鞋子的艺术。”

然后他对所有的参议员说：“对参议院里的任何人都一样，如果你们穿的那双鞋是我父亲做的，而它们需要修理或改善，我一定尽可能帮忙。但是有一件事是可以确定的，我无法像他那么伟大，他的手艺是无人能比的。”说到这里，林肯流下了眼泪，所有的嘲笑声全部化成赞叹的掌声。

林肯没有成为伟大的鞋匠，但成为伟大的总统。他被认为最伟大的特质，正是他永远不忘记自己是鞋匠的儿子，并引以为荣。

当六祖慧能去拜见五祖弘忍的时候，弘忍问他说：“你是哪里人？来我这儿求什么东西呢？”

六祖说：“我是岭南人，只求向你学习佛法。”

弘忍笑说：“你是岭南人，又是没有受过教化的蛮人，怎么能成佛呢？”

慧能说：“人有南北之分，佛性却没有南北的差异。蛮人的身份与和尚的身份虽然不同，佛性究竟有何差别呢？”

弘忍暗中赏识，最后终于把衣钵传给这位岭南来的蛮子，自幼丧父的樵夫。

批评、讪笑、毁谤的石头，有时正是通向自信、潇洒、自由的台阶。

那些没有被嘲笑与批评的黑暗所包围过的人，就永远无法在心里点起一盏长明之灯。

探究练习

1.给下列黑体字注音。

尴尬（）（）　衣钵（）　樵夫（）　讪笑（）　毁谤（）

2.文章写六祖慧能拜见五祖弘忍时两人的对话有何用意？

3.林肯是怎样回应参议员们的嘲笑的？其高明之处在哪里？

【作品展厅三】

有生命力的所在

南部的朋友来台北过暑假，我带他去看台北两处非常有生命力的地方。

我们先去士林夜市，士林的夜市热闹非凡，有如一锅滚热的汤，只有台语“强强滚”才可形容。

二十年来，我去过无数次的士林夜市，但永远搞不清楚它到底有多大，只是感觉它的范围不断在扩大，并且永远有新的摊贩到夜市里来。唯一不变的是，只要到士林夜市就可以看见很多在生活中努力的人，夜市的摊贩不论冬夏都在为生活打拼。

我看到卖炒花枝的三个女人，脚上都穿着爱迪达的跑鞋，她们一天卖出的炒花枝是无法计数的，一锅数十碗的花枝，总是一眨眼就卖光了。

我看到卖果汁的一对夫妇，两个人照顾七台果汁机，左手在打木瓜牛奶，右手却在倒西瓜汁，不论来了多少客人，他们总是一样准确、快速、有效率。

我看到卖铁板烧的人，脖子上缠着毛巾，汗水仍从毛巾流到胸前，实在是太热了，他每做一轮的铁板烧，就跑到水龙头去以冷水淋身，来消去暑气。

朋友问我说：“听说士林夜市的摊贩都是戴劳力士金表，开宾士轿车来卖小吃，既然那么有钱，又何须出来摆摊呢？”

我说：“有钱而能坐下来享受，是很好的事。但有钱还能不享受，依然努力工作，才是更了不起的。”

大概是士林夜市中澎湃的生命力确能带给人启示吧！像如此酷热的暑天，气温在三十五度以上，还是有很多人走出冷气房，到夜市里来逛。

接着，我带朋友到忠孝东路去逛地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忠孝东路两边的人行道，每到百货公司打烊之后，就形成一个市集，从延吉街开始一直排到复兴南路，全部都是铺在地上的地摊。

这些摊贩有几个特色，一是摆东西的布巾，大约只有两个桌面大，非常简单轻便。放在布巾上的东西，样样都是整整齐齐的，与一般传统地摊堆成一团的样子完全不同。一是摆地摊的人都非常年轻帅气，男生英俊，女生美丽，比逛街的人还要显眼。我对朋友说，这些年轻人有的是学生，有的是白天上班的上班族，夜里出来赚外快，所以摊贩的族群与传统为了生活而出来摆地摊的摊贩，是很不相同了。

“我从前生活感到郁闷的时候，就会一个人跑到夜市或忠孝东路，看到那些不管自己的心情好不好都努力出来工作的摊贩，就仿佛被他们撞击了心门，心突然打开了。”我说。朋友看着屋檐下的摊贩，也表示了同感。

