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枝词刘禹锡十篇

竹枝词刘禹锡篇1

关键词：刘禹锡；竹枝词；民歌

可以这样说，中唐诗歌是唐诗发展中继盛唐之后的又一个高峰期。这一时期的诗人名家辈出：韩愈、孟郊一派通过奇思幻想，用僻字造奇韵，打造出一种宏伟奇崛的风格；而白居易、元稹诗派却是以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诗风迎得世人的交口称赞；李贺独辟蹊径，新颖诡异、精辟含蓄是他的诗句带给我们的印象。面对上述三大诗派，刘禹锡没有盲目趋同，他从不为世人所耻的民歌中汲取营养，凭借其自身深厚的艺术修养和勤奋的艺术实践，在文人诗和民歌中间杀出一条血路，始终保持自己独立的艺术品格，最终成为与韩孟派、元白派、李贺派相抗衡的一支异军。

如果说夔州三年是刘禹锡民歌体乐府诗的收获期的话，那么朗州、连州的岁月则是他重要的奠基期。朗州位于沅湘之滨，民歌相当盛行，历经千年未见衰弱，虽然当地竹枝“词语尘下，音韵鄙俚”，但其内容清新，格调激扬，旋律轻快，这一切吸引了正处于探求中诗人的目光。在博采众收的基础上，他开始尝试民歌体乐府诗的创作。写于这时期的《采菱行》初步显示了作者学习民歌的成效，他在《采菱行》的序中写道：

“武陵素嗜芰菱。岁秋矣，有女郎盛游于白马湖，薄言采之，归以御客。古有采菱曲，罕传其词，故赋之以佾采诗者。”刘禹锡写的《竹枝词》共两组。一组是九首，另一组为二首，合起来正好十一首，篇篇都是佳作。

《竹枝词》的内容特色在于它鲜明的地域性和民俗性。刘禹锡是幸运的，他以其敏锐的思辨能力，致力于描写巴蜀下层人民的劳动场景、巴蜀风情与民俗，不仅形式上具有创新意义，而且在取材也有新颖独到之处，从而使诗歌在反映社会现实和表现生活水平的广度与深度上有所突破。也许我们能够这样说，从陶渊明之后，唯有他能将下层劳动人民平凡的春种秋收作为乐于驾驭的题材。读着他的《竹枝词》，恍如自己已身临巴蜀山水之间。在此，诗人尤其擅长对生活中的某个场面进行描写，从而将一幅幅西南少数民族人民劳动的画面展示出来。如《竹枝词九首》之九：

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

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畲。

这里，诗人以“银钏金钗”来代妇女，“长刀短笠”来代劳作中的男子，生动形象，也反映了当地的人情、服饰等特征，从而赋予全诗鲜明的地方色彩和浓烈的异乡情调。其中的“烧畲”场面尤其值得我们去仔细回味，刘禹锡在另一首叫《畲田行》的诗中具体细致地描绘了巴蜀人民的这种刀耕火种的生产情景。

何处好畲田，团团缦山腹。

钻龟得雨卦，上山烧卧木。

惊麏走且顾，群雉声咿喔。

红焰远成霞，轻煤飞入郭。

风引上高岑，猎猎度青林。

青林望靡靡，赤光低复起。

照潭出老蛟，爆竹惊山鬼。

夜色不见山，孤明星汉间。

如星复如月，俱逐晓风灭。

本从敲石光，遂至烘天热。

下种暖灰中，乘阳拆牙孽。

苍苍一雨后，苕颖如云发。

巴人拱手吟，耕耨不关心。

由来得地势，径寸有余金。

红艳成霞、鬼惊蛟骇、火光明灭、如星如月。多壮观的一幅烧山开荒劳动场景。刘禹锡只用区区二十几个字，便将当时巴蜀人民的生产情况在诗中完整地体现出来了。身为夔州刺史，他能主动深入山区，了解当地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使自己的诗歌创作取得一定的成就，正应了“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这句话。又如《竹枝词九首》之一：

白帝城头春草生，白盐山下蜀江清。

南人上来歌一曲，北人陌上动乡情。

“白帝城”在夔州城东，“公孙述据蜀自称白帝，曰白帝城。”《正德夔州府志》“白盐山”则在夔州城东，由于“色若白盐”故而得其美名。作者把当地的古迹、名胜顺手拈来放在自己诗中，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

其次，《竹枝词》十一首中，作者在很多方面都将他的笔伸向下层人民细腻的情感世界，他或者从正面描写或者从侧面衬托，把他们的喜怒哀乐表达出来。爱情是亘古不变的话题，将男女间的爱情作为题材写入诗中加以描写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诗经》，“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便是佐证。但像刘禹锡那样能够冲破正统的儒家诗教观念束缚，把笔大胆伸向恋情领域，并情不自禁地在诗中对爱情加以讴歌，细腻而又婉转传达出男女双方在恋爱过程中所经历的欢乐，痛苦以及种种“欲说还休”的微妙心理的人实在是少之又少。他对传统爱情的主题进行了深化。如《竹枝词九首》之四：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这里刻画了一个初恋女郎在江边听到请人唱歌时那种乍喜还疑的复杂心情和聪明可爱的性格，刘禹锡抓住眼前“东边日出西边雨”的景物，融入诗中女主人公的思想情感，用天气的“晴”与“不晴”来谐对方的“有情”和“无情”，两种本不相干的事物作者此，巧妙地将它们统一起来，使之成为有机融合的一个艺术整体。整首诗清新、向上、自然、健康、活泼，充满着生活情趣。诗人在刻画热恋中的女主人公的形象时，采取一种似露非露，欲吞还吐的抒情方式，表现她们欲喜还忧的特定心理。

值得注意的是，刘禹锡在某些吟咏风情的诗中，也将自己的身世之感寄寓其中。在这些诗中，描写的景物所触发出来的情感，笔者认为是诗人自己的情感。如《竹枝词九首》之六、七：

城西门前滟滪堆，年年波浪不能摧。

懊恼人心不如石，少时东去复西来。

瞿塘嘈嘈十二滩，人言道路古来难。

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

这首诗中，作者有借失意女子的口吻来浇己心中块垒之嫌，刘禹锡由滟滪堆的坚不可摧想人心的见异思迁、喜怒无常之态。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因为爱情失意而由爱生恨的怨妇的内心独白，也可看作是诗人自己由于政治上受打击，远大的政治抱负难以实现所发出来的人生愤慨。

刘禹锡的《竹枝词》在当时受人喜欢，晚唐诗人温庭筠是这样来形容刘诗的流传之广的：“京口贵公子，襄阳诸女儿，折花兼踏月，多唱柳郎词。”（温庭筠《秘书刘尚节挽歌词》）京口和襄阳都非刘禹锡为官之地，可见，他的诗是多么受人喜欢。群众是最好的评论家，他们对刘禹锡诗歌的热爱就是刘禹锡努力向民歌学习的最好奖赏。确实，当时文学唯有和民间诗歌血肉相连地密切结合在一起，才能够掌握语言的艺术。这也算得上是刘禹锡在《竹枝词》创作中提供给我们的经验和启示。（作者单位：余干大塘初中）

参考文献

竹枝词刘禹锡篇2

要探求这一生动清新的文化支脉的最初源起，不能不说到三峡。

可以说，“竹枝词”的发现、记录和传播乃至仿作，都自三峡始。

三峡“竹枝”在文化史上留下鲜明的印迹，是唐代特殊的历史人文背景和历史地理条件所决定的。

如果从历史地理考察的视角分析这种文学现象，或许可以得到有意义的发现。而交通地理对于文化的意义，或许也可以由此得到说明。

唐代文人的三峡行旅与“巴歌”体验

在政治昌盛和经济繁荣的形势下，随着长江流域经济文化地位的上升，循长江航道上下，成为唐人行旅的热线。三峡，于是在唐代文人行旅生活体验中保留有极其深刻的印象。三峡纪行诗成为唐诗中颇为多见的篇什。除了长安、洛阳等大都市外，很少有哪些地域如三峡这样受到唐代诗人如此的关意。

李白“远忆巫山阳”，“泪向南云满”（《寄远十二首》其五），白居易“两岸滟??凇保?鞍拖可?睦铩保ā短馀O喙?槿世镎?鲁尚√病罚┑仁?洌?妓得餍芯??康木???梢猿晌?谰玫娜松?且洹?BR>与一般描画山水记叙行旅的诗作不同，唐代三峡诗更多地表现出苍郁悲凉的意韵。韩愈《寄崔二十六立之》诗说到“逼迫走巴蛮，恩爱座上离” 。李商隐《初起》诗亦有“三年苦雾巴江水，不为离人照屋梁”句。不过，我们所看到的以三峡为主题的唐诗，似乎多有超越一般离情乡思的意境。

唐诗中记录的三峡印象，首先是其地貌特征和水文特征的惊人险恶。

李白曾经作《上三峡》诗：“巫山夹青天，巴水流若兹。巴水忽可尽，青天无到时。三朝上黄牛，三暮行太迟。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戴叔伦《巫山高》诗写道：“巫山峨峨高插天，危峰十二凌紫烟。瞿塘嘈嘈急如弦，洄流势逆将覆船。云梯岂可进，百丈那能牵。陆行?f岩水不前。”又如刘禹锡《松滋渡望峡中》：“巴人泪应猿声落，蜀客船从鸟道来。”李贺《入蜀》：“望空问真宰，此路为谁开。峡色侵天去，江声滚地来。”白居易《初入峡有感》：“上有万仞山，下有千丈水。苍苍两崖间，阔狭容一苇。瞿唐呀直泻，滟??僦兄拧N匆购谘一瑁?薹绨桌似稹4笫?绲督＃?∈?缪莱荨R徊讲豢尚校?銮??倮铩＼凵m竹篾?，欹危楫师趾。一跌无完舟，吾生系于此。”

诗人“恐”的心态，又与“愁”的情绪相交织。如王维《送贺遂员外外甥》：“南国有归舟，荆门??上游。”“樯带城乌去，江连暮云愁。”李端《送郑宥入蜀迎亲》：“剑门千转尽，巴水一支长。请语愁猿道，无烦促泪行。”若仍以白居易诗为例，说到“愁”行三峡的，有《送友人上峡赴东川赴命》：“见说瞿塘峡，斜衔滟???D延谘澳衤罚?展?狭?拧Q蚪欠缤芳保?一ㄋ??搿I交厝赭∽??廴胨凭ㄍ獭0逗铣钐於希?ㄌ?值胤?！庇帧兑谷膂奶葡俊罚骸蚌奶铺煜孪眨?股闲拍言铡0端扑?梁希?烊缙ゲ??D娣缇?似穑?为?荡?础S?冻疃嗌伲?哂阡??选！?BR> 使未能忘却都市繁华的旅人们心情受到极强烈的震动的，还有三峡地区的荒凉和冷寂。

白居易《初到忠州登东楼寄万州杨八使君》诗：“山束邑居窄，峡牵气候偏。林峦少平地，雾雨多阴天。隐隐煮盐火，漠漠烧?烟。”又《自江州至忠州》诗：“今来转深僻，穷峡巅山下。五月断行舟，滟堆正如马。巴人类猿???穷迓?揭啊！倍济栊戳苏庖磺樾巍?BR> 三峡所独具的神秘文化景观，特别是巫山神女传说，也往往使过往的诗人文士于江风峡雾之中，体味到特殊的文化感应。

皇甫冉《巫山峡》诗写道：“巫峡见巴东，迢迢出半空。云藏神女馆，雨到楚王宫。朝暮泉声落，寒暄树色同。清猿不可听，偏在九秋中。”刘方平《巫山神女》诗也写道：“神女藏难识，巫山秀莫群。今宵为大雨，昨日作孤云。散漫愁巴峡，徘徊恋楚君。先王为立庙，春树几氛氲。”又如蒋洌《巫山之阳香?阴明妃神女旧迹存焉》诗：“神女归巫峡，明妃入汉宫。捣衣余石在，荐枕旧台空。行雨有时度，?流何日穷。至今词赋里，凄怆写遗风。”刘禹锡《巫山神女庙》诗所谓“星河好夜闻清佩，云雨归时带异香”，也记录了类似的心灵访古与意识旅游的轨迹。孟郊《巫山曲》写道：“巴江上峡重复重，阳台碧峭十二峰。荆王猎时逢暮雨，夜卧高丘梦神女。轻红流烟湿艳姿，行云飞去明星稀。目极魂断望不见，猿啼三声泪沾衣。”又《巫山高》诗：“见尽数万里，不闻三声猿。但飞萧萧雨，中郁亭亭魂。千载楚王恨，遗文宋玉言。至今青冥冥，云结深闺门。”李贺的《巫山高》诗，文句与情感同样飘逸飞荡：“碧丛丛，高插天，大江翻澜神曳烟。楚魂寻梦风?然，晓风飞雨生苔钱。瑶姬一去一千年，丁香筇竹啼老猿。古祠近月蟾桂寒，椒花坠红湿云间。”

李白形容三峡风景，有“历览幽意多”，“佳趣尚未歇”的诗句（《自巴东舟行经瞿唐登巫山最高峰晚望还题壁》）。《宿巫山下》诗又写道：“昨夜巫山下，猿声梦里长。桃花飞绿水，三月下瞿塘。雨色风吹去，南行拂楚王。高丘怀宋玉，访古一?裳。”三峡的这种文化气象，往往可以点燃文人的“风情”与诗兴。白居易《题峡中石上》即写道：“巫女庙花红似粉，昭君村柳翠似眉。诚知老去风情少，见此争无一句诗。”

