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名人的故事十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关于名人的故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关于名人的故事篇1

张海迪自幼就严重高位截瘫，几次濒临死亡边缘，身体可算弱的了。可是20多年来，她学会了4门外语，翻译了16万多字的外文著作，获得了哲学硕士学位，并自学了针炙技术，为群众治病1万多人次，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与张海迪相比，我们这些身体健壮的人又当做些什么呢?

勇把挫折当动力(凡尔纳的16次投稿)

19世纪法国著名的科幻小说家儒勒。凡尔纳第一部作品《气球上的五星期》一连投了15家出版社，均不被赏识，第16次投稿才被接受。美国作家杰克。伦敦最初投稿，也没有一家出版社愿意发表，以致他不得不去干苦力。后来他的《北方故事》才由一家有眼力的《西洋月刊》看中，一举成名。丹麦著名童话家安徒生处女作问世，有人知道他是一个鞋匠的儿子，即攻击他的作品“别字连篇”、“不懂文法”、“不懂修辞”。但他毫不气馁，笔耕不辍，终于成名。英国诗人拜伦19岁时写作的《闲散的时光》出版后，即有人把他骂得“狗血淋头”，说他“把感情抒发在一片死气沉沉的沼泽上”。然而拜伦并未退却，而是以更为优秀的诗作来回敬那个诽谤者。

逆境奋争，苦中寻乐(高士其苦斗病魔)

高士其是我国科普作家。在外国留学时，有一次做实验，一个装有培养脑炎过滤性病毒的玻璃瓶子破裂了，病毒侵入了他的小脑。从此留下了身体致残的祸根。他忍受着病毒的折磨，学完了芝加哥大学细菌学的全部博士课程。回国以后，他拖着半瘫的身子，到达延安工作。解放后病情恶化，说话和行动都十分困难，连睁、合眼都需要别人帮助。但他仍以惊人的吃苦精神进行创作，先后写成100多万字的作品。有人问他苦不苦，他笑着说：“不苦!因为我每天都在斗争，斗争是有无穷乐趣的。”

苦难也是一笔财富(“西部民歌之父”王洛宾)

王洛宾，这位被誉为中国“西部民歌之父”的音乐大师，一生历经饮坷，身陷囹圄，妻离子散，长期处于心理压力极大的逆境中。然而他却以“胜似闲庭信步”的态度，投身于大西北的沙漠孤烟之中，创作了《在那遥远的地方》等多首西部民歌。

经历挫折，更能发愤(贝利与记者)

贝利成名后，有个记者采访他。“你的儿子以后是否也会同你一样，成为一代球王呢?”贝利回答：“不会。因为他与我的生活环境不同。我童年时的生活环境十分差，但我却正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磨练我坚强斗志，使我有条件成为球王，而他生活安逸，没有经受困难的磨练，他不可能成为球王。”

面对挫折决不气馁(爱迪生不被火灾吓倒)

一场大火，把实验室烧成一片瓦砾。爱迪生研究有声电影的所有资料和样板被烧成灰烬。他的老伴难过得哭了出来：“多少年的心血，叫一场火烧了个精光。而今你已年迈力衰，这可怎么办啊!”爱迪生也很伤心，但他决不会由此趴下。发明电灯时，他就先后试验了7600多种材料，失败了8000多次，仍不气馁，终于获得成功。眼下这场火灾也同样不能使他后退。爱迪生对老伴说：“不要紧，别看我67岁了，可是我并不老。从明天早晨起，一切都将重新开始。”

能屈能伸是俊杰(卧薪尝胆的勾践)

越国兵败吴国于公元前494年。越王勾践只好“审辞厚礼”向吴求和，等待东山再起。勾践先用美女、金银珠宝贿赂吴王和众臣，还用妻子作人质，自己为吴王当马夫。勾践还为吴王送茶送饭，端屎端尿，终于赢得了吴王信任，得以被释放。勾践死里逃生回国后，卧薪尝胆，一面继续进贡吴国，一面聚兵训练。最后他率精兵数万，彻底打败了吴国，实现了洗辱复国的志愿。

以乐观打败挫折(牛顿等人面对挫折)

古今中外，因为有极强烈而有效的乐观主义，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取得胜利的大有人在。牛顿发明地心吸力学说的时候，全世界人反对他;哈维(Harvey)发明血液循环学说的时候，全世界人反对他;达尔文宣布进化论的时候，全世界人反对他;贝尔(Bell)第一次造电话的时候，全世界人讥笑他;莱特(Wrigt)初用苦工于制造飞机的时候，全世界人讥笑他。讲到孙中山先生，最初在南洋演讲革命救国的时候，有一次听的人只有三个。这许多人都因抱着乐观主义的精神，而为世人所称道。

极强烈而有效的乐观主义，能使人们战胜全世界的糊涂、盲从、冷酷、恐怖、怨恨和反抗。而且工作愈伟大，所受的反抗也愈厉害，简直成为一种律令，对付这种厉害的反抗，最重要的武器就是乐观主义。一个人，缺少了乐观主义精神，难免在各种恶魔面前败下阵来。

命途多舛的苏轼

苏轼，宋代著名文学家、书画家。他被当时“改革派”中的有些人指控“讥刺朝政”、“包藏祸心”，遭到逮捕和审讯，几乎送了性命，史称“乌台诗案”。后谪居黄州。1085年宋神宗病逝，哲宗继位，高太后摄政。高太后不满新法，立即起用旧党召。司马光等回亦执政，苏轼被调回京城，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职。后同旧党发生分歧。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1089年，苏东坡再次被贬出京，出任杭州知府。1093年，高太后去世，哲宗执政，又把变法派召回朝内主政，政局变生急转直焉的变化。第二年6月苏东坡，被贬得更远，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定居在惠州(今广东惠阳)。晚年过流放生活。给苏东坡又一次沉重打击，公元1101年7月26日，这位66岁的老人，终于满含悲愤离开人世，结束他命运多舛的一生。

苏轼的许多脍炙人口的佳作，就是在被贬时写出的。如：词作《奴娇·赤壁怀石》，散文《篑谷偃记》，《方山子传》、《记承天寺夜游》、前后《赤壁赋》等。

终生坎坷的巴尔孔克

1850年8月21日，在巴尔孔的葬礼上，雨果所致的蛋词中有这样的话：“在伟大的人物中间，巴尔孔克是最伟大的一个;在优秀的人物中间，巴尔孔克是最优秀的一个。…可叹啊!这个坚强的、永远不停止奋斗的哲学家，思想家、诗人、天才作家。在我们中间，他过着风风雨雨的生活，遭逢了任何时代一切伟人都遭逢过的恶斗和不幸。如今，他走了。他走出了纷扰和痛苦。”是的，巴尔扎克，一生坎坷。幼年就缺乏母爱。家庭和母亲，对他冷漠无情，他好像是家庭里多余的人。巴尔扎克后来回忆这段生活，曾忿忿地说：“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母爱。”“我经历了人的命运中所遭受的最可怕的童年。”长大以后立志要从事清苦的文学创作。当一个“文坛国王”。从1819年夏天开始，整天在一间阁楼里伏案写作。阁楼咫尺见方。他的居所简聘寒酸，夏天热腾腾，冬天寒风嗖嗖。他没有白天，没有黑夜，没有娱乐，总是不停地写。结果在与书商打交道过程中不断受骗，以致负债累累。债务高达10万法郎。为了躲债他6次迁居。他对朋友说：“我经常为一点面包、蜡烛和纸张发愁。债主迫害我像迫害兔子一样。我常像兔子一样四处奔跑。”巴尔孔克，一

生勤奋写作，常常连续工作茧自18小时。在不到20年里，他共创作91部小说。在世界上有广泛影响，但他一生却是在贫困和痛苦中度过的。他曾一句话概括自己：“一生的劳动都在痛苦和贫困中度过。经常不为人理解。”

关于名人的故事篇2

1、鲁迅嚼辣椒驱寒，鲁迅先生从小认真学习。少年时在江南水师学堂读书。第一学期成绩优异，学校奖给他一枚金质奖章。他立即拿到南京鼓楼街头卖掉，然后买了几本书，又买了一串红辣椒。每当晚上寒冷时夜读难耐，他便摘下一颗辣椒放在嘴里嚼着直辣得额头冒汗。他就用这种办法驱寒坚持读书。由于苦读书，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文学家。

2、王亚南睡三脚床，王亚南小时候胸有大志，酷爱读书。他在读中学时，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读书，特意把自己睡的木板床的一条脚锯短半尺，成为三脚床。每天读到深夜，疲劳时上床去睡一觉后迷糊中一翻身，床向短脚方向倾斜过去，他一下子被惊醒过来，便立刻下床，伏案夜读。天天如此，从未间断。结果他年年都取得优异的成绩，被誉为班内的三杰之一。他由于少年时勤奋刻苦读书，后来成为我国杰出的经济学家 。

（来源：文章屋网 ）

关于名人的故事篇3

一直以来我国对交通事故中无名氏死亡的赔偿问题均没有具体的法律规定，其中包括《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都没有提到，对于无名氏的赔偿标准、主体如何确定均存在争议，直到2006年5月1日起实施的《广东道路交通安全条例》才明确无名氏的赔偿标准按我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赔偿，死亡赔偿金交由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代为保存，但如果肇事方不赔的情况下，谁来代替无名氏主张权利呢？还是没有明确规定。而全国各地已出现了多起民政局替无名氏维权的案件，各地法院的不同处理方式，引起了法律界及社会的高度关注。鉴于此，笔者对无名氏的主体资格、赔偿款的标准、返还问题，以及具体操作程序等问题作出系列探讨，以期对实践操作提出指导意义。

关键词：无名氏 民政局 起诉主体资格 赔偿

案情简介:

2008年7月19日21时许，蔡某驾驶粤一轿车沿顺德区龙江镇东华路行驶至顺德龙江镇东华路中毅超市对开路段时，与由无名氏驾驶的一辆二轮摩托车发生碰撞，造成两车不同程度损坏，无名氏受伤送院抢救无效于2008年7月22日死亡。事后，顺德分局交通警察大队在当地日报刊登了认尸启事，但至今仍未出现其近亲属。2008年8月13日，交通事故责任中认定，蔡某承担此事故的全部责任，无名氏在此事故中无责任。按照法律规定，交通事故的处理应在交警的主持下由事故的双方协商处理，可这起事故的受害人已经身亡，也没有受害人的近亲属出现，这就意味这这起交通事故只有肇事者一方存在，事故处理陷入了僵局。同时，蔡某也处于尴尬的境地：他到交警部门询问赔偿款的事情，交警部门表示如果蔡某真的要赔的话,只能按城镇标准赔偿，但目前他们的部门还没成立救助基金，所以该赔偿款即使蔡某给了也不知道如何处理，建议蔡某暂不用支付；但如果不支付，到时追究其交通肇事罪时, 难以被判处缓刑；另一方面，蔡某购买保险所在的保险公司也明确表示，如果蔡某把钱先付了，他们也不会进行理赔，理由在于死者的身份得不到确认。如果蔡某真的不给钱，那么谁来为无名氏主张权利呢？民政局可否代替无名氏作为原告起诉呢？

处理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在没有找到无名氏亲属的前提下，蔡某不用赔偿，民政局不能作为原告代替无名氏起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赔偿权利人“是指因侵权行为或者其他致害原因直接遭受人身损害的受害人，依法由受害人承担扶养义务的被扶养人以及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据此，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受害人死亡的，赔偿权利人是依法由死亡受害人承担扶养义务的被扶养人以及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另《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所以，作为原告必须是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等。因而民政局或属下的救助站不是无名氏的近亲属，其无权代表无名氏起诉。