台湾的经济发展其实没有什么秘密，是因为有许多充满生命力的人居住其间。

夜里从忠孝东路回家，想到不久前有几位年轻力壮的青年，绑架勒索杀死一位暴富的老农夫。他们作案的理由是：“从监狱出来后，因社会的不能接纳，赚不到钱，才铤而走险。”社会的不能接纳只是借口，我们的社会从来不会去问夜市的摊贩：“你有没有前科？”我们的社会也从来不会排斥或看轻那些为生活打拼的人。

听说士林夜市生意比较好的摊子，每个月可以净赚五六十万（在夜市摆摊的朋友告诉我），我听了只有感佩，觉得一个奋力生活的人不要有任何借口，因为“一枝草，一点露”“要做牛，免惊无犁可拖”。

探究练习

1.文章中作者带朋友去忠孝东路逛地摊，这里的地摊有什么特色？

2.本文所要表达的中心是什么？

3.作者为什么要把题目定为“有生命力的所在”？

4.读完全文，你有什么启发？

参考答案

《林清玄：平易中蕴涵感人的力量》

作品展厅一：

1.这是闽南人的传统。他们认为，旅行生病是因为水土不服，如果带着一瓶故乡的水土，人走到哪里，哪里就是故乡，就不会水土不服了。2.表达了作者对故土的思念之情。3.略。

作品展厅二：

1.gāngàbōqiáoshàn bàng 2.意在更好地表现文章的主旨，即批评、讪笑、毁谤的石头，有时正是通向自信、潇洒、自由的台阶。3.林肯没有采取以矛对盾的硬碰硬的形式，而是从侧面用父亲作为一名鞋匠修鞋的事例来回应参议员们的嘲笑。其高明之处就在于没有直接揭露，但他的话语却使众参议员们意识到了自身做法的错误，为自己赢得了掌声。

林清玄散文集篇10

【关键词】清谈误国 魏晋玄学 认识根源

【中图分类号】K237.2 【文献标识码】A

三百多年前，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正始”条载：“是以讲明六艺，郑、王为集汉之终;演说老庄，王、何为开晋之始。以至国亡于上，教沦于下，羌胡互僭，君臣屡易，……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天下？……自正始以来，而大义之不明遍于天下”。①顾炎武生活于明末清初混乱的时代，深感王阳明心学一味讲学、谈玄，对于明朝的灭亡是负有责任的，于是借谈正始之风，反思明朝之灭亡。此后，清代著名史家赵翼也在《廿二史记》“六朝清谈之习”条里溯其源，察其变，对清谈的弊端多有诘难，在针对清代空疏的学风时则提醒大家汲取“清谈误国”的教训。其实，“清谈误国”的说法，由来已久，绝非明清之际或之后的清代才有，早在“清谈”畅行的两晋之际，就有“清谈误国”的流衍。东晋朝，传统士人更是在儒家立场下掀起一股“清谈误国”的反省思潮。由此可见，无论是明清之际的顾炎武还是清代的赵翼，在正统士大夫眼里，“亡国”乃至“亡天下”的罪过归于清谈并非毫无缘由。笔者试图从“清谈”入手，于当时的历史语境中，探究“清谈误国”的历史根源。