白居易《送萧处士游黔南》诗可见“江从巴峡初成字，猿过巫阳始断肠”句，其中“断肠”二字，或许即大体表明了人们旅经三峡时的特殊心境。

唐代文人对于三峡的文化体验，恰与当地民歌“裴回”、“苦怨”、“含思婉转”的风格相映合。其共鸣之和叶，千百年后仍然使人们不能不惊叹这种文化奇缘的神妙。

三峡地区民歌，唐人诗作中往往称之为“巴歌”。例如：

孟浩然《同曹三御史行泛湖归越》：“秋入诗人意，巴歌和者稀。”刘希夷《巫山怀古》：“巫山幽阴地，神女艳阳年。襄王伺容色，落日望悠然。”“猿啼秋风夜，雁飞明月天。巴歌不可听，听此益潺??！卑拙右住兜浅嵌?盘ā罚骸疤鎏龆?忌希?型燎啻掎汀2恢?未?铮?墒前屯跆ā0透杈梦奚??凸?换瓢！！庇秩绾?健妒??偃?住罚骸鞍透韬驼叨啵?籽┪奕撕汀！?BR>对于所谓“巴歌”，又曾经有其他不同的说法：

巴童歌 岑参《赴犍为经龙阁道》：“骤雨暗?口，归云网松萝。屡闻羌儿笛，厌听巴童歌。江路险复水，梦魂愁更多。”

巴曲 杜甫《社日两篇》：“南翁巴曲醉，北雁塞声微。”“欢娱看绝塞，涕泪落秋风。鸳鸯回金阙，谁怜病峡中。”白居易《发白狗峡次黄牛峡登高寺却望忠州》：“白狗次黄牛，滩如竹节稠。路穿天地险，人续古今愁。”“畏途常迫促，静境暂淹留。巴曲春全尽，巫阳雨半收。”

巴渝曲 杜甫《暮春题??西新赁草屋五首》：“久嗟三峡客，再与暮春期。”“万里巴渝曲，三年实饱闻。”

巴弦 白居易《留北客》：“峡外相逢远，樽前一会难。即须分手别，且强展眉欢。楚袖萧条舞，巴弦趣数弹。笙歌随分有，莫作帝乡看。”

白居易《寄微之》曾写道：“秦女笑歌春不见，巴猿啼哭夜常闻。”“巴歌”、“巴曲”、“巴弦”的风格，确实表现出与诗人们以往所熟悉的歌曲显然不同的文化韵味。

王维《晓行巴峡》说：“人作殊方语，莺为故国声。赖多山水趣，稍解别离情。”这里的文化氛围，使诗人体味到野趣和古风。而当地“语”“声”的魅力，也是形成三峡地区文化条件的主要因素之一。

三峡民歌所谓“竹枝”，也是典型的“巴?Q”，即“巴渝”、“巴渝歌”、“巴渝曲”。其风格的神奇魅力，使诸多唐代文人倾倒迷醉。三峡“竹枝”使唐文化得到新鲜的营养。受到三峡“竹枝”影响的唐诗的创作者们又通过自己的文学宣传，使这种民歌形式连同其朴实清新的文化精神流布四方。

“竹枝”：三峡文化的重要发现

李白曾经作《巴女词》，应当也可以看作对三峡地区民歌的录作或者仿制：

巴水急如箭，巴船去若飞。十月三千里，郎行几岁归。

清人王琦注：“唐之渝州、涪州、忠州、万州等处，皆古时巴郡地。其水流经三峡下至夷陵。当盛涨时，箭飞之速，不是过矣。”

使三峡地区民歌在文化史上放射出夺目的光辉，其作用当以“竹枝”著于唐人诗作为最。

《旧唐书·刘禹锡传》记载：“（刘禹锡）贬朗州司马。地居西南夷，土风僻陋，举目殊俗，无可与言者。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情性。蛮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新唐书·刘禹锡传》又有这样的记述：“宪宗立，（王）叔文等败，禹锡贬连州刺史，未至，斥朗州司马。州连夜郎诸夷，风俗陋甚，家喜巫鬼，每祠，歌‘竹枝’，鼓吹裴回，其声伧??。禹锡谓屈原居沅、湘间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倚其声，作《竹枝辞》十余篇。于是武陵夷俚悉歌之。”朗州，即今湖南常德。“竹枝”出于郎州之说不确。《乐府诗集》卷八一《近代曲辞三》如此题解“竹枝”：

“竹枝”本出于巴渝。唐贞元中，刘禹锡在沅湘，以俚歌鄙陋，乃依骚人

《九歌》作《竹枝》新辞九章，教里中儿歌之，由是盛于贞元、元和之间。禹

锡曰：“‘竹枝‘，巴?Q也。巴儿联歌，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

其音协黄钟羽。末如吴声，含思宛转，有淇濮之艳焉。”

与刘禹锡《竹枝》自序多有不和，然而“‘竹枝’本出于巴渝”的说法是准确的。《刘梦得文集》卷九载刘禹锡原作：

竹枝词九首并引

四方之歌，异音而同乐。岁正月，余来建平，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

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贵。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卒章激讦如吴声。虽伧??不可分，而含思婉转，有《淇澳》之艳音。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于今，荆楚歌舞之。故余亦作《竹枝》九篇，俾善歌者?之。附于末。后之聆“巴?Q”，知变风之自焉。

白帝城头春草生，白盐山下蜀江清。南人上来歌一曲，北人莫上动乡情。

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

江上朱楼新雨晴，??西春水?纹生。桥东桥西好杨柳，人来人去唱歌行。

日出三竿春雾消，江头蜀客驻兰桡。凭寄狂夫书一纸，家住成都万里桥。

两岸山花似雪开，家家春酒满银杯。昭君坊中多女伴，永安宫外踏青来。

城西门前滟??眩?昴瓴ɡ瞬荒艽荨0媚杖诵牟蝗缡??偈倍?ジ次骼础?BR> 瞿塘嘈嘈十二滩，人言道路古来难。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

巫峡苍苍烟雨时，清猿啼在最高枝。?里愁人肠自断，由来不是此声悲。

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

据卞孝萱《刘禹锡年谱》，“岁正月”，在穆宗长庆四年甲辰，公元824年。建平，南朝郡名，治所称巫县，隋唐时已改称巫山。

刘禹锡又有《竹枝词二首》：

杨柳青青将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

楚水巴山江雨多，巴人能唱本乡歌。今朝北客思归去，回入纥那披绿罗。《刘梦得文集》卷九“道是无晴还有晴”，《全唐诗》卷三六五作“道是无情还有情”。

所谓“巴人能唱本乡歌”，正说明了“竹枝”原本出自三峡地区的事实。

《全唐诗》卷二八及卷二六七载有顾况《竹枝曲》：

帝子苍梧不复归，洞庭叶下荆云飞。巴人夜唱竹枝后，肠断晓猿声渐稀。

“巴人夜唱竹枝后，肠断晓猿声渐稀”一句，也说“竹枝”为“巴人”所习唱。

据任半塘先生《竹枝考》，顾况为肃宗至德（公元756年）进士，所作较刘禹锡之九篇约早70年。

顾况《竹枝曲》，是我们现在所能够看到的最早的“竹枝”。

《乐府诗集》卷八一《近代曲辞》收录的唐代“竹枝”，又有白居易《竹枝》四首：

瞿唐峡口冷烟低，白帝城头月向西。唱到竹枝声咽处，寒猿晴鸟一时啼。

竹枝苦怨怨何人，夜静山空歇又闻。蛮儿巴女齐声唱，愁杀江楼病使君。

巴东船舫上巴西，波面风生雨脚齐。水蓼冷花红簇簇，江蓠湿叶碧萋萋。

江畔谁人唱竹枝，前声断咽后声迟。怪来调苦缘词苦，多是通州司马诗。

其中“瞿唐峡口”、“白帝城头”、“蛮儿巴女”、“巴东”“巴西”诸句，也说明了这种民歌形式的源起，使得“竹枝”已经成为代表三峡地区风土人情的一种文化符号。

杜甫《奉寄李十五秘书二首》：“避暑云安县，秋风早下来。暂留鱼复浦，同过楚王台。猿鸟千崖窄，江湖万里开。竹枝歌未好，画舸莫迟回。”杜诗中仅此一处提到“竹枝歌”。宋人黄庭坚《跋刘梦得竹枝歌》写道：“刘梦得《竹枝歌》九章，词意高妙，元和间诚可以独步，道风俗而不俚，追古昔而不愧，比之杜子美《夔州歌》，所谓同工而异曲也。” 清人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五也说，“‘竹枝’本近鄙俚。杜公虽无‘竹枝’，而《夔州歌》之类，即其开端。”任半塘先生《竹枝考》指出：杜甫《夔州歌》与刘氏《竹枝》相近者二首：

??东??西一万家，江北江南冬春花。背飞鹤子遗琼蕊，相趁凫雏入蒋牙。

东屯稻畦一百顷，北有涧水通青苗。晴浴狎鸥分处处，雨随神女下朝朝。

其格调确实近于“竹枝”。“??东??西”所谓“??”，正是三峡地区所称入江山溪水。 明人李东阳《怀麓堂诗话》又有这样的评论：“杜子美《漫兴》诸绝句有古‘竹枝’意，跌宕奇古，超出诗人径蹊。”夏承焘先生《论杜甫入蜀以后的绝句》也有相接近的论点：“蜀中是《竹枝词》的发源地。唐人刘禹锡、白居易以及《花间集》里各家的《竹枝曲》，都用四川民歌声调。”“杜甫这些不调字声的绝句 ，是否即用四川《竹枝》那种‘激讦’‘伧??’的声调，他自己没有说明，我们不能臆测。但我们看宋人注杜诗，举出他用‘蜀中语’相当多，如‘上番’、‘禁当’、‘长年’等等，都是（见郭知达《九家注杜诗》引赵注）。他四十八岁入蜀，五十七岁离蜀，在四川前后住了十年。他所说：‘万里巴渝曲，三年实饱闻。’（《暮春题??西新赁草屋五首》之二）还是前半期的话。他诗中既用了许多四川方言，则以蜀中民歌声调作绝句，自然不是不可能的事（《竹枝》、绝句，体式相同，皆七言四句）。”

在《乐府诗集》卷八一《近代曲辞》中，又有李涉《竹枝》四首：

荆门滩急水潺潺，两岸猿啼烟满山。渡头年少应官去，月落西陵望不还。

巫峡云开神女祠，绿潭红树影参差。下牢戍口初相问，无义滩头剩别离。

石壁千重树万重，白云斜掩碧芙蓉。昭君溪上年年月，独自婵娟色最浓。

十二峰头月欲低，空?鹘?献庸嫣洹9轮垡灰苟?榭停??虼悍缫浣ㄏ?

所谓“荆门”、“西陵”、“巫峡”、“昭君溪”、“十二峰”等，也说明作者是借三峡民歌的文体，来抒发三峡行旅的感受。

一并为《乐府诗集》编纂者所采录的，还有晚唐诗人孙光宪的《竹枝》二首：

门前春水白?花，岸上无人小艇斜。商女经过江欲暮，散抛残食饲神鸦。

乱绳千结绊人深，越罗万丈表长寻。杨柳在身垂意绪，藕花落尽见莲心。

“乱绳千结”，《五代诗话》作“乱绳寸结”。又孙光宪此作，《全唐诗》卷七六三及卷八九七收录。据说“唐人乐府，元用律绝等诗杂和声歌之，其并和声作实字，长短其句以就曲拍者，为填词。”《全唐诗》卷八九七即将孙光宪《竹枝》归入词类，作：

门前春水竹枝白?花女儿，岸上无人竹枝小艇斜女儿。商女经过竹枝江欲暮女儿， 散抛残食竹枝饲神鸦女儿。

乱绳千结竹枝绊人深女儿，越罗万丈竹枝表长寻女儿。杨柳在身竹枝垂意绪女儿， 藕花落尽竹枝见莲心女儿。

《全唐诗》卷八九一又有皇甫松《竹枝》：

竹枝一名巴渝辞

槟榔花发竹枝鹧鸪啼女儿，雄飞烟瘴竹枝雌亦飞女儿。

木棉花尽竹枝荔支垂女儿，千花万花竹枝待郎归女儿。

芙蓉并蒂竹枝一心连女儿，花侵??子竹枝眼应穿女儿。

筵中蜡烛竹枝泪珠红女儿，合欢桃核竹枝两人同女儿。

斜江风起竹枝动横波女儿，劈开莲子竹枝苦心多女儿。

山头桃花竹枝谷底杏女儿，两花窈窕竹枝遥相映女儿。

刘毓盘《词史》以为“无名氏《女儿子》二首，即唐人《竹枝词》所本。”“皇甫松仿此体于句中叠用‘竹枝’‘女儿’，为歌时群相随和之声。”所说《女儿子》，见《乐府诗集》卷四九《清商曲辞六》：