第二种意见认为：民政局有权代替无名氏起诉。虽然《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作为原告必须是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但当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没有成立或侵权人不愿意赔偿的情况下，民政部门理当成为赔偿款的保管单位。从维护无名氏这样的弱势群体的生命健康权利出发，从民法规定的公平原则出发，从国家和社会管理出发，民政局可以成为案件中的诉讼主体。

意见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下面从多个方面来作探讨：

1、类同案例的处理：自2004年全国第一例民政局为无名氏维权案发生后，全国各地陆续出现了类似上述情况的案件，主要是在交通事故当中，死亡者都为无名氏，交警无法确认其身份，同时无法联系到其近亲属。为维护无名氏家属的权益，打破案件的僵局，民政局以下属单位救助站或者自己的名义替无名氏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肇事者或者保险公司等相关责任方承担赔偿的责任。不同地区的法院对这些案件的处理方法都不同，如：

2006年4月，高淳县法院对境内两名流浪汉因车祸身亡的案件，因主体不适格，驳回民政局起诉；

2005年临湘法院以判决形式承认了民政局的诉讼主体资格，被告被判向原告支付赔偿款共15.46万余元；

2006年6月在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区，一司机将一流浪汉当场撞死，民政局下属的救助站提起诉讼，2006年11月，宜昌伍家岗区法院通过调解，使肇事司机和车主同意赔偿被撞死流浪汉死亡赔偿金6.2万元……

法院对民政局在交通事故中替无名氏起诉的做法，有支持与不支持，民政局是否有主体资格？

 2、民政局的起诉主体适格。

从上述发生的类似案件的判决情况来看，法院对民政局替无名氏维权的做法是逐渐支持的，分析如下：

其一，从民政局的职责与性质来看，其是社会流浪群体的直接管理和救助机关，而无名氏大部分是流浪者，民政局替无名氏维权，既有职责也有职权。民政部门并不仅仅为了个体利益，更多的是为了社会的公共利益站出来，为被撞身亡的无名氏向肇事者索赔，是比较合适的，也是其救助贫弱群体的职责体现。

其二，从法律规定的角度来看，我国《民法通则》关于监护的规定也能提供证明。根据民法通则16条的规定，对没有合适的自然人担任监护人的被监护人，民政部门一般为监护人。其次，《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作为原告必须是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等。对于直接利害关系的理解，一般认为是存在实体上的权利与义务。显然，法律在制定之初，是没有考虑到死者为无名氏的特殊情况。但如果对直接利害关系作广义一些的理解，我们就可以看出，负有直接管理责任的社会机构对被管理人员的事宜应当也有直接利害关系。

其三、从法理的角度来看，法院以民政局与无名氏没有直接厉害关系驳回起诉，这不符合法律一贯坚持和追求的公平原则。从深层次看，法院的判决显然有些僵化司法的味道，即除了法律的明文规定外，没有能力也不敢到法律背后寻找它的精神和宗旨所在。其实，民法的最大特点是公正公平地调整社会关系。在民事司法领域，司法者除了依据明文规定审理案件之外，如按照明文规定判决显失公平、与法律追求的公平正义精神相违背的情况，则完全可以依照公平原则处理案件。

其四，从肇事者的角度而言，发生交通事故后如果其要负全部或主要责任，无论其撞倒的是无名氏或有名氏，均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赔偿款一定要赔，如果构成交通肇事罪还要承担刑事责任。在审判实践中，因交通肇事罪一般是过失犯罪，往往肇事者的认罪态度好，并且对死者愿意做出合理的赔偿，法官都会对肇事者做出刑事责任轻判。所以，民政局的起诉资格确定，对于肇事者来说，也是自身利益的一种维护。

其五，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也存在着管理成本和救助支出的问题。大多数流浪人员在疾病和年老的时候，势必需要国家承担责任。规定国家对于无名氏予以一定形式的赔偿，以此作为救助资金的来源是合理和必要的。

纵上所述，民政局可以成为无名氏的诉讼主体。

2、赔偿的标准。

在公安局尚不能明确无名氏是农村身份还是城镇居民的情况下，是根据城镇居民还是农村的标准进行赔偿呢？根据《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二条：交通事故死亡人员身份无法确认的，其死亡赔偿金按照事故发生地的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二十年。可见我省对无名氏的人身损害赔偿标准，是按城镇居民计算。

3、赔偿款的保管和处理问题。

民政局如果能够替无名氏作为交通事故中起诉主体，要求责任者进行赔偿，那么得到的赔偿款该如何进行处理？根据《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二条：“……其死亡赔偿金，交由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代为保存。”另根据公安部《交通事故处理工作规范》第七十四条规定，交通事故死亡人员身份无法确认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将其所得赔偿费交付有关部门保存。根据以上的规定，赔偿金交由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代为保存，但目前很多地方还没有成立当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的情况下，民政部门应该成为赔偿款的保管单位。作为民政部门收到赔偿款后，首先应当履行公告程序，以期能够寻找到死者亲属或者权利的继承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如果无法找到，民政部门扣除必要的费用后交国家所有，归属于专门的救济基金，纳入救助基金统一使用和管理，用于社会流浪、乞讨人群的救助。如这期间权利人出现，其负有返还的义务。至于公告至上缴国库的期限，笔者认为应该适用民事诉讼法有关下落不明4年而宣告死亡的时间比较合理，因为死者家属在4年内不见了亲人，应该会进行寻找或公告，如果4年都不寻找的话，难以再查找。当然，有关部门在火化无名氏时要保留起骨灰，可以日后与其亲属进行亲属鉴定。 操作建议：

综合以上的探讨，针对前文所举的案件，笔者提出以下操作建议：

首先，公安机关对已侦结的“无名氏”人身损害案件，应先向肇事者及其投保的保险公司发出赔付通知书，要求其将赔偿款付给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的帐户，如果还没有成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的，则将赔偿款付给事故发生地民政部门；如果肇事者及其投保的保险公司均不愿意赔偿，则公安机关在向检察机关提出起诉意见书时，应提出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建议，并随案移送检察机关，由检察机关向民政局提出以其作为无名氏的诉讼主体参加诉讼，提出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直接起诉肇事，同时将保险公司列为共同被告。

关于名人的故事篇4

内容提要: 我国刑法学界对相对刑事责任人应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和罪名与犯罪行为产生较为激烈的争论, 导致这种争论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刑法条文规定的不明确以及不严密造成的。对刑法典第17条第2款的解释和适用, 应遵行行为+罪名的限定方式, 即17条第2款的规定虽是八种犯罪行为,但在确定罪名时, 必须以立法所体现出的八个罪名为限。在此基础上通过对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立法缺陷的分析, 提出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重构思路。 

一、刑法典第17条第2款的学理解读

    刑法典第17条第2款是关于已满14至不满16周岁的人实施特定犯罪如何适用法律的规定,即学理和司法实务界所指称的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承担刑事责任的规定。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属于未成年人的一部分, 而17条第2款是关于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实施何种行为构成犯罪的规定, 即入罪的规定。我国刑事政策对未成年人犯罪坚持保护性、教育性的基本理念, 理当在对17条第2款进行刑法解释时限制或降低入罪的可能性, 即便构成犯罪, 鉴于未成年人的可塑性,可以通过犯罪非刑罚化的途径解决。但事与愿违, 实际有权的刑法解释及具有刑法适用指导性的法律文件却恰恰与刑事政策的保护实施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的理念相对立。正本清源, 实有必要从学理解释的角度还原刑事政策意旨下的刑法典第17条第2款的关于紧缩未成年人构成犯罪进而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的立法目的, 从根本上体现刑事政策的以教育为主、以惩罚为辅的精神。WwW.133229.Com

    (一) 关于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所实施的犯罪行为范围的限定

    无论刑事社会学派如何强调以行为人为中心, 但刑法对行为人的否定性评价是从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入手的, 这是客观事实上升为法律事实的规律性; 虽然对刑事古典学派一直坚守的“无犯罪行为无刑罚”的教条应予以反思, 但行为在犯罪成立中的核心地位不能动摇。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应对自己所实施的何种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自然是问题的核心, 但根据第17条第2款的规定,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 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 应当负刑事责任”, 按照国民正常认知方式来理解“犯⋯⋯罪的”表述方式, 结论是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所实施的行为必须符合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强奸罪、抢劫罪、贩卖毒品罪、放火罪、爆炸罪、投毒罪的构成要件, 才应当负刑事责任, 即是关于8个个罪罪名的规定, 即未成年人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必须是八个罪名所直接包含的危害行为, 未成年人间接性地触犯八个罪名的行为是否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不无疑问, 犯罪行为隐退到罪名的背后。而未成年人实施的犯罪行为虽没有直接触及这八个罪名, 但却可以间接地触犯这八个罪名的适例在现生活中是大量存在的, 对此如何定夺争议颇大。刑事政策指导下的立法旨在限制、压缩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 所以从罪名入手加以限缩, 而现实案件却呼唤对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范围的扩大。针对这种进退两难的境地, 2002年7月24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承担刑事责任范围问题的答复意见》, 指出我国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这八种犯罪, “是指具体犯罪行为而不是具体罪名”, 可称为“行为说”。紧随其后, 200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承担刑事责任范围有关问题的答复》, 确认了行为说, 其规定: “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实施了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行为, ⋯⋯”, 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规定,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实施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以外的行为, ⋯⋯”。由此, 行为说代替了罪名说, 成为学界和司法实务界的主流观点和裁判依据, 并影响到刑法典第269条的立法规定和实务适用。

    显见, 要将刑事政策对未成年人犯罪所确定的以教育为主、以惩罚为辅的精神一而贯之的话, 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以罪名说为框定标准是恰当的, 它虽有放纵犯罪的可能, 但这一由立法漏洞所导致的后果只能由国家自身来承担而不能转嫁给行为人, 特别是行为人是未成年人时, 这种转嫁更是破坏了刑法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但事实是, 前述司法解释中的内容证明罪名说已完全由行为说所代替, 这种转变的法律依据显属苍白无力, 一是行为说代替罪名说的依据就是2002年7月24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答复意见》。全国人大法工委既不是全国立法机关, 也不是法定的立法解释主体, 《答复》的性质为何是疑点之一; 二是司法解释是具有裁判性规范的性质,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作为有权司法解释主体, 既是制定者又是适用者, 为防止司法解释的恣意出击, 为缩小国家刑事法律规范与国民认知和适应性的张力, 它们所产生的司法解释必须是在立法意旨范围内, 即必须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由此观之, 行为说代替罪名说有违罪刑法定原则之嫌, 此为疑点之二; 三是退一步讲, 即便抛开前述两个疑点而不论, 行为说代替罪名说仍存在一个无法回避的前置性问题, 即17条第2款的立法目的定位。刑法典第17条第2款的立法目的来源于立法决策, 而立法决策决定于具有价值判断属性的刑事政策。前已揭示, 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一贯坚持保护、教育的基调, 所以,17条第2款的立法目的就是通过限制、缩小未成年人构成犯罪的范围, 限制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触犯罪名的数量, 或者虽构成犯罪而通过法定从轻处罚、免除处罚或非刑罚化达到保护、教育的目的。立足于此立法目的, 在立法没有修订的前提下, 为防止行为说扩张未成年人犯罪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 实有必要从未成年人所实施的犯罪行为构成的司法罪名上加以限定, 而这一限定奢望通过目前的刑事立法规定和司法解释是无法实现的, 唯一的途径是通过学理解释的主张,__ 采取行为+罪名的限定方式, 体现了刑事政策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教育、保护的理念。