正始玄论―清谈的滥觞

顾炎武之所以在“正始”条下，诟“清谈”、疾“亡国”，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正始年间的清谈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和所产生的影响。在史籍上，“正始”被视为谈风确立的时代，谈论的主要内容为《易》、《老》、《庄》，即后世所谓的“三玄”。正始谈风的形成，关键在于何晏，《世说新语・文学》篇说：“何晏为吏部尚书，有位望，时谈客盈座。”刘孝标注引《文章叙录》：“晏能清言，而当时权势，天下谈士，多宗尚之”。②由于何晏身分显贵，清谈风气传播相当迅速，在何晏周围聚集了一批谈士，像当时的玄论天才王弼，就成为何晏的坐上客，王弼辞锋十分犀利精敏，《世说新语・文学》有云：“王弼未弱冠往见之。晏闻弼名，因条向者胜理语弼曰：‘此理仆以为极，可得复难不？’弼便作难，一坐人便以为屈，于是弼自为客主数番，皆一坐所不及”。③王弼的加入使谈论风气大盛，“正始谈风”因此产生了，历史上把正始谈风称为正始玄音、正始清音或正始清谈。随着谈论队伍的扩大，汉末盛行的道家思想也作为谈资融入谈论内容当中，正始谈风的内容由最初何晏的儒家思想为主过渡到儒道兼综的地步，同时老庄学说也与正始谈风相伴进入朝廷。《文心雕龙・论说》谓：“迄至正始，务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论，于是聃周当路，与尼父争涂矣！”④刘勰的话里似乎意味着玄论的兴起和老庄学说有关。《三国志・何晏传》载：“晏，何进孙也……好老庄言，作《道德论》及诸文赋著述凡数十篇”。⑤何晏既好老庄之言，又作《道德论》，则其主导的谈论风气自然会带有老庄色彩。从其和王弼初次见面时的谈话，可窥见其思想意旨：“于时何晏为吏部尚书，甚奇弼，叹之曰：‘仲尼称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际乎！’”⑥

“天人之际”一直是中国哲学中的核心问题。何晏在此向王弼提出“天人之际”，可见“天人之际”已萦绕心头很久，同时也表明这将是“正始玄论”所要探讨的主题。正始论坛上还有一段论谈也可以表明正始玄论的主题，这个谈论发生在王弼和裴徽之间，裴徽也是“正始玄音”中的重要角色之一。《三国志・钟会传》注引何劭《王弼传》云：“时裴徽为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一见而异之，问弼曰：‘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也，然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者何？’弼曰：‘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无所不足’”⑦。

从何晏、王弼之间的“天人之际”以及王弼、裴徽之间的“有”、“无”，似乎可察觉到正始玄理的主要内容乃是天地、有无问题。《晋书・王衍传》中的一段论述，印证了这个问题：“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⑧当时活跃在正始玄论场上的除何晏、王弼、裴徽之外，还有傅嘏、钟会、李丰、王广、荀粲、管辂等人。

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清谈之与两晋，其始也，为在野之士不与当道合作;继则为名士顾宦之互为利用，以图名利兼收而误国。故清谈之始义，本为实谈;因其所谈，无不与当日政治社会有至密之关系”⑨。

西晋亡国―清谈推演的结果

正始清谈因何晏身份显贵，而迅速传播，但仅限于正始时期。随着司马懿的残暴，正始清音在高平陵正变中消失。接续其后的竹林名士畏惧司马政权的血腥，不再高谈玄论，清谈之风在竹林时期几乎没有声音，以嵇、阮为代表的竹林名士选择了退隐的方式著述论道，同时以越名任心、越礼任情的方式将正始玄谈中的老庄思想实践为一种任诞。一时间，贵无玄理风靡当时士人生命之中，任诞玄风亦自此大畅，然而这深刻的玄思玄行，却被西晋的虚浮之士作为谈资，使清谈之风于西晋再次复苏，竹林名士王戎在其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王戎本身是个清谈高手，传说他“善发谈端，赏其要会”。⑩《世说新语》里也有关于他清谈的记载，如《言语》篇记载王戎与张华、王衍、裴Q赴洛水清谈玄言一事：“诸名士共至洛水戏，还，乐令问王夷甫曰：‘今日戏，乐乎？’王曰：‘裴仆射善谈名理，混混有雅致;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我与王安丰说延陵、子房，亦超超玄着’”。王安丰即王戎，从这条清谈资料里可以发现，王戎善于人物品评方面的谈论，而事实上，王戎在西晋的清谈只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参与清谈的有多人，但真正使清谈高涨，并渐趋质变与庸俗的是王戎的从弟王衍。