巴东三峡猿鸣悲，夜鸣三声泪沾衣。

我欲上蜀蜀水难，蹋蹀珂头腰环环。

王运熙《六朝乐府与民歌》也写道：“《女儿子》现存二首，首篇云：‘巴东三峡猿鸣悲，夜鸣三声泪沾衣！’盖原为巴东的歌谣，其后被演为乐曲的。唐皇甫松有《竹枝词》六首，均以‘竹枝’‘女儿’为和声。”“《竹枝词》一名《巴渝词》，与《巴东谣》产地相同。皇甫松《竹枝词》的和声，必定渊源于《女儿子》无疑。”任半塘《竹枝考》以为“必定”“无疑”一说“太过”。然而，作为推想，二者有“渊源”关系的意见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们还应当指出的是，从“巴东三峡猿鸣悲，夜鸣三声泪沾衣”的内容风格分析，似乎也可以看作三峡“竹枝”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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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枝”的发现，是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马?青《〈竹枝词〉研究》写道：“《竹枝》先本巴渝俚音，夷歌番舞，绝少人注意及之。殆刘、白出，具正法眼，始见其含思宛转，有《淇澳》之艳，乃从而传写之，拟制之，于是新词几曲，光芒大白，于文学史上另辟境界，其功绩诚不可没焉。”任半塘《竹枝考》也写道：“刘氏诗序备述建平《竹枝》声乐，确为创举。自来民间俚艺，受文人重视如此者，史无二例。”“论民间声诗乐艺之蕴藏，仅从百五十四调求之，已极丰富。使一一皆如建平《竹枝》遇于刘氏者各得其遇，则我民族乐舞在历史上所激发之光彩，将燎烛益高，启迪益远！且无论声诗以外者矣。”这样说来，唐代三峡“竹枝”经刘、白等有识者的“传写”“拟制”终于面世，实在可以称作伟大的文化发现。而所谓“建平《竹枝》遇于刘氏”一事，并不是偶然的。其所以发生，自有三峡地域文化的特殊风格和特殊魅力在起作用。而我们对于唐代交通地理的文化意义，也可以因此得到新的认识。

三峡的交通地位与三峡“竹枝”的流布

“竹枝”在中唐以后，逐渐于诗人作品中所屡见。这表明，源起于三峡的民间野唱，已经得到当时的主要文化阶层的重视，已经对于当时的主体文化形式发生了影响。例如：

李益《送人南归》：“人言下江疾，君道下江迟。五月江路恶，南风惊浪时。应知近家喜，还有异乡悲。无奈孤舟夕，山歌闻竹枝。”

刘商《秋夜听严绅巴童唱竹枝歌》：“巴人远从荆山客，回首荆山楚云隔。思归夜唱竹枝歌，庭槐叶落秋风多。曲中历历叙乡土，乡思绵绵楚词古。身骑吴牛不畏虎，手提蓑笠欺风雨。猿啼日暮江岸边，绿芜连山水连天。来时十三今十五，一成新衣已再补。鸿雁南飞报邻伍，在家欢乐辞家苦。天晴露白钟漏迟，泪痕满面看竹枝。曲终寒竹风袅袅，西方落日东方晓。”

武元衡《送李正字之蜀》：“已献甘泉赋，仍登片玉科。汉官新组绶，蜀国旧烟萝。剑壁秋云断，巴江夜月多。无穷别离思，遥寄竹枝歌。”

张籍《送枝江刘明府》：“老著青衫为楚宰，平生志业有谁知。家僮从去愁行远，县吏迎来怪到迟。定访玉泉幽院宿，应过碧涧早茶时。向南渐渐云山好，一路唯闻唱竹枝。”

于?《巴女谣》：“巴女骑牛唱竹枝，藕丝菱叶傍江时。不愁日暮还家错，记得芭蕉出槿篱。”

刘禹锡和白居易都有曾经在三峡地区生活的经历，于是其诗作中屡屡说到“竹枝”。例如，刘禹锡的诗作中有：

山城苍苍夜寂寂，水月逶迤绕城白。荡桨巴童歌竹枝，连樯估客吹羌笛。 （《洞庭秋月行》）

江南江北望烟波，入夜行人相应歌。桃叶传情竹枝怨，水流无限月明多。 （《堤上行三首》之二）

白居易的诗作中也可见：

黍香酒初熟，菊暖花未开。闲听竹枝曲，浅酌茱萸杯。去年重阳日，漂泊湓城隈，今岁重阳日，萧条巴子台。旅鬓寻已白，乡书久不来。临觞一搔首， 座客亦裴回。（《九日登巴台》）

亥市鱼盐聚，神林鼓笛鸣。壶浆椒叶气，歌曲竹枝声。（《江州赴忠州至江陵已来舟中示舍弟五十韵》）

巴童巫女竹枝歌，懊恼何人怨咽多。暂听遣君犹怅望，长闻教我复如何。 （《听竹枝赠李侍御》）

蕃草席铺枫叶岸，竹枝歌送杯。明年尚作南宾守，或可重阳更一来。 （《九日题涂溪》）

北客劳相访，东楼为一开。褰帘待月出，把火看潮来。艳唱竹枝曲，香传莲子杯。寒天殊未晓，归骑且迟回。（《郡楼夜宴留客》）

其他说到“竹枝”的诗作，还有：

温庭筠《西江贻钓叟骞生》：“晴江如镜月如钩，泛滟苍茫送客愁。夜泪潜生竹枝曲，春潮遥木兰舟。”

方干《赠赵崇侍御》：“却教鹦鹉呼桃叶，便遣婵娟唱竹枝。闲话篇章停烛久，醉迷歌舞出花迟。”

方干《蜀中》：“游子去游多不归，春风酒味胜余时。闲来却伴巴儿醉，?蔻

花边唱竹枝。”

郑谷《渠江旅思》：“故楚春田废，穷巴瘴雨多。引人乡泪尽，夜夜竹枝歌。”

王周《再经秭归二首》之二：“秭归城邑昔曾过，旧识无人奈老何。独有凄清难改处，月明闻唱竹枝歌。”

蒋吉《闻歌竹枝》：“巡堤听唱竹枝词，正是月高风静时。独向东南人不会，弟兄俱在楚江湄。”

白居易《曲江感秋二首》之一于51岁时感叹“昔壮今衰”，“人生多故”，有“夜听竹枝愁，秋看滟堆没”句，说明他在三峡地区与“竹枝”相共的岁月，在人生记忆中的深刻痕迹。

他的《江楼偶宴赠同座》诗中所谓“望湖凭槛久，待月放杯迟；江果尝卢橘，山歌听竹枝”，所描写的已经不是三峡风物，反映“竹枝”已经传布到其他地区。又如《听芦管》：

幽咽新芦管，凄凉古竹枝。似临猿峡唱，疑在雁门吹。调为高多切，声缘小乍迟。粗豪嫌?篥，细妙胜参差。云水巴南客，风沙陇上儿。屈原收泪夜，苏武断肠时。仰秣胡驹听，惊栖越鸟知。何言胡越异，闻此一同悲。

说到“竹枝”的普及，使得无论南北之别，胡越之异，都同样受到这种艺术形式的感染。

“竹枝”从三峡地区首先传布到楚地。

顾况《早春思归有唱竹枝歌者坐中下泪》：“渺渺春生楚水波，楚人齐唱竹枝歌。与君皆是思归客，拭泪看花奈老何。”

李商隐《河阳诗》：“绿绣笙囊不见人，一口红霞夜深嚼。幽兰泣露新香死，画图浅缥松溪水。楚丝微觉竹枝高，半曲新辞写?纸。巴西夜市红守宫，后房点唇斑斑红。堤南渴雁自飞久，芦花一夜吹西风。”

刘禹锡《阳山庙观赛神》：“汉家都尉旧征蛮，血食如今配此山。曲盖幽深苍桧下，洞箫愁绝翠屏间。荆巫脉脉传神语，野老娑娑起醉颜。日落风生庙门外，几人连蹋竹歌还。”《全唐诗》卷三五九题注：“在朗州。”“竹歌”，也就是“竹枝歌”。

又刘禹锡《插田歌并引》说到连州田间民歌有类似“竹枝”的风格：

插田歌并引

连州城下，俯接村墟，偶登郡楼，适有所感。遂书其事为俚歌，以俟采诗者。

冈头花草齐，燕子东西飞。田塍望如线，白水光参差。农妇白?裙，农夫绿蓑衣。齐唱田中歌，嘤??如竹枝。但闻怨响音，不辨俚语词。时时一大笑，此必相嘲嗤。……

连州，治所在今广东连县。

殷尧藩《送沈亚之尉南康》：“行迈南康路，客心离怨多。暮烟葵叶屋，秋月竹枝歌。”南康，即今江西南康。

“竹枝”流入吴地的反映，有张籍《江南行》：“江南人家多橘树，吴姬舟上织白苎。土地卑湿饶虫蛇，连木为牌入江住。”“长干午日沽春酒，高高酒旗悬江口。娼楼两岸临水栅，夜唱竹枝留北客。”又杜牧《见刘秀才与池州妓别》：“远风南浦万重波，未似生离别恨多。楚管能吹柳花怨，吴姬争唱竹枝歌。”

竹枝词刘禹锡篇3

 

【关键词】刘禹锡  贬谪诗  骚怨  继承  超越

屈原忠君爱国，竭忠尽智却遭谗被逐，其《离骚》中所表现的凄恻的怨愁、沉痛的忧伤和极度的愤懑，奠定了贬谪文学的主题。屈骚的 影响 ，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中所说，是“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刘禹锡的人生遭际和内在品格与屈原有许多相似之处，这就使得他对屈原骚怨精神的理解深深地浸透在作品中，但刘禹锡毕竟生活在屈原千年之后的唐朝，处于封建社会 的鼎盛时期，特殊的社会背景、文化氛围又培养了刘禹锡不同于屈原的精神境界，因此，刘禹锡在继承发扬屈骚怨愤精神的同时，又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超越，从而形成了他旷达与自适的独特风格。 

怨刺与忧伤——对骚怨精神的继承 

怨刺  屈原一生致力于其美政理想,“虽九死而犹未悔”,但其理想与楚国黑暗的现实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其人生遭受了重大挫折,因此内心郁积着一股深沉的怨愤之情：“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离骚》）字里行间饱含着悲伤怨愤，蕴藏着满腔的爱国激情，“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司马迁《屈原贾生列传》）“哀怨起骚人”(李白《古风五十九首》) ,“怨”是屈原作品中一个深刻的主题,也是其作品情感内容的渊薮,但他的“怨”并非是普通意义上人生多难的哀叹,而是其美政理想破灭之后的无可申诉与痛苦挣扎,其背后是一个伟大灵魂的孤独无依。 

刘禹锡与屈原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 “少年负志气，信道不从时”（《学阮公体三首》其一），因不堪面对日渐衰落的国势，永贞元年，参加了以王叔文为首的内抑宦官、外制藩镇的 政治 革新运动，只惜革新不久失败。刘禹锡被贬为连州刺史，旋再贬为朗州司马。从此踏上了“一辞御苑青云去，十见蛮江白芷生”（《酬朗州崔员外与任十兄侍御同过鄙人旧居见怀之什》）的漫漫贬谪之路。“饱霜孤竹声偏切，带火焦桐韵本悲。”（《答杨八敬宣绝句》）这一时期，诗人为时所弃，空怀凌云之志，独处僻壤，难与同道过从。诚如“饱霜孤竹”，但“竹”虽孤而有节，斫以为笛，吹奏的是“声偏切”的繁音促响。这一串串发自诗人内心最深处的激切悲壮、刻骨铭心的音符回荡在巴山楚水原始蛮荒中，激荡着忧怨愤切的骚怨情怀。 

刘禹锡的怨愤之情在其谪居朗州时期表现得最为集中和鲜明。朗州地方的偏远，俚曲的委曲低回，深山林间的半夜猿啼，这一切使得诗人心中固有的那种忧怨委曲之情愈加浓郁和难以抑止，于是发出了“高莫高兮九阍，远莫远兮故国”（《楚望赋》）的感叹。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量移的无期，郁积于心中的哀怨也愈加强烈：“莫高者天，莫睿者泉，推以极数，无逾九年。伊我之谪，至于极数，长沙之悲，三倍其时……”（《谪九年赋》）语调之苍凉，幽怨之深重，让人不忍卒读。

才高遭嫉，志洁被诬，是历代被贬谪者的共同感受。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却因群小毁谤而连遭祸谴,因此,他在辞赋中用了大量的言辞对奸人进行斥骂：“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何琼佩之偃蹇兮众薆然而蔽之,惟此党人之不谅兮恐嫉妒而折之”(《离骚》)。同样,刘禹锡认为其贤者失路、命途偃蹇之部分原因也是小人谤毁所致，于是在诗文中作不平之鸣，用寓言的形式，借物陈情，对朝廷权贵们的任意诬蔑和无由处罚进行尖锐又深隐的讥刺与批判。这类作品主要创作于朗州时期，如作品《聚蚊谣》、《百舌吟》、《昏镜词》、《有獭吟》、《鹈鴂吟》、《飞鸢操》等等，而以《聚蚊谣》最富批判力和战斗性。在诗中，他把那些宦官、权臣和趋炎附势之徒直接比喻为本性贪婪凶残、卑劣渺小的蚊虫，以表达自己对它们的极端痛恨和鄙夷。蚊的“声如雷”、“嘈然啖起”、“喧腾鼓舞”、“利嘴向人”， 自然 让人想起永贞革新失败后官宦们肆意中伤谗害革新派时的得意忘形的小人嘴脸。刘禹锡曾说：“骇机一发，浮谤如川”、“虽欲周防，亦难曲施。加以吠声者多，辩实者寡，飞语一发，胪言四驰。”对那种群言汹汹的无由指责，作者在此做了正面的回击，并警告它们：“清商一曲来秋日，羞尔微形饲丹鸟。”虽焰高一时，但终将被歼灭。

在《百舌吟》中,刘禹锡把“笙簧百转”、“舌端万变”的“百舌”喻为钻营投机者。诗中揭露其“摇动繁英坠红雨”的凶恶,“迎风弄影如自矜”的轻薄。诗人蔑视百舌“天生羽族尔何微”,充满信心地指出其害人的伎俩只能得逞一时 : “南方朱鸟一朝见 ,索漠无言蒿下飞。” 表现了诗人“世道剧颓波，我心如砥柱”（《咏史二首》其一）的坚贞不屈的斗争精神。 . 