    (二) 关于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实施犯罪行为所触犯罪名的限定

    行为+罪名的限定方式是指刑法典第17条第2款所设定的是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具体样态及具体样态所触犯的具体罪名。行为具体样态包括故意杀人行为、故意伤害行为、强奸行为、抢劫行为、贩卖毒品、放火行为、爆炸行为和投毒行为, 而这八种行为既可以是这八个罪名成立所要求必备的、直接对应的危害行为, 如故意杀人罪中的故意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 也可以是刑法典第17条第2款以外的行为的附随行为, 如在实施非法拘禁行为时使用杀人或重伤害的暴力行为。若是前者, 则触犯的罪名就是八个罪名之一, 即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实施故意剥夺他人的生命的行为, 则触犯了故意杀人罪的罪名; 若是后者, 则出现了罪名认定上的障碍和冲突: 按照200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答复》的规定, “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实施了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行为, 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 其罪名应当根据所触犯的刑法分则具体条文认定”, 意味着附随行为不能单独构罪, 只能以主行为触犯的罪名来进行认定, 若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在实施非法拘禁行为时使用杀人或重伤害的暴力行为, 而暴力行为本身不能单独构罪, 对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应认定为非法拘禁罪, 同理, 对于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绑架后杀害被绑架者的, 结论自然是“其罪名应当认定为绑架罪”, 如此推定, 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因实施刑法典第17条第2款所规定的行为而触犯的罪名数量已远远超出了立法所设定的八个罪名。推而广之, 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可能触犯的罪名与完全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可能触犯的罪名在数量上和质量是没有太大差异了, 而这一结论与刑法典第17条第2款的立法旨趣是大相径庭的,也与国家所设定的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理念相违背的。与此相左, 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第5条规定: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实施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以外的行为, 如果同时触犯了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 应当依照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确定罪名, 定罪处罚。”可以看出, 这部司法解释虽然恪守行为说, 但在罪名认定上回归于刑事立法所确立的罪名范围, 即前文所设定的行为+罪名限制方式。就我国目前的刑事立法实际和司法适用条件而言, 这不失为一种理性的解决方式。

    依据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的理念, 经过学理解释的探究, 结论是对刑法典第17条第2款的解释和适用, 应坚守行为+罪名的限定方式, 即17条第2款规定的是八种犯罪行为而不是八个罪名, 但在确定罪名时, 必须以立法所体现出的八个罪名为限。

  

二、我国刑法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的立法缺陷

   (一) 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的立法模式

   世界各国有关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的刑事立法, 主要有两种形式:

   1. 第一种: 规定处于该年龄阶段的人, 只要被证明确实具有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时,行为人才负刑事责任; 否则就不负刑事责任。这种立法方式的特点: ( 1) 法院断定一个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应否负刑事责任, 不是靠法律的规定, 而是靠法官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2) 这种立法方式过分扩大了司法的权限, 容易造成司法的不统一和不协调。这种立法方式把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的行为人应否负刑事责任的重大原则问题由司法人员裁决, 过分扩大了司法的权限, 容易造成司法的不统一和不协调, 甚至也给司法工作过分增加了本可避免的困难。

    2. 第二种: 在法律中明确规定一些较为严重的犯罪行为, 在处于该年龄阶段的人对其负刑事责任, 对未列出的犯罪行为不负刑事责任。这种方法方式的特点: 在法律中明确规定一些较为严重的犯罪行为, 如果处于该相对负刑事责任阶段, 就对其行为负刑事责任, 否则就不负刑事责任。法官可以根据行为人的犯罪行为和年龄裁判, 这种规定明确、具体, 因此司法的操作性极强。根据我国刑法第17条2款的规定, 我国采用的是第二种立法模式。

    (二) 我国刑法对相对负刑事责任人的立法规定

    在新刑法颁布施行后, 理论界对相对刑事责任人应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和罪名与犯罪行为产生较为激烈的争论。笔者认为导致这种争论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刑法条文规定的不明确以及不周严造成的。因此, 我国刑法对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规定存在实质性的缺陷。

    1. 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人的刑事责任适用标准

    新刑法第17条第2款的规定相对于1979年刑法的规定(已满十四岁不满十六岁的人, 犯杀人、重伤、抢劫、放火、盗窃罪或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罪, 应当负刑事责任。) 更加明确、具体, 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更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 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由于该条款在用语上有的是以罪名方式表述的, 如贩毒罪; 有的是以行为方式表述的, 如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因此, 理论上和实践中在理解该条款时, 有“罪名标准说”和“行为标准说”两种基本观点。“罪名标准说”认为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的人只对该条款规定的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的情形) 、强奸罪、抢劫罪、贩卖毒品罪、放火罪、爆炸罪、投毒罪(现已改为投放危险物质罪) 这8个罪名的犯罪负刑事责任, 触犯其他罪名的犯罪不负刑事责任。“行为标准说”认为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的人应当对该条款所规定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这8种行为负刑事责任。“罪名标准说”的理由: 第一, 从刑法条文来看, 所谓“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的, 应当负刑事责任。”之表述, 其落脚点在于“罪”, 显然, 在这里的“罪”是指罪名而非犯罪行为。第二, 如果将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理解为是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的人应承担刑事责任的犯罪行为范围, 则范围将会非常大且其不确定性将会非常强, 这与罪刑法定原则是背道而驰的, 不符合立法者本意。造成一些学者认为该条款规定应当是8种罪名的原因是立法时立法者考虑不周造成的, 因此, 新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存在缺陷。笔者认为该条款规定是8种犯罪行为。理由: 第一, 符合罪名确定。我国刑法中的罪名只有极少数是立法罪名, 如贪污罪、受贿罪、行贿罪等, 其他则是需要司法机关依照一定的原则(合法性、概括性及科学性)予以具体确定的司法罪名。如果以“罪名”为标准来理解该条款的规定, 那么, 在客观上就承认了我国刑法所规定的罪名中存在“故意伤害致人重伤罪”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 与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确定罪名的解释相矛盾。2002年3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和199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的罪名的意见》中均没有“故意伤害致人重伤罪”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 只有“故意伤害罪”。第二, 符合法律是调整特定社会关于行为规范的性质和功能。[ 1 ] ( p38) 刑法是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规范。依据刑法第13条对犯罪概念的规定, 我国刑法所惩处的是人的一种特殊的危害行为, 不是该行为的罪名, 没有行为就没有犯罪。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对于法律来说, 除了我的行为以外, 我是本不存在的, 我根本不是法律的对象”。作为犯罪行为名称即罪名是对某种犯罪行为本质特征或主要特征的高度概括, 是立法者和司法者便于识别各种各样的犯罪行为而给它加上的一种符号。第三, 能够解决比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更为严重的犯罪。如果我们认为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是8种罪名, 那么, 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的人犯了可能比8种罪名以外的更为严重的罪却受不到追究。例如, 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绑架行为过程中故意杀人的, 抢劫枪支、弹药及爆炸物的,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造成多人死亡等等,__ 这些犯罪行为比单纯的故意杀死一个人、抢劫人的财物更为严重, 社会危害性更大, 反而不承担刑事责任, 这是有悖法理的。如果追究相对负刑事责任人却违反罪刑法定原则。我们把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作为8种犯罪行为, 通过想像竟合犯理论的更新(后文论述) , 就能够解决上述问题。第四, 有关部门的答复也认为应当以“犯罪行为”标准来理解该条款。2002年7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答复意见》中明确指出: “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八种犯罪, 是指具体犯罪行为而不是具体罪名。对刑法第17条中规定的‘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 是指只要故意实施了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后果的, 都应当负刑事责任, 而不是指只是犯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的, 才负刑事责任, 绑架撕票的不负刑事责任。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绑架人质后杀害被绑架人、拐卖妇女、儿童而故意造成被拐卖妇女、儿童重伤或者死亡的行为, 依据刑法是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

    2. 我国刑法对相对负刑事责任人的立法规定缺陷

    第一, 危害程度相近的严重犯罪并未被同等入罪。

    刑法第347条规定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为选择性罪名, 这四种行为均可独立成罪。从其法定刑可以看出, 这几种犯罪行为的法定刑完全相同, 社会危害性也并无多大差异。在刑法修订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释》, 对79年刑法第17条第2款“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界定就包括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 对这四种罪名是同样对待的。而在刑法修订后, 仅将这四种选择罪名之一的贩卖毒品罪在刑法第17条第2款中加以规定, 而对另外三种性质类似、危害相当的罪名未加以规定。根据新刑法的规定, 笔者认为, 对第17条第2款规定的贩卖毒品罪, 只能作为贩卖的手段所实施的毒品行为这样狭义的理解。不能作为包括走私、运输、制造毒品罪的广义的理解。其主要理由是: 根据新刑法第347条的规定, 贩卖毒品只是选择性罪名中的一种犯罪形式, 或者说是选择性罪名中的一个具体罪名。完整的罪名应当是“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按照我国刑法学的理论和司法实践的做法, 对于行为人只实施了其中一个行为形式的, 根据其行为形式分别定不同的具体罪名, 如只实施了走私毒品行为的, 就定走私毒品罪; 只实施了制造毒品罪的, 就定制造毒品罪。对于分别实施了其中几个行为形式的, 也不数罪并罚, 而选择其中的主要行为定罪, 如分别实施了制造、走私毒品行为的, 可以主要行为定为制造毒品罪。因此, 贩卖毒品犯罪行为不能涵盖走私、运输和制造毒品的犯罪行为。如果硬要将贩卖毒品犯罪行为解释为包括走私、运输和制造毒品的犯罪行为, 是有悖于新刑法第3条所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的。刑法第115条对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规定了五个罪, 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只对其中的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负刑事责任, 而对另外两种犯罪———决水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却不负刑事责任。由此可见, 对于危害程度相近的严重犯罪, 有的列入, 有的未列入, 应当说是立法上的缺陷。

    第二, 以犯罪对象决定行为侵害性的严重程度有失偏颇。

    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抢劫罪是否应当包括刑法第127条第2款规定的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罪? 对于这问题, 学术界观点不一。何秉松教授认为, 刑法第127条第2款规定的抢劫罪中, 其性质比第263条规定的抢劫罪更为严重, 其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更为明显, 因而更易为青少年所认识。因此, 应当把这两种罪都包括在内。有的学者认为抢劫罪与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罪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罪名, 从立法者的本意看, 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抢劫罪并不包括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罪。理由: 其一, 判定一个行为人是否构成某一个罪, 不在于其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的大小, 而在于其是否符合有关的犯罪构成。由于抢劫罪的客体是公民的人身安全与公私财产的所有权, 犯罪对象是公私财产; 而抢劫枪支、弹药、爆炸和罪的客体是公共安全, 诚然, 抢劫罪的社会危害性比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罪的社会危害性小。其二, 从法定刑上看, 刑法第263条规定的抢劫罪中的法定刑起点为3年以上有期徒刑。而刑法第127条第2款规定的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罪中的法定刑起点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所以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中的抢劫罪不应包括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罪。否则, 将违悖于刑法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根据此观点, 犯罪对象不同, 刑法第17条第2款列入了性质严重的犯罪, 却忽略了性质更为严重的犯罪, 应当说是立法上的又一个缺陷。