王衍对何晏、王弼“贵无”论点极为推重，《晋书・王衍传》云：“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衍甚重之”。在西晋的清谈场上，王衍以世家大族又兼朝廷显职的身分，带动朝野清谈的风气。同卷又载：“衍既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贡。兼声名藉甚，倾动当世。妙善玄言，唯谈老庄为事。每捉玉柄麈尾，与手同色。义理有所不安，随即改更，世号‘口中雌黄’。朝野翕然，谓之‘一世龙门’矣。累居显职，后进之士，莫不景慕放效。选举登朝，皆以为称首。矜高浮诞，遂成风俗焉”。虽然王衍常因义理不安，随即见风转舵，但这并未影响其声誉，也可见当时清谈并非严肃性的学术思想讨论，而谈辩时的风姿神采更是众人关注的焦点所在。由此可见，西晋清谈相对于正始清谈，除了义理的辩论之外，又多了一种审美的情趣，形成一种艺术型态的展现。然而，正是西晋时期这种极赋审美情趣和艺术型态的清谈玄言对矜高浮诞的风俗起了相辅相成的作用。

随着清谈的推演，魏晋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加之儒家传统伦理观念的忪懈，不但贵游子弟，连朝廷大官也任情，竟然造成放达、淫佚、颓靡之风盛行，甚至在朝廷中漫延扩散，以致荒废政事。比如身为清谈领袖的王衍，同时担任西晋许多重要官职，但他在任内“虽居宰辅之重，不以经国为念，而思自全之计”，甚至在政局纷乱时，对自己弟弟王澄，以及族弟王敦说出这样的话：“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为三窟矣”。王衍不为国家的安危尽心力，而只顾自保，想尽办法安排狡兔三窟的计谋。西晋末年战乱开始，他又推说自己少宦无情，没有办法担起讨伐的重责大任，石勒攻破京城后，“衍为陈祸败之由，云计不在己。勒甚悦之，与语移日。衍自说少不豫事，欲求自免，因劝勒称尊号”，完全露出谄媚求生的丑态。石勒曾一语道出王衍的罪状，他说：“君名盖四海，身居重任，少壮登朝，至于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坏天下，正是君罪”。王衍不思经国之务，对晋室不忠;身为晋臣，却劝石勒称帝，节操尽失。像这样不忠不义，士操不存之人，在将死之际，自己也悔恨地说出“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哿σ钥锾煜拢犹可不至今日”的感慨，意思是说：“我虽不如古人，但是如果不是追求浮虚，努力为天下做事，绝不会弄到今天这个地步”，但事已至此，终究无法弥补。

假如当初没有玄虚的清谈，就不会有士风败坏，假如没有士风的败坏，西晋则不会发生内乱，边境游牧民族也不会乘机入侵，假如西晋政局稳定，那么绝对不会灭亡。通过这一环环相扣的推理，东晋人把西晋的亡国之祸，往往归罪于王衍。《晋书》卷七七云：“王夷甫，先朝风流士也，然吾薄其立名非真，而始终莫取。若以道非虞夏，自当超然独往，而不能谋始，大合声誉，极致名位，正当抑扬名教，以静乱源。而乃高谈庄老，说空终日，虽云谈道，实长华竞。及其末年，人望犹存，思安惧乱，寄命推务。而甫自申述，徇小好名，既身囚胡虏，弃言非所。凡明德君子，遇会处际，宁可然乎？”。于是就有了“清谈误国”的观点，“清谈误国”正是东晋人给予王衍极为严厉的批判。

“清谈误国”在东晋的流衍

西晋灭亡，士人南渡，偏安一隅的政权成为人们希望之所在。但永嘉乱后的东晋虽立祚江左，却依然承受着内忧外患的局面，对外要面对北方五胡大兵压境之威胁，对内又须面对与吴姓士族之间的矛盾。为稳定政权，王导以宰辅的身份，以老庄无为清静的为政守则，引为国策，所谓：“镇之以静，群情自安”、“导阿衡三世，经纶夷险，政务宽恕，事从简易，故垂遗爱之誉也”。虽说王导之策，有稳定江东的作用，但却无益于社会风气的改善与救治亡国之弊，特别是因崇尚老庄之治再次引发清谈盛况，如“殷中军为庾公长史，下都，王丞相为之集，桓公、王长史、王蓝田、谢镇西并在。丞相自起解帐带麈尾，语殷曰：‘身今日当与君共谈析理’既共清言，遂达三更”。

由上述资料看来，王导自身不仅是清谈中人，更是清谈领袖，彻夜玄言，凭借王导的政治影响力，清谈之盛远远超过前朝。“王丞相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然宛转关生，无所不入”，如此一来，整个西晋政治的习气并未因亡国的教训而有所消减，反而更加放纵了虚靡的社会风气与偏安的苟且心态。