忧伤 　贬谪文学中的忧伤主题，首先表现为忧国思归的理想。屈原在作品中反复申说:“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离骚》)“哀见君而不再得”,“哀州土之平乐兮, 悲江介之遗风。”（《哀郢》) 每念故国，不忘欲返。同样，刘禹锡贬谪时期的作品中,也无处不在地表达着流放者的归思眷恋之情。“就日秦京远,临风楚奏烦。南登无灞岸，旦夕上高原”(《武陵抒怀》)“一曲南音此地闻,长安北望三千里”(《采菱行》) “世路山河险,君门烟雾深,年年上高处,未省不伤心。”（《九日登高》）“潘岳岁寒思，屈平憔悴颜。殷勤忘归路，无雨即登山。”（《谪居悼往二首》）这种忧君思国的感情与屈原那种望君门而九重的哀怨心情又有什么区别呢？他们身在江湖,却都心怀魏阙这是屈、刘共同的政治愿望和政治品格。 

“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史记·屈原列传》），屈原诗歌当中运用了诸多香草美人的特殊意象，以披香戴芳、饮露餐英来比喻道德的自修和品德的高洁。“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离骚》）这些意象是诗人内心世界的外化，使我们如睹其崇高圣洁之丰姿，如闻其道德之芳香。刘禹锡继承了屈原的这一意象传统，借助草木禽鸟等意象抒发感情，曲折委婉，深微动人，如对群小们的批判和讽刺。此外，刘禹锡也一再使用诸如伤禽、哀猿、悲鸟、孤雁等意象来表达其“拘囚之思”：“鸷禽毛羽摧 ,不见翔云姿。”( 《和董庶中散调词赠尹果毅》) “山城少人江水碧 ,断雁哀猿风雨夕。”( 《泰娘歌》)来寄寓心中的那种因生命陡降而产生的巨大失落感和郁积着的哀怨痛苦。

 

对巴山楚水间 历史 人物与 自然 风物的自觉关注，通过咏物怀古的方式来寄托和表现愁情，是刘禹锡创作中骚怨特色的重要 内容 。千年前的楚地上漂泊着“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三闾大夫孤独的身影，千年后在他“行吟”的地方拘笼着的是命运多舛、无罪见弃的刘禹锡的落魄形迹，同是忠君爱国、拯时救物，同是时乖命蹇、无罪见弃，同是才高被嫉、远谪遐荒，惊人相似的遭遇，同病相怜的情感使刘禹锡内心自觉不自觉地产生了对前贤的认同和归依感。“北渚吊灵均”（《游桃源一百韵》），“灵均何年歌已矣 , 哀谣振楫从此起。……曲终人散空愁暮 , 招屈亭前水东注。”（《竞渡曲》）在一片孤独的情思中 , 深蕴着对屈原的怀念。此外,刘禹锡还多次运用屈赋中的物象：“逐客无印绶,楚江多芷兰”(《送韦秀才道冲赴制举》) 、“楚水多兰若 , 何人事撷芳”(《送王师鲁协律赴湖南使幕》)这些高洁意象反映出一种身处逆境、独立不移的人品节操和精神境界 ,表达了他与屈原一脉相承的刚劲志节。

对屈原骚怨精神的继承更主要的体现在对巴楚文化及风物本身的体验和认同上，他对外物的感知有鲜明的哀怨色彩，“兰蕊残妆含露泣，柳条长袖向风挥”（《送春词》）将芳菲可人的春景渲染得何等凄丽，“夜泊湘川逐客心，月明猿苦血沾襟。湘妃泪竹痕犹在，从此因君染更深”（《酬端州吴大夫泊湘川见寄一绝》），月下的斑竹、啼血的哀猿及湘妃的清泪把诗人心中的那种忧伤，渲染到极限，读之令人潸然泪下。不仅如此，即使那些描写南地风情的诗篇，后面也往往拖着一条哀怨的尾巴。《竞渡曲》描绘热闹欢快的竞渡场面后，写道：“曲终人散空愁暮，招屈亭前水东注。”《采菱行》以轻盈的笔触写了秋月平湖、菱歌泛夜的场景，但在欢歌笑语、轻松明快之后诗人依然没有忘记自己的逐客身份，结尾写道：“屈平祠下沅江水，月照寒波白烟起。一曲南音此地闻，长安北望三千里。”至于那些咏古怀古之作，他把沉重的历史沧桑感和自身的生命悲剧感叹相融合在一起，同样令人黯然神伤。

旷达与自适——对骚怨精神的超越 

千百年来，以封建文人为载体的贬谪文学一直在演绎着同一个主题——骚怨。屈原的“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自不必说，西汉贾谊贬为长沙太傅，追怀伤悼，为寿不长；南朝江淹贬官吴兴三年，畏惧忧戚，泣下沾襟；初唐名相张九龄罢为荆州长史，有瘴疠之叹、拘囚之思；平日豪气万丈的李白，一旦长流夜郎,也“愿结九江流，添成万行泪”；韩愈更是一贬而准备就死，凄楚地嘱咐侄孙“好收吾骨瘴江边”；柳宗元出为永州司马，悲苦填膺，无所寄托，于是“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 而刘禹锡在心头负载忧怨的同时，又能不被忧怨所拘笼，在万死投荒、量移无望的情况下，却以豪迈健劲的崭新风貌，打破了贬谪文学沉湎于幽怨孤愤的套数，开辟了贬谪诗歌昂扬、光明的新路经。 

旷达 　屈原所处的黑暗的历史现实与他的爱国理想的冲突构成了其悲剧生命。诗人在现实的挣扎中感到苦闷、孤独、愤懑以至强烈的失望，但仍持节不屈，在诗篇中反复申说自己的理想、信念和人格操守以及至死不悔的决心：“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离骚》），纤尘不染的人格注定了他不可能随波逐流，更不可能与世俗的丑恶同流合污。以芳洁自守的屈原最终选择投身汨罗、自我毁灭向整个污浊不堪的 社会 作了最后也是最有力的抗争，从而完成了他的悲剧命运，千载而下，犹为世人所感叹。

在贬谪遐荒的漫漫二十三年里，刘禹锡难免有过感伤和忧郁，但他从不降心辱志，而是能在思索中积极振起，并对现实人生和 政治 前途充满希望和信心。“故志复还，宝心再起，既赋形而终用，一蒙垢焉何耻？感利钝之有时兮，寄雄心于瞠视。”（《砥石赋》）借赞美经过砥砺重为利刃的佩刀，表达他百折不挠的劲节和待时而起的雄心。“多节本怀端直性，露青犹有岁寒心。何时策马同归去，关树扶疏敲镫吟.”（《酬元九侍御赠壁竹鞕长句》）借咏赞竹鞕表达自己坚贞、正直的耿介个性，寄托重返长安的迫切愿望。“人生不失意，焉能暴己知”（《学阮公体三首》其一）、“不因感衰节，安能激壮心”（《学阮公体》其二）的坚强不屈；“沉舟侧畔千帆过 ,病树前头万木春”（《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莫羡三春桃与李，桂花成实向秋荣”（《乐天所寄咏怀且释其枯树之叹》）的通脱自适；“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浪淘沙九首》其八)、“马思边草拳毛动 ,雕盼青云睡眼开。天地肃清堪四望 , 为君扶病上高台”（《始闻秋风》）的圆融豁达 ,无不表现出一种撼人心魄的力量。诗人在贬谪生活中更多的 学习 了屈原“苏世独立” 、“横而不流”、“上下求索”、“九死不悔”的刚强精神，有的是和屈原一样的对美好理想的执着与坚守，摒弃的是屈原“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孤独；有的是在专制政治压抑下自我意识的日渐觉醒和在历史残暴中自我保存能力的日趋增强，放弃的是像屈原一样执著于现实 , 在剧烈的情感波涛中苦苦挣扎的倔强。正因为如此 , 刘禹锡也才终于没有像屈原那样以身殉国、以死殉志 , 而是顽强地活着，斗争着，精神境界也因此变得更加得辽阔。

自适   在被流放的日子里，屈原忍辱含垢，有志难伸，其眷恋君王、报效故国、拯物济世的热望与愤世嫉俗、傲岸不屈的精神如两条绳索紧紧缠绕着他，美政理想不能实现，存君兴国的抱负不能施展，空留下无边的痛苦和深广的忧愤使其始终无法摆脱。同样，在贬谪的岁月里，刘禹锡也有过悲伤与怨愤。但他有悲而不哀，有怨而无悔。他所寄情的山水风物是明丽清新的。纵目洞庭，他看到的是“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望洞庭》）著名的《秋词二首》写得天朗气清，远胜春光，打破了千古悲秋的主题，凸现了诗人爽劲豪健的心境、奋发向上的精神。他眼里的民俗多是新奇可爱的。武陵人的端午竞渡，采菱御客，阳山祭神，在他的笔下，都被描绘得有声有色，充满欢快的气氛。“月落乌啼云雨散，游童陌上拾花钿”（《踏歌行》四首）写得情趣昂然，体现了诗人对生活的热爱。  

“竹枝词”原本是流行于巴蜀一带的民歌，在演唱时“幽怨恻怛，若有所深悲者”，很适合表达悲苦哀怨之情，容易勾起被贬谪者心中的失落之怨、乡关之愁。如白居易就曾写过《竹枝词》：“《竹枝》何怨怨何人，夜静山空歇又闻。蛮儿巴女齐声唱，愁杀江楼病使君。”元稹也有《竹枝词》曰：“江畔谁人唱《竹枝》，前声呜咽后声迟。怪来调苦缘词苦，多是通州司马诗。”刘禹锡共有《竹枝词》十一首，虽有感于屈原《九歌》精神而作，但与《九歌》在 内容 上倾向于 政治 抒情不同，刘禹锡在《竹枝词》中主要是表现巴蜀一带 自然 风物和方俗民风，前者如：“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巫峡苍苍烟雨时，清猿啼在最高枝”等，在诗人的笔下简直成了一副副意境幽深闲远的山水画卷。对当地方俗的描写则更多，这里有幽怨彷徨的蜀女情怀：“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有结伴出游踏青的纤腰少女：“昭君坊中多女伴，永安宫外踏青来”；有高歌不歇的往来人群：“桥东桥西好杨柳，人去人来唱歌行”；也有别处少见的男耕女织的农家生活：“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畲”。与屈原那种借用神鬼以抒发政治怀抱的写法不同，他是直接取材于地方上的现实生活，因而显得更真实，也更具生活气息和人情味。可以说，正是贬地风土人情的真纯美抚慰了刘禹锡那颗受伤的心灵，而心灵得到抚慰的诗人，便更从容地发现了当地乡俗中的那份天然朴素的生态美。这是屈原的《九歌》所不具备的。可以说，这是刘禹锡对屈原骚怨精神苦发怨吟的一种超越。

刘禹锡正道直行，“忧国不谋身”，但却大半生“落魄不自聊”，偃蹇寡和，堙厄感郁，一寓诸文，便自然流露深沉的悲伤意绪和强烈的孤愤情怀。同时，他又能不沉溺于困厄的泥潭，而是以百折不挠的精神，豁达乐观的情怀，豪劲坚忍的气质，通脱圆融的态度，超然自适的心灵，来面对多舛的命运，克服忧患，自我拯救，从而看到了生命中更多的美丽，开创了贬谪诗豪壮劲健的崭新风貌，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刘禹锡这一诗歌风貌的底蕴，正是一种源于苦难现实并对现实苦难有所超越的精神，它体现了诗人对自己的政治理想的执着追求、生命力的坚韧不屈，从而也展现了 历史 重压下人性的顽强。 

参考 文献 ： 

1、《楚辞要论》褚斌杰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2、《屈赋 研究 论衡》赵沛林著 天津 教育 出版社 1993年版 

3、《〈文心雕龙〉译注——周振甫译注别集 》（南朝梁）刘勰著，周振甫译注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6年版 

竹枝词刘禹锡篇4

关键词：贬谪诗歌巴渝地域

据尚永亮先生《唐五代逐臣与贬谪文学研究》一书，唐代被贬到巴蜀地区的士人总数仅次于岭南地区，因此在唐代的诗歌中不乏反映巴渝地区经济、政治、民风民俗及文化底蕴的作品。在对巴渝的认识上，唐前古题乐府诗虽数量不少，其内容多描摹巫山、三峡的写景之作，但这些作品未必是诗人亲临其地的真实感受，因而诗作往往有概念化、公式化倾向。而唐代的巴渝诗大多抒写诗人的亲身经历和独特感受，熔铸了诗人自身的遭遇和真实的情感，来渝逐臣，终日伴随着比肩苍穹的山峰和凄凉哀婉的猿啼，不禁心生怀友之情，因此被贬来渝诗人多写悲叹身世和寄远友人之作，这无疑给巴渝的形象赋予了新的情感色彩。