   第三, 对严重的犯罪负刑事责任, 对更为严重的犯罪却不负刑事责任。

   近年来绑架犯罪案件增多, 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 但刑法典第17条第2款并未将其纳入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应负刑事责任的范围。以致在司法实践中, 对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绑架致人死亡或杀害被绑架人的案件如何处理, 往往处于两难的境地。例如案件: 张某(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因对雇佣其打工的饭店老板任某心存不满, 伺机敲诈报复。遂于1998年6月找到中学生肖某(15周岁) , 经过商议, 二人按计划由肖某把任某10岁的儿子任某某骗至一树林,张某按住任某某的双腿, 肖某掐住任某某脖子, 将任某某杀害。肖某怕任某某没死, 又用石头砸其头部数下, 后二人将尸体掩埋。张某把勒索10万元赎金的敲诈信寄给任某, 张、肖在约定地点拿赎金时被公安机关抓获。检察机关在对张、肖认定犯罪性质时, 有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 张某构成绑架罪, 肖某无罪。理由是张、肖二人经过预谋绑架并杀害任某某, 理应构成绑架罪, 但肖某还未满16周岁, 与绑架罪的主体不符, 按照罪刑法定原则, 肖某不能构成犯罪。张某构成绑架罪, 其杀害被绑架人的行为作为加重处罚的情节; 第二种意见认为, 张某构成绑架罪, 肖某构成故意杀人罪。理由是肖某的行为完全符合故意杀人罪的犯罪构成, 在不能构成绑架罪的情况下, 构成故意杀人罪。[ 2 ] ( p20) 法学界对于此类案件应当如何适用刑法存在较大分歧, 归纳起来有以下两种观点: 肯定说认为;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绑架并杀害被绑架人的, 应当适用刑法第232条以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理由: 其一, 绑架过程中的故意杀人行为完全符合刑法第232条规定的故意杀人罪的构成条件,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 并不缺少任何构成事实, 相反舍弃了过剩的绑架部分。其二, 在判断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是否负刑事责任时, 首先要将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各种犯罪的构成要件作为大前提, 然后将他们实施的具体行为作为小前提, 再得出是否构成犯罪的结论。当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单独或者共同绑架他人并故意杀害他人时, 司法机关应当将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作为大前提, 然后将这一事实作为小前提, 再得出结论。这样的判断结论必然是成立故意杀人罪, 而且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其三, 将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在绑架过程中故意杀人的行为认定故意杀人罪,可能面临这样的问题, 同样的行为, 为什么已满16周岁人实施时认定为绑架罪, 而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实施时认定为故意杀人罪。这是因为, 年龄影响犯罪的认定, 年龄既然影响犯罪与否, 当然也可能影响犯罪的性质。造成上述局面, 是因为对行为的评价范围不同: 即对于已满16周岁的人, 评价了全部行为; 对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仅评价了其中的杀人行为,故结论不完全一样。否定说认为; 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绑架人质并杀害被绑架人, 行为人不负刑事责任。理由是,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绑架并杀害被绑架人的行为属于刑法第239条规定的绑架罪。但是刑法第17条第2款关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负刑事责任的范围的规定不包括绑架罪, 所以根据罪刑法定原则, 行为不负刑事责任。[ 3 ] ( p32) 如果按照否定说的观点, 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绑架人质并杀害被绑架人, 行为人不负刑事责任。那么, 对严重的犯罪负刑事责任, 对更为严重的罪却不负刑事责任。我赞成肯定说, 从刑法理论上看, 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绑架杀人尽管在刑法条文上不按绑架罪定性和处罚, 但已经构成犯罪, 按照具体触犯的罪名处罚, 这样, 才能有利于惩罚犯罪, 发挥刑法功能。然而, 造成这样的两种对立的观点, 说明立法上存在严重的缺陷, 需要予以完善。(后文论述) 。尽管上述争论随着2003年4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答复》而基本归于平息。该答复如下: “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实施了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行为, 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 其罪名应当根据所触犯的刑法分则具体条文认定。对于绑架杀害被绑架人的, 其罪名应认定为绑架罪。”但我认为, 该司法解释是值得怀疑的: 其一, 根据1981年6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 最高人民检察院只能就法律适用问题进行司法解释, 刑法第17条第2款引发的问题涉及到罪与非罪, 此罪与彼罪。其二, 该解释是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单方面作出的, 对人民法院是否有约束力? 如果人民法院不予采纳, 那么, 该解释就没有实际意义。

   三、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负刑事责任的立法完善

    (一) 解决方法

    我们应当在立法精神的指导下,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采用不同的方法加以解决, 根据不同学者的不同观点, 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方法:

   1. 补充立法

   对于危害严重应当为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 但没有加以规定的犯罪, 应当通过补充立法加以解决。例如, 走私、运输、制造毒品罪。

   2. 理论的更新

   即对于想象竟合犯, 应当用更新的、更合理的理论去认识解决司法实践中的问题。[ 4 ](p23) 例如, 决水罪、破坏交通工具罪、破坏交通设施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对于以杀人的故意所实施的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行为, 可以直接按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

   3. 分割的方法

   有人主张采用分割的方法, 将未列入刑法第17条第2款的其他犯罪中又有列明的八种犯罪危害行为或后果时, 将该危害行为或危害结果分割出来定罪。例如, 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实施的绑架行为中有故意杀人行为的, 不以绑架罪定罪, 而以故意杀人罪定罪; 实施强迫卖淫行为中有强奸行为的, 不以强迫卖淫罪定罪, 而以强奸罪定罪。[ 5 ] ( p41)

   4. 法律解释

   对刑法第17条第2款的规定是犯罪行为还是罪名, 由立法机关作出立法解释, 确定是犯罪行为。例如, 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 危险物质罪虽然没有列入刑法第17条第2款, 但是,只要有抢劫行为, 不论对象是什么, 都可追究刑事责任。

   5. 增强概括性规定的方法

   概括性规定, 刑法理论又称之为概然性规定, 是指法律对某问题所作的不是明确而是抽象的规定, 这些规定具有一定的弹性, 允许司法机关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相应的解释。立法模式是“明确部分严重犯罪+概括性规定”。概括性条款为“其他严重危害社会应当判决十年有期徒刑以上的。”

   (二) 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负刑事责任的立法完善

   通过上述对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存在缺陷的分析, 为了消除刑法学界对此问题的分歧,笔者针对我国刑法第17条第2款的规定予以重构;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 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犯罪行为的, 应当负刑事责任。”重构的特点: 第一, 明确刑法第17条第2款的规定是犯罪行为, 能够解决不论是抢劫财物还是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 以抢劫的对象定罪名。如抢劫一般财物, 定抢劫罪; 抢劫枪支, 定抢劫枪支罪。第二, 把与贩卖毒品危害相当的、走私、运输、制造毒品的犯罪行为列入该条款。这种重构解决了刑法学界对一些问题的分歧, 对司法实践有较大的实际意义。

   但是, 没有解决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绑架致人死亡或伤害被绑架人、以危害方法危害公共安全造成多人死亡、强迫他人卖淫中强奸行为等定性问题。这个问题笔者认为需要对“想像竟合犯”进行理论更新。想像竟合犯, 是指行为人基于一个犯罪意图所支配的数个不同的犯罪意图, 实施一个危害行为, 而触犯数个罪名的犯罪形态。其特征是:

   1. 主观上出于一个犯罪故意所支配的数个不同的罪过。一个犯罪的意图既可以是故意, 也可以是过失。一个犯罪意图所支配的数个不同的罪过。这种不同的罪过包括数个内容不同的故意; 也包括数个内容有别的过失, 还包括一个故意和一个过失的结合。

   2. 客观上行为人只实施了一个行为。一个行为是指16周岁以上的人所实施的, 对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实施的行为可以是两个行为, 但必须其中一个行为是一个负刑事责任的行为, 另外一个行为法律规定不负刑事责任。

   3. 一个行为能触犯了数个罪名。对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触犯的数个罪名中, 其中至少有一个罪, 法律规定可以负刑事责任, 其它的罪不负刑事责任。想像竟合犯的处罚原则:“从一重罪处断”或“从一负刑事责任的重罪处断”。

   对想像竟合犯理论的更新, 对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绑架致人死亡或杀害被绑架人; 决水、破坏交通工具、破坏交通设施、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等致人死亡、非法拘禁行为人在实施非法拘禁过程中使用暴力致人死亡的等行为, 可以以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 对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在拐卖妇女过程中奸淫被拐卖妇女的、强迫他人卖淫中强奸后迫使卖淫的可以以强奸罪定罪处罚。

参考文献:

[1] 刘杰. 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之刑事责任适用标准[ j ]. 株洲工学院学报, 2004, (4).

[2] 由龙涛. 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绑架杀人定性浅析[ j ]. 法学专论, 2001, (5).

[3] 牟伦祥. 绑架罪条款有疏漏之处[ j ] . 法律与监督, 1999, (3).

关于名人的故事篇5

【关键词】公益广告 经典叙事学 后经典叙事学

公益广告是一种服务公众的非盈利性广告，其核心诉求在于传递社会主流文化和价值观。①中国的公益广告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2013年，央视在蛇年春晚上首次插播公益广告，从观众当时的反响来看，插播非常成功。在春晚上插播公益广告，由于收视率高，受众参与广泛，可以获得更为显著的传播效果。

公益广告是一种为公益行动、公益事业提供服务的广告传播活动，其目的在于推广有利于社会和谐与发展的思想意识、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②公益广告的制作要遵循政治性原则、倡导性原则和情感性原则。央视2015年春晚公益广告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象，而且传递了时代的思想政治观念，倡导人们去践行真善美，将观念依附于情感，从而引发广泛共鸣。

本文选取央视在2015年春节联欢晚会上播放的四则公益广告为研究对象，采用叙事学的理论框架来分析其叙事特点和叙事方法，试图探寻其传达的核心诉求，以及背后隐含的文化意义。

一、经典叙事学分析

叙事学包括经典叙事学和后经典叙事学。前者以文本为中心，隔断作品与环境的关联；后者则将作品视为文化语境中的产物，关注作品与环境的关联。经典叙事学主要从叙事结构、叙事视角、叙事时间、叙事空间等四个方面来分析。其中，叙事结构主要分析内容构造和情节安排；叙事视角则分析故事的视角，包括非聚焦型、内聚焦型和外聚焦型三种类型；叙述时间则涉及顺时序、逆时序还是非时序分析；叙事空间主要分析镜头、剪接、画面、色彩、灯光、音效等元素，以及这些元素营造出的空间氛围等。

1.叙事结构分析

四则公益广告都以过年为背景，除了第三则《时光倒流篇》叙述了一些自然现象以外，其他几则都是以故事的形式进行叙述，每个故事都有开始、过程和结局。以《只盼这一天》为例，该广告讲述了一个故事：一名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的小男孩，在快过年时，每天都拿着望远镜搜寻爸爸妈妈的身影，最终等到爸爸妈妈回家。开始是他期盼、等待父母回家的镜头，中间过程讲述了他在期盼过程中的行为，包括晚上睡觉都要拿着望远镜、每天看日历等，结局是终于在望远镜中看到了父母的身影，随后快速奔向父母的怀抱。

在这则广告中，小男孩和望远镜是故事的主线，小男孩作为主要人物贯穿故事始终，望远镜作为核心道具推动故事发展。小男孩最开始坐在山上拿着望远镜看远方，然后在家拿着望远镜透过窗户看远方，睡觉时发现望远镜不在身边就急着寻找，甚至抱着望远镜入睡，终于透过望远镜看到了归来的父母，在奔向父母的过程中望远镜掉落却不自知。小男孩和望远镜两条线索，一个正面表现，一个侧面衬托，反映了小男孩渴望父母回家的心情。

与《只盼这一天》不同，《名字篇》《中国字 中国年》都是由几个小故事构成的，每个小故事也有开始、过程和结局，分别是完整的故事。在整个广告中，有一条明线把所有的小故事串联起来，《名字篇》是名字，《中国字 中国年》则是中国字，这使得广告非常连贯，并体现出一定的主题意义。

2. 叙事视角分析

根据叙事中视野的限制程度，视角被分为三大类型：非聚焦型、内聚焦型和外聚焦型。非聚焦型又称零度聚焦，叙述者或人物可以从全能全知的角度观察被叙述的人和事，而且可以从一个位置任意移向另一个位置。在这一类型的叙事视角中，通常都是用第三人称来进行叙事。在内聚焦视角中，每件事都严格地按照剧中人物的感受或意识来呈现，以缩短人物与读者的心理距离，使观者获得一种亲切感。这种叙事通常是第一人称叙事，也是一种限制叙事。在外聚焦型视角中，叙述者严格地从外部呈现每一件事。换句话说，就是只提供人物的外貌、行动和环境，却不探寻人物的思维、情感以及行动的动机、目的。③