《世说新语・任诞》中描述：“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毕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透过张翰、毕卓人生目标取向的传达，足见在玄虚风气影响下所产生的虚无主义，终其一生，不过是纸醉金迷，徒然一世罢了。

当士人们对东晋政权的热情和期望化做泡影时，悲观厌世是不言而喻的，但这个时期，在政治界和知识界却同时存在着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思想倾向，北伐雪耻、匡复失土的大志，仍在众多士人心头萦绕。对西晋亡国的检省与反思几乎成为东晋士人的第一要务，痛彻心扉的东晋士人，纷纷将此国难归罪于清谈玄虚和任诞放达之风，运用整个社会舆论的力量，各抒其忿。如《晋书・应詹传》载应詹上疏元帝：“元康以来，贱经尚道，以玄虚宏放为夷达，以儒术清俭为鄙俗，永嘉之弊，未必不由此也”。又同卷《卞状》曰：“时贵游子弟多慕王澄、谢鲲为达，桌魃于朝曰：‘悖礼伤教，罪莫斯甚！中朝倾覆，实由于此’”。应、卞二人均从儒家礼教的观点出发，指责王澄等贵游子弟颓唐放达，以致中朝倾覆。又如虞预：“雅好经史，憎疾玄虚，其论阮籍裸袒，比之伊川被发，所以胡虏遍于中国，以为过衰周之时”。

范宁以为浮虚相扇、儒雅日替的时风源于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于桀纣，其论曰：“王何蔑弃典文，不遵礼度，游辞浮说，波荡后生，……遂令仁义幽沦，儒雅蒙尘，礼坏乐崩，中原倾覆”。《晋书・儒林传序》亦承继范宁的论点指责正始清谈：“有晋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饰华竞，祖述虚玄，摈阙里之典经，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遂使驰废，名教颓毁，五胡乘间而竞逐，二京继踵以沦胥，运极道消，可为长叹息者矣”。是对正始清谈的有力指陈。

《晋书・愍帝纪》文末论述西晋朝得失时，引用干宝的《晋纪总论》将当时社会的各种弊病及其原因归于清谈虚浮、放诞旷达之风：“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国之将亡，本必先颠，其此之谓乎！”。

葛洪在《抱朴子》外篇卷二十五《疾谬》中对当时不拘礼法、任诞放纵的行径痛加挞伐：“于是腊鼓垂无赖之子，……然落拓之子，无骨鲠而好随俗者，……蓬发乱鬓，横挟不带，……终日无及义之言，彻夜无箴规之益，诬引老庄，贵于率任，大行不顾细礼;至人不拘检括，啸傲纵逸，谓之体道”。又卷二十七《刺骄》：“或乱项科头;或裸袒蹲夷;或濯脚于稠众;或溲便于人前;或停客而独食;或行酒而止所亲。……岂谓通乎亵黩而达于淫邪哉！”。

东晋士人将亡国之罪归咎于清谈并对清谈引发的任诞放达进行检讨，从而激起一波“清谈误国”的社会思潮。东晋以后，历代均有以儒家立场出发对清谈引发的任诞浮华风气加以指责的士人，他们均以“清谈误国”直抒胸意。

综上所述，“清谈误国”的确有着深刻的历史成因，魏晋时期的思想变化为清谈提供了土壤，而动荡的社会和黑暗的政治则为因清谈而误国创造了条件，强烈的道义感使东晋士人运用舆论的力量聚集成一股“清谈误国”的思潮，抛入历史的长河中，以至于后世今天的“清谈误国”流衍。

（作者为河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本文系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规划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4-gh-452）

【注释】

①陈垣：《日知录校注》，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21～723页。

②③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71页，第171页，第156页，第185页，第184页，第639页，第639页。

④杨明照：《增订文心雕龙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48页。

⑤⑥⑦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92页，第795页，第795页。

⑧⑩房玄龄：《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236页，第1232页，第76页，第1236页，第1236页，第1237页，第1237～1238页，第1238页，第1238页，第1238页，第2044页，第1751页，第1858～1859页，第1871页，第2147页，第1984～1985页，第2346页，第135～136页。

⑨陈寅恪：《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4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