一、白居易忠州贬谪对巴渝形象的塑造

元和十年（815），白居易因率先上书奏请缉捕刺杀武元衡的凶手，而被贬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元和十三年（818）改任为忠州刺史。元和十四年（819）二月，白居易携全家由江州启程，溯江而上，奔赴忠州任刺史一职。

提拔出泥知力竭，吹嘘生趣见情深。剑锋缺折难冲斗，桐尾烧焦岂望琴？感旧两行年老泪，酬恩一寸岁寒心。忠州好恶何须问，鸟得辞笼不择林。（《除忠州寄谢崔相公》）

在至忠州途中，白居易写下此诗。诗中的“鸟笼”指江州，诗中不仅充满了对崔相公的感激之情，同时也蕴含着即将离开江州的愉悦和对赴渝的期待之情。“不知远郡何时到，犹喜全家此去同。”（《初入峡苦风寄故乡亲友》）虽然此去路途遥远而艰辛，但有家人的陪伴，途中仍充满着喜悦。

初入三峡，当他看到了两岸高耸入云、壁立万仞的群山，水流湍急、礁石丛生、滩险相继的峡谷之后，诗人不禁对此行的安全担忧起来。“上有万仞山，下有千丈水。苍苍两崖间，阔狭容一苇。瞿唐呀直泻，滟屹中峙。未夜黑岩昏，无风白浪起。大石如刀剑，小石如牙齿。一步不可行，况千三百里。苒竹篾稔，欹危楫师趾。一跌无完舟，吾生系于此。常闻仗忠信，蛮貊可行矣。自古飘沉人，岂尽非君子？况吾时与命，蹇舛不足恃。长恐不才身，复作无名死。”（《初入峡有感》）特别是峡中的夜晚，更是让人毛骨悚然，在《夜入瞿塘峡》中作者记录了他夜经瞿塘的深切体会。担惊受怕、险象环生的行舟之旅让先前还欢喜有家人陪同的诗人身心疲惫。

到忠州之后，诗人所见到的是“吏人生梗都如鹿，市井疏芜只抵村。一只兰船当驿路，百层石磴上州门。更无平地堪行处，虚受朱轮五马恩。”（《初到忠州赠李六》）这个市井只抵其他地方一个村子，驿站仅为小小的兰船，地势格外崎岖的忠州城给诗人的第一印象很不好。还不止这些，这里的天气也是“雾雨多阴天”。因为巴渝地区多云雾，就连白天，城里也是暗沉沉的毫无生气，这让作者感到十分压抑。到了傍晚呢？则是“悄悄复悄悄，城隅隐林杪。山郭灯火稀，峡天星汉少。”（《西楼夜》）由“悄悄复悄悄”、“灯火稀”可知当时这个地区人烟稀少。

巴人自古靠刀耕火种，田地窄且土地贫瘠，人民生活困顿，市面冷落萧条。即使是诗人看作“鸟笼”的江州也没有到如此萧条之境地，这样的环境让白居易生出很多的不满，他常常将这种不满写入诗中从而告知远方的友人。在忠州时虽“门前亦有客”但却是“相对不相知”的，因此诗人只得将这种孤寂苦闷不平之感以书信的方式寄予远方的友人。如《除忠州寄崔相公》、《初到忠州赠李六》、《初到忠州登楼寄万州杨八使君》、《南宾郡斋即事，寄杨万州》、《即事寄微之》、《寄王质夫》、《哭诸故人，因寄元八》这类诗作大多数记录了当时诗人在忠州时的所见所感：

山上巴子城，山下巴江水。中有穷独人，强名为刺史。时时窃自哂，刺史岂如是？仓粟喂家人，黄缣裹妻子。莓苔翳冠带，雾雨霾楼雉。衙鼓暮复朝，郡斋卧还起。回头望南浦，亦在烟波里。而我复何嗟？夫君犹滞此！（《南宾郡斋即事，寄杨万州》）

总之白居易由初到之时的恐惧，到感到孤独从而生出不平之气，最主要的是借巴渝的山水形胜、气候特征，来抒发自身对朝廷将“本是关西贤”的诗人抛弃的不满，但且喜当地民风淳朴，人民刚健尚一起，少案牍使诗人有闲暇，来打理自己亲手造的东坡乐园。到最后竟对这样一个“仓粟喂家人，黄缣裹妻子”，“三月蚊蟆生”，“穷冬不见雪，正月已闻雷”的地方依依不舍。

二、刘禹锡对巴渝形象的塑造

与白居易同时期的还有一位诗人也被贬到了巴渝地区。刘禹锡因参加王叔文为首的革新运动，改革失败后被贬为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宪宗元和九年（814）十二月，刘禹锡被召回京，不久又被外放为连州（今广东连县）刺史。穆宗长庆二年（822）正月，刘禹锡担任夔州（今重庆奉节）刺史。其在夔州待了近三年之久，创作了许多歌咏巴渝山水形胜、巫山神话和人民生活场景的诗篇，但其成就最大的当属对巴渝本地民歌竹枝词的创作贡献。

刘禹锡在其《畲田行》一诗中对当地人民的耕作方式进行了全过程描述：“何处好田，团团缦山腹。钻龟得雨卦，上山烧卧木。”“下种暖灰中，乘阳拆牙孽。苍苍一雨后，苕颖如云发。巴人拱手吟，耕耨不关心。由来得地势，径寸有余金。”这首诗将巴渝人民耕种中祈神、烧木取肥、下种、等待收割的全过程表现得十分清楚，虽还是刀耕火种的方式却也有“巴人拱手吟，耕耨不关心”的闲暇。在同样的生活环境之中，刘禹锡并没有像白居易那样只是一味地抱怨慢慢地销蚀自己的青云之志，而是入乡随俗自得其乐，依然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当地劳动人民用竹枝词歌咏男女嫁娶、渔樵耕作、祈求神明，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浓郁的乡土气息。《清代北京竹枝词》说：“所以记风土，讽时尚也”；清人王士的《带经堂诗话》：“竹枝咏风土，诮细诙谐皆可人”。刘禹锡的竹枝词将本地地方情调和浓郁生活气息相融合，歌咏男女爱情则常常采用角色式的写法用男女的口吻来代言。清人王世《师友诗传录》中有一段话：“竹枝稍以文语缘诸俚俗，若太加文藻，则非本色矣”，而刘禹锡使其真正进入成熟阶段并产生了深广影响。

三、薛能对巴渝形象的塑造

“右唐薛能，……李福镇滑，表署观察判官，……（李）福徙西蜀，奏以自副。咸通中，摄嘉州刺史。”（《唐诗纪事》卷六十）《新唐书・李福传》载:“会蛮侵蜀，诏福持节宣抚，即拜剑南西川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薛能作为李福的副将，后经李福举荐为节度副使，转摄嘉州刺史。薛能有《春居即事》、《平盖观》、《石堂溪》等描写巴渝地区民风民俗、天气与生产作物的诗歌；《暇日寓怀寄朝中亲友》、《题开元寺阁》等描写巴渝地区山水形胜，将自己的远大抱负寄托于山水之间的诗歌，这类诗歌与前代刘禹锡、白居易的诗歌都有类似。

唐代蜀南产荔枝，唐明皇宠妃杨玉环喜吃荔枝，据考证当时进贡荔枝的地方便是今天的涪陵。薛能《荔枝诗》序云:“杜工部老居两蜀，不赋是诗，岂有意而不及欤？白尚书曾有是作，兴旨卑泥，与无诗同。予遂为之题，不愧不负。将来作者，以其荔枝首唱，愚其庶几。”在前期白居易也有大量的表现对荔枝喜爱之情的诗篇，如《荔枝楼对酒》、《题郡中荔枝诗十八韵，兼寄万州杨八使君》等，还亲手种植荔枝树，足以表现当时贬谪至巴渝的文人们对巴渝地区的山川秀美的风景的喜爱。

四、结语

巴渝这块土地由于自身文化传统的限制，本地并不出文人，因此巴渝诗歌中缺少本地文人对巴渝地区的书写，而相比本地区的冷清，外籍诗人对巴渝的书写相对热闹，特别是被贬文人的加入为巴渝诗歌的创作提供了新的感彩，也带来了巴渝诗歌的繁荣。其原因有三：

第一，巴渝本地区的特有资源，为诗人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巴渝地区拥有得天独厚的地域条件，其东接楚地西靠蜀国，文化受到两地的共同影响。还有巴渝的山水也历来为诗人们所称道，除此之外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是诗人们歌咏的对象。

第二，与唐代诗人喜漫游的风气密切相关。唐代的诗人多喜漫游，从而使他们都拥有一种出世的态度。李白曾经三次取道三峡，陈子昂青年时候也曾有宦游巴渝的经历，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诗歌名篇，如《白帝城怀古》、《金陵望楚》等，这些都对巴渝诗歌的发展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第三，被贬来渝做官的诗人们对巴渝诗歌的影响则是举足轻重的，其中以白居易、刘禹锡为典型代表。他们来渝虽然也有像或取道或宦游诗人类似的作品，但重在关注的不是美好的巴山渝水或是深厚的文化底蕴，而是当地人民的生活环境和生活现状，从他们自身的体验出发揭示出当地人民的疾苦。至此，巴渝诗歌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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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枝词刘禹锡篇5

刘禹锡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

竹枝词是巴渝（今四川省东部重庆市一带）民歌中的一种。唱时，以笛、鼓伴奏，同时起舞。声调宛转动人。刘禹锡任夔州刺史时，依调填词，写了十来篇，这是其中一首摹拟民间情歌的作品。它写的是一位沉浸在初恋中的少女的心情。她爱着一个人，可还没有确实知道对方的态度，因此既抱有希望，又含有疑虑；既欢喜，又担忧。诗人用她的口吻，将这种微妙复杂的心理成功地与以表达。

第一句写景，是她眼前所见。江边杨柳，垂拂青条；江中流水，平如镜面。这是很美好的环境。第二句写她耳中所闻。在这样动人情思的环境中.她忽然听到了江边传来的歌声。那是多么熟悉的声音啊，一飘到耳里，就知道是谁唱的了。第三、四句接写她听到这熟悉的歌声之后的心理活动。姑娘虽然早在心里爱上了这个小伙子，但对方还没有什么表示哩。今天，他从江边走了过来，而且边走边唱，似乎是对自己多少有些意思。这，给了她很大的安慰和鼓舞，因此她就想到：这个人啊，倒是有点象黄梅对节晴雨不定的天气，说它是晴天吧，西边还下着雨，说它是雨天吧，东边又还出着太阳，可真有点捉摸不定了。这里晴雨的“晴”，是用来暗指感情的“情”，“道是无晴还有晴”，也就是“道是无情还有情”。通过这两句极其形象又极其朴素的诗，她的迷惘，她的眷恋，她的忐忑不安，她的希望和等待便都刻画出来了。

这种根据汉语语音的特点而形成的表现方式，是历代民问情歌中所习见的。它们是谐声的双关语，同时是基于活跃联想的生动比喻。它们往往取材于眼前习见的景物，明确地但又含蓄地表达了微妙的感情。如南朝的吴声歌曲中就有一些使用了这种谐声双关语来表达恋情。如《子夜歌》云：“怜欢好情怀，移居作乡里.桐树生门前，出入见梧子。”（欢是当时女子对情人的爱称。梧子双关吾子，即我的人。）《七日夜女歌》：“婉娈不终夕，一别周年期，桑蚕不作茧，昼夜长悬丝。”（因为会少离多.所以朝思暮想。悬丝是悬思的双关。）

竹枝词刘禹锡篇6

1、一般认为词牌中用字最少的当推十六字令，全词一共仅16个字，宋代蔡伸所作，天，休使圆蟾照客眠。人何在？挂影自婵娟。

2、《十六字令》因全词仅十六字而得名，又名《苍梧谣》、《归梧谣》、《归字谣》、《燕衔杯》，单调，十六字，三平韵，属于最短的词，此调为单调，四句，十六字。第一、二、四句押韵，均用平声韵。

3、也有人认为二句式的《竹枝》词用字最少的，它只有14个字，比十六字令还少了二个，《竹枝》是从唐刘禹锡所创制的乐府《竹枝词》发展而来，有七言四句和七言二句两种，皇甫松的木棉花尽

（来源：文章屋网 ）

竹枝词刘禹锡篇7

唐宋诗词中，写到竹子的不计其数。李贺写过一组咏竹诗，流传虽不广，其中有佳句：“风吹千亩迎风啸，乌重一枝入酒樽。”刘禹锡写《庭竹》，也很生动：“露涤铅粉节，风摇青玉枝。依依似君子，无地不相宜。”李商隐咏竹笋，思绪极奇妙：“皇都陆海应无数，忍剪凌云一寸心。”

苏东坡的爱竹，也许是前无古人，竹子和他终身相伴，不管到哪里，他的眼帘里不能没有竹荫，“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是他的名言。年轻时，苏东坡有豪迈之风：“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中年看竹，心情趋平淡：“疏疏帘外竹，浏浏竹间雨。窗扉净无尘，几硕寒生雾”；到老年：“累尽无可言，风来竹自啸”“披风坐小阁，散发临修竹”，由豪迈到平静恬淡 。这是他人生的轨迹，而诗中之竹，正是他不同时期的心态写照。