2015年央视春晚播出的这四则公益广告交替采用了非聚焦型和内聚焦型叙事。就前三则广告来说，采用了非聚焦型叙事，只是每则广告中的小故事采用了内聚焦型叙事，即运用第一人称来说明自己对某件事情或是对自身的看法。

《名字篇》由几个小故事组成，10个名字就是10个故事，10个故事的主角通过画外音的方式讲述自己名字的故事，让观众感知和思考名字背后的意义。每个叙事者都只有几句话，例如冯援朝说：“我的名字叫冯援朝，我爸当年在这儿过的鸭绿江，他再也没有回来。”叙事者从自己的角度讲故事，感觉是在和观众进行对话，拉近了与观众的心理距离，是内聚焦型叙事。把10个名字的故事合起来，从编导的视角来看，这则广告从10个角度讲述了10个人的故事，是一种无所不在的视角，视角不受限制，是非聚焦型叙事。《中国字 中国年》和《时光倒流篇》中的叙事视角与《名字篇》完全相同。

《只盼这一天》全篇只有一个故事，剧中人物没有台词，只有画面表达，运用孩子的视角，通过孩子的各种动作和神情，刻画出孩子期盼父母回家过年的状态，特别是这一过程中的期待、焦虑和最后的喜悦心情，属于第一人称叙事，也是一种典型的内聚焦型叙事。

3. 叙事时间分析

叙事时间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时间选择、时间顺序的安排和时间的变形。所谓时间选择，是指叙述者由于在有限的时间里不可能讲完无限的故事，因此选择性叙事成了叙述者处理时间上的第一位问题。叙述者对影片里叙事时间的选择有两个方面：历时性选择和共时性选择。所谓时间顺序的安排，是指由于故事时间往往是多维的，但是具体叙事时间只能是一维的，因此如何把共时性的、多维且相互交叉的事件以前后有序的方法叙述出来，就是时序要处理的问题。对于时序的处理方式有：顺叙，倒叙，插叙等。时间的变形也就是热奈特使用的术语――时距。以影视为例，时距探讨的是影视的故事时间与放映时间之间的关系，一般而言影视的放映时间短，其讲述的故事本身的实际历史时间长，譬如《末代皇帝》的故事时间是60年，放映时间是164分钟。热奈特把速度的可能性划分成四种：停顿、场景、概要和省略；在分析视觉文本叙事时，叙事的速度可以分为三种方式：时间的膨胀、时间的省略和时间的复原。④

首先分析对时间的选择。由于是在春晚上播放，公益广告的内容也都是以春节为背景，其广告的叙事时间是传统的春节前后。在这几则广告中，有历时的选择，也有共时的选择。每个小故事都是按时间顺序展开的，这是历时性。但是小故事之间的关系从剪辑上看是平行蒙太奇，因此又是共时性的。例如《中国字 中国年》叙述了四个过年的故事，分别是：爷爷教孙子写“人”字、族长把新人写入族谱、妈妈在给女儿的红包上写祝福语、一家人为新生宝宝取名字。从广告中对场景的布置来看，这四件事都发生在过年时节，是共时的。

其次，在时间顺序上，《名字篇》《中国字 中国年》《只盼这一天》都是顺叙，《时光倒流篇》采用倒序中的闪回叙事。前三则根据事件发生、发展的自然方式进行叙事，故事的开始和结尾的次序非常明显，故事的现实时间与广告叙事时间相同。《时光倒流篇》展现了现象或事件的逆向发展，本该东升西落的太阳竟然西升东落，本该前行的列车却倒回站台。

最后，时间的变形也在这四则广告中有所体现。时间的省略表现得比较明显，《只盼这一天》中的叙事只选取了男孩等待父母回家的几个镜头，并没有把男孩在等待中所作的每一件事情都表现出来。叙事中也有时间的复原，在《中国字 中国年》中，爷爷教孙子写“人”字用了长镜头，镜头的放映时间和故事时间重合，还原了故事发生时本身的时间。

4. 叙事空间分析

所谓叙事空间，是指作品通过多种元素营造的空间。对影视作品而言，空间主要由物体和人物的运动、画面构图、色彩与光线、景深等元素构成，这些元素的变化统称为场面调度。叙述者要对声画呈现的空间进行意义上的控制，就需要进行场面调度。

关于视觉文本空间的研究涉及了物体和人物的运动、画面的构图、色彩与光线、景深等。叙述者要对画面呈现的内容进行意义上的控制，就需要进行场面调度。

2015年央视春晚公益广告通过不同的场面调度，积雪、红灯笼、鞭炮、福字、红包等元素表现故事发生的场景是春节，用暖色调来表现温馨的氛围，用冷色调来表现严肃萧杀的氛围，用轻快的音乐烘托团聚的喜悦，用低缓的音乐来烘托故事中角色不开心的状态。

以《只盼这一天》为例，这则广告的背景是春节前，孩子等待外出工作的父母回家。用积雪显示大致时间是冬天；用红灯笼和日历上的“十二月廿四”“十二月三十”来表达精准时间，说明叙事时间就在春节前夕。从积雪厚度、人的穿着和周围的景象显示出故事发生的空间在北方。在等待的过程中，不管是家里的灯光还是阳光，光线都较暗，且色彩以冷色为主，即使出现了红灯笼，也只是很零星的，主色整体呈现冷色基调。但是当小男孩看到父母的时候，天气晴朗，阳光充足。接到父母后，孩子和父母一起回家，家里的灯光转换为橙色，让家呈现出满满的温暖。这则广告虽然全程没有人物说话，但是有背景音乐的烘托。音乐开始是低沉的，在小男孩看到父母的那一刻却变得高昂起来，反映出故事氛围的转变，整个故事在这一刻达到高潮。叙事空间随着情节的发展而变化，合理的叙事空间使得情节更加合理、完整，更好地体现了故事主题以及人物的内心世界。

二、后经典叙事学分析

后经典叙事学以“经典叙事学”的概念和模式为技术支撑，注重读者和社会历史语境，注重跨学科研究，有意识地从其他学派领域吸取批评视角和分析模式，以求扩展自身的研究范畴和研究深度，克服自身的局限性。⑤

1.寓文化意义于故事的叙述之中

2015年央视春晚公益广告从身边常见的事件入手，《名字篇》讲述了不同名字的意义。每个人都有名字，从生到死，名字伴随始终，成为个人的独特代码。名字又是一种象征，蕴含着父辈的深情与厚爱，也承载着我们的期盼和梦想。通过名字背后的故事，折射出历史传承和家族归属。《中国字 中国年》通过选取多组有关写字的故事，将中国字写进中国年。“立人、传家、祝福、新生”既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是对社会友情、亲情的礼赞。《时光倒流篇》是根据某大学杂志社组织的微情书征文大赛一等奖作品改编的，后由央视制作成微电影公益广告。人生就是一场长途旅行，人海聚散，过客匆匆，莫非真要一场时光倒流，才能让你留在父母身边更久！这则广告在告诉我们要珍惜时光的同时，也要珍惜在父母身边的日子，多陪陪家里的父母，这也是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歌唱的美德。《只盼这一天》通过留守男孩一系列的期盼与焦虑，传播了中国传统的节庆文化，体现了阖家团圆、亲情有爱的主题。

2.寓道德教化于家国的喜庆之中

公益广告并不是一味地说教，大多数都用故事来叙述，让观众更容易接受其思想。春晚公益广告与平时播出的公益广告是有一定区别的：平时的公益广告或传递社会美德，或宣扬核心价值观，或提倡社会环保。春晚公益广告则除了弘扬某种主流价值观之外，还必须和春节的团圆喜庆氛围相契合。春节是阖家团圆的喜庆日子，公益广告需要围绕家庭来叙事。《名字篇》中名字是家人赋予的，代表了家人的期望和爱。《中国字 中国年》中的几个故事都以家为背景来展开，写“人”字、传家谱、红包寄祝福，每一个小故事都离不开“家国”的观念。《时光倒流篇》中告诉我们要珍惜父母，而有父母，才会有我们，才会有一个美满的家。《只盼这一天》更是直接地用孩子等父母回家来体现对阖家团圆的深深期盼。总之，这几则广告围绕春节家国的主题，让人们体会到团圆喜庆的氛围，从而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主流价值观。

3.择传播时机于传统佳节之时

春晚公益广告之所以能这么受观众欢迎，除了广告本身做得比较好之外，还得益于传播时机的选择，传播内容与传播时间做到了两两相依。当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传统文化不断缺失引起人们的重视。当今时代，一方面由于生活节奏的加快，另一方面由于西方文化的大量传播，人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关注减少。这几则公益广告从身边事出发，让人们感受到身边的传统文化，原来自己的名字、平时写的字其实都带有传统文化的底色，这样会引导人们去关注身边故事，以及其中蕴含的传统文化。随着《名字篇》的播出，微博上也发起了关于名字话题的讨论，这进一步释放了观众的热情，使得公益广告得到更为广泛的关注。

这几则公益广告没有讲述新奇的事物，只是讲述身边的平凡故事，但却把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表现得淋漓尽致。正是这种现实的可感可知的题材，让观众产生一种感同身受的体会，从而能够自然而然地接受公益广告所要传递的思想和价值观念。选择春节这个有着浓厚传统文化氛围的重大节日播出，公益广告通过与春节联欢晚会其他节目的串联交叉播出，通过平行蒙太奇激起广大观众的共鸣，从而达到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和主流价值观的目的。

三、结语

本文运用经典叙事学和后经典叙事学的理论框架，通过文本分析，较为深入地研究了2015年央视春晚播出的四则公益广告的叙事特点和叙事方法。研究发现，这四则广告虽短，但叙事结构较完整，叙事视角多样，兼有非聚焦型和内聚焦型视角，叙事时间以顺序为主、时距多变，视觉空间饱满、表达充分，表现性很强。叙事联系社会环境，广告的内容与时间场合相符，其传达的传统文化受到观众广泛关注，达到了广而告之的目的。总体来说，这几则广告的播出是成功的。但是，相比西方发达国家甚至是近邻泰国，广告的人物形象还不够饱满，在整体创意和叙事幽默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提升。期待通过更多的叙事学分析，为我国公益广告的创作和传播优化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指引。

注释：

①熊前莉.中国公益广告的叙事学角度分析，载长江论坛，2013年01期，第88页

②马玉梅、周云利.论公益广告的社会价值，载学术交流，2002年第2期，第64-65页

③胡亚敏.叙事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36页

④ 引自豆瓣网，http：//doubancom/note/140114005/

关于名人的故事篇6

［关键词］典故 成语 典故性成语 定名

［中图分类号］H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2）01－0056－01

典故性成语作为词汇系统中的一种语言现象，我们不能漠视它，不能不研究它。鉴于目前语言学界还没能对其进行准确定位，首先有必要对其进行定名。

一、典故与成语的界说

单就典故定义的界定而言，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鉴于此，笔者就典故的定义谈谈自己的看法。

《词源》《辞海》《汉语大词典》的观点基本一致，下面引用《辞海》中的定义加以说明。1979年5月修订的《辞海》是这样定义“典故”的：

[典故]1.典制和掌故。《后汉书•东平宪王苍传》：“亲屈至尊，降礼下臣，每次燕见，辄兴席改容，中官亲拜，事过典故。”2.诗文中引用的典故和故事有来历出处的词语。[1](P44)

《辞海》对典故的界定有两个义项，笔者认为这是迄今为止对典故定义较为合理的说法。它不但囊古今的典故内涵，而且也扩大了典故的外延，妙于将“有来历有出处的词语”纳入典故之中，使典故的概念由专指典章旧制而扩充容纳了古代故事和有来历、有出处的词语这样的意义。现在我们所使用的典故，一般取义项二。根据义项二，我们可以把“典故”的内容和来源归结为两种类型，即事典和语典。但此定义将对典故的使用限定在“诗文里”，笔者认为有失偏颇。这和《现代汉语词典》犯有同样的弊病，放在下段分析。

《现代汉语词典》将典故一词定义为：“诗文里引用的古书中的故事或词句。”此定义将典故的使用范围限定在“诗文里”，排除了人们口头上使用的典故，似乎不太严密；再则，把引用的对象限定在“古书中”，应该说也是值得推敲的，比如神话传说，最初并非来源于书面。笔者认为，典故应是指人们在口头上和书面里所引用的古代故事、传说和有来历的词句。这是本文所使用的典故一词的含义。

关于“成语”的定义，1979年9月修订的《辞海》是这样界定的：

[成语]熟语的一种。习用的固定词组或短句。在汉语中多数有四个字组成。组织多样，来源不一。有些可以从字面理解，如“万紫千红”“乘风破浪”；有些要知道来源才懂，如“青出于蓝”出于《荀子•劝学》。[2](P78)

从《辞海》的定义我们可以确定：成语是固定词组或短句。本论文所说的成语是指严格意义上的成语和有谚语等其他熟语形式转化而成的准成语。而一般的谚语、惯用语、格言名句以及结构松散的语句等不包括在内。

二、典故性成语之定名

正被我国语言学界所关注的“典故词语”的研究，已经出现了一些研究成果。如：丁建川的《汉语典故词研究》，的《典故词语的词汇化研究》，王光汉的《论典故词语的词义特征》等。他们阐述了典故性词语的特点，但对于典故词语中的一个分支――“典故性成语”，还没有学者对其进行过特别明确的界定，所以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典故性成语”做一下定名。

（一）典故性成语的界定

典故性成语是指前代的故事和诗文中的词语通过用典而形成的固定词语或短语。据此分析，不但可以把历史故事或寓言、神话、传说等作为典故的来源，而且古代的经书词句、圣贤言论都可以作为典故的来源。我们把前者称为事典，后者称为语典。根据上述定义，我们把“典故性成语”的内容和来源归结为两种类型，即事典成语和语典成语。

以往的辞书，把“成语”和“典故”合在一起并称为“典故成语”和“成语典故”。笔者认为这样命名不好。因为“成语”和“典故”在语法结构上有两种组合方式：一种是并列关系；一种是偏正关系。这就容易造成岐解（歧解、分歧）。正确的理解是偏正关系，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会一下子正确理解的。为了消除这种歧义现象，我把这种命题称为“成语形式的典故”或“典故性成语”。它是一种以典故性成语为内涵演化而成的语词，它来源于典故，最终以成语的结构形式固定下来并流传至今。这两个命名，我会选择“典故性成语”作为命名。因为这两种命名虽然结构相同，含义也相同，但“典故性成语”却比“成语形式的典故”更为简练些。

（二）典故性成语的特点

典故不可能凭空而存在，它必须要借一个或几个特定的表现形式表现出来。用什么样的表现形式来表现典故呢?一种语言单位，只要能把典故的内涵表现出来，就具有资格成为典故选择的表现形式。如：词（东道主、二竖）、词组（班荆道故、结草衔环）、句子（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多行不义，必自毙）都能概括典故而成为其有效的表现形式。成语是一种习用的固定词组或短句，故能成为概括典故的一种表现形式。所以，在“典故性成语”这个概念中，“成语”和“典故”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

总之，这类典故性成语的共同特点是，形式上是严格意义的成语，意义上有典故的内涵，附加于典故，而使该典故构成一个适合于成语格式要求的的语词。

【参考文献】

关于名人的故事篇7

一、关于罪名的个数

对刑法第397条规定了多少个罪名，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其《关于适用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的罪名的意见》中解释为三个罪名，即罪、罪、罪。而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中则解释为二个罪名，即罪与罪。与上述司法解释相对应，在理论上也一般是围绕着这两种观点进行论证。认为应定三个罪名的论据主要是：1.罪与罪、罪的法律特征不同，即犯罪的主客观方面不同；2.不是罪与罪的法定加重情节，而是一个有独立法定刑的罪状规定；3.只有将第2款的规定理解为独立罪名，才能使其成为刑法渎职罪章中的其他各涉及、、的普通法条，从而符合普通规定与特别规定的对称性，符合立法的科学性。〔1〕而二罪名论者的论据则是：1.从法条的语言逻辑上分析，第2款规定的行为及罪过与第1款是完全相同的。〔1〕因为刑法第397条第2款规定的罪状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前款罪2的”，“前款罪是什么罪？是罪和罪。把第2款的罪状换个说法，就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或者罪’。罪状中说得明明白白，第2款规定的仍然是罪和罪。与第1款所不同的，仅仅在于第2款的犯罪是以为前提的，其他要件与第1款完全相同。”〔3〕因此，第2款规定的内容无法形成独立的罪名。2.既不是客观方面的行为更不是主观方面的罪过，也不是犯罪目的，而“只能是引起犯罪的原因，或者是犯罪的动机。犯罪动机不是犯罪构成要件，确定罪名时不能根据犯罪动机来进行……所以，第2款的规定不具备独立的犯罪构成要件，无法确定为独立罪名。”〔4〕3.刑法第229条规定的承担资产评估、验资、验证、会计、审计、法律服务等职责的中介组织的人员，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而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的，与没有索取或收受他人财物而提供虚假证明文件一样，也规定有独立的法定刑，但并仍然只是被理解为情节加重犯，而没有被确定为独立的罪名。因此，“没有任何理由表明我们可以对第397条第2款中‘犯前款罪’的规定作出不同于刑法中其它类似条款的特别理解；而且，如果该款被确立为独立罪名，将会与刑法中所有规定有‘犯前款罪’的条文的理解相悖，从而破坏法律用语的协调性、一致性。”〔5〕

上述二罪名与三罪名的确定与理解，都有自己的立论根据。但是，应该看到，它们都不能合理地解释以下问题：第1款、第2款的罪过是一样的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积极地追求“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也构成本罪吗？为什么第1款、第2款规定同样的行为方式，而第1款是两个罪名，第2款却是一个罪名？不同罪过的犯罪行为适用同样的法定刑合理吗？等等。对此笔者认为，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第1款与第2款分别规定的是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则两罪名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证明是正确的。因为故意犯罪行为与过失犯罪行为定同一罪名，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不能令人接受的。我们十分清楚地注意到，刑法对泄露国家秘密罪的罪状表述在1997年刑法修改后增加了“故意或者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的字样，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也都在自己的罪名规定解释文件中确认为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罪。这表明这两个最高司法机关都认为对故意与过失行为定同样的罪名是不正确的，这也从另一方面证明故意与过失在确定犯罪罪名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当一行为既可能是故意实施，也可能过失实施时，而如果397条第1款与第2款规定的犯罪是同样罪过形式的犯罪，则定三罪名显然也是不合适的，因为基于同样的罪过，实施同样的行为，只不过法律规定了其加重法定刑的特殊情节，在确定罪名时就不能认为加重法定刑情节的情况就是另一种罪名的犯罪（除非这一情节是根本改变了行为的罪过性质或根本改变了行为性质），正如不能把抢劫致人重伤、死亡又确定为一个新罪名一样。三罪名从表面形式上看似乎注意区分了罪过形式不同在确定罪名中的作用，但是却没能合理解释为什么第2款规定的罪名不是罪与罪，而只是罪。因此无论是二罪名论还是三罪名论都存在着缺陷，不能完整地反映立法的本来意图。有必要对刑法第397条规定的罪名进行认真的研究。

二、刑法第397条规定的犯罪罪过

目前对刑法第397条规定的犯罪罪过形式，在理论上有不同的看法，有认为只是过失犯罪的，〔6〕有认为可以是故意（包括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也可以是过失的，〔7〕也有认为只能是间接故意与过失，而不能包括直接故意的，〔8〕也有认为本条规定的罪是过失的，而罪是与罪相对应规定的犯罪，仅是故意的。〔9〕这些不同的观点直接影响到对具体案件的处理与定性。需要注意的是，上述不同的观点都是在坚持本条规定的仅二个或三个罪名的前提下进行的论证。

笔者认为，在二个或三个罪名的前提下，上述不同的观点，都是值得商榷的：

1.在二个罪名的前提下，如果都是过失犯罪，则难以解释该条在第2款的规定：“犯罪前款罪”，因为，在的情况下，根本无法得出该款规定的还是过失犯罪，因为实施的行为或因而不履行职责的行为，都是具有对犯罪后果的明确性认识，至少具有对危害社会的结果的放任心态。法律或行政法规、规章制度之所以要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履行相应的职责或不实施相应的行为，或对不同职级的工作人员的权限进行划分，就是要防止这种或 不履行职责、或越权等行为对社会造成严重。也就是说，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本身就是以对可能出现的危害结果的明确预见为前提的，就是为了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而行为人为了“”而或不履行职责或越权，当然不能认为是基于“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的过失心理态度，行为人对危害结果虽然不能说都是积极追求的，甚至行为人也可能希望危害结果不发生，但他的这种不希望是建立在完全没有客观根据的基础之上的，行为人也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予以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这正好符合间接故意犯罪的心理态度。对这种情况都解释成过失，与过失犯罪的立法、理论与实践不相符。在实践中，不乏存在着为了一已私利或私情，在对犯罪危害结果明知的情况下而仍不顾这种结果的出现，实施或不实施某种职责行为的情况。因此，认为第397条规定的犯罪都只是过失犯罪是不恰当的。

2.在三罪名的前提下，即认为第1款规定的是罪与罪，而第2款规定的是罪，这一理解照顾到了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故意不履行职责或者故意的情况，因而比较合理地解释了该条规定的行为的实际情况，但是为什么对第1款解释为规定两个罪名，而第2款却是一个罪名，没能作出合理的说明，同时罪并不能使该款规定的犯罪与其他因而实施的犯罪行为区分开来，从我国刑法规定的情况来看，是一类行为而非一个罪名所能包括的行为。

3.在二罪名的前提下，如果认为本条第1、2款规定的都是同样的罪名，也没有犯罪罪过方面的差别，那么按照这种理解，则无法解释我国刑法对“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的特别规定。按照我国刑法现行的做法，对相关条文规定的犯罪，如果根据刑法条文对犯罪罪状的描述，在犯罪的故意或过失方面的理解上不会出现分歧，才会在罪状中不明确规定该犯罪的罪过；而如果某种危害结果既可以是故意实施某种行为造成的，也可以是过失实施某种行为造成的，无论是故意或过失都要追究刑事责任时，一般会在罪状中规定犯罪主观方面的内容（这种规定特别多）；如果某一危害结果既可以由故意行为造成，也可以由过失行为造成，但立法在相应犯罪的罪状中没有明确规定是故意或过失时，根据“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规定，则应该认为过失造成的不负刑事责任，只有故意造成的才负刑事责任。如果认为397条第1、2款规定的是同样罪名，但无论是故意或过失都要负刑事责任，则无法解释为什么刑法唯独对这一条不明确规定是故意还是过失犯罪，也不能解释刑法在对所有的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除泄露国家秘密罪与泄露军事秘密罪外）都规定故意与过失造成同样危害结果的行为规定不同的法定刑幅度，而在本罪中却对故意与过失行为规定同样的法定刑。