唐诗咏竹诗句中，读来最亲切的莫如刘长卿《晚春归山居题窗前竹》中那两句：“始怜幽竹山窗下，不改清荫待我归。”这诗句中，竹子是忠诚亲切的朋友 ，永远默默地站立在那里，以清凉的绿荫迎候诗人的归来。

竹枝词刘禹锡篇8

迁谪（或谓贬谪）文学究竟始于何时，学界尚无定论（注：或以为源于《周易》、《春秋》，或以为起于《诗经·小雅·四月》，又或谓当从屈原始，严格意义上的迁谪文学当以后说为是。），但以屈原作为中国文学史上较早的最具代表性的典型迁谪诗人，则是众所公认的。屈原遭谗被逐，而始终抱穷守志，伏节死直，忠君爱国，尽心竭智，为后来的迁谪诗人树立了理想的人格范式。他那凄恻的怨愁、沉痛的忧惧和极度的愤忿，为后世的迁谪文学奠定了传统的基调。从现存的二十余篇赋看，篇篇充满着恐、悲、伤、哀、怨、愤、忿，郁邑、愁苦、伤怀、永哀、忧心、轸怀、郁结、烦冤、怛伤、惨郁等字眼，可以说忧思与怨愤是屈原迁谪之作围绕的核心与主题。他忧，忧楚国之倾危，“恐皇舆之败绩”（《离骚》）；忧年岁渐老，功业无成；“恐美人迟暮”、“恐修名之不立”（《离骚》）；忧小人占先，闭塞言路，“恐导言之不固”（《离骚》）；忧国势削弱，哀“民生多艰”（《离骚》）。他怨，怨怀王听信馋言，不辨忠奸，“荃不察余之中情兮，所信馋而齑怒”（《离骚》）、背信弃义任性多变，“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离骚》），不察实情亲奸远贤“弗参验以考实兮，远迁臣而弗思”（《惜往日》），“与余言而不信兮，益为余而造怒”（《抽思》）；怨世道不公，世风浇薄，善恶不分，嫉贤妒能，“世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恶”（《离骚》）。他愤，愤斥党人苟安偷乐，祸害国家，“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而险隘”（《离骚》）；贪得无厌，嫉妒成性“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各兴心而嫉妒”（《离骚》）；结党营私，残害忠良，“邑犬之群吠兮”（《怀沙》）、“谣诼谓余以善淫”（《离骚》）；颠倒黑白，悖理枉法，“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离骚》）；谄谀献媚，伪装作态，“外承欢之＠①约兮，谌荏弱而难持”（《哀郢》）。他甚至激愤地表示心底的绝望，要弃国而去，离都出走，“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离骚》）。忧、怨、愤，既是屈原流放生活中的情感特征，也构成了屈原迁谪文学的核心内容。它们之间有着某种相倚相生的辩证关系和逻辑联系。忧而生怨，怨而生愤，怨愤之发便形成了《离骚》，形成了屈赋，形成了迁谪文学。这正如屈原在《惜诵》开篇中所说的：“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说，怨愤精神是屈赋的灵魂，是迁谪文学共同的普遍特征。尔后千年中，迁谪诗文多不出此范围。

西汉贾谊，贬为长沙太傅。长沙乃卑湿鄙俚之地，湘水乃屈原投江之所，谪住于此，自以为寿不得长，故引屈原自喻，追怀伤悼，写成了《吊屈原赋》、《fú＠②鸟赋》、《惜誓》、《旱云赋》诸篇，宣泄他深沉的忧惧与怨愤：

“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③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国其莫我知兮，独壹郁其谁语”。（以上《吊屈原赋》）

“黄鹄后时而寄处兮，鸱枭群而制之；神龙失水而陆居兮，为蝼蚁之所裁。”“悲仁人之尽节兮，反为小人所贼”。“非重躯以虑难兮，惜伤身之无功。”“伤诚是之不察兮，并纫茅丝以为索。”“惜余年老而日衰兮，岁忽忽而不反”（以上《惜誓》）。

“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极！”（《fú＠②鸟赋》）

忧时忧国忧性命，怨君怨人怨命运，怒斥小人，悲愤难遏，一如屈原。不仅赋的抒情文体形式一致，而且许多语句词汇都相同。难怪从司马迁以来都并称“屈贾”。这说明，他的贬谪文学从情感内容到表现形式都是与屈原的怨愤传统一脉相承的。

魏晋六朝，世事纷乱，时局动荡，流离转徙，已成了士人的家常便饭。贬谪之苦，反而难得引起太多的关怀，因而迁谪诗文也相对显得沉寂。但人们朝不保夕的生活，加剧了诗人的恐慌心理，于是，迁谪诗文中忧惧之情加深，执著精神减弱，比之屈原，已是忧多愤少。历刘宋、南齐和萧梁三朝的诗人江淹，曾被贬官建安吴兴（今福建浦城）令三年，是个正宗的迁谪文人。他在谪中写下的《恨赋》、《别赋》、《泣赋》、《待罪江南思北归赋》等，幽怨凄楚，令人不忍卒读。如云“或有孤臣危涕，孽子坠心，迁客海上，流戍陇阴，此人但闻悲风汩起，泣下沾襟，亦复含酸茹悲，销落烟沉。”（《恨赋》），其中颇有身世漂零、畏惧忧戚之感。虽然少了激愤，但忧怨的传统基调并没有改变。

如果说魏晋六朝因为时局动荡，迁播流徙与居官安位之间的反差并不很大，因而在贬谪文人心中引起的震撼相对乏力，而没有产生出典型的迁谪诗文的话，那么有唐一代就是迁谪诗文的极盛时期了。大体因为李唐开国以来，生产力发展迅猛，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很快拉大，边鄙蛮荒还停留在刀耕火种、茹毛吮血的原始时代，而中原的富庶，尤其是京都长安的经济文化却出现了高度的繁荣，与之形成鲜明的对比，不啻有天壤之别。又由于唐代的文人们把仕宦当成人生的唯一追求，成为实现个人生命价值的唯一取向（这一点与宋、元文人不同），因而相当畏怕遭贬流放的打击。史载当过宰相的韦执谊害怕南谪，连岭南的地图也不敢看。（注：《旧唐书·韦执谊传》载：“初，执谊自卑官，常忌讳不欲人言岭南州县名。为郎官时，尝与同舍诣职方观图，每至岭南州，执谊遽令去之，闭目不视。及拜相，还所坐堂，见北壁有图，不就省，七八日，试观之，乃崖州图也，以为不祥，甚恶之，不敢出口。”韩愈《顺宗实录》卷八亦有同类记载。）著名文人上官仪、李峤、苏味道、宋之问、柳宗元、李德裕等都是经不起生活和心灵的双重磨难，在南方贬所赍志而殁的。连平日里傲骨铮铮、豪气万丈的李白，一旦长流夜郎也变成了“愿结九江流，添成万行泪”（《流放永华寺寄寻阳群官》）的低徊。至于韩愈，更是一贬而准备就死，嘱侄孙“好收吾骨瘴江边”，只是一片凄楚。早年抨击权豪最切，“惟歌生民病”的白居易，一经贬谪，便已“面上消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躲到庐山与僧人结社唱和，诗酒度日去了。可见，迁谪之于唐代文人，无异于灭顶之灾。要在如此巨大的生活落差中经受住生命和心灵的磨难，保持平衡乐观的心态和积极向上的精神，是非常困难的。因此，绝大多数的唐代迁谪文学作品，仍然是以“怨愤”为基调的。大体上是凄怨的倾诉或激愤的抗争。这两个路数仍然没有突破屈原骚怨范围。张九龄以名相罢为荆州长史，便有瘴疠之叹，拘因之思，所作《感遇》诗三十九首，“托讽离鸟，寄词草树，郁然与骚人同风。”（刘禹锡《读张曲江集》诗序），柳宗元出为永州司马，于是，“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古今评论家一般都承认“柳子厚幽怨有得骚旨”（施补华《岘yōng＠④说诗》见《清诗话》）。

由上我们可以看到，自屈原至中唐的千年之中，中国的迁谪诗歌大体在“怨愤”格局中发展。直至刘禹锡出，始以另外一种风貌面世。

豪健：刘禹锡对“怨愤”传统的突破

迁谪文学历经千年之后，到刘禹锡手里，有了较大的突破，他不仅以巴山楚水二十三年的时间，刷新了中国文人遭贬期限的最高记录，而且以豪迈乐观的精神，创造了迁谪诗歌豪壮劲健的崭新风貌，打破了迁谪文学沉湎于幽怨、孤愤的套数，开辟了迁谪诗歌写作的新路径。永贞遭贬对于刘禹锡的打击可谓是致命的，他有一百条理由怨恨、沉沦或遁世。因为他从小在皎然灵澈等名诗人“孺子可教”的赞扬声中长大。早年又科场得意，“贞元年中，三忝科第”（《夔州刺史谢上表》），赢得了“驰声溢四塞”（《谒枉山会禅师》）的美名。作官之后，又深得执政者的信任和重用。而正当他雄心勃勃，有所作为，以日复千信的热情全身心投入工作（注：卞孝萱《刘禹锡年谱》永贞元年附录据《云仙杂记》卷五所引《宣武盛事》云：“顺宗时，刘禹锡干预大权，门吏接尺书，日数千，禹锡一一报谢。绿珠盘中，日用面一斗为糊，以供缄封。”）的时候，却遭到了“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旧唐书·宪宗纪上》）的谪贬。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巨大打击，刘禹锡内心的伤痛是如何的刻骨铭心，自然可以想见。他在《上杜司徒书》中写道：“湘沅之滨，寒暑一候，阳雁才到，华言罕闻，猿哀鸟思，啁啾异响。暮夜之后，并来愁肠， 怀乡倦越吟之苦，举目多似人之喜。俯视遗体，仰安高堂，悲愁惴＠⑤，常集方寸。”“受谴以还，行及半岁，当食而叹，闻弦尚惊。”但是诗人没有被击倒。他没有以泪洗面，灰心丧志，也没有隐逸江湖，傲啸林泉，更没有留连诗酒，嘲风弄月，甚至也没有停留于呼冤叫屈，倾泄激愤，而是以豪迈乐观的态度对待生活，有悲而不哀，有怨而无悔，绝不沉沦，绝不颓废。在贬谪的诗文里，他寄情的山水是明丽清新的。他纵目洞庭，看到的是“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望洞庭》）

湖光月色，一派明净，绿水青山，相映成趣。这与张说贬在岳州时“日见孤峰水上游”（《送梁六自洞庭山》）的一片愁人秋色有着显然的不同。禹锡还有更著名的《秋词二首》，写得天朗气清，远胜春光，分明地凸现着诗人爽朗豪迈的心境，奋发向上的精神，旷达乐观的生活态度。在异乡的山水中，他常常是“凝睇万象起，朗吟孤愤平”（《秋江早发》）。这与“有泪皆成血，无声不断肠”（《南中别蒋五岑向青州》）的张说，也是大异其趣的。他眼里的民俗多是新奇可爱的。武陵人的端午竞渡，采菱御客，阳山祭神，他都描写得有声有色，惟妙惟肖，充满着欢乐愉快的气氛；朗、夔男女的踏歌，更写得情趣盎然：“灯下妆成月下歌”、“振袖倾鬟风露前”、“月落乌啼云雨散，游童陌上拾花钿”（《踏歌词》四首）。而对这些蛮风俚曲，诗人不仅没有感到“呕哑嘲哳难为听”（白居易《琵琶行》），而且以极大的兴趣参与其间，亲临其境。一个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和官吏，不是出于对生命的热爱，对生活的憧憬是不可能置自己被贬的痛苦于度外而深深爱赏异乡风情的。

他心中的前途是光明可期的。在迁谪远州的漫长的二十三年里，他虽然也难免有过感伤和悒郁，但往往能在思索中积极振起，始终对自己的政治前途充满希望与信心。他赞美经过砥砺，重为利刃的佩刀，“故志复还，宝心再起，既赋形而终用，一蒙垢焉何耻？感利钝之有时兮，寄雄心于瞪视。”（《砥石赋》）借此表达他百折不挠的劲节与待时而起的雄心。谪居朗州五年后，他曾收到元稹赠送的一根壁州竹鞭，便写诗酬赠说：“多节本怀端直性，露青犹有岁寒心。何时策马同归去，关树扶疏敲镫吟。”（《酬元九侍御赠壁竹鞭长句》）借咏赞竹鞭，表达自己坚贞、正直的耿介个性，寄托重返长安的迫切愿望。直至晚年，诗人依旧保持着积极进取的锐气和坚贞不渝的志节：“闻说功名事，依前惜寸阴”（《罢郡归洛阳闲居》）、“在人虽晚达，于树似冬青”（《赠乐天》）的自强不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莫羡三春桃与李，桂花成实向秋荣”（《乐天所寄咏怀且释其枯树之叹》）的通脱识度；“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酬乐天咏老见示》）、“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眄青云睡眼开”（《始闻秋风》）的豪迈壮烈，无不表现出一种撼人心魄的力量。

他献身的事业是正义可为的。刘禹锡之所以对前途充满信心，并不是指望当朝有替君换相的人事变动，而是他始终坚信自己从事的革新事业是正义的，有利国民，是没有罪的。这一点也与很多诗人遭贬之后的认识态度不同。贾谊说：“恭承嘉惠兮，俟罪长沙”（《吊屈原赋》），韩愈说：“致汝无辜由我罪，百年惭痛泪阑干。”（《去岁自刑部侍郎以罪贬潮州……过其墓留题驿梁》）“我今罪重无归望，直去长安路八千。”（《武关西逢配流吐蕃》）“而我抱重罪，孑孓万里程。”（《次邓州界》）柳宗元亦屡云：“余以愚触罪，谪潇水上。”（《愚溪诗序》）“于众党人中罪状最甚。”（《寄许京兆孟容》）“罪恶显大”（《上江陵赵相公所著文启》），“罪大不可解”（《与杨京兆凭书》）。在《献平淮夷雅表》中开篇即云：“臣负罪窜伏，违尚书＠⑥奏十有四年。”虽然他们未必从内心真承认自己有罪过，但至少是口头上“检讨”了的。可刘禹锡的迁谪诗文中从来没有流露过负罪感，哪怕是口头上也不大言罪。他始终认为自己是横遭诽语，为谗言所伤，“人或加讪，心无疵兮。”（《子刘子自传》）所以，尽管他一再上书，求人振淹，却总是坚持申明“祸起飞语，刑极沦胥”（《上中书李相公（绛）启》），“飞语一发，胪言四起”，“始以飞谤生衅，终成公议抵刑。”（《上杜司徒书》）即使是在皇帝面前，他也敢于辨明这一点。他在《谢上连州刺史表》中说“臣有微才，所以嫉臣者众，竟生口语，广肆加诬。”直到他去世前所写的《子刘子传》中，还是毫不含糊地认为，当年投身的那场革新运动“其所施为，人不以为当非。”因此，在诗文中他绝没有悔罪的表示，只有对谗言飞语的反击与嘲讽：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再游玄都观》）

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浪淘沙九首》之八）

诗人自比真金，是建立在自知无罪的心理基础上的。他相信历史终究会吹去“狂沙”般的谗言，还我真金的面貌。这种坚定信念倒是与屈原很相近。屈原也是不认为自己有罪的，“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哀郢》）。本无罪于是才敢怨、才敢愤，才能心里坦荡，豪迈爽朗。刘禹锡就是用这样的情感格调开拓了迁谪文学的新境界。

值得注意的是刘禹锡的豪放又与李白的豪放不同，李白的“豪”更多的是一种疏狂，多带一种浪漫的乐观，刘禹锡则不同，他的“豪”建立在对现实生活的理性认知基础上，有着严缜的社会生活逻辑，经得起哲理和生活的同时考问。比如，刚遭贬谪，他就在《桃源行》中借渔人的形象揭示了“桃花溪满水似镜，尘心如垢洗不去”的污浊现实与美好理想之间的尖锐矛盾，否定了桃花源避世、遁世的文化传统。总结了“直道由来黜”（《酬杨八庶子喜韩吴兴与予同迁见赠》）和“主张其时”（《何卜赋》）的历史规律，对政治斗争的必然性和长期性表现了清醒的理性认识。有了这种理论认识和思想准备，他才能“蹈道之心一，而俟时之心坚”（《何卜赋》），才能在一而再，再而三的外贬中“于铁尚铮铮”（《历阳书事七十韵》），自觉地坚持美好的理想和正义的事业。肖瑞峰先生曾把刘禹锡的豪健放在唐宋大家中进行比较，他认为“李白的豪，更多地表现为‘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狂放；杜牧的豪更多地表现为‘十载飘然绳检外，樽前自献自为酬’的放荡；苏轼的豪更多地表现为‘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的旷达；辛弃疾的豪更多地表现为‘欲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的激愤；刘禹锡的豪……更多地表现为……豪迈……亢奋……昂扬。”（《刘禹锡诗论》），我以为此五子中与刘禹锡之风最为接近的是苏轼和辛弃疾。但他比苏轼更多一份执着，比辛弃疾又多一份通脱，所以亢奋而不狂躁，悲愤而不沉沦，洒脱而不放浪，执着而不拘泥，他是离现实人生最近的诗人。他的人生态度最少偏执，既不高蹈出尘，又不哀伤消沉；既保持积极进取的锐气、又保持着相对开朗豁达的心态。这种心理态势和人格品质是怎样形成的呢？换句话说，是什么原因使得刘禹锡能以豪健风格打破迁谪的怨愤传统呢？

个性：刘禹锡打破怨愤传统的原因

从战国至中唐，上下千余年，为什么刘禹锡独能以豪健之风打破以怨愤为核心的迁谪文学传统，与其说这是中唐时代的赋予，倒不如说是刘禹锡独特个性的产物。

首先，饱经磨难的少年生活锻炼了刘禹锡的意志和毅力。刘禹锡小时候身子虚弱，家里的人常常要抱着他四处求医问巫，服石吞药。而稍值年长，便能自读医书，琢磨处方、磨炼体质，并经过多年积累，编成《传信方》一书。这种特殊的经历，不但没有养成他的娇气，相反成为了他战胜宿命和软弱的契机，培养了他不屈不挠，坚韧不拔的性格。作为匈奴族的后裔，他豪爽的性格也许还有着遗传基因的先天秉赋。他在诗中屡屡说自己：“我本山东人，生平多感慨”、“少年负志气、信道不从时”，在《上杜司徒书》中也说自己“少年气粗”。少年生活赋予的这种豪犷气质、刚强秉性，使他在以后的坎坷人生中不轻易屈服于困厄与穷愁。这样的生活经验，对于他后来在《天论》中表述的世界观都应是有着深刻影响的。

其次，他在南楚蛮乡有意地学习了屈原的精神传统，“苏世独立、横而不流”、“上下求索”、“九死不悔”的刚强成为了他的精神支柱。刘禹锡贬来朗州，卜居招屈亭畔，与千年前在这里行吟的伟大诗人屈原成为近邻。同样的地理风物，同样的流贬遭遇，使得他自觉不自觉地把屈原当成了仰慕、 步武的对象。他后来在《刘氏集略说》里作了如此的自叙：“及谪沅湘间，为江山风物之所荡，往往指事成歌；或读书有所感，辄立评议。穷愁著书，古儒者之大同，非高冠长剑之比耳。”“高冠长剑”即指屈原“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的诗句。他来到这“风巫气窳”，“华言罕闻”、沅澧横流、兰芷丛生的蛮乡瘴地，自不能不想起曾经在此仗长剑戴高冠披发行吟的屈原。在《竹枝词九首引》里他说得更为明了：“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至于今，荆楚鼓舞之。故余亦作《竹枝词》九篇，俾善歌者扬之。”实际上，屈原对他的影响远不只是民歌的采风与改写，如托物比兴的方法，哀怨悲愤的情绪等都在他的作品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但是，刘禹锡继承更多的是屈原坚持正道直行、满怀美好理想的执着精神。在学屈方面，他是有异于柳宗元的。虽然他们同用比兴、同喜寓言，但柳宗元的屈骚精神更多些牢骚与怨愤、更多些忧戚与消沉，因此，他的山水文章赠答诗篇总觉出幽冷孤峭，难得有刘禹锡一样的生活热望与生命激情。

第三是刘禹锡心理调节能力强，能主动地应付逆境适应新环境。美国学者Asher Milballer在《超越流亡》中分析说：流亡者“一方面，他背负着过去的包袱，往日的生活日夜陪伴着他；另一方面，他又必须面对现实，适应新环境。他的生存取决于他解决这种两难处境的能力。”（佛罗里达国际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转引自1994年《文学遗产》第4期53页）的确中国古代的谪臣都面临这种生活环境的巨变。心理承受能力差的人自然很难把自己的情绪和生活状态调整过来，不是忧郁生病就是愤懑而死。一般用来调节心理和生活的方法多是寄情山水，傲啸林泉；或流连诗酒，倚红偎翠；或折节读书，红袖添香；或吃斋念佛，访僧问道……这些方法，刘禹锡在遭贬乃至贬后的整个人生中都试用过，但他不偏执一端，溺于一法。而且这些都不是他最根本的调节方法。他有一个重要的与众不同的调节方法是，他能尽可能地把自己融进当地的百姓与民俗中去，努力地去感受当地人民的生活，去体验当地人民的思想感情。他在朗州写《武陵观火诗》，在连州写《插田歌》，在朗、夔写《畲田行》等都表现出他对人民生产、生活的关心。《采菱行》、《竞渡曲》、《踏歌词》、《竹枝词》等尽管以描写异地风俗为主，但同样表现出作者对百姓生活的热爱与关注。这些诗的共同特点是作者能以极高的热情、极好的兴致参与其中，尽管很多时候他只是“马上郎”的旁观者，但他的思想感情完全融入其中了。他感受了当地百姓的欢乐与苦楚，这样他内心的孤独感就被减弱或消释了。于是他在贬地尽管有屈原一样的坚贞，但很少有屈原一样“举世皆醉我独醒”的孤独，所以没有去投江沉沙。他成功地调节了自己在异境与逆境中的心态与生活，所以他总比屈原、柳宗元等人显得开朗、豁达、豪健。

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刘禹锡当时已具备了和劳动人民相结合的觉悟。他的介入百姓的生活一是出于他为官的责任感，二是出于对当地风情的喜爱。在情感上的同乐同悲显然还不是自觉的有意识的追求，但是客观上他融进了百姓的喜怒哀乐，部分认同了异乡的生活环境，强化了从众的心理意识，减轻了自己的孤独忧伤。所以说这是刘禹锡能有豪气壮怀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四，刘禹锡能在贬谪中保持较为平衡的心理状态，还与韩愈的理解和鼓励有着密切的关系。永贞元年（公元805年）九月，刘禹锡南下去连州贬所任州刺史，路经江陵，受到时在江陵担任曹掾的韩愈的热情款待。刘禹锡在长诗《韩十八侍御见示岳阳楼别窦司直诗，因令属和，重以自述，故足成六十二韵》中生动描写了他们相会的情景：

故人南台旧，一别如弦矢。今朝会荆蛮，斗酒相宴喜。为余出新什，笑biàn＠⑦随伸纸。晔若观五色，欢然臻四美。委曲风涛事，分明穷达旨。

他们曾是监察御史任上的老同事。尽管是在荆蛮谪地相逢，但仍很高兴，并抵掌畅谈饮酒诵诗。刘禹锡把这次受贬的故事原委都讲了出来，韩愈对刘禹锡的遭遇寄予了很大同情，认为他的被贬是“受诬”的结果。劝他不要消极沉沦，鼓励他“踣者思起”，不要“以箝口自绝为智，心甘受诬为贤”、“畏与怨，君子之所不处，子其处之哉？”（《上杜司徒书》）并用李斯被逐和邹阳被囚而后重用、大出政绩的史例来比拟开导，认为刘禹锡政治上还是有前途的。嘱他不要“畏”，也不要“怨”，当说的还得说，不能“qiǎn＠⑧然自咎，求知于默”。这些话给刘禹锡的印象是极深的。以致经年之后，他在写给杜佑的信中还能原原本本地转述这些话。

韩愈在文学家中素以正儒著称，他的心性修养算是正统而且深厚的。在当时已经文名籍籍，而且又先有遭贬的类似经历。所以他的话，刘禹锡已视为不易之论了。在初经贬谪，十分沮丧的时候，朋友的理解鼓励无疑给了他极大的勇气去正面以后的生活。而且这次谈话使他想通了许多人生穷达的道理。通达的思想和执著精神在后来的《秋词》里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乃至在以后被贬的漫长的二十多年里，这种奋发向上的积极精神一直占据着他思想感情的主导方面，成为他诗文的主旋律。

和韩愈的会面交谈也许只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但人生道路上关键时刻的某一偶然因素常常会改变一生的性格或生活也是不争的事实。“江陵见韩”于刘禹锡之成为“诗豪”或许就有如此的作用。

第五，“天与人交相胜”的哲学认知是刘禹锡思想个性的集中体现，是他豪壮诗风的思想基础。认识是一切思想行为的根源，刘禹锡性格和诗风的形成，从根本上说取决于他的世界观。在唐代的文学家中，刘禹锡是少有的思想深刻的诗人。唐代的诗人多，思想家少。而刘禹锡恰能二者得兼。且其理论水平之高，历代公认。他自己也曾在祭韩退之文中说：“子长在笔，予长在论。”（《祭韩吏部文》），他思想之深邃似有过于韩愈。事实上也是如此。他的《天论》三篇，洋洋洒洒，“理极纯正”，阐说圆融、议论精微，纵横捭阖，生动流畅，不愧精金粹玉之作。他所提出的“天与人交相胜”的哲学命题，闪烁着朴素的唯物辩证法的思想火花，达到了柳宗元《天说》所没能达到的认识水平，也超过了韩愈的思想高度。他在《因论》七篇中又着重从事物的两个相反的方面探讨其相互关系和发展变化，更为系统地阐扬了事物因果相关、相反相成的辩证观点。基于这样的思想认识，他一是善于对纷纭复杂的事物作全面深入的观察和冷静、周全的思考，不孤立静止和偏激地看问题。他在《天论》中说：“余之友河东解人柳子厚作天说，以折退之之言，文信美矣，盖有激而云。”批评柳宗元文中有偏激情绪，所言道理不纯正，不能“尽天人之际”。在这种朴素的辩证思想的指导下，他往往能从消极不利的现实中找到积极有利的因素来慰勉激励自己，以此淡化他对困厄穷愁的伤感，开阔对人生意义的认识，在诗中表现出一种通脱达观的态度：“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莫道恩情无重来，人间荣谢递相催”、“不因感衰节，安能激壮心”、“人生不失意，焉能暴知己”等都是例证。能作如此辩证的思考，所以他不至于象柳宗元、白居易等人那样因贬谪迁播而惆怅叹息，也不至于象杜牧那样完全放纵自己、游戏人生。