4.如果把罪作为与罪相对应的犯罪而设立的，罪是故意，罪是过失，则会导致对因过失而的行为无法追究刑事责任的问题，也会导致第397条第2款只是对第1款行为中的的情况的规定，无法对因不履行职责按第2款追究刑事责任，而刑法规定的却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前款罪”，显然包括了和的两种情况。因此，对本条规定的罪过的该种理解，也不能认为是符合立法的原意，而且会导致法律适用上的更大漏洞。

因此，笔者认为，在二罪名或三罪名的情况下，都不能对上述法律的规定作出合理的解释。笔者认为，刑法第397条第1、2款分别规定了两种罪过形式的与的行为，因此，应得出四个罪名的结论。理由如下：

1.在我国刑事立法中，当一个行为既可以由故意行为实施，也可以由过失行为实施时，或者一个危害结果既可以是故意造成也可以是过失造成的，我国立法者在立法中都会在该罪的罪状表述中明确该罪在主观方面的内容，只有立法者认为不应产生歧意时，才不在条文中明确标示故意与过失。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关于泄露国家秘密罪、泄露军事秘密罪的规定。尽管根据现行刑法的规定，无论是故意泄露，还是过失泄露国家秘密或军事秘密，其法定刑是一样的，但立法者并没有因此忘记这种行为可以由故意实施也可以由过失实施，因而在这两个犯罪的条文中明确标志“故意或过失泄露……”的字样，以明确表明这种行为无论故意还是过失都要追究刑事责任。这样处理，也正是对我国1979年刑法关于泄露国家秘密罪规定中没有明确规定故意或过失引起的过失泄密是否构成犯罪争议的一种立法表态。这也就表明了立法者在有关犯罪的罪状表述中会十分注意犯罪罪过方面的内容，以防止给司法适用造成不应有的不明确性。刑法第397条第2款规定的“”内容，从字义所包含的意义上已经表明了该款所规定的行为的故意罪过内容，相应地也就表明了第一款行为的过失罪过内容。

2.如果相似的危害结果既可以由故意行为造成的也可以由过失行为造成，而立法规定故意或过失都构成犯罪的，就目前的司法解释而言，一般都是分列成两个罪名，而不是不分故意与过失地统一用一个罪名。如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与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罪、故意泄露军事秘密罪与过失泄露军事秘密罪、放火罪与失火罪、爆炸罪与过失爆炸罪、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移物品牟利罪与为他人提供书号出版书刊罪、故意提供不合格武器装备、军事设施罪与过失提供不合格武器装备、军事设施罪等等。笔者囿于所见，尚未看到我国的最高司法机关在有关罪名的解释文件中不分故意与过失地把造成相同结果的行为统一规定为一个罪名的情况。当然如果二罪名说的观点成立，且第397条规定的罪状既包括故意犯罪也包括过失犯罪，则应是一个唯一的例外，但不知为什么应该有这么一个唯一的例外？

3.由上述2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犯罪的罪名确定中，犯罪的主观罪过是确定一个罪名的绝对重要的因素，具有绝对的意义。特别是在涉及同样的结果既可以由故意造成也可以由过失造成的时候，必须在犯罪的罪名中明确标示出犯罪的罪过。

4.不能认为第397条第二款规定了“犯前款罪”，就意味着第2款规定的罪名与第1款规定的是相同罪名的犯罪。在我国刑法中，使用“犯前款罪”这一表述的地方有许多，但“犯前款罪”的含义并不是相同的，其中有的是规定以共犯论处的，有的是规定进行数罪并罚的，有的是对单位主体犯“前款罪”应构成犯罪及其法定刑的规定，还有的是对因为具有特别的身份或特别的情形而规定的从重处罚或提高法定刑的。这些情况下的“犯前款罪”就是实施了前款所列的犯罪行为，“本款”与“前款”规定的犯罪行为在主观方面与客观方面并无什么重大的本质性差别。但是，还有一些条文中的“犯前款罪”则不能这样理解，这里的“前款罪”显然不能理解为前款所规定的犯罪，而仅能理解为是造成了与前款所规定的犯罪结果相类似的结果，如刑法第115条第2款、第119条第2款、第124条第2款、第370条第2款规定的“过失犯前款罪”的，绝对不能理解为过失实施了放火罪、过失实施了故意爆炸罪、过失实施了故意投毒罪、过失实施了故意提供不合格武器装备、军事设施罪等等。这里的“过失犯前款罪”只能理解为虽然造成了上述与故意行为造成的结果相同或相似的危害结果，但不是基于故意而是基于过失行为造成的，否则，语义上的自相矛盾是十分令人尴尬的，也是逻辑所不能允许的。因此，不能从第397条第二款“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罪前款罪”的表述中得出该款规定的是与第1款同样罪名犯罪的结论。

5.刑法明确规定，对于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反过来也可以认为，当一个行为既可以由故意实施也可以由过失实施，而立法又没有明确规定其是故意还是过失时，只能理解为故意行为才构成犯罪，过失行为则不构成犯罪。如果397条1、2款规定的是同样罪过的犯罪，那么就应该得出过失行为不构成犯罪的结论，而应认为都是故意犯罪。显然，法律条文的本来含义决不是如此。

6.从刑法对有“”字样的犯罪的规定来看，可以肯定“”实施的犯罪都是故意犯罪。如徇私枉法罪、枉法裁判罪、低价折股、出售国有资产罪、造成破产、亏损罪、不征、少征税款罪等等。最明显不过的是立法明确区分了商检罪与商检失职罪，从而把因而伪造检验结果的行为规定为故意犯罪行为，而把严重不负责任的延误出证、错误出证等行为规定为过失犯罪。这表明在立法者眼中，行为都是与故意联系在一起的。

7.第229条第1、2款的规定显然不能与第397条第1、2款的规定相提并论。第229条第1款规定的中介组织人员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是故意犯罪行为，不是过失行为，其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罪名，因此，其第2款规定的上述中介组织人员，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 人财物，犯前款罪的，应该视为是一种情节加重犯，因为其罪过形式与第1款规定的行为的罪过相同，都是故意犯罪，其法定刑本身也正好是在第1款规定的法定刑以上。而397条第1款规定的是过失行为，其有独立的法定刑（从拘役到7年有期徒刑）；而第2款规定的是如果而实施或不履行职责的行为，其法定刑也是完全独立的（从拘役到10年有期徒刑），因而刑法397条第1款与第2款规定的行为在主观罪过上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别，其与第229条第1款、第2款的行为都是在故意的基础上有严重情节的规定完全不同。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那种认为397条第1、2款规定的是相同罪过形式的犯罪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与我国立法规定、司法解释不相吻合。

三、397条规定的罪名确定

笔者认为，刑法第397条第1、2款应理解为规定了四个罪名，这样才能对该条所规定的行为作出合乎逻辑的理解。这四个罪名是：第1款规定的罪、过失罪，第2款规定的罪、不履行职责罪。理由是：

1.玩忽就其本意而言，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指不严肃认真地对待，是指忽视。因此，从根本上说，它是一种过失行为。把这种过失行为与结合在一起会造成语义上的混乱，如因而，即因而忽视了其工作职责要求。这是不可思议的。

2.在整个刑法条文中，可以见到“”作何种行为或不作何种行为的表述，（如414条、403条、402条、401条）但绝对看不到“”、或严重不负责任……的表述。这也就表明，不能与并列表述一种行为与罪过，但不履行职责是完全可能的，因此对故意与过失不履行职责造成严重后果的犯罪，应根据刑法第397条第1、2款的规定，分别确定为罪、不履行职责罪。

3.从其本意上说，是既可以由故意实施的，也可以过失实施的，如某人为给自己的亲友谋利，而故意超越职权范围，行使不该由自己行使的职权；或者某人因为疏忽大意而行使了不该由自己行使的权力，给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但是，考虑到我国司法解释在对所有犯罪的罪名确定中从不把故意行为与过失行为定一个罪名的事实及其合理性，也应该对故意的行为与过失的行为分别规定罪名。因此结合397条第1、2款的规定，可以确定为罪、罪。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刑法397条规定的罪名应当是四个，而不是二个或三个。当然，笔者也认为，不履行职责罪和罪不包括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积极追求的心理态度，因为我们无法想象立法者会把这种利用职权直接追求“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只规定处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法定刑，也不能想象立法者会在世界即将进入21世纪的时候会给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如此特别巨大的封建特权，同时刑法397条第1、2款规定的都是结果犯，并且以结果的出现作为对行为人追究事责任的前提条件，这也正好符合刑法理论中关于过失犯罪与间接故意犯罪的要求，因此该条规定的“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是出于一种非积极追求其出现的心理态度，对直接追求这种结果出现的直接故意犯罪，不应适用本条的规定定罪量刑。而应依该条的最后一句话进行处理：“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收稿日期：2000-04-19

【参考文献】

[1]高沣.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独立罪名论〔J〕.人民检察，1998(6).

[2]刘艳红.也论新刑法第397条的罪名与罪过〔J〕.法学评论，1999(6).

[3]侯国云、白岫云.新刑法疑难问题解析与适用〔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253.

[4]刘艳红.也论新刑法第397条的罪名与罪过〔J〕.法学评论，1999(6).

[5]刘艳红.也论新刑法第397条的罪名与罪过〔J〕.法学评论，1999(6).

[6]李洁.论罪的罪过形式〔J〕.法学家，1998(4).

[7]齐文远.新刑法概论〔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1997.457.

关于名人的故事篇8

一、题型设计与复述要求

1. 故事梗概：一般是对故事内容的一句话的概述。它一般简明地包含人物、事件（起因、经过、结果），有的还包括事情发生的时间及地点。

2. 关键词：包含与故事内容相关的5个单词或短语。主要是名词、动词和形容词。

3. 复述要求：要求考生尽可能用自己的语言复述，而且复述内容应涵盖尽可能多的原文信息点。

4. 故事文体：一般为记叙文。

二、巧用关键词复述故事

1. 听前充分准备。

（1）记录重要信息。在录音播放前，考生应根据电脑屏幕显示内容，快速记录故事梗概及五个关键词。一旦开始录音，这些信息就会从屏幕上消失并不会再现，所以考生必须快速、认真地做好笔记。

（2）展开联想猜测。对考试内容应展开积极猜测及联想。如关键词：a bunch of， 其of 后的对象是什么词呢？通过猜测，得出答案很可能是a bunch of flowers，这样，就为获取信息做了较为有效的准备。

2. 听中获取信息。

考生在听录音中，首先应听懂故事大意，并获取故事的基本信息：地点、时间、人物、事件（起因、经过、结果）等。听懂故事大意是应用关键词复述故事的前提，它是我们找出关键词与故事中的人物及事件的联系的必要条件。

3. 听后整合故事。

录音播放完毕后，考生需在一分钟内根据故事内容，快速地整合故事。在这个环节中，考生可利用所给词汇，依据其内在联系及修饰关系，找出相关联的词汇来组词成句，连句成文。

（1）对于动词或动词短语，可根据动词在句中担当谓语成分，从故事中找出与其相关的主语（多为动作的执行者），即是弄清谁做了某事或某物发生了什么变化；

（2）对于名词或名词短语，可根据名词或名词短语在句中担当的成分（主语、宾语、表语等），找出与其构成主动关系或动宾关系的动词；

（3）对于形容词，应找出被其修饰的对象，即相关的名词；

（4）对于介词短语，应找出被其修饰的名词或与其相关的动词；

（5）添加必要的细节，完善要点信息，合理复述故事。

现以高考样题为例，谈谈如何利用关键词复述故事。

步骤一：听前充分准备

1. 快速记录重要信息。

（1）人物和事件：商人，团队，战胜死亡

（2）关键词：hire， read the stars， lose heart， courage， leadership

2. 展开联想猜测。

如：商人雇用（hire）了一个能辨星象（read the stars）的人，带领他们去某地或做某事；商人还是团队丧失信心（lose heart）和勇气（courage），商人拥有很好的领导能力（leadership），以自己的勇气（courage）和坚持，最终带领他的团队战胜死亡的威胁。

步骤二：听中获取信息。

1. 获取故事大意。

A tradesman succeeded in leading his team to overcome the difficulties with his courage and perseverance.