二是在天人关系中，他特别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人、动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人能胜于天者，法也”。这种思想认识给他的人生启示大概是不屈于环境的压力，强调人的主观战斗精神的重要性。如“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的诗句中皆凸现着诗人不同流俗的倔强的性格。他的不悔少志，不改初衷的精神，除了他正确的是非标准外，其实也是他强调主观战斗精神的结果。面对同样的社会政治背景和自然环境，柳宗元“自余为人，居是州，恒惴傈”（《始得西山宴游集》），诗文哀怨。刘禹锡却能面对衰秋高唱“胜春朝”的秋歌，面对贬黜高唱“不知退”的壮歌；面对老迈高唱“霞满天”的暮歌。因此，我们说，尽管诗人的艺术风格从根本上讲是植根于时代土壤的，社会斗争和自然环境无疑要在诗 人的性格特征和诗歌风格中打下烙印，但诗人的风格特点最终取决于诗人的个性特征。强调诗人的个性在诗中的显现，丝毫没有否定时代特征的意思，因为诗人的个性也是时代、环境的产物。但同样的环境，可以生谷，也可以生稗。因此，我们要特别强调主观战斗精神的作用，这是刘禹锡豪壮诗风形成的根本原因所在。

在以新变为特征的中唐诗坛上，刘禹锡素以独立不偃著称。他既不象韩、孟那么奇险怪崛，也不像元白那么通俗浅易。但他的诗歌创新在哪里（除了民歌体），有没有与前人不同的变化，却很少有人说得清。今天，我们从迁谪诗的角度把他放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来观照，对其豪爽劲健诗风的独特地位也许会看得更清楚些。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氵加勺

＠②原字为服加鸟

＠③原字为门内加羽

＠④原字为佣的繁体

＠⑤原字为忄加粟

＠⑥原字为片加戋

竹枝词刘禹锡篇9

岛，又名洲、浮洲。关于它的来历有两种版本的传说。第一种版本是，以前这里只是一个不大的沙洲，每当春雨瓢泼、江河暴涨之时，洪水便把此洲吞入腹中。当娥皇、女英二妃自洞庭湖启程寻找舜帝路过永州时，正逢大水茫茫，艄公不慎，船只触滩，女英险些跌倒，慌忙中抛下碧罗巾一块。龙神得报，连忙放出三只金鸭，将洲高高拱起。还有一种版本是，二妃到九嶷山寻夫不遇，返回洞庭湖时，小船行至岛，忽然听到背后隐约有音乐之声传来，疑为舜在奏韶乐，于是回首张望。艄公也跟着张望，导致小船触礁而倾覆。二妃不幸淹死，漂至洞庭湖时，被人们葬在君山，而她们的罗巾却被州的荆棘挂着，退水后就变成了岛上的蓊郁森林。从此，这个小岛便随水浮沉，水涨洲高，满头珠翠，这个传说就是“州春涨”景名的由来。

二妃在岛香消玉殒之后，人们在此建了一座庙宇来纪念她们。此庙初名潇湘祠，始建于何时，已不可考。后来改名湘口馆，柳宗元曾为之作《湘口馆潇湘二水所汇》：“九嶷浚倾奔，临源委萦回。会合属空旷，泓澄停风雷。高馆轩霞表，危楼临山隈。兹辰始澄霁，纤云尽褰开。天秋日正中，水碧无尘埃……”遗憾的是，过了不久，潇湘祠就毁于战乱。

如果说湘江是古楚大地的一根文明藤蔓，那么岛就是这根藤蔓上第一枚坚实的果实。这枚因道德文化和忠贞爱情而滋养出来的果实硕大无比。因为潇、湘二水在岛汇合，所以诞生了“潇湘”这个词语。它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也是文化意义上的。继舜帝、二妃之后，秦朝大将王翦，东汉大文学家蔡邕，唐代大诗人李白、元结、柳宗元、李商隐，宋代大诗人欧阳修、陆游、赵师秀、杨万里、黄庭坚，大画家宋迪，明朝地理学家徐霞客，清朝大诗人乔菜等名人，纷至沓来。他们都是溯湘江而来的，或驻扎岛，或途经岛，或吟咏岛，或临摹岛，或谪居零陵，或南下道州。

烟雨中的岛如同撑着油纸伞的姑娘，更加风姿绰约。北宋著名画家宋迪就为岛绘了一幅画，名叫《潇湘夜雨图》，乃“潇湘八景”之首。

岛呈椭圆形，面积约二十亩。它的东南有一码头。

于码头拾级而上，但见浓阴压地，滴翠拥人。岛上多竹、柏、樟、桂树等四季常青之木，中间夹有少量梧桐和刺槐。小径两旁，有些许新垦小块菜地。在这与世无争的岛上荷锄垂钓，采菊养花，真教人联想起陶渊明笔下的南山。透过竹木空隙，对岸远山如黛，江面舟船如织，几只鸬鹚绕在四周捕鱼戏水，颇有意境。脚下的石板路，平平仄仄，弯弯斜斜，别有风情。

岛之所以出名，除了湘口馆，还因清朝时期就建于此的永州最高学府“洲书院”。光绪十五年湖南乡试，该院生员有刘光前等八人高中举人，书院遂名扬三湘，被誉为湖南四大书院之一。只可惜书院早毁，在原址上建有较小规模的具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特色的砖瓦结构房屋，像一个四合院。院中的青石古道锃亮依然，古道两旁二十多株古桂树葱郁如盖，金花点缀。透过古树古道，加上那些隐隐约约的残迹，可以让人想象出它昔日的辉煌。

遥想当年，这里一定是层峦叠翠，鸟语花香。江上渔火摇曳，江风轻送渔歌，学子们在花前月下读书，简直如诗似画。难怪陆游慨叹“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了。

傲立水中，与世隔绝，岛简直就是神仙栖身之地。很多人羡慕金庸笔下的桃花岛，在我看来，若在岛遍种竹子和桃树，是绝对胜过桃花岛的。

竹枝词刘禹锡篇10

凡桃俗李：平凡、普通的桃花和李花。比喻庸俗的人或平常的事物。

逃之夭夭：本意是形容桃花茂盛艳丽。后借用“逃之夭夭”表示逃跑，是诙谐的说法。

桃红柳绿：桃花嫣红，柳枝碧绿。形容花木繁盛、色彩鲜艳的春景。

桃羞杏让：桃花和杏花都感到羞愧，只好退让。形容女子比花还要艳丽动人。

桃腮柳眼：形容初开的桃花和新绿的柳叶妩媚多姿。

李白桃红：桃花红，李花白。指春天美好宜人的景色。

浓桃艳李：桃花浓丽，李花鲜艳。比喻人容貌俊美，神采焕发。

桃花人面：事本唐孟棨《本事诗》。崔护清明京都郊游，于一庭院，桃花之下邂逅一美妙女子。次年再访，物在人去，慨叹不已，题一绝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东风。”后遂用“桃花人面”形容女子貌美。亦借指意中人。

桃李争妍：桃花李花竞相开放。形容春光艳丽。

夭桃襛李：亦作“夭桃秾李”。①《诗·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又《召南·何彼禯矣》：“何彼襛矣，华如桃李。”两诗以桃李之花兴新人之美。后多以“夭桃襛李”为赞颂新人年少俊美之辞。②茂盛艳丽的桃花、李花。

描写桃花的诗句

1、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王安石《元日》

2、双飞燕子几时回？夹岸桃花蘸水开。——徐俯《春游湖》

3、少君引我升玉坛，礼空遥请真仙官。——刘禹锡《八月十五夜桃源玩月》

4、冰雪林中著此身，不同桃李混芳尘。——王冕《白梅》

5、两株桃杏映篱斜，妆点商州副使家。——王禹偁《春居杂兴·两株桃杏映篱斜》

6、醉来扶上桃笙，熟罗扇子凉轻。——项鸿祚《清平乐·池上纳凉》

7、千古武陵溪上路，桃源流水潺潺。——张宏范《临江仙·忆旧》

8、长记别伊时，和泪出门相送。——李存勖《如梦令·曾宴桃源深洞》

9、一树红桃亚拂池，竹遮松荫晚开时。非因斜日无由见，不是闲人岂得知。寒地生材遗校易，贫家养女嫁常迟。春深欲落谁怜惜，白侍郎来折一枝。——白居易《晚桃花》

10、一番桃李花开尽，惟有青青草色齐。——曾巩《城南·雨过横塘水满堤》

11、花谷依然，秀靥偷春小桃李。——吴文英《荔枝香近·送人游南徐》

12、云拼欲下星斗动，天乐一声肌骨寒。——刘禹锡《八月十五夜桃源玩月》

13、犹记碧桃影里、誓三生。——纳兰性德《红窗月·燕归花谢》

14、凭君莫问：清泾浊渭，去马来牛。——元好问《人月圆·玄都观里桃千树》

15、春坞桃花发，多将野客游。日西殊未散，看望酒缸头。——张籍《和韦开州盛山十二首·桃坞》

16、桃花水到报平渠，喜动新流见跃鱼。——黄图安《闲咏二绝》

17、桃花春水渌，水上鸳鸯浴。——韦庄《菩萨蛮·洛阳城里春光好》

18、桃花嫣然出篱笑，似开未开最有情。——汪藻《春日·一春略无十日晴》

19、偶作小红桃杏色，闲雅，尚馀孤瘦雪霜姿。——苏轼《少年游·咏红梅》

20、把夭桃斫断，煞他风景。——郑板桥《沁园春·恨》

21、念远心如烧，不觉中夜起。桃花带露泛，立在月明里。——聂夷中《杂曲歌辞·起夜半》

22、蕙兰有恨枝尤绿，桃李无言花自红。——欧阳修《舞春风》

23、开花必早落，桃李不如松。——李白《箜篌谣》

24、树头树底觅残红，一片西飞一片东。自是桃花贪结子，错教人恨五更风。——王建《宫词一百首》

25、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黄庭坚《寄黄几复》

26、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白居易《大林寺桃花》

27、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白居易《大林寺桃花》

28、雨晴风暖烟淡，天气正醺酣。——黄庭坚《诉衷情·小桃灼灼柳鬖鬖》

29、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崔护《题都城南庄》

30、沅水桃花色，湘流杜若香。——阴铿《渡青草湖》

31、为君沉醉又何妨。——秦观《虞美人·碧桃天上栽和露》

32、彭蠡湖天晚，桃花水气春。——白居易《彭蠡湖晚归》

33、一树桃花，向人独笑。——张惠言《风流子·出关见桃花》

34、如梦，如梦，残月落花烟重。——李存勖《如梦令·曾宴桃源深洞》

35、正过雨、荆桃如菽。——蒋捷《贺新郎·梦冷黄金屋》

36、桃花欲落柳条长，沙头水上足风光。此时御跸来游处，愿奉年年祓禊觞。——刘宪《上巳日祓禊渭滨应制》

37、重重香腑脏，偏殢圣贤杯。——辛弃疾《临江仙·和叶仲洽赋羊桃》

38、宝钗分，桃叶渡。——辛弃疾《祝英台近·晚春》

39、而今丽日明金屋，春*在桃枝。——周邦彦《少年游·朝云漠漠散轻丝》

40、游子春衫已试单，桃花飞尽野梅酸。——吴涛《绝句·游子春衫已试单》

41、桂花香馅裹胡桃，江米如珠井水淘。——符曾《上元竹枝词》

42、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刘禹锡《竹枝词·山桃红花满上头》

43、桃溪不作从容住。——周邦彦《玉楼春·桃溪不作从容住》

44、正艳杏浇林，缃桃绣野，芳景如屏。——柳永《木兰花慢·拆桐花烂漫》

45、恩疏宠不及，桃李伤春风。——李白《上之回》

46、薄妆桃脸，满面纵横花靥，艳情多。——欧阳炯《女冠子·薄妆桃脸》

47、笑旧家桃李，东涂西抹，有多少、凄凉恨。——辛弃疾《水龙吟·载学士院有之》

48、邻歌散，罗襟印粉，袖湿茜桃红露。——吴文英《永遇乐·探梅次时斋韵》

49、樱桃花，一枝两枝千万朵。——元稹《樱桃花》

50、柳叶开银镝，桃花照玉鞍。——骆宾王《送郑少府入辽共赋侠客远从戎》

51、半盏屠苏犹未举，灯前小草写桃符。——陆游《除夜雪》

52、别来几春未还家，玉窗五见樱桃花。——李白《久别离》

53、桃李莫相妒，夭姿元不同。——王十朋《红梅》

54、因君树桃李，此地忽芳菲。——李白《赠秋浦柳少府》

55、醉折残梅一两枝，不妨桃李自逢时。——陆游《落梅》

56、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辛弃疾《鹧鸪天·陌上柔桑破嫩芽》

57、还见褪粉梅梢，试花桃树。——周邦彦《瑞龙吟·大石春景》

58、玉桃偷得怜方朔，金屋修成贮阿娇。——李商隐《茂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