2. 积极寻找关键词与故事中的人物及事件的联系。

步骤三：听后整合故事。

根据词汇修饰关系及句子结构，连词成句：

1. tradesman（n.） — hire（v.） — guide（n.） — read the stars（v.）

A tradesman hired a guide who could read the stars in order to lead his men to another country.

2. guide（n.） — fall asleep

The guide failed to get close to the other side of the desert because he fell asleep.

3. people in the group — lost heart and courage

People in the group lost heart and courage because of lacking water.

The tradesman didn’t lose heart and courage and succeeded in finding water.

4. tradesman（n.） —show（v.） — leadership（n.）

The tradesman in the story shows us great leadership.

步骤四：连句成文，复述故事。

One possible version：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that I just heard， I know that a tradesman hired a desert guide， who could read the stars in order to lead his men to another country. The guide failed to get close to the other side of the desert that night， because he was very tired and fell asleep on the way. As a result， they returned to the same place after going a big wide circle. People in the group lost heart and courage because of lacking water， thinking they would die of thirst. However， the tradesman didn’t give up. Finally， he succeeded in finding water and they were all saved. The tradesman in the story shows us great leadership which is admirable.

录音原文：

Once upon a time， a tradesman was leading his men to another country to sell his goods. Along the way they came to a hot-sand desert， and learned that no one can walk on it in the daytime. He hired a desert guide， who could follow the stars， so they could travel only at night. Then they began the dangerous night-time journey.

One night， the desert guide saw from the stars that they were getting close to the other side of the desert. But he was so sleepy that he fell into asleep. Then the camel couldn’t tell directions by reading the stars， and turned to the side and went in a big wide circle. The next morning， the people realized they were back to the same spot. They lost heart and began to cry. Since they had no more water and were afraid they would die of thirst， they began to blame the tradesman and the desert guide.

The tradesman thought to himself， “If I lose courage now， my leadership has no meaning.” So he began walking back and forth， trying to think out a plan to save them all. Suddenly， he noticed a small clump of grass. So he called over his fellow travelers and asked them to dig up the ground on that very spot. They dug and dug. Finally a flow of water emerged！ All the people were overjoyed. They drank and bathed happily.

关于名人的故事篇9

事故调查报告范文一

一、工程名称：庆阳银陇嘉苑商住小区

二、施工单位：浙江中仑建设有限公司

三、事故过程：

20**年3月29日上午9时20分，庆阳银陇嘉苑商住小区工地11#楼第7层电焊作业人员在进行电渣压力焊时，造成焊渣外溅，落至第二层西南角外架，引起外架隔离防护板燃烧，造成两片毛竹片、一张安全网烧毁。

事故发生后，项目部管理人员在叶经理组织带领下，第一时间赶往事故现场，使用干粉灭火器、消防水等成功将火扑灭，消除隐患。

四、事故类别及性质：

根据现场勘查和取证，认定是一起一般火灾安全责任事故。

五、事故发生原因：

根据现场分析，以及当天作业内容推断，是电渣压力焊作业焊渣外溅引起起火为直接原因。压力焊作业人员在临边作业时未设置防护板防止焊渣掉落，防护措施不到位。其次由于当时风力较大是起火的间接原因。

六、对事故相关责任人的处理：

1、对电焊作业人员加强安全教育，提高安全意识，使其严格遵守施工现场安全规章制度和技术交底，按照正确的安全操作规程进行施工作业。

2、对压力焊班组给予经济处罚800元人民币。

七、今后的防范和整改措施

1、加强工人岗前安全教育，特别是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

2,、在进行下一步作业前，先有针对性的对其作业人员进行现场安全技术交底。

3、加强现场安全巡查及监督力度，严禁存在隐患作业。

事故调查报告范文二

一、事故发生单位概况：

绵阳市开元建设有限公司，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属房屋建筑施工总承包二级企业。公司法定代表人汪军，工程负责人蒲远高;项目经理姚全波;技术负责人胡震(高级工程师);施工员左春梅、徐军;质检员毛顺荣、邓云;安全员王明、刘后勤;材料员姜华;造价员刘海英。

二、项目主体单位概况：

(一)建设单位：四川广旺能源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二)监理单位：四川元丰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项目总监郑运春。

(三)施工单位：绵阳市开元建设有限公司，工程负责人蒲远高，项目经理姚全波。

三、事故死亡人身份概况：

罗中英，女，汉族，1935年1月15日生，籍贯：利州区宝轮镇宝兴路99号，工作单位：宝轮煤矿。

四、事故发生经过和事故救援情况：

(一)事故发生时间：20XX年3月24日 星期一，上午10:04左右。

(二)事故发生地点：广旺矿区煤矿棚户区改造工程宝轮煤矿跃进小区7#楼基坑临原有车行道路边。

(三)事故发生过程描述：由于7#楼基坑临

原有车行道路边，在基础开挖时堆弃土方堵塞原有道路交通，20XX年3月24日上午绵阳市开元建设有限公司派由何先军(机械驾驶员)驾驶50型装载机挖土，上午10:04在施工作业时，由于装载机斗未降落阻挡前方视线，在车前行时擦挂后当场碾压致死正在机械前倒垃圾的当地居民罗中英(车辆碾压致双足、双手、胸腹部伤害)。施工单位值班专职安全员王明在事故现场。

(四)事故处理过程：事故发生后，施工单位、建设单位、监理单位认真积极安抚死者后事，通过保护现场、报警、上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利州区建设局)及告知死者家属等程序。大致情况如下：

1、宝轮派出所当场了解记录案情后，将司机带到派出所接受继续调查。

2、施工单位派专人(蒲伟)看守事故现场并按当地民俗习惯对死者进行了必要程序(如：覆盖尸体、放鞭炮、烧纸等)。

3、监理单位、建设单位积极主动配合主管部门调查，责其施工单位端正态度积极确保死者后事。

4、得到上报电话后，建设局质安站、利州区安办、城建大队、火化厂、地方政府等相继到场指导事故后续工作。

事故调查报告范文三

X年X月X日X时X分，位于XX市XX路XX号的XX单位发生一起起重伤害事故，造成X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XX万元。

事故发生后，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相干规定，经XX市政府同意，成立了由XX市安全监管局、监察局、公安局、总工会及XX部分组成的事故调查组，对该起事故进行调查。事故调查组通过现场勘查、专家鉴定和多方取证，查清了事故发生的经过、缘由和性质。

一、事故基本情况

此部份内容是事故调查中管理责任认定的事实根据，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1.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干责任单位的基本情况;

2.单位及相干职员资质情况;

3.事故点事发前的不安全状态;

4.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5.所在地政府及相干负有职责的部分的安全监管情况。

二、事故发生经过及救济情况

1.事故发生经过

客观地描写事故发生、抢救直至救出最后一位遇难者(或伤者)为止的整个进程。

重点描写事故演化进程中事故触发、发展、扩大的状态;场所、设施、装备、装置的变化状态;人的违章违规行为。

2.应急救济情况

简单先容事故应急救济情况，如有必要也可简单先容善后处理情况。

三、事故酿成的职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1.伤亡职员情况 2.事故直接经济损失

四、事故发生缘由和事故性质

1.事故发生的缘由

(1)直接缘由

主要从现场勘察和事故经过中概括出物的不安全状态和人的不安全行为。

(2)间接缘由

主要从报告的第一部份基本情况中概括失事故单位安全管理及部分监管方面存在的缺陷。

2.事故性质

主要认定事故是责任事故还是非责任事故。

五、对有关责任职员和单位的处理建议

1.建议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责任职员;

2.建议给予党纪和行政处罚的责任职员;

3.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责任单位和责任职员;

4.建议依企业内部规章制度处理的责任职员。

责任职员的责任认定按以下模式表述：姓名、政治面貌、现任职务、分管业务、任职时间、违法违规事实(多条分号隔开)、负何种责任、根据何规定(条款)、建议给予何种处罚(处罚)。

责任单位的责任认定按以下模式表述：单位、违法违规事实、违反何规定(条款)、建议给予行政处罚。

六、整改防范措施建议

要针对事故发生的缘由，提出具有针对性、切实可行的避免类似事故发生的措施。应从管理、设备和职员培训等方面提出防范措施。

七、附件

1.调查组的组建

包括两项内容：

(1)调查组组建文件;

(2)调查组职员名单(表格)，表格名为事故调查组职员名单，内容包括职员姓名、工作单位、职务、调查组内职务、签名。

2.事故现场示意图

图形用A4纸按比例绘制(建议使用CAD制图)，具体比例根据实际情况把握。图中要反映事故现场装备、设施、装置的布置、事故地点名称、位置(注明间隔尺寸)、伤亡职员位置及倒向、有关装备、设施事故前后位置等。同时须标明图题、指向标、比例尺、图例和题名等要素。

3.事故直接经济损失明细

关于名人的故事篇10

某小学在午休起床铃拉响后，一、二年级500余名学生起床返回教室上课，由于靠墙的一块海绵垫平倒于一楼过道，造成通道不畅，先期下楼的学生在通过海绵垫时有人跌倒，后续下楼的大量学生，继续向前拥挤造成叠加挤压，事故导致6人窒息死亡、35多人不同程度受伤。事故调查组认定：该事故是一起校园安全责任事故。随后，当地纪检监察机关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分别对7名相关责任人进行了处理。该校校长李某、分管后勤与安全副校长杨某、体育教师李某某因涉嫌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罪，被公诉机关提起公诉。

案情评析

经法院审理查明：该小学违反《中小学校设计规范》关于学生宿舍的规定，将普通居民住宅楼改变用途，组织大量学生进行集中午休，形成楼道通行的事故隐患，违规立放于一楼楼道内的海绵垫倾倒后严重影响学生通过，导致学生通过时发生跌倒并叠加挤压，致使6名小学生死亡、35名小学生不同程度受伤的重大安全事故。

法院认为：被告人李某作为该小学校长，对学校教育设施安全、规章制度的落实负有领导、督促责任，疏于领导、监督，没有采取有效措施预防和消除安全隐患，酿成学生踩踏事故，具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被告人杨某作为分管后勤和安全工作的副校长，在组织开展学校安全工作时，对校园午休楼存在的安全隐患没有组织辨识和排查，对此次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被告人李某某作为体育教师，在组织田径训练后，将海绵垫置于午休楼一楼楼道处，对海绵垫失于监管，造成事故隐患，对此次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检方指控三被告的罪名成立。

校舍和教育教学设施是进行教育的最基本条件。《刑法》第一百三十八条指出：“明知校舍或者教育教学设施有危险，而不采取措施或者不及时报告，致使发生重大伤亡事故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此，校舍教育教学设施必须符合一定的安全标准，这样才能保障正常的教学秩序和广大师生员工的人身安全。如果校舍、教育教学设施不符合安全标准，一旦发生教育教学设施重大安全事故，不仅会造成不特定师生员工的重伤、死亡和国家财产的重大损失，而且还会扰乱正常的教学秩序，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因此，对校舍、教育教学设施负有采取安全措施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必须正确履行职责，维护教学活动的正常进行和师生员工的人身安全。

法院认为：本案中，三被告人均在教育局人员的陪同下主动投案，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属自首，故辩护人提出的各被告人具有自首情节的辩护意见，符合本案事实和法律规定，法院予以采纳。法院依照刑法有关规定，分别以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罪判处被告人李某有期徒刑二年；判处被告人杨某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判处被告人李某某有期徒刑一年。本案中所提到的“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罪”，侵犯的客体就是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正常活动和师生员工的人身安